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梁国公）

房玄龄简介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生于北周武帝元年，（578年），其父房彦谦，精于五经，有辞辩，在隋做过司录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禄，常周济亲友。他曾对房玄龄说：“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隋书·房彦谦传》）房玄龄从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经书，开皇十六年（596年），“举进士，授羽骑尉，校群秘书省”。因其学识渊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赏识。不久，调任阳县县尉。后来，因事受连累革职，遂迁移居上郡。

生卒年：579年～648年

性格特点：聪慧豁达，大度无私，博览经史，工书善文。

历史功过：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谋杜断”。

名家评点：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跬、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历代古人像赞》对联一副：“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

房玄龄传记

弃暗投明 辅助秦王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进兵关中。李渊军队横渡黄河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驻守送关，以防隋军救援；一路由李世民率军西进，占领渭北，逼近长安，李渊父子举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归顺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定决心投奔李渊父子。他来到渭北军门拜见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两人一见如故，李世民当即拜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他帐下的主要谋士。当年十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政权后，以关中为基地，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李渊任命李世民挂帅，向各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进攻。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南北，运筹帷幄，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灭了陇西的割据势力薛仁果；武德三年（620年）又打败了割据西北的刘武周。占领山西后，李世民继续挥师东进，进攻盘据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围，急忙向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亲率十多万大军，火速开往洛阳，水陆并进，势不可挡。李世民让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则亲率精兵三千截击窦建德。

汜水一战，唐军大获全胜，窦建德受伤被俘。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又继续镇压了窦建德余部刘黑阔。于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李世民东征西讨，消灭了各种反唐势力，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房玄龄随军出征，尽心辅助秦王，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唐军每攻克－一城池，诸将往往把眼光盯住库里的珍贵宝物。唯有房玄龄却不是这样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入幕府，和他们结为朋友，千方百计将他们搜罗到秦王府来，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效劳，大大加强了秦王府的实力；这些人后来都出死力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李世民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龄，犹禹也。”在各地征战中，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记室，撰写了不少军书、表奏，他的文章“文约理赡”，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渊的赏识。

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结束后，其内部又出现了新的一场战争。

玄门当机 赢得胜利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在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太原起兵、进军长安，还是东征西讨，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战功。司马光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众，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房玄龄曾说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竞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他的父亲李渊对李世民的才干也是赏识的。在太原起兵时，曾面许李世民：“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太子李建成虽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的赫赫战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镇守道关，南进长安，东出洛阳，也立过一定的战功。

再加上他位居东宫，联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条件是相当优越的。

有锐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龄，对李世民兄弟之间事态的发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十分着急，于是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实乃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资治通鉴》卷191年）长孙无忌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忧虑，他把房玄龄的话告诉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忧虑，召房玄龄共同议事。房玄龄与杜如晦劝李世民尽快动手，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犹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边的人，他先用收买、拉拢的办法想将秦王府的勇将谋臣拉过去，没有获得成功。继而又在李渊面前中伤、挑拨，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结果，李渊偏听偏信，下令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年）夏，突厥兵犯边，按惯例，大都由李世民督军御敌，但此时，李建成却提议由李元吉和李艺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权。李元吉还征调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后他们决定再来谋杀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内弟长孙无忌、舅舅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商议。尉迟敬德怂恿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潜人秦府，共同议事。

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经过周密的策划，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把军国大半完全委托给李世民处理，并立李世民为太子。接着，李世民拜房玄龄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令，当上了宰相。

选贤审法 宰相之职

八月，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对等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里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叔父虽首唱举兵，盖自营脱祸。乃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败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说得李神通理屈词穷，羞愧无言，贞观三年（629年）二月，房玄龄改任尚书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龄是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级官员被陆续荐举给朝廷。他担任宰相后，首先裁减大量的冗员。

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根据唐太宗的诏令，房玄龄在贞观初年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并，全国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十道，三百余册，这是贞观初年全国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龄不仅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而且能因才授任、选贤任能。唐太宗重视选才用人，他认为“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确定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

唐太宗还下令把宰相担负的具体政务交给左右丞处理。宰相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和挑选人才，这为房玄龄选贤任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早在秦王府时，房玄龄就发现杜如晦聪明识达，有助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荐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李世民开始重用杜如晦。后来果然证实，杜如晦辅佐太宗，功勋卓著。

房玄龄选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荐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优异。房玄龄本人则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薛收是个卓有文才的读书人，经房玄龄的推荐，为太宗任用，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会旨要”，太宗征伐时的檄文、捷报，大多出于薛收之手，可惜薛收只活了三十三岁。

唐太宗悲叹地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房玄龄选才，不“以备取人”，张亮是个贫寒人士，“素寒贱，以农为业”，而张亮胆气不足，无将帅之才，房玄龄却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对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的，也不苟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要拜李纬为支部尚书，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但云李纬好说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便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可见房的意见在当时何等重要！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去冗员，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初唐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龄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龄从隋朝的灭亡吸取教训，他们深知“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美”。他们深知“官得其人，民去叹愁”的道理。“民去叹愁”，则阶级矛盾缓和，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定法律。

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在太原起兵时，李渊父子即“布宽大之令”。人长安后，为了取得民心，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摘除之。”李渊称帝后，曾制定“武德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

唐太宗主张克简刑政，审慎法令。他在贞观元年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还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在文。”（《贞观政要●赦令》）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令、格、式。“律以正别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极其详密的规范。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日名例，二日卫禁，三日职制，四日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日盗贼，八日斗讼，九日诈伪，十日杂律，十一日捕亡，十二日断狱，有答、杖、徒、流、死，为五刑。答刑五条，自答十至五十；杖刑五条，自杖六十五至－ －百；徒刑五条，自徒－ －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条，绞、斩。大凡二十等。”（《帅唐书●刑法志》“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令是对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

是对户籍和婚姻制度的规定；《田令》是对土地制度的规定。令只规定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但不包括对于违令行为后给予的刑事制裁。唐太宗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帅唐书●刑法志》）。“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汇编，百官的职责范围，由房玄龄等在贞观十一年规定武德以来敕格七百条为《贞观格》，共有十八卷，颁行天下。（《资治通鉴●唐纪十》）“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 ，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国家机关办事的章程、条例，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宽缓的方面，仅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减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在官犯法，只夺官除名，仍同性伍。房玄龄因旧律的别重，“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

但唐太宗哀其断毁肢体，令房玄龄等再议。王玮、萧踽等认为改死刑为断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宽，而房玄龄主张再行放宽，他认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新唐书●刑法》）于是决定将断趾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房玄龄还改变了旧律中因谋反罪而兄弟连坐得俱死的法律，规定为“反叛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新唐书●刑法》卷五六） ，死刑和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至于削烦去囊，变重为轻，更是不可胜记。

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此书是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

法与礼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两个方面，所谓“德主刑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贞观期间既重视法律的修订，也重视以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礼来制约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以礼制律，律礼相辅，“失礼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诛。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推行礼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的道德来辅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诏令房玄龄等礼官学士修改隋礼，最后完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礼制的基础之作。

力主安抚 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外交能力，他主张结好各民族，以减少冲突。贞观十六年（624年），雄踞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首长夷南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唐太宗派兵联合突厥的一部给以致命的打击后，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

唐太宗虽对薛延陀并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灭，还是联姻这个问题上一时下不了决心。房玄龄权衡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理由是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待恢复，用兵对国家不利。唐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答应许以第十五个女儿新兴公主，但要求“厚纳聘和”，亲自到灵川迎亲。真珠可汗闻知，兴高采烈，“谓其国中日：‘我本铁勒小帅，天子立我可汗，今复嫁我公主……斯亦足矣。’”（帅唐书●北狄》卷199）从而使薛延陀部归顺了唐朝，避免了一场战争，改善了民族关系。后来，真珠可汗一时无法集得聘礼，延误了迎亲日期。唐太宗以其轻侮中国，“下诏绝其婚”。

唐初，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西半部的叫百济，中部的叫新罗，北部的叫高丽。其中以高丽最为强大，它占有汉江流域和辽东平原。隋文帝开直十八年，曾发兵三十万，大举进攻高丽，失败而回。隋炀帝也曾三次征高丽，结果都失败而回，并引起了农民大起义，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唐初，三国均遣使和唐朝来往。贞观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大臣盖苏文弑其君，独专国政。

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干预，但房玄龄以为不可。他对唐太宗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困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贞观政要●征伐》）唐太宗接受了意见，便中止了这次行动。后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劝说，高丽不听，于是，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他委令房玄龄筹办和运送军粮军械，下手诏日：“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

《旧唐书●房玄龄传》）他屡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轻敌。房玄龄虽然没有强烈劝阻唐太宗东征，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唐太宗这次亲征高丽，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顽强抵抗，只能屯兵广安东城下。此时正值隆冬严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于是，唐太宗决定班师回京。

对于此次征伐高丽的挫折，唐太宗耿耿于怀，他不甘心，还想举兵东征。此时房玄龄已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忧国之心，宰相之责，毅然上书，劝谏唐太宗，他说“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他引用老子的话：“知足不辱，知之不殆”来劝导唐太宗，他还说：“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上矣。”

希望唐太宗放弃“天可汗”的迷梦，不再“驱使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房玄龄认为，高丽的内乱是他们内部的事，他们并没有得罪中国，而唐王朝的出兵“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广”。《资治通鉴》卷199）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恳切之言深为感动。

尽官切谏 尽职尽心

房玄龄在辅佐唐太宗时多有进谏，他谏勿征高丽，谏勿用平庸之辈，以及谏减少民族冲突、改善民族关系方面，日后都证明他意见的正确，都收到过很好效果，房玄龄的进谏反映了他善于思谋，考虑效果的特点。

唐高祖李渊去世后，唐太宗要以汉高祖长陵的规模为父亲建陵，而汉长陵东西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浩大。秘书监虞世南劝唐太宗实行薄葬，认为薄葬并非不孝，厚葬反而为亲所累，他建议造的陵墓，陵内器物，尽量从俭。虞世南的建议利国利民，但房玄龄考虑，唐太宗不会接受虞世南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以汉武帝的陵墓规格建造，唐太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房玄龄为相，通达政事，善于谋划，尽心尽责，惟恐失误，褚遂良说：“人臣之助，玄龄为最。”王玮赞誉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治理国政，秉公守正，他始终认为：“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加上他的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晚年，他体弱多病，几次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太宗不答应，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为三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龄又上表辞让，太宗仍不允许，并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精力不衰，无烦此让。”可以看出，唐太宗是离不开他的。

总结历史 著书立说

房玄龄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唐朝初年，为了修明政治，达到天下大治，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开了官修史书的先河，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史馆。在总监修房玄龄的组织领导下，官修史书盛况空前，贞观期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即令孤德莱和岑文本合修的《周书》、李白药修的《北齐书》、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和《陈书》、魏征编撰的《隋书》。

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贡献之大，有目共睹，根据唐太宗的提议，房玄龄还开创了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一个王朝。贞观十七年（643年），高祖、太宗实录修成，唐太宗因房玄龄修史有功，“降奎书褒关，赐物－千五百段＂。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重，唐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还亲临探望，当握手叙别时，不胜悲痛。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唐太宗庆朝三日以示哀悼，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文昭，陪葬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