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特工王）

戴笠简介

戴笠：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士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军统局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其所领导的军统局行动，杀死、迫害许多异议分子、中共及民主党派人士，日本人及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甚至是中国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政敌。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为中华民国立下卓著功勋。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

戴笠传记——

一、早年岁月

出生

1897年5月28日下午6时前后，一个男婴降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保安村的一栋老宅里。哭声是那样的倔强，那样的躁动不已，似乎注定要给这世界带来某种不安；哭声也给这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欣慰和喜悦。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很有些孝廉名士遗风的父亲，此时，双眼早已溢满了泪水，似乎在这哭声中听到祖先那金戈铁马般的得得蹄声，似乎看到那早已衰落下去的祖业将再度重现。他翻开《仙霞戴氏宗谱》，拿起笔，颇有些不能自持地在戴士富三个字的名下写上：长子，名春风，字子佩，号芳洲，生于清光绪丁酉四月二十七日酉时。后来，戴春风以戴笠二字烜赫于世。

戴氏一族，汉、晋时期祖居河南商丘、安徽宿县一带；唐、宋以后逐渐南迁安徽休宁；因元明鼎革之难，再次辗转迁徙到浙江龙游县；清代以来，又迁至浙江省江山县西南的仙霞岭定居下来。

仙霞岭像一头雄狮，横卧于闽、浙、赣边境。山间层峦叠嶂，山脉蜿蜒；山上有山，湾里有湾，奇峰怪石、古树老藤不计其数。最高峰海拔1413米，雄视八闽。尤其是南端的枫岭关，既是闽浙的分疆之处，也是浙西南的交通要冲，龙蟠虎踞，形势险要，世称“东南锁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戴春风的曾祖父戴启明，因与太平军作战屡建军功，被清廷诰封为武德左射骑，功成名就。在荣归故里之日，门上忽然来了一位算命看相的，告诉他仙霞岭山麓的硖口镇保安村有王者之气，“得此地者昌”。戴启明听后，深信不疑，厚谢来人。不久，便从龙游举家迁居保安村落户。

东南锁钥——仙霞关，古为浙西南通往福建的必经之道

保安村戴春风出生地，当年的戴氏老宅地基已被远处水塘所淹没

戴春风28岁时，在为《仙霞戴氏宗谱》作的序中满怀感激之情写道：“……我公卜此间为发祥地，遂移而就居焉。燕翼贻谋，以似以续，不数传而苗裔渐蕃，建祠开族。商人郊翼而宗汤，周人祖文而宗武，饮水思源，我启明公实保安发族之始祖也……”

戴启明自迁居保安后，即广置田产，拥有林场、良田和庄园，成为江山县的大地主。后来子孙蕃衍，坐吃山空，到戴春风祖父戴顺晴时，只剩下土地二百余亩。古人训：“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虽然家业日衰，但衣食住行仍一如大家气派，等到家产传到戴春风父亲戴士富手中，只剩下数十亩山地，成了一个内里完全被掏空的破落地主。

戴春风父亲戴士富，1861年生，字萃拔，入学乡塾时取学名冠英。由于19世纪中期以来，清廷先后武装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西北回、维吾尔族等农民起义，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常捷军”等清军武装名噪一时，大批地主阶级子弟通过弃文从武，建立军功的途径，成为清廷重臣。受家庭及社会的影响，戴士富从小就崇尚军功，13岁时决定弃文习武。由于他体格健壮，经几年苦练，两臂有力、弓箭娴熟。此时，适逢府县招考，他考中武秀才。1884年，戴士富23岁，学使祁世祥在衢州考选武士，戴士富应试录取，在衢州府衙任职。

戴士富虽然中了武秀才，又考取了武士，但因战乱逐渐平息，舞枪弄刀已不受清廷重视，升迁自然无望。加之当时因军功出身的两湖派封疆大吏，居功自傲，气焰嚣张。他们与朝中掌握中枢大权的江浙派言官文臣争权夺势，矛盾极其尖锐，直接威胁到清廷的统治。1877年，慈禧太后藉杨乃武一案，将100多名地方大员革职，其中大多是出身湘军的两湖派将领，使崇尚军功的尚武精神一去不复返。戴士富空有一身武艺，只能屈居衢州府衙门做一名皂卒，整天被呼来喝去。他既不甘受凌辱，也吃不了这份苦，于是就辞职回乡，靠经营几十亩山地的佃租收入为生。到后来更是心灰意懒，自甘堕落。由于他狂嫖滥赌，弄得除剩下20亩山地外，家产被变卖得所剩无几。

戴春风的母亲蓝月喜生于1875年，是保安村太学生蓝炳奎的四女。受家学熏陶，粗识文字。蓝氏勤俭能干，生性也温和、慈祥，颇有治家的本领。戴春风姐弟三人，姊戴春凤，生于1894年；弟戴春榜，生于1899年。1902年，戴士富一病而亡，丢下三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4岁。蓝氏孤寡一人，含辛茹苦。她不但支撑门面，把三个孩子逐一带大，而且分别送戴春风兄弟上学，接受教育，以谋进取。

戴笠与母亲蓝月喜合影

 

戴春风一生中，很少提及父亲，但对母亲却十分孝顺，甚至经常以此来标榜自己。在他发迹以后，曾把母亲接到南京，住在鸡鹅巷53号进门左边的平房内，和特务处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

伴随戴春风长大的，是一个窘困的环境。其父亲晚年的放纵和挥霍，给这个家庭留下了放荡的坏名声和窘困的生活。戴春风6岁丧父，残缺的家庭、贫穷的生活和父亲的坏名声，像三条鞭子，在抽打着戴春风的心灵，铸造了一个扭曲的灵魂。当然，要想在儿童身上找出凶狠冷酷或重大罪恶的萌芽，无疑是十分荒唐的。但儿时的家庭环境，又确实使戴春风在顽童时期就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性格：自尊、自卑；倔强、屈从，进取、放任，乖僻、热情等等，各种对立的品行集于一身，塑造了一个复杂的矛盾的混合体。随着日月的流逝，这种矛盾的混合体一天天变得更加鲜明。

入学　出校

虽然家境贫寒，蓝氏还是决定送戴春风上学。为了孩子的功名富贵，为了有朝一日能恢复祖业的光辉，她做好了舍弃一切的准备。

1903年，戴春风7岁。他被母亲送入当地的乡塾，从学于塾师毛逢乙先生。毛老先生经常在授课时讲到《大戴学》、《小戴学》的开创者，讲到戴德、戴圣对儒学的贡献等等。祖先的伟大业绩，使戴春风受伤的心灵多少得到些抚慰，出人头地的愿望在不知不觉中滋长。

乡塾四年，戴春风虽然不太安分，但显得孜孜好学，很顺利地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悟性和进步，使毛老先生为之惊叹。13岁时，其文笔流畅，被誉为保安乡少年才子。

保安乡少年才子戴春风

 

1910年，戴春风14岁。这年春天，他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取学名征兰。在回答试题《问立志》时，他一挥而就，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希圣、希贤、希豪杰”的强烈愿望。文溪高小四年，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活动能力极强，被学校连续4年指定担任班长。

1911年，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先后爆发，辛亥革命之风席卷全国。江山县地处闽、浙、赣交通要道，得风气之先，思想活跃，结社之风盛行。受此革命大潮的影响，戴春风在文溪高小内发起组织“青年会”，并被选为会长。青年会以联络同学感情为宗旨，把宣传讲卫生、反对吸鸦片和反对女人缠足视为该会初期的三大活动内容。戴春风以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活动能力赢得同学们的尊重，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创建“青年会”的经历为他日后创建特务组织积累了最初的经验。

在这期间，戴春风先后结识了周念行、毛善馀、王蒲臣、姜绍谟等同学，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他在军统的重要助手。

周念行于1897年出生在江山县吴村乡青塘尾，1910年与戴春风同时考入文溪高等小学，为同班同学。毛善馀于1897年生于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1911年春考入文溪高小，比戴春风晚一个班级，从文溪高小毕业时，改名毛人凤。不久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仍与戴春风成为先后同学。王蒲臣是江山县城关镇人，1912年春考入文溪高小，比戴春风晚两个班级。王因年小体弱，常遇老生欺侮。戴总是挺身而出，为王打抱不平，王蒲臣为此感恩不尽。姜绍谟是江山县廿八都人，1913年春考入文溪高小。

1913年冬，戴春风以该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戴春风在县城浪荡了一段时间，结识了不少社会上的纨绔子弟，逐渐沾染上一些游手好闲、调戏妇女的恶习，有时躲在茅房里看女人小便，被抓住后却振振有词地说：“孔子曰：‘君子好德如好色’嘛！”儒家的礼学贡献被他用来作为调戏女人的遁词。

1914年，戴春风年满18岁，被母亲召回娶亲。新娘毛秀丛，是江山县风林镇地主毛应升之女，长戴春风两岁。戴春风与毛氏的结合，完全是蓝氏的杰作。蓝氏年轻守寡，独力支撑门面，处处有力不从心之感。早日给长子娶亲婚配，不但可以早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而且可以在家庭内多一帮手，维持生计。加之毛家经济条件较好，对戴春风在经济上也不无小补。戴春风完全遵从母亲的意愿和安排。婚后，夫妻感情尚好。第二年便生子善武。

1914年秋，戴春风离家赴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就读，这是戴春风第一次走出浙西南山区。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除了西湖的美景之外，震撼戴春风心灵的还有建于栖霞山南麓的岳飞墓和岳王庙，特别是岳飞墓两侧跪着的秦桧等人的铁像。30年后，他仍回忆说：“到过杭州的人，一定知道西湖有座岳坟，在那里跪着秦桧和王氏的铁像，游人莫不切齿唾弃，所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我相信日本帝国主义无论如何野蛮，也摧毁不了这有名的古迹。”

1915年，孙中山及各省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杭州也深受影响。19岁的戴春风得到一本叫《神州光复志》的书，书中记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和过程。他被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所吸引，一连读了几遍。多年后，他在谈到辛亥革命的起源时曾说：“所谓政治，就是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在四万五千万中国人当中，汉族人毕竟占了大多数，慈禧太后却把汉人当作牛马，她说：‘我的东西宁赠朋友，不予家奴。’充分表现了她的欺内媚外的丑恶面目。那时满族的八旗子弟，呱呱坠地就有了粮饷，太不合理。于是一般爱国志士，便群起革命。”

以戴春风当时的生活境遇，对照满人八旗子弟呱呱坠地就有粮饷的社会制度，自是要大呼“太不合理”。

他委实是太穷了。在省立一中，同学中公子小姐们一个个穿绸着缎，锦衣玉食，神气十足。而戴春风的一套土布外衣是名副其实的“四季服”，从冬穿到春，从夏穿到秋。他在校内结识了不少朋友，互相之间请吃请喝，有时甚至偷偷地相约溜到杭州的花街柳巷鬼混一番。戴春风因囊中羞涩，处处受制于人，常受同学轻视讥笑，于是忍不住做些“顺手牵羊”的把戏。一天，戴春风溜出学校，直奔杭州市留真照相馆隔壁的旧货店。几天前，他在那里相中一件旧衣，苦于身无分文，无力购买。而身上的一套冬装早就破旧，急待更新。他苦思数日，终于谋得一条“良策”，决定用“瞒天过海”的手法，智取旧衣。戴春风来到旧货店里，看好与隔壁照相馆相通的边门，于是按照预定计划，拿起那件自己看中的衣服，对店堂里的伙计道一声：借件衣服照相用。话刚说完，不等店堂伙计答允，拔脚就从边门钻进隔壁“留真照相馆”，在照相馆没有停留，飞步冲了出去。旧货店的伙计每日里对顾客迎进送出，眼光老到，戴春风一进店堂，他已经从戴春风落拓的衣衫和紧张的神情中，对其起了警戒之心。见戴春风抓起一件衣服就跑，伙计心中冷笑一声，二话不说，拔脚就追。因伙计预先留了一手，看清了戴春风胸前有一枚“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校徽，并记住戴春风长脸、浓眉、大嘴的特征，故而一直追到学校进行告发。学校当局查出是戴春风所为，联系到平时同学的告发，自是怒不可遏，于是数罪并罚，一致决议，将戴春风立即开除出校。

戴春风在杭州举目无亲，被省一中扫地出门后，连栖身之地也没有。惶恐之中，猛然想起岳父毛应升有一姓徐的亲朋在杭州开了一家豆腐店，于是前去投靠，豆腐店徐老板念在同乡和亲朋的份上，也就接纳戴春风暂时栖身。

戴春风脱却学校的约束，更似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杭州市里四处游荡，结交些鸡鸣狗盗、三教九流之类的人物，混混日子、开开眼界，倒也有几分惬意。一晃年关将至，徐老板的侄儿徐缙璜要回江山县，戴春风也起了思乡之情，决定和徐缙璜结伴而行。

一天早晨，徐缙璜、戴春风从杭州南星桥码头上了江山船，出钱塘、入富春江，溯流而上。不一日，船到浙北风景名城富阳码头小憩，戴春风瞅准机会独自上岸，搭上一条顺流而下的船折回杭州。他来到徐记豆腐店，向老板禀报，说船行到富阳后，上来两个流氓，故意串通好了在船上调戏妇女。其中一个流氓称被调戏的女子是自己妹妹，另一个流氓不肯罢休，在船上大打出手，引得船上的旅客纷纷围观。徐缙璜也挤在人丛中看热闹，不想两个流氓扭打之间，故意把缙璜绊倒，弄得船上一片混乱。一个流氓见状还热心地把缙璜扶起，口中连声道歉。缙璜起身后，不曾介意，只是整整衣衫，拍拍尘土，不想一摸身上，钱包不见了。不得已，只得在桐庐上岸，耽搁在那儿，连吃一顿饭的钱也没有了，终日以泪洗面。为此，他特赶来向老板禀报，火速接济。一番弥天大谎，居然编得绘声绘色，天衣无缝，不由徐老板不信。他当即给戴春风100元钱。请其速速赶回桐庐，交给缙璜，口里还一个劲地向戴春风道谢，称他路途辛苦。

戴春风拿了钱，来到僻静无人处，不觉放声大笑起来。他心想：这“过海神仙”并不难做，只要有一个聪明机智的脑子，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不愁这世界上的蠢才不听摆布。他先到酒楼饱餐了一顿，安抚一下辘辘饥肠，再到服装店置办了一套衣服，然后又给母亲、妻子买了些衣料、年货，重新上了船，笃悠悠地转回江山。

无功名而归乡的戴春风除在家看守山林外，常于此桥大树下看史书

 

戴春风回到保安老家，与母亲、妻子、儿子见面。儿子善武生得白白胖胖，活像一条小蚕，家人们都亲昵地称为“蚕倪”。戴春风听了这个称呼很是高兴，遂按谐音取乳名藏宜。晚上，待邻居客人们散去，戴春风才向母亲言明自己被学校开除，已经“改行做街头小生意赚钱”，这书是不能再读了，杭州也不能再去了。母亲想到自己的一番辛苦，付诸东流，不觉唉声叹气，潸然泪下。但因慈母爱心，恨铁不成钢，却也奈何他不得。其妻毛氏见丈夫虽无功名归来，从此却能厮守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倒也自有情趣。戴春风此后倒是安分了一段时日，在家里看看山林，读读史书，侍奉母亲，逗弄儿子，不觉过了一年有余。

投军浙一师

1917年初，北京发生了张勋复辟活动。在康有为等清皇室复辟势力的支持下，张勋于7月1日请出了住在故宫中的小皇帝溥仪“重登大宝”，激起全国一片反对的浪潮，各省纷纷组织讨逆军。浙军第一师也在淞沪护军使、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的指挥下，由师长潘国纲率领，出师北上，讨伐张勋。战事发展顺利，一路打到江苏。7月中旬，张勋失败，溥仪的“半月王朝”垮台，于是潘国纲又挥师回到浙江。

11月下旬，浙军第三师师长周凤岐在宁波策划独立，浙一师奉命平变，出发前在全省各地招兵买马。戴春风闻讯，不觉怦然心动。心想自己久困江山这弹丸之地，总不是长久办法，既然不能从仕途上发展，何不从行伍中起家，借一个晋身之阶。况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几人为王，几人为帝，哪一个不是拥兵自重之人。

主意打定，他立即说服母亲，告别毛氏，吻别幼子，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找到浙一师的学兵营。其时，招兵刚刚结束，戴春风闹着要报名。适逢学兵营营长李享值班，他见戴春风态度坚决，加之浓眉大眼，有一股勃勃英气，便顺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戴春风，字子佩。”戴春风挺直身躯，恭恭敬敬地回答。“职业？”“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戴春风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知道反正不会有人调查的，再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大凡当兵的大概都免不了有些偷鸡摸狗的毛病。“哦！”听到这里，李享不禁对戴春风注意起来，“为什么弃文从武，投笔从戎？”戴春风想起当年投考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的一篇试题《问立志》，立刻精神抖擞地答道：“长官问立志，吾曰：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如今天下大乱，世无宁日，希圣、希贤而不可得，唯有追随长官，横刀立马，创功立业，以安天下，才是男儿追求。”“好！”李享不禁喝起彩来，他想此人出语不凡，志向远大，必是奇才，当下便录取了戴春风。

1918年初，浙一师开往宁波，与浙三师交火。因浙三师早有准备，仗打得很艰苦。浙三师初用坚城之利，挫敌锐气，继而反攻，浙一师大败。戴春风被一群败逃的乱兵裹挟，慌不择路之间，被浙三师俘虏，关进俘虏营，在那儿尝尽了出生入死、羞辱打骂、饥寒交迫之苦。不久，因甬变平息，戴春风被放出，他想起这一番形同地狱般的经历，心有余悸，加之浙一师乃败军之师，难成气候，决定就此脱离部队，在宁波街头流落。多年以后，他把这段经历润色一番，编成故事，说：“我在民国7年的时候坐过牢。当时北洋军阀加于我的罪名是‘乱党’。所谓‘乱党’，就是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污蔑，从那时起，我便和革命党人一道奔走。出狱以后，我明白革命的道理，对革命的情绪更加浓厚。”

戴春风落魄宁波，正值冬末春初，风霜雨雪，交相紧逼。他白天有时帮商家干点零星活计，赚几个钱糊口，有时则设一赌摊，骗几个钱吃饭，两者皆不可得则化缘充饥；晚上则栖身于寺庙亭阁之间。

一天，戴春风来到宁波关帝庙过夜。刚进庙中，只见一中年农村妇女自庙外走来，他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高叫一声“妈妈”，扑了上去。来人正是蓝氏，母子俩异乡相逢，悲喜交集，抱头痛哭一场。哭罢，蓝氏用毛巾给戴春风擦干脸上的泪水，拿出烧饼油条给戴春风充饥。她看着戴春风狼吞虎咽的吃态，不免心酸落泪。原来，自戴春风随浙一师赴宁波打仗后，蓝氏、毛氏婆媳俩每日牵肠挂肚、寝食不安。后来得知他流落宁波，蓝氏决定亲自来找。一路上，蓝氏水陆兼程，晓行夜宿，吃尽千辛万苦，方到宁波。哪料到宁波乃繁华商埠，人海茫茫，何处寻得春风儿。每日里，蓝氏用三寸金莲，走遍宁波大街小巷，全无戴春风的踪影。筋疲力尽之时，蓝氏猛然想起春风乃落难之人，身无分文，晚上必借宿于寺庙亭阁之处。于是，蓝氏每日只在宁波寺庙亭阁之间转悠，果然在关帝庙撞个正着。

蓝氏因找到儿子，心情兴奋，话也多了起来。她告诉戴春风这几天她曾遇到一个江湖术士，为他算了一命。算命先生称：我儿生辰八字乃属双凤朝阳格，必主大贵。惟五行中水土失衡，水太少，土太多。故有偏枯之像，应主“母在父先亡”。蓝氏说：春风儿呀，你看这算命先生卜得真准，你父先我而亡，原来是你命中缺水忌土。算命先生还叫我切切记住，如果取了一个表示有水的名字，蓄水润土，则可以弥补五行之不足。

戴春风自幼悟性非凡，初涉江湖后知道一点江湖术士模棱两可的谶语。这个算命先生的一句“母在父先亡”，就可以作多种解释，妙用只在一个断句处不同。但人在困厄之中，更加寄希望于命运。当下对母亲的告诫也就连连点头。蓝氏见戴春风似有浪子回头、幡然悔悟之意，也就拉着他的手来到关公像前训导说：关王爷百世流芳，重在忠义两个字。你如不是在杭州触犯校规，何来今日之难……为人处世，岂可贪意外之财，行非分之事。蓝氏的一番谆谆训诫，使戴春风五衷铭感，唯命是从。

是夜，母子双双借宿关帝庙，叙些别后离情。第二天一早，蓝氏带着春风拜别关王爷像，一路风餐露宿，回到保安村。戴春风发迹后，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和母亲当年对他的教诲，自我吹嘘一番说：“我今天之所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不负父母，不疚良心，完全是受了母亲的鞭策的原故。我自6岁时死了父亲，以至14岁离开家庭，整整受了近十年的严格母教，经数百次痛苦的笞楚，才成为今天的我。”

浪迹沪杭

戴春风回到家中，一时戒烟戒赌，循规蹈矩。他白天上山看守几亩薄地，晚上回家浏览群书，尽心熟读《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三国演义》等书籍。每当读到《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重视情报，料敌如神，足智多谋，制敌机先的章节时，他不由得击节叫好，心中暗自感叹：这才是大丈夫所为。

但戴春风本性不是安分向善之人，循规一时，旧习重现。1920年春天，戴春风在仙霞岭上看守竹笋，忽见一位长得极标致的少女从岭上路过，顿生淫念。他见四周无人，就扑上去企图调戏，恰被江山县广渡乡乡长华春荣路过撞见，一阵痛打，直打得戴春风鼻青脸肿，苦苦哀求才罢手。

这一打，倒把戴春风与华春荣打出了缘分。华春荣是江山龙溪乡人，与保安仅一山之隔。且戴春风的远房侄子戴善谋与华春荣之女华自兴成婚，戴华两家本是近亲。因为这样一层关系，戴春风就从心理上消除了对华春荣的敌意。自此，戴春风便经常到华春荣的纸槽作坊聊天结交，一来二去，双方颇感投机，戴春风不禁满心欢喜。

然而，好景不长，又生一茬。一天，戴春风在纸坊中发现一张盖有华春荣印鉴的信笺，虽然右边写了字，但左边尚有一部分空白。他趁四周无人，把信笺放进袖管。回家后，他把信笺上写有文字的一部分裁去，留下盖着印鉴的一部分空白，然后模仿华春荣的笔迹，给经销草纸的清湖镇鼎丰钱庄写了一封便函：“支取银洋一百元”。

戴春风此举本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小聪明，寻机刺激一番。不想居然轻易地把100元大洋支取到手，一时倒像抓了个烫山芋，又想吃，又觉得烫手。最后，戴春风心生一计，决定先用这钱贩一船麦秆到上海去卖，等赚了钱再连本息一起还给华春荣。岂知麦秆贩到上海，因不谙行情，钱没有赚到，本钱也没能全捞回来。戴春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余下的几十元在上海吃喝玩乐，花个精光。

年终，纸坊与钱庄结账，100元大洋的事终究败露。华春荣查出是戴春风所为，上门追索。戴春风供认不讳，只是钱已花光，无力偿还。华春荣本是侠义心肠，他见戴春风家徒四壁，确是穷光蛋一个，蓝氏、毛氏本勤俭、贤惠之妇，不忍再把她们逼上绝境，只得叫戴春风写了一份悔过书了事。蓝氏、毛氏见戴春风不可教诲，颇感伤心。

戴春风蜗居家乡，闲极无聊，于是，就在路上设起一个赌摊，操起宁波打流时学会的一种掷骰子赌术，引诱行人上钩，赢了钱就到硖口镇上花天酒地一番。但是，凡事皆有尽头。戴春风赢得惬意，自有输得不愿意的。一次，几个赌客屡赌屡输，暗中一番商议，决定对戴春风进行报复。戴春风得到消息，连夜逃出保安，远走衢州、杭州、上海等地，开始了新的打流生活。

这次打流，使戴春风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受尽凌辱、饥寒。但是，却也因祸得福，使他能与社会上流氓、小偷、瘪三、无赖、乞丐、盗匪、无业游民、僧道、娼妓等三教九流人物接触，了解掌握了这些人的心理特征、日常生活、活动规律等等，知道用什么手段去对付他们。他通过与这些人接触，更加精于欺压诳骗、鸡鸣狗盗等旁门左道，为他日后的特务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次打流中，戴春风先后结识了胡宗南、杜月笙，成为他日后在政治上发展的重要盟友。

戴春风结识胡宗南始于杭州西湖的一次奇遇。当时正值炎夏酷暑，戴春风每隔一天，必要去完成一个“功课”，这就是到杭州西湖里洗澡，兼把自己身上唯一的一套夏衣脱下来在水里洗净，然后放到湖边的草地上晾晒。等衣服干了，他再上岸穿起来，去逛大街，串门子访朋友。他的一双白帆布鞋每次穿脏后，也是先在湖里洗一次，然后花上一个铜板，买点白粉涂抹上去，又像新的一样。虽如此，他却颇为得意地对那些打流的朋友夸口：“我的衣服只有一套，鞋子只有一双，却比别人穿得干净。”

这一天，戴春风照例又去灵隐寺入口处附近的湖滨完成洗澡的功课。阵风不时从湖面上吹过，戴春风怕晾在湖边的衣服被风刮跑，特地在上面压了几块小石子，又裸身退回湖中。当时湖滨游人尚少，戴春风又是利用中午天气炎热、游人不多的时机洗澡，可说是万无一失。偏巧这天来了一群小学生，从湖滨经过，其中有几个调皮的，竟将压在衣服上的石子捡起掷向湖中，眼看衣服被风吹起在草地上翻滚，戴春风不禁在湖里大声喊叫起来，可是身子却不能出水，极为狼狈。这一窘况被队伍中一位带队的青年教师发觉，他重新捡起几块石子把衣服铺平压好，并与泡在水中急红了脸的戴春风相视一笑，飘然而去。戴春风见此情景，立即趁四周无人，从水中窜出，穿起衣服，尾随学生队伍到休息的地方，与那个青年教师攀谈起来。

通过交谈，戴春风方知那个青年教师名叫胡宗南，字寿山，是浙江孝丰县鹤落溪村人。191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于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教。这天是带着班里的学生到杭州旅行游览的。胡宗南当时的境遇虽强于戴春风，但因其祖籍是浙江镇海人，属钱塘江以东的客籍过江人，在学校里受到本地员工的排挤，心情郁闷，有寄人篱下、怀才不遇之感，戴春风则本是落魄之人，两个人同病相怜，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开始了胡戴长达25年的生死之交。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场所。戴春风以一个小瘪三的身份闯进上海，穷困潦倒，身无分文，只能寄居在表妹夫张冠夫的亭子间里。张冠夫原名张裕荣，号衮甫，江山县保定人，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小职员，住上海宝山路宝光里一所亭子间。其妻王秋莲系江山县三卿口乡人，她母亲蓝月爱，与戴春风母亲蓝月喜是嫡亲姊妹。戴春风投奔他们，张冠夫夫妇倒也没有嫌弃，招待吃饭，晚间就在地板上搁一张地铺，一住就是数月成年，只要戴春风自己不提出要走，张、王夫妇从不催逼。

据说，戴春风在这段时间里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有时在交易所中做些跑跑腿、送茶递水的差使，并认戴季陶为叔叔。事实如何，没有人考证，难以确信。不过，戴春风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杜月笙，是比较可信的，而且因此使戴春风与表妹王秋莲的关系紧张起来。

这时的戴春风，因生活无着，每天出入赌场，赢到钱就海吃一顿，输了就一连饿几天肚皮。戴春风在上海赌场出入多了，不久就与赌场老板杜月笙相识。杜月笙，字镛，1888年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因父母先后死去，家境十分贫困，由姐姐抚养长大。杜月笙从小就好赌博，曾因偷姐夫的钱赌博，与姐夫闹翻，跑到上海，先在南市大码头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学生意，后因经常赌钱，被老板歇了生意。杜无以为生，只得在上海打流。因其时在南市十六铺一带做些水果生意，故在流氓群中被称为“水果月笙”。20年代初，杜月笙正是野心勃勃地在上海黑道横行打天下的时候，自然对社会上三教九流、地痞流氓广为结纳。戴春风当时虽是无钱无名的小瘪三，但他与杜月笙有相类似的经历，且都有生性不羁的“鬼才”，故他们一见倾心，谈得十分投机。杜月笙也惺惺相惜，常给戴春风一些接济。不久，两个人结为把兄弟，杜比戴长九岁，戴称杜为“三哥”（因杜的绰号为水果阿三）。从此，他们有了长达25年的交往。

戴春风与杜月笙搅到一起，使王秋莲很不高兴。王常对张冠夫说，戴春风不务正业，和黄金荣老婆的梳头阿姐（杜的大老婆沈月英）的丈夫水果阿三结为把兄弟，太没出息了。但张冠夫对此看得很淡，没有责备戴的意思。王秋莲又转而当面规劝戴，戴碍于寄人篱下，不便反驳，一味哼哼哈哈，背后仍与杜来往，且常深夜才归。王秋莲见此，就借故闭门不纳，时常借机发挥，冷言讽语，使戴很难堪。到后来，戴春风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江山乡下。戴发迹后，不忘当年张冠夫待他一点好处，引为心腹，安置到管金柜、管外汇的岗位上，也为戴管私财，掌管军统的财政大权。但戴对表妹王秋莲耿耿于怀，视同仇人，有时指桑骂槐，大骂黄脸婆，只是王秋莲也不肯低首媚戴，双方就这样怒而不言地对立着。戴春风终念她是至亲，对此也不多计较。

1922年，戴春风回到家乡。受过打流生活的磨练，戴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不久，经人推荐任仙霞乡的学务委员，让他做一些社会事务，目的也是引导他走上正道。但这些工作很快使戴感到厌倦，觉得如此终日徘徊乡里，无所作为，终非久计，心情郁郁不乐。百无聊赖之中，只得仍以一些史籍来消遣时间。

湖州拜师

1924年初，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交恶。齐燮元报告直系军阀的总头目、贿选总统曹锟，指责卢永祥盘踞浙沪、图谋不轨。曹锟正要逐步翦除皖系势力，于是，立即分别电令直系军阀在浙江省周边各省的头目：江苏督军齐燮元、福建督军孙传芳、江西督军鲁涤平、安徽督军马联甲，举四省数十万大军进攻浙江，消灭卢永祥，以绝心腹之患。曹锟的电令，被在第一次直皖战争中下野的段祺瑞搞到，立即通知卢永祥，要他早作准备。

卢永祥接电后，立即进行部署：一是派人到东北联络张作霖，以为外援；二是招兵买马，扩充兵力，并招上海斧头党党魁、安徽帮首领王亚樵到杭州，要他在湖州组建浙江纵队；三是调整部署，准备迎敌，特别是加强对浙江屏障仙霞岭的部署，指令自己手下的大将张国威任仙霞岭防守军司令率部驻军闽浙交通要塞仙霞岭，伍文渊所部守卫江山县。一时，仙霞岭下大军云集，气氛紧张，人心惶惶。

这时戴春风闲居乡间，正感寂寞，见有机可乘，立即倡议组织保安自卫团，并自任团总，每日集中一批青壮团丁，查缉防堵，为地方卖力。

1924年春，王亚樵在湖州招兵买马的消息传到江山。戴春风久在上海打流，素闻王亚樵大名，听到消息当即决定赶赴湖州投奔王亚樵。

令蒋介石、杜月笙胆寒的杀手王亚樵

王亚樵，字九光，名王鼎，别名王擎宇。1887年生于安徽合肥。父亲王荫堂行医兼开棺材店，一边救人活，一边盼人死，一生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中生活。王亚樵兄妹4人，亚樵为长，小弟述樵随名律师沈钧儒学习法律。王亚樵早年攻经史，习书法。辛亥革命期间，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后与同盟会上海总部委任的合肥军政分府总司令孙聘骖发生矛盾，被孙作为土匪受到通缉，亡命南京，参加了江亢虎的社会党，并任安徽支部负责人。1913年，社会党安徽支部被安徽督办倪嗣冲宣布为“乱党”，受到镇压，王亚樵再次逃亡上海，加入无政府主义小组，立志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1915年，王亚樵在上海用50把利斧强行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李鸿章的遗产），专事接待旅沪的皖籍穷人，并积极在皖籍上海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由此而形成安徽帮，在上海滩上声名鹊起，形形色色的“学生”和“门徒”成群结队而来。在此基础上，王亚樵组织了一支腰插利斧的敢死队，凡有打架斗殴之事，这帮人往往一拥而上，抡起利斧，横劈竖砍，凶猛异常。不要说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如此拼命，就是黄金荣、杜月笙等流氓大亨对之也惧怕几分。由是，“斧头党”威名大震，王亚樵也成为上海滩上的闻人，手下门徒激增至数千人，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有十万之众。后因王亚樵在安徽、江苏北部洪泽湖一带组织军事力量反对江苏督军李纯，受到通缉。1922年，王亚樵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提出以军事实力反对曹锟、吴佩孚，卢永祥立即表示同意，条件是必须除去江苏督军齐燮元安插在上海的心腹、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王亚樵为此于1923年11月12日下午将徐国梁击毙在上海温泉浴室门外。卢永祥随即践约任命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拨给数百条枪，让出湖州的地盘，由他盘马练兵。

戴春风十分佩服王亚樵的铁血手腕，认为乱世宜用非常手段，才能创立非常之业。在上海打流时，他久欲投奔王亚樵门下，苦于没有门路晋见。现在王亚樵公开招兵买马，正是良机。他来到湖州白雀寺的浙江纵队司令部，打听到江山同乡胡抱一在王亚樵手下颇受信任，先以同乡之谊结识，然后请其代为引见。

胡抱一把戴春风引到王亚樵面前介绍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戴春风，人称江山才子，文武皆备，而且为人足智多谋。他从小离家漂泊，想投奔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队伍，铲除强权，报效国民，终不可得。春风素闻司令英名，久欲追随左右，只恨无缘得见，今见司令正是用人之际，故不远千里，特来投奔，望司令收留。”王亚樵见这位侍立于前的青年面色微黑，两眼炯炯有神，神态却颇为谦恭。于是问道：“为什么来投军？”戴春风早在到湖州之前，就已经把王亚樵的底摸得清清楚楚。知道此人投身辛亥革命，屡受强权所迫，不为当局所容，尤对北洋军阀政府深恶痛绝，势不两全。且此人屡处厄境，矢志不渝，性情刚烈，极富侠义心肠，推重人才，不计小节。于是，挺胸昂首答道：“小时候，先生问立志，吾答曰：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当今曹、吴当道，奸佞横行，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希圣、希贤皆成泡影，学生唯有跟随先生，执一利斧，铲除豪强，效命疆场而已。”王亚樵一听，心中果然高兴，当即任命戴春风当一名分队长，拨给数十名新兵，交其训练。自此，戴春风对王亚樵言必称“先生”，执礼甚恭。

数日后，胡宗南也从孝丰来到湖州，投效王亚樵，同被任命为分队长，与戴春风朝夕相处，感情日深。不久，胡宗南接到通知：他已通过了黄埔军校上海点秘密举行的第一期招生考试，现要他速去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胡宗南先向王亚樵辞行，然后又与戴春风挥泪道别。双方约定，将来不论谁先得志，不可忘记今日的患难之交，甘则同甘，苦则同苦，共进共退，生死不渝。

戴春风当分队长后，练兵一丝不苟，极为严格，有时几近残忍暴戾的程度。训练中，无论出操、射击或战术动作，只要动作稍慢或一个规定的动作没有做好，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打脚踢。一次，戴春风罚一个士兵在中午的烈日下暴晒，使他因中暑而昏死过去。王亚樵听到后，勃然大怒，命人把戴春风找来训斥道：治兵之道，在于言传身教。古人云，爱兵如爱子。上下一心，解衣推食，到了阵前，才能甘冒危险，冲锋陷阵，为我所用。你用残兵立威的办法，进行训练，貌似从严，可是士兵心里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将来我们必受其害。以后再如此，我必请你滚蛋。戴春风受到训斥，扑通一声跪下，痛哭流涕地说：“先生，我知道错了。以后但有此事，任凭先生发落，决无怨言。”

这件事，使戴懂得了驾驭人不但要树威慑服，而且要施惠恩服，同时也了解了王亚樵组织何以能在上海滩上横行无忌，久摧不散的道理。自此，戴春风一改过去单纯严厉冷酷的治兵方法，注意在生活上给以关心，施以小惠，果然赢得了士兵的心。戴春风还故意在与别人的言谈中，推崇王亚樵是位关心部下、爱兵如子的好司令，追随他做事是一个人最大的幸运。王亚樵性本刚烈豪爽，见到戴春风知过则改，倒认为这是个很有为的青年，也就更加信任他。

1924年9月，齐卢之战爆发，王亚樵受卢永祥之命，率部坚守松江，开始了一场血战。由于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等人的叛卢投孙，使王亚樵的部队在松江陷入孙军的重围。1924年10月13日，卢永祥在上海宣布下野，王亚樵率所剩二百余人突围到上海市区。从此戴春风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

二、投军黄埔

改名戴笠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当起了安徽帮和斧头党的首领，戴春风不屑于当一名斧头党成员，同时也认为王亚樵是个黑道英雄，充其量是位绿林豪杰，算不上政治家和军事家，政治上没有远大前途，追随左右，难成大器，于是借故辞行，一走了之。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顿失重心，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了重新组合的过程。当时，报纸上登出“蒋介石其犹龙乎”的大红字标题，重新流落在上海的戴春风看到这篇文章，既怀疑，又有些相信蒋介石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最高统治人物。蒋介石他是知道的，也许他和蒋之间还有过一面之缘。但仅凭这点人缘是不够的，不见得会有自己的好处。如此一想再想，也就始终没有勇气南下广东，只是考虑看看风向再说。

人生有许多事是不可预测的，有时命运的转折，只在瞬息之间的一个机遇。1926年的春末夏初，戴春风在江山县城内的悦来客栈里，与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毛人凤邂逅相遇。老同学十多年不见，今日萍水相逢，都异常激动，互叙别后衷曲。先是毛人凤谈起自文溪高小分手后，也曾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毕业后在江山县新塘边嘉湖小学当教员。1925年11月，考进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这次是请假回家奔丧，在江山县城小憩一夜等等。毛人凤说起潮州分校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时，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接着毛人凤问起戴春风的近况，戴长叹一声，连说：“惭愧！惭愧！”，遂把自己十多年来东游西荡，一事无成，屡遭挫折，前程茫茫的情况简叙一遍。

毛人凤见戴春风心情十分忧郁苦闷，遂劝道：以兄之才，他日前程当不在弟之下，只是未逢其主罢了。当今之世，“革命朝气在黄埔”，兄何不到广东闯荡一番，或者功成名就，也未可知。

戴春风被毛人凤一语点醒，他跳将起来，满面放光，多年郁积胸中的愤懑、悲观之气一扫而空。他当即决定投考黄埔，重塑前程，成功与否，在此一搏。

辞别毛人凤，戴春风回到家中，立即开始筹措路费。他怕母亲蓝氏劝阻，不敢据实相告，便将此事先与自己的好友柴鹿鸣商议。柴鹿鸣原名柴万喜，中等身材，粗识文字，系江山县清湖乡路村人。民国初年，任江山县政府保卫团的什长，管辖十多名团丁，驻扎在保安村，与戴氏一族很熟识。柴鹿鸣为人忠厚老实，且颇有侠义心肠。戴春风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之时，柴经常接济一些衣食之物，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言语，这使戴春风十分感激，因而引为知己，两个人遂成患难之交。平时，戴春风胸中有什么难以排解的积闷，也常找柴鹿鸣倾诉。这次，他又找到柴鹿鸣，感叹地说，柴兄，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我今年已经30岁了，可是一直徘徊乡里，无所作为，漂荡江湖，一事无成。现在我决心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谋一晋身之阶，唯母亲必定死活不让我出门，我也不想使母亲过分伤心，如此下去，我难道就此老死乡里，一文不名吗？

柴鹿鸣见戴春风这次决心很大，对前程也深信不疑，受其感染，也决定助其一臂之力。便想了想说，此事你果真有决心，我有一计，倒也不难。你只要先做通你太太毛氏的工作，得到她的首肯，暗中预做准备。你就在半夜空手离家，由我到村口给你送行李，先瞒过你母亲。事后再由我和毛氏向老太太禀明缘由，我想老太太深明大义，终会想通，你看如何？

戴春风一听大喜，说：“瞒天过海，乃三十六计之首，不想老兄亦用得如此之妙。去黄埔的事，我决心已下定，就麻烦你给我送行李了。”

戴春风回到家里，向妻子毛氏说明决心赴广东黄埔投考一事，毛氏感其奋发图新之心，不但支持，而且拿出了自己的一支金簪，赠给戴春风权充路费。戴春风接过金簪，心中一阵酸楚，想要说两句感激报答之语，终觉苍白无力，没有说出口。

当日深夜，柴鹿鸣拿着行李在保安村水口接应，戴春风告别毛氏，吻别爱子，来与柴鹿鸣会齐。临别时，柴鹿鸣再三叮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春风老弟这次到广东进了黄埔，切切要牢记孟老夫子的这段教诲，一定要不蒸馒头蒸（争）口气，日后扛一面红旗归来，切莫再像过去一样，回家来又是两手空空。”

戴春风听了柴鹿鸣的话，极为感动。他坚定地回答说：“孟老夫子的教诲，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我这次考黄埔，要改名叫戴笠，取自《风土记》，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我如果再不闯点颜色出来，我今后也没有面孔再见到你，也决不再回到江山县来。你对我的恩情，可以说胜过我的妻子和母亲，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后如有出头之日，定必图报。”说毕，接过行李，掉头就走。行不数步，戴春风又转过身来，向柴鹿鸣鞠了一躬，口中说道：“柴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相逢，必当厚报。”说完，再不打话，扬长而去。

从此，戴春风即改名戴笠，字雨农。意在“弃旧图新，开拓前程”。

戴笠二字本引自北宋李昉等辑《太平御览》第406卷《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后以“戴笠”指贫贱的故人，古诗亦有“万事倏息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之句，后世称不以贵贱而异的深厚友谊为“车笠交”。而戴春风改名戴笠，尚有一层以《风土记》作者周处自喻的意思。周处是西晋人，相传少年时横行乡里，父老把他和蛟、虎合称“三害”，周处后斩蛟射虎，发愤改过，做官做到太守、御史中丞。戴春风比照周处，亦有从此发愤图强，建功立业的念头。虽然有上面这些想法，但戴笠二字更深层的含义是相信占卦问卜之说，以收避凶趋吉之效。早在宁波打流时，蓝氏曾为戴春风占过一卦，按五行八字推算，戴春风命中缺水忌土，虽是贵人之命，却有干枯之象。为此，戴春风久欲改名，以作补救。现取名戴笠，字雨农，皆含水多之意。

1926年9月，戴笠顺利地考入黄埔军校。进入黄埔，是戴笠一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没有黄埔生的经历，也就没有后来烜赫于世的戴笠。戴笠后来回忆进入黄埔这一件事时说：“要说我倒霉吗？也不算倒霉。要说我不倒霉吗？论黄埔资历总不如人而倒霉了。”这些话听起来颇有无头无尾之感。其实说穿了，说倒霉，是指到黄埔太晚，没有成为军校前几期的老大哥，资历不如人罢了；说不倒霉，是指假如没有选择入黄埔这一条道路，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虽然是一趟末班车，但幸运的是有这趟末班车，才有以后的一切荣华富贵。

黄埔六期生

戴笠考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十七连。当时，由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引发的国共两党的斗争，至戴笠入校时在黄埔军校的师生中已经愈演愈烈，有时几乎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并很快在黄埔六期学生中逐渐反映出来。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议论，争论问题，形成不同的圈子。戴笠从不谈论政治和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更不参加学生之间的争论。表现出他的成熟、老于世故和狡诈。入连半个多月时间，从官到兵他都已经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带着火柴、纸烟之类；他能喝酒，也因此常请人，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等随身带。在校夜自修期间，他常常溜出校门，买花生米、老酒之类，请一些与自己谈得投机的同学在宿舍里一边喝酒，一边胡聊。戴笠尤其对官长能察言观色，通过其一言一行，分析其性格、心理活动、生活嗜好以至政治倾向，然后投其所好。无论师生，凡与他接近的，都能有点好处。戴笠结交师生，皆能因人而异，北方人爱喝烈酒，广东人爱抽强盗牌香烟，他就针对各人特点结交，颇得众人好感。但是，他对每个学生的谈话都铭记在心，对每个学员的活动都注意认真进行观察。戴笠对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都积极参加，对出差、跑跑腿一类的杂事很主动，尤其喜欢给食堂当采买。这当然是戴笠生性好动，不耐久坐，不甘寂寞的缘故。但据说当采买可以从中揩油，手头活络，不无小补。

1927年4月15日早晨，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往日一样，起床后就整理内务，洗脸，然后集合到大操场举行徒手体操。但到大操场集合后，学生们看到校内校外和操场周围站满了武装哨兵。戴笠站在队列中和其他学生们一样，既感到十分奇怪，也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不准交头接耳和自由谈话，学生就用眼睛互相对看着，交流着内心的疑虑。各区队值星官照例报告人数，以区队为单位，排成横队由各区队长口头宣布命令：“共产党员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在原地不动。”戴笠所在区队的队长这样连续喊了几次，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最后，第十七连的连长说：“如果不自动站出来，就点名叫你们出来了，还是自动站出来好，没有什么，不要害怕。”这样，有几个共产党员学生陆续站到队列前面，随即就被逮捕，由武装哨兵上来押走。被捕的学生态度大多很从容，没有难过和恐惧的表现，倒是站在队列里的同学精神格外紧张，有些低下了头，有些脸都变色了。以后，第一团团长集合讲话，说黄埔军校后方留守处奉蒋校长命令进行“清党”，并说“这和你们无关，你们要安心学习和遵守纪律”。团长讲完话，宣布解散。戴笠和同学们似乎松了一口气，随第十七连的队列回到寝室。

当日军校内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师生达数百人，被解往中山舰、珠江船及烂石头牢关押，有的则被利用夜间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杀害。曾经多次给戴笠讲课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总教官熊雄也因是共产党人而被逮捕。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改由黄埔一期毕业生、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邓文仪代理，主持黄埔军校的“清党”活动。蒋校长同时派令黄埔二期毕业生胡靖安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接替刚去职的共产党员覃主任。胡靖安是江西人，为人性情暴躁，好惹是非。但因其反共坚决，成为蒋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由蒋直接指定为黄埔同学会的监察干部，专门对付共产党员学生。这次，胡挟蒋势，当上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所属官佐员生军士共有一万数千人，颇为得意。为了能很快在“清党”方面做出成绩，胡靖安横冲直闯于入伍生部所属各团队之间，动辄集合学生进行训话，大声恫吓，动员师生互相检举揭发，稍有嫌疑，立即逮捕。一时间，入伍生部搞得人人自危，相互设防戒备，以防不测，更有一些学生，怀着某种个人目的，借机诬陷报复，公报私仇，弄得校园内真假不分，乌烟瘴气。

戴笠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人。四一五事变，他已看出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大变化，等到胡靖安在入伍生部发动“清党”运动，他更感到这是天赐良机，立即通过平时观察、搜集、掌握到的大量情况，向胡靖安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学生的名单，并附上每个学生的活动资料，以作证据。胡靖安得到这份名单如获至宝，立即以“据密报某某有嫌疑”为由，带着武装士兵乘小汽车到第一团捕人，送交留守总部“清党委员会”发落，有时甚至连这些过程都不经过，直接抓人枪杀。胡靖安每每得到戴笠等人的密报抓人，既不告知入伍生部各团长、连长，也不告知校本部，等到某某学生被抓走了，大家却瞠目结舌，不知其所以然。戴笠先后数次密报，揭发了二十余名共产党员学生，全部被胡靖安亲自带人抓走，有的很快被秘密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枪杀。自4月15日至5月底，戴笠所在的入伍生部第一团被扣者192名，潜逃者98名；第二团被扣者100名，潜逃者148名。整个黄埔军校，仅以嫌疑二字被关在烂石头牢和珠江船上的，已不下数千人。

由于在这次“清党”活动中的突出表现，戴笠受到胡靖安的格外器重，被引为亲信。并力荐戴笠为后来的骑兵营国民党部执行委员。据此，戴笠认识到在黄埔学生中开展情报和密报的重要性。对搜集情报和进行密报活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由于他的情报越来越多，各种密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胡靖安，其内容扩展到调查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监视有些共产党员学生嫌疑分子及原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有些质量较高的密报甚至由胡靖安转报蒋介石，受到蒋的赞赏。戴笠也更加见重于胡，成为胡的心腹爪牙。平时，戴笠训练时经常缺席，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有那么多信要写，后来才知道是密报。于是师生们都侧目而视，敬鬼神而远之。

不久，因胡靖安在入伍生部“清党”中以“莫须有”的手法，大肆逮捕学生，整个军校被闹得人心惶惶，几无宁日。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无法进行。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兼代校长的方鼎英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对胡靖安等人以纪律制裁。胡靖安在军校无法立足，只得出走黄埔，到南京去找蒋介石汇报。在南京，胡被蒋留在身边任侍从副官，主管情报工作。

胡靖安被赶走后，军校的歪风邪气立即停止，教学秩序很快恢复正常。第五期生毕业，第六期依次升学，进行分科训练。适此时，蒋介石从北伐前线电令黄埔军校本部，就六期入伍生中选拔学生300名成立骑兵营，戴笠因此被选入骑兵营第一连。该营驻广州郊区沙河燕塘，营长沈振亚，带兵教官陈继承。

1927年6月，骑兵营奉令北上。因广州马匹不多，骑兵营包了一艘海轮北上至上海，上岸后进驻南京军校，后则分成两队，一个队往徐州，一个队往苏州。戴笠被编入苏州队，驻扎在姑苏城胥闾之间营地。

1927年夏，北伐战事推进到陇海路一线，战事暂息。骑兵营驻扎在苏州，休整待命。这时，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徐州返回南京。消息传到苏州胥城营地，骑兵们兴奋万分。为庆祝北伐取得的重大胜利，有人提议：每人捐款两块银洋，集中置办礼品，派代表到南京，向校长祝贺慰问。这个建议得到沈振亚、陈继承的首肯，并通过各队推派代表。由于戴笠对此事特别热衷，亦被推为代表之一，并经他毛遂自荐，代表们又公推他负责采办礼品。戴则突然提出到上海去，说他已打听到校长已到上海。代表们不知就里，信以为真，就带着骑兵营学生捐献的数百块“银洋”，跟着戴笠到上海，住进大东旅社。一行人中大多数是第一次到十里洋场，唯有戴笠因多年在上海打流，对上海相当熟悉。戴笠故作关心地对大家说：“你们初次到上海，各人可随便出去玩玩，见识见识。我上商店去采办礼品，明天一起去见校长，一定要给骑兵安排好的位置。”一席话说得大家春风满面，放心地把数百块大洋悉数点交戴笠。

当天晚上，代表们陆续回到大东旅社，却不见戴笠回来。起初尚不以为意，认为戴笠定是事情没有办妥，也就耐心等待。可是，两天、三天过去了，还是不见戴笠踪影。代表们着实恐慌起来，身边的钱所剩无几，伙食费、旅社住宿费都已开销不出。于是急忙写信到苏州向沈振亚、陈继承报告。沈、陈立即派人到上海，付清了伙食费、住宿费，把一行人领回苏州。半个月后，戴笠诚惶诚恐地回到苏州，全营学生义愤填膺，群起责问，有个别性子暴躁的，甚至要用老拳教训他一番。营长沈振亚和教官陈继承把他提去讯问。原来戴笠在上海出了旅社后，先在大街上闲逛，看到市面上繁华景象更胜从前。每到灯红酒绿之处，想到腰间白花花的大洋，不禁心痒手痒嘴痒起来。正在这时，他遇到昔日在上海打流时结识的几个朋友，诉起别后离情，在一番唏嘘感叹之中，戴笠为显示自己，一时兴起，领大家到一家酒楼，海吃山喝，花天酒地一番。不料这一放纵，竟一发不可收拾，每日里只是浑浑噩噩地喝酒、赌钱、嫖妓，早把采办礼品、慰问蒋校长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等到想起，腰间的几百元大洋已花得精精光光，连回苏州的火车票还是向表妹夫张冠夫借的。沈振亚、陈继承下令将他关押禁闭起来，以平息众怒。几天后，沈振亚、陈继承念其初犯，宽大为怀，解除禁闭。自此，戴笠视沈、陈为恩师，十分尊敬。戴笠得势后，请沈振亚到兰州帮他筹办一个骑兵队，准备将骑兵队安排在宁夏、青海等大西北地区作为缉私的巡逻部队。戴笠每遇到陈继承，总是尊敬地称“陈老师”，态度很谦卑。可见，这件事的处理使戴笠深为感激。

上海采办礼品事件不久，戴笠一次充伙食采买时，故伎重演，贪污了三元多伙食费。这件事，戴笠自认为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谁知骑兵们对戴笠早有怀疑，加之有上海的教训，心中愤懑未平，对戴步步存警惕之心。这次把戴笠所购实物和账目一查，发现他果然贪污菜饷，中饱私囊，事情传开，骑兵们顿时怒不可遏，群情激愤，提出要对戴笠进行公审严惩。戴笠一见势头不对，情知上次因沈振亚、陈继承保护才侥幸过关，这次绝无幸免的道理，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连夜逃离苏州胥营，赶往南京，投奔时任蒋介石侍从副官的胡靖安。戴笠于胡面前谎称：因在“清党”中告发学生，结怨在身，现在有人借机报复，进行陷害，军校不能立足，请求保护等等。胡靖安当时负责情报工作，正是用人之际，也就向蒋禀报同意，收留在自己身边。自此，戴笠通向蒋介石的路程只差一步之遥。

密查组

1927年夏，戴笠在胡靖安手下，没有任何军职，每天只是自动去搜集情报，以晚生身份向胡靖安递送。这段时间戴笠搜集的情报，因为不了解高层意图，也没有活动经费和职业情报特务的经验及眼光，情报来源面很窄，大多是凭自己过去打流的一段功底，搜集一些社会花边新闻之类。有时偶尔打听到一些较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经过胡靖安一转递，往往又成了胡靖安的功绩。戴笠此时人微言轻，寄于胡靖安篱下，当然不会去跟胡靖安争功。相反，他为了感激和报答胡靖安的收留，取得胡的信任，还经常跑到胡家，给胡抱孩子，做一些杂事，以取悦于胡。

当时，同与胡靖安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另一个老牌特务蔡劲军，也是黄埔二期毕业生，胡是江西赣北靖安人，蔡是广东海南万宁人，两人都受到蒋的宠信，并以侍从参谋和副官的身份搜集情报，向蒋呈递。戴笠当时半途脱离黄埔军校，按定例应作为自动放弃军校学籍处理，经胡靖安疏通，学籍虽得以保留，但还没有取得六期毕业生的资格，因之每每见了蔡劲军、胡靖安，犹如见了顶头上司，毕恭毕敬，谨言慎语。蔡见戴态度谦卑有礼，工作勤奋，人亦机警敏捷，精明能干，也就常常给予关照。当然，蔡、胡也都从来没有防范戴有朝一日会爬到他们头上，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

1927年7月，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4月12日分共“清共”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与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也开始反共“清共”，主动提出宁汉合作，但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是与他争夺国民党领袖地位的强敌，拒绝合作，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满，使蒋氏处于被动地位。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蒋氏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矛盾爆发。新桂系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后又帮助蒋氏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了南京政府，自认为出力颇大，不肯对蒋称臣。蒋看到新桂系日渐坐大，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认为当时蒋、桂力量已不相上下，无必胜把握，加之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颇好，不愿立下杀手，执行此项计划，蒋何关系也日趋恶化。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的计划后，遂加紧联合各方的反蒋势力，准备寻机对蒋发难。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之下，蒋决定加强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新桂系及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部队长的忠诚情况。于7月底，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经胡向蒋推荐，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为该组成员。该组任务除了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以加强蒋氏对嫡系第一军及杂牌部队的控制外，还兼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情况，以作掩护。这是蒋介石成立最早的一个准特务组织。

密查组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提高，戴笠很快显示出他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他的情报不但来得多，而且来得快，视野开阔，质量较高。戴笠搜集得最多的还是各方面的反蒋言论和黄埔失业同学的牢骚。一般每隔两天，他就有一份材料报蒋。戴当时以密查组成员的身份难以直接见蒋，但他又不甘心每每假胡靖安之手转递，把自己辛辛苦苦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为他人作嫁衣裳。于是，每逢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戴总是千方百计直接交到蒋的手中，以期引起蒋的注意。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当蒋的汽车减速到达时，戴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蒋开始对戴的情报不甚重视，往往粗略地看过一遍，就丢过一边。原因就在于蒋是久历江湖之人，深知下属的心理。他认为戴笠这种人不经过常规传递手续，唐突地越级上送，无非是沽名钓誉之徒，企图一步登天罢了。虽然有这种心理活动支配，蒋每次坐车看到戴笠站在路边等候，照例吩咐停车，命令警卫人员接过戴笠的情报。戴笠也不问情报送上去有没有引起重视，每当搜集到稍有一点价值的情报，就用拦车的老办法送上去。久而久之，蒋介石觉得戴笠这种精神着实可嘉，并且他发现戴的情报大多出于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也就逐渐重视起来，开始注意到戴笠的情报才能。后来，蒋亲自下条子追认戴笠的黄埔军校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偶然也慰勉戴笠两句，让他多多搜集情报，以补耳目不足。在这段时间里，戴一人调查搜集的情报，比密查组其余所有成员搜集到的情报都要多。

1927年8月，政局继续急剧变化。8月8日，蒋介石在徐州前线指挥军事失败。回到南京，将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作为替罪羊，不经审判，不宣布罪行，立即处决。王天培是黔军将领，何应钦同乡。何应钦对此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李宗仁、白崇禧也受到极大震动，担心做王天培第二。于是，李、白、何相约“逼宫”。蒋看到桂系军队已控制南京周围地区，嫡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与桂系串通一气，局面已难挽回，只好于8月12日辞去总司令职，当晚离宁赴沪。8月13日，蒋在沪发布下野宣言，同日赴宁波转奉化溪口原籍。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赴上海前夕，指令胡靖安领导密查组人员继续秘密活动，搜集各方面情报，直接送交蒋亲阅。由于戴的积极和吃苦精神，胡靖安多次叫戴秘密来往于南京、上海、杭州、溪口之间，向蒋递送情报，使戴笠能与蒋得以经常接触。一次，戴笠把搜集到的黄埔学生中因蒋下野而极度恐慌，纷纷要求蒋复出和请示机宜的反映呈递给蒋。蒋看后很重视，并要求密查组继续搜集这方面的情况。蒋认为他这次下野，黄埔系的地位一落千丈，昔日的黄埔骄子们被别人奚落嘲笑，使他们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团结一致保护校长的地位，即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27年9月20日，蒋介石根据戴笠等人调查的情况以及各地黄埔学生的来人来函，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要求黄埔同学一致反省失败的原因，不要再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而要统一意志，团结起来，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甘心作下层工作，自己努力去闯等等。此后，蒋介石决定利用自己置身事外、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机会，到日本一游，一是去日本神户有马温泉拜见宋美龄母亲倪氏，请求其同意宋美龄与自己的婚事；二是对汪精卫及南京政府请求他复职的吁请置之不理，以便提高身价，待价而沽。

9月28日，蒋介石在上海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日本前下令撤销密查组，以免在出国期间失去控制，授人口实，并发给该组三个月维持费。不料胡靖安领了这笔维持费后，顿起不良之心。他把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人留住在上海他的家里，拿出些许经费，权充他们每天的伙食，而将余下薪饷尽入私囊，自己带了家眷，悄悄回到江西赣北靖安度假游玩。

戴笠等人在胡家坐吃，不几天伙食费尽数用光，却不见胡靖安送钱来，一怒之下，便抬了胡家的衣箱到当铺里典当，但打开箱子，其中尽是小孩衣服，当铺不收。许忠五知道戴笠与杜月笙是拜把兄弟，交谊非浅，便怂恿戴去向杜借贷。当时，杜月笙已成为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财源不断，尤其是因为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有功，被蒋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戴笠受大家怂恿，找到杜月笙门上，言明来意。杜月笙笑笑，只问戴需要多少，戴笠开口50元，杜月笙命人如数点给。戴回到胡家后，几个人公推由许忠五经办伙食，好歹挨到胡靖安回来。不料许忠五拿了这笔款子，心想胡靖安走得，我便走不得？没有几天，也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笠、成希超、东方白等人再次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没有办法，戴只好再次到杜月笙门上，告贷50元，好歹渡过难关。戴笠受此捉弄，自此对许忠五恶感很深。

联络参谋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顿失重心，于是又变成互相火并，乱杀一场的局面。蒋介石则利用矛盾，挑拨是非，纵横捭阖，进退自如。等到汪精卫、胡汉民、新桂系等杀得精疲力竭、几败俱伤，他却成了各方争相拉拢以自重的一股平衡力量。蒋于1928年1月复出后，交替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先后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资深国民党人，至1928年3月7日，他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党政军大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痛定思痛，总结了8月“逼宫”事件的教训：认为没能及时制止桂系发难和何应钦“倒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预先掌握情报、制敌机先。于是，蒋介石决定建立情报组织，充实情报人员，增加耳目，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

蒋介石建立的第一个特工组织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28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中央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调查科是第一次设立的机构，首任科主任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担任。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蒋介石的导师和密友陈其美之侄，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曾留学美国。调查科是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建立的第一个专职情报机构，以后发展为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与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齐名，并称“两统”。

在建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外，蒋介石同时决定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他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一下子任命了数十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这些人几乎清一色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任务就是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和各级部队长的政治倾向、思想动态、主要活动等，其工作都直接向蒋介石个人负责，并由原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主持其事。这些专职情报特务中，除了蔡劲军、胡靖安等老牌特务外，又增加了不少新人，其中有两人对蒋介石今后数十年的特务统治影响极大。一个就是戴笠，因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积极搜集情报，颇有成效，加之胡靖安力荐，蒋破格提升戴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另一位是郑介民。郑是广东海南文昌县人，少年家贫，出走南洋打工。1924年回国报考黄埔军校，一期不中，发愤攻读，再考二期得中，毕业后由蒋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回国时，因蒋氏下野只好到南京中央军校找当总队长的黄埔一期同学潘佑强，由潘安排在军校任政治教官。这次，一并被蒋任用为侍从副官。主要任务是利用他在两广方面的关系，搜集桂系及粤系部队的情报。郑介民后来成为戴笠的首席助手，配合戴搞特务活动达15年之久，戴、郑二人在性格、气质、作风、经验等方面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成为特工活动中的一对“黄金搭档”。

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后，提出要重新整顿和建设国民革命军的口号，目的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驾驭派系林立的新军阀。1928年初，各派军队中最有实力的是蒋介石、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派系。但当务之急，蒋认为是要整顿好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以黄埔学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第一军，是蒋氏起家的本钱，蒋视之如命根子，并一直交给何应钦率领。但8月“逼宫”事件暴露了何应钦拥兵自重的野心和与蒋离心离德的倾向，这是蒋深感痛心和绝对不允许的。于是，蒋认为重新整顿建设国民革命军，首先必须惩治何应钦，重整他的嫡系第一军，夺回他对第一军的绝对控制权。为此，蒋于1927年11月任命戴笠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把他派驻徐州前线，调查和掌握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和动向，重点了解第一军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对蒋的忠诚程度，以便决定取舍，牢牢控制该军。

1928年2月9日，刚刚开完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带着少数亲信随从悄然前往徐州前线，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突然下令撤销了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然后派人将蒋的决定送交在外打猎归来的何应钦。接着蒋又以军纪废弛为名，将第一路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兼任集团军总司令，而将何应钦调任总司令部任参谋长，何应钦从此失宠。黄埔系中的第一人何应钦尚受此打击，从此黄埔将领没有人敢对蒋怀有异心。

蒋介石的徐州之行，戴笠以联络参谋名义作为随员，经历了蒋氏重整第一军的全过程。为了加强对第一集团军的控制，戴笠继续奉蒋命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的名义，在第一集团军中从事情报活动，调查了解各级部队长对这次重整第一军的反映，并注视第一集团军内原何应钦亲信将领的动向，随时密报蒋介石。

蒋介石在徐州将第一军重整完毕，即提出“二次北伐”的口号，消灭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集团。1928年3月31日，蒋介石再次到徐州，将第一集团军改编为四个军团，分别部署在向北进攻的位置上。4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4月10日，一、二、三集团军同时下达攻击令，总攻开始。

早在2月份，戴笠即受到蒋介石的秘密召见，要他先期出发华中、华北各地，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的动态和奉张集团的部署情况，以供决策。戴笠受命从徐州出发，先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然后回到南京向蒋报告。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郑太铁路分途进攻的战斗部署下达后，戴笠再次奉命赶在东路北伐军前面先期北上，潜入敌境，打探敌情。行前，蒋介石亲书“艰苦卓绝”四字赠戴笠，以示勉励，戴如获至宝，自此，他时常自诩得校长真传，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膺者。

戴笠自山东潜入敌境后，自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一路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各奉张军阀集团的虚实，有闻必报。戴笠原以为此行凶险难测，命运殊难逆料。岂知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中的各级将领大多是老粗，文盲多，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讲江湖义气等，利用老军阀这些弱点，戴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戴由此受到蒋的器重。

“跑　单　干”

戴笠发迹以后，回忆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曾戏谑地自称“跑单干”。因此，他常常埋怨这份工作是没有衙门的苦差，不是人干的，其辛酸苦辣，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体味的。当时，戴笠最大的苦恼，是由于地位不高，人微言轻，辛辛苦苦搜集到情报，却不能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中。以戴笠一个上尉联络参谋或少校副官的身份，不用说难以见到蒋面，就是蒋的官邸或办公室也往往进不去。蒋身边数十名侍从参谋或副官，大多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军职也比戴高得多，每见到戴笠这个六期未毕业的打流人员，颇有些不屑一顾的神态。不但是黄埔老大哥轻视戴笠，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佣仆之流，如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也常给戴笠白眼。远远看到戴笠，第一句话就是“小瘪三又来了”。听到这些话，戴笠虽引为奇耻大辱，但为了打开通往蒋介石身边的大门，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去巴结他们。经常用一些小恩小惠去进行贿赂收买，从警卫、勤务兵、司机，直到门房、厨师、娘姨等，戴笠一见面无不点头哈腰，极力奉承，送上一点小礼品。有时他们起哄，大敲戴笠的竹杠，戴笠常常被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口袋里连吃晚饭的铜子也不剩。直到戴笠发迹以后，仍不敢对这些人怠慢，经常在暗中赠金送礼，巴结奉承。这样，戴笠但凡有了情报，就从官邸后门送到厨房，交到厨师或勤务兵手中，由他们放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戴笠巴结最力的要数毛庆祥。毛庆祥又名宗骧，浙江奉化溪口人，曾赴日本、法国留学。北伐时，由其父介绍给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凡军政大员的任命、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与多方联络通信，各方面递送的情报资料或情况反映等，都要经过毛庆祥之手。戴笠深知毛庆祥的地位非同一般，于是就拼命在毛庆祥身上下功夫。但凡毛庆祥有所暗示，戴笠无不尽力去办。开始毛庆祥对戴笠的情报也懒得转呈，后来见戴笠对自己十分谦卑讨好，做事极勤奋，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毛庆祥有所感动。加之戴的情报确有价值，也就肯代为转呈。有时甚至打破常规程序，随接随呈。因而戴的情报放在蒋的办公桌上总是十分及时，往往要比别人的快半拍或一拍。蒋看了也就格外青眼有加，不但对戴笠送的情报仔细审阅，而且如果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戴笠的情报，还要向毛庆祥查问。戴笠听到蒋对自己送的情报如此重视，也就更加不敢掉以轻心，一定脚踏实地地去做。

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始终与戴笠作对的，便是王世和。王世和亦是奉化溪口人，他与毛庆祥、蒋的侍卫组长蒋孝先、侍从室出纳兼会计蒋和畅四人，并称为溪口的四小家族。王世和是一个寡廉鲜耻的粗坯，其父亲王良鹤原是蒋母王氏的族人，早年就追随蒋介石，当过贴身马夫、勤务兵，忠实可靠。蒋介石从上海到广州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王世和被其父引荐给蒋，在广东先给蒋介石的小星陈洁如当了一段时间的勤务兵，然后进黄埔一期，毕业后留在蒋身边，代替其父任随身侍卫，负责警卫、接待、传令等。戴笠要见蒋氏或进入官邸，必先经过王世和这一关。王世和以黄埔一期老大哥和蒋的心腹自居，历来看不起戴笠的打流出身和鬼鬼祟祟的行迹。加之戴笠囊中羞涩，难以有让王世和看得上的孝敬，只得转而求其次，在蒋的门房、勤务、厨师、娘姨等佣仆人员身上下功夫，绕过王世和这一关，这就犯了王世和的大忌。王本是瞒上压下，专横跋扈之人，现在“小瘪三”戴笠居然敢在他眼皮底下弄手脚，自是怒不可遏。故王世和每见到戴笠，便破口大骂，并命人将他赶走。戴笠虽对王世和恨之入骨，恨不能生啖其肉，但在当时如何敢与王世和作对，只得忍气吞声，打掉牙往肚里咽。每见到王世和，便避之如见瘟神。

戴笠在这一段跑单干时期，如在南京做特务工作，则每天一清早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然后又连夜把每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请曾在上海一起打过流的黄埔六期同学徐亮用正楷誊写出来，由戴笠校阅后定稿。然后，戴笠草草睡一会，天不亮再起床上中山陵园官邸送情报。这时戴笠如有钱，那就花上一两块大洋租一辆车去官邸，如没有钱，则徒步前往。风雪冰霜，天天如此。每到官邸门前，戴笠心中总是默默地念叨，千万别碰上王世和那个凶神。只要戴笠能比较顺利地把情报交到毛庆祥手中，只要情报的内容比较重要，则能很快转到蒋的手上。蒋如看得有意思，需要继续补充或跟踪调查，则批给戴笠一些活动经费。戴拿了这些钱，照例抽头给蒋身边的人一点好处，然后再雇人帮助搜集调查。这样，他的情报更多，内容也更充实，蒋看了也满意，便亲自召见予以嘉奖。到后来便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戴笠有了这笔较为固定的经费，便开始布置眼线，雇请助手，情报工作也更为活跃。蒋也常常直接向戴笠交代任务，在蒋心目中戴笠的地位逐渐突出，开始受到倚重。

戴笠如在官邸门前恰被王世和撞上，那就苦了，只能远远地离开官邸，在清晨的寒风中苦守蒋的汽车从官邸里出来，然后上前拦车递过情报。这时王世和即使在车上也无可奈何，因蒋看到戴笠拦车，照例是要停车的。王世和心中则恨得牙根痒痒，对戴笠怒目而视。戴则佯装视而不见，迅速向蒋敬礼后离开。一次，戴笠陪同一个客人去晋谒蒋，从官邸出来时，恰被王世和看见，王当着客人的面对戴破口大骂：“戴某人，我下次看到你私闯官邸，非把你关起来不可。”戴被王世和一顿痛骂，虽狼狈不堪，却不置一词，默默地离开。但心中却种下了伺机对王世和报复的种子，多少年以后，戴笠终于把王世和赶下了侍卫长的宝座，报了当日的一箭之仇。戴笠后来经常借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对特务进行训示：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是说，其所不能也要动心忍性使得他能。我们担任特种任务的人，要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能为。忍字像一把刀插在心上，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做人做事，智深沉勇，外圆内方，但却不是泄泄沓沓，随俗浮沉，更不是同流合污，日趋下流。

内战先锋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目的是借机削弱冯玉祥的西北军集团，阎锡山的晋军集团，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桂系军事集团，李济深的粤系军事集团的实力。此举使蒋与实力派的矛盾再度激化起来。

由于桂系首先发难，暗中开展倒蒋活动，蒋介石因此下了铲除桂系的决心。在军事上、政治上积极进行部署的同时，暗中先派侍从参谋郑介民利用与李宗仁弟弟李宗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潜入武汉，打入桂系内部进行策反活动，结果桂军土崩瓦解。桂系问题解决后，蒋把郑介民看成是和戴笠一样难得的特工人才。

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搞垮了桂系，下一个目标即对准冯玉祥。他决定亲自赴北平会见阎锡山，以拆散冯、阎联盟，孤立冯玉祥，搞垮西北军。

1929年6月25日，蒋介石到达北平。戴笠奉命以参谋名义随行，以调查掌握北方实力派的情报。在北平期间，戴笠使出浑身解数，与阎锡山手下的幕僚人员接触，企图打开一个缺口做内应。岂知阎锡山多年来在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外人极难与其手下人接触。戴笠钻营多天，无功而返，不得不承认阎锡山果真是名副其实的山西九尾狐。

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驱逐白崇禧，曾起用被赶下台的湘军将领唐生智，封唐为讨桂第五路军总指挥。桂系垮台，唐失去利用价值，蒋决定收其兵权，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免去第五路军总指挥职务。于是，唐又同蒋决裂。1929年冬，在改组派的联络下，唐在郑州，石友三在浦口，桂系李、白等在广西，宣布参加反蒋拥汪的“护党救国军”。唐就任第四路军总司令。为此，蒋介石一方面联合阎锡山的晋军东上，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共同围剿唐生智；一方面预先派戴笠潜入河南开封、郑州等地，调查了解唐生智的兵力部署和内部状况，准备进行策反收买。

戴笠奉命只身于12月份潜入豫境，由开封、郑州而达信阳，一路在唐军中大肆活动，不料由于事机不密，此事被唐生智发觉。唐下令在河南全境搜捕，以十万元赏格通缉戴笠，形势非常危急。唐生智的宪兵营拿着戴笠的画像到处设关设卡，对戴笠一路追捕。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猛然想起唐部的宪兵营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同学，遂秘密入见。戴分析天下大势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先总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来，群雄并起，军阀林立，战乱不断，国无宁日。民心思合乃大势所趋。蒋校长继承孙总理遗志，顺乎天道民情，决心铲除列强，统一中国，攻必胜，战必克，将来之中国非校长莫属。你我辈都是校长最忠实的学生，正需要团结起来，共同拥护校长打天下，坐天下，建功立业，为天下先。一番说词，果然打动了周伟龙。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还按照戴笠的提议，结拜为兄弟。然后周伟龙亲自掩护戴笠脱离险境。

1930年1月，唐生智部在蒋军和晋军的联合围剿下溃败，唐生智通电下野。不久周伟龙按约弃官到南京找戴笠，由戴笠引见给蒋介石，蒋给予嘉勉。戴对此引为美谈，频频告人。周从此成为戴手下资深的大特务之一。这一年，戴笠因功被蒋提升为中校联络参谋。

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在中原大地爆发，双方投入军队约130万人。蒋仍然采用军事压迫和内部瓦解双管齐下的办法，使得反蒋联军力竭不支。冯、阎、桂等各实力派决定邀请汪精卫北上，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和西山派，组成新的联合阵线，共同对付蒋介石。戴笠得到消息后，经蒋批准，再次派出自己雇请的情报助手王孔安赴北平秘密参加汪精卫于8月份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了解会上各派的政治态度，由戴笠随时密报蒋介石，制订安抚收买的策略。

9月18日，奉军首领张学良易帜，宣布拥护蒋介石，东北军主力入关，向反蒋联军进攻。这时，蒋利用戴笠搜集的反蒋联军内部的情报进行收买策反工作也收到成效。首先是“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张学良，反蒋联合阵线发生动摇；接着是晋军将领见大势已去，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掉过枪头向反蒋联军开火。结果反蒋联盟与蒋介石较量了七个月后，在蒋的内外夹击下彻底失败。

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盟后，进驻平津，收编晋军，主持华北地区的政事，权重一时。为进一步拉拢张学良，沟通与张部的经常性联系，同时也为了掌握张部的内部情况，蒋介石命戴笠作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晋谒张学良。戴笠受此重任，深感殊荣。他到北平后，不急着去见张学良，却先对张学良身边的人事关系考察了一番，了解到张学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年方19岁，其父吴俊升与张作霖同死于皇姑屯炸车案。为此张学良与吴泰勋结拜为兄弟，意在照拂。因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系，张吴关系也就不同寻常。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戴笠先拜见吴泰勋，疏通融洽关系，然后再请吴把自己引见给张学良。张学良知戴笠是蒋的代表和心腹亲信，也格外推重。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张、吴、戴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戴为了搞好与他们的关系，特提议与张、吴结为把兄弟，张学良与吴泰勋慨然应允。戴居长，张行二，吴居三。此后吴泰勋曾向戴笠推荐很多人到特务处当特务，如裴级三、李志一、吴安之等，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马弁。戴、吴的关系在西安事变后继续保持。戴则通过吴泰勋掌握到东北军内部许多内幕情报，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从此，蒋基本上把对付东北军的工作交给戴笠处理，极大地加强了戴在蒋心目中的地位。

三、出任复兴社特务处长

中山陵受命

1931年冬，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利用黄埔学生集资创办的拔提书店发行了一本名叫《墨索里尼传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与该书店同时发行的《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件》、《领袖言行》等一起，照例先送给蒋介石审阅。

当时的形势，对于蒋介石来说正处于东征北伐以来最困难的境地。这一年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当总统，被蒋扣押在南京汤山俱乐部。宁粤分裂以后，粤方以汪精卫为首，借助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武力，聚集反蒋派在广州开府，与南京分庭抗礼；同时，蒋介石对苏区红军进行的第三次“围剿”，以及九一八沈阳事变的发生，激怒了全国人民，各界先后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爱国救亡运动，矛头直指蒋介石。特别是历来被蒋视为依托的黄埔系，此时内部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使蒋的命令不能贯彻始终。在内忧外困、四面楚歌的压力下，蒋深感必须有一种形式能唤起新生，特别是要能够彻底搞垮政敌，维护和巩固他的绝对领袖地位。

正在蒋一筹莫展的时候，《墨索里尼传记》给了他很大启发。墨索里尼原是一个新闻记者、社会党党员，他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为骨干，成立法西斯组织黑衫党，于1922年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于是，蒋当即把《墨索里尼传记》批给黄埔学生的骨干分子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郑介民、戴笠、桂永清等人去看。并指令邓文仪将这本小册子扩大发行，广泛传播。

1931年11月初，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官邸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等黄埔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开会，密商对付时局的办法。戴笠作为唯一的黄埔六期后进，亦被蒋指定参加会议。经过几次开会研究，贺衷寒、康泽等人领会小册子的主旨，建议以黄埔学生为主体，成立一个类似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或希特勒的褐衫党一样的法西斯组织，名之为复兴社，来保卫蒋的领袖地位，贯彻蒋的命令等。此议窥破了蒋的初衷，因而得到首肯，蒋并叫大家继续深入研究，提出具体办法。当时，黄埔学生们领会小册子的精神仅到此为止，唯有戴笠经反复阅读揣摩，进一步提出建立黑衫党或褐衫党一类的复兴社组织必须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击反对领袖的异己力量，保卫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戴笠写了一份建议书，单独袖呈给蒋介石。蒋看了后，感到很满意，并考虑要在未来的复兴社组织之下成立一个独立的特工系统，同时萌生了要戴笠去主持这个特工组织的念头。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抵挡不住胡汉民、汪精卫的联合进攻，通电下野，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进行幕后策划。此次下野不同于第一次，蒋在此之前已在军事上、财政上、组织人事上各方面进行了重新部署，做好了第三次上台的准备。为了随时掌握胡、汪各派在南京的活动情况，戴笠奉命召集一批黄埔学生，计有唐纵、周伟龙、郑锡麟、梁干乔、黄雍、徐亮、张炎元、胡天秋、马策等，加上戴笠共十人，组成联络组，每日活动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密切注视国民党各派的动向，随时密报于蒋。这就是后来在军统中广为传闻的“十人团”。

戴笠把联络组的总部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这处地方原是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驻南京办事处，时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率部驻防安庆，与中国工农红军徐向前部作战。胡宗南深知戴笠在南京接触面广，活动能力很强，加之与戴笠关系很深，就邀请戴笠兼任第一师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戴笠征得胡宗南的同意，把鸡鹅巷53号作为最初搞特务活动的地址。

1932年1月22日，蒋介石复出，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复兴社组织。先由筹备人员推荐复兴社书记、中央干事、中央监察以及各处处长人选，最后由社长蒋介石指定。在整个复兴社组织机构的安排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但在特务处处长的人事安排上，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各方面的关系一共向蒋保举了六个人，其中有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人。戴笠虽名列其中，却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持不赞成态度。

邓文仪出任蒋的侍从秘书后，因拥蒋和反共几到发狂的地步，而备受蒋的信任。为了着重研究和筹备成立反共间谍组织，邓曾积极向蒋献策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调查科等谍报机构，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以南昌行营的调查科为总机关，进行反共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同时对“剿共”部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邓以侍从秘书职兼南昌行营调查科长，此科是比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更早的又一特务机构。这样看来，由邓文仪出任特务处长似乎最为有利。

康泽是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1925年10月与蒋经国等人一起被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康虽远在俄乡，仍及时向国内的蒋介石密报同学中的反蒋言论与共产党员的活动，显示了康泽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特工特性。1927年夏，康回国便进入蒋的亲信幕僚行列，充任人事参谋。同时利用主办《中国日报》，负责文化宣传的机会，广泛搜集各方面情报，提供给蒋决策，很受蒋的信任，是特务处长的较佳人选。

桂永清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先后任教导团连党代表、连长等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组建时，任特务营长。北伐战争中，参加松江、龙潭等战役，因功升任团长、旅长。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对于干特务工作来说，有一定长处。

郑介民于1929年策反瓦解桂系十分成功，显示了他的特工才能。1929年夏，郑介民又奉蒋命去广西任省府委员及叛桂投蒋的十五师、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暗中负责监视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桂系部队，并伺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这一年的秋冬，俞作柏响应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等酝酿的反蒋活动，在广西发难，郑介民因胆怯不敢在南宁立足，连夜化装从广西只身逃往广州。俞作柏虽很快失败，但郑介民因没有负起“倒俞拥蒋”的责任，而引起蒋的不满。但郑的特工潜质给蒋印象很深，亦是干特务工作的优秀人才。

蒋介石经过对各方面推荐保举的人选反复比较平衡，毅然决定选择戴笠任特务处长。这在许多黄埔学生看来，确是出乎意料。但在蒋来说，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蒋是久历宦海风波之人，无数次成功或失败的过程使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在中国要坐稳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必须紧紧抓住军队、政党、财政、特务这四根支柱，这四个方面必须依靠最亲信和忠实的人替他把守。军队方面，有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将领掌握着嫡系黄埔力量；政党方面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守中央组织部和各省市党部；财政方面有宋子文、孔祥熙掌握财政部和金融系统；特务方面已有徐恩曾、毛庆祥占据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侍从室机要室。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可见，蒋用人有个大原则：亲信、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必须要由亲信、故旧、学生中的浙江人去占据，交给其他地域出生的人，是不可以的。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并且是黄埔学生中的老大哥，黄埔系的佼佼者，但邓文仪是湖南人，康泽是四川人，桂永清是江西人，郑介民是海南人，非浙江籍使他们被排除在蒋的极亲信的小圈子之外，失去了与戴笠竞争的主要条件。

再一方面，蒋认定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构不成威胁，除了效忠蒋外，几乎别无出路。蒋同时认为，对于特务的权力，可以让他们很大，但其地位不能太高，这样才可以随时给予抑制，防止反客为主。这个人，在当时只能是戴笠。

特务工作在本质上是一个恶性的工作，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不但要极为忠诚、驯服、易于驾驭，而且要具备残忍、卑劣、冷酷、冒险、欺诈、下流等各种品质和手段，对特工活动要具有非凡的理解和悟性，对领袖人物的心理要善于领会和体念，执行特工任务还要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等等，这些方面，蒋认为也只有戴笠体现最为明显。

1932年1月23日，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回南京。1月26日晚上8点钟，蒋介石在中山陵官邸召见戴笠，指令由他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蒋告诉戴笠，虽然各方面关系一共保举了六个人，但他认为只有戴笠比较合适，能够做好这个工作，要戴负起这个责任。

戴笠听到蒋的这个决定，心中异常兴奋。但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黄埔系中有不少人反对他当特务处长，今天蒋下命令，难保明天不会收回。古人说：欲擒之必先纵之，欲取之必先与之。于是，他断然回答：“报告校长，我不能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蒋愕然地问。

戴回答：“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并且这种事情本身就不容易做好。我想由我做这件工作，必定会有不少人反对。”

蒋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戴笠见蒋果然中计，自己的目的已达到，于是抖擞精神说：“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蒋听到这里，转身走进隔壁的私人办公室。几分钟后，蒋重新走进会客室，将一份手令交给戴笠，上面写着：“着戴笠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中正。”

戴笠上前数步，双手接过手令，当即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此话怎讲？”蒋张大眼睛问。

戴一挺胸脯，义无反顾地说：“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蒋介石双目莫测高深地注视着戴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叫戴笠找帮手。戴找了一个郑锡麟，一个唐纵，两个人都是黄埔学生，联络组成员，蒋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黄埔学生中有人知道由戴笠主持成立特务处，立即表示反对，更有人提出要打倒戴笠。戴笠为此向蒋介石报告，要求辞职。蒋不予批准。戴笠测知蒋的决心已定，也就放心大胆地干下去。

次日，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蒋介石原本在设防备战方面无所措置，情报工作也差。为应急需，指令戴笠迅速组织一批黄埔学生，到上海前线搜集和分析军事情报，供蒋决策。戴笠临危受命，立即召集原联络组的黄埔学生，组成临时性质的军事情报组，奔赴沪战前线，了解战场情况，“十人团”由此扬名。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戴笠为了能及时掌握十九路军及上海各界人民抗战和战场每日的进展情况，工作十分勤奋。有时能连续三天三夜工作，饿了就啃烧饼油条，渴了就喝白开水，每天只吃两顿，保证了上海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能源源不断地送到蒋介石的手里。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始终陪着戴笠熬夜而不发牢骚的，“十人团”中只有唐纵一人，戴笠对唐纵的倚重也就自此而始。“十人团”中另有一些人，如黄雍等，因吃不消戴笠连日连夜的工作方法，离开“十人团”后，再也不肯回到特务处中，也就缘于此。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蒋再次大弹“先安内后攘外”的老调，戴笠揣摩蒋的心理，结合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教训，再次给蒋上书，陈述为了防范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分子，必须经常进行监视侦查活动；日本人和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太多，也要加强调查掌握，所以必须加强特工力量和活动。此建议受到蒋的重视，认为戴很有政治头脑，具有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敏锐和素质，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让戴出任复兴社特务处长的决心。

1923年3月初的一天，第一批被蒋批准参加复兴社组织的黄埔学生贺衷寒、邓文仪、酆悌、桂永清、滕杰、周复、甘国勋、赵范生、杜心如、彭孟缉、娄绍恺、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邱开基、梁干乔、郑介民、侯志明、戴笠等四十余人集中在南京励志社会堂开复兴社（全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大会。复兴社筹备时的另一骨干分子康泽因率领首都记者考察团到淞沪视察，没有参加。胡宗南则因带兵在外而缺席。

会议由蒋亲自主持并讲话，然后进行选举，大会选举了中央干事九人，候补干事三人；中央监察三人，候补监察一人。戴笠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三名候补中央干事之一。当晚，蒋介石批准大会选举结果，并指定贺衷寒、酆悌、滕杰为常务干事，以滕杰为书记；指定田载龙为常务监察；指定周复为组织处长，康泽为宣传处长，桂永清为训练处长。耐人寻味的是蒋这次并没有明确戴是特务处长。

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蒋在中山陵官邸召集贺衷寒、康泽、邓文仪、滕杰、酆悌、桂永清、萧赞育、周复、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十多人开会。会前，蒋叫人把康泽、桂永清叫到里面房间去。蒋对康泽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

蒋早已内定特务处长是戴笠，康泽原是知道的。现在却说还没有适当的人，康泽明知蒋征求他的意见只是幌子，是为了应付一下反对派的情绪。于是，很有自知之明地回答说：“不相宜，性情不相宜。”

蒋似乎已达到目的，没有再说什么，亦没有再征求桂永清的意见，就让康、桂出去了。蒋跟着出来开会宣布：“特务处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蒋介石的话谁敢不同意？于是个个都忍耐着说：“同意。”其实，大家都不满意这个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只是靠一些鸡鸣狗盗之术一下子爬到许多黄埔老大哥的头上。尤其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生，却屈居戴这个六期生之下，这在当时对黄埔生使用的惯例上，是绝无仅有的。

青年时期的戴笠

3月31日，戴笠和郑介民在南京大宴宾客，庆祝特务处于4月1日正式成立。戴笠兴高采烈，在宾客中穿梭往来，郑介民则很勉强。以后，郑曾两次请留苏同学康泽向蒋保荐他离开特务处，蒋不但没有同意，还告诉康，说此人办事无魄力，以后不要再保荐他。蒋为此专门找郑谈话，要他安心工作，帮助戴笠搞好特务处，郑别无指望，也只好安下心来。

1932年4月1日，戴笠正式受命在南京徐府巷成立特务处本部（简称乙处）。另在联络组原址南京鸡鹅巷53号设立戴笠私人办公室，处理机要（简称甲室）。并相继建立内外勤组织，建立了军统特务组织早期的雏形。

草创特务处

戴笠本是一个极聪明又极有抱负的无赖之徒，十年流浪，又使他锻炼了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迎上、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本领，从而在特工活动中一展所长，成为出人头地的佼佼者。正如蒋介石身边的另一特工头目邓文仪亦曾心悦诚服地对人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戴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组织。原先，戴笠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蒋介石从特别费用中支付，因为数额大，蒋介石怕遭物议，毕竟有所顾忌，不能满足戴的需求。戴的许多设想和抱负亦因囿于经费而不能实现。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把拨给特务处的经费记在复兴社的账下。而复兴社却不能过问数额多少，只是由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蒋核拨。特务处所有下属组织的经费统由戴笠拨发，其经费总额每月约20万元，据说较之复兴社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十倍以上。从此，蒋对内对外都有了一个交代。戴笠有了固定的特工经费，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不足部分，还可以向蒋临时支取。1932年冬，鉴于四次对红军的军事“围剿”，尤其是前三次“围剿”的失败，蒋深切地感到必须加强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建设。蒋介石听从德、意军事顾问和复兴社高干、法西斯头目刘健群的建议，认为要强化军队，首先要加强军队特工力量，使“纳粹”具体化。于是，属于黄埔系统的复兴社特务处比属于中央组织部系统的调查科受到更大的重视，蒋下令将戴笠系统的特务经费从每月20万元一下子提高到80万元，而中央调查科仅加10万元，每月30万元。戴笠在顷刻之间得到如此巨额经费，惊喜不能自持，多年来想大干一场的愿望终于实现。

有了巨额经费，戴笠开始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特务系统。蒋介石虽然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明确规定，特务处的人事调配由他本人直接掌握，但是蒋自始至终只派了两个半人，一个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一个是特务处主管会计工作的徐人骥，另有半个人是唐纵。唐本是戴笠拉进特务处的，因此只能算半个人。其他人都授权戴笠自己去找。戴笠心里很清楚，这两个半人表面上是由蒋派来协助他工作的，实际上是蒋安插在他身边的“监军”，戴对他们不敢怠慢。

在研究发展特务处的人事时，戴笠碍于情面，亦曾请郑介民介绍些亲友故旧参加，岂知郑介民这时正闹情绪，不想在戴手下做事，意在另谋出路，也就不想再轧上一脚，推说没有相宜的。直到几年后见摆脱特务处无望，才逐步推荐了邢森洲、王昌裕、郑公弼等海南文昌县的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但这时特务处早已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了。

戴笠是相当有远见的。蒋和郑一放手，正中他的下怀。首先，他把蒋二次下野和淞沪战争期间组织起来的“十人团”拉过来作特务处的基本干部。当时，“十人团”中，黄雍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任副科长（原黄埔同学会），梁干乔调复兴社训练处抓训练工作，其余的七人唐纵、张炎元、周伟龙、郑锡麟、徐亮、马策、胡天秋都被戴笠安插在特务处的重要岗位上。

在内部机构设置和建设方面，戴笠主要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办法，强调“以组织对组织”。当时，国民党各级机关主持内部工作的一般是秘书长或主任秘书，而戴笠则在特务处内设书记，主持内部工作。特务处的第一任书记是“十人团”成员唐纵。唐是湖南酃县人，黄埔六期毕业生，办事老成持重，干练谨慎，颇得戴笠赞赏。

在内部机构方面，初期只设有情报股和总务股，后来又增加了个行动股，但也还以情报工作为主。

戴笠成立的第一个外勤组织是特务处上海特区。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戴笠为了加强上海的特工活动，就派遣黄埔三期学生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淞沪抗战结束后，翁光辉等人继续留在上海活动。上海当时是国共两党斗争和国民党内各派别活动的中心，因此戴笠对这个地区的特务工作极为重视。特务处成立之后，他立即决定在上海设立特区，以翁光辉为第一任区长，区部设书记、司书、事务、交通各一人，下设三个情报组。这也是特务处设立的第一个外勤区一级的组织。以后，特务处外勤组织的建制大致如此。

戴笠设立的另一个较早的外勤组织是特务处天津站。因天津地区当时是东北军的势力范围，日本间谍活动很猖獗。为了监视和调查东北军的活动，掌握日军对华北的意图，戴笠根据蒋的意图，把平津地区的特工活动作为特务处初期的工作重点之一。并请结拜兄弟吴泰勋介绍了一批人加入特务处，留在华北地区开展特务活动。天津站第一任站长叫王天木。王系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初在黑龙江督办吴俊升部任职，经吴俊升之子吴泰勋介绍于1931年底认识戴笠，转投戴笠麾下，成为特务处早期的骨干分子，天津站的奠基人，华北地区特工活动的开拓者。

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是特务处外勤组织中最早设立行动组的一级机构，同时配备的1部秘密电台也是特务处外勤机构中最早的，陈恭澍和丁湘娥分别任组长和台长。

这年6月，戴笠从复兴社举办的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的学生中挑选了30名学生举办特务警察训练班。本来戴笠想请康泽任班主任，因康泽不想管特务处的事，拒绝了戴的要求。于是，戴笠自兼主任，由郑介民兼教务主任。蒋介石另派曾到日本学过警政教育的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李士珍为该班政治指导员。这是戴笠举办的第一个特工训练班。由于准备工作仓促，人力、财力、物力都受到限制，经验不足等等，训练班的内容也就很简单。除了进行精神灌输外，主要是了解一般的特工常识、纪律，学习一些情报的搜集、整理、分析、反馈等工作。该班学生在训练期间，由戴笠一个一个地亲自进行个别谈话，考核思想。毕业后，集体办理了加入特务处的手续，成为职业特务。其中如何龙庆、陈恭澍、陈善周、廖宗泽、田功云、徐远举等人，后来均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大特务。这一期训练班因戴笠未找到地方，就借南京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为班址。

三道高井特训班，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质量，而在于它的意义。它使戴笠开辟了一条通过举办特工训练班来培养扩大自己特工队伍的道路。戴笠在其一生中，举办特训班成百上千，培训的各类特工人员有数万之多，其溯源都出于南京三道高井训练班。

戴笠另外吸收特务人员的渠道主要是由特务之间相互介绍亲友、同乡、学生、熟人参加。戴笠心里很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内勤机关和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然后从社会上广泛搜集各种人才参加。有许多人虽然在社会上劣迹昭彰，但只要政治上可靠，又有一技之长，戴笠总是毫不犹豫地吸收进来。

参加特务处的手续开始比较简单，只要填一份履历单，由介绍人签署意见，报上级批准后，就可以办理手续了。但后来逐渐严格起来，必须先写一份详细的自传，然后再填写一份名目繁多的履历表，内容多到需要填报祖宗三代和三姑六姨的详细情况等等。申请人被批准吸收后还要组织宣誓，内勤人员大多集中举行，外勤人员囿于工作环境则个别秘密举行。宣誓人面对蒋介石的一幅肖像，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宣誓后，宣誓人、监誓人均须签名盖章等等，誓词归档保存。这时，主持宣誓的大特务会同介绍人一起向新成员握手致贺，并从此之后称为“同志”。

参加特务处后，戴笠规定不得发给任何证明和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并且从此不得再脱离特务处，也不得请长假或辞职休息，戴笠把这称为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戴笠历来对特务处内部控制极严。1932年夏发生的翁光辉事件，更使他加强了这方面的警惕。这年夏天，翁光辉搞到一份有关中共的重要情报，企图不经过戴笠的手，直接呈交蒋介石。因翁曾任海军舰长，就搭乘海军的军舰从上海去九江，准备上庐山面见蒋。戴笠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从南京坐飞机先期赶到九江，拦在港口把翁光辉扣押起来，搜去情报，撤去翁的区长职务，改由南京特训班的教官余乐醒担任。翁本人也险遭戴的毒手。从此，戴十分注意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并设立了督察制度，挑选政治可靠的特务秘密担任，对单位领导或同事进行秘密监视工作，随时将监视结果以绝密件直送督察室或戴笠。督察室每周编成一份督察周报，送到戴笠手上。戴笠据此在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上评论各单位工作优缺点。遇到看不顺眼的则借机发挥，大骂一通。由此，特务们对秘密督察既恨又怕，称之为“特务中的特务”，但由于搞不清谁是秘密督察，往往互相提防戒备，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秘密督察由于能拿到戴笠发给的额外津贴，工作起来又格外卖劲，有的甚至是捕风捉影、挟嫌报复。

戴笠对外勤特务的控制主要是连环控制法，即由书记或文书监视区长、站长等大特务，由译电员监视书记或文书，再由报务员监视译电员，报务员则用“台密”（电台专用密码本）向特务处总台报告监视结果。这样一环连一环，步步设防，效果很好。

特别厉害的是戴笠有时竟利用夫妻关系相互监视。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情报员周迅予，原是四川军阀派驻上海的联络人，后被上海区吸收为特务，主要利用他与四川各方面的关系，搜集川军的情报。戴笠怀疑他脚踏两只船，又发展他的老婆罗华入特务处，专作监视周迅予的工作，果见周的情报有许多欺诈之处。于是，戴笠下令将周扣押送入特务处南京北门桥监狱。自此，特务处在戴笠的控制之下，特务们无不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没人敢与戴笠为敌。

1932年，戴笠的特务处已发展到100多人，各方面开始粗具规模。1933年以后，特务处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区以及各省站。内勤机构方面，股升格为科，先后设立了书记室、情报科、司法行动科、总务科、电讯科、交通科等机构，科内设股，仅情报科内就设有华东股、华中股、华北股、西北股、华南股、国际股、统计股等，并逐步向日本、朝鲜、美国、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家派出情报人员。特务处已开始得到长足发展，逐渐显示出它的力量。

控制浙警校

特务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戴笠取得浙江警官学校的实际控制权开始的。

1932年10月，戴笠衔蒋介石之命，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浙警校是当时全国培训警官的两所专业学校之一，以培养中下级警官人才为主。

当时，浙警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浙江省政府，受CC派大头目朱家骅控制，其目的主要是为CC系培养警界学生，逐步把CC势力带入警界。这当然是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如意算盘。然而，蒋控制手下的一个办法，就是历来不让底下的任何一个派系过分膨胀，以至失控。他给CC系圈定的势力范围是主党政，给孔祥熙、宋子文圈定的地盘是主财政，给黄埔系划定的领域是主军宪。三派力量大体均衡，相互掣肘，而大权则集于蒋一人之手。警察系统归于哪一派，虽没有明确划分，然而历来军警宪一体，似乎由黄埔系控制更为合适。因此，蒋任命戴笠为浙警校政治特派员，其意在CC派的地盘内安插一个钉子，对CC系在警界的活动进行监视，然后徐图对策。

对戴笠来说，当时发展组织扩大实力以形成自己的“黄埔军校”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教育训练机构，用来培训大批专业特工人才。现在得到浙警校政治特派员这个意外的任命，不啻是天赐良机。于是，他耍起了常人不及的本领——借题发挥，巧取豪夺，仗着“钦命”浙警校政治特派员这个金字招牌，做起了文章。第一步，对浙警校各方面的工作施加影响。本来，特派员仅是个兼职，但戴笠完全不当兼职干，而是分出相当一部分主要精力去抓。他每年都要腾出一段较长的时间到浙警校办公，并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配备一套人员。他还抽调特务处的得力干将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其事，插手校内各项事务。戴笠不在警校时，王孔安行使戴的职权，对警校工作指手画脚，事事强要过问，并把情况随时向戴笠密报。警校不知戴笠奉蒋命而来的意图，凡事又不知哪些是蒋的旨意，哪些又是戴的主张，真假不分，只得一切都照蒋命来执行，对“太上皇”的弄权作势无可奈何。

第二步，筹划夺取浙警校的高级人事权。戴笠以加强警校领导力量为由，首先保荐自己的亲信赵龙文出任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赵龙文是浙江义乌人，又曾任胡宗南第一师的秘书，是胡宗南的亲信。有这些优势，戴笠一保就准。紧接着，戴又先后保荐酆裕坤为教务主任，史铭、柯建安为训练处主任。这些人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自然又是一保就准。这样，戴笠已经取得了警校高层人事的实际控制权。

第三步，对警校中下层干部进行大换血。戴笠将该校各队队长、政治指导员等等，全部换成黄埔军校的学生兼有复兴社、特务处组织身份的成员，极个别不具备以上身份的人，也经戴笠收买拉拢，逐渐进入组织。这样，经过三拳两脚，CC系势力已完全不能立足，不是向戴笠投靠，就是被赶出校园。

第四步，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对警校第一期、第二期毕业的学生进行笼络、收买，一律视为嫡系加以培植。让他们作带头羊，影响后面的学生。如该校毛森、杨超群、萧勃、阮清源、邓墨村、夏松、萧绍文等人，都是一、二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先后被戴笠拉入特务处，成为戴笠的亲信特务。该校三、四两期的正科生则成为戴的嫡系，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如刘人爵、刘钦礼、黄佑、周昌嗣等，则成为戴的心腹，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军统的高级特务。

戴笠完全控制浙警校后，就开始把警校办成特务处特工训练的基地。他首先对警校的正科生进行严格的甄别和考核，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工作条件的先保送一部分特别优秀的出国留学，其余的都分别编入甲、乙、丙3个特警训练班进一步加以训练。甲班设在杭州市雄镇楼。该班的培训目标是培养特务处的高级特工人员，选材十分严格，每个学生均须经戴笠亲自考核、圈定。第一期43人，均从警校二期正科生中选拔，其中有毛森、阮清源、石仁宠、姜毅英、章微寒、叶霞翟、王清、丁继曾等佼佼者，以后均成为特务处及军统时期的顶尖人才。乙班设在校本部内。该班的培训目标是为特务处培养行动特务，培训内容偏重于摔跤、擒拿、格斗、射击、拳击、驾驶、骑马、举重等。该班学员毕业后，大多成为特务处各级组织中的心狠手辣的杀手。丙班专以培训女特工人才为目标，用以担任特殊任务。该班只收十五六岁的少女，且须长相端正，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训练内容除一般特工常识外，还要学习武术散打之类的格斗术，以作防身和反击之用。另外还要精于烧饭、做菜、缝纫、洗涤、理发、绣花之类的活计。学生毕业后，部分被派出做外勤特务，部分奉命打入一些民主人士、反蒋集团的重要人物或政府军政要员家中，以佣仆的身份作掩护，做内线工作。

除此之外，戴在浙警校内还办有一个电训班，这是戴笠办得较早的一个电训班。该班专门为特务处培训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的专门人才，学员毕业后，大多成为特务处时期各级组织中的电讯工作骨干分子。

戴笠对浙警校特训班的训练极为重视，经常抽出时间到校对学生进行精神讲话，向学生灌输服从领袖、为革命牺牲的思想。戴笠曾有亲笔题词：“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则他日社会之改良，民族之复兴，我同学乃有绝大之贡献，方不负领袖之期望，而无愧本身之职责也。”每期特训班毕业，戴笠必亲自到班进行个别谈话，考核选拔，主持分配工作。做到量才而用，各得其所。

戴笠通过移花接木之法，巧取豪夺浙警校，利用现成的机构和设施及批准有案的巨额经费来培训了大批特工人才。而且还借机培养了亲信打入警界，扩大了实力，使特务处内部逐渐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浙警系”派别。当时，特务处的成员就其出身来说，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黄埔学生，这部分人始终在特务处内占据高位，起关键作用；第二类是以浙警系毕业生为主体的特训班毕业生，这部分人数量不少，大多是特务处中下层骨干分子，活动力强，能量大；第三类是留俄学生，这部分人数量不多极有政治头脑和才干，但这部分人中有不少是中共叛徒，戴笠对他们颇存戒心，戴使用的方针是“用其才，戒其德”，“可以给以高官，不可以给予要职”；第四类是江山人，这部分人为数亦不少，都是戴笠从家乡招来的，大多安排在特务处的电讯部门工作，戴笠对他们是给以要职，却不给以高官，利用他们对特务处的各级特务进行监视。此外，还有一些从社会上直接招进的三教九流人物，根据其专长放在特定的岗位上使用，影响不大。因而，在特务处初期，内部争权夺利的主要是黄埔系和浙警系两派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派力量渐趋接近，生出许多是非。对于戴笠来说，有时则故意放纵他们争斗，以便从中驾驭。

“以组织对组织”

戴笠一生中并没有进过任何特工学校。他早期所有的特工理论和经验，主要来自他的实践以及留俄学生翻译出版的苏联“格伯乌”、“契卡”组织的几本小书。他积多年亲身搞特工的经验，认为唯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最为严密，也最有力量。因此，在早期创建特务处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要“以组织对组织”，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套办法建立特工体制，与中共进行斗争，打击反蒋势力等等。

据此，戴笠从一开始就严格规定特务处的一切活动均处于地下状态。特务处的对外联络站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这里既不挂任何牌子，也不设任何岗哨。行人亦可以从门前经过，所不同的是门内有带枪的便衣人员把守，进出都要严格检查证件。特务处本部原设在徐府巷，后搬到洪公祠1号。但特务处外勤人员非有特殊情况不能去洪公祠1号，而只能到鸡鹅巷53号接洽，再打电话到洪公祠1号报告，由那边派人来谈。外边的信件包裹，也都要先寄到鸡鹅巷53号，再由内部交通转洪公祠。因此，洪公祠1号不但局外人不得而知，就是特务处的大多数外勤特务也只知有53号，不知有1号。

进入鸡鹅巷53号和洪公祠1号都必须有特别出入证，但这种出入证照例只有内勤人员才发。出入证每年更换一次，封面只有“出入证”三个字和一行号码数字，打开来里面有照片、姓名、工作科室、职级等，却没有工作机关名称。特务们出门时须交登记室，回来时再取回，不准作其他用途。有时，特务们出去后因故不能返回，又无任何证件，连住宿都成问题。一些特务常常私下自嘲：“我们都是一些榜上无名的黑货”，戴笠听到后，却鼓励大家说，这就是“无名英雄”。

戴笠给每个特务严格规定：不准在洪公祠1号或鸡鹅巷53号私自会客，不准泄露办公地址，通信要用鸡鹅巷53号或程阁老巷33号的地址，然后转交。电话也要保密，家属偷向洪公祠1号打电话，有受严厉警告的危险，严重者则受“团体”纪律的严厉制裁。南京的总处机关如此，外勤各级特务组织也都是隐蔽地下活动。

特务处及各级特务组织和重要特务头目，都一律使用化名。戴笠仿照共产党组织活动的特点，规定特务处所属的各级组织之间，只准有纵的关系，不准有横的关系。特务之间一律职务服从，不讲年资功绩。特务刺探、搜集情报的重要手法就是伪装不满现状和“反蒋”的进步姿态，以引起同情者的注意，然后打入反蒋派或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活动。又由于各组特务常常在一个地方活动，彼此又没有联系，因此一个特务伪装进步，另一个特务则接近上去，自己人做自己人的情报，双方又都是使用的化名、假名，报到上级也不容易发觉，结果花了不少人力、财力、物力，等到双方都表演得差不多，准备逮捕对方时，经核对照片，才知道原来都是自己人。有时，这种假戏演得过分真切，居然惊动戴笠向蒋汇报，等到逮捕后才知道是自己人扮的假货，戴笠一时不好向蒋交代，也只好假亦真时真亦假，将错就错了。不过，戴笠运用这种方法建立特务处的内部体制确使特工活动常常处于主动位置，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也是戴笠的军统组织比蒋的其他特务组织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能更好地仿效苏联“格伯乌”和“契卡”以及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方法训练特务，戴笠曾征得中统头目徐恩曾同意，并报请蒋批准，借调原中共中央保卫局负责人、中共叛徒、中统特工训练行家顾顺章担任特务处南京特训班的顾问和教官。戴发现顾顺章训练特务的方法中融入了中共地下斗争的经验，确有一套，大为赞赏。就用种种方法企图拉拢顾加入特务处，顾也有背徐投戴之心。此事被徐恩曾察觉，就借故把顾顺章除掉，以绝后患。

随着特务处的创建和发展，戴笠逐渐感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特务组织的一套办法更适应他的需要。于是，他又把眼光转向德、意特务组织的经验和办法。1933年下半年，戴笠一次因事去河南活动，特务处书记唐纵主持工作期间，批准赵世瑞秘密逮捕了汪精卫的改组派分子。事后，汪精卫得知是特务处所为，大怒之下，向蒋要人。蒋为了敷衍汪精卫，不得不下令将唐、赵扣押。戴得悉后，匆匆赶回南京，向蒋力陈保释，并善言抚慰唐、赵二人。适时，复兴社高干酆悌奉派驻德大使馆武官。经戴向蒋建议，唐纵被派任驻德大使馆副武官。行前，蒋、戴分别交代唐去德国的目的，是要他学习德国法西斯特工组织的经验。唐果然不负戴望，在德期间专心调查掌握德国特工活动的办法，定期有详细报告给戴，介绍德国特工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建议戴笠要掌握警察、交通、检查、邮电等公开部门，并渗入工厂、机关、军队、团体、监测无线电台和收音机以及干扰广播，以便配合特工活动。唐纵还建议要多派特务到德、意学习，开阔眼界，吸取经验，培养人才，引进先进设备等等。戴对唐的这些意见极为重视，多次向蒋报告，并提出改进特工建设的意见和措施，供蒋决策。蒋采纳戴的建议，不久便加派郑介民随复兴社的一批高干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七人，以军事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欧洲考察，主要是考察德、意两国的法西斯组织和特工活动。戴笠同时也选派从浙警校正科生中毕业的冯文尧、王渭周、蒋镇南、范学文等几十个特务赴德、意学习受训。对照唐纵、郑介民等人学习考察成果，根据蒋的指令，戴笠对特务处的活动做了不少改进调整。

戴笠对特务处最重大的改进调整就是在“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的方针下，大量控制掌握公开机关，为蒋建立严密的特务统治体系。在早期，最先落入戴笠之手的公开机关是首都警察厅的调查课。由戴笠推荐特务处特务、黄埔四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赵世瑞任职。接着掌握了杭州市警察局和浙江警官学校；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落入戴手，由戴推荐翁光辉任股长。

京沪杭甬铁路警察总署是戴笠掌握的第一个交通警察机构。经戴推荐特务处上海区长、老资格的黄埔一期生、广东琼山人吴乃宪出任总署长。从此，特务处掌握了这两铁路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特务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就是总处机关和上海区的许多内勤特务来往于京沪杭之间，也能得到免费优待。从杭州、上海等地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全力协助。驻苏州警务段长韩尚英，还被吴乃宪专门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戴笠在上海掌握的公开机关有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对特务处上海区帮助极大。许多案件上海区不便出面，借助这两个机构便可以放手进行活动，大大提高了特务处的工作效率。另外，特务处还掌握了私立上海肇和中学、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上海警士教练所、上海招商局警卫组等公开单位。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开始于1931年，但最初由CC系统的中统特务组织把持。戴笠的特务处由于插手较晚，缺乏优势，因而与中统的争夺十分激烈，有时一些地方的邮电所长甚至被双方的特务暗杀。直到抗战初期，戴笠才把这个机构彻底从中统手中夺过来。

戴笠把军队特工系统的控制权从邓文仪手中夺来完全得益于南昌机场大火案。1934年夏，正当蒋介石集中全力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的时候，南昌飞机场不明不白地一把大火，把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此事立即震动了朝野。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邓文仪深入一查，初步确认是放火而不是失火。放火的目的是要消灭一件购买飞机贪污的证据，而此案又与宋美龄有些关系，故邓文仪不便于报放火，亦不便报失火，只得这样一周两周、一月两月的拖延，久不断案。结果，由于各界的穷追不舍，蒋被惹得火冒三丈，一怒之下，当即下手令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长等14个兼职。凡邓手下的1722名特务，全部移交并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系统，并由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

戴笠的喜悦真是难以表达，难以形容。但是，他也不便于得罪复兴社的一批大头目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飞机案。而且，他不亲自出马，另派特务处特务、黄埔三期毕业的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当邓文仪系统的大特务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机关的100多名特务到南京特务处机关报到的那天，戴笠组织全处机关的特务们列队欢迎，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了安抚邓系人心，收买邓系的特务为己所用，他声言今后一视同仁，和衷共济。并慷慨任命张严佛为特务处的书记。

从此，戴笠不但实力大增，而且控制了整个军队的谍参和特工系统。这批人中，戴笠尤为得意的是接收了设计委员会一批曾留学过德、日、俄等国的所谓学有专长的学者，其中有出卖陈独秀的中共叛徒谢力公，有著书立说的程一鸣等等，还有日本通顾子载等。另有一些知名人士被陈诚挖走，戴笠无奈，只好在背后诟骂，以发泄不满。

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不能满足特工队伍迅速发展的需要。现在接过邓文仪的摊子，不但原来的经费照领，而且利用调查科的定制，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经费大大增加，更有利于特工活动的开展。

戴笠在回忆早期特务处的发展时，经常夸耀说：掌握浙警校是他走的第一个红运，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他走的第二个红运，有了这两个红运，才能有早期特务处的迅速发展壮大。这话确是不错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军事谍报工作的控制，戴笠先后在南京洪公祠和慧圆街举办“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所调训人员皆为现役谍报参谋人员。调训完毕仍回原部队服务，该班主任由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职务的郑介民担任，特务处中校特务文强任政治指导员。该班先后举办了三期，每期六个月，为军队训练了大批军事特工人员。

这时，戴笠掌握公开机关的又一个成就是推荐周伟龙出任国民政府禁烟密查组组长，开始把特务势力打入禁烟机构。

蒋介石的禁烟活动始于大革命以后。当时各省军阀割据的地区烟馆林立，烟毒泛滥。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材、王家烈，湖南鲁涤平、何键，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既是军阀头子，又是贩毒头子。一船烟土出江顺流东下，一船枪械入江逆流西上；一批烟土东运，一批金银西运；安徽、河南等地的军阀眼红，也强迫老百姓栽种罂粟，大做贩毒生意。这时，蒋介石的军队只能控制长江宜昌以下至江浙一线，权力亦只能及此，汉口虽设有特税局，负责征收烟税，但又被湖北省主席、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等地方实力派人物把持，形同虚设。特税成为地方实力派中饱私囊的财源，蒋介石不得不另谋良策对付这种局面。于是，蒋的亲信谋臣策士陈布雷、杨永泰、陈芷汀等替蒋出谋划策，提出取消特税局，设立督察处，实行统收统运的建议。这样既不受各省市、各部院管辖，也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法令的限制，而是直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命令行事。这个建议很合蒋的心理和口味，很快提出“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口号。表面上似乎大张旗鼓地推行禁烟，实际上是为了“剿共”这个中心问题。蒋在江西“剿共”，调动了数十万大军，军费开支十分巨大，财政部支应不足，所以蒋通过特税另辟财源。1933年，蒋把每年两三千万元的禁烟所得划归行营直接管辖，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不能过问，全部交由蒋一人随时支用。蒋为此专设中国农民银行，实际上是蒋的私人银行。同时，蒋还通过“禁烟”这块招牌，对各地阳奉阴违的地方大员和军阀，随便安上一个违反禁烟禁毒法令的罪名，给予惩处打击，达到排除异己、消除政敌的目的。

戴笠也看中了禁烟督察处，千方百计地加以钻营。其目的一是可以借禁烟缉私进行特工活动，掌握各地反蒋势力的情报，打击或利用反蒋力量；二是可以掌握控制缉私团为特务武装，扩充特务处的实力；三是可以从中截留经费，弥补特工经费的不足；四是可以加强特务处在蒋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蒋也知道离开特务搞禁烟督察是不行的，于是在改组两湖特税局为禁烟督察处时，戴笠就安插了不少特务进去，监察主任办公室、监运所、缉私主任办公室等这些重要的机构大多被戴笠的特务控制。各省的禁烟督察处禁烟特派员公署一旦成立，戴笠总要千方百计保荐特务去当秘书或缉私团的团长、营长等。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李崇诗就曾被派到广东禁烟特派员公署任秘书，以便监视牵制禁烟特派员萧觉天。

早期，在禁烟督察方面，戴笠最大的劲敌是邱开基。邱是云南景东人，黄埔三期毕业，复兴社高干，南昌行营调查科邓文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手。邓文仪被赶出特务系统后，邱仍见重于蒋介石，被任命为十省禁烟督察处缉私处处长，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当然不把戴笠放在眼里。当时，邱开基的势力发展在先，戴笠的势力发展在后，这也是由于禁烟机构本是从南昌行营发展到豫、鄂、皖三省再逐步推进到全国的缘故。但戴笠的势力发展很快，最终形成两人力量不相上下，暗斗颇烈的状况。双方都拥有相当兵力和特工人员，又都是蒋的亲信心腹，一时谁也吃不了谁，只好达成君子协定：“划江而治”。邱开基的工作范围是：从重庆、宜昌沿长江到汉口，又从洛阳、襄阳沿襄河到汉口，这两条支线合为一线，再从汉口沿江而下，经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直到上海。戴笠的工作范围是：由重庆出乌江到贵阳，经桂林、柳州到梧州，出西江到广州、福建，沿海岸线直到上海。这是当时全国两条最重要的运土贩毒路线。

戴笠与邱开基表面上达成默契，一时相安无事。但戴笠做人的信念就是平生不与对手作任何妥协。他表面上把长江一线让给邱开基去搞，暗中却指使特务处湖北站站长周伟龙从各方面收集邱开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材料，不断通过第三者的渠道向蒋密报，而自己则装得很超然的样子隔岸观火。果然，蒋对邱起了厌恶之心，下手令委派周伟龙为禁烟密查组组长，调查邱开基违法乱纪的黑幕。不久，蒋根据戴笠呈报的大量揭发材料，一怒之下，把邱送进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贬谪云南任省警保处长，彻底赶出缉私系统。邱在长江沿线的势力也全部被戴接管。

戴笠为了提高特务处的工作效率，十分重视对无线电通讯系统的建设。1933年11月，特务处就建立了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当时号称全国两个半电讯人员之一的魏大铭主持其事。不但各个省站配有无线电台，而且许多重要地区的情报组都配备有无线电台。主要情报，各情报组可以不经省站直报“总处”。1933年12月，戴笠为了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斗争，特别聘请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博士从事密码破译活动。这项工作的研究成果，在几年后的抗日战争中，对破译日军密码起了重要作用，对军统的发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了加强电讯人员的培训，戴笠除了在浙警校举办电讯班以外，还在上海办了一所三极无线电所，专门培训特务处电讯方面的发报、译电和破译人员，大大提高了特务处特工活动的工作效率。为此，戴曾多次受到蒋的表扬。

四、第一杀手

初斗王亚樵

戴笠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后，蒋介石对戴笠特工实力的第一次检验，是从戴笠与王亚樵之间的一场恶斗开始的。

1924年的齐卢大战后，王亚樵、戴笠各自分手。戴笠回江山县蛰伏了一段时间毅然南下，投军黄埔，走上了追随蒋介石的道路。王亚樵则继续进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活动。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王亚樵任安徽副宣慰使，在洪泽湖起兵，准备进攻合肥、安庆，以援北伐。后被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包围于洪泽湖中，于1927年春经血战突围到南京，王亚樵第三次起兵失败。

1927年4月18日，南京各界知名人士与市民20万人齐集省立体育场，蒋记南京政府在这里举行“奠都典礼”大会。这时，蒋介石已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铁路护路司令，并让他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发表祝辞。岂知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在6天前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背离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行径，非常不满，就在大会上冒言直谏南京政府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将北伐进行到底。王亚樵此举无疑把自己推到蒋的枪口之下。大会结束后，果然当即遭到蒋的追捕，王亚樵从此走上了十年反蒋的道路。数日后，王亚樵逃离南京，回到上海，开始了一系列反蒋暗杀活动。此后，无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与之合作。

1927年秋，王亚樵曾计划谋刺助蒋为虐的安徽军阀陈调元。是时戴笠在上海因蒋介石下野，密查组解散，生活无着，颇为困厄，但他却没有去找王亚樵。戴认为王亚樵其人生就反骨，难为政府所用。大凡与政府作对的人，是绝无前途的。

1929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划以军事实力讨蒋。并由王亚樵联系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的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希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兵败。王亚樵知情，派杀手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10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年，蒋为筹集“剿共”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召开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等，造成米价飞涨，民众怨恨政府，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后蒋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策划组织，当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从此，戴笠与王亚樵的师生关系发生剧烈演变，开始了长达六年多的较量。

1931年2月28日，蒋下令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26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成掏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南京一地，四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瑛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使得南京刺蒋功亏一篑。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年7月23日下午，王亚樵本着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庐，宋却死里逃生。

刺蒋、刺宋未成，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宋等人寝食不安。在当时，戴笠仍在“跑单干”，未形成自己的特务系统，羽翼未丰。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因而王亚樵达到一生暗杀活动的顶峰时期，继续干出一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日本“天长节”（天皇诞辰）活动。王亚樵受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之托，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学生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捣毁了“天长节”，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13人，其中白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期间击毙的最高长官。此次爆炸影响所及，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上为讨论东亚问题的政治家们也受到强烈刺激。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和关切。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决非一般，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去呢？于是，蒋向当时出任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查询“四二九”之案系何人所为。

戴笠经过调查，确认此案系王亚樵所为，于是如实向蒋汇报。蒋决定对王亚樵进行收买，并要戴笠寻找与王亚樵联系的渠道。戴笠得令后，派特务处特务、早年曾与自己一起追随王亚樵的门生胡抱一携四万元巨款到上海收买，遭王亚樵拒绝。蒋介石一计不成，再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亚樵合组安徽省政府，作为诱饵，仍遭王拒绝。

两招不灵，蒋认为王亚樵是不愿屈居早年的两个门生之下，于是派王亚樵的安徽老乡、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亲自上门拜会王亚樵，开出的价码是陆军中将的实职。结果杨虎反遭王笑骂，气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听完了杨虎的汇报，嘴里照例说了两声“很好很好！”心里早已下定了决心：此人既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坚决铲除，以绝后患。

正在此时，王亚樵谋杀国联调查团一案发生，引发了蒋戴与王亚樵血战的导火线。

日本侵占东北后，经国民党政府一再交涉呼吁，国联派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率五人调查团到中国进行调查。调查中，李顿发表的谈话偏袒了日本，激起国人强烈不满，纷纷谴责。王亚樵则认为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派出手下的大将龚春浦率24名杀手守候在调查团下榻的外滩华懋饭店周围，准备锄杀国联五“钦差”，给以颜色。

正在下手的关键时刻，上海市长吴铁城宴请李顿一行，未能及时返回；王亚樵也受人劝说，认为此案一旦发生，易发生国际纠纷，于国家民族不利，于是下令召回，但其中有四个一线杀手尤林、唐明、李凯、彭光耀未及时把枪支交回，乘隙上街闲逛。在经过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时，他们竟拔枪闯门抢劫，因店主及时报案，大批军警赶到，除李凯一人漏网外，其余三人悉数被捕。在判处死刑执行前，三个人为改变自己抢劫犯的形象，主动供出谋杀李顿以及北站刺宋、庐山刺蒋的真相。虽没供出后台是王亚樵，但当局很快查出三人皆是王亚樵的部下。

积年数件要案并破，且皆是王亚樵所为。蒋闻报大怒，严令戴笠和上海军警机关合作，限期追捕王亚樵归案。

就戴笠来说，当初对王亚樵尚存恻隐之心。成立特务处时，戴曾向蒋推荐起用王亚樵，但蒋认为“此人思想左倾，不可为我所用”，戴笠见此，不再提起王亚樵三字。现在王亚樵已威胁到蒋的存在，戴笠仅有的一点同情和患难之情已不复存在。但王亚樵的实力和手段他是知道的，要追捕王亚樵，绝非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戴笠亲率大批特工人员，赴上海周密布置和坐镇指挥缉捕王亚樵。

戴笠到上海后，立即指挥军警及特工人员包围了已经掌握的王亚樵的几处住处，其中有王亚樵母亲及发妻王淑英在拉都路的住处。接着对王亚樵弟弟王述樵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华公寓、亚洲饭店等地点，经过搜捕，结果全部扑空。

这一着早在戴笠的意料之中。他知道王亚樵长期生活在险恶处境之下，早已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善变的性格和作风，当时在上海，仅秘密住所就有十几处，居住、穿戴打扮、交通工具，一日数变，行踪飘忽不定。其确定行止，就连身边最亲信的大将郑抱真、龚春浦以及妻妾王淑英、王亚瑛等人，也不能尽数掌握，往往只是在王亚樵到一处地方后打电话告知，而通话常用暗语，外人虽然听到，也不疑有他。至于王亚樵的一般徒众虽多，但对王亚樵的情况却知之甚少。戴笠早在上海打流时，由于曾有意向王亚樵靠近，就对王亚樵作过一番研究。湖州拜师后，又从近处对王亚樵作了一番观察，并通过结交王亚樵身边的亲信心腹，了解掌握了许多王亚樵性格特点及活动规律的第一手资料。1931年，戴笠正式受命监视王亚樵的安徽旅沪学会的活动情况，已经使他意识到自己迟早将与王亚樵发生一场恶斗，于是他便开始从各方面调查、研究、掌握王亚樵及其安徽帮的活动规律。因此，戴笠对如何追捕王亚樵，心中早有预案。

一是曰围捕。戴笠报经蒋同意，统一组织上海的军警宪特机关严密封锁上海所有对外的海陆空通道，防止王亚樵逃出上海。尤其上海的太古码头是上海到香港及国外的海上通道，戴笠更是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行人进行严密盘查。戴笠认为，只要王亚樵这条大鱼始终被围在上海这口池塘里，无论池塘里的水多么混浊，终有被捞到的一天。相反，如果王亚樵一旦溜出上海，不啻一条大鱼游进大江大湖，到那时再捕捉就十分困难了。

二是曰守捕。戴笠深知王亚樵一向神出鬼没，要捕捉他绝非一日之功，唯有放长线，钓大鱼，骄其心志，使他逐步麻痹松懈下来，然后一举出击，以竟全功。这也是孙子所说：藏于九天之下，动于九天之上。于是，戴笠下令对已经发现的王亚樵的各个密点，均在周围布下许多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不得有一丝一毫懈怠。对王母、王淑英，他也没有抓捕，以用作香饵，钓取“金鳖”。戴笠反复告诫手下的特务：再机警狡猾的鱼，总有抬头浮水的时候，关键是捕鱼的人要有耐心，切不可心浮气躁，以至功亏一篑。

三是曰诱捕。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悬赏百万元擒拿王亚樵；有通风报信，带领军警人员去捉拿的，亦赏十万元。这个赏格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蒋介石在江西苏区通缉毛泽东、朱德的赏格为五万元）。在当时，100万元是一个中型银行的全部资金，十万元也会使人成为上海十里洋场的巨富。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戴笠深知王亚樵手下虽然部众很多，杀手云集，但大多是乌合之众，其中不乏见利忘义之人，只要重金引诱，就不怕没有人出来密报告发王亚樵的行踪。

四是曰查捕。戴笠认为，王亚樵在上海活动了近十年，手下徒众有数千人之多，所谓核心亲信班子也有数十人。以他为首的安徽帮虽然完全受他支配，具有强烈的反蒋及不与政府合作的倾向，但并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行动散漫招摇。因此，无论王亚樵神通多么广大，本领多么高强，变化多么莫测，总难免在许多方面露出蛛丝马迹。只要广泛调查，善于搜集分析情报，一旦发现疑点，穷追不舍，一查到底，王亚樵就难有隐身之处。于是，戴笠调动大批军警特人员，从凡是与王亚樵手下的亲信心腹或杀手有过接触的人那儿，广泛搜集调查王亚樵可能居住的密点，甚至妓院也不肯放过。这样，目标一个一个地被侦查发现，密点一处一处地被控制掌握，范围一步一步地被缩小收紧。

最后，戴笠还建立了一支快速反应的缉捕队伍，日夜处于戒备状态。只要一声令下，能够立即出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呼啸而至，对目标进行围捕。

戴笠的这个围捕方案初看起来也很寻常，有些地方甚至显得笨拙，但由于每一点都是针对王亚樵的弱点，而且在戴笠的督促监视下执行起来十分认真，因此很快发生了作用。

首先是王亚樵及手下一批心腹大将的活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许多场合不能再出现，许多住处不能再使用，许多人不能再接触，许多渠道不能再联系。随着过去保密得不很严格的密点一个一个地被发现，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暂时还没有被发现的密点周围，也常常有三三两两可疑的人像猎狗一样到处转悠，嗅闻。有时，王亚樵半夜刚刚转移到一个地方，人还没有躺下，军警特务们就跟踪而来；有时王亚樵从一处地方刚离开，后面特务们就破门而入进行搜查。特别是王亚樵手下的队伍开始瓦解分化，一些人在高压下动摇，一些人在威逼下屈服，一些人在引诱下叛变，这使王亚樵的处境越加险恶莫测。以上海之大，却难有立足之地。王亚樵这时才真正感到戴笠的分量。十几年来，他打遍上海无敌手，不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上海流氓大亨们对他心存畏惧之心，就连蒋介石这样领兵百万的一国之首，也对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却感到戴笠确非泛泛等闲之辈。1924年王亚樵懊悔湖州初识时没有深入了解戴笠，也多少有些轻视他的夸夸其谈，终于成为今日的劲敌。

其次，王亚樵的身价是100万元，如此高的赏格得之便是终身荣华富贵，受用不尽。于是，见利忘义、见财起意的人一个个从隐秘处钻出来，自动去四处钻营打听，向戴笠告密。这些人大多与王亚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掌握一两处重要的情报，这就足以对王亚樵构成致命的威胁。其中有个安徽同乡会的柏藏香，他因多少知道王亚樵一点底细，钻营打听也就比别人少走了一些弯路。一天，他终于打听到王亚樵住进郊外赵主教路一幢秘密住宅，于是就向军警机关报告。

戴笠是十分精明的人，想拿赏金的人太多了，但王亚樵的头是那么好取的吗？于是，他先派特务对柏藏香的背景进行了调查核实，知道他原是王亚樵的朋友。朋友出卖朋友，这是再好没有的。戴笠又打听到赵主教路的秘密住宅是前军长刘志陆新建的公馆，建成后常有一些神秘人物进出，而刘志陆与王亚樵素有交情。据此，戴笠命令不得打草惊蛇。他仍令柏藏香带几名特务去刘志陆住宅周围布下监视网，然后集合大批军警人员待命出发。经过十余天的连续监视，终于在一个深夜里发现王亚樵坐着一辆黑色轿车进了这所住宅。不多时，数百名军警特人员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呼啸而来，将刘志陆的住宅围困得结结实实，然后军警们破门而入。可是除了被窝里尚有余温外，搜遍了整个住宅的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王亚樵的踪影。原来王亚樵早在军警特务围上来之前，已发现情况异常，随即从晒台栏杆上翻出，顺着一根绳索，运用轻功溜下楼去，然后利用公馆背面一片建筑物黑影的掩护冲了出去，在郊区乱坟冈的一具棺材中睡了一觉，脱险而去。

王亚樵的又一处密点被戴笠捣毁，处境空前困难。这时，著名民主爱国人士杨杏佛被特务暗杀，王亚樵闻悉，思之良久，写下一副《哭吊杏佛先生》的挽联，派人潜赴福建厦门鼓浪屿，将挽联寄上海“杨杏佛先生治丧委员会”，意在用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之计迷惑戴笠。果然，特务们惊惶不安地很快将挽联送到戴笠手中，戴笠一见哈哈大笑，不惊反喜地说：“王亚樵一向狂妄自大，敢作敢为，今天竟然想到用这种雕虫小技来引开我的注意力，谋求脱身，说明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于是，戴笠进一步收紧围捕之网，对王亚樵所有的熟人、朋友、亲眷和有可能藏身的场所进行更加严格的监视，军警特务们稍一懈怠，即遭严厉制裁。

1933年夏，王亚樵在上海居住的密点只剩下赫德里王亚瑛的住处没有被发现。但戴笠通过特务们多方打听和对王亚樵亲信人员的多次跟踪，终于确定赫德里有一处密点。于是，即对这一带的住家逐户进行秘密调查，终于很快弄清确切地址。戴笠再次下令不准惊动王亚瑛，而是以王亚瑛的住处为中心，在周围撒下一张大网，专等王亚樵钻进来。

一天清晨，趁着黎明的黑暗，王亚樵机警地闪进赫德里。在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时，他从后门上了楼。

王亚瑛既是王亚樵的宠妾，又是王亚樵手下的一名重要杀手，机警、智慧、勇敢不下须眉。她多日来为王亚樵的处境提心吊胆，现见他安全归来，惊喜交集，未及问候，先习惯地撩起窗帘对弄堂里的行人和动静观察一番。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王亚瑛连呼“不好”，弄堂里隐约出现几条行动可疑的人影在注视这所房子。王亚樵一看，果然是。情急之下，他看见屋角的菜篮子，心生一计。他让王亚瑛把身上的衣裳脱下，穿在自己身上，又扎上一块头巾，把脸上胡须刮掉，经过一番化装，步下楼去。在弄堂中，尾随清晨买菜的几位娘姨，低头敛眉，从特务们身边擦肩而过。刚出弄堂口，几部汽车已风驰电掣般呼啸而来。王亚樵再一次破网而出，脱险而去。

王亚樵屡次走脱，这使戴笠也恼羞成怒。蒋介石因对戴笠久捕王亚樵而不得手，又把他找去南京中央军校官邸大骂了一通。戴笠回到上海苦思良久，决定把王亚樵的亲信一个个抓起来，彻底斩断他与外界的联系，逼他从地下钻出来。被抓的人中，有个叫王述樵，他是王亚樵的弟弟，公开挂牌的律师。戴笠此举，激怒了王述樵的恩师、全国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先生。沈当即在报上发表文章，抗议当局逮捕王述樵，指出：“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王亚樵有罪，其弟何罪？”沈钧儒的抗议得到了律师界同仁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人们纷纷指责当局，司法工作者尚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国家法治何在？

蒋介石一时在全国舆论面前下不了台。他把戴笠叫上了庐山，戴笠知道弄巧成拙，必受蒋的严厉斥责。可是，蒋之行事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这次，他不但没有斥责戴笠的意思，反而安慰他说：“王亚樵不是等闲之人，他在上海经营了十几年，又有‘西南派’为之援手，绝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得手的。你还是和寿山一起到上海和他谈谈条件。只要他不再和我们作对，过去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不再追究。”

戴笠不防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剿为抚”。现在来不及细细体会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只得会合同时被蒋召到庐山的胡宗南和王亚樵当年的三个得意门生之一的胡抱一，由庐山抵上海，找到王亚樵在北伐时期的老朋友常恒芳作为联系人，辗转找到王亚樵，提出了谈判的建议。

王亚樵很快复信作出答复，内中说：“唯多年来与当局发生龃龉，决非亚樵个人之事，是代表了一腔民族正气。现在国难日亟，余诚愿化干戈为玉帛。就余目前情况，条陈如后。如当局和介公能予采纳，亚樵当束手自缚，赴京向介公请罪，刀俎汤火在所不辞，如介公不纳，亚樵当我行我素，一息尚存，决不低眉俯首也。”条件是：一、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随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一百万元不可；三、上述两事雨农、寿山两兄可以保证办到，我只身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诛留悉听介公发落。

戴笠接信后，报经蒋同意，条件可以答应，但须王亚樵向西南派的领袖人物打一枪，不管是谁，打一枪即可复命，以示投蒋的诚意。王亚樵闻知大怒，谈判破裂。戴笠和王亚樵再次陷入生死恶斗之中。

王亚樵处此险境，已知上海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在1933年8月，经易容化装和精心策划，从上海太古码头乘英国豪华客轮逃离上海。临行前，留一信令人在轮船启航后寄交戴笠：“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请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戴笠一看此信寄自上海，失声大叫“不好”王亚樵已逃离上海。至此，戴笠长叹一声，自忖以上海数十万军警宪特尚不能奈何于他，确非等闲之人。无怪乎校长几次三番对之招安，可见校长对这个人也是看准了的。现在王亚樵脱险而去，犹如一条巨蟒潜入大海，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弄出翻江倒海的事来。想到这里，戴笠不禁打了个寒战。

华北行

1933年初，日军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3月初，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潜入华北，在平津两地收罗失意的军阀政客、帮会头目、地痞流氓，诸如齐燮元、石友三、王揖唐、白坚武、张敬尧之流，配合日本人密谋华北分治。在此形势下，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不甘于国土沦丧，要求抗日的呼声很高。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则积极筹划成立抗日同盟军。即使在中央军内部，也有一部分黄埔军人要求抗日，与日军决一死战。蒋介石为稳定华北局势，推进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定派复兴社高干、军委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到华北成立抗日宣传总队和复兴社北平分社，积极宣传蒋的不抵抗主义，配合何应钦的北平工作。另派戴笠随行北上，加强华北地区的特工活动，相机对东北军、西北军及抗日同盟军进行监视、控制与破坏工作，开展对日情报活动等等。

戴笠到北平后，感到形势比想象的更加严峻复杂，特务处华北地区的特工力量亟须加强。于是，经蒋介石批准，戴笠决定成立特务处华北区，由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兼任华北区长，坐镇北平，统一组织指挥华北地区各省市的特工力量，对外则以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为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重新调整加强了华北各省市的特工组织，抽调大批特工人员北上进行充实。

3月11日，日军向坚守在长城要隘古北口的中央军二十五师和东北军一一二师发动进攻。两师经过50个小时的血战，古北口失守。日军得手后，继续集结兵力。蒋介石担心日军发动全面进攻，急于要了解日军的调动部署和一线战事的发展情况，于是指令戴笠呈送这方面的情报。由于戴笠以前对华北区的特工活动重视不够，对长城战事前线缺乏应有的布置，华北区组织新建，力量不足，没有及时向古北口一带派遣特务组织，使华北区掌握的这方面情报很少，蒋介石催要这方面的情报又急如星火，戴笠一时又哪里来得及搜集。蒋介石掌握不到长城战事的切实情况，对日军下一步的动向心中无数，不由得火冒三丈。当即把戴笠找去，大骂他不懂得特务工作的轻重缓急，指令他迅速派遣人员，到古北口前线搜集情报，报告战事发展情况。

戴笠挨了一顿臭骂，立即赶回特务处，十万火急地电令在北平的郑介民，要他亲自到古北口前线布置情报组织和了解情况，并指令临时成立一个古北口情报组，配置一部电台，随郑介民前往。郑介民的胆小怕死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他本不想到真刀真枪的一线去，但经不住蒋、戴的再三逼迫，只得硬着头皮在古北口住了两三天，把情报组和电台留下，作了一些例行布置和交代，就匆匆赶回北平。

戴笠知道郑介民靠不住，只得报蒋批准，亲自率领一个情报组赴河北省保定县，通盘指挥长城抗战期间的战场特工活动，搜集战场情报。戴笠从多方面得到情报，进行分析，认为日军虽然摆出步步进逼的进攻气势，但是尚不具备向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兵力集结和准备，其目的只是通过军事压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国民党政府对华北的主权，承认华北分治和日军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等。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报告，心中有了底，于是决定继续把中央军的主要力量集结在江西“剿共”。而在华北方面，蒋指示何应钦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对日本进行妥协。

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时声势浩大、八方响应。蒋介石忧虑冯玉祥就此坐大，并担心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失去控制，打乱对日妥协政策，于是指令何应钦不惜一切手段，迅速予以瓦解。并要戴笠再次北上，配合何应钦采取行动。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冯曾派人找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刘健群、戴笠前往天津拉拢孙殿英，以阻挠冯、孙联合。刘健群原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行营秘书，被何引为心腹。因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对党的一点意见》，鼓吹法西斯主义，又被蒋介石引为亲信。刘平时高谈阔论，能说会道，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确有一套。蒋曾赞扬他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比黄埔系要进步十年，按蒋的评价，刘健群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当然比戴笠也要进步十年。刘健群虽然能言善辩，但在实际工作和钻营能力、揣摩各种人物的心理、掌握运用人情世故方面，却不如打流出身的戴笠。

戴笠与刘健群第一次到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刘健群一脑子的书生习气，开口闭口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等那一套理论。孙殿英本是一个流氓军阀，因盗东陵而声名狼藉。一生所奉行的哲学便是“有奶就是娘”。就当时孙殿英的处境来说，正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失败后怎么办？抗日是抗不得的。如果听从何应钦的唆使去攻打抗日同盟军，那么刚刚由热河抗战换来的名誉又要彻底破产，遭人唾骂，同盟军也是打不得的。因此，抗日不抗日，反共不反共，拥蒋不拥蒋，联冯不联冯，在他看来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能找到一个靠山，保住刚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荣誉和形成的实力，好进一步向上发展。现在刘健群开口闭口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帽子，丝毫不解决他的实际问题，弄得心里很不痛快。话不投机，孙殿英叫人送客。

第一次天津之行失败，刘健群泄了气，戴笠却看出了苗头。他知道对孙殿英这种人讲大话、空话是没有用的，关键要让他感到有利可图，能捞取更多的实惠。于是，戴笠决定撇开刘健群，另辟蹊径，再作去天津见孙殿英的准备。他认为第一次去天津见孙之所以没引起重视，是因为孙对刘、戴的地位并不看重。加之复兴社才成立1年，华北只是风闻有这么一个法西斯组织，并不知道究竟。第二次赴天津，首先就要摆出派头，让孙殿英知道戴笠二字的分量和来头。于是，戴笠请北方出名政客、孙殿英的好友张壁和洪帮出名的老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去天津访孙，抬高身价，以壮声势。临行前，又由何应钦亲笔写信，以察哈尔省主席或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为诱饵，作为拉拢孙的条件。

戴笠到天津后，一反上次行客拜坐客的做法，而是先下榻在英租界豪华饭店利顺德，然后派张壁上门捎信，邀孙到利顺德见面。张先对孙介绍了戴笠的背景，然后再下说词。这一次果然灵验。孙殿英得知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有手眼“通天”之能，立即轻装简从，备了厚礼，来到饭店见戴。一见面，孙殿英使出江湖豪杰的伎俩，对戴笠倒地便拜，连说上次相见时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并说：“我们同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孙殿英起来后，附着戴笠的耳边鬼头鬼脑地向戴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共108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这两颗是其中最大的。戴笠点头答应收下，并说回南京面交蒋委员长。这次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孙殿英认为戴笠是位难得的知己，可资利用，戴笠认为孙老殿确有江湖上的豪气，正好网罗。

戴笠与孙殿英言归正传，谈判共同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一事，戴笠递上何应钦的亲笔信，说明此行意图。孙殿英思之良久，认为就任察省主席，无疑要与抗日同盟军作对，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发展实力，独霸一方。于是欣然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名义，并连连感谢戴笠的提携关照。

戴笠回到北京向何应钦汇报了天津之行的结果，何应钦十分高兴。蒋介石接到戴笠转交的两颗乾隆朝珠，亦表扬了戴笠的机敏伶俐。

戴笠在华北期间另一件“杰作”，是成功地指挥特务处华北区于1933年5月暗杀了汉奸张敬尧。

张敬尧原是湖南督军，后因凶狠残暴被驱逐出湘。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率兵抵抗，被打败，于1932年投靠伪满政权，充当汉奸爪牙。日军占领热河后，关东军司令部急于寻找一个原在北洋政府中有较高地位的代表人物，出面组织傀儡政权，达到华北分治、独立的局面。因张敬尧素有野心，政治上不甘寂寞，从而被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选中。关东军司令部委任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提供700万元活动费，潜入北平城，住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进行组织伪政权的秘密活动。此事被戴笠的特工情报人员侦悉，立即报告蒋介石、何应钦。蒋等认为要尽快除掉张敬尧，以绝后患。戴笠奉命后，将此次行动下达给特务处华北区，由郑介民具体负责指挥。为了确保完成这次任务，戴笠与郑介民反复研究，决定集中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的所有力量，合作执行。

郑介民根据与戴笠共同制定的方案，召集天津站负责人王天木，北平站特务陈恭澍、白世维、戚南谱等人，分派任务。决定由王天木、白世维到六国饭店内摸清张敬尧居住的具体房间。陈恭澍、戚南谱在北长安街待命，伺机出击。

东交民巷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印记，在当年是北平的“化外”之地，通常也称使馆区，中国政府不能在此行使法律上的权力。六国饭店因坐落在这个“化外”之地而受到外国势力的特殊庇护，一时声名大噪。其实只是一幢四层楼的旧式建筑而已。然而，许多身份特殊的人物却因看中这块地方的安全而喜欢下榻在这里，张敬尧当然也不例外。

几天之后，王天木等人因凑巧碰上一个给张敬尧做服装的掌柜而摸准了张住在三楼的房间号码，据此进一步制订了行动方案。可是，十分凑巧的是，当王天木、白世维5月7日到六国饭店二楼开房间，准备伺机动手时，却偶然发现张敬尧并不住在三楼，而是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王天木、白世维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来不及请示郑介民，当即由白世维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敬尧“砰砰！砰！”一连三枪，张敬尧当即倒下。王天木、白世维迅即逃出六国饭店。5月8日，平津一带的报纸登出“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的新闻。这是特务处成立后组织实施的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暗杀案。这时，日军方面因怕暴露策动张敬尧搞暴乱、成立华北国的阴谋，故哑巴吃黄连，不敢声张。日军此次行动受阻，很快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

出山第一枪

戴笠在布置暗杀张敬尧的同时，在上海则积极布置暗杀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士杨杏佛。这是戴笠出任特务处长以后，经自己直接精心策划放的第一枪。

杨杏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孙总理治丧筹备处总干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主持同盟的日常工作。同盟的宗旨是援救九一八以来因爱国抗日而受到迫害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反对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等，这就触犯了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大忌。因此，从一开始蒋就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视为心腹之患，决心伺机加以根除。只因宋庆龄是同盟主席，蔡元培是副主席，而且鲁迅、胡适亦在上海和北平分会中，名人贤达荟萃，一时难以下手。

促使蒋介石杀杨的直接原因，是杨杏佛1933年春的华北之行。1933年1月，长城战起，华北动荡，杨杏佛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赴北平视察。他在华北期间到处发表演讲，参加示威游行，抨击监狱黑幕，呼吁抗日救国，要求民权自由，揭露腐败政治等等。一时间平津等地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沸沸扬扬，打乱了蒋介石在华北抱定“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方针的贯彻。何应钦对此抱怨不止，戴笠亦将杨杏佛在华北的所作所为密报蒋介石。

更使蒋介石恼火的是，杨杏佛陪同宋庆龄4月5日亲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省港大罢工领导人罗登贤和一切政治犯。宋、杨还以“中央委员”名义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就触动了蒋介石政治神经中最为敏感的部分，使蒋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

5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绑架了进步作家丁玲和史学家潘梓年，并杀害了应修人。全国舆论沸腾，国民党政府却矢口否认。杨杏佛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重要证据，扬言要予以公布。同盟和杨杏佛的此举使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这一事件如果暴露，无疑给国民党政府脸上扇了一记耳光，这是蒋绝对不能容忍的。

5月间，蒋介石召见戴笠，指令他要采取严厉手段，对“同盟”有所儆戒。考虑到“同盟”都是由名人贤达组成，在国内外深孚众望。下手轻了，不能起到震慑作用；下手重了，影响所及，又会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的麻烦，难以收场。因此，蒋进一步叮嘱戴笠，要注意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惩戒”同盟。他要戴笠亲自到上海拟出方案，供其选择，然后实施。

戴笠受命后，亲赴上海，召集心腹特务们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同盟”领导人中，宋庆龄地位特殊，杀之顾虑颇多；蔡元培在“同盟”中不甚活跃，杀之价值不大；鲁迅、胡适地位稍低，杀之不足以摧毁“同盟”。唯有杨杏佛地位适宜，且极其活跃，杀之较为合适，可以起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戴笠把分析结果报告蒋介石批准，当即到上海周密布置此次行动，不得让“同盟”抓住把柄。

戴笠首先指挥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的特务，把杨杏佛的住址及生活特点、行动规律、来往接触人员等调查得清清楚楚。这其中，有两个情况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一是杨杏佛原住霞飞坊5号，一年前与夫人赵志道离婚后，寄寓在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这个地方属法租界，租界巡捕房的巡逻警车与执勤巡警每日来回流动警戒，防卫很严；二是杨杏佛喜欢骑马，并在大西路养了两匹良种马，雇有马夫，专事饲养。如无特殊情况，每天清晨必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驰骋一两个小时，大西路、中山路一带属华界，治安归国民党政府管理。

戴笠根据掌握的情况，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带进行狙击，在此时、此地下手机会多，把握性大，得手后易于行动人员撤出，便于处理善后事宜等等。第二套方案是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在此时、此地下手的机会也多，把握性亦大，缺点是一旦被租界巡捕发觉，行动人员较难撤出，有一定风险。

戴笠虽然比较肯定第一套方案，认为此方案易于成功。但他又是个很细心的人。见蒋时，又把第二套方案放在口袋里，以防不测。多年来，他对付蒋的办法就是当第二道菜没有备好时，决不把第一道菜送上去。蒋考虑问题，历来有出人意料之处，其人心机诡谲，不可测度；戴笠应变在先，因而被蒋视为鬼才，受到信任。

果然，当戴笠信心十足地把第一套方案报上去后，当即被蒋否定。蒋认为大西路、中山路地区属华界管辖，在这些地方发生了如此大案，必然要被国内各界舆论追究，到那时案子破与不破都不好交代，徒然自相惊扰，自找麻烦；同时，“同盟”的领导人大多居住在租界以内，在租界以外地区杀杨，亦达不到敲山震虎、儆戒宋庆龄等“同盟”领导人的作用。只有在租界内执行，特别是在宋庆龄寓所附近下手，才能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既可以杀一儆百，又可以显示特务们的力量，还可以不负破案的责任。

戴笠听到这里，用手抹去额角上渗出的细密汗珠，并从口袋里掏出第二套行动方案，双手呈送上去。蒋介石看到亚尔培路331号距宋庆龄寓所较近，点头说：“很好你们就照这样去干吧”

行动方案确定后，戴笠亲自挑选赵理君、王克全等人组成行动组。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五期毕业，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在上海负责行动工作，为人心狠手辣，果断干练，每遇重大行动，能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故被委以组长重任；王克全是安徽人，原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被捕叛变后加入特务处。此人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办事机警敏捷，亦富有暗杀、绑票经验，故被委以副组长，协助赵理君指挥行动。组员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人均是上海滩上杀人越货的惯匪、手辣心黑的“老枪”。尤其是李阿大，为上海苏北帮的著名杀手，枪法很准，胆量极大，是这个组最主要的行动人员。

戴笠还规定，在整个行动中每个行动人员都必须使用化名，并严守秘密，父母妻子以及“团体”内的同事，甚至直接领导都不得与闻；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不得贪生怕死，泄漏机密，否则将按“团体”纪律给予严厉制裁。为了便于指挥和联系，戴笠指定法租界迈尔西路1幢3层楼内的寓所作为行动组的集合地点，由王克全率领行动组人员居住进去；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的寓所作为一线指挥所，由赵理君指挥；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1幢两层楼寓所作为总指挥所，戴笠亲自坐镇指挥。

戴笠在布置暗杀计划的同时，亦曾动过不少脑筋，企图使杨杏佛不战自退。第一步是通过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面警告”杨杏佛，攻击他为“政治犯”争民权，乃是“为反动张目”，造谣“同盟”的活动是“保障反革命及共产党要犯”，请最高当局下令“解散该团体”；第二步是发动国民党的报刊喉舌大肆攻击“同盟”是“由杨杏佛献策”、由宋庆龄组织起来，专“抱国际共产党的粗腿”的组织，其成立“根本不合民运法规”，应予取缔等等；第三步是通过国民党政府通知杨杏佛，表示要给一个名义让他出国考察，以脱离国内的政治运动。岂知杨杏佛软硬不吃，不退反进。公然联合文化教育界38位知名人士领衔签名，要求南京政府行政院、司政行政部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等等。蒋介石闻知大怒，下令戴笠抓紧布置，对他进行制裁。

为此，戴笠于6月初从华北赶回，亲赴上海坐镇指挥整个行动。他先让赵理君发出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恐吓信，信封内装有1颗子弹头，信上威胁他必须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断然处置。杨杏佛接信后为之一哂，毫不动摇。他秉性刚毅，为人正气凛然，抱着“革命本是自动的牺牲”的决心，竟把特务的行径在报纸上揭露公布。这更使戴笠恼羞成怒。经报请蒋介石同意，戴笠下令于6月17日晨行动。这一天正是星期六，杨杏佛照例起得很早，赶到大西路、中山路上去跑马锻炼。赵理君和王克全已预先赶到中央研究院附近占好地形，准备下手。岂知当杨杏佛出现时，法国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警车恰好从中央研究院门前经过，赵理君耐着性子等这辆警车开过后，刚要行动，又有一队换班巡警过来。于是，机会尽失，行动人员只得撤回向戴笠报告。戴笠研究了当时情况，认为租界巡捕房并没有掌握这次行动的任何消息，意外情况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巧合，于是下令于6月18日星期日的早晨继续进行狙击。

被害后的杨杏佛

6月18日早晨6时左右，赵理君、王克全已按照戴笠的布置，按时进入预定地点守候，戴笠则在枫林桥寓所专心等候消息。8时左右，杨杏佛带长子杨小佛从院中坐车去大西路马厩。当杨杏佛的纳喜牌汽车缓缓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时，守候在四周的特务们从四个方向同时拔枪射击，司机祥度身中两弹，杨杏佛身中三弹，杨小佛腿中一弹。赵理君见目的达到，立即下令撤退。这时四周响起了尖厉的警笛声，特务的汽车已开动，而过得诚因起初跑反了方向，此时尚在汽车之后数丈之外。赵理君见情况紧急，立即向过得诚甩手一枪，指挥汽车逃离现场。过得诚因赵理君的一枪未击中要害，踉跄几步，眼看四周巡捕包围上来，只得按戴笠交代的誓言，向自己颈部开了一枪，一下子昏死过去。

戴笠在枫林桥指挥所得到杨杏佛已被击毙的消息，心中很高兴。后听说过得诚仅受伤被捕，并说出化名，大为震怒。当即通知安插在巡捕房的内线范广珍，用毒药将过得诚毒死。6月20日晚，戴笠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并对赵理君行动组的人员论功行赏，发给奖金，及时返回南京，向蒋报告了杀杨的具体经过。蒋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

杨杏佛之死，震动上海，波及全国。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沈钧儒、鲁迅等各界知名人士及孔祥熙、吴稚晖、俞鸿钧等政府要员亲往万国殡仪馆吊唁，行政院长汪精卫、上海市长吴铁城也派代表前往；宋子文、陈公博、朱家骅、李石曾、陈铭枢、李烈钧等名流均赠挽联及花圈致哀。

蒋下令暗杀杨杏佛，主要目的在恫吓宋庆龄等“同盟”领导人，但效果恰恰相反，宋庆龄仍然积极主持“同盟”的活动，揭露蒋的独裁统治。蒋在忍无可忍之中，交代戴笠要继续研究对付宋庆龄的办法。戴笠也曾派特务每天在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寓所附近进行监视，策划用女特务打入宋庆龄公寓内部，用“美男计”勾引宋的女佣等等，均未能奏效。于是，戴笠与亲信特务、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沈醉密谋，准备用撞车的办法，将宋庆龄撞成重伤，失去工作能力。戴笠为此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沈醉则按计划进行精心准备和反复训练。但当戴笠最后向蒋介石汇报时，考虑到一旦掌握不准，如将宋撞死，则后果不堪设想，故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这一行动。这是蒋介石和戴笠在暗杀活动中因有所畏惧而放弃的唯一的一次行动方案。杨杏佛被暗杀，全国掀起抗议活动，上海真如、暨南大学的学生运动闹得尤凶。戴笠一再指示上海区：“一定要严密注视学生运动，防患于未然。中国的许多大事件，多数是学生闹起来的。”戴笠同时指示上海区各情报组，每天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居住在租界内的反蒋分子和进步人士，如鲁迅、左翼作家联盟的负责人等，每天要写“监视日报”，及时报送戴笠，以防不测。

闽变抽薪

1933年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史称“福建事变”。这是国民党内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进步势力所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其主要力量是一·二八抗战后调入闽的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前，戴笠以他特工的敏感，已经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活动。他曾于八九月间指令特务处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密切注意陈铭枢、李济深的行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秘密接触，随时密报蒋介石。同时抽调大量特务南下，加强特务处华南区与香港区的力量。为适应需要，戴笠还下令特务处紧急成立由郑寰雄为组长的福建浦城直属组和由连谋为组长的福建厦门直属组，加强对十九路军监视。戴笠的密报引起蒋的注意和警惕。蒋于九十月间迭次致电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查询陈铭枢在福建的具体言论和行动。然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肯前往。蒋介石又派人送50万元给蔡，以资拉拢，亦未能奏效。蒋仍不死心，事变的前两天，派座机驾驶员徐康良驾驶他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前往南昌会晤，蔡仍不为所动，反将座机扣留。

蒋介石在拉拢蔡廷锴的同时，亦分别对蒋光鼐、陈铭枢进行威胁拉拢，并派与陈铭枢私交较好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闽调停，劝陈到中央供职，遭陈拒绝。

这一段时间，戴笠不断搜集到“闽变”的大量情报，其中尤以十九路军与红军签订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的情报使蒋深为忧虑。他深恐该军一经发动，红军必然大举反攻，然后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派趁机联手发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闽变”初起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抚州前线指挥顾祝同、陈诚的“剿共”北路军与红军作战。蒋得到戴笠的电报，神色异常紧张。在抚州北路军指挥所内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忽而自言自语，连说：“糟了糟了”忽而挥拳舞掌，不时拿出自己所著《剿匪手册》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日晚餐后，就向侍从人员晏道刚、林蔚查问有无戴笠送来的关于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系的情报。后来得到戴笠的详细密报：李济深、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仅在福州发表反蒋宣言，空喊口号；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各方反蒋派也无反应，蒋始转忧为喜，乃对亲信人员说：“这一下可好了，形势缓和了，敌人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于是，蒋一面调集3路大军向福建开进，进行军事讨伐，一面急电戴笠，要他速派一位特务处高级特务，潜往福建，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主持对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策反工作，瓦解“闽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立即将正在北平的郑介民召回，连夜召开特务处高级特务会议，商讨对策。戴笠首先向郑介民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郑介民亲自到福建去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因为早在1932年5月，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同乡关系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防止泄密，确保安全，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其中除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人事股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平时不与特务处联系，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关系。现在一旦要启用这些潜伏多时的特务，当然只有郑介民亲往最为合适。岂知郑介民贪生怕死，临危不肯受命。郑认为十九路军脱胎于粤军一师，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了解他现在的工作性质，让他去福建岂不是上门送死；一年多以前，他虽然介绍了许多人打入到十九路军中去工作，但有些人去后一直没有联系，不知这些人目前的政治面貌怎样？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让他去联系这些人，岂不是自我暴露身份。因此，虽经戴笠反复催逼，郑介民始终硬着头皮，不肯明确表态。戴笠知道情况紧急，蒋介石又数次发电查问此事落实情况，情急之下，只得决定亲自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不过他要郑介民把他所掌握的可靠关系全部交出。戴笠把自己的决定向蒋作了汇报，蒋复电表示同意，并催促“速行”。

1933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带着从上海区抽调的情报组长沈醉以及副官贾金南和卫士等数名精干随从，从南京出发，经上海、杭州、衢州，翻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山枫岭关，一路轻装简从，秘密向福建厦门鼓浪屿进发。

路途漫漫，长夜寂寞，戴笠不免利用这个机会向沈醉等人吹嘘自己初期搞特工的传奇经历，言传身教一些特工经验。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一无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在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年5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往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11月底，戴笠一行顺利到达厦门鼓浪屿，住进一位受特务处厦门直属组秘密运用的茶叶商人家里。

鼓浪屿是个四面环海的狭长岛屿，面积1.6平方公里。与厦门隔海相望。站在厦门码头远远望去，它如同万顷碧波中停泊的一艘巨轮。岛上岗峦起伏、四季花开花落，在繁茂的树木中掩映着一幢幢别墅住宅，到处一片宁静。岛上最高峰日光岩，高90米，山麓有日光寺。每当太阳初升，阳光正射到山石和寺内，故名。寺后怪石嵯峨而立，石壁上有“鼓浪洞天”、“天风海涛”刻字。沿石阶而上走进古避暑洞，海风扑面而来，涛声如雷。岛上各种建筑精美别致，风景优美雅洁，驻有十几个外国领事馆，其余的大多是巨商富贾的住宅。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他策反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鼓浪屿的特工基础较好，戴笠在这里早有布置。早在1932年5月，十九路军调闽时，南昌行营调查课就派遣黄埔三期生、福建惠安人连谋潜入厦门开展特务活动，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十九路军在闽的活动情况及其与粤、桂二省联系的动向。连谋到厦初期，以调查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情况为掩护，在鼓浪屿虎巷办公，行动异常活跃，十九路军发动“闽变”的许多情报都是从这里报到特务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福建东临海滨，海防辽阔，可以登陆的地方达二十余处，特别是马尾、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拟派重兵防守。无奈福建乃四战之地，除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各方面都要设防。七万余人处处设防，则处处不防。特别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已被蒋收买背约，整个战略没有后方。而且“闽变”之日，戴笠已先期派特务处大特务张炎元秘密将厦门警备司令黄强和十九路军补充师的旅长赵一肩、司徒非等将领全部收买过来。三是当时许多国家在鼓浪屿设有领事馆，一切俨如“租界”，外国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加之日本、英国、美国均派有军舰，以护侨为名，在厦门一带的江面威胁，十九路军不敢有所举动。四是戴笠进岛以后，立即派出特工人员暗中把守岛上的重要交通要口，控制人员进出，肃清十九路军派遣在岛上的人员，确保岛上安全。因此，戴笠坐镇鼓浪屿，看起来身处险境，其实却很安全。

戴笠在鼓浪屿展开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接通原先分别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和内线人员。这方面除了特务处人事股和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进去的内线人员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复兴社系统吸收的下级军官。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复兴社设立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一期，戴笠推荐桂永清任班主任，并报经蒋同意，通过军委会指令十九路军选派下级军官120名受训，这批人毕业后大多加入了复兴社，相当一部分又被戴笠吸收加入了特务处。1933年夏，复兴社用化名寄给这批人的一笔津贴汇款被查获，经十九路军深挖穷追，遂将受款人黄汉光、周肇邠等一百余人逮捕处决，只有少数人幸免。戴笠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与这些人接上关系，指令他们积极开展活动，提供十九路军的情报，对该军的中下级军官开展策反工作，散布流言，传播蜚语，瓦解该军的斗志，造成混乱。

戴笠展开的第二步工作计划是利用黄埔同学关系和潜伏在十九路军总部内部的特务黎庶望的关系，对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范汉杰进行策反。范汉杰是黄埔一期生，广东大埔人，他是蒋介石最早赏识的门生，1927年就任职浙江警备师长，是黄埔学生中最早任师长的。黎庶望是黄埔三期生，广东罗定人，戴利用他与蔡廷锴的同乡关系在十九路军调闽时打进该军，当上总部上校参谋，又通过他把总部译电科长李道生拉拢收买过来。结果这三个人联手，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情况向戴笠密报，而且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盗出，送交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与中央军作战的关键时刻，总部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电。

戴笠展开工作的第三项计划是策反十九路军的中上级军官，对“闽变”进行釜底抽薪，这是戴笠此行工作的重点。在这之前，戴笠曾运用各方面的关系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拉拢收买。其中，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利用江西同乡关系收买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并通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云南人赵锦雯为六十一师参谋长，作为毛维寿亲蒋的拉线人；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广东高州同乡关系收买四十九师师长张炎，杨永泰并企图以长女杨璿熙嫁给张炎，以示恩宠。戴笠进驻鼓浪屿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活动。

经过梳理后，戴笠发现从郑介民手中交过来的关系中，有一位郑介民的海南文昌县小同乡叫欧剑城，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中校副团长，此人与四十九师师长张炎交谊颇深。于是戴笠派中央军卫立煌所部十四军八十三师当参谋处长的海南文昌小同乡符昭骞秘密潜入泉州，与欧剑城取得联系。然后经欧斡旋，符与张炎直接通上电话，转达了蒋介石、卫立煌和戴笠对张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后升官晋级的许诺，张炎很快表示：“闽变”是上了长衫客（指穿长衫的政客）的当，现颇为懊悔，愿向中央立功赎罪等等。接着，戴笠进一步运用张炎的关系，与毛维寿、沈光汉、区寿年等十九路军的各师长联系，促其叛变，毛维寿率先表示决心向蒋投效。然后，戴笠又通过郑介民派进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五旅工作的另一个文昌县小同乡云大沂，利用他与旅长、后升任七十八师师长兼马尾要塞司令云应霖的亲信关系，亦把云应霖拉拢过来。至此，经过戴笠一番纵横捭阖的活动，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已与戴笠建立了联系，并先后表示效忠中央，脱离蒋光鼐、蔡廷锴的控制。

戴笠展开工作的第四个计划是大肆收买福建的土著杂牌军队和地方民团，以配合中央三路大军对十九路军的“围剿”。当时，福建的形势四分五裂，地方政权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划地为牢，割地称王。其中势力较大的有闽北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闽东北陈齐瑄的独立旅、闽西北的周志群的独立旅，闽中地区卢兴邦、卢兴荣兄弟的新编第二师等等，人数约4万多人。“闽变”以前，这些土著和杂牌军队先后受过红军与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收编。戴笠据此充分利用土著和杂牌军队对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敌视恐惧心理以及寻找靠山、升官发财的欲望，大肆封官许愿。结果将其一个个收买过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成事不足，但扰乱后方，封锁道路，兴风作浪，浑水摸鱼，皆是其所擅长，一时使十九路军穷于应付。“闽变”前，福建省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真正的人民武装，又不是纯粹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的豪富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治安的武装队伍。戴笠到鼓浪屿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很广，大可短期利用一下。于是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大量委任状，填上一些民团头目的姓名，就成了“讨逆军”第几路总指挥，先后委任了数十路此类的总指挥，利用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偷袭、拦截、尾追等活动。

在蒋介石三路大军的围剿和戴笠策反的双重压力下，十九路军独力难支，至1934年1月中旬，败势已定。此时，被戴笠收买的黄强、毛维寿、张炎等将领公开宣布听从中央指挥，逼迫负责指挥作战的蔡廷锴出走香港。于是，十九路军留闽的各师师长毛维寿、张炎、沈光汉、区寿年于1934年1月19日上午九时，在福州召开会议，戴笠派代表符昭骞到会，传达蒋介石、戴笠的指示。会议经各师长讨论，一致议决停止抵抗。至此，李、陈、蒋、蔡等人全部出走香港，福建人民政府垮台，“闽变”平息。

“闽变”既平，戴笠喜气洋洋。他站在鼓浪屿日光岩上，对簇拥在身边的大批特工人员说：脱离国民政府，另立中央，就是一种叛逆行为。对这些敢于与委员长作对的人，就得这样毫不留情地弄得他们众叛亲离、亡命海外。

戴笠兴高采烈地回到南京。回想当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鼓浪屿有些不满，可是现在平息“闽变”，立下“殊功”，不禁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又对郑介民表示好感。于是，戴笠回到南京后，当着郑介民等许多欢迎他凯旋的大特务的面，称赞郑介民有“制敌机先”之明。戴笠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鼓浪屿之行，蒋介石一反过去矜持的态度，连连夸奖说：“嗯嗯很好很好雨农，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

训练杀手

1933年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使戴笠看到特务工作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这就是由过去的单纯搞情报工作转到情报工作和行动工作并重的方针上来。他多次训示特务：“世界各国的特务工作，归纳起来，大概不外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国防，一种是要巩固本身的政权。前者对外，后者对内。中国亦不例外。我们要拿这个工作整顿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跟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赌输赢。中国的特种工作，就是在这个时代使命任务之下产生的。也可以说是根据领袖‘安内攘外’的政策要求来做的。而攘外尤其要先安内。”

为了加强特务处的行动工作，戴笠注意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在特务处总处机关内设立行动股和技术股，具体主持行动工作，在一些外勤区站，增设行动组，不设行动组的区、站也注意配备行动特务。其次，注意加强对行动特务的培养训练；在浙警校特训班、南京洪公祠特训班内都专设行动特务训练班；另外，在招收特务时，也注意吸收一些具有擒拿、格斗、杀人、放火等行动技能方面的人才，尤其注意从各方面网罗心腹人员，以为己用。

也就在这个时期，戴笠为了加强对浙警校特训班的控制，决定调南京洪公祠特训班少尉书记、江山籍特务毛万里到南京鸡鹅巷53号甲室任秘书，作为戴笠的亲信工作人员。

1934年的一天，戴笠正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特务处的力量，培养心腹亲信特务的时候，看见毛万里进来送一份机要文件，突然想起毛万里的哥哥、江山文溪高小的同学毛人凤。他随口问起毛人凤现在在何处工作，毛万里回答：“在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戴笠想起“革命朝气在黄埔”那一句邂逅赠言，两眼目视着毛万里问：“他对县政府的工作为什么这样有兴趣，他来我这里工作不好吗？”毛万里立即很机警地回答：“如果戴先生要他来，他一定会来的。”于是，毛万里当即发电报把毛人凤召到南京，引见给戴笠。戴笠很亲热地问起与毛人凤在江山悦来客栈一别后的情况，双方感叹不已。戴笠马上下手令派毛人凤到杭州浙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接替徐志澄担任书记，月薪90元，与崇德县政府科长的月薪相同。毛人凤从此跨进了特务处的圈子，由此而改写了军统组织后期的历史。

戴笠在其一生中，曾用了许多江山人或浙江籍的特务作为心腹，但是，相比较而言，他还是能注意兼收并蓄、以才录用的。就地域上区分，特务处时期势力较大的主要是浙江、湖南、广东三地出生的特务，而浙江籍的特务并不占优势，相反，湖南籍的特务由于人数多、能力强、资历深、职务高，显得略占上风。戴笠对此并不特别压制，照样对他们信任、重用，使之各展所长，适得其所。特务处时期，戴笠引为心腹的“四大杀手”，王天木是东北人，陈恭澍是河北人，沈醉是湖南人，只有赵理君是浙江宁波人。特别是沈醉，戴笠为了把他培养成自己手下的亲信杀手，运用了自己所特有的方法加以训练，可谓用尽了心机。

1934年初，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敬敬，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爱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300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

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20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4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贞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分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果然，沈醉确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才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

不久戴笠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

黑色的11月

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馆副领事藏本英明赴下关给有吉公使去上海送行后忽告失踪，日方为此向中国政府索人，并威胁要追究南京政府的责任，派遣陆战队以武力进行搜索，并调集海军舰只开赴南京江面，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蒋介石正在对江西苏区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可这时却突然冒出个藏本事件，如果一旦处理不好，中日开战，围歼红军之战岂不前功尽弃。于是，蒋介石下令南京的宪警机关全体出动，全力进行侦查，务必迅速找到藏本。但蒋对宪警机关的工作效率历来是不放心的。又单独召见戴笠，交代他两件事，一是要派出手下的特务，帮助查访藏本的下落，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要迅速弄清日方制造藏本事件的背景，以决定对策。

戴笠回到特务处，立即召集高级特务进行布置，一方面通过卧底在日方的“关系”，侦查藏本事件后日方的动向，一方面派出精干人员，参加对藏本的查访工作。戴笠本人则亲自坐镇特务处，日夜督促，毫不放松。

在日方工作的人员很快把情报反馈回来。原来日方此次行动是由日方特务机关事先策划的阴谋，准备以外交人员失踪为理由，派日本海军陆战队从下关登陆，占领交通部，企图抢走当年满清与帝俄所签订的一份中东路合同，以便日方向苏联交涉强买中东路。戴笠把这个情报向蒋汇报后，蒋看到暂时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松了一口气，就一面指令加强南京的警备，一面饬令积极搜索藏本。到6月13日上午，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在南京紫金山明孝陵附近发现了藏本的踪迹，结果很快于中午寻获，送交日本领事馆，一场危机平息。

藏本事件把蒋介石惊出了一身冷汗，使蒋介石深深感到：在江西红军没有“剿除”，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消灭之前，决不能在中日之间引起任何纠纷，以便让日方找到借口，制造新的挑衅，影响“攘外必先安内”既定政策的贯彻。这时蒋想起了两个人，一是天津的吉鸿昌，一是上海的史量才。多年来，这两个人一在北搞武装抗日，一在南搞舆论抗日，搞得蒋焦头烂额，使蒋感到必须早下决断。于是，蒋把戴笠找来，询问对吉鸿昌、史量才的工作情况。

戴笠报告说，吉鸿昌自从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失败潜逃后，现在又潜伏在天津，联络一批下野失意军人，在共党的协助下，组织什么“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创办《民族战线》杂志，进行抗日和反对校长的活动。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申报》、《新闻报》，作为工具，反对校长的“剿匪”政策，鼓吹抗日，最近还居然办什么《自由谈》专栏，由鲁迅、巴金、茅盾等人撰文，煽动对党国不满的舆论，完全是为共党张目。据说，史量才还通过办报赚钱，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这份情报的可靠性，我们正在进行核实……听到这里，蒋介石对戴笠摆摆手，一字一句地指示：不要再核实了，你现在就进行布置，对吉鸿昌、史量才予以密裁具报。戴笠受命后，知道此次行动关系重大。吉鸿昌是著名的爱国将领，素有抗日英雄之称；史量才是上海《申报》、《新闻报》老板，拥有数万读者。两个人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影响。一旦行动不慎，不但完不成任务，反而会弄巧成拙、引火烧身，到时候蒋介石为洗脱自己，拿他是问，一颗脑袋岂不难以保全。想到这里，戴笠决定此次行动不定期限，主旨是务必成功。

著名报人史量才

戴笠从夏间开始，就着手布置对史、吉两案的行动计划。史量才在上海，戴笠决定这一案由自己亲自负责。困难的是吉鸿昌在天津，当时特务处的两名大特务都已分别出国。郑介民随复兴社军事考察团于当年春天赴欧洲考察，唐纵也正赴德国任驻德使馆副武官。特务处派不出另外的高级行动人员，自己又苦无分身之术，不得已而求其次，戴笠决定把“吉案”交给陈恭澍具体负责。这时，陈恭澍已升任特务处北平站站长，杀死张敬尧的枪手白世维任北平站行动组长，北平站人员扩充到二十余人，该站成为特务处华北地区的主要特工力量。为了配合北平站完成“吉案”任务，戴笠命令新上任不久的特务处天津站站长兼行动组长王子襄受陈恭澍节制，协助陈恭澍完成任务。

“史案”则由戴笠亲自到上海布置执行。具体行动人员仍由特务处华东区行动组担任，该组基本上还是一年前暗杀杨杏佛的人马，由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和司机张秉午七人组成。

在整个夏秋间，戴笠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史、吉两案上，但始终没有什么大的进展。首先是陈恭澍执行“吉案”的活动遇到困难。当时，戴笠交给平津两站的任务除“吉案”外，还有制裁汉奸石友三、张壁等任务。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把吉鸿昌列为“密裁”名单的第一号，加以布置。因吉鸿昌居住在天津法租界内，陈把调查吉鸿昌行踪的任务交给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负责。要求吕尽快侦获吉鸿昌在天津的住址、行经的路线、外出停留的处所、经常接触的人员等。但是，吉鸿昌知道自己已是蒋介石黑名单上的主要人物，于是利用法租界作掩护，经常变换住址和活动地点、活动方式，加之又有中共地下工作者掩护，使吕一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搞清吉鸿昌的行踪。

戴笠在上海“密裁”史量才的行动也遇到困难。戴笠原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并一度考虑在汉口路山东路口的申报馆和史量才住宅附近找一处房子，以便作为就近侦查史量才的行动之用，但迟迟不能找到。加之自从一年前的“杨案”在租界内发生后，租界巡捕房加强警戒，史量才本人也步步加强戒备，出门不离保险汽车，来去无一定规律，使“史案”行动组始终难以拟订行动计划。经过反复考虑，戴笠吸取一年前过得诚被逮捕的教训，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计划，另找地址执行。正在这时，“史案”行动组特务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量才的汽车司机黄锦才结识，从黄身上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度假，于是指示赵理君伺机到杭州动手，并制订在杭州动手的计划。

两案的行动人员一时都没有进展，戴笠焦急不安。于是他分别召见两案的行动人员，进一步周密研究。对“吉案”，戴在分析研究后认为，吉鸿昌的活动范围离不开西北军，吉案行动人员应该顺着这条线摸下去，相信必有所得。陈恭澍等特务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马上调整侦查方向，从亲朋故旧中寻找与西北军有关系的人物，果然找到两名曾与西北军有关的旧军人郑恩普和傅丹墀。并很快打听到这两个人最近与吉鸿昌都有接触。陈恭澍等人得到这个情报，十分高兴，就利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方法，拉郑、傅加入特务处，报戴笠批准，在天津站设立军事组，由郑、傅共同负责，专事掌握吉鸿昌的行踪，及时向陈恭澍汇报。于是“吉案”有了转机。

在“吉案”有了转机时，“史案”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在这段时间里，赵理君等人调查到一份情报，是说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为上海名妓时，结识了一位镇江恩客陶保骏，陶于辛亥革命时挟充任清朝南京军职时贪污的十数万军饷避居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沪军都督陈英士探知陶有乘机割据镇江、自任镇江都督的企图，即将陶保骏拿获枪决。沈秋水得此一笔横财，不喜反忧，整日坐卧不安。此事被素与沈秋水要好的史量才知道，遂以“保护”为名娶沈秋水为妻，陶的一笔巨资也悉数落入史的掌握之中。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此事终为陶的家人知悉。陶有一兄一弟一子。兄为津浦路南段局长，弟为陆军军官，子也长大成人。三人皆扬言要向史复仇。史知处境险恶，因而雇有保镖，购买防弹保险汽车，并练习拳术、技击等，以防不测。

戴笠得此情报，大喜过望。本来戴笠就忧虑“史案”与“杨案”不同，史量才是上海以至全国著名的报业巨子，手中握有申、新两报，居于舆论中心。加之，史量才几年来思想激进，广泛结交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在各阶层素孚众望，早已为各界瞩目。如果一觉醒来，人们发现史量才因宣传抗日舆论而横死街头，明眼人岂有不知是谁所为？到时必定在新闻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给校长在政治上带来麻烦。现在史量才有此“谋财”的秘史，何不加以利用，一则可以转移国人视线，把史案说成“仇杀”；二则可以通过陶氏族人报仇的谣言，逼史离开上海，到杭州避难，岂不又是引蛇出洞，赶虎下山的妙计。

于是，戴笠指挥赵理君等人，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在申、新两报馆的职员中散布陶氏族人已经潜至上海，要找史量才报仇的消息，并借陶保骏之子的口气写信给史量才，扬言陶保骏之死是史量才串通陈英士共同谋杀的，意在吞没其父巨资等等；一时把史量才周围的形势搞得十分紧张，不少人也劝史离开上海，到外地暂避风头。

史量才得此“忠告”，于1934年10月6日，带着其妻沈秋水等人坐自备汽车，前往杭州“秋水山庄”度假，对亲朋好友则只说是到杭州调养胃病。

戴笠得知史量才中计，不由得拍案叫好，立即带领史案行动组的全部人马，赶赴杭州布置。到了杭州后，异常细心的戴笠考虑到如果将史量才狙击在杭州市区，事后各方面责难起来，杭州市警察局长赵龙文首先就脱不了干系，到时候麻烦还是找到特务处头上，弄不好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戴笠三易方案，决定把狙击地点选择在杭州市所属范围以外的地区进行，并派赵理君沿沪杭公路进行勘察，最后选择在沪杭公路所经过的海宁县博爱镇翁家埠附近进行。这里不但脱离了杭州市管辖地界，地旷人稀，便于行动，而且特务处控制的杭州笕桥机场就在附近，以利于就近转移接应。11月10日，赵理君从史的汽车司机黄锦才口中得知史量才将于13日回沪的消息，于是就向戴笠报告，加紧进行布置。

就在戴笠坐镇杭州指挥史案行动组的人员紧锣密鼓地策划杀史的部署时，天津的吉案行动组已经动了手。

1934年11月8日，陈恭澍从郑恩普口中得知吉鸿昌约郑于11月9日下午3时在天津法租界交通旅馆五楼437房间见面。陈恭澍当即召集平津两站的行动、情报特务吕一民、王文、吴萍、杨玉珊、陈国瑞、郑恩普等人进行布置，分头行动，按时到交通旅馆守候狙击。但由于吉鸿昌临时改变计划，将会面地点改在交通旅馆对面的国民饭店，使陈恭澍在交通旅馆扑了个空。

吉鸿昌

陈恭澍是老于此道的人，他知道一个机会出现时，必须毫不放松地抓住，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当他在11月9日下午4时差5分时得知吉鸿昌等人肯定还没有离开国民饭店的消息，当即掉头向国民饭店扑去。先由情报特务杨玉珊和陈国瑞带着杨的外甥，装扮成夫妻到国民饭店里探路，侦获吉鸿昌等人在145房间借打麻将掩护开会，然后指挥行动特务王文随陈国瑞冲进145房间下手枪杀吉鸿昌。结果吉鸿昌因临时换座而只受轻伤，被随后赶来的巡捕送往法国天主教堂医院。

戴笠得报，当即向蒋报告制裁吉鸿昌经过，并由蒋指令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河北省政府用一大笔钱贿通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将吉鸿昌引渡到河北省政府，然后押解北平。

天津的一只猛虎被擒，上海的一条蛟龙也被杀。11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史量才与妻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内侄女沈丽娟、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以及司机黄锦才一行六人，乘自备车从杭州“秋水山庄”出发，沿沪杭公路向上海疾驶。车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赵理君用一辆别克车横在路中，拦下史量才的汽车。特务们一拥而上，拔枪就射，黄锦才、邓祖询当场殒命，史量才弃车逃命，被赵理君、李阿大各发一枪，射死在公路旁的水塘里。

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东直门内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内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1934年11月，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个血腥恐怖的岁月。先是海宁道上的一声枪响，打破了一批抗日爱国的热血知识分子企图以新闻舆论唤醒国民的理想，后是北平陆军监狱的另一声枪响，打破了国民党内一批抗日爱国的热血军人企图以武装救国的梦想。这两次枪声，也把30年代前期戴笠所进行的绑架暗杀活动推向高潮，巩固了他作为蒋介石身边第一杀手的地位。

五、锋芒毕露

反共争功

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以后，蒋介石对手下的两大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与复兴社特务处虽没有明文界定各自的业务范围，但大体上有约定俗成的分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所任用的特务大都出身于党政教育文化部门，对搞党派政治斗争及文化教育界等方面的情报比较熟悉，因此，一般涉及这方面的情报和行动则指定由调查科去执行；而特务处隶属于复兴社系统，所任用的干部也大多是军校学生，在搞军事情报和监视军队各级将领、策反瓦解杂牌军队、排除异己势力，以及搞绑票、暗杀等一类“全武行”活动方面驾轻就熟，因此，大多指定戴笠负责这方面的行动和情报。

起初，戴笠对这一分工并无异议，也能大体按照这个分工去做。可是，戴笠渐渐发现，这个分工被调查科占了便宜，而自己则吃了亏。因为在蒋介石的既定国策中，一贯是把反共作为自己第一要务的，即使面临敌国入侵、疆土肢解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蒋常说的敌国入侵只是皮肤之患，只有中共组织才是心腹之患。而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要负责对中共组织的特工活动，多年来，在陈立夫、徐恩曾的主持下做出些成绩，颇受蒋介石的器重。当时，调查科与特务处二者在蒋介石心目中相权，调查科其势似在特务处之上。

戴笠是很会争强好胜的。特务处成立以来，虽然在分化瓦解反蒋势力、暗杀政敌、摄取军事情报等方面出力颇大，也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他揣摩蒋的心理，蒋最关心的还是与中共的斗争。不在反共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终不能为老头子彻底分忧，也不能得到老头子的高度宠信。为此，戴笠在3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调整特务处工作重点，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和力量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斗争，有时为了抢着干这项工作，以至与调查科发生摩擦，也在所不惜，甚至被CC系头目和调查科的特务们骂为“不务正业”。戴笠听到这些言论，不怒反喜，他经常对特务处的大特务们强调，随着形势的变化，一切反蒋派人物、地方军阀、民主党派、中间派人士以至日本人，都可以为我所用，这些都是不足虑的，唯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和心腹大患。真正能和我们争夺政权的不是那些反对委员长的异己分子，而是具有完整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高度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我们“团体”的使命是保卫国家政权，既要作革命先锋，又要保卫委座的安全。因此，任何时候，“清共”除奸都是我们“团体”的主要责任。

1931年冬邓演达在南京狱中

由于上海是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在最初的几年中，戴笠把与中共作斗争的重点放在上海区，自翁光辉被扣押撤去区长职务后，戴笠选调中共叛徒出身的余乐醒任上海区第二任区长，也是寄希望于余乐醒能在这方面作出成绩。结果余乐醒和前任翁光辉一样，也不能完成戴笠所希望的打入中共在上海组织的任务，甚至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这样重大的行动都没有得消息，使得戴笠大为恼火，觉得在蒋介石面前丢脸。于是，戴笠在1934年再次改组上海区，派出吴乃宪、张师、陈质平等人组成强大阵容，接管上海区。

吴乃宪是广东琼山人、黄埔一期生，因出卖“第三党”领袖邓演达而得到戴笠的重用。戴笠把他派到上海任区长，希望通过第三党中一部分人接近中共组织的关系，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

张师原为中共叛徒，对中共组织的活动特点比较熟悉，戴笠派他到上海任区书记，协助吴乃与中共组织开展斗争。陈质平任区督察，对吴乃宪、张师起监视作用。

邓演达被害半月后，由其家属及挚友觅得掩埋地点，乃挖出重行棺殓。图为棺殓时的邓演达遗体。

吴乃宪、张师到上海后，吸取前任区长余乐醒开展反共斗争不力，因而经常挨戴笠臭骂的教训，一开始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与中共组织斗争方面，并设想和运用了不少办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戴笠对反共斗争的心理期望值甚高，因而始终不能令戴笠满意。特别是没有能打入中共组织内部，对中共组织造成重大破坏。戴笠为此专程到上海，召集上海区长吴乃宪、书记张师、督察陈质平以及组长一级的骨干特务到四马路杏花楼吃饭。席间，戴笠非常生气地责备吴乃宪等人说：“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戴笠在席间反复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要求每个特务都要不惜作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与共产党作殊死斗争，做出与“团体”地位相称的成绩。

戴笠在这次训话后不久，又对上海区作了第三次调整。吴乃宪调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局长。张师虽然在上海对打入中共组织内部没有作出多大贡献，但对处理中共情报颇有建树，因而调南京处本部任书记长。新调王新衡任上海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王新衡是宁波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也是中共叛徒。王新衡是一位知识型的大特务，思路敏捷，工作活跃，善于结交各方面关系。他和杜月笙关系密切，是“恒社”中最受欢迎的客人。王新衡任上海区长期间，先后收买了不少留苏的叛徒、上海青洪帮分子以及上海邮务总工会和上海工商业文化界方面的人参加特务处，受到戴笠青睐。虽然这样，王新衡在反共方面，同样不能做出使戴笠夸耀的成绩。戴笠对不能在这方面与调查科一较高低，得到蒋的高度重视，深为伤心。

综观特务处成立到抗战前夕，戴笠在反共方面能够算得上成果的只有三次。第一次是破坏中共江苏省委组织，省委负责人王克全和不少共产党员被捕。王克全被捕后，经不住戴笠的威逼利诱，叛变革命，成为戴笠手下一名凶恶的鹰犬。第二次是破获了中共党组织的“打狗队”。30年代前期，中共地下组织曾设置“特科”行动队，专门制裁叛徒的出卖变节活动，对特务、暗探等鹰犬进行惩戒。共产党人把这些人俗称为“狗”，故又把特科行动队称为“打狗队”，外人则称之为“红色恐怖队”，简称为红队。当时，无论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还是复兴社特务处，对“红队”既无法破获，又不能阻止他们的行动，不少叛徒、特务均死于“红队”的枪下。这期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连续三任区长（亦称驻上海特派员）被刺，结果两死一伤，弄得戴笠手下的特务们提心吊胆，草木皆兵。特务到上海，往往办完事就赶回南京，不肯在上海多住。1935年，特务处上海区的一个中共叛徒被“红队”击中两枪，但未中要害。戴笠得讯后，立即设下“钓饵”，指示上海区把这个叛徒送到法租界西区偏僻处的一家小医院进行治疗，然后选择一家民营小报发布了一条社会新闻，故意泄露了这条消息，暗地里却指挥上海区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特务控制住通往这所医院的各个道口，进行监视。果然在第五天，两名“红队”队员再次闯入医院将这个叛徒击毙，然后特务们暗中跟踪，发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里的“红队”密点。于是，戴笠指挥侦察大队副大队长杨凤岐、大队附兼第二组长许鹏飞、大队督察兼行动组长沈醉，率领大批军警特务在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直扑银楼，逮捕了四名“红队”队员，并抄出手枪六支、子弹数十发和现款数百元。经审讯，这几名“队员”不肯供出任何情况。不久，戴笠将他们全部押往南京处决。对于这次行动，戴笠十分得意。第三次是所谓一起“怪西人案”。事情起源于特务处湖北站逮捕了一名中共嫌疑人员，叫关兆南。戴笠派南京总处司法科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进行劝诱说服。关兆南叛变革命，与特务处合作逮捕了上海方面的交通员陆独步，由陆独步供出其兄陆海防。又由陆海防供出第三国际中国总支部的负责人罗伦斯，化名约瑟夫·华尔敦。陆海防任华尔敦的英文秘书，每周可以见面一至两次。但陆海防每次与华尔敦见面时，均由华尔敦临时通知，而且只有两个人在场。至于华尔敦的真名、真正职务、地址以及国籍等等，陆海防均一无所知。结果华尔敦被捕后，虽然成为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但由于华尔敦面对审讯始终缄默不语，身上又没有任何证明文件，一直不能证明华尔敦的确切身份。此案也成了一件无头案。报刊上由此而称为“怪西人案”。戴笠在当初向蒋介石汇报时，为了抬高这件案子的身价，故意把约瑟夫·华尔敦说成是第三国际远东地区负责人，使得蒋介石也对这件案子寄予莫大希望。现在一无所获，蒋大骂戴笠不中用，戴笠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也把叛徒陆海防找来，拳打脚踢地大闹了一番才罢休。

几年中，戴笠通过不断总结提高，积累了一套反共经验，归纳起来，不外是，由外向内：培养专门与中共作斗争的特工人才混入中共外围组织，再伺机潜入中共组织内部进行破坏；由内向外：利用叛徒拉拢叛徒，达到利用一个、牵出一串的目的；由浅及深：利用一些持中间立场或表面进步、口头反蒋的人出面搞社会活动，想方设法与中共人员发生接触，以便发现中共组织；由疏及亲：收买与中共有关系的亲朋故旧，由此发展线索，接近中共核心人员；监视跟踪：一旦发现嫌疑人员，不惜长期监视跟踪，以期发现线索；侦测监视：建立无线电侦测网，控制无线电器材等，对中共地下电台进行侦测，或研译中共电台密码等，进而破获中共组织；引诱上钩：通过办“灰色”或“粉红色”的刊物、剧团、社会团体等，吸引中共人士的注意，引诱他们自动上钩；放鹞跟进：对被捕后坚贞不屈的中共嫌疑人员，有选择地开释几个阅历不深、斗争经验不丰富的，然后在他们寻找组织关系时，进行跟进围捕；撒网过筛：利用各种公开特务机关从各方面找线索，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重点人员，用邮电检查、电话窃听、户口保甲调查、水陆交通检查等办法，反复进行过滤搜捕，直到找出线索为止；连续突击：发现一个线索，破坏后充分扩大战果，进行连续突击，不让被破坏对象有喘息和补救的机会；层层设防：在中央机关和各地的要害部门内成立防谍防奸组织，调训各机关中的一些职员，让他们与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反渗透斗争等。

这套办法，虽然不见得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是由于戴笠执行起来异常认真，一丝不苟，因此也多少收到一些效果。戴笠几年中在反共方面不能有上佳表现，失策在于他的反共心情太过迫切，处处表现得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每发现一个中共方面的线索，马上迫不及待地下令逮捕，然后严刑逼讯，结果总是因中共人员的坚贞不屈而使线索中断，反共斗争也因此不能深入下去。另外一方面，特务处初期的成员大多来自军校学生，一部分来自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这些特务的思想、文化、气质、道德水准与中共人员相去甚远，因而在反共中难以有上佳表现。戴笠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由于不能达到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反共方面争功夺宠的目的，因而常常把一腔怒气发泄到手下的特务头上，大骂特务们是一群酒囊饭袋，不能为“团体”争气，好在蒋介石也没有在反共方面对戴笠过分苛求，戴笠也只得罢了。但是，由于CC系特务在这一方面常常跑在他的前面，由此就更增加了戴笠对CC系特务组织的嫉妒和仇恨，恨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向CC进攻

戴笠与CC系的矛盾由来已久，到30年代中期，这种矛盾已变得更加深刻而尖锐。追溯矛盾的起源，应归因于蒋介石手下的政治派别活动。

蒋介石手下历来有三大政治派系。一派是政学系，以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为首，其间集结了一批政府机关要人，仅各省的省政府主席就有十人。政学系的辈分较高，上层基础强大，久经宦海沉浮，政治经验丰富。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都能与他们商量，采用他们的意见，显得比较得势。另两派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主管党务和文化教育的CC系和以复兴社为代表的主军的黄埔系，班辈低一些，但组织严密，下层力量雄厚，权力欲和排他性强，向外进攻凌厉。三派虽然都受蒋介石直接掌握，是支撑蒋介石统治基础的三大支柱，然而三派之间由于各有长短，互不相能，相互之间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拳打脚踢，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黄埔系这一方面看，他们认为政学系始终不过是受蒋雇佣的一群伙计，充其量只能是些“师爷”、“管家”，永远当不了“老板”。

黄埔系背后称杨永泰为“杨师爷”，张群为“张总管”。政学系控制的主要是政府部门，与主军的黄埔系尚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时黄埔系对政学系操纵得太过火也只是骂骂而已，没有动真格的。但是，黄埔系对CC系就不一样了。黄埔系一贯自诩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而把CC系看作是蒋的“螟蛉子”，他们间的矛盾是争当嫡系和主流派的斗争。

从CC系这一方面来看，则是采取两面作战的态势，即一方面要和政学系这一批老官僚作战，另一方面则要对付以复兴社为代表的黄埔系这一批“天子门生”的挑战。CC系要搞党天下，不能没有政权，由此而视政学系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至发展到后来，竟雇佣杀手将杨永泰杀于汉口海关轮渡码头。在CC系眼中，复兴社这一批黄埔军人，只不过是给蒋介石的浙江系官僚当差的保镖，现在居然也想染指政权，当然不能同意。于是，CC系同复兴社的矛盾亦很尖锐，两派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双方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有时，双方的一般成员对所谓“异党活动”的防范，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只有对CC系和复兴社的摩擦纠纷，才真正感到“劲头十足”，“斗志昂扬”。但就态势而言，复兴社取攻势的时候多，CC系取守势的时候多。

戴笠的特务处与CC系掌握的调查科是蒋介石掌握的两大特工组织。从时间上来说，CC系的调查科成立在先，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后；从发展的速度上来说，特务处发展更快，调查科发展较慢。特别在行动工作方面，调查科更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1932年夏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专门检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立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CC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在会上，CC大头目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做出成绩，应对CC特务系统的坍台负责。并警告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五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可见当时CC与戴笠斗争的激烈程度。

在初期，戴笠与CC系斗争时，双方还顾及一些面子，没有撕破脸皮干，只是在暗中摽着劲较量。相互通过各种方法，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以便把对手踏在脚下。这也是戴笠所以在反共方面不惜代价，要与调查科争锋的原因。但争来争去，戴笠在反共方面还是争不过调查科。CC系的调查科自从在30年代初破获顾顺章案，一炮打红后，又相继破获了中共的一些重要组织，其中有共青团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等重要机关，先后被捕的有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卢福坦、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等重要干部。这与戴笠抓了个“怪西人”，却没有下文的场面比较起来，声势自然不同。

CC系的特务组织，在与中共地下组织斗争方面，也确有一些手段是戴笠所不及的，体现出较高的反共水平。按照蒋介石对CC系特务组织的要求，主要有五项调查，即党政调查、党派调查、经济调查、日伪调查、文教调查。其中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并规定只要党派工作做好了，即使其他各项工作做得都不好，也能得到领袖的重视和嘉奖。而戴笠反共的决心和劲头虽不亚于CC系，但是，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是以猎取军事情报、监视军队将领、控制瓦解杂牌军队、完成绑架、暗杀任务等特工活动为主，这样反共就不能做到专心致志。同时，特务处在反共的资历方面，也比CC系的特务系统要浅，人才、技术、经验、基础、条件都不如CC系雄厚优越。

首先在内部建制上，CC系把他们认为基本队伍中最有水平的一批高级特务放在主管反共斗争的第二组。其次，在对共产党的研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布置学习问题。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乎要高明一些。再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叛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提升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CC系特务组织无疑是权威机关。CC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陈立夫虽不满意戴笠的作法，但从不公开批评，只是常在闲谈中讥讽奚落对方。

戴笠何尝不知道CC系的态度。于是，他一方面借重黄埔系的势力，处处与CC系为难。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CC系的势力出现，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力量就要打上门去，进行争斗。另外，CC系特务组织所属各单位要搜捕和处理人犯等，必定要经过各地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机构大多掌握在特务处手里，戴笠就借此与CC系为难。只要是CC系提出要捕人，警察机关总是千方百计予以掣肘。30年代中期，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因而上海市的警察机关成为双方斗法的场所之一。CC系特工总部（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通过CC系掌握的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室的关系，与上海市警察局所辖各分局打交道，但只能在华界地区活动，对于租界当局，是不能去联系的。史济美要捕人，只能用上海市特别党部肃反专员的名义向上海市警察局申请批准后才能执行，而且被捕者要首先送上海市警察局，这给CC系特务们处理中共案件，培养“细胞”、发展内线带来极大不便。当时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兼特务股主任刘槐因是戴笠的人，处处对史济美进行刁难。史济美忍无可忍之中，还不得不对刘槐低声下气，处处予以拉拢巴结。后来，史济美干脆向特工总部申请了一笔专项费用，按月津贴刘槐，这才算网开一面，让史济美把上海区反共活动的一些特殊工作维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和CC系之间的斗争也就越加尖锐，以至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一山不藏二虎

戴笠与CC系特务组织的明争暗斗，使蒋介石深感削弱了特工系统的力量，认为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于是，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任副局长。局内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为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徐恩曾担任；二处（军警处）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戴笠担任；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先是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后由金斌担任。1935年5月4日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132号，二处地址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三处设在山西路。局本部与三个处分别在四个地点办公。

三个处从合并成立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明争暗斗。特别是一处与二处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从戴笠来说，由于归入军委会建制，经费有了着落，不必由蒋每月从特别费里支出。但是特务处的工作，他遇有重大问题，仍然直接去找蒋介石请示报告，一般问题，则自作主张。陈立夫、陈焯的局长、副局长头衔在戴笠眼里不过是虚有其表，不值一个钱。

陈立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粗鲁和穷凶极恶的做法，他认为特工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现在把戴笠的特务处隶属给自己指挥，可是自己又抓不住他，这使陈立夫更加恼怒，于是，他对戴笠处处予以抑制。在一处和二处的争吵中，他公开地站在一处一边，为徐恩曾撑腰打气。此时，由于一处的政治地位高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让一处占先，戴笠显得无可奈何，私下里非常痛恨。但戴笠有蒋介石当大老板，陈立夫亦奈何不得。

在当时局内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局本部是双方面的人都有，但一处的力量占优势。争夺得最激烈的当数三处的力量。由于邮电检查活动是特工活动的重要内容，因而戴笠和徐恩曾都十分看重三处的力量，双方都投入很大精力进行抢夺，一时争得不亦乐乎，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活动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具体负责，企图从邮电通讯中发现线索，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结果有的特务甚至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的内容当作笑料进行传说，可见达到了无耻而又无聊的境地。

自从成立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原先在各大城市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转变为公开的活动，并挂出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调查统计局三处主管。三处处长丁默邨之后是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金斌调任，两人都是由陈立夫一手向蒋介石保荐，与CC系关系很深。因此，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只能占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

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要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指导科科长应泽，他原是一处的人，结果，材料还没有送到局本部，已先由应泽透露给一处了，一处也就据此抢先处理报送蒋介石，等到戴笠知道消息，已成了“马后炮”。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什么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一通。戴笠手下的人被欺压到这种程度，其内心的仇恨也就可想而知，所以一处、二处在邮电检查领域里的斗争异乎寻常地激烈，双方都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正在这时，被戴笠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黑幕，就向蒋介石告了一状。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间，陈立夫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举。选举的票数清点后，陈立夫竟然比蒋介石还多4票。陈立夫是深知蒋的为人的，立即亲自在黑板上擦掉1个“正”字，所得结果只比蒋少了一票。事后，戴笠了解了全部经过，又搜集了CC系在会中幕后活动的种种情况，向蒋奏了一本。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地位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最高”权威，当然不能容忍，就下令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在朝中经营多年，耳目很多，消息灵通，马上躲入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甚至动员了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去说情。当时，陈其美的独生子学习驾驶飞机摔死了，蒋介石也为之惋惜不已。陈其美的夫人就向蒋介石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到了这个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系特工的力量，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处长仍然是金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安插在邮电检查部门的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特别是唐纵从驻德大使馆回国后，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的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四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并决心第一步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手中夺过来。于是，戴笠一方面向CC发动凌厉攻击，与CC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一方面向蒋介石不断揭露CC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要求取得邮电检查的垄断权。不久以后，蒋终于下令把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璠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CC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去。为此，徐恩曾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戴笠则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戴笠手下特务、重庆邮检所所长罗杏芳回忆起曾任南京电报检查所副所长受CC系特务欺压的情况，总是耿耿于怀地说：“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要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酃县人，湖南土话称尿为CC）。”可见戴笠手下的特务对CC系特务仇恨之深。

戴笠处处与CC系为敌，使CC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CC系头子陈立夫深知蒋介石的一贯手法是要使两大特务系统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以防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CC系的特务们有时与戴笠摩擦吃了败仗，陈立夫总是对特务们晓喻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陈立夫清楚，蒋不会同意让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让特务处把CC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蒋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蒋不但会默许，而且还希望有这种矛盾存在下去。

争夺抗日社会团体

戴笠向CC系进攻，几乎打的是一场立体战，只要有CC系插足的地方，戴笠或复兴社是非要轧上一脚不可的。1934年，戴笠与CC系围绕抗日社会团体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1934年3月，蒋介石接到CC系分子的一份密报，说北平有敌对势力复东会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慎重，他召见戴笠，面授机宜，要他赴北平会同复兴社的另一个大头目、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进行调查。

戴笠和刘健群奉命在北平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周密调查，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起源于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许多东北籍进步人士，纷纷成立抗日复土的社会进步团体，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其中最有影响的1个团体是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得到张学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CC系的注意，结果在国民党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下，宣布结束。此后，原救国会领导核心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排除CC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复东会”，并于九一八两周年时于北平欧美同学会会址正式成立。会员们在关岳像前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这就使CC系极为仇视，于暗中收集材料，并加以扩大，意图借蒋之手对复东会进行打击，加以取缔。

戴笠、刘健群调查的结果，认为复东会是关内东北人的一个核心力量，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东北军将领与原救国会负责人对复东会大多取同情支持态度，使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民联系的纽带。这时，张学良刚从德意考察归来，主张拥护领袖，实行独裁政治等论调，戴笠、刘健群认为，正可以通过复东会把张学良的力量拉到复兴社一边，削弱CC系的力量。

于是，戴笠开始向张学良提出复东会及东北军与复兴社及黄埔系合作的问题。当时正是蒋、张关系比较融洽时期，张学良派复东会的重要干部王卓然、王化一与戴笠进行了具体研究，研究结果决定彻底融合蒋、张双方的核心干部，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团体，拥护蒋介石为新团体事实上的领袖，由张学良具体领导。接着，张学良派戴笠、王卓然、王化一一起从汉口去南昌北坛，向蒋介石当面报告研究结果。蒋肯定了东北军、复东会与黄埔系、复兴社合作的计划，并指定由戴笠、刘健群、邓文仪与王卓然、王化一具体负责筹备。

经过戴笠、刘健群、邓文仪和王卓然、王化一的共同商量，决定新组织叫“四维学会”，会址暂定武汉，成立理事会主持日常工作，复东会由张学良说服取消，继续东北抗日工作，拥护蒋介石作为唯一领袖。并据此起草章程草案，经张学良同意，送蒋亲自加以审批。“四维学会”于1934年5月12日在汉口银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了15名理事，复兴社方面有7人；复东会方面有8人。会议根据蒋的安排，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为了减少该会的特务色彩，戴笠没有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但该会是由戴笠一手策划成立的，从而加强了戴笠在蒋介石、张学良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进一步看到了戴笠在蒋身边的影响力，从而与戴笠的关系更加密切。

“四维学会”成立后，首先在武汉成立总会，会址在武昌明月桥旧奉直会馆内，接着又在南京、北平、上海、杭州成立了区分会。戴笠极力控制“四维学会”，使之成为与CC系斗争的重要力量。直到1936年11月14日，张学良在西安市金家巷张公馆秘密召集阎宝航、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四维学会”的重要干部谈话，表示决不再参加内战，要实行联共抗日，“四维学会”的活动“暂行搁置”，另组织抗日同志会，对外完全保密。“四维学会”无声无息地宣告结束。

30年代中期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是联合东北各抗日团体而为一体的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当时刘澜波、于毅夫等共产党人均以无党无派的面目出现，在该会内负实际责任。“东总”成立后，仍然受到CC系的压制，为了求得掩护和发展，“东总”不得不利用已被抛弃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决定与当时最有力量与CC系进行抗衡的戴笠取得联系。戴笠经过一番考虑，认为把“东总”抓在自己手中，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张扬复兴社与CC系对抗的声势，另一方面则可以监视“东总”，不让他们靠拢共产党，从而对“东总”的请求表示同意，并答允每月补助500元活动费，当即先批给2000元，作为四个月的开支。这就是“东总”利用戴笠、戴笠利用“东总”，双方发生合作关系的开始。

与李士珍斗法

戴笠与CC系的斗争，在警察机构的争夺上也表现得极其激烈。自从杭州警校被戴笠巧取豪夺后，接着，各省市县的警察局及其调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被戴笠一一控制。CC系经过一番苦斗，只保留了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和督察室这一块领地，还是由于陈立夫的嫡亲堂兄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陈希曾于1931年时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立下的定例，以后的继任也就照“章”办事，把这两个位置交给CC系处理，连戴笠也不便逼之太甚。

CC系掌握不到警察系统，又没有培养出什么警政人员，似乎警界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但是，问题不在CC系，也不在戴笠，而在于蒋介石。蒋之为人，从来不肯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交给一个人去掌握。蒋很早就决定，一方面把警察系统交给戴笠的特务系统去运用，以便使警察特工化，强化特务统治；一方面在警界内安插一位戴笠的劲敌，以便对戴笠起牵制作用，这个人就是李士珍。这就给CC系找到一个报复的机会。CC系认为他们自己已不便出面与戴笠争夺警察系统，何不与李士珍联手对抗戴笠？CC系通过各种关系和李士珍接近，李士珍当然也需要借助CC系的力量与戴笠抗衡，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在警界内共同向戴笠进攻的一股强大力量。

李士珍

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学习警察行政，以便培养他进入警界。回国后，戴笠在洪公祠举办特警训练班，蒋亲自下令李士珍任训练班政治指导员，目的也是让他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当时，警察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接收过来的，不但警风很坏，而且政治上不能跟上蒋介石利用警界力量进行反共和巩固政权的需要。蒋介石很早就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警察队伍，他命令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李士珍苦心努力了四年多时间，才将大楼落成。在这段时间里，李士珍一边筹建中央警校大楼，一边筹划取得中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他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校成为中国真正的警察教育最高学府，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据此，李士珍建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李士珍的计划书送上去后，正和蒋介石考虑建设新的警察系统、彻底改造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蒋很快就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李士珍又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夺取中央警官学校的大权。他深知窥视这个职务的不乏其人，其中最大的劲敌还是戴笠。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和戴笠较量的。李士珍一方面走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路子，请蒋作宾积极向蒋介石推荐；一方面主动加强与CC系的合作，由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常在蒋介石面前进言，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宣传李士珍懂得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党国不可缺少的警察教育干才等等。

陈立夫不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不使蒋介石对其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疑窦，不让戴笠抓到攻击的口实，他并不要求李士珍和CC系公开合作，仍嘱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配合默契地在公开场合对CC系提出寓有批评意味的“贡献”意见。因此，蒋、戴始终没有对CC系与李士珍的合作公开提出责难。

经过李士珍的这一番努力，蒋介石终于在1936年8月正式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时，以兼校长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这无疑是把中央警官学校全部交给李士珍去负责。

李士珍在第二回合中又击败了戴笠，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不免有些洋洋得意。心想CC系畏之如虎的戴雨农，其能耐不过如此。我李士珍略施小计，就把他从经营盘踞多年的警察教育机构中赶了出去，戴雨农声名显赫，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李士珍这一轻敌，就铸成大错，让戴笠钻了空子。就在李士珍趾高气扬，大喝庆贺酒的时候，戴笠与浙警校校长赵龙文等一批谋士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设计了一整套方案来对付李士珍。

第一步：戴笠同样以加强警察教育为理由，向蒋建议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领导下，协助教育长对中央警校的工作进行咨询、决策和管理。在教育长之上，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校务委员会，无疑是一个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但是，报告送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不但批示同意，而且居然手令由戴笠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戴笠敢于有此举动，可以说也是对蒋的心理揣摩透了，他懂得蒋同样不放心将中央警校交给李士珍一人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出一个什么只要对李士珍有所掣肘的建议，蒋介石都是会同意的。戴笠是“假传圣旨”的老手，他得到蒋的批准，立即把校务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太上皇”式的机构，并设立办公室，以亲信潘其武为秘书，进行控制。潘其武是特务处内惯于“打小报告”、制造摩擦的专家，用这样一个人当然处处使李士珍不能为所欲为。

第二步：戴笠策划推动一批多年从事警察教育工作、对警察学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面，筹建“中国警察学会”，以此网罗全国警界人才，暗中却受戴笠控制运用。为了扩大该会影响，戴笠每年拨出专款，资助他们活动，派遣专人负责组织、联络工作，另外还发行一个月刊，大造声势，宣传戴笠的所谓“政治警察”论（即特务警察），影射和攻击李士珍所鼓吹的正宗警政理论。由于戴笠舍得花钱，当然有人愿意为之奔走、鼓噪，为之卖命，所以这一活动居然搞得有声有色。

第三步：借浙警校并入中央警校的机会，以变应变，让浙警校的全部教职工办理了集体加入特务处的手续，然后除留下少数人之外，全部造册加入中央警校，以便在中央警校内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再通过这批人不断地“滚雪球”，掌握中央警校的基层力量，并向蒋推荐由特务处大特务郑锡麟任政训处长，陈玉辉为总队长，掌握中层力量，结果这批大小特务进入中央警校后，抱成一团，犹如釜底抽薪，把教育长一职架空，使李士珍顿失重心。

第四步：下功夫培养赵龙文、酆裕坤等亲信特务在政治上的声望，以便进一步向警界高层发展。1937年5月，蒋介石派孔祥熙为特使，赴英国参加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戴笠抓住机会，保荐赵龙文为随员，就便到英、德、意、比等国考察警政建设，为赵“镀金”。在这之前又保荐浙警校教务主任酆裕坤赴美留学，学习警政。果然，1936年11月，内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长李松风调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面对警政司这一控制全国警政的关键职位，戴笠与李士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士珍颇费苦心，想谋取警政司长，可是又舍不得丢下中央警校教育长这一高位去屈就。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口袋里一时又拿不出像样的人去谋取，一度一筹莫展。在瞬息之间，戴笠的远见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亲自向蒋引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留美学者、国内警界精英酆裕坤。结果一荐就中，蒋下手令任酆为警政司长。酆一反前任们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一蹲就是十年，始终不肯挪窝，全国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终控制在戴笠手中，李士珍无可奈何。

李士珍无形之中被戴笠打了一顿闷棍，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击。先是李士珍针对戴笠搞的“中国警察学会”，也组织一个“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与戴笠争夺警界人才，规定凡在中央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虽然如此，李士珍还是争不过戴笠。因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经费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开机关，让这些学生去发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买，通过警政司和手下控制的公开机关，又可以给官做，结果，李士珍训练警官，教育出来的学生又都给戴笠抢走了。李士珍常常骂这些“变节”的学生是欺师灭祖。

其次，李士珍针对戴笠办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论的办法，也在中央警校办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早已视警政教育为终身职业，因此能勤于钻研，在学术理论上拿得出成套的东西。而戴笠搜罗的警界人才，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留用和中央军校转行过来的，未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更没有专门研究过警察学术，在许多问题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论不免粗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辞夺理。据此，李士珍引经据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驳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训特务）和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的谬论，并列举日本、英美各国的实例，证明世界各国培训政治警察和正规警察各有专业，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规警察教育办成特工培训，无疑是自入歧途，自毁警政的邪门歪道等等。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发表文章，听从特务处谋士赵龙文的建议，决定不予正面回击，而以侧击旁攻的办法对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这些文章一一收集起来，要害处均用红笔勾出，然后送给蒋阅，并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受到欺负和委屈的样子向蒋诉苦说：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公开发表言论，诋毁校长耳目，豆萁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于党国何利？！于校长何利？！真令人心寒等等。果然，蒋一见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来，骂得他狗血喷头，又是戴笠反败为胜。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警察是要的，特务也是要的，如果两者相权，当然还是以政治警察（特务）为先，这也是“正规警察”李士珍斗不过“政治警察”戴笠，并且李士珍还常常挨骂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动戴笠，并不罢休。当时，戴笠办了许多特训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义开办，学生毕业时，需要发一张中央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取得警官学历，便于介绍到警察机关或稽查处去工作。但李士珍借口这些训练班没有在中央警校备案，没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纲进行训练，水平够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颁发，使戴笠大伤脑筋。同时，李士珍为了与戴笠竞争，也扩大工作范围，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组织人搞起谍报工作，以见重于蒋。只是搜集的情报大多是传闻和推测，水分不少，质量甚差，甚至像侦探小说家那样编造“苏联驻华谍报网”的故事，多年中难以拿得出手，有时转送到侍从室，蒋手下的侍从参谋看了也感到完全不能呈送蒋阅，更不用说与戴竞争，最后还只得专心干他的本职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李士珍虽然屡受戴笠打击，但始终没有被戴笠吃掉，并且始终成为戴的强硬对手。在蒋介石这方面说，是养李以制戴；在李士珍这方面说，是借助CC系的援手，拉CC系以抗戴。曾任四川省内江县县长、后任“中统”专员的CC系大特务仲健辉向CC系特工总部报告说：“李士珍的学生都很够朋友，随时随地都帮我们的忙。”为了合力制约戴笠，李士珍还极力帮助CC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在奥地利留学警察的杜承庸学成归国后，找李士珍介绍工作。李士珍劝其不要投奔戴笠，而引见给CC系的徐恩曾。戴笠历来警惕CC系把手伸向警界，也特别讨厌那些吃警界饭的与CC系发生关系，但是，因有李士珍从中穿针引线，鼎力相助，戴笠亦无可奈何。

交友

戴笠十年打流，十年特工，久在江湖行走，深知人情世故、“兄弟”朋友的妙用，他认为特务工作唯其恶性，尤要善于广与人交，呼朋引类，八方结纳。1936年6月21日，戴笠致电设在福建厦门的特务处闽南站站长连谋，指示：“吾兄工作之成败，其关系不仅兄与弟两人也。故望兄做事少露锋芒，埋头实干，待人接物，必须温和谦恭，用人尤须谨慎。有力者固需罗致，但必须驾驭有方，而予指导考察，更请特别注意。吾人生死与共，荣辱相同，故不惮琐琐奉告也。”戴笠最好的朋友胡宗南是深知其人的。有一次，他曾对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文强说：“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人情世故深，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胡的这一番评语，确是知人知面知心之谈。

戴笠的人情世故，确有深不可测的功力。他每与一个人交往，必先对其作全面了解，掌握其人的家庭、社会关系、个人经历、作风气质、嗜好、弱点、隐私等等，然后根据需要，有备而发，有的放矢。甚至连一个人出生的地籍，当地的社会风俗，也都注意掌握。山东出了个武二郎武松，山东大汉由此也往往喜欢以“二哥”自居。由此，戴笠每遇山东籍的各色人等交往，必谦恭地呼对方为“二哥”，以博取对方好感。

戴笠一生中结交过许多权贵和朋友，但相交最深、保持时间最长的当数与胡宗南的交往。戴笠自己也承认，胡宗南是他平生唯一知己。在特务处内部，特务们习惯当面称戴笠为戴先生，背后称戴笠为“老板”；同样，自戴笠以下，所有特务都不称胡宗南的“军职”，而称其为“胡先生”，这是表示对胡宗南的尊敬；更有一些多年在西北地区活动，对戴胡关系内幕了解比较多的特务同样在背后称胡为“胡老板”。

胡宗南于1925年春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先入教导团任少尉排长，参加了两次东征后任该团副营长。北伐中任第一师上校团长，到进军南京时已官至少将副师长。1936年，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成为黄埔出身的军人中无人可与比肩的第一位“红人”，素有黄埔系“军事领袖”之称，所部“天下第一军”也成为嫡系部队中的反共王牌主力。

戴笠、胡宗南的结合，不但是地域、经历、才气、志趣的结合，更是抱负和野心的结合。在这段时期里，两人的关系越加得到巩固和发展。胡宗南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戴笠在内廷掌管中枢机要，对高级将领负监视考核之责，双方都需要把对方作为援手，以实现政治上的宏大抱负。从30年代初期开始，蒋介石就有意把胡宗南的第一师摆在甘肃，作为楔入西北的一着棋，初期意在控制甘肃、青海与宁夏，镇抚三省的土著军队，后期则意在包围和钳制陕北红军。胡宗南调往西北后，每年都要到南京一到两次，向蒋介石述职，请示机宜。每次到南京，照例住在鸡鹅巷53号戴笠家中，然后两人纵谈天下大势，说到兴奋处，竟彻夜不眠。这期间，胡宗南除了晋见蒋介石以外，大多由戴笠陪同，遍访黄埔一期在宁的同学，意在结纳拉拢。一次，胡宗南与戴笠一起乘江苏省水上公安第五区的小兵舰“大雅号”畅游镇江焦山，适遇避居蒋超雄处的宣侠父。胡、戴都知道宣是黄埔一期中唯一被蒋介石开除的学生，虽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见面时仍握手言笑，欢谈生平，只是绝口不谈军事政治问题。这一天，大家同游寺庙，题字作诗，玩得非常痛快。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下令成立西北“剿总”，以张学良为“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权。戴笠立即下令成立特务处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并调大特务张严佛任第一任区长兼“西北剿总”第三科科长。临行前，戴笠在南京对张严佛交代：“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戴笠历来把情报保密工作列为厉禁，对任何人都不得泄漏，但此禁对胡宗南却是个例外。当年12月，张严佛到西安后，与胡宗南初次见面，就把设立特务处西北区对陕甘宁边区布置特务组织，配合“西北剿总”反共防共以及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绝密事情，向胡宗南作了汇报。胡宗南居然评点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就是特务们对胡宗南部队军官的检举情报，也不通过特务处转报蒋介石，而是直接报告胡宗南。由此可见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之深，已到了政治上违禁而相互勾结、抱成一团的程度。

戴笠久历江湖，很懂得走江湖的心理和奥妙之处。他认为江湖势力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其能量不可测度。特工活动如果能和江湖势力结合起来，其作用之大，正所谓如虎生翼。因此，戴笠在这段时间里，十分重视加深与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初中期，杜月笙的势力可以说是遍及上海各界，其人也成了在大上海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无冕市长”。而戴笠在这段时间里仅是个复兴社特务处长，其影响与杜月笙相比，远不可以道里计。杜月笙虽和戴相交已久，但并没把戴放在眼里。真正使杜看出戴的分量，是缘于轰动一时的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吗啡案。当时，蒋介石十年禁烟，结果烟毒越加泛滥，使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观感甚坏。蒋介石一怒之下，宣布撤销隶属于行政院的“禁烟委员会”，另在军委会设立“禁烟总会”，蒋介石亲任总监，督导全国的禁烟运动，并指定戴笠的特务组织协助查缉具报。这时，杜月笙指使顾嘉棠设立在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吗啡制造厂因与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匀，而被破获。这个吗啡厂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该连从连长到士兵都大偷吗啡，官兵全部逃走。蒋闻之大怒，下令戴笠彻查。杜月笙一看，这件事究根到底，势必弄到自己头上，就请人向戴笠打招呼，戴只是不动声色，杜又请杨虎出面说情，并以30万元支票相赠，戴则原物发还。杜无计可施，又转请他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先生邀戴赴宴，戴仍拒不赴宴，一时剑拔弩张，杜很恐慌。岂知，戴在这时却深夜只身访章，声明退款拒宴都是免招人攻讦诋毁，授人把柄。此事决不把杜先生牵连在内，尽管请放心等等。结果，戴笠签报蒋介石批准，只把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作为替罪羊，拉出去枪毙，以应付舆论，而杜月笙则安然无恙。这件事，使杜月笙深悔以前与戴的深交不够。从此，杜月笙的青帮势力几乎成为戴笠特务处的外围组织，并有后来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戴、杜大合作，开创了戴笠建立特务武装的新时期。

戴笠办事无处不用尽心机，即使是结交权贵亦复如此。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宋子文因非常高傲，戴笠总是巴结不上。但宋子文有一桩公案由于没有了结，心情常因此而郁郁不乐。1931年7月23日下午，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未中，而误毙其秘书唐腴庐。当时刺宋的凶手全部逃逸，就连他的司机也下落不明。1932年因王亚樵刺杀李顿未遂案被破获，始知此案系王亚樵所为，但刺宋的凶手和司机始终没有抓获。戴笠决定在这件事上下功夫，把凶手和司机抓获，必能使宋子文转变对自己的观感。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戴笠终于在1935年秋天得到线索，获悉这两个人已潜逃苏北扬州、盐城等地。戴笠当即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特务处上海区的重要特务沈醉、程慕颐带着提供情报的眼线，先后赴苏北十二圩、瓜洲、扬州、泰兴、盐城等地追捕，将凶手和司机抓获押回上海。宋子文听到戴笠汇报此事，十分高兴。并叫戴笠领着沈醉去见他，当场签了一张5000元的支票给沈醉以示奖励。沈醉按戴笠的暗示，又恭恭敬敬地退回，坚不肯收。戴笠连声说：“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敢受奖。”宋子文听了更加高兴。自此，对戴笠开始亲近起来。

戴笠交的朋友很广泛，大到皇亲国戚，广到三教九流，可谓无所不交。但论其动机，却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形，一种是用作政治上的靠山，如结交宋子文、何应钦等权贵人物；一种是相互依靠，以作政治上的援手，如结交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人物；一种是纯作利用，使其为特务活动服务，如交结杜月笙等帮会势力；还有一种是通过结交之名，行监视、控制之实，如结交张学良及其身边的黎天才、陈昶新等重要人物。

1934年初，张学良旅欧回国，被蒋任命为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要东北军南下和红军打仗。但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都是不放心的，指示戴笠对张和东北军暗中加强监视。戴笠为了完成任务，采取广泛与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人物交朋友的办法，拉拢收买人心，以掌握张学良的动向和东北军的内幕。当时，张学良身边有两个核心人物：一个是机要组长黎天才，他是李大钊一案中被保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因其才干而被张学良引为心腹；一个是机要组第二科科长陈昶新。戴笠认为，要掌握控制张学良和东北军，只要能掌握控制张学良身边的特务头子黎天才、陈昶新就行了。于是，戴笠主动与黎天才、陈昶新交朋友，并与黎天才结拜为兄弟。他经常来往于南京、武汉之间，每次到武汉，除了会见张学良外，照例要与黎天才、陈昶新会会面，并赠送礼品，表示亲热友好。戴笠通过这些手法，掌握到东北军内部的不少情况。这个时期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比较迷信，并当面指示陈昶新说：“你要与他们（指戴笠）把关系搞好些，叫他们了解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是背着委员长的”。因此，黎天才、陈昶新、戴笠分别成为蒋、张之间的联络人，关系也就进了一步。

在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戴笠为人处世的原则是：远交近攻。即只要不是竞争对手，戴笠都能够极力去交结，以作助力，但对工作性质相近的同行，则极力排挤打击。黄埔一期生、素以黄埔政治领袖和复兴社第一把交椅自居的贺衷寒，因为长期搞的是政治特务活动，戴笠始终把他看得很紧，不断向蒋密报贺衷寒在复兴社和黄埔系中拉帮结派、组织“湖南派”小集团的活动。由此，贺始终不能见重于蒋。黄埔三期生、复兴社高级干部康泽原先与戴笠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由于康泽在1933年10月办起了一个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搞起武装特务活动，也成为戴笠的竞争对手，因而与戴笠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这中间，由于康泽和戴笠两度合作，利用康泽掌握的特务训练机构、设施和经费，帮助戴笠训练特务，使两人的关系得到缓和。第一次是在庐山组织的保卫领袖安全作业演习。在江西“剿共”时期，蒋介石在庐山居住的时间较多，故专门成立庐山警务署，与康泽的别动队一起，负责庐山的内、外围警卫。第二次是在1936年4月，戴笠以蒋“与康泽合作”批语，提出借用康泽办的江西星子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龙云寺，举办一期特工训练班。康泽明知戴笠是假传圣旨、巧取豪夺的故伎重演，但是因对他利害不大，也就同意在星子训练基地专设一个队，交给戴笠去运用。戴笠由此不但可以利用康泽星子训练基地现成的训练设施与经费为他自己培训特务，而且因星子庐山军官训练团是经军委会正式备案的，毕业的学生可以享受中央军校本部同期毕业生的待遇。这与戴笠办的其他一些训练班连一张中央警校的学籍证明也发不到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此，戴笠与康泽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较好的状态，没有在表面上闹翻。

二斗王亚樵

王亚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住在光明台1号，与西南派反蒋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合作，继续从事暗杀蒋介石的活动。王亚樵总结了多年失败的教训，决定由手下的大将华克之率领张玉华、孙凤鸣等人到南京创办晨光通讯社，以记者身份接触国民党上层，打听蒋介石的起居行止，伺机进行狙击。原则是周密计划，长期准备，不搞盲目行动，务求杀蒋成功。

王亚樵（前排中）和部属

果然，此举效果很明显。晨光通讯社于1935年春末正式成立，并开始发稿，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了两次刺蒋机会，只因蒋戒备森严，难以接近，而未能下手。虽如此，王亚樵、华克之等人确信，他们已经在一天天向蒋介石身边走去。

1935年11月1日，经过长时间筹备的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各大报社、通讯社都派出最得力的新闻记者赴会采访。

上午，参加会议的111名中央执监委员预定开幕式之后，在中央党部礼堂第一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中委到了110名，因久等“第一号”中委蒋介石而不至，“第二号”中委、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好“领衔”带领全体中委拍照。正在这时，只听得“啪啪啪”，一连三声枪响，坐在前排中央的汪精卫应声倒地。这就是由王亚樵和华克之等人精心策划实施、爱国志士孙凤鸣孤身执行的中央党部枪杀案。当时，只因蒋介石一念之虑，没有出场，却让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作了替身。

案发后，孙凤鸣被当场击成重伤，与汪精卫一起被送到中央医院抢救，终因流血过多，于第二天凌晨在中央医院死去。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却抓住蒋介石不在现场这一点，与蒋大吵大闹：“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蒋介石平白无故背上了谋杀汪精卫的嫌疑，本指望凶手招供后能够洗刷他的不白之冤。现在孙凤鸣已死，负责侦破此案的专案侦察处已经成立三天了，活动毫无进展。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的首脑又步步紧逼，社会上更是风言风语、谣言四起，蒋介石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泄，一个电话把戴笠召到官邸办公室。

蒋介石脸色铁青，一双蓄满杀机的双目怒视戴笠好几分钟，才凶狠地问道：“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戴笠已知大事不好，立即双脚一碰，身躯笔挺地答道：“报告校长，学生失职，不能替校长分忧，罪该万死！”

“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娘希匹，每月为你们花上几十万元，就为酿出这类祸事吗？限你三天之内，把主犯缉获。否则，不要来见我。”说到这儿，蒋介石似乎心力交瘁地跌坐到沙发椅上。

本来，按定例中央党部开会，警卫工作向由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中央组织部调查处长徐恩曾共同分工负责。枪杀案发生后，立即组成由宪兵司令部、警察厅、调查处共同参加的专案侦察处，也是由CC系特务牵头，与戴笠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何尝不知这些关节。但他素知侦破这种行动案件不是CC系特务所长，南京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那批“娘希匹”工作效率又太低。案发后已经三天了，结果凶手死了，晨光通讯社关门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只抓了些不相干的嫌疑犯来糊弄我，整个南京城都被他们搅得鸡飞狗跳，这才想到要把戴笠找来，要他负责侦破此案。戴笠又何尝不知这顿骂挨得有点冤枉。但他转念一想，校长受到天大的委屈，不向他最亲信的人发泄，又向谁去发泄呢？再说，保卫校长的安全是我戴雨农的天职，岂能容忍他人谋害。现在校长把这项任务从徐恩曾那帮家伙手中拿过来，交给我，这又何尝不是校长对我的信任和厚爱。

戴笠进一步推测，这次枪杀案目标显然针对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的人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暗杀，那么只能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有这么大的胆量、魄力、手腕、技术，策划实施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想来除了王亚樵，当今中国尚找不出第二人。想来，这王亚樵的头不拿下来，我戴笠的头迟早会被校长拿走。

戴笠接手此案后，并没有派出大批特务搜查晨光通讯社，封锁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他认为实施这种“天字第一号”枪杀案的每一道步骤、每一个细节，事先都是经过周密策划和计算的。案发后，再兴师动众地搞什么大查大捕，不但徒然耗费精力，而且会贻误最宝贵的时间，让真正的凶手有喘息和脱身的机会。同时，戴笠又认为，无论组织得多么严密周详的案件，总是会有蛛丝马迹好寻的。比如，这个晨光通讯社的枪手虽然死了，晨光通讯社也关门了。但据戴笠所知，国民党对首都新闻机构历来是控制得十分严密的，筹办时必须把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主要职工的履历、京中保证人及其履历、经费来源、成立通讯社的宗旨、每日发稿数量等等，都要填入表格，到国民党南京市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逐级办理手续，平日更要接受中央社的严格检查指导。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必有所获。戴笠当即抽调经验丰富的行动特务，亲自侦破中央党部枪杀案。果然，戴笠一查，行政院和中央社想起了两个人，在筹办晨光通讯社注册手续与申请经费时帮过忙，一个是无锡人、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一个是浙江人项仲霖。戴笠闻报大喜，立即派特务飞骑追捕，在酷刑之下，李、项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的全部名单，弄清了这次行动的主谋是王亚樵、华克之、贺波光、张玉华等人。

接着，戴笠派出几路人马按名单到各地追捕。一个组到镇江丹阳抓晨光通讯社采访部主任贺波光未遂，立即按戴笠命令把贺母及嫂子抓获。一个组在南京密捕了晨光通讯社的社长华克之的妻妹，并以她为钓饵，到上海陆续逮捕了华克之的妻子、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晨光通讯社的经理张玉华、记者谷子峰、王亚樵的学生陈惘子（共产党员）等人。一个组到上海赫德里去追捕华克之，但扑了一个空。戴笠本人不分昼夜地在上海、南京两地轮流坐镇指挥，并设计以贺波光的母亲作诱饵，迫使孝子贺波光投案，贺在酷刑之下，供出这次行动以杀蒋为第一目标，杀汪为第二目标。

戴笠接手此案，时间不长，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除了王亚樵、华克之两个主犯外，其余重要案犯先后被抓获数十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改组派分子，使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头目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很高兴，对戴笠的工作效率也表示满意。只是王亚樵、华克之还没有抓获，而且他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杀蒋，蒋介石岂能放过。一天不把王亚樵抓获，蒋介石是一天睡不好觉的。于是，他严令戴笠亲自率领特务赴香港追捕王亚樵、华克之等人。1936年3月，戴笠亲率20名行动特务潜赴香港。

戴笠素知王亚樵的情报系统很发达，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加之香港警方因自己多次在港秘密捕人，对自己素无好感，所以，这次行动严格保密。为了减少20个人赴港的目标，他采取化整为零和迂回前进的方法，分期分批分道前往。自己仅带副官贾金南先到九龙，然后租了一艘大型豪华游艇，想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瞒过警方，悄悄进入香港。

戴笠赴港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人士及王亚樵等人素来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于是，西南派领袖胡汉民亲自与港督葛洪亮协商，请他按国际惯例对政治犯王亚樵多多照顾；王亚樵则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朗处长，告诉他戴笠将亲自来港捕人的消息。

戴笠乘坐的豪华游艇进入香港本岛卢吉道3号码头。游艇停稳后，戴笠与贾金南两个人各拎一只澳大利亚高级皮箱上岸。戴笠的那只皮箱里放着两支最新式的美制不锈钢强力式无声手枪及巨额美金港钞；贾金南的那只皮箱里放着全套进口的洗鼻器具及各式手帕。走下游艇，戴笠发现3号码头上一群身穿深蓝色哔叽警服的港警正虎视眈眈地向自己这方面注视，情知不妙。他知道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因公务携带武器必须向所在国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否则就是违禁。偏偏这次因要秘密赴港，怕申请枪照时走漏消息，故没有办理临时枪照。戴笠机警地向贾金南使了个眼色，瞬息之间将手中一模一样的皮箱对调了一下。

来到岸上，戴笠乖乖地拿出护照接受检查。警官接过护照，一眼扫过，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哦！原来是戴先生光临本港，港人不胜荣幸之至。”说罢，恭敬地送还护照，啪地一个立正，朝戴笠行了一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报告：“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亨利·勃朗，香港警务处处长。”接着，勃朗恭敬地请戴笠上车。戴笠也不争辩，心想，我身上没有违禁物品，你一个警务处长随便扣押中国公民，看你如何收场。

车到警务处，戴笠下车刚坐下，就有两个港警手持“检查证”进行搜查，戴笠何尝受过这等侮辱，但因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权且先过了这一关，事后再找你港督葛洪亮算账。不料，勃朗向门外一个招手，门外一个港警拎进一只皮箱，当场打开，正是戴笠调给贾金南的那只。戴笠心里大吃一惊，脸上却露出讥讽的冷笑，故作坦然地说：“勃朗处长，请问你有何证据可以说明这只皮箱是我的。”勃朗哈哈一笑，大叫一声“拿来！”当即，一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放在戴笠面前，里面正是戴笠与贾金南调包的全部过程。

戴笠一时目瞪口呆。勃朗说：“戴先生，我不得不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您非法携带武器入境，从现在起您被拘留了。”戴笠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刚想作出抗议的表示，勃朗一挥手，两个港警不由分说地把戴笠带了出去，送进警务处拘留所。从戴笠自称在民国7年坐过一次牢以外，这是戴笠一生中第二次“坐牢”。在拘留所里，戴笠虽贵为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头子，但英国人不买这个账。在他们眼里，戴笠只是个违禁携带枪支的“犯人”，虽然拘留所优待，给他提供了一个单人房间，但是，每天洗澡的条件是没有的，洗鼻工具被没收，每天三次洗鼻的“功课”自然也只好免了，加之拘留所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很差，气得戴笠在拘留所里不住地大骂英国人不讲人道，不讲卫生。接着又大骂清朝道光皇帝和杭州将军耆英等一批卖国贼与英国人签订了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害得他这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却没有行动自由，反要被英国人关进拘留所。

蒋介石得到戴笠在香港被扣押的消息，立即指令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使馆交涉。英国政府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马上放人。于是，戴笠在香港警务处拘留所里蹲了三天后始被释放。

戴笠被关了三天，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只好转移到王亚樵身上，发誓要把王亚樵捉拿归案。当即，戴笠召集特务处香港站和分批潜入香港的20名特务开会，布置追捕王亚樵的行动，并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1号的寓所坐镇指挥追捕王亚樵的活动。

戴笠的计划是，首先由特务处香港站收买香港帮会组织，帮助调查了解王亚樵的行踪，提供情报；其次，派王亚樵的旧友、安徽人陈亦川伪造石友三的一个旧部给王亚樵的信件，找机会晋见王亚樵，意图打入王的内部；再次，由戴笠亲自带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函，面见港督葛洪亮，请求港方协助缉捕王亚樵。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三个计划都没有产生效果。因王亚樵已知戴笠率大批特务到达香港，故深居简出，行踪飘忽不定，除极少数几个亲信外，任何人都不知道王亚樵的行踪。陈亦川经过一番奔波，虽然见到王亚樵手下的大将余立奎，但终被王亚樵等人见疑，而拒绝与其见面。至于港督葛洪亮，更是以国际惯例保护政治犯为借口，反对与戴笠合作抓捕王亚樵，反而催促戴笠离开香港。戴笠无奈，只得派出大批特务在香港大街小巷中到处刺探打听，有两次居然了解到王亚樵的行止，待大批特务赶到时，王亚樵早已人去房空。

正当戴笠在香港一筹莫展之时，特务陈亦川终于调查到一个重要线索，王亚樵之妻王亚瑛的胞弟在香港轩尼诗道开了一家“茂源绸布庄”，极有可能是王亚樵的秘密联络点。戴笠闻报，立即带领特务前往包围。果然，王亚樵当天正在开会布置撤离香港去广西暂避一事，不意戴笠赶到，一阵枪战，王亚樵率领一批人冲出，但余立奎却被戴笠手下的特务盯住不放，在香港皇后酒楼吃饭时被戴笠派人买通香港警方秘密逮捕。

几天后，戴笠接到蒋介石紧急召其回京的电令，这时，他也从多方面打听到王亚樵一批人已撤离香港，去向不明。戴笠于是花了一笔巨款，说服香港警方将余立奎以刺杀宋子文、赵铁桥的罪名引渡给南京政府，然后率众回都。

两广事变

戴笠从香港回到南京，立即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指示他在继续追捕王亚樵的同时，要对两广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制止陈济棠、李宗仁出现的异动。否则将影响对西北的用兵，以致“剿共”军事功亏一篑。

回到特务处，戴笠立即调档了解郑介民在华南地区布置潜伏工作的情况，以便讨论研究“两广”问题的对策。郑介民自1935年春天间从欧洲考察回国后，由于运用德、意特工的经验，对特务处的贡献甚大，进一步受到蒋的赏识。于是，蒋下手令由郑介民兼任军委会参谋本部二厅少将处长，其目的是把军队谍参工作也交给戴笠掌握运用。郑介民对这个新职务颇感兴趣，因此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二厅的工作上，特务处的工作也就开始渐渐抽身了。不过，两广方面的特工活动，戴笠历来是交给郑介民负责的，现在要把对“两广”的行动提上议事日程，郑介民不得不出来唱主角。春天以来，戴笠已经不断接到特务处华南区的情报，密报国民党西南派领袖胡汉民从德、意等国考察回到广州后，与西南派军政实力人物密谋反蒋。粤省军阀陈济棠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都将主力北调，准备向湘、赣等省进攻等等。

蒋介石得到戴笠的报告后，一方面电促胡汉民到南京供职，一方面指示戴笠加强华南方面的情报工作，密切注视两广行动，并伺机对两广军政头目进行制裁。

戴笠受命后，立即采取了3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大量抽调广东籍特务前往广东，以加强华南区的力量。二是指令特务处华南区长邢森洲利用华侨关系，加强对陈济棠军队的联络工作。邢森洲出身华侨，陈济棠的军队中，特别是空军里华侨很多，邢与这部分人关系很好，由此而建立了一个特工网络。邢对搞暗杀和策反都不在行，唯有通过这批人能不断掌握到一部分高质量的情报，从而引起戴笠的注意。三是派郑介民亲赴广东，任务是搞一份粤军中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册和伺机对陈济棠进行暗杀。

郑介民于春天由上海秘密经香港到广东。但到香港后，郑介民就因胆怯，不肯贸然进入广东，只在香港遥控指挥。郑介民在广东军队里关系很多，因而很快弄清粤军中黄埔军官的分布和任职情况，并通过分析预测，认为两广事变早则5月，迟则6月必将发生。但在实施暗杀陈济棠的行动中，由于派出的行动小组计划不周、事机不密，被陈济棠的人发觉，一下子捉了去。这使蒋和戴笠对郑介民很有些不满，曾函电予以责怪。现在形势已经急转直下，虽然西南派领袖胡汉民因5月份在广州突发脑溢血已经去世，但陈济棠、李宗仁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快了速度，一场发难已经不可避免。

戴笠召集手下的亲信特务经过深入讨论，认为两广共有陆军30多万人，其中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有20多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只有10多万人，两广空军共有9个中队，其中广东有6个中队；另外，广东海军还有江防舰艇数十艘。因此，两广问题的关键在广东。陈济棠在军事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处于事变中心，只要能把陈济棠的力量搞垮，广西就有可能不战而降，两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至于如何对粤军进行策反瓦解，搞垮陈济棠，戴笠早有考虑，他多年来对陈济棠进行过仔细研究。陈济棠原先只是李济深手下的一个师长，逐步升为军长、集团军总指挥。后因利用蒋桂矛盾、李济深被蒋扣押于南京汤山等机会，拥蒋驱桂，取得对广东的统治地位。但陈济棠自己不是蒋的嫡系，只因机缘巧合，被蒋一时利用。从长远来说，终不容于蒋。所以，陈济棠又要利用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派以及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来作他的政治屏障，维持西南的半独立状态，保持他“南粤王”的地位。由此，陈济棠在蒋、桂、胡等各派之间，一方面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相互利用，因势坐大；一方面患得患失，模棱两可，各方敷衍，不肯决然反蒋。但是，陈济棠之统治广东，本是因蒋、桂冲突，李济深钻入蒋的圈套，被扣于南京，广东军队一时群龙无首，陈济棠拣便宜得来的。比之中国当时的“黄埔系军队”、东北军、西北军、晋军、桂军等五大派系军队来说，他的“天下”并不是亲自动手打出来的，他的内部也没有什么“门生”、“子弟兵”的关系，不能形成以陈济棠为中心的巩固的团结。几年来，他所以能坐镇南粤、雄踞一方，除了靠利用矛盾、顺时应变外，另外就是靠他能逐级分肥，维持一种表面的“和平共居”。特别是陈济棠的陆军中分成两大派，一派以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为首，一派以第三军军长李扬敬为首。余汉谋与“太子”孙科、蒋的亲信将领钱大钧、上官云相，都有极好的私人情谊，和广东军队中的黄埔军官也有很好的关系。这一派与中央比较靠近。另外陈济棠的海军掌握在虎门要塞司令陈策手里，陈策已经与特务处谈好条件，同意脱离陈济棠，归顺中央。陈济棠的空军是他反蒋的重要资本，具有很强的实力。陈济棠为了加强反蒋实力，几年来在空军上投入很大资本，到1936年5月，已有战斗机40多架，轰炸机20多架，加上水陆两用飞机，陈济棠的私人座机及其他各型飞机，共有飞机100多架，几乎可以和蒋所掌握的南京空军相抗衡了。陈济棠则视他的空军为命根子加以掌握。然而，空军内部很腐败，飞行员大多贪图生活享受，而且贪财好色。

据此，戴笠对陈济棠陆、海、空三军制定的策反行动计划围绕三个字进行，即名、利、官。策反海军，主要在一个“名”字上做文章，多做几顶高帽子称赞表彰陈策，特别要有蒋的手令予以褒扬，让他忠贞不贰地为中央服务；策反空军，主要在一个“钱”上做文章，舍得花大价钱收买；策反陆军，主要在一个“官”字上做文章，只要亲蒋反陈的，都可以升官晋级，这是陈济棠所做不到的。特别是对余汉谋，要许诺他只要逼陈下野，就可以由余取而代之等等。

戴笠的策反计划很快得到蒋的批准。正在具体部署实施的过程中，“两广事变”发生，蒋介石同意戴笠提出亲自赴两广坐镇指挥的报告，并指令迅速成行。

戴笠亲率一批亲信骨干特务，再次秘密经香港、潜入广东虎门，住进已经完全被戴笠收买的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家里，与先期到达的郑介民取齐。经过与郑介民会商，听取了华南区长邢森洲的工作汇报和郑介民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根据戴笠原定的计划，对工作重新进行了调整部署，戴笠要求郑介民利用目前已经在广东陆军中建立的特工网络，负责瓦解、分化陈济棠的陆军部队，重点放在第一军官兵和军长余汉谋身上，对其余的两个军、两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及四个盐警团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黄埔军官。戴笠则负责策反瓦解陈济棠的空军和海军部队。

陆军方面，在两广事变初起时，戴笠在南京已经报经蒋批准，请蒋派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密赴广东大庾秘密会见余汉谋，策动其叛陈投蒋。余、钱均为保定军校的同学，后又同在粤军一师任职，一起参加讨伐旧桂系，统一两广诸战役。经过钱的说服拉拢及蒋的封官许愿和金钱收买，加之在这之前，郑介民和华南区都与余已有接触，余汉谋表示归顺中央，拥蒋驱陈。

余汉谋倒戈已成为定局，郑介民按照戴笠的布置，以粤军中的黄埔军官为主攻对象，按照名册，对军、师、旅、团级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进行联络。因广东军队在地域上得黄埔之便，军官中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很多，其中一部分已担任师长、副军长等高级军职。郑介民利用黄埔同学关系、蒋的门生关系、广东同乡关系等，并针对各人爱好，要权的许官，爱财的送钱，沽名的赠誉，结果大批黄埔军官在“拥护校长、驱逐陈逆”的口号下，被逐次收买过来。其中有副军长李汉魂、张达，师长巫剑雄、邓龙光、李振良等。

海军方面，由于陈策是广东海军的老人，在广东海军中有很深的关系。经过陈策的活动，粤海军拥蒋倒陈自是没有多大问题。

空军方面，是戴笠此行活动的工作重点。对空军的策反活动，戴笠采取三头并进的方针：一头是通过邢森洲收买广东空军中的华侨飞行员，这方面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一头是利用潜伏在广东空军里的特务处特务陈振兴收买福建籍和空校四期毕业的飞行员。陈振兴是福建人，杭州浙警校特训班毕业生，后被戴笠秘密派遣，经空校四期训练后打入广东空军内部活动。这是戴笠很早就埋下的一着棋。一头是由自己亲自通过陈济棠的少将参议、空军参谋长陈卓林居间拉线，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第二队队长丁纪徐等人取得联系，就空军投蒋进行谈判。黄、丁二人曾在南京航空署工作过，蒋介石、戴笠对这些人早有表示，蒋曾指示孙科、宋子文以及南京航空署署长黄秉衡等人给黄、丁秘密赠送巨款进行拉拢。

当时广东空军的飞机半数停在广州白云机场，半数停在海南岛机场。官兵每月有两至三天时间轮班到香港九龙休假，吃喝玩乐，狂嫖滥赌。戴笠据此，又在香港九龙打入特工人员，通过大把大把地赔钞票的办法对前来九龙休假的飞行官兵进行腐蚀拉拢。结果，鲜有不上钩的。

为了就近领导对广东空军的分化策反活动，戴笠由虎门秘密移住香港。这中间，戴笠先以12万港币交给陈振兴进行活动，接着又以40万港币收买了黄光锐等广东空军的上层人员。接着戴笠与陈卓林在香港经过反复谈判，答应了陈卓林提出以每架飞机投蒋奖2万元港币的要求。这笔交易花了比陈济棠购买全部飞机还要多的钱。蒋介石最初认为不合算，加以拒绝。但戴笠认为这不只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的全部陆、海、空军实力的问题，其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的。蒋因此同意。

经戴笠一系列的反间瓦解活动，两广事变中的戏剧性场面陆续发生：

1936年7月6日，广东空军驻广州白云机场第二队的三架飞机和驻从化机场第五队的四架飞机，在空军飞行员黄智刚的带领下北飞投蒋。同时离粤的还有广东航校六期甲班毕业的学员和飞行员四十余人。同一天，陈济棠所部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在汕头绥靖公署“封金挂印”，向陈发出通电，“奉还大命”。同时，第三军九师师长邓龙光潜赴香港，通电响应李汉魂倒陈拥蒋，并密使所部离开五华县，向余汉谋靠拢。

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由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

7月14日，余汉谋在广东大庾通电就职，拥蒋倒陈，限陈24小时之内离粤。并将所部第一军由大庾开回韶关，着手进入广州的部署。同一天，陈部第二军副军长（军长陈济棠兼）陈达在广州通电服从中央，欢迎余汉谋来穗接任。

7月18日，广东空军的全部飞行员决定驾驶所有飞机北飞投蒋。黄光锐、陈卓林及广东航校校长胡汉贤等人也决定于同日驾机飞赴香港。并由黄光锐领衔在港发表通电，倒陈拥蒋。同一天下午2时，在香港九龙太子道黄光锐家里，戴笠携带200多万元港币与黄光锐、陈卓林、胡汉贤、丁纪徐等广东空军的重要干部见面，以兑现诺言。谁知除陈卓林外，黄光锐等人和全体飞行员都拒绝领取这笔巨款，理由是投蒋出于为了国家统一，并非贪图金钱。此举使戴笠大为感动。原来陈卓林当初向戴笠提出的这一价码，完全是背着黄光锐与全体飞行员做主的。事后，陈卓林还是单独向戴笠要钱，蒋、戴迫于诺言，只得给了20万港币。蒋签完支票后，气得把笔摔在地上，从此，蒋对陈咸淡不予理睬，只给了他一个南昌空军教导总队参谋长的职务。

7月18日的这一幕，无疑把陈济棠逼入绝境，陆军反了，海军漂了，空军又飞了，陈所有的实力转瞬之间灰飞烟灭，不得不于同一天宣布下野，乘英国军舰出逃香港，当寓公去了。

广东问题解决后，广西桂系失去重心，不久也表示归顺中央，两广事变遂在戴笠的瓦解下，兵不血刃，就此平息。蒋为此发给戴笠巨额奖金，以表彰开展反间活动的所有有功人员。戴为此举行盛大庆功大会，大事庆祝。

陈济棠垮台后，蒋介石命令对陈的部队分别加以改编，同时派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为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禁烟特派员，借此机会，将多年来未能掌握的粤省税赋收归中央，并命令戴笠协助宋子良接收陈济棠的缉私机关和部队及四个盐警团。戴得到这个意外机会，极为高兴。他一直认为：“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当时，陈诚、胡宗南都掌握有军队，就连康泽也有一个别动总队。戴久想拉一支特务武装，苦于没有机会和条件。由此，戴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陈济棠的缉私部队和盐警团扩充为广东税警总团（等于一个师），由他自己掌握。这是戴掌握的第一个较大的特务武装。

三斗王亚樵

两广事变，统一了多年来向中央闹独立的西南一隅，清除了蒋的后顾之忧，却使西北问题延误下来，华北的形势也更加严峻。蒋介石痛定思痛，感到一次福建事变，一次两广事变，固然在台上表演的是地方实力派军人，但在幕后策划牵线的却离不开国民党内一些元老派反蒋人物。胡汉民虽然死了，却还有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刘庐隐等人在幕后活动，这些人不除，终究是个祸害。于是，蒋下令戴笠要对反蒋派继续追捕密拿，以绝后患。戴奉命对特务处设在各地的外勤区、站、组下达了追捕反蒋派领袖的密令，其中尤以王亚樵、刘庐隐、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为主要对象。

1936年10月初，正当广西桂系当局与蒋握手言和、偃旗息鼓、庆贺和平时，广西南宁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人一到南宁，就与广西实力派人物白崇禧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谈，嗣后，又匆匆离开了南宁。

此人就是戴笠。戴笠这次南宁之行，主要是取得广西当局对特务处密捕匿居广西梧州王亚樵的谅解，并得到白崇禧“只许在广西暗杀，不许在广西密捕”的许诺。这在白崇禧的理由：如果是暗杀，可用“难以防范”四字推卸，如果是密捕解出广西，则脱不了暗中配合的嫌疑。在戴笠则认为，王亚樵十年反蒋，系巨奸大逆。自己与之苦斗四年有余，屡捕屡脱，这一次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活捉王亚樵不成，也就以暗杀对暗杀，割下王亚樵的头颅向蒋交差。因此，戴与白一拍即合，当即赶回南京抓紧进行布置实施。

原来，王亚樵被戴笠率领大批特务到香港追捕，一时被逼得难以立足，经李济深、陈铭枢斡旋安排，王亚樵一行于春天由香港秘密进入广西，在李济深的家乡广西梧州李圩居住下来，并化名匡云书，深居简出，再图大计。

当时，主政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正暗中与陈济棠策划合作反蒋，正是用人之际，有著名反蒋杀手王亚樵来投，不但慨然应允保护，而且每月拨给500元给予接济。现在蒋、桂对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白崇禧当然不能对蒋的心腹大患王亚樵履行“保护”的责任了。

王亚樵一行离港赴桂，使特务处香港站的特务顿失工作对象，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王的线索，因而多次遭戴痛斥。后经特务陈质平偶然之间发现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仍在香港未走，立即向戴笠报告。戴笠分析，王亚樵对手下的人素重恩义，现余立奎为了掩护他潜逃被捕，王亚樵决不会对余婉君不问不管，只要打通余婉君这个关节，必知王亚樵行止。自此，经戴设计，由陈质平用财、色引诱，余婉君终于上钩，吐露了王亚樵匿居广西梧州的真情，并同意带着小孩到广西梧州找王亚樵，随时准备接应特务的行动。

戴笠得到陈质平的报告大喜。立即调兵遣将，兵分三路前往广西梧州。第一路由陈质平、陈亦川等人率部分精干的情报人员暗中护送余婉君到梧州寻找王亚樵，其任务是通过余为内应控制王亚樵的行踪，确切掌握王亚樵在梧州的住址和起居、活动情况；第二路由特务处著名刽子手、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谷玉林、李修凯等二十余名凶悍的行动人员，于10月中旬前往广州，秘密转广西梧州执行暗杀王亚樵的任务。吴等一行人到广州后，戴笠电令广东税警总团军需处长兼广东缉私总处会计股长及特务处广东区总稽核郭旭，要他协助吴赓恕的工作，拨给暗杀王亚樵行动组用费毫洋券1000元，并代向广东缉私总处商借缉私小舰“广凯”号一艘交吴使用，经西江直放梧州。第三路由戴笠密派自己的警卫员、神枪手王鲁翘和助手岑家焯伪装成商人，取道香港转广西梧州，与吴赓恕会齐，配合吴赓恕行动，担任杀王的主要枪手。

两广事变后，桂系已从反蒋转变为拥蒋，王亚樵这时已知广西不可久留。先是从李圩搬出，移住西江岸的倪庄，并积极筹划后路，准备投奔共产党组织。在王亚樵认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关键时刻，都能与蒋苟合，唯中共不会出卖主义、原则和民众，与蒋同流合污。况且自己主张抗日反蒋，和中共的目标是一致的。据此，王亚樵一方面请李济深为其与中共上层人士疏通，一方面直接派手下大将余亚农、张献廷日夜兼程，北赴延安，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

就在这中间，戴笠派出的三路人马先后到达广西梧州，并由先期到达这里已与王亚樵取得联络的余婉君接上头，周密地制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

1936年10月20日，李济深的兄长李任仁先生设晚宴招待王亚樵。宴后，王亚樵按余婉君的约请，到她的住处看望她。因王亚樵吩咐不需警卫，故负责警卫工作的蔡克强等四人远远地跟随在后。

夜幕中，王亚樵来到1幢二层小楼门前。王亚樵环顾院子，见四周杳无人迹，就向楼上走去，像往常一样，习惯地推门而入。口里喊道：“婉君，你怎么不开灯？”刚进入房间，王亚樵立即感觉到周围一阵异动，情知不妙，刚想抽身退步，已经晚了半步，埋伏在房内房外的王鲁翘、岑家焯、谷玉林、李修凯等七八名凶悍无比的特务，在几束手电筒强光的照射下，砰砰砰！乱枪齐发。

王亚樵乃一代枭雄，武艺精湛，轻功卓绝，且久经险境，临危应变能力无人能及。早在他感觉到周围有异动的瞬间，身躯微一晃动，看似抽身撤步，岂知他不退反进，向空中纵起。随即在半空中把枪掏出，向四周甩手就是几枪，落地后即伏地而卧，又啪啪地举枪还击。接着又是一个鱼跃跳起，甩出没有子弹的空枪，亮出匕首与周围的特务展开近身肉搏。

但是，戴笠亲自挑选的这一批特务也都是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凶猛强悍之徒。面对王亚樵这一连串一气呵成的高超搏杀动作，初时虽感愕然，但很快镇定下来，凭藉占据的有利地形和人多势众，远则用枪，近则用匕首，只是一味地把王亚樵向死里打，有时就是误伤了自己人也在所不惜。顿时，屋内的桌椅、板凳、茶具、摆设……全被砸烂，地板上鲜血淤积淋漓。王亚樵虽是功力非凡，怎奈寡不敌众，几分钟后终被打倒在地，力竭而亡。死时，身中五枪三刀，整个脸皮被特务用刀剐去，全身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时年49岁。与此同时，远远尾随在王亚樵身后的蔡克强等四人，闻声拔枪赶来，早被埋伏在四周的吴赓恕等十余名特务用乱枪扫射，全部倒在血泊之中。随着一代枭雄王亚樵的遇害，这个在20年代形成、在30年代前期达到巅峰的庞大的暗杀团体便全面瓦解了。王亚樵荣于暗杀，亦损于暗杀。

数日后，戴笠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二处处长的名义发电白崇禧，感谢白在10月初于南宁对戴的盛情接待和对国民政府制裁巨奸大逆王亚樵的协助，并转达蒋委员长对李、白等桂系首领的问候。

这一年的冬天，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南派的另一个核心人物刘庐隐从广州潜赴上海。戴笠得到消息，当即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沈醉率一批行动特务，前往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前秘密绑架。结果绑架未遂，即转为公开逮捕，由英国巡捕房带回英租界老闸捕房关押。后经戴笠策划将政学系领袖、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武汉被刺一案栽到刘庐隐身上，将其引渡到武汉归案。自此，西南反蒋派的力量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为虑了。

六、西安事变

“兵谏”之说

南方初定，戴笠按蒋介石的要求，迅速把大批特工力量北调，用于华北和西北方向。对于西北，蒋介石指示戴笠，一方面要加强对红军的情报工作，侦查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要密切注视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动员张、杨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进行“剿共”，配合中央军对避居西北一隅的数万红军作最后一战，以竟“剿共”全功。据此，戴笠在指示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加强情报工作的同时，对西北区的组织进行适当充实调整。一是将各地特务机关中吸收运用的一些中共叛徒抽调西北区，把他们送到第一线和中共作战，策略是“以共制共”；二是内定调特务处的反共专家、上海区长王新衡接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区的反共特工活动；三是调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毛人凤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专职负责处理有关西北区方面的情报和业务，以加强对西北区业务处理的速度和效率。毛人凤也从此参与处理戴笠的机密事项，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成为戴笠的心腹亲信和团体事业的看家人与继承人。自此，西北区的特务工作成为戴笠关注的主要方向。

对于戴笠来说，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是注视得较晚而又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就抓得更晚了。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阴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的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戴笠的原则是：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即使是“大饭桶”一只，“大草包”一个，也是一律来者不拒，其原因：一则可以提高他这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二则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系，呼朋引类，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黑幕重重的，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不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蒋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急调在湖北境内“剿共”的十几万东北军星夜开往西北，由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万大军与红军作战。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除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外，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20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30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笠对西北区还规定了四个工作对象。

第一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总”、“剿共”时作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但杨虎城是位使戴笠很伤脑筋的人物。为了能及时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戴笠曾经试图用财、色、官等手段去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身边的亲信，但很久不能得手。在一个社交场合，偶然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戴笠立即计上心头。他请自己的玩友、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夫妇出面，与胡逸民、向友新交上了朋友，然后又在交际场中安排戴笠与向友新见面，两人一拍就合。戴吸收向友新加入特务处，由向友新将杨虎城身边的内幕情况向戴全盘托出，并陆续把杨虎城手下办公厅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兵工厂长等逐次收买过去。不久，向友新与戴笠的暧昧关系被胡逸民发觉，胡因此而与向友新离婚。以后戴把向派遣到冀东给大汉奸殷汝耕做秘书，另派一个女特务、自己的情妇周志英双双去监视殷而又互相监视。向友新后来改名向影心，由戴笠介绍给大特务毛人凤做老婆。

自打通向友新这一关后，戴笠手下的特工系统对杨虎城的情报源源而来。马志超曾经数次向特务处报告：“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区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等。

第四个工作对象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但是对胡宗南的第一军是个例外。

戴笠对西北地区形势最忧虑的是害怕张、杨一旦联手，共同消极“剿共”，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以至延误校长一再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特务处西北区，要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系，实行分而治之。当时，特务们要利用这种机会的确是很多的。1935年冬，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东北人涌入西安，但并不为十七路军欢迎。“西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办公地址都找不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的恶感，以至一些中上层军官也疑忌对方将有不利举动等等。西北区的特务们更是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使之火并。

但是，张、杨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分则共亡、合则同存”的利害关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学良叫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与杨虎城认识，专对双方的中上层关系做沟通工作，立见成效。为了麻痹特务处西北区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张、杨进一步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以掩护双方的关系，避免蒋的怀疑。果然，张、杨的这一手不但瞒过了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复兴社、特务处、CC系、政训处等各个方面的特务，以戴笠如此机警过人、老奸巨滑的人居然也被瞒过。由此导致蒋介石对张、杨的估计不足，在已经出现种种“异常”迹象的形势下，仍然轻入险地，误入虎穴，最后发生西安事变，造成戴笠一生中特务工作最大的失败。

戴笠第一次得到张、杨将有异动的情报是在1936年12月初。在这之前，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来到中原古都洛阳，先后往返于西安、济南、太原、兰州之间，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催赶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对陕北红军进攻，然后集中数十万中央军完成对红军的最后一击。

12月初，蒋介石回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戴笠于此时匆匆从南京赶来，向蒋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蒋立即指示戴笠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戴笠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风火速弄清张、杨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情况。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二期生，1936年1月接任西北区长，与胡宗南的关系尤其亲密。这时，江雄风已被胡宗南向戴笠要去第一军工作，只因新任区长王新衡没有到职而暂代西北区长。不久，江雄风得到进一步的情报，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传出，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戴笠获此紧急情报，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因蒋此时即将赴西安，身入险境。如江雄风提供的情报属实，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蒋介石因为平时头脑中灌满了特务们密报张、杨“不和”“冲突”的情报，分析张学良素讲忠义，对蒋很迷信，决不会出此异谋，因而认定戴笠提供的所谓“兵谏”情报是谣传，丢到一边置之不理。戴笠因为与张学良私交尚好，故也认为“兵谏”之说可能来自张手下个别极端分子的企图，没有继续深究，就此放过。蒋介石放弃了唯一一次可以避免西安事变的机会。

“到西安与校长共生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时，张、杨率部发动兵变，将蒋介石及数十名军政大员扣押在西安，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西安事变发生。事变之前，戴笠因事滞留南京，未随蒋一起去西安。这一天，南京与西安的所有通讯联系突然中断，即使是特务处陕西站和CC系特务设置的秘密电台也不例外。

南京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既不是来自CC特务系统的西北区和陕西省特务室，也不是来自戴笠特务处的西北区和陕西省站，而是12月12日下午3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电报，全文只有13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出于贰心，立即对外封锁有关事变的一切消息，即使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只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消息后，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火速回京商议对策。

宋美龄星夜赶回南京，当即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这个消息对戴笠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尤其使戴笠恼怒和丢尽面子的是：不但事前他未能预知事变的消息，就是事后他还不能掌握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整个12日一天，戴笠坐镇在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气得跳脚大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戴笠迫不及待地追查责任，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问题出在特务处陕西省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身上。当初，戴委派马到陕西工作，不过是利用他黄埔一期毕业的“黄马褂”和“老陕”的关系，但知道他干特务工作毕竟是外行，于是派黄埔六期毕业的河南籍特务岳烛远任陕西省站书记，帮助马开展工作，负实际责任。马志超一身兼二职，到任后却是两面工作都不肯放松，为了工作方便起见，决定把陕西省站的内勤机构包括电台一起全搬到西安警察局内合署办公。这一决定，遭到岳烛远的强烈反对。因为按照特务处的工作原则，公开和秘密工作单位必须绝对分开，陕西省站是秘密领导机关，严格禁止在公开的特务机关内办公。但马志超坚持要“合”，认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岳烛远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得依从。结果西安事变初起，十七路军城防司令孔从周率部首先包围了西安警察局，陕西省站的秘密电台被抄走。马志超和岳烛远因不在警察局里居住，得到消息后，连夜化装潜逃出城，逃脱了被活捉的厄运。事变后，戴笠弄清情况，宣布给马志超处罚，岳烛远给予奖励。不久岳升任特务处河南省站站长、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别动队纵队指挥等要职。

戴笠接到西安方面的确切消息，已经是12月13日，电报是由江雄风潜逃后用西北区掌握的其他秘密电台发来的。内容大意是：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卜。以后联系又中断了。可见江雄风的处境仍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蒋介石被扣，对于戴笠来说，确乎是很伤心的。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他哭丧着脸，有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一筹莫展；有时则如一只被人打在痛处的老狼，绕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完全到了失去自制的崩溃地步。他每见到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一开始，戴笠去见何应钦，了解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戴笠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岂不是要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干乔等人组成。郑介民因为当时受蒋命代理复兴社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现在两派剧烈争吵，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开会。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截然对立，更感到六神无主，一筹莫展，恰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干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政治指导员文强等高级特务开会。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说完便放声大哭。戴笠对蒋确是有感情的。没有蒋，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蒋，就没有他今后的前途。蒋存则戴存，蒋亡戴亦亡。这是戴伤心的重要原因。情急之下，戴笠居然想出找一名侠士同赴西安救蒋的可笑念头。余乐醒也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郑介民、梁干乔则在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戴笠接着说：“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要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这么一说，大家默然。由于特务处的首席谋士余乐醒此时也提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这期间，戴笠每天去晋见宋子文或宋美龄兄妹，了解与西安联络和谈判的进展情况，并逐日与驻甘肃天水的胡宗南保持联系，分析以及掌握西安的形势。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但是转念一想：这次西安事变，事先未能洞察张、杨的密谋，遂以酿出这等大祸，事变之后，校长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国之罪。与其坐等，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再仔细分析，此去西安，虽然有如赴泉台见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同赴西安，表示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张、杨既已不斩“阎王”，何必又杀一“小鬼”呢？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驾，此行当是有惊无险。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我置于死地；想是这样想了，可是临到真正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己是个特务头子，早已是恶名昭彰、臭名远播。自己本在南京，尚无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误，一着走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我戴雨农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如此思前想后，戴笠一时顾虑重重，犹豫莫决，总是下不了决心。值此危及生命的生死存亡关头，戴笠忽然想起挚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其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胡很快回电，告诉戴笠，根据胡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底牌是握于校长之手，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的目的，无非是逼蒋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必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戴此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胡宗南的这一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去意遂坚。于是，戴笠正式向宋美龄提出同机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死，共存亡。宋美龄见戴笠如此激昂慷慨，心里亦很感动，但嘴上却坚决反对戴同去，认为戴是西安方面观感很坏的特务头子，不去还好些，去会更坏。但戴笠暗中已与宋子文取得默契。宋子文站出来帮戴说话，认为戴、张关系很好，张的左右有不少戴的人。戴去了后，可以发动这些人包围张学良进行说服等等。宋美龄至此才勉强同意戴笠的要求，但规定戴到西安后不得乱来，以免自取其辱，招杀身之祸，影响大事。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最大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同时，你们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当即，戴笠交代，他走后特务处所属内勤机关和各省站组织要继续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当地军警宪机关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指示所属密电研译室对桂系、阎锡山、龙云、刘湘、韩复榘等各派系加强监视侦查，以严密掌握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戴笠还反复交代郑介民，一定要随时与胡宗南保持联系，并防止复兴社内部的主战派惹是生非，轻举妄动，一切要等蒋夫人和宋部长从西安回来后再作定夺等。

铩羽而去挟威而归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另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行共七人，从南京机场登上福克式三引擎飞机，直飞西安。

临行前，戴笠经过再三犹豫，还是随身暗藏了两支手枪。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详细的分析，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是等到一上飞机，已经绝无退步余地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戴笠的心头。戴笠尽管一生中屡次深入虎穴，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此次毕竟不同于以往。东北军都是亡家亡土之人，是一群早就被仇恨和屈辱逼急了的疯子，他们连委员长都敢扣押，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再说那个杨虎城，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以泄其愤。如果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分子掺杂在内，还会有我戴笠的好果子吃吗？到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戴雨农就是有十八般武艺，也只有任人宰割了。如此一想，戴笠只觉得一阵阵寒气从脚底板下升起，直透心田，脸色时而白皙，时而腊黄。

宋美龄是位很细心的人，她早已观察到戴笠内心的变化，于是用她那充满女性温柔和母爱的语调娓娓地对戴笠说：“我虽然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他的部下，就是我们的儿女。”戴笠望着宋美龄爱抚关怀的神情，心中一阵感动，稍稍缓解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后，张学良首先登机来迎。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数语后，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张学良、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戴笠鱼贯而出。戴笠看到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仍然显得紧张而又疑惑。机场上，宋美龄与同来迎接的杨虎城坦然握手，然后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学良回答说：“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说罢即请他们连人带行李一齐上汽车。只是戴笠带在身上的两支手枪被没收。

戴笠遗书手迹

车队一行先至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的公馆，小憩片刻。然后张学良亲送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到仅隔一箭之遥的高桂滋公馆去见蒋介石，蒋鼎文、戴笠仍被留在张公馆晚餐，张学良特请原“西北剿总”政训处长、黄埔系著名的“扩大哥”曾扩情陪同。当夜，戴笠被软禁在张公馆的地下室内。戴笠看到这个情形，自知生死殊难逆料，遂留遗书曰：“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第二天，戴笠考虑到来西安后一直未能与张学良单独见面，不知张学良对自己到底作何处置。决定主动作试探性的进攻。他请人找来“西北剿总”二科科长陈昶新，要求陈带他去见张学良。陈昶新请示张学良同意，陪同戴笠去见他，戴笠一见到张学良，一下子来了个长跪不起，哀求说：“请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张学良说：“委员长寝食都很好，你可以去看看他。”戴笠揣摩张学良口气，尚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当即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去见蒋，张学良只好派自己的副官谭海拿着自己的手令，护送他去见蒋。谁知刚一进门，蒋就怒不可遏地骂道：“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戴笠一声不响，进退维谷，只好缩在门外畏怯不前。宋美龄见状，立即上前解劝，蒋才稍稍息怒，原先铁青的脸色也有了些缓和，形格势禁的戴笠才感到有些松动。当晚，张学良恐有人伤害戴笠，就叫戴住在陈昶新家里。

12月23日开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的三位一体进行谈判。谈判结果，迫使蒋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条件。其间，戴笠亦受蒋之命，与西安方面的有关人员讨论了六项条件中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的具体事宜，并就此发出指示电，对张、杨及其他军官的生命安全作了秘密保证。

12月24日晚，张学良在西安新城大楼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蒋方军政大员，戴笠却于当日受蒋密令，先期赶回南京，进行秘密安排。

12月24日晚9时，戴笠下机后赶回鸡鹅巷53号寓所，立即召集特务处代理书记长张严佛和特务队长刘乙光交代任务。这时，戴笠的神情与去西安前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他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张、刘二人说：“张学良将于明天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接着又仔细交代“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个人来，要机灵可靠、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2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成都街头的庆祝会

12月25日下午5时，消息证实，蒋介石、宋美龄一行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洛阳西工第一分校。因天晚，改于26日下午回南京。蒋介石并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来电与戴笠取得联系，进一步指示26日软禁张学良的具体行动。

12月25日晚，戴笠再次召集张严佛、刘乙光进行具体安排。戴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们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能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用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乘汽车跟在后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市街头的迎蒋游行

12月26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批军政大员欢迎后簇拥而去。20分钟以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张一下飞机，就被宋子文、戴笠拥上汽车，直驶北极阁宋公馆，由刘乙光率特务队特务监视起来。这时，张学良只要出门，除张与侍从人员各乘一辆汽车外，后面还分别跟有特务处特务队与南京警察厅的汽车。戴笠十分严厉地对特务们交代说：张学良的车子到哪里，你们必须跟到哪里。从此，张学良开始了数十年被监视和囚禁的生活。

管束张学良

虽然是一场戏，但终究要演一下的。

1936年12月31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五年。”

这一天，随同张学良的秘书、警卫人员的枪被宪兵三团团长罗友胜命令宪兵收缴而去。张学良则被戴笠送到太平门外的孔祥熙公馆监禁起来。监禁张学良的工作由戴笠亲自安排并督促、检查。监禁由内外线两部分组成，内线警戒由戴笠派特务处大特务周伟龙负责，带有15名特务队员，组长由王芳南担任。外围警戒则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带有宪兵特高组7名组员和一排武装宪兵，组长由中校处员欧阳湘担任。张学良被关在孔公馆二楼，不准外出一步，对外严格保密。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的名义，予以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而扣押软禁起来。

在此同时，蒋介石把戴笠召到中山陵官邸，具体面授“严加管束”四个字的含义。蒋对戴说，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任何人不得蒋的同意不准擅自见张。可以挑选一名忠实精干的特务人员，朝夕同张住在一起，对张的言行起居逐日秘密记载具报。张可以对外通信，但必须予以严格检查，以便割断他与东北军等有关方面的联系。张的居住地点和房屋要绝对秘密，而且要便于防守，至少应有一个连的武装警卫看守。这一连守卫要选择确实可靠、并且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充任。可以让张学良有选择地阅读一些书报，但必须经过检查批准，不许张本人自行订阅。如查出看守人员中有与张学良私自勾结者，即行枪毙，并且唯戴是问。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等。这就是蒋对“严加管束”四个字含义的规范和具体化。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愤怒。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遵守在西安的诺言，释放张学良。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与蒋的军事威胁进行对抗，西北的内战形势一触即发，十分险恶。为此，蒋介石采取挟张学良而号令西安的手段，指示戴笠利用原四维学会中几位东北籍理事的关系，在南京与西安之间进行斡旋，分化瓦解西安方面对南京的对抗局面。

戴笠受命后，立即于1936年12月31日分别发电邀请在武汉、北平、西安等地的“四维学会”东北籍理事王化一、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等人到达南京。1937年1月4日，戴笠带着蒋介石关于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腹案从溪口回到南京。当天设晚宴请王化一、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吃饭，商量解决南京、西安对峙的办法。戴笠鼓动如簧之舌，对“四维学会”的东北籍五理事说：“我和宋子文部长一同见委员长，力请从宽处理张副司令。宋部长带回委员长给叶楚伧秘书长亲笔函件，请他转达林主席，务必通过对汉卿先生的特赦令。但今天中央开会时，争辩很激烈，特别是戴传贤等一班元老，主张处以极刑。经宋部长力争，林主席极力调解，结果准予特赦，严加管束，留京察看。又经宋部长争辩，只取消‘留京’字样，宋部长已赌气返回上海。目前西安方面，又有军事行动，诸位和张副司令及在西安的东北军政首领，关系密切，请共同商量办法，一方面顾全‘中央’威信，一方面要和平解决，并请转达在南京和北平的东北人士，保持安静，以免节外生枝。”

席间，五位理事把上午在中央饭店商量的两个条件提出，第一，无论如何不能对西北用兵；第二，必须释放张学良，才能彻底解决西安问题，并请戴笠再返溪口，向蒋陈述以上解决西安问题的两个条件。

1月5日，西安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领衔发表了要求释放张学良的歌电。蒋介石则派顾祝同为总司令，刘峙为副总司令前往洛阳，准备对西安作战，形势更趋紧张。

蒋介石深知中央一旦对陕用兵，损失将不堪设想。因此，蒋在军事上作强硬表示的同时，决定采用缓兵之计，从长计议。在这种情况下，戴笠经请示蒋认可，决定暂时同意五位理事在4日提出的两个条件，考虑由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以作缓兵之计。1月6日上午，戴笠又去陵园孔祥熙公馆会见张学良，提出以上设想，张表示同意。并提出可以由他写一封亲笔函件，由王化一、吴瀚涛专程赴西安一行。

1月6日晚7时，戴再次邀王化一、吴瀚涛吃饭，席间传达了蒋、张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戴说，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他即赶去同宋部长一起商量，阻止洛阳大军前进。席间，戴并转达了张学良反对用兵以及盼望与蒋见面的想法。戴笠还谈到在监视张学良的问题上，他和何应钦发生了争执。因两人都请求由自己派人监视，蒋裁决：大门以内由戴笠派便衣特务看守，大门以外由何应钦派宪兵把守。去看张的人，何、戴都有权核定。戴笠告诉王、吴，张副司令这几天饮食方面，颇不习惯，求戴找他常用的厨师来南京照顾他。王化一当即机警地追问：“照你这样安排，副司令是不是一时回不去西安？”戴自知失言，连说：“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1月7日，经戴笠安排，原东北军政要员莫德惠、刘哲到孔祥熙公馆会见张学良。张表达了“战端将起，有违初衷”的想法，他叫莫、刘见何应钦，劝阻用兵。当日戴笠乘飞机赶往溪口，向蒋面报与王化一、张学良等人会谈结果，请示下一步的行止。1月8日，戴笠带着蒋的两封亲笔信回到南京，一封信给张学良，一封信给杨虎城及西安各高级将领。下午4时，戴笠先陪同王化一、吴瀚涛二人去见何应钦，取得了“绝对不对西北用兵”的保证，接着又陪同王、吴去见张学良。双方见面后，戴为了表示对张及王、吴二人的信任，即主动离开。1月9日上午9时，戴笠把蒋、张各一函交给王化一，送王化一、吴瀚涛乘机起飞赴西安。王、吴征得戴同意，回宁时将带赵四小姐同行。1月10日，戴笠奉蒋命再次赴溪口，具体安排将张学良解囚于奉化雪窦寺的事宜，以避开南京许多人的看望、说情。1月11日，王化一、吴瀚涛在西安完成了传达的任务，因东北军内和、战两派意见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王、吴回到南京。1月12日，戴笠从溪口匆匆返回南京，听取了王、吴西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戴笠委婉地说：“宋部长和委员长闹脾气”。王、吴估计情况不妙。戴笠问王化一，传说西安满插红旗，军人帽徽也和红军一样，确否？王化一推说没有注意。当晚7时半，戴笠陪同王、吴同去见张学良，报告西安之行结果。张学良正颜厉色地对戴说：“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团结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他又用讽刺的口吻对戴笠说：“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戴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当晚，戴笠同王化一等人一起去首都饭店看望赵四小姐，并许诺第二天陪赵四小姐往晤张将军。戴警惕地追问赵四小姐，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诸位有没有信件给副司令？他可以转交。赵答没有。其实，在这之前赵四小姐已把东北军将领要求转交的密件都暗记在心，毁掉信件，以防止检查。

蒋介石因在西安事变中腰部摔伤、家兄蒋锡侯病故，加之在南京常有人登门为张学良说情，故决定回溪口一边为家兄治丧，一边疗养，同时也躲开为张解脱的说客。并指示戴笠也将张学良解囚奉化。

1月13日上午11时，戴笠、米春霖、贺耀祖陪同张学良飞赴奉化。第二天，米春霖携带解决西安问题的甲、乙两案返回南京，15日飞西安。在这以后，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杀害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分化解体，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营救张学良的一线希望破灭。

张学良于1月13日到达奉化后，先住武岭学校，几天后移住雪窦寺。张的住所，由戴笠以军委会名义将建在寺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十几间房屋全部包租下来，改称“张学良招待所”，内称“特务处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特务队先由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负责，没有几天，又派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接替。特务队设有队长、队附、副官、事务员各一人，另有便衣警卫约30人和一个连的武装宪兵。戴笠对刘乙光交代：每天都必须在张的身边安排值班特务，监视张的一言一行、逐日记录，汇总具报。在内围特务和外围宪兵之间，要互相制约，互相监视，防止勾结串通。特务队的特务和宪兵连的宪兵，都必须由南方籍的人充任，以防东北籍士兵的混入。

在溪口，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籍的人士，戴笠都要自始至终陪同，使张与来人无法深谈。不久，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和赵绮霞分别来溪口陪伴张学良，戴笠照例指示刘乙光派人监视。戴笠规定，张学良可以在东至宁波、西至新昌县的40公里范围内活动，但必须受到严格“保护”。其实一般只能在千米以内的范围内活动。张学良所读的书报也都是经蒋指定和戴严格审定的。

蒋决定囚禁张学良后，曾经保证张学良赴京安全问题的宋氏兄妹为之深感内疚。宋美龄因此当着蒋、戴的面，要蒋嘱咐戴笠，不许对张乱来。到溪口后让汉卿能自由走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生活，允许老友探望，允许对外通信等。蒋、戴当时都一一承诺，实际上这些诺言大多没有落实。不过，由于戴笠与张的私交甚好，戴在生活上对张还是关心照拂的。

一宝押中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迭次追究有关方面人员的责任。首先受到处分的是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这两人都是蒋原先放在张学良身边，对张、杨起监视作用的。由于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特别是曾扩情在事变初起后，竟然应张学良的要求，向全国民众广播，上书蒋介石，致函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要求蒋和南京方面接受张、杨抗日救国的条件。蒋介石回到南京大骂晏道刚“无用”，曾扩情“无耻”，并立下手令一道，申斥“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当年颇受戴笠尊敬的“扩大哥”被戴笠关在特务处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内，成了戴的阶下囚。但是戴的人情练达之处也就在这里，曾扩情被扣押后，戴笠对看守所长交代，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他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曾的同学、同事、亲故等到南京，一概可以自由会见。曾扩情后来解禁后，感念这段时间戴对他的照拂，也就成了戴公馆的座上客。

第二个受到处分的是复兴社的高干、军委会政训处长贺衷寒。贺衷寒是复兴社的首席台柱，虽极力钻研苦干，终以贰心之疑，不被蒋看重，导致了他对蒋的怨恨。西安事变发生后，贺衷寒很自然地站到何应钦一边，纠集邓文仪、刘健群等一批复兴社高干和桂永清等黄埔将领，联名通电“讨逆”，企图置蒋于死地。蒋回到南京后，戴笠将这段时期贺衷寒等人在复兴社和黄埔将领中秘密勾结何应钦、兴风作浪的活动情况一一具报，气得蒋对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于是，以出国考察名义，撤去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以示惩戒。从此，蒋对复兴社亦失去信心，并逐步冷落。一年多以后，复兴社终于被并入三青团。

另有一些人，蒋虽然想予以惩戒，只是一时难以下手，只得从长计议。这当中，蒋极为痛恨的当是杨虎城。蒋在事变后回到南京，当即令陈布雷起草对张、杨的训词。蒋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自己派卫队，严密保护我的。”由此，蒋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只是苦于杨虎城在西安带兵，蒋难以立下杀手，只得耐心等待机会。1937年3月，经宋子文、顾祝同授意，杨虎城两次主动到杭州见蒋，意在“恢复感情”。蒋怨愤难消，仍然借骂张学良而斥责杨：“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4月16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15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等，从上海港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

最后剩下两个难以处分的人是戴季陶和何应钦。戴季陶是党国元老，何应钦是军政部长，这两个人在西安事变初起时，是力主讨伐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且竭力阻止宋美龄亲赴西安调停。何应钦并迫不及待地出任讨伐军总司令。蒋回到南京后，对戴、何的做法深为不满，但当面又不好发作。结果，在1937年1月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假宋美龄之口，不指名地讥讽戴、何的做法和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鞭挞。戴是一个封建礼教思想很浓的老夫子，如何受得了这等侮辱，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抓起一把拂尘将一只花瓶打得粉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问题在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说明这是蒋的指使。至于何应钦，蒋早已认为他心怀贰志，终在后来把他从军政部长的座位上拉下，由蒋的亲信陈诚顶了上去。

蒋介石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该赶的赶、该骂的骂，可谓痛快淋漓。但是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却是恩宠备至。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江雄风关于“兵谏”之说的情报记录在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戴笠在与郑介民等大特务们见面时，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当年蒋介石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总理脱险相比。他对蒋介石的侍卫副官居亦侨感慨地说：“老哥，我是冒险去的，你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但还安全，我这几天，真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啊！”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对戴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可谓之时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极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引为不世殊荣之事。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他出院。这是蒋对心腹亲信很少给予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恩宠。难怪连当时专程赶到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中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起来。

在西安事变后，蒋完全解除了对戴的防范和疑虑，自己的警卫工作也全部交给戴负责。侍从室一处三组专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该组的警卫股长、特务股长也由戴推荐黄埔学生陈善周、黎铁汉分别担任，在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王世和调离时，陈两次代理侍卫长。戴由此掌握了蒋的警卫大权。

戴笠的工于心计是无人能及的。西安事变，特务处事前虽有密报，但毕竟没有提出确实证据，因而令蒋疏于防范。这件事因戴赴西安救驾有功，蒋没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戏给人看看。但是，惩戒哪一个人呢？当然，除了自己不能惩戒，首要责任人当是西北区长江雄风，但江对西安情况，已有准确预报，关江的理由不足，况江是黄埔学生，与胡宗南的关系又极好，不可轻易下手。思来想去，戴忽然想起西安事变前一个多月，自己曾下手令调上海区长王新衡任西北区长，因王没有及时到任，等到西安事变爆发，也就延搁下来。既然关江不行，就关王吧。戴笠一个手令下去，“西北区长王新衡因失职，着即撤职查办，交特务队执行。”结果王新衡稀里糊涂地代人吃了几个月的官司。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代人受过的王新衡才被放出。王见到戴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不知为何要关我？”戴凶狠地说：“你不明白吗？你不服吗？”王说：“不明白，就不服。”戴拍桌大叫：“不服，再关。”于是王新衡又被送进去关了一段时间。

西安事变，戴笠拼死一搏，名利双收，却苦了个王新衡，白做了一个冤大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被关押的理由。戴笠奸诈莫测，由此可见一斑。

七、从淞沪抗战到武汉保卫战

以变应变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五届三中全会。这是全面抗战前夕国民党为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和对日本方针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蒋介石兑现在西安事变中的“承诺”，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化的开始。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国民党政策上的这一重大变化，使特务处的工作顿失重要目标，一时不免对反共活动无所适从，一部分特务甚至懈怠消极起来。

戴笠的应变能力是极强的。他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深知蒋之反共是终生矢志不移的国策。当前的国共合作，只不过是在西安事变后蒋迫于国内一致要求抗战的舆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戴笠认为，反共活动仍然是特务处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但是，必须在工作部署上有所变更和掩饰，公开的反共口号和旗帜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强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

为了迅速应付和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形势，戴笠多次召集特务处高级特务进行研究，对特务骨干进行训话，指出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仍然是进行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国民党掌握了广大的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党员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利诱、威逼。”戴笠分析说：“共产党员，生活艰苦，又没有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党”，“这一政策一定要坚持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针对一部分特务对国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戴笠训诫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没有主张”，“我们不是政治集团，我们是领袖的耳目。”“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贯彻领袖的意志，替领袖分忧。”如此，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戴笠是国民党内较早地认识并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与中共进行斗争的顽固派分子之一。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中间经常回到上海作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戴笠闻讯后，亲自布置上海区长周伟龙调动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跟踪。当时许多特务都不认识周恩来，戴笠就叫黄埔一期毕业的大特务吴乃宪去帮助指认，特务们在周恩来居住房间的西边和斜对过都开了房间，实行24小时连续不断的跟踪。上海区对监视结果每天都要向戴笠作详细汇报，但始终没有发现重要情报。戴笠曾多次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5月份，蒋介石派军委会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触，了解延安方面的情况。戴笠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共进行侦查的好机会，于是经蒋批准，乘机派遣中共叛徒、特务处军事科长杨蔚扮作访问团成员，随团赴延安搜集情报。但除了了解到一些一般情况外，也没有能弄到重要情报，只得无功而返。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目标，抗战已开始成为举国一致的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

1937年7月7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中上层干部对抗战的思想。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当天就给宋哲元回电：“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显示了蒋介石开始抗战的决心。

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大员因戴笠是蒋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了解和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宏论。戴笠分析说：“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打仗了”。当时有几位大员不无忧虑地诘问：“怎么能够打呢？”戴进一步分析必打的道理：“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日本人没有一天不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我们忍辱负重，以致到今天。如果这次再不打，试想，一般民众对于领袖会作何感想，我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亡国的惨祸？”当场又有人问戴笠用什么去打？戴笠回答说：“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可以证明。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戴笠的这番议论给在场的许多军政大员们很深的印象。

庐山训练团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其次，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不久，戴笠又下令，抗战期间特务严禁结婚，违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牵挂，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县长任上的弟弟戴春榜，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并建造一座戴公馆，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榜遵命辞职回乡。后来由戴笠让他在忠义救国军里挂了一个少将军阶领薪水。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当时，戴笠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集上海区组长以上的十余名骨干特务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四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有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十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1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但是当时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摇动。这时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官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以及上海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奸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又提出由沈醉任组长。沈醉本想提出自己多年搞行动工作，也不宜进行潜伏活动，但是戴笠已不容沈醉开口，马上点头表示同意，又给沈醉戴“高帽子”，加以勉励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沈醉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着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14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沈醉受命出发，进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些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制敌机先”的战略，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这个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军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在这同时，当蒋介石决定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特事先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各特务军警宪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象。果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亦经日本留学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结果在黄浚和日本特务又一次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浚以卖国罪枪决。这是戴笠在抗战初期与日奸和日谍人员的第一次较量。

上海八月间

1937年8月13日上午，淞沪抗战伊始，戴笠即于当天亲率特务处的高级干部余乐醒、谢力公、潘其武、毛人凤等人和大批特务骨干急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中国军队对日军实行决战，以挫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势头。自此，戴笠黑暗的一生中闪出几星火花。

8月14日，因抗战已经全面爆发，国防前线急需各类军事专业人才。戴笠立即急电军委会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主任郑介民，指示提前结束该班业务，将所有在班受训的现役谍报参谋人员，急调原保送部队服务。并电调该班中校政治指导员文强为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限即日赴上海报到，专门负责特务处与国军首脑机关的联系业务，同时对外以上海三极无线电所所长的职务作掩护，协助戴笠主持对日秘密特工活动。由此文强成为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戴笠的主要助手。三极无线电所坐落在法租界拉斐德路枫林桥，原是特务处培训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学校。抗战开始后，戴笠决定将该校人员迁往武汉续办，并决定利用这处地方的招牌和设施作为开展对日秘密活动的中心。

8月20日深夜，戴笠奉蒋命召集特务骨干在三极无线电所二楼办公室谈话，决定成立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对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一带的海岸线进行勘测调查。为了鼓励大家完成勘测任务，戴笠透露淞沪战役爆发是日军有意挑衅的结果，战前派遣日本军曹大山勇夫于8月9日下午5时驾驶摩托车闯入我虹桥机场捣乱，企图走一·二八战役侥幸取胜的老路，岂知我方已作好战争准备，当即将闯入我机场的日本军曹处死，敌方便大举进攻。南京最高当局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戴笠并交代，此事只许在座诸人知道，应严守秘密，不准泄露。

戴笠限令此次调查勘测任务四日内完成，令该组连夜作好出发准备，于第二日清晨即出发。所需向导则由余乐醒、文强等人去找杜月笙的恒社社员、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委员朱学范先生负责解决。该组成员以“今日事今日毕”和“分秒必争”的精神，用四天四夜的时间完成了川沙县至金山卫及杭州湾一线的调查勘测任务，写出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对这一带海岸线的敌军力量、敌谍活动、敌军企图、滩涂港湾、地质地形、水域深浅以及海匪湖盗等情况都有详细记录、反映和分析，并据此提出五条建议，其中尤其是金山卫硬滩地带因港湾水深，应加派重兵防守，谨防日军由此登陆。报告由戴笠及时转呈蒋介石及淞沪战役中国军队首脑机关参考。11月7日，日军优势兵力果由金山卫登陆，造成中国军队的溃退。

在此次调查勘测中，余乐醒、文强等人了解到太湖里有一股十分剽悍的湖盗，桀骜不驯，难以收服。其首领丁锡山因犯杀人案被囚于奉贤县监狱，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调查组向戴笠建议并获批准，由杜月笙出面保释丁锡山，命其戴罪图功，将这股盗匪收编，并由丁统率，抗日杀敌。于此，海匪湖盗纷纷投诚，对淞沪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先后调集中央军及粤、桂、川、湘、云、贵等省的军队约七十余师投入战斗，意在挫败日军中央突破、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掌握全面抗战初期的战场主动权，改变中国的国际观感。但是，蒋介石对其手下的将领，尤其是杂牌军队历来是不信任的。因此，战役初起，蒋就电令戴笠组建战地调查组，搜集战场情报，监视参战部队的各级将领。戴笠于是临时从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招收了许多失业军官，另从特务处机关和上海区抽调了一部分特务，组成许多战地调查组，分赴江湾、吴淞、罗店、浏河、大场、杨行等地活动。因军校学生有一定的军事常识，与部队联络起来方便，知道怎样调查和掌握战场情况，工作效率较高。搜集的情报从每天的战斗状况、阵地消长、人员伤亡到官兵士气、友邻关系以及部队长对蒋的忠诚等等。调查组一般都配备有小型电台，以便每天及时向上海区报告战地调查结果。

8月底，前线各处的调查组均已派出，只剩罗店、浏河调查组还没有组建。正在这时，沈醉的虹口潜伏组被日军赶出。当沈醉向戴笠报告时，戴因早有思想准备，故并不觉得意外，反而认为沈醉能把该组全体成员安全带出已经不错，只是责备沈醉不该冒险把电台带出，一旦在撤离日军封锁线被查出，则会因小失大。然而，上海区长周伟龙因潜伏组没有干出成绩就被赶出，认为是给上海区丢脸，故逼着沈醉返回虹口，沈醉坚不从命。戴笠恰在此时进来，很生气地训斥周伟龙说：“你这不是让部下去白送死吗？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不懂得爱护他们怎么行呢？我看还是派他们到前线去，罗店、浏河不是还没有派去战地调查组吗？”戴笠的这番话使沈醉觉得，只要在戴笠手下工作，即使赴汤蹈火，也毫无怨言。结果，沈醉率虹口潜伏组改成的战地调查组于8月29日赴罗店、浏河前线，至10月13日由罗店、浏河间的徐家行后撤，计43天。他们每日在烈日下工作十余小时，汗透衣衫日达三四次；所居之处常遭敌炮的轰击，夜间皆不得安眠，大有一夕数惊之感；前方食物又很困难，常有食不果腹之苦。但沈醉等人却甘冒危险，不以为苦，努力工作。其动力的源泉固出于沈醉等人的民族爱国热情，但戴笠的知人善任、关切爱护和引为知己，亦是一个重要方面。

戴笠把随军战地调查组搜集到的各处战场情报，每天派专人专车星夜赶送南京或苏州，呈送蒋介石。遇到特别重要的情报，戴笠则亲自连夜乘汽车赶往苏州或南京，面呈蒋介石。遇到这种情况，戴笠总是带两个司机轮流驾驶，另外还带上自己特别喜爱的两个女特务叶霞翟和赵霭兰，叶、赵两女都长得很漂亮，且善解人意。戴笠要这两个女特务陪他坐车说笑解闷，疲乏了便斜靠在她们身上休息。一夜下来，居然又精神抖擞，继续工作。

上海战役初起，戴笠已经在考虑一项庞大的计划，即如何利用这次大战的机会，纠合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力量，建立一支特务武装的问题。自8月下旬以来，有关部署已经在开始实施，所虑者唯感缺乏既懂军事、又懂特工的双料人才。适此时，原“武昌行营”、“西北剿总”第二科科长、张学良的亲信特务头子陈昶新来访，戴极为高兴。戴笠清楚陈昶新原是东北讲武堂第四期炮科毕业，后又由张学良送日本炮兵学校留学深造，回国后先后任过炮兵教导队中校队长、炮兵团长等职，并在东北军举行步、炮、工、空联合演习时，当过总指挥王以哲的助手，有很强的组织与计划才能，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才。自张学良被囚禁，东北军解体，陈昶新已经失去依附，何不动员陈留在自己身边工作。岂知，戴笠与陈昶新一说，陈竟慨然应允。原来，陈此行目的，本是投奔戴笠，作为掩护，以实施他的一项营救张学良的“放牛图计划”。

自张学良被扣留以后，东北军内有不少人都在积极活动，进行营救。陈昶新是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东北军骨干，有很广泛的社会关系，当然成了一批原东北军少壮派军人秘密营救张学良的核心人物。他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密谋，决定由陈利用与戴笠的关系，到南京活动，调查掌握张的行踪与住址，伺机设计照顾或解救。于是，陈拟订了一个营救张学良的行动方案，因张学良属牛，故代号定为“放牛图计划”，其中有十一条营救方案，利用戴是第一步。春夏间，陈昶新到南京没有找到戴笠，又追到上海。戴对陈的到来，表面上很高兴，以上宾和老朋友的规格接待，大灌“老米汤”，而陈对戴也极为恭敬，对戴大戴“高帽子”，下以种种说词，两人似乎谈得十分投机。但是戴笠是何等精明之人，陈昶新此行的目的，他早已洞察得一清二楚，并秘密布置，严加防范。结果，陈昶新虽然用尽心机，在奉化雪窦山周围以游山玩水作掩护，搞过不少秘密活动，始终连张学良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陈只得怏怏而返，继续实施“放牛图计划”的其他方案，结果条条落空，毫无成果。

八一三以后，全面抗战爆发，吴克仁的六十七军由河南商丘调往上海增援，原驻武汉、洛阳的东北炮兵也调到浦东参战。陈昶新认为释放张学良有了希望，于是在炮火连天中到上海找戴笠，并“毅然”加入特务处，想继续以“放牛图计划”营救张学良。

陈昶新再次到上海的目的，戴笠焉能不知！戴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貌虽粗犷，而内则处处工于心计，鲜有人能逃出他的算度。他心里明白陈仍然是为张学良而来，表面不去点破，故装不知。同时，戴又认为与其让陈在外面乱跑乱撞，不如把他收在自己身边，给他划一个小圈子，到那时还怕他能逃出自己的手心。戴、陈斗法，在陈认为达到初步目的，而戴认为已给陈套上绳索。当然戴笠并不知道陈昶新脑子里有个“放牛图计划”，但是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一起营救张学良的未遂事件，已使戴对东北军官兵的行动更加警惕和戒备。3月中旬，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副校长、东北籍军官冯克昌暗中联络航校内的一二百名东北军官兵，经过精心策划，以春游为名，分乘几辆卡车，从笕桥直驶溪口雪窦山，向特务刘乙光提出要拜见张学良。刘一见冯克昌人多势众，顿感措手不及，不得不同意冯等人的要求。冯等人与张见面后，向张恳切陈词，希望张能同他们一起速返笕桥机场，张过去专用的一架德国进口的容克机已修好，专等张到后即可起飞直驶香港，然后再徐图良策。但张学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坚不同意，内心却被冯克昌等人的赤诚所感动。冯克昌等人见张学良坚不肯走，也自认为此案实施起来无必胜把握，只得与张互道珍重，洒泪而别。事后，刘乙光将冯克昌的行动向戴笠报告，戴大惊，立刻通过中央航校校长周至柔等人追查此事，但冯克昌等人众口一词，始终只承认是临时想起要拜见一下老长官。周、戴无奈，只得通过蒋介石解除了冯克昌主管训练工作的权力，把冯完全架空，使其无能为力。另外，戴专程去雪窦山，从各方面检查加强看管张学良的工作。7月份，张学良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通过戴笠给蒋介石写信，要求出去率部抗日，蒋亦复信通过戴笠转给张，要张好好读书。张知出去无望，戴也知张将是无期徒刑，故对张的看守工作更加仔细认真，对东北军官兵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和动向尤其防范森严，并考虑奉化雪窦山已非久留之地，暗中已开始物色新的秘密囚禁地点。陈昶新进入特务处，戴笠早已暗中布置好一切，一方面派人对陈进行秘密监视，一方面严禁让他接触或与闻有关囚禁张学良的人和事。因此，陈昶新虽进入特务处，工作在戴笠身边，但是关于张学良的行踪和安危，仍然是如同坠入云山雾海，不知其然，到头来还是中了戴笠之计。

建立特务武装

戴笠很早就想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掌握的特务武装，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实力，但苦于蒋介石历来对军队防范很严，不肯轻易让人染指，故不敢启齿，以免招疑。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网开一面，让戴笠协助宋子良搞了个税警总团，虽有一个师的兵力，但是税警总团只能用于税务稽查，不能用于其他方面，不免感到不太过瘾。上海战事开始后，他终于看到这是一个抓特务武装的良机。于是，就煞有介事地向蒋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势力和工人力量，可以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既可以在上海近邻牵制阻击日军，又可以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活动等等。蒋是帮会出身，认定帮会力量只要引导得法，在国家民族存亡关头，自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于是，蒋认真研究了戴的报告，于1937年9月4日从南京给戴笠发电，令戴与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之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投入淞沪抗战。戴笠接电后，没有一分钟的犹豫，立即争分夺秒地投入了组建特务武装的紧张工作。首先与几个亲信特务拟订了行动大纲，作为与杜月笙会谈的蓝本。

9月5日晚7时，戴笠率领特务处在上海的所有大特务，分乘三部汽车，由三极无线电所出发，赴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会谈。当晚，杜方人员参加会谈的有杜月笙、刘志陆、陆京士、朱学范、万墨林、陶一珊、梅光培、向松坡等人。

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形式上是戴、杜双方都派出了最强的会谈阵容，但是基本上是戴笠一人唱独角戏，杜月笙对戴则极力进行捧场。其实戴、杜事先已有默契，会谈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在戴笠认为，这是特务处与上海青帮力量的一次大规模合作；在杜月笙认为，这不过是戴笠打着合作的旗号，对帮会力量的一次利用罢了。虽然杜月笙已看透了戴笠的心思，但是，一方面国难当头，又是蒋的命令，我杜月笙不得临阵退缩，败了名声，另外戴笠曾经两次对杜月笙援手，杜月笙对戴笠有所报答。戴笠对杜的第一次援手是南市吗啡案，放了杜月笙一马，保住了杜在社会上的绅士名誉；第二次是今年杜月笙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因暗中与官僚资本勾结，大做棉纱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一下子赚了几十万银元，却搞得许多小商人倾家荡产，逃亡的、自杀的，一时怨声载道，舆论哗然，引起了商界、政界的轩然大波。蒋闻讯立即下手令给戴笠，要他逮捕徐懋昌。戴把此案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执行。王是杜月笙的徒弟，恒社社员。因此，王奉令后，先去密告杜，以避免欺师灭祖之罪。徐懋棠向杜求情，杜只得亲自找戴笠商量，请戴代为从中转圜，给徐懋昌指一条生路。戴笠心中早有应对之策。他算度杜会来找他替徐求情。其实他下令由王兆槐去执行逮捕任务，就知道王在暗中会给杜通风报信，现在杜找上门来，他十分大度地给杜指点迷津，由杜动员徐懋昌先拿出一部分钱买几架飞机捐献给宋美龄主持的航空委员会，让夫人先在暗中为徐缓颊。然后再由杜直接飞庐山找蒋，当面向蒋求情不要逮捕徐。这里，戴笠再私下进言蒋，预先替杜、徐铺好路。于是杜月笙满心欢喜地照此办理，而戴笠则预向蒋汇报，因此案涉及蒋的大姨子宋蔼龄，要办也办不下去。后来杜果去庐山向蒋求情，蒋批示由杜找戴商量办理，戴则按蒋的腹案，对此事不了了之，送给杜一个大人情。戴两次援手，分文不取，使杜万分感激，一直无由报答，心中久有愧意。这次戴提出合作组建特务武装，杜欣然同意，并慷慨解囊捐出5000支快慢机手枪，给了戴很大的面子，戴当然满心欢喜，但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前两次他对杜援手，已下足了本钱，现在正是收益的时候。

会谈中，围绕戴笠提出的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表，对三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一是建立名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领导机构，然后在该会之下建立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队。戴笠本是变戏法的高手，蒋本意是叫他利用上海帮会力量，组织一支游击部队参加淞沪抗战。但是他却别有用心地把领导机构称为苏浙行动委员会，而不是淞沪行动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淞沪抗战结束后长期保留运用这支特务武装而埋下伏笔。淞沪战后，他更进一步把苏浙行动委员会称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把活动地域扩大到安徽省。二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实行委员制，另设书记长及书记长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三是别动队的编制为纵队编制，设总指挥部。下设五个支队（团），支队下分别设大队（营）、中队（连）、区队（排）、班等。

会谈结束后，戴笠带着双方讨论定稿的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预算书，连夜专程赶赴南京，当面向蒋呈复。经蒋批复戴笠直接施行，并转军委会备案。戴笠同时向蒋汇报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人事安排腹案。戴先提出一个七人名单，分别是俞鸿钧、杜月笙、戴笠、杨虎、俞作柏、刘志陆、向松坡。这个名单是由戴笠直接掌握的，只是私下征求过杜月笙的意见。俞鸿钧是七七事变后走马上任的上海市长，把他推出来当然是个招牌。杨虎是淞沪警备司令、青帮大头目，与杜、戴的私交都极好，推杨同时也是考虑协调别动队与保安队的关系。俞作柏原是桂系出身，先后任过桂军团长、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广西省政府代主席，1929年底，因与粤军将领张发奎共同组织护党救国军反蒋，被蒋介石赶下台，闲居上海多年，并加入青帮与杜月笙交好，这时已投靠戴笠，故被戴推了出来，此人后来成为别动队后期组织忠义救国军的重要人物。刘志陆是粤军宿将，曾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也是上海帮会的重要人物。向松坡则是上海洪帮老头子。这个名单经蒋批示认可。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本应由俞鸿钧挂名，戴笠内心却另有打算。戴认为俞鸿钧是国民党内老资格的官僚，一旦让他插手，自己就有受到掣肘的危险。于是，他对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最高人事安排的原则是：重在抓实权，对杜月笙给以高位，实则敷衍俞鸿钧，叫俞无话可说。由此，戴笠推杜月笙代俞鸿钧出任主任委员，而自己则出任书记长一职，主持日常工作。推荐陈昶新任委员会参谋长兼参谋处长，余乐醒任总务处长兼技术室主任，张冠夫任经理处长兼交通组长，汪祖华、谢力东分任政训、情报处长。另设庞大的书记长办公室，先指定周伟龙兼任书记，代替戴主持工作，后又指定由文强接替周伟龙任书记兼人事科长，主持日常工作。指定三极电所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后来由于法租界发现这所学校不见男女学生上课，只见三山五岳的好汉进进出出，连绵不断的汽车熙熙攘攘，便多次警告三极电所所长文强要查抄。文强向戴笠汇报，戴笠打电话给杜月笙，杜立即将善钟路100号的一座花园洋房让出来作办公大楼，三极电所仅作接头处。如此一来，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内外机构几乎由特务处总揽一切，其内外大事，无不决于戴手。

戴笠提出的苏浙行动委员会高层人事方案得到蒋的首肯后，星夜赶回上海，于9月8日晚再次召集双方的原班人马，会谈别动队的高级人事安排。杜月笙推荐刘志陆以委员兼别动队总指挥，戴笠则推荐由其向黄埔一期老大哥、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借调的该师参谋长杨振华任别动队参谋长，算是双方平分秋色。五名支队长，杜月笙推荐了三名，分别是陆京士、朱学范和陶一珊。戴笠推荐了两名，分别是何天风和张业。另外，由戴推荐王兆槐任别动队总指挥部直属特务大队长。看起来双方在人事实排上一碗水端平，公平合理。但实际上仍是戴的势力占优。因为支队长人选中突出了黄埔系统。何天风是黄埔二期同学、张业是黄埔三期同学、陶一珊是黄埔六期同学、王兆槐是黄埔四期同学。陆、朱不是黄埔出身，但他们的副支队长也由戴安排给黄埔同学担任。至于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几乎都是黄埔同学或中央军校学生担任。虽然如此，杜月笙对这个人事安排也无可非议。一是在军事人才上，他拿不出众多的“角色”；二是在支队长的安排上，除陆、朱、陶是他的学生外，何天风也是在“帮”徒弟。王兆槐不但在“帮”，而且是恒社社员，这也是戴照顾到杜的面子；三是杜本身不想与戴争锋，当然不计较势力大小。别动队总指挥部由戴、杜决定设在谨记路的一处办公大楼内。高层人事问题解决后，接下来是招兵买马的问题。兵员问题主要由杜月笙动员帮会与工会力量参加，一支队由洪门向松坡动员一批洪门弟兄参加，青帮分子进去一部分，二支队为海员支队，三支队为邮政支队，四支队里工人、农民、学生、失业青年等各方面人都有，五支队由陶一珊把受训的公民联队里的店员、学生、青工组织起来充任。枪支弹药除杜月笙捐5000支快慢机外，全部由戴笠向军委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旧式步枪解决。但直到淞沪战争结束，别动队溃散，也没有达到人手一枪。

戴笠虽无带兵打仗的实战经验，但考虑问题的严谨周密，却有常人不及之处。当时戴笠最为忧虑的是中下层干部问题。在当时炮火纷飞的情况下，又要一月成军，又要与日军这样的强寇作战，兵员又都是由帮会分子、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农民等庞杂人员临时凑合而成，既无战斗经验，又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无疑是一批乌合之众。一旦作战，不啻是驱羊群而入虎阵。在刻不容缓之际，戴笠决然下令人事科长文强在一星期内必须办妥下列数件大事：一是电请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输送600名军校毕业同学中有尉、校级资历者来沪报到，分别安置为各级干部；二是电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100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来沪报到，安排为中队政治指导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名以上的中、高级特工干部来沪报到，安排为别动队中、高级军政干部；四是向当时在浦东指挥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600名具有正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充任区队班长。戴笠另下一道手谕给王兆槐，由其负责解决以上干部进入租界问题。由于文强办事机警得力，戴笠亲自日夜督促检查，一周后，1600余名干部陆续进入上海租界，这在当时确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在审阅别动队兵员名单时，戴笠发现许多队员是知识青年，不少是大专学生。戴笠历来对知识人才极为推重，他觉得让这些学生和知识青年当一名普通队员，不但不能展其所长，而且是浪费人才。戴笠考虑抗战爆发后，正是特务处发展势力的极好机会，届时特工人才将极为缺乏，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举办一期训练班，既可以应付别动队急需，又可以照应长远需要。

戴笠的特点是立说立做，雷厉风行。他当即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调余乐醒任该班副主任兼教育长，负责筹办。不到十天，戴笠又调谢力公筹办松江特训班，同时任松江班副主任兼教育长，两个班的主任由戴自兼。训练班学员由各支队选送，训练内容是侦察、行动、爆破等技术，训练时间原定三个月，后因战事急剧发展缩为一个月。

青训班于9月27日在青浦县西溪小学报到集中，共招学员408名。10月4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戴笠亲自从上海市区赶来主持仪式，并于上下午作了五个多小时的长篇精神讲话。此后两三天又连续个别召集学员谈话，为学员题字签名，以示亲近关怀。半月后，戴笠又专程赶来上了一课政治课（仍是精神讲话）。在当时战争形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戴笠在青训班一泡就是三四天，足见他对特训班工作与学生的重视。青训班是抗战以后戴笠举办的多如牛毛的各种特训班的第一个班。

别动队成立后，仅由刘志陆在虹桥路等处开过一次支队长会议，发过一次饷，以后再没有召集会议，一切由戴笠的书记长办公室负责指挥，刘志陆发过一次文，任命各支队长，并授予上校军衔，从此也再没有下文。别动队各支队成立后，除第三支队作预备队待命外，其余各队即于10月份分别布置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虽然其中不少人与日军一触即溃，战斗力极差，但其中亦不乏忠勇之士，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牺牲。据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文强在11月初的统计，别动队战死官兵在1500人以上，受伤官兵500余人。

智斗日谍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指挥战地调查活动，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年9月中旬，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二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才。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的市场和财政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或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受东亚同文书院运用的人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是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追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解决一所独立的三层楼房、备用金一万元法币、小轿车一部及司机等。

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对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三日内将“文友社”这座反间谍巢穴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务、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我方特工总负责。因王是瘸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司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接着，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三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的立足之地，以便于我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了三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三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计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做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爱国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女士这两位爱国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他们坚定地站在抗日救国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向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对淞沪抗战贡献甚大。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市警察所关押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自己多年积聚起来的老本：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着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拼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拼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

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人为首纷纷出面调停，使国民党内一部分高层领袖人物欢声雀起，认为是一着置日本于死地的好棋，就连戴笠也把《九国公约》看成救命符，认为上海有救，和谈成功就是胜利。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研究过日本问题多年的文强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略一思索，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认为“谨防”二字说得好，他一定要在电话中向校长禀报。

《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确使日本方面一时处于被动，不得不有所对策。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动，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并伺机暗杀动员外交调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报，很快被戴笠派遣打入日本军方的谍工人员侦悉，迅速电告戴笠知悉。南本实隆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当深入，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出一口流利的略带天津音的中国话，且外表忠厚至诚，朴实无华，内则奸诈阴险，诡计百出，应付各种险恶局面皆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因而得以成为日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之多。戴笠对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为“毒蛇”，屡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皆因南本以变幻莫测之功而滑掉。南本潜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计划就是将其干掉，以泄心头之恨。他考虑到南本到达上海后，必定要在同文书院和日本虹口海军俱乐部露面，戴笠已在这两处日谍巢穴安排了内线，其行踪将不难掌握。难的是派谁去执行这一极危险而极艰难的任务。戴笠先将当前集中在上海能够充当这一杀手任务的特务逐一排队，分析比较，最后选定由文强担任。戴笠考虑：文强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又是黄埔四期毕业，对校长和自己都很忠诚，不会临阵变节，多年在浙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特训班工作，对特工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熟悉，未出任过公开职务，不被日方注意；办事机警干练，极有头脑，可谓有勇有谋，文武双全。

接下来，戴笠考虑如何说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历来的观点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电话给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来一趟。这处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为严格的密窟，除心腹亲信毛人凤外，即使文强这样的亲信大特务也不清楚。毛人凤向文强指明地址，并交代只能坐自备汽车去，并且不能直开大门，须远远停下，步行前往。这在戴笠的手法是，未向部下交代任务，已经先声夺人，在心理上让他建立起一种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觉。文强来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点，两人先到内室共进早餐。然后戴笠才让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电报，接下来就是一番鼓励：“念观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戴笠介绍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后，问道：“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可多做几套，配几名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选，作好出马的准备吧！”“希望老兄多动脑筋，为国诛患。”说完，戴把准备好的一支马牌3号左轮，配有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特别费一并推到文强的面前。这一连串的动作和气势，已使文强几无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贸然接受。戴见他面有难色，已知其意，结果又一顶高帽子戴到文强头上：“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不要被一个难字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要做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这一番恰似战前动员的思想鼓动工作，不但无丝毫霸气、杀气，而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激之以义，可谓淋漓尽致，不由得文强不生出一股豪气，愉快地接受任务。临告辞出门，戴笠叮嘱文强说，这次谈话不可告第二人，此间会见地点也不可告人，以后无他的亲自电话，请不要来。

四天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南本到上海后，撇开外围，用掏心战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岂知杨此时一方面激于爱国大义，不甘就此堕落为汉奸，二是慑于在戴笠身边当一个别动队的参谋长，不敢贸然出卖机密，也用了一个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把这一情报向戴笠报告。戴笠迅速以变应变，重新精心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交代文强执行。

戴笠第二次在福履理路紧急召见文强，一见面就说：“该死的毒蛇出洞露面了。他们急于要赶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任务，你判断陶德曼奔走和谈是缓兵之计，幸好我已向校长禀报。你的见解证明毒蛇的活动恰恰就是和谈为假，进攻不渝为实。我们的方针要有针对性，不到时候不诛此蛇，且看他如何横行，一定要掌握他的三魂六魄，使他落入我们布置的陷阱之中。毒蛇所需要的是情报，手法是以重金收买奸逆，到处混进他们潜伏的间谍。这是毒蛇在平津地区活动的一套规律，我已摸熟了。毒蛇已经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企图收买杨振华这位王敬久手下的前参谋长”，“我决定将计就计，要杨金蝉脱壳，推荐你顶替他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甘心为虎作伥的面孔出现。他们要通过全面的考验，然后再谈其他。毒蛇要杨约你于今晚8时前往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到达时，按门上的电铃，有一妙龄女仆开门，问‘是李先生吗？’你说‘是’，就可随她进去。你的化名杨已取好，叫李文范少将，你得注意，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我已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将高参的虚名，以免有内奸去查册误事。你好好准备去与毒蛇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任何男女，自备汽车，换换牌照。见面后问到年龄可报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岁出头不会有少将官衔，中国人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好。此去不要忘记是英租界，这一次不暗中派人保护你，以后也得派。问题是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日租界，也不是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振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戴笠没有再说下去，但是杨却在淞沪抗战后公开投敌，可见戴笠的怀疑是正确的。

戴笠的这一番长篇指示，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恰如给文强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特工业务课。最后，戴笠再次嘱咐，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其百分之百相信，“陷阱就在你的脑子里”。上完“课”，戴笠问文强有无困难，文强已经信心倍增，愉快地回答，还没有和毒蛇见面呢，有困难再来请示。于是，彼此哈哈大笑。

一切果如戴笠所料。第一次见面，双方只是了解证实对方身份，并约定过两日到虹口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别，南本送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带回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大楼。戴笠一听，勃然大怒，指着文强的鼻子大骂：“你怎么会将毒蛇赠礼不加考虑地带回来了？试问一声爆炸，玉石俱焚，那还了得吗！”戴越说越急，连声音也沙哑起来。当即由行动技术专家余乐醒在楼下大院里加以各种引爆试验，终于证明不是炸弹，拆开点数，竟是一万元法币。

一场虚惊，颇使文强不快。戴笠由此又引出一通宏论，解释说：“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说完这番充满哲理的话，戴笠还用剑拔弩张的字体写下上述之词赠文。如此一来，文不但转嗔为喜，而且对虹口之约勇气倍增，心明如镜，毫无后顾之忧。

文强第二次赴约，南本实隆开始抛出底牌，急欲了解四件事：一是中国统帅部之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之动员兵力配备如何？三是九国公约之制裁倡议是否出自宋子文部长的谋略？四是对陶德曼奔走和谈的看法？文强按戴笠事先部署，以下次作答作借口，约定两日后再谈。

第三次赴约前，戴笠指示文强，引蛇上钩已成，但要严防脱钩，关键在假戏真做，以解对方燃眉之急，而且附带目的在于骗取一笔巨款，以充军饷。别动队万人所需，如有200万元到手，则两年饷糈无虞，这一任务必达成。据此，文强闭门造车，写好四题的答复提纲，经戴审定修改，嘱咐留存底稿，上报校长备案。

第三次虹口会议，文强抛出第二题，骗取日方同意支付200万元的承诺，并当场由南本在名片上签字。戴笠认为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在华北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200万元的兑现难免有变。

果然，第四次会谈，200万元现款未能到手，双方周旋的结果是四题总代价为400万元。

第五次会谈，文强只拿到40万元现款，余下的360万元南本只同意开支票，条件是文强必须把另外三题答案交出。戴笠评价40万元可作小胜，反谍大胜的考验是360万元支票交付后能否兑现。

第六次会谈在赫德路某号进行，这处房屋原是特务处特务刘戈青租赁的，因租期于下月期满，戴令其悄悄搬走，腾空作为会谈地点，并开始利用这处地方为干掉南本预作准备。这项计划连文强也没有预知。由此足见戴笠谋划之深远，确有神出鬼没之功。这次会谈，南本交付支票，但提出须在三五天后提取，且须按九折支付。然而却不能转出户头。这一次，南本又抛出一个新问题，要求文强作为内应，暗杀宋子文，答允可以先付10万酬金，事成之后不会少于百万之数。此题文强佯为应允，回来后当即向戴笠汇报，戴不禁大吃一惊。

戴于是问文强，这出戏是不是到了收场的时候，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使我们提高警惕，要加强对领袖、何部长等的安全戒备。我们引蛇上钩，不止于骗款，更大的目的是在华北给他滑掉了，这次不容许再滑掉。戴接着分析：“对杨振华这位参谋长，我很不放心，假如他向毒蛇方面说了什么话，你的活动就会被他们监视，接着也会对你下毒手。你考虑过没有。”文强被戴笠如此一提醒，不禁毛骨悚然。当即，戴笠下令由文强去安排，就在赫德路会谈地点除掉南本实隆及其一伙，外围行动则由戴吩咐赵理君、王兆槐去干。

第七次会谈，文强再次骗到5万暗杀宋子文的酬金，并约定第八次会谈仍在原址，具体商定暗杀计划。

文强归来后，向戴笠汇报了会谈经过和除掉南本一伙的布置。戴笠则分析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形势很严峻，陶德曼和谈调停落空，我们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南本许诺的400万元代价，只到手46万元，其余的支票经查询正金银行，答复不能转户，还要一星期才能办到。戴分析这其中有诈。多方迹象表明，明日的鸿门宴看来要落空。戴甚至后悔，不应该贪图金钱，应在第七次会谈时就干掉南本实隆这条毒蛇。

第八次会谈，戴笠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南本来钻。但文强等人一直等到午后6时，也没有见到南本一伙人的影子。戴笠打来电话，要文强立即撤退。在银行家贝淞荪家里，戴笠告诉文强，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全用不着我们对四个问题的答复，对暗杀宋子文也已不感兴趣，并吩咐文强迅速准备从上海撤退事宜。

总的来看，戴笠指挥文强对南本之斗，其七次会谈，每次会谈前戴笠均对文强作出详细指示，其分析判断之准确，有如剥茧抽丝，丝丝入扣，确是特工中的顶尖人物。然南本亦属一流特工高手，在间不容发之际，不但自己拔脚溜掉，而且300多万元巨款未被戴笠取走。

大撤退

1937年11月5日早晨，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领三个半师团的生力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之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三处登陆，向淞沪中国军队主力的右侧发起攻击，由此，中国军队陷入绝境。11月8日，蒋介石下达全军转移的命令，淞沪战役各参战部队陆续退出上海战区。

上海撤退是戴笠意料中的事。从九十月份开始，戴笠已经在布置上海沦陷后的潜伏组织。他下令将上海特区组织改为上海潜伏区，任命周伟龙为上海潜伏区区长，主要负责上海地区的行动工作，兼负责情报工作。另外，成立上海二区，任命戴的江山同乡姜绍谟为区长，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并对周伟龙的上海潜伏区取监视作用。另外，戴笠还利用杜月笙的帮会组织在上海布置了一些工商业界人士与无业流氓，分别开展宣传造谣与破坏日方经济等活动。这些组织自成体系，主要受杜月笙控制，不和上海潜伏区发生关系。戴笠还利用法租界巡捕房的关系，以巡捕房为掩护，成立法租界特别站，以廖公劭为站长，直属总处领导，任务主要是在上海沦陷后打击汉奸卖国贼。

10月份，上海形势越来越紧急，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重庆。戴笠在上海指挥南京特务处本部搬迁事宜，指示为适应工作需要，分两步实施搬迁计划，第一步先搬迁到汉口、长沙，以汉口作情报中心，以长沙作通讯中心，并派人前往这两处地方具体落实办公地点。

特务处西迁武汉、长沙前，戴笠曾问计于邓葆光。邓葆光是七七事变后从日本回国加入特务处的经济专家，专门研究日本经济，对日本的财力、物力、经济力有相当深入透彻的研究。曾写出《日本钢铁问题》等专著文章，因不懂特务处规矩，在未送戴笠审阅的情况下，贸然拿到报刊上发表，受到戴笠的批评。邓葆光向戴提出在南京沦陷前紧急抢运战备和战略物资的计划，但是该计划未引起戴的重视。

戴笠同时对南京潜伏区的工作作了进一步布置，任命原特务处一科科长钱新民为南京潜伏区区长，负责南京沦陷后的情报和行动工作。

10月，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把张学良向内地解囚，第一站先到安徽黄山。因这段时间上海战事吃紧，戴笠难以分身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经蒋同意，戴笠派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代他前往奉化雪窦寺全权指导负责。俞济民不敢懈怠，调集了八辆卡车装运人和行李，另派浙江省保安处两排人开路，张学良则乘坐自己的小轿车夹在八辆卡车的中间，一行人浩浩荡荡向安徽黄山进发。张学良从此开始了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到四川的大迁徙。

10月26日早晨，上海战区副总司令顾祝同打电话给坚守沪西的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传达了蒋介石要八十八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掩护中国军队主力撤出上海战区的命令。经孙元良建议，最后只留下谢晋元的第五二四团死守上海的最后阵地闸北“四行仓库”。与此同时，戴笠部署别动队第五支队陶一珊部配合正规军坚守南市。

10月底，蒋介石指示戴笠随时了解四行仓库的守战情况，及时向他报告。据此，戴笠立即请宋子文帮助，解决了上海市场上买不到的四部西门子电话机，着文强送三部到南市锦江公所交周伟龙转陶一珊，一部由文强亲送四行仓库交谢晋元。这四部电话都可以直通戴笠办公室，以便戴随时掌握陶、谢两部的情况。

岂知当文强将电话机送与周伟龙、陶一珊时，两个人极为紧张，初是不放文强离开指挥所，提出死也要死在一起；继则当文强说明还要赶赴四行仓库送电话机时，周、陶顿时呆若木鸡。文强归来后将周、陶的心理状态向戴笠汇报，戴笠立即坐车赶到锦江公所找这两位高级特务谈话，稳定他们的情绪。

当文强将电话机送谢晋元团长时，谢则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状态，与文强这位黄埔四期的同期同学谈笑风生、神情自若，与周、陶等人确是鲜明的对照。连戴笠也自觉汗颜。戴笠亦将谢晋元及八百孤军“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精神风貌和设防情况及时向蒋介石作了禀报。

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有不少高级将领甚至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路溃败。虽如此，戴笠仍镇定自若地留在上海，继续有条不紊地布置指挥各方面的善后工作，显示了他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

戴笠应变的第一件事是任命文强为特务处前方办事处处长，任务是收容别动队人员和淞沪战役参战中国军队的散兵游勇。苏浙行动委员会、特务处上海办事处等机关的工作迅速结束，移交上海潜伏区区长周伟龙负责。

接着，戴笠又下令文强迅速交卸结束文友社的工作，将文友社的任务交王树人负责。这时，程克祥、彭寿已开始得到戴笠的信任，并考虑在上海沦陷后继续将程、彭潜伏下来，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联系，开展反间谍活动。恰此时，程、彭得到日军报道部调动他们到南京开展谍报工作，配合日军进攻南京的新任务。经戴同意，由文强将程、彭带到南京，与南京潜伏区长钱新民接上关系，由钱运用程、彭为南京潜伏区直属通讯员，与日谍作斗争。但是，在南京沦陷后，由于钱新民叛变投敌，程、彭也被交出，因而被日军逮捕下狱。后来成为大汉奸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联系人。

参加上海战役的国军主力陆续西撤时，戴笠下令配属各部队的战地调查组必须坚持到最后，没有戴笠的命令不准撤离。一个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担任调查组长的特务因未得到戴笠的命令擅自退入租界，被戴笠下令枪决。当各部队基本全部撤出阵地后，戴才下命令撤离。沈醉的一个组由浏河、罗店阵地后撤至太仓、昆山，此时火车已经不通，只得一路沿铁路线步行至南京，再由南京、蚌埠而达郑州。

戴笠在指挥上海各特务组织潜伏和撤退的同时，接到蒋介石的紧急指示，立即来到杜月笙家里，向杜传达了蒋的两项指示：一是为了阻止日本海军主力沿长江一线向南京进攻，蒋指示在江阴要塞附近的江面上布置封锁线，蒋要杜月笙发动上海各轮船公司在那里沉掉几艘轮船；二是蒋请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等三大亨一起离开上海，先去香港，然后去重庆，尤其是杜月笙，因他在沪上影响很大，希望他能起带头作用，率先去港。杜很清楚，这是蒋害怕他落水当汉奸。这时杜的亲信徒弟陆京士、朱学范也在动员杜迅速离沪。因而杜请戴转告蒋，去港之意已决，请不必担心，倘有落水不清之处，人人都可杀之。但是，杜月笙动员黄金荣、张啸林离沪一事却未能办到。不久，杜月笙将上海方面的事情安排交代完毕，即与俞鸿钧、钱新之、王晓籁等上海著名人物乘客轮离沪去港。

11月9日，上海陷落。戴笠在最后时刻，仍然首先将别动队撤离事宜安排检查完毕，然后才搭乘上海至香港的最后一班船去香港。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撤出上海战区的情况分别是：二支队从浦东退到苏南，实力保存较多的四支队退到皖南祁门县历口镇，陶一珊的五支队从南市阵地溃散幸存下来的人撤到江阴附近。一支队一个独立大队退到浦东。别动队另有一部分退到浙西，其余的大多溃散。

与别动队同时撤退的还有戴笠在青浦、松江县举办的两个特工训练班。由于青训班地处上海市郊，交通联络不便，接到戴笠紧急转移的命令已到11月11日。他们连夜出发，向苏州方向前进，从昆山到苏州，又折向同里，准备渡过太湖退到浙西。这中间，戴笠又下令取消苏浙行动委员会这个中间环节，直接将青训班挂在军事委员会之下；并指示从青训班挑选一些学员去南京执行爆破任务，其他学员也改向撤往南京、长沙。于是，余乐醒率队从太湖边上又折回苏州，改向南京撤退。谁知日军攻克上海后，立即鼓其锐气，兵分三路，直下南京。特务处总处机关最后一批西撤的150名内勤人员在刘启瑞、何芝园等大特务的带领下，抢到招商局一艘正在修理中的破船，已于11月24日冒雨乘船撤离南京。不得已，余乐醒只得率领学员们中途改变方向，直奔芜湖，沿长江而上，经荻港、铜陵、安庆、九江到达武汉。原目的地是重庆，这时戴笠又变更计划，队伍再次折返九江，经石门街向皖南进发，途中巧遇谢力公率领的松江训练班。该班在松江临撤离前，因遭敌机轰炸和日军袭击，伤亡400余人，幸存者不足50人，损失惨重。青训班成立之初408人，这时也只剩下300名左右，两支队伍合为一处，齐头并进到达祁门历口镇，与别动队四支队会合。这时，文强奉戴命率前方办事处人员，从南通天生港绕道至苏州、句容等地，派出六个收容小组，收容到别动队人员2000余人，国军散兵游勇8000余人，也合为一处带回皖南祁门历口镇。戴下令将这几部分人员全部集中历口整训，余乐醒、谢力公等其他教官陆续调回汉口，筹办临训班。

撤退到皖南祁门的别动队力量，加上文强收容的国军散兵和青训班、松训班学员，构成戴笠特务武装的主力。由戴笠亲自赴历口进行点名、训话，鼓舞士气。并报经蒋介石批准，戴笠在历口召集了一次官兵大会，宣布改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在历口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第一团，戴笠自任团长，俞作柏任副团长。下编三个大队，依“三三制”编组。青训班、松训班学员则由戴笠和俞作柏个别通过看面相挑选了三四十人带回汉口总部工作，余下的参加第一期军事干部训练队，担任忠义救国军连营以上干部。不久，浙西和苏南的教导二团、三团相继成立，戴笠宣布成立忠救军总指挥部，初由自己兼任总指挥，后由副总指挥俞作柏升任，并任命罗子宾任参谋长，文强任政治部主任。戴笠指令将总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

戴笠到达香港后，立即召集特务处香港站的特务开会，指出上海、南京、广州等东南沿海大城市沦陷后，香港的战略地位随之增强。今后特务处不但要继续通过香港搜集国际情报，而且要以香港为桥头堡，派特工人员不断打入华南及华东沿海沦陷地区活动，搜集日军在沦陷区的活动情报，打击制裁汉奸等等。为此，戴笠决定成立香港区，先后由郭寿华、李崇诗、王新衡等大特务任区长。王新衡任香港区长，是表示对他因西安事变被无故关押的补偿。这在戴笠的手法是对手下的特务关押后，一旦放出照例要给予升官，使被关的特务不但不心怀怨恨，反而要感谢戴笠的恩德，没齿不忘。

戴笠由香港作短暂停留布置完工作后，很快由香港转南昌，并组成随节组，加强对蒋介石的警卫工作。然后偕毛人凤到达杭州，布置杭州的潜伏组织，调整和加强浙江地区的特工力量。

南京特务处机关于11月29日到达武汉。少部分人留下后，大部分人于12月2日上午到达长沙。特务处湖南站预先接到戴笠的指示，抢到长沙东门外五里处朱家花园100多间平房，作为特务处机关的临时办事地点。这时，戴笠也先后赶到长沙和汉口，指挥安置工作。同时根据蒋介石驻节武汉指挥抗战的需要，戴笠亦决定把指挥中心设在汉口，相应设立武汉办事处，由戴亲自主持，调总处机关的梁若节、邓葆光、陈浩等骨干特务到办事处工作。另外，成立庞大的武汉区，以大特务李果谌为区长，唐新为副区长兼行动组长。以宋岳为第一组组长，专做汉奸工作；以邓葆光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调查；以收买的法租界捕房头头迟钜卿为法租界特别组组长，并以邓葆光为法租界巡捕房日文翻译兼法特组联络员，对迟钜卿取监视作用；以叶文昭为电台台长，施文棣为交通组长，另设武昌组、汉阳组等。这是特务处所属外勤机构中仅次于上海区的组织，曾在抗战初期起重要作用。戴笠则将自己的办公地点临时设在汉口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戴自己则在日租界南小路1号和法租界巴黎街各有一处秘密寓所。

戴笠到武汉不久，忽然接到南京方面的报告，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叛变投敌。钱新民原是戴认为很忠实可靠的一位高级特务，他甚至曾在蒋面前替钱吹嘘过。可是当南京尚未沦陷，钱新民就早早地按戴笠的交代把洪公祠1号巢穴用一把火烧为废墟，然后把潜伏区迁到南京郊区六合县。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钱新民就在日本特务的威逼利诱下带着全区人员名单向日军特务机关投降，并立刻掉过头来替日军大肆搜捕特务处的潜伏人员，使包括程克祥、彭寿以及戴笠在南京城内布置的三部地下秘密电台，全部被破获。南京潜伏区几乎被摧毁殆尽。这是抗战期间，戴笠的所属外勤组织第一个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潜伏组织，钱新民也是第一个叛变戴笠、向日军投降的高级特务。戴笠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怒，大骂钱新民没有良心，使他在蒋介石面前无法自圆其说，并连连自我谴责：“这次总算我瞎了眼，没有看准人。”从此，戴笠布置在沦陷区的潜伏组织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诱捕杨虎城

1937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召见戴笠，正式向他下达了扣押杨虎城的命令。并指示，第一步可以考虑先将杨虎城软禁在南昌，然后视战事的发展再向内地转移。

七七事变后，杨虎城数次向蒋发电，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蒋考虑到此时国内抗战声浪潮涌，在这个时候将回国参加抗日的杨虎城囚禁起来，不啻有谋害忠良、破坏抗战的罪名，故没有同意。10月下旬，杨虎城决意回国参战，并向蒋介石发电报告知行程，蒋知捕杨计划已不容迟延。此时，蒋介石率部抗战已三月有余，淞沪抗战也到尾声，蒋知自己在国内外已建立了所谓抗战领袖的声望，扣杨当无大碍，也就不再对杨回国的行动加以阻止，而是对戴笠秘密吹风，要他对杨归国行踪加以注视，预作扣杨的腹案。

戴笠在蒋介石打过招呼后，虽当时处于上海战役的关键时期，亦不敢对此事稍加疏忽。他首先通过特务处法国巴黎站，设法派遣法国留学生中的一个特务，以法文翻译为掩护，打入杨虎城身边，并跟随杨虎城同船回国，随时掌握杨虎城的归国行踪，向戴报告。接着又指令特务处香港站，对杨虎城到港后立即加以控制监视，如发现他有直飞西北十七路军的企图，应立即加以扣押。另外，又派特务处应变活动能力很强、善于跟踪监视的高级特务陈质平以军委会参议的名义，在香港“迎接”陪同杨虎城，监视杨虎城在香港的活动情况，防止杨与十七路军将领秘密策划后溜回西北。

戴笠在南昌正式接到蒋介石关于扣押杨虎城的命令后，心情是很兴奋的。张、杨两人都是蒋的仇敌和心腹大患，现在全部交给特务处来“管束”和囚禁，这正是蒋对自己绝对信任的表示。于是，戴笠当即从南昌赶回汉口，召集心腹亲信研究和部署扣押杨虎城的方案。戴笠认为，扣杨计划的主要环节是如何切断杨与十七路军将领的联系，防止杨重返西北。

据此，戴笠设计的步骤是，当杨虎城到达香港后，首先由蒋复电给杨，嘱杨到南昌见面，打消杨直接回西北之意；然后再派宋子文代表蒋亲赴香港迎接，坚其赴赣的决心；第二步，由戴本人亲赴长沙迎接，带领杨虎城经汉口转南昌，目的是通过这几个中转环节，把杨身边的十七路军将领甩掉，切断他们的联系，使他们难以相互呼应，有所作为；第三步，扣杨的方法是前恭后倨。初则要以欢迎杨回国参加抗战的姿态出现，以骄其气，以懈其虑，继则逐步收紧绳索，使其不知不觉中坠入圈套，待其醒悟，已悔之晚矣；第四步，在措施上应内紧外松。即杨从离开法国马赛港起，经香港、长沙、武昌到南昌止，每一站都要有特工人员暗中进行严密监视控制，防止其漏网，但表面上又不要搞得剑拔弩张，以防止引起杨警觉，打草惊蛇，弄巧成拙。戴笠用得意的语调解释这个计划就是“请君入瓮”之计。

计划安排好后，戴笠又指示特务处特务队长李家杰，从特务队中挑选了20多名便衣警卫，经戴笠一一审定名单并亲自个别传见谈话后，由李家杰率领先期赴南昌布置。接着，戴笠又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到宪兵司令部挑选了一连宪兵待命候用，配合特务队担任押解和看守任务。然后，又分别向香港、长沙、武昌、南昌等地的特务发出相应的指令，抓紧进行部署，戴笠则派出有关人员分头进行检查督促落实。

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从法国马赛港乘法轮出发。11月26日抵达香港。28日接蒋电，嘱其到南昌见面，并告知已派戴笠专程到长沙迎接。同时接到戴从长沙发来的电报，声称其在长沙迎候杨共同赴赣云云。11月30日，杨虎城在专程赴港迎接杨虎城重返十七路军的一七七师副师长王根僧的陪同下，乘欧亚班机飞抵长沙。得悉戴笠先一日已返武昌，留便条嘱杨转往武昌见面。杨不知是计，又于当夜乘火车赶赴武昌。

12月1日凌晨，戴笠接到长沙站特务监视杨虎城行踪的快报，报告杨虎城、王根僧已于午夜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当天下午3时30分，戴笠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亲率武昌行营及湖北省政府机关100多名要员在火车站组织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安排住在省政府胭脂坪招待所，招待周到热情。12月2日中午，戴笠陪杨虎城到汉口航空站，乘一架三座位的小飞机赴南昌。除戴、杨二人各占一座外，另有一座系戴随从副官乘坐。戴此举本是把王根僧甩掉，不使杨虎城到南昌后的行踪有知情人。但王根僧受十七路军全体官兵的委托，决计陪同杨虎城入赣。戴笠见状，不愿过早暴露扣杨的意图，只得临时决定将副官的座位让与王根僧。

杨虎城、王根僧到南昌后，被戴笠安排住进二伟路1号戴设在南昌的办公处所。每日只是在戴的亲自陪同下吃喝游玩，缄口不谈蒋介石接见之事。每当杨虎城问起此事，戴则虚与委蛇，敷衍过去。此时，杨已发现寓所周围宪兵、特务密布，连王根僧外出亦被阻拦。至此杨才省悟，已被蒋、戴诳骗到南昌扣押，虽满腔悲愤之情，但已落入他人的掌握之中，也无可奈何。

12月9日和10日，南昌连遭敌机轰炸。戴笠考虑二伟路1号寓所已不甚安全。预先与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南昌行营主任熊式辉商定，借其百花洲别墅，作囚禁杨虎城之用。这幢别墅是一所独立的花园洋房，建筑在南昌市郊区东湖西岸的著名风景地百花洲上。地点僻静，易于空袭时隐蔽，又便于平时警戒看守。为进一步加强看守杨虎城的领导力量，戴笠指令由特务处江西省站站长谢厥成和自己的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时任忠义救国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王蒲臣亲率一批得力特务，坐镇百花洲别墅，代戴笠负看守杨虎城的总责。并从原杭州浙警校丙班毕业的女特务中选调数人到百花洲别墅充任女佣等人，开展内勤警卫监视活动，内层警卫由李家杰的特务队担任，外围警卫由宪兵连执行。为严格保密，戴笠规定，不准泄露囚禁地点，没有戴笠的手令，禁止任何人进入此地接近杨虎城，即使是特务处的高级特务也不例外。至于王根僧，在杨虎城移押百花洲时，已被戴笠下令隔离开，送往汉口软禁，以防他回到十七路军后泄露杨虎城被囚的情况。一直到1938年初春，日军在攻陷南京后，战线西移，蒋介石离开南昌赴武昌指挥抗战。戴笠奉蒋命，将杨虎城经浙赣线移押长沙，临时囚禁在特务处总部长沙所在地东郊朱家花园，旋即又解往益阳桃花坪。这时才将王根僧放出，经严厉训斥和警告后，允其重返部队。

就在杨虎城被秘密囚禁和西解的同时，张学良也已从黄山西移赣西萍乡，小住不到一个月，又再一次迁徙湘南郴州苏仙岭苏仙庙。

苏仙岭是湘南胜地，从郴州到苏仙岭仅四华里，山路崎岖，荒无人烟，苍松古道，林木葱郁，自然风景十分优美。在这里，张学良开始有了长期被囚的思想准备，因而决定专心研究明史。并要戴笠帮忙搜集明史方面的学习资料，戴笠也尽可能满足张的要求。为进一步提高明史研究水平，张学良曾通过刘乙光转请戴笠找几位明史专家与他进行交流座谈。此举被戴笠以不易找到为借口加以拒绝。从此，张学良在十分恶劣的学习条件下，潜心钻研，日积月累，居然成为一位研究明史的大家。

捕捉韩复榘

1937年12月中旬，戴笠诱捕杨虎城成功，回到武汉。此时，南京陷落，蒋介石也到达武昌，准备入川。但在入川之前，他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一是以刘湘为首的一批川军将领能否与中央合作，让开一条大路，保证中央机关安全入川；二是以韩复榘、宋哲元为首的一批北方将领能否利用黄河天险，在中原组织有效的抵抗，确保后方及华中侧翼安全的问题。

由此，蒋介石在武昌召见戴笠，向他交代必须严密监视刘湘及川军将领的动向，调查掌握他们对中央的态度，确保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和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安全。同时，对于韩复榘、宋哲元等一批北方将领的动向也要及时掌握，防止他们不听命令，弃土而逃。特别要防止刘、韩、宋之间有什么默契，挟日人以自重，形成一股新的反中央的力量，动摇抗战大局。

逃将韩复榘

戴笠回到特务处武汉办事处后，立即加强布置。他深知蒋介石的忧虑不无道理。自入冬以来，韩复榘与刘湘之间电报来往频繁，但就是破译不出。刘湘、韩复榘、宋哲元三方面力量合起来就是数十万大军，一旦有所异动，加上外有强寇入境，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戴笠调动部署，兵分三路出击。一路加强对韩、宋两部的特工谍报力量，密切注意和掌握宋部第一集团军和韩部第三集团军的动向；二路加强对川军内部派系的情报工作；三路加强对刘湘的监视控制。其时，刘湘因患胃溃疡病，正住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

三路力量中，戴笠对监视刘湘的工作抓得特别紧，戴认为以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不但是川军的龙头和旗帜，而且是谣传中的刘、韩、宋三角联盟的重心，抓住了刘湘，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当时，刘湘住万国医院第一号病房，戴笠除在医院外围加强监视，又派手下的特务以治病为名，在刘湘病房的隔壁开了一个房间，就近日夜监视刘湘每天与什么人接触来往，然后顺藤摸瓜，了解这些人的背景和动向。但几天以后，戴笠发现派去监视刘湘的特务因对川军人事情况不熟悉，监视效果不理想。于是，收买曾被刘湘开缺的川军师长范绍曾，帮助戴对刘进行监视，范欣然应命。不但很快搞清了刘湘每日与川军中什么人来往，而且收买了刘湘身边的护士刘翠英，直接掌握到刘湘每日活动的第一手情报。

不久，范绍曾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刘湘的七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徐思平处偷看到一份机密电报稿：刘密令川军第一师师长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同即将率部到襄樊的韩复榘取得联系。蒋介石、戴笠得到范绍曾的密报，不但掌握到刘、韩的重大动向，而且把刘、韩之间来往电报的密码全部破译出来。

这时，刘湘曾打算秘密回川，并暗中调动他的飞机从四川来汉口接他回去。因戴笠对此早有警戒和防备，派遣特务通过制造机械事故，使刘的飞机飞到中途爆炸，刘只得将从空中回川之事暂时搁下，另谋回川之策。

这期间，戴笠进一步掌握到韩复榘曾先后与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小矶国昭、日军津浦路北段指挥官西尾造、日军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秘密接触的情报，企图和日抗蒋，制造山东“独立自治”的局面。与此同时，从冀南战败后率部退守河南新乡、濮阳一带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也密报，韩复榘曾派代表策动游说宋部，提出由刘湘令川军封闭入川之路，韩本人率部撤据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希望宋部撤守潼关以西，联名通电倒蒋。1937年12月20日，当日军从山东境内突破黄河天堑时，韩复榘公然抗命不遵，弃土而逃，先后放弃济南、泰安、兖州等大中城市，一直退到鲁西南的矩野、曹县等地，并继续准备西撤。一时使徐州大门洞开，郑州、武汉等大城市亦受到侧翼威胁，全国为之震动。

蒋介石得到有关韩复榘的这些报告，勃然大怒。他想起韩复榘曾强夺中央对山东的税赋大权，又在西安事变期间发表“马电”，表示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凡此种种，蒋陡起杀机，决意拿韩复榘这个上将和省主席开刀，敲山震虎，以儆效尤，除去心腹大患，并密令戴笠迅速拟制捕韩方案，布置实施。

戴笠回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寓所，立即召见特务处汉口特别警卫组组长王兆槐和机要秘书龚仙舫。戴笠一边在屋子里兜圈子，一边招呼王、龚两人坐下。王、龚两人多年跟随戴笠，知道戴的习惯凡属拍桌子，一定是准备破口骂人；凡属在屋里兜圈子，一定是在考虑重要问题。果然，戴笠一开始就说：韩复榘抗命不遵，弃土逃跑，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校长已命令由我将其逮捕归案，交军事法庭审判。现在我想听听兆槐兄的见解。

王兆槐是浙江遂安人，黄埔四期毕业生。早年曾任戴笠的便衣警卫，陕西省警察分局长，1935年被戴推荐出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在特务处内被公认为是有勇有谋的行动高手。龚仙舫是湖南人，黄埔六期毕业，考虑问题缜密，办事精干。戴笠点将王、龚两人作为这次重大行动的主要助手。

王兆槐素知戴笠至今仍对扣押杨虎城的所谓“请君入瓮”计自鸣得意。于是经过一番思考，提出再来一次“请君入瓮”，由校长用召见或开会的办法引诱韩复榘中计。龚仙舫补充说，此计可用，唯召见或开会地址似宜放在北方，以不使韩复榘生疑。

戴笠点点头说，两位老兄的话都是不错的。但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须知戏法要常玩常新，不可久玩不变，不变则必有破绽。这些道理连戏词里都有，我们能不懂吗。比如这“请君入瓮”，关键在一个“请”字。如何请法，不外是两种，一种是“诱其上当”，一种是“迫其上当”。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出自西北军的两员虎将，但杨虎城这只老虎已被我们赶落平阳，他不上当我们可以迫其上当。韩复榘以一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之尊，手握重兵，犹如藏之于深山的猛虎，这一个“迫”字就用不得，只能专在一个“诱”上下功夫。由此可见，捕捉韩复榘，看起来是个“请君入瓮”计，究其实应是“调虎离山”计。

说到这儿，戴笠缓缓道出捕韩的腹案。韩复榘既已有了失土之罪和谋反之心，岂能对中央不防。所以这调虎离山的第一步，就是要解除韩对中央的戒备心理。山东省境属第五战区，韩又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可由李宗仁先生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名义电邀韩到徐州开高级军事会议。韩认为自己十数万大军就在距徐州不远的曹县、矩野集结，加之自己的卫队营剽悍无比，战斗力极强，谅李宗仁必不敢难为自己，估计韩是有勇气到徐州赴会的。只要韩复榘动身到了徐州，就可以接着实施调虎离山的第二步计划，由校长从武昌用军机密电，开具数十名各战区的高级将领名单到开封参加“北方抗日高级将领会议”，名单中亦有李宗仁、韩复榘的名字。这样，李宗仁的徐州军事会议当然要服从中央的开封军事会议。韩此时虽有疑虑，但只要通过李宗仁力邀前往，韩必不能有所托词。况韩一向是有胆量的，加之中央派驻韩部的代表蒋伯诚从旁极力怂恿，以韩的刚愎自用和妄自尊大，必不至于此时露出怯意，半途打道回府。

韩如果到了开封，身边必然带有庞大的卫队。这第三步计划的实施仍得步步存谨慎之心。首先要以城内房屋紧张为借口，不让其卫队随韩进城，可以把卫队就便安置在韩的专车钢甲车上；其次，把会议时间放在晚上举行，以便于我们调动人员车辆部署行动，这时，我们再来一次防空警报，以此为由，把韩复榘卫队宿营的钢甲车强行拉走，进入预先安排的军队包围圈，解除卫队的武装。同时，我们在举行会议的地点设置三道岗哨，第一道岗哨为车辆停放处，拦截所有与会将领的车辆，一律步行进入；第二道岗哨为随员接待处，拦截所有将领所带的亲随卫兵；第三道岗哨为副官处，检查保管所有与会将领随身所带武器。因为是所有与会的高级将领都要遵照执行的，韩复榘必不疑有诈。到了这时，韩复榘空有十数万大军，却是光杆一人、手无寸铁，只得听任我们摆布了。正所谓“任凭他是个鬼灵精，也只得喝我老娘的洗脚水”。说毕，戴笠与王兆槐、龚仙舫三人抚掌哈哈大笑。

戴笠满面得色地说，民国24年（1935年）4月2日，国民政府公报上公布了八名一级上将，其中的“南粤王”陈济棠已被我赶到海外；“东北王”张学良则由校长面谕交我“管束”；民国24年4月3日，国民政府公报又公布了20名二级上将，其中的“陕西王”杨虎城被我扣押在案，“四川王”刘湘被我圈在汉口万国医院，加上这一个“山东王”韩复榘，就是“五王”，或者叫“五虎上将”，但是只要他们敢于反对校长，就逃不出我戴某人的掌握。

最后，戴笠交代说，请兆槐兄挑选一队精干的行动人员听候调用，仙舫兄则随我先行北上部署。所有行动必须绝对严守秘密，除此之外，不让第四人知悉。

戴笠将捕韩方案报经蒋介石批准，立即于1938年1月上旬随蒋介石的专车北上郑州、开封一带，秘密进行策划部署。

经蒋批准，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定于1月11日于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

1月7日，韩复榘被李宗仁调动起身，到达徐州。1月8日，韩复榘在徐州接到蒋的密电，电文中有45名高级将领，韩复榘及其手下军长孙桐萱名列其中。1月9日，韩复榘到达开封。1月10日，王兆槐从汉口率一批行动人员经郑州密赴开封。1月11日晚七时，韩复榘与出席会议的其他40多名高级将领同时进入南关袁家花园会议室。所有这一切，都严格按预定计划进行。

会议开始，蒋介石先讲了一番国际国内的抗战形势，重申各级将领必须服从命令，不准擅自后退。然后单刀直入地诘问韩复榘弃土逃跑、动摇抗战的责任。韩素以老资格傲上出名，当即以南京沦陷的责任问题向蒋反驳。蒋、韩正在剑拔弩张之际，坐在韩身旁的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兼一战区陆军督练主任刘峙按蒋、戴预先的嘱咐，以劝解为掩护，把韩复榘从会议室的边门引到院中的一部小车前，谎称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复榘不知是计，坦然坐了进去。此时，王兆槐与另一名特务从车前座爬到后座，把韩复榘挟持在中间，王兆槐并出示逮捕令给韩看，说“你已被捕了！”话音刚落，车已启动向院外冲去。韩惊恐之下，只见沿途军宪密布，戒备森严，方才省悟，所谓的“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原来是专为捕捉自己而设的圈套。

押送韩复榘的小车在大批军宪警特的严密保护下迅速开赴开封火车站。月台内，戴笠、龚仙舫早已在一辆升火待发的专列上恭候。韩被挟持上了火车，戴笠立即下令开动，列车一声长鸣，直驶汉口。在汉口车站，也是预先由大批军警宪特严密封锁车站，将韩押下车后，立即用小车解送江边码头，经轮渡，送至武昌，关押在由特务处武昌招待所临时改成的军委会办公厅的一座二层楼内。此时已到12日夜晚。整个行动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一环套一环，水到渠成，滴水不漏。

韩复榘被扣，戴笠奉蒋命，立即对刘湘动起了脑筋。时刘湘病情本已好转，但戴笠收买了两名为刘湘治病的葡萄牙籍和德国籍医生，暗中在药水中做了手脚，又使刘湘病情转趋沉重。

1月19日，审判韩复榘的军事法庭组成。何应钦以首席军法官的身份到万国医院看望刘湘，对刘说，韩复榘已被扣，将受军法会审，原因是韩的“军队要开到襄樊去”。刘知事已泄露，惊心破胆。何走后十分钟，刘即大口吐血，昏迷不醒。次日，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死去。

1月21日，韩复榘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月24日，戴笠派王兆槐率行动特务在关押韩的住所对韩执行枪决。

刘、韩相继死后，川军上层将领群龙无首，分别被蒋、戴派人分化瓦解，逐次收买拉拢，至此四川遂入蒋的掌握之中。

创办临训班

1938年1月，戴笠开始实施他已考虑很长时间的一项计划，举办一个大型的特工训练班，以解决特工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

关于训练班的名称，戴笠最初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在办手续时，军委会办公厅却不肯承认，戴无法向该班颁发印章，只好私下刻了一个条戳。后来，戴笠以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把该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但是，此举又遭到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李在抗战期间对戴假中央警校名义办的训练班一概不予承认。戴仍是我行我素，把该期学生称为中警校特训班一期。后来因校址在湖南临澧县，故特务处内部一般称为“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但在对外招生时，为掩人耳目，却冠以“军委会交通技术研究班”的名义。

为了办好这期大型特训班，戴笠几乎集中了特务处当时所有的特工训练精英。他首先从皖南将余乐醒、谢力公召回汉口，指派他们两个到湖南进行筹备。接着又选调王崇五、陆遂初、王邦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一大批特务随余、谢去湖南工作。这些人都是留苏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训练经验。余、谢更是从特务处成立初期就开始在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工训练班中为戴培训特务，是特务处出类拔萃的训练专家。后来，戴笠又不断把总处机关及各外勤单位从前方撤退下来的许多特务骨干派到这个训练班去，一方面帮助办学，一方面储备力量。

戴笠原先手令湖南站站长李人士在长沙附近选定特训班地址。但余乐醒等人到长沙后，发现日机经常空袭长沙，很不安全。于是，李人士另行选定临澧县奎星楼县立中学作班址。经戴笠亲派特务处第一科科长杨继荣代表他前往该地考察认可。该县地处湘北重镇常德市之北，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南岸，远离长沙，而又交通方便。

戴笠对招收学员的条件规定很严格，除对文化、年龄、身体状况有所规定外，强调在思想政治方面要严加控制，防止共产党派人打进。学生来源大致上取于三个方面，一是由外勤各省站选送的。但由于当时华北各省沦陷，东南和西北各省交通阻隔，因此生源受到限制，只招到300多人。二是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招收的大批失业流亡学生。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毕业，留苏的托派分子，一度担任复兴社的高级干部。他因不甘久居戴笠之下，故想利用抗战初期的混乱局面，另起炉灶，在郑州招收了800多名青年学生，进行军训，企图以此作为本钱起家。此事被戴笠洞悉，立派手下的大特务杨清植、王邦联赴郑州会同先期留在该处的原淞沪战地调查组组长沈醉将这批学生强行带往临澧特训班。梁由此与戴闹翻，辞别戴笠到西北找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谋事去了。结果，郑州这批青年学生成了临训班的主要生源。三是通过与胡宗南交涉，把胡的中央军校七分校在长沙招收的60多名女生要了过来，使女生达到200多名，解决了女生生源不足的问题。三方面学生合计约1000余人。

戴笠对临训班招收学生的工作十分重视。凡各省站选送赴临澧途中经汉口的学生，戴笠都要抽出时间，接见点名，亲自加以审核甄别，对不合格者剔下。并给大家分析抗战形势，要求每个学生好好学习，服从指挥，为党国效劳等。一次，戴笠在汉口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接见安徽省政府保送的18名学生，有两名只因眼睛近视而被戴笠剔除。其中有一名叫徐旭如的由于第二天找了特务处元老安徽同乡刘启瑞，才被允许入学受训。

开学前，戴笠对临训班人事作了安排。班主任一职，照例由自己兼任，另指定余乐醒为副主任，谢力公任总教官。戴笠因不能到职视事，故另设主任办公室，由亲信特务丁若萍主持其事，这实际上是对余乐醒等人的牵制和监视。

戴笠对临训班规定的体制是，班本部设教务、政训、总务三大处，处内设教务员、政训员、总务员。抗战期间，只有临训班设处，以后的训练班全部改为组，以与军统局本部的机构有所区别。管理学生的机构为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另有一个女生中队，直属总队部领导。大队、中队均设政治指导员，以加强思想控制。

3月份，临训班正式开学。训练方法上，戴笠规定仿照黄埔办法，先进行入伍训练，后进行分科训练。入伍训练期间，碰到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大部分学生不愿当特务，向胡宗南要的一批女生尤甚。戴笠接到余乐醒等人的报告后十分重视，指示要迅速研究办法解决。后来想出的办法是先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然后以团体纪律强制性约束。戴笠认为这条经验很重要，规定以后的特训班要普遍推广。入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灌输法西斯思想和反共宣传，把学生训练成效忠领袖的驯服工具。平时则通过检查学生书信、控制学生言论和行动等办法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

6月份开始分科训练。一、二中队为情报专业，三中队为行动与爆破专业，四中队为军事谍报参谋专业，五、六中队为军事游击专业。学生根据本人自愿和专长，全部打乱重新分配。女生一部分进入情报和行动专业受训，一部分进入电讯、会计专业受训。

临训班成立后，有几件事颇使戴笠恼火。首先是余乐醒的野心问题。余乐醒是很有才干的，这一点戴笠很清楚，所以要把临训班交给他去负责。但是余乐醒得到这一个要职后，不知收敛锋芒，做到大智若愚，而是全力建立自己的威望，发展自己的势力。余乐醒对情报和行动都在行，每上大课，虽湖南口音甚浓，但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全体官生都要听。平时，则以浙警校的一大批干部为核心，广泛交结学生，因而在学生中颇孚众望，确是临训班的中心人物。甚至许多学生心目中只知有余主任，不知有戴主任，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余乐醒虽然平时极力宣传戴笠有异相，是王侯的相貌，并把广场旁的一道长堤命名为“雨农堤”，但此举不足以抚平戴笠的猜忌和愤怒心理，于是在五六月间电令免去余的副主任职务，专任教务处长。副主任一职以总队长陶一珊暂代。此举立即在临训班引起许多官生的不满，带来教学秩序的混乱。这就更引起了戴对余的猜忌，但为了防止临训班出现异动，仍然电令免去陶的代副主任职，由余乐醒再度担任。这件事发生后，戴笠决定到临训班视察，对余乐醒进行整饬。戴笠的车队一进入临澧县城，就看到全城交通断绝、戒备森严，临训班全体教工恭立郊外迎候。戴笠本是负气而来，据此借词发挥，对余乐醒大加训斥。责问余乐醒：“如此警戒，是不是让学生不敢见我？”“我是个小小的班主任，不是军阀，用不着这样对老百姓摆威风！”戴笠走进训练班看到“戴主任是我国特务工作的开创者”时，更是大发雷霆，立命将所有标语揭去，换上他自拟的“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我们是领袖耳目，我们是革命灵魂”等标语。当天，戴笠分别找临训班的高级干部谈话，当他听说一个女生刘颖在游泳中淹死，男生严燮被教官打伤病发而亡，更加生气。戴素以爱护学生标榜自己，现在出了如此残害学生的大事，怎肯轻易放过。

第二天上午，戴笠以班主任身份主持召开班务会，从头到尾只是骂人。先从余乐醒骂起，再骂谢力公、陶一珊等人，几乎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都被骂到，并且对每个人的材料都掌握得非常详细。一个个特务都被骂得面色惨白、不寒而栗，独政治教官廖华平因鼓吹反共而受到戴笠表扬。

第二天下午，戴笠对临训班全体官生作精神讲话，大讲所谓团体的光荣传统，以及特工的性质和任务，危言耸听地进行反共宣传，并表扬学生们的刻苦学习精神等等。

第三天、第四天，戴笠除了继续对学生作精神讲话外，还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考察，培养感情，进行收买拉拢。

戴笠在这次视察期间，给予肯定的是临训班创作的“班歌”。这本是留洋学习特工的教官蒋镇南受德国法西斯“党歌”的启发，依样画葫芦创作的。因其中有“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等内容，戴笠马上给予肯定，认为不但符合临训班，而且符合“团体”的工作性质。因此，戴笠规定“班歌”同时作为军统局的“局歌”（当时军统局刚刚成立），要求每个军统特务都要会唱。蒋镇南也由此而很受了一番嘉勉。

临训班发生的另一件使戴笠恼火的事件是由葛明达而引发的派系斗争。临训班干部和教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出身于原浙警校，不但人数多，能量大，而且占据要职。另一部分干部和教官来自黄埔军校系统。这些人数量虽不及浙警系，但自恃是“天子门生”，因而不肯把浙警系这批人放在眼里，寻机总要与浙警系角逐一番。一时间临训班内双方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闹得壁垒森严，乌烟瘴气。恰在初夏的一天，因天气特别闷热，担任二大队四中队值星官的该中队区队长葛明达擅自下令四中队学生把蓝上衣脱掉，只穿短裤白上衣到广场集合就午餐。二大队长、总值星官杨清植一见之下，火冒三丈，当即下令将葛明达关押起来。当晚余乐醒亲率临训班全体干部在孙中山、蒋介石的像前跪下请罪，一批批浙警系的人一致要求将葛枪毙，以整肃“团体”纪律。黄埔系的干部则表示要请示戴老板批示，不能随便处理。原因就是葛明达是中央军校八期学生。故双方都就此大做文章，并在暗中向戴笠告状。戴笠接到余乐醒以临训班全体干部名义发来要求杀一儆百，严肃班纪的电报后，已知这是临训班内的派系斗争在作祟，加之他对余乐醒的势力已有戒备心理，故不肯再让浙警系在这件事上再占上风，因而对余的急电按下不复。两周后，余再发一电，自动降低调门，只是请示处理办法。戴仍然按而不复，又待两周，余见仍没有动静，已知不妙。余乐醒深知戴笠其人，以戴历来的作风，这是没有先例的。黄埔系的干部则冷眼旁观，且看浙警系的头面人物如何动作，又如何下台收场。

余乐醒等人经反复策划研究，终于想出一条就驴下坡的妙计。仍由余亲写一份给戴笠的报告，用封套密封，写明地址，当即交由葛明达到汉口面呈戴笠本人。葛按地址找到汉口日租界南小路1号，这是一座重门深锁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经秘书把余乐醒的报告送上去后，戴即传见葛明达，他打量了葛一眼，立即用带有鼻音的浙江官话说：“你就是葛明达？八期骑科的，报告我看了，我看你不适宜干我们的事业，还是回军队去吧！军队也需要人嘛。你马上到军统局找李肖白，他会交代你怎样做，去吧！以后要安分些，再见。”寥寥数语，即将葛明达打发离开。下午，葛明达到武昌军统局找到人事科长李肖白。李告诉葛，戴已有批示，准许葛离开军统，条件是必须对军统的情况终身保密，否则给予严惩，并说这次化险为夷，实属难得。戴老板这次破格的仁慈和容忍也属罕见，这在军统来说是没有先例的。葛明达因此而逃脱了一场死罪。

再一件使戴笠恼火的是二大队副大队长王百刚。戴曾派他和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震东一起到叶剑英主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中共的游击技术。谁知王不争气，竟然用特工“偷窃技术”盗窃了游干班的一笔现款，被人检举。戴盛怒之下，将王要回来枪决了。

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戴笠不等临训班结束，已经数次从临训班抽调学生派往各地工作。先是夏天选调30名女生打入“战地服务团”转赴江西等地活动，不久又挑选了100余名男、女生参加武汉保卫战，再选100余名学生到东南忠义救国军工作。另外还数次选调小批人员到上海、山东等沦陷区工作，并特许大特务李果谌、傅胜兰到临训班女生中队选择“工作太太”到沦陷区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被调的学生，戴笠都要在汉口亲自进行谈话考察，给予勉励。1938年10月底，戴笠在退出武汉后亲到临澧主持毕业典礼。并邀请自己的玩友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夫妇和自己的情妇张素贞同行。在毕业典礼上，戴作了长时间的精神讲话，肯定了临训班的经验和成绩，向学生宣布了毕业后的任务。然后给剩下的700多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晚上举行聚餐会，由教官和学生分别派代表向戴笠敬酒，表演特工技术，以及京剧打渔杀家节目。中间，谢力公突然起立介绍说：“唐司令的太太徐来女士，是电影明星，这次光临，使我们一睹丰彩，实为有幸，我提议请徐来女士唱一支歌”。引起大家一致赞成。然而徐来女士却不肯赏脸把光，鼓掌数分钟，仍不肯上台，气氛至为尴尬。戴笠见状，挽着张素贞上台唱了一首歌，方打了圆场。

戴笠与军统局参训班学员合影

戴笠在临训班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班务会，并一改上次整日骂人的粗暴态度，极力肯定临训班的成果。随后主持学生分配，大部分学生到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小部分留下作第二期的干部。由于武汉失守等战事关系，临训班西迁贵州黔阳续办。从此，临训班成为军统在抗战时期开展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班，学生后来在抗战期间也大都成为军统的特工骨干，在军统内成为一个重要派别。

大赢家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3月29日上午8时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开幕式，同日晚8时移至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举行预备会议。在历时四天的会议中，就政治、党务和军事等许多问题作了讨论。其中重要议程之一是决定撤销复兴社等党内各派系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时决定对1935年5月成立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和1937年9月成立的军委会大本营第六部（即党务、特务部，陈立夫任部长，戴笠、徐恩曾分任该部的组长）进行改组。扩大成立为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为隶属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二为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三为隶属军委会办公厅的特种邮电检查处（简称特检处）。

蒋介石规定，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军统局局长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两统都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这样，中统局局长由CC系大头目、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军统局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当时，表面上的理由是徐恩曾、戴笠等人的资历太浅，超升太快，难孚众望，但蒋的内心则是不想让特工头目地位太高，以至位高权重，难以抑制。因此，徐恩曾直到1945年下台也没有能当上局长，戴笠的局长职务是在死后才公布的。可见蒋对特工头目戒备之严。

戴笠未能当上局长，对郑介民的安排倒颇使蒋斟酌一番。最后决定在军统内设主任秘书一职，由郑介民担任。郑介民不愿屈就这个幕僚长的官职，采取软抗的办法，借故不到军统局工作，一心扑在军令部二厅中将副厅长的职位上。戴笠知道郑对主任秘书一职不感兴趣，只好在军统局内设代理主任秘书，初调大特务张严佛担任，后由心腹亲信毛人凤接替。从此，毛人凤在戴笠的逐步提携下，成为军统的“内当家”和接班人。

在这次特工机构大改组中，真正的赢家仍是戴笠。一是戴笠的死对头、CC系大头目陈立夫经戴笠多次向蒋密报攻击，这次被蒋削弱了对中统组织的直接控制权，使中统力量有所削弱。二是军统局的历任局长贺耀祖、林蔚、张治中，钱大钧等人都清楚蒋的一贯作风，无不自觉回避军统局的实际工作，放手让戴笠去抓。三是将郑介民由副职降低为幕僚长，戴在军统更是一手遮天，无人能敌其锋。

军统局局长编阶为中将，副局长编阶为少将。5月份，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式成立。8月初，戴笠正式就少将副局长职，并亲率军统局科长以上干部到武昌行营晋见蒋介石。接见时，蒋拿着一份事先由戴笠准备好的被召见人名单，逐个点名，点到某人时，此人即起身、肃立、注目，蒋先对此人端详一番，然后便按此人名单上的情况略问数语，如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之类，并在那份名单上注上记号或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便对全体人员作一番训示，要旨仍是强调特务工作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作好领袖的耳目与手足，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等等。然后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领袖的训示，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蒋介石于此连说了几个“好！好！”召见仪式便算结束。

中统、军统成立后，两统之间仍然互相攻讦，争功邀宠。蒋一方面有意使两统之间保持一定间距，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两统互相火并，以至两败俱伤，影响抗战和对中共的斗争。于是，蒋为了使两统能在一定程度上摆平，特对戴笠、徐恩曾面谕，对中、军统的工作范围作进一步分工，强调中统仍然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继续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蒋具体规定，中统越界在军队、军事学校、兵工厂、军需用品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移交军统，军统在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亦移交中统。徐恩曾按蒋的吩咐，只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戴笠却连这些表面工作也不肯做。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执行军事第一的方针，正是发展军统势力的大好时机，如果确按分工去做，岂不是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手脚。因此，从武昌珞珈山会议结束到成立中、军统的第一天起，戴笠就没有真正按中、军统的分工去做过。特别是当时在围绕流亡学生的争夺上，以戴笠为首的一批原复兴社高干发动了一场对CC系的凌厉进攻。

当时抗战初起，大批流亡学生、失业青年逃往大后方。这时，曾在淞沪抗战后担任前方办事处长、负责收容任务的大特务文强触景生情，认为如果能把这批青年学生召集起来，赋以战时短期训练，不啻是“团体”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此，文强写了一份建议书，派人送汉口面呈戴笠。戴笠接到文强的报告极为重视。学生训练问题，本归CC系处理。但戴笠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这一大权从CC系手中硬抢过来。戴一方面电召文强到汉口述职，进行深入讨论，一方面与胡宗南、康泽、桂永清等原复兴社高干交换意见，共谋良策。

1938年4月，文强到达汉口。参加了原复兴社高干的秘密会议。会议由戴笠主持，并说在座的都是同学，都是复兴社同志，要对校长负责保密。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与CC系、共产党争取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所谓为国储才是百年大计，等等。接着由文强介绍了他写建议书的动因和动机，并说“我看逃难的青年男女学生，好像白纸一样，要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们不抓到手，必为延安所争取，也许被CC系所掌握”。文强讲完后，胡宗南首先发言，表示同意文强的看法和建议，并提出“非有专款和专设机构，请准校长批准非交我们来办不可，否则是办不好的”。胡宗南的结论性意见，得到康泽、桂永清等人的一致赞同，认为一定要争取时间，扩大地、有计划地来办。接下来在讨论上报校长的报告和计划书时，一致认为不可提与CC系争锋的事，而是与延安共产党争，要说得越厉害越好。善于制敌于先的戴笠已经准备好了上报校长报告书及计划书，大家一致通过。唯棋高一着地提出CC系既抓党，又抓教育，完全不要二陈插手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最好是把要花钱的事，例如要继续升学的、全家逃难要救济的，都推给CC系去办。这样对蒋、对陈都有所交代。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后来，桂永清通过创办战时青年训练团，康泽通过设立青年训导团、队等机构，大肆招收青年学生。胡宗南的规模更大，先后设立的机构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团、劳动营、游击干部训练班、政工干部训练班、特种兵联合分校等等，尤以“青年将领”的招牌在西北地区到处设关建卡，拦截青年学生受训，扩充自己的势力。戴笠则通过大办特训班来贯彻他的意图。抗战期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名目的训练班有数百个之多，受训的青年学生有成千上万，其确切数字，连军统人事处也没有彻底搞清过。许多青年学生的思想受到了毒害，为两统之间的争斗作了无谓的牺牲。

由于戴笠等人的抢先一步，既有蒋的批示，又有专设机构、专款专人来办，使CC系在这个问题上大为被动。CC系头子陈立夫一提起这件事就要大发雷霆。1938年5月30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宴请中央社会部的重要干部。陈立夫在宴席上就忍不住大发牢骚说：“现在各机关都派人组织民众，大发命令，权限不清，系统不明。如果说时弊，这就是时弊中的最大者！”陈立夫最后义愤填膺地说：“我对当前重大问题，曾提出计划，不但无法付诸实施，连拿出讨论的机会也没有，至今还在档案里睡大觉”。由此可见，戴笠等人的这一手，确是戳到了CC系的痛处。

戴笠联合黄埔系的中坚力量，确是与CC系打了一场漂亮的进攻战。但说到底，戴笠对康泽、桂永清等人不过是利用而已，一旦发现黄埔系内部有机可乘，他也是毫不客气的。1938年，康泽受到陈诚和CC系的前后夹攻，处境维艰。戴笠见此也趁火打劫，就向蒋保荐郑介民的广东海南同乡、当时与戴笠关系尚好的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以康泽兼职过多为借口，升任黄为代总队长，把康赶走。康不肯罢休，伺机又重新打回去再任总队长，把黄赶跑，戴见无望，也才罢休。

CC系老是被动挨打，当然并不甘心。他们了解到争夺青年学生的计划和行动，戴笠是始作俑者，加之复兴社表面上撤销后，CC系把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以戴笠为首的军统身上，更与戴势同水火，立意要伺机报复。CC系特务经多方调查，掌握到进步色彩很浓的“东北救亡总会”暗中受到戴笠的指导和经费接济，决定借此发难，给戴笠一点“脸色”。

首先由负责监视“东总”的CC系特务齐世英、韩韬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然后再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再由陈立夫将这个密报转呈蒋介石。蒋得报大怒，立批“严办”二字，并严厉申斥戴笠是不是要再来一次“中央党部事件”，限令戴立即查实具报。

戴笠是个心机极其缜密的人。他回到汉口办事处，对CC系的密报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看出了诸多疑问和破绽，如果“东总”要搞暴动，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领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又是签名、又是盖章、又是形成书面记录和计划的做法，似乎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虽如此，戴笠却不动声色，他要借此进一步把“东总”推到CC系的对立面，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5月15日，戴笠约见“东总”负责人之一王化一，一见面就用阴冷的语气说：“化一兄，我们要相见以诚。多年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个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因摸不着头脑，故答道：“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盛怒地抢白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说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把CC系交给蒋的密报卷宗交给王化一看。王略为翻阅之后，就很快认定这是伪造，并指出三点明显破绽：一是记录有全体委员的签字，目前在武汉的委员不足半数，况有的签字根本不像，而且签字和记录都出于一个人的笔迹；二是按例从来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盖章的；三是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暴动，劫杀委员长更是捏造。

戴笠见目的已达到，也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于是用挑拨的口吻对王化一说：“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局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并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定的反证才能答复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下，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

王化一回到明月桥“东总”会址后，经过研究，先由在武汉的“东总”委员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一并送给戴笠。戴笠当即从三个方面进行核证，一是请一位银行的印鉴专家对签字和印鉴加以核对，结论确是相差很多；二是再派特务了解未签名的委员确是不在武汉；三是密令武汉稽查处处长、军统大特务赵世瑞以防奸查户口为名，对齐世英和韩韬等人的办事处及寓所进行突击检查，果然查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

戴笠搜集了这几个方面的铁证，立即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洋洋得意的签呈。蒋阅后批交陈立夫、徐恩曾彻查，并把陈、徐大骂了一通。

一个月后，戴笠密派武汉警察局的军统特务方超也对“东总”进行了一番突击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这才有所放心。事后，却派人向“东总”通风，说此举是CC系的报复行动。

戴笠虽然借“东总”狠狠敲了CC系一记闷棍，但心里尚不解恨。当时，他听到手下的特务密报，CC系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经常与何应钦、陈公博、罗君强（军委会秘书处长）等人于深夜在租界的咖啡馆等处吃喝玩乐。戴笠当即在夜深的时候到这些地方去查访，果然数次碰到陈立夫、张道藩等人。于是，再次把这些情况密报给蒋介石。蒋得报对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对罗君强撤职查办，算是按职论罪各得其所。唯陈公博是汪精卫手下的改组派大将，故网开一面，未予查究。

中统、军统成立后，特工力量迅速膨胀，情报数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深感军政事务繁重，难以对中、军统送来的情报一一详阅，因此考虑在侍从室内增设一名情报参谋，帮助他对各个特务系统送来的情报进行综合、校核、整理、分析工作，以提高对情报的利用质量，并减轻他的工作负荷。并有意考虑从CC系特务或军统中选调。戴笠从蒋身边的亲信人员中得到这个消息，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绝不能让CC系抢走，当即抢先一步向蒋推荐军统老特务唐纵出任这一职务。

唐纵于1936年春夏间从德国奉调回国。蒋起初拟由他负责新兵补充事宜。唐纵因特工活动步步凶险，一着不慎，即招满身祸事，本意也不想再回特务处工作。但戴笠坚主唐纵回特务处，几乎是“三顾茅庐”，上门动员唐纵归队，并多次向蒋请求。蒋也考虑唐从德国学习了先进的特工经验和技术，让他去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也好，于是仍把唐派回特务处。唐于此只好硬着头皮“归队”，初任特务处书记长，抗战后调任武昌行营调查科长等职。戴笠赶在陈立夫的前头为唐纵抢到这个要职，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他与CC系斗争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胜利。CC系也确为此懊恼了一段时间。但是一段时期之后，CC系和戴笠都发现唐纵尽量在两统之间摆平，并没有公然袒护军统，有时甚至能在蒋面前切中要害地批评军统的工作。CC系这才放心。戴笠也才发觉中了唐纵的韬晦之计，选错了人。但这时唐纵已受蒋的极端信任，被提升为侍从室二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戴无可奈何，深悔当初过于轻率，没有缜密考虑。虽如此，戴笠在表面上仍然极力拉拢唐纵，以尽量取得在与CC系特务斗争中的有利地位。但是，唐纵毕竟出自黄埔军校和军统组织，在感情上与中统往往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军统的争宠中，唐也往往站得靠军统近些，自觉不自觉地帮军统谋一些好处。比如，中、军统同样的情报送到唐纵手里，唐按例把军统的先送上去，然后再送中统的。久而久之，蒋形成一个印象，中统的工作总比军统滞后一步，工作效率不如军统高。这就使中统吃了不少暗亏，戴笠得到的好处当然也是不必说的。

“壮汉子”与“病汉子”

作为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工头目，戴笠有比常人更清醒的头脑和敏感的神经，尤其是他的强烈的反共意识，使蒋介石分外欣赏。抗战以后，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阶段。戴笠公开的反共口号不喊了，但隐蔽的反共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经常对身边的军统大特务们说，要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仍然看到中共是我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把共产党消灭，大家都将死无葬身之地。由于戴笠所从事的特工活动，使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堕落看得更为透彻，因而他对国共两党在未来的公开斗争中的处境更为忧虑，并处处不忘利用合作阶段对共产党处处加以限制和打击。

1938年1月，军委会成立政治部，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康泽上任后，邀请“东总”负责人、政治部设计委员阎宝航参加拟订计划，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有的所谓组训民众办法作为蓝本，进行研究，意在对动员民众问题加以限制，设置障碍。这个计划受到在政治部内工作的共产党人的批评，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也对这个计划极力加以批评。一天，戴笠设宴招待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吴瀚涛、田雨时等东北人士。席间，阎宝航再次批评康泽的这个动员民众计划与抗战精神背道而驰，对动员民众问题除了取缔限制，还是限制取缔。善于逢迎讨好、意图升官的吴瀚涛危言耸听地接上去说：“我们今天不能再来个双十二，张学良已经铸过大错，我们不能再铸个大错，一切都应听从中央。”本就对阎宝航有所戒备的戴笠听到这里，勃然色变地对阎说：“你这话是为共产党开路。老实说，共产党是壮汉子，我们是病汉子，我们不能跟他赛跑，还得拉着他后腿，不让他跑。”宴后，颇谙人情世故的戴笠自觉席上对阎宝航态度粗暴，于是又个别委婉其辞地对阎抚慰说：“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虽如此，戴笠关于“病汉子”“壮汉子”的观点，倒是多少对国共两党的状况说了老实话。

为了有效地与“壮汉子”进行斗争，戴笠从各方面调整部署，充实人员，要用所谓“看不见的力量”进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尤其重视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斗争，吹嘘要在中共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周围筑一条无形的封锁线，紧紧地把延安困在里面，然后再派出大批特工打入延安，里应外合，彻底破坏中共组织，实现蒋介石用几十万军队在西北无法达到的目的。

戴笠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虽早有布置，但收效甚微。1936年，戴笠曾指示马志超办了一期“特警训练班”，这是军统历史上最早的专以打入边区为目标的训练班，并从南京派遣有对共斗争经验的特务骨干娄剑任队长，用半年时间训练了五六十名学生。期满后，挑选了小部分高材生混入延安，但很快因无法立足，只好撤回，戴笠原打算通过这些潜伏特务建立延安组的计划只好放弃。西安事变后，特务处在陕西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暂时停顿。

1937年初，“西北剿总”撤销，成立军委会西安行营，蒋调军政部次长顾祝同任行营主任。戴利用这个机会，派大特务王天木随顾祝同入陕，重建西北区。1937年夏，又调原西北区第一任区长张严佛第二次入陕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张严佛第二次入陕不久，就与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觉五等人针对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密谋策划，在西安建立了“特种会报”制度，联合西安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这个建议由西安行营新任主任蒋鼎文批准，于1937年11月正式施行。“特种会报”每星期举行一次，参加成员分别是西安党政军警宪特的最高负责人，内容就是座谈关于中共问题、进步党派、青年学生等各方面的动态，商讨研究对策。

西安“特种会报”制度经西安行营和军统局西北区分别上报蒋介石和戴笠。蒋、戴都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国共合作时期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好办法，应转发各省施行。戴笠对此评价说，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互相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分散了，对消了。久而久之，成了一个病汉子。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他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用“特种会报”的办法来防共，确是“病汉子”对付“壮汉子”的一着高招。

西北区重建后，戴笠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能直接派人打入边区或延安，建立延安站或潜伏组的问题。1938年3月，西北区通过陕西省电政管理局局长顾德明的关系，派遣西北区无线电支台台长汪克毅任延安电报局长，以便借此站住脚跟，再逐步发展组织，开展活动。戴笠接到张严佛的报告后，满心欢喜，称赞张这一手干得漂亮，一心等汪克毅能在延安干出成绩，好向校长报功。岂知，仅过了两个多月，汪克毅终因站不住脚，就从延安逃了回来。这使戴笠非常失望，汪克毅从此被晾到一边，不得重用。

直接派遣特务难以打入延安和边区，戴笠指示张严佛运用小商小贩进入边区活动，搜集情报，认为这些人流动性大，不引人注目，即使失败了，于本身也没有多大损失。此举经西北区多次努力，因边区外的行商难以进入边区，边区内的行商只跟共产党走，收买不到，结果这个办法也只好作罢。

不久，军委会天水行营政治部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去延安，戴笠再次派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随同考察团前往，来回半个多月，然后郭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再加油添醋地形容一番，写成一份报告，报给戴笠。戴看了很满意，认为这是军统特务第一次成功地在延安搜集到的有较高质量的情报。由此，调郭子明到局本部党政处中共科任第一任科长，主持对中共的斗争。

戴笠在抗战初期反共活动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指使军统西北区密谋暗杀了八路军的著名将领宣侠父。

宣侠父自从与戴笠、胡宗南在镇江三江营分手后，由蒋超雄直接带到南京引见给蒋介石，蒋手令宣为军委会少将参议，派驻淮阴第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后宣侠父因反对梁部到江西“围剿”红军，再一次叛蒋而去。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在西安后宰门七贤庄1号设立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宣侠父以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身份常驻西安，与西安国民党各方面的高层负责人进行联络。

宣侠父有两次叛蒋经历，蒋极为痛恨。戴深知这层关系，密令西北区特务对宣侠父严加监视。经西北区以设点监视、流动跟踪、网络控制、建立内线等办法，广泛搜集宣侠父在西安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戴笠汇报。从1938年初开始，戴笠先后数次向蒋介石密报了宣侠父在西安的活动情况，激起了蒋的杀机。5月，西北区长张严佛调职武昌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戴笠又详细听取了张在西安监视宣侠父的情况汇报，再次向蒋作了密报，最后向蒋进言说，宣在西安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由此坚定了蒋的杀心。

7月，蒋介石正式向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下达了“密裁”宣侠父的命令，由蒋鼎文在西安直接指挥军统西北区执行，同时，戴笠也电饬西北区代区长徐一觉在蒋主任领导下完成“密裁”任务。

8月间，军统西北区代区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等人经反复秘密策划，由蒋鼎文于夜间用电话将宣侠父诱出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在半路设伏绑架后，用绳索在车里勒死，投入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附近的一口枯井内，上用泥土覆盖，事后，分别由蒋鼎文和戴笠向蒋介石复命。

在西北地区，除了军统西北区以外，戴笠还从各方面配合胡宗南开展反共活动。

1937年11月，胡宗南率所部十七军团撤出淞沪战场，二次入陕，作为蒋介石手中的一张反共王牌，屯兵西北。戴笠先后派大特务江雄风、俞墉、赵龙文等人到胡部工作，加上主动投奔的梁干乔，在胡部形成一个能力很强的特工人才小集团，深受胡的器重。为了保护胡宗南的安全，同时协助胡宗南的特务系统与军统西北地区的特工组织的关系，戴笠于1937年底选派浙警校特训班最得意的学生唐西园担任胡宗南的警卫组组长、随从副官、侍勤处长等职，唐深受胡的赏识，成为胡的亲信特务头目。以至到后来，唐之于胡，有如戴之于蒋，到了荣损与共的地步。

西北地区几乎成为戴笠进行反共斗争的第二个大本营。

从淞沪抗战到武汉保卫战时期，戴笠虽然反共的劲头很足，却屡屡不能奏效。他深知，一方面这是他过去擅长的动辄绑架暗杀的手段难以经常使用，手下又缺乏中统长期培养蓄积的反共理论和专业人才，军统虽然也集中了一批中共叛徒，但这些人过去在中共的地位不高，理论水平也有限，因而难以与中共进行有效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工作的张国焘有意脱离中共的消息后，十分高兴，急电军统在西安的组织，全力配合蒋鼎文、胡宗南拟定接应张国焘到武汉的行动方案。

1938年4月7日，张国焘利用到黄帝陵祭奠的机会，钻进了胡宗南所备的专车，4月11日到达汉口。六天后，张公开声明脱离中共组织，4月22日国民党《扫荡报》发表《张国焘声明》，5月6日发表《张国焘告国人书》。自此，张公开投靠了国民党。

张国焘到武汉后，蒋介石十分高兴，他初嘱戴笠照料一切，由戴安排张住在武昌小洋楼，并令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继而又决定交给中统运用，由陈立夫具体找张国焘密谈。这使戴笠极为嫉妒。他掌握到负责接待的中统特务、军委会特检处长丁默邨有贪污招待费的劣迹，就向蒋密报，蒋大为震怒。不但决定追究丁默邨的责任，而且决定将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把张国焘以军委会中将委员的名义交由戴笠运用。蒋的这一决定使戴笠兴奋得几乎不能自已。他连续几天惊喜得睡不着觉，每遇一些密友或手下的大特务时，总是得意地说：“连过去共产党中的权威领导人都来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将来打垮共产党还有什么问题。”戴笠认为张国焘此举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如果能利用他过去在中共的显赫地位和声望，对中共开展打进拉出的活动，即使不能彻底整垮共产党，至少可以对分裂中共组织起决定性作用。戴笠还以能作张国焘的长官而感到自豪，把张作为得意的部属。在武汉时期，张国焘几乎成了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嘉宾。戴每次请客，准备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用很骄傲的口吻告诉其他被邀请的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张国焘被交给军统后，戴笠安排各个特务组织轮流找张国焘谈话，索取中共党组织和军队方面活动的情报。张国焘对此十分卖力，供出了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并积极为戴笠的反共活动出谋划策。不久，武汉形势吃紧，戴笠把张国焘秘密送往重庆，准备作为手中的一张反共王牌进行充分运用。

大输家

1938年8月18日，戴笠接到福建闽北站站长严灵峰的特急电报，谓该站副站长兼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枪决。戴笠一生与人争雄，屡战屡胜，鲜有失败，何曾受到如此蔑视，现忽闻自己的爱将被人砍头，不觉痛心疾首，当即决定从汉口过江到武昌珞珈山，向蒋介石告状。

张超是福建长泰县人，因心狠手辣，很受戴笠器重，并极力加以培养为心腹亲信。陈仪是政学系的核心干部之一，尤与政学系的领袖张群关系密切。1934年闽变之后由军政部政务次长调任闽省主政。他与戴笠原无宿怨，但由于有政学系这一层关系，他因而被戴笠取为监视对象，并密令张超执行这一任务。

张超自恃有戴笠这层关系，也就胆大妄为。他在闽北闽南等地招抚土匪，暗地发展军事力量，这就引起了陈仪的注意。陈仪知道张超是戴笠的人，还极力加以容忍。然张超不但不把陈仪放在眼里，而且密谋策划倒陈活动。由此触怒了陈仪，密令福建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多方搜集证据，伺机捕捉张超。闽北站站长严灵峰获此消息，多次报告戴笠，但戴笠迟迟未采取措施，待张超在闽已不能立足，这才下令调张超出闽，另行任用。

张超倒陈未成，自己倒被赶出闽省，心中自是不甘，于是决定在临走之前大闹一场，把陈仪搞臭，使陈仪在福建也不能立足。张超将平时搜集的有关陈仪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整理出陈的十大罪状，派人到处张贴。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条是揭露陈仪老婆古月芳是日本间谍，陈仪通过老婆与日本政府勾勾搭搭，因而有汉奸之嫌。这一记无疑是打在陈仪的痛处，陈仪几无退路可走，当即下令李进德逮捕张超。陈仪是有胆量的，他一旦下手，也就不再手软，并且不待戴笠援手相助，就将张超以煽动闽人自治、破坏抗战等罪名，立予枪决示众。

陈仪毕竟是政学系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久历宦海风波，深知政治上制变机先、先发制人的道理，也就不等戴笠告状，先期密派心腹李进德携带张超在福建擅自建立武装、鼓吹闽人自治、暗杀谢荫德、为邝汉鸣冤以及进行倒陈活动的种种罪证，用专机密送武昌，再打电话给政学系首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请张群亲自陪同李进德晋见蒋介石，把张超的罪行和罪证全部呈送蒋过目。

自戴笠出山以来，地方封疆大吏敢于直接下令枪杀军统的重要干部，陈仪是第一人。素以争强好胜著称的戴笠，岂能容忍陈仪开此厉禁。但他在较量政治手腕方面毕竟难敌政学系的这一批老官僚，结果告状晚了一步，非但告状没有获准，反遭一顿臭骂，蒋怒斥说，张超有什么冤？他在福建搞闽人自治、反对陈主席、动摇地方抗战大局，铁证如山，死有余辜。你竟然口口声声为张超喊冤，真卑鄙，真无耻。直骂得戴笠汗流满面，几无地自容。到了这步田地，戴笠才知自己小觑了陈仪，以至铸成大错。但事到如今，戴笠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扑通”一声在蒋面前跪下，痛哭流涕地诉说，张超千错万错，自有“团体”纪律制裁，他陈仪要抓便抓，要杀便杀，如果校长不能给我作主，以后我也无法再干下去了。于是，戴笠一股傻劲上来，只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哭。蒋介石横竖不开口，他就横竖不起来。

蒋介石的坏脾气和他的独裁一样，都是一流的。平时，只要听到不同意见，马上就要用坏脾气去对付，何曾遇到今天像戴笠这样用泼皮手段对他进行要挟、纠缠，蒋介石一时无计可施，不觉也惹发了当年在江湖上练就的一套流氓脾气，抬起脚用皮鞋对戴笠一阵猛踢，嘴里不停地大骂戴笠“下贱！”“没有人格！”戴笠剧痛之下，锐气不减，仍然强辩说：“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做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戴笠见蒋介石还是不肯答应，进一步申诉道，报告校长，学生无能，并非无耻。我领导无方，现在呈请校长准予辞职。

当天，戴笠回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8号之五寓所，果然写了辞职报告，当即呈送上去。

蒋介石一看戴笠动了真格的，不觉心软下来。蒋想：戴笠当然是不能走的，否则从哪儿去找这样一位心腹杀手？陈仪自然也不能处分，否则，今后何以号召政学系这批官僚为我卖命？看来，鱼和熊掌要兼得，只有和戴笠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让他了解我的处境和难处，打消辞职的念头。

8月19日，亦即戴笠呈送辞职报告的第二天，蒋介石把戴笠召到武昌珞珈山官邸，训示说：“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话锋一转，蒋介石用一种难得的爱抚、亲切语气进一步开导说，陈仪的问题，不是一个陈仪，他是政学系的人，内有张群、翁文灏、魏道明、张嘉璈、何廉这些党国中枢，外有熊式辉、吴鼎昌、吴铁城、沈鸿烈这些封疆大吏，还有蒋廷黻这些驻外大使，都是和陈仪有关系的。他们中不少人过去为党国的反共事业出过大气力，帮过我的大忙。今天又有不少人是学者从政，我正要借重他们改善政府的形象，为党国的事业效力。自从他们的头子杨永泰在武昌被人打死后，这些人一个个都心存疑虑，战战兢兢，自相惊扰。我正要对他们多加抚慰，使他们安心供职。决不能为了一个张超，再惊动他们，动摇大局。你是我的好学生，就要体谅我的一番苦心。至于李进德，我现在就下令撤销他的警察局长职务，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你也回去好好想一想，张超之事，不许再提了，辞职之事，也不许再提。

戴笠听了蒋介石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极为感动。自从戴笠于1927年跟随蒋介石搞特工活动开始，戴笠已记不清蒋介石和他见了多少次面，讲了多少次话，但从没有哪一次见面像这一次亲切、随和、爱抚，也从没有哪一次谈话像这一次知己、恳切、充满感情。戴笠真切地感受到蒋介石把自己当成心腹亲信那种无话不可谈、无心不可交、无密不可泄的知己地位的满足。当即，戴笠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地回到寓所，题写了“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十二个字。并以此训示手下的特务们说：“我们的一切，都以这十二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才’只是技术而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从此，这十二个字成为戴笠标榜自己的座右铭。

忠与奸

八一三战事起后，中日两国军队从上海一直打到武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一方面指挥抗战，战场上的规模越打越大；一方面与日方秘密进行和谈，谈判也越谈越深入。在这之间，戴笠“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扮演了一个既是除奸杀手，又是和谈能手的重要角色。

早在戴笠从香港撤退到武汉不久，就开始下令各沦陷区的潜伏组织积极展开除奸活动。

展开除奸活动较早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这年年初，戴笠从汉口发电报给陈恭澍，命令他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和汪时璟。陈恭澍奉戴命精心筹划准备，于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57分，在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乘车行驶的王克敏实行狙击，但王克敏仅受轻伤，而与他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却被当场打死。事后，参加狙击的行动特务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遭到杀害。

开展除奸活动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投靠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伟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先后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岐、外交部长陈箓等汉奸击毙。

戴笠对上海局势最为忧虑的是张啸林的叛变投敌。蒋介石在西撤上海前曾多次交代戴笠，“上海的阵地不能丢失”，并要戴笠动员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结果，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张啸林则认为杜月笙走后，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也不肯离沪。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落水维持局面。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此一拍就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为日军的经济掠夺效劳，乘机大发国难财。

张啸林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汉口都十分关注。从杜月笙来说，他深知黄金荣已经老朽昏庸，在上海难成气候，唯张啸林野心勃勃，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况且杜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张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设若张翻脸不认人，这就会严重威胁到杜在上海的地位和利益。但这时杜顾虑到与张结拜兄弟的名声，还不想对张立下杀手，以免在江湖上引起非议。从戴笠来说，他深知张啸林的恶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也有一批门徒。如果让他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很艰难，甚至会被完全挤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考虑对张啸林应有个对策。但这件事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于是，戴笠于1938年5月利用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的机会，电邀杜月笙到汉口。

在谈话会的间隙，戴笠宴请杜月笙，并邀请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川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戴笠要设计对付张啸林，不与杜月笙私下秘密讨论，却要等杜的弟子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提出来，这在戴笠来说，本是看透了杜月笙的心事。戴笠是久经江湖历练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种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讲究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现在有陆、汪等人在场作证，可见得将来传闻出去杀张之谋出自戴笠，与杜无关，而杜却可以从中协助。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辞退，席间除戴外只剩下杜、陆、汪三个人。于是戴单刀直入地对杜说：杜先生，大帅（张啸林）是不是转不过身来？杜则谨慎地回答，这也谈不到转不过身来与否，我想或许还是由于我们相隔较远，传闻失实吧？杜的语气重在替张作辩解。戴笠听了杜的话，双手在胸前打了个八字，唔几声，在室内的地板上兜了两个小圈子，又突然用双手拍拍杜的肩胛，说：“杜先生，你要大义灭亲！”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神经也紧张起来。杜则似乎很激动地说，我的人决不杀他。杜的话已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戴笠一时不好相强，但心中却认为已达到了目的，于是把话题转了方向，直接对从上海沦陷区赶到汉口开会的汪曼云说：曼云兄，你回上海对他们说，要再是这样搞下去，别说我要他的脑袋。汪听了只好随声唯唯。在归途的汽车里，杜有意对陆、汪两个人说，听雨农今天的话，我替隔壁很担心事哩！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戴笠已经暗中布置上海区对张啸林拟订制裁方案，并伺机实施。

在布置对张啸林采取行动的同时，戴笠对原北洋军阀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下达了密杀令。唐绍仪本不至死，但是因上海区得到唐绍仪正与日方专使拙井接触，意图出山主政的情报。戴笠极为重视，曾通过杜月笙电邀唐绍仪到香港，但遭唐拒绝。戴笠由此分析唐绍仪已经答应了日方的条件，准备出山搞维持会，于是下令周伟龙给予制裁。周伟龙组织军统特务，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在福开森路唐宅的客厅里，用利斧将唐绍仪砍死。

国民党元老唐绍仪

不料唐绍仪被杀，却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也不便责备戴笠，只得用他自己的名义，给唐绍仪的家属发出了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5000元，并用国民党政府名义明令褒扬。一场血案就此遮掩过去。

蒋介石遇事惯骑两头马，即使在中日关系这样的国家大事上亦然。一方面炮火连天，兵戎相见；一方面唇枪舌剑，信使往还。打是真打，谈也是真谈。这在蒋的如意算盘则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仅在武汉保卫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与日方和谈的渠道就有三个。

第一个与日和谈渠道通过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由孔派出自己的亲信学生、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与日本大亨、民间人士萱野长知秘密接触，宋美龄曾亲临指导。第二个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侍从室二处陈布雷、周佛海秘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潜赴香港、上海、东京等地，与日本军方特务影佐祯昭进行接触。第三条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戴笠的军统特工渠道与日本军方代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在香港、澳门多次进行会谈。这就是被日方称之为“桐工作”的谈判路线。这是因为日方当时对其他渠道的和谈能否迅速有效地直通蒋介石身边，表示怀疑，因而在香港积极活动，希望能找到一条直通蒋介石的谈判捷径。这个消息被日本驻港铃木特务机关成员张治平得到，张治平是留英学生，军统香港区通讯员。于是张将此消息通过香港区长王新衡密报戴笠。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迎合日方的愿望，密派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长相十分相似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进行会谈。戴把这项工作交给军统国际科敌伪股具体承办，并指定邓葆光为第一承办人，其他任何方面、任何人不得与闻。所有来往电报，由译电科直送戴笠，由戴亲自面呈蒋介石。戴笠并为此秘密去香港进行布置和指挥。最后，双方商定由蒋介石、汪精卫、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三巨头举行会谈。板垣征四郎是日本政府内著名的强硬派，原先对蒋介石持坚决的排斥态度。在“桐工作”中，板垣指令今井武夫对蒋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使蒋难以接受，结果“桐工作”失败。

八、潮落潮涨

建立重庆军统局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首先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一座三层、一座二层的旧式楼房，另有一片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成为邻居；不久，又强迫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的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辟为一般大特务接待客人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是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和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湾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200亩左右。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抢到曾家岩50号房屋作戴公馆；抢到磁器口缫丝厂数十间老式平房作军统办事处；抢到磁器口对面山上的破庙五灵观作立人小学；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成为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

戴笠在重庆安营后，便着手整理内部。因军统局5月份在武昌成立时，由于战事关系，内部的组织和人事机构均未做大的调整。这次戴笠将内部科、股逐次升格为处、科，并新设许多处、室、科、股，大量扩充人员。从戴笠建立特务处以来，其内部机构的变化从没有停止过。建立军统局后，内部机构的变化更为频繁，有时快得连人事处跟着更改名字都来不及。这是因为军统是一个特殊机构，不受军委会编制部门的约束，况且戴笠生性多变，一个念头闪过，马上付诸实施，从不肯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蒋介石对军统的原则是只过问局级人事和编制情况，对局以下的机构、人事全权交给戴笠处理。因而，军统内勤要增一处一室、外勤要设一区一站，只要戴笠决定之后，马上就可以实行，完全不须向蒋介石或军委会请示报告。所需经费除军委会按核定编制拨发部分外，绝大部分都是由蒋介石按年度统一从特别费项目下补助。抗战中期以后，由于军统组织极度膨胀，所需经费十分巨大，蒋介石的年度巨额补助亦不能解决问题，戴笠就自己多方面开辟财源进行解决。

军统扩建之初，戴笠首先把书记室升格为秘书室，秘书室内初设文书科和译电科，后因业务大量增加，这两个科又分别扩充为文书组和机要组，组内再设科。秘书室由主任秘书主持工作，但因主任秘书郑介民不肯到职，故军统局仍保留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一职，主持内勤业务，大特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都在这个时期担任过书记长。结果弄得不但许多外勤特务不清楚书记长之上还有一个主任秘书郑介民，就是许多内勤特务也不清楚。戴笠是个细心之人，感到这样下去，一旦蒋介石查问起来，容易引起他的猜忌心理，郑介民也可以借口推脱。于是决定将书记长一职撤销，改设代理主任秘书一职，主持内勤业务。

秘书室以下的各处，习惯上按序号排列。初设一、二、三、四处，后来发展到八大处。

一处，即军事情报处，由特务处时期的情报科升格而成。与特务处时期有所区别的是，它不是按地区而是按业务分工设置内部科室。先后设有军事情报科、军运科、策反科、谍参科和国际科。处长先后由大特务杨继荣、鲍志鸿担任。

二处，即党政情报处，由特务处后期设立的党政科升格而成。下设党政科、侦防科、航检科、中共科和经济科。处长先后由大特务何芝园、王新衡等人担任。二处的核心是中共科。这是在国共二次合作以后新成立的一个科，任务是集中处理有关中共的问题。二处的经济科是一个权力极大的科室。第一任科长是德国经济学博士费同泽，但因费与副科长、颇有才华的日本经济学家邓葆光不和，科长一职被撤，由邓接任。邓同时兼任军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并以局本部名义直接指挥财政部缉私处、货运管理局、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查组领导的各地经济检查队，权力之大，令人侧目。

三处，即行动处，由特务处行动科升格而成。下设行动科、警稽科和司法科。不久，戴笠又将警稽科、司法科从三处中划出，成立警务处、司法处。行动处主管军统行动工作，领导全国各地的行动总队、大队、队、组等八十多个，并负责指导军统特务团和蒋介石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的任务。处长先后由大特务余铎、徐业道、阮清源等人担任。

四处，即电讯处，由特务处电讯科升格而成。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电监科，并单独设有一个人事科，负责管理该处的电讯人员。由于该处工作的特殊性，戴笠将其安排在重庆马鞍山独立办公，与军统局各大处分开活动。处长魏大铭，是特务处时期的“老军统”，著名的电讯专家，同时主管规模庞大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

五处，即司法处，下设审讯科和狱管科。处长先后由徐业道、沈维翰、李希成等大特务担任。

六处，即人事处，由军统人事室扩充而成。下设人事行政科、考铨科、福利科及卡片室。处长由李肖白、龚仙舫等大特务担任。

七处，即经理处，由军统会计室扩充而成。下设综计科、审计科、预算科、财务科及现金出纳股。处长徐人骥是蒋介石“钦定”的，他是协助戴笠、郑介民筹建特务处的元老，又负有从财务上监视戴笠活动的任务，故戴笠非但不敢搬动他的位置，平时在工作中也要敬让三分。

八处，即总务处，由军统总务科扩充而成。下设庶务科、管理科、交通科，并领导汽车大队、电话队、农场、官兵消费合作社。处长沈醉，是军统最年轻的处级大特务，平时吃戴笠的“大菜”最多，同时又被戴笠称为军统的总务专家。

军统后期成立的还有训练处、警务处和布置处。训练处由军统训练科扩充而成，任务是对军统的数十个训练班进行督训。处长郑锡麟是“十人团”成员，被称为军统的“训练专家”。其后由军统老特务廖华平担任处长。训练处同时主编军统内部发行的月刊《家风》，领导军统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家风》创刊于1938年5月，初名《半月时评》，这是戴笠用以控制军统内部思想的刊物。“抗日锄奸团”原由华北等地的爱国青年学生自发组成，后被戴笠发现并掌握，因而逐渐改变性质。警务处主管各地的警察机构与稽查机构。布置处是军统成立的最后一个处，任务是布置对沦陷区的潜伏和策反工作。处长马汉三，是一位野心极大的高级特务。

军统局内部比处略小一点的是各室和委员会等机构。督察室的任务与特务处时期无大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戴笠在军统局督察室内新增设了一个防奸股，专门监视在军统内部的中共叛徒，并防范中共派人打入军统活动。该股手拿戴笠赐予的“尚方宝剑”，发现有嫌疑人物，有权先行扣押，再审讯调查。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是特为张国焘而设的机构。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专门研究如何杀人放火、行凶破坏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机构。经济研究室主要研究有关破坏、扰乱沦陷区经济以及军统自身如何缉私、走私等方面问题的专门机构。总稽核室是军统的经济审计和监督机构。机要室（译电室）原隶属于秘书室，后由戴笠提升为处级机构，主任由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担任。

军统另外设有设计委员会、策反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财产清理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以及中山活动室、“四一”医院、神仙洞招待所、印刷所、造纸厂和特务团等服务、勤务机构。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办事处是因躲避日军空袭而设立的军统乡下办事处，有内外勤兼顾的任务。

军统的外勤组织除站、组相对比较稳定以外，区及办事处一类的机构变化甚多，难以确数。抗战时期，除东北以外，各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这些偏远省份）都建立了省站。有的一省则建数站。

军统时期，海外特工机构亦逐渐建成。先后成立了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机构。仅在越南境内就设有7个情报分站，并于1939年在广西南宁设情报总站，进行领导。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日本及其他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

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可谓多如牛毛，比较有影响的计有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军令部第二厅、军委会特种邮电检查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缉私署、直接税署、货运管理局、内政部警政司、各大城市警察局、外交部护照科、驻各国武官处、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各战区和集团军调查室、三军谍报参谋处室、各大城市及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航空委员会政治部调查室等等。

在过去特务处的各个时期，戴笠对手下的特工人数都有确切的记录，从1932年4月1日前的10个人，到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人数已达3600人。但后来因军统扩展太快，几至膨胀的程度，其在抗战各个时期的确切人数，根本无法掌握。粗略估计，军统在全盛时期的内外勤人数约5万人，军统掌握的各种特务武装约20万人，通过军统策反掌握的伪军力量约80万人；三部分力量合计100余万人。尤其前两部分力量的组织之严密、调动之灵活，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戴笠拥有的强大实力超过了使蒋介石放心的程度，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西解张、杨

戴笠西撤重庆，同时也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西解。

1938年春间，张学良被幽禁在郴州苏仙岭时，戴笠在汉口闻讯郴州街上发现了张学良的旧部，立即下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郴州的邻县永兴县。一个月后，戴笠再次电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湘西凤凰山。其时，戴笠正在湘西筹办临训班，临澧距沅陵只有200公里左右，距幽禁杨虎城的益阳只有100多公里。这样，戴笠可以借在汉口、临澧之间来回走动的机会，对沅陵、益阳两地进行控制。

在张学良启程向沅陵行进途中，戴笠给军统沅陵办事处主任晏武发电，要他对沅陵凤凰山上的凤凰寺进行修缮，并选30个精干的便衣特务随时听用，加强对凤凰山的警戒工作。

凤凰山位于沅水东南岸，与沅陵城隔水相望，从沅陵城观望，一如展翅欲飞的凤凰。山顶古庙凤凰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寺旁古木参天，浓荫蔽日，风景清静幽雅，张学良到达凤凰山后，戴笠专程到沅陵视察，对张学良住地的安全进行布置和检查，并成立军统沅陵邮电检查所，专事检查张学良的来往信件。另派从上海撤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大特务黄家持为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协助刘乙光对张学良进行监视。戴笠还给张学良送了一些食品，住了两天，因武汉战事紧张，匆匆返回汉口向蒋介石复命。

1938年秋冬间，武汉沦陷，日军乘胜进击，逼近长沙和湘西，沅陵吃紧。戴笠此时正在临澧主持临训班第一期的毕业典礼，同时筹划将临训班二期西迁湖南黔阳续办的事宜。经多方派人踏勘寻找，决定把张学良、杨虎城双双西迁贵州中部。那里群山密布，悬崖峭壁，川黔铁路横贯全境，既便于做好警戒监视工作，又便于戴笠来往视察检查。

戴笠为张学良选择的幽禁地是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这里是明代兵部主事、理学家王阳明读书讲学之所，距修文县城约三华里，环境幽静，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洞旁有数间房屋用作张学良“读书思过”、“修身养性”之所。

为杨虎城选择的地方初在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白鹤观，后因戴笠看到这里距公路太近，不符合绝对安全的要求，就亲自选定在距息烽县城十多里的玄天洞。洞内高三十多米，空间很大，仅有一个洞口可供出入。看守人员只要守住这个洞口，便是万夫莫开了，加之上山的道路又很偏僻隐蔽，真正是一个绝好的天然监狱。当时洞内有所道士观，戴笠当即命李家杰派特务把道士赶走，将杨虎城从阳朗坝移解过来。

修文与息烽两县相邻，阳明洞与玄天洞之间仅隔十多公里的一条山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杨两位将军虽双双被囚禁在此，历经数年，但谁也没有想到对方竟关押在自己身旁咫尺之地。

息烽集中营玄天洞

戴笠考虑到贵州将是长期囚禁张、杨的地方，故张、杨到贵州不久，戴笠就到修文、息烽进行视察部署，对加强看守张、杨的工作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把蒋介石关于“严加管束”的指令充分具体化，形成控制囚禁张、杨的五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戴笠亲自选派的刘乙光、李家杰两个特务队。戴笠规定第一道封锁线的任务是实施24小时连续不断的监视。白天负责内围警戒的任务，以30米左右的距离作半径围绕住房进行游动，到了晚间则收缩到寝室和门口。戴笠还规定夜间用竹梆打更的办法传递信息。夜幕降临后，特务们约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第二个便接着敲。如此循环往复，只要一个不响，带班的特务骨干马上去检查。因此，每到夜间，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令特务们丝毫不敢懈怠。

戴笠规定，杨虎城白天可以到室外和洞口走动走动，夜间便不许出屋一步。杨根据这个禁律，一天中最为兴奋的时刻是在白天到洞口去眺望息烽公路上的汽车，以解终年离群索居的孤独和寂寞。张学良白天的活动范围可以稍大一些，但到了黄昏一样不许出屋门一步。戴笠还从电讯处专门拨了一部电台交给刘乙光，由刘乙光及时向戴笠汇报看守张学良的情况，以防不测。

第二道封锁线是分别配属特务队的一连武装宪兵。戴笠规定他们的外围警戒线，白天可以达数百米，以控制较大的范围，任务是禁止行人和老百姓接近山洞。晚间则收缩到内围特务白天布岗的地方。戴笠还要求在通往阳明洞和玄天洞附近的道路上设置暗岗，以监视可疑的行人。并规定看守玄天洞的宪兵必须分双层布岗，一层设在玄天洞所在的山上，一层设在后山高地，通过火力控制后山和玄天洞口。

在外层宪兵和内层特务之间，戴笠规定只允许特务队长和宪兵连长接触，宪兵与特务之间不准交往，以达到双线控制，互相牵制的目的。至于监视张、杨的特务和宪兵之间，更是严格禁止互通信息，不准有任何横向联系。

第三道封锁线是阳明洞、玄天洞所在县、乡的行政及保警系统。戴笠先后保荐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祯任息烽县长，派看守张学良特务队的骨干特务邱秀虎任修文县保警大队附，代大队长负实际责任。后来，戴笠发现兼任大队长的修文县长胡立五与中统有关系，与军统若即若离。经报蒋介石同意，保荐军统特务王崇武任修文县长。这些特务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利用所任公开职务的便利，调动行政保警力量，配合刘乙光、李家杰等人做好看守张、杨的工作。

不久，戴笠认为不仅要控制息烽、修文两县的行政保警力量，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对贵州全省军警力量的控制。于是调邱秀虎为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到贵阳搞公开侦缉工作。修文县保警大队附则由军统特务熊仲青接任。结果，邱秀虎在贵阳的寓所，成为修文县看守张学良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为了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力量，戴笠报请蒋下手令，任命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傅仲芳兼任贵州保安处长，掌握全部地方武装，傅仲芳按蒋、戴的交代，亲自到修文、息烽视察，了解和询问看守张、杨的情况，拟订应变措施，以防不测。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军委会特务团组成。张、杨分别移解修文、息烽后，戴笠担心消息泄漏出去，张、杨旧部会联合营救，就请示蒋介石同意，调军委会特务第四团加强对张、杨大外围的看守任务。团长张止戈按戴笠的指示，把团部设在息烽县城，修文则派徐启龙的一个营驻守。虽如此，戴笠还是不能放心。又进一步增调军委会特务第二团驻息烽专事监视玄天洞，增调军委会特务第八团驻修文专事监视阳明洞。特务团均按戴笠的要求，在张、杨住地的外围建碉堡、设岗哨，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盘查行人，把阳明洞、玄天洞围得铁桶一般。

第五道封锁线是由军统特务控制修文、息烽两县的邮电通讯及当地的情报治安和联络部门。张学良到修文后，戴笠规定寄出函电都要经过刘乙光和驻修文邮检特务的检查方可发出。外面寄给张、杨的函电，除蒋介石、宋美龄的函电不准检查外，其他任何大员的函电都必须扣压检查。至于报刊书籍中涉及张、杨消息的，则一律扣压不送，进行销毁处理。凡发现有可疑人给张、杨寄送函电的，则必须派特务对寄送人进行秘密调查，重要情况须立即向戴笠呈报处理。

除了五道封锁线之外，戴笠还对刘乙光、李家杰分别单独传达蒋介石的密令，如一旦发生意外，来不及应变，则由刘、李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副官、保姆等人下杀手，统统打死，绝不能让他们被活着救走。

1939年2月下旬，戴笠到贵阳办事完毕后，在返回重庆途中顺便拐到阳明洞去看望张学良。戴见到张后，第一句就说：“雨农代表委员长问副司令好。”张苦笑回答说：“委员长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被囚之人，谢谢！”戴和张海阔天空地闲聊了一会儿，因事急着要走。张在送戴时，对戴说：“我想及时知道外界的情况，能不能给我送台收音机来？”戴沉思良久，才答非所问地说：“可以多选些唱片和书刊送来。”张知此事已不可为，也就不再言语，心情忧郁地返回卧室。

张、杨在修文、息烽，因交通也还方便，戴笠每年都要抽出一两次时间到阳明洞、玄天洞看看张、杨。其中，看张的次数和时间要多些。有一段时间，张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甚至流露出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每遇这种情况，戴笠总要备一些礼品，抽时间到修文来看看张。如抽不出时间，则写一封信，派总务处长沈醉或其他大特务带上礼品代表他去看张。如果还不能使张的情绪安静下来，戴则请示蒋介石批准，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由军统人事室主任李肖白陪同，一起去看看张。每次用两三天时间陪张谈谈外面的情况，缓解张的情绪。每当此时，李肖白总是寸步不离，以防他们私下达成什么默契。李完成任务后，照例把张、莫谈话的内容向戴笠详细汇报。而杨虎城照例是得不到张的这些待遇的。

戴笠每次去看望张、杨，表面上了解张、杨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实际上是检查对张、杨的看守情况。因此，戴每次在修文和息烽停留，都要听取特务队长、宪兵连长的工作汇报，然后再个别找特务与宪兵了解情况，进行核实，以防特务队长或宪兵连长对他欺骗，逼得特务和宪兵们对看守工作十分谨慎严密，丝毫不敢大意。

越境追杀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重庆，经昆明，到达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以“恢复和平”为口号，开始了卖国投敌的活动。

汪精卫的出逃，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戴笠受蒋密令，对交通部长彭学沛、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等一些被认为与汪精卫出逃有关的人，暗中进行审查控制，命令军统云南站长李家祯、西南运输处监察组长张炎元调动庞大的特务组织，对认为协助汪精卫出逃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严密监视。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作出罢免汪精卫公职的决定，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进行揭露，下令“严缉惩办汉奸”。此后，蒋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拟订制裁汪精卫的行动计划，抓紧时间进行布置，一定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去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具体行动时间则要听蒋的最后通知。

戴笠是靠暗杀起家的，在布置行动方面虽有丰富的经验，但对完成这次任务也感到毫无把握，因为执行中难度很大。

首先，这是一次国际行动。如何越境组织暗杀，这在军统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历来对殖民地的治安抓得很紧，连武器也禁止携带。加之语言不通、地形不熟、风俗不同，这就使得行动人员办事很不方便，形迹很难隐蔽。戴笠深知：暗杀是一项十分精细严密的行动，只要在某一细节上稍一疏忽，就有可能招致全盘工作的失败。军统虽有不少国际情报人员，但是却没有一个国际行动人员。况且过去在国内组织的暗杀行动，不但有大批军警宪人员进行配合，而且参加行动的特务都是在当地活动多年的“老地方”，地形熟、关系熟、人员熟，可谓得心应手。而这次越境行动根本无此条件。

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

其次，汪精卫是一个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政客。这一次出逃更是汪与日本政府长期策划的结果，为世界政治舆论所瞩目。汪的一举一动必受法、日当局的密切注视，这就给行动的隐蔽性带来了难度。汪精卫虽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在一生中却与暗杀有不解之缘，既暗杀过别人，又被别人暗杀过，是从炸弹枪弹中翻滚过来的人，况且汪与蒋长期共事，蒋靠暗杀铲除政敌的手腕，汪可谓比谁都清楚。以汪之机警，岂有不防蒋这次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会施出暗杀这一杀手锏的道理。

另外，这次行动准备的时间仓促，难以周密筹划。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必须抢在他潜回南京之前，而准备工作的难度又远非国内组织的行动可比，这就使戴笠深感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难以逆料。但是，戴笠深知这次行动非同小可，必须全力以赴，拼死一搏。他从蒋处回到军统局后，当即请人从军令部二厅找来郑介民，研究拟订此次行动的计划与具体方案。

首先是行动组的人选问题，戴笠提出了特工技术专家余乐醒，此人不但对行动工作颇有研究，办事精明干练，爱动脑筋，且能讲法语，这在作为法国殖民地的河内，是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此人可以作为这次派往河内的较佳人选。唯余乐醒缺乏组织指挥重大行动的实际经验，难负挂帅重任，必须另有一员大将前往主持。经戴笠和郑介民反复考虑，决定调天津站长陈恭澍任河内行动组组长。此人参与策划和指挥过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人的重大行动，胆大心细，经验丰富，可当此重任。同时被选定参加行动组的成员分别有：戴笠的随身警卫王鲁翘、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的教官唐英杰、军统局特务总队的行动员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唐英杰从小练习武术，据说有飞檐走壁之功，被戴笠视为江湖异人；王鲁翘是杭州特训班学生，多年跟随戴笠，百步之内，枪法百发百中，曾参加追杀王亚樵的行动。其余行动人员，也都各有专长，是军统的老牌行动人员。行动组人选确定后，戴笠一面发电给陈恭澍，令他火速赴港待命；一面对其余人员分别接见，进行精神训示，勉励他们竭力为领袖尽忠效命。然后分批分期从多路潜往河内集中，以避人耳目。

本来蒋介石考虑由郑介民亲赴河内指挥，但戴笠考虑再三，认为此次行动关系实在重大，而郑介民多年来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令部二厅，对军统局的许多情况日见生疏，由他出马指挥，许多方面还要先熟悉情况，不免贻误时机。于是，戴笠向蒋介石请缨，决定亲自出马，担任这次越境刺汪行动的总指挥。

戴笠反复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将刺汪行动的指挥中心设在哪里比较合适？当时，可供选择的地点有三个：河内、昆明和香港。

经过选择比较，戴笠决定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一是香港是一个自由港，鱼龙混杂，便于隐蔽。二是人员进出方便，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便于调遣人员。三是香港距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空中班机可直飞重庆，便于戴笠来回走动。四是军统局在香港经营多年，特工力量亦很雄厚，其他设施也很齐全，便于调用。五是汪精卫手下有不少爪牙正潜伏在港，随时准备待机而动，指挥中心设在香港，亦可以同时对这些汪的同党加强监视，必要时给予惩戒，以儆效尤。

一切准备就绪后，戴笠于1939年1月中旬，带着甲室的毛万里、王绍谦、季若恂等人直飞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设立指挥中心，并在香港高街6号设立联络站，安排甲室秘书毛万里在此办公和住宿，负责联络工作。戴笠本来在香港购置有一幢洋房，但为了隐蔽行踪，却另外在香港、九龙分别租赁公寓，轮流居住。为了保密，戴笠一般只于夜间接见调遣陈恭澍等有关人员，并在联络站设立两座电台，由戴笠指定报务员日夜值班，不间断地与河内、重庆保持联系，电报则由甲室工作人员王绍谦、季若恂亲译，交戴笠亲自处理。

戴笠实施刺汪计划的第三步方案是准备亲自到河内进行一番布置，为河内行动组接上各方面的关系，并对集中待命的行动组人员进行分工，明确任务和责任。军统在河内原先派有一个特务，叫方炳西，此人曾任军统越桂边区站站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谍报处科长等职，现以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的身份进行工作。在这之前，戴笠已有电报发给方炳西，令他设法租赁了一幢独立的二层楼房，作为行动组的密点，购置了一辆旧的福特牌小车，解决了行动组的吃、住、行等问题。另外，戴笠已在河内预先派遣了一名姓徐的直属通讯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与法国籍的河内警察总监尤为熟悉，在当地的华侨社会中也颇孚众望，被尊称为徐先生。戴笠过去交给徐先生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

戴笠以何永年的化名领得护照后，从香港乘飞机赴河内。到达行动组居住的密点后，当即召见陈恭澍、余乐醒等行动组人员，指示他们按预先计划外出熟悉河内的市容和地形，然后单身一人拜会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说明此行来意，并以封官许愿作条件，要求许念曾对此次行动鼎力相助，得到许的承诺（许念曾后来经戴笠援手推荐为驻埃及公使）。于是，河内总领事馆成为刺汪行动的前线指挥所和联络点，馆内设立了电台，作为河内与香港之间联络专线。行动组人员也在领事馆的掩护下顺利开展活动。

戴笠拜访许念曾之后，又秘密会见了徐先生，交代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多年与河内高层人员建立的关系，侦查掌握汪精卫在河内的行踪，及时向行动组提供。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地当局表面上的态度是不给汪精卫一行活动的方便，实际上暗中对刺客之类严加警戒。因此，徐先生与河内警方建立的关系对协助行动组的活动极为重要。

戴笠在河内活动了两天时间，将各方面的关系疏通联络之后，一一交给陈恭澍。离开河内之前，他又召集行动组全体人员，交代布置任务。戴笠对行动组的分工是：余乐醒负责“软性行动”，主要研究和实施用毒气、毒药、定时炸弹、爆破等特种技术对汪进行制裁；陈恭澍负责“硬性行动”，研究和实施对汪进行狙击。陈恭澍任河内行动组组长。戴笠要求行动组全体人员必须按预定计划积极开始布置，精心准备，周密策划。关于武器，近期当陆续送到。至于具体制裁时间，必须听香港指挥中心的最后指令。戴笠最后用警告的语气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成绩，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戴笠一切安排完毕，已是到达河内的第三天凌晨，当即由方炳西用车把戴送到河内机场，悄悄地回到香港。

从河内归来，戴笠的第四步计划是解决武器问题。当时，法国殖民当局为防止恐怖暗杀和骚乱暴动活动，对治安抓得很紧，尤其对枪支弹药控制极严。从外面带进去很不容易，用高价从“地下”购买，一时也买不到很多，更难以买到性能好、杀伤性大的优良枪支。枪支问题不解决，刺汪就无从下手。但是，戴笠对这个问题早有预案。抗战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海口全部被日军封锁，只剩下一条滇越铁路经河内到达海防港口，成为重庆政府进口国际物资的生命线。为此重庆政府派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陈修和通过法国驻华使馆武官与法国军火商龙东的关系，与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达成利用滇越铁路运输军火的秘密协议。为确保这条国际通道的运输效率，军委会专门成立了西南运输处，并分别在海防、香港设立分处。西南运输处的监察组长张炎元就是戴笠手下的大特务，张炎元同时在海防分处派有监察员，通过力争，又将香港分处监运科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科长由香港区长王新衡担任。为此，戴笠回到香港后，立即与张炎元取得联系，由王新衡以西运处香港分处监运科长的身份派人运送一批手枪到越南海防港口，交西运处海防分处的军统监察员，再由河内刺汪行动组派人秘密到海防领取，偷运进河内。

为确保完成刺汪任务，戴笠指令军统美国站特务从美国购买了两支崭新的左轮手枪。这种武器的特点是射程远，杀伤力大，很适合狙击行动使用。枪购到后，戴笠经多方打听联系，最后决定请法国援华志愿军大队联络官曹师昂携同法国妻子专程将武器送到河内。曹师昂虽是湖南人，但因毕业于法国军事航空专业学校，曾任法国空军第35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法国空军作出过贡献。回国后，出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开始后任法国志愿军大队联络官，在法方有很多熟人朋友。故曹师昂把两支枪藏在行李中，经朋友向河内法国警方打招呼，未经任何检查，就顺利地把武器带入河内，按预定地点交给行动组。至此，武器问题亦顺利解决。

戴笠实施的第五步计划是对汪派滞留在港人员进行监视、分化和打击。在汪精卫蛰居河内的时候，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前沿地带。先后到港的有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后与汪持不合作态度）、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佛海、艺文社主任陶希圣、中央立法委员林柏生、江宁县长梅思平、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痒等人。汪精卫的老婆、中央监察委员陈璧君在香港与河内之间来回奔走联络，传递情报和消息。高宗武、梅思平则在港与日方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

陈璧君来港，住在九龙塘汉口道26号三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则合住九龙塘约道5号。一众人自知已成为戴笠手下特务注意的对象，因而个个藏头露尾，深居简出，行踪诡秘。

为此，戴笠与当时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706号房间的杜月笙约谈，请他联系物色人选，对汪派人员进行分化、拉拢、瓦解；并指令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调动香港区的全部力量，对汪派在港人员严密进行监视，掌握他们的住址、行踪的动向，以判断汪精卫居留河内的时间和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配合刺汪行动组的行动。

早在戴笠到港初期，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部署河内刺汪的行动，一方面对汪派在港人员进行打击。戴笠选择首先打击的对象是林柏生。这是因为汪精卫的《艳电》以及许多和平理论都是在以林柏生为社长的《南华日报》及以林柏生为主任的蔚蓝书店发表、宣传的。为打击汪精卫集团的气焰，抑制其投降活动，戴笠决定先拿对和平投敌活动极为活跃的林柏生开刀。当时，《南华日报》设在香港荷李活道49号，蔚蓝书店设在皇后大道华人行七楼6号A。戴笠先令香港区情报员、香港《珠江日报》编辑刘大炎利用记者身份从这两处找林接触，另派香港区书记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在一侧跟踪侦查林的日常出入途径，伺机行动。在动手之前，戴笠先派人传话给林柏生，约其在香港思豪饭店会谈，其实是借此送一个警告的信号。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仍然我行我素。于是，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于1939年1月13日晚上进行伏击，结果错杀了一个和林柏生长得很像的陌生人。这一晚，林柏生因留在《南华日报》馆，通宵未归而侥幸躲了过去。1月17日中午，陈璧君在九龙塘汪宅邀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吃饭。下午3时，林柏生被香港警察厅政治部约去谈1月13日晚的暗杀事件，要林柏生当心。谈话完毕，林柏生因与梅思平、陈春圃等人相约在告罗士打饮茶，于是步行前往。当林柏生行经香港历山大厦门前时，刘方雄再次指挥两名行动特务从背后跃出，用袖藏的铁棍对准林柏生的头部猛击一棍，林当场昏死过去，两名特务一名当场被人擒获，一名乘隙逃走。林柏生由警方秘密送往玛丽医院治疗一个多月才痊愈。

经此一击，汪派在港人员锐气大减，一个个蛰居潜伏起来，只于夜暗中进行一些活动。汪精卫在河内闻知林柏生被击，更是小心谨慎，步步提防，先是躲进河内西北约80公里的一处名叫“丹岛”的避暑地。1月28日，陈恭澍率行动组人员跟踪找到“丹岛”山中，汪精卫当机立断，住进了河内市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7号朱培德夫人的别墅里。不久，这处地方亦被陈恭澍按徐先生递送的情报找到，于是河内刺汪行动组开始了一系列的周密计划和准备工作。

3月中旬，戴笠从各方面得到情报，汪精卫将在近期内有离开河内的迹象，于是，经请示蒋介石批准，于3月19日电令陈恭澍：“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行动组本拟在3月22日夜间开始实施硬性行动。但是在3月20日，因汪精卫一行要在当日到距河内市区数十公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故行动组改变计划，准备在途中进行狙击。结果在河内郊区红河达莫桥头被汪精卫等人发现行动组的企图，而陈恭澍却于此时有一个瞬间的犹豫，使汪精卫一行得脱，临时取消旅游计划，回到高朗街27号住宅。

陈恭澍见行动组的企图被汪精卫发现，决定将行动计划提前到3月20日夜间实施。本来高朗街27号朱宅是一幢三层楼房。三楼正面两间房间，一间较大，一间较小。较大的一间，里面有床铺设备，汪白天大多在此起居会客，而夜间则睡在隔壁的那间较小的卧室内。这也是汪的机警狡诈处。结果行动组通过长期观察，推断较大的房间是汪的卧室，作为行动的第一目标。当晚6名行动人员全体出动，按预拟行动方案翻墙入楼，用利斧砸开房门，举枪狂扫屋内。结果，住在房内的秘书曾仲鸣被打死，而汪精卫却再次逃生。

在河内被刺身死的曾仲鸣

陈恭澍等人满心欢喜地逃回密点以后，却打听到20日晚的行动误中副手，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陈一面急电戴笠报告结果，一面即派王鲁翘火速赶往香港，当面汇报经过，其余人则暂留河内听候戴笠对下一阶段行动的指示。

戴笠在香港高街6号听完了王鲁翘的汇报，许久不作一声。此次行动，戴笠可以说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也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投入了全部精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进行遥控指挥，甚至连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不能不使戴笠极度伤心。而此次行动失败，其政治上的后患将难以预料。但到这一步，大势已去，行动组再留在河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是，戴笠在表扬了王鲁翘等人的忠勇行动之后，立即下令解散河内刺汪行动组，召陈恭澍、唐英杰回香港，调余乐醒等人径回重庆，除陈邦国、余鉴声等人被河内警方逮捕外，其余人员被分别派往他处。所有人员接电后立即撤离河内，不得停留。一切善后事宜交方炳西办理，香港指挥中心也随之撤销。

多年以后，戴笠在总结河内行动的教训时仍然心有不甘地说：“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的了。”

控制孙殿英

戴笠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复命。出乎戴笠意料之外，蒋并未对这次失利进行深责。蒋深知汪精卫亦是国民党集团中的顶尖人物，非等闲之辈，以蒋之老练精明，数十年来尚不能制服汪，何况戴笠。退而论之，戴笠这次能亲率特务，第一次超出国民党政权所能提供保护的范围，孤军深入到别国境内，将汪精卫的副手打死，也属难能可贵。

更为重要的是，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区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

戴笠受命后，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戴笠此行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自从1933年戴笠与孙殿英天津一别后，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得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支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多人，编成了四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枭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得“正果”。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宝贝开路。

1937年8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到南京。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笠赠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身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把玩一番，果然如此，不禁连连喝彩。于是这件宝物由戴笠提议献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连连称是。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他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做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宝物之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孙又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摆平。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乃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五尺，剑柄特长，上雕九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孙殿英说，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乃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落派使节来京入朝，晋谒高宗弘历皇帝，所献的一件宝物。当时高宗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高宗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说到此处，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他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老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一套大话自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孙老殿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同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分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孙殿英。一见面，蒋即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谢恩。接见完毕，蒋瞪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把孙殿英吓出了一身冷汗。孙殿英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向雨农盟过誓……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好，即退了出去。

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在孙殿英认为，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一个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孙殿英一生奉行的三句名言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在他认为，南京之行就是利用戴笠是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达到耍人耍得好、撒钱撒得呱呱叫的目的。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亦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掩护，率领一个特派小组，配属一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谊，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

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和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做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四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

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

1939年1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的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诰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属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为“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此行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于蒋介石。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古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林县分手之后，戴笠在外转了一大圈之后，很久才回到重庆，然而也还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来。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答说，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做计议。戴笠再去电问孙殿英，孙则久久没有回电，因此时孙与日本侵略者在暗中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领会戴笠重提讨剑一电的用意，因而将此事搁下。留下一段公案，终至危及戴笠日后生命。

失败之潮

1939年，是戴笠的军统组织经受重大打击和考验的一年。

七七事变后，仅一年多时间，中国半壁河山已处在敌蹄的蹂躏之下。随着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战败和溃退，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大都随军西撤，军统秘密组织则纷纷进入潜伏状态，继续从事沦陷区的特工活动。

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绥靖和顽固反共政策，戴笠的特工工作缺乏对日特斗争的思想、组织和业务训练与物质准备，结果匆忙转入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工作，使得平日里习惯依靠统治阶段的力量，为虎作伥、养尊处优的军统特务，根本适应不了艰难困苦的地下特工生活，结果在日伪特务汉奸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打击下，纷纷暴露瓦解。最使戴笠痛心的是许多军统特务被日伪逮捕后，又摇身一变，公开落水当起汉奸特务，转过身来更加凶狠地帮助日伪组织向军统进攻。

最先叛变的是军统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钱新民叛变后，将全区人员名册和电台全部交出，军统南京潜伏区彻底垮台。

接着是军统上海潜伏区受到沉重打击。由于上海租界当局对军统特务暗杀唐绍仪事件不满，先后逮捕了上海潜伏区情报组长和助理书记刘方雄、王方南以及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等人，后经戴笠出钱买通租界探警人员，刘、王、周等人先后获释，被次第调往香港、重庆。

周伟龙调走后，戴笠调华北区区长王天木接任上海区长。1939年夏，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被汪伪76号逮捕后投敌。经陈明楚出卖，上海区机关遭到极大破坏，区长王天木也被逮捕，因经不住76号特务的威胁利诱，也公开落水当起了汉奸。这个时期同时落水投敌的军统大特务还有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天风、上海区行动组长林之江等。这些军统特务投敌后都先后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出任要职，疯狂地破坏打击军统潜伏组织。

王天木在上海投降日伪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受王的影响，亦在当年9月向日伪投降。他把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华北区受到致命打击，仅遗区长陈恭澍一人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或则投敌、或则坐牢、或则被杀、或则潜逃，华北区组织机构从此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几乎在这同时，军统外围组织平津抗日锄奸团（抗团）亦被株连，惨遭打击。大批团员被捕坐牢，不少人被杀害。团长曾澈亦不能幸免。

戴笠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南北两大特工中心上海、天津受到严重破坏。震惊之余，戴笠一方面迅速调整人事，指定原上海区行动组长赵理君代理上海区长，原华北区副区长倪中立任天津站长，重建上海区和天津站；一方面指令赵理君、倪中立制裁王天木、裴级三。但是赵理君不但未能完成任务，甚至自身在上海也不能立足，戴笠只得将他调往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科长，派陈恭澍到上海任区长，执行制裁王天木的任务；赴天津组建天津站，负责制裁裴级三等汉奸的任务的倪中立到津后，立足未稳，即遭日特破坏，倪中立也被杀害。不久以后，戴笠又续派大特务陈仙洲到天津建立特别站，派张家铨重建天津站，两站再次被日特破坏，仅余张家铨、陈仙洲二人分别逃回河南和重庆，站中许多人被捕。从此以后，天津站一蹶不振，始终未能建立，军统在天津的组织只余下一些零星的小组或电台断断续续在活动。

1939年底，汪伪76号特务在王天木的协助下，又赶赴青岛，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以下十余人，连同电台全部拿获，傅胜兰等一批人亦集体投靠了76号特务组织。在这期间，军统武汉区也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区长李果谌被捕投敌，出任伪皇协军参谋长，后因争权夺利，被伪皇协军司令熊剑东借机诛杀。

在军统南京、上海、平津、青岛、武汉等地的特务组织连遭破坏打击、大批军统特务落水投敌的同时，戴笠于沦陷区开展的特工活动也连遭失败。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一行从河内抵达上海，很快与原中统特务头目丁默邨、李士群等人先期成立的汉奸特务组织合流。一时，上海成为蒋汪特工斗争的中心。

先是在1939年夏天，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以统一国民党各派系特工在上海的力量，与日汪汉奸特务斗争。但是，统一委员会负责实际工作的CC系特务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在上海的组织，统一委员会还是“统而不一”。

接着，戴笠给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下令，指示他在上海广泛组织除奸活动，以打击汪伪汉奸势力。陈恭澍奉命后，于这年秋天派军统特务詹森把汪伪76号特务组织的后台人物季云卿枪杀在上海威海卫路智仁勇中学对面。季是上海青帮“通”字辈流氓，76号的大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都是季云卿的“徒弟”，76号的许多凶狠打手，都是经季云卿介绍的，所以陈恭澍首先选择季云卿作为打击76号的目标。但是，不久以后詹森因自泄“天机”而被76号逮捕，由汪伪特工委员会主任周佛海批准将詹森枪毙。在这期间，军统少将高参萧家驹、军统特派员罗梦芗先后到上海开展除奸活动，均被原先从军统落水的76号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诱降引荐给76号特务头目丁默邨、李士群，由76号分别安置为“和平救国军”的参谋、76号的顾问等职。1939年10月，军统少将特派员王钟麒、李济时被派到上海不久，也被由军统反水到76号任第一处处长的林之江出卖抓进76号，先后投敌，被聘为76号顾问和专员。这年底，军统特务李持平、陈家栋也先后被由军统反水过去的特务吴道绅出卖，未经用刑就投降了76号，也被分别委任为76号专员和电务处电务员。后因李士群发现李、陈二人仍暗中与戴笠保持联系，李士群当即命76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万里浪将二人绑赴上海中山北路76号刑场一起枪杀。

戴笠屡战屡败，极为震怒。他总结了这一年多时间里连遭失利的关键是一批军统特务的叛变，他们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落水，带动一串；一串落水，又带动一片。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经过反复研究，戴笠认识到汪伪汉奸特务的手法是以“军统”打击军统，自己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暗中收买拉拢汪伪汉奸特务打击汪伪汉奸。于是，戴笠急电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指示他或用重金收买，或用既往不咎、将功赎罪等办法，对原先落水的军统特务，进行反收买。然后利用他们开展除奸活动。

陈恭澍接电后依计行事，首先收买到王天木的随身警卫员马河图，许以重金，要他伺机暗杀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等一批汉奸特务。马河图在1939年12月25日的圣诞之夜，利用王天木、陈明楚、何天风等人到沪西兆丰夜总会跳舞的机会，拔枪突袭，将何天风、陈明楚当场打死。马河图对王天木念在多年老上司的份上，一时手软，使王天木瞬息之间躲进沙发背后，幸免一死。马河图当即逃离沪西兆丰夜总会，躲进法租界，由陈恭澍将他转移送往重庆向戴笠领取10万元奖金。王天木虽死里逃生，但由于涉嫌，也被76号扣押起来，送进了牢房。戴笠一击而中，多少也出了一口郁积胸中的恶气。

四杀汪精卫

自从军统特务在河内刺汪一击不中之后，戴笠心有未甘，始终把汪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将极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去，以完成自己的最大心愿，从而能使自己在蒋介石面前说得起话。

1939年5月，戴笠闻知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并与以原中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组织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知道仅靠上海区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利用过去是“改组派”的关系，打入汪精卫身边，伺机下手。戴星炳奉戴笠命令，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但因戴星炳原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后并不能得到重用，因而难以与汪接近，加之汪此时经两次暗杀，早成惊弓之鸟，处处严加提防。结果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戴星炳感到再这样混下去，对戴笠、对蒋介石都难以交代，于是写信建议汪精卫，说他可以回广东策动张发奎、李汉魂、邓龙光等原粤系将领投汪。其本意原是想借此抽身，向戴笠交差。但戴笠并不肯放戴星炳过关，他决心要刺汪成功，代价再大也在所不计。于是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亲率十名行动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吴赓恕等人也先后潜赴上海，开始工作。按照戴笠对戴星炳、吴赓恕交代的新计划，如果刺汪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的大汉奸。于是戴星炳、吴赓恕决定先取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但因事机不密，戴星炳被76号逮捕。丁默邨、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号与军统暗中携手合作。戴星炳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信，军统局也复函同意。但复函中通过粗细笔画的运用，另给戴星炳秘密指示，命令他伪装合作，寻机除去丁、李，加紧除汪。丁、李破译此信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汪精卫，汪对戴星炳的“背叛”极为痛恨，大笔一挥，立予枪决。戴星炳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军统大特务。

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伺机刺汪。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器重。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再谋刺汪之策。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有师生之谊，吴便威逼陈承纶利用与汪的师生关系去接近汪精卫，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下毒，置汪于死地。

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根本无胆量去谋汪之头。但吴赓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蛮横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绝吴的要求。他考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让汪精卫来对付吴赓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经过向汪全部密报，由汪交代76号设计将吴逮捕，立予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随之失利。

吴赓恕的死讯由军统上海区报告戴笠，戴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戴对汪的报复心理。为此，他重新调整部署，一方面派智勇兼备的军统行动专家、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接任上海区区长，以加强对刺汪行动的领导；一方面用内外结合的方法，在上海建立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汪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该站再收买随王天木投汪的76号第二处专员、原军统特务诸亚鹏，三谋刺汪之策。整个行动由北极冰箱公司经理、军统特务陈三才指挥协调。考虑到汪精卫此时出入都乘坐保险汽车，戴笠还为陈三才配备了一支穿甲枪，以作狙击汪的汽车之用。这件案子本做得极其机密，戴笠也寄予厚望，不料被军统特务吴道绅出卖，结果陈三才被捕，诸亚鹏供认，所有刺汪行动计划、文件与枪支弹药全部被抄，陈三才也被76号结案向汪具报。第四次刺汪行动也半途夭折。

四次刺汪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戴笠仍然铁了心要取汪之头。他总结了多次失败的教训，决定再次变换部署，挑选一名能够接近汪精卫的壮士或侠客，在汪接见时，不须借助凶器或毒药，只凭拳脚功夫，当场取汪之命。这样既能通过汪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简化步骤，迅速实施刺汪行动，减少在长期准备过程中暴露行迹的风险。经过戴笠饬令军统局行动处多方寻找，居然物色到一名理想的行动人员。此人名叫黄逸光，广东人，其手腕力量极大，据说曾打死过一只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徒步旅行团，自任团长。到南京后，当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曾接见过他1次，并合影留念。

黄逸光受命后，当即带着照片到南京晋见汪精卫。此时汪已“还都”南京。因多次破获军统组织的刺汪案件，汪早已“成精”，保护更加严密。自改组派分子戴星炳因刺汪行动案被枪杀后，更是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提防，防止他们是戴笠派出的刺客。现在黄逸光仅凭当年一张发黄的照片便要求晋见，汪当然不会放心，于是先秘密派76号特务调查一番，果然从他下榻的中央饭店房间里搜出4英寸穿甲手枪1支，达姆弹十发，照相机一架，小型电台一座及密码本。据此，76号特务将黄逸光当即逮捕，并从黄逸光身上搜出一包毒药。原来，黄虽然带了枪支弹药，但按照戴笠的交代，并不想使用。按原计划只想利用与汪的同乡和故旧关系，在汪接见时，只凭巨大的臂力将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当场吞药自杀。汪精卫闻报，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黄逸光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三个丧命的军统特务。此时，陈三才尚关在监狱中，汪精卫一时无暇顾及。岂知关了一段时间后，陈三才的家属贿通汪精卫的连襟诸民谊，要他向汪进言，开释陈三才。岂知诸不提还可，一提反倒提醒了汪精卫，他当即从一大堆文件中，找出76号上送的那份报告。这时的汪精卫，早已铁了心，杀人也早杀红了眼，凡有刺汪行动的人，决不宽恕手软。于是当即在报告上立批“着即枪决”四个字，陈三才成了刺汪行动的第四个牺牲者。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的1年时间里，戴笠为刺杀汪精卫，又连续四次组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四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这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汪精卫确是条很难对付的老狐狸。戴笠虽然对汪恨之入骨，必欲啖之而后快，却又无可奈何。终于在计穷力竭之际，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放搁一边。这是戴笠自出山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比起张超被政学系人物陈仪所杀，还要刻骨铭心。蒋介石对戴笠组织的刺汪行动屡屡不能奏效，深感失望和不满，对军统的行动效率大加斥责，所幸这期间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伪集团，策动高宗武、陶希圣出走成功，颇有微功，故蒋对戴未予深究。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自认为帮助汪精卫策划“和平运动”有大功的人，在汪精卫“组府”分赃的过程中，高一心要当外交部长，陶自念当个冷衙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但是，“组府”的名单敲定后，汪只给高一个外交部次长的位置，给陶一个宣传部长。为此，两个人愤愤不平，认为给汪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出了这样大的气力，竟不能谋到一个像样的部长当当，不免心怀抑郁，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只好动动别的脑筋吧

恰在此时，杜月笙在香港接受了戴笠要他在汪伪集团中物色对象，伺机进行策动投蒋的任务，也在暗中对高、陶动足了脑筋。担任杜月笙与高、陶之间联络任务的是徐寄庼和黄漱初。徐与杜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匪浅。上海沦陷后，杜、徐先后赴港，黄与徐一为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二为温州同乡，三为商界搭档，因而私交甚笃。而黄漱初与高宗武、陶希圣都是小同乡，且与高宗武有师生之谊。杜月笙受戴笠之托，商之于徐寄庼。徐遂引黄见杜，三个人密商结果，认为可以利用黄漱初到上海策反高宗武、陶希圣投蒋。杜当即将此事通过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电告戴笠，由戴笠开出条件或价钱，好使黄到沪活动。戴因此时在重庆一时不得脱身，故请杜到重庆面商。杜到重庆后，与戴笠商量的结果，认为最好还是由黄先到上海探听高、陶的口风，如他们愿意回头，则可以先开出价码，然后再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杜一听亦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在渝停留3天就匆匆返港，然后先从自身腰包里拿出一笔活动费垫上，送黄漱初上了去上海的豪华客轮。

黄漱初在上海活动了半个月，对高、陶晓以民族大义，劝其回头。高、陶早有悔意，所虑的是头上已有了一顶大汉奸的帽子，回至重庆时会受到惩处。其意也就是要蒋、戴表态，必须先给他们把那顶汉奸帽子摘掉。

杜月笙对此事无权裁处，电告戴笠，戴请示蒋后，蒋嘱戴邀杜赴渝面商一切。于是杜月笙第二次飞渝，由戴笠直接引见蒋介石。蒋听完了杜的详细汇报后指示说，只要高、陶脱离汪伪集团，可以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给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给资出国，一切由他们自己选择。如果他们能将日汪密约带出，另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给杜月笙港币十万元，作为策动高、陶的活动费和补助高、陶的生活费。

黄漱初第二次去上海转达了蒋的指示，并表示一切由杜月笙担保，同时又将蒋给的十万元港币，每人给了四万元。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赴青岛参加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及伪华北“临时政府”会谈将南北傀儡政权合流时，陶希圣、高宗武携带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乘船到达香港，受到杜月笙等人的欢迎。杜月笙当即嘱咐王新衡用电报向戴笠报告，并由香港区派专人将密约送往重庆。经戴笠报告蒋介石同意，将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陶先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赴重庆，被蒋留在身边工作，不久因替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而再获蒋之青睐。在陈布雷自杀后，更作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而高终不敢回重庆，由蒋发给美金五万元，带着爱妻逃往美国。杜月笙由于策动陶、高出走有功，由蒋发给奖金法币二十万元，另由戴笠发给王新衡等香港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陶、高的拆伙使汪精卫的“还都”黯然失色，汪为此痛心至极，大骂陶、高卑鄙无耻。而戴笠也稍解心头之恨，蒋也由此而减轻了对他的斥责。

军统大整肃

抗战初期，一方面，军统在沦陷区的各级潜伏组织出现了一股背叛、分化、瓦解之潮；一方面，军统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各级组织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弄权作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使军统恶名远播。这使戴笠感到一种危机，多行不义必自毙，忧虑如此下去，军统组织将有垮台的危险。1940年12月30日，戴笠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孙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发扬正气》的讲话时指出：“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这就是今天对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总之，财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化现象。为此，戴笠开始在军统内部进行整肃工作。

根据抗战初期军统各地潜伏组织纷纷背叛、瓦解的教训，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军统成员时严格把关，驱逐不良分子。早在1938年5月4日，戴笠就致电广州的军统组织，指出：“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动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1939年7月3日，戴笠再次给军统各外勤组织指示：“发展工作需能结纳同志，深入群众”。以后，戴笠进一步提出军统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主义领导，理智运用，感情结纳，纪律维系”。按照这个方针，戴笠十分强调军统组织的发展必须注重政治上绝对可靠忠诚，一方面要加强感情培养，一方面要用严酷的纪律来维系团体的存在。对此，戴笠曾经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会上对军统大特务们大讲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经，即对特务统治的手法：先是给“官”做，但如果特务们贪赃枉法、不负责任，则加竹为“管”，如还不能达到目的，则加木为“棺”。

戴笠对“管”有很多手法，运用得最多的、惩罚最轻的一种，是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痛骂一番。戴笠骂人的特点是异常冷酷严厉，且越是人多的场合，越是在有来宾的场合，甚至越是在有夫人小姐出场的场合，戴笠骂人的劲头就越是足。因此每到纪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会、圣诞节、招待会、集会等重要场合，大小特务们无不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担心由此要吃到一顿“大菜”，即使是亲信大特务亦不能例外。军统大特务赵世瑞，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军统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局本部缉私总处副处长，是戴笠身边的头牌宠信人物，但因为乱搞女人，与军统五原办事处副主任史泓一起，被戴笠在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骂得一塌糊涂。

由于戴笠骂人言词尖刻，态度粗暴，有的大特务甚至因受不了戴笠的痛骂而自杀。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原是中共叛徒出身，因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但在一次日机对重庆的空袭轰炸中，他保管的100支刚从香港购进的左轮手枪被炸毁。戴笠是爱枪如命的，闻之大为光火，当即在电话中对王克全一阵痛骂，声嘶力竭地挖苦训斥：“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精神崩溃竟不能自已，接完电话后，关上稽查处处长办公室的房门就开枪自杀了。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骂，竟出家当和尚去了。

对一些年轻气盛的大特务，戴笠不但予以责骂训示，而且故意降级使用，以磨其锋芒。军统大特务毛万里曾任军统北平区站长、区长，1939年调重庆中央高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后回到军统等待分配。戴知其恃上傲慢，好高骛远，就将他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当一名上校秘书。毛万里内心不服，大闹情绪，又遭戴笠一顿痛骂，说：“万（萬）字头上两只角，我是磨角人。”毛万里知道跳不出戴笠的手心，只是收敛锋芒，老老实实在稽查处干了几年，才得到调升外放，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特务。

骂人之外，戴笠惩处特务的方法是撤职查处。在军统内部，大特务们受到撤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赵世瑞被骂过之后，因恶习难改，坚持要讨小老婆，被戴笠一纸手令，免去缉私总处副处长的本兼各职。受到过撤职或免职处分的还有不少将级大特务，有的还被关押过。

至于中、小特务因失职或违反团体纪律被撤职、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戴笠在西安一个会上，就曾经当场宣布将私自结婚的姜维世和陈友桂一对军统夫妇关押五年的处分，以维护戴笠宣布的军统特务抗战期间不准结婚的禁令。自此以后，特务们均采取秘密结婚的办法，或谎称是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婚姻，在沦陷区的特务则申请结为“工作夫妻”。

关押军统特务的地方也根据其罪行等级有所区别。罪行较轻的关在望龙门看守所，特务们称之为“小学”；稍进一步则关押到自公馆看守所，谓之“中学”；罪行很大的则关到息烽集中营，谓之“大学”。对于息烽集中营，军统特务沈醉在1941年5月8日的日记中曾有过一段记述：“明选等纵谈息烽在押之人犯种种惨事，闻之使人抱无限同情，尤使人惊心胆小。对今后一切更不能不立稳脚跟，那儿真不是开玩笑的，越想越使人恐慌。人世间之惨举，一幕幕如摆在眼前。诸事留心，不自由的生活真太惨”又在1942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睡前谈杨（阳）朗坝之惨事太多，神经方面不无影响。为人莫犯法，犯法身无主，思之每为悚然。”

“管”不住，戴笠的手法就是加木为“棺”。抗战初期，戴笠为了整肃内部，表示军统的廉洁，即使是对一些罪不至死的特务，也动辄判处死刑。贵阳邮检所一个女特务因贪污了几十元汇款，由戴笠亲自审问后处决。当时这名女特务正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向戴笠哀求能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再去死，戴笠也未答应。

戴笠对军统中、小特务有生死予夺之权，可以不经过蒋介石批准而处死。但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在蒋介石心目中取得一个“治理严格”的名声，有意把一些具有宣传效果的案件报请蒋批准。1940年春，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春泉负债与财政部女职员李琼私自结婚，后为还债，借用军统局车队名义，私收重庆商行的运货定金。事发后，被戴笠以诈骗罪判处死刑，向蒋报告后，公开执行枪决。这一年的冬天，戴笠的汽车驾驶员马福玉受命去浙江给局本部运一批贵重药品回重庆，因受局本部汽车队长黄四钦之托，顺便帮他夹带一箱走私的文具到重庆贩卖，被宪兵团查获。戴笠闻讯，认为马福玉丢了军统的面子，污了军统的名声，立即下令将马福玉扣押，送交军法处。经审讯后由戴笠亲自判成死罪，报蒋介石批准。马福玉为戴笠安全开车十年，忠心耿耿，很得戴笠赏识，现在竟因受人之托带一箱走私文具而成死罪，毛人凤、张冠夫认为不免可惜，于是向戴笠求情，免其一死。戴笠回答说，我报批马福玉的死刑，是为了促批王世和外甥那个案件。结果，王世和外甥没有扳得倒，马福玉却被蒋介石批示枪决，在重庆西区公园执行。马福玉终为王世和外甥而枉送一命。

在抗战前期被戴笠关杀最多的，还是因贪赃枉法而犯案的。即使对一些出身权势之门的特务，戴笠也毫不手软。一次，某中央委员因其子在军统供职时贪污被押，其人访戴笠要求宽大处理。戴笠虽然政治地位远不及中央委员，但权势之大又是中央委员远不及的。结果，戴笠当面应允，待这位委员刚回到家，即报其子已被枪决。还有一次，临训班一名教官调重庆工作后，偷窃同事公款三千元，事发后戴笠下令枪决。行刑时安排得别开生面，先让该教官去篮球场打球，一球在手举起，行刑人员的枪声已响，人即倒下。戴笠说这是为了“不使殉法者以精神上的痛苦”，实际是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军统特务。

抗战期间，戴笠为了整肃内部，到底枪决了多少特务，实无从统计。据说，在军统成立十周年召开的“四一”大会上，戴笠曾将殉职者与殉法者的照片都在会场陈列起来，两种人加在一起，约500多人。可见所谓殉法者，当不在少数。戴笠为了笼络人心，对被处决的特务家属，给以与殉职者同样优厚的待遇，对其子女的抚恤也从厚从优，以此表示“团体”的关怀和“家长”的慈悲。军统安徽站芜湖组组长洪云樵，因“擅自撤退”被戴笠下令枪决，后戴笠电令安徽站贵池组组长汪半樵派特务吴智新到泾县桥河查访洪云樵遗孀遗孤上报，不久即予以抚恤安置。平时每逢春节，殉法者家属与殉职者家属一样都能领到抚恤金，婚丧以及意外事故都能批给资助金，以激励和宽慰生者与死者。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整肃活动，从1940年开始，戴笠在重庆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秘密开设了监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就是为了加强对特务的秘密活动。不久，戴笠又批准成立视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是对特务进行反贪污活动，班址设在距重庆松林坡戴公馆100米处，戴笠称他们是特务中的特务。到抗战中、后期，因军统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活动愈演愈烈，加之戴笠自身也弄权作势，故眼睁眼闭，不了了之。所谓整肃，也成了整而不肃。

运用张国焘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戴笠企图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他深知仅仅依靠军统的传统基干是难以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的，必须另辟蹊径。戴笠初期特别看重张国焘，他认为：张国焘是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人物，运用张国焘来开展反共活动，无疑成了戴笠手中的一张王牌。武汉失守以后，张国焘随戴笠到重庆，被安排到重庆观音岩张家花园3号。从此以后，戴笠就在如何充分运用张国焘开展反共活动方面，动了许多脑筋，想了许多招数。

首先，戴笠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安置张国焘，取名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研室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副主任由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担任。张国焘虽然正式加入军统活动，但由于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的头衔，因而不屑于当一名在册的军统特务。当军统局人事室交给张国焘“内外勤人员调查表”让他填写时，张国焘不填，并发了一通脾气。

其次，戴笠采纳张的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国焘认为，开展反共活动，不但要有专门机构，还要有专门人才，而军统的人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专门进行培养。戴笠对张的这个建议很欣赏，马上指示筹办。班址设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塘，班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学生由人事室和训练科从军统其他训练班受训或已毕业的“优秀”分子中挑选。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其严格程度是军统其他训练班从未有过的。但由于爱国的知识青年大多参加了共产党，庸俗、混饭吃的才走入军统，所以特政训练班学员的知识之低，道德之差出乎于张国焘的想象。该班第一期共招收了四十余人，结业典礼的时候，戴笠率局本部有关高级特务参加，并与学员们聚餐送行。戴笠最初希望通过这批特务的活动，能对中共组织的破坏产生连锁反应，至少能建立一个军统延安站。但实施的结果完全不能达到戴笠的要求，许多特种政工人员派入边区后，不但拉不出人来，自己反倒是有去无回。第二期毕业的学生甚至无法按计划派遣，只好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防共”工作。

戴笠的第三个招数是采纳张国焘的建议，开展所谓“来归”人员活动。张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它成为中国第二个大党。并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国统区用特务盯梢、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出卖党员等办法并不高明。虽然能使极少数共产党员屈服，但仍然收买不了他们的心。正确的办法是从政治上争取，去联络他们，具体做法就是当发现中共党员后，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亦不勉强，只须稍带强制性地填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张向戴笠解释这“来归”一词的含义是：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张的这一套作法很得戴笠的赞赏，很快批准推行。为配合联络“来归”人员活动，戴笠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华北特联站设在洛阳，站长由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中共叛徒朱德崇担任；华中特联站设在鄂北的老河口，站长由原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长、中共叛徒项乃光担任；西北特联站设在汉中，站长由中共叛徒黄逸公担任。戴笠又进一步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榆林成立陕北策反站，在南边的洛川成立延安策反站和耀县策反站，交给张国焘掌握运用。

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张国焘曾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有关边区情况的交待材料。戴笠除呈送蒋介石、何应钦外，另印成小册子，分发局内处长、外勤省站站长、区长及特联站、策反站特务阅读、阅后缴还，不许传阅。但戴笠对张的这份呕心沥血之作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它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而对特务打入边区策反、联络“来归”人员帮助并不大，因而多年来，除了一个原张国焘的心腹、红九军军长何畏是稍有点名气的“来归”人员外，其他方面始终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与戴笠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戴笠对张失望之余，不禁恼羞成怒，经常对张冷言冷语，进行讽刺挖苦。

张国焘无计可施，打出了陈独秀这张牌，向蒋、戴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有关抗战和中共的言论编辑成册，用以作为对付延安的宣传武器。戴笠经与胡宗南等人研究，认为张国焘的建议不过是一种脱身之计。张自知玩不出什么花样，在蒋面前报不了账，“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戴笠虽知张国焘的诡计，但还是决定将计就计，以售其奸。将此报告蒋批准，与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戴笠意欲邀张同去，张因怕引起陈的怀疑而故意拒绝。戴、胡商量的结果也是认为张不去为好。于是，戴、胡二人准备了茅台酒、水果一类的礼物，赶往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已是六十余岁的老人，自清末以后，其声名卓著，令国人振聋发聩。晚年虽落魄如斯，仍令胡宗南、戴笠不敢怠慢。戴、胡初欲以假名求见，又怕陈不肯接见，或敷衍了事，达不到问计的目的。于是，胡仍以34集团军总司令、戴亦以军统局副局长的头衔通报求见。

四川江津陈独秀晚年旧居

陈独秀是很机警的人。胡、戴突然造访，他即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胡、戴按蒋预先的指示，答复是。陈独秀于是句斟字酌地说，这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胡、戴来意如何？表示了有限度的合作态度。

胡宗南先从一些国内知名人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鸣不平一事，谈到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俄处境困难等等。然后词锋一转，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思之再三，始回答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陈独秀用这番话算是对蒋派胡、戴来访的报答。接着，陈针对《大公报》启事愤愤不平地说：“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对于世界大势，陈亦发表议论说：“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独秀是洞察胡、戴此行用意的，因之再三向胡、戴交代：“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这就表明陈不愿作蒋之反共炮弹，使胡、戴此行的目的落了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胡、戴按事先默契，由胡发问，戴则记录，几乎不发一言。

从江津返回，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送蒋阅，蒋感叹地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

陈独秀这张牌未能打成，戴笠对张国焘更增恶感，关系益趋疏远，常常几个月、半年都不肯与张见面，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峭、口吻讽刺地训斥。有时戴还拍桌大骂：张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戴笠常常对手下的大特务们透露心曲说：“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

戴笠脸色一变，军统局的大小特务更是群起效尤。张国焘不但享受不到过去那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甚至连原先戴笠规定给张个人的一切优待也在无形中取消。想用一次车，也得看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情而定。张国焘为之哀叹：“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无什么出路。”戴笠把张国焘打入冷宫，咸淡不加理睬。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颇感不平地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以后几年中，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国民参政员，在中统内又当了几年“无计可设”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先后被军统、中统踢出，凄凄惶惶地逃往海外去了。

防共谍网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国民党的陪都和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确保这块反共基地的建设，戴笠几乎调动了军统在重庆的全部力量与中共进行斗争。

由于这时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身份，因此戴笠在反共手法上也有所变换。

首先，戴笠为了加强反共、防共活动的隐蔽性，注意尽量缩小或撤销公开的反共组织建制，以示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但在私下，戴笠向重庆局本部所属大大小小50多个内部组织指示，任何一个军统组织机构都不准放弃对中共的斗争，反共防共是每个特种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军统局重庆特区是抗战时期最庞大的军统外勤组织之一，主管重庆市和川东数十个县的特务工作。戴笠在与历任区长上任谈话时都反复交代，要把对中共的工作作为特区工作重点中的重点，特别是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所在地的西郊区特工组，更受到戴笠的关注，不断从人力、物力上进行充实加强。

戴笠交待的监控对象除中共办事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中共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宋庆龄、史良、沈钧儒、张澜等民主爱国人士。当时因为特务们监视宋庆龄的活动过于嚣张，惹恼了宋美龄。为此事，宋美龄曾在电话中很严厉地交代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戴笠接到宋子文的电话，感到很为难，但思来想去，觉得闹出乱子来，校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因而对监视宋庆龄的活动有所顾忌，并交代特务们注意策略，不得粗鲁胡来。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种邮电检查处是由戴笠掌握用来反共防共的最重要的军统公开机关之一。该处的工作重点就是对中共在重庆的办事机关和所有领导人的信件书刊往来及电话进行检查，对邮往外地的《新华日报》进行扣压。国民党政府各机关西迁重庆后，戴笠为了防范中共派人打入这些机关，经报蒋批准同意，便用蒋的名义密令各院、部、会选调一批忠实可靠人员交特检处进行反间谍训练，以便增加军统反共的耳目。

兵工署历来是戴笠注视的一个重要部门，戴笠慑于该署署长俞大维是蒋介石的心腹亲信，不敢与之争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戴笠趁机利用反共防共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引起蒋的重视。蒋当面向俞大维交代，成立兵工署警卫稽查处，交给戴笠掌握。戴笠专门选派对付中共有经验的老特务张师主持该处工作。

戴笠反共，有时甚至谨慎到恐惧的地步。他日夜担心重庆发生由中共组织的游行示威或暴动，一时没有力量进行应变或镇压，于是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下成立1个名为侦察大队的组织，先后从各地挑选了200多名武装特务，终日一边进行训练，一边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除此以外，戴笠还注意在饮食业、医疗卫生界、新闻界、文化界、交通运输业等各方面建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工人员，开展防共、反共活动。

戴笠在重庆时期开展反共防共活动的另一个手法是广泛运用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戴笠深知一般军统特务的文化、职业和道德层次很低，无真才实学，这些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有两件事发生后使戴笠对这个问题尤为警惕。一件事是关于兵工署警卫稽查处的特务陈昌熙密报某工厂高级职员是共产党嫌疑的事件。因戴笠反共立功心切，对此事未经核实就批准将这名高级职员扣留。结果引起俞大维的愤怒，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要戴查实具报。戴笠因提不出有力的证据，难以向蒋交差，一怒之下将陈昌熙枪决，以取得俞大维的谅解。另一件事是负责监视中共办事处的军统重庆特区西郊组的外勤特务向军统局请求领取枪支，以便对付中共人员。戴笠听说后大骂这些特务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这两件事使戴笠认识到与中共进行斗争，必须着力在建立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上下功夫。

军统局将绘制的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领导人关系图发至属下人手一册，责成严密监视

戴笠运用的高级通讯或情报人员大多具有较高的地位、职业和文化知识层次。其中既有来自党派团体的知名人士，也有来自政府各部、会的高级职员，还有一些来自经济、金融、新闻、文化、旧军队、帮会、宗教等各界人物。特别是一些以第三者或中间面目出现的政党、团体和知名人士，更是戴笠网罗的对象。戴笠认为这些人往往也是中共争取的对象，因而更容易与中共组织接近。对这些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戴笠不但在金钱上舍得给予补助，而且在职业、交通、人事关系等方面尽量给予便利。但是，有些通讯或情报人员拿了戴笠的钱，往往用一些道听途说的资料“加工”一下报给戴笠。戴笠吃亏多了，以后得到那些人的情报后，总要交给军统相关部门进行复核印证。也有不少人长期拿了钱却做不出情报，戴笠虽然在私下里发一通牢骚，“有些人拿了我的钱却不给我们做事，有的人不要我们一点好处却异常卖力的帮助我们”。但是，还是照发津贴。在他认为，要钓大鱼，必须先放长线，一旦钓到一条大鱼，则一切都补回来了。

戴笠在重庆开展反共防共活动的再一个手法是仿效西安特种会报的办法，积极建议和推行甲种、乙种会报机构。甲种会报每次都在重庆中山四路蒋的住处进行。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者都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谋士或军政大员。会报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活动情况、重大反共案件的处理以及如何深入反共防共等等。乙种会报虽然也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但主持人则换成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出席者是军统、中统情报组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外交部秘书，军令部第二厅处长等。表面上是研究日伪军的动态，实际上也是商议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武装在前线和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活动和对策。

甲、乙两种会报之外，还有一个“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机构，参加会报的成员有中央组织部、军令部、军统局、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由何应钦以中央执委和参谋总长的身份主持，会报内容亦是开展反共防共活动。

戴笠对以上三个会报都极为重视，每逢甲种会报，必亲自参加，并认真准备汇报材料，以博取蒋的信任和重视。对乙种会报和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戴笠也指示出席者积极参加，利用会报机构努力与中共进行斗争。

戴笠在重庆时期最感头痛的是关于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问题。当时，国民党对新闻舆论控制极严，唯有《新华日报》不受其制约，敢于报道事实真相，这使《新华日报》销路大增，以至风靡重庆、行销全国。为此，甲种乙种会报及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蒋介石当面指示戴笠、徐恩曾要想出对付《新华日报》的办法，戴笠指示特务们先后用殴打报童、从报童手中强抢报纸销毁、通过邮检扣压、收买报贩把头邓发清、策动流氓阿飞到《新华日报》门市部捣乱等办法，均未能奏效。气得戴笠经常把负责这项活动的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找去痛骂一顿。

打入军统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张露萍

为了把重庆布置成反共防共的大本营，戴笠几乎是动足了一切念头，使尽了浑身解数。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共产党打入军统心脏重庆电讯总台的重大案件，使戴笠极为震惊。

1940年春天，军统局电讯处从一次电讯事故的处理中发现重庆电讯总台报务员张蔚林有中共嫌疑，当即向戴笠报告，戴大吃一惊，命令迅速扣押张蔚林，并亲自主持审讯和清查深挖活动，先后逮捕了冯传庆、杨洸、安文远、余力耕等电讯人员，平时与张蔚林接触较多的张露萍也被逮捕，一并囚禁在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内。

打入军统的女情报员

原来，这确是一起中共地下组织案件。核心人物张蔚林是无锡人，从特务处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举办的特工电训班毕业后参加特务处江西省站瑞金组。在这段时期，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发生了联系，并秘密加入中共。抗战后，张蔚林被调往重庆，先后任军统局电讯处科员、重庆稽查处电讯监察科报务员、电讯处重庆总台报务员等工作。在重庆电讯总台，张蔚林先后发展了报务主任、扬州人冯传庆，报务员、辽宁人杨洸、余力耕，南通人王某等五个人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成立了党小组，并与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由女共产党员余慧琳进行联系。余慧琳是四川崇庆人，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受训，1938年加入中共，人极聪明、漂亮、机灵。1939年到重庆后化名张露萍，对外称是张蔚林的妹妹，与张蔚林进行接触。

张蔚林被捕后，利用案件尚未明朗的机会，以50元法币买通看守所所长毛烈，请其为“家里”送信，地址是重庆市中山二路四德里14号。结果使中共地下组织得以及时转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事后，戴笠得知是毛烈送信放跑了中共“要犯”，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扣押毛烈。毛烈本是戴笠的江山小同乡，又是军统局党政处长何芝园的小舅子，一向横行霸道、弄权勒索，不想此次栽了跟头。虽经何芝园老婆毛同文亲自向戴笠求情，亦未能救毛烈一命。第二天，戴笠下令将毛烈枪毙。多年以后，戴笠为此还恨恨不休。并严格规定，所有政治犯一律不准囚禁在公开特务机关，必须送到军统局望龙门看守所。此案发生后不久，戴笠下令将张蔚林、张露萍一行六个人送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1945年7月25日抗战胜利前夕，戴笠指示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将六个人杀害于快活岭。张蔚林“共案”的发现，与1931年中统发现的钱壮飞“共案”，被蒋介石认为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两大耻辱。为此，戴笠被蒋介石狠狠地臭骂了一顿，其在蒋介石面前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反共暗潮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的前后，戴笠利用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的摩擦和“成都抢米案”，也发动了对人民武装和中共地下组织的疯狂进攻。

1939年，分布在苏南、皖南、浦东、浙东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已经扩展到16个支队，21275人，拥有枪支15833支，成为戴笠掌握的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特务武装。由于当时这一战略大三角的大部分地区均为新四军所占领，因而蒋介石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企图通过忠义救国军与抗日武装的摩擦活动，将新四军挤出这一地区。戴笠更是希望能就此做出反共成绩，增加自己的反共资本。在1939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忠救军总指挥俞作柏、副总指挥杨蔚指挥所部特务武装，对新四军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不断进行挑衅，而国民党军方则趁机对新四军军部施加政治压力，迫使“江抗”撤离京沪线路东地区，这次反共摩擦比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还要早三个多月。当时，新四军为团结抗日，避免更大的冲突，指示“江抗”退避三舍，先后从苏锡常地区撤至江阴东乡的定山，而忠救军仍然紧追不舍，企图消灭“江抗”，“以竟全功”。

忠救军的猖狂挑衅和新四军的让步，使蒋介石、戴笠、顾祝同等人十分兴奋。为进一步发挥忠救军在反共武装摩擦中的作用，也为了协调解决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矛盾，戴笠于1940年春间亲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长官部与顾祝同商讨编组忠义救国军的问题。

这次第三战区之行，戴笠为了对外掩饰反共目的，以回浙省亲，安排夫人毛秀丛去世后的家事为借口。1938年，毛氏因患子宫癌，戴亲自安排她到上海治疗，1939年8月，毛氏病逝于上海。戴笠令其子戴藏宜自江山县前往上海治丧，迁葬毛氏于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就戴笠对毛氏来说，戴笠大部分时间漂泊在外，对母亲的侍奉、孩子的抚养、家务的操劳，无不出于毛氏一人之手。现在毛氏一病而亡，不独相依为命了数十年的母亲蓝氏伤心，戴笠心中也多少有些愧疚。故戴笠这次第三战区之行以回浙省亲作掩护，既是幌子，也是实情。

戴笠到上饶后，经过与顾祝同进行秘密会谈，双方商定：

（1）为了便于发挥忠义救国军在与新四军摩擦中的作用，忠救军今后受军统局和第三战区双重领导。即在作战运用上可由战区指挥，在人事、经费和行政领导方面，归军统局掌握。

（2）调忠义救国军到浙江孝丰一带进行整编，以整肃纪律。当时，忠救军内部争权夺利，丑态百出；在外经常与三战区的部队争夺地盘，弄得三战区的许多高级将领纷纷向重庆告状。蒋为了敷衍顾祝同的面子，曾把戴笠找去训示，责令他对忠救军加以约束。戴对这支武装看得很重，认为这是将来自己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本钱。现在看到蒋、顾都有不满的看法，故异常重视。一面整编，一面调整人事，免去缺乏指挥特务武装经验的俞作柏总指挥职务，另调军统大特务周伟龙为忠救军总指挥，并从胡宗南所属部队中抽调20名营团以上现职军官，到忠救军任支队长、大队长等中高级职务，以改变忠救军的帮会成分。

（3）成立第三战区编练处，负责主持战区便衣混成队的组织和训练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在苏南地区与新四军的摩擦活动。便衣混成总队150余人，分成三个便衣混成队，每队50人。总队长由戴笠调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淞沪指挥官郭履洲担任。总队主要人员和三个队长，以及编练处教官全部由戴笠调任军统特务担任。

戴笠在这次第三战区之行的过程中，对战区参谋处第二课（情报课）上送的一份情报引起了高度重视。情报中说，新四军正在实施一项名为“三山计划”的行动，内容是新四军以北移作为掩护，准备达到向南向西流窜的目的，继而进据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以这三山为根据地，发展势力。戴笠回到重庆，当即向蒋介石密报。

抗战初期，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曾提出一个“南进计划”或称“三山计划”的蓝图。项英在1938年6月23日给陈毅的信中提出“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后来，项英把这一南进政策意图进一步完善为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然而，中共中央并没有批准项英的南进计划，而是命令新四军北上抗日，并据此反复向国民党军委会和第三战区交涉。

但是，蒋介石对新四军的疑忌心是根深蒂固的，他下决心不论新四军是南进到国民党后方打国民党的游击，还是北上过江到沦陷区打日本人的游击，都必须把这一部分新四军吃掉。由此戴笠的这份密报促成了蒋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心，蒋同时决定密派唐生明到南京，与汪伪合流，共同防共，以便借日汪之手，打击新四军。唐生明是国民党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也是戴笠的结拜兄弟与生活上不分彼此、完全打成一片的玩友。戴笠向唐生明反复说明任务的特殊重要：“我们对于发展忠义救国军的工作，是尽到了所有的力量，但是收效不大；新四军却一天天壮大。这是我们的耻辱今后你要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我们要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完成领袖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特别叫唐生明注意和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搞好关系，以便通过李士群和这个组织，使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特务工作联成一片。唐生明到南京后，被汪精卫任命为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汪伪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苏州办事处副处长等职。从此以后，戴笠将获取的有关新四军的情报，及时通过唐生明转送日汪，再由日、汪和忠义救国军配合行动，对这个地区的新四军进行打击清剿，达到了日汪蒋合作反共的目的。

就在戴笠布置南方反共活动的同时，成都发生了一起饥民抢米事件。直接处理这一事件的特务老手、军统川康区区长兼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与中统四川调查室主任何培荣、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唐毅等人共同策划，把抢米事件说成是由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春荒暴动”。经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秘密逮捕了被成都中、军统特务早已监视的二十余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中共四川省委工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川康特委军事工作负责人、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核心社”负责人郭秉毅、汪导予等。

为扩大所谓“春荒暴动”案的反共成果，戴笠于1940年4月下旬亲飞成都，详细了解对中共人员逮捕和审讯的经过。戴笠指示张严佛对这次逮捕的共产党人，要多方设法使他们“转变过来”，以便深挖中共地下组织；还没有逮捕到的，要继续搜捕，不能使一个漏网；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四个人要解重庆讯办；其余的人暂时关押，继续审问，等他回重庆后再决定处理办法。戴笠反复指示：要多多注意这次逮捕后社会舆论和川康军人的反应。戴笠最后对所有参加这次反共行动的中、军统特务进行表彰、升迁和赏赐。表面上看，戴笠这次在蒋介石面前对中、军统关系一碗水端平，能够以党国利益为重，连蒋介石对此也给予好评。其实，中统四川调查室主任何培荣是杭州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是由戴笠通过兼任中统局长的朱家骅（曾任杭州警校校长）的关系打进中统工作的军统分子，徐恩曾为此曾对朱家骅大发醋劲，认为朱家骅此举是帮助戴笠打击中统。由此可见，戴笠对中统表现出的一次仅有的“恩惠”，也是有“私心”的。

戴笠在成都住了一个星期，命特务押解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随他的专机于5月初回到重庆，初将罗、车等人押于望龙门看守所，继而转押于军统局息烽集中营。在成都关押的一批共产党人，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于5月中旬用活埋方法进行秘密处决。1940年冬，经戴笠指示，成都军统、中统特务再次合作，发动了一次“年终大行动”，先后逮捕了二三十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1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又有部分中共党员再次被捕，使成都中共地下组织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也在重庆军统白公馆看守所内被秘密枪杀。

抗战时期，戴笠反共的一项重大行动是不断秘密派遣行动特务潜入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暗杀中共高级领导人。戴笠对实施这项计划规定得十分严格。第一，要求对行动人员进行严格的审查把关，有的还必须经过特殊考验，以检查他们对军统的忠诚，一旦被中共发现或逮捕，必须能立即自杀，以防泄密；第二，要求对行动人员进行特种训练，不但要训练他们掌握各种行动技术，而且要训练他们怎样才能打入边区和延安，如何接近中共高级领导人等等；第三，要求研制最先进的行动技术武器，诸如定时炸弹、毒药、长短枪械和兵器等，以保证暗杀行动的最大效果；第四，要求调动各方面的内线、特情、中共叛徒、社会关系以及对中共情况熟悉的人，调查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身材、面貌、特征、居住地点、活动规律、性格嗜好、亲朋好友、身边人员以及警卫人员的名单及情况等。当时，戴笠对这项活动的准备已有相当基础，仅一份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警卫人员调查表就很详细。

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戴笠先后派出了几组行动人员，分批潜入边区实施暗杀计划，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行动人员不是被迫撤回，就是因为事机不密而被捕。为此，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曾问戴笠，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进行暗杀？戴笠听了以后，大骂沈醉没有政治头脑。戴笠开导他，在重庆等地发生了这类暗杀案，任何人都会知道是特务干的，就会在政治上造成被动，给校长带来麻烦。如果发生在延安，便不能断定是特务干的，而我们却可以宣传是共产党内讧，相互残杀，以收一箭双雕的效果，彻底搞垮共产党。遗憾的是这件事终不能实现，辜负了校长多年来对我们“团体”的希望。这也说明共产党的内部组织确很严密，不是我们国民党所能比拟的。共产党确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戴笠说完了这些话，在办公室里来回兜着圈子，久久地不发一句话。

特工三原则

1940年7月8日，戴笠在重庆局本部纪念周上发表讲演，提出“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并指出“我们工作有三件事，就是情报、行动和电讯，一切工作以增进这三件事的效能为目标，个人方面都要合乎这个工作要求”。

戴笠是个搞情报的老手。在情报业务方面，他认为除了必须掌握《孙子兵法》的“用间”篇、“三十六计”等应变技能外，主要是如何善与人交，投其所好，了解对方心理，取得信任、学会驾驭人的办法。戴经常对大特务们说，概括而论，做特务工作，收集情报，并无一定技巧，而在善于做人做事，洞察人情世故。

如何洞察人情世故，戴笠的经验就是“五字秘诀”，即“裙、办、师、财、干”。只要抓住了这五个字，并懂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便无往不通，无往不利，无往不胜了。戴笠给手下的特务们解释这“五字诀”时说，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个千里眼，万事通。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师”，师就是军师，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万通。戴说：“我之将财字排在后面来谈，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阵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当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

虽然如此，在抗战以前，戴笠的特务工作仍然是以行动工作搞暗杀、绑票出名。但做情报工作，特别是做中共的情报工作，总是做不过中统特务。究其原因，戴笠总结的这些“洞察人情世故”、“五字诀”之类的情报工作经验，都是从做反蒋派情报实践中得来的，用到做中共的情报实践中总是不灵，故而CC系大头目陈立夫历来对戴笠手下的特务是看不起的。但是抗战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卢沟桥一声炮响，国共二度合作，中统顿失工作对象，一时无所适从。倒是戴笠的军统特务，因适应形势的需要，不独在除奸、暗杀等行动工作方面大出风头，而且通过运用“五字诀”做日伪情报，特别是在通过大批投伪的汉奸特务取得情报来源方面占尽优势。在当时抗战第一，军事第一的口号下，日伪情报被提到重要位置，由此，军统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陡增。在此基础上，戴笠进一步从组织体制上加强特工队伍的建设。

1941年9月18日，戴笠针对沦陷区特务工作的特点，就加强情报工作发出手令：“一、第一处所拟工作部署之地区，固属重要，但有许多地点，只设一通讯员，不另设交通，则紧要情报之取得，临时由何人传递，实一问题。故组员与组长之间，如不设立交通，则每一单位距离组部较远地区之通讯员，非设置一助手不可。二、无论在任何地区之通讯员，均应有适当之职业掩护，而此种掩护职业，亦须便于活动者，如在阳罗之通讯员，最好以开小杂货铺为妥，因为万一无电台可通，亦可借采买货物，至武汉送情报来也。至于掩护商店，不一定要吾人自己来开设，可于当地物色可靠有知识之小本商人，详加指示，而令其担任也。”由此可见，戴笠对情报工作体制的要求，重在实用、实效，反对追求形式，沽名钓誉，搞花架子。这是戴笠在情报工作中能做出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1年9月，戴笠密电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令其迫害许广平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41年9月，戴笠给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密电。“关镇”、“沾”为陈恭澍化名，“纪明”为戴笠化名

除了加强一般情报工作外，抗战以后，戴笠在开展国际和海外情报活动，加强国际情报合作方面，有长足发展。1940年夏，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日军在南洋一带的活动动向，戴笠派军令部二厅副厅长、局本部主任秘书郑介民亲赴南洋一带视察，于菲律宾马尼拉等地设立情报组，以便加强这些地区的特工活动和组织工作。同时，戴笠应香港当局邀请，派陈一白以军令部第四处名义建立第八工作队，从事香港航空情报侦测工作。1940年和1941年，戴笠为了加强南亚一带的特工活动，两次亲赴缅甸视察，建立情报网，并通过孔雀公司领得商用大卡车牌照1000张，用于滇缅公路运输线。

1940年下半年，由郑介民联系，蒋介石批准，军统分别与苏、英特工人员合作成立“中苏情报合作所”和“中英情报合作所”，经戴笠推荐，中苏所所长由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副所长由郑介民和苏方一名人员出任，所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1号。该所对外由军令部出面合作，而实际工作全部由军统主持。任务是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通讯密电码，并在重庆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立电讯侦测总台，由戴笠派特务萧坚白任总台长，苏方派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同时，戴笠为了能尽量把苏方侦译日本密码的技术学过来，也为了能在苏方人员中进行收买拉拢，从中布置情报工作，特地把俄语说得流利，善于交际应酬的大特务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该所任科长。另外戴笠还拨出在赣江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给谢，作为联络应酬之用。谢力公为此虽花了戴笠不少钱，但却没有达到戴笠期望的结果。三年后，因中美所成立，这项合作也就中止。“中英情报合作所”所长由戴笠推荐军统大特务、时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的周伟龙担任，英方特工安德逊任副主任。所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该所的任务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为此，戴笠曾两次派出特别工作小组，分别去香港、印度、缅甸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的密电。英方特工曾多次派人想学习军统这方面的侦译密码的技术，但戴笠对此严加提防，双方合作貌合神离，在中美情报合作所成立后，军统也停止了与英方的情报合作。

抗战时期，戴笠在做国民党派系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成果是掌握了阎锡山的内幕。自北伐以来，国民党内能够与蒋介石形成劲敌的西北军冯玉祥集团、东北军张学良集团先后瓦解。桂系李、白集团率部出桂参加抗战，与蒋的矛盾缓和。唯有阎锡山的晋军集团，仍然以山西为根据地，继续当他的土皇帝，成了蒋的心腹之患。抗战以前，戴笠为做阎的情报工作，在阎的身边钻营了多年，总是钻不通，原因就在于阎锡山通过各种法西斯手段，对内部控制相当严密。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故戴笠的“五字诀”攻不破阎的“铁幕”。戴为此叹息：“中国最难对付的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抗战以后，戴笠打听到阎锡山与其胞妹阎慧卿乱伦通奸，阎慧卿利用她的特殊地位经常干预“政事”。于是，戴笠派山西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任军统晋东南站站长。目的之一就是做阎锡山的情报。乔家才按照戴的计划，先是给阎慧卿赠送衣料、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一段时期，却从不提任何要求。阎慧卿逐渐尝出甜头，开始自己找上门来。从此，阎慧卿对乔家才有求必应，阎的内幕全部被戴掌握。以后，戴笠通过阎慧卿，逐步将阎锡山身边的重要人物梁化之、吴绍之、黄胪初等人拉了过来，更有的人被发展加入军统组织，只将个阎锡山蒙在鼓里。结果，阎在山西的一举一动，蒋、戴莫不清楚，阎在抗战期间也始终不敢有所异动。

抗战以后的最初三年间，军统的暗杀活动达到高潮，尤其是在上海演出了一场自上海开埠以来最触目惊心的大暗杀。在这几年中，仅在上海一地被各种狙击暗杀的死伤人数就达数百人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除唐绍仪被杀案之外，还有张啸林、傅筱庵被杀案。

暗杀张啸林一案，戴笠从1938年5月汉口谈话会后就开始秘密布置。并先后派遣脚踏青帮和军统两条船的于松乔、陈默到上海执行杀张任务。于松乔、陈默都是杜月笙的亲信学生，对张啸林的活动规律十分熟悉。他们先后两次在上海更新舞台与福熙路口狙击，均未能成功。两次失败后，军统上海区刺张行动组调整部署，决定派遣杀手林怀部打入张啸林身边当保镖。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在张啸林密谋出任伪浙江省长前夕，将张啸林击毙在家中。

上海《新闻报》报导傅筱庵被仆人砍死的消息

暗杀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的行动是通过收买傅筱庵身边的义仆朱升源进行的。朱升源少年时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当过童工，受过日本人的欺压虐待，对日本人恶感很深，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傅筱庵当了汉奸后，朱颇不以为然，因而被军统特务利用。1940年10月10日夜，傅筱庵宴游归来，倦睡之际，被朱连砍三菜刀，当场毙命。

张、傅两个一等一的大汉奸被杀后，军统上海区连受戴笠嘉奖。1941年春，军统上海区与汪伪76号特务之间的争斗，围绕上海银行业的火并而达到高潮，双方制造了多起震惊国内外的大血案，直杀得双方银行职员胆战心惊，无法工作。重庆财政部门为此向戴笠提出了质询。戴笠感到这样下去，势必两败俱伤，于是主动通过香港杜月笙设法斡旋，暂弭杀风。杜月笙通过自己的门生高兰生，找到76号大特务吴四宝，通到李士群那儿，李士群欣然同意。双方达成默契，上海大暗杀就此罢休。

抗战初期，军统活动的最大成就是在侦收和破译日军电讯密码方面。1936年，由魏大铭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首开记录。1938年，戴笠在“破译是胜利女神”这句军事谍报界名言的影响下，报请蒋介石批准，通过驻美使馆的秘密联系，聘请破译精灵、闻名世界的破译巨星、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O.亚德利来华，传授无线通讯破译技术，年薪一万美元。1939年，戴笠从俘虏的日本空军大石信三的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的密码由日文50个字母组成，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突破性进展。

1940年，美国破译专家亚德利与中国女友徐贞合作，经过艰苦努力，终于破译日谍“独臂大盗”的书籍密码，从而帮助戴笠破获了一个超级谍网。“独臂大盗”是川军高炮部队的一名军官，此人虽出身土匪，但会说流利的英语。他勾结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赫尔·韦纳，组成一个间谍网，并将中国高射炮的最高射距一万两千英尺用密码密告日军，日军轰炸机由此在一万两千英尺以上高度航行，独来独往，狂轰滥炸，给重庆带来巨大灾难，中国高炮火力却对之无可奈何。军统虽然抄收了“独臂大盗”发出的大量神秘密码，由于无法破译，故始终不好下手。经亚德利反复研译，终于发现“独臂大盗”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使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并得出结论，这种密码是书籍密码，底本是一本英文长篇小说，它的前100页中必定有连续三页的第一个词分别是her、light、grain（或groin）。为了能找到这本英文小说，亚德利请新结识的漂亮女友，也是独臂大盗的女友徐贞小姐相助。徐贞出于爱国热忱，不避险恶，慨然应允。两个人设计到大盗家中拜访。经过一番艰险丛生的周折，终于由徐贞从大盗的书房中弄清其使用的书籍密码的底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该书的第17、18、19页上的第一个词果然是亚德利分析推导的那三个词。亚德利回去后，当即设法找来一本《大地》，连夜组织人苦干，终于破译了大盗的密电。所有间谍活动均被戴笠掌握，参加这个超级谍网的成员也全部落网。该案的破获使日汪十分震惊，蒋戴额手相庆。蒋亲自召见亚德利，嘉勉良久。徐贞因协助亚德利侦查书籍密码底本，被日汪间谍人员注意，于是决定赴香港。徐贞于去机场途中渡江时，被蓄意制造的舢板翻沉事故淹死在江涛之中。亚德利闻讯，悲愤交加，于1940年7月完成与戴笠的约定后回国。1941年，亚德利写成记叙中国之行与徐贞功绩的《中国密室》一书，但美国务院以保密为由禁止出版，直到1983年该书才得以付印发行。

1941年，戴笠的军统对日密电侦收和破译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第一是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分析破译的一份“日本外交密电本”，发现日本正与苏联政府举行商务谈判，由日方以橡胶交换苏联的木材。日本是个资源贫乏国，何来橡胶资源？由此，邓葆光断定日军将南下侵略盛产橡胶的东南亚诸国。这份情报由戴笠转告英国远东军总部，但未引起重视，再转告美国海军参谋部，引起美方重视。美海军参谋部开始派人与军统邓葆光等经济专家接触。

第二是军统于1941年11月份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日方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去美国执行“和谈”任务，企图与美结盟。戴笠即将这份密电呈送蒋介石。蒋令外交部长郭泰祺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向日宣战，否则中国“自己出卖自己”，郭泰祺则以宋美龄的个人名义发出该电。由此，美在与中、英、荷、澳等国使节磋商后，交给日方一份《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以及废除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等等。由此，美日“和谈”未有成果，导致日方加紧进行偷袭珍珠港的准备。

第三是1941年12月初，军统破译出日海军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经蒋介石批准，由戴笠将这份密电经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使馆武官萧勃，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郭德权透露给美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但未引起美国海军应有的注意。不久，珍珠港事件发生。

戴笠在加强军统对日密电侦收破译工作的同时，军统电讯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工作人员达4000余人，电台达数百部之多。不但所有的外勤区、站、办事处等机构配备了电台，一些大区还建立了支台，而且大多数外勤情报组也配备了电台，使军统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但军统电讯专家魏大铭把持电讯处，在军统内部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渐渐引起戴的疑忌。因而萌生“去魏”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把柄，一时不得下手。1941年夏，福州第一次沦陷，蒋介石向戴笠催问日军在福建的活动情况。因在这之前，蒋曾关照戴应在福建沿海地区多布置一些潜伏电台，以作应变措施。戴亦批示魏大铭办理。但是，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与福建沿海潜伏电台联系不上，戴情况不明，无法向蒋交待，不由得把一腔怒气集中到魏大铭身上。戴把魏大铭叫到电讯总台，责问他为什么不能通报，魏认为可以联系上。戴目露凶光地掏出手枪向桌上一拍，指着魏说：“叫不通福建的潜伏台，它就对你不客气了。”魏果然技艺超群，上机不到1小时，就叫通了对方。这使魏躲过了一次厄运，也使戴顺利地在蒋面前交了差。在整个抗战时期，军统的电讯技术和由此而产生的工作效率，不但是国民党集团中无可比拟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出类拔萃的。

大办特训班

自1938年创办临训班成功之后，戴笠举办各种训练班的劲头一发不可收拾。到1941年，在军统内部已经形成临训、黔训、息训、兰训、渝训等五大训练班，以及息烽、兰州、重庆、东南建瓯等四大训练中心，达到抗战时期特工训练的第一个高潮。

黔训班成立于1938年12月，因班址设在湘西黔阳县而得名。该班分游击、情报、行动、会计、电讯、缉私六个大队，学生900余人，于1939年11月毕业。因黔训班是临训班的续办，故也称黔训班二期。

息训班始于1939年底，由黔训班迁于贵州息烽续办，故也称息训班三期。该班分情报、行动、警政和电讯系，每期学生500至1000人不等。息训班从1939年底创办至1944年6月改为中美班为止，一共办了3期，息烽成办军统创办最早的训练中心。

兰训班亦于1939年创办，班址设在甘肃省兰州市黄河铁桥边的木塔寺。共举办五期，设有爆破、情报、警政、电政、俄文、边疆系，二期以后，爆破和情报合为谍报系，俄文改为外交系，另设军事系。该班共训练学生7000余人，大部分学生毕业被分配在西北地区。因而成为军统西北地区的特工训练中心。

渝训班不同于以上各大型综合性训练班。它是抗战时期戴笠在重庆举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总称。包括财政部查缉训练班、财政部货运局训练班、监察人员训练班等等。办到最后，班名层出不穷，以至于会计训练班、总务训练班、勤务训练班、使用警犬训练班、暑期训练班（训练学生特务）等等，大凡军统工作，没有一项不经过训练班训练一下。

戴笠在重庆办班办得最早的是外事训练班。该班自创办以后，有几件大事在军统中造成较大影响：

一是该班学员文化程度之高，在军统各期训练班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该班于1938年夏经蒋介石批办，报名的很多是北大、清华和教会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

二是该班招考时，两名中统局特务因不明内幕，前往应考，录取后始知是军统所办，但已欲退无门。戴笠查出后，认为是中统派遣打入军统的奸细，立即下令关押。其中有个叫祝麟的，其胞兄通过熟人请陈果夫出面向戴笠讲情，戴也未予理睬。结果一关就是四年，后来祝麟与看守人员混熟，才乘隙潜逃回到中统。

三是该班于1940年5月毕业，本拟分配到外交部驻外使领馆任职，担任国际情报特务。但由于国民党内老资格的外交家、法学家、外交部长王宠惠拒绝接收戴笠的这批“私货”，戴笠只得将他们分配在军统工作，其中大部分进入局本部各处室。

四是因余淑恒事件而有的悲喜剧“香港历险记”。余淑恒，原是中央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不但英语说得十分流利，且人极机灵漂亮。外训班毕业后，即成为戴笠的情妇。当时，戴笠的原配夫人毛氏新亡不久，戴有意娶余淑恒为妻，由此于一年后决定送她赴美国留学“镀金”。1941年6月，余在香港办好出国手续，戴笠特地从重庆乘飞机到香港为其送行。刚下飞机，英方检查人员发现戴的手提箱中有大量的美钞和港币，怀疑他是敌国间谍或黑社会人员，乃将其拘留。经军统局香港区急电局本部毛人凤，由重庆国民党政府与英国驻华大使馆交涉，戴被扣12小时后才获释放。戴再次“栽”在港英当局手里，对英国人观感更坏。但此一时彼一时，戴笠此次被扣不同于1936年。当时戴笠在国际上尚是个无名小卒，且又是追捕政治犯，触及了“民主国家”英国的大忌。而这一次戴笠是打着“抗战”的旗号到香港办事，且中英都是同盟国成员，戴笠在国际上已有相当影响，故英国政府对处理这件事故极为重视。先是英国驻华大使亲自飞港道歉；接着是港督签发保障证明书，戴笠持此证明书进出港境可以不接受检查登记，随时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最后是英国内政部门派香港、仰光、新洲三处殖民地的警察负责长官到重庆当面向戴笠道歉，一时为戴捞足了面子。戴笠为此在1941年6月23日的重庆局本部纪念周上，津津乐道地吹嘘了一番“香港历险记”。

五是戴笠在香港“历险”期间，重庆于6月5日夜间发生了大隧道惨剧。因日机空袭，国民党军警当局疏于管理，数千人在大隧道中窒息而亡，其中有外事训练班的学员二十余人。这是军统训练史上的空前惨案。戴笠于6月下旬回渝闻讯，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将负有直接责任的军统特务总队总队长张业、军委会特检处处长刘璠以及外训班的队长、区队长等人一并扣押。刘璠由于阻止外训班学生进入防空洞，致摔死学生四五人，戴对其更为憎恨，决定把他作为不爱护学生的典型报蒋枪决示众，一时弄得空气十分紧张。偏偏刘璠又是黄埔一期毕业的湖南籍大特务，不独许多湖南籍的黄埔一期同学为其说情（黄埔一期生635人中，湖南籍为184人），连胡宗南也打电报为之力保，戴笠也知道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特别是对一、二、三期毕业的学生历来是十分宠爱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下杀手。自己硬上，不见得蒋会同意。于是也就见好就收，送给胡宗南等人一个人情，免了刘璠一个死罪。只把他作撤职处理。这一次日机一个多月的疲劳轰炸，使军统局本部多处受到破坏，情报处和人事处房屋中弹，炸死五人，伤十余人。戴笠为此主持召开追悼会，率领几百人送殡到歌乐山墓地。为避免再发生外训班和局本部这样的教训，戴笠下令将局本部迁乡下缫丝厂办公，情报处迁歌乐山下白公馆办公，并下令疏散特务家眷，以应付大轰炸。

1938年至1941年，军统开始进入膨胀阶段。在这段时期，每年毕业数以千计的特训班学生仍然不能满足军统的需要。尤其鉴于军统已在国统区的西北、西南等地建立了几个训练中心，而在东南地区还没有建有训练基地，于是，戴笠决定在福建建瓯的东峰创办一个东南训练中心。

东南班选址于建瓯东峰山区，这里群山林立，奇峰挺秀，地势高峻，交通偏僻，本不适宜举办大型综合训练班。但这处地址却是戴笠于1941年春赴东南视察时亲自赴东峰实地勘查选择决定的。戴笠的理由是东南班地处东南沿海，情况复杂，训练特务之处应尽量保守秘密，遮掩外人耳目。特别是东峰附近常有中共闽北游击队活动，班址设此，可以遏制游击队出没，不失为是一着反共的“妙棋”。东南班共举办两期，仅副主任就换了四任，平均每位副主任只负责了半期，这是因为东南班远离重庆，戴笠担心他们搞独立王国，故频繁换人，可见戴笠对特训班负责人防范之严。

“螃蟹八只脚”

随着军统势力的日益膨胀，戴笠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攻击性、排他性越来越强。

戴笠的攻击目标，当然要首推CC系的中统特务。随着双方势力的相对消长，戴笠不但希望中统能继续衰落下去，而且希望中统从此消失。由此，在抗战时期，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频频对中统发动攻势。不独在反共方面要与中统争功，一较高低，但凡中统盘踞掌握的领域，戴笠如同螃蟹，横竖都要插上一脚，毫不留情地对中统进行打击抑制。

中统受到戴笠的第一个沉重打击是处理有关中共问题的权威性相对削弱。十年内战时期，中统确在反共方面比戴笠棋高一着，颇受蒋介石倚重。但国共二次合作以后，陈立夫、徐恩曾的反共应变意识不及戴笠敏锐，中统多年来培植积蓄起来的反共人才有一半以上外调，分别进入陈立夫的军委会第六部以及CC系头目控制的税务、盐务督察和司法部门工作，使中统反共力量严重削弱。以至当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时，中统的反共活动反不及军统活跃，送到蒋介石手里的反共情报的数量和质量时有不及军统的地方。在甲种会报时，蒋介石要了解中共某一方面的情况时，徐恩曾常被问得张口结舌，而戴笠却能胸有成竹，对答如流。这就使蒋介石开始有了中统反共不力的印象，并逐渐把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案件转交戴笠处理，中统垄断中共问题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到1939年10月，蒋介石为缓和进步舆论对国民党“两统”特务机关露骨进行反共活动的谴责，索性指示重庆市特种会报作出决定，凡属重庆区的共产党案件，一律由重庆市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统一执行，所有各机关有关共产党的线索全部交给稽查处处理。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处理关于中共问题的案件时，抑制中统、扶植军统的措施。

1939年冬，蒋介石曾指示徐恩曾成立经济检查队，调查权势集团扰乱市场的黑幕，以平抑物价、稳定大后方的经济。戴笠深知经济检查队是一项油水极重、权力极大的领域，现在由中统一手掌握控制，心有不甘，蓄谋争夺。当时，经济检查队在体制上直属行政院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检察组负具体领导责任。戴笠就来个擒贼先擒王，报准蒋介石派军统大特务严灵峰任检察组主任。并通过严灵峰不断将军统特务插入各地的经济检查队，逐步将经济检查队抢夺过来。

戴笠为了更好地指挥军统对中统的争斗，经常在军统的秘密刊物《家风》上发表演讲，攻击CC系及中统的工作。军统与中统，同为蒋介石的特工左右手，在局外人看来形同兄弟。但戴笠从来只把中统当作仅次于中共的“敌人”来对待，对其进行残酷争斗，无情打击。1939年，中统大特务卢斌赴山东任鲁东行署主任，与戴笠控制的国民党军队厉文礼部发生矛盾，竟被厉文礼扣押枪杀。不久，山东半岛CC系行政督察专员陆诚也被军统特务指控为共产党员遭到处决，这使两统的矛盾更趋尖锐，势如水火。

戴笠逞强好胜，手下的大小特务也都恃强逞威，经常干出一些横行霸道的事来。一次，军统特务总团黄山特务连与南岸的陆军第十五补训处士兵发生争斗，十五补训处的一名班长竟遭特务连枪杀。蒋介石闻报极为震怒，下令戴笠彻查，严惩不贷。戴笠只得把本已调任西北公路局警卫组长的特务团长王兆槐撤职，送军法总监判刑入监。但一个月后，事情刚平息，戴以抗战需要人才为名，力保王出狱，先后任老河口、界首等地的货运处长。1939年6月，军统贵州站站长兼贵州保安处第四科长余万选与国民党九十四军军长兼保安处长傅仲芳发生矛盾，傅一怒之下，派兵包围第四科。戴大发雷霆，向蒋告状。结果傅被调职，余万选留任贵州。贵州保安处长由戴笠推荐当时相互关系尚好的康泽别动总队的副总队长韩文焕接替。

在抗战初期，戴的地位可以说是直线上升。戴笠的本职不过是一个军统局的副局长，兼职中地位较高的也只是个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但在国民党集团中，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战区长官、省府主席等地方大员，无不对戴笠心存警戒、礼让三分。1941年4月中旬，蒋介石任命原驻英大使郭泰祺为外交部长。戴笠因工作关系，决定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

生一起联名请郭泰祺吃饭。郭泰祺多年任驻欧使节，对国内政坛内幕若明若暗。对戴笠其人，也颇有些陌生。因而对戴笠、王

生的请柬不屑一顾，连电话也懒得亲自打，只是冷傲地吩咐外交部秘书李铁铮说：“王

生和一个姓戴的请我吃饭。这个人是重庆的警察局长吧？请你打一电话代我谢谢他，我没有工夫，心领了。”李铁铮接过请柬，见上面是戴笠具名，立即提醒郭泰祺说：“戴笠不是重庆警察局长，他相当于希特勒手下的希姆莱。”郭泰祺对希姆莱是知道的，于是连忙对李铁铮说：“那么，我还是去吧。”

1941年8月，曾因杀张超一案而与戴笠结下血海深仇的陈仪调任行政院秘书长，福建省主席一职由刘建绪接任。刘素知戴笠与陈仪之间关系紧张，他自知没有陈仪的那份背景、胆量和魄力，当然不敢与戴作对，于是主动找戴笠修补关系，请戴笠介绍军统人员到福建工作。戴笠即派与刘建绪同属湖南籍的大特务易珍任福建省政府调查室主任，协调军统在闽的活动。从此以后，刘建绪的省主席一职始终做得很稳。

抗战以后，华南、华东、华北、东北的半壁江山相继沦入敌手，许多帮会势力的头面人物无法立足，纷纷流入重庆、成都等内地的大城市。这些人在地面上是不甘寂寞的。流入内地不久，就纷纷再立山门，拉帮结寨，重新活跃起来。由于这些秘密社会组织不受军统控制，这就难免在政治上要产生一些使戴笠为难的问题，使戴笠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有几件事是当时戴笠深以为憾的。

一是杨揆一出逃事件。1939年，汪精卫从河内到达上海开始“组府”活动，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杨揆一因有投汪之意，从而在重庆受到军统特务的注意。杨揆一自知独力难以跳出戴笠的手掌心，就利用上海青帮“仁社”会员和汉口“太华山”洪门弟兄的关系，找到时任行政院简任组长、财政部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第二集团军少将参议崔锡麟，伪称要去昆明长住，避开日机在重庆空袭轰炸，请崔帮助搞一张机票。崔锡麟应约找到洪门“太华山”同参弟兄、交通部技监韦作民设法，韦通过其得意门生、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办妥种种手续，辗转购得两张机票，由崔与杨同机到达昆明，结果杨揆一从昆明溜到河内，经香港到达上海，与汪合流。崔回到重庆，即由戴笠一面派大批特务监视在住地南温泉镇卢家花园，一面报请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出拘捕证逮捕。后因韦作民通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力保，戴笠经过彻查，也确认是江湖帮会关系，方才同意解除对崔的监视。

二是“国民自强社”事件。1939年，黄埔三期学生石孝先挟袍哥组织“国民自强社”以自重，领导重庆袍哥组织，戴笠知其野心很大，虑其坐大难制，屡加警告，但石孝先自恃帮会后台，竟不买戴笠的账。戴笠于这年夏天突将石孝先逮捕监禁，勒令“国民自强社”解散。但未有数日，石孝先经其外援营救获释，继续组织袍哥组织“蓝社”，并在政治上与中统、军统高级特务交往，不少军统特务被其秘密吸收为得力干部，社员居然在短期内发展到三万余人，其中多为军警宪特分子。到了这一地步，连戴笠也感到难下杀手，只得任其发展了。

三是所谓杨虎、杜月笙等人的“第三党”活动。1941年，国民党的著名人士杨杰暗中组织成立“第三党”，进行反蒋活动。其核心的人员除黄琪翔、章伯钧外，另有杜月笙、杨虎、范绍曾等帮会领袖。事后，戴笠得到一些风声，于暗中向蒋密报杨虎有贰心。于是杨虎受到蒋的冷落。杨在抗战的八年中，蛰居重庆，虽然仍挂着上海警备司令的头衔，却始终只是个光杆司令，除身边一个少年副官外，没有一兵一卒。等到抗战胜利后，杨虎也未能再受到重用。

戴笠出身打流，素知江湖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其力量不可测度。于是，决心对帮会力量加以控制。恰在此时，韦作民在重庆开创洪门“丽华山”，并积极联系全国各洪门山主，准备成立全国性的洪门最高山堂的统一组织——总山堂，以谋发展势力。戴向蒋汇报后，蒋介石再三指示戴笠要防范青洪帮势力的发展。蒋曾经加入过陈其美的洪门组织和黄金荣的青帮组织。对帮会的作用和特点的理解上，又比戴笠更深一层。因此，他告诫戴笠，对付帮会要尽量用软的手法，不宜硬干，以免把帮会力量推向对立面，被其他党派利用，动摇后方。

戴笠领旨后，第一步先跟杜月笙商量，考虑如何把全国青洪帮、袍哥等帮会的头头和首领组织起来，取名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把各大帮会的主要头头都“邀请”来担任委员，把次要头头用“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的名义笼络控制起来。

第二步是由自己与杜月笙共同出面，在重庆交通银行大楼设宴，宴请帮会的老头子和山主舵把子。计有上海的杨虎、向海潜，武汉的杨庆山，浙江的张子廉，河北的张树声，重庆的韦作民、田得胜等都是江湖上的顶尖人物，加上戴笠、杜月笙和陪客徐亮，共十人。徐亮与戴笠的关系很深，在军统内的人缘很好，是个文武双全、好玩好唱、善于应酬的人。戴笠把徐亮介绍给大家，表面上说是见见面，以后即代表戴与他们做做联系工作，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徐亮来监视控制帮会的活动。

这一次宴会是鱼翅宴，极其丰盛，戴、杜对来宾也极其谦逊客气，为来客斟酒布菜。酒席完毕，进入客厅，开始言归正传。先由戴作一开场白，传达蒋的旨意，以共同抗日的名义作掩护，抖出组织全国性帮会组织的主旨。然后由杜月笙具体提出成立“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计划、措施，“征求”来客意见。大家明知戴、杜是在唱双簧，但慑于蒋、戴的威势，不能不表赞成，当时座中只有一位洪门“长白山”山主、青帮大字辈的张树声竟不发一言，装作耳聋，以示反对。张树声是西北军的老将军，门徒中有很多政客、军人，如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等，蒋介石、孔祥熙的侍从副官们也有不少是张树声的门徒。故张敢于和戴、杜唱唱反调。

戴笠的第三步是迅即召开筹备会，推定的筹备人选为戴笠、杜月笙、杨虎、田得胜、韦作民、张树声、杨庆山、向海潜、张子廉、张钫、李福林、梅光培、司徒美堂等，共13人。戴笠为主任委员，徐亮为主任秘书，每月开会1次，并指定会址设在重庆海关巷7号。筹备会议决定不用委员会名义公开对外活动，而用各帮会名义进行活动。委员会设指导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办事处，由书记负责主持一切会务，办事人员均由军统局调用。

在筹备期间，戴笠为了能名正言顺地当上全国各帮会的“总山主”，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成立了一个“金龙山”，自封为金龙山寨主，并得到与会的各帮会头子的承认。

1941年夏，“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在重庆莲花池江苏同乡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青帮代表有杜月笙、张树声、杨虎、张子廉等人，洪门代表有韦作民、向海潜、杨庆山、程壮等人，袍哥代表有田得胜、谭备三、冯什竹、唐绍武、石孝先、何占云等人，另有各帮会骨干分子数百人到会。大会由徐亮主持，宣布“人民动员委员会”宗旨为“联合全国帮会抗战建国”，要求会员“服从三民主义，拥护蒋总裁”。并说：“戴先生是代表总裁领导大家的”。各帮会代表陆续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接着宣布组织章程，选举常务委员、委员、书记等。徐亮以常务委员兼主任秘书资格代表主任委员戴笠驻会主持工作，军统特务蒲凤鸣原系云阳袍哥，故被指定为第一任书记，主持办事处工作。蒲死后由军统特务金玉波接替。委员会一切工作均由书记直接联系，指示各帮会进行活动。各帮会也直接与书记联系，不必通过会议。如此一来，戴笠绕过委员会，把各帮会直接掌握控制在自己手中。动员委员会之下成立“设计委员会”，由军统大特务赵世瑞任总干事，以进一步控制各帮会的上层头目。

在此基础上，戴笠进一步指示军统特务成立一些帮会组织，以融入帮会势力。其中以军统特务周迅予为总社长的袍哥组织“正诚社”，以军统特务罗国熙为山主的洪门组织“武圣山”，以及“融志社”等帮会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军统各公开机关系统的成员，一切听命于军统局的指示。从此以后，全国的帮会势力开始在戴笠的控制掌握下，纳入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轨道。

最后一击

1941年11月上旬，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召集区部齐庆斌、万里浪、陈默、李明等20多名主要负责人在徐家汇的一个密点开会时，被“犹大”万里浪暗中将开会时间、地点密报76号特工头目李士群，由李士群率领76号特务和日本宪兵队将区长陈恭澍、书记齐庆斌、行动组长陈默等二十余人全部逮捕。在李士群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下，陈恭澍把军统上海区的全部人马悉数交出。结果，在一个星期之内，军统潜伏在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一百三十余人全部被日汪特工捕获，并缴获军统秘密电台18座，二十发驳壳枪28支、子弹2000发，新式左轮手枪36支、子弹850发，手枪12支、子弹840发，手榴弹8枚，炸药7大包，化学药品4箱及全部秘密档案6大箱。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一时惊得目瞪口呆。上海是戴笠开展特工活动的发祥地，也是特务处和军统活动的重要基地，历来配置有很强的特工力量。现在被陈恭澍轻而易举地将戴笠在十多年里苦心经营起来的一份家业拱手送给日汪，无疑是挖去了他的一块心头之肉。

恰在这时，李士群利用缴获的上海区的电台和密码，又给戴笠发了一份讽刺挖苦的电报，欢迎戴笠率领军统组织参加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等等。戴笠接到这份电报，气得他把电报纸撕得粉碎，在缫丝厂杨家山公馆里又吼又叫，狂怒不止。接下来，又是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既不见人，也不让人去见他。吓得他手下的大小特务一个个敬而远之，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去捋他的虎须，以自讨没趣。有时，戴笠到设在半山腰的机要室吃饭，同甲室秘书张严佛、潘其武、党政处长何芝园、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邓葆光、人事室主任李肖白等大特务研究上海的情况，愤恨之情往往不能自制，忍不住又要痛骂陈恭澍一番。

军统上海区的彻底垮台，是日汪特工在抗战期间对戴笠进行的一次最沉重也是最后的一击。在这次较量中，戴笠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从中意识到：军统原先在国民党处于统治地位时期建立起来的组织体制与工作方针根本不能适应沦陷区特工活动的需要，必须坚决予以改革，由此开始了他对军统组织的一系列改革和改组。

首先，戴笠决定改革军统的人事制度。戴笠深恶人事室工作拖拉，办事效率很低，同时也感到军统人事管理办法落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为此，戴笠决定一是引进美国特工的先进人事管理制度，运用人事卡片的形式进行管理，并很快选送几名特务去美国学习。二是适当缩小人事室的权力，相应扩大业务部门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权力，做到用人与管事相统一，使人事管理效率有所提高。

其次，戴笠决定改革外勤管理制度。戴笠通过成立实验区制度，对此进行重大改革。第一步先成立上海实验区，进行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办法是在外勤上海区上面，再成立一个上海实验区，作为军统局本部的内勤机构。其职权范围是对原来上海区分散在各业务部门主管的人事、会计、电讯、译电工作，集中到上海实验区统一管理。区长掌握组织、人事、会计、电讯等大权。凡涉及上海方面的情况、重大问题报戴笠，一般问题区长即可决定，直接通知军统各部门办理。这样，既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又可以在特务们中间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防止完全由一个部门、一个人全部包办到底容易出现的流弊和危险。

成立上海实验区，这在军统的体制上是一次重大改革，并且很快收到相当效果。戴笠趁热打铁，一方面将上海实验区扩大为华东区，将主管范围由上海扩大到南京、杭州等地区；一方面相继成立华北、华中、海外实验区，把外勤领导体制的改革试验工作推及所有的沦陷地区。

第三，戴笠决定改革军统会稿制度。军统官僚作风十分严重，以一件事可说明问题：抗战初期，军统在武汉购得一条叫“南星”的小火轮。武汉沦陷后，该轮开往常德。后因无法驾驶，由重庆局本部电令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沈醉在常德将该轮卖掉。结果，在三年以后，沈醉已调任重庆局本部总务处长，居然才接到这件已旅行了三年多的公文，公文上签有“拟照沈醉同志所拟意见：以一千匹阴丹士林布价格卖出。”沈醉只好苦笑着在此公文上又批上“照办”二字。面对军统如此惊人的官僚作风，戴笠决定用各大处、室头头半天集中办公的办法来解决。后来感到这些大特务们集中到一起，相互扯谈吹牛的时间多，办实事的时间少，反而影响了本处室的工作。于是又改用中午会餐碰头会的办法来解决。中午吃饭时，把各部门的大特务集中到餐厅一起吃饭，边吃饭，边听取汇报，边决定问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样，一顿午餐下来，居然把当天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很快决定落实，对全局的重大活动也能了解掌握个大概，工作效率明显得到改进提高。戴笠十分满意这种方式，在抗战期间始终坚持如此。为了能吸引大特务们积极主动参加午餐碰头会，戴笠还指示总务部门对这顿午餐给以精心安排。这样，一些大特务们虽然工作很忙，难以脱身，但为了能吃上这顿丰盛的午餐，也千方百计挤时间参加，使午餐会的效果越加明显。

戴笠对军统体制的改革，对军统组织在抗战后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转折时期

一着要棋

1941年12月7日晨，日本特遣舰队对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宣布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戴笠立即意识到形势将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决定迅速调整军统人事，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戴笠调整的步骤：一是设立军统东南办事处，统一领导和重建军统东南地区的各级组织，指挥浙江、上海、福建、江西等东南沿海各省市的人事和业务活动。东南办事处主任由毛万里担任，处址初设福建蒲城，后迁移到浙江金华县张家溪。二是及时将上海实验区扩大为华东实验区，并交代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说：“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正好利用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

军统最早的策反活动始于1939年冬天。当时，原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投汪，出任汪伪军政部长。戴笠为此要求张学良写信给鲍文樾，劝他与军统发生关系，鲍文樾未予理睬。1941年，戴笠指示军统特务任西萍到南京去见他的哥哥、汪伪海军部长兼第一路军总司令及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说明蒋介石很怀念他，希望他能够在沦陷区多搞反共活动，并且搜集有关日本海军方面的情报。不久，戴笠专门派沪二区副区长陈祖康负责与任援道单线联系，并给了他电台和密码，与重庆军统局本部通报。唐生明到上海、南京后，也按照蒋、戴事先的交代，分别于私下对汪伪南京政府的一些大小汉奸打招呼，转达蒋的“宽大政策”和“德意”。戴笠还采纳唐生明的建议，于1941年5月将大汉奸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妹夫、岳父、岳母、小姨妹（3岁）共六人，从湖南湘潭和沅陵等处解到息烽集中营软禁起来，作为策反周佛海的筹码。

珍珠港事变后，戴笠认为大规模策反汉奸的机会已经来临，因而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军统的重要议事日程。

初期，戴笠把握蒋介石关于要控制敌后地区的心理，试图通过建立扩充“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混成队”、“挺进队”等特务武装，派入敌后或在交界地区开展反共活动，与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广大人民游击武装争夺广大沦陷区。但戴笠很快发现，这些特务武装不但根本不是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的对手，就是与日军、伪军接触，也难以立足。要控制广大的敌后地区，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广泛通过所谓策反活动，依靠投敌附汪的汉奸武装控制沦陷区，一方面遏制共产党的发展，一方面在胜利后捷足先登，替国民党占据地盘。

此后，戴笠对军统在沦陷区的工作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对所谓走“曲线救国”路线的大批汉奸大员和伪军将领，主要采取策反待机归来的策略，为其积蓄在沦陷区的潜在力量。

军统推进策反活动始于华东，而后及于华南、华北、华中等地区。最早选择的策反对象主要限于鲍文樾、任援道等伪军将领，而后及于周佛海、丁默邨等政府、特工首脑。尤其是对周佛海，戴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戴笠选准周佛海作为对汪伪政府首脑人物策反的主要对象，是经过缜密考虑的。

首先，周佛海在汪伪南京政府内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身先后任汪伪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部长、税警总团总团长、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警政部部长、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理事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行政院副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可谓集党务、行政、经济、外交、军事、特工、警察、财税大权于一身，是汪伪南京政府内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控制了周佛海，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汪伪南京政府的活动。

其次，周佛海又是一个在政治上善于投机、惯于转舵的无耻政客。他一生中，先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继而脱离中共组织，信奉国家主义；进而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共专家；以后又叛蒋投汪，成为汪的“和运”先锋。可谓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戴笠深知周佛海的势利和精明，他是绝不会作汪精卫的殉葬品的。

第三，戴笠手中掌握有一个联络和威慑周佛海的秘密武器。这就是周佛海及其妻杨淑慧两家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六口人质。戴笠认为有此条件，周佛海纵然一时不能反正，也不至于与重庆顽抗到底，把家人送上绝路。在周母马氏等人被扣之初，戴笠曾指示唐生明以“慰问”作掩护，到周宅探听口风。果然，唐一提起此事，周就非常伤心。他对因自己的行为而累及老母、岳父等人安危，内疚很深。周妻杨淑慧也告诉唐生明，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被扣后，连日苦闷极了。唐生明将在周宅看到听到的情况向戴笠作了详细汇报，戴笠认为大有希望。决定加紧运用这一关系，对周佛海进行拉拢。

于是，戴笠开始从两方面着手进行动作。一方面，迅即改善周母马翠珍及杨父杨世荣两家在息营的生活条件。息营原先把马氏两家六口人分三处拘押。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岳母关在义斋，周的岳父关在忠斋，周的妹夫关在平斋。根据策反周佛海的需要，息营主任周养浩按照戴笠的指示，在息营另建一处新屋，使其两家同住，每月发给生活费，准其自由起伙，生活十分优待。并准许可以在息营的一定范围内走动。特务们自周养浩以下，一律尊称周母为“周老太太”。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养浩随时由重庆、贵阳等地延请中、西医为之诊治，费用均由军统报销。病重时，可及时送贵阳医院。可谓优待备至。另一方面，戴笠于1942年2月初，指示军统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用周母的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家信。信的内容，只说她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得很好，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为周家祖先和子孙丢脸。并盼望他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再写上语意双关的四句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这封信经戴笠审阅批准，再送息营征求周母同意，然后备下公文，从重庆发到军统香港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到沪二区，由沪二区派人待周佛海从南京回上海时，将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馆交周佛海亲启。

果然，戴笠对周佛海是看准了的。周佛海接信后，已有弃汪投蒋之意，并利用特工委员会主任的权力，将南京沦陷后被捕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彭寿从牢房中提解出来，送到南京西流湾8号周公馆供养起来。周佛海对程、彭二人一不提审，二不释放，只是留在公馆里供吃供喝供玩，以礼相待。其意也就是等待时机，以便通过程、彭作沟通重庆的桥梁。戴笠在重庆虽然一时没有接到周佛海的回信，但他心中明白，以周佛海的老于世故和势利狡诈，必定是在观测形势与等待机会，只要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转变，周佛海的再次反复是必然的。

戴笠在南方积极策反周佛海的同时，在北方则加强对太行山区孙殿英的新五军和庞炳勋的四十军的控制。蒋介石指示戴笠，必须稳稳地控制孙、庞二部，配合胡宗南部署在西北地区的部队，确保太行山区不落入日军和八路军之手。否则，黄河以北无蒋军立足之地，则中原地区旦夕可危。

戴笠受命后，颇为此事踌躇。经过与孙殿英多年的交道，戴笠认为孙殿英果然是条得道千年的老狐狸，确不容易对付。自1939年初，戴笠校阅新五军以后，孙殿英表面上对戴十分听话，实际上则若即若离，难以捉摸。戴笠原先布置在孙部的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徐静远、张振武二人，一在自重庆回孙部北渡黄河时淹毙，一为孙殿英重贿，拉拢当了挂名师长，失去了原先布置的作用。于是，戴笠又加派刚从平津逃出的军统天津站站长陈仙洲为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长，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视。并加派亲信特务萧骥为新五军随军情报组长，携带电台驻在孙部，凡有关孙殿英的动静，随时具报重庆。虽如此，戴笠感到还是不能对孙殿英放心。尤其是戴笠已掌握到日军已有于1942年春夏间扫荡太行山区的企图，决定进一步派遣具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军统大特务文强赶赴太行山区，主持对孙殿英的监视活动。

文强是在珍珠港事变后自港澳脱险回到重庆的。为酬劳文强在沦陷区工作的辛劳，戴笠初已给了他缉私署湖南省缉私处长的美差，好让他捞上一把。后因华北局势错综复杂，急需一名智勇双全的大特务前往主持工作，故戴笠又临时选中文强。当时在华北地区的军统组织遭受日伪的打击近乎彻底垮台。许多军统大特务早已视华北为畏途；更有一批大特务们为能得到各省缉私处长这一美差肥缺，早已闹得不可开交。当戴笠听说文强对改派华北任职一事欣然应准时，分外高兴，专门在曾家岩戴公馆设宴招待文强，并由军统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人事处长龚仙舫、情报处长何芝园、电讯处长魏大铭等大特务作陪。席间，戴笠用温和亲切的口吻对文强说：“念观兄，你不愧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已签报加委你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这次要到太行山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华北局势很复杂，孙殿英、庞炳勋是两个很难对付的老狐狸，尤其是孙殿英善变多诈。好在我与他之间，已经有拈香拜把的特别关系，又有胡宗南的中央嫡系部队在山上，再派你前去担任这项艰巨的任务我才放心。”戴笠同时交代文强，在控制掌握孙殿英、庞炳勋两部的同时，要通过成立军统华北办事处，恢复和重建军统华北地区的组织。为了给文强此行打气，戴笠拨给他一万元特别费，赠送了一支3号左轮手枪，第二天又将他引见给蒋介石，由蒋给予垂询勉励。然后戴笠又交给文强两封亲笔信，一封加盖火漆密封给胡宗南，一封敞口信给蒋鼎文，还有一本密码电本给庞炳勋。

一切准备完毕后，文强由重庆乘机飞赴兰州，再坐车到达西安。在西安由胡宗南代戴笠对文强考察三个月后，才让其坐车到达洛阳，见着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直至当年12月份才渡过黄河，通过日军三道封锁线，到达太行山区。从此以后，文强按照戴笠的布置，与孙殿英、庞炳勋开展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角逐。经反复较量，孙殿英还是脱却戴笠的掌握，暗中与日军互通声气，把蒋军的所谓太行山区根据地拱手送与日军。戴笠关于重建华北各级军统组织的计划也完全破产。

争夺美国特工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界的那些骄傲的将军们，突然想起中国驻美大使馆曾经提供过一份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当时因怀疑中国是有意挑拨日美关系，引祸水南流，故未引起重视。于是，美国海军部情报署当即向中国驻美大使馆追问情报来源，才知是军统局提供，引起了美国军方特工部门欲与军统局进行情报合作的兴趣。美海军情报署一方面找军统美国站站长、驻美使馆副武官萧勃商谈，一方面通知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就近找军统头子戴笠商谈，试探双方在对日作战中进行情报合作的可能性。

戴笠接到萧勃、迪帕斯等人转达的信息后，极为高兴。他当即指令萧勃抓紧时机在美国活动，以期达到目的，同时在曾家岩戴公馆设盛宴招待迪帕斯，并邀请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副厅长郑介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等人作陪。这次见面，迪帕斯对戴笠领导的军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部出于战略考虑，有意援建中国海军。决定派情报署的要员梅乐斯于4月份访华，与中国海军司令陈绍宽等中国海军界要人会面，考察了解中国海军的实力，确定援助方案。

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陈绍宽积极准备接待梅乐斯的同时，戴笠已开始了缜密的准备工作。在这之前，萧勃早已将梅乐斯访华的信息电告戴笠。戴笠了解到梅乐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国海军的状况，提出帮助建设中国海军的计划，不觉心中一动，一个久已酝酿的念头油然而生。

戴笠是个野心极大的人。他的抱负决不是仅仅当个特工头目，而是要在蒋介石身后出现的最高权力的角逐中一决雌雄。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又谈何容易。戴笠多年来魂牵梦萦的一个念头，就是如何能打进军界，拥兵自重。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陆军素来是黄埔系的天下，前有何应钦“一夫当关”，后有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强鼎立”，岂有自己这个黄埔六期生的立足之地。至于空军向来由宋美龄“主持”，自己难以与“夫人”争锋。剩下的唯有海军尚由既无后台又不讨蒋介石欢心的陈绍宽掌管，可加以谋取。梅乐斯访华，戴笠认为正是天赐良机，一方面可以开展中美情报合作，以提高军统的国际地位，一方面可以借此加强与美国海军的联系，依靠美国海军的力量支持自己出掌海军大权。于是，戴笠缜密地拟定了如何把梅乐斯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计划。

第一步，戴笠电令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要他以驻美使馆副武官的身份加强与梅乐斯的接触，至时陪同梅乐斯来华访问，并具体安排梅乐斯的访问议程，切断梅乐斯与中国海军司令部方面的联系。

第二步，戴笠设法从蒋介石手里取得一个由军统全权接待梅乐斯的“尚方宝剑”。按一般外交惯例，美国海军部派出的代表应由中国海军部门负责安排接待。但是戴笠是惯于施展瞒天过海、偷梁换柱之术的。当梅乐斯访华的公文从中国外交部转到军委会一厅，一厅准备批转海军司令部办理时，戴笠则通过军委会的内线抢先得到信息，亲自取走公文，直接去找蒋介石，报告“军统的客人”梅乐斯将访华。蒋介石不明底细，立即手令交戴笠办理。

第三步，当梅乐斯由萧勃陪同下于4月份到达重庆后，戴笠以军统的最高规格安排接待梅乐斯，并明白告诉梅乐斯：“不要找陈绍宽，他没用。”“陈绍宽不行，老了，要搞海军，我来做，首先从人做起。”结果，梅乐斯在访问期间，只与陈绍宽礼节性地见了三次面，其余时间全部被戴笠包围。由戴笠陪同他拜会蒋介石，参观军统的下属单位，游览重庆、西安的风景名胜等等。

本来，梅乐斯此行有一个实地视察中国沿海海湾和东南沿海军港的计划，陈绍宽还安排海军大员曾国晟陪同。但这时梅乐斯早已被戴笠灌足了迷魂汤，已不把援助陈绍宽建设中国海军的计划放在心上，更不把陈绍宽放在眼里。仅仅在曾国晟的陪同下走马观花地参观了几个水雷厂，然后就由戴笠亲自陪同，化装潜越封锁线，到闽浙沦陷区考察。5月26日，戴笠、梅乐斯在福建浦城召集军统各潜伏组织负责人会议，梅乐斯需要了解的问题，因戴笠事先已电令各潜伏组织有的放矢地进行准备，故都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使梅乐斯对军统的工作效率和能力大为欣赏。接下来，戴笠偕梅乐斯到达厦门后，正式向梅乐斯提出由美国海军情报署与军统局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梅乐斯回国后，认为中国海军在陈绍宽领导下没有前途，相反，极力宣扬军统组织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特工力量之一，其组织遍布中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和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军统的电讯力量和破译技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极力主张与军统进行情报合作，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

美国海军部及情报署很快批准了梅乐斯的计划。这一年夏秋间，梅乐斯率领一批海军特工人员第二次访华。出于进行密码破译技术合作的需要，梅乐斯的同行人员中，大多是电讯技术专家。这一次，梅乐斯访华，不但正式开始了与军统进行情报合作的活动，而且有意帮助戴笠问鼎海军总司令一职，暗中协助戴笠从海军中挖走人才，为军统服务。一次，梅乐斯见到海军联络官曾国晟，谈到投机处，梅乐斯暗示说：“蒋委员长已经对陈绍宽将军不信任了，我看是要另换可以信任的人吧！”

戴笠与梅乐斯

陈绍宽虽然发现梅乐斯对海军和自己很冷淡，但为了能加强海军的地位，仍然希望梅乐斯能在美国方面与蒋介石面前有所进言。于是，亲发请柬邀请梅乐斯至海军赴宴。但这时的梅乐斯地地道道地成了军统的客人，陈的请柬发到军委会二厅，马上被退回，理由是请梅乐斯赴宴须戴局长批准。陈绍宽秉性刚直，不善阿谀奉承，他吃了军统的一个闭门羹，从此不再理会梅乐斯。戴笠则终于如愿以偿地把梅乐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四一”大会

1942年4月1日，军统举行了成立十周年大庆活动。这是军统从建立、发展到走向顶峰的标志。

军统的“四一”庆祝活动始于1940年。这是重庆军统局扩大成立后的第二年，军统内外活动和形势趋于稳定。戴笠一方面为扩大影响，提高士气，另一方面，为定期了解沦陷区潜伏组织的活动情况，决定每年借庆祝“四一”大会之机，由全国各公秘单位的大特务亲率人员参加会议。大会展览各地各单位的特务工作成绩，检讨工作情况，讨论当前问题和今后办法，接受新的任务等等。

1940年4月1日的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上午举行“公祭”大会，礼堂内一切都是灵堂的布置，悼念所谓“殉难”、“殉职”、“殉法”的特务。戴笠的说法是：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称之为殉难；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的称之为殉职；因违犯团体纪律而被处决的称之为殉法。戴笠规定这3类人的照片都必须在灵堂里陈列出来，进行悼念，表面上是安慰死者，实际上是为了笼络人心，欺骗活人。戴笠向手下的大特务们吹嘘说：“最高明的杀人者，是要做到使被杀的人不叫痛，不叫屈，还要叫别人喊杀得好，杀得对！”这天，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典礼。自此以后，戴笠对军统内部的一些下属单位分别冠以“四一”二字，如“四一”图书馆、“四一”医院、“四一”农场等，以示纪念。

1941年的“四一”大会按例举行。这一天，军统各地组织的大特务、在重庆的外勤代表与局本部全体特工人员共1000余人出席会议。上午，在公祭历年死亡特务的典礼中，戴笠连读带哭地念着祭文，会场半数以上的特务都流下了眼泪。下午大会，因蒋介石没有出席会议，使一些特务们颇感失望。

1942年4月1日的纪念日，在规模、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两次“四一”大会。

为了展示军统的十年发展史，从1942年初开始，戴笠就指示成立筹备组，抽调各方面人员负责筹备“四一”大会庆祝活动。并向各外勤公秘单位发出筹备“四一”庆祝大会的通知：要求送展十年工作实绩资料，上报殉难、殉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遗孤，总结汇报工作，选送庆祝大会对联及礼品等。重庆、息烽等特工训练班还要排练演出节目。各外勤单位及特工训练班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小型多样的庆祝活动。

为了准备“四一”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总务部门的特务动足了脑筋。菜谱是戴笠亲自审核敲定的。有红烧猪肉加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炒酱肉丁等，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重庆，已是奢侈豪华的了。考虑到重庆的初春，天气尚寒，数百桌菜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好让特务们吃得舒舒服服，这也是戴笠的细心处。可是要准备如此大量的火锅，则苦了总务科的特务，他们只得四处出动，凭借特务的特权，向重庆各大小餐馆去“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就此不能营业。至于餐具餐桌等，由于一时数量相差很多，特务们或借或买，直搞得重庆许多商业饮食行业乌烟瘴气，店主们避之犹恐不及。

对“四一”大会，从程序、内容、时间、地点、会场布置、出席人员名单、进出路线等等，戴笠一一亲自过问。甚至连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头发等这些小地方，他都规定得十分详细。并再三严厉警告，谁敢违反这些规定，将以团体纪律给予严厉制裁。当时军统局尚没有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临时下雨，戴笠灵机一动，又指示筹备组要用红、白、蓝三色布临时搭成一座大帐篷。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要全部购买布匹，又是一笔巨额支出，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于是特务们又是一个“借”字，布店老板们对此叫苦不迭，可是对找上门来的特务还得笑脸相迎相送，谁也不敢道一个“不”字。

对“四一”大会的警卫工作，戴笠更是抓得很紧。戴笠于1942年3月25日从外地视察回渝，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当即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警卫组长一职。此举无疑给大小特务们一个警告，自此谁也不敢稍有懈怠。

3月31日，戴笠亲自组织“四一”大会的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每个程序都仔细推敲，指出问题。有一些布置设置，只要稍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其豪华奢侈令人难以置信。

为庆祝“四一”，戴笠还指示司法科于3月下旬派出大批法官，到军统所有集中营进行清理工作。通过审讯与结案工作，拟定出该关、该杀或该放的人员名单。一时间，杀的、关的、放的，闹得息营内部空气十分紧张。

1942年4月1日，准备了两个多月的军统成立十周年纪念庆祝大会开幕。上午照例是公祭活动。这一天上午9时，戴笠亲自开车把蒋介石接到会场与数千名特务见面，蒋并以简短讲话进行训勉，对早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握手赠金，以示嘉勉。会场里陈列了“殉难”、“殉职”、“殉法”者的照片，三种人加起来共500多人。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一个个地看过去，然后对死难者家属代表表示慰问，发给大笔的奖金和抚恤金。下午纪念庆典大会。戴笠把军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恭请上主席台。他们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军统局训练科科长郑锡麟，陕西耀县专区专员、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教育长梁干乔，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黄雍，军统息烽特训班副主任、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徐亮，国民政府交通部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业务组长胡天秋，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马策，以及戴笠共十人。会议开始后，先由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到会讲话。大会的主讲人仍是戴笠。他精神极为亢奋地大谈团体十年艰苦奋斗的历程以及在种种困境中挣扎而有今天的“光荣传统”。戴笠特以会场主席台前面两侧的一副对联进行解释发挥。上联是：“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这副对联是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派秘书姜朝龙代表东南办事处到重庆赴会带来的。戴笠看了后十分欣赏。上联“四条巷”即指南京鸡鹅巷，为嵌入“四一”两字，戴笠将原联中的鸡鹅巷改为“四条巷”。戴笠还将原联中的“组织虽有不同”改为“组织虽有前后”，“敌我决不两全”改为“忠奸决不两全”。戴笠在会上解释时说，从特务处到军统局，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仅有先后而已，因此改为“前后”，同时“敌我”也不够含蓄，故改为“忠奸”。戴笠认为此联写“四一”大会，嵌入四一两字，对仗工整，寓意深邃，高度概括了军统十年发展的历史，故作为大会的主联，予以张贴解说。

在“四一”大会上，戴笠还以得意的口吻说：我小时候喜欢打锣鼓，先学小锣，因小锣轻便，刚学会，人家便把它抢去了，要我打铙铂。我把铙铂学会了，人家又说，“这里有大锣，还是你来打吧！”后来，我又把大锣学会了，人家就夸戴某人干什么都行。这个经历使我懂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戴笠在四一大会上大声疾呼地要老同志介绍干部进来工作，因团体发展太快，干部越来越缺。戴笠提出任用干部原则是没有马骑牛，没有牛骑羊。下午的演说，戴笠似乎不能尽兴，于当日晚开始游艺节目前，又有一番长长的训示。在4月5日的军统工作会议开幕与纪念周合并举行的仪式上，再次讲演达四小时，标榜他始终抱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九个字去奋斗，终于有今日的成功。

“四一”大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安排游艺、文体、戏剧活动，这些活动大都安排在晚间进行，几乎都是通宵。4月1日晚上开始的演剧，直到次日清晨5点才散场。午夜时分，许多特务想要溜号，被戴笠下令沈醉将剧场大门关上，结果特务们叫苦连天。4月2日晚300桌大会餐，创军统历史纪录。数千名特务随着戴笠一声“开动”，在盼望已久的欢呼声中，一个个大嚼起来。排场极大，秩序极为混乱。

“四一”大会期间，出乎许多特务意料之外的一个举动，是戴笠同意与会者参观他在曾家岩戴公馆等处的起居之所。其陈设之豪华令见多识广的特务们也叹为观止。有一位会议代表低声感叹：“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语为戴笠所获悉，但破例没有追究，而是在大会上辩解说：“有位同志批评我居室陈设考究，这些东西，大多出于国外朋友所赠送，并非我戴某花钱购置享用的。”

“四一”大会期间，蒋介石于4月4日和4月12日，分两次召见军统在1941年度（民国30年度）考核最优人员和考绩最优军官以及军统局干部代表。蒋召见仅20分钟，以“今年应该比去年更好”作为对特务们的奖励嘉勉。

“四一”十周年大会，充分展示了军统的实力，但也暴露了戴笠的野心。也就是从这次大会开始，蒋介石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实力存有戒心，这大概是戴笠当初没有意料到的。

生财之道

由于军统内外勤组织的恶性膨胀，给戴笠带来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经费入不敷出，处处捉襟见肘。戴笠开始是东挪西借。后来仅靠挪借，有时仍感周转不灵，戴笠就通过向杜月笙商借解决。杜月笙规定，凡借给戴笠的周转金，无论期限长短，一律免收息金，以示对军统照拂。虽挪借有术，仍是填补不了军统开支中日见扩大的窟窿，戴笠为此不得不加速另辟财源的活动，以应急需。

戴笠的第一条生财之道就是在扰乱汪伪政府金融的幌子下，大量伪造印制沦陷区流通的假钞。戴笠派特务收集沦陷区流通的各种伪钞的样品，再由宋子文指派他的理财能手、中国银行代总经理贝淞荪拿到美国去设计、仿造，然后再空运回重庆，交给戴笠派武装特务护送到沦陷区去使用。所得好处由财政部与军统局按比例分成。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戴笠和军统的经济专家邓葆光都感到由美国仿造伪钞，一是美方收取的设计、仿造费用很高，二是仿造的周期长、一次仿造数量有限，三是来回运输的保安任务繁重，费用大等等，如此反复折腾，扣除成本后，得利不丰。经邓葆光献策，宋子文、贝淞荪大力支持，蒋介石特准，由宋、戴合作从美国直接购进最先进的铜版印钞机和大宗特制的印币纸，又高薪从美国请来假钞制造专家欧密斯主持指导，军统局自己开始搞假钞仿造活动。

军统在其管理的杨家山地区、重庆洪炉厂附近圈了一块地方，砌起房屋，外面用竹篱笆筑成外围墙，里面用泥土筑成一道内围墙，成为假钞制造厂。为严格保密，该厂从组织体制、人员到厂址、业务活动，一律对外保密，即使在军统局内部，也只有毛人凤、沈醉等大特务因工作关系，才能知道一些大概情况，其他没有工作关系的大特务，一概不得与闻。厂外不设任何标志，厂内戒备森严，除戴笠和工作人员外，其余任何大小特务均不得入内。从中国银行调进的八名制币工如进牢笼，处处受到严密监视和限制。

伪钞仿造出来后，非常逼真，就连专门检测的日本专家也不容易很快鉴别出来。为了取得更为逼真的效果，还由张冠夫负责一张张弄旧，然后在中国银行特派员的监督下，装入印有特种物资标记的箱子，贴上封条，通过战时货运局运出，交给在沦陷区活动的武装特务或潜伏特务，换成黄金、白银，或采购大批棉纱、棉布、西药、日用品等物资运到大后方。其中仅一年时间内，从重庆运出的各种假币就达15000箱，其数额之巨大，令人难以想象。

戴笠开辟的将假钞运往沦陷区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路线是由美军运输机从重庆空运江西上饶，交给苏、浙、皖、沪等地的忠义救国军开辟的秘密通道，成箱成箱地运入上海市区使用。一条路线是通过陆路经西安到洛阳，交第一战区调查室，投入军统界首货运处和汤恩伯的界首物资调运处，然后再由他们与汉奸张岚峰、孙良诚的部队交换战略物资，运回重庆。

戴笠制造假钞的收入，除按份额上缴财政部外，其余全部充作军统活动费用。因这些钱来得容易，戴笠并且认为这是一场经济作战，目的在扰乱破坏汪伪金融市场，也就更加不遗余力地大搞。结果，日伪为了对付这些巨额假钞，不得不经常增发新钞，从而牵动沦陷区的物价暴涨，也确给沦陷区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定困难，同时也给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与痛苦。

戴笠生财的第二个主要渠道是通过缉私和特许鸦片走私活动取得利润份额。抗战期间，国统区的走私活动十分猖獗，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访华考察时，都严重关注这个问题，说中国战时经济走私如果能够得到解决，中国在经济方面并不需要外国的多少帮助。蒋由此决定成立缉私署。孔祥熙建议由杨虎出任署长，但蒋认为缉私工作非特务不行，故亲下手令：“缉私署长一职，决派戴笠兼任可也。”据此，戴笠掌握的缉私署及各省缉私处每年均能缉获大量走私物资。按戴笠与财政部商定的办法，走私物资处理后，军统可以从中提取份额以充活动费用。1942年5月份，军统局昆明黑林铺检查站截获走私鸦片三卡车。因数量巨大，故戴笠亲自发电予以嘉奖。为了把历年缉获的大量鸦片烟土变成现金，好从中分成得利，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将缉获烟土分前后数批，由武装缉私特务护送，经贵阳、桂林一线，运到广东韶关。然后再分为3路，一路出遂溪向广州湾，一路出台山向广州，一路出丰顺向潮汕，全部向沦陷区销售，称为“外销货”。戴笠事先虽规定“外销”，但在从贵阳、桂林到广东沿线的途中，都有不少走私犯闻风而至，与缉私人员联手，内外勾结，承揽销售，结果“外销”逐渐成为“内销”。

除了缉私署处理内销缉获鸦片烟以外，戴笠的另一个手法是借助杜月笙，将鸦片烟土销往香港等海外地区。由于戴笠握有缉私大权，当时政府需“外销”以禁烟名义从烟民手中收缴来大批鸦片烟土，也不得不求助戴笠，戴则从中分肥。一次，孔祥熙决定将禁烟运动中从四川烟土种植地收缴到的数十万斤烟土，从存放地涪陵廉价售给杜月笙，由杜商请戴笠派缉私武装护送到沦陷区销售，得利亿万，由杜、戴分成，颇使戴笠得到不少好处。

戴笠生财的第三个渠道是由军统与杜月笙合资办走私物资公司，从中捞钱。此策也是出自军统的经济专家邓葆光。早在1939年12月，邓葆光从武汉奉命潜赴重庆，一路目睹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实行“焦土抗战”政策，大批物资宁可烧毁，也不组织抢运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到重庆后有感而发，写了一份题为《抢夺敌方物资，安定后方经济，增强抗战力量》的报告，提出“以战养战”的战时经济方针，并建议成立相应的战时物资管理机构，统一规划、管理、监督战时物资的调配和流动。报告送到戴笠手中，戴十分欣赏，并认为可以借机掌握战时经济管制机关。马上把报告呈送蒋介石阅办，蒋看后即批转行政院研究。由此而在国家总动员会议之下成立了“对敌经济作战委员会”，邓葆光被戴笠推荐为常务委员。不久，缉私署和战时货运局相继成立，蒋并决定全部交给戴笠掌握，戴则任命邓葆光兼任权力极大的货运局业务处长，负责指挥抢夺沦陷区物资，确定缉私、封锁物资流向的位置，指导经济检查大队、管理战时物价、取缔投机倒把等重大经济管理活动。

由于邓葆光处于军统以至重庆政府所谓经济作战的中心，所以他能通观全局，及时提出许多有战略眼光的经济作战思想。戴笠则借机把邓葆光的一些计划、建议及时变成军统的生财之道。珍珠港事件前后，日军占领香港、缅甸，中国与外界的两大陆上物资通道：从越南海防港口至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从缅甸海口仰光到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相继被日军扼断。重庆及国统区的军火及重要战略物资几乎断绝，大批内迁工厂因缺乏原料无法开工，军队所需的棉布、桐油、汽油、橡胶等物资奇缺。国民党的许多军政大员为此伤透了脑筋。邓葆光据此在对敌经济作战委员会的一次常委会上建议成立一个由各方出资的公司，在军统的协助下进行战略物资走私活动。此议得到常委会的一致赞成，并由戴笠呈报蒋介石特准。很快决定由国民党银行出官股，杜月笙出商股，战时货运局出“干股”（免交），成立“通济公司”，由杜月笙任董事长。通济公司实际上成了戴、杜合办的“官商合营公司”。

通济公司成立后，先后在重庆、上海、浙江淳安、河南商丘等地设立分公司。并由杜月笙手下的人在前台主持，由军统特务在后台负责提供经济情报和武装保护物资移动，打着经济作战的名义，与沦陷区进行所谓物资交换（走私）贩运活动。通济公司在走私活动中，由戴笠派武装特务打通了三条贩运路线，第一条是南线的走私路线（主要是烟土贩运），即先从云南缅甸边境搞到大批烟土等物资，经昆明、贵阳、柳州、桂林等地交由军统广西柳州货运分处处长徐光英和设在建瓯的广东货运分处处长李崇诗，经水路下西江，进入广东、福建沿海到港澳一带；第二条是中线的走私路线，即先从重庆、贵阳进入湖南、江西到达著名的浙西阴阳界口淳安，交给军统浙江货运分处处长赵世瑞和通济公司淳安分公司，再由淳安从水路经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一路运到杭州、上海；第三条是北线的走私路线，即先从成都、西安出发，经洛阳、郑州到达皖北另一个著名的阴阳界口界首，交给军统界首货运分处处长王兆槐分流到沪、宁、平、津等地。

通济公司成立后，进行了大量的武装走私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由通济公司设在上海的姐妹公司民华公司采购到纱布共3000件，先运抵商丘分公司，再由商丘运到界首交货运处王兆槐负责运到西安、重庆等地。其中仅运到重庆的一部分由货运局送到花纱布管制局，作价8000万元，付给通济公司，运到西安的一部分另行作价处理。第二次是由民华公司采购到棉纱、棉布共500件，先运抵淳安分公司，交给淳安货运分处赵世瑞内运，中途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扣留。顾打电报给戴笠，戴推诿只负运输之责，无权处理，须向蒋汇报。后经蒋同意转给三战区充作军用，作价2600万元，由财政部办理转账手续付给通济公司。除此之外，最大的一次是由四联秘书处副秘书长刘攻芸和邓葆光牵头，发动“四行一局”筹集巨资，通过通济公司的秘密渠道，从上海抢购到70万包棉纱，分数批运到重庆，仅军统分成所得就达几万两黄金，由邓葆光存放在刘攻芸处。

戴笠不出分文，却通过通济公司的走私活动赚得暴利，从中以2000万元的“干股”分得巨额利润，以支撑军统这个庞大特务组织的巨额财务支出。戴死后，继任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无一人有戴笠那样的敛财手段筹措到天文数字的巨额资金以维持这个庞大“家族”的存在，只得大刀阔斧地裁汰人员机构，削减压缩支出，以维持军统的生存。

刀光剑影

随着军统势力的坐大，戴笠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也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开始变得更加尖锐激烈，有的甚至发展到双方大开杀戒的地步。1942年戴笠腰斩孔派门人林世良和CC系逼杀戴笠心腹杀手赵理君就是当时这番斗争的缩影。

林世良一案起源于滇缅路的走私活动。自从滇缅公路于1942年初全线修成通车后，由于香港、越南的进口通道已被日军切断，这条公路就成了国际上支援我国抗战的唯一陆上通道。为此，国民党的各派政治集团竞相组织运输单位，开进滇缅路，大搞走私贩运，以从中牟利自肥，一时滇缅路被弄得乌烟瘴气。其中，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自恃是为皇亲国戚孔祥熙家族敛财聚富，更是有恃无恐，十分猖獗，他打着替中央银行运钞票及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地私运各种紧俏物资，大发国难财。此事早为戴笠注意，他了解林世良是孔门的宠儿，又是孔二小姐孔令俊的心上人，后台确是很硬。但是戴笠的性格自有与众不同之处，往往越难对付的主儿，越是能激起他欲与之一较高下的强烈愿望。

戴笠一方面加强滇缅路一线的缉私力量，尤其注意林世良的活动，一方面派一向与军统私交颇好的上海建筑商陆根泉到昆明打入林世良身边，作为戴笠的内线，随时密报林世良走私贩运的情报，从各方面收集证据。就戴笠来说，原先与孔祥熙并没有大的过节，双方也还能相安无事。但抗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孔、宋矛盾激化，波及孔、戴。戴与宋子文关系较好，宋的中国银行又常在经济上接济戴笠，使戴笠感到有义务在孔、宋对立中站在宋的一边，打击孔的势力。二是围绕财政部缉私处（后改为署）的争夺，戴对孔恶感颇深。孔祥熙认为，缉私问题，事涉征税补税，应由财政部海关署统一检查。而戴笠则认为，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尤其军人走私，财政部无权也无力加以制止，只有军统才能取缔。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则手令由戴兼缉私处长，后升格为署，由财政部长孔祥熙节制。蒋的这一招，算是摆平双方。谁知戴笠担任缉私处长职，孔祥熙对缉私处的工作并不能过问，使孔、戴隔阂加深。三是围绕滇缅路的走私贩运问题，双方矛盾发展到顶点，有如冰山火海，势不相容。

恰在1942年初夏，日军开始了攻占仰光的军事行动。当时，我国积存在仰光的公私物资数量甚大，林去抢运公物，同时包揽私商货运以自肥。这时，私商大成公司有一笔价值法币1600万元的车胎五金等走私物资托林世良运回重庆。林世良认为这批货运到国内价值可达3000万元，油水甚大，也就同意冒险包运。这个消息很快被陆根泉得到，由军统滇缅公路警务处处长李崇诗，率领特务在中缅边境的畹町检查站截留货车，并迅速报告正在东南沿海陪同梅乐斯视察的戴笠。戴笠闻讯，当即告别梅乐斯，中途赶回重庆，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林世良打着中央信托局的旗号，勾结私商走私大宗违禁物资，扰乱战时经济，破坏抗战大局等等。当时社会各界对于滇缅公路上走私猖獗的现象，民愤极大，国际上观感也很坏，指责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官商勾结，鲸吞国际援助的抗战物资等等。蒋介石正在怒火交加的时候，接到戴笠的这份报告，当即批准将林世良逮捕，送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候审。戴笠奉令，立即以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局局长的身份赴昆明视察。下机后即令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率特务将住在昆明太和酒店里吃喝玩乐的林世良逮捕，手铐脚镣地用飞机押往重庆。

戴笠趁热打铁，下令对这一走私巨案进行彻查，发现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秘书兼信托处经理、孔大少爷孔令侃的亲信爪牙许性初为林世良这批走私货物伪造押汇契约，企图掩盖走私。戴笠证据到手，立即通知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也将许性初逮捕。何成浚与许性初私谊不错，又经许性初两次派人往重庆纯阳洞街何公馆送信，恳求网开一面，许以事成之后重谢等等，故何成浚未将许性初收监，意在放他一马。岂知戴笠紧追不放，且证据确凿，连大成公司负责人通过林世良送给许性初的私信均已收缴在案，何成浚无话可说，只得将许性初一并收押，送进重庆土桥军人监狱。

林世良原任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因办运输兼任运输处主任，由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借调至港办理抢运。孔令侃当时由孔祥熙派为中央信托局常务董事，代行理事长的职权，孔令侃就派林世良充该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年轻英俊，办事玲珑，专门以讨好孔家太太、小姐、少爷而为孔夫人宋蔼龄所赏识，并被视为未来的毛脚女婿。许性初是复旦毕业，又是从意大利留学归国的洋派人物，由孔令侃介绍给孔祥熙主办《财政评论》月刊，成为孔门父子两代都赏识的角色。现在林、许相继被逮捕，孔门一族都很紧张，孔祥熙不敢为此事直接去向蒋介石求情，只能暗中打通关节，多方营救。林世良、许性初的家属也四处奔走。求“仙”拜“佛”，经过许多幕后交易，居然将各个关节疏通。军法总监何成浚及承办法官讯悉原因，准备在1942年圣诞节前审判，先准许林世良、许性初取保释放，然后再以滥用职权营私罪，判处林世良十年徒刑结案，待风声一过，再逐渐减刑缓刑等等。许性初因未从中弄钱，还可以从轻发落。

如此一来，林世良的家属不免得意忘形，准备在圣诞前夕，举行盛大舞会狂欢一番，一来表示对孔门一族鼎力援救的感谢，二来对林世良逃脱牢狱之灾以示庆祝。

岂知他们的这一番周密计划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此案是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缉获和起诉的。戴笠精心布网，才捕住这么一条大鱼，岂能轻易放跑。加之此案侦查审讯，迁延半年之久，这批货市价已狂涨到6000万元法币之巨，按照国民党政府的缉私条例规定奖金为十分之一，货如充公，军统可得600万元；林如不判死刑，货不充公，就将落空。在公在私，于理于法，戴笠都绝无放林世良一条生路的道理。

于是戴笠发动外勤特务大写小报告，指出林世良利用职权，与不法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然后穷奢极欲、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等等，再通过军法总监部的渠道签呈送交侍从室，以触蒋怒。也就在这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高级特使威尔斯到中国访问，考察了解国民党政府接受美援的使用情况，并转达美国政界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军队混乱、走私猖獗、贪污成风、通货膨胀等种种黑幕的愤怒和忧虑，建议蒋介石对政权实行有效改革，以有效利用美援。送走威尔斯不久，蒋介石看到列数林世良种种不法情形的报告，也就不假思索，提笔在原判上批“立予枪决”四字。戴笠从内线渠道抢先一步得到批示，他素知蒋的家族观念高于一切，这一批示如果让孔家知道，孔必组织全部力量进行营救。于是，戴笠不等孔家知道消息，便连夜开刀，将林世良立斩。孔家很快知道蒋已有“立予枪决”的批示，立刻由夫人、小姐出面向蒋求情哭诉，蒋改变主意，要收回“立予枪决”的手令，可是此时林家已经接到“收尸通知”，舞会变成凄凄惨惨的丧事。蒋发现中了戴笠的圈套，不觉大怒，要拿戴笠问罪。经蒋身边专门负责黄埔同学升降进退的侍从室三处副主任萧赞育代请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求情，蒋才息怒，但也批了戴笠“擅权嗜杀”四字。

林世良死了，还有一个许性初，经当时复旦系统中一些政治人物如潘公展之流设法找人向蒋说情。一者蒋杀了林世良，弄得孔门上下都不痛快；二者戴笠因杀了林世良，主要目的已达到；三者军事法庭审讯侦查后，确认许性初在这件案子中未弄到钱。于是三方都不愿深究，再由孔家帮忙，许家花钱，许性初被宣判释放。

戴笠在组织力量向孔祥熙进攻、一心要置林世良于死地的同时，冷不防自己的后院失火，CC系抓住赵理君杀人案向蒋介石哭诉，要追究军统的责任。

赵理君是抗战初期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戴笠调到重庆，初任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1942年，因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与蒋不和，蒋给戴下令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控制人员往来。戴笠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延安为借口，保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赵理君本是军统著名杀手，其心狠手辣、滥杀无辜的种种暴行，就在军统内部，也为许多特务所齿寒，与其相识近十年的大特务沈醉在当时就骂他从外表到内心均为一典型的大坏蛋。但是他却因受戴笠娇宠而变本加厉。在黄河渡口，他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稍不遂意，轻则打骂，劫夺财物，重则把人打死投入黄河灭迹。中统特工人员多次夹在渡河群众中搞特务活动，竟也遭赵理君手下的鹰犬痛打劫掠或被打死推入黄河。中统特务有计划地把赵理君的所作所为拍成照片，搜集整理成揭发材料，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控诉。赵理君虽有戴笠力保和辩解，也仍然受到严厉申斥。为此，赵理君对CC分子及中统特务痛恨至极，时时要寻找机会报复。1942年3月15日，赵竟将中统的洛阳十二区专员常孝懦、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等教职员五人密捕活埋。这件事很快被中统特务侦查破获，CC集团上下怒不可遏，群情沸腾。恰在此时，戴笠刚从洛阳视察离开不久，CC分子便认为这是戴笠亲自去主持此事，于是，CC系把赵理君到河南后的所有劣行整理出来，由陈立夫亲自送呈蒋阅，并在蒋面前哭诉要求严办赵理君，同时追究戴笠的责任。

蒋接到CC系的翔实报告，也震惊不已，当即把戴笠找来，又是骂、又是打地闹了大半天，命令戴笠回去迅速查办具报。戴笠虽然宠爱赵理君，但到了这个份上，也无法袒护。只得命令将赵理君扣押起来，并于1942年8月份指示手下的大特务、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在洛阳参加军事法庭对赵理君的会审，又于11月亲自赶到西安，听取文强汇报赵理君杀人案的实情和会审结果，同意将赵理君就地正法，以平息CC系上下一片讨伐的呼声，这才算向蒋交代过去。虽如此，戴对赵仍十分痛惜。在局本部纪念周上报告此案时，情不自禁流露出爱惜之情。赵死后，戴指示军统有关部门将赵的尸体厚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以后戴每经过成都都要去该公墓凭吊一番，并指示军统人事、会计和总务部门对赵理君家属给予厚恤，以示安慰怀念。

陈果夫、陈立夫本与戴笠有宿仇，赵理君一案更使此仇深似东海；孔祥熙本与戴笠无大恶，林世良一案之后，也和戴笠结了不解之仇。从此，孔、陈决定联手倒戴，并在不久以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筹备会议上，孔、陈纠结一群对戴不满的党棍，向蒋提出弹劾戴笠的提案，控告他兼任缉私署长期间私敛资金，以武装缉私为名扩充武装，破坏军令统一等等。蒋此时一方面为了摆平、安抚孔、陈等皇亲国戚；另一方面也慑于戴笠手中权力过大，有权高震主之嫌，如不加抑制地发展下去，将难以驾驭。于是以“雨农兼职过多、精力分散为由”，同意让孔、陈保荐的宣铁吾取代。宣铁吾上任后，发现戴笠曾挪用缉私署两万两黄金，用于筹建中美合作所。孔、陈闻讯大喜，立即支持宣铁吾揪住不放。戴在紧张之际，幸于邓葆光因利用通济公司走私贩运70万包棉纱，赚有几万两黄金存在刘攻芸处，当即调出来解了戴的燃眉之急。孔、陈见戴笠居然变戏法地拿出两万两黄金填平了巨洞，不觉目瞪口呆，只得罢手。孔、陈、戴一番三角大战，也暂时鸣金收兵。

蒋戴之间

1942年“四一”大会后，蒋戴关系也发展到顶峰。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足见他对特工的重视程度。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高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十年以来，干来干去，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简任官的三至四级罢了。给了一个少将的军阶，直到1945年3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给予公布，可见蒋在这一点上对特务控制之严。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十年来蒋、戴合作却相当默契。这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蒋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他知道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心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蒋重用。他把掌握蒋的思想、行动，研究蒋的心理、性格，以便察言观色、揣摩迎合、顺其好恶、见机行事作为军统特工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

戴笠对蒋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周密，其主要渠道是通过蒋身边的警卫人员获得。他注意和这些人保持联络，并从生活上、感情上给予关心。1936年1月，蒋的侍从室改组，改组后的侍卫组，由蒋孝先兼任组长，并由戴笠向蒋推荐军统特务陈善周、黎铁汉分任警卫、特务股长。侍从室侍从副官居亦侨与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年纪却比戴笠小六七岁。但戴笠每到侍从室，总要毕恭毕敬地称居亦侨为老哥或老兄，以示尊敬。平时每到年节，更是私下给蒋、宋身边的内侍人员赠送红包或赠礼品。赠送对象，上至秘书、副官，下至女佣、男仆，无一例外，人人皆大欢喜。这样，每到关键时刻，戴笠需了解一点什么情况，送呈一份什么报告，这些人都能一路绿灯，甘心情愿为戴笠帮忙。

戴笠对蒋介石的心理、性格的研究，也可谓精细入微，揣摩至透。比如，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在十只公文箱左右，可见其数量之多之滥。其内容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是，对特务工作，蒋又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的，特别是涉及暗杀进步人士、分化搞垮反蒋派、勾结日伪人员等，蒋更是小心谨慎、不留蛛丝马迹，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对蒋的这种心理早已揣摩掌握，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也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对蒋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二字，究竟奉谁之“谕”，他是不作解释的。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不留痕迹，蒋对此也感到满意。

戴笠素知蒋用人行事十分注意外表精神。其方法就是对使用对象进行目测，观其仪表是否整洁，外表是否精神，言语是否精练等等。因此，戴笠每次去见蒋，必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不独戴本人如此，凡由戴向蒋引见的人员，事先戴必对其关照一番，以免失蒋欢心。

蒋对部下有两点是最忌讳的：一是援有私人，自成体系。二是贪污。戴笠在这两个方面都掌握得很好。在这之前，他从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即在黄埔系内部，他也是独往独来，不参加或组织小集团，以免招蒋猜忌。在贪污贿赂方面，他经常通过整肃军统小特务中的贪污受贿行动，以沽名钓誉，或则在见蒋时，乘一辆旧车，以区别于当时重庆军政大员竞相乘坐豪华车的奢侈之风。

蒋之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条看是不是浙江人，或者是不是黄埔出身；一条看什么人保荐。戴笠对这两条也是掌握得很准的。在军统的关键岗位上，大多是浙江人或黄埔生在把守，故蒋介石对军统的人事安排向来是放心的。戴笠向蒋保荐人员，也是非浙江人、非黄埔生不保荐的。有时需保荐某个重要而又关键的高级职务，戴笠自知分量不够，要借助他人援手，但戴笠必吃准此人与蒋的关系，决不徒然自讨没趣。

戴笠素知蒋考虑问题，决不肯被人牵着鼻子走，常有令属下防不胜防之处。由此，戴拟定计划，回复问题，必准备两至三套方案，在第二套方案没有准备好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因而戴笠每向蒋献计呈策，鲜有不中。

蒋介石个性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是，蒋介石打人有两条原则，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有此原因，蒋一生动手打过的人中，不外乎少数亲信黄埔生和心腹内侍人员。更有一些黄埔军官，以能得到“校长”的耳光而自重，借此炫耀与“校长”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黄埔生挨打仅能赏赐一记耳光，曾任蒋的侍从副官、警卫大队长的黄埔一期生周振强因受过两记重重的耳光，更觉得是一种“殊荣”。然而，蒋打戴笠，常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之时，再拳脚交加，完全是一种毫无顾忌的鞭挞。可见，蒋对戴信任之深，戴亦知蒋的心理，每每挨打之后，不但毫无怨言，反以能体念领袖苦心为荣。

蒋之对人对事，按亲疏远近之分，有一本细账。戴对这本账大体是清楚的。每每揣摩迎合的结果，总能大体不差。不但蒋由此而引为心腹，就是戴的挚友胡宗南每遇棘手之事，也要找戴决疑。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住进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闲暇时，蒋来到神禾原南坡上的西寺庙前，似乎为这里绝妙的风景所迷恋，久久地不肯离去，然又不发一言。站在蒋身边的胡宗南见此情景，百思不得其解。事后问计于戴笠，戴笠当即告知胡宗南，校长必是有意想在此处建一所别墅，但以校长之为人，他是绝不会自己说出这种意图的，必得让亲信学生主动领会办理。戴笠一语中的，一年后，蒋再次来到西安视察，被胡宗南安排住进新建的行宫“常宁宫”，果然十分高兴，并对胡宗南恩宠有加，决定将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戴以揣摩蒋的心理著称，蒋因此而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微妙的问题交戴处理，使戴在蒋心目中日受见重。但蒋也懂得部下的心理及驾驭的权术，故往往作莫测高深之状，常有出人意料之举，使戴笠难测深浅。因此戴笠也难免有碰钉子的时候，碰的次数多了，他又总结出一大经验，每遇蒋喜怒不定、乖张桀骜的时候，他对蒋的问询往往装糊涂，不拟意见，而仅以“呈核”二字听蒋自己裁处。这个时候蒋会独出心裁，仅凭自己的意志处理一切。这就是戴善于用韬晦之计的结果。

戴笠处处用尽心机，就是在对蒋的称呼上，也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他多年研究蒋的结果。蒋之称谓属下，或称官衔，或称别号，如称兄道弟等等，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比如，蒋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称辞修、伯陵、文白、蔚文等；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启予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就直呼其职衔，称白副总长、刘次长；蒋对冯玉祥在一般场合称“焕章兄”，在官场上则又称“冯副委员长”；对胡宗南则称宗南弟。独对戴笠，仅以抗战前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呼之，称之为戴科长，且沿用到抗战时期终不改口。这使戴笠听了，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感觉。戴笠由此而体会到在称呼上，也是大有文章做的。经过反复揣摩研究，他对蒋的称谓也注意区别运用。一般来说，对与他同处平行地位的人，他大多呼蒋为“老头子”；对黄埔学生，他则呼蒋为“校长”；对军政大员及杂牌军将领，他呼蒋为“委座”；对国民党党务人员，他呼蒋为“总裁”；对其他人员及在公开场合演说讲话中，他统称蒋为“领袖”。由此足见戴笠在涉及与蒋的关系上，无不处处掌握分寸，见机行事。

蒋戴关系中最难处理的大概要数一件所谓“冒充领袖亲兄案”。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很像，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来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等。汤恩伯是一介武夫，素来没有政治头脑。他听了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的祖籍确有在河南之说，又看到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加深思，派人把郑绍发送到重庆，让他到重庆找蒋。这件事使蒋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四个字。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事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给人以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看着办吧。戴笠也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是够得上杀头之罪的。但是，蒋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责的意思，然又没有交代自己如何处理。戴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就行了。如果蒋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算了，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单独分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老头家寄去200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16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蒋把这件十分敏感、微妙的棘手问题交给戴处理，也说明了蒋戴关系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这是蒋的其他亲信难以得到的恩宠和殊荣。

猜忌与戒备

1942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本意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十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但是，这次大会却引起了蒋的警戒心理。蒋本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并且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行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警察、财政、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达数十万人，加之军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蒋放心的程度。蒋戴两个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这在外人也许是一时看不出的，但在绝顶聪明的蒋戴之间却是了然在胸的。

蒋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唐纵比戴笠小三岁。身材略高，貌似文静温厚，架上一副银丝眼镜，有点书生风度。其实，唐纵是一个老成持重、长于谋划的特工专家。他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一位老军统。多年来，戴笠对之也感情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组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对之加以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大把赠礼。目的是要唐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拂。但是，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已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决不偏袒军统。对于戴笠请求给予援手的要求，唐纵甚至公开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也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什么东西，以免中了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唐纵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常在蒋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在情报综合工作方面，又能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帮助他出点子、提方案等等，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开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蒋介石此举，使戴很快意识到蒋对自己有了防范之心。尤其是林世良一案中，蒋竟要拿自己问罪，不久以后，又以兼职过多为由，撤去自己的缉私署长一职，使戴笠有了一种“鸟尽弓藏”之感。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开始了“读史”，每有空闲时间，就由秘书周念行给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资治通鉴》一类的历史名著。周念行是戴笠在江山县立文溪高小的同班同学，曾在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留学，对中国历史有相当造诣。每当周念行在讲史中说到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戴更心有所感。尤其当周念行讲到唐朝武则天时代的著名大特务周兴、来俊臣虽为武则天执政出过死力，后因了解武则天隐私太多而终被武氏所杀时，不禁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戴笠由此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可见戴对蒋的恐惧已到相当程度。

戴笠很清楚，蒋虽对自己有所猜忌和戒备，并开始从组织上有所抑制，但鸟未尽弓是不会藏的，蒋对自己也还不到下手的时候。问题是如何从各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抚平蒋失衡的疑忌心理，一方面预作应变对策，以防不测。于是，从1942年开始，戴笠就开始调整自己与蒋及各方面的关系，并在退路上有所谋划，做到未雨绸缪，制变应先。

第一步，戴笠通过进一步表明对蒋的忠心，来减少蒋的防范戒备心理。1942年10月，蒋决定赴兰州、西安地区视察。戴笠抓住这个机会，以随员身份侍卫左右，亲自布置检查蒋外出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巩固自己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蒋在兰州期间，警卫工作除了内侍卫士以外，另有兰州的宪兵、警察配合协助，戴笠又从军统兰州特工训练班中挑选了一批学生担任便衣警卫。蒋介石到西安视察，因六年前的西安事变记忆犹新，戴亲自拟定整个警卫计划，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所有的军警宪特力量，加强戒备。使西安市区的每条大街、每条巷道，都布置了严密的警戒任务。当蒋看到整个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确是做得十分周密时，对戴的忠心表示满意。

第二步，戴笠进一步注意加强与宋美龄、宋子文兄妹的感情，以做靠山。戴笠清楚，蒋素来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手下使用的人大都是阿谀奉承、谨小慎微之徒。在蒋周围的权臣亲贵之中，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或敢于说话的人，当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了。宋美龄以夫人之尊和出身宋氏王朝之贵的身份自不必说，即宋子文来说，虽与蒋常有龃龉，但因他挟江浙财团之力，得欧美资产阶级宠爱之势，在蒋心目中的分量终与一般权臣亲贵不同。加之宋子文敢于犯颜直谏，与只知奴颜婢膝，处处唯蒋之命是从的孔祥熙截然不同，这也就是戴为什么敢于亲宋疏孔的原因。

戴笠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也就处处用尽心机，予以巴结，以作关键时刻的援手。1940年夏天，宋子文曾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争取美援，滞留美国达两年多时间。这期间，戴笠在国内与宋电讯信使往还不断，及时将国内政坛的种种内幕动向及时告知宋子文，使宋在美国对国内情况了如指掌。1941年12月太平洋大战爆发，蒋为加强对美外交，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为提高身价不急于赴任，而是以对美交涉繁忙为由，迟迟不肯归国，宋子文并就此事就商于戴。戴于1942年9月向宋发电，力陈国内对苏、英、美等国外交之重要，认为宋有返国之必要。并认为由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国内反响不佳，希望给予注意等等。宋在美期间，还应戴的要求，数次电令中国银行代总经理贝淞荪接济军统金钱，每次约在200万元法币以上。可见宋、戴关系的深度超出一般人了解的程度。宋在心理上因为有十年前在上海北站被暗杀未遂的阴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戴笠抓住这一点，狠下功夫，多年来处处对宋的警卫工作予以特别关心，亲自帮助挑选警卫人员，制订警卫计划，检查警卫措施等等，其重视的程度几乎不亚于蒋。宋子文对此极为感激。宋子文一身花花公子习气，吃喝玩乐，十分在行，且“洋”味十足。戴笠投其所好，经常赠送一些使宋十分喜欢的高级进口奢侈品，每每从全国各地搞到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后，他总要设宴款待宋子文一番。宋子文特别爱吃鳗鱼，戴指示在局本部的鱼池中放养了许多鳗鱼。故大凡戴笠请客，宋子文总是有请必到，席间谈女人、谈吃喝、谈风花雪月，胡吹神侃，海阔天空，必尽兴而散。宋要玩女人，其夫人张乐怡对此管束甚严，每有外室，被夫人发现后必大闹一番。戴常常于中帮助宋妥为处理，减少麻烦。一次，宋在外金屋藏娇，与中国银行一个22岁的女职员秘密同居。此事被张乐怡查获，立即率领一卡车的“人马”，杀气腾腾地前去捣毁。戴从宋家的警卫人员中预先得到消息，抢先一步，派沈醉用轿车将宋的“外室”送至成都金河街戴公馆藏匿起来，为宋立了一功。戴如陪同宋到外地视察，驻留期间就最重要的活动安排必定是由戴邀请当地名门闺秀淑女、贵妇小姐，举办通宵舞会，使宋子文放肆寻欢作乐。久而久之，宋子文把戴笠引为密友和心腹，几到利害与共、玩乐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戴笠在宋美龄面前，不便朝夕走动。但自从经历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对戴的观感不坏。戴由此抓住机会大献殷勤，平时对宋美龄周围的佣妈女仆极力笼络，和宋美龄的心腹、“公馆派”的核心干部空军司令周至柔、新生活促进会的黄仁霖也相处得很好。1942年以后，戴运用各方面的关系影响宋美龄增强对自己的好感。宋美龄受其感动，于1942年11月以蒋的私人代表身份访美前，主动向戴笠提出由军统选一名将级特务当“侍卫长”，戴亲自选定沈醉，并由蒋、宋目测同意，后因飞机超载，才临时改变主意，由戴电令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使馆副武官萧勃代替。

第三步，戴笠进一步加强与胡宗南的合作，以作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胡宗南在蒋心目中的分量不断加重，地位也逐步加强。1942年1月，蒋手令胡宗南代理委员长行营西安办公厅主任；3月，再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其权力之大，地位之高，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而且他拥数十万大军之众，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戴笠与胡宗南本为至交，现在想到需挟胡以自重，更是不遗余力巩固关系，抱成一团。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相互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打成一片。甚至胡宗南每次从西北到重庆晋见蒋介石之前，必先与戴研究一番，由戴面授机宜，才向蒋禀报情况，回答蒋的垂询。胡每到重庆，均由军统为之安排住地和用车，由戴笠代他准备请客、送礼所需的一切，即使胡不在重庆，戴向有关方面赠金送礼，也要给胡准备相同的一份。如遇戴不在重庆，胡是唯一可以直接住进戴公馆的人，并且生活起居，请客送礼，一如胡在自己家里一样。在此基础上，戴还叫他唯一的儿子戴藏宜拜胡宗南为义父，以加深情谊。

第四步，戴笠进一步加快与美国特工合作的步骤，积极谋取在美国海军界的支持下夺取中国海军领导权。戴笠知道，特务工作是一种恶性工作，权力虽大，名声甚恶。如果自己仅仅当一个特务头目，很容易将来被蒋以某种借口作为替罪羊加以铲除。唯有及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为此，戴笠在梅乐斯两次来华期间，不惜花费大量精力，陪同梅乐斯四处周游，甚至甘冒危险，与梅乐斯深入东南沿海沦陷区的腹地，掌握日军的第一手材料，以增加美国海军对自己的好感，终于得到美方同意进行特工合作的许诺和有意支持他向中国海军界发展的默契。

第五步，戴笠有意提高毛人凤的地位，将军统的许多具体工作交给毛人凤代为负责，以抵消唐纵的影响。唐纵兼军统帮办，戴笠不好拒绝，还要笑脸相迎。但戴笠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切实加强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权力，把自己管不了的工作逐步移交毛人凤去领导。在自己离渝期间，也由毛帮他向蒋代转代呈。久而久之，毛人凤成了军统的“内当家”。唐纵在许多方面也和郑介民一样，成了被架空的空头领导，帮办也是帮而不办。唐纵素知戴的醋劲，不敢过分与之争锋，只是暗中掌握军统动向，随时向蒋密报。

第六步，戴笠注意进一步整饬军统内部风气，以防树大招风，惹火烧身。“四一”大会以后，他已感到团体太庞大，内部也太复杂，团体的秘密常常泄漏无遗，每个人都趋向于做官，每日为妻财、子禄而忙，军统内部的骄傲、敷衍、懒惰的坏作风所带来的潜在危机日见深刻，戴笠甚至将此比喻为比敌人投毒瓦斯还厉害等等。于此，戴笠这段时间大讲加强管理与约束，甚至采用了发现办公时间三次不到即站木笼子的规定，弄得特务们个个心惊胆战，军统大特务们哀叹“中国有这么一个宝贝，真不知驯服了多少三头六臂的英雄。”这段时间，戴笠公开提出对CC系和李士珍的联合进攻采取技术上退却的办法，不予正面还击，美其名曰：“天下之大惟有德者居之，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于军统与其他方面的矛盾，戴笠也采取退避三舍的办法，制止矛盾激化，“毋触蒋怒”。綦江警备司令部司令、綦江战干团副教育长周振强擅自将重庆稽查处一个为非作歹的稽查员枪毙，戴笠因他是蒋的亲信之一，也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制止手下特务采取报复行动，尽量减少树敌。

第七步，戴笠注意对其母蓝氏和其子戴藏宜弄权作势的行为进行约束，以防授人攻击的口实。1942年6月，日军侵犯浙赣线西段，攻陷衢州、江山，烧毁戴公馆及关帝庙。戴母因失去家院和求神拜佛之所，心情极为悲伤。驻防江山县的三战区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闻讯慷慨赠金三万元，以供筑房修庙之用。戴闻讯后，力劝其母退出三万元，由自己出资修复关帝庙平房三间，供戴母拜佛之用。其时，戴藏宜于火中取栗，收留散兵游勇，组成自卫团，自任团长。戴闻之亦大惊，立命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和第三战区督导组长郭履洲予以制止，迫戴藏宜交出部队，自动解除团长职务。戴笠不让其子搞特工、搞军队，却为他创造条件，竞选江山县参议员。目的也是知道其子亦非善类，如果再接触恶性工作，必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到时毁了自身不说，还将殃及池鱼，连累自己。由此可见戴笠谋划之远。

私生活

从抗战开始，到抗战中期，戴笠在私生活方面腐化堕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戴笠在私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四不”、“五好”。“四不”是不喝茶、不吸烟、不照相、不讲究衣着；“五好”是好高级轿车、好豪华住宅、好洗澡、好喝酒、好色。

戴笠不喝茶的习性大概缘于十年打流生活的磨练。在当时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品茶的悠闲心情和条件。当上特工头目后，出于安全考虑，戴笠在外面也极少喝茶。戴笠不吸烟，但是却备有名贵烟或女人烟和鸦片烟，名贵烟是招待客人用的，女人烟是讨好夫人小姐时用的，鸦片烟是用作招待杜月笙等一班三山五岳的江湖朋友及为他治疗性病的张简斋医师所用。出于神秘的特工生活及安全考虑，戴笠一般也不照相，无论哪个训练班的毕业典礼，不准合影，不准有同学录。戴笠从不把照片送人，许多军统大特务都没有见过他的相片，中小特务往往是只听其名，不见其人。有一次，中央社记者把他与蒋介石在一起的情景照上了。事后，他派人通知中央社把他的相片取消，不准洗印出来。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宣布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奖赏20万元，送信因而缉获者，奖赏5万元。可是由于没有照片，谁也说不出戴笠是什么模样，这使日伪特务机关都感到很遗憾。戴笠的上等衣料很多，但是他的衣着很普通。穿得最多的是中山装，大都是藏青色、灰色或黄色的卡其布料，偶尔穿一套军便装，从不穿西装。

重庆戴笠旧居

戴笠中等身材，壮实而有力；长方形脸，显得轮廓分明；嘴巴又宽又大，满脸络腮胡须，每天刮完后，脸色铁青，加之两道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炯炯目光，给人一种干练果断而又望而生畏的感觉。平时，留着长发，梳成大背头，一般不戴帽子，一口浙江官话，但因严重的鼻炎，而使说话带有瓮声。戴笠处处争强好胜，唯有一只鼻子不争气，常使他在一些庄重风雅的场合斯文尽失。戴笠的鼻炎之严重顽固，也算得上是一绝，无论春夏秋冬，总是隔不多会儿，就要擤出一大块浓浓的黏液。由此，戴笠外出有两样东西是必备的，一是一大箱洒满香水的手帕，一是从美国进口的洗鼻工具。由于鼻子不行，嗅觉很差，戴笠常常是香臭不分。这倒也使身边的特务少挨了许多骂。一般情况下，戴笠喜怒不形于色，性情很难捉摸，有时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有时则声色俱厉，满脸杀机，令人不寒而栗。戴笠生性好动，走路很快，在室内则喜欢来回踱步。外出坐车，则喜坐在前排。军统特务们都认为给戴笠做警卫工作比蒋还难。戴笠爱到处乱跑，一会儿上汽车，一会儿下车步行，东一转，西一拐，不一会儿就追不上了。他走得相当快，有时他在前面，忽然举手叫人，你就得很快站到他面前，否则就要挨骂。戴笠爱看京剧，有时一人在房中听留声机，也喜欢哼上几句；由于生就一副马脸，且信奉面貌主动物大贵的命相说法，故喜欢徐悲鸿画马的画。戴笠不信教、不拜佛、不求仙，却迷信风水、麻衣命相。戴笠平时吃得特别好，山珍海味，名贵特产，应有尽有，许多物品从越南、香港、印度等处进口，抗战中期以后，又转向从美国进口。星期日多半在乡下的杨家山公馆休息，其余时间大多在局本部工作。

南京戴笠旧居

戴笠喜好轿车，这当然既是享受，也是特工活动的一种需要。他拥有十多辆轿车，大多是英美等国出产的新产品，并且同一规格型号色彩的总要备两部，以防不测。

戴笠在重庆期间占有的豪华住宅，大概在重庆政府中无人能及。即使是蒋介石，由于矫情自饰，也故意不住惹人注意的住宅，在重庆期间，蒋驻留的官邸，仅上清寺官邸和黄山附近的山洞园林别墅两处。但是，戴笠仅在重庆一处地方，就有公开和秘密的公馆十余处，除了公开办公会客用的曾家岩中四路151号公馆、缫丝厂杨家山公馆外，另有罗家湾19号局本部公馆、松林坡公馆、神仙洞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住所、浮图关李家花园寓所、嘉陵新村半山坡公馆等。

重庆戴笠旧居

除重庆外，戴笠在上海、武汉、香港、兰州、天津、西安、南昌、成都、贵阳、西昌、北京以及苏州、郑州、福州、杭州、厦门等许多大中城市都占有公馆。戴笠一生中到底有多少处公馆，这大概除了他身边负责管理此事的亲信秘书王汉光之外，就连他自己也一时说不清。

戴笠的公馆装饰大多豪华，从办公室、会客室、卧室、起居室、会议室到餐厅、卫生间等，全部具备。因洗澡是戴笠的一大爱好，只要有条件，每天早、晚要洗澡，有时中午也要洗澡。因而洗澡间装修十分讲究，从墙壁到地面上都要铺有雪白的釉面砖。沈醉就是由于在成都金河街公馆替戴笠解决了洗澡间的一副踏脚板，而使戴发现了他的总务才能，一下子被戴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局本部科级）超升为局本部总务处长。沈时年仅28岁，成为军统局最年轻的少将处长。

戴笠好喝酒，而且酒量极大。茅台酒、白兰地，每次可饮两瓶左右。在一次圣诞节的晚宴上喝黄酒，最多一次连饮160杯，仅有稍稍醉意，发表长篇讲话亦无失言。把在场的美国特工惊得目瞪口呆，连喊奇事！奇事！

戴笠的“五好”中，尤以好色为先。受戴笠蹂躏最多的当数军统特训班的女学生或女特务。叶霞翟、赵霭兰、余淑恒等女学生都是长时间被戴笠霸占当作玩物的著名女特务。军统许多女特务素闻戴笠是个色魔，往往谁也不敢到戴笠身边工作，甚至戴笠想在寓所里安装电话小总机，连女话务员也找不到。他从自己的侄女、女佣，到特务家属、朋友妻女，只要能找到的，无所不玩。重庆的许多公馆也是他的淫窟。在公馆工作的除警卫、勤务特务外，还有从江山县特招来专门服侍戴笠起居的年轻女佣。戴笠认为家乡人都有根可查，老实可靠，且以同乡感情进行笼络，易于控制掌握。1940年，戴笠就命妻舅毛宗亮从江山县招去四名年轻女性分别安排在神仙洞、杨家山、曾家岩等处公馆作女佣。这些女佣除了要为戴笠洗澡时擦背、睡眠前捏脚，给戴穿衣、折被外，还要供戴笠蹂躏。特务家属如果被戴笠看中，不但要被其糟蹋，而且有被丈夫抛弃的危险。军统局人事处科长李修凯平时很受戴的宠信，他自从把家属从乡下接到重庆后，就在戴公馆附近找到一处住所居住下来。一次，戴笠坐轿子从李修凯门前经过，发现李太太长得有几分姿色，回去就派专为他“拉皮条”的秘书王汉光把李太太请来，强制她在戴公馆过了一夜。李修凯下班，听两个孩子说妈妈被戴笠找去，如五雷轰顶，一夜不曾合眼，坐等到第二天早上。李太太刚进家门，李修凯拿起一把剪刀，不由分说将太太的满头青丝剪去。从此，两人感情破裂。李修凯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泄，不觉大病一场。不久把太太送回原籍，咸淡不予理睬，又另娶了一个老婆。可怜李太太，不但被戴笠强奸，羞辱难当，又遭丈夫抛弃，苦不堪言。随着戴笠地位不断提高，其生活上也更加放荡，1942年3月，戴笠到西安主持“查缉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典礼。会后，他听说西安开源寺妓馆有个妓女叫妹妹，在当地嫖客中颇有些“如雷贯耳”的名声，一时色兴大发，就带上给他负责警卫的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马德皋，化名河南的王姓商人，找到17号房中的妹妹，胡混了两夜，给了6000元钱，时值二两黄金，另买了四件上等衣料。这个妓女从戴笠的气度、出手上只知道他是个大官，却不知道他是个名震天下的特工头子。

为了能讨女人的欢心，戴笠不但花钱十分慷慨，而且考虑得非常仔细。给女人的东西，大到钻石戒指，小到内衣内裤，无不精通。至于戴笠渔猎女性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一次，戴笠到第三战区看望第十集团军司令王敬久，在宴席上遇到上海大学的女学生萧明、夏文秀。萧明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义女。黄有意将她介绍给王敬久做妻室，故萧约了夏文秀一同到江西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发现王敬久是个不学无术的粗坯，与理想中抗日爱国的儒将夫婿相去甚远。就以回湖南原籍作借口，要辞别王敬久他去。戴笠了解原委后，又听说萧明擅长京剧青衣，是北平名票友，夏文秀会唱花旦，就心生一计，对她们说：“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很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第二天，不由分说，用汽车将她们送到重庆关进望龙门看守所，继而又关进白公馆。戴笠回到重庆后，又派人用两乘滑竿将她们抬到杨家山戴公馆，供戴笠蹂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关进息烽集中营，成为无期徒刑，直到戴笠死后才开释。军统女特务周志英被他玩弄后，异想天开地想当他的太太，结果被戴关进息烽集中营。军统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为救其弟毛烈一命，不惜以身相委，结果戴笠睡完觉，毛烈的脑袋也落了地。气得毛同文号啕大哭地咒骂戴笠是“骗子”！何芝园也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小舅子。戴笠自原配毛氏夫人去世后，初有意于女特务叶霞翟，并着意培养，后又送美国深造“镀金”。不久，重庆外训班学生余淑恒又被戴笠看中，戴认为余在色相、气质、才气、应酬、伶俐等方面都比叶高出一筹，于是又将续弦之意寄托在余淑恒身上，把她留在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步叶霞翟后尘，送余到美国留学。

名噪一时的中国影界“天皇巨星”——胡蝶最终成了戴笠的猎物

恰在两位美人出国将归未归时，电影皇后胡蝶于1942年11月24日到达重庆，戴笠再次改变主意，开始着力追求胡蝶。胡蝶本是戴笠心目中久已崇拜的一座偶像。早在20年代中期，戴笠还在上海打流时，胡蝶已在沪上影坛声誉鹊起。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戴笠重返上海开展初期的特工活动时，胡蝶已经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天皇巨星”。这个时候，戴笠只不过是个鬼鬼祟祟的小特务，与胡蝶相距之遥，不可以道里计。虽然他也是个忠实的“胡蝶迷”，十分羡慕胡蝶的美色与演技，但是，不用说无缘与胡蝶交结，就是一睹芳容也是很难的。戴笠完全没有想到昔日可望而不可即的电影皇后会有一日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成为自己的猎物。

原来，上海失陷后，胡蝶与丈夫潘有声同去香港，继续活跃在影界拍片。香港沦陷，胡蝶初想继续滞港偷安，不料日本人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亲善”思想。胡蝶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决定逃回大陆。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箱，托当时在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杨惠敏原是淞沪抗战时冒枪林弹雨之险向四行仓库八百孤军献旗的女童子军，后由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到香港做接运爱国抗日人士到大后方去工作，与胡蝶夫妇颇有交往。不料，当胡蝶夫妇爬山过西贡，步行至淡水，然后抵达广东曲江（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宝，极为伤心。特别是行李箱内有胡蝶欧游时各国名人及朋友的照片、题字，她在香港拍《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物以及许多宝贵首饰、纪念品等，均是无价之宝。现在悉数遭劫，痛心之极，因而滞留桂林大病一场。此事由胡蝶在上海时好友杨虎、杜月笙得悉，立即告知戴笠。戴笠喜出望外，慨然应允帮忙，并立即电告桂林的军统机构为胡蝶提供两张机票。胡蝶夫妇到达重庆后，应邀先住进范庄杨虎家中。戴笠知道自己手中虽操生杀予夺大权，但对胡蝶这类世界名人，却只能智取，不能强夺，否则必会弄巧成拙，引起舆论公愤。

戴笠设计一步步地征服胡蝶。第一步就是设法为胡蝶破案，据说胡蝶在戴笠面前哭诉，硬说杨惠敏抢了她的行李，戴答应尽快找回丢失的财物。并立派干员前往湖南株洲，会同当地军统组织，把杨惠敏及其情夫赵乐天拘押解到重庆，关进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不久又转押息烽集中营。这一关就是好几年，直到1946年1月杨才被“无罪”开释。戴抓了杨后，另派干员赴广东东江一带，组织侦破劫案。但任凭戴笠有通天之能，此案却也无法侦破。戴笠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按胡蝶开列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从国外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的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件，但款色更新、价值更好，于是心领神会，已对戴笠先有了一个好感。

戴笠第二步是把胡蝶夫妇从范庄接出，安排住进中四路151号公馆，这里从家具、卫生设施到衣、食、住、行的各种物品以及勤杂、服务人员等，一应俱全，免费供胡蝶夫妇享用。胡蝶本是落魄之人，又是享受惯了的，现在终于过上了自己久违的熟悉生活，自然对戴已有了三分情意。

戴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胡蝶旅途劳顿，又伤心过度，玉体病后恢复欠佳，故戴笠第三步是不但延请中西名医为胡蝶疗治，赠送贵重药品，安排调养滋补等，还从百忙之中，每日登门照拂，为胡蝶聊天解闷。各种名特土产、鲜花水果等，更是每日不断地派人送到公馆。使胡蝶自觉于心不安，欠了戴笠一份“厚债”，却无从报答。因而心中对戴笠感激、报答之情日深。

戴笠的第四步，是利用手中权力，为胡蝶的丈夫潘有声谋取了一个财政部广东区货运处专员的肥缺，只身去昆明赴任。潘本是商人，乐得到外面去做官、发财、享福，把胡蝶交给戴笠“照应”。戴笠于此则把胡蝶转移到乡下杨家山公馆，以避人耳目。从此金屋藏娇，秘密同居。不久，又为胡蝶专建神仙洞公馆，以供自己和胡蝶享乐。

胡蝶是一代红星，人极漂亮，上银幕是美人，不上银幕也是美人，性格柔顺，聪明伶俐，又极善体人意，柔情万种，绵绵不绝，居然把一代魔王戴笠“调教”得循规蹈矩、勒马收缰起来。从此以后，戴笠不但解开了系在叶霞翟、余淑恒身上的袅袅情丝，而且一改过去到处追逐女人、渔猎美色的行为。胡蝶的魔力所在，大概正如著名小说家张恨水所评论：胡为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人物相比拟，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戴笠虽是一代超级混世魔王，但是由于出身低贱，内心深处又有一种自卑感，现在又是理想中的绝代佳人胡蝶屈尊俯就于己，确是心满意足，心理深处的不平衡感得到校正，从而演出了一幕特工皇帝与电影皇后的风流史。

十、出任中美所所长

成立中美所

1943年正式开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业务，无疑使军统的特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把戴笠的权力和地位推向顶峰。

中美所的成立，首先得力于梅乐斯的两次访华中对军统的新认识。梅乐斯1942年两次来华，不但与军统进行了密切的接触与深入的洽谈，而且亲赴东南沿海进行了实地考察。除此之外，梅还跳出军统，与军事、行政、外交等有关部门进行了广泛接触，从立体的角度对军统进行全面认识，掌握大量的材料和数据。梅乐斯得出这样几个印象：

一、军统无线电设备虽然受条件限制，够不上一流的先进水平。但制度管理好，敏感效率高。尤其是军统破译技术确有先进之处，在有些方面比美军的经验还要丰富，值得美军学习借鉴。二、军统在沦陷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布置有强大的力量，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对美国海军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三、军统是世界最庞大的特务组织之一，几乎掌握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通过军统组织，就可以窥视到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铁幕后的所有秘密。

梅乐斯的报告使美国海军部情报署很快改变了对军统的轻视态度，并报告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决定与军统进行实质性的合作。

1943年，戴笠签署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左为梅乐斯

影响美国海军方面加快与军统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急于要得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军事、地质和气象等资料。1942年4月18日，美国16架B—25轰炸机从距日本本土650海里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首次对日本本土东京等地进行轰炸。完成任务后，预定至中国浙江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气象地形等资料不熟悉。轰炸机飞达浙江上空时正遇风雨交加的天气，75名机上人员与地面失去联系，在飞机耗尽油料的情况下，只得弃机跳伞。结果67名空中袭击队员被中方救起，另有8名落入日军手中。这次行动使美国海军认定必须通过与军统合作，尽快掌握东南沿海地区的水文、地质、地形、气象及日军情况，以利于美海、空军对日作战。1942年冬开办的气象工作人员训练班，是中美共同举办的第一个特工班，学生毕业后分派到各地，特别是到东南沿海一带做气象测量工作，为美军提供中国大陆和海区的气象资料。

就戴笠来说，急于加强与美方合作的步伐和质量，目的不外乎通过打“美国牌”以自重，一方面依靠美方的援助，提高军统的特工技术和力量，一方面通过美国军方的支持，谋取海军总司令之职。出于这一原因，戴笠从一开始就把与美方的接触和洽谈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让军统的任何人插手。在这之前，军统分别与苏联、英国成立了合作所，但戴笠分别交给周伟龙、郑介民负责，他基本上是放手不管的。比较起来，戴笠对中美与中英、中苏合作的态度截然不同。

中美实质性的情报合作始于1942年冬。在杨家山戴公馆的一次谈话中，戴笠和梅乐斯都对半年多来的洽谈和初步合作感到满意，并出于美军在中途岛之役后转入进攻阶段的形势需要，决定扩大合作范围。主要内容是由中美双方共同成立一个情报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持中美情报合作业务，中方由军统局代表，美方由海军部情报署代表；军统局尽可能提供给美方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美方在中国沿海及内地指定地区建立气象和水文研究机构及无线电台；美方人员在华如有失踪及伤亡等意外事件发生时，军统局应协助设法寻找和救护，并保护美方人员在华的安全等等。美方愿意无偿供给军统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和交通、医药器材等。新的合作计划和内容很快得到中美双方元首的批准。国民政府并于1943年1月正式行文批准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中美合作所美方领导人梅乐斯

蒋介石对成立中美所，大规模开展中美情报合作活动是支持的，他也希望这种合作能不断扩大和加强。但是，蒋介石对戴笠与美国特工的合作活动又带有一种警惕心理。蒋一向对一部分美国人企图直接控制国民党军队及政府重要机构的行为给予高度警惕，现在美国特工人员找上门要与戴笠的军统特务合作，他们会不会别有所图？蒋介石的疑忌使他始终对中美情报合作采取一种谨慎的支持态度。1943年夏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合同的签字仪式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军统乡下办事处的大礼堂举行。罗斯福总统派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与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一起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蒋介石指派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参加。中美两国参加人员规格的悬殊，体现了蒋介石对中美所的一种微妙态度。

中美所所长由戴笠自兼，副所长由梅乐斯担任。并由中美双方各设参谋长和主任秘书一人，内勤所设各组，则分别由中方任组长，美方任副组长。

中美所成立后，戴笠下令在磁器口钟家山一带纵横二十多华里的范围内不断圈地划禁区，包括渣滓洞、白公馆、梅园、松林坡、五灵观等地均列为特区，大兴土木，先后建有能住1000余名美军特务的别墅宿舍、办公室、餐厅、跳舞厅、大礼堂以及军火库、仓库、监狱等，全所内外勤共达6359人。美方按照戴笠开列的账单和要求，很快源源不断地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器材、气象测量设施、医药设备和交通车辆。其中仅中小吉普车就达200辆、十轮大卡车达2000辆，先后供给军统建立了156座气象台的器材设施，并有可供1000张病床使用的全套设备和医药，调拨了9000余吨特工器材和武器，这些均不计价地赠与军统。戴笠看到美国人这么大方，十分高兴，认为确是与英国人、苏联人的吝啬不可比拟的。不久，中苏、中英情报合作所相继中止。

1942年，蒋介石在重庆接见梅乐斯

戴笠与美国人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企图由美方帮助他训练忠救军并配发美式武器装备，以增强特务武装的实力，仅在第一次合同中规定训练和装备的特务武装就达五万人。并规定凡经中美所训练和装备的特务部队，必须接受中美所的指挥。

本来美国军方是看不起军统组织的，但是自从海军方面捷足先登，与军统进行情报合作，组织中美所以后，海军方面便得到许多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资料，对中国战区及远东局势的分析和判断当然海军有了更多的发言权。陆军方面很快发现海军是占了中美所的便宜，并认为由海军独享中美所的情报合作成果是不公道的。一时间，戴笠仿佛成了一只被美军各派争夺的稀有动物，身价奇贵。

戴笠在这场美国陆、海军竞相争夺军统的角逐中本可保持沉默，以便待价而沽，但是由于他与梅乐斯的私交很好，并有通过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默契，于是便公开站在美国海军一边，拒绝战略情报局推荐柯林上校为中美所第二副主任及派教官来华、在中国西北另行建立据点等计划和要求。官司打到华盛顿，美军联合参谋本部强行发布命令，规定中美所的美军人员，自梅乐斯以下，必须直接接受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的指挥。

梅乐斯和戴笠对此采取“软顶抗”的办法，表面上接受魏德迈的指挥，但陆军的一切政令在中美所形同废纸，完全不起作用。中美所的一切行动，只对美国海军负责。魏德迈对此毫不犹豫地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中美所进行打击。即严密控制空中航线，断绝或减少美海军对中美所的军事援助。海军准备自备飞机、车辆为中美所运输，魏德迈坚决予以制止。梅乐斯虽气得发抖，但也无可奈何。

为此事，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迈亲自来华找戴笠。在酒会上，杜诺迈离座举杯，与戴笠走到一边交起锋来。杜诺迈告诉戴，如果中美所阻碍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收集情报，战略情报局将单独行动。戴笠微微一笑说，倘若战略情报局试图在中美所控制以外进行工作，我会杀死你们的人。杜诺迈也笑着回敬说，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我就杀掉你的一个将军来抵偿。戴笠脸色冷峭，声音很重地说：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硬脾气的杜诺迈毫不示弱地回敬一句：我就是这样对你说话。

在这场争斗中，直到戴笠和梅乐斯同意美军战略情报局的特务参加中美所情报组的工作，魏德迈、杜诺迈才罢休。

东南大整肃

为配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行动，梅乐斯与戴笠商定将中美所的工作重点放在东南地区，并决定在福建建阳成立中美所东南办事处，由中美所军统参谋长李崇诗长驻东南负责指挥。

戴笠、梅乐斯规定东南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一是搜集日本海、陆军分布和活动的情报，二是测量海域及陆区的气象资料，三是训练、指挥特务武装，扰乱日军。为达到此目的，戴笠先后指示在上海、闽侯、定海、漳州四个地方设立情报站，并归属东南办事处指挥。不久，又成立前进指挥所，戴笠任命毛森为军统东南特派员兼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由梅乐斯指定皮尔上尉协助毛森工作。

四站一所成立后，使东南办事处的活动渐趋活跃，他们利用潜伏的特工网络和汉奸关系，搜集到大量质量较高的日军情报，特别是上海情报站站长庄心田利用一些汉奸经常到日本的关系，搜集日本本土以及日军军舰受伤后拖回船坞修理的情况，由中美所报告美国海军部后，受到高度重视，站长庄心田也多次受到戴笠、梅乐斯的嘉奖。

另一个受到美军和中美所赞扬的是毛森的前进指挥所。该所成立后，毛森将所址尽量靠前设在距沦陷区最近的浙江省于潜县乐平及浙江省分水县印渚埠。毛森在这里举办爆破人员训练班，指挥军统特务武装不时袭击骚扰日伪武装人员，搜集沦陷区情报，狙杀日伪汉奸，炸毁敌伪桥梁等，多少做了一些工作。毛森还指令上海情报站长郑庭显及各直属情报组人员，打入日军心脏，获取了大量情报，由中美所及时转送美国海军的有关方面，在协助美军歼灭日本菲律宾洋面的大和舰（载重74000吨）和冲绳岛等地八万日军，迫使牛岛中将自杀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为此，美国海军司令部尔赛和尼米兹两位将军曾多次给毛森发来感谢电，美国政府给毛森颁发了奖状和六枚勋章。

为了进一步加强东南方面的活动，梅乐斯坚持要戴笠把美国援助的武器弹药重点配发东南沿海地区的特务武装，并指定要在贵阳设立大型的武器仓库，以便可以把运到昆明的武器再通过贵阳然后运往东南沿海地区。中美所为加快对军统特务调训的步伐，除了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江西修水、浙江瑞安等地举办训练班外，又将军统设在东南地区的大型训练中心——福建建瓯东峰班改为中美所第七特种技术训练班，另在福建华安举办中美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按照美方关于配合和接应美军登陆作战的要求，大规模地调训军统特务及特务武装。

为了督促、检查中美情报合作交流计划的落实情况，戴笠与梅乐斯决定亲赴东南地区视察。此行从1943年1月就开始筹划，因是中美所成立后戴笠与梅乐斯的第一次出行，戴笠对各项具体工作准备得相当充分。1月20日，第一批先遣人员乘汽车出发。2月1日，第二批先遣人员接着乘汽车出发。军统总务处长沈醉为了这两批先遣人员能够按时出发，连日连夜地忙碌，每天还要亲自书写两至三次报告给戴笠审阅。为戴笠、梅乐斯准备的物资从足够两桌宴席用的精美餐具、沿途市面上出钱也买不到的名贵食品到送给朋友、外勤特务骨干、各地军政大员的礼物以及讨好女人用的女睡衣、内衣裤、拖鞋、女士香烟、香水、香皂等物，应有尽有。

这次出发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上午8时半，戴笠亲自到缫丝厂乡下办事处为先期赴东南的队伍送行。出发人员共乘四辆卡车，由局本部总务处庶务科科长张东生带队，因张已改任安徽歙县雄村中美所第一特训班总务组长。随行人员中有一对男女，是戴笠的内表兄毛权夫妇。毛权的长相很像戴笠，被戴笠留在身边当替身。一次因梅乐斯把毛权当作戴笠，三呼而不应，梅因而对戴产生误会。此事经中美所翻译刘镇芳进行沟通才弄清原委，戴由此大怒，立下手令开革毛权回家。当时从重庆到浙江，千里迢迢，路途遥远艰险，毛权夫妇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机会，由总务处安排乘中美所赴东南的车辆随行，但戴笠看到车上物资太多，而毛权夫妇连人带行李却要占去不少地方，大为恼火，立命手下特务拉毛权夫妇下车，自己想办法回浙。毛权夫妇见此大哭不止，后经毛人凤、沈醉等大特务从旁劝导，戴笠终念旧情，才放了过去。

戴笠与梅乐斯一行于1943年3月2日从重庆机场乘飞机先赴广西桂林，经湖南衡阳，转赣入闽，到达此行第一站福建建阳。戴笠、梅乐斯在建阳期间听取了李崇诗关于中美所东南办事处筹建情况的报告，视察了办事处的筹建情况，指示李崇诗要迅速在沿海地区以及东南各省部署力量，以点带面，展开工作，切实掌握日军在大陆和台湾海峡活动的情况，迎接盟国太平洋海军的北进等等。在建阳期间，戴笠还调整人事，一方面吸取以前的教训，在各公秘特工单位内部建立秘密轮值督察制度，由局本部督察室向各单位派出一名督察，暗中监视特务的言行，另派军统老特务杜宜之到闽北站任督察，加强领导；另一方面，指示在各公开机关设立情报组，所有军统分子或运用分子都列为公组成员，由各公开单位主管人任组长，并规定了每个组员的联络化名和每月至少要给闽北站提供一份情报的任务，各“公组”设编审书记一人负责编汇，每月由闽北组考核成绩，以决定升迁奖惩等等。对于闽北站汇集的情报，戴笠则指示必须通过局本部迅速转送中美所，由中美所及时提供给美军海军部作参考，以便配合美军太平洋舰队向北推进等等。

3月中旬，戴笠与梅乐斯一行到达建瓯东峰特训班视察。戴笠这次到东南训练班的目的：一是主持第一期学生的分系训练，并根据梅乐斯的要求，增加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等方面的训练内容；为此，该班对学生突出军事学术科目的训练，由军统拨出巨款修建了一个设备极为新式完善的秘密靶场，由中美所供给大量的弹药供学生练习射击等；二是通过分系甄别评审，戴笠准备亲自从中挑选100余名成绩优秀、忠于党国、热爱团体的学生，送往重庆即将举办的“中美合作所特种警察训练班”深造，使其具有“万能情报员”的水平，并精通一至二国的语言，准备派往国外任国际情报人员；三是戴笠和梅乐斯决定在东南训练班建立“巡察总队”训练班。巡察总队是一支特务武装部队，目的也是为了在沿海省区开展武装活动，为美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预作准备。在戴笠来说，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建立巡察总队，准备将来在抗战胜利后与中共武装游击部队争夺地盘。戴笠与梅乐斯商定，该总队的训练全部由中美所派出美军特工人员负责，队员从服装到武器等装备都是美式。训练内容也着重在军事术科和武器的使用；四是戴笠决定在东训班主持“四一”大会。这是戴笠自军统正式举行“四一”周年庆祝活动以来，第一次离开重庆在外地主持庆祝活动。自“四一”十周年庆祝大会以后，戴笠已知对军统活动不能过分招摇，以免招忌。于是，在“四一”十一周年前夕，戴笠借故出走东南，重庆的纪念活动虽然一切照旧，但规模却大大压缩。4月1日这一天，戴笠在东训班参加庆祝活动，重庆的纪念大会由第二次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统局新任挂名局长林蔚主持并讲话。林蔚所作训词，从头到尾只讲军统要效忠领袖，努力工作等等，只字未提戴笠。以林蔚的一贯为人和作风，大会训词不提戴笠不是一时疏忽，而是蒋的某种意图的体现。戴笠对此原存的恐惧不安心理不免又深了一层。

视察东南特训班之后，戴笠、梅乐斯一行翻山越岭，过了仙霞关便到了戴笠的家乡江山县。1942年6月，日军一度攻占江山县，戴公馆已毁于战火，家中无立足之地，戴笠只得在仙霞破庙权住一宿。其时，戴母年近70岁高龄，因咳嗽久治未愈，且有咯血之疾。戴笠目睹劫后家毁母病妻亡的惨景，心中未免伤心，有意想把老母送往重庆。但蓝氏坚决不肯离乡，戴笠无法，只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自嘲，于第二日赶赴江山县城处理轰动一时的所谓“柳莲芳间谍案”。

原来，驻防江山县的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军统少将姚则崇和调查室江山县行动组长、军统少校魏哲秋等人，因敲诈、侮辱落难江山的苏州女大学生柳莲芳未遂，故以查获的十二只赛璐珞梅花别针为证据，诬蔑柳莲芳为日特梅机关的间谍。由此，又通过捕风捉影、严刑逼供等手法，先后在江山及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抓来90多人，弄得整个江山县城满城风雨，草木皆兵，此事引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的岳父何健、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等人的注意，并纷纷来电询问事实真相和结论。但李觉认为此案系戴笠手下人所为，故拒绝加以过问，任由调查室一干人胡作非为，就连国民党军风纪第一巡察团团长金汉鼎闻讯到江山调档审阅，也被总司令部以戴笠作挡箭牌打回。故金汉鼎回到重庆，即向军委会提出彻查此案的要求，CC系的干员《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等人更是推波助澜，借机向国民党中央告状，要求弄清此案真相。于此，连戴笠也不得不重视起来，特派局本部督察室督察连谋专程到江山县调查核实，结果很快弄清此案纯是一起诬陷案件，因而否定全案，然姚则崇等人不服，告状告到戴笠处。这时，江山县一些社会贤达绅士也联名打电报给戴笠，恳请他为柳莲芳一案涉及的无辜人员平反。这才有戴笠的江山县之行。

戴笠住进江山县城南门外上三桥一处新屋，未审柳莲芳一干“间谍”，也未找调查室一干特务，却找到江山县商会会长王寿昌先生询问此案真伪。王寿昌以“我江山县百姓，一向团结抗日，岂有汉奸成为集团之理”一席话，顿开戴笠茅塞。当即同意连谋的结论，下令全部释放柳莲芳等九十余名无辜罪犯，将调查室主任姚则崇、江山县行动组长魏哲秋、秘书陈自耕等人拘押解往上饶，经审判，由戴笠批示枪决，并公诸报端，公开执行。当时人人对此深信不疑，以为戴笠毕竟做了一件好事，岂知姚则崇还是被他用替身术保了下来，仅易地使用而已。戴笠以假乱真，欺世盗名的手段由此可知一斑。

雄村第一班

戴笠、梅乐斯一行离开江山县，浩浩荡荡向江西上饶进发，到达此行第三站——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与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再次商谈忠义救国军的整顿问题。1940年，因忠义救国军与三战区的国民党军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官司一直打到重庆蒋介石那里。后经戴笠亲赴东南地区进行整饬，才使忠救军与三战区的矛盾一度有所减缓，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协调默契地袭击新四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但是，由于忠救军本是一些良莠掺杂的乌合之众，又占据着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在苏、浙、皖三省与敌占区接壤的阴阳界上设关立卡，强征暴敛，同时大搞走私贩卖、牟取暴利。忠救军的所作所为，使得三战区与忠救军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弄得顾祝同也站出来向蒋递上一本，说忠救军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扰民有余，十足一群土匪。蒋介石自1942年以后，对戴有了戒备心理，也就对这类事采取有所偏向的态度进行处理。他把三战区揭露忠救军种种不法行为的报告批转戴笠查处具报，并威胁要取消忠救军建制，维护战区军令统一。

蒋介石这一手无疑把戴笠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蒋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忠救军不同，上次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另有企图，自己如处理不当，必受其累，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一份特务武装的家当，也会毁于一旦。于是，经过反复考虑，戴笠向蒋呈送了三条处理意见：

一是再次调整忠救军的高级人事，由胡宗南推荐的黄埔一期生马志超出任忠救军总指挥，周伟龙调任军统别动军司令。马志超在西安事变后由戴贬谪到兰州任警察局长，后因不得志钻营到胡宗南部任师长。这次又由胡宗南把他推到军统任忠救军高级职务，戴素知马志超是大饭桶一个，对其颇感不满，但一则出于胡宗南的推荐，二则可以利用马志超黄埔一期生的黄马褂敷衍蒋介石，也只好勉强接受下来。胡宗南深知戴笠的心理，授计马志超不带一个警卫和副官，只身前往戴笠处报到。戴笠见此，果然很感动，马上命令沈醉给马志超精选一名精干的卫士，并取出一支最新式的手枪赠送给马，另取一支德造二十响驳壳枪给卫士，同时为马添置了许多装备，令马克日赴安徽广德忠救军指挥部接任。

戴笠（左四）与梅乐斯（左二）向特务指示机宜

二是与梅乐斯商定，在安徽歙县雄村成立中美所特训班，分期分批调训忠救军所有官兵。训练课程、教材、方式一律按美式设置，并由美军教官主持，训练结束后，一律装备美式武器，然后把它们用于配合美海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戴笠深知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军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因而挟美军以自重，施出这一杀手锏。这一招果是厉害，既然连美国人都重视这支特务武装，蒋介石一度要取消它的心理也就作罢。

三是戴笠决定利用和梅乐斯一起赴东南视察的机会，亲自到三战区与顾祝同等高级将领面谈，协调忠救军与三战区的关系，整饬忠救军的风纪等等。

戴笠的计划很快得到蒋的批准，因而忠救军得以保留。

戴笠是报复心理极强的人。三战区因忠救军的关系，屡次到蒋面前告状，早使戴笠对顾祝同心存芥蒂。这次他到三战区视察，表面上是调整关系，整饬忠救军，实际上是搜集三战区部队上下勾结、大搞走私活动的材料，以便向蒋密报。当时，三战区是国民党部队中最有钱的部队，军风腐败，大小将领腰缠万贯，重庆国民党的许多军政大员及社会舆论对此曾有许多指责。戴笠对此心里是很清楚的，不过考虑顾祝同是蒋的心腹将领之一，不愿过分拂逆蒋的欢心。同时考虑到忠救军部署在三战区，军事作战方面受战区节制。还有忠救军与杜月笙的港济公司也都在三战区大搞走私，也就对三战区种种腐败现象加以袒护，每年只是指示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缉私部门抓几件不大不小的案子上报，以敷衍舆论。自从三战区抓住忠救军不放以后，戴笠也就改变策略，下令各省缉私部队加强缉私活动，搜集三战区部队参与走私分肥的材料，不断上送侍从室，密报蒋介石，结果缉私部门与三战区驻军的关系一时搞得很紧张。这次戴笠到三战区，一方面检查缉私单位是否忠于职守，严厉查缉打击除军统以外有关方面的走私活动，一方面也给这些缉私机关撑腰打气。

戴笠与梅乐斯的车队从江西到达皖南歙县的那一天，迎候的除军统驻安徽的各公秘单位特务头目外，还有当地的行政与驻军高级将领等。但戴笠在城外就叫车队停了下来，他一个人先下了车，径直徒步向城内走去，身边未带一个警卫或侍从人员。这一举动，使在场迎候的人员莫不惊愕，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家等急了，要车队派人进城护卫，却被戴笠的侍卫人员挡住，他们说：“这是常事，不要管他，没有问题。”不久，戴笠果然抱了一大捆宣纸安然无恙地回来，车队才开动，向安排好的住处走去。

原来，戴笠孤身一人进城后，先打听到城内的一位商家，立即登门拜访，谎称自己是从外地来采购桐油、棉麻等物资的商人，请商家代为收购，越多越好，且报酬甚优。商家看来人颇谙行情，且来人阔气，气宇不凡，便深入攀谈起来。洽谈中，商家表示可以代购物资，为难的是有缉私人员，收购的物资难以运出。戴笠说：“你们当然认识缉私处官员，我可以请客嘛！你介绍给我，我去找他们想办法。”但商家坚持说缉私处不好对付，他们不要钱财。几经磋商，生意没有谈成，戴笠才买了一捆宣纸回来。事后，戴笠在接见缉私处官员时，特对他们忠于职守、维护纲纪的行为给予嘉勉。而缉私处人员了解戴笠进城经过时，也吃惊不小，庆幸这次老板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否则一定会用“家法”开刀，以儆效尤。戴笠结束这次三战区之行回到重庆不久，顾祝同因纵容所属部队走私而受到蒋的严厉申斥，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的青年将领也同声给予指责。重庆的报纸也给予揭露声讨。由此，顾祝同始认识戴笠的厉害，开始主动改善、修补同戴笠及忠救军、缉私处的关系。

戴笠此行的第四站是安徽皖南歙县雄村，一则是与梅乐斯一起主持中美所雄村训练班开学典礼，二则是在此接见军统驻安徽公秘单位特务头目。

戴笠与梅乐斯等人的住处被临时安排在公路旁一座较现代化的公墓办公建筑里。许多特务认为这处地方阴气森森、鬼气缭绕，不免是不祥之兆。但戴笠是不信鬼神之类说法的，反认为这是一座新式建筑，干净整洁，宜于居住。

戴笠在为梅乐斯演示自己化装成力夫的技能（1942年）

戴笠到了住地，立即批阅一路上从重庆发来的各种急电。一个多小时后，才整衣出来对早已迎候在外的高级军政负责人见面。握手寒暄之后，一一赠送由后方带来的礼品，并为这些军政人员解决些疑难问题。戴笠是深知人情世故的，他对这些人无非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或则封官许愿，或则赠金送礼等等，使众人皆大欢喜，满意而归。

雄村训练班是中美所举办得最早的一个训练班，戴笠、梅乐斯对此十分重视，意在通过该班取得经验，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按例，雄村班主任仍由戴笠自兼，副主任由三战区督导组组长郭履洲担任，教育长佘万选，总务组长张万生等。教官30多人，全部由美军特工人员担任。为了协助美军教官教学，在这之前，戴笠与梅乐斯商量，还举办了一期“助教人员训练班”，由梅乐斯亲任班主任，学生由富有教学经验的军统特务人员选送。该班学生自称是“梅乐斯训练班”，毕业时，每人得到梅乐斯赠送的短剑一把，然后被分配到雄村等训练班任美军教官助手。

第二天，戴笠、梅乐斯等人乘四人大轿从住地到雄村参加开学典礼。礼堂设在一处有三四进的宽敞民房内，墙上贴满了“革命”、“家规”等标语，主席台两边的壁上贴着金色剪纸的“理明、心静、气足、胆壮”八个大字。因雄村物质条件缺乏，场面较为平常。开学典礼仪式主要由戴笠和梅乐斯分别讲话。当天，顾祝同也从江西上饶赶来表示祝贺并在会上讲话。戴、梅、顾三人讲话的内容大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太平洋大战中美军的攻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意义，雄村训练班的重要性，以及对学员的期望等。戴笠在讲话中还特别吹嘘梅乐斯对中美情报合作所作的重大贡献，强调训练班所有官兵都要无条件服从中美所的领导，尊重美军教官，促进中美团结等等。仪式不长，讲完话后即告结束。

第三天，天刚放亮，戴笠又命令郭履洲集合全体官兵在新安江畔讲话。针对学员都是来自忠救军各个纵队、帮会习气浓厚、作风散漫的特点，戴笠面对学员，用手指着新安江的清澈流水对学员们说：“这新安江的江水，是用来清洗你们灵魂的，我要求你们把身上的污泥浊水洗个干净，你们这些人好比废铁，我要把你们投到这个大熔炉里，把你们锻炼成钢”。戴笠并用老板的身份，重申家规家法，要求学员们努力学习，在敌后尽忠尽职，以便将来配合盟军作战等等。整个讲话充满了“家长”的威严和关切的气氛。

雄村训练班开学后，戴笠才开始接见军统外勤特务骨干，接见形式包括开会、宴会、个别会面等方式进行。开会主要是聆听戴笠的即席讲话。会议形式虽然不像正式会议那样严肃，但戴笠每次讲话时间都很长，使一些不善于干坐的外勤特务颇不习惯，但因畏于戴的家长作风，一个个也只好强打精神，把戴笠的训示听完。讲话内容也都是一些慰问鼓励及做人做事的道理、工作方法等。

宴会除一次全体聚餐外，其余的均是一次一两个人被召见与戴笠共餐。5月28日午餐时，招待的是两碗面条，戴笠对受赐的特务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特意叫大家来吃碗面。”这种充满“家庭”气氛的形式颇使特务们倍感亲切温暖。

个别接见时间较长，先后用了两天时间，才接见完毕。接见过程中，戴笠手拿一份接见名单，上面填有被接见者的经历、学历、资历、活动能力、社会关系、工作成绩、现任职务等。戴笠对照名单，详加观察询问，从中发现和选拔人才，或升迁，或调动，或培训，或安排出国深造等，许多特务的一生，往往经过戴笠一次接见就官运亨通了。

戴笠为笼络人心，对每个被接见特务都要赠送现金，或2000元，或500元，每人多少，全凭戴笠谈话中的兴致而定。但因每人都有一笔，且最少也相当于一名少校军官两个月的薪饷，特务们也都十分开心，对老板感激不尽。

利用接见公秘单位特务头目的间隙，戴笠还广泛与屯溪、歙县等军政官商人士接触，对军统外围分子则开座谈会，广为交结，礼贤下士。戴笠久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知道对这些人不能摆架子，耍威风，而要亲切随和，称兄道弟。屯溪商界有个布商，叫裘雨农，是合肥人，颇有名望。经人介绍与戴笠相见。戴笑着说，“你与我异姓同名，看来我们是兄弟是好朋友了”。裘雨农受宠若惊，从此以后对戴笠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军统工作也不遗余力地支持。

梅乐斯及随从与戴笠一家合影

6月22日，戴笠与梅乐斯辗转回到重庆，此行前后共达110多天，是戴笠多年来出访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与梅乐斯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戴笠与其进一步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为以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重建京沪军统组织

戴笠视察东南四省回到重庆后，立即通知毛人凤和王一心，他要亲自召见周佛海派赴重庆的信使程克祥，在曾家岩戴公馆设宴招待。程克祥本是文强在淞沪战争中运用的一个基层谍报人员，按当时在军统内的地位，不用说由戴笠亲自设宴招待，就是直接晋见戴笠的资格也是没有的。问题是戴笠要急于掌握和控制周佛海，这就使程克祥在戴心目中的分量大大加重。

戴笠等待周佛海的投诚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这一方面是戴笠急于通过策反周佛海，迅速恢复南京、上海等地的军统组织，扭转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挟周佛海以自重，加强军统及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自1942年初戴笠给周佛海发出策反信以后，戴笠就已料定周佛海迟早会与自己联系，双方在1942年间逐步达到了一些默契。尤其是当戴笠指派军统大特务徐肇明、杜伯威打入周佛海的“禁卫军”税警总团时，居然被周佛海委以重任。

军统特工人员在接受美国特工人员传授专业技术

1942年11月间，周佛海在南京第一次召见熊剑东、徐肇明、杜伯威等人时，周先以黄埔教官的身份与黄埔六期生徐肇明、杜伯威寒暄了一番师生关系，接着就公开向熊、徐、杜等人交底：“我离开重庆时，仅在临行上飞机前没有向蒋先生说，这事雨农兄是完全知道的。现在我们这边所作的努力，就不是在武汉时所谈的范围了。那时只希望日本人不在华北设立政权，而且还可将冀东交还给我们。这些情况，我早已托雨农兄转报蒋先生。你们都是蒋先生的学生，这次随剑东兄一道来帮助我，我很高兴。我们还要付出最大努力，才能望到重庆政府回到南京。”周佛海的这一段交底的话由徐、杜及时报告戴笠，戴笠已知周的心迹。周佛海于1942年间经过一年左右的观察彷徨，权衡得失，认为德日法西斯败象已定，这才痛下决心，于1943年2月中旬，把“供养”在周公馆的军统特务程克祥请出来，要他送一封信到重庆，亲交戴笠，转报蒋介石。程克祥辗转到达重庆，找到军统设在枣子岚垭漱庐的联络站，先会见了军统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呈送了周佛海的亲笔信。信中内容主要是周表示他已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蒋驱策等。王一心先研究了原信，弄清此信确系周的手笔，接着又按例到人事处查明卡片，核对照片，弄清程克祥确系军统原南京区情报通讯员。于是才将经过情形签报毛人凤，并由毛人凤转报在东南建阳等地视察的戴笠。戴闻报大喜，很快对毛人凤、王一心指示了两点：（1）通知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让他看到军统局的兴旺景象；（2）通知息烽集中营优待周母及其全家生活，以便让程克祥看望周母时有一个表面印象等等。

戴笠回到重庆后，立即将周佛海的亲笔信面呈蒋介石，并建议蒋能就此给周佛海某种许诺，以便对周佛海加以利用。戴笠深知，周佛海也是一个头脑机警、考虑问题十分细致缜密的人。周此次派程克祥赴渝，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以建立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以决定取舍。以他在汪伪集团中作为一等大汉奸的地位，没有蒋本人的某种可靠承诺，他是不会轻易“上岸”的。为此，戴建议蒋写一封不具名的亲笔信，由程克祥带回南京交给周佛海。因周过去长期在蒋身边工作，对蒋的笔迹很熟悉。这样，既可以避免因蒋署名可能带来的忌讳，又可以给周吃一颗定心丸，让他死心塌地地投靠军统。蒋经过一番考虑，同意亲笔书写一函交戴笠，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知名不具。

戴笠从蒋官邸回到局本部，又召见毛人凤、王一心，及人事室龚仙舫等大特务，对策反周佛海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示：（1）将程克祥破格提升为军统南京区长。赋予该区的唯一任务就是与周佛海进行联络，并对周进行监视。（2）另成立军统南京站，从局本部内选择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任站长，随程克祥赴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南京站。在组织上南京站自成体系，并不归南京区领导，相反，该站对程克祥的南京区负有监视牵制作用。

美国特工传授收发报技能

任务指定完毕，戴笠择日在曾家岩戴公馆设宴招待程克祥。听取了程克祥对南京、上海方面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周佛海及汪伪集团内部情况。然后，戴笠针对周佛海的亲笔信内容，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并进一步指示程克祥：“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反正过来，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这事你可相机进行。至于情报报道，那就不用我再说了”。当戴笠听程克祥介绍说丁默邨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已发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时，不禁哈哈大笑，并说：“且看他悔悟如何。”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为程克祥选配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本和电台跟程去南京，并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又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程克祥临行前，戴笠将蒋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由他亲交周佛海。与此同时，军统南京站的站长人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于夏间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咐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后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处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是一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才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结果经反复比较筛选，终于选中了周镐。

一切果如戴笠的预料那样。周佛海见到蒋的亲笔信后，才下定了投靠蒋、戴的决心。周佛海其实是很熟悉蒋的为人的。在这之前，他虽有投靠蒋、戴之意，但蒋的翻手作云覆手为雨是出了名的，如果仅凭戴笠居间进行联络，未始不是一种特务技术的运用。现在蒋有一封亲笔信在自己手中，正如一个把柄，将来他们即使要耍赖也不怕了。他的儿子周幼海当时曾经提醒父亲：既是蒋先生的亲笔信，为什么不写名字，而写上“知名不具”四个字。周佛海大度地笑了，说：以他现在的身份，当然不便于给我这个大汉奸具名写信，这也是蒋先生的小心谨慎之处。不过，我在蒋先生身边做事多年，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我认识他的笔迹。因此，他可以对我用“知名不具”四个字说话。周幼海似乎对这封信的作用仍感到不放心，又追问：信上讲对你的前途予以可靠安排，不过是一句话，还有没有其他更牢靠的保证。周佛海叹息道：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更可靠的保证也难。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汉奸哩，戴罪立功，给我一条出路，就算是很不容易了。我哪里还能再和他们讨价还价。由此可见，周佛海把蒋的亲笔信完全是当作救命稻草而加以密藏的。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给予精心安排。程克祥、彭寿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三项任务：

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反共，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占地盘。

周镐按照戴笠的意图，至1943年底，已将南京站筹建完毕，并建立了八个潜伏组。另将杨叔丹发展加入军统，以便利用他从内部监视周佛海、程克祥。此后，周镐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大搞特工活动，不但被周佛海引为心腹，就是伪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常务次长祝晴川等显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见下，甘为周镐所用。形成了一个以周镐为中心、以周佛海为后台的伪军委会秘密小集团。

自此以后，军统在南京地区中断了六年之久的活动终于得到恢复，汪伪京、沪地区的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重庆，军统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

合流与分流

自从抓住了周佛海以后，戴笠确是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首先，在周佛海的策动或影响下，汪伪南京政府的大批汉奸滚滚而来。在政府行政方面，戴笠除掌握了周佛海以外，还先后控制了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安徽省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等一批大汉奸；汪伪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陈公博也企图效仿，派人与戴笠联系，表示愿意向蒋立功赎罪、听候驱策。戴笠考虑到陈公博虽位居汪伪政府第二把交椅，但手下除了一个情妇莫国康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死党，利用价值不大，于是以陈是汪伪政府主脑为借口，予以拒绝。

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樾、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一大批伪军实力派人物都与戴笠建立了直接联系。戴笠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奸将领的利用控制，认为他们是抗战胜利后与中共军队争夺地盘的前沿力量，因此从多方面加以笼络争取。为了策反伪军参谋总长鲍文樾，戴笠于1943年秋专程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请张再次写信给旧部鲍文樾，劝其反正。张学良也不拒绝，只是一语双关地提出要一根好的钓鱼竿。戴洞察其意，回去后很快命人送来一根从美国进口的能伸能缩的钓鱼竿，其寓意亦双关。戴笠把张学良的信交陈昶新物色人选送往南京。此时，鲍文樾知日汪大势已去，也就顺坡下驴，与军统开始发生关系。

在伪特工方面，自从戴笠通过程克祥对丁默邨说了“且看他悔悟如何”这句话以后，丁默邨也很快与军统接上了关系。先后由军统特务周镐、濮齐伟、毕高奎等人和他保持经常联系。丁默邨出任伪浙江省长，暗中先安排戴笠派遣的军统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长。

由此，汪伪的行政、军事、特工等方面，几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蒋对汪伪集团的一切指示，也无不通过戴笠去实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大批高级汉奸的又一个好处是，可以随时了解汪伪南京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行动部署，有些情报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以至通过中美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就连美国人也为之十分嫉妒羡慕，加重了美国特工为争夺中美所领导权的纷争。就以周佛海来说，他从1943年开始，就先后向军统递交了不少重要情报。例如，1943年夏间，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的特使身份，访问伪满洲国。与戴笠建立联系后，周佛海当即把伪满方面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伪满方面的许多内幕情报。1943年11月，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以及日军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等，进行了详细考察搜集，回国后，全部密报给军统，又由戴笠通过中美所很快转报给美国军方。除周佛海以外，凡与军统建立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竞相向军统输送日伪方面的各种情报。因此，自1943年以后，军统在日伪方面的情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是确定无疑的。

以周佛海为代表的大批汪伪军政高级汉奸与戴笠建立关系以后，蒋汪关系得到相当改善，与此同时，蒋、日关系也有了许多默契。一个合流的明显例证是蒋、日、汪合议杀死李士群。1943年夏，李士群已经在汪伪特工总部主任的本职之外，先后兼任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负实责）、江苏省省长、“永兴隆公司”董事长、《国民新闻》报社长等职，一跃而成为南京汪伪政府的最大实力派人物之一。李士群的权力膨胀，在汪伪集团中引起了一片恐慌，为抑制李士群的恶性发展，防止他尾大不掉，汪精卫于1943年初秘密指示在行政院下成立一个政治工作委员会，代号叫“成和通运公司”，目标是逐步削减李的势力，进而翦除之。李士群权力的膨胀同样超出了让日军放心的程度。特别是李士群控制的“永兴隆公司”在掠夺沦陷区的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上与日军发生严重冲突。在这之前，李士群手下的流氓杀手吴四宝竟公然劫夺日军的金砖，使日军对李士群的恶势力已有了进行抑制的计划。正在此时，李士群的后台、日本军部的代表晴气庆胤调往华北，继影佐祯昭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的柴山中将对李士群持坚决打击的立场，指示“梅机关”的特务头目中岛信一大尉对李士群的活动严加监视，伺机打击。从蒋介石这方面看。戴笠经过长时间的工作，认为李士群始终不肯顺应潮流，向重庆政府投诚，因而成为军统策反控制汪伪力量的一个障碍。本来，戴笠想把李士群抓在自己手里，使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特务组织连成一片，那样就将使军统力量得到空前增强。但是，李士群认为自己原先在国民党内根底太浅，与重庆关系不深，投蒋之后不见得会有自己多大的好处。如此一想，李士群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与军统作对。恰在这段时期，戴笠与梅乐斯积极筹备开辟第二战场，大批特工人员东调南下，若不尽早铲除李士群，将直接影响美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计划。戴笠也下了除去李士群的决心。

于是，蒋、日、汪三方不谋而合，先由唐生明向戴笠献策利用日军和李士群的矛盾相机进行铲除，继由戴笠据此发电给程克祥：“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与周佛海、罗君强诸兄筹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本来，这是戴笠的一石二鸟之计。让周佛海执行这个任务，一方面考验周佛海是否真心投蒋，另一方面借此除去李士群这个强劲对手。周佛海接到电报后，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番研究，决定通过心腹熊剑东挑拨日本宪兵队特工课长冈村与李士群的关系，借日人之手杀李。结果，几个方面一拍即合。1943年9月6日晚，冈村在家中设宴，以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的矛盾为借口邀李赴宴，并于席间下毒。两日后，李士群死于苏州寓所。

蒋介石问戴笠病况便简

1943年，戴笠在实施中美特工合作计划和策反汪伪汉奸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不但使军统的力量大大增强，也使戴笠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尤其是自得到梅乐斯的全力支持后，戴笠的地位已带有明显的国际背景。这使蒋介石也感到，已不能用过去那种简单打骂的办法来控制戴笠了。1943年7月，戴笠赴西安地区视察，处理东亚同盟军司令白凤翔被日军毒死事件，检查督促成立航空检查所等事宜。不料在西安患肺病，一病难起。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手书慰问，以关切的口吻说：“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中正。”戴笠得蒋手书，心情十分愉快，病体不日康复，又赴兰州等地视察。

8月份，梅乐斯赴印度视察时，在阿拉哈巴车站遇刺受伤。戴笠下令军统在印度的组织彻查，很快弄清是日本间谍所为。梅乐斯闻讯极为高兴，称赞军统的力量确是不凡，并大力在美国国内替戴笠进行宣传，以至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11月，在中美苏三国首脑会议上，罗斯福直言不讳地向蒋介石提出，他希望会见戴笠。此举无疑使蒋介石内心极其不快，并产生警觉。蒋历来认为特务工作决不能让其他势力染指，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际强国，一旦戴笠被其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但他表面上又不便拒绝罗斯福总统的要求。然而戴笠终其一生，始终没有见到罗斯福一面。虽然如此，蒋介石已经日益感到戴笠的厉害和力量。11月，蒋介石从开罗参加首脑会议后回到重庆，决定在开罗设立公使馆，指令外交部提出公使候选人。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常务次长钱泰共同保荐资深外交官凌其翰为候选人，宋子文保荐郭德华为候选人，戴笠闻讯后，也上了1个签条，保荐原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为候选人。三方角逐的结果，蒋却出人意料地圈定了许念曾为驻开罗公使馆第一任公使。这在外人看来，固然是蒋出于重视特务外交的缘由，另一方面，也是蒋出于在当年8月免去戴的缉私署长后，对戴的一次抚慰。

1943年，戴笠一方面通过蒋、日、汪的合流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通过国共分流进一步打击中共的力量。早在1942年底，戴笠就与汤恩伯合谋，利用当时中共延安整风中的空子，秘密策动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公开叛变，此案中先后被袁出卖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有80多人。这次反共活动，成了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前奏。1943年3月10日，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重庆出版发行。书中竭力宣称“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集中表述了蒋介石反共的政治思想，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舆论准备。戴笠接受唐纵的建议，一次购进该书5000本，分发给重庆的每一个特务，并列为各特工训练班的必读课本。当年春天，戴笠奉蒋命，派军统特务将叶挺将军从桂林七星岩附近的一个山洞解到重庆望龙门特务团团部，从各方面进行诱降活动，终未成功。不久，叶挺将军被陈诚接到湖北恩施第六战区长官部进行感化劝降未果，又送还戴笠，戴再次将叶关进白公馆。一年后，廖承志先生从江西赣州亦被解到重庆，由戴笠一并关进中美所洪炉厂。叶挺、廖承志都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廖承志是1942年5月于广东乐昌被中统江西省调统室密捕的。戴笠把他们从第三战区与中统手中抢过来，本想通过劝降，能为蒋所用，但直到抗战胜利，戴笠虽费尽心机，终不能使叶、廖二人的意志发生丝毫动摇。这几乎使戴笠的心理对共产党人的意志产生极度的恐惧，从而更加仇视共产党人。

十一、走向顶峰

“三王”之盟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转折阶段的一年。这一年，无论是在苏德战场，还是北非——地中海战场，反法西斯同盟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太平洋战场上，中途岛一战，日本海军遭到了350年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盟军开始了局部反攻。

这些消息陆续传到重庆，在国民党政府人员中激起了一片亢奋之情，期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心情越加殷切。但是，戴笠却是以不同的心情和眼光来审视这些消息的。他认为，一方面军统组织是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掩护膨胀起来的，一旦抗战结束，军统组织将“失去”工作对象，利用价值就会降低，自己的地位就会有所削弱；另一方面，战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权力关系将会出现重大分化组合的过程。果真到那时，自己仅以一个政治上观感很坏的特务头目的身份，以什么做权力角逐的筹码。尤其是蒋介石一旦对身后的事重新作出安排，或是他本人在政治上失势，自己政治上的出路在哪里？岂不是成了一损俱损的牺牲品。即或这些事都不会出现，以蒋的一贯作风和手腕，难道不会出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局面吗？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虑，戴笠不能不未雨绸缪，对自己和军统的前途预作安排。

戴笠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加紧实施夺取海军领导大权的计划。这项计划依靠梅乐斯的支持已经取得美国海军界某些巨头的默契。如果军统能在配合美军拟议中于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作战中有上佳表现，无疑会给戴笠在谋求通往海军总司令宝座的道路上带来好运。这个目标一旦实施，戴笠在政治上就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戴笠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考虑如何把军统组织改造成为政党一类的政治组织，使之能够适应战后可能出现的民主政治形势。这项计划由于在实践中有许多困难，故戴笠认为必须提前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所虑者军统是一个杀人放火、偷鸡摸狗的特工组织，没有玩政治的人才，这个设想迟迟变不成方案。反复考虑的结果，戴笠想起在息烽集中营内囚禁有许多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吏，这些“待罪”之身的“囚犯”，既不能全部释放，将来也不能全部杀死。何不将他们收揽起来，第一步先组织他们进行理论研究和设计，第二步再利用他们建立政党组织。为此，戴笠从息营调来了全部在囚人员的名册和档案，详加审阅，圈点了二十余人的名单。人选确定后，戴笠就把息营主任周养浩找来，把自己的意图向周养浩交底，并几度进行密商，定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一是先拨三万元经费，成立各种问题研究会，暂时利用他们在息烽研究各种实际问题，提出方案，以供参考；二是一次性拨发九万元，一方面对这一部分人提高生活水平，维持他们的身体健康，一方面则添买一批书报杂志，以供研究参考之用。

半年以后，这个类似研究会一样的组织在息营秘密组建。成立时，周养浩按戴笠的嘱咐，摆上丰盛的筵席款待。席前，周养浩按戴笠的意思说了这样一番话：“各位都是一时人才，因种种关系，暂来此受屈。戴先生觉得很对不起，要我代表向各位慰问。抗战胜利在望。国家前途是光明的，各位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戴先生希望各位多多保重身体，高瞻远瞩，将来多为国家出力”。席后，周养浩将这些人分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四个组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题目是由戴笠指定的，叫“开展本团体政治工作方案”，并以“明了趋势，把握可能”八个字作为课题研究的指导方针。课题研究的要点是把军统作为一个政党的前身来考虑，最终目的是要把军统改造成一个独立公开的政党，政党的党魁就是戴笠。方案形成后，由周养浩密送戴笠审定。方案里提出了从扩大政治影响到进行实际活动，从秘密工作转为公开政治活动的方法、措施，并特别强调一方面要吸收人才和培养人才，一方面要多创办学校、书店以及出版杂志报纸等。由于这项活动的内容在许多方面触犯了蒋介石的厉禁，故戴笠规定从各方面严加保密。整个活动自始至终只允许由周养浩1个人掌握，其他任何人不得与闻。

“西北王”胡宗南

戴笠采取的第三个措施是联合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以作外援。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蒋介石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不睦外，胡宗南、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当时，胡宗南任第八战区副长官，有“西北王”之称。蒋介石交给他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3个集团军、12个正规军、40多个师，加上副长官部的直属部队达45万人之多，另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仅据军政部军需署署长说，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蒋蓄意培养胡的实力，使胡在西北地区日益坐大，陕、甘、宁、青地区的军政大权无不操于其手。

汤恩伯是继陈诚、胡宗南之后崛起的蒋系三大军事实力集团之一。1943年，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兼边区军政分会主任委员，蒋介石拨归其指挥的正规军达5个集团军，共25个师零3个旅，兵力达40万人之众。汤之崛起，颇有一些传奇色彩。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年毕业于浙江体育专科学校，再入闽浙军讲武堂。数年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八期步科。1927年夏回国后，由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陈仪推荐给蒋介石，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作战科长、中央军校学生总队大队长及军官教育连连副等职。在蒋介石手下的亲信高级将领中，汤恩伯是结识蒋介石较晚、资历较浅，但上升却很快的主力将领之一。以胡宗南为例，胡宗南从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结识蒋介石，1927年任师长，至1936年升任军长，前后苦斗了十二年时间；而汤恩伯于1927年追随蒋介石，1931年升任师长，至1935年任军长，前后只用了八年时间。其升迁的速度之快，使黄埔嫡系出身的宠儿胡宗南也十分嫉妒。汤恩伯不是正宗黄埔出身，却受到蒋的特别宠信，在十几年中，几乎年年升迁，终至战区副司令长官、边区总司令，权重一时，威震一方。这在许多外人看来不啻是一个谜，但是汤恩伯自己，却是把握得很准的。汤恩伯出身浙江，与蒋又有日本士官学校的先后同学关系，这就进入了蒋介石挑选培养心腹将领的视野。加之他在中原大战及苏区剿共中作战勇敢，也就更受蒋器重。除此以外，汤恩伯能够走红的一件秘密武器，就是不断向蒋写手本。早在南京中央军校学生总队大队长任内，汤恩伯写了一份《步兵连教练之研究》送蒋批阅，深受蒋的赏识，从此起了写手本的兴趣。并且每隔一段时间，汤就有一份手本交给蒋。到后来，汤恩伯写手本的积极性越发不可收拾，以至不只写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党政设施等无所不写。汤写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蒋偏偏十分欣赏。以至戴笠也嫉妒地说：“老头子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随着汤恩伯的实力在中原地区不断坐大，野心也极度膨胀，目空一切，嚣张跋扈，称王称霸，在河南素有“中原王”之称。下层官兵和老百姓则大骂他是“汤屠夫”。

戴笠、胡宗南、汤恩伯的结合，是在共同野心基础上的结合。胡宗南的野心自不必说，他以黄埔“领袖”自居，处处以蒋之嫡系传人自诩。1939年，他在西安与复兴社高干萧作霖纵论历史人物，故意推崇萧作霖为唐代李靖，然而话锋一转，却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而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其拥兵自重的帝王之心，恐怕连蒋介石听了也是要大吃一惊的。这一次，胡宗南在与汤恩伯、戴笠的联盟中当仁不让地坐起了第一把交椅。其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个联盟为基础，进一步扩张势力，以左右蒋介石身后的局势。

汤恩伯在声望和与蒋的关系上，都不及胡宗南。但汤的野心之大，却是胡、戴事先都没有估计到的。汤恩伯十分崇拜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七雄”及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等帝王人物，特别赞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甚至认为曾国藩、左宗棠之流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推翻清廷取而代之是一个错误。由此可以看到汤恩伯的野心是不可测度的。1943年，汤恩伯的势力范围遍及豫皖苏鲁边区，这里又是三国时期的枭雄人物曹操创立帝王之业的地方。出于野心的需要，汤恩伯把曹操看成是自己理想中的崇拜人物。由此，汤恩伯喜爱听有关曹操的故事，爱看演唱有关曹操的京剧，以至走火入魔的地步。《三国演义》的书，更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汤恩伯还打算在安徽亳州或许昌为曹操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并在亳州等地遍访曹姓或夏侯姓的居民，以寄托他对曹操的爱慕推崇之心。汤恩伯迫不及待地想当曹操，但是，有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在中国要创立帝王之业，离不开黄埔集团的支持，而胡、戴是黄埔集团的两根支柱。因此，在胡、汤、戴的联盟中，一方面是胡宗南要利用汤、戴的支持实现自己的霸业，一方面是汤恩伯想利用胡、戴在黄埔系中的地位，挤进黄埔集团，使其为自己效力。

胡宗南有野心，汤恩伯有野心，戴笠的野心更不在胡、汤之下，戴笠比胡、汤更为深谋远虑，有周密的安排和算计。戴深知以他当时的地位尚不足以与胡、汤抗衡，于是他用韬光养晦之计。戴笠处处恭维、逢迎胡、汤，吹捧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而自己甘效犬马之劳等等。使胡、汤都把戴看成实现自己野心的政治盟友和工具。但是，在胡、汤、戴中，戴胡、戴汤都有极深的关系，而胡、汤的关系则较为一般。有时甚至钩心斗角，暗中较劲。抗战初期，胡宗南派出不少人到汤的前进根据地界首招收青年学生，扩充胡部势力。此事触犯了汤的利益，汤大骂胡宗南欺人太甚。汤由此也大办“中正学院”、“政治学院”，派亲信控制第一战区政治部等，与胡极力争夺青年学生。可见，胡、汤的矛盾有时是很尖锐的。因此，“三王”集团实际是以戴笠为轴心，以胡、汤为两翼进行运转。戴笠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戴对这一点也是极为自信的。所以，当戴笠在1944年春的中原之行中，了解到汤恩伯以曹操为榜样，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霸业时，戴是极为失望和不满的。他对身边的特务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戴的这段话无疑给汤恩伯的野心画上了一个句号。果然，汤恩伯在这年的中原战役中溃败后，蒋介石亲派汤的冤家对头陈诚到中原检讨战争得失，对汤恩伯的班底大动手术，拆散了汤恩伯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十三军为核心的小集团，个中原因，大概与戴向蒋的告发不无关系。由此也可见戴的毒辣之处，当他一旦发现汤恩伯不能完全为自己所用时，就毫不留情地假蒋之手进行打击。这样既向蒋表示了忠诚，又能始终把势穷力竭的汤恩伯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是后话了。

胡、汤、戴三人虽然各有自己的算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陈诚等人，还是能够联合起来行动的。他们在政治上互通声气，工作上相互援手，生活上打成一片，有事一起商量策划等等。戴笠占据“内廷”的有利地位，随时注意把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报向胡、汤通报。为了加强通讯的保密性，戴笠规定军统机要室，他和胡、汤之间电讯联络必须使用几套密本，什么事情用什么密本，都有严格的规定。最重要的问题，则使用“亲译”密本。这种密本由他和胡宗南、汤恩伯自己带在身边。每遇“亲译”电报，均由他们自己或指定极个别亲信译电员代译，以防止内容扩散。他们各自的重大行动，除了向蒋介石报告外，往往还要互相通报，不过由于亲疏关系，这种情况大多是戴与胡、汤之间通报较多，而胡与汤之间通报较少。

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见面时，相互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内容从国民党政府的高层黑幕，到蒋介石的喜怒哀乐，从国际国内的抗战前途到合作反共限共，从风花雪月到吃喝玩乐搞女人等等，海阔天空，皆成话题。尤其是戴笠与胡宗南之间，虽然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但也有数十年患难与共的情谊，加之两人志趣相投，声气相通，所处的地位又具有互补性，因此每次谈起来总是没有个完，有时谈得兴起，一发而不可收，以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只苦了那些随时准备侍候他们的司机、卫士们，心中暗暗叫苦不迭。

为了给“三王”集团造成声势，扩张力量，巩固地位，戴笠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以及国民党高层集团中为胡、汤隐恶扬善，评功摆好。有时，戴笠则利用陪同梅乐斯及中美所的美军特务赴西安和河南等地视察的机会，把胡宗南、汤恩伯介绍给梅乐斯等美军特务，并积极为他们在美军特务面前吹捧。梅乐斯在听了戴笠的介绍后，就曾经表示他对胡宗南的印象很好，认为胡是中国军队中很有才干的青年将领，并为他能到西北与胡宗南结识感到很高兴。胡、汤为了取得美国特工人员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背景，对梅乐斯等美军特务极力逢迎巴结等等。戴笠还经常代胡、汤给重庆的一些要人送礼，以拉拢人际关系。戴笠甚至把自己最宠爱的情妇叶霞翟先保送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谋得教授头衔后，送给胡宗南做老婆。

胡、汤为了报答戴笠的支持，也极力支持军统的工作。但凡军统在西北、中原地区有什么要求和活动，胡、汤等人无不倾全力解决。戴笠每次到西安、叶县等地视察，胡、汤都要带领手下的一大批亲信将领陪宴观剧，为戴笠张扬声势。胡、汤手下的集团军总司令大都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有的则是东北讲武堂、保定军校毕业的老军伍。论资历、论年龄、论地位，都在戴笠之上。但是戴笠则处处以胡、汤或钦差大臣的口气对他们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其骄横跋扈的神情，连戴手下的大特务们也看不下去。至于戴笠与胡、汤合作反共、成立各种反共特务组织、依靠胡宗南的大军在新疆成立军统组织、调用胡军人员加强忠义救国军的力量、与汤恩伯一起谋划策反伪军将领、共同进行经济走私等等，更是数不胜数。戴笠、胡宗南、汤恩伯的联盟确是当时国民党内一个极有力量的实力派和最大的派系集团之一。

打击陈诚

在国民党内部，除了CC系、政学系、黄埔系这三大派系之外，另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等人各自为核心分别形成的小圈子。在这些派系中，除黄埔系因戴笠隶属其中，宋子文、何应钦与戴笠的关系较深外，其他的派系均与戴笠处于对立状态，并先后受到戴笠的无情打击。只有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下手。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陈诚备受蒋介石的宠爱、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是较为廉洁踏实肯干的，也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习气，办事雷厉风行，戴笠长期难以找到可以攻击的口实。1943年12月，戴笠在致电中国驻美使馆副武官萧勃时，也不得不承认：“辞修（陈诚字）先生为现任高级将领中不要钱肯苦干者。”即使如此，戴笠始终是把陈诚作为对手和政敌加以看待的。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陈诚出身保定军校，1922年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抗战开始，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参加上海会战。1938年1月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2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兼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0月，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2月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由此可见，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

陈诚、戴笠不和，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完全是野心的冲突。陈诚比戴笠小一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年初，戴笠还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力将领。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自认为才干过人，又有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援，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作风。他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策略。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时会，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更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至于戴笠，他以为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取宠于老头子的做法，更是不值一哂。加之戴笠和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汤恩伯都有很好的个人关系，这就使陈诚和戴笠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冷淡起来。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及与蒋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个特务头子，而对戴笠进行逢迎巴结。撇开政治立场不论，陈诚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因而他素来看不起戴笠的那种恶性的特工活动，也历来不肯对军统工作给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和打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除张学良、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张、胡是得到戴的默许的，并与戴笠及军统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唯陈诚的特务系统完全独树一帜，戴笠丝毫不能过问，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齿，然又奈何不得。同时，戴笠看出，陈诚是最有希望在蒋介石之后取而代之的，这显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况自己要想作蒋身后的第一人，陈诚是最大的阻力和障碍。野心的冲突，使他们进一步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戴笠是有耐心的。长期以来，他自知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用以静制动的办法，不与陈诚作正面交锋，只是像一条有经验的老狼那样，始终躲在暗中窥测时机，待抓住时机，然后闪电般跃出，一击而中，置对手于死地。戴笠的这个策略可以说是完全成功的。并且终于在1943年冬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事情缘起于抗战初期。

1939年10月，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湖北鄂西重镇恩施，任务是防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以后，进一步进攻湘西，向川东逼近，因而陈诚负有拱卫重庆政府的重任。

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头子公然叛逃投敌。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批青年军官认为中国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如斯，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包围，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倘若要使中国得救，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才进入高层领导，辅佐蒋介石领导抗战和治理国家。某种程度上，这些青年军官把陈诚作为理想的辅佐领袖的人才。这次密谋就是“清君侧”计划。这些青年军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不足以成大事。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军官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一步在陆大中寻找知音，以扩张力量；一方面积极与在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进行联系，寻求外力的支持。美国朝野上下也有许多人谴责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无能现象。到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心也产生了动摇。1943年的开罗会议期间，他直截了当地问驻华美军司令官、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如果日军再发动一次1942年那样的夏季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罗斯福又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史迪威表示，这样的人选“很可能都要指靠我们”。出于美国对蒋政权的失望和“换马”动机，一部分驻华美军人员以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对中国一些青年军官策划的“清君侧”的密谋活动逐渐引起重视，并在暗中给予必要的支持。但是，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人不只是要清除何应钦等亲日派将领和政客，而且要彻底倒蒋，建立一个由陈诚、薛岳、胡宗南等青年将领领导的政权。

“清君侧”计划很快被军统人员截获，送到戴笠手上。无疑，这是一份重大的情报，就是撇开戴笠和陈诚的私仇不说，这也是一个极重大的案件。但是，戴笠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组织和特检处加强对六战区长官部及陆大内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戴笠的考虑是：其一，军统对这批人的“政变”计划没有完全了解，难以窥视全貌；其二，这批“政变”分子的中坚只是一些参谋幕僚人员，并不是带兵官，并且主要矛头不是指向蒋介石，可以用一段时间静候他们的发展变化；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尚不清楚陈诚有没有牵连在内，在没有抓住陈诚的把柄时，过早出击，会给陈诚以脱身之机，反而功亏一篑。

“清君侧”的密谋活动仍在秘密策划，但是他们的组织工作似乎相当严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务们并没有搞到更多的情报和证据。然而，戴笠也不急躁，他知道有些事情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果然，进入1943年，情况有了转机。

1943年2月，蒋介石命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调心腹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第六战区仍由他负责，只是由他向蒋推荐调孙连仲暂代。同时，陈诚又从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大批人员到楚雄组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这样，一批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开始渗透进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在这里继续进行计划并组织实施。在不长的时间里，青年军官们已经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七周年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举行，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但是，这批青年军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原先，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偏处鄂西一隅，交通闭塞，军统势力难以渗入。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距昆明仅100多公里，云南是军统力量经营多年的地方，人员集中，势力雄厚，况军统对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早有监视，因此，军统云南站很快将青年军官们的“政变”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搞到手。特别是戴笠查清了在这批青年军官中有一名与陈诚关系密切的亲戚。

这时戴笠认为，打击陈诚的时间到了。一方面他当时已与胡宗南、汤恩伯联盟，自己的实力大大增强，而陈诚是“三王”集团的主要政敌，必须首先给予打击。另一方面距离这批青年军人发动“政变”的时间越来越近，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一旦贻误时机，将遗患无穷。于是，戴笠带着这一案件的全部案卷，亲自向蒋面报，并在暗中透风给何应钦，要他注意提高警惕，以防有人对他有不利举动等等。

蒋介石闻报后，立即批准了戴笠的行动计划，并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将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大内参与活动的学生进行逮捕，被秘密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其先后逮捕的人数累计600人左右。

戴笠对被逮捕的首要分子亲自进行审讯，要他们供出“政变”密谋活动是得到陈诚的支持。但审来审去，始终没有结果。但多少弄清了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人在暗中支持了这批青年军官的活动。蒋介石闻报极为震怒。当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本已十分激烈，现加上这一个背景，蒋介石再也不能容忍了。

蒋介石不惜冒得罪美国政府的危险，正式通知罗斯福总统，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调史迪威回国。后来，经过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将军和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出面斡旋，并由与美国关系很深的宋美龄、宋蔼龄等人施加压力，同时考虑到罗斯福正在不顾丘吉尔的反对，邀蒋参加开罗首脑会议，蒋终于同意由史迪威于1943年10月17日到蒋官邸当面向蒋道歉，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蒋介石虽然宠爱陈诚，并且相信陈诚不会介入这次“政变”活动，但是陈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加之戴笠、何应钦等反对陈诚的军政大员不断向蒋施加压力，蒋介石不得已于11月份临去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之前，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对外则以陈诚以养病为由、主动请辞职务作为借口，另调卫立煌接任，以示对陈诚的惩戒。

蒋介石从开罗回国后，下令对16名为首的年轻军官进行秘密处决。

蒋介石认定在美国参与的这次密谋活动中，与美国政府关系历来密切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不能辞其咎，甚至认为孔、宋等人多少知道一些内幕情况而没有预先报告，因而蒋开始抑制打击孔、宋家族的计划。从此，孔氏家族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失势。宋子文被蒋冷落闲置了一年多时间，才重新启用。

戴笠的这一击，虽然没有能把陈诚彻底打倒，但确使陈诚锐气大减。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止，陈诚经历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一个空白时期。1944年6月，国民党豫中会战失败，西北告急，蒋介石对汤恩伯、蒋鼎文等人失望之极，决定重新启用陈诚，前往汉中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0月，陈诚又挤掉何应钦，升任军委会军政部长，再次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中心。戴笠对蒋如此宠信陈诚，甚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斗垮徐恩曾

戴笠痛击陈诚一顿之后，决定鼓其余勇，乘胜前进，将中统组织也彻底击垮，使其不再是军统的对手。戴笠认为，陈立夫在朝中盘根错节，势力雄厚，一时难以扳动，退而求其次，可以先从徐恩曾下手。如果能将其拉下马来，也就等于打垮了中统。戴笠从1943年开始逐渐调整布置力量，开展倒徐活动。果然，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就将徐恩曾整垮。这在CC系内部及中统上下引起了一片恐慌。

徐恩曾雄踞中统组织长达15年之久，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与戴笠齐名的一代特工大头目，他的倒台，既有戴笠不遗余力的攻讦所致，也有他自己的诸多举动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而自取。

就出身来说，徐恩曾生于浙江吴兴，与国民党官僚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张静江等都是小同乡，并且与二陈有表亲关系。这与毫无背景的戴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徐恩曾既受到二陈、朱、张等人的许多援手，也受他们的制约，中统的一应大事，都要先向二陈等人报告，得到他们同意后，才能签报蒋介石，有一些事情，只能通过二陈等人代转代达，徐难以亲自面蒋报告。这就使徐恩曾与蒋之间隔了一层，蒋、徐的关系也就难以亲密。比较之下，戴笠对军统的一应大事，均直接面蒋汇报，不容他人插手，久而久之，蒋、戴之间形成默契，自然是徐恩曾所望尘莫及的了。

就文化程度来说，徐恩曾比戴笠要高出一大截。徐于20年代初即毕业于上海市南洋大学电机系（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旋即自费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回国后，初任南京交通技术学校办公室主任，以后才得陈立夫的援引进入中统。而戴笠仅上了一年高中即被开除，并且是个品质很差的坏学生。这与当时重视学历的国民党用人体制来说，徐恩曾自然比戴笠更有一种优越感，其思想深处当然也不仅仅以当一名特务为满足。戴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但安心于本职工作，而且对蒋有一种知恩图报之感，因而在蒋的心目中，始终把戴笠看成是比徐恩曾更优秀的特工人才，着意进行培养。

在开创特务工作的事业方面，戴笠完全是靠自己在最艰难的条件下的拼搏奋斗，才开创了军统的一代盛世。因而戴对军统发展的每一步经历都有一种亲切温馨的回忆，他把军统组织看成自己的化身和禁脔，是决不肯离开或由他人插足的。徐恩曾经营中统组织则是得力于陈立夫、叶秀峰等人的开创，他与中统的关系在思想深处是可去可留的。

徐恩曾是喝过海水留过洋的新派人物，思想深处有一定的民主意识。他外表也是温文尔雅，前额宽阔，戴金丝边眼镜，面孔白皙，微笑时面部还有酒窝，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模样。徐操上海方言很重的普通话，对懂英语的人则喜欢用英语谈话，冬季则爱穿长袍，平时则穿中山装或西装。徐恩曾在驾驭特务的手法中多少还能照顾尊重特务的人格，对部属很少发脾气骂人，尤其对叛徒很“谦和”，中统特务们都认为徐是“温厚长者”。不像戴笠那样是一副魔王的尊容，凶狠霸道、飞扬跋扈，对下属动辄训斥打骂，甚至关押枪杀，毫无体恤怜悯心理。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戴笠更能适应蒋介石那种对特务工作的家奴式的统治驾驭方法。蒋对戴或打或骂，跪地板、搧耳光，可以随心所欲，发泄内心怒气，而毫无顾忌，加之蒋戴都是出身江湖，脾气、性格、气质相近，说话办事容易投机。但对徐恩曾却不能做到这一点。由此，蒋的亲疏之感，也就立见分晓。

徐恩曾是一个很复杂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受过西方民主制度和新科技的教育，崇尚现代文明；一方面又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甘心作蒋的忠实鹰犬。在徐恩曾的寝室内，除堆放满英美出版的科技书刊外，最显眼的就是《曾文正公全集》。他有时也还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刊物发表文章，并对国际新科技的发展了然于胸。平时，他既会开车，也会修车。由此可见，徐恩曾既是一个浑身浸透了封建主义毒汁的人，又是一个向往资产阶级科技文明的人。这就导致徐对蒋的效忠，是区分场合的。在政治上是死心塌地，绝无贰心。但在生活上，则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肯完全失去自己的个性。徐的第三房妻子费侠，是留俄学生，中共叛徒。当初，二陈反对他们结合，徐则非要娶她不可。二陈见不能改变徐的主意，则搬出蒋来。蒋问徐：“你有把握吗？她是受共产主义理论毒害很深的人，能说会道，你不要看简单了。”徐竟拂逆蒋意，表示宁愿不做官，也要娶费侠。蒋见此，想想自己也有过三房妻子，将心比心，此事不在公事之内，不好过于勉强，也就由他去了。相比较下，戴笠对世界新科技一窍不通，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也不以为然，亦不知人性、人格为何物。而他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希姆莱这些法西斯主义分子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封建暴君、奸雄却有浓厚的兴趣。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不讲任何条件，无论是政治上、生活上，只要是蒋的好恶，他无不反复揣摩，以求一宠。

徐恩曾与戴笠最大的区别在于：徐恩曾虽然长期从事特务工作，但内心却看不起特务这个职业。平时，他宁愿特务们称呼他为“徐先生”，而不愿被称呼为“徐局长”。自当上交通部政务次长，他又很喜欢特务们称他为“徐次长”，一些有来头的特务刚进中统，徐在接见时常说：“调查统计这个名词，没有什么不好，但很多人不愿进调查局；将来你们如不愿意长期在局内工作，我可代为安排到经济部或交通部、邮政储金局等一些部门。”这说明徐恩曾不但自己以特工为耻，而且对别人不安心于特务工作表示同情、理解，并甘心提供帮助。而戴笠不但以干特务工作为荣，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特务活动中去，且最痛恨特务跳槽，规定所有特务都要把特务工作做为终身职业，声称“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由于徐恩曾内心看不起特务工作，导致他企图通过向上爬达到能摆脱中统的目的，并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这就又犯了蒋的大忌。从而注定了徐迟早必垮台的命运。事情缘起于1941年春，经侍从室三处主任陈果夫、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推荐，徐就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当初，蒋为此召见徐，明确告诉他，这个安排是要求他利用职务之便，推进特工活动。但徐恩曾不听招呼，居然企图以此作为晋身之阶，向政界发展。同时，二陈也认为徐恩曾此举是一种“猎官”的离心倾向，有背叛CC系之嫌，也不肯再为他在蒋面前说话。本来，徐恩曾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以仅次于陈立夫的高票当选为中央委员，早已使CC圈子里的人为之侧目。加之，徐恩曾因“猎官”的需要，放松了对内部的控制，兼任中统局长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与另一位中统副局长郭紫峻联手向蒋参了徐恩曾一本，更使徐在中统内部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早在1943年，蒋就已经有意撤换徐恩曾，后由陈布雷通过徐的好友侍从室第四组组长陈方传出话来，要徐专心中统工作，毋触蒋怒。徐也为此安心了一段时间，这才避过风头。不过，这时蒋已不放心徐，在徐身后又安排了顾建中、郭紫峻两个大特务任副局长，以便对徐起抑制作用。与徐的心猿意马相反，戴笠不但安心军统工作，而且谢绝加入国民党，谦让中央委员，多次向蒋解释“过去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并说“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一切“唯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蒋由此深为感动，也就对戴放松了一些戒备。以至军统局始终只安排了戴笠一位副局长，以便使他能全权负责。唐纵的帮办其实更多的只起监视作用，并不与戴分权。况且唐纵以侍六组的工作为主职，对军统活动只是当戴不在重庆时兼顾一下。于此可见蒋对徐、戴不同的态度。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徐在经济上的所作所为也与戴笠大相径庭，因而也加速了他的垮台。抗战时期，大后方物价飞涨，国民党机关的一般小职员仅靠薪水生活也是相当清苦的。即使中统机关，也不能幸免。徐恩曾又没有戴笠的那些有利条件去搞走私、贩毒品、印假钞，当然也是囊中羞涩。偏偏徐恩曾又是个极势利、极吝啬的小人，处处在经济上算计中统特务，以贪污自肥。他在中统搞什么“联谊会”，从特务们的工资中强制扣发百分之十的月薪作为基金。结果这些钱被徐弄去办农场、商场，所得全部落入徐的腰包。平时，徐和费侠出差途中在外饮食，叫下属掏腰包，而自己一毛不拔。徐的这些所作所为，导致了中统内部的离心离德，不少有真才实学的特务自谋出路，跳槽到其他部门，还有的中统特务则暗中向蒋或二陈告发徐的劣行，弄得蒋很有些看不起徐的品行。在这一点上，戴笠的做法恰恰与徐恩曾相反。戴对手下的特务虽然严厉，但在生活上却十分关照，工资定得相当高，额外津贴、奖金也十分优厚，平时更是注意抓伙食改善，以至经常抽出时间下厨房，检查特务们的膳食情况，或者亲自到大厨房与特务们一起就餐等等。如此，特务们不但不肯离开军统，而且都能拼命工作，以求得到更多的奖金和津贴。因此，即使徐恩曾的个人生活享受比起戴笠来简直有天壤之别，但是，徐的内外名声却比戴笠更为恶劣。

徐恩曾并非庸人，他与戴笠一样，十分工于心计，阴险毒辣，不在戴笠之下。因此，就内部驾驭来说，徐虽然一派儒雅气质，言谈举止全无戴笠那种张牙舞爪的样子，但中统的高级骨干仍然对徐十分畏惧，原因就在于特务们十分了解徐的为人，一言不合，就可能带来后患。就外部环境来说，徐恩曾经营中统十余年，因30年代反共有功，蒋介石初时对他的信任不下于戴笠，在CC系内部，他与二陈的关系之深，也是CC系其他分子不能比及的。可谓根底雄厚，实力很大，然何以失宠于蒋，一败如斯？从根本上来说，徐恩曾的这些性格特点不能见容于蒋。蒋所需要的是戴笠的那种家奴式驯顺的法西斯主义鹰犬。况且戴笠早就在暗中搜集整理材料，在关键时刻，数次给徐恩曾以痛击，徐败下阵来，是可以预料的。

戴笠的倒徐活动首发于一起“假钞案”。1943年，军统重庆三斗坪检查哨截获中统一辆满载钞票的专车，经送中国银行验明，这批巨额钞票的票号早在抗战初期即已全部注销作废。原来，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水、陆、空运输一时十分紧张繁忙。当时，中国银行一辆满载新钞票的大卡车，在中途经湖北某地一个村庄时，风闻日军将至，押运人员于惊慌失措中竟然弃车徒步逃走。辗转到达重庆后，向中国银行谎报汽车备油已经耗尽，不能继续行驶，已将钞票全部焚毁，等等。中国银行信以为真，乃将该车所载全部钞票号报请财政部注销，并通报各分支银行备查。岂料该批钞票以后被中统湖北省调查统计室发现，乃报请局本部指示处理办法。徐恩曾是见钱眼开之人，接到报告后不假思考，指示湖北省调统室派专人将所有钞票向重庆运送，结果落入军统手中。戴笠闻报这是一批已经注销的假钞票，大喜过望，立即以“中统局偷运假钞案”向蒋亲上签呈。1943年10月，由蒋下手令给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将押运员判处死刑。徐恩曾意识到此案如果不搞清楚，无异于落在军统手中的把柄，戴笠日后决不会善罢甘休，迟早是一个祸害。于是向中国银行查询钞票既非伪造，何以又注销。经中国银行询问原押运员和司机后，才弄清原委。恰在此事之前不久，中统重庆区行动特务闯进经济部捕人，被翁文灏部长向蒋告发，蒋极为恼火，认为中统行动粗鲁，不讲究策略，影响了国民党的威信，下令中统今后“不得捕人”，并将徐恩曾找去严加申斥。现在又凭空冒出个假钞案，徐恩曾如何敢到蒋面前去申诉，只好转请二陈出面斡旋。二陈老于江湖，熟知蒋的脾气，深知蒋已有戴笠的先入为主之见，还牵涉到中国银行、财政部一系列人的失职问题，故迟迟不敢向蒋进言。一直拖到押运员死刑执行期限的最后一天，才硬着头皮趁蒋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大会后的机会，向蒋陈述了假钞案的来龙去脉，蒋方才同意从轻发落。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假钞案刚刚处理结束，中统的伪钞案又被军统抓住。1943年底，军统浙江省缉私处长赵世瑞发现从杭州来的两艘商船满载私货，内中且夹带200万元赝品新法币，商船并持有中统局的证明文件。赵世瑞暗中早已得到戴笠的指示，但凡发现中统方面涉嫌走私的线索证据，一律扣留，严加审查。赵世瑞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该船连人带货全部截住，一边向戴笠报告，一边把钞票送中国银行检验，结果确认这些钞票又是伪币。戴笠闻报又是一阵兴奋，立即指示对押运员、中统特务高子文、夏伯良、程憾严刑讯问，押运员如实具报钞票是中统安徽屯溪场口利通公司经理沈春霖等人命令运到后方的，至于钞票的来源，只知领取地点，具体来源不详。戴笠不肯放松，下令赵世瑞长时间反复调查，始终无法核实。后由戴笠转请杜月笙运用通济公司上海负责人徐采丞与日方上海特务机关的关系，才弄清原先上海中华书店代国民党中央银行印制钞票的10元法币铜版，在上海沦陷前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版被日本特务机关得到，又再次运到上海进行仿印。印成的钞票由日军特务机关的渊上用1元伪储币比40元赝品法币的价格，一次出售给中统利通公司上海安利办事处200万元。再运回重庆，交徐恩曾。戴笠把这件事又是原原本本汇报给蒋，蒋一方面命戴笠把中统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程憾及具体负责购买伪币的中统运用人员程士范等四人关进重庆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看守所，一方面把徐恩曾找去又是一顿大骂，严令他彻查此事，心中又再次动起撤免他的念头。

194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发现“总裁不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蒋介石闻报更为震怒，令徐恩曾彻查具报。徐恩曾使尽浑身解数，终一无所获。蒋介石申斥徐恩曾工作不力，有失职守，并认为这是他多年来企图“猎官”、“不务正业”、见异思迁，导致中统工作质量下降的结果。加之在当年的一次“官邸甲种会报”中，蒋介石突然向徐恩曾、戴笠询问河北、山东等省敌后解放区的情况，徐恩曾因事先无备，结果张口结舌，支支吾吾，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反之，戴笠却在事前通过唐纵掌握了蒋的腹案，做了充分准备，当即夸夸其谈地说出了一大套，至此，蒋认为徐已毫无可用之处。

徐恩曾在这段时间里多次受到蒋的面斥，这是过去中统的全盛时期从来没有过的。徐已知自己升官无望，灰心之余，转而按其妻费侠的主意。他凭其权势大搞不花本钱的生意，挪用中统的特别费在重庆开办了酱园、豆腐坊，在郊区办农场，在成都、昆明等地创办汽车公司搞运输，在中印缅国境线走私物资。徐的这些活动，却被戴笠详加调查，一一具报给蒋。

徐彻底垮台的导火索源于前妻和子女走私案。徐恩曾的三房妻子中，原配是一位旧式妇女，抗战期间一直住在上海。二房叫王素卿，是东北人，本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干部，1938年因费侠而与徐恩曾离异。对于徐恩曾来说，与费侠的结合，不单纯是一种男女色情关系，也还具有一种政治关系。费表面上不参与徐的“公事”，实际上是徐的一个重要幕后参谋，徐的很多主意皆出自费的策划，也有很多活动由费一手组织实施，因而，徐自感费是他的“贤内助”。然而，许多事情是利弊相连、祸福相倚的。对于徐来说，一些事情得之于费，亦失之于费，其中最大的失策是为了能与第二房妻子王素卿办理离婚手续，对王做了许多让步。王本是一个很厉害的知识妇女，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熟悉，很有些“两肋插刀”的壮士愿为她打抱不平，徐恩曾平时就惧怕她几分。在办理离婚手续时，为了能取得王的允诺，不免作了许多让步。王素卿与徐离异后，即带着自己的子女居住成都，在徐恩曾部属的协助下，倚仗徐的权势，大搞走私贩运，囤积居奇，放高利贷等种种违法活动，牟取暴利。徐本来是知道王素卿的这些活动的，但因自己把王抛弃，内心有愧，也就对此事眼睁眼闭，听其胡作非为，以求心理平衡。

然而到1944年，王素卿利用徐恩曾交通部政务次长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汽车运输公司，用自备的货车走私进口西药、五金、布匹等国家短缺物资，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王的这些活动早被戴笠布置的特务一一搜罗整理起来。又因这时，为王素卿经营走私物资的一名汽车驾驶员因酗酒伤人致死，在社会上引起公愤，戴笠把这些事统统密报于蒋，攻击徐恩曾暗中指使王素卿利用交通部的权力，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市场，并纵容手下爪牙弄权作势，伤人致死，有损党国和领袖的声誉等等。徐恩曾本来气数已尽，怎经得起如此数案并发。1945年1月，蒋勃然大怒，立下手令免去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的“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并立将手令交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和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去执行。中统局上下听完吴、陈二人的传达后，有的感到愤怒，有的感到沮丧，全局上下议论纷纷，惶惶不可终日，更有的特务不知所措，号啕大哭。

蒋、戴之为人做事历来都是不留后患的，徐的中统局副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被撤免后，开始尚留一个中央执委的空衔。与徐相交甚好的吴铁城出于怜悯照拂的心理曾派徐恩曾以中央执委的名义去贵阳等地视察，并出席贵州省党部“纪念周”，在会上讲了话。戴笠为防止徐东山再起，他将“徐恩曾用中央党部名义在外招摇撞骗”的材料通过侍从室的渠道向蒋密报，蒋看到这份材料，立将吴铁城申斥一番，并下令由吴铁城将徐召回，并严厉规定“今后徐恩曾不得再作任何政治活动”。随后在国民党召开的六全大会上，蒋以总裁身份正式提出六届中央执监委候选人名单时，除叛国投敌及死亡者外，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五届中央执监委员都列入六届候选人名单，独将徐恩曾圈掉，而以张国焘接替。至此，徐恩曾才知道15年的反共之功已不能平息蒋的震怒，自己在政治上的道路已走到头了。

戴笠倒徐成功，本该庆幸一番，然而戴笠倒徐后，内心不喜反忧。一方面，徐恩曾垮台，中统迅速衰落，戴笠顿失对手，工作起来反而缺乏过去那种源源不断的激情；另一方面，戴笠从徐恩曾的垮台亦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命运，担心自己的下场反不如徐恩曾的幸运。只怕蒋介石到时为了杀人灭口，以应付舆论，借自己的脑袋一用也未可知。如此一想，戴笠不禁起了兔死狐悲之感，心中始终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难以排遣发泄，并开始认真思索起自己的退路来，这就是戴笠后来有打算出国考察的最初想法。

“皇权皇威”

1944年，军统进入全盛时期。当年，军统共有内外勤709个单位、电台569座、工作人员5万余人，由军统直接领导的忠救军、别动队等庞大的特务武装还不计算在内，至于由军统控制运用的外围组织更是难以计算。戴对这样一个局面是亦喜亦忧的，喜的是，他感到军统一天天发展壮大，人财兴旺。他甚至对沈醉讲：“看一个人家兴旺不兴旺，只要看看吃饭的筷子就知道。如果一家人天天是那几双筷子，便可以说明不是兴旺气象。真的兴旺人家，筷子的数目是弄不清楚的。”忧的是，戴笠深感由于人员发展过快，团体过于庞大，带来了复杂的人事关系，内部人员贪污、浪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骄横跋扈，胡作非为等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更令戴笠难堪的是，军令部的消息居然会跑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公馆里去。至于人事处始终不能拿出一份准确的局本部内勤人员花名册，供戴笠纪念周上点名用。总务处、经理处弄不清军统有多少家产。会计室在计算米贷金时，竟少算了米贷金100多万元。秘书室竟把呈送蒋介石的公文也弄错等等，为此，戴笠在军统后期的整顿和发展方面，大讲“迅速精细”。在这种原则的要求下，特务们成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以至戴的心腹沈醉都感叹：“长此真有成神经病的可能。长官待部下之严以及部属之畏长官，在全国恐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抗战后期，戴笠几乎是以神经质的手段，对军统这座特工王国进行统治。他甚至可以以除奸演习为名，把军统大特务、重庆警察局督察处长东方白作为汉奸抓起来送进望龙门监狱，以至使军统局上下莫不感到莫名其妙，一起感到“这罪名离目标太远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廖公劭因为吃了走私贩毒商人的一次宴请，并受了贿，经人告发后，由戴笠下令将其送进望龙门监狱，关到过年的时候才被放出来。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谈荣章被人告发，由戴下令在过年前送进去。一个出来，一个进去，特务们已到了习以为常的地步，自感在戴笠手下工作“什么时候都保不住的，出来的也用不着害怕，进去的用不着难过，在外面的更用不着骄傲”。能如此，方可在戴笠手下工作，这就是当时许多军统大特务的心境。总之，自毛人凤以下的大小特务，无论资格多老，职务多高，能力多强，只要是一言不合、一事不慎，被戴笠撞见或掌握，轻则是一顿训斥谩骂，重则是遭拳打脚踢，或被送进监狱，一关数月、一年。1944年11月11日，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攻陷桂林。在这之前，由于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电讯处长魏大铭、总务处长沈醉未能及时将进入桂林的潜伏组派出，戴笠当即宣布给军统三个少将判处两年徒刑，勒令他们当时就回去交待工作。宣布后，戴笠又有些懊悔，三个少将当时是军统的三大台柱，也是戴笠的得力助手，岂能一关就是两年。但是已经当面“判决”了，戴笠一时又不好改口。经过一番犹豫不决，居然给戴笠想到一个就坡下驴的办法。第二天，戴笠又把三少将叫去，当面宣判缓刑两年执行，另外每个处关一个副科长进去，代处长坐牢。如此自立法度、惩戒部属，真是闻所未闻。戴笠凶横霸道，作威作势，由此可见一斑。

以戴笠之威，军统上下莫不噤若寒蝉，但也有一些大特务在脱离了戴笠的掌握后，往往借机大骂戴笠一通，以发泄心中的不满。抗战后期，戴笠下令在中美所大礼堂后面的山坡上竖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那些所谓为团体事业献身的军统“烈士”。因特务工作本属于黑幕范围，碑上当然不好刻上“立传”的文字，因此只好以“无字碑”名之，美其名曰“无名英雄碑”。偏偏在抗战初期因招收学生军训一事被戴笠气跑的梁干乔自西安到重庆看病，出于一时兴起，慕名到中美所去看无字碑。岂知卫兵因不认识这位当年老资格的军统大特务、现在已是胡宗南手下的大红人，居然教训梁干乔要脱帽、肃静。这一下伤害了梁的自尊心，触到了梁多年来对戴笠的痛恨之处，梁立即摆出“十人团”元老、复兴社高干、特务处书记长的派头，借题发挥，指着“无字碑”大骂起来：“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这一番话很快被报告到戴笠那里，戴虽有特工帝王之尊之威，可是对梁干乔这样的人却无可奈何，只好自己解嘲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罗！”这一次，戴笠破例连饭也没有敢请梁干乔吃。真可以说是魔王碰到“神经”，有理也说不清。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好转，以及戴笠的特工权力越来越大，有一个问题总是像幽灵一样始终在戴笠脑子里徘徊，久摧不散。这就是蒋的猜忌及自己的地位前途问题。戴笠深知“鸟尽弓藏”和“权重震主”这两句话的分量，蒋必有一天要对自己下手。

1944年初，蒋决定加强对特务工作的控制，下令在原先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成立特务工作的年度会报。第一次会报于1944年2月24日在蒋官邸举行，由蒋亲自主持。出席者有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后由叶秀峰接替）、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后由郑介民接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徐佛观、缉私署长宣铁吾、宪兵司令张镇等特工头目。会议的内容是由各特工系统的头目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的情报，听取蒋对特务工作的指示等等。会议名义上是由蒋主持，但是代表蒋作主要发言的却是唐纵。戴笠由于从唐纵处事先了解到这些会议的主要议题和蒋在这段时期内对情报工作注视的侧面，充分进行了准备，结果在会上汇报时，由于材料丰富，所谈问题又正是蒋所关心的问题，颇称蒋意，蒋也当场嘉勉几句，而对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徐恩曾则申斥一番。但是，在这种会议上起真正作用和出足风头的却是唐纵。

在年度会报之后，蒋又指示成立月度会报。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本部大院对面的漱庐。唐纵参加月度会报是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出席的，因此，会报一般由他主持，并由他先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系统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

建立年度和月度会报制度，这是蒋介石对特务工作加强控制的一大改进措施。在抗战以前，蒋基本上是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控制和领导特务工作，特务活动完全在黑幕中进行。抗战以后，除中、军统两大特务机关外，又加强了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署等特工情报系统的活动，特务组织恶性膨胀，各种情报多而庞杂，蒋介石深感难以全面掌握控制，因而特设侍从室第六组加以襄助，蒋除重要情报及重大情报仍由自己亲自掌握，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第六组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这就使第六组组长唐纵居于承转启合的关键地步。特别是唐纵自从抗战中期出任军统局帮办以后，已看出蒋对戴的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对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向蒋密报，唐本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的要害，向蒋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的宠信。蒋于此开始着意培植唐纵，以抑制或取代戴。所谓建立特工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蒋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会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自己的持久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直接控制运用的机要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借以联系和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署等7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可见唐的地位似乎已在戴笠之上，而戴笠不过是与徐恩曾、王芃生、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蒋的这一手法是很高明的，唐纵也是善于领会蒋的心理的。当时，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他特务机构放在眼里的。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唐纵：“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们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他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的抑制手段，唐的地位迅速上升，都使他确信自己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但在内心深处，他又希望处处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戴笠一生中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却十分迷信命相和地理风水。抗战中期以来，戴笠通过秘书周念行给他讲史，了解到在明、清两代，江山县曾出过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尚书毛恺，因上疏主张“禁滥狱”，缓和阶级矛盾，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另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台湾总兵、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因开罪福康安被其上参疏议纪“畏战虚报”，被清廷斩首。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悲剧，给戴笠心理上影响很深。他认为自己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在江山县影响最大的人物，会不会像毛、柴一样不得善终呢？为了能从江山县的山水地理方面寻找答案，1944年4月，戴笠在陪同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期间绕道江山县，召见刚从上海潜逃回到浙西的毛森与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指示他们对毛、柴二人出生的石门、长台两乡的地理风水进行勘查。毛万里、毛森奉命踏勘，果然有惊人之语。他们勘测到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鱼，大人物难以善终。戴笠听完“两毛”的这一番宏论高见，深以为是。联想到自己命中缺“水”的命相，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

建立三大前沿据点

1944年，随着盟军在太平洋上越来越强大的攻势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日法西斯的末日已屈指可数，抗战胜利的曙光隐约可见。为此，戴笠抓紧时机加强全面部署，以攫取抗战胜利的成果。

军统在抗战时期对沦陷区的工作到1944年为止，基本上形成了以安徽界首、浙江淳安、福建建阳三大基地为前沿据点的扇形工作区域。

安徽界首是戴笠借助汤恩伯的势力建成较早的前沿根据地。界首本是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但从抗战中期开始，这里几乎成了蒋、日、汪、共四大政治力量较量和角逐的场所。为了确保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界首镇的安全，汤恩伯派嫡系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进驻这一弹丸之地，并在界首设立警备司令部，以达到长期经营的目的。特别是抗战后期，界首因邻近沦陷区，成了中原地区蒋日汪之间进行经济走私的著名“阴阳界”。不但汤恩伯在此设立“物资管理处”，大做投机生意，蒋鼎文、李宗仁也都派人在界首设立战区办事处，就是远在西安的胡宗南，也无数次地派人到界首招兵买马，以扩张实力，弄得汤恩伯大发脾气，说：“胡宗南今天也招收青年学生，明天也招收青年学生，实在是欺人太甚，连我控制的四省边区都成了他的招生所，这还成话。”戴笠更是看中这块战略要地是他开展反共、策反汪伪军、进行经济走私、监视国民党军队等特工活动的好地方，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不惜下大力气进行经营，先后在界首设立的高级特务机构，有以周兆祺为主任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兼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以刘国宪为处长的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以周麟祥为副主任的军统临泉特训班；以乔家才为总队长的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以刘培初为总队长的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工作总队；以王兆槐为处长的财政部界首货运分处；以袁佐唐为专员的华北策反专员公署，等等。

一时间，界首这一弹丸之地，设立了如此之多的特务机构，戴笠犹觉不多。尤其是在中原、华北一带的伪军中，有许多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旧部，这些人在张学良被囚禁、东北军解体后，一时失去重心，顿感理想破灭，前途渺茫，无所依靠，有不少人很快在日伪的勾引下，纷纷落水当了汉奸。如何把这批人策反过来，便是日后与共产党争夺中原和华北地区的一股重要力量。正在戴笠冥思苦想的时候，在军统息烽特训班当教官的陈昶新找上门来，向戴笠提出愿为准备大反攻而策反旧东北军政人员的想法。这在戴笠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绝佳人选，于是很快任命陈昶新为军统东北特别站站长，为他配备了秘书、特派员、会计、情报特务、电台台长、报务员等，于1944年初由戴笠亲自盛宴欢送北上，派到界首镇开展活动。临行前，戴笠交给陈昶新四项任务：一是策反已当了汉奸的东北军旧部，如有已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东北军旧部，亦属策反之列；二是抚慰已投靠蒋介石的旧东北军政人员。例如当时部队驻防在皖北、苏北一带的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中的第二军团（由原东北军骑兵第二军扩编而成），是仅存的东北军旧部。戴笠指示陈昶新对何柱国加以抚慰，以防这些人产生离心倾向；三是组建军统东北地区的情报组织，以填补军统覆盖区域的空白；四是搜集情报，可以通过分布在中原、华北、东北地区的东北军旧部，建立一个覆盖以上地区的情报网。戴笠还指出，作为“特别站”的含义，不但表示它的级别要高于一般的省站，而且它的活动范围与性质也与省站有别，除了东北是基本活动区域外，其他如华北、中原、华东、华南地区凡是旧东北军出身的汪伪汉奸，都是东北特别站的策反与情报工作对象。虽然戴笠极力对陈昶新给以高位予以重用，内心依然对其怀有戒心，在军统东北特别站的班底中，暗中安排亲信，对其进行严密监视。其实，陈昶新确是别有企图的。他这次北上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策反和联络旧东北军人员为幌子，再建东北实力集团，并为此制订了一个“渗透纵队行动大纲”，秘密进行活动。陈昶新到界首后，仅几个月时间，就从河南商丘、山东济南、河北天津、北平到东北锦州、沈阳、吉林等地，相继建立了组织活动，有的情报人员已深入日本特务机关，窃取到一些重要情报，及时报送界首。

为进一步检查督促和周密部署前沿根据地的策反及情报活动。戴笠于1944年3月亲到界首视察，听取各个特务机构的汇报，指示他们要加强与汪伪军的联系，扩充实力，做好对中共军队的情报工作，随时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争夺天下。在界首期间，戴笠与汤恩伯还秘密会见了化装前来的汪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双方具体商定合作的计划，戴除了向张作出可靠的政治保证外，还当场向张岚峰赠送了手枪、金表等礼物。事后，汤恩伯还亲笔写了一通“手谕”，派张岚峰为“先遣军总指挥”，这是全国第一张委任汉奸的手令。

军统建立的第二个前沿基地是中美所东南办事处。由于该处位于东南沿海最前沿地带的福建建阳，故特别受到戴笠和梅乐斯的重视。除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长驻指挥外，戴笠、梅乐斯每年都要前往该地区视察。为了能通过建阳据点就近指挥军统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所有组织机构，戴笠将东南办事处的机构不断充实扩大，先后设置了军事、情报、训练人事、总务等科和秘书、会计、督察等室。这是军统所有外勤组织最庞大完备的机构设置。当时，不但中美所设立的闽侯站、定海站、漳州站、上海站及前进指挥所归其领导，就是军统建立的建瓯、漳州、玉壶、雄村等大型特训班和战时货运局东南运输站等单位也归其节制监督。李崇诗同时还兼任军统广东缉私处处长和货运处处长等要职，就近领导东南地区的缉私和货运工作。

建阳前沿据点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就近指导华南地区对伪军将领的策反活动。早在1943年春间，戴笠就批准在澳门成立粤海站（后改为光粤站，并迁往广州），任务是策反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这是军统建立的第一个专事策反汉奸的外勤站级机构。1944年，汪精卫赴日治疗枪伤，陈璧君因此常到广州居住，并不时秘密到澳门南环香炉灰4号其母卫月朗的旧宅小住数日，戴笠得到消息后，立派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徐燕霜潜赴澳门，会合粤海站，设法收买卫宅的女管家，伺机进入卫宅谋杀陈璧君。当时拟定的行动方案是，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粉末，注入小如半粒瓜子仁的极薄胶片内，然后贴藏在徐燕霜的长指甲内。当徐扮作女仆捧茶奉陈时，只需将指甲在茶内浸一下，药即可溶解，将人毒毙，而且了无痕迹。粤海站站长何崇校受命后，即安排徐燕霜等待机会，因陈璧君此后未来澳门，也就终无机会下手。

由于美军在太平洋的越岛进攻的速度加快，接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计划的实施日期越来越接近，戴笠与梅乐斯、史密斯于1944年4月再次前往东南沿海地区视察，检查落实接应美军登陆计划的各项准备活动。

戴笠利用这次南行的机会先到家乡江山县参加肇和中学的校庆。然后兼程赶到福建建瓯东南特训班，主持该班第一期学生的毕业典礼。该期学生受训长达三年之久，是戴笠所办的特训班中绝无仅有的。戴笠把这批学生保留到现在分配，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出去与共产党争夺天下。

毕业典礼前，戴笠、梅乐斯决定亲自检查训练效果。早在这之前六个月，戴笠就派局本部训练处少校人事考核股股长邹凤吟陪同九名美国教官来东南班督训，督训目标是加强技术方面的海水测定等训练，为盟军在福建沿海登陆作准备。检查督训效果的方式主要是为戴、梅安排了两次战地实习：一次是爆破福州市的敌伪据点，派遣学生100人携带炸药，化装潜入福州市区，在日伪司令部及其他机关、仓库、据点，安置爆破点，定时一齐爆破，然后四面伏击，完成任务后撤回；一次是突袭海岛上的日军大仓库，派遣学生30人持手提式机枪，乘敌军晚餐时突然登岛袭击，消灭敌守备军一个连，然后放火烧毁军火仓库撤回。两次战地实习均取得较好效果，戴笠、梅乐斯较为满意。

在分配学生过程中，戴笠用了很多时间，找学生分别谈话，了解掌握每个学生的特点，然后先从中挑选了300余名男女学生，秘密派遣到南京、上海、杭州一带日占区搜集情报，建立电台，策反伪军，同时与敌伪合作打击新四军和袭击中共游击队，等待日军投降时做接收工作。其余的300余名学生分配方向也大多是去东南沿海省区的军统系统工作。一部分在职特务大多回原单位提升一级任用，其余的非在职出身的分配到军委会、外交部、财政部各经济部门和第三战区的政治部、参谋处、情报处以及各杂牌部队的情报部门。

学生分配完毕，东南班举行毕业典礼，戴笠、梅乐斯都发表了讲话。戴笠着重讲了日军一旦溃退，中央军尚未赶到之时，如何确保大城市不落在异党异军之手。他提醒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抓住时机，对分布在广大沦陷区的伪军进行策反，一方面在反攻未来临之前为我方提供情报，一方面在反攻来临时对日军起一定的牵制作用，配合我军的反攻，防止东南沿海的各大中心城市落入异党异军之手。

戴笠与梅乐斯检阅“忠义救国军”

在福建建阳东峰期间，戴笠与梅乐斯接见了海上游击队头目张逸舟、张为邦的私人代表。抗战前，福建沿海的岛屿，北起福鼎的大嵛山（福瑶岛），南迄粤闽沿海交界处的南澳岛，长达400多海里，均为海盗渊薮。汪伪政权建立后，把各岛屿的海匪一律收编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委派海匪大头目张逸舟为总司令，黄玉树、郑德明为副司令，所有北起大嵛、南迄南澳各海岛上的海匪统归其管辖，共4000余人。司令部设在马祖岛。中美所成立后，出于这些海岛所据有的重要战略地位，戴笠指示军统闽北站、闽南站相机策反他们。于是，闽北站、闽南站相继派出“海外组”和“南竿塘组”（马祖组）上岛进行活动。这些海匪本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他们见日伪大势已去，也就愿和军统靠拢。张为邦部约2000余人，设总部于崇明岛，属忠义救国军京沪区指挥部系统。戴笠、梅乐斯在接见“二张”私人代表的过程中，作了许多口头许诺。并要他们积极作好准备，接应美军从东南沿海登陆等等。

就在戴笠、梅乐斯一行视察东南沿海地区的途中，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6日，美英联军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欧洲反法西斯的第二战场开辟。6月中旬，美国太平洋第五舰队开始向被视为保护日本本土屏障、太平洋上“防波堤”的马里亚纳群岛发动猛攻。7月6日，美海军陆战队占领马里亚纳群岛的首府塞班岛。对日本列岛造成直接威胁。戴笠、梅乐斯在东南得到这些消息后，十分振奋，认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战役将提前展开。立即调整部署，加快实施步伐。为此，戴笠召集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毛森等人到浙江沿海地区，组织“忠义救国军温台区指挥部”，派曾任“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和淞沪指挥官的郭履洲任温台区指挥官，策划实施在浙江沿海接应美军登陆的行动。并成立“东南挺进军”，以毛森为指挥官，积极展开在陆上接应配合美军作战的活动。毛森受命后，设指挥部于浙北于潜县乐平，此地接近抗日前线，便于指挥敌占区工作。梅乐斯并派皮尔上尉到乐平协助毛森开办爆破人员训练班，广泛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狙杀日寇汉奸，炸毁敌伪控制的桥梁等。

在此次东南行程中，戴笠再次绕道江西铅山五都拜会顾祝同，商量成立第三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事宜，得到顾的支持。戴将调查室设于铅山城内万寿宫，并任命毛万里为第一任主任。其任务除监视第三战区的各级将领、搜集三战区的中共情报外，主要是配合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忠义救国军、东南挺进军等军统组织的工作。

地处浙西山区的淳安是军统建成较晚的第三个前沿根据地。由于淳安位于新安江畔、深藏浙西山地，背靠皖南山区和赣东北山地的国民党第三战区，故这里成为杜月笙、戴笠策划的“通济公司”前进办事处的所在地，专营从上海采购走私物资到大后方的中转站与阴阳界口。但是，戴笠在1944年的东南之行中发现淳安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后，决定进一步将淳安建成对京、沪、杭进行反攻的前沿基地。指示设立军统淳安站，并将中美前进指挥所设于此处，军统浙江省缉私处、货运处、东南特别站、忠救军调查室等军统组织也先后迁至淳安或周围地区。一年后，这里更成为戴笠组织指挥大接收的前沿大本营。

军统的三大前沿根据地在抗战胜利前夕成为军统的工作中心，戴笠在后期几乎在这三个地区及重庆之间穿梭往来以指挥军统活动，对军统在抗战胜利时的大接收确是起到了前沿和捷足先登的作用。

最后一跳

随着抗战胜利的即将到来，蒋介石不但在政策上，而且在工作部署上，都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对抗战采取避战观战的方针，以达到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企图；另一方面，则在限共反共方面进行具体部署，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转向西北，从抗战前线的大军中分出兵力调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堵，对各战区的中共武装也都予以严密监视，伺机给予打击。对此，就连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都看出了蒋介石的企图，并向美国政府报告说：“蒋介石与日本有勾结的迹象”、“国民政府囤积租借物资，以备内战”，“美国应要求国民政府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

1945年初，戴笠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指示，专程到西安视察，与胡宗南商量抗日战争的形势及胜利后的合作问题，并了解部署军统北方区的策反活动与反共措施等工作。1944年夏，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望风披靡，军统局在中原和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完全垮台。戴笠下令把原晋陕区改组为北方区，其管辖范围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五省。并派军统大特务、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任北方区区长，名义上由北方区统一指挥整个华北的活动，实际上对于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根本未作策划恢复的打算，只是要求华北的特务组织除策反活动外，主要是集中力量配合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更严密的监视、封锁及破坏活动，及时根据胡宗南在军事方面的要求，供应关于陕甘宁边区和进步势力方面的情报，并对各地的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打击等等。

戴笠与美国海军将领在重庆合影（1944年）

戴笠在西安期间，召见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在询问了对华北五省的策反工作部署后，说：“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而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未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前途是必操胜算的。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150万，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谱，华南约20多万，共计约300万人，战斗力虽不强，摇旗呐喊，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执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轻装备的已超过10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锐20万人，练成‘戚家军’，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驭打天下。”由此可见，戴笠此次西安之行，与胡宗南共同分析抗战形势及胜利后合作的问题，都是围绕反共问题而大做文章的。

在西安期间，戴笠抽出时间视察了中美所牛东训练班，该班也是因1944年夏季的中原战役而由河南临汝县风穴寺迁过来的。戴笠感到这个班是唯一设在反共前线的特训班，因而十分重视，并与梅乐斯来该班视察过，强调要把该班办成西北地区训练反共特工武装的基地。

鉴于美军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一个一个地丢失，其海上交通线日益置于盟军舰队、潜艇和飞机的打击之下，因而在沿海的移动与补给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为此，日本大本营要求于1944年4月下旬从河南境内的黄河北岸发动攻势，一个半月打通平汉铁路，6月至9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故又称“最后一跳”。

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约400公里，从湖南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1400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600公里。在这条约2400余公里的战线上，日军约出动50万人、10万匹战马、1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250架作战飞机，而国民党当时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号称600万人。但是由于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调整下，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均未有应战抗战的精神物质准备，结果在日军的打击面前一溃千里，不可收拾。汤恩伯的40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至12月10日，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南方军北上的部队与占领南宁后继续南下的部队在中国边境的绥渌会师，完成了打通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的第二次战略大溃败，其结果是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146个、国土20万平方公里，使6000多万人民陷入日军奴役之下，7个航空基地，36个飞机场也陷入敌手。国民党军队的这场大溃败，从根本上来说是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恶果，但是，就戴笠来说，也有不可辞咎的责任。首先，戴笠对日军的整个行动，未能在预先有情报提供统帅部决策，当时，军统的主要精力除了策反、反共外，就是搞走私牟利，完全不把对日情报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其次，戴笠与处在抗战第一线的汤恩伯虽然有很深的关系，但是，他们不是团结抗战，而是合作反共。就在日军发动“一号攻势”的前一个月，戴笠还在汤部视察，共同密谋成立两个规模很大的党政工作总队，由戴笠派军统大特务主持，任务是在第一战区及四省边区开展反共活动。汤恩伯本人也在胡宗南召开的中原战役检讨会上承认：“我看中原之败，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问题是为共产党造成了机会。中条山之失是这样，太行山之败也是这样。我在四省边区苦心经营，主要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可惜日寇打碎我的计划。”汤恩伯在失败之后，仍念念不忘反共，可见他和戴笠在反共问题上勾结之深。

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过程中，戴笠非但未能预先提出应变措施，反而在紧急关头惊慌失措，甚至有弃渝西逃的念头。

1944年11月11日，广西重镇桂林、柳州相继沦陷。12月初，日军前锋直抵距贵阳仅100多公里的重镇都匀。此时，因蒋介石不明日军的真正企图，戴笠也装聋作哑，提不出有见地的分析，整个山城为之摇动，认为日军有可能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掩护，实际上向重庆进军。蒋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贵阳不保，则退据西昌的打算。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在贵阳指挥作战，戴笠也匆忙赶到贵阳，一方面了解前线情况，一方面指挥军统人员及物资准备撤退。

戴笠刚到贵阳时，正赶上蒋介石从西北胡宗南处、驻印远征军处抽调三个军空运贵州增援的部队将到未到之时，贵阳城以空城迎战，处于一片恐慌气氛之中。何应钦紧张得直跺脚，他对戴笠说：“现在只要给我一个师，我也能抵挡一下呀！可是现在连一个团的人也调不来。”戴笠看到形势实在紧张，也急得没有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区的军警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临时战斗指挥部，准备在危急时投入战斗，并动员大家作好“保卫大重庆”和“必要时撤往西昌继续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集中了1000多辆美国援助的十轮大卡，把军统在贵州各地的物资、器材抢运过乌江。军统的物资运得差不多后，又指示沈醉帮助其他单位抢运。与此同时，戴笠还命令周养浩把息营的一部分政治犯押过乌江，另有一些中共党员则予以就地枪毙，然后撤退。戴笠当时恰是到了极其恐慌和疯狂的地步。直到12月5日，日军因不明中国军队虚实，主动后撤，戴笠才松了一口气，并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庆祝所谓“黔南大捷”，以欺骗国内外舆论。

日军的“最后一跳”，并没有能使蒋介石、戴笠等人警醒，戴笠继续按他的“既定方针”积极实施在战后争夺天下的准备工作。为了能在战后取得海军总司令之职，戴笠注意从多方面搜罗培养军事人才，他除了从陆大及胡宗南部引进一些军事专门人才外，又脱离军统特工业务，在军令部二厅的谍参班内成立了一个高级参谋队，为未来的海军司令部培养高级幕僚人才，并保送了一批军统特务进入陆大学习，以便为他们取得军事主官的任职资格。

戴笠深知自己出身特工，又未能在任何一个部队担任过军事主官，如果由自己独力组建海军司令部是难以得到蒋的恩准的。于是，从两方面进行准备。一方面，他暗中运动美国海军准将、中美所副所长梅乐斯不断向蒋介石建言并推荐，如果由戴笠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不但中美海军会有很好的合作，而且一定会得到美国海军的大量援助。1945年1月24日，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主持召开中美英三方秘密准军事行动会议。梅乐斯、戴笠、郑介民及美、英情报工作人员均出席会议。会上，魏德迈询问中国海军部队负责人时，梅乐斯抢先回答：“将军，我考虑由戴笠担任我们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我本人担任副官。”魏德迈将军表示疑问：“是指中国海军部队？”梅乐斯以肯定的口吻回答：“是的，阁下。”（参见《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第53页）可见，在梅乐斯的眼中，戴笠不但已经是中国海军负责人，而且在会议上积极向包括魏德迈将军在内的中美英三方军事情报负责人介绍。另一方面，戴笠很早就在考察如何能找一个既有任职资历，又能让蒋放心的高级将领担任自己的副职，一定能增强自己到海军“组阁”的竞争力。由此，他精心准备了一张“王牌”放在口袋里，准备随时向蒋“摊”出来，这就是当时远在国外“避难”的桂永清。桂永清本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复兴社高干，1936年“西安事变”前，已官至第七十八师师长，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长、首都警备副司令，被授予中将衔，成为蒋的心腹亲信。但在“西安事变”中，因头脑简单，追随何应钦主张讨伐张、杨，一度不讨蒋喜欢。抗战初期，桂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但在兰封一战中，因作战不力，受革职处分。不久，调任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临战干团）四川綦江第一团教育长。1940年6月，桂永清以莫须有的所谓“共产党”的罪名，残忍地活埋青年学生200多人，事发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公愤，蒋介石为应付舆论，将桂永清免职后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1944年又调任驻英大使馆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戴笠平时与桂永清并无深交，但自桂落难出国后，其父仍住在綦江母家湾，戴笠主动派人经常去桂父处送钱送物，给予照应，此举由桂父写信告诉桂永清，桂果然十分感动，戴、桂关系由此步入佳境，双方成为挚友。戴笠自有了染指海军的打算后，与桂永清一拍即合，桂开始成为戴口袋里的人，战后，桂永清果然涉足海军，先以副总司令的身份主持海军工作，后升任总司令，这虽是戴笠死后的事情，但大概也是蒋当初念戴提携桂永清的一点情分。

这段时间，因中统头目徐恩曾失势，在与国民党内政敌的斗争方面，戴转而重点打击孔祥熙。1944年春，孔祥熙的亲信、苏浙区烟草专卖局局长王巽之，公然利用职务之便，用卡车向内地走私卷烟，结果被军统贵阳三桥统一检查站扣留。初期，孔祥熙对王巽之极力加以包庇，但戴笠抓这件案子不肯放松，一直告到监察院处理。监察院初对王提出弹劾，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又以犯罪情节确凿有据，将其移送法院。这时孔祥熙在舆论的夹攻下，已交卸财政部长一职。不久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又将孔从行政院挤出来。王巽之失去靠山，终于被撤职查办。为了防止孔祥熙东山再起，戴笠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从孔的另一心腹亲信、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身上开刀。戴选择高秉坊作打击对象，还有一个原因是戴、高的关系一直很坏。戴任缉私署长时，各地的缉私人员往往借直接税名义敲诈勒索，高往往在原件上批注“请雨农兄阅”，或“送戴署长”。其意在给戴难看，并在财政部部务会上指责财政部的名誉是由缉私署弄坏的，主张各地部署机关牌子上只写机关名称，不冠以财政部三字。戴高由此积怨很深。戴则利用各种机会搜集高的材料，伺机发难。1945年2月，高的所谓贪污被人告发，高当即被军委会命令撤职，并送交法院。高案发后，戴笠一方面派特务到直接税署侦察情况，搜集材料，一方面不断向法院审判人员出示佐证材料。高秉坊终于被判无期徒刑。高下台后，其职先由税务署副署长李锐过渡一段时间后，很快由军统大特务、原缉私署主任秘书、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副局长王抚洲接任。王主事后，发现直接税署因内部制度管理较严，并不像外面所说的是个发财机关，内心倒有些懊悔。这大概也是戴笠向高秉坊进攻时所藏的一份私心吧。

戴笠在抗战期间与CC系的最后一战是发生在1945年4月。当时，宋子文主持一次行政院会议，CC系的大头目陈果夫突然发难，以财政部战时货运局的种种不法情事为由，力主撤销该局。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因为是在CC系支持下入主财政部的。所以也附和陈果夫的提案，宋子文抵挡不住，只得通过撤销货运局的决议。事后，宋向戴解释，我们不能中CC系的离间计。因此，货运局撤销，戴笠再次丢失一块领地。这是CC系因徐恩曾一案而对戴笠的一次回击，算是多少出了一口恶气。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本来圈定戴笠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委。但戴笠寻思，多年来自己树敌太多，特别是要谨防二陈犯难作对，与其让他们做手脚，不如自己干脆谦让给郑介民、唐纵二人去当什么中委，既抽身退步、洁身自好，让二陈找不到靶子，又借此笼络了郑介民、唐纵，更主要的是让蒋介石看到自己谦让中委，显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果然，戴笠在这个问题上一箭三雕，深得蒋的好评。

戴笠策反伪军汉奸的行动，在1945年初也进入最后阶段。这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戴笠亲自找到张学良，请他亲笔对原东北集团高级军政人员写信，信的内容大体一样，只是开头的名字和称呼不同。写好后，就分别用毛笔誊写在一幅长约30公分、宽约40公分的黄色绫子上。密信一共33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指示收信人服从党国的命令，积极团结抗日，效忠国家民族等等。戴笠拿到这些信后，派专人送交安徽界首的军统东北特别站陈昶新，另外戴给陈发去一份电报，指示陈尽快设法把信分别送交收信人。陈接戴命把张学良的信送交后，在旧东北集团圈子里引起了巨大反响，纷纷表示愿意投效。陈昶新的利用价值已被戴笠榨尽，陈昶新至此已开始不被戴笠重视，而加以冷淡搁置了。与此同时，戴笠对华东、华南的伪军汉奸策反工作也已进入最后阶段，一切只等胜利到来，撒网捕鱼了。

军统局局长戴笠

1945年6月初，蒋介石派军令部次长熊斌为华北宣抚使，进行所谓策动华北汉奸的反正事宜。行前，戴笠告诉熊斌，军统在华北敌后的主要城市早有布置，有电台，要他在汉中和西安与文强联系，必定有所帮助。果然，熊斌依靠军统的力量，得以把任务完成。这是蒋介石派出的最早的一位接收大员。到此，蒋、戴对各类汉奸的策反工作大致完成。

1945年3月8日，戴笠正式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不久，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军统局局长，也达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跳”。

十二、胜利大接收

捷足先登

1945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年底。邓葆光完全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的，他经过统计，认为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封锁线越来越严密，日本经济在1945年必将完全枯竭崩溃。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也是赞赏的，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没有橡胶、没有粮食、没有棉纱、没有大批战略物资等等，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问题是，推断日军将在1945年之内被打败，戴笠却不敢以此上报蒋介石，万一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多年来，戴笠对付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和“成功之道”就是“留一手”，任何话都不可说得太满，任何事也不可做得太满，凡事进则易，退则难；放则易，收则难；特别是在蒋这样喜怒不定的领袖面前，宁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于是，戴笠的方针是立即进行周密计划，抢先一步做好各种接收的准备，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但是，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与此同时，美英苏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元帅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胜利大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戴笠所以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一是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蒋介石、戴笠当初的发迹之地，失去了对京、沪、杭的控制，不但国民党的还都计划顿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也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二是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在东南沿海地区有强大的势力，如何保证在中央军没有到达前，不致使华东地区的中心大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是蒋介石最为关心的问题，戴笠认为必须由自己亲临东南地区指挥，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三是京、沪、杭也是日汪统治的中心，掌握控制了京、沪、杭等大城市，也就是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四是汪伪政府的许多大汉奸，都有与戴笠直接建立的关系，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各级潜伏组织，更是需要自己亲自前往调度，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五是此行将邀请梅乐斯、杜月笙一同前往，目的是借用美军在东南地区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力量，控制稳定东南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党异军插手。

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报告后，很快得到蒋的批准，于是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令就达100多张，盖有军统局关防的公文纸达500多张，随同前往东南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100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车十余辆。这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商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对戴笠在战后主持海军工作的支持，戴笠根据梅乐斯的建议，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所重庆特警班讲话。重庆特警班是中美双方在第二次合同中正式提出的，成立于1944年秋，学生是从军统东南、兰州、息烽、重庆等特训班在训的特务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第一期学生800多人，美国教官就达50多人。该班是中美所所办训练班中花费人力、物力最大、训练设备最先进、完善，时间最久的一个训练班。戴笠与梅乐斯商定，一旦抗战胜利，就将这批学生迅速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以加强、巩固国民党的特务统治。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大意是：“贵我两国是并肩对日作战的盟国。戴将军与我国情报合作，在对日作战上，是很有贡献的。现在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快要被盟国军队打垮了，贵国将来战后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战时创伤从事经济建设和修明内政的问题。我国愿意在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帮助贵国恢复和建设。至于修明内政问题，必须有统一的政令和良好的法制与警察制度，我国也愿意尽可能地帮助贵国办理。你们将来都是执行法制的警务人才，是贵国的栋梁；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以便将来负起建国的重大任务。”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为此还请求蒋召见杜月笙，对杜表示嘉勉。当时，蒋见杜的气喘病发作，就劝他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戴去东南布置，等秋凉后再去。但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蒋也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当时，跟随杜在重庆的大徒弟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十余人也一起随杜返回东南。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我们将来的敌人要比日本人更难对付，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说：“日本人一投降，中美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些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也必须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等部队需要补充。”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们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

东南训练班时期戴笠手迹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戴笠是很会利用机会的，他暗忖此次到东南接收，正要充分利用周佛海的力量作为跳板，此时周母去世，何不演一场戏给周佛海看看，也算是送给他一份见面礼。于是，戴笠吩咐去东南人员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他一方面先行乘飞机到贵阳为周母主持办理丧礼，一方面指令军统局将周母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及自己专程去贵阳代其当孝子治丧的情况发电报告诉周佛海。戴赶到贵阳后，当即替周佛海披麻戴孝三叩首，然后为周母守灵、安葬、治丧，造墓立碑，并把一套照片派人寄给周佛海。周接到戴笠的电报后，一方面对蒋、戴异常感激，更坚定了报效之心，一方面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登报开吊，极尽奢华之能事。

6月27日，梅乐斯、杜月笙分别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在建阳期间，戴笠、梅乐斯先后视察了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和东南训练班，分别召集东南办事处特务及东训班师生讲话，要求大家随时作好接收的准备，抢先一步控制好东南沿海各大城市。

由建阳，戴、梅、杜一行乘汽车又转到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进一步密商。顾祝同原以为上海、南京离第三战区最近，蒋介石一定会把接收上海、南京的任务交给他。加之杜月笙和戴笠一起先行到东南沿海准备接收，顾又以为蒋一定会把上海的接收工作交给杜主持，于是对戴、梅、杜的到来极表欢迎，并先后与戴、杜等密谋了两天如何将第三战区的部队与忠义救国军以及上海的帮会力量结合起来，阻止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好东南地区的接收工作。谁知胜利后，顾祝同、杜月笙的目的都没有实现，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只有戴笠早有预谋，心中已有底牌。

从上饶出发，戴、梅、杜一行浩浩荡荡地到达安徽皖南雄村训练基地。在雄村，戴笠先后召集训练班师生和附近的忠义救国军干部到雄村开会，发表讲话。因忠义救国军中很多人是上海帮会分子，故戴笠讲完后，总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讲话很简单，不外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等等。从雄村出来，戴笠一行开始去此行最后一站淳安视察。

淳安一月

淳安，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深藏于新安江畔的浙西大山中。在这里，重重叠叠的青瓦黑背，高高低低的白墙粉壁，缕缕袅袅的炊烟，荡漾着一派江南小镇静谧而安详的气氛。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从新安江边一直伸向镇内。在小街两旁，一家接一家的酒肆、茶馆、杂货店、货栈、旅店等，形成了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这个由“通济公司”用走私物资喂饱的小镇现在成了军统局和中美所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

戴笠、梅乐斯、杜月笙一行于1945年7月上旬到达这里扎下大本营，开始布置接收工作。戴笠第一项工作就是沟通与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镐，上海的唐生明、沪二区的陈祖康，苏州的任援道等军统潜伏人员和汪伪汉奸大头目的联系，掌握南京、上海方面的情况。当时汪伪集团内部已是阴沉沉的一片末日景象，汉奸们在大厦将倾之际，一个个竞相过着腐朽糜烂、醉生梦死的生活。一些手上有点实力的伪军将领则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挂钩，没有实力的汉奸则拼命敛财，准备出逃，形势真有一夕数惊之感。戴笠指示军统潜伏人员，要他们相机转告一些汉奸头目，指示他们帮助军统做好接收工作，在关键时刻立功赎罪，对其过去的汉奸行为可以既往不咎等等。这在戴笠，虽然是出于权宜之计的一时利用，但是对许多汉奸大头目来说，却不啻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方面可以使他们不致顽抗或溃散，并帮助维持社会秩序，阻止中共武装的接收，另一方面则防止他们倒向共产党和新四军。以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来说，当时都曾有过狡兔三窟的念头，暗中派人与新四军方面进行联系，试探条件，但周佛海后来一心投靠重庆，这与戴笠的欺骗利用不无关系。

戴笠在淳安期间的第二件工作，就是不断召见忠义救国军温台区指挥官郭履洲、京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毛森等大特务汇报情况，研究工作，调整部署。按戴笠的接收计划是：一旦日军宣布投降，以就地反正的伪军和汉奸为第一批“接收”人员，指令他们就地维持社会治安；随后，忠义救国军是第二批接收人员，必须在三日内赶到南京、上海，接替伪军的重要防卫地区，其速度一定要抢在新四军之前；然后，中央军的大部队是第三批接收人员。按照这一考虑，戴笠指令忠义救国军的各总队都必须梯次向前移动，尽可能地靠近京、沪、杭地区，随时准备进入南京、上海进行接收，并指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将忠救军总部由安徽广德向前移动到浙江余杭县，这里处于京、沪、杭、甬铁道线上，西距杭州仅咫尺之地，东去上海、南京也是指日可达。作这样的部署，可见戴笠志在必得的迫切心情和决心。

在作以上部署的同时，戴笠还通过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弟万墨林、徐采丞建立的秘密通道，把军统在上海的重要骨干分批召来淳安汇报情况，为日军投降后接管京、沪、杭的工作预作部署。按照戴笠的初步计划，日军一旦宣布投降，首先在上海成立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由周佛海任总队长，在总队之下，分别成立上海、南京和杭州三个地区指挥部，分别负责该地区的接收和社会治安秩序。戴笠把这个计划向有关军统特务传达布置后，即令他们迅速返回贯彻落实。

戴笠、梅乐斯、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是有分工合作的。对有关忠救军方面的活动，戴笠大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商量安排。对部署与指示军统在京、沪、杭潜伏人员的活动，联络汪伪大汉奸周佛海、丁默邨及指挥布置伪军将领如何阻止新四军等中共武装进入上海、南京的活动，由戴笠单独进行，杜月笙则从旁予以协助，通过自己的渠道提供京、沪、杭地区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

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主要是按戴笠的分工，部署如何在经济、金融方面接收上海的问题。

梅乐斯在淳安期间，主要视察和部署中美所各特务武装的活动，继续接应美军从东海沿海登陆的问题。

在浙西视察期间，戴笠最关心的主要还是日军什么时间投降的问题。到淳安一个月来，戴笠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可能投降的最后期限，但是日军似乎出奇地顽强，一部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即使盟军打进日本也在所不惜。戴笠的急性子似乎耐不住了，他甚至想先回到重庆再说。也就在这时，形势急转直下，早已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在盟军的联合打击下，终于顶不住了，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声明。

抢占大上海

1945年8月9日，戴笠从昌化县河桥镇到达浙西行署汤家湾视察。8月10日戴笠从广播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关于在维护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美、英、中、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的公告。8月11日，同盟国照会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立场。8月14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8月15日中午12时正，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里亲自广播投降诏书，是为八一五光复。

八年抗战的胜利，对于戴笠来说，其喜悦亢奋的心情是难以言述的。八年中，他虽然干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影响和破坏了抗战的进程，但是他在宣传和主张抗战、除奸反谍、搜集日伪情报、分化瓦解日伪集团等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对民族的解放做了些有益的事。八年中，他不得不跟随蒋介石离开繁华富庶的南京、上海，远避重庆，与母亲、妻、子天各一方，甚至江山戴公馆也毁于战火，戴笠的心情也是痛苦的。当然，此时此刻的戴笠，头脑中萦绕的已远不仅是这些方面。他想到八年抗战以来，军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本人地位和声誉的巨大提高，他想到抗战胜利后将入主海军总司令部，以及把军统改造成政党的宏图大略，他想到胜利后将与电影皇后胡蝶正式成婚，这将是国内外最令人瞩目的婚姻等等。

抗战时期的戴笠

戴笠是现实的，在经过一番激动的狂想之后，他很快回到此行面临的艰巨任务上来。他明白，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必须立即赶回淳安布置对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

在淳安，戴笠发出了最初的几项接收指令：（1）电令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身份，立即从忠救军余杭总部前线，经杭州去上海，找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传达受降事宜；（2）急电重庆局本部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通知局本部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科科长邓葆光、军统别动军参谋长尚望三位军统少将即刻乘飞机到福建建阳，再转搭军统运输大队的车辆到淳安听用。这三个人是戴笠手中早就准备好接收大上海的一着棋。他要这三人组成军统先遣组，跟随杜月笙进入上海主持接收事宜。由王一心整顿和统一上海所有的军统潜伏组织；由尚望点验和整编上海的伪军力量；由邓葆光了解和掌握上海的汉奸产业情况，拟定接收方案，并同时与上海金融、经济界人士进行讨论，制订战后稳定上海经济的方案。（3）电令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立即自建阳赶赴淳安，部署中美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各大城市集中。并电令忠救军阮清源、郭履洲纵队、毛森、陈默总队均须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位于浙东曹娥江地区的阮清源纵队，戴笠严令他们必须于三日内徒步赶到上海，位于浙东台州地区的郭履洲纵队，戴笠严令他们于五日内徒步赶到上海。

按照戴笠的说法，军统几年来策反伪军汉奸的活动，好比是将鱼养在池塘里，到了要吃的时候，再下网捕捞。8月10日以来，戴笠认为下网的机会到了。他的第一口网依然是撒在上海，所捕的鱼当然是几年来精心放养的大汉奸周佛海。在淳安，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了任命汉奸的第一批委任状，分别是：派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派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14日又以军委会名义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戴笠将委任状签发后，星夜派人送往上海、苏州等地，另一方面却指令毛人凤，由毛人凤在重庆用军委会名义发电周佛海、任援道等汉奸将领，一方面在时间上可以提前到达，一方面是要让周佛海、任援道知道，对他们的任命重庆已予承认。

戴笠在派令中交给周佛海的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听候中央接收。这在当时来说，戴笠主要是想利用周佛海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既防止汉奸发生变故，又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市区。但是，戴对周佛海又是不放心的，为防止周佛海变故，戴笠又暗中给程克祥发去一个电报，指令他必须暗中控制周佛海。其实，戴笠知道周佛海军事实力有限，也只能起维持上海社会秩序的作用，至于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的任务，他是把“宝”押在任援道这一部分伪军力量上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苏南绥署主任任援道手下有七个师、三个旅、两个独立团和一个支队的伪军武装，是伪军中势力最大的实力派，其主力均分布在南京、上海、杭州附近及京、沪、杭铁路沿线，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戴笠早就策划好对付新四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并派军统特务、任援道的弟弟任西萍常住任部进行联络协调。因此，8月10日以后，戴笠一方面发表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一方面密令他将伪军向南京、上海附近集中，随时准备阻止新四军进城。

8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连下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游击武装等“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队“擅自行动”；第二道命令则是要国民党中央军迅速向前推进，准备受降；第三道命令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乘机赎罪，努力自新，以及不得向人民武装投降等等。这一天，戴笠接到程克祥从上海发来的复电，周佛海表示接受戴笠的派令，但考虑到“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各部分伪军力量，建议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利用周佛海稳定上海，不致落入新四军之手，无论是“行动总队”还是“行动总指挥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于是，在13日复电周佛海，同意周的要求：“一、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已报请军委会备案。二、上海市水陆军警统属于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

应该说，在抢先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确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主脑”。但是，周佛海对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他按照戴笠的暗示，又从陈公博手中抢到上海市市长这个要职，并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市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这个安排就是为了能把上海市完整地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

周佛海接到戴笠在8月13日的复电后，于8月14日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仍然兴奋异常。他知道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南京伪政府高级官员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他既为自己能在几年前就及时转舵感到庆幸，又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的信任而感激。就任伊始，周佛海当即以新职务委任罗君强、熊剑东、刘明夏为副总指挥，程克祥为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彭寿为副秘书长兼宣传处长，徐肇明为参谋长，杜伯威副之。接着在上海市张贴布告，在电台发表谈话，俨然是国民党的一个“有功之臣”。

周佛海自思戴笠交给他的任务只是维持上海秩序，等候中央接收。这“等候”中间，如果不出差错，尚有可为；一旦出了乱子，难免不被蒋、戴抓住把柄，借机除去。于是，他也耍了一个花枪，把所有重大权力和任务，全部交给军统特务去执行，总指挥一职，由秘书长程克祥代拆代行；担任总指挥部与日军和宪兵之间的联络，请日军全力协助担任上海外围防守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徐肇明去执行；维持市区治安的任务又请戴笠的密友唐生明帮助负责，唐生明则利用他与忠救军的合作关系，通知原先布置在上海市郊的几支忠救军的部队星夜驰赴上海听用。同时请戴笠补发命令。这样，周佛海三拳两脚，把维持上海秩序的责任又送回到戴笠身上。

在戴笠的遥控指挥下，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郭履洲的纵队按期到达上海，毛森率领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的大批特务分别向福建建阳集中，准备乘美军运输机直飞上海。戴笠交给毛森的任务是火速赶往上海负责接收76号特工总部。从重庆经建阳兼程赶来的军统三少将王一心、尚望、邓葆光也到达淳安。戴笠当即找他们谈话，向他们分别交代去上海的任务。戴笠在找邓葆光个别谈话时，交代他到上海后，首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对上海经济界进行详细周密调查，并提出一个平稳内地及光复区物价，特别是法币与中储券比价的方案。戴笠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长手里，使校长看到我们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戴笠哈哈大笑说，要做好这件工作，一定要抓住“二周”。

戴笠所说的“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是与戴笠私交极好的金融界大亨、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常就金融问题向蒋献策，算得上是位金融界“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香港，利用与日蒋的特殊关系，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继续银行营业。香港沦陷后，周被日军拘留，押回上海，不肯出山，暗中与戴笠、杜月笙保持密切联系，并与周佛海关系极好。军统的一部地下电台，便暗藏在福开森路119号周公馆的三楼。有段时间，军统其他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戴笠只剩下这部电台与军统上海潜伏人员保持联系。戴笠与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与驻上海代表徐采丞的联系也是通过这部电台进行的。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救军80多两黄金及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在经济上的后台大老板之一。这也是戴笠看重周作民，指示邓葆光到上海找他的一个原因。

戴笠把任务交代完毕，即催促王、邓、尚抓紧拟制接管预案，并准备在8月29日随杜月笙一起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

全国大“抢收”

戴笠指挥军统特务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活动迅速在全国铺开。设在淳安的前沿指挥所以及重庆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彻夜不眠，所有的电台全部开通，以便与全国的600多座支台、分台保持24小时联系。通过这些电台发向各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委任状、命令、手令如雪片般漫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一批批的大小汉奸和伪军将领摇身一变，由此而成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部总指挥、行动总队总队长；至于纵队司令、支队司令等等，更是有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尤其是那些挂着国民党地工人员招牌的军统特务，他们像一场夏雨后的蚯蚓一样，一夜之间，千千万万地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自命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迅速在沦陷区各个大中城市成立“最高”指挥部，发布公告，发表通令，竞揽大权，威风不可一世。趁乱接收、“抢收”终成“劫收”、滥收。以至有的军统特务因急功近利，不能按蒋介石、戴笠的部署很好地把握时机，由操之过急而引起与汉奸、伪军的对抗，竟至酿成动乱，影响了国民党“抢收”的进程。军统对国民党旧都、汪伪首都南京的接管活动，就出现了这类危险。

原因出在军统南京站长周镐身上。按戴笠的预定计划，周佛海在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立即委任周镐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并交代徐肇明从伪税警总团的军械仓库里取出汉司登手枪200多支，交给杨佐华（周佛海的妻弟），编成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派到南京由周镐指挥，借以加强周镐的力量。

在戴笠的本意，这些所谓的“指挥部”纯粹是“维持会”性质，维持到中央军进城就算“圆满”结束。对这一点，周佛海是吃准了的，所以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亦不敢多走一步路。但是周镐却没有理解戴笠的本意。也许他自认为是军统地工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出身不一样，“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再说，当初自己奉命深入虎穴，在日伪的“心脏”地带出生入死，战斗到抗战胜利，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许他认为日军投降，中央军来到，伪政府又在8月16日宣布解散，这时正是形势混乱之时，自己何不趁乱“揭竿”而起，向日伪组织受降，建立一个天大的功绩，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功劳。可见，周镐当时心态是既复杂又幼稚的。总之，不论周镐是怎样想的，他既得了个“南京指挥部指挥”的头衔，就违背戴笠的指示，擅自大干起来。8月16日，周镐宣布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接着在未经请示戴笠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连续采取了几项重大行动步骤：一是决定接管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大报；二是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并控制了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同时通知南京其他新闻机构，听命南京指挥部指挥，不许擅自妄动；三是封锁南京的交通路口和车站，并命令汪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同时由指挥部行动处执行对主要汉奸的逮捕任务，其中的伪官有中央常委、工商部长梅思平、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陆军部长萧叔宣、南京市长周学昌、中央军校校长鲍文沛等，共47人，全部关在伪中储行大楼的地下室里；四是周镐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读由他起草的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等等。试想，事关肃奸、受降、接收日伪产业等，是何等大事，就是戴笠也无权作出决定，而必须服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至于冈村宁次的投降仪式，则必须由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才可以受降，如果由周镐组织受降，以后何应钦的受降典礼还怎么搞？这岂不是打乱了蒋介石的通盘计划，损害了重庆政府的正统形象。一个军统地工人员，如此胆大妄为，这就触犯了戴笠的厉禁。偏偏周镐在逮捕汉奸过程中，因行动不慎，打死了拒捕的汪伪陆军部长萧叔宣。此举在汪伪高层汉奸中引起了极大恐慌，以至汪伪巨奸陈公博也坐不住了，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但是，周镐的行动是打着军委会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的旗号进行活动的，谁也弄不清周镐的背后有什么来头，日军没有干涉，汪伪军不敢镇压。周佛海、任援道知道周镐是直接受命于戴笠的军统特务，也没有阻止，因此周镐也就更加放手大干。然而陈公博认为周镐是周佛海的人，周佛海是8月16日由上海到南京参加解散伪府的最后一次“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的，而周镐的发难正是始于这一天，故陈公博认为是周佛海的指使，也就暗中策动伪中央军校学生和伪宪兵司令陈皋率宪兵与周镐的力量公开对抗，使南京的形势一触即发，十分紧张。陈皋甚至派宪兵包围了周佛海的住宅西流湾8号，扬言要干掉周佛海。

在这种情况下，周佛海情知不妙，当即急电向戴笠请示报告。戴笠闻报大惊，立即授意周佛海采取断然措施，便宜行事，并下令由南京先遣军司令任援道的部队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周佛海受命后，考虑到周镐的南京指挥部已有相当力量，唯有假手日军，才可以采取行动。于是，经过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小笠原中佐密谋策划，由小笠原中佐于18日下午通知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当场将周镐扣留，然后由日军将被捕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周镐的接管行动由此流产。

周镐被日军扣押后，任援道受戴命与日军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先遣军司令部。后由戴笠派人转到上海关押审查。周镐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后来在戴笠死后，经好友活动始被释放，才有人告诉周镐，戴笠所以要囚禁他，一方面认为他在接管南京时如此大张旗鼓是受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指使，一方面怀疑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南方大学法律系大学生）思想“左倾”，可能是共产党，并且他们在结婚时场面很大，违反了军统纪律等。戴已认定周镐是个不安分的人。尤其是戴笠当时执行蒋介石的接收部署，首要目的是要利用日伪军和汉奸的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城，等候中央军大部队到达后，才能相机组织对日军的受降，适时将伪军改编。南京是国民党旧都，蒋、戴对此十分重视，认为绝不能落入新四军之手。因此，蒋一方面命令南京日伪军原地待命，一方面紧急空运曾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精锐之师的新六军到南京接收。当时，对于蒋、戴来说，南京的形势确是十分危险，新四军的主力集结于苏南苏北一带，距南京仅100多公里的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距南京更近的芜湖被围，南京郊县六合告急，新四军华东纵队的游击队部队迫近市郊，出没于汤山、钟山一带，市中心新街口到处可见新四军的传单，守城的日军黄昏后即不敢出城，并不时遭到袭击，防御极感困难，更有原汪伪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投共后，南京更是一夕数惊，岌岌可危。因此，蒋、戴深知在新四军未到之前，南京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防御，方能阻止新四军前进。然而周镐的肃奸、受降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但直接影响南京的顺利接收，而且对全国的受降接收亦有很大影响，戴笠岂能任其发展。

周镐受此次打击，自认为逮捕汉奸，受降日军，接收伪产等等，本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正义之举，却身陷囹圄，何罪之有？他由此对军统、对国民党产生了怨恨和反抗心理，经过他在抗战期间结识的朋友、中共地下党徐楚光引导争取，毅然脱离军统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是戴笠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以军统少将以上高级干部在战争年代主动弃暗投明，成为中共党人，继而又成为革命烈士，周镐大概是唯一一例。

戴笠在淳安期间，虽然以主要注意力指挥对京、沪、杭等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同时也分出精力指挥军统组织加强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收活动。

在日军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任命，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得到戴笠的电报，在宋梅村的监督下宣誓就职后，又派总部宣导局长邵青携带华北地区伪军实力状况，兵力驻地以及有关八路军在华北地域内概况等文件，乘美军飞机经西安到重庆，找到军统局布置处长马汉三和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直接晋见蒋介石，蒋指示说：“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门致中按照蒋、戴的指示，积极进行部署，阻止八路军等中共武装前进，要所属伪军加强固守，等待国军接收。结果门部在鲁西北的两个师和胶东平度县附近的一个师分别被八路军歼灭了大部分。

华北、中原是伪军相当集中的地方，并且诸如门致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等汉奸将领均出身于西北军。所以蒋介石派遣曾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令部次长熊斌到华北策反。但熊是官僚出身，不知道策反工作中秘密通信的重要性，结果熊斌到陕西汉中后，因无秘密通信渠道，始终与各伪军将领无法联系，所谓策反自是一场空话。熊斌没有办法，又跑到西安找胡宗南请求帮助，但熊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与胡的关系一向不好，后被胡用黄埔同学祝绍周将其挤走，胡怨恨未解，对熊爱睬不睬。此时形势急转直下，已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几天，熊斌才想起在重庆临出发前与戴笠见面时，戴说过军统在华北敌后主要城市早有布置，如有困难，可找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必定有所帮助。于是，在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的这一天，熊斌的随员找到文强，邀其见面商谈，希望越快越好。此时，戴笠虽在淳安，但想到熊斌的华北之行，将有诸多困难，于是通过毛人凤指示文强，尽力协助熊斌完成任务。文强按戴笠指示，当晚就与熊斌在西安玄枫桥高桂滋住宅见面会谈。熊斌说：“这次的任务艰巨，在汉中耽误了十多天，不料日本投降这样快。今日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委员长指示过，只要将华北地区百多万伪军武装力量控制到手，就可打击和牵制八路军的行动，这是争天下的一着要棋。”又说：因为日本天皇裕仁已广播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星散，或者倒向八路军一边。如今到了千钧一发之时，也无妙策。问题是蒋主席的命令难以立刻传到，汉奸头头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印信，靠报纸是不会相信的。“在重庆与戴局长商量过，要我到西安找你联系，问你有没有最迅速的办法与伪军将领取得联络？”熊斌指着一大堆加盖了关防印信的空白文书对文强说：“可以权从发表伪军将领的临时头衔，大大小小一律称为‘先遣军’。这不但为汉奸摘了帽子，也可以利用他们去打共产党。委员长委派我为‘华北宣抚使’，一切以华北宣抚使署对外。委员长真是‘英明’，过去人家不愿听‘曲线救国’这个名称，而今有验，非高瞻远瞩，焉能有此。希望你多多协助我。”文强说，我已接到戴局长来电，一切听次长指示办理，并当即向熊斌提出三条解决办法：一是通过军统设在孙殿英处的秘密电台，发表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并令孙将其他受命者抄收后星夜送达，愈快愈好，另由文强电嘱孙部军统情报组长李守静妥慎处理。二是由文强保荐得力人员携带填好的空白文书命令，星夜兼程送达，以作孙部转送电令的佐证。三是从广播中广为宣传。

熊斌当即同意文强所拟办法，一夜之间，即将要办的电文发出，第二天就得到孙殿英复电，称克日就职视事，并将其他电令，着专人星夜分送。熊斌见此果然高兴，一再向蒋汇报。经文强统计，此次被列入“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有八个之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先遣军”司令、纵队、支队等名称，多如牛毛。熊斌也因招降汉奸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后首任北平特别市长。

军统对华南的接管活动是以广州为中心进行的。华南地区是戴笠开展策反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加之军统局光粤站长何崇校将老资格的伪军将领、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因而策反工作颇见成效。并在1945年初，何崇校与招桂章就详细拟定了在抗战胜利时如何确保广州，阻止广州附近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中共武装进城的行动方案，并上报局本部。何崇校还向戴笠建议，为了不使到时匆遽忙乱，请先委发招桂章一个适当名义。戴笠经报蒋介石批准，即于1945年2月中旬复电光粤站，批准该站报的方案，并以蒋的名义正式委任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这是蒋、戴委任的第一个伪军将领。但何崇校接到戴笠的委令后，认为一个“先遣军司令”的名义不够号召力，又擅自加上一个“总”字，成为“先遣军总司令”，送给招桂章，招果然很高兴。日军宣布投降后，广州先遣军司令部很快于8月19日正式成立，并于20日即与进攻东莞的东江纵队发生战斗。这期间，军统局通过光粤站转发了大批以军委会名义委任的伪军将领。中美所别动军蔡春元支队，也奉戴笠命令于8月20日赶到广州，并伙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闯进市区“抢收”，给广州秩序造成极度混乱。

在广东方面，戴笠最关心的就是巨奸陈璧君和褚民谊的动向问题。广州邻近香港，抗战胜利后，陈璧君的侄子和一些亲信纷纷逃往香港，陈璧君、褚民谊因存一丝侥幸心理，向蒋介石去了一份表示接受指令、等候接收的电报，意在进行试探。戴笠认为广东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应即设法对陈、褚二奸进行逮捕，以防漏网。为了不引起社会震荡，戴笠于8月20日从淳安给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发出电令，指示他用诱捕方法对陈、褚二奸拘押听审。郑鹤影接电后，即以奉蒋介石、戴笠指示，以“诚恐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为名，就“商”于陈、褚二人，是否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暂住，从而取得陈、褚同意，郑接着又伪造蒋的电令，称重庆已有专机到穗，接陈、褚到渝面叙，陈、褚不知是计，于8月26日随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中美所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司令蔡春元到达广州市郊市桥，被软禁在已被军统接收的伪军长李辅群的一所两层楼房里。9月12日，郑鹤影又将陈、褚押回广州市区，囚禁在广州市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寓所，10月14日，被戴笠派专机解往南京关押，陈、褚也成为战后军统最早逮捕的两个汪伪高级汉奸。

广州先遣军总部于10月5日结束。在这前后，因何崇校组织策反和接收有功，确保广州未落入中共武装之手，经戴笠申报，蒋介石发给何崇校云麾勋章一枚，这是一般军统特务很少得到的“殊荣”。

戴笠系统的军统特务、中美所武装及各公开机关的接收活动，一般来说比国民党中央军到达各接收地点，平均要早十天至半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戴笠指挥军统特务利用所谓策反的伪军汉奸人员一方面确保城市安全，阻止中共武装人员进城，一方面搜集、了解当地日伪军驻地、番号、兵力等情况，迅速报军统局汇总，为国民党大军的抵达作好接应准备。1945年8月15日上午，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冈村宁次大将，指示日军六项投降原则，并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全权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8月16日，蒋介石接受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建议，将主持受降工作的陆军总部推进地点由拟议中的江西上饶改为湖南芷江，8月17日，陆总前锋人员到达芷江，筹备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副参谋长于8月21日到芷江受领投降事宜的活动。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自受命任受降主官后，一方面要主持对日方的受降事宜，一方面又要按蒋命，迅速划分中国战区的各个受降地区，指定受降主官，将国民党主力部队由大后方星夜推进到沦陷区接收，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争夺地盘。但是，由于何应钦在这方面毫无准备，在出任受降主官后，手头甚至连一份侵华日军驻地、番号、人数等详细名册都没有，临时请军统帮忙，直到何应钦准备去芷江前，在白市驿机场才等到由沈醉送到的这份东西。戴笠因有此功，故向何应钦提出在陆总及各战区设立办事处，自处长以下工作人员全部由军统推荐，此建议得到何应钦同意，于是顺利实施。

在指挥各地军统特务组织接收过程中，戴笠特别重视接收日军情报机关的资料，其中尤以接收日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历年作战方面的资料最为重视，并由此受到蒋介石的表扬。

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

8月29日，正当杜月笙率领手下大批随员及军统王一心、邓葆光、尚望浩浩荡荡开赴上海进行抢收的时候，戴笠却在淳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火速赶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同时，戴笠接到毛人凤的机密电报，CC系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酝酿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戴笠闻报，来不及给杜月笙送行，就急急忙忙乘美国空军的运输机，从浙西前线于8月29日赶回重庆。

戴笠赶回重庆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已于8月28日到达重庆。在这之前，蒋介石虽然三次向延安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但实际上只是摆出一副“和平协商”姿态，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有胆量接受邀请，居然亲赴重庆进行和谈。结果不但在和谈内容方面拿不出任何预案，而且在安全方面，也丝毫没有预作准备。8月26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由美军提供专机，并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迎接毛泽东，以确保中共代表团的安全。此举顿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蒋介石感到确无万全的把握，如果一旦出了差错，不但反对派会利用这件事兴风作浪，在政治上把他逼到“墙根”，对延安做了安全保证的美国人也不会善罢甘休，到那时，自己在国际国内岂不是都成了孤家寡人。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将戴笠从前线紧急召回。在蒋介石认为，如此事关自己作为“领袖”名誉和政治前途的大事，是非戴笠不行的。蒋深以为戴笠不但机警伶俐，心机缜密，办事周到细致，布置安全警卫工作几达滴水不漏的地步，而且素有政治头脑，在重大问题上不至于乱来。戴笠当然也了解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因而，一回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后，就立即回到局本部严密布置和检查对国共和谈的安全保卫工作。特别是当时有一些极端顽固而又没有政治头脑的反共分子，扬言要制造事端好作为反共的本钱，这使戴笠处处小心谨慎，丝毫不敢大意。戴公馆里有个担任警卫工作的特务，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戴笠听说后，当即把这个特务叫去臭骂了一顿，叫人下了他的枪，把他赶回特务团，命人约束他的行动。

为了做好对中共代表团的警卫工作，戴笠召集特务团、重庆特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的大特务开会，反复强调确保中共代表团人员安全的重大责任，并规定严格的纪律和各自的工作范围，严厉检查督促实施。当时，毛泽东在重庆十分活跃，不但要出席国民党方面安排的公开活动，而且要约见会晤重庆的许多民主党派及社会知名人士，戴笠深感保卫工作任务太重，不得已，最后连专给蒋介石做安全警卫工作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也调来帮忙，暗中负责毛泽东的内围警卫工作。因这个组素有给领袖人物做保卫工作的经验，才使戴笠的压力稍稍减轻。戴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是稍有疏忽，一旦闹出乱子，蒋介石非拿自己开刀不可。戴笠对此曾亲口对侍从副官居亦侨叹苦经说：“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内外都要经常查看，万一有了意外，不但对委座无法交代，自己脑袋也会搬家呀！弄得我眠食不安啊！”虽如此，在这期间还是发生了中共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仲恺先生女婿）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的严重事件。结果戴笠遭到蒋介石严厉申斥，令其迅速查办具报。后经周恩来亲赴现场勘查，弄清原委，并非具有针对国共和谈的政治企图，戴笠总算是仅吓出一身冷汗而已。直到毛泽东于10月11日安全返回延安，戴笠才松了一口气。

戴笠回到重庆后，白天、晚上检查督促国共和谈的保卫工作，夜间仍抽出时间指挥军统在沦陷区的接收工作。随着国民党中央军的推进，戴笠对华南、华东、华北等沦陷区的接管移交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当中，并已将目光逐步转移到内蒙古和东北。抗战期间，因日军在这两个地区推行“满洲国”独立和“蒙疆自治”活动，日伪特务的势力很猖獗，军统特务难以立足，力量十分微弱，只有马汉三的察绥站、陕坝组和陈昶新的东北特别站等机构在外围开展过一些零星活动，在战后第一阶段大规模抢收任务基本完成后，戴笠又在考虑如何利用日军势力从这两个地区退出的机会，迅速将军统力量打入这两个地区，以进一步把军统势力扩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由此，戴笠一方面对军统的东进北上策略作通盘考虑，一方面开始在人事上作必要调整。例如，过去对东北的特工活动主要依靠陈昶新的东北特别站，但这是纯属一时利用，战后决不能将东北的特工活动交给怀有贰心的陈昶新，而要另派得力大将前去主持工作。当时，蒋介石为了防止东北军的实力派回到东北后重建东北实力集团，已将仅存的东北军何柱国军团调散，而何柱国因面蒋力求带兵回东北，结果在出席蒋经国的一次宴席后双目突然失明，只好出国就医。蒋之用心，戴笠当然一目了然。

日谍川岛芳子

对于扩展在蒙疆的特工活动，戴笠有更长远的打算。他考虑日谍川岛芳子在蒙疆一带有一定势力，决定将其在蒙疆建立的特工网络全部接收过来，以为己用，并命令军统布置处处长马汉三赴北平主持接收工作，并预先将川岛芳子逮捕关押，以作“奇货”。正在这时，伪蒙政府主席德王与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率伪蒙一批高级官员来到重庆，企图借晋见蒋介石面报蒙情的机会，请求给予高度民族自治。戴笠知道后，当即派在抗战期间曾因在伪蒙疆地区做过潜伏工作、与德王和李守信均有交情的马汉三拿着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的名片，代表军委会在机场迎候，把德王、李守信等一批伪蒙汉奸引导到军统局招待所“漱庐”住下，并处处给予殷勤招待。戴笠抽出时间亲到漱庐与二人进行会晤，了解日军投降、伪蒙政权瓦解以及张家口和有关市县被中共武装占领的情况，然后又仔细询问了有关伪蒙军警残存部队的人数、防地、装备以及是否容易集结和掌握利用进攻八路军等问题。当天晚上，戴笠设宴为德、李等人洗尘接风，为日后利用德王发展军统在蒙疆的势力奠定了基础。

戴笠这次从淳安奉命匆匆赶回重庆是有私心的。这就是要实现他的“两抢”计划，即一抢沦陷区各中心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职务，二抢全国的肃奸大权。本来，戴笠在去淳安以前，就对沦陷区战后各大中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已预作安排，特别是对上海、南京、北平这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是非争不可的。为此，戴笠从各方面作了种种布置，一切只等蒋介石签发手令。这在戴笠认为，警察系统历来都是由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介石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握，这是得到蒋的特许和默契的。在八年抗战期间，军统反间除谍、策反伪军汉奸，配合国民党军队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等等，又是立了大功的，现在提出这么一份名单，蒋介石一定会照单核准的。由于有了这个想法，戴笠很轻松地去了淳安，并且一些被戴笠内定为大城市警察局长的大特务们也都在暗中拼凑班底，兴高采烈地准备走马上任。

但是，就在戴笠认为稳操胜券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8月下旬，戴笠在淳安得到消息，蒋介石已于8月13日手令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又于8月20日手令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长。戴笠在淳安听到这个消息，深知事情不妙。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的八大金刚之一，在戴笠面前是属于摆得起老资格的前辈军人；钱大钧之为人，是对上级恭顺，对同级矜持，对下级常常给以辞色，与戴笠不但无缘，且无好感。宣铁吾则是戴笠的死敌，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今后在上海的活动带来很大麻烦。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戴笠在赶回重庆之前，已经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亲自向蒋力陈，其主要内容是：（1）抗战期间全国的汉奸名单和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大多掌握在军统手中，因而肃奸应由军统负责进行；（2）有鉴于此，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应由军统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逆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造成混乱状况，给居心叵测的人造成可乘之机；（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除上海外，建议沦陷区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但是，当戴笠于8月29日刚刚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已经在这一天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属于康泽班底的人，过去一直帮助康泽搞星子特训班和别动军，由于同行利害冲突，与戴笠的关系也是不睦的。戴笠把他考虑多日的“两抢”方案呈送上去，岂知，戴笠在等蒋核准的时候，蒋介石又于9月4日手令派CC系推荐的陈焯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由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一个也没有抢到。特别是对于首都警察局长的职务，戴笠早就许愿给原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任建鹏。抗战初期，任建鹏带领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武汉、重庆等地撤退时，一直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抗战期间，他由戴笠安排为内政部警察总队长的职务，始终盼望有朝一日能返回南京坐上警察厅长的宝座。现在印信一天没有用，就要交出去，不免很难过。这一次，蒋介石在新任命的一批大城市警察局长中，只将天津市警察局长一职给了戴笠原先推荐名单中的军统大特务李汉元，以后又将武汉市警察局长给了任建鹏，算是给戴、任的一点安慰。另外，蒋从便利军统工作出发，分别给宣铁吾、韩文焕、陈焯等人打招呼，要他们把一些与军统特工活动有关的部门交军统掌握。为此，宣铁吾用军统大特务张师任刑警处长、陈焯录用李连福任刑警大队长等等，也算是对戴笠敷衍一下。

戴笠这个人是轻易不肯认输的，即使是与蒋介石斗法，亦是如此。他想出的新的计划就是考虑如何向蒋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并由自己兼任总监一职。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让蒋看到军统的力量和本钱，戴笠以中美所即将结束为理由，并用中美双方的名义，力求蒋视察中美所，在蒋视察过程时，则重点安排蒋观看中美特警班的表演。果然，蒋很快答应了戴笠和美方特务的要求，于9月上旬带着蒋纬国及一批亲信随从，在戴笠及贝乐利等中美特务的陪同下，到中美所视察。并对中美特警班演示的刑事实验室、良种警犬表演项目等看得很仔细，特别是对学生的刑警课目表演更是充满了兴趣。在结束后的训话中，蒋不但对美国特务一再表示感谢，而且对这一批学生也给予嘉勉，称赞他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他最喜欢的学生。结果，这一期学生极受各地的欢迎，除留下一批任特警班二期美军特务教官的助教外，其余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

正在训练的军统局特警班

戴笠虽然在抢夺大城市警察局长的计划上受到挫折，并且向蒋推荐汤恩伯兼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建议，当时也未被蒋采纳，但是，戴笠抢夺肃奸大权的计划，经蒋下手令已同意交给军统负责。戴笠对得到这一个特权确是喜不自胜的。从此以后，戴笠利用这一杀手锏，既可以通过肃奸活动使自己成为政治上各方瞩目的中心人物，又可以把大批汉奸作为军统潜伏人员或策反人员给以保护，还可以对中统或其他派系运用的汉奸给予打击，其权力之大，实属不可想象。

为了使肃奸行动有所谓法律依据，并且对“曲线救国”的一批汉奸将领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不至于让中共组织和其他政敌抓住蒋、日、伪勾结的把柄，戴笠命令军统局的一批法律专家沈维翰、阮笃忱等人，起草了一份肃奸委员会的组织章程和条例细则等，报蒋批准后，通令全国施行。各战区长官司令部及中心城市，属于沦陷区的，一律成立肃奸委员会，并且一律由军统大特务出任主任委员。这样，所有检举、逮捕、拘禁、审讯、拷打汉奸等大权，全部集于各地军统大特务及戴笠之手，使戴笠达到一生中权力的顶峰。

蒋介石让戴笠独揽肃奸大权，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一般来说，以蒋的手腕，他也从来不肯把某一方面的大权完全交给一个人去控制，尤其是不会交给一个对自己的统治已构成威胁的人去掌握。但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把所有与日伪联系的活动完全交给戴笠一人去处理，也只有戴笠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如果让其他方面的人一起掌握肃奸大权，岂不是又要把这些黑幕活动扩散。其次，以当时国民党的各个部门来说，均已腐败透顶。肃奸活动，最是个容易内外勾结，大发横财的工作，蒋认为论工作效率和内部风气来看，军统组织均比其他机构要略胜一筹，交给戴笠独力负责，既是对军统的看重，也可以明确责任，便于追究查实问题，堵塞漏洞。另外，戴笠明确向蒋提出要独揽肃奸大权，并摆出诸多理由，蒋原是个多疑的人物，他似乎嗅出戴的理由中多少有点要挟的成分。一旦在肃奸问题上，军统不给予全力合作，将要酿出政治上的许多麻烦。蒋是善于审时度势、等待时机的，他感到戴笠在目前尚有利用价值，索性耍一个手腕，把肃奸大权完全交给军统去控制，一方面是对戴笠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从过分膨胀的权力中走向反面。这是不是蒋的本意，当然很难说。不过，蒋针对戴无限扩张的权力，也进一步加紧布置，进行监视和抑制，这确是实情。当时，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钳制戴笠的新策略。

蒋介石对戴笠的戒备和控制由来已久，并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特务处成立初期，通过郑介民和中统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监视和抑制；到抗战期间，蒋已发现这个办法已不起多大作用，郑介民已被戴笠架空，中统也不是戴笠的对手，且有被打垮的危险。于是，发展到第二阶段，蒋在军统之上设立侍从室第六组，且让颇有心计和野心的唐纵出任组长，利用唐对军统内部情况极为熟谙，并在军统内部也有一定力量的有利条件，对戴进一步进行控制。到抗战中期，又干脆加委唐纵为军统局帮办，直接对戴进行钳制。这是连一般军统特务都看出是蒋、戴斗法的公开手段。并且，唐纵也确是能体会和贯彻蒋的意图，积极从各方面对戴进行监视和制约的。到抗战后期，蒋又通过特务工作的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两种制度，一方面加强唐纵的地位，一方面增强军统活动在特工系统内部的透明度，目的也还是使戴不能处处随心所欲。这一阶段蒋、戴斗法的结果，戴确确实实感受到唐纵的分量，时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但是，戴笠毕竟经过了20年特工生涯的磨练，其心机狡诈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连蒋介石也估计不足的。因此，在抗战后期，戴笠应变措施是把军统内部事务交给毛人凤去管理，让毛去对付唐纵，而自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统外部，一是全力与美国特务合作，紧紧抓住中美所的活动，仅在两年时间里，戴笠的势力就渗入美国军界，并得到美国海军界的大力支持，其地位还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其国际影响使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二是全力加强与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将领的联盟，与何应钦、宋子文、杜月笙等人的关系，也已到了相当深厚的地步。以一个黄埔六期生和军统局副局长的资历、地位，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造成如此影响和势力，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所能做到的。三是戴笠通过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组织息营的一批高级政治犯研究如何将军统改造为政党的方案，并从各方面发动攻势，作染指海军的打算，使戴的发展天地又有了新的扩大。四是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是连蒋介石当时也无法从戴笠手中夺去的。偏偏以上这几个方面，是唐纵无法顾及和插足的领域。因此，经过第二阶段的蒋、戴斗法，戴笠的权力、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新的发展和膨胀，这足以使蒋用新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戴笠。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是谁也难以对蒋构成威胁，蒋要削弱或打击谁，也只是举手之劳。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结果不但使蒋真正看到戴的分量，而且蒋之对戴，也确乎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也迫使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由他们负责对戴笠进行监视，其作用自不必说；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吸收钱大钧进来，也实属必要。至于吸收胡宗南为五人小组成员，这就是蒋的手腕高明之处。胡、戴之间不同寻常的结盟关系，蒋其实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蒋对胡宗南其人也是看透了的。首先，胡、戴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感情的成分，更主要的还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胡宗南要利用戴笠，目的也还是要取得蒋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目的，也只有蒋才能给予。因此，以胡宗南的绝顶聪明，他是不会在蒋、戴的选择中舍本求末的。其次，胡宗南从黄埔一期生发展成今天的一战区司令长官，势力遍布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和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溯源盖出于蒋的恩宠和培养。胡对于蒋的感激和报效之情，不但有虽肝脑涂地亦不能报效万一的信念，而且也使胡认识到一旦离开了蒋，他的所有荣华富贵将成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因此，蒋、胡关系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是比胡、戴之间更为重要的一种关系。第三，蒋明知胡宗南是戴的密友，却把胡吸收到五人小组中来，这在胡更加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更加感激蒋的知遇之恩和绝对信任的宠爱，从而充分利用他与戴无话不可谈、无机密不可言的便利条件，随时向蒋密报戴的情况。因此，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蒋最为看重的，也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这在蒋来说，虽然是一着险棋，但是却收到了奇效。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多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采取的抑制和削弱戴笠力量的措施，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高，由此而有戴笠在几个月后所谓“化整为零”、“以退为进”等等惊慌之感及应变之策。随着五人小组的成立，蒋、戴斗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较量阶段。

上海经验

自从戴笠抢到肃奸及协助政府进行清查接收“逆产”的大权后，就在抓紧时间拟订有关汉奸处理条例和成立各地的肃奸委员会机构。戴笠认为，对于像肃奸和接收逆产这样世人瞩目的大事，必须先选择上海这样既是汉奸、又是逆产集中之地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沦陷区全面推行，以免引起社会的强烈震荡。

最使戴笠坐不住的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已经去上海赴任，并且，据说宣铁吾到上海后对新闻界的第一个谈话就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大有来者不善的意思；接着，新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也将率领大批随员启程赴上海指挥接收；另外，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也由美国空军运输机紧急空运上海，一方面受降，一方面抢收；9月5日，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之下，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外交六个组，其野心显然是要囊括沦陷区的所有接收方面。陆总之下，各省市又成立了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于是，各级机关派出的接收大员，犹如飞蝗一般，向沦陷区的各大中城市遮天蔽日地扑去，而上海犹如一块肥肉，成了各方面争夺的目标。

更使戴笠忧虑的是，军统率先进入上海接收的先遣组王一心、邓葆光、尚望等人从上海打来电报。战后，上海的所谓潜伏特务、地工人员以及地痞流氓和被策反的伪军等配合蜂拥而至的国民党将领、官僚等党国“有功之臣”，在上海大肆抢劫，大量的现金、物资、汽车、住宅、机器等被一批批来路不明的人劫掠他去。至于对房产、仓库、堆栈、商号的接收，因无明确的管辖范围，往往是数十个互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你争我夺、互不相让，闹得乌烟瘴气。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因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争夺1所日本俱乐部，竟至开枪互击，死伤多人。宣铁吾的上海市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在接收过程中多次发生冲突，以至双方剑拔弩张，几至动武。

经过考虑，戴笠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能尽快到上海主持，原先考虑军统在上海接收的许多计划将会落空，上海的局面将不堪设想。于是，他以去上海布置肃奸工作及协助政府清查逆产为由，向蒋提出去上海的要求，经蒋同意后，又对重庆国共和谈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周密部署，戴笠于1945年9月9日从重庆乘专机直飞上海。

这一天下午，上海地区倾盆大雨。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恰逢新市长钱大钧赴任的专机先期到达，机场欢迎的人很多，又很乱，戴笠是不喜欢在这种场合出头露面的，便一边命令警卫人员在周围布置警戒线，一边在机内坐等，却不见上海方面的几个军统大特务到机场来接他。戴笠是一代特工魔王，虽在工作上处处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唯恐天下人不知，但在行踪上却喜欢独来独往，轻装简从，飘忽诡秘，神出鬼没。他深知自己一生杀人无数，仇家遍于天下，只要自己稍一不慎，就将死无葬身之地。因此，戴一向对自己的行动保密很严格，除毛人凤及自己身边几个亲信特务外，即使是局本部的处级大特务也是不掌握的。每到一地，也只是临时通知对方被点到名的几个大特务到机场迎接。这一次到上海，戴笠就只点名京沪区长程克祥和王一心、邓葆光到机场接他。谁知直到雨止，仍不见程、王、邓到来。戴笠是容不得下属的这种失职，也是受不得这份冷待的。久等不见来人，心头烦闷，就独自一人走出机舱，恰在机场门口碰到战前法租界捕房探长贾德田，就跳上贾的车子，直奔巨鹿路刘吉生的住宅而去。

上海企业银行总经理刘吉生是著名的刘鸿生企业集团创始人、战前号称“火柴大王”的刘鸿生的弟弟。抗战爆发后，刘鸿生抢运出部分机器原料到后方兴办毛纺织厂、火柴厂等企业，并担任重庆政府招商局理事长和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成为宋子文、孔祥熙的红人。刘吉生则带领全家迁往香港，由他的同班同学宋子良（宋子文弟弟）委任他担任军统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副总经理。刘氏兄弟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当时都与戴笠交好。戴笠刚到上海，为避开各方面的熟人朋友的应酬，既没有去受各方面注意、每日里“高朋满座”的唐生明公寓，也没有去程克祥为其布置的盛老四的花园洋房，却来到刘吉生家作客，并由刘吉生将其介绍到刘鸿生的二儿子、伪日用品联营公司负责人刘念义的花园公寓住下。这里环境幽静，来往人员很少，房屋豪华宽敞，保卫工作好做，戴笠十分满意，这里成为戴笠到上海初期的落脚点。后来，戴笠更利用这里举办大型舞会，由刘念义邀请上海所有的社会名流及夫人、小姐慰劳中美所陆续到达上海的美军特务。

戴笠到达刘吉生家不久，王一心、邓葆光即匆匆赶到，向戴笠禀报未去机场迎接的缘由。原因在程克祥本是戴笠出于策反周佛海需要而破格提拔的，加之长期在沦陷区工作，与戴笠仅有的接触就是给周佛海送信到重庆的一次，因而不了解戴的性格和为人。这一次戴笠到上海，程克祥本想利用一般官场讨好长官的手腕，以找车为由，将王、邓安置在京沪区机要室坐等，自己却开车单独到江湾机场迎接，本意是想独占头功，见面就给戴一个好感。哪里知道戴笠的卫士都是一些无比机警骄横的家伙，他们都不认识程克祥，况又没有见到一向熟悉的王一心、邓葆光同来机场迎接，当即如狼似虎地把程赶开，连接近警戒线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能见到戴老板。程克祥到此方知自己做下蠢事，等到他回头带上王、邓再到机场来找时，戴笠已经失踪。无奈几人只得分头去找。王、邓长期在戴身边工作，素知戴最恨办事不牢靠的家伙，往往一个特务只要有一件事落在戴的手里，这个特务一生的前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所以王、邓找到戴笠后，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以洗清干系。

果然，等程克祥得到消息赶到时，一进门即遭戴一顿痛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从此以后，戴即对程起了厌弃之心，让程坐起了冷板凳。后来，说是要调程去东北，然程奉召到北平后，又长期搁置，不给工作。原因盖出于一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的评语。

当晚，戴笠在刘吉生公寓设宴招待于9月4日先期到达上海的梅乐斯。席间，戴笠、梅乐斯双方共同庆祝抗战的胜利和成功的合作，并进一步商谈了中美所即将结束的事宜。席间，梅乐斯很难过地告诉戴笠，他已奉召先期回国，并表示回国后将继续在美国海军界活动，为戴笠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尽力。梅乐斯同时要戴笠继续与美国在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保持密切接触，以便得到美国海军界强有力的支持。戴笠为了表示对梅乐斯感激的心情，亲自向蒋介石报告为梅乐斯请得大绶云麾勋章一枚，由毛人凤、潘其武在重庆亲交并致词。9月22日，梅乐斯结束在中国长达三年多时间的活动回国，因美国陆军方面对梅乐斯的忌恨犹新，结果被军方削去军阶一级，降为上校，以示惩戒。

戴笠到上海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1）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的税警总团等伪军武装和76号特务机构，以扩充特工实力；（2）清查和接收逆产，以大发一笔横财；（3）布置肃奸行动。

为了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戴笠到上海后，首先宣布成立中美所及军统局驻上海联合办事处。戴笠原在淳安就与杜月笙谈好，由杜月笙将杜美路70号的一座豪华花园洋房让给戴笠做办事处办公。

9月10日下午，戴笠在杜美路70号的二楼会议室召集会议，这是自抗战西撤以后，戴笠在上海召开的第一个军统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所有军统在沪的高级干部均出席，共四十余人。戴笠首先宣布正式成立中美所和军统局上海联合办事处，由戴自兼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主要人事为：参谋长李崇诗、秘书主任龚仙舫、秘书兼人事组长王一心、行动组长何龙庆（重庆稽查处处长）、经济组长邓葆光、电讯组长程浚、督察组长廖华平、司法组长沈维翰、总务组长郭斌、会计组长叶震等。另成立由王新衡主持的汉奸案件审查委员会，由龚仙舫主持的汉奸财产清理委员会，由程克祥主持的汉奸财产调查组。由于上海办事处机构庞大，主要人员都是重庆局本部的骨干大特务，能力很强，权力也大，加之又是戴笠亲自坐镇主持，因而上海办事处成了事实上的军统局本部，军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上海决定后，再通知重庆照办。

在设立上海办事处的基础上，戴笠同时决定设立军统北平办事处，以马汉三为主任；设立武汉办事处，以鲍志鸿为主任；设立青岛办事处，以梁若节为主任。

戴笠在上海办事处成立后，即分别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周密部署安排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

关于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系统伪军的工作，由戴笠交给李崇诗、尚望和原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徐肇明负责。经戴笠请示蒋介石同意，周佛海的上海市行动总指挥所属的伪军部队（其中主要是伪税警总团）全部交给戴笠点验接收，然后与军统局接收改编的任援道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所属伪军部队、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中美所控制的武装特务一起，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全部由军统特务担任，总队之上，设立“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编成的交警总队达18个，教导总队4个。并且都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就人数、武器、装备而言，是忠救军完全不可比拟的。这在戴笠的考虑，是在掌握武装实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而蒋介石考虑，则是逐步将这部分武装脱离戴笠控制，最后归入交通部或警察总署的前奏。

在接收改编伪军方面，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示。难怪戴笠到达上海后第一次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并请唐担任参谋长，还用得意的口吻说：“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戴笠知道唐生明是个花花公子，不善治军，却认为他交际广、朋友多，并且由唐占住这个位子，使蒋不能安排其他人进来，便于戴随心所欲，一手遮天。戴笠在美军的支持下，先后派人接收了日海军大场海军司令部、市内日本海军警备队、舰队司令部仓库、江湾海军俱乐部等所有在上海的日海军与汪伪海军的全部设施、装备、房屋及财产等物，并指示军统特务赵志禧先占领这些地方办起了上海特警班，以防国民党海军部派人来抢。戴笠趁机还把汪伪海军的一批“人才”搜罗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帮他组建海军出力。因此，在偌大的汪伪海军里，后来被逮捕作为汉奸处理的仅有三个人。一是汪伪海军部长凌霄，在南京被戴笠下令关押，但审来审去不了了之；二是汪伪海军部次长、中央海军校长姜西园，据说因抗战前反对蒋介石，被戴笠以“通谋敌国”罪诱捕，后枪决；三是海军中将周光祖，因胜利后大肆劫收，与军统发生冲突，被戴下令逮捕，后枪决。除以上三人外，其余的汪伪海军将领，均摇身一变，成为先遣人员而加以保留委用。

关于日本宪兵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等设施以及汪伪76号机构及一应财产，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因毛森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曾为日宪兵工作过一段时间，故对日军和汪伪特工方面的情况很熟悉，接收过程很顺利。

军统所谓协助政府进行清查和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为主负责的。当时，戴笠帮助邓葆光争取到了三个重要职务，一是行政院敌产处理审议委员会的七人委员之一；二是行政院敌产管理局逆产组组长；三是上海市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这三个职务使邓葆光顿成当时最有权势的关键人物，对汉奸逆产更有予夺大权，一时成了各方巴结逢迎的“财神爷”，以至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个电话要房子，明天一个电话要轿车，至于军统局内内外外每日里登门有所企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于途。

邓葆光到上海后，帮军统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仅接收的工厂达40多家，房产10000多幢。其中日本的“寿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后由戴笠交给建筑商陆根泉，作为由陆承包在南京兴建局本部办公大楼的交换条件，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但据内情人说，一个寿公司可造数十座军统局本部大楼，足见其油水之丰。

9月14日，邓葆光按戴笠指示，协助国民党财政部查封了周佛海控制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接得大量黄金、白银和美金等。而周佛海另有数百根大条黄金，私下里交给戴笠本人锁进了保险箱。更有军统抢收的290根大条黄金，后来居然报行政院批准，作为军统特务发奖金报销。这段时间，除邓葆光外，军统特务毛森、刘方雄（军统上海站站长）、程克祥等人，也都利用捷足先登的有利条件，大肆接收，成为军统重要的接收集团。有一个军统特务强占房产就达20多幢。戴笠一次在杜美路70号召集军统特务开会，出席会议500余人，特务们仅自带的进口派克、别克、雪佛来等各式豪华轿车就停满了附近的四条马路，连戴笠闻此也大吃一惊。军统局是战后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劫收”集团。利用这次大接收的成果，邓葆光经戴笠批准，创办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搜集的各种图书有50万册之多，其“东方”家族拥有银行、电台、报纸、通讯社、商行、图书馆、印刷厂、书店、运输行、米店、金号、证券号等机构，完全是一座庞大的托拉斯垄断财团。

除了军统及国民党各派势力在上海利用接收机会大发横财外，另一个能在上海滩大发接收财的要算是杜月笙了。杜月笙在抗战期间从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到重庆，算是没有落水当汉奸，自认为在拥蒋和抗战方面是有大功的，希望蒋能给一个上海市长的职务，满足一下他的官欲。岂知蒋不但很快发表钱大钧任上海市长，而且派一个自命为与帮会恶势力势不两立的宣铁吾到上海当警察局长，杜对蒋由失望而生憎恨之心。戴对杜是很能够理解和体谅的。他到上海后，很快就去看望杜月笙，不免劝慰疏导一番。开导他与其当什么被人管束、终日里提心吊胆的特任官，不如在上海滩上当一个无忧无虑、超然洒脱的无冕之王。戴笠这番出自肺腑的感慨之言，确对杜月笙多少有些触动和振奋。也正是出于同情和安慰方面的原因，戴笠在主持接收期间，处处对杜月笙予以方便。当时，凡被军统查封的逆产或逮捕的汉奸，很少有人敢去找戴笠说情。但只要有杜月笙的电话或条子，戴笠总是网开一面，不使杜月笙失望。但杜月笙也是聪明的，在这些问题上步步存谨慎之心，不使戴笠有反感之念。比如，杜一向与王新衡私交极好，王被戴任命为上海办事处汉奸案件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因而王得以了解每一个汉奸案件的深浅和戴对这个汉奸的处置腹案。大凡在汉奸或逆产家属找上门来，杜绝不贸然答应，而是先到王新衡处摸清戴笠的底牌，然后再酌情处置，有的放矢，鲜有不中。这一时期，汉奸家属奔走杜门，络绎不绝，杜有应有不应，既搜刮了一笔横财，也没有使戴笠感到有为难之处。杜于心安理得之中，倒也过得潇洒神气。而戴笠则利用上海在各方面先行一步的做法，及时取得经验，通电全国施行。

上海肃奸

1945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

戴笠在肃奸问题上，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是颇耍了一番手腕的。在战后的第一阶段，为了利用数百万汉奸及伪军的力量与共产党抢占地盘，争夺天下，戴笠指示负责接受的先遣特务给汉奸伪军传话，甚至叫人在收复区的各大中城市广泛张贴布告，内容是：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问职位，予以办理……这个处理汉奸的原则就是不管这个汉奸的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办理。这个原则公布出去，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都认为自己没有干什么坏事，也都没有跑。并且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在最后关头坚守阵地，固守待命，立功赎罪，等候中央军接收，有的甚至希望重新能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启用。直到9月中旬，这时距八一五光复已经一个多月，全国的肃奸工作依然没有什么动静，有的汉奸看周佛海在上海、任援道在南京、丁默邨在杭州等地方，依然像昔日一样，蹿上跳下，东奔西走，神气活现，十分活跃，俨然都成了国民党的新贵。汉奸们由此对自己前途的估计也都更加乐观，觉得原先的悲观不但没有根据，而且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神情也是没有必要的。于是，原先到处龟缩隐藏或躲躲闪闪的汉奸们，又开始走出来，互相之间轻松地开开玩笑，说说境况等等，一种解脱、宁静的气氛在汉奸中间逐渐感染、弥漫、扩散。

1945年9月20日晚，正是中秋节的月圆之夜。这一天，在中美所与军统局的上海联合办事处——杜美路70号的花园洋房里，到处是火树银花、灯光璀璨，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门前的马路上，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更是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来。当晚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他们都是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以及汪伪特工的重要负责人陈恭澍、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与会的汉奸及特务共约500余人。

席间，戴笠继续玩弄他那一套欺骗汉奸的手法，站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再三向汉奸们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求汉奸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

戴笠的一番话，本是出于特工手法的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在如此花好月圆的喜庆场合，由权势熏天、信誓旦旦的戴笠说来，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满面春风，喜气洋洋。戴笠的那种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也不时被汉奸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特别是那些几乎在“八一五”的一夜之间被军统们“策反”过来的汉奸，原先还多少有所疑虑，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来个“一锅端”。现在戴笠代表政府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许诺，不啻如获救命灵符，个个欣喜若狂，认为身家性命、前途地位、荣华富贵等等，总算有了切实保证。他们手中拼命地鼓掌，心中却恨不得要大呼戴笠万岁，席间气氛以至热烈得几乎像开了锅的粥。

但是，戴笠的中秋祝酒辞完全是虚晃一枪，目的也还是要把汉奸们稳住，以便他在暗中调集各方面力量，然后一网打尽，不使漏网。就在中秋聚餐后，戴笠的上海肃奸行动的策划和部署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在肃奸行动碰头会上，戴笠正式把肃奸任务交给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军统属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负责，并调集军统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行动。逮捕时，一律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

9月23日，也就是中秋聚餐后的第三个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指挥100多个行动小组，拿着印制精美的请柬，分头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在愚园路公馆请客。这些汉奸们耳边还回响着三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多名汉奸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市又成立一个新的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上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戴笠肃奸行动的主要对象。

在肃奸行动中，特务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查抄汉奸财产的工作，特别是对著名的大汉奸，特务头目们都争先恐后地要带队去查抄，更有的因财迷心窍，干出一些使戴笠大发雷霆的事来。本来，上海有一些大商人，诸如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中的永安公司经理郭顺、新新公司经理李泽等人，因他们在抗战期间暗中资助过军统特务及忠义救国军的活动，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员，予以保护。戴笠从重庆到达上海后，还抽出时间召见他们，当面表示谢意。其实，在戴笠认为，多捕一个汉奸或少捕一个汉奸本无所谓。可是，如果能选几个将来对自己有用的汉奸保护下来，将对军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据此，戴笠审定逮捕汉奸的名单中，也就没有把周作民、郭顺、李泽等人列进。但这件工作是由邓葆光具体承办的，毛森并不清楚。在毛森认为，周作民是一条大鱼，油水一定很丰，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亲自带人闯进金城大楼把周作民捕捉关押进来。并派人来向邓葆光请示，周作民的财产怎么查封。邓闻报大吃一惊，马上向戴报告。戴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当即命令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代戴向周作民表示歉意。事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根据重庆方面直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决定的，戴也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肃奸行动之前，戴笠亲自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名汉奸也列入名单，一并逮捕。其中汪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长万里浪、金华分局长及伪杭州市市长傅胜兰名列榜首。万里浪毕业于军统金华训练班，初期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被派到上海。1939年被76号逮捕并落水当了汉奸，先后任76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汪伪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要职。由于他是军统中落水较早的汉奸，后来投汪的军统特务，大多投在他的名下，在汪伪特工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军统”，很有些实力。

抗战胜利后，万里浪、傅胜兰找到毛森，登记自首，请毛森在戴老板面前替他们缓颊。毛森事先已得到戴笠的底牌，只在表面上敷衍他们，利用他们做检举汉奸的工作。万里浪、傅胜兰信以为真。为了能取信于戴笠、毛森，他们便加倍地对过去的汉奸同行进行检举打击。特别是万里浪，由于他对上海各方面的汉奸十分熟悉，手下又有一批爪牙，故毛森任命他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调查室主任，专负责对汉奸的调查统计任务，并参加了初期对部分汉奸的逮捕工作。万里浪摇身一变，又成为接收大员，心中分外得意，对调查和捕奸活动也就十分卖劲。每当他押着昔日的同僚到军统看守所交差时，总是一副得意洋洋的骄矜之气，连在押的日本人也感到愤愤不平。到9月下旬的肃奸前夕，万里浪开始嗅出形势将对他不利，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拔脚开溜到蚌埠，但终为戴笠派人抓获，押回上海，关入军统看守所。当他手铐脚镣地进入牢房时，原先被他密报或捕捉的汉奸一个个须发皆张，对他怒目相向，只因他反复告饶，才免尝一顿老拳。

本来，戴笠只打算把这些人关押一段时间，等肃奸的风头过后，再分别予以斟酌处理，能释则释，不能释则关，不能关则杀。总之须做到家丑不可外扬。岂知，戴笠很快死去，新任局长郑介民顶不住CC系等其他派别的攻击，为表白洗刷自己，主张对26名背叛领袖、背叛团体、出卖同志、卖国求荣的附逆分子处以极刑，以严肃军统的纪律。当时，正是全国一致要求严惩汉奸的高潮时期，于是，在1946年8月15日，即抗战胜利一周年的时候，军统上海办事处奉蒋命将26名军统叛变的汉奸，予以枪决。罪名就是“中途叛变，担任伪职，无恶不作”。

也有一些中途叛变的军统特务受到戴笠的保护。原上海区长陈恭澍投敌后曾写了一本《蓝衣社内幕》，气得戴笠在重庆几天吃不下饭，因后来查明是王天木捉刀代笔，戴故而没有深究。加之陈叛变后，当了一段时间的76号挂名顾问，后又去杭州帮李士群办特工学校，尚无大恶；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戴挂上关系，得到戴的谅解。此事被日军沪南宪兵队发觉后，因而再次被捕入狱。胜利后才放出，在上海干了一段时间后，戴认为此人在上海名声太臭，有碍军统观感，难以开展工作，因而派他到华北任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戡乱”大队长。

另一个中途投伪的军统大特务王天木，自知罪恶太大，必不能见谅于戴笠，也就不抱任何幻想，抗战胜利后就迅速逃到华北，由他原先在华北的亲信特务协助，逃出关外，后即不知去向。

在上海肃奸行动中，逮捕最多的是那些从CC系内中途投伪的汉奸特务。由于汪伪76号的头目丁默邨、李士群都是CC系统的人，诱迫拉拢CC特务下水也就特别容易。在抗战后期，CC系统的这些投伪人员迫于形势的变化，也有不少人暗中与中统组织接上了关系，成为中统特务的所谓地工人员。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发现肃奸大权尽入戴笠之手，中统方面针插不进，心中暗暗叫苦，只得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向戴笠交涉，希望军统在肃奸时放过已被中统“策反”成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但戴笠不吃这一套，下令统统逮捕。这使中统局对戴笠几乎恨之入骨，只好大量派人挤进法官之林，以便在量刑判刑方面尽力而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南京区区长及政治保卫局局长苏成德，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由CC系法官援手，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江苏省保安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其证明“曲线救国”的“功绩”，结果未以汉奸罪论处。但军统并不罢休，仍以苏成德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张小通一案告发，由上海高等法院判苏成德死刑。

中统汉奸特务很少有能逃脱戴笠打击的，只有极个别由蒋介石亲下手令力保的，可以作为例外。汪伪特务张瑞京原是中统上海特派员，投伪后，先后任76号顾问、76号南京区科长、特务行动大队长、陆军第七旅旅长、参军处中将参军等职。因与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吃喝嫖赌，形影不离，成为莫逆之交，并由此掌握了汪精卫在世时与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来往的十几箱信件收藏之处。日本投降后，张瑞京利用南京混乱之机，捷足先登，将这十几箱密件偷出，通过中统局献给蒋介石，蒋大喜，不但下手令保护张瑞京过关，而且颁赠“青天白日胜利勋章”一枚。张瑞京由此担任战后南京市的大肥缺敌产管理处长。对这个特殊人物，戴笠也无可奈何，只得由他去了。

保护周佛海

1945年9月间，上海报纸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惩治汉奸问题。在整个沦陷区人民的心目中，要论最大的汉奸，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了。汪精卫已病死东瀛，姑且不去论他。陈公博出逃日本，据说，也将起解回国。剩下的只有一个周佛海，在胜利后竟然大红大紫了一场，弄得人人对此侧目而视，天怨人怒。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惩治周佛海等大汉奸的舆论甚为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为此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加之周佛海本与CC系有很深的渊源，现在周佛海竟然背叛“山门”，甘心为戴笠这样的后辈效力，CC系早已视周佛海为“异类”，心怀除周之念，因此，也在暗中寻机兴风作浪，要对周佛海进行讨伐，再给戴笠难堪。

戴笠是个极敏感的人，从抗战胜利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越来越小，而带给他的麻烦将会越来越大。尤其是美英苏等盟国的态度目前尚不可知，如果美英苏等国有不利于周佛海的主张，至时以校长之尊，也无法庇护。即不以盟国的态度而论，单就国内中共组织的攻击、国民参政会那些好事的破靴党、总是惯于唱高调的新闻舆论等等，一旦联合起来，利用周佛海打开政治上的缺口，别有用心地向校长发难，到时候首先倒霉的还不是我戴某人自己。想到这里，戴笠不禁感到周佛海仿佛是一口政治陷阱，一颗政治上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把自己毁掉。反复思考的结果，戴笠感到必须对周佛海等人及早有所安排，尤其上海不是久留之地，否则后果殊难逆料。因此，自肃奸行动开始后，戴笠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舆论及各种政治力量对待周佛海等人的态度，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周佛海时，一个进退自如的两全之策已经在他头脑里产生，这就是把周佛海等人送到重庆软禁起来。此计进可以对周佛海等人说，是让他们离开舆论的中心，送到重庆进行保护；退亦可以对国人辩解，把周佛海等汉奸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审查处理。

戴笠的这个方案经蒋介石批准后，很快组织实施。他圈定的人选，除周佛海外，还有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三人，都是周佛海集团的核心分子。接着，戴笠与周佛海关起门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戴笠故意用一种商量的口吻，征求周佛海的意见：考虑到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好，所谓“翻手作云覆手雨”，这些流言没法阻挡。现在为了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们住到重庆去，夫人、幼海母子还住上海。戴笠又欺骗周佛海说，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并指示我亲自送你们去重庆等等。周佛海、丁默邨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戴笠的这番话虽是商量，其实就是不容置疑的命令。

周佛海虽然自知重庆之行绝不可免，但还是要摸摸蒋介石、戴笠的底牌。于是，决定派自己的密友、多年来帮助他办报进行舆论宣传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风。蒋、周过去是镖友，抗战期间，蒋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处境危险，也是周佛海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而获释。有此一层关系，周故派金雄白去问计。

金雄白到达蒋宅，按周佛海事先的交代，只说有人劝周佛海避开上海这乱糟糟而又多是非的环境，飞往重庆异地静养。因周自感心绪已乱，此刻不能作出主张，故请蒋先生决疑。蒋伯诚听了，当即失笑道，佛海既已决定同雨农飞渝，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来问我？丁默邨将与佛海、雨农同去，刚才他已来向我辞行。这番话，顿使金雄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接着，蒋伯诚故意用左右为难的口气说，佛海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劲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农的好事，招人致恨；但不说真话，过去我和佛海是镖友，这几年他也照应了我不少。那这样吧，照我的想法告诉你，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于是，蒋伯诚毫不客气地点出戴笠的用心，剖析周佛海处境的危险性，并直言相告，佛海此去，情形会更加严重，以他的聪明，而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又何必再来问我？

金雄白回到周宅，把蒋伯诚的话坦直转告，周佛海听完后，已知事不可为，神态几至失常。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存着一丝侥幸。并对他周围的一些人说，“你们放心，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

戴笠的用心其实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局外人也都看得很清楚。戴笠的玩友唐生明知道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曾经当面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今天用不着他们时，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戴笠看到唐生明一下子戳穿了他的西洋镜，便连连地“咄！咄！咄！”了几声，并说：“一切要听从领袖的酌处。”

戴笠将周佛海这边的行动安排妥当后，又给重庆毛人凤、沈醉打了长途电话。交代毛人凤和沈醉：派人将中美所白公馆内的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一个排的武装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一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将总务处一名最得力的科长侯祯祥调去负责接待工作等等。

9月30日晨，江湾军用飞机场戒备森严，任何行人或车辆，没有戴笠盖章的通行证均不得进入。不久，三辆军用轿车和一辆地方轿车鱼贯而入。第一辆军用轿车上坐的是戴笠，第二辆是周佛海和罗君强，第三辆是丁默邨及周佛海的妻弟、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伪中储行总务科长马骥良，马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周的生活，本不是戴笠圈定的对象，但他自听说周佛海将去重庆的消息后，也主动要求同去，经戴笠同意，由周佛海也将他带上。一辆地方轿车上坐的是刘鸿生的二公子刘念义、四公子刘念智。此时，刘鸿生已被宋子文委任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刘念智原是跟随其父在后方经营刘氏企业的，战后，也被宋子文委任为中央信托局顾问兼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储运厅顾问，并由宋子文、刘鸿生先期从重庆派往上海，代国民党政府接管上海所有的码头仓库，组织力量接运大批从冲绳岛和塞班岛运来的救济物资。

刘念智本不认识戴笠，一次因到刘念义家吃晚饭，正要上楼时，忽听见后面有人高声叫唤：“赶快说你是谁，否则我就要开枪了。”刘念智转身一望，只见一个身穿军服、满面短胡子、凶相毕露、杀气腾腾的人，带着一大批手握短枪的警卫，在他后面跟上来。刘马上回答：“我是刘念义的四弟刘念智，奉父亲刘鸿生之命，从重庆到上海来执行任务的。”那个满脸短胡子的人告诉刘念智说：“我是你父亲和你叔叔的朋友戴笠。”刘念智这才认识此人就是父亲和叔父口中经常提起的那位特务头子戴笠。当即走下楼梯，向戴笠鞠躬说：“戴将军，久仰！久仰！”进入客厅，一大批警卫即在公寓周围布岗，戴笠第一句话就问刘念智：“你在重庆呆了多久？为什么你父亲从不对我提起过你的名字？”刘谦逊恭维地说：“戴将军是最忙的人，我哪有机会见到你？”戴笠哈哈大笑。原来，当晚戴笠要在刘念义家举办一个大型舞会，特来询问准备情况，并告诉刘念义，他将特邀刘念义作为他的私人客人一同去重庆参观游览，故刘念义得以9月30日与周佛海等人同机赴重庆，而刘念智是当时仅有的到机场送行的人。

上午11时半左右，戴笠的军用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当时，重庆有三大机场，除最大的机场白市驿仍由美军占用外，珊瑚坝机场距市区较近，也是戴笠平时用得最多的。但是，此行由于是秘密护送周佛海到渝，戴笠要求严格封锁周佛海等人已被保护到达重庆的消息，并且当时正处于国共和谈阶段，戴笠为防止消息泄漏，在政治上引起麻烦，故指定飞机改在距市区较远、也较冷清的九龙坡机场降落。当日上午9时左右，毛人凤就派出军统特务团的便衣特务在机场四周布岗，封锁交通，清理闲杂人员等。飞机停稳后，戴笠第一个走出机舱，先在舷梯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确信没有可疑人员，这才放心地招呼周佛海一行下机，登上毛人凤为其预备的轿车，在沿途特务们的森严戒备中，急驶而去。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上，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秀丽幽静，景色宜人，白公馆依山而建，山涧、瀑布、石崖、小径，得天然之趣。1943年以前，这儿是军统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故又向戴笠要去改成中美所第四招待所，经过一番豪华的装修，专门用来招待美军校级军官。经毛人凤和沈醉安排，周佛海一众人等全部住在楼上。周佛海住左边的一个大间，这里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丁默邨住右边的一个大间，罗君强、杨惺华等也都一一安排住下。周佛海看到房里有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俱全，脸上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这天中午，毛人凤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可是周佛海等人自知从此走进牢笼，前途凶险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强作欢笑，气氛显得尴尬阴沉。

白公馆

酒席吃到一半，戴笠预先交代好的一个秘书走进客厅故意大声对戴笠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戴笠马上站起来招呼说：“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也马上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口吻说：“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戴笠满面笑容，连说：“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从此，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等人被戴笠软禁在白公馆内，他们可以相互串门、打牌，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给家里通信，只是须经特务检查。生活待遇也好，顿顿荤菜不缺。只是限制下楼到院子里散步，严禁到院外行走。天长日久，周佛海日坐愁城，心情越来越烦躁，加之听说白公馆本是看守所，死过不少人，更感到不满意。经沈醉向戴笠反映，戴笠虽然对周的要求颇不以为然，最终还是同意将他们搬到梅乐斯、贝乐利住的寓所。这里是一排十来间平房，有新式卫生设备，有一个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周佛海等人免除了那种坐牢和与死人为伴的感觉，感到甚为满意。而戴笠为了确保安全，将外围警卫人员由一个排增加到两个排，严密进行监视戒备，以防不测。

平津肃奸

京沪肃奸活动告一段落后，戴笠便开始考虑策划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如何进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主持平、津及华北地区的接收活动。戴笠也很快任命对华北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马汉三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先期赴北平调查和部署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掌握汉奸名单，拟定肃奸预案。

1945年10月中下旬，戴笠分别视察天津、北平地区，听取了马汉三关于华北地区汉奸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在平津地区准备逮捕的伪政权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准备亲自送蒋介石审阅。

戴笠到北平后，把随行人员安排在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北平什锦花园。自己却经常住到他的盟弟吴泰勋公馆里，由吴的老婆陪他过夜。当时，宋子文因接收事宜也来到北平。他们几乎每晚都要开舞会，或找人唱戏。有一次，戴笠叫特务去“请”言慧珠唱戏，由戴笠先点了段《凤还巢》，唱完后，宋子文又点了段《金玉奴》。唱完戏，戴仍然不让走，叫特务把言慧珠胁迫到他的临时公馆过夜，第二天才放了人。

戴笠把预定在华北地区逮捕的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呈送蒋介石批准后，于11月下旬第二次亲赴平津地区组织实施逮捕汉奸的行动。本来，“八一五”以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大汉奸们也像南京、上海地区的汉奸一样，心情都很紧张，一个个陷入不安和恐慌状态，有的四出奔走门路，寻找新的靠山和庇护；有的原与重庆方面保留一点藕断丝连关系的，这时都不惜运用巨金贿赂补上，经过一番蜕变，披上一层国民党地工人员的外衣，变成重庆委派的接收人员，重新上场；也有的自知罪行严重，重庆不会放过自己，也就卷上金银细软，仓皇逃往外地，隐姓埋名，去过寓公生活。这时，北平的汉奸就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扑乱撞。直到蒋介石在电台上发表所谓对于汉奸的处理原则是“不论职守，只问行为”的演说后，北平、天津等地的大汉奸们认为自己没有做多少坏事，心中存着一丝侥幸，情绪才逐步安定下来。

11月下旬，戴笠到达天津，随行人员有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局本部总督察严家诰，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司法处副处长毛惕园，英文秘书黄天迈，秘书程克祥、毛钟新，警卫员吴安之、王鲁翘，帮会工作人员金玉波等大批人马。抵津后，戴笠住进吴泰勋在天津的马场道7号公寓。同时借用天津市前市长张学铭在睦南道61号的公馆，作为开会和会客之用。军统天津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负责招待及警卫活动。

戴笠到天津后，首先协调天津党政军特各方面，组成肃奸机构，由天津市长张廷谔任挂名的主任委员，戴兼副主任委员，实际由陈仙洲主持工作。戴笠指定天津的肃奸时间定于12月5日与北平同时进行，在这期间，陈仙洲按戴笠批准逮捕的名单秘密进行部署。但有两名预拟的在册汉奸因吴泰勋力保，被戴笠保护下来。其一是天津粘板公司总经理黄顺柏，原为日军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翻译，卸职后到天津隐居，与吴泰勋十分交好。经吴向戴说情，戴同意免予逮捕，但需要黄出资与杜月笙合作（实际上是与军统合作），共同经营已停业的私营北洋保商银行，黄当然满口答应，因而北洋保商银行成为受军统控制的金融机构。其二是上海的一名周姓西医汉奸，也是在逃到天津晦居后与吴泰勋相识交好，因其妻原是上海电影明星，戴在津期间，由吴介绍这位电影明星陪戴笠过夜，故戴批准将其免予逮捕，并送到北平特警班医务所当医生。除此以外，日本高级特务远藤主动将自己在北平的两处房产和一只有数百粒钻石的鹿皮小袋送给戴笠，后由戴亲自批示办理证件让远藤从塘沽回日本。

在津期间，戴笠还以蒋的代表身份拜访了首任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总理靳云鹏。抗战期间，日军虽多方派人拉拢他，并在伪华北政委会为他挂了一个顾问的空衔，但靳终未下水，故得蒋的赏识，特嘱戴笠到津后代其看望致意。在离津前，戴笠亲自召开“恳谈会”，以招待在津特务及家属，其中有不少抗战期间在津潜伏特务死难人员的家属。与会者400余人，开40余桌，菜肴极丰富。戴即席讲话，对到会人员和家属表示慰问，并频频敬酒敬菜，使特务及其家属一个个受宠若惊。

戴笠在天津部署就绪后，立即到达北平进行策划。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北京东城北兵马司1号寓所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平市50多名特任级、简任级和荐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邀请他们出席宴会。

这一天，受戴笠邀约按时赴宴的特任级大汉奸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曹汝霖，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伪华北政委会常委、经济总署、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简任级）等。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等情知不妙，托病住院，不肯赴宴。伪华北政委会委员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因向戴笠、马汉三交代有功，被戴笠从逮捕名单中剔除，内务总署署长吴瓯有先见之明，在这之前已经逃逸，不知去向。

汉奸们接到请柬，一个个怀着疑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已知宴无好宴。虽然酒席极为丰富，但汉奸们已是觉得味同嚼蜡，难以下咽。在大家匆匆吃完以后，戴笠拿出经蒋审定的名单，对宴会上的汉奸宣布说，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因此，“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

戴笠接着对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王克敏出身于官僚家庭，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早已把身体掏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在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任上已不能坚持职守，于1944年2月去职。这时，汪公馆的“鸿门宴”上，王克敏饭后正在漱口，听戴笠一开始就宣布到他的名字，精神突一紧张，身体不能支持，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戴笠读完名单同他讲话，他才期期艾艾地回答说：“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戴笠于1938年初曾指示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对王克敏和汪时璟进行制裁，陈恭澍奉命于1938年3月28日下午率7名行动特务在煤渣胡同进行伏击，结果一阵乱枪之中，只打死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侥幸仅受轻伤，逃其一死。戴笠望着这个当年险些死于自己枪下的大汉奸，虽然多活了几年，但今天已是形销骨瘦、气息奄奄，死也是早晚之间的事。其实，王克敏在投日前，曾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子文即复电王克敏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王克敏字）维持”。这次戴笠对这个伪华北政权的头号汉奸有所关照，也是蒋介石在核定捕奸时对戴笠有所指示。他看到王克敏表示愿意与其他汉奸一起去坐牢，显得很随和地说：“你愿意去很好。”王被押不久，即畏罪服毒自杀于狱中。

戴笠于王克敏说完，即掉头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随即向戴笠表示了谢意。曹汝霖在日军筹组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其每想到五四期间受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一层卖国罪孽。因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任职，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后来，经王克敏拉拢，仅挂了一个“最高顾问”的虚衔，月领公费2000元；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曹又被挂上了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均未到职视事。蒋以此而对曹有赏识赞许之意。八一五光复后，曹汝霖即打电报给蒋祝贺抗战胜利，蒋当即回电对曹表示慰问。因此，当戴笠把预拟的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名单送蒋审核时，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去。戴笠没有按蒋介石核准的名单照办，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但戴笠也留了一手，并未把曹汝霖与其他大汉奸一起送往炮局胡同关押，而是留在汪宅软禁起来，以防蒋查询时辩解。

曹的儿子曹朴得到父亲被捕的消息后，立时转告杜建时，请他予以营救。适此时蒋由重庆到北平视察，杜即从天津赶来，当面向蒋力陈曹在华北沦陷期间未任伪政权的正面官员，不能负正面责任的理由，要求蒋释放曹汝霖。蒋听到这个消息，很为诧异，说他在核定名单时，并未列入曹汝霖的名字。蒋对这件事是很恼火的，当即把戴笠找来，诘问捕曹的缘由。戴虽以并未送炮局胡同监狱关押加以搪塞，蒋仍然不肯放过，立命戴笠亲自送曹回家，并命戴向曹表示歉意。第二天，蒋仍感到意犹未尽，又命戴笠代表他本人向曹慰问，不但弄得戴狼狈不堪，弄得曹也激动不已，再三请戴向委员长致谢。其实，戴笠在处理曹汝霖的问题上并无大错。蒋虽然未将曹汝霖列入被逮捕的特任级大汉奸名单，但并没有说明曹不是汉奸，可以不经法院处理。而戴笠只是把曹“请”到东城兵马司1号住下，严格地说，既没有逮捕，也没有关押，只是一种限制外出自由的居住。以戴的一贯为人，戴对曹还是很照顾的。可见，蒋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再三再四地叫戴笠去向曹道歉致意，表面上是对曹的敬重，其实是他对戴笠发泄愤怒和不满，也是有意通过此举给戴以惩戒。有一件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就在曹被戴笠软禁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亦认为这是蒋的决定，于是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曹释放。当许惠东的电报发出后，蒋已经动身来北平，并在北平期间，已将曹释放归“山”。等到蒋回到重庆时见了许的电报，提起笔来在电报上批了“昏聩”两个字，就把它放在一边。许惠东却因这份电报被政敌以“包庇汉奸”而触“总裁震怒”罪加以攻击，并由国民党中央予以免职。其实，蒋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何以数日之间对曹汝霖的态度竟如此来了一个“急转弯”。原因就恰恰在于蒋当时要利用曹而打击戴。至于曹是不是汉奸，要不要按汉奸将其关押，在蒋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但是，如果一旦涉及戴笠，蒋的那根对戴早已猜忌戒备的神经马上紧张起来。特别是在肃奸问题上，由于戴笠弄权作势、独断专行，早已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不满，纷纷向蒋告状，蒋当然也知戴笠是一个“擅权专断”之人，只是“肃奸”本是一件充满许多黑幕的交易，蒋不便过多干预，因而对戴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任其发展。在处理曹汝霖的问题上，蒋终于忍耐不住，醋意大发，恶作剧般对戴耍弄领袖的权威，方才发泄了一些他心中早已对戴笠积蓄的怒气。

曹汝霖由蒋开释回到家里后，虽然庆幸这次由蒋直接干预逢凶化吉，才从魔王戴笠手中逃了出来，但他感到蒋是反复无常之人、戴是心狠手辣之徒，加之以他历史上的所作所为，随时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于是，在曹朴的一手策划下，曹汝霖将他在北平住宅的家具、古玩等财产全部售出，把房产则交给女儿管理。然后曹汝霖先到天津定居，随即又转道上海，秘密潜往外国当寓公去了。后来的几十年中，人们竟不知其去向。直至1966年，才有消息说曹死于美国底特律市。

12月5日，北平尚有几位特任级大汉奸没有赴宴。戴笠即于席后对马汉三发出指令，令其将这些漏网汉奸一一捉拿归案。伪华北政委会常委、总务厅长兼内务厅长苏体仁因在抗战初期出任伪山西省长时，暗中与阎锡山“私通”，关系颇深。抗战胜利后，苏带着大量钱财从北平逃往山西，求救于阎，阎发动全省各市县民众签名向政府具保赦免苏的罪行，苏因而逃脱了戴的追捕。

伪内务总署署长吴瓯逃到东北后，请出私交颇深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说情，吴找到李宗仁，李找到行营调统室主任马汉三，马请示戴笠，戴只好点头同意，由马将吴瓯的名字从追捕名单中划掉。

伪咨询委员兼北平物价处长汤芗铭因当时赴宴时汽车发生故障，未能参加宴会。后听到赴宴的汉奸均被逮捕，仓皇逃到上海，请民社党中央主席张君劢向蒋求情，蒋当时正要拉拢民社党与中共作斗争，故同意张的请求，令戴把汤的名字亦除去。

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在戴笠宴客之前托病住进德国医院。戴笠仍指示马汉三整理了董的汉奸材料，移送法院。但法院大概出于对同行的照顾和怜悯，在审理中以他是“法界名宿”，予以缓期审理，继续住院治疗。后董于1947年死于德国医院，始终未被作汉奸起诉处理。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也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进中央医院。并暗中重贿国民党高级地工人员张文波，因遭张拒绝。由此马汉三根据戴笠的指示，将王揖唐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并将材料移送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

在东城兵马司一号被逮捕的四十余名大汉奸被关进炮局监狱后，戴笠指示马汉三把他们用飞机解送南京审理，只有齐燮元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其余的继续关押，后在南京解放前，通过各自的渠道星散。

在1945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戴笠前后共捕捉汉奸4692名，查封逆产1456户，其中依法惩办者占三分之一。又其中，大汉奸缪斌因蒋介石通过戴笠派其于1945年3月赴日本与小矶内阁议和一事被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查获，并就此事向蒋提出质询，蒋恐此事泄露，即指示戴笠将缪斌提前交出，由苏州高等法院宣判死刑，于1946年5月21日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礼子监房第一号执行枪决，成了被处决的第一个汪伪大汉奸。其后，陈公博、褚民谊等巨奸亦相继被判死刑执行，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等人在戴死后被军统局抛出：周先被判处死刑而被蒋赦免，改为无期徒刑，而后死于狱中；丁默邨因叛变中统，CC系不肯放过，亦被处死；罗君强被判无期徒刑（于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

十三、在劫难逃

秘密指令：撤销军统局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尤其明确提出“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等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是为了要做一些表面文章，也出于抑制戴笠势力疯狂发展的需要，蒋介石秘密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的指示，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特务机关的口实。这一着在蒋介石确是高明的。一方面，特务工作在未来的反共斗争中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还须继续保留；另一方面，签订《双十协定》，为应付舆论，他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通过这一个办法，又解决了军统势力对自己的潜在威胁问题。

戴笠听到蒋下的这个命令，心情极为紧张。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认为必须尽快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关于撤销军统局的逼迫。戴笠在这方面是有办法的。

戴笠于10月上旬回到上海。10月12日，宋子文跟着也到达上海。戴笠为此借唐生明在金神父路24号的花园洋房为宋子文接风。在点菜时，戴笠特别叮嘱唐生明的厨师阿喜：“顶好的菜，不要一次都拿出来。”唐生明在一旁听了，立刻开玩笑地骂他，请客不肯把顶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这算什么一回事。戴笠立刻把厨师支开，便认真地对唐生明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完了，他便不会再用你。”

戴笠对唐生明明目张胆地说出对付蒋介石的手段和秘诀，正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戴笠面对蒋介石要撤销军统局的决策，他不得不在严峻的形势下很快研究出对付蒋的几套办法。

戴笠的第一套办法就是借蒋介石关于化整为零的指示，将军统力量扩散到有关方面，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国民党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警察总署，将军统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形式上隶属交通部体制，实际上也由戴笠亲自掌握。交通总局的骨干力量由经过中美所特训班训练装备的忠义救国军四万余人的武装特务和军统特务团组成，加上军委会别动军、交通巡警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一部分由军统掌握的国民党税警部队，约十万人。战后，又经戴笠向蒋力争，将周佛海的两个税警总团和任援道的七个多师的伪军部队全部由军统接收，合在一起，共编成18个交通警察总队（相当于陆军加强团），4个教导总队。且全部美式装备，机械程度也很高。总队长是清一色的军统大特务。戴笠对这部分武装十分重视，认为将是他起家的本钱。1946年3月1日，交警总局正式宣布成立，由戴推荐胡宗南所部出身的军长吉章简为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总局长。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在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个调查室，将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这样，戴笠计划撤销后的军统虽然由几部分组成，但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将更强大。

然而，戴笠也深知，军统局一旦撤销，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力量毕竟分散，且极易被蒋分割加以控制，自己也将失去根基。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把海军总司令部抓到自己手里，像陈诚、胡宗南那样，有雄厚的武力作后盾，以作进退之所，这就是戴笠考虑的第二套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戴笠通过几年来梅乐斯居间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有默契，这就是由美国海军部在战后以一部分海军舰艇援助国民党作为条件，支持戴笠出任海军主脑。戴考虑该计划一旦实施，就将特务武装的一部分改编成海军陆战队，这样，海上、陆上都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实力就会大大增强。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戴笠考虑必须尽快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见面，一方面继续在这位美国海军界的耆宿身上投下赌注和本钱，以放长线钓大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柯克了解美国海军部援助中国海军的计划及进度。

10月中旬，戴笠以视察接收工作为掩护，从上海飞到青岛会见柯克。战后，青岛成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活动的重要基地，为了加强与美国海军及柯克的联系，戴笠下令成立军统青岛办事处和青岛站，派善于交际的军统大特务梁若节任主任及站长。戴交代，梁在青岛的唯一任务，就是如何联络好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柯克。戴笠揣摩柯克虽贵为美国海军的一代名将，但亦是凡胎肉体，所好者也不外是金钱美女之类。估计柯克老头儿金钱虽然不缺，但美女却不常有。于是，戴笠指示梁若节攻其所缺，投其所好，千方百计找一些漂亮女人供柯克玩乐。开始，因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柯克在此时上岸怕遇到部下影响威信，故多有犹豫。戴笠知道后，就交代梁若节改在星期三、星期四邀柯克活动，柯克对戴笠、梁若节的此举至为赏识。由此而常在梁若节面前称赞戴笠善解人意，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对美中情报合作有很大贡献等等。戴笠于10月中旬到青岛后，每日里又是设宴、又是办舞会、又是找女人招待柯克，使柯克连呼“OK”并许诺要在美国海军界加紧活动，使戴笠主持中国海军的愿望早日实现。

10月18日，戴笠结束了在青岛的活动，兴高采烈地飞赴天津，应柯克要求，策划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海口登陆事宜。并拜会了美军驻津司令爱德华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为了能抓住这些美国将军，密切双方的合作关系，戴笠在离津前，决定将自己的英文秘书黄天迈留下，专门负责与美方进行联系。黄原是燕大学生，英文功底很深，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时期加入军统，一个多月后，戴笠再一次到达天津，决定在天津设立一个秘密机构，由黄天迈主持其事，任务就是供给美国海军的情报，了解美海军在华情况，并占据天津大理道汉奸张福居的一座大楼，经常通过举办鸡尾酒会和舞会，来招待美国海军军官。特务们都称这一秘密机构为“外事处”，称黄天迈为处长。当时，蒋介石为了积极准备内战，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不断从天津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到1946年，仅从天津港口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达4.5万人。蒋介石对美军的这部分在华军事力量十分重视，认为是帮助他进行反共的重要实力，极力加以笼络。戴笠居间加以掌握，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海军界的联系，有利于增强他竞争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态势，另一方面使蒋介石认为他尚有利用价值，不至于轻易抛弃，这显示了戴笠在后期与蒋介石斗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挟洋人以自重。

1945年12月25日，戴笠在上海杜美路70号举办战后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圣诞”晚会，兼作他对美军特务的送行。这一次他邀请的都是上海滩上红极一时的女交际花、歌、舞、影、剧明星及名媛闺秀，因而也特别受美军特务的欢迎。并经蒋介石批准，第一次将中美所合作的成绩在报纸上公布，以显示他的“伟大”成就，借以自重。

1945年底，军统局化整为零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年的12月份，戴笠到达北平，住在什锦花园吴佩孚公馆，开始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内外勤负责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在这之前，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是在戴笠、郑介民、唐纵军统三巨头之间极秘密进行酝酿策划，由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等极个别核心大特务进行承办的。因此，当戴笠劈头劈脑地问龚仙舫：“化整为零合法化的事办得怎么样”时，龚仙舫竟紧张地环顾左右不敢说话。戴笠立即严肃地说：“在座的都是本局的老同志，不会泄露。你说你的，没有关系。”于是，龚仙舫汇报了考虑如何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三大公开机关中合法化安置军统人员的问题。同时汇报了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生名册，共15万人已送蒋介石批准，一律给予中央警校毕业生学籍待遇。这件工作自抗战胜利后，戴就开始着手进行。因抗战期间，戴笠以中央警校名义训练的十多万特工人员，李士珍以军统特训班未受到正规警察业务训练为由，坚不承认其学历。戴笠知道在李士珍身上打主意毫无用处，就采取一步通天的手法，把名册造好后，直接送蒋批准，要求一律按中央警官学校学籍待遇，重新注册送内政部存档。蒋介石怕李士珍阳奉阴违，就当着戴笠的面把批准的名册交给李士珍办理后转到内政部去。同时，戴笠又在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那里暗中互通声气，只等李士珍名册一到，立即办理。戴笠对办好这件事是很得意的，自诩为是为军统局办了一件关乎百年大计的大好事。果然，没有多长时间，蒋介石发出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这十多万特务的出路问题，随着学籍问题解决后，就可以凭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一纸证明到全国警察总署和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机关中去工作。

当时，文强、马汉三等外勤大特务尚是第一次听说有“化整为零”一说，便问是如何具体化法。戴笠解释说：“第一是准备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要介民先生去完成。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对李士珍派，能容就容，不能容就去。第三是与张嘉璈部长早已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化整为零合法化就是如此。”并兴奋地说：“准备推荐李崇诗为海军部陆战队司令，兵员由本局武装部队中抽拨，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调。”

戴笠唯恐特务们不明内情，在听到化整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气，便给大家打气说：“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三十年，是深知此道。”在这里，戴笠第一次承认军统名声太臭。并透露了是因组织太庞大，而要化整为零。可见，蒋要撤销军统局，确是感到军统势力太大，而有所猜忌。戴笠的一句“我跟他三十年，是深知此道”确是经验之谈。

在北平期间，戴笠为了强化军统的力量，适应化整为零的形势，进一步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即把弱的、不好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能干的人员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300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调300人到内勤工作。这在戴笠的特工思想上是一重大转变。过去，他是反复强调特务一旦入门，终身不得脱离团体的，叫做“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现在提出“裁弱留强”的口号，这在戴笠确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亦可见当时形势对戴笠确是严峻的。

戴笠深知，所谓化整为零，通过三大公开机关合法安置军统人员，最关键的就是由谁出任三大公开机关的主官。从戴笠内心来说，当然都希望由自己一身而兼三职，但国防部二厅的主官是非郑介民不可的，戴要争也争不来。不过，总体上戴与郑的合作还可以，由郑掌握二厅，比换一个非军统出身的人当厅长要好得多。至于交通警察总局，估计由戴笠亲自掌握或推荐一个心腹大特务出任主官的可能性很大，不致落入他人之手。问题是全国警察总署，这是个权力大、油水大、安置军统人员最多的机构，所以戴笠最为重视。但是，目前想竞争这个职务的对手很多，最有实力的当数李士珍和唐纵。

在戴、唐、李之中，戴笠揣摩蒋的态度，估计由唐出任的可能性较大。因李士珍虽然在警察理论教育方面能拿出点东西，但在特务工作方面是个门外汉。由李抓警察，不符合蒋关于把全国警察总署办成一个警察、特工合二而一机构的设想。至于戴笠自己，戴深知蒋对自己有戒备心理，本来所谓化整为零的口号就有对付自己的目的，因而不会让警察总署交给自己。至于唐纵，多年来在蒋身边工作，已尽得蒋信任和欢心，正是蒋要借重唐抑制自己的时候，因此，唐应是蒋考虑的优先人选。并且，当时蒋用唐的迹象已有透露。1945年12月，蒋下令撤销委员长侍从室，设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了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从这时戴已明白，蒋实际上内定唐纵将出掌警察总署署长，把戴排除在外。对于这一点，戴是无话可说的，因唐表面上是军统的人，戴既不可和唐争锋，还要处处予唐以协助，不得留难掣肘。但是，到了这一步，戴笠认为警察总署长予唐总比予李（士珍）要好得多。因此，从1945年底开始，戴笠的方针就是一方面注意改善和密切与唐纵的关系，使唐能够对军统有所帮助，至少不与军统作对。由是，戴笠指示沈醉从生活方面尽量给唐以照顾，戴笠在中美所内为梅乐斯修建的花园洋房“梅园”举行舞会，唐纵的妻子唐次建是常客之一。1945年底，戴笠从重庆到上海，甚至邀请唐大嫂与康大嫂（康泽的妻子朱素怀）同行，到上海游玩了一次。并破例让唐、康两夫人参观了他的“地下宫殿”。当时，邓葆光在上海主持经济接收工作，但凡唐纵有什么要求，戴笠也指示邓葆光极力加以解决，以满足唐的胃口。另一方面，戴笠暗中进行自下而上的布置，以便在警察系统内造成忠于他的势力，与唐纵抗衡。戴笠甚至默许或暗示军统内部成立了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目标就是夺取全国的警察大权。警坛社的发起人员是军统训练处人事股长邹凤吟和《家风》编辑罗肇棣。这两个人利用职务关系在军统内部交际很广，活动能力很强，因而“警坛社”成立不久，仅在重庆和武汉两地就有500余人参加。戴笠发现后，乘机因势利导，派军统局人事考铨科长徐风把领导权争夺过来，准备把它作为与唐纵在警察系统内争锋的重要工具。

最后三招

为了对付蒋介石要化整为零、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戴笠从国共和谈签订协议以后，就日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数大城市之间，一方面处理肃奸案件，一方面绞尽脑汁地研究对策。

戴笠采取的第一招就是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精简人员，公秘分开，转入地下，以转移社会注意的目标。于是，在1945年底，戴笠在提出“裁弱留强”的同时，又下令撤销所有区一级组织（东北区除外），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机关。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转入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这是戴笠根据建立特务处以来的实际活动经验，为了在军统改组过程中保存实力以防不测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措施。

在调整组织的同时，戴笠极力抓住沦陷区不断收复的时机，恢复和建立军统基层组织，不断扩充军统势力。特别是东北收复后的这块新天地，戴笠更是垂涎欲滴。1945年12月，戴笠抽调工作能力很强的军统北方区长文强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兼军统东北区区长；调军统局东北特别站站长陈昶新任东北办事处副主任兼东北区副区长。这样的安排，戴笠显然是有考虑的，这就是把陈昶新摆在陪衬的地位上，受文强的监视和控制，作一些傀儡的工作。陈昶新所谓“重建东北实力集团”的计划到此进一步受挫。

11月下旬，戴笠因部署肃奸行动，再一次来到天津，并找陈昶新到其住处了解询问情况。戴笠云山雾海、天南海北地向陈昶新说了很久，可就是只字不提对东北特别站的安排问题。陈昶新已知戴笠对东北军统的人事已另有安排，故垂头丧气地回到站里，把情况向站里的特务们通报了一下。东北特别站内负责人事的干部兼陈昶新的随行秘书毕骐是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因无东北军的背景，加之年轻气盛，当即于第二天下午带着连夜准备的一份《东北特别站人事组织概论》和花名册去见戴笠，激动地对戴笠说：“由于局里对特别站一直没有具体安排，致工作无法进行。陈昶新也因此心里不安定。陈在东北的关系广泛，交情深厚，活动潜力很大。为了打开东北的工作局面，陈是很难得的人选”。戴笠听完后，用长者教导后生的口吻对毕骐说：“人事上你抓得还紧，又能注意到刚才你讲到的一些，是好的。不过你太年轻，还是小孩子，不懂事。你把材料留下我看看”。稍停又说：“关于东北的工作和陈昶新，我马上就要作安排了。你可以把这话告诉他好了。”戴笠批评毕骐“不懂事”，正是因为毕骐不懂得陈昶新所谓“东北的关系广泛，交情深厚，活动潜力很大”，正是很危险的政治因素，不懂得蒋、戴要防备东北军死灰复燃，就是要千方百计控制使用陈昶新这样的危险人物。不过，戴对毕骐还算是宽厚的，没有因此而加以严词训斥。当天晚上10时，戴笠在临去北平前，把陈昶新找去，作了明确安排，即成立东北办事处和东北区，由文强任主任和区长，陈任副主任与副区长，原东北特别站撤销，所有军统在东北的单位与人员，统一由东北区接收调整。

戴笠到北平不久，即正式发表文强和陈昶新的任命，并抽调大批得力特务出关。不久，戴又将文强、陈昶新叫到北平什锦花园寓所，利用共进晚餐的机会，对东北工作作出全盘规划。戴笠认为东北这块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巴尔干半岛第二，将来既是国共之争的焦点，也必定是美苏之争的焦点。因此，决不能让沦陷14年的国土，又落入中共和苏俄之手。戴笠无限感慨地对文、陈说：“收复东北这块新天地，本是一件大喜事，恼火的是控制在苏联之手，要从虎口里夺肥肉，预料是一件难事。熊天翼（指熊式辉）先生天真可笑，他想以政治外交手段把东北接收过来，事实上等于做梦。杜光亭（指杜聿明）老大哥有胆识，硬打出关，势如破竹，锦州底定，证明政治外交没有武力作后盾，老毛子什么也不会买帐的。”戴笠一再叮嘱文、陈二人：“一定要精研熟读与苏俄签订的十年友好条约，全力协助光亭大哥顺利地接收东北。”

为了增强文、陈二人对接收东北的信心，戴笠还于席间详细分析了各种有利条件，指出：“第一，美国决不会袖手旁观，让东北这块肥肉被老毛子独吞。美国第七舰队摆在青岛，与旅顺港苏俄舰队一水之隔，使苏军不敢轻举妄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自秦皇岛登陆以后，迫使苏军自张家口、居庸关缩回库伦。可见苏联对美国是有所顾虑的。第二，我与张汉卿（指张学良）的私交甚厚，在由我看护的多年中，我派刘乙光随他生活了十多年，连头发胡子都白了，没有半点亏待他。他手下的幕僚多数都与我合作无间，昶新兄是了解的，也是其中要员之一。现在汉卿的部属荣归故里，是合作的好机会。要共同为汉卿出山创造条件。第三，张公权（指张嘉璈）是我的拜把兄弟，他由交通部长调为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定能与我们合作，特别是经费方面，不愁不支援（以后果然支援了300万元）。我将关系说出来，你们在东北有困难时，可去找他，我已同他打过招呼。第四，熊天翼先生是政学系中的‘参谋长’，有名的智囊，对本局一向不错。但此人好抓权，过于精明，对其只能做婆婆，不能做媳妇的脾气要摸透。他是一位无兵的上将，打天下还得靠黄埔学生，一定要注意搞好熊、杜之间的关系。”

戴笠还反复向文强传达了蒋介石关于要通过遣返战俘问题拉拢日本共同反共反苏的策略。他吹嘘老头子在这一点上眼光远大，化敌为友，已订下了百年大计，尤其是拉住了冈村宁次是一着好棋，更重要的是抓住了一亿日本人的心。戴笠告诉文强，由于上海是关内遣返日俘日侨的重点，蒋介石已指定由交通部长彭学沛、中央监察委员贺耀祖、上海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在前台成立“新亚洲协会”，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张群、何应钦在后台支持，把日俘日侨广泛组织起来等等。并说：“汤恩伯与我是一个人一样，他与我是合作无间的。”

说到这里，戴笠话锋一转，对文强强调说：“东北问题与上海不同，两次日俄大战都发生在东北，一败一胜，决定日俄两国的命运，也影响我国的发展。今日则是苏美之战难免，已有人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争，我看此语有理。因此，东北遣送日俘侨的工作，是重点中的重点。要将眼光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上，谁看不到这一点，也是傻瓜。上海方面遣送日侨俘的经验，是抓大头最要紧。东北关东军的山烟大将已经被苏俄俘虏去了，今后我们必须抓住能在东北日侨俘中起作用的大头，不限于军人，各方面的人才都要，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大头”等等。文强是很能领会戴笠这番长篇宏论要旨的，并且按照戴笠的部署很快展开工作。

戴笠采取的第二招就是在军统工作部署方面加强反共活动的分量。抗战期间，戴笠的反共活动不能大张旗鼓地搞，只能偷偷摸摸地干。现在抗战已经结束，作为“皮肤之患”的日本人已被打败，而作为“心腹之患”的中共组织更加强大。反共必定是老头子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所谓国共和谈，这不过是老头子麻痹共产党、敷衍国内外舆论、争取时间，做好进攻准备的一种态势罢了。同时，戴笠深感，只有寄希望于反共，“团体”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出路。由此，戴笠不但从人力、物力、精力上迅速调整部署，加强反共活动，而且几乎是迫不及待想在反共方面能做出成绩，以便充实在化整为零合法化方面向蒋讨价还价的本钱和实力。

早在《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3天，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反共内战密令，向各战区重新印发了他在江西“剿共”时期编写的《剿匪手本》，并先后发动了绥远、上党、邯郸三次战役，结果受到中共武装的自卫反击，仅在10月至11月9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11万多人被歼灭。特别是在邯郸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所部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13000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其余的两个军在溃退中被中共武装围歼，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高树勋的起义和马法五的被俘，在国民党军队中震动很大，蒋介石尤其感到痛心，气得几天没能睡觉。戴笠知道老头子痛心的不是失去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军长，而是因为出师不利，挫伤了他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的反共信心。戴笠是十分自负的，他经常自诩为孙悟空，神通广大，没有办不成的事。由此，他决心在反共方面也露一手，做一件国民党在战场上做不到的事，重新派特务把高树勋从共产党那边招回来，一方面给蒋介石挣足面子，一方面也是在蒋面前显示自己的反共实力。11月间，戴笠到达天津，专门召集在津特务开会研究策反高树勋回归国民党的策略。戴笠给特务们打气说：“共产党能把高树勋弄过去，我们就有能力把高拉回来。”因天津站长陈仙洲于1943年至1944年间曾在高树勋部任调查室主任，与高的关系尚好。于是，戴当即将任务交给陈仙洲，指示陈说：“这事交给你去办，不惜花费多大代价，把高拉回来。”陈仙洲派曾任新八军师长的张抚疆前去策反高树勋，结果一去音讯全无。戴笠、陈仙洲等估计张可能被高杀害，天津解放后，才知张早已被高树勋策反过去，为共产党工作。戴笠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此事，恐怕气得非要骂大街不可。

马法五等高级将领被中共俘虏后，经国共方面谈判，蒋介石同意以叶挺、廖承志向中共换回马法五等一批高级将领。为此，蒋介石指令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将廖承志移交军统局，与叶挺将军一起关押。1945年底，廖承志被军统方面由江西赣州用飞机送往重庆，关进歌乐山看守所，并由戴笠请示蒋介石安排接见。在蒋接见时，负责接待工作的侍从室副官居亦侨看到廖承志久经牢狱磨难仍然气宇不凡、风度潇洒，不禁感慨地对戴笠说：“雨农兄，廖公子真有他父母的风度。”戴笠听了颇不以为然，并用高傲自负的语气对居亦侨说：“过去中统对他待遇不好，居副官，我们对待他要特别好些。”以戴的意思，他是有信心使廖承志改变态度，回到国民党方面来的。结果戴笠手法用尽，廖承志却丝毫没有动摇回到中共组织的坚定信念。1946年3月4日，戴笠不得不派军统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挺将军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派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送廖承志到国民参政会交邵力子先生。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蒋指定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将为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郑介民虽然对这一个重要职务感到很满意，但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找戴笠商量。戴笠则认为在军事调处过程中，正是对中共进行特工活动的大好机会，于是专程赶回重庆，具体交代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方面的情况。戴还向军统局各部门的负责大特务指示，凡郑介民提出要人、要钱、要电台、要武器、要交通工具等，一定要优先供给。结果，郑介民在戴的全力支持下，一下子从二厅和军统局选调了100多名军统特务赴各地任调处执行小组的工作，并借机开展对共情报工作。郑甚至向戴笠要去军统所谓中共问题专家郭子明当顾问。

为了协助郑介民布置在军事调处执行过程中的对共情报工作，戴笠于1月22日带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大特务再次来到北平。戴笠于北平期间帮助郑介民把人员调遣完毕，并指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对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副参谋长耿飚、秘书黄华等人进行秘密监视。戴笠对东北的形势也特别关注。当时，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因突发肾结核病而住进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治疗，东北军政大事由熊式辉一人统管，文强的工作也更加紧张繁忙。但戴笠仍对东北的情况放心不下，用急电将文强从锦州前线召回北平，进行谈话，对东北的活动进行检查部署。

戴笠听完文强对东北形势及东北站工作的汇报后，当即以先生的身份给文强上课说：“停战谈判作为攻心之计是需要的，不要认为可以谈出什么结果；不论马歇尔来华也好，其他的什么人来华也好，都只是缓兵之计。打，是校长的既定方针。延安方面对此当然是看得明白的，他们也是早有准备的。问题是谁的实力压倒谁。共产党的软功夫比硬功夫强。软功夫能迷惑人，能迷惑世界舆论。恐怕我们将来吃亏吃在软功夫上。”听到这里，文强以学生的身份向老师提问：“软功夫是不是指政治手腕？硬功夫是不是指军事力量呢？”戴笠回答说：“你点穿得好。我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自去年在重庆订立双十协定以来，延安耍的软手段耍得高明，老头子预料毛泽东不敢到重庆，这一着没有料到。‘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这两条已全否定了，明明只有非打不可的一条路可走了。目前的形势是打有利还是和有利？”戴笠接着又问，文强答：“打是真，谈是假。谈是为了打，打是为了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来占上风。不过像马法五、高树勋在邯郸那样送礼的打法，阎锡山在上党地区那样送礼的打法，那就太笑话了。”戴笠听文强如此一说，不禁气冲斗牛，拍案大骂道：“真没有料到孙连仲这位与陈诚气味相投的人，在江西省有‘剿共’经验，在台儿庄有抗日经验的老牌将领，刚刚独当一面，就如此丢脸，几乎把老头子气得几天没落枕。”于此，戴笠随即从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给文强看，严肃地叮嘱说：“这份绝密文件，是校长于邯郸事件发生后亲自召开的一次极为机密的会议，估计了形势，检查了决策，传授了《剿匪手本》的要义，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打才有出路这份文件是指定胡宗南作的记录，只许你知道，看完，限明晚将原件送还给我。”文强拿到这份密件，视若宝贝，当晚即叫人偷偷打印了一本，以便带回东北，贯彻落实。但是，戴笠直到机毁人亡，也没有能看到特务们在反共方面做出什么成绩，这是他深为伤心的。

在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任少将处长时的沈醉

戴笠采取的第三招就是迅速整顿清理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整饬风气，以免被蒋介石或政敌抓住口实，自招其祸。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由于军统特务一方面利用在沦陷区潜伏力量，能够很快从地下钻出来的捷足先登的机会，一方面则利用勾结策反伪军汉奸，以后又负责整个肃奸行动的特权，使军统特务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个个在接收过程中上下勾结，左右串连，大肆贪污受贿，大发接收财，有的军统特务一人“接收”的房产达20多幢。北平马汉三及其亲信贪污的金佛数只，每只重数十公斤，至于特务们借机向汉奸敲诈勒索、抢车子、奸污汉奸的小老婆、强奸汉奸女儿，更是不计其数。当时，仅据国民党公布的上海敌侨和汉奸房产就有8500多幢（实际上远远大于此数），被特务、军队宪警、流氓等人侵占的就达5000多幢。其中军统特务是最大的受益者。起初，戴笠对军统特务们的劫收贪污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企图让其自生自灭。但是随着肃奸活动的全面推开，特务们贪污受贿的风气愈演愈烈。到肃奸后期，戴笠已知此事不妙。再这样下去，不但要毁了“团体”，而且会殃及自己。于是，戴笠于1946年初从南京匆匆赶回重庆，把毛人凤、沈醉找去大骂了一通，并连连责问沈醉：“现在各地接收财产的情形，你们知道不知道？”沈醉回答尚难以统计出来。戴笠马上激动地指着沈醉的脸大喊大叫：“你这个管家人，真越来越糊涂我告诉你！电报上报来的数字，大有问题，你们得赶快出去清理，迟了便更要出毛病。”当天，戴笠便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由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兼主任委员，沈醉兼副主任委员，要他们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这个组织比国民党的清查团早五个月成立，但后因戴笠出事，军统的清理活动拖到夏天才开始。

清查委员会刚成立，戴笠等不得廖华平、沈醉开展工作，就下令将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囚禁，罪名是所谓走私罪。

1946年2月间，戴笠在天津召集特务们进行训话，指出接收大员们贪污腐化、歪风严重，必须予以重视，警告下属保持固有的“清白家风”，如有违反，定予严惩。并威胁要枪毙北平肃奸委员会的军统特务王子英，其罪状是与汉奸小老婆通奸，有辱“团体”门风等等。

当时，军统局内部上上下下听到戴笠发誓要整顿风气、清查财产的讲话后，一个个确实紧张了一阵子。但戴笠一死，大家表面上依依不舍，背地里各自庆幸，魏大铭更是仰天大笑。大特务们失去管束，劫收来的财产和个人荣华富贵可保无虞，心中不禁松了一口气，军统清查活动也不了了之。

致命的难关

1945年12月15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北平，这是蒋战后第一次到华北地区视察。一方面检查接收和肃奸情况，一方面布置邯郸战役后的反共计划。蒋在平期间，戴笠亲自召集北平的大小特务布置警卫工作，每条大街、每个活动地点均落实专人负责，明确责任，一旦出了问题，以死罪论处。戴笠并规定以“高先生”作为蒋的代号。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电话里一说：“高先生出动”，北平的大小特务便倾巢而出，布满大街小巷，严密监视各方面的行动。由于戴笠的亲自督促，使得特务们更丝毫不敢懈怠，兢兢业业地做好警卫。

12月16日，戴笠陪同蒋介石游览了帝王之家故宫。在陪侍过程中，戴笠一反常态，穿起了中将服，并在故宫太和殿前与蒋一起照相留念。戴笠的这个举动看起来违反了他以往的定例，实际却是他精心策划的结果，也是他野心的暴露。太和殿是明清两代帝王即位或节日庆贺、朝会大典之所，蒋介石是明清之后的新一代“帝王”，蒋在太和殿拍照，本有即帝王之位的寓意，而戴笠站立蒋之一侧，不也正是有接蒋之位的寓意吗同时，戴在大庭广众之下穿起中将服，正是要改变他在人们头脑中仅仅是一位特务头子的形象，以便为他出任海军总司令进行舆论宣传。据说这是一张戴笠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将军服拍的照片，结果戴笠死后，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照片，将此照进行一番处理，成为戴的遗像。

进入1946年，戴笠关于对军统局进行化整为零合法化的工作进入了更紧张的阶段。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再次喊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正在筹备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似乎受国共和谈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的传染，也在大谈取消特务机构，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戴笠的政敌陈诚、陈果夫、陈立夫、李士珍等人也抓住这一契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一时间，重庆的上上下下，似乎是一片讨伐特务机关的呼声。

戴笠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舆论的力量，那种万人同声、千夫所指的局面，就是以蒋的手腕和至高至尊的权威，似乎也抵挡不住，不得不连连向戴笠查询化整为零方案的策划情况。戴笠对此虽早有预案，但是在他的考虑是，在未能掌握控制海军司令部之前，军统组织是不能轻易撤销的。于是，戴笠的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从1月间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以便躲过困难时期。

1946年2月间，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出任警察署长做了准备。这时戴笠已进一步看出蒋将军统化整为零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分而治之，互相牵制，以便控制。

在这同时，蒋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以便研讨对付三大会议（国共和谈会议、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是会无好会，策无好策，索性以肃奸案件太多太忙为借口，在外请假，不肯出席。并且，原先出席特工月度会报的八人（戴笠、唐纵、郑介民、宣铁吾、张镇、王芃生、徐佛观、叶秀峰）中，郑介民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不能出席，王芃生因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情报不实，被戴笠告发，蒋一怒之下撤销，宣铁吾已去上海赴任，难以抽身，徐佛观的中央党政军联席会也名存实亡，故月度会报的八人小组已不能正常召集。同时，由于需要讨论决策的问题与特工会报也有所不同，于是，蒋于2月间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由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个人组成。

蒋介石拟定的这个名单是很有讲究的。第一，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军阀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中统局长叶秀峰是代表CC系，其余六人全部是黄埔学生。这说明蒋在考虑改组特务机构过程中，主要依靠黄埔系。而CC系因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之流在蒋心目中的利用价值已大大降低故不为看重。第二，八人小组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则代表中、军统特务机构。从大的方面说，警察与特务在名额上四票对四票。这说明在蒋的头脑中，改组特务机构、化整为零的主要方向是警察特工化，把大批特务充实到警察机构中，形成特务与警察的合流。第三，与老的八人小组相比，戴笠在新八人小组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老的八人小组，基本上是以戴笠、唐纵唱主角。新的八人小组中，情况起了根本变化。首先就会议内容来说，新八人小组要讨论决策的不是如何加强特工活动，而是讨论如何取消特务机构，将中、军统化整为零合法安置到警察系统中去的问题。在这种场合，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还须求助于这些警界“大亨”。其次，就新八人小组的成员来说，戴笠对手的势力更加强大。不但宣、叶依然在里面，而且又增加了一个李士珍，一个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争了15年，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现在居然又被蒋介石扶上马，来参加讨论撤销军统局的问题，这对戴笠不啻是嘲笑愚弄，这是戴笠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至于黄珍吾，本是郑介民的同乡，与戴笠有较好的关系，原先在戴笠与康泽的角斗中，戴一度保荐黄担任别动队副总队长与代总队长。但是，黄后来走陈仪和蒋经国的路子，在抗战期间先后任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青年军二〇八师师长。蒋经国与宣铁吾本是至交，抗战胜利后，青年军整编复员，黄珍吾由宣铁吾、李士珍联手向蒋保荐，蒋经国暗中施以援手，从韩文焕手中夺得首都警察厅长。这个时候的黄珍吾已完全成了宣铁吾、李士珍一派的人。至于陈焯，资历之老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摆老资格，戴笠这种“小字辈”的暴发户，当然不在话下。剩下的一个唐纵，一个郑介民，他们表面上是军统的老人，但唐纵受蒋笼络，早已与戴貌合神离，甚至在暗中与戴相互较劲。况且此时的唐纵，不但升任内政部次长，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一职也已在掌握之中，他岂肯甘心当一名戴笠的“书记长”。就郑介民来说，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跳出军统，专在军令部二厅去发展他的新天地。到了1946年1月中旬，又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方首席代表，成了国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更不屑于跟在戴笠后面当一名“二老板”。因此，新八人小组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坚定的反戴派，叶秀峰在反戴方面与这一派有共同语言，因而可以为宣等利用，陈焯、唐纵、郑介民是中间派，唯有戴笠是单枪匹马，因而形成一人与七人的分离和对立局面。

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组织的改组问题，于1946年3月初亲自给戴笠发电报，指令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电台代转的。就在这段时期里，先期从上海、南京等地回到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与李士珍抱成一团，开始秘密策划如何将军统彻底搞垮的办法。毛人凤探得这一消息后，当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的电谕纸反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数语。

戴笠在外巡视，久不肯返回重庆，本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现在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联手算计，戴笠似乎像一头被人逼急了的老狼，于无计可施之中，不禁摆出一副拼死一搏的决斗姿态。他接电后，当即令龚仙舫通知心腹大将文强于当日晚7时在什锦花园见面。至时，戴笠一言不发地把文强引进内室，拿出蒋的电谕及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然后怒气冲冲地拍着胸脯发泄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接着，戴笠关照说：“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说完这些，戴笠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了。

文强虽以足智多谋而得戴的称许，但要拟这样一份复电却颇感踌躇，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大致内容是：“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唯命是从。讵料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文强的复电稿拟好后，交戴笠润色，拍发毛人凤亲译后转报蒋介石。

戴笠的复电稿本是气急后的一时激愤之词，特别是“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之句，让蒋何以理解？如果蒋查无实据，震怒之下，戴岂不是祸患加身，自取其辱？因此，毛人凤接电后，经过与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仔细研究，认为电报中“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应建议老板删去，否则是祸是福，难以逆料。但是，还未等到毛人凤、潘其武的建议电发出，戴笠已在黄泉路上行走了。

蒋介石的一份电报，恰如一张催命符，使戴笠终日处于紧张不安状态。戴认为，宣、李、黄三人不可怕，即或比宣、李、黄三人来头更大的二陈兄弟和孔祥熙，戴照样打得他们落花流水，真正可怕的还是蒋介石。蒋爱之则生，蒋恶之则死，这是没有疑义的。宣、李、黄三人暗中捣鬼，要端锅，如果仅仅是他们自己阴谋，尚不足为虑。问题是这里面有多少是蒋的意图？本来，以蒋一人之力，他已不堪对付，倘若，蒋再假手宣、李、黄相逼，戴纵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施展。真是如此，戴自感也确是死蟹一只，只有任其摆布了。想到这里，戴笠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惶恐不安，忧心忡忡。戴笠曾忍不住对心腹文强说：“你从形势上来看，我们团体的前途怎样？”文强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目前三大会议一致高喊要取消特务机构，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问题当然不止于对团体不利，更重要的将是对整个国事前途的不利。文强寥寥数语，使戴笠顿感有了知音，他点点头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有没有好的对策，考虑成熟后，明晚深谈。

第二天，戴笠约文强再作详谈。文强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当即给戴笠分析了团体的致命难关有三：一是外有三大会议要取消，二是内有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在作对，三是更有黄埔系的三人要端锅。但对策却有四：一是千变万变，特工的重要性不会变，外要取消，内要端锅，更显得特工重要；二是“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政策，只要打起来，就有戏可唱；三是校长在战后的国策是依靠美国，“团体”与美国的关系搞得很不错，应该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四是化整为零是一着好棋，可以为校长分忧，堵住叫喊者的口等等。

文强滔滔不绝地条分缕析，作长篇大论，但是却没有接触到如何对付蒋介石假黄埔系三人要端锅的问题。因而戴笠听了甚不满意，当即打断文强的话批评说，端锅的对手是比三大会议的外敌和三陈的内敌还要棘手，看来你没有将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文强是聪明的。他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对戴笠内心的痛处估计不够深透。经过短暂思考，马上向戴笠提出了“以退为进”的对策，并强调不如此“难以渡过难关”。文强具体解释说：“以校长之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不如此，渡不过难关。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这两句诗，何尝不是至理名言。我说的以退为进的办法，是暂时避避风，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凤为助，是万无一失的。预料共产党绝对不会就范，内战不久就会大打起来。校长在双十谈判和停战协定所用的缓兵之计，谁又能骗得了谁呢？等到大打内战时，自然就少不了借重之处。假若出现了拜将不得的局面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还不牢靠时，决不要轻易归国，必须等到一再电召而后归，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

文强所谓“以退为进”对策的核心，无非是要老板用反共内战及国民党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两根筹码，向蒋介石作最后摊牌式的要挟。这在文强来说，能想出这一“对策”，只是出于熟悉戴笠有自命不凡的特点，特别是到抗战后期，戴更是骄横自大，目空一切，把自己看成是党国栋梁之臣和蒋氏最有资格的衣钵传人，因而野心大发，到处结党营私，呼朋引类，甚至公开向蒋的权力挑战（抗命扣押曹汝霖）。

讵料文强动员戴笠与蒋“对着干”的对策，由于触及蒋戴矛盾的症结所在，马上引起了戴笠的兴趣。多日来，戴笠处于出山以来最感困难的境地，真正的原因就是感受到蒋对他的威胁。戴笠实在是个聪明到顶的人，他对蒋精心研究揣摩了20多年，对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目的莫不了然于胸，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没有人比戴笠对蒋介石的思想、性格、作风更了解，更熟悉。正因为这一点，戴笠从一开始就怀疑蒋秘密指令撤销军统局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要取消特务机构的呼声，只不过当时戴笠对政局发展的形势不明朗，因而采取姑妄听之、姑妄行之的策略，静观态势发展。但是，戴笠很快发现蒋在这个问题上是在耍手腕。《双十协定》签字后，蒋马上决定给国民党军队的各级军官重新印发《剿匪手本》。并下达密令称：“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遵悉为要。”戴笠由此看出蒋所签订的《双十协定》都只是敷衍共产党，应付国内外舆论的表面文章，何以国共和谈中共产党要求取消特务机构的呼声，蒋竟然动真格的。蒋一生是靠特务工作起家的。特工的重要性，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既然要剿共，要打仗，内战形势一触即发，特务工作是断不可以少的，特务机构不但不应该取消，还应该加强，何以蒋要违背常理，作出撤销军统局的决定？以蒋的性格来看，他素来是个敢作敢为，胆大妄为之人。发动中山舰事件、“四一二”“清党”、宁汉分裂、汤山扣押胡汉民、抗战期间赶走史迪威等等，哪一次行动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都是在政治上、舆论上引起轩然大波？可见，蒋为了要达到某一目的，历来是不择手段的。何以三大会议提出取消特务机关，蒋居然抵挡不住，一次又一次地严逼戴笠尽快撤销军统组织，搞所谓化整为零呢？

戴笠思来想去，早已看出蒋所谓特务机关化整为零的策划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所谓三陈的作怪、黄埔系三人的端锅，都不过是蒋的假手而已，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撤销军统局，削弱以至取消戴笠手中握有的特工权力，消除军统的威胁。因此，戴笠意识到，一旦军统化整为零，他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掌握这些合法化的公开机构，戴笠的地位、权势、荣华、富贵将随着军统的消失而一并消失，这是戴笠真正的忧虑所在。这也是戴笠通过软顶硬抗的办法迟迟不肯将军统改组的原因。

虽如此，戴笠很清楚，蒋介石一旦看准了、认定要办的事，是非办不可的，戴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军统终究要取消，自己的出路何在？如何跟蒋作最后的较量，这是戴笠自蒋下达撤销军统的密令以来，一直绞尽脑汁在考虑而始终没有良策的问题，现在文强一个“以退为进”的对策，使戴笠茅塞顿开，心情豁然开朗。他马上放下一贯骄矜自持的架子，笑容满面地亲自送文强出来，边走边说：“老兄说的，值得考虑。但不必对别人说。”文强见他高兴，便打趣地说：“假如出国畅游的话，请不要忘记带我一同去呀！”戴笠听了，开怀哈哈大笑，他感受到一种多少天来没有过的一次放松与惬意。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孙连仲，返渝后将赴美一行。

戴笠的分析大致是不错的。密谋策划要端锅的宣铁吾既是新八人小组名列第一的成员，又是秘密监视戴笠的五人小组的核心成员。宣在黄埔时期就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和侍卫长，并与蒋经国称兄道弟，成莫逆之交。应当说，宣与蒋氏父子的关系之深是超过戴笠的。蒋在后期起用宣铁吾打进戴笠控制的缉私、警察等势力范围，不断地抢戴笠的饭碗，与戴笠作对，也就是看中宣与蒋氏一门的深厚关系。这一点，戴笠也是看得清楚的。所以说，宣铁吾策动李士珍、黄珍吾两人共同谋划要彻底端走戴笠手中的“饭碗”，应该说是抓准了蒋介石处理军统问题腹案后采取的行动。否则，以宣铁吾对蒋的忠诚和驯服来说，即使与戴笠夙有积怨，也还不至于胆大妄为地想到要对蒋介石历来视为命根子的军统组织来个端锅。或者说，他即使想端也不敢端，要端也是不能端的。宣铁吾的背后就是蒋介石。

失而复得的古剑

抗战胜利后，戴笠夺得肃奸大权，达到事业的顶峰，本想就此施展宏图，大干一番。不想，仍然走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老路。因此，自蒋介石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后，就犹如头上悬了一把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剑”，每日里如坐针毡，几至到了食之无味、睡之不安的地步。这是戴笠自出任特务处长以来生活中最感黯淡无光的一段日子。在文强向他献上“以退为进”的对策之前，戴笠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两条退路上，冀图依靠这两条道路帮助他突发奇兵，渡过难关。

戴笠的第一条退路就是寄希望于美国海军界施以援手，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在这方面，美国人确是许了愿的。但是，戴笠在通向海军总司令宝座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障碍。

首先，蒋介石看来并不赞成让戴笠去抓海军。蒋对戴的戒备由来已久，一个军统局的局长，已经让蒋感受到戴的分量，如果再让他把特工力量与海军力量结合到一起，蒋一定认为自己会睡不好觉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戴笠的美国背景太深。这是蒋早已开始警惕的事。美国总统罗斯福当面向蒋提出要见见戴笠这个人，蒋介石都没有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巨人的愿望，在蒋的私心就是不想让特工力量带上国际背景，以免失控。蒋介石决不会将海军力量交给依靠美国人扶持的戴笠掌握，尽管美国提出给钱，给舰艇，给装备等等，蒋也似乎不为所动。但是，蒋是聪明的，如果既能接受美国海军的援助，又可以把戴笠排除在外，这样的机会是不应该失去的。于是，一方面，蒋对于美国方面的建议，采取拖的办法，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另一方面，则对海军机构进行大改组，免去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职务，宣布成立海军署，由亲信军政部长陈诚兼任海军署长，由陈诚保荐他的亲信周宪章、魏济民任副署长。蒋将海军司令部缩编成海军署，不让陈诚一步到位，就是避免一下子刺激戴笠太深（戴死后不久，海军司令部恢复，由陈诚兼任海军总司令）。蒋的这一手，戴是没有料到的。然而戴并不就此甘心。他清楚当时国民党的海军力量其实是一个空架子，在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海军所有的船舶、枪炮、水雷、鱼雷全沉掉了，包括日造、自造用作教具的“平海”、“宁海”两条新船都沉掉了。中国海军急需大输血，但是，如果离开了美国海军的援助，重建中国海军将是一句空话。

其次，美国军界对支持戴笠出任海军总司令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特别是美国陆军将领受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的影响，对戴笠的观感很坏，认为他是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由戴主持海军，不符合美国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努力。这就使美国海军界支持戴笠的活动受到挫折，由此所谓美国海军军援的工作进展缓慢，久久没有实质性的项目和成果。

另外，自从梅乐斯等美国海军方面的特务陆续回国后，戴笠与美军方面的联系顿感不便，常常处于时断时续之中。戴笠只好把功夫全部下在美国海军上将柯克身上。冀图通过柯克对美国海军界施加影响，再由美国海军向蒋介石开出价码，以便能早日实现他的目标。但是，柯克毕竟是美国海军界的耆宿，与梅乐斯的地位相去悬殊，与戴笠难以在平等的地位上发展关系，因而，戴笠在许多问题上皆不能像对梅乐斯那样推心置腹地与柯克深谈，效果自然也要大打一番折扣。

1946年3月初，戴笠所处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戴笠在联络美国海军方面作了最后一番努力，邀请柯克赴北平一游。为了在柯克身上下足功夫，戴笠仍然使出在青岛惯用的手腕，一是命令天津“外事处长”黄天迈、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河北站站长张家铨等人预先在北平城里遍找畅通英语的名媛闺秀，陪伴柯克跳舞玩乐使柯克自感艳福不浅；二是戴笠大办鸡尾酒会兼舞会，尽选天下山珍海味招待柯克，让他大饱口福；三是戴笠亲自陪伴柯克跑遍了北平的名胜古迹，让柯克尽得眼福。

戴笠在招待柯克的过程中，为了向柯克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军人出身，故意一反常态，将上海做好的一套美式军服穿上，胸前挂上一些从上海中美军用公司搜购来的、连他自己也弄不懂的所谓勋章，跟在柯克屁股后面神气活现地到处乱跑，知情者见之，均看不下去，就连戴的亲信黄天迈也骂他“活像戈林”。个中甘苦，确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

戴笠的第二条退路是寄希望于早日爆发国共内战。戴笠认为：一旦内战爆发，蒋介石把取消特务机关作为应付三大会议的借口就不复存在。反共之际，正是用人之时，到时候蒋关于撤销军统局的初衷一定会有所改变。问题是军统在反共活动方面要预有部署，要随时能拿得出有分量的东西，让老头子感到离不开、少不了。

戴笠基于这一考虑，在北平期间，一方面抓住文强，对东北的反共活动加强布置。一方面则指令人事处长龚仙舫，在华北地区搜罗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内蒙古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古广大地区开展活动。由此，戴笠在北平期间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古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

川岛芳子曾被策反，戴笠因撞机丧命徒留遗憾。图为川岛芳子1933年赠给表兄多田骏少将的照片。上面有多田骏之父的签字，当时芳子以外甥自称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对戴笠有所贡献外，当即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马汉三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地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细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不尽。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追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1939年间，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根本不会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故也没有及时查询此事。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20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战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的行踪。1941年田中隆吉回国后，马汉三估计田中隆吉以一败军之将的身份不至于冒险将宝剑带回日本，于是多方打听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匪浅。由此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拂。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也在其中。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表现得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哪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训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期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落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与龚仙舫密谋策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壁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他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第二步戴笠故意留给文强一信，托马汉三代转以示信任。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敌”的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天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十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

马汉三二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干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了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纵横天下的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

“3·17”空难

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中，戴笠似乎已经预见到某种事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而开始将军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小范围内给一部分军统特务吹风。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谢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言，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的谶语。

领衔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亦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自戴笠察觉马汉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箝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行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13日，戴笠一行来到天津，这是在战后的第三次天津之行。戴笠此行天津有两个任务，一是整饬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现象。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戴笠到津后，即召集在津特务训话，警告所属特务要忠于领袖，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克己奉公，遵守“家规”，否则定予严惩。戴笠并当场宣布严惩犯有严重贪污罪、已经被扣押的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发誓要枪毙与汉奸小老婆通奸的北平肃奸委员会的军统特务王子英等等。戴笠这番话虽是对天津及军统的普遍状况而言，但主要目的还在于敲山震虎、儆戒在座的马汉三。戴笠不在马汉三以军统北平站站长身份直接统治的北平市讲，而跑到天津来说这番话。这正是戴笠的心机缜密之处；一方面，他不能过早地打草惊蛇逼反马汉三；另一方面又要使马汉三有所醒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收敛。

3月13日晚，戴笠派人直接通知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谓委座谕，因杨文泉在津私纳雍载华为妾，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马场道7号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免予处分。戴笠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孔，对牟、张、杜三位地方大员的说情置之不理，并虚声恫吓道，不管是谁，违反纪律都要严惩。为了杀鸡儆猴，戴笠当即指令陈仙洲把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讯组长朱洽阳扣押镣审。牟、张、杜见戴对纳妾一事如此大做文章，自觉无趣，只得唯唯而退，另想门路。不意戴笠在三天后死去，杨案经牟廷芳等人向军统继任局长郑介民转圈，此案即不了了之。

戴笠本拟在3月14日飞青岛，然后去上海，但因牟、张、杜等人为替杨文泉说情而再三殷勤挽留，戴笠在天津延至到15日，恰好这一天，又接到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将于3月16日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割去左肾。建议戴笠借机探望一下，以利于东北办事处今后的工作。杜聿明与戴笠相识已有十多年，现升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拥有雄兵十万和美式装备。戴笠意识到杜对东北的作用今后将会很突出，于是接受文强的建议，于3月15日晚赶到北平，即赴中和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

戴笠的突然造访，使杜聿明颇为惊恐，杜初疑戴是衔蒋命而来打听自己病情，以决定东北是否“阵前走马换将”，后弄清戴是借关心病情关心东北局势和军统活动，才放了心。戴先以自己当年在上海割盲肠的经验，关切地忠告杜聿明不能让年龄太大的大夫做手术主刀，否则会因动作迟钝，留下后遗症。接着又亲自到医院里查询安排。一番忙碌之后，戴才言归正传，希望杜能早日出院，回东北主事。并说，他过去对杜未帮过忙，今后将全力支持，在东北成立军警稽查处，推荐文强为处长。同时将考虑调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到东北，担任北宁路及中长路的警备和检查任务等等。杜聿明见戴笠情意恳切，当即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地区的工作。

3月16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当即带领早已做好准备、因戴笠突然去北平而延期出发的随员由天津直放青岛。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两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戴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十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

3月17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向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为此，戴笠于17日上午九时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800加仑）。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在戴笠一方面是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国，戴笠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大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报告的在3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

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个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

刘玉珠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把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深入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掩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当戴笠决定于上午11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

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222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行安全。由于刘有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有这个权力，况且特务们均和他很熟悉，近来又得了他不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木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但是，上午11时正已过，戴笠并没有马上起飞。由于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将起飞时间一再推迟。这一突发变故使暗中窥测在一旁的刘玉珠惊出一身冷汗，他完全弄不清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般的延迟出发时间呢，还是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假如出发时间超出定时引爆时间，不但一切计划均被打破，而且他们的阴谋将很快被发觉，他和马汉三都将死无葬身之处。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11时45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这才泛出了一点血色。

222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1时0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十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幸免，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徒弟；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刚从牢房开释，其英语口语水平很高，很受美国人欢迎，戴笠原拟用他作为与柯克会谈时翻译；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笙合作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工长。

自戴笠以下，共13人，全部死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中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地凑在了一块儿：13时、13分、13个人于浓雾、雨中葬身戴山。

困雨沟的“黑炭棒”

222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有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三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

3月17日下午2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一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戴老板座机的影子。李崇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月16日由天津飞青岛。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11时45分飞上海。三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戴笠和222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杜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尤如瘟疫一样，引起了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号专机午间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他大型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例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222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目前的情况，极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222号转降其他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作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C47型222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到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北平的马汉三自16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到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对这次由自己一手策划的破釜沉舟的暗杀行动作出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敢想象戴笠会死在自己手中。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许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当17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象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马汉三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号专机的消息。3月17日下午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不敢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去向。随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222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型民航机改装而成，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公里，最大航程4900公里（平常2500公里），续航时间为19小时24分（平常8小时），可载量2270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222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一个地方。只要222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各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222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2）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想，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作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并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一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一名报务员，一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作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222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二十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谩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一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画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学，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作了一番指示和鼓励，并要沈醉带领医生和报务员先练习跳伞，准备19日早晨动身。并临时草就一份手令交给沈醉，内容是：“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又反复叮嘱沈醉：“你如果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们就跳伞下去。不管遇着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我的手令，找到戴科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蒋分析了战后自己对戴笠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后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这就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1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月19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222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疑。

当毛人凤得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即向蒋介石报告时，蒋立即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222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

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五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一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可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的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13具。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这时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1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十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了一场灾难。

群众在收殓遗体

3月19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月20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叱咤风云、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无人收殓。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先生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搭乘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当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放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一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

在一片杯盘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却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在他们认为，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收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古剑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还的五尺龙泉宝剑。只见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可惜，没有一个特务能够识破此剑的庐山真面目和个中玄机。这两件珍品由军统清点上送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沈醉此行是有大功的，正是找到此剑，后来成了弄清戴笠死因的线索。

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

名震一时的一代特工之王，结果在不明不白中死去。戴笠一世“英雄”，却轻易败在小人马汉三手中，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其实，细论起来却又不无前因。

第一，导致戴笠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的过分自信和自负。戴笠确是一代特工奇才，这是毋庸置疑的。20年中，他从沪杭街上的流浪汉一跃而成为拥有数十万特工力量、特工组织密布国内、特工人员遍布全球的特工之王。其手中拥有的生杀予夺大权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人，若论暗中弄权作势，则又在蒋介石之上，这是蒋介石早就看出了的。从建立中美合作所开始到抗战胜利前后，戴笠的势力更进一步膨胀，地位更进一步上升，其声誉迅速越出国界，成为具有真正国际影响的特工头目，并成为世界各大国情报机构研究的重要对象。历来十分高傲自大的美国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甚至为争夺戴笠而大打出手，搅得海、陆军高级将领之间的成见更深；以至连素来瞧不起蒋介石的罗斯福也认为有必要认识一下戴笠这个神秘人物。但是，戴笠的才干、戴笠的强大、戴笠的影响更加重了戴笠的自负。在戴笠的自我感觉上，更认为自己是一位孙悟空式的人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胜。尤其是在军统内部，戴笠更相信自己的绝对权威和绝对统治，是无人敢出来挑战的。即使像郑介民这样的老资格，虽有蒋介石钦命的背景，也不敢与之争锋，而是很识相地退避三舍，另到军令部二厅去发展自己的天地，把军统完全让给戴笠去经营。至于像马汉三这个小人物，仅仅是个在抗战后期发展起来的特工“暴发户”，戴笠哪里会想到他竟敢对自己图谋不轨，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间施以杀手。这就是戴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生谨慎，一念疏忽，最终导致全盘皆输的主要原因。

第二，马汉三的狡诈和周密计划也使戴笠防不胜防，难免百密一疏，结果让其一击得手。马汉三本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但又是个胆略、贪婪、智慧俱全的亡命之徒，其心机狡诈缜密之处，的确可以说是戴笠的一代高徒。马汉三自从“落水”失宝以后，就知道自己迟早逃不过戴笠这一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在马汉三心中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信念。因此，马汉三谋杀戴笠的念头早已有之，其计划也早已反复酝酿。所以，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就很快在华北组织反戴小集团，大肆聚敛钱财，拉拢郑介民，投靠桂系集团，培养心腹杀手，密制高效的暗杀器械，在戴笠周围布置内线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寻找适当机会，一举置戴于死地。由于马汉三在暗处，戴笠在明处，又由于马汉三的计划进行得极其缜密，使戴笠在长时间内居然没有对马汉三的反叛活动有所察觉，这就使戴笠大大低估了马汉三的实力。即使在戴笠发现了马汉三是一个盗宝投敌的异类后，通过马汉三“还宝”、“献礼”等一系列动作，也只认为马汉三仅是想从此忏悔、认罪的低能儿，并没有把马汉三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结果失去了一次铲除马汉三的绝好机会。戴笠一生是靠暗杀、搞阴谋活动起家的，如果说他对马汉三一点没有戒备也不尽然。戴笠在3月间没有在北平动手捕杀马汉三，就是考虑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马汉三与桂系关系密切，遽然动手，难以稳操胜算，故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先放马汉三一码，然后通过调虎离山的办法将马汉三及其同党一网打尽。虽如此，戴笠对马汉三还是严加防范，对马汉三所送的十大箱礼物均严加检查，对自己在平津期间的吃住行止均由自己直接布置安排，不劳马汉三插手。因此，马汉三要想得手，并不那么容易。问题是马汉三对戴笠的特点和习性研究掌握得极其深入。他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故意诱戴笠上当。本来，戴笠的专机停在北平机场和天津机场，马汉三均可从容下手。但马汉三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派刘玉珠先期潜赴青岛进行策划实施。果然，戴笠在北平、天津时还是有所警惕的，但到青岛后，马汉三已不在身边，且青岛本不在北平办事处控制的范围，戴笠的警惕性就大大松懈下来。这就中了马汉三的缓兵之计，结果使戴笠在措手不及中被打翻落马。

第三，戴笠当时处于两线作战的境地，一方面要面对蒋介石假手国民党三陈、黄埔系“三大哥”的联合“端锅”，在“外患”方面处于应战不暇的形势下；一方面要整顿内部，清除像马汉三这样的异类。结果因戴笠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蒋介石方面，内部清理工作缓了一步，坐失机先，给了马汉三可乘之机。戴笠之死，从根本上说，也是蒋介石联合各方面力量合力对戴笠围剿的必然结果。马汉三的偷袭只不过是正当其时罢了。

一损俱损

戴笠暴死的消息，像旋风一样，迅速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传播开去。有的人额手相庆，面露喜色；有的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有的人默默无语，另有所思。然而，最难过最受震动的，还是戴笠生前的密友。

就国民党内部来说，最难过的莫过于胡宗南。当戴笠的死讯确定无疑后，毛人凤马上打电话告诉正在西北前线秘密部署反共军事的胡宗南。胡宗南接电话的瞬间，犹如一声惊雷在头顶上方炸响，目瞪口呆地愣在那里，久久不发一言，接着便是痛哭流涕。胡宗南对军中事务作了安排后，当即乘专机赶到南京，来到中山路357号军统南京办事处戴笠灵堂吊唁。胡宗南一进门看到戴笠的遗像便禁不住泪水纵横，立即抚棺痛哭起来。胡宗南回忆起当年与戴笠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初次相遇时就意气风发地纵论天下大势的情形；想起当年湖州拜师，盘马练兵时雄心勃勃的练兵场面；想起西安事变时戴笠因犹疑不决而与自己的频繁电报往来；想起龙门石窟结盟时“三王”指点江山的雄图大略；想起自己每次到南京、重庆均要与戴笠作彻夜长谈的痛快淋漓的心情；想起战后蒋介石秘密成立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的活动等，心中更是有如浪潮翻滚，一时悲哀不能自抑。在一旁侍候的沈醉等大特务触情触景，也禁不住又是一番泪飞如雨，一个个上前劝解胡长官节哀保重。

胡宗南发泄了一番对戴笠的怀念之情后，这才收声止泪，并向李人士、沈醉等人询问222号专机失事的具体情形，是不是有如外间纷纷传说戴笠是被人谋害致死的情形。李、沈等人向胡宗南详细介绍了“3·17”空难的前前后后，并认为确是由于气候恶劣，大雨滂沱，才导致飞机失事的。外间的种种传说并不可信。听到这里，胡宗南打算亲去戴山现场视察一番，后来听说从板桥镇到戴山的十多里小路不通汽车，方才打消此议。最后，沈醉把一套为戴笠收尸的照片赠送给胡，胡含泪收下，又绕棺两圈，才与守灵的特务们一一握手，恋恋不舍地告别而去。从此，胡宗南虽然与军统还维持着较深的关系，但失去戴笠的后援，毕竟大不如前，他也始终斗不过陈诚。解放战争末期，因战败逃往台湾，甚至遭“监察院”弹劾。

在戴笠的江湖朋友中，最受打击的莫过于上海闻人杜月笙。3月19日，戴笠生前的玩友唐生明、范绍曾在上海丽都舞厅打牌，这时，军统上海办事处方面传来消息，戴笠的专机撞山失事，唐、范二人大惊失色。一向与杜月笙交厚的范绍曾立即推倒手中的牌，起身离座去找杜月笙。杜月笙闻讯大骇，半天才缓过劲来。本来，杜月笙自战后回到上海后，因受蒋抑制，未能捞到一官半职，心情十分抑郁，多亏戴笠从中化解劝导，又在处理肃奸案件中，给了杜月笙不少面子，使杜才重新振作起来，并准备继续与军统合作，在上海滩再大干一场，创出一番事业。事前，戴笠已有消息递过，要从天津带一个人到上海与杜见面，商量创办北洋通商银行一事。现在戴笠一命呜呼，不但与军统合作的许多计划就此夭折，自己今后在政治上的前途必然更加黯淡，各方面的困难也会更多。想到这里，杜月笙更加悲恸不已，两行浊泪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为了表示对戴笠的悼念，杜月笙还由通济公司向军统局赠送金法币20亿元，吩咐通济公司总稽核林尧民将这笔巨额支票由上海送到南京交给毛人凤。毛认为这笔巨款应交给戴的家属，结果又命林尧民将此款由南京带回上海交给戴的儿子戴藏宜。以后，杜月笙还专程由上海到南京去灵谷寺祭扫戴笠坟墓。杜一看到戴墓时，就禁不住眼泪盈眶，先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然后在戴墓前躇立良久才默默不发一言地离开。此时，杜月笙恰因在政治上、经济上受蒋经国、宣铁吾的合力打击，备感艰难，在心境百般凄凉之中，因而对当年的好友戴笠更寄托了一层深思。

在汪伪汉奸中受戴笠之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周佛海。3月下旬，戴笠失事遇难的死讯传到周佛海等人的软禁处，恰如一颗炸弹在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中炸开。周佛海最先控制不住自己，当即绝望地喊道：“雨农死，我也完了”接着便是痛哭失声，嘴里则不停地念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一天，在周佛海等人的住处，充斥着一片悲观凄凉的气氛。开始，大家都被突如其来的消息所震撼，一时显得不知所措，一个个只觉得浑身冰凉，原先仅有的一线希望在瞬息之间破灭了。这样几乎是默默无言地过了许久，大家才开始围绕戴笠之死的话题议论起来。丁默邨首先冷静地提出问题：“戴笠死了，你们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究竟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大家虽然都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都默不作声。丁默邨见此，只好自问自答地说道：“我看这样一来，对我们的问题解决非常不利。因为戴笠的继任者，必是毛人凤。毛是一个庸才，没有魄力，胆小怕事，希望他像现在这样把我们保护在白公馆，承担外界舆论的压力，我看是不可能的。”马骥良忧虑地接过话头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罗君强在一旁苦笑说：“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时，周佛海的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处境，认为戴笠既死，指望戴笠出来说话已经落空，戴笠过去的种种许诺当然也不能作数。戴笠的继任者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之流，既没有戴笠的那份胆量和魄力，也没有戴笠与自己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友情和关系，当然不会为自己承担任何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周佛海以为，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有趁国民党和军统各方面的人事尚没有大的变化，过去所谓“曲线救国”和“自首”经过的是非曲直还能说得清楚，索性诉诸法律，抖落内幕，打一场笔墨官司，说不定尚有可为。否则时过境迁，情况变化，还有谁肯为我们这些巨奸站出来讲话作证。如此一想，周佛海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消极等待。我们已经等了七个月了，好像蒙在鼓里，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们应该主动请求军统把我们移交法院。这样，索性下个决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个心安。”周佛海说完，便征求其余几个人的意见，问：“你们以为怎么样？”隔了很长时间，还是追随周佛海时间最长的罗君强嗫嚅着回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丁默邨也低声表态：“那就这样办吧”其实，周佛海不要求上法庭，军统也迟早会因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而把他们交出去。1946年9月17日，周佛海等人由重庆杨家山梅乐斯公馆，被解送南京军统宁海路21号看守所。一个月后，被移交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0月21日，周佛海由首都高等法庭进行第一次审理。这以后，周佛海虽然施出浑身解数，但仍免不了被判处死刑。直至杨淑慧以公布当年通过戴笠转给周佛海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相威胁，蒋才于1947年3月26日发布特赦令，将周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中间，大汉奸陈公博、缪斌、褚民谊、丁默邨等人已被先后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自战后以来，全国对汉奸案件判处死刑者达2720人，其中得到特赦的仅周佛海一人。这中间的关节，或许是掌握在杨淑慧手中并且已被存入香港银行金库的那封密信起了作用，或许是蒋念在已死的戴笠的情分，总算免周一死。但是，蒋赦之，天不赦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仍然免不了病死狱中，结束了其反复无常、卖主求荣的一生。

在戴笠生前密友中，表现最为平静的莫过于张学良。如果说戴笠之死，使胡宗南失去的是盟友、杜月笙失去的是靠山、周佛海失去的是救星，那么给张学良带来的仅仅是一层凄凉和迷惘。张学良从1936年12月26日被软禁，直到抗战胜利，在九年中12次迁徙。在一个地点囚禁时间最长的仅两年多时间，最短的只有三天。抗战胜利后，张学良本指望蒋介石能释放他，认为即使是判刑关押的时间也差不多将满。张学良曾多次想见见戴笠，能了解打听一下蒋对自己安排的腹案，但戴笠因忙于指挥接收和肃奸，哪里还顾得上去看望张学良。于是，戴笠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另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代表蒋、戴到桐梓天门洞看张。莫德惠带来了一只蒋送给张的欧米伽怀表，其意在晓喻张学良，囚禁的时间将是无限的。张学良接过怀表，想了一下，也把自己在瑞士买的菲利浦派克牌金表送给蒋介石，含蓄地暗示“关押十年，已经期满”，应该释放他了。岂知莫德惠把金表送上去，却是石沉大海，音信皆无。张已知事不可为，心中更加失望和苦闷。1946年夏天，沈醉到桐梓天门洞最后一次看望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戴笠春间飞机失事的消息。张学良平添一种伤感的情绪，似乎对自己的前途也有种不祥的预兆。果然，几个月后，张学良被送往台湾，开始了更加漫长无涯的囚禁生活。

因戴笠之死受损失最大的当数蒋介石本人。但是，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又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

一方面，蒋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几年来，戴笠的权力之大，确使蒋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不但军事、警政、交通、治安等方面都被戴笠的军统组织严密控制，即在财政、经济、党务等方面，戴笠也有很大的势力。由戴笠控制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汪伪税警武装、任援道的伪军等力量改组整编而成的交通警察总队更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机动性大、火力强，很有一些实力。特别是戴笠掌握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全部黑幕，可以用此作筹码，分化瓦解，打进拉出，呼朋引类，其呼风唤雨的能量不可小觑。抗战后期，戴笠又与美国人紧紧地抱成一团，挟洋人以自重，其地位及势力扶摇直上，连蒋也不敢怠慢。而美国人对蒋的蔑视与傲慢，甚至暗中策划倒蒋，蒋是深以为戒的。如果美国人一旦假手戴笠进行逼宫，岂不是有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想到这些方面，蒋常常不寒而栗。蒋控制手下的办法历来是靠做连环套，先培植各派政治势力，然后用甲抑制乙，用乙抑制丙，再用丙抑制甲，如此互相监视，互相掣肘，力量互相消耗，谁都跳不出蒋的手心。无论是政学系、CC系还是黄埔系，也无论是宋子文、孔祥熙还是陈家二兄弟，或者是何应钦、陈诚，还是胡宗南，斗来斗去，斗了二十余年，谁也没有吃掉谁，哪一个到头来都还要跟着蒋走，才有出路，也就是这个道理。蒋的居高临下，是谁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也是谁都无法取代的。以戴的绝顶聪明，岂有不明白蒋之为人的道理。但是，在戴认为，他不但是一位特工奇才，而且具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理应是蒋身后的当然接班人。因此，仅仅当一个家奴式的特工头目，绝不是戴的终身目标。这就是戴笠为什么要以特工作工具，从各方面拼命发展势力的道理。然而，蒋对特工势力的控制历来甚于对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的驾驭，无论戴笠怎么跳，他决跳不出蒋的手心，戴笠的野心也始终不能得逞，甚至抗战期间因当时形势需要而先后兼任的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局局长等职务也逐次被蒋卸掉，弄得戴在国民党内除了一个军统局长，几乎是光杆。蒋、戴的矛盾由此愈演愈烈。但是，戴笠的这个军统组织不同于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他以秘密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其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连蒋也说不清、弄不明的问题。蒋是极谨慎极机警的，在没有弄清戴的真正实力之前，他是不会把戴逼急了的。这就是蒋在处理戴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原因，也就是戴笠的势力在蒋的抑制下，仍然能继续膨胀的道理。现在，戴笠因飞机失事，一命呜呼，遽然退出与蒋较劲的竞争。这在蒋来说，戴笠以这种方式达到与蒋的“妥协”，这是蒋始料未及的。戴笠一死，不但对手顿失，而且所有的潜在威胁完全消除，蒋在心理上、情绪上的轻松解脱，不啻有如释重负之感。

另一方面，戴笠之死，蒋确有一种痛惜和惋然若失的感觉。戴是位特工奇才，这在蒋是很早就看出并认定了的。否则，蒋也不会在当初力排众议，突发奇招，把特务处长这一最重要的职务交给小小的黄埔六期生去掌握。戴自中山陵受命后，确也干得十分出色。蒋之打天下，坐天下，应该说戴笠是立了大功的。到最后，特工已经渗入蒋介石统治的各个方面，成了蒋须臾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戴笠也成了蒋身边不可缺少的心腹亲信。确切而论，蒋用人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奴才，又要是人才。单纯的奴才，蒋是不用的，单纯的人才，蒋也是不用的，必须是奴才与人才的结合，蒋是很欣赏的。戴笠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奴才加人才的特工头子，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的国民党官僚或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官僚或新贵毫不逊色，这就是戴笠能在二十余年的特工生涯中始终受蒋宠信的真正原因。即使从戴笠之后的军统大头目来看，虽然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是典型的家奴式人物，但是就才干来说，他们与戴笠相较，是远不可以道里计的。自戴笠一死，军统的工作立见被动，处处捉襟见肘，不用说有所开拓发展，就是连维持现状都感困难。特别使蒋感到恼火的是，因内战的形势越趋紧张，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纷纷爆发了和平游行活动，一时搞得全国沸沸扬扬，使国民党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观感。蒋认定，自戴笠死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这些人缺乏戴笠那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是不会办事的。由此，蒋又渐次想到戴笠生前的种种好处。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落，思虑周全，尽量避免给蒋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自己的意旨，体念自己的苦心，双方默契协调，几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想到这些方面，蒋更感到戴的才干是无人可代的，而蒋对戴的怨恨与戒备，则随着戴笠之死，也逐渐化解了。

死后哀荣

戴笠一生的殊荣似乎注定要在死后才能获得。3月17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面是出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

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亲切地在一批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4月13日，北平6200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主祭。

5月17日，济南市举行公祭，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亲率4300人主祭。同一天，贵阳4100人在贵州省政府杨森的率领下举行悼念大会。

5月19日，武汉市8000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一级上将程潜亲率在汉军政负责人主祭。

5月20日，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同时举行公祭，重庆由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上将衔）主祭，集会人数达6300人；成都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主祭，集会人员竟达54000余人。昆明由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主祭（上将衔），集会人数亦达42000人。

5月25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七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上将率3700人在南昌主祭。

5月26日，上海8200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上海闻人、戴笠生前密友杜月笙主祭。

5月30日，合肥、无锡同时举行公祭。合肥3200人集会，由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官李品仙（上将衔）主祭。无锡4000人集会，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衔）主祭。

6月2日，兰州3200人隆重集会，由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主祭。

继上述城市之后，广州、福州、厦门、长沙、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等地也都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

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

6月12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公祭。出席公祭的重要人物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一级上将白崇禧，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是多少能表达蒋介石痛失戴笠之后的心情的。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先生所写的一首挽联。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潢门面。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上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急流勇退，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匪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翁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翁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亦见章士钊对戴笠其人把握之准。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翁的点石成金之笔，即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翁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多副。

上午9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着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见，蒋的内心感情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渡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使蒋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亦是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高招迭出、高潮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次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十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谦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的“端锅”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未始不是蒋之逼迫而成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后人。

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凤说，过几天再来看看。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还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

1947年3月17日，保密局在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一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戴雨农将军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先生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

戴笠生于1897年春间，葬于1947年春间，其死因也早已被社会公认，无人再去怀疑。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枕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

戴笠葬礼

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奸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年12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

1947年所建戴笠墓，位于南京钟山上，“文革”中被炸平

蒋介石与戴笠家属合影，以示慰问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人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汉奸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作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制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翦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就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四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143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据说，蒋在4月29日听到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可见其受刺激之深。恰在斯时，王蒲臣在北平将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竞选的情报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又将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的小集团与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的罪行，一起上报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闻报当然十分震怒，但蒋是慎重的，他认为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本不好公开宣布，如果反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个“国大代表”处决，难免致人攻击的口实，于是，只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领旨，当即于6月30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秘密逮捕，并彻底查抄马汉三等人的住宅，搜出的黄金、珍珠及其他珍贵物品不计其数，其估值的市价竟达7000亿元，仅四个金佛就重达数十公斤。当毛人凤从王蒲臣口中得知马汉三追诛川岛芳子的背景时，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马的问题似乎不仅在支持桂系，而是另有重大图谋，决定对马汉三的问题进行彻查。毛人凤于7月6日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用专机秘密解回南京，立派保密局著名的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从弄清古剑的价值、出处和来龙去脉着手，一路追寻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鉴于此案实在重大，李希成将整个办案过程及内容严加保密，然后亲自向毛人凤及蒋介石面报详情。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但考虑到戴笠死因已由国民党当局确认并向国内外公布，现在又披露马汉三等人暗杀戴笠的罪行，不但对蒋本人、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信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损害，而且在社会上极易引起混乱，并将给政敌提供攻击的口实等等。由此，蒋决定对马汉三等人谋杀戴笠案严加保密。对马汉三、刘玉珠只以贪污汉奸财产罪批示枪决。乔家才因没有直接参加谋杀戴笠的活动，而由蒋免除死罪。1948年9月27日，戴死后两年半时间，马汉三、刘玉珠在保密局南京宁海路看守所内被秘密处死。行刑时，李希成问马汉三还有什么话说，马汉三早知不免一死，因而态度沉着，只希望“团体”能照顾他的家属，让她们活下去，别无他求。马汉三认为他本该两三年前就死于戴笠之手，结果反在干掉戴笠后，侥幸活到今天，实已心满意足，故死而无怨。由此，这一历史巨案被蒋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遮掩过去，并用重重铁幕将其禁锢尘封起来。又因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先后死亡，其具体细节也许成了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永不被世人所知晓。

其实，马汉三、刘玉珠作案的手段虽然高明，但尚算不上天衣无缝。最大的线索就是戴笠座机失事后找到两件稀世珍宝古剑和羊脂白玉九龙杯。如果当局及军统能顺着这两件遗物追寻下去，必定有所发见。但是，当时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竟没有人认真对戴笠死因提出质疑并进行严谨的调查活动，结果让马汉三侥幸过关。这种事看起来令人费解，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亦使人释然。当时确有诸多因素和缘由阻止人们作进一步猜测和深想，从而使本应引起人们警觉的东西从眼前及脑际滑了过去。

第一，自然气候的巧合，掩盖了人为的阴谋。3月17日及以后的两天，上海、南京地区的滂沱大雨，蒙住了人们的视野。飞机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失事是常有的事。并且飞机正好坠毁在戴山上，又是在南京上空，这与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因视野不清而撞上戴山的推论完全吻合。这种推论虽然没有任何第一手资料可供证实，但当时的天气状况及飞机失事现场是人所共知的。谁也不可能在这种极正常的事件中推导出任何不正常的结论来，戴笠的死真是“天作之合”。并且，因222号专机所带汽油达800加仑之多，经两小时的熊熊燃烧，飞机上有形的东西大部分化为灰烬，剩下的又被雨水改变了一切。又因失事两日后现场才被军统发现，此时当地农民的寻宝活动，更把现场破坏得面目全非，许多极重要的物证也被践踏或捡走。如果不是沈醉从当地农民手中讨回古剑及羊脂白玉九龙杯两件遗物，更给后来彻查戴笠的死因增加了难度。

第二，“宿命论”弥漫了军统内部，甚至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也被迷惑。戴笠在其一生中虽不相信鬼神之类，但是却十分迷信风水、算命及看相一类东西。他自江湖算命先生推算他命中缺水忌土的忌讳后，终身笃信不移。并从1926年投军黄埔开始，就改用“戴笠”、“雨农”等名、字来补命中之不足。等到以后使用特工化名时，更用了一些诸如汪涛、江汉清、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洪水滔滔的代号，总之是水越大越好。偏偏自1945年底开始，戴笠因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飞来飞去，长期不在重庆，毛人凤考虑洪淼的化名使用太久，不利于保密和安全，按例需更换。秘书室秘书袁寄滨是不信看相算命这一套的，就有意拟了一个“高崇岳”的化名，经毛人凤批准后使用。结果使用后仅几个月，戴笠就撞死戴山，这使特务们一致公认是“高崇岳”的化名给戴笠带来凶险，从而机毁人亡，命丧黄泉。更为蹊跷的是，戴笠座机失事的地点叫戴山，不但同姓，且此山多土，山腰的沟叫“困雨沟”，正与戴雨农暗合，而戴笠尸体恰被雨水冲入此沟；戴山下还有一座“戴家庙”；这一切还用再怀疑吗？此处不葬戴，何处再葬戴？即使再不相信命运的人，对于这种冥冥之中的巧合，也不由得不倒抽一口冷气。认为戴笠之死，除了命定之外，恐怕不会有第二种解释。自此以后，特务中的种种传闻便如鼠疫一般，疯狂地肆虐起来。有的特务说，命相家早送给戴先生两句偈言：谓之“遇山即止，逢桥必回”。现在飞机撞上戴山而中止，戴山又属板桥镇，又应验了“逢桥必回”那句话。有的特务说，戴先生的座机本拟到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明故宫机场在南京城东隅，戴山却在南京西南郊江宁。飞机从北边偏东方向飞行，本与戴山风马牛不相及；可是飞机到达南京地区上空后，突然风雨大作，驾驶员顿时不辨航线机场，222号专机像是鬼使神差般地被一股引力拉向西南方向，直向戴山冲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戴笠是命中注定该死，而且必死于此地，人力不可相强。正所谓“大将忌地名”。当时，在国民党内，不独军统特务们有此种信念，即使一些军政高级大员，也莫不相信如此。戴笠死后，孔祥熙、张群、陈果夫、陈立夫、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张治中、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联名给戴笠送了一副挽联，文曰：“制敌著奇勋数绩无惭飞虎队，御空绝尘世惊谶真同落凤坡。”他们把戴笠死于戴山，比作三国时的大军事家凤雏先生庞统死于落凤坡一样，是命数使然。可见，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上下都是有认同感的。

第三，蒋、戴关系的紧张感使人们不敢在戴笠之死这个微妙而敏感的问题上去穷追深究。自抗战后期以后，蒋对戴的见疑和倦意、蒋、戴关系的紧张是许多大特务都清楚的。蒋不但处心积虑地对付戴笠，即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在担忧戴笠今后的前途并考虑如何在蒋、戴关系中平衡自处。正当蒋、戴矛盾越来越尖锐，双方都感到苦无良策进一步制服对方的时候，戴笠死讯传来，蒋不免松了一口气。郑介民、唐纵也感到脱卸了负担，似乎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就以毛人凤来说，虽然与戴笠关系很深，对戴笠之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在内心深处却又认为，蒋、戴继续恶斗的结果，他必然和戴笠一起翻船。毛人凤将戴笠在北平发给蒋介石的那份“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的电报扣下不呈，目的就是希望这种结局不要来得太快。因此，戴笠之死，确是死得其时，死得其所，既挽救了戴笠自己，也挽救了毛人凤等一大批与戴笠关系很深的军统大特务。由是，戴笠死后，上自蒋介石，下自军统大头目郑、唐、毛等人，谁也无心想到戴笠之死有什么异常。即使有什么蛛丝马迹，产生疑窦，各人出自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前途，也是不愿去追究的，以免见疑于蒋。

第四，军统的黑幕重重，也使此案难以露出端倪。一是由于军统活动的特工性质，使戴笠的一切行动都处于神秘状态，一般人既了解不到坠机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敢妄加揣测，因而难以在掌握全盘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对坠机事件的原因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这就失去了侦破此案的最基本的条件。二是以戴笠的威势、力量和本领，没有人会相信谁敢对戴笠这位暗杀之王进行暗杀。即以军统内部来说，没有人会相信谁敢背叛老板，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事来。三是虽然马汉三的不轨行为已有少数军统大特务察觉，但是自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局长，郑得马的好处太大，故很快对马加以保护，故原先戴笠准备调动打击马汉三的计划不仅不能实现，马汉三的地位更为巩固，居然先后当上北平市民政局长和河北省“国大代表”。四是当时正值军统局改组的重大转折时期，军统上下人心惶惶，个个自顾不暇，又正值国民党政府及军统还都前夕，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景象，无人顾得上研究戴笠坠机一案。更有许多大特务因在胜利大接收中贪污鲸吞了大量汉奸敌伪财产，心中正惴惴不安地担忧戴笠对此进行清查整顿。忽然之间，闻讯戴笠已死，不啻有“天助我也”之感，如何再去管他戴笠是否死得不明不白。

第五，戴笠在生前对古剑一事守口如瓶，延缓了对此案的破获。龙泉宝剑的失而复得是导致戴笠之死的直接原因。由于龙泉宝剑不但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而且是一种皇权的象征。戴笠本是有野心的，他自得到此剑后就爱不释手，并产生一种截留此剑的强烈欲望。然而，戴笠又怕此事张扬后，蒋会窥破自己的野心，从而引起蒋的猜忌。于是，对得宝一事秘不外传，严加保密。除龚仙舫外，一般军统特务根本不知道有“龙泉宝剑”失而复得一事。在“3·17”空难中，戴、龚一死，剩下的只有马汉三、川岛芳子知道此事过节。马汉三自不会说，川岛芳子正被作为汉奸关在狱中，当然也无人去问她。结果，沈醉虽从江宁县长手中讨得此宝，却没有一个特务了解围绕这柄古剑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故事。否则，如果有人当时知道这把古剑的来历围绕它追寻下去，马汉三、刘玉珠背叛暗害老板的行径很快就会暴露。结果，使马汉三轻易过关，直到两年多以后，才来重复这一个过程。

树倒猢狲散

戴笠一生的仇家遍布天下，许多人是敬鬼神而远之。国民党内，除三陈（陈诚、陈果夫、陈立夫）、黄埔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这些蒋身边的心腹，还敢与戴作对或发难外，其他一般的派系或权贵是从不敢公开站出来向戴挑战的。然而，戴笠一死，形势逆转，军统顿处四面楚歌之中。三陈、黄埔三大哥自以为了解蒋原先要借三大会议的呼声密令撤销军统局的腹案，因而主张彻底改组瓦解军统的呼声甚高，劲头也特别足。至于孔祥熙、贺衷寒、叶秀峰等人，因过去累受戴笠的攻讦，早已满腹怒火，现在时机一到，也都群起“围剿”，恨不得立将军统整垮取消。至于宋子文、胡宗南、汤恩伯等人，虽在戴笠生前与军统关系极好，但囿于军统名声太臭，戴笠仇家的力量太大，各方面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太高，自觉力量有限，难以援手。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认为军统必垮无疑。

岂知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是另有打算的。当初蒋介石秘密指令要撤销军统机关，其目的对外是为了应付三大会议，对内则是为了抑制戴笠的势力，并且后者的动机比前者更明确。现在戴笠“不打”自倒，后者的目的已圆满达到；内战也一触即发，对三大会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和承诺，也无敷衍应付的必要。因此，蒋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决定把军统组织保留下来，而且当唐纵、毛人凤建议把军统局改为国防警察局隶属内政部时，蒋仍然指示将军统留在军委会系统，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军统局则改为保密局挂靠国防部。这是包括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许多大特务都没有想到的。

但是，蒋介石吸取军统后期尾大不掉、权重震主的教训，对保密局的体制和权力作了精心安排和严格限制，不使其跳出蒋所能掌握的范围。

一是对军统进行大规模的缩编。1946年10月1日，国防部保密局在南京马台街22号成立（后迁入洪公祠1号新大楼），全部人数与军统全盛时期相比，精简人数达四分之三左右。在保密局内部机构方面，保留下来的只有情报处、行动处、人事处、电讯处、司法处、经理处、总务处、局长办公室、督察室、总稽核室，其余的机构合并的合并，撤销的撤销。在外勤机构方面，保密局将省站划分为甲、乙、丙三种级别。结合缩编和裁汰人员，保密局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自成立特务处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调动，力量受到很大削弱，走上了一蹶不振的道路。

二是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公开单位逐渐划出，脱离保密局的掌握。

首先，是战时成立的许多公开机关，借口因战争胜利，指令一律办理结束工作。诸如战时货运局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经济检查队等，都下令予以撤销。其次，是实施特工与警察、特工与谍参系统的分离。警察与军令部二厅掌握的谍报参谋系统是军统控制的两个最大的公开机关。蒋介石决定不再把这两大机关交保密局掌握，在内政部序列中设立全国警察总署，调唐纵任总署长，并让其脱离保密局岗位。至于军令部二厅，初期由郑介民以保密局长身份兼任二厅厅长。后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厅长职务由原副厅长、与军统毫无关系的侯腾升任。蒋明知二厅与保密局分庭抗礼，却装聋作哑，使保密局最终失去这块雄厚的领地。保密局失去警察和谍参这两大公开单位，无疑是三分天下已去其二，实力受到极大的影响。另外，在保密局内部，蒋注意扶植不同派别，以便互相牵制，便于自己进行驾驭。蒋在刚刚得到戴笠死讯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军统由郑介民代理局长，由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目的就是不使郑介民再走戴笠的老路，独掌大权。一年后，先后又把唐纵、郑介民调开，由毛人凤继任局长，便于驾驭指挥。

在蒋对军统组织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缩编的同时，军统内部也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进一步消耗了军统的实力。特别是广东、湖南、浙江三大派别的斗争，把军统从此送上一蹶不振的道路。

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集中了一批广东籍、留苏及二厅工作出身的大特务。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则集中了一批湖南籍及留欧出身的大特务。还有就是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大特务。三派之中，广东派职务最高，湖南派能力最强，浙江派人数最多。就实力来说，本处于势均力敌状态，湖南派略占优势。但是三派斗争的结果，却是郑派、唐派先后被毛派打垮，保密局逐渐成为毛派的天下。原因在于三派的首领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各有不同的打算。

从郑介民来说，一方面，他原先就本无在军统局与戴笠争雄的打算；另一方面，他只想以特工作为基地和本钱，向政府特任官或军队兵团级带兵主官方面发展，因此，他在军统内部根基不深、羽翼不丰。他所用的亲信除张炎元、王新衡、程一鸣等一些“十人团”中或留苏的老军统以外，其他人大多能力不强，资历很浅，人数也不多，难以形成声势。就拿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纪勋、黄天迈来说，其职务相当于过去的主任秘书，郑介民并规定各处、室的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签署，郑的本意是通过张、黄等人能对内勤各处室加以控制。但浙江派的中坚力量何芝园、叶翔之等人都是老资格的内勤大特务，在张纪勋当科长时，他们都当过张的处长、副处长，哪里肯把这些靠着郑介民的“粗腿”窜上来的暴发户放在眼里，并且又有毛人凤在背后撑腰，也就毫无顾忌地向张、黄等人发难。先是张无法工作，郑介民只好将其外调，将黄天迈从天津市外事站站长任上调来接任，也还是工作不下去。郑介民走后，黄也只好卷铺盖走路。找唐纵谋取内警总署外事处长一职，另由毛派的潘其武接任局办公室主任，才算摆平。

从唐纵来说，本可以利用“湖南派”左右军统局势，把军统的权力抓到自己手中。加之唐纵在军统工作方针上与郑介民比较一致，都主张压缩编制、汰弱留强，唐纵如果与郑介民联手，打击毛派自是不成问题。唐纵出身黄埔，因而在军统之外亦有相当的社会关系，这是毛人凤无法比拟的。但是，唐纵多年在蒋介石身边处理特工机要，素来知道，蒋对戴笠、徐恩曾等特工头目拉山头、结帮派以谋求政治势力是不满意的。并且，自蒋任命他为内政部次长兼全国警察总署长后，唐纵一方面已感到满足，另一方面也已知不便与军统内部的派别斗争介入太深，以免招蒋疑忌。于是，唐纵很平静地退出了军统内部三大派别的角逐，一心去经营他的警察王国。没有了唐纵，湖南派顿失重心，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很快分化瓦解，除一部分游离于各派之间、自称是中间派的大特务外，其余大都分别投靠粤、浙两派以自保。比如李崇诗、张严佛加入广东派，周伟龙、沈醉则成为浙江派。不久，因陆总调查室及南京办事处撤销，李人士被毛人凤送去美国留学特工，文强则成为杜聿明的高级幕僚，湖南派不复存在。

从毛人凤来说，他的出身、资历、学历、社会关系、工作能力等，都不如郑介民、唐纵，本不是郑、唐的对手。但是，毛人凤的长处是有自知之明。郑介民、唐纵抓特工，都只是想借此接近蒋介石，讨其欢心，然后当大官，发大财。因而并不以当特务头子为终身职业，从而在军统工作中也就没有长期打算。唯有毛人凤，他深知自己的经历和学历，绝无当大官的可能，倒是死了一条心，把占据把持军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兢兢业业地钻营下去，而这一点很得蒋介石的欣赏，并有了培养毛人凤接任局长的意向。毛人凤长期在军统负责内勤工作，对军统内部的情况十分熟悉，当然也了解所谓广东派、湖南派的种种致命弱点。因此，在三派角逐中，毛人凤利用郑介民单纯抓黄埔军人、抓上层的弱点，拼命抓江山人、抓学生、抓基层实际工作，并积极填补唐纵退出角逐后湖南派形成的空白，因而势力大增。特别是到了保密局时期，黄埔出身的大特务大部分离开军统自谋发展去了，在保密局起骨干作用的大都是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特务。毛人凤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人笼络在自己手中，无疑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这些人在浙江派的率领下，跟着毛人凤，形成一股雄厚的力量，不断向广东派“围剿”，直打得郑介民防不胜防。以至连郑介民的老婆利用保密局公款吃珍珠粉都能很快传到蒋的耳中。此时，蒋也认为郑介民不宜在保密局再干下去，而是利用他在北平工作期间与美国马歇尔、魏德迈将军形成的良好关系，出任国防部次长，专门与美国军方接洽，向美国乞求军援。毛人凤顺利地接任保密局长，经过一番整顿，郑派、唐派纷纷不能立足，相继被赶了出去。保密局开始形成毛派力量占据主要地位的局面。

经过郑、唐、毛三派大战，毛人凤的少壮派虽然得势，但是军统的元气大伤，力量已经受到极度削弱，到解放战争末期，许多能力强、资历老、经验丰富的大特务们一方面有感于战争的失败，一方面因与毛派格格不入，从而纷纷自谋出路，形成一个新的叛逆“团体”之潮。他们中有的与中共组织早有联系，全国解放时马上投奔共产党，如在上海创办东方经济研究所的邓葆光、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余乐醒、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等；有的跟随国民党将领战场起义，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如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严佛、湖南省长沙市警察局长刘人爵等（刘人爵当时被毛人凤派特务暗杀）；有的因有进步表现而遭毛人凤疑忌，被密捕枪杀，如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周伟龙等；有的则脱离军统，另谋出路，如保密局情报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经商）、保密局东北区长文强等；更多的军统大特务则在解放战争中成了俘虏。其中，比较著名的计有：原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后任内警总署主任秘书马策，保密局经理处长、华南办事处主任郭旭，保密局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原军统军事情报处处长鲍志鸿、副处长胡屏翰、张柏山，训练处处长郑锡麟，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西南特区副区长兼重庆站站长李修凯，保密局东北区副区长陈昶新，浙江站站长章微寒，河南站站长岳烛远，天津站站长李俊才，康定站站长董士立，闽南站站长沈觐康，湖南站站长李人士、黄康永，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贵州省贵阳市警察局长东方白，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公路总局警稽室主任蔡慎初，原军统局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原军统华南区区长邢森洲，保密局一处副处长黄逸公，原军统别动队第六纵队指挥官何际元，等等。这些被俘的都是军统将字号的大特务，至于校官级的骨干特务，则成百上千，不胜枚举。至此，除一部分老军统及以毛人凤为核心的浙江派特务仓皇逃往台湾外，其余在大陆的特务不是被俘被捕，就是在顽抗中被打死。至此，由戴笠一手创立，在中国大陆猖獗了18年的庞大军统特工王国，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而被赶出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