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起义（规模仅次于太平天国）
捻军起义简介
捻军起义：捻军起义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仅决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一次农民起义战争。它前后历时十六年，战场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河北、陕西、湖北，山西等省。由于捻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与太平军南北呼应，顽强地打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大量清军，因而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革命斗争。
捻军起义过程分析——
捻军简史
一、起源
捻军，比太平军的历史早得多，初称捻党、捻子。它起源于康熙年间，最早是淮河流域穷苦人民的反清结社。淮河流域河网密布，十年九涝，四处逃荒。淮区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兵荒马乱、天灾饥荒、官府暴敛、地主盘剥、豪强敲诈的重重压迫之下。“捻”，是淮河流域方言土语，搓绳、纺线、制缆，都有“捻”的动作。捻党、捻子，初起时是捻成股、抱成团、抗强暴的意思。它的发展地区主要在河南、山东、苏北等地。主要成员有农民、手工业者、盐贩和无业游民等，以抗粮、抗差、劫富济贫为主要活动。以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捻”，居则为民，出则为“捻”，互不统属，无统一旗号。
二、起义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实际上道光帝已于年初去世，这一年已是咸丰执政。该年八月，咸丰在申斥地方官员的诏书中就提到河南“捻匪”的浩大声势：“各省纠众滋事，重案层见叠出，该地方官所司何事？即如河南捻匪结党成群，甚至扰及邻省，横行劫掠，自应合力捕治，净绝根株。若封疆大吏玩纵于前，复讳饰于后，以致酿成巨患，朕必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凛之！”咸丰发了一顿威风，实际上无济于事。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六月，河南南阳地区的“捻匪”四处滋扰，揭竿而起，这是最早的捻军起义（《清史稿·文宗本纪》）。第二年春天，安徽亳县的捻党首领张洛行（张乐行）等在雉河集（今安徽涡阳）聚众起义，从此才称捻军。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北伐，途经安徽、河南，沿途捻军纷纷响应。
三、发展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七月，各路捻军大会雉河集，公推张洛行为盟主，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每旗各有首领，皆听盟主调遣，成为北方抗清主力。同月，“捻军张洛行、龚得树率众五六千人往攻庙集颍州知府陆希堤营”（《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年底，清廷“命英桂督剿豫、东、皖三省捻匪”（《清史稿·文宗本纪》）。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清军“剿捻”无功。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以后，捻军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和太平天国汇成两股洪流，猛烈冲击着清朝统治。
捻军起义
捻军与太平军都是以农民为主的起义队伍，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是相同的；反抗清朝统治的目标也是相同的，具有天然的合作基础。张洛行发动捻军雉河集起义后，在淮北作战屡屡受挫，迫切希望得到太平军的支援。太平天国先后发生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等严重挫折后，同样迫切需要得到捻军的支援。在此背景下，这两支起义军自动走上了联合之路。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二月，捻军自三河尖（今安徽阜南县东南）向南包围霍邱，击败道员金光箸率领的八百清军后，即派龚得树、苏添福率部南下迎接太平军。二月初八，李秀成与这时赶来支援的捻军李昭寿部配合攻下了六安，这是太平军与捻军的第一次联合作战。当时，太平军连续攻占了舒城、霍山、六安，北上与捻军会师于霍邱与六安交界处。经过协商，捻军以“听封不听用”（不能随意调用）为条件，接受太平天国领导。
捻军与太平军的联合作战，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出现过三种合作方式：
一、前期——接受领导、互相支援
捻军决定与太平军联合，是在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的第二年，洪秀全还在世。这一阶段两军联合的主要标志有三条：第一，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统一使用太平军的旗帜；第二，捻军将领接受洪秀全赐予的封号，但不接受任意调用，称“听封不听用”；第三，两军各自为战，共同对敌，互相支援。
这一时期，捻军配合太平军的军事行动有：（一）捻军原来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以雉河集为中心的淮北地区，为了配合太平军的作战行动，主动南下，流动于大别山北麓地区，增强了太平军在淮南地区与敌人抗衡的力量。（二）捻军在淮南坚守三河尖、正阳关（今安徽霍邱东北正阳关镇）两个要点，牵制了清军和湘军大量兵力。捻军坚守三河尖六十多天没有被敌人攻下，后来因缺粮从三河尖撤往东面的正阳关，又坚持了四个月。后来也是由于缺粮、涨水、疾疫等原因，再难坚持，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派出一支援军，把捻军从正阳关接应至六安。十月中旬，因天京形势危急，李秀成带兵离开六安回援天京。张洛行带领捻军帮助太平军打通回援天京的通路，一直掩护太平军过了庐州，张洛行才率部返回六安。这时，捻军领导集团中出现矛盾，张洛行、龚得树主张继续留在淮南配合太平军作战，但蓝旗旗主刘永敬、刘天台等人主张返回淮北家乡。张洛行、龚得树处理方法太简单，竟将刘永敬、刘天台处死，加剧了内部矛盾。不久，蓝旗和其他旗的一批捻军部队擅自撤回淮北。这样，分散了捻军兵力，形成了淮南、淮北两个战场。（三）捻军配合太平军与清军争夺淮河中游各要点，如固始、霍邱、正阳关、六安等，达到了牵制敌人、消耗敌人、策应天京保卫战的目的。
二、中期——两军合并，联合作战
这个时期，捻军首领张洛行已经牺牲，太平天国洪秀全也已病故，两军都处于失去领袖的严重困难时期。他们明智地采取两军合并的办法，增强了抵抗敌人围剿的整体作战能力，有效地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十一月初，太平军遵王赖文光、捻军将领牛洛红，先后在湖北襄阳、河南邓州两次击败负责“剿捻”的僧格林沁。这时，捻军与太平军正式合并，推举赖文光为首领，张宗禹为副。两军合并后，连续粉碎了僧格林沁、曾国藩的“剿捻”计划。
全歼僧格林沁军：
两军合并后，往山东方向转移。僧格林沁求功心切，不舍昼夜，一路尾追。曾国藩听说僧格林沁军轻骑追捻军，一天追出三百多里，就说：“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清史稿·曾国藩传》）。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四月，捻军“走山东”，“蔓延数百里”。僧格林沁一路尾追，“蹑至曹州”。捻军佯败，自汶上渡河，走浑城西北水套，“聚马步十数万以待”，布下伏兵，张开了一个很大的口袋。僧格林沁下令陈国瑞、郭宝昌、何建鳌兵分三路发起进攻。清军进入捻军伏击圈，被捻军包围。诸将都请僧格林沁突围，僧格林沁开始没有同意，后来同意了。当晚僧格林沁喝醉了，跨上马背，马蹶不肯行，只得换马。半夜，让一位投降者桂三率领数百骑为先锋，带路突围。“桂三有异志，既出堡，即反突冲僧军”，捻军乘势发起冲击，首歼僧格林沁部将陈国瑞步兵四千人，陈国瑞只身逃脱，部队溃散。夜幕中，清军、捻军互相分不清，并排着往前赶。天亮后，见道旁有一条小圩（堤岸），清军残余人员悄悄下到圩内收拢，“建鳌、全顺阵亡，不知僧王所在”。清军士兵忽然发现，前面一位捻军首领“戴三眼花翎红顶扬过圩去”，他们认出这顶官帽是僧格林沁的，士兵都哭了：“吾王死矣！”（僧格林沁在反对外国侵略军中作战勇敢，他的民族气节值得肯定）。士兵们循迹找到麦塍中，见僧格林沁已死，身受八创。他们把他的尸体驮了回去，这一天是四月二十四日（《清代通史》第三卷第433—434页）。
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策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四月二十九日，鉴于僧格林沁已经战死，清廷对“剿捻”做出新的部署：（一）诏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湘军、淮军均归他指挥。不日又命他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三省旗营、绿营及地方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二）以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三）刘郇膏为江苏巡抚；（四）命直隶总督刘长佑扼守大名；（五）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统洋枪队往防景州（治今河北景县），“堵捻北趋”（《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
曾国藩吸收僧格林沁的教训，朝廷急，他不急，他不学僧格林沁。他的“剿捻”策略是“以静制动”。他分析认为，捻军以骑兵为主，湘军、淮军以步兵为主，以“步”追“骑”，永远被动。因此，他主张重点设防、以静制动。他本人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之兖、沂、曹、济，河南之归、陈，江苏之淮、徐、海，安徽之庐、凤、颍、泗”，这十三州由他负责，把其余各州交给其他督抚。五月十八日，他请辞节制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全责之命，上谕不准。他又奏曰：“扼要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于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曾国藩这一套策略，乍一听很有道理，细琢磨大有问题。这是“守株待兔”式的消极办法，捻军机动能力强于湘军、淮军，完全有办法化解。后来事实证明曾国藩也有“失算”的时候，他“督师年余，捻驰突如故”。连老百姓都说曾国藩这一套不行，“山东、河南民习见僧格林沁战，皆怪曾国藩以督兵大臣安坐徐州，谤议盈路”（《清史稿·曾国藩传》）。
三、后期——兵分两路，东西出击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九月，捻军在河南杞县分为两支：遵王赖文光率领“东捻”向东发展；梁王张宗禹率领“西捻”向西发展。这一分兵，利弊共生。一方面，在一段时间内曾使清廷“东西两担忧”，显得紧张。东捻、西捻也都在各自方向上打了一些胜仗，显示了其分兵策略“利”的一面。另一方面，捻军这次分兵本质上是为形势所迫，想在清军四面围剿中寻找出路。但清军对捻军的围剿绝不会放松，捻军自动分成两股，就为清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
曾国藩老谋深算，人们议论他那套“剿捻”办法不行，他不争不辩。就在捻军分兵的前一个月，他向朝廷“上疏乞病假”。这恰好为朝廷提供了“换帅”的机会，“时曾国藩督军剿捻久无功，命回两江，而以鸿章署钦差大臣代之”（《清史稿·李鸿章传》）。李鸿章上任伊始，就在湖北打了一个大胜仗，“败东捻任柱、赖文光于湖北”（《清史稿·李鸿章传》）。
李鸿章的“剿捻”策略，要点如下：剿捻的要则重在围，围得住才剿得灭。他说：“捻骑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他的观点得到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左宗棠的赞同（《清史稿·李鸿章传》）。
东捻与李鸿章在湖北较量：
李鸿章主持“剿捻”后，赖文光计划从河南中牟率领东捻转往运河以东富庶地区，筹集军粮、征集兵员。但由于李鸿章贯彻“扼地兜剿”的作战方针，利用运河水道派兵坚守，扼制东捻“流窜”，东捻几次抢渡运河均被击退，赖文光只得率领东捻转往湖北，在安陆地区重创清军提督郭松林部。东捻准备进军川陕，先后在旧口（今湖北钟祥南六十余里）、丰乐河、流水沟、王家集、霸王山一线多处抢渡汉水，均被清军击退，东捻被迫集中在旧口地区。这时，李鸿章调集各路清军、湘军、淮军、豫军，向旧口合拢，准备围歼东捻于旧口地区。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正月十一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然在营督办军务，主要目的是使他在湖北境内摆脱各种掣肘，可以全力围剿捻军。正月十五日，淮军出身的直隶提督刘铭传部（以“兜围”战术围攻捻军是他首倡），为了抢立头功，首先向东捻发动进攻，被赖文光指挥的东捻打得大败。刘铭传逃过司马河，狼狈不堪。就在这时，由鲍超率领的湘军从背后杀向东捻，赖文光仓促指挥部队回马力战，经过两小时激战，东捻大败，被歼两千多人、被俘八千多人。经此一战，东捻元气大伤。西去川陕的计划只得放弃，退出湖北，转向山东。
西捻在陕西的战斗：
西捻入陕约在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九月底、十月初。《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载，九月二十六日“西捻军张宗禹、邱远才由河南陕州西走阌乡。”阌乡在河南灵宝西，接近陕西边境。当时陕甘回民起义也闹得很厉害，署陕西巡抚刘蓉，正率领一万四千多名湘军在陕甘边境封堵起义回民入陕，这使西捻入陕抢到了有利时机。西捻很快进入陕西华县、渭南。十月上旬，刘蓉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东来封堵西捻。但是，提督刘厚基率领的三千清军在渭南以东赤水镇与西捻打了一场遭遇战，清军不堪一击，败退渭南。下旬，知府唐炯指挥部分湘军兵分三路再次对西捻发动进攻，又被西捻打败，被杀七八百人。
西捻在陕西最大的一次胜仗是灞桥大捷。十二月，西捻进至西安以东灞桥镇。为了调动敌人，折向东南，攻占了泄湖、蓝桥。敌人围追堵截时，西捻在灞桥十里坡设下埋伏。敌人进入伏击圈后，西捻发起迅猛突击，敌人猝不及防，一举斩杀湘军总兵萧德阳、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刚等，歼敌三千余人。这是湘军在陕西作战损失最大的一次，震动了清廷（《清史稿·穆宗本纪一》）。
灞桥之战后，刘蓉被革职回籍，命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办陕甘军务，并急调湘军刘松山部、安徽郭宝昌部入陕。西捻围攻西安月余，未克，被湘军击退。西捻撤出西安后，进至扶风、岐山交界处，与凤翔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系。商议由西捻进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朝邑；回民起义军攻打西安。但未等计划实施，皖军郭宝昌部、湘军刘松山部的“兜剿”行动已经开始。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三月十五日，扶风临平镇一战，捻、回被湘军刘松山部打败。西捻张宗禹联合回民起义军再攻西安，进攻失利。随后，西捻转战去陕北。十月，攻占安塞、绥德。十一月，西捻利用黄河封冻，从壶口入山西，南走河津。十二月，张宗禹率西捻经山西南部入河南济源。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正月初三，自临漳入直隶（《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
东捻覆灭记：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五月，东捻突破清军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清廷处分了山东巡抚丁宝桢、曾国荃、李鸿年、李鸿章等一大批重要官员。七月，东捻又突破胶莱河防线，进入胶东半岛筹粮。清廷“谕各路扼守河、运（黄河、运河）两防，夺丁宝桢职，仍留任”（《清史稿·穆宗本纪二》）。李鸿章下令清军三路“兜截”：（一）刘铭传部为中路，从济宁、泰安、莱芜赴青州；（二）潘鼎新部为北路，由潍县、昌邑赴莱州；（三）董凤高、沈宏富为南路，从郯城、兰山赴莒州，欲将东捻围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东捻侦察得知清军正沿胶莱河筑墙修垒，将实施分段封堵，七月、八月两次组织突围，均未成功。八月下旬，终于从北端潍河防线突围成功，经潍县、昌乐、安丘、临朐等地向南疾走，从背后绕过胶莱河防线，进入江苏境内。淮军主将刘铭传等追击东捻到江苏境内。十一月初三，刘铭传等在江苏赣榆歼灭东捻主力，“大捷，任柱伏诛[1]”。十二月，“戊戌，淮军剿贼高邮大捷，获赖文光等，诛之。辛丑，东捻平”。清廷大加奖赏：“加赉李鸿章、曾国藩世职，赏刘铭传、英翰及郭松林、杨鼎勋、善庆世职有差，复曾国荃顶戴”（《清史稿·穆宗本纪二》）。
西捻覆灭记：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正月，西捻首领张宗禹领军东来，进入直隶。正月十二日，张宗禹率领西捻至定州，保定戒严，官文、左宗棠均遭“褫职留任”处分。接着，张宗禹进攻清苑（今河北保定南），震动北京，搞得清廷十分紧张，四处调兵封堵围剿，李鸿章调周盛波等军北援，清廷命左宗棠赴保定以北督剿。正月二十四日，西捻攻克河北饶阳，随即放弃。二月十七日，豫、皖各军击败西捻军于河北束鹿。左宗棠、李鸿章军屡败西捻，西捻陷入困境。三月，张宗禹率领西捻转入河南，活动在延津、封丘一带，均被刘松山，郭宝昌击败。四月，西捻重入河北，攻克南皮，清廷“谕左宗棠、李鸿章、丁宝桢等，督各军于运河东西分路防剿”。闰四月二十日，西捻再入山东，各路清军围剿西捻于高唐、茌平、博平，捻军失利。五月，西捻折回河北，又被刘松山等军击败于盐山、海丰一带。六月，西捻重入山东，“郭松林等剿捻于临邑、滨州、阳信”，捻军再次失利。张宗禹率众西渡运河未成，部众纷纷向清军投降。七月，清军最后围歼西捻于山东茌平。张宗禹投河而死，西捻全军覆没。清廷又对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刘铭传等人大加奖赏（《清史稿·穆宗本纪二》）。
[1] 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1867年11月19日（阴历十月二十四日）条载：“鲁王任柱（即任化邦）为部下潘贵升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