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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难民潮(欧洲历次难民流散)

战后难民潮简介

战后难民潮:目前,最困扰欧洲国家的,莫过于中东政治乱局导致的难民问题了。因战争和宗教导致的民族迁徙与难民流散,已经在历史上多次困扰欧洲人了。这些因为绝望或希望而涌动的人潮曾经摧毁过帝国,也建立过帝国;曾经毁灭过文明的烈焰,也带来过文明的火种。战后难民潮的悲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接二连三地在欧洲的土地上上演……

战后难民潮·历史词解——

2015年11月26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语出惊人:如果欧盟不重新对边界加以控制,并阻止中东及中亚难民“大规模涌入”,就会有重蹈罗马帝国覆辙的危险,“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的命运,如果不能保护好边界,巨型帝国也会衰亡”。然而,历史正是如此的讽刺,今日属于日耳曼人一支的荷兰人,正是1600多年前毁灭(西)罗马帝国的“蛮族”难民的后代之一。难民的悲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接二连三地在欧洲的土地上上演……

摩尔人的叹息与犹太人的离散

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中倾覆,西哥特人却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到了8世纪初期,西哥特王国内乱迭起,已经控制了北非沿岸地区的阿拉伯人,十分清楚直布罗陀海峡对面这个王国发生了什么。公元711年,以北非土著柏柏尔人为主力的阿拉伯帝国军队渡过宽度仅有3公里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他们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摩尔人”。

西哥特王国崩溃了。摩尔人的军队像龙卷风一样扫过伊比利亚半岛大地,很快征服了西哥特王国的大部分国土。在交通和通讯都十分落后的时代,哈里发居然能如此顺利、快速就成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即使今天看来也颇有些不可思议。曾经抵抗罗马军团300多年的西班牙,只7年功夫就沦为穆斯林的殖民地。

作为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者,穆斯林将在此逗留几百年时间。作为哈里发朝廷的一个行省,这里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作“安达卢西亚”。公元749年,阿拉伯帝国改朝换代,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取代,随着倭马亚王室仅存孑遗阿卜杜·拉赫曼(拉赫曼一世)的到来,伊比利亚半岛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史称后倭马亚王朝(756-1031年),开始谱写伊斯兰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

◎拉赫曼三世

拉赫曼三世(912-961年在位)统治时期,后倭马亚王朝臻于极盛。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在欧洲和欧洲事务中的政治影响比此前和以后任何时期都要大。当时的后倭马亚王朝首都科尔多瓦变成了欧洲文化最昌盛的地方,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是西方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在中世纪欧洲的智力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章”。这个穆斯林首都的声誉甚至深入到了遥远的德意志,萨克森的一个修女称呼科尔多瓦为“世界的珍珠”。科尔多瓦有50多万人,街道长好几英里,道旁小屋中射出的灯火,把大街照得通明,而“七百年后的伦敦,还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当牛津大学仍旧认为沐浴是一种异教徒的风俗时,安达卢西亚的科学家们早已在富丽堂皇的澡堂里享受了好几个时代。在摩尔人眼中,中世纪的欧洲人简直就是野蛮人,“缺乏机智和洞察力,他们普遍愚蠢和拙笨”。这个时代的安达卢西亚同样也是欧洲最富庶的地方,农田水利之发达,西方无出其右,光科尔多瓦的纺织工人就多达13000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奠定了国家富足的基础,每年超过600万第纳尔(金币)的税收,足以供养10万常备军和数千禁卫军。今天只剩下了遗址的科尔多瓦宫殿曾住有25000人,其中有13000名男仆、6000名女人、3000名侍童和宦官,宫殿大得无边无沿。

不过,即使是在如此辉煌的时代,摩尔人也不曾彻底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及其倔强的居民。从一开始,阿拉伯人就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立即粉碎一小伙西哥特逃亡者,使这些人得以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的荒凉山区重新集结起来,建立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成为西班牙基督教势力最后的残余。

公元718年的科瓦东加(Covadonga)战役是长达700多年的“再征服”恢弘史诗的开端。在此战役中,培拉约阻止了摩尔人的前进。这次规模不大的胜利虽然被日后的基督教徒们夸张得完全与实际不符 ,但却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极大的鼓舞。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独立再也没有受到摩尔人的威胁,开创了北方基督教诸小国出现的先河。此后,莱昂、卡斯蒂利亚等诸多基督教小王国也先后建立,摩尔人养痈成患,终于自食其果。

◎伊斯兰势力退出西班牙的时间

“再征服”运动进展虽然缓慢,但却坚定地持续了7个多世纪。1229年,穆斯林失去了地中海的巴利亚利群岛;1236年,拉赫曼三世的故都科尔多瓦沦陷;1248年,另一个摩尔人首都塞维利亚弹尽粮绝后被迫投降;1262年,西班牙最古老的城市,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加的斯宣告易主。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只保有格林纳达一隅之地。随着1469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结合,将两个王国的王冠永远联合在了一起,两个王国合二为一。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的形成,给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敲响了丧钟。

◎伊莎贝拉女王

在“再征服”这一宏伟史诗中扮演终结者角色的是伊莎贝拉女王。她金发闪亮,眼珠蓝得接近绿色,是个典型的美人,但她不是风情柔和之辈,而是爱好体育、能骑烈性骏马、喜欢猎鹿、经常处理国事到凌晨的人。理论上,伊莎贝拉只是协助丈夫治理国家,但她无比傲慢、固执己见,又善于掩饰,常常装出天真烂漫的样子裁断大小事务。她“是一位女性十字军英雄”,亦是整个再征服事业的灵魂。虽然格拉纳达王国的幅员不过东西200英里,南北60英里,但是由于遍地多山,道路稀少,加上山顶或者峭壁上的无数碉堡,可谓易守难攻。中世纪的主力重骑兵对于围攻战没有什么用处,这迫使伊莎贝拉对西班牙的整个军事体系进行彻底改革。

伊莎贝拉重金雇佣瑞士佣兵——当时西欧最著名的精锐步兵,他们成为西班牙步兵学习的模范,亦使西班牙步兵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享誉欧洲。与此同时,伊莎贝拉从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聘请了许多技术人员成立兵工厂,制造火药和炮弹,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一支炮兵。当时,最大的攻城炮有12英尺长,口径达14英寸。它们是由2英寸宽的铁棒锻造而成,用铁钉和螺钉绞紧,发射铁弹、石弹和燃烧弹。后者在天空飞过时,据目击者说,会拖着一道光亮的长尾,落在屋顶上足以引发大火。

1485年,准备就绪的西班牙军队向摩尔人发起了进攻。这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多达8万人,包括1万多名骑兵、2-4万名步兵,以及炮兵、工兵等其他部队,另有8万多匹骡马。西班牙军队的进展非常顺利,火炮的使用彻底改变了围攻战的攻守对比,“过去那些能在任何敌人的围攻下坚持一年的坚固城池,现在一个月就陷落了”。至1487年4月,在攻陷了一座座城池后,摩尔人王国中地位仅次于格拉纳达的马拉加也被西班牙军队从陆海两面重重包围。亲临前线的伊莎贝拉女王就像圣女贞德一样,激起了士兵最高度的英勇精神。在十字军时代的欧洲,几乎每个西班牙城市都发起了“圣战”的呼声,于是有许多志愿投效的援军纷纷赶往前线。

◎穆罕默德十一世向格拉纳达告别

这时的马拉加居民不到15000人,守军约有数千,但都是最精锐的柏柏尔人部队。经过3个月的炮击,西班牙军队乘坐巨型的木质攻城楼(下面装置车轮,上面有吊桥和云梯之类的设备)对坚固的城墙发起突击。与此同时,西班牙人挖掘坑道,在城墙下埋设炸药。终于,在8月18日,马拉加城破,所有基督教叛徒都被处决,所有的犹太人叛徒都被烧死,其余人则充为奴隶,城市被彻底毁灭。

马拉加的陷落使得格拉纳达的被征服成为定局——后者从摩尔人盘踞的非洲获得的补给和增援大都是途经前者运来的。从1490年春天开始,费迪南二世指挥部队毁灭了格拉纳达城外的富庶平原,将城外的24个小城镇以及许多村落夷为平地,所有粮食和牲畜一扫而光,“使被围困者不可能种一点蔬菜、收一点粮食”,完全断绝了格拉纳达城内20多万人的物质供应。1491年4月,8万西班牙军队包围格拉纳达。尽管格拉纳达的城防工事仍十分坚固,却已毫无意义,守军即使不战死,也会饿死。1492年1月2日,格拉纳达投降,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手持银制十字架,带领军队入城。清真寺上的新月一律被十字架取代,宣告基督徒赢得了“再征服”运动的最后胜利。同时,这被看作是整个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这一天欧洲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堂都响起了钟声。

至于西班牙领土上的最后一位摩尔人国王,不幸的穆罕默德十一世,随即被迫离开了红宫,向着非洲大陆的方向一去不返。相传途中他曾在一个高地上回首遥望格拉纳达,发出最后一声叹息。后来,这处高地又被称为“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与他同行的母亲看到他泪流满面的样子,讥讽地说:“你未曾像男子汉一样保卫国土,怪不得要像妇女一样流泪痛哭。”

不过,大多数的摩尔人暂时留在了西班牙,费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答应保护清真寺不受破坏。不许基督徒闯入穆斯林宅院,保证穆斯林的土地所有权,保障穆斯林生命财产安全,允许穆斯林享有信仰自由以及迁移和外出旅行、经商的权利,不强迫穆斯林改奉基督教,不许将穆斯林变为奴隶,穆斯林仍由自己的法官按照自己的法律审判,穆斯林不被强制服兵役等。

看起来,天主教国王对摩尔人施行的政策宽大得惊人。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继续穿着传统服装,说阿拉伯语。在经济上,他们占据重要地位,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政治上,他们依附于封建主,向其提供农畜产品,是主要的纳税人。

然而,基督教政权经历7个多世纪后在伊比利亚半岛终于“逆袭”成功,使西班牙的统治者确信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宗教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既成为统一后的西班牙对外扩张的动力之一,如在格拉纳达易手的同一年,航海家哥伦布在伊莎贝拉与费迪南二世的资助下远航美洲;同时,西班牙人也将异端裁判所变成了迫害异教徒的工具,最终导致了对留在西班牙的摩尔人的彻底驱逐。1556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颁布了一条法律,要求留下来的穆斯林立即放弃自己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甚至命令拆毁西班牙的一切澡堂,因为澡堂是外道的遗物。从1569年6月起,大规模穆斯林驱逐行动开始。这些人遭到围捕,被捕后排成长队,带上镣铐,被赶去非洲。据说,有50万人遭到这种厄运,他们在非洲登陆,或坐船到更远的伊斯兰教海岛。摩洛哥的海盗队伍,招募的大多就是这些难民。

这些穆斯林的勤勉和伊斯兰文化曾是西班牙经济繁荣的保证。随着这些异教徒被驱逐,不仅西班牙的工商业,比如丝绸业彻底消失了,连灌溉农业都不复存在了。在巴伦西亚平原,穆斯林被驱逐后,甘蔗种植业几乎灭绝,柑橘类水果的生产数量也急剧下降,羊群亦开始游牧于过去曾是阿拉伯人美丽园地的南西班牙地区,以致政府难以征收赋税。1664年时,卡斯蒂利亚政府只能派人带着军队到乡村搜寻食物。17世纪40年代后,西班牙经济轰然崩溃,再也无力复原——“摩尔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像月亮一样,暂时发光,但那是借来的光辉;接着就发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摇尾乞怜”。

成为西班牙统治者宗教狂热牺牲品的还有遭受池鱼之殃的西班牙犹太人。驱赶穆斯林的同时,一场大规模的排犹浪潮也出现了。

犹太人定居西班牙的历史较为悠久。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有一部分犹太人从巴勒斯坦和埃及来到西班牙;公元1-2世纪,罗马人镇压犹太人两次大起义后,又有更多的犹太难民流落到这里。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人占领西班牙后,对这里的犹太人实行政治歧视和宗教迫害,犹太人的权利受到很多限制。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当阿拉伯人的征服浪潮到来时,这些对西哥特人十分憎恶的犹太人马上就成为新征服者的盟友,为了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大力支持穆斯林。“当托莱多的基督徒在复活节到来之前的礼拜天,前往劳迪西亚聆听布道时,背叛的犹太人从城内关上了大门,并派人向穆斯林军队报信,在他们到来后才打开城门。”

当穆斯林王朝建立后,犹太人得到阿拉伯君主的信任和优待,进入了一个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宽容时代。只要顺从哈里发的政权,缴纳包括人丁税在内的异教徒特别税,犹太人便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择业居住自由,及独立管理自己社团事务的自治权,可以从事包括农耕、贸易、手工业、医学等各种职业。一些具有外交、金融和语言天赋的犹太人成为穆斯林政权中的各级官员,甚至充当哈里发的外交、金融、军事顾问。西班牙的摩尔人与犹太人和睦相处,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共存。在政治上,犹太人得到重用,在文化上,出现了大繁荣。在把东方阿拉伯文化传递到西方世界方面,熟练掌握阿拉伯语的西班牙犹太人发挥了突出的桥梁、纽带作用。他们中的众多学者将阿拉伯著作直接译成希伯来语,或在其希伯来著作中接介绍阿拉伯文化,再由欧洲犹太学者译成拉丁文,传播给基督教世界。

◎巴耶济德二世

“犹太人的移动像一条河,从最缺乏抵抗力的地方流出。宽容使他们流入,迫害使他们大量涌出。”在当时的欧洲,某种程度上,犹太人口的多寡,可以看作是这一地区是否繁荣和开放的标志。中世纪的安达卢西亚因宗教政策宽容,穆斯林西班牙一度成为当时各地犹太人眼中的“机会之乡”,又有大批犹太人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经埃及和摩洛哥迁移而来。12世纪的西班牙,成为除巴比伦尼亚之外犹太民族的最大居留地。托莱多一度被称为“犹太之城”,是犹太人在西班牙的中心。豪华、博学和虔诚使这座城市获得了“新耶路撒冷”的称号。希伯来诗人阿尔·哈里西说那里有十二座犹太会堂,并称赞它们“华丽无比”。

而这一切在1492年画上了句号。由于摩尔人对犹太人所持的宽容态度,使犹太人在基督徒眼里变得跟穆斯林同样邪恶。1492年3月31日,伊莎贝拉和费迪南二世共同签署了驱逐法令,下令全体犹太人必须改宗,在3个星期内接受天主教信仰,要不就“在四个月的期限内全部离开西班牙”,即同年7月最后一天一定要离开西班牙。但如果选择后一种,人走钱留,他们的财产将归西班牙王国所有。

大部分犹太人宁可离开西班牙,也不改信基督教。“有12万至15万犹太人选择了放弃他们的国家,而不是放弃他们的信仰。”一时间,地中海沿岸港口聚集了众多的犹太人,他们在这里成了被抛弃的贫穷难民,几十万犹太人被迫离乡去寻找新的家园。在西班牙生活了一千多年,为西班牙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犹太社区从此不复存在了。随着善于经商的犹太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巴塞罗那被“完全毁弃”,西班牙的工商业也就荡然无存。

伊斯兰国家主要是奥斯曼帝国接收了大量的犹太难民。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1481-1512年在位)惊讶于费迪南二世愚蠢的驱逐犹太人行为,他说:“你们称费迪南为英明的亲王,可是他正在使自己的王国变得穷困,使我的国家变得更富足。”奥斯曼帝国苏丹立刻派遣海军到西班牙,接那些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到帝国各省,并要求各省人民友好对待犹太人。以中世纪的欧洲标准来看,伊斯兰世界整体上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地方。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看来,犹太人是最理想的臣民。只要他们支付特殊的人头税,就可以相对平静地生活。1493年,正是这批犹太人中的一位在伊斯坦布尔制作出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台印刷机,并建立印刷机构,以至于巴耶济德二世写信“称赞”斐迪南二世是个“伟大的统治者,宁愿自己贫穷也要把财富赠送给别人,我实在是太需要这些人才了”。

巴尔干火药桶的伏笔

奥斯曼帝国一面大度地接纳了犹太人难民,一面却制造出了更多难民。在1389年科索沃战役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将整个巴尔干半岛收入囊中,铁骑直抵维也纳城下。为了逃避“异教徒”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塞尔维亚人纷纷赶在土耳其军队到来前,成群结队地北逃到多瑙河的彼岸。1483年,匈牙利国王在给教皇的信中称,4年中足有20万塞尔维亚人在他的国土南部定居。

与此同时,为了有效抵御南方的土耳其人入侵,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从1578年起建立了边境军事特区——边屯区(克拉伊纳),位于克罗地亚境内的斯拉沃尼亚和波斯尼亚北部地区,后来又向西扩展到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向东伸展到伏伊伏丁那,并沿着多瑙河继续向东延伸,从而形成了一条从亚得里亚海到喀尔巴吁山脉的完整军事防卫带。边屯区内遍布堡垒、瞭望塔和烽火台,格兰尼恰尔(Granicari,边屯民)按照优惠条件租种土地,作为尽军事义务的报酬。

◎边屯区“克拉伊纳”

这些边屯民最初是由当地的克罗地亚人和德意志人组成,后来人口锐减,为了增加居民,边屯区大量引进其他地方的移民。于是,大批奥斯曼帝国征服地区的塞尔维亚难民,以及其他信仰东正教的民族成群结队地涌入,构成了以塞尔维亚移民为主要成分的新的边屯民。他们被安置在逃离家园的克罗地亚贵族遗弃的土地上,享受免除一切税赋的优惠权利,只承担戍边的军事义务,受边屯区的奥地利军官直接指挥。这些边屯民后来还争取到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并建立了东正教堂和当地的东正教大主教辖区。边屯区“克拉伊纳”逐渐成为塞尔维亚人的聚居区,克罗地亚失去了对该地区的管辖权。18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不断走向衰微,边屯区逐渐非军事化。1881年,边屯区被撤销,这一地区才重归克罗地亚(隶属匈牙利)管辖。

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盛极而衰。1664年,奥地利军队在圣哥达一役中战胜了土耳其军队,这是欧洲基督教世界军队在陆上战争中首次对土耳其获得重大胜利。奥斯曼军队于1683年第二次兵临维也纳城下,“既是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绝对优势盛极而衰的又一征兆,又是进一步的灾难前奏曲”。奥斯曼军队尽管将维也纳包围了两个月,但最后还是被逐退。奥地利人趁势发动反攻,在塞尔维亚人的帮助下一度光复贝尔格莱德,甚至兵临科索沃这一在塞尔维亚人心中地位特殊的古战场。最后,1699年1月,哈布斯堡王朝迫使奥斯曼帝国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确定原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除巴拉特),以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归并奥地利。这个条约对土奥双方意义重大。它既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作为战败国签订的和约,为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走向衰落、在巴尔干的势力逐渐减退的节点;又是哈布斯堡统治的奥地利开始对包括巴尔干在内的中东欧地区发挥重要影响的标志。

然而,尽管塞尔维亚人奋起反抗土耳其人,但塞尔维亚仍然被留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里。当奥地利人与土耳其人的拉锯战结束,奥地利人撤退后,塞尔维亚人随即面临了土耳其人的残酷报复。1691年,塞尔维亚东正教的佩奇总主教阿尔塞尼三世便组织大批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地区的佩奇、普里兹伦和北马其顿周围地区北迁。在这次“塞尔维亚人大迁徙”中,大概有三四万户人家北渡多瑙河,沦为难民。奥地利皇帝允许他们在匈牙利南部(伏伊伏丁那)定居,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这些难民是幸运的。随着奥斯曼帝国国力渐弱,地方官吏变得越来越贪婪,甚至土耳其的法律也无力保护留在本土的塞尔维亚农民免遭奥斯曼军队的勒索。“这原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如今却芒草丛生。(塞尔维亚)居民是勤劳的,但所受压迫是如此之重,他们只得背井离乡,荒废耕作。他们的家业是(奥斯曼帝国)近卫军掠夺的对象……他们在沿途的那些可怜的村庄横行霸道……”

◎极盛时的奥斯曼帝国疆域

塞尔维亚本土人民的悲惨处境,正好与那些逃过多瑙河的同胞境遇形成鲜明的对照。土耳其人当年留下的是一片无人耕种的荒凉土地,在塞尔维亚难民的努力下却成为精心设计的开拓场所。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排除了洼地积水,兴修了道路桥梁,有自己的学校和教堂,甚至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南部匈牙利的贸易,使伏伊伏丁那成为塞尔维亚的文化中心,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仍旧沦陷着的塞尔维亚本土。“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之所以没有灰心绝望,全靠(始终保持独立的)黑山的塞尔维亚人,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变得愚昧无知,全靠南部匈牙利(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

奥斯曼帝国的征战在巴尔干制造的“难民潮”彻底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分布,为未来的“巴尔干火药桶”埋下了祸根。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与科索沃战争就与之相关。在克拉伊纳,当地的塞尔维亚居民争取和捍卫自治权利的民族运动一直持续不断。发源于奥斯曼帝国入侵时期的边屯区问题,最后构成了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成为近现代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民族关系中的一大症结。最后还是克罗地亚政府军于1995年用武力摧毁“克拉伊纳塞尔维亚共和国”,并使大批塞尔维亚人沦为难民逃亡而告结束。

在“塞尔维亚人大迁徙”之后,大量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便向北方与东方迁徙,来到这片自从7世纪以来即属于斯拉夫人而如今已无人居住的地方,成为科索沃的主要居民。到19世纪后半叶,科索沃甚至成为阿尔巴尼亚近代民族运动与民族主义组织的发源地。1878年,阿尔巴尼亚人于科索沃的普里兹伦城成立“阿尔巴尼亚人同盟”,史称“普里兹伦同盟”,是近代阿尔巴尼亚民族觉醒的标志。1899年,阿尔巴尼亚人又成立了佩奇同盟,科索沃进一步成为阿尔巴尼亚人反土耳其人斗争的中心。这自然是念念不忘“为科索沃的失败报仇雪耻”的塞尔维亚人无法接受的,但在北约军队的轰炸之下,塞尔维亚人仍然在1999年后失去了科索沃。

“白俄”:意识形态难民潮

1914年6月,巴尔干半岛上萨拉热窝的枪声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历时4年之久的厮杀终于停下来后,欧洲的政治版图已经面目全非。三个古老的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沙皇俄国相继垮台。一些新国家在民族自决原则下被建立起来,一些国家则修改了版图:波兰复国,奥地利与匈牙利分离,罗马尼亚进一步扩大,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巴尔干国家独立,芬兰获得自治。在欧洲,总共产生了14个新的民族国家。

但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是,沙皇俄国的瓦解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它推翻了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这时依附罗曼诺夫王朝的贵族和政府官员担心被迫害而离开俄国。同年,“十月革命”爆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革命派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1917年的革命年代,有少量的俄国人离开了俄罗斯,其中一些是拥有很高地位的贵族成员或者是企业家。

◎一战后欧洲疆界的变迁

◎流亡国外的俄国人情况

1917年11月至1922年,俄罗斯帝国官员和军队成员组成白卫军,在外国武装力量的帮助下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结果战败。大量白卫军官、士兵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和家人逃离苏维埃俄国,难民数量大增。紧接着,在1921-1922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严重饥荒,从而推动着难民人数急剧攀升。“一部分人由于突然而至的恐怖而逃走,另一部分人由于饥饿而逃走,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邻居逃走而逃走,因此简单的原因决定了数百万人的命运。”再加上革命后的苏俄政府对大量反苏维埃政权的人采取驱逐出境的政策,到1922年,俄罗斯难民潮达到了高峰。

十月革命前,这些沙皇陛下的将军、大臣、贵族及其家属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等待他们的会是流亡的命运。俄国难民的外逃路线是,先移居到离俄国较近的国家或地区,然后向更远的地方移民。大多数的俄国难民在1917-1920年这段时间,选择暂时移居到与俄国接壤的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最初寄希望于白卫军队,认为白卫军队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可以打败苏俄,苏维埃政权不会坚持太久,他们的逃离只是暂时的,不久他们就会返回掌握政权。1921年,随着白卫军战败,苏维埃政权巩固,俄国难民认为他们短期内返回祖国的愿望可能变得难以实现,因此大多数俄国难民开始离开栖居地向更远的地方移民。他们或直接到达西欧、亚洲、美洲和大洋洲,或在君士坦丁堡、加利波利等地中转,然后再去西欧、亚洲、美洲和大洋洲。俄国这次移民波及范围很广,几乎分散到世界各地。一方面,这些难民“有一种他们不久就会回到祖国的信念,即使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下来后,他们仍然坚持认为苏维埃政权终有一日会崩溃,他们能够返回俄国”。因此,旅法俄侨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俄国身份,拒绝同化。另一方面,苏俄视俄国难民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支持者,并且“相信他们正不断密谋反对共产主义政权”。为此,苏维埃政权在1921年12月15日颁布法令,剥夺了所有俄国难民的国籍。于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名词——“白俄”诞生了。这是那些没有国籍和护照的俄国难民的专用名字。

最初,德国是接纳俄国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据统计,1920年秋天时,德国有56万俄国难民。大量难民的到来、安置和接纳,让本已困难的德国住房和劳动力市场雪上加霜。为了安置这些俄罗斯难民,德国建立了大量的难民宿营地,有不少过去关押协约国战俘的集中营也被用来接纳与安置难民。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与俄国邻近,从俄国到德国获得入境签证比较便利。一战结束后,德国为赔偿巨额赔款疯狂印钞票,导致德国马克大幅贬值,俄国侨民在德国生活成本较低。从1923年起,旅德俄侨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德国货币稳定下来,俄国侨民在德国的生活成本提高。据统计,1925年旅德俄侨的数量下降到15万,1933年旅德俄侨的数量只剩下大约11万人,到1936-1937年数量更少,只剩下4.5万人。

大部分俄国难民从德国离开后继续外迁到了法国。虽然法国位于远离俄国的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但在俄国的这次移民中仍有大量人员来到法国。俄国难民来到法国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经过波兰和德国到达法国;一条是海路,从黑海海峡或巴尔干半岛的港口乘船穿过地中海到达法国南部。俄国侨民大规模来到法国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8-1922年,第二个阶段是1923-1930年。第一个阶段的俄国侨民从巴尔干半岛的港口而来,主要是撤退的白卫军及其家属。在苏俄内战期间,英法武装白俄军队,因此它们认为对战败的白俄士兵负有道义上的责任。1920年随着白卫军的战败,许多白卫军士兵、军官及其家属从亚速海岸和黑海海岸来到君士坦丁堡,在英法等国的帮助下,他们离开这里从巴尔干半岛的港口经海路来法国。据统计,旅法俄侨的数量在1922年就达到了67000-75000人。第二个阶段的俄国侨民主要是从陆路来到法国的继续外迁者。1925年旅法俄侨的数量就达到了15万,法国成为俄国难民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旅法俄侨的数量迅速增长,其主要是以前的旅德俄侨。到1930年,法国的俄国难民达到了15-20万,超过德国成为欧洲俄国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

大量俄国难民的到来对法国来讲当然是有利有弊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军人阵亡人数超过130万人,如果再加上120万死亡的平民,法国失去的人口总数高达25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重建社会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显然不可能是单靠法国国内可以解决的,于是,引进外国劳工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法国史学家所说:“一方面是战争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重建遭破坏地区和重振经济需要300万劳动力。光从内部挖潜力解决不了问题,如提高退休年龄,增加妇女就业机会都弥补不了这个劳动力缺口,外国劳工的涌入于是倍受欢迎。”“俄国侨民来到法国初期,几乎所有人都能找到一个工作,无论是裁缝还是做手工艺品的工作。”在这种背景下,俄国难民成为法国一战后完成经济和社会重建艰巨任务的重要生力军,为实现法国经济与社会的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法国也为安置难民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早在1921年8月,法国政府就曾向国际联盟报告,它“已经花费了1.5亿法国法郎(大约380万英镑),并且仍以每月400万法国法郎的速度在增加”。

尽管大约90%以上的俄国难民都在欧洲国家,但亚洲也分布着相当数量的俄国侨民,他们主要聚集在远东地区,其中中国是东亚地区俄国侨民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白俄”在20世纪20年代逃到中国以后,大都寄居在哈尔滨、沈阳、大连、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总数约20万人。运载着上千俄国难民的27艘轮船,由两位海军将领统率着,在1923年从海参崴驶出。

这些被称为“罗松瘪三”(“罗松”即“Russian”音译)的俄国难民里,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住在法租界,这是很自然的,毕竟说法语曾经是俄国贵族有修养的标志。曾有一位俄国诗人说过:每个有教养的人心中都应有两个祖国——俄国和法国。“原本法国风格的霞飞路(今天的淮海路),开始染上了一种斯拉夫民族的情调:行列整齐的梧桐,黑白相间的仲夏遮阳伞,含有浓重俄国味的店招,高加索式的粗厚用具,莫斯科近郊的花坛,伏尔加河流域式的烈酒,东欧式的大菜,粗犷而又深沉的歌声,以回旋为主步的舞蹈……”以至霞飞路被中国报界称为“东方的圣彼得堡”。俄国难民带来了伏特加,也带来了俄式的西菜,上海第一家西菜社就是俄国人开的,俄式的红菜汤最后演变成为中国特色的“罗宋汤”。

1941年租界当局统计的在沪俄侨人数

犹太人的悲剧

“白俄”的出现只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难民潮的滥觞,他们的境遇与多灾多难的犹太人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犹太人就不断遭到反犹主义思潮的迫害,迫使他们逃入德国。虽然直到1871年,帝国宪法才赋予他们完全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但与中东欧国家不断迫害和驱赶犹太人相比,德国仿佛是犹太人真正的天堂。一个来自普鲁士下院的犹太人曾高兴地说:“历经数年徒劳而漫长的等待,我们终于停泊在一个安全的港湾。”德国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德国54万犹太人中,15%的人都自豪地与其他人种并肩作战,保卫德皇及其帝国”。

然而,“战争失败后,德国成为犹太人安全港湾的理想也随之破灭”。曾经与德意志民族并肩作战的犹太人,却成为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迫害的对象。“在巴伐利亚,到1923年,针对来自中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出现了在官方层面上反犹主义的拘留和驱逐犹太人的浪潮。在普鲁士,1919年还为中东欧、东南欧遭驱逐的犹太人避难提供庇护,而现在对犹太人的庇护政策却受到了强烈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一段时间,犹太人的数量骤然下降。到1925年,人口统计中尚有10.8万东欧犹太人,这一数量与1910年的数量相比,仅仅提高了3万人。从1914年到1921年,大约有10万犹太难民已经迁移出去,但1933年人口统计时,东欧犹太人的数量又下降了1万人,降到了9.8万人。”

然而,这还不是德国针对犹太人的最终结果。对犹太人更严重的迫害和灭绝,很快就接踵而来。希特勒纳粹党推行的排犹、反犹主义,对德国最终形成驱逐和灭绝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3年1月30日,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不幸的日子。这一天,阿道夫·希特勒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这意味着德意志社会长期发展的反犹力量,现在已经能够动用国家机器来实现它的目标了。国家层面的排犹、反犹种族主义政策逐步得到强化,历时两千多年的反犹主义此时发展到了顶点。

1933年4月,法西斯德国通过了《文职人员法》和后来的一些法令,命令所有犹太官员退职。1935年9月,德国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确定了犹太人的等级:如果一个人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人皆为非雅利安族者,此人即为“全犹太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人中有两人为非雅利安族者,这个人为“杂种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人有一人为非雅利安族者,为二级“杂种人”。法律剥夺了“全犹太人”的国籍,并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结婚。在此之后,大部分犹太人失去了职业,被迁入划定的犹太人居住区进行隔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犹太人开始考虑离开德国。仅在1933年这一年,50万德意志犹太人中就有3.7万人被迫移居海外。但是,还有许多人仍然迟疑不决,他们眷恋祖祖辈辈居住的这片土地,他们对德国的状况会有所改变仍然抱有一线希望。直到更大的灾难临头,他们才不得不放弃了所有幻想。

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几百所犹太人教堂被破坏,数千家犹太人的商店遭到抢劫。遍地都是被打烂的玻璃,闪烁着“水晶般”的光芒……为了进一步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宣传部长戈培尔主导拍摄了电影《犹太人苏斯》,讲的是18世纪一个阴险的犹太金融家在人民的一次起义后被处死的真实故事。据说在二战时期德国占领下的欧洲,这部电影的观影人次达到2000万。《犹太人苏斯》具有明显的现实性,为今后的暴行做好了舆论准备:一些看过该片的德国青少年义愤填膺地开始毒打遇到的犹太人。而最后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尤利西斯·施特拉塞,其主编的《冲锋队员》更是以发表残忍、荒谬的反犹理论著称,因其实在是粗鄙之极,以至于戈培尔手下宣传部的官员也经常有意与其划清界限。希特勒的御用女导演里芬施塔尔曾经当面质问施特拉塞为什么要发行这份“令人感到可怕的刊物”,得到的回答却是“刊物上的文章不是为您这种有判断能力的人写的,而是为农民写的,让那些农村姑娘能对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加以区别”。

可怕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个个都在寻求以最快的方式逃出这个国家。可是,“西欧各国和美国的领事馆被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包围,但要获得一份移民签证是那样艰难,就仿佛所有这些国家都发誓要刁难德意志的犹太人向外移居一样”。整个文明世界面对希特勒疯狂破坏犹太人和大批犹太难民的外逃,依然无动于衷,反而把犹太难民看作是可能增添麻烦的包袱。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会议,参加国有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32个国家,与会国对犹太难民都表示了同情,但没有一个愿意接受哪怕是少量的犹太难民,甚至在对犹太难民“部分开放”这个问题上也未达成一致意见。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次会议只是“文明政府用以掩盖它们无能为力的门面”。

◎“水晶之夜” 被打碎玻璃的犹太人商店

1939年5月,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规定:在以后五年,犹太移民人数不得超过75000人;五年后,将不再允许犹太人移入,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移民,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其他欧洲国家也收紧了政策,比利时、荷兰宣布在1938年8月27日之后进入的难民将被驱逐。瑞典则与德国达成协议,凡是非雅利安德国人,其护照要打上犹太人的缩写字母“J”作为标识,以供识别并方便控制入境。1939年2月,瑞士也加强边境警察力量,防止难民进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当局面临的犹太人问题,已不再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的50万德意志犹太人的问题了,而是在德意志第三帝国迅速扩张的势力范围内的400万,甚至最后达到600万以上的整个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终于,党卫军帝国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1年10月1日做出了判断,“在与东西方敌人全面开战的情况下,向外移居已不可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了,必须立即停止犹太人的一切外移行动”。于是,1941年10月23日,纳粹当局颁布了战争期间的移民禁令,并开始着手实施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有计划地灭绝和屠杀。犹太人要想脱离苦海,只有冒险非法移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西方国家的政策,纵容了德国对犹太人的排斥,他们对二战期间犹太人受到的灭绝性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纳粹的陪葬品:战后的德意志难民

1945年5月,响彻欧洲上空长达六年的枪炮声停歇下来,欧洲人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但这是多么苦涩的和平!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浩劫,刚刚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欧洲带来了巨大灾难。在这场战争中,欧洲至少有3200万人死亡,2800万人残废,6000万人流离失所。当战争结束时,“到处都是幸存者在计算自己死去的亲人”。不论是战胜国法国,还是战败国德国,抑或是说不清究竟属于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的意大利,从爱琴海到北海,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是一片萧条。1947年5月,丘吉尔哀叹:“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它是一座瓦砾场,一个尸骨存放所,一个滋生瘟疫与仇恨的温床……”

纳粹是垮台了,但欧洲迎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史无前例的难民危机。早在诺曼底登陆前夕,盟军就预料,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上将涌现1100万左右的难民。1945年初,随着战争结束,欧洲大陆的难民潮汹涌而来,数量之大、人数之多远超盟军想象,光德国境内的就有1100万名难民,全欧洲更是达到了3000万人。从国籍上看,难民人数最多的是苏联公民,超过720万人;其次是法国人,将近200万人;还有160多万波兰人、70万意大利人、30多万荷兰人、30万比利时人、3.5万捷克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这些难民至少说20种语言。难民的组成也极其复杂:政治犯、战俘、东欧的逃亡者、被驱逐的平民、劳工营或集中营内的幸存者、东欧各国及与苏联边界划分造成的西逃之人,以及后来希腊内战造成的逃亡者,等等。甚至,如此庞大的难民数字居然还不包括无家可归的德国平民。这一次,挑起战争的德国人也成了战争的受害者。

在希特勒日暮途穷、欧洲战场胜利在望的1945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了继德黑兰会议后“三巨头”的第二次会晤,人类的幸福和命运,就掌握在这三巨头手中。与上一次会议重点是如何击败德国不同,这一次,三巨头关心的是战后如何处置德国。

德国的东部国界与波兰接壤。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将一部分德国西普鲁士的领土划入复国的波兰,并由“波兰走廊”将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割裂。这曾是最令德国民族主义者恼火的一项条款,即使软弱如魏玛共和国,也不愿意承认这条边界。这条边界在二战后也是注定无法维持原状的,由于波兰的大量东部领土划入了苏联版图,它势必要从德国取得补偿。在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他愿看到波兰向西移动。丘吉尔用三根火柴棒向左靠拢的动作,来暗示苏联、波兰、德国领土的向西移动。这就是著名的“德黑兰公式”。它形象地说明英国政府赞成用德国东部的土地来赔偿波兰东部土地的损失。

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首脑一致认为丧失东部土地的波兰应该得到西部土地的补偿。但直到波茨坦会议,对波兰的西部国界究竟应当深入到德国哪里,英国和苏联仍产生着剧烈分歧。丘吉尔坚持以奥得河—东尼斯河为界,理由是:

◎第一,对波兰来说,从德国取得如此多的领土对其没有好处。“如果给波兰鹅塞进那么多的德国饲料,使它得了消化不良症,那将是可悲的。”第二,过多割占德国土地会使德国的经济陷于困难,因为德国东部是德国人赖以为生的产粮区。第三,这会使西方大国担负一项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严重道义责任。

但斯大林坚决要求以奥得河—西尼斯河为界:

◎第一,波兰应当得到西部土地作为补偿。第二,奥得河—西尼斯河以东的德国人已经逃离,波兰人正前往那里定居。第三,由于苏军不能既进行战斗,又建立行政机构,所以,苏联让波兰政府执行该地区的管理职务。

与会的波兰代表团则声称,即使以奥得河—西尼斯河为界,波兰东部土地的丧失达18万平方公里,而将获得的西部不超过10万平方公里,因此战后波兰的土地仍损失了8万平方公里。同时,奥得河—西尼斯河既是波兰第一个王朝——彼雅斯特王朝的历史边界,更是一条理想的自然边界。所以,波兰人认为奥得河—西尼斯河以东土地的回归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边界的变动势必引起人口的迁移问题,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必然会形成难民问题。

最后,尽管波茨坦会议要求将德意志种族的居民从波兰和新恢复的国家“有秩序与合乎人道”地驱逐回德国新疆域,但这些规定并未得到履行。波兰复国后的总理兼收复地区部部长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宣布,他的首要任务是把德意志人赶出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波兰有130万德意志人,这些人连同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以东的德意志人都成为被驱逐和遣返的对象。“大约有800万西里西亚、波莫瑞和东普鲁士的德意志人,包括那些在红军到来之前已经逃走的人和如今被波兰驱逐出去的德意志人,为纳粹在东部扩张生存空间的梦想付出了残酷的代价,由此结束了德国在奥得河以东地区超过7个世纪的拓殖史。”波兰至少驱逐了600万德意志人出境,这使波兰从一个三分之一人口是少数民族的国家变成单一民族国家。居住在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以东的德意志人除了一小部分外,大都迁移到德国的新边界内,这批人在到达德国时几乎一无所有。波兰人对许多难民采取的做法,称得上野蛮,但却是德国人咎由自取。纳粹的扩张和对民族主义的利用,既把那些居住在别国的德意志人搞得不容于人,又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这种无法令人容忍的少数民族可以怎样加以消灭。于是,德国人回德国,波兰人居住在波兰,历史又重新回到12世纪前的状况。

◎从东普鲁士向西撤退的德国难民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战前的德国南部边界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1938年,希特勒先后通过“德奥合并”和“慕尼黑协定”将奥地利和捷克境内的德意志人聚居区(统称“苏台德区”)并入了第三帝国。这一举措在二战结束后自然难逃清算。

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一度为回归大德意志欣喜若狂,随后却为自己的民族主义狂热付出了代价。据统计,35万左右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在德军服役并承担了巨大牺牲。同时,一心将自己绑上希特勒战车的苏台德德意志人使自己成了捷克人的众矢之的。流亡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认为,苏台德德意志人的罪行不仅仅在于追随党卫队对捷克人进行的血腥屠杀,更在于慕尼黑危机前,他们联合德国出卖了捷克政府。如果继续留这样的一支少数民族在境内,迟早有一天,捷克的悲剧会再度发生。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进驻整个苏台德地区。一周后,贝奈斯回到布拉格对许多欢迎他的人发表演讲:“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捷克的德意志人……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统一民族国家利益的容许下,我们必须将他们消灭掉。我们的目标是在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彻底非日耳曼化。”

从5月19日开始,贝奈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驱逐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法令,这些法令后来被称为《贝奈斯法令》。除反法西斯的、对捷克工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与捷克人结婚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外,其他苏台德德意志人将被永久地从捷克境内驱赶出去,迁往奥地利和德国地区。在捷克境内居住的第三帝国公民、所有苏台德德意志人、通敌者、叛徒的财产都将归民族管理委员会保管,并且由捷克政府决定其如何使用;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公民身份将被永久性清除;无捷克公民身份的苏台德德意志人中,14-60岁的男性、15-50岁的女性有为捷克国家服劳役的义务。《贝奈斯法令》把原先驱赶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计划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随后,这一计划便开始实施。

获得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毫不犹豫地收回了因慕尼黑协定而割让的全部土地,而且变本加厉地将居住在这个国家的300万德意志人驱逐出境。由于没有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各地区对苏台德德意志人的驱逐毫无秩序可言,实施者大多为地方政府官员或部队军人。这些人见识过了当初纳粹德国的各种手段,因此对苏台德德意志人无一丝好感,遂进行报复。他们掠夺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财产,虐待在战争期间追随党卫队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在这期间,苏台德地区依旧保留了保护国时期的粮食配给制度,但是苏台德德意志人被给予的可用粮食越来越少,致使很多人在这期间饿死街头。除此之外,苏台德德意志人被禁止参加任何娱乐活动,只能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购物,并且未经允许不准擅自更换居住区。6月起,苏台德德意志人学校全部被关闭。

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一举动激起了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反抗,为了制止反抗者,纳粹德国的恶行被反法西斯的捷克政府沿用,在苏台德地区建立了1215个集中营、846个强制劳动所和纪律中心,以及215个监狱,对试图反抗的苏台德德意志人,视其罪行的轻重,分别予以关押。其中最有名的当数纳粹德国使用过的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自纳粹德国战败后,这一集中营便被捷克政府用来关押苏台德德意志人。里面关押的多是苏台德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当初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罪行,现在报应到了苏台德德意志人身上,大量的苏台德德意志人死于非命。

◎东欧种族地图的重构

从5月末开始,苏台德德意志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监督下,开始分批前往奥地利和德国。大部分人常常是接到突发命令,没有任何的准备时间。5月末到7月这段时间,因驱逐而死亡的苏台德德意志人不计其数。1945年5月31日夜,2万名德裔被集体性驱逐,步行56公里去奥地利。因为德裔成年男性都成了战俘,所以这些人大多是妇孺老幼。最悲惨的是,当他们终于到达边境时,驻守的苏联军队却禁止他们过境,让他们返回。这一路确认的死亡人数达800人,这件事被称为“布尔诺死亡行军”。根据捷克官方的统计:整个种族迁徙直接造成2.4万人死亡、6.2万人失踪。

就这样,在野蛮而惨无人道的战争结束后,欧洲的种族地图与政治地图一样被彻底重构。在这个过程中,受害最深的,除了几乎被德国人完全消灭的犹太人,还有德国人自己。定居在东南欧长达一千年的众多德意志移民社区,如同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样,在战后被彻底消灭。直到今天,德意志人与斯拉夫人的种族分布界限,与德国、奥地利同波兰、捷克的国界惊人的一致,这也是二战后的德意志难民潮的印记。

二战结束70年后,在和平环境中的欧洲突然遭遇了来自中东的难民潮的侵袭。这一次的难民潮会如何改变欧洲的未来现在不得而知,就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那样:“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