施琅（明末清初军事家）
施琅简介
施琅：施琅（1621年—1696年），字尊侯，号琢公，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今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人，祖籍河南固始，明末清初军事家，清朝初期重要将领，康熙时领军收复台湾。施琅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1646年（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成功手下曾德一度得罪了施琅，施琅借故杀曾德而得罪了郑成功，郑成功诛杀了施琅父亲与兄弟。由于亲人被郑成功杀害的大恨，施琅再次降清。施琅投降清朝后，被任命为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被提升为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1681年（康熙二十年），康熙帝采纳了李光地的意见，授施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积极进行攻讨台湾的部署准备。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决定攻台，命施琅与福建总督姚启圣一起进取澎湖、台湾。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指挥清军水师先行在澎湖海战对台湾水师获得大胜。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因功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施琅逝世，赐谥襄庄，赠太子少傅衔。
施琅传记——
施琅（1621-1696年），明末清初军事家。1683年率军渡海统一台湾，被康熙封为靖海侯。任用施琅收复台湾是康熙皇帝一生中的一大功绩！
一、两次归顺清朝的施琅
1.施琅第一次归顺清朝
施琅第一次归顺大清王朝是在1646年。
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出生于1621年，比郑成功还要大三岁！自幼生长在海边，少年时代从师学剑，武艺超群。历史上记载，他“少有识度，膂力过人”，1637年入海为盗，投入郑芝龙部下。
郑芝龙，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初名郑一官，字飞黄，1621年他17岁的时候，潜往粤东香山澳投奔舅父黄程。1623年，他为黄程押送白糖、奇楠、麝香、麂皮到日本平户，结识了侨居日本的华商头目、海盗首领李旦，不久就成为李旦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平户，芝龙与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姓氏为翁氏）结婚，1624年生下了郑成功，取名福松。
1625年8月，李旦病死，郑芝龙占有了李旦的财产和位置，成为了海盗首领，并改名芝龙，号称“飞黄将军”。1626年，他率船队进入金门、厦门一带，屡败明朝官军，直到1628年冬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授予海防游击之职。根据邹漪的《明季遗闻》记载，此后的郑芝龙陆续消灭了东南沿海的各个海盗集团，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从此“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1630年秋，郑芝龙派人把遗在日本的6岁的儿子福松接回南安县安平镇家中，取名森。郑森读书颖敏，最喜《春秋》和《孙子兵法》，制义之外，即舞剑驰射，不以章句为意。1638年郑森进南安县学，1642年郑森娶雷廉道董容先之女，当年生子，取名经。
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加封郑芝龙南安伯。郑森也随之到了南京，进南京国子监。钱谦益为郑森取字“大木”。
1645年弘光政权灭亡后，黄道周与郑芝龙、郑鸿逵奉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后来又晋封郑芝龙为平国公，加太师。1645年秋，郑芝龙引郑森朝见隆武帝，隆武帝赐郑森姓朱，名成功。自此，中外皆称之为“国姓爷”。这就是郑成功名字的由来。随后，郑芝龙派人从日本把郑成功的生母翁氏接到安平。郑成功感戴隆武帝的识拔，但看到隆武帝不足以成大事及其政权内部的腐败，不久便以母病为由，告假回到安平。
1646年，郑芝龙的同乡、清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和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向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献策：招降郑芝龙。博洛乃命洪、黄修书给郑芝龙。郑芝龙接到书信之后，立即决定归顺大清王朝。于是，博洛挥师南下，迅速突破钱塘江防线，再由仙霞关进入福建，杀掉隆武帝、后。郑芝龙挑选了包括施琅在内的五百名兵士随从他前往福州，归顺大清王朝。
郑芝龙降清后，被博洛挟持北上。施琅与五百名随行者一起被留下来，强制分配到各军营，即随清军南下，继续镇压广东方面的抗清力量。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施琅的归顺大清王朝，是随大流的不由自主行为，与郑芝龙主动选择归顺大清王朝不能相提并论。
2.施琅第二次归顺清朝
施琅第二次归顺大清王朝是在1652年。1647年，清兵突袭泉州安平，郑成功的母亲翁氏自杀身亡。郑成功打起“杀父报国”之大旗，聚师九十余人起义，走上武装抗清的道路，被南明永历帝册封为延平王。不多时，郑成功的军队便发展到10万余人、战船500艘。1649年春，施琅与其弟施显找到机会，脱离了清军，加入了郑成功的抗清武装！由于施琅才干超群，没过多久他就成为郑成功最为得力的将领——左先锋。根据陶元藻的《碑传集·卷一五·施琅传》记载，这个时候的郑成功待施琅如兄弟一般，“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
但是，再伟大的人物也有缺点。郑成功有缺点，施琅也不例外！郑成功的缺点就是心胸狭窄、刑法严酷！施琅的缺点就是恃才倨傲、目中无人！而正是这些缺点，使他们的关系最终走上了破裂的道路！
就在这个郑成功与施琅的关系非常密切的时候，有人告诉郑成功，施琅曾说他梦见自己是北斗第七星，迷信而又心胸狭窄的郑成功开始忌恨起施琅来。施琅兄弟俱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郑成功更加不满。
1651年，郑成功决定南征清朝政府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的几万大军。而此时的施琅，面对着如此强大的对手，反对郑成功以卵击石的做法，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与恼怒。郑成功此时因军事斗争紧张，无暇顾及解决私人的矛盾，于是命令施琅回守厦门。但是，随后的一件小事最终引发了双方的决裂。
事情是一个叫曾德的人引起的！这个人，原来是一个清兵！后来在战争中被施琅俘获后，投靠了施琅，成为施琅的亲兵！结果，有一天，曾德逃跑了，郑成功又收留了他！郑成功又将曾德提拔为自己的亲随。结果呢，有一天曾德外出办事，又被施琅擒而治之。郑成功得知后驰令勿杀，然施琅已斩之。郑成功因此大怒。从此，两人成为你死我活的死对头。
1652年春夏之交，郑成功下令逮捕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弟施显。
根据《台湾外记》记载，当时的施琅被监禁在船上，由副将吴芳看守。施琅家人派人假称郑成功调回审问，当走到僻静处的时候，施琅及其家人打倒了吴芳和押解兵士逃脱。郑成功大怒，命令全岛戒严，严密搜索。
施琅在山穴中潜匿了几天几夜，密投部属苏茂家中。当时苏茂顶替施琅左先锋之职，施琅激他说：“闻藩主千金高爵购我，细思贤弟与我最厚，特来相寻，免被他人邀功。”苏茂说：“茂虽不肖，岂肯卖镇主以求荣乎？且公投生非投死也。茂虽死，亦不可为。公幸勿疑！”遂藏起施琅。次夜，令心腹备小船送往安平依附郑成功的叔父郑芝豹。施琅求郑成功的叔父郑芝豹从中调解，不料却遭到郑成功的严词拒绝！
当郑成功得知施琅逃入安平后，又派人去刺杀施琅。结果行刺失败，郑成功一怒之下竟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一并杀掉，并杀了吴芳的妻与子五人。
至此，施琅既不能回归郑军，也不能久匿民间，被逼走了归顺大清王朝的道路。万般无奈，施琅再度归顺了大清王朝！
施琅投降清廷后，始终以郑成功为对手。1655年，施琅率军与郑成功激战于晋江白沙，结果施琅惨败。1656年，施琅从定远大将军济度击败郑成功军于福州，以功授同安副将，后来升任同安总兵。
二、台湾问题的产生
1.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施琅两次跨海征台未果
1659年，郑成功率领15万水陆兵士发动北伐，一度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城下，但在清廷后续援军反攻之下惨遭失败，遂决定东征台湾，建立新的抗清基地。1661年春，他率领将士数万人自金门出发，经澎湖，于台南登陆，围攻荷兰殖民者据点赤嵌城，击溃援兵。经过8个月的战斗，1662年2月1日，荷兰总督揆一被迫投降。至此，荷兰殖民者对台湾长达38年的统治结束，台湾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
1662年6月，38岁的郑成功因为与自己远在厦门的儿子郑经怄气病死在台湾。
郑成功去世后，其五弟郑袭想乘机继承郑成功的王位。郑成功的儿子郑经迅速到达金门，以陈永华为咨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率领大军回师台湾与亲叔叔郑袭大打了一仗。结果，郑袭的军队溃败，好在郑经没有杀掉郑袭。郑经割据台湾自立的时代到来。
1662年，施琅建议率兵“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康熙皇帝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跨海征台，结果施琅没有成功。
1664年，施琅再度建议率兵“进攻澎湖，直捣台湾”，康熙皇帝也于1665年封施琅为靖海将军，命其再度跨海征台，结果施琅又没有成功。
结果，施琅被免去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改授内大臣。从此以后，两次归顺大清王朝、又两次跨海征台失败的施琅开始失去康熙君臣的信任。在内大臣任上，施琅一待就是13年。
2.康熙皇帝对于台湾问题的一贯政策
对于郑经割据台湾自立，康熙皇帝继位以后，一直坚持剿抚并用的政策。但是，这个剿抚并用也是动态的：大致说来，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之前，以抚为主；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之后，以剿为主。
为什么在平定“三藩之乱”之前，康熙皇帝的对台政策要以抚为主呢？
说来话长！这个时候，康熙皇帝的对台政策之所以非得要坚持以抚为主，原因有很多方面，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决定的：
第一、自顾不暇，无力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清军入关后，面临着很多麻烦：诸如内部的鳌拜集团专权，外部的南明残余势力、大顺大西残余势力和割据南方的三藩势力等等，致使大清一时之间自顾不暇，无力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第二、双方的海军实力对比。大清王朝的军队是陆军强大而水师薄弱。在清朝政府陆续消灭上述三股势力（南明残余势力、大顺大西残余势力和割据南方的三藩势力），最终完成了大陆统一的过程中，手下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也越来越强大起来；而这期间，清朝政府由于忙于大陆的统一战争，没有时间和精力建立水师。在完成大陆统一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则是休养生息，发展水师也仍然不能提上议事日程。更为重要的是，从台湾郑氏集团脱离而来的投诚者，也暂时得不到清朝政府的信任！
第三、台湾郑氏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为康熙皇帝坚守以抚为主的对台政策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四、康熙皇帝的几次武力攻台失败，也更加促使康熙皇帝进一步坚持以抚为主的对台政策。1663年冬到1664年春，康熙皇帝曾经一度动摇了以抚为主的对台政策，改为武力解决。结果，三次攻打台湾，三次失败。
三、施琅收复台湾
1.施琅三度受命跨海征台
1681年，长期主政台湾的郑经去世后诸子争位，郑氏家族内部矛盾激化。清政府也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能够腾出手来考虑平台的问题。福建总督姚启圣上书力主乘胜收复台湾。康熙采纳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决定对台湾郑氏先行招抚，若招抚不成再用武力。当时郑氏政权已无恢复明室的可能，只想保住在台湾割据的局面。他们在与清朝的谈判中，多次要求“不剃发”，“世守台湾”。康熙皇帝在遣使与郑氏代表谈判中许诺，如郑氏归顺清朝，则可“保境息民”，仍在台湾居住，但郑氏必须成为清朝臣民，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显然对此没有兴趣。谈判再度破裂。
谈判破裂之后，就只能是武力解决了。经过姚启圣的多次力荐，并愿以家人百口担保，康熙于是任命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
姚启圣、施琅都以此为己任，作为建立盖世之功的绝好机会，这本无可厚非。但随着征台日期的日益临近，督、提两人的矛盾也越加明显。
先是施琅以姚启圣不熟悉水性为由，屡次奏请由他一人率军“专征”，不需要总督同他并肩作战。这令姚启圣大感意外。此后，两人在攻台时间、风向上更是相持不下。
为此，紫禁城里的康熙帝不得不频发谕旨，让两人和衷共济，共赴王事。
施琅在京师时，与大学士明珠友善。因此，施琅通过各种方法，争取明珠对他的支持。对平台的人事安排，康熙一向重视福建籍官员李光地的意见。当康熙征询李光地的意见时，李光地也明确表示支持自己的同乡施琅“专征”台湾。
1682年冬，经议政大臣会议，康熙正式下旨令施琅“专征”台湾。此时的姚启圣虽为失去亲征台湾的机会而痛心不已，但他仍以大局为重，督运粮饷，甚至将妻妾首饰捐出，以激励将士。
1683年7月8日，施琅率领水兵2万余人，大型战船300余艘，中小战船230余艘，从今福建东山扬帆起程，锋芒直指台湾的战略前哨澎湖列岛。
2.施琅一举占领澎湖列岛
施琅出兵台湾选择了一个最恰当的时机：郑经死后，郑氏家族内部纷争不断，新继王位的郑克塽无力控制局面；由于农历六月间是台湾海峡飓风盛行之时，施琅前两次渡海攻台就因飓风半途而废，因此，台军主将刘国轩断定清军不会在此时冒险渡海，对清军的进攻毫无防备。
鉴于以往的教训，施琅把选择出兵的季节、时间、风向等条件作为一件大事，派专人查阅气候资料并进行了海情和风向、风力的实地观测。攻台之前，清军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但在选择北风还是南风的风向出兵这个关键问题上，军内存在不同意见。施琅认为：台湾地区高温多雨，特别是在偏南风向下，风速和缓顺畅，因而有利于舟师横渡海峡。他多次向皇帝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就南风和北风对航海军事的影响优劣做了比较。他说：“乘夏至南风成信，当即进发捣巢。盖北风刚硬，骤发骤息，非常不准，难以预料；南风柔和，波浪颇恬，故用南风破贼，甚为稳当。”他的理由最终说服了康熙帝和其他将领。施琅把平台的首选目标定在澎湖是有其原因的。台湾本岛地域狭窄，缺乏战略纵深，澎湖就成为其外围防御的唯一屏障。台军主帅刘国轩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将台军主力悉数摆在澎湖，并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还在妈宫、风木匝尾、西屿头、牛心湾等要冲地点加筑炮城14座，沿海筑造高墙深沟20余里，安设铳炮，准备与清军决战。面对台军的严防死守，施琅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将清军分为三路，以左右两翼牵制敌人，主力居中直捣敌阵船队。
7月9日，清军到达今澎湖望安岛。从10日起，清军向澎湖岛台军发起攻击。清水军迅速利用有利的西南风向条件，使用“五点梅花阵”，用多艘战船围攻台军一艘，集中兵力作战。“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清先锋蓝理率7船冲入台军中，共击沉、焚毁郑氏船只14艘，焚杀郑氏官兵2000余人。这时的刘国轩却把胜利希望完全寄托在飓风上，因而几次坐失了主动出击的良机。澎湖一战，清军先后焚毁、击沉和俘获台军大小船只近200艘，杀死台军将领、头目300余名，士兵12000余名，另有165员将领和4800名士兵倒戈投降。刘国轩只是仰仗地形熟悉，才从水浅礁险的吼门岛屿乘水涨风顺之时，带领31艘小船逃回台湾。此役，清军阵亡官兵329人，负伤1800余人，船只毫无损失。
3.台湾岛的归附
施琅一战定澎湖，歼灭了台军精锐部队，打开了台湾岛的门户，郑氏败局已定，岛内人心大震。施琅获胜后并不急于继续进攻，而是在澎湖“抚绥地方，人民乐业，鸡犬不惊”，甚至派人捞救跳水未死的台军官兵，使得台湾、澎湖军民“莫不感泣，愿内向”。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却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声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
与此同时，施琅建议朝廷“颁赦招抚”郑氏，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使台湾百姓免去刀兵之灾。康熙帝也同意施琅的招抚政策。郑克塽、刘国轩见施琅“无屠戮意”，也愿意归顺。
7月31日，郑克塽派人到澎湖施琅军前请降，要求仍居台湾，“承祀祖先，照管物业”。施琅拒绝了他们的条件。
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迎接，各乡社百姓亦沿途“壶浆迎师”，台湾终于实现了和平统一。9月17日，郑克塽等递送了正式的降书，并缴纳了延平王等册印。10月3日，施琅亲往台湾，接受了郑氏的归降。从1662年上书请求收复台湾，至1683年统一台湾，前后共计20余年。
施琅到台湾后，果然不计前嫌，冷静处理国事与家仇的关系，不但没有诛杀一人，而且还到郑成功庙祭拜，肯定了郑成功开发台湾的贡献，与郑克塽等人“握手开诚，矢不宿怨”。他疏请减轻台民的赋税负担，妥善安置归降的郑氏官兵。
1683年中秋佳节，康熙皇帝召见了平台得胜归来的施琅，“解所御龙袍敕赐，亲制褒章嘉许”，并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并特准在澎湖大山屿妈宫城内及台南城内样仔林街建生祠，称为“施将军祠”。
4.影响深远的《恭陈台湾弃留疏》
施琅收复台湾后，在清廷内部产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以李光地为代表的许多大臣对台湾的战略地位缺乏认识，竟然认为“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大臣中主张守台者只有姚启圣和施琅等少数人。
施琅于公元1684年年初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在这篇文章中，施琅强调台湾“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去留之际，利害攸关；善后之计，尤宜周详。主张统辖台湾，巩固边防，维护统一，防止外来侵略。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窃照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数十年来，郑氏集团“盘踞其地，纠集亡命，挟诱土番，荼毒海疆，窥伺南北，侵犯江浙”。如今郑克塽等“怀圣德，纳土归命；此诚天以未辟之方舆，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岂人力所能致？”
第二、“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
“夫地方既入版图，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善后之计，尤宜周详。此地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则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况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使渡载不尽，苟且塞责，则该地之深山穷谷，窜伏潜匿者，实繁有徒，和同土番，从而啸聚，假以内地之逃军闪民，急则走险，纠党为祟，造舟制器，剽掠滨海，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固昭然较著者。”
第三、崇祯初“红毛（指荷兰）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如今，他们仍然“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鼓动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
第四、“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
第五、“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尤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惟去留之际，利害攸系，恐有知而不言。如我朝兵力，比于前代，何等强盛，当时封疆大臣，无经国远猷，矢志图贼，狃于目前苟安为计，画迁五省边地以避寇患，致贼势愈炽而民生颠沛。往事不臧，祸延及今，重遗朝廷宵旰之忧。臣仰荷洪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余，衰老浮生，频虑报称末由。熟审该地形势，而不敢不言。盖臣今日知而不言，至于后来，万或滋蔓难图，窃恐皇上责臣以缄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逭！故当此地方削平，定计去留，莫敢担承，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第六、根据以上分析，施琅提请“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通共计兵一万名，足以固守，又无添兵增饷之费。其防守总兵、副、参、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转升内地，无致久任，永为成例。在我皇上优爵重禄、推心置腹，大小将弁，谁不勉励竭忠！然当此地方初辟，该地正赋、杂饷，殊宜蠲豁。见在一万之兵食，权行全给；三年后开征，可以佐需。抑亦寓兵于农，亦能济用，可以减省，无庸尽资内地之转输也”。
施琅的远见卓识为康熙帝对台湾做出正确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元1684年2月，大学士李霨、王熙在回奏时支持施琅的主张。同时，侍郎苏拜和都察院左都卸史赵麟也上疏赞同施琅的见解。至此，康熙帝明确说道：“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
1684年5月，清政府决定在台湾设立隶属福建的台湾府和风山、台湾、诸罗三县，派官驻军，置巡道、总兵各一员，副将一员，参将二员，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镇守其地。自此，在台湾的汉族、高山族人民完全归属于清政府的管辖，高山族则成为这个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汉族、高山族人民的友好往来进入了一个新的、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的行动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领域和两岸关系的发展。
1696年，施琅卒于住所，葬于福建惠安。闽中士绅军民闻其逝，“皆巷哭。群立祠，岁时祀之。”1697年，施将军庙建在妈宫澳东街，1843年，更名为“施公祠”。
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曾指出：“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两人的处境不同，征台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同样的认识，都坚定地主张保卫台湾。从他们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
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施琅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这是对郑成功和施琅功绩客观、完美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