怛罗斯战役（唐与大食双雄碰撞）
怛罗斯战役简介
怛罗斯战役：怛罗斯战役是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各自扩张极限上的一次著名对决，然而因为史料的缺乏，此战的起因、战场细节，甚至投入兵力和胜负原因一直都众说纷纭。这里将通过多方中外史料的对比分析，尽可能地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诸方面还原怛罗斯战役这场亚洲两端的最强盛帝国军队间的第一次对决。
怛罗斯战役过程分析——
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界带，有一条古老的河流由东向西北横穿而过，这便是塔拉斯河（Talas River）。即使是在中亚，这条全长不过500余公里的小河也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一般的中亚地图上，人们甚至很难找到它的身影。在河谷中游左岸的平原地带，坐落着一座以它的名字命名、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塔拉斯（唐代译名为“怛罗斯”）。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会战，交战一方为镇守西域的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另一方是将领齐雅德统率的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
帝国夹缝中的中亚
塔拉斯所在的中亚细亚腹地，是世界上距离大海最为遥远的土地。它在地理上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候几乎不受海洋的影响，这一特点使中亚降水稀少。由于缺乏雨水，这里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成为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沿着锡尔河与天山一线，中亚北部地区虽然有部分地区干旱，但大部分地区相对比较湿润，从而提供了广袤的牧场供游牧民族生活；这一线的南部地区非常干燥，大部分都是沙漠。这里的居民大多被限制在绿洲和大河流域。由于对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但是，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这里对游牧民族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帕米尔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等等，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在这些大山脉之间又分布着一系列较小的山脉。这些山脉中环抱着一些河谷，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链又将中亚细亚劈为两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隔开。在中世纪的条件下穿越其间非常困难，所以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家规模都很小。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虽然长期内争不已，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它们对外随时准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归降某个大国做附庸，以保存王统，但也随时准备摆脱附庸地位而独立自主。
在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这种政治格局很难被打破。所以在中亚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统治时间上百年、疆域横跨几个大绿洲的国家，这可以说是近代以前中亚历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使那些外来征服者，虽然依据其本土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征服了中亚，但也都很快丧失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一地区也就重新回 到四分五裂的状态。因为这些外来征服者在中亚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无法在他们的帝国内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帝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仅仅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个基层政权之间缺乏横向的联系。中亚的任何一块大绿洲，也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使之俯首听命的军队。
▲ 地图上塔拉斯的位置
▲ 7世纪左右的萨珊波斯帝国疆域
中亚最重要的两条河流是阿姆河与锡尔河，两者注入咸海，明显地将中亚西部区分为几个地理区域。阿姆河（汉籍古称乌浒河）以南，向西南一直延伸到伊朗卡维尔盐漠，历史上称为“呼罗珊”，大致相当于今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地区。呼罗珊地区的主要城市有内沙布尔、图斯、木鹿等。锡尔河（汉籍古称药杀水）和阿姆河中游之间的地区称为“河中”（以日后西辽在这里建立河中府得名），相当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北部草原地带。布哈拉、撒马尔罕和玉龙杰赤是这里的著名城市。
与中原不同，地中海世界学者对中亚的认知非常早。波斯帝国从伊朗高原向东扩张，将疆界一直推进到了锡尔河，而稍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也基本沿袭了波斯帝国在中亚的疆域。因此，古希腊时期的地理书就将河中地区称为“乌浒河外地”（Transoxiane）。据希腊学者解释，该地包括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全部地区，而波斯地理学者所称“索格底安那”则只限于阿姆河以北的泽拉夫善河流域。
▲ 现代伊朗语支分布
在经历了波斯帝国的长期统治之后，古代中亚带有鲜明的波斯文化特征，西方学者干脆径直将其称为“东伊朗”。属于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粟特语曾经是中亚各民族的通用语，在新疆的吐鲁番绿洲也作为商业和文学语言广泛使用，甚至曾是中心位于鄂尔浑（Orkhan）河地区的第一突厥汗国的官方语言。它在语法与词汇上与其他东部伊朗语，如曾在中亚使用的花剌子模语（Khwarazmian）、在塔里木盆地使用的土木舒克语（Tumushuqese）与和田塞语（Khotanese Saka）有亲缘关系，而与属于西伊朗语支的波斯语（在中亚称为塔吉克语，在阿富汗称为达利语）不同。
虽然粟特语今天已经死亡，但其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存在。粟特字母源自西亚的阿拉米语，日后被用来拼写古突厥文（畏兀儿文）。而畏兀儿字母又在13世纪被成吉思汗当作创制蒙古文字母的范本，蒙古文字本身又是17世纪努尔哈赤下令创制的满文字母的原形。直到今天，这种字母仍在中国的蒙古语与锡伯语中使用。这恰是一个缩影，体现出中亚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
这一桥梁作用在张骞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变得日益突出：汉地商人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穿越西域并跨越葱岭（帕米尔山脉）后继续西行，便进入了粟特人居住的河中地区。这里成为欧亚大陆东西贸易的重要地段。
这里地势平坦并有很多绿洲，有最古老的绿洲城市，系索格底亚纳与波斯地区之间的贸易中转站。从河中地区的名城撒马尔罕向西南行，出卡拉库姆沙漠便到达了呼罗珊最东部的城市木鹿，经由此地继续向西穿越伊朗高原，便可直抵“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将地中海世界与中原帝国连接在一起。
368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岸的巴达尼亚（Batnae）每年举行一次的集会上，已有中国（赛里斯人）货物出售；来自中国的丝绸纺织品，经由波斯远销到东罗马帝国，进而转销欧洲各地。与此同时，地中海沿岸的特产，诸如玻璃制品、纺织品、金银器皿、装饰品、手工艺品，以及中亚的黄金、宝石、皮革，印度的香料、纺织品等，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波斯境内，再经过丝绸之路运往东方销售。索格底亚纳的粟特商人当时主宰了从中亚到印度河谷地的商路。来自商路的巨额利润不仅让商人们富裕起来，而且让粟特的普通居民也变得富足。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反映在制陶这样的家庭手工业中：6世纪比较原始的碗到了7世纪，已经被富有艺术性的器皿和银制雕刻品所取代；7世纪下半叶和8世纪初，粟特平民的餐用陶器的设计也全盘改变，其形状和装饰开始模仿贵族的银器。
滚滚而来的财富引来了强邻的觊觎。在西方，丝绸的短缺和丝价的暴涨带给罗 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压力，促使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即安息帝国），以及之后的萨珊波斯帝国都发生了长期的战争，以夺取通向中国的商路的控制权。罗马帝国在106年控制了皮特纳，216年占领了埃德萨，273年夺取了且兰。但总体而言，罗马人也只是推进到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红海的大门和陆路商道依然控制在帕提亚人和之后的波斯人手里。罗马帝国不得不与他们妥协，仍然从其手里购买中国丝绸。
▲ 丝绸之路
▲ 西突厥汗国疆域
29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与萨珊波斯帝国签订贸易条约，指定尼西比纳为两国丝绸贸易的中心，使尼西比纳从此成为中国丝绸进入地中海地区的关税之城。408年、409年，东罗马帝国同萨珊波斯帝国的伊嗣埃一世又签订了丝绸贸易协定，将贸易中心扩大到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克、阿拉斯河畔的阿尔塔萨城，但这些条约是在萨珊波斯帝国自沙普尔二世在位时起与东罗马帝国进行了长达将近40年的战争后才达成的。562年，萨珊波斯帝国的库思老一世国王与拜占庭的查士丁尼皇帝又签订了为期50年的和平条约，将贸易中心又扩大到达卢城，而这也是又一次战争的结果。
在东方，6世纪后期，游牧民族的突厥可汗们建立了领土广阔的游牧汗国，从黑海一直延伸到中原王朝的边境；自玉门关以西丝绸之路的所有道路均已被它控制，所有的绿洲城邦国家都是它的属国。但是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国家，它既不是丝路贸易的商品产地国，又不是贸易的集散地，它仅仅是通过“切税商胡”“督其征赋”，榨取中亚绿洲诸国和贸易商队的财富来养活自己。不过粟特人的商业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为突厥人希望这些道路安全以获取稳定的财富。譬如，突厥可汗与撒马尔罕统治者的关系更像同盟者，而不像宗主国和属国：突厥可汗的女儿嫁给了撒马尔罕王。虽然如此，突厥汗国作为亚洲内陆主宰力量的两个世纪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在书面史料中，这是第一次一个真正的游牧政权同时 与三个主要定居文明政权为邻：中原帝国、“万王之王”萨珊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安西都护府的经略
突厥人控制中亚，对中原政权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崛起的突厥、吐谷浑诸族阻断贸易路线，将对中原政权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害。同时，寇据丝绸之路的游牧诸族与中原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隋书·卷84》） 他们既可能成为沟通丝绸之路贸易的力量，也可能危害丝路贸易。
因此，隋唐两代皆在中原（及江南）稳定后积极经略西北。尤其是唐代，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需要牢固地控制西域。一方面，当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而河陇地区的畜牧业更是在当时唐代的畜牧业中占支配地位。西域则是保卫繁荣河陇地区的第一道屏障，所谓“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全唐文·卷219》） 。
另一方面，控制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关系着唐朝的切身经济利益。这种经济收益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直接的税收。唐律规定行人过水陆关，需有公文（“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唐廷通过丝绸之路对过往胡商征税，从中获得巨额的经济收益，以致“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也就是说，唐朝对西域胡商所征收的税，竟然可以满足数以万计的军队的供给，其数额实在可想而知。其二，由于丝绸之路的繁盛，随之而来的各种服务业自然兴盛。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曾作诗《题金城临河驿楼》：“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由此可知当时丝绸之路上有着大量的驿站、驿道。玄奘取经时，“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去至彼。停月余日，……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有如此之多的外商过往凉州，可以想象当时丝绸之路上客栈之多。其三，丝绸之路繁荣，“关已西诸国与贩往来不绝”。大量西方货币与奇珍进入唐朝，也给沿途的西域以及河陇地区的商人进行中间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唐廷以太宗、高宗两代之力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取代了他们在亚洲内陆的霸权，建立起了其对西域的统治。除了东部的伊州（伊吾，今哈密）、西 州（高昌，今吐鲁番）和庭州（轮台）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州县制外，西域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安西都护府的节制之下。
▲ 唐代安西都护府所在的交河故城
显庆三年（658年），唐朝移安西大都护府于龟兹，以龟兹地区作为统辖西域的中心，管辖着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大军事重镇，其范围包括今整个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域。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都伊罗卢城，即今天库车县皮朗古城遗址。四镇中，龟兹镇置于拔换，焉耆镇置于博格达沁古城，于阗镇置于于阗城东（今洛浦县阿克斯比尔古城），疏勒镇置于今阿西克阗干附近的托卜沁古城。从地理位置来看，四镇对安西都护府形成环卫。
最初统治西域，唐朝并未派驻大批军队，防御力量薄弱，以至在与西突厥、突骑施、吐蕃的争夺中，安西四镇时废时设，安西都护府一度退至西州。直到长寿元年（692年）十月，王孝杰大破吐蕃军队，收复四镇后，向朝廷奏言增兵西域，长期屯戍留守，以固西陲边防。武则天“用汉兵三万以镇之”，建筑城池、关戍、烽燧，将西域地区纳入唐朝统一军政体制。
唐朝在西域的驻军主要集中于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8世纪初，新罗僧人慧 超自印度东归，途经龟兹。他在游记中写道：“又经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
除驻守都护府和四镇外，在一些重要的关隘还有守捉兵和烽戍兵。
守捉是唐在边境地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的军事检查机构，驻兵守卫盘查，其统兵长官称守捉使，兵员数百至千人不等。安西大都护府辖境共有兰城、坎城、葱岭、张三城、于术、榆林、龙泉、东夷辟、赤岸十守捉，有粟楼烽、碎卜戍、移杜、彭怀四戍堡。
唐时每30里置一烽，建于边塞山险要隘处，内为烽戍兵。烽有烽帅，管烽卒3至5人，平时防烽屯田，准备积薪，有警则举火，烽卒由卫士充任，无卫士则以乡兵充任。
至于安西都护府控制的兵力构成主要分为三部分：唐帝国中央直属军、羁縻都督军和小国地方军。中央直属军主要指唐朝派驻到西域各地的驻防兵，如唐朝在龟兹的驻军。中央直属军的兵力来源在737年之前，主要是从内地征召来的府兵，以雍、蒲、坊等州府兵居多，这些府兵隔几年（按规定不超过4年）换防一次。“自开西镇，列诸军，戍有定区，军有常额。”（《新唐书·列传第五十八》） 738年之后，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随之废止，西域的驻兵主要变成征发招募而来的镇军。《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玄宗时，“安西都护府镇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加上四镇兵力共约4.4万人。
为了维持这支军队，“自开元中及于天宝……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这就是说，仅仅用来采购粟麦，即供应军粮的经费，中央每年需给西域拨解缣帛20万匹。《通典·食货六》还记载：“给衣则五百二十万（……伊西、北庭四十万，安西五十万……）”。这就是说，为了备办军装，朝廷每年需给西域拨解绢帛90万匹。这自然只有大一统的中原帝国能够承受。
羁縻都督府指归附唐朝的各地方势力，如唐朝在西突厥境内设置的各个都督府。作为朝廷为控制边疆而设立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与“缘边及襟带之地”设置的都督府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管理边境地区。都督府的大都督一般由羁縻国首领担任，如龟兹国都督白素稽即是龟兹王。都督府一般都屯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兵力来自本地方民族征召。
小国地方军指在唐中央军实际控制地区的农耕小国的军队，如于阗国，不仅有 唐朝中央军在此驻防，亦有于阗本国军队的存在。这些小国地方军的兵力同样来自本国。
阿拉伯人的东进
当然，大唐帝国在内陆的统治地位并不是没有挑战者的。7世纪后期，曾被太宗皇帝灭亡的（东）突厥汗国在蒙古高原故地复起。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从青藏高原崛起的强盛势力吐蕃也北上东进，成为唐廷劲敌。与此同时，另一个从远方兴起的帝国也将触角伸到了中亚，这就是阿拉伯帝国，唐代称之为“大食”。这其实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大食”（Tazik）在今天通常翻译成“塔吉克”，是突厥人对中亚地区说波斯语的穆斯林的称呼。但当时的阿拉伯人恐怕不会乐于接受这个称呼，因为阿拉伯帝国正是萨珊波斯帝国的毁灭者。
阿拉伯人征服战争的冲击波，实际上也是几个世纪以来闪语部族向阿拉伯半岛以外迁徙的总爆发。阿拉伯帝国大规模扩张的序幕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634—644年在位）时代拉开，不到30年，萨珊波斯帝国便已宣告灭亡，而东罗马帝国也丢掉了一半的土地。两大帝国崩溃之迅速可能都超出了阿拉伯人自己的意料，正如当代伊朗学者所说，“在伊斯兰教之前，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伊朗民族和罗马民族是政权、外交、庄严、雄伟的最完美的象征，在穆斯林战胜了伊朗和罗马这两个大国之后，这种形象却被击败了”。
在当时，阿拉伯人的扩张还在继续。根据《中亚塔吉克史》的记载，“阿拉伯侵略者从侵入伊朗时起，就提出了征服阿姆河以北的中亚地区，即马瓦拉痕那儿（阿语‘河那边的地方’）的任务”，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亚库特的著作和纳尔沙希（公元10世纪人）的《布哈拉史》中，可以见到阿拉伯人的如下传说：“似乎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本人曾经宣称，征服河中地区是他属下教徒的神圣而又光荣的职责。”
同时，唐帝国对西突厥汗国的毁灭性打击给阿拉伯人进入中亚以可乘之机。“西突厥汗国的崩溃，极有利于阿拉伯人进驻玛瓦郎那尔（粟特）。阿拉伯的编年史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自661年起，阿拉伯帝国进入了倭马亚王朝时期。这一王朝的创立者穆阿威叶将向中亚阿姆河外地区扩张看成是其首要事业。从663年起，穆阿威叶以巴士拉为 基地，花了近8年时间（663-671年）彻底征服了呼罗珊地区（今伊朗东北部与中亚南部）——萨珊波斯帝国最后残存势力所在。673年以后，阿拉伯帝国以呼罗珊为基地，开始了对中亚的初期征服。
脱离了西突厥的保护伞，粟特人的国家无力对抗阿拉伯的铁骑，何况这些国家彼此之间还在钩心斗角。“当地政权多而分散”，“河中地区各统治者之间的不和，使中亚各民族难于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者”。这些国家，即使在抵抗还是妥协的重大选择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时，阿拉伯征服者多次渡过阿姆河，袭击河中地区，每次，布哈拉王都向阿拉伯人纳贡或送其他礼物，以便缔结和约，从入侵的危机中解救自己的国家。”结果，681年，大阿拉伯军队进入粟特并占领了撒马尔罕。弘道元年（683年），呼罗珊新总督萨勒木已在布哈拉驻军。
不过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阿拉伯人的扩张止步于锡尔河。统治集团的内讧（30 年内更换了9任呼罗珊总督）、复兴的后突厥势力进入中亚，都影响了阿拉伯人的征服事业；直到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在结束了国内争夺政权的内讧，镇压了被征服国家的起义后，阿拉伯贵族才下定决心夺取河中地区，开启阿拉伯征服史上的第二个时期。705年，彻底征服河中地的任务被交给了呼罗珊总督屈底波（705—715年在位）。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屈底波连续攻占了吐火罗斯坦的首府巴里黑及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及花剌子模等大片土地。714年，屈底波出兵费尔干纳，阿拉伯人的兵锋几乎抵达喀什，将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扩张活动推到了顶峰。
▲ 阿拉伯的扩张
▲ 阿拉伯剑
▲ 倭马亚王朝战士。1倭马亚王朝巴尔赫总督，2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精锐重骑兵，3倭马亚王朝埃及轻骑兵
可惜好景不长，次年，苏莱曼（715—717年在位）继位为哈里发。屈底波知道苏莱曼对他的敌意，遂与其家族一起迁往费尔干纳，意在脱离哈里发国家。但是对10年之久的持续血战感到厌倦的阿拉伯军队不再服从屈底波，杀了他及其家人。屈底波死后，他的“伟业”并未被苏莱曼新的东方将领所继承。可以说，屈底波的 死，不但标志着阿拉伯在中亚25年的征服的结束，也标志着其衰退的开始。
以后，其继任者都没有超出他的征服范围。突骑施（“异姓突厥”）政权的兴起更使阿拉伯人面前出现了一个劲敌。724年，阿拉伯军队攻拔汗那，围渴塞城，突骑施可汗苏禄之子尔微特勤驰袭，阿拉伯军队狂退，在药杀水又遭粟特人军队进攻，伤亡重大。这实际上是阿拉伯人15年中对河中的最后一次入侵，西方史籍上把此事称为阿拉伯人蒙受灾难的“渴水日”，这次灾难在阿拉伯征服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严重打击了阿拉伯人的威望。从此以后，阿拉伯人发现自己成了防守的一方，并且逐渐地被从阿姆河外的所有地区驱逐出去了。
727—729年间，河中爆发反阿拉伯人起义，苏禄又一次入援，“把阿拉伯人赶过了阿姆河，甚至布哈拉也被其攻下”，“突厥人甚至攻掠到了呼罗珊”。在一次战役中，阿拉伯人安排了两名神箭手对苏禄进行狙击，两箭射中苏禄的面部，却不能取其性命——苏禄身上穿着当时负有盛名的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吐蕃锁子甲。
731年初，呼罗珊总督居纳德（Junayd）率军渡过阿姆河，向撒马尔罕进军。阿拉伯军队受到突厥（即突骑施）可汗军队的阻击。突厥军中有当地的粟特国家军队。突厥人采用火攻，阿拉伯军队饥渴交加，一败涂地，居纳德仅率千余人逃脱。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Tabarī）将是役称为“关隘之战”。
此后，盛极一时的突骑施改变了对唐廷的恭顺态度。734年夏，苏禄率军围攻疏勒，大有吞并西域之势。这对唐帝国在西域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于是出现了“唐朝与大食计会连兵”，两国在东西两面几乎同时对突骑施实施军事打击。
734年秋，唐玄宗密诏安西节度使，征募万名胡汉士卒，防备突骑施。按其诏令，河西节度使派兵2万往取瓜州北部，以便开道西域，又令朔方军于瓜州征募士卒2万，选定十二月上旬联合安西各县发起进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作战计划 未能付诸实践。
▲ 粟特文钱币
在737年，阿拉伯方的呼罗珊总督阿萨德也发兵进攻河中的撒马尔罕，但未能占有其地。同年，阿萨德征集大批军队，在哈里斯坦（Kharistan）附近的会战中，大破苏禄与粟特人的联军。这一战役关系重大，它“不仅是阿拉伯在中亚命运的转折点，而且预示着突骑施的衰落”。738年夏，苏禄死后，突骑施内乱频发，最终走向崩溃与灭亡。到740年左右，阿拉伯帝国重又控制了河中各地。
高仙芝的进击
这一时期的河中国家通称为“昭武九姓”，包括康国、石国、米国、何国、史国等众多粟特人小国，“昭武”可能是“城主”的意思，用来称呼其部族首领。对于他们来说，新来的阿拉伯人实在算不上是一个仁慈的主人。与“圣战”的表面主旨大相径庭的是，阿拉伯人对榨取河中的财富远比传播先知的信仰更感兴趣。阿拉伯帝国向来对各中亚属国横征暴敛，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据10世纪中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记载，呼罗珊总督逼迫布哈拉（唐称“安国”）赔款100万迪拉姆，其数额相当于布哈拉5年的税入；又强令撒马尔罕（“康国”）一次缴纳200万迪拉姆，以后每年交纳20万迪拉姆以及3000“头”奴隶（每名奴隶折价200迪拉姆）。各国负担十分沉重，有国王向唐廷上表，国内库藏宝物及部落百姓，并被大食征去。
▲ 彩绘胡人骑卧骆驼俑，藏于西安博物院
当地人摆脱沉重负担的唯一希望在于皈依伊斯兰教，因为改宗以后就可以免交人头税。问题在于，当大众开始改宗时，赋税收入随之减少。结果呼罗珊总督在718—719年间下令，只有接受割礼和熟悉《古兰经》的改宗者才能免交人头税。这立即使得新皈依者陷入进退不能的窘境，一方面，逃避赋税的希望破灭；另一方面，《古兰经》规定叛教者只有死亡一途，这就阻断了这些人重新回归原来信仰（主要是祆教和佛教）的可能。
于是，在720—722年间，河中地区爆 发了大规模的反阿拉伯人起义。在竭尽全力镇压了这次反抗之后，呼罗珊总督试图减轻人民的不满，下令所有人改宗都可以免除人头税（728年）。这一次，许多人热烈地做出回应成为穆斯林，几乎没有人再需要缴税了——这与阿拉伯人的利益冲突，呼罗珊总督当年就自食其言，结果又引发了以布哈拉绿洲为中心的大规模起义。这也使得河中地区“被认为是阿拉伯哈里发国家最靠不住的边陲之一”。
▲ 19世纪的祆教寺庙
▲ 阿拔斯王朝的军队。1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卫士，2呼罗珊重弓骑兵，3费尔干纳骑兵
到了750年，阿拉伯帝国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747年，一个获释奴隶阿布·穆斯林率众在呼罗珊起义。到了两年后的749年，倭马亚王朝军队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起义者占领库法城后，于749年年底在库法清真寺宣誓拥戴阿布·阿拔斯，是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任哈里发。由于这个新王朝的旗帜尚黑色，在中国史籍上被称作“黑衣大食”。750年1月，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支流扎布河畔覆没，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西逃，8月他在埃及遭阿拔斯军队追杀而死，倭马亚王朝宣告灭亡。
代之而起的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局势不稳，自称“萨法赫”（意为屠夫或仁慈、慷慨的人，双关语）的阿布·阿拔斯致力于扑灭和铲除前朝余孽，残忍地设计屠杀了倭马亚家族80余人；倭马亚王朝历代哈里发的陵墓也遭到破坏，尸体或被鞭打，或被焚毁。由此引发的国内动荡也波及了并不驯服的中亚河中地区，布哈达的驻军发生了哗变，“昭武九姓”也趁机响应。
为应对帝国东部边疆的变乱，阿布·阿拔斯委派阿布·穆斯林出任呼罗珊总督。这位开国元勋位高权重，驻节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州境内的一个古代绿洲城市），号令一方，颇具势力。他命令手下大将齐雅德·萨里率领新王朝的统治支柱——精锐的呼罗珊军队进入河中地区，镇压了布哈拉等地的叛乱。
▲ 唐代骑兵俑
另一方面，唐廷也企图利用阿拉伯国内的混乱形势，“重新规图河中”，全面恢复阿拉伯人进入中亚前唐朝在葱岭外的势力范围。作为安西节度使的大唐名将高仙芝刚刚在帕米尔高原“深入万里，立奇功”，对吐蕃势力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这为他在西方赢得了“山地之主”（阿拉伯语：Sāhib jibāl al-sīn）的美 誉。高仙芝衣被铠甲、身跨青海骢（一种古代宝马）的飒爽英姿，也令“诗圣”杜甫赋诗一首（《高都护骢马行》） ，以表敬意。
高仙芝率兵首先进攻在河中地位最重要的石国（波斯语chach，意为“石”）。这个国家位于今天的塔什干，农业发达，地处中亚商贸中心与交通枢纽，不是西域一般的小国。658年，该国曾为安西四镇之一的大宛都督府，唐廷授其王为都督。713年，唐廷正式册封其统治者为石国王。但石国很可能实行双王制，虽然其中一位国王亲唐，并得到唐帝国册封，但另一位则亲阿拉伯人，或直接说亲呼罗珊。而后者在该国占据优势，所以导致了高仙芝的攻伐。
750年，唐军攻陷石国都城。第二年初，高仙芝将前石国国王一行带入长安，献捷之后斩于阙下。诗人薛能在《拓枝词》中写道：“悬军征拓羯（即石国），内地隔萧关。日色昆仑上，风声朔漠间。何当千万骑，飒飒贰师还”，对此役赞赏有加。
不料，唐廷凯旋盛典余音未终，边关警报已千里传驿，飞报长安。此前，高仙芝贸然擒获石国国王，掠夺石国财富，“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宝石）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资治通鉴·卷216》） 。但史书又在后面跟了一句“然亦不甚爱惜，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新唐书·列传第六十》） 。这就说明，高仙芝原本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实在是破石国之役赢来轻而易举，故而有些得意忘形了。但高仙芝背信弃义、掳掠杀伐的行为，本已使大唐在舆论上处于不利。侥幸脱逃的石国王子奔走于“昭武九姓”，极言唐军之残暴，更使“诸胡（唐代狭义的胡人即指粟特人）皆怒”，而后其又前往康国（撒马尔罕），投奔率军驻扎在那里的阿拉伯将领齐雅德·萨里。最终传到安西的消息是：大食兵有可能与诸国连谋进攻四镇。为争取主动，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御来敌于国门之外。但也有观点认为，高仙芝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主要是唐帝国清除突骑施残余势力战略的一部分，并未预料到阿拉伯军队的来袭，导致其措手不及。
兵进怛罗斯
751年初夏，高仙芝征召安西各镇军队主力，向西进发。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出生在碎叶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马克市西南）的大诗人李白，当时曾以“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而西破犬戎”的豪迈诗句，为从征的族弟李绾壮行。作为安西都护府下的一名幕僚，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大军临行前也赋诗：“都护新 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 ，极言唐朝军容之胜。
“甲兵二百万”自然是艺术上的夸张，安西大都护府总兵力不过2.4万。除去留守部队，高仙芝率领的唐兵恐怕不过2万。
如前面所说，天宝年间，唐帝国已经由府兵制转为募兵制。之前在府兵制时，军府分为内府和外府。前者即中郎将府，成员为勋贵子弟；后者即折冲府，成员为普通士兵，21岁入军，60岁出军。唐初最多时，折冲府共有657个，一般以其所在地为名，并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有1200、1000和800人。府下200人为团，设校尉；100人为旅，设旅帅；50人为队，设队正；10人为火，设火长。他们平时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府兵是兵役制度而不是军队编制。根据相关出土文书显示，遇到军事行动，唐帝国是根据具体情况，从各军府中抽调不同比例的士兵，而不是整体调动。其中善于骑射的会被选入骑兵，其他人为步兵。
总体上，被征发的府兵每火备6匹驮马，驮载大家公用的炊具、工具和寝具。每士卒则要携带1张弓、30支箭、1个胡禄（箭筒）、1把横刀，以及砺石、衣物等随身物品，以及麦饭9斗、米2升。至于其他的甲胄武器，则由国家统一生产制造、统一储备，临战分发。
至于天宝年间，军队的主力已经是“兵募”了。兵募由各州县乡里征发募集而来，并带有一定强制性质。不过兵募的装备主要由国家出资负担，不足部分由个人承担。兵募服役期限在安西这样的西北地区是4年，其他地区为3年或2年。
此外，当时的唐军还拥有如义征、健儿这样的“志愿兵”，以及内迁的城傍蕃兵等兵力来源。基本上，这些兵募、健儿、城傍蕃兵会被编入当时如安西四镇的大唐帝国边防军——镇军。
唐帝国前期的军事制度其实分为两个层次，即平时的兵役体制与战时的行军体制。如前面所说，兵役层次下的府兵或兵募，会被按比例抽调组成行军，也就是机动野战军团，执行作战任务。行军的指挥官如果是皇室成员出任，则为行军元帅；如果是朝臣出任，则为行军总管或行军大总管（节制诸总管，相当于前线战区司令）。军事行动结束后，除留下少部分的兵用于镇守外，行军会解散。唐初李靖平突厥、李勣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等军事行动，都是采用行军制度。自唐高宗仪凤年间以后，为了应对越来越频繁的边境作战，唐帝国在行军留镇的基础上， 结合之前的镇、戎边防体系，形成了平时担任边防卫戍，战时组成野战兵团的镇军。到了唐玄宗时期，节度使领兵的镇军制度已经确立，镇军既是常备军又是野战军。
镇军大致分为军，城、镇，以及前文提及的守捉三级编制。一般来说，军为最高一级，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一般平均在万人左右。城、镇作为第二级编制，一般为数千人，比如三受降城，兵力约有6000到7000人；安西四镇，每镇兵力在6000人左右。至于守捉，一般为几百人，但也有几千人的大编制守捉。
值得一提的是，安西四镇的唐军有其特殊之处。西域地区是优质马匹的重要产地，能够通过与游牧民族进行绢马贸易，获取大批优质马匹。玄宗天宝六年（747年），当时还是安西副都护的高仙芝率军讨伐小勃律时，就已经“步兵皆有私马相随”。当时安西唐军虽然有步兵、骑兵之分，实际上行军时，马匹的数量大大超过骑兵人数。如果按步兵皆有私马来看，这支军队是清一色行动迅疾的骑马机动军团。不过步兵的私马可能只用于骑行，不用于作战。普通骑兵皆备两匹马，而步兵仅备一匹私马。这也使得安西都护府的唐军成为全国行军速度最快的部队。另外，由于大唐帝国内部承平日久，中央禁军和内地唐军已经战斗力大减，甚至不堪作战，而如安西唐军这样的边防军则成为当时大唐帝国的精锐力量。甚至有种说法，安史之乱其实就是大唐帝国东北边防军（叛军方）与西北边防军的较量。
这支精锐的唐军部队从安西都护所在的库车出发，长途跋涉2000余里，在碎叶会合了附属国的军队。按照杜佑《通典》的记载，此时唐军总计约7万。但是，《通典》在记载唐军军事行动时，对兵力和损失经常有夸大数据之举。比如天宝八年，哥舒翰与吐蕃的青海之役，“谪卒二千”的损失被记载成了两万；天宝十一年，安禄山率五六万人败于契丹，结果被记载成了“十万众尽没”。另外，此时不仅乌浒水域诸国早附大食，而且河中粟特诸国也几乎全都改臣于大食。其中包括康、安、米、史、曹、何、火寻、石汗那，而唐军方面所能征调的属国、属部兵只有拔汗那和葛逻禄两国（部）兵，其中葛逻禄（异姓突厥部落）还属于新附部落，与唐渊源不深。这些属国能提供多少兵力也有待推敲。
总之，结合《段秀实别传》的6万、《旧唐书·李嗣业传》的2万、《通鉴》的3万、《唐历》的3万来看，唐军此次或为了扫清突骑施的残余势力，或为了对抗咄咄逼人的阿拉伯帝国，动员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天威军的本土唐军，以及附属的城傍蕃兵，还有属国军队一共6万余人的兵力。而这6万余人到底有多少聚集在碎叶，又有多少投入到怛罗斯战场，就很值得推敲了。
首先唐军在其他方向上也有军事行动，比如“天威健儿”就留在了碎叶防备突骑施人。其次，后勤也成为制约兵力投放数量的关键因素。从之前的开元三年和开元二十二年，唐将郭虔
与牛仙客各自的军事筹划和作战行动来看，安西都护府在执行长途西征任务时，后勤所能承受的最高兵力为1万人。因此，就算高仙芝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也不会更不可能将动员的力量全都投入到怛罗斯战场。
总体上，综合考虑，唐军投入怛罗斯战场的总兵力不会超过3万人，而其中真正的唐军最多也就是在2万人上下。
751年七月末，唐军抵达了石国大镇怛罗斯。此地西距石国都城225公里，东行250公里则至碎叶。玄奘曾经到过这里，《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石国可能是在突骑施衰落后，将疆域扩张到此处的。这里也成为继汉代李广利远征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及陈汤击灭郅支单于于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部）之后，古代中原王朝军队所达最远的地区。不过，这其实并不是唐帝国军队第一次到达这里。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高仙芝的前上司——唐将夫蒙灵察曾率军一举攻克突骑施人据守的怛罗斯城，威震西域！
当时，高仙芝或许渴望重复前辈的辉煌，或许更想用一个胜利向那位曾经用被载入史书的脏话臭骂过自己的前上司证明自己。因此，他很快就展开了攻势。然而，怛罗斯城里的石国守军和阿拉伯军队在赛义德·本·侯梅德的指挥下，一直坚持到齐雅德·萨里统领的阿拉伯与河中各国联军到来。
援军的到来，使战场局势立即逆转，唐军退至塔拉克——一个距离怛罗斯城数英里远的集镇列阵，迎战阿拉伯人的主力部队。此处是一个山下河床中的小平原高地，正是东西两军会战的好战场。
双雄的对决
在当时的怛罗斯战场上，对峙双方的军队服饰迥异，语言不通，武器装备亦大不相同。这是蒙古人崛起之前，亚洲两端的最强盛帝国军队间的首次遭遇。
根据推演，高仙芝应该是将步军部署在怛罗斯河边以抵御敌人进攻；自己则率领骑兵驻扎在步兵阵地之后，作为机动部队；战斗力较弱的属国军队被部署在两翼 充当警戒部队。
虽然因为史料的匮乏，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怛罗斯战役双方军队的具体作战过程，但是借助历史记载、考古发掘，以及绘画等艺术作品，我们依然能很好地还原当时对战的唐帝国军队与阿拉伯帝国军队各自的特点。
如前文所说，唐玄宗时期，镇军已经取代了行军制度，但根据唐代对行军制度的记载，再配合其他文献，我们依然可以勾勒唐帝国中前期的战术体系和作战模式。
根据《通典》与《李靖兵法》的记载，唐军以2万人为一军，此即唐军最基本战役行动的标准基数编制。这也正对应之前高仙芝所率的2万唐军。
唐军的一军，下分为4000人的中军，各2800人的左右虞侯军，各2600人的右厢前军、右厢右军、左厢左军、左厢后军七军，即“七军”制。此七军组成以中军在中间，其他六军环绕的“六花阵”。六花阵还分为圆阵、方阵、曲阵、直（纵）阵、锐阵五个基本阵形，以应对不同的敌情、地形与攻防需求。
查阅相关典籍和敦煌文书，可以知道，军的指挥官为大总管，并直辖中军；其他六军设总管。七军之下为营，其中中军为一个4000人的大总管营，其他六军总管各下辖一个千人的营，另下辖两个800人或900人的子营，设子总管。也就是说，唐代一军下辖19个营。另外，在唐高宗时期，营下面还有四五百人级别的押官营，设押官。
营下面的队，则是唐军最基本的编制单位。队的编制源自府兵制下的队，也是50人为队（设队正），10人为火（设火长）。在实际作战中，各军与各营的编制数常常有所变动，但队这一级却一直相对稳定。根据记载，每队据地20步，也就是占地大约45平方米。唐代计算兵力、进行战术配置和进行作战，其实都是基于队这一编制而言的。所以讨论唐军的战术与装备还是要着眼于队这个层面。
结合前面所说，理论上，唐一军共有400队，2万人。其中战兵1.4万人，280队；辎重兵6000人，120队。战兵中，步兵1万人，200队；骑兵4000人，80队。步兵中，弩手40队，弓手44队，跳荡58队，奇兵58队。
临阵作战时，200队步兵中会有30队被抽调出来，组成15个大队，“居当军中心”，负责警卫和充当最后的预备队。其他170队则被分为相等的前后两阵，前阵为战队，后阵为驻队。前后阵均包含弩手、弓手、跳荡和奇兵队。
前阵与后阵其实就构成了唐军“六花阵”中最基本的步兵横阵。根据《太白阴经》的相应记载，唐军全员装备长枪、弓箭与横刀，而铠甲装备率在六成以上。可 见，唐军步兵是一支多功能、复合型、拥有良好防护的精锐兵团。其全员兼顾组成重装步兵坚阵与实行远程打击的能力。作战时，还会各有两成唐军步兵另外装备强弩与陌刀，以强化远程打击与陷阵突击的力量。
具体说来，作战时，战队与驻队按照弩手、弓手、跳荡、奇兵队的梯次布置。而在战队之前，唐军还会抽调精锐力量，组成战锋队，很可能装备陌刀，作为肉搏陷阵的先锋。
战斗开始后，唐军会先进行远程打击。古代中国军队一直重视弩这种远程打击武器，唐军自然也不例外。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诸军招收弩手，“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约540米），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约414米），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约360米），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约288米），四发而二中”（《新唐书·志第四十》） ，达到以上标准才为合格。当然在实战中，考虑到敌人拥有防护，出于保证杀伤力的考虑，弓弩的射程不会过远。《李靖兵法》规定，敌距一百五十步（约225米）时，弩手开始射击；敌距六十步（约90米）时，弓手开始射击。当敌距二十步（约30米）时，弓弩手要丢下弓弩，手持刀棒，与战锋队一起投入肉搏。随后手持长枪的跳荡队与奇兵队也相应投入肉搏战斗。
如果战事不利，唐军则采取隔队抽队撤退的做法，即隔一队抽一队后撤。后撤的队撤至阵后百步（约150米）休整，之后接替前队，掩护其后撤休整。这种战术与罗马军团的交替撤退掩护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激战过程中，驻队不会轻易投入战斗，以维护阵线的稳固和保卫辎重。如果战队有人退缩不前，驻队将执行战场纪律，将其斩杀；如果战队击败敌人，驻队将抽调人员参与追击；战队陷入胶着，驻队将投入战斗，加强战队；如果战队被击败，驻队将接替战队，掩护其重整。
如前所说，唐一军中，骑兵有80队，约占战兵的28.5%。根据之后安史之乱时期，上元元年（760年），对唐军名将郭子仪麾下各路兵马的统计，其中骑兵平均占总额的23.3%。考虑到安史之乱使得唐帝国国力大耗，骑兵的比例必然降低。安史之乱前的安西四镇唐军，如前所说，拥有大量优质战马，所以其骑兵比例不会低于30%。根据记载，唐军骑兵或集中布置，或与弩手、弓手、跳荡、奇兵队混编入六花阵中。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记载中，唐帝国骑兵的战马不披马铠的情况出现得较 多，所以出现了所谓“重骑兵在唐帝国开始衰落，轻骑兵逐步代替了重骑兵”之类的错误观点。
中国古代经常将人马俱甲的重装骑兵称作“甲骑”，也就是甲骑具装。结果，国内现代一些学者就根据这些古称，只将“甲骑”作为重骑兵，其余就统统归为轻骑兵，从而得到了前面的错误观点。但这种观点在军事装备研究上是不太严谨的。
其实根据国外较为普及的定义：拥有突击力量、有较强的近战装备、相较于同时代良好的防护，以及强壮的战马，即可视为重骑兵。而并非以是否使用马铠作为判断依据。唐帝国同时代的法兰克重骑兵——墨洛温王朝或加洛林王朝骑兵，都是马匹不披铠甲的重骑兵，甚至欧洲骑兵一直到14世纪才开始大量装备马铠。
要知道，7世纪左右的唐帝国初期，是中国金属札甲发展的一个高峰。身甲方面，在胸前、背后或腹部加强有圆形金属甲板的重型铁制札甲——明光铠大量装备。骑兵的全套重札甲，有作为头盔的兜鍪、护颈的巨大护项、作为肩甲的披膊、保护前臂的护臂，腿甲保护则一直延伸至脚踝，可谓非常齐全。这样的盔甲和同时代的欧洲、西亚、中亚相比，也算是拥有极强的防护力。穿着这样的盔甲作战的骑兵，肯定不能算是轻骑兵。并且当时也不缺乏唐帝国骑兵装备全套马铠投入战斗的记载。
▲ 身着明光铠的武士形象
至于为什么唐代骑兵不太装备马铠，则主要是由其统一中国后的周边战场所决定的。当时，唐帝国的骑兵较少碰上需要“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场合。唐帝国在西边与北边主要的对手，诸如西突厥、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铁勒、契丹等，均为使用高速骑兵、拥有较大战略纵深的游牧民族，不适合具装状态的唐军重骑兵作战。毕竟比起对战马的防护，唐帝国更重视其骑兵的长途奔袭能力。远赴千里，攻击至怛罗斯战场的唐帝国骑兵，自然也是如此。
总体而言，唐玄宗时代的唐军，虽然可能略逊于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前 辈，但其在装备水准、战术体系上仍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军。
那么，怛罗斯战场上，唐军的敌人——阿拉伯军队又是如何呢？
在不同的历史书里，对于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军队的人数，有2万、3万，甚至10万、15万、20万等说法。
如果仔细考量一下，当时阿拔斯王朝正忙于整合内部力量，并与拜占庭帝国较量，所以此次怛罗斯战役，阿拉伯帝国方面主要投入的是呼罗珊总督区的军事力量。甚至可以说，此战是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的“独走”。
作为之前萨珊波斯帝国的重要总督区和阿拔斯王朝的起家根本，呼罗珊地区拥有雄厚和精锐的军力。阿拉伯人在崛起之初，实行的是部落军制，之后学习了拜占庭帝国的军区制，创造了混合有部落军制元素的封建军区制。当阿布·穆斯林帮助阿拔斯王朝崛起，取代倭马亚王朝时，更多地依靠前萨珊波斯帝国的军事体系，从下到上改革了军制。起码就呼罗珊总督区而言，其军制可以视作萨珊波斯帝国“迪赫干”（dihqan）军制的复兴。简单地说，就是统治者为小贵族们提供报酬和装备，让其服重骑兵役。但因为现金报酬还不足以武装这些具装骑兵，政府还要为其提供诸如村庄和小庄园的封地，以封地贡金的形式作为其服役的补偿。领地里的普通农民则服普通的步兵役。这种体制很类似欧洲的封建骑士制与唐初府兵制的结合。
在阿布·穆斯林担任总督时期，因其功高盖主，已经受到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猜忌。因此他开始拥兵自重，但其实力不会超过此前屈底波时代的5万人级别 。
当然，如前所说，阿拉伯帝国当时已经征服了大部分河中地区，所以能征调诸多属国的军队。这也是之前10万乃至20万兵力说法的来源。
具体到高仙芝深入怛罗斯战场时，根据《布哈拉史》的记载，阿布·穆斯林正派两路人马扫荡河中。一路由达乌德带队，攻打史国周边，兵力估计起码1万；另一路是齐雅德·萨里率领的阿拉伯与河中诸国联军。其中，齐雅德·萨里掌握着本部精锐1万人，同行的安国与康国军队各自实力大约为数千到1万人。鉴于齐雅德·萨里此前还可能收编了叛乱的什叶派军队，所以此次阿拉伯方的援军实力不会少于3万人。至于城内赛义德·本·侯梅德所率领的守军数量，已经不可考。
说到这里，特别要提一下阿拉伯军队的具体情况。提及阿拉伯军队，很多人甚至一些学者都有一些传统的认识误区，即认为阿拉伯军队是以轻刀快马的“阿拉伯轻骑兵”为主。其实在阿拉伯帝国早期，根据现代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阿拉伯军队的主力既非轻甲，也非骑兵。阿拉伯军队真正的主力是步兵，其中包括步兵弓箭 手和重装步兵。骑兵数量急剧增多则是阿拉伯帝国征服了北非及西班牙地区大片领土之后的事了。
▲ 早期阿拉伯军队。1穆斯林将领，2穆斯林步兵弓箭手，3贝都因骆驼部队
阿拉伯军队的步兵最出色的当属其步兵弓箭手。阿拉伯弓箭手的箭头是重型箭头，其沉重的箭矢往往在一定距离内可以射穿较重的铠甲。阿拉伯人之前在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帝国的战争中，经常充当佣兵，所以拥有丰富的重装步兵作战经验。阿拉伯重步兵的作战方式更接近拜占庭帝国的方式，以密集队形作战，使用矛与大盾作为主要作战武器。因此，复合弓箭雨与密集矛阵算得上是阿拉伯军队的看家本领。
此时的阿拉伯骑兵也不像10世纪之后突厥化的阿拉伯骑兵那样擅长骑射，他们更擅长于近战搏杀。骑矛被阿拉伯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骑兵武器。阿拉伯骑矛非常长，达5.5米。阿拉伯人当时并不使用弯刀，而是更喜欢长剑。虽然杜甫在《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中曾盛赞“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但对于阿拉伯军队来说，弯刀的大量装备则是10世纪之后骑兵武器逐步突厥化与波斯化时的事，这也是容易被人误解的。
在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阶段，受萨珊波斯重装骑兵传统的影响，阿拉伯骑兵也开始了重装化。之前的阿拉伯骑兵大多是马匹不披挂铠甲，人披挂铁甲的“快速重骑兵”。这与唐军有些类似，不过当时阿拉伯骑兵主要装备西式的锁子甲，防护力要弱于唐军的重型札甲。同时，随着前萨珊波斯的“迪赫干”贵族进入阿拉伯军队服役，重型具装骑兵开始成为阿拉伯军队的支柱力量。
在阿拔斯王朝崛起后，由于以呼罗珊总督区的前萨珊波斯势力为基本盘，所以这种重装化的情况进一步加强，甚至连骑兵射手也更加重装化。同时，东方的札甲也开始被阿拉伯军队大量装备。身穿札甲，使用长矛、盾牌、弓的呼罗珊重步兵，也成为阿拔斯王朝的步兵精英。总之，呼罗珊的军队，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相对于其王朝的西部军队，显得更为精锐。而且根据当时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记载，他们的装备也较其他部队更好。
由此可见，当时阿拉伯帝国军队拥有重装步兵、步兵射手、重装骑兵与骑射手，兵种完备、战术体系健全，同时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确实是与唐帝国军队相匹敌的强军。而呼罗珊总督麾下的阿拉伯军队与高仙芝麾下的安西四镇唐军一样，都是帝国军队最为精锐的力量。
相对而言，唐军在弓弩上略占优势，而阿拉伯军队在重装骑兵上略占优势。不 过，阿拉伯军队在军队载具方面的优势最为明显。但这个优势不是贝都因人所称赞的拥有“活跃的北风、力量的南风、高速的东风及智慧的西风”之力的阿拉伯马。呼罗珊总督区的阿拉伯军队，更多骑乘的是以不亚于阿拉伯马的阿哈尔捷金马为代表的中亚优良骑乘马，阿拉伯马必然有，但不会是主要战马种类。阿拉伯军队的真正优势其实在于其貌不扬的骆驼。在沙漠地区，骆驼的战略机动性远好于马匹，这使得阿拉伯军队拥有更强的后勤补给能力。同时，骆驼也能帮助阿拉伯人穿越部分沙漠地区，在对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这可能是阿拉伯军队能够出乎高仙芝的预料、快速驰援怛罗斯的根本原因。
▲ 与突厥骑兵作战的呼罗珊重骑兵。1 呼罗珊重骑兵，2 突厥雇佣军，3 阿拉伯步兵，4 波斯骑弓手
很明显，面对坚城，同时兵力不弱于己方的敌方新锐援军已至，高仙芝所率领的唐军在战略上陷入了相当不利的态势。所以他才会选择后退对峙。此后，高仙芝率领远征唐军仍与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苦战了五日之久，不分胜负。
在一般的记载中，到了第五天傍晚，形势突变：唐军不可靠的盟军葛逻禄部队突然叛变，从东北方向高仙芝军队的后方发动了袭击。阿拉伯军队趁唐军阵脚已乱之机，以具装重骑兵突击唐军阵线中央，致使唐军全线溃败；是夜，唐军撤离阵地。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高仙芝驰守白石岭，而高仙芝欲收拾残部于次日再战，李嗣业答曰：“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势危若此，不至胶柱。”
在撤退的路上，唐军遇到了刚刚赶到的另一支盟军——拔汗那的部众（“拔汗那在怛罗斯南千里”），结果撤退的唐军与拔汗那的部众发生了拥挤，人畜塞路，令撤退的唐军不能通过。李嗣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简单粗暴：“前驱，奋力挺击之，人马俱毙，胡等遁，路开。”就这样，高仙芝只率领数千残部，踏着友军的尸体回到安西都护府驻地。这个情况其实也证明了之前的推论，高仙芝所动员的6万军队并没有全部投入怛罗斯战场。
总体而言，现在一般的说法认为，葛逻禄部队的叛变导致了唐军的惜败。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葛逻禄当时正面临回鹘的军事压力，他们出兵多少，甚至有没有出兵都存在争议。所以唐军的战败，很可能与日后1683年围攻维也纳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类似，即面对坚城，又遭遇敌军新锐援军的突袭，围攻部队师老兵疲而被击败。
怛罗斯战役可以说令唐帝国的安西都护府精锐部队损失惨重。高仙芝只剩数千残部，其损失可能在2万人左右，其中阵亡和被俘各约一半。但在穆斯林史家笔下，怛罗斯的胜利被夸张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麦格迪西的《肇始与历史》记载：“他们分几次将他们（唐军）各个击败，共杀死4.5万人，俘获2.5万人，其余纷纷败逃。 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不止一次将俘虏5万人5万人地渡过河去。”另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艾西尔的《历史大全》则记载：“两军大战于怛罗斯河，穆斯林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
俄国近代历史学家巴托尔德甚至认为，怛罗斯战役“决定了中亚细亚的命运”，“中亚细亚应该是中国的，但它却变成了穆斯林的”。这种说法实在言过其实。唐军虽然败得比较狼狈，但其实核心唐军一共就投入了2万人，主要将领也都安全撤回，所以算不上伤筋动骨；唐帝国在中亚的势力也并没因在怛罗斯的战败而受到严重损伤。怛罗斯战役两年后，唐将封常青即再次远征克什米尔，又一次取得辉煌的胜利。
怛罗斯战役后，阿布·穆斯林用火与剑征服了粟特；阿拉伯将领阿布·达乌德曾进攻石国，并杀其亲唐的国王。阿拉伯势力深入河中地区，已经对“昭武九姓”继续保持独立，特别是独立的商业活动，构成致命的威胁。结果，到了754年，“昭武九姓”又一次周期性地倒向唐朝，集体上表请求长安出兵驱逐大食。这也是中亚各国最大规模地请求唐帝国出兵中亚，足见怛罗斯战役并未对当时西域政治军事格局造成实质性影响。
正因如此，高仙芝虽然兵败怛罗斯，但并未以败军之将受到处罚。他虽然离开了安西，却出任权力较大的河西节度使一职，而后被召回长安，进一步加官晋爵为右羽林大将军；天宝十四载（755年），高仙芝进封密云郡公。这一切无疑表明了唐玄宗和朝廷的态度。
英雄末路
可惜的是，这位“山地之主”最后却死于安史之乱，而且不是死于叛军之手。安史之乱爆发后，高仙芝以天武军副帅之职统军东向讨叛，屯于陕州，遇屡败于叛军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了解到贼兵势锐、潼关无兵、恐危京师，遂与之退保潼关。这一举动使得“朝野大骇”，唐玄宗怒不可遏，监军边令诚又进谗言：“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朘盗禀赐”（《新唐书·列传第六十》） ，于是高仙芝、封常清殒命。而这位宦官监军边令诚，747年出征小勃律时即随高仙芝，高仙芝能代夫蒙灵察为安西节度使，他有举荐之功。东征讨叛，边令诚又为监军，《旧唐书·卷108》记载：“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新唐书》记载：“令诚数私于仙芝，仙芝不应”。不论怎样，高仙芝的死都与他和此人不睦有关，还另外被加上了“盗减军士粮赐”的罪名。
实际上，就像20世纪初期的英国学者吉布（H. A. R. Gibb）所说：“对中国统治中亚这一传统的真正致命打击，不是来自怛罗斯战役那样的偶发事件，而是来自757年中亚军队东去助唐平叛一事。这些来自远方的人曾认为中国是个无比强大、无法战胜的帝国，而他们现在亲眼看到了它的彻底衰落……中国的威信再也没有从这个打击之中恢复过来。”
至于阿拉伯方面，怛罗斯战场上的英雄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阿拉伯人对内部争权夺利的兴趣远比对向东方征服大。在怛罗斯战役获胜后，齐雅德·萨里向他的上司阿布·穆斯林进献了战利品——一枚举世无双的宝珠。作为奖赏，阿布·穆斯林任命齐雅德为不花剌（布哈拉）和粟特总督。但好景不长，一年后，阿布·穆斯林成为呼罗珊和河中的绝对统治者，甚至连军队也只听命于他，哈里发也无能为力。这使得他从哈里发的威胁变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 复原唐军士兵形象（杨翌绘）
于是，远在两河流域的哈里发鼓动齐雅德起事，但大多数将领仍然忠于阿布·穆斯林。齐雅德只能逃走，但在藏身之地被人杀死，他的首级被砍下献给哈里发。又过了一年，新任哈里发曼苏尔即位，命运迫使阿布·穆斯林此时必须镇压新哈里发叔叔的叛乱，以再次表示自己 的忠诚。曼苏尔命令阿布·穆斯林将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上缴，当后者前去弄清缘由时，被哈里发下令处死。
哈里发朝廷谋害帝国东部的实权人物阿布·穆斯林是有风险的。虽然阿布·穆斯林的军队每人得到1000迪尔罕（dirham，钱币），接受了本军统帅被处死的消息，但在呼罗珊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反应：祆教教徒孙巴德（Sunbadh）起兵为阿布·穆斯林报仇。起义军占据了波斯北部从你沙不儿到刺夷的大片地区。但70天以后，起义被残酷镇压，男女老幼全部被杀。这说明起义不仅仅是军队的所作所为，更在当地深得民心。阿拉伯帝国为这次镇压使用了大量兵力，结果同年按惯例要对拜占庭统治的安纳托利亚发起的夏季攻势，也不得不放弃。
这不由得令人联想到阿拉伯古籍中大肆渲染的，至今一些阿拉伯权威百科全书或人物辞典仍津津乐道的，关于所谓“中国国王之前在715年向阿拉伯人纳贡”一事的两位主角的下场。“使团长”胡白来，被派去给哈里发报捷，未行多远便倒毙途中；紧接着总督屈底波在内讧中被杀，头也被砍下来献给了哈里发。这几位为阿拉伯帝国的第二次对外扩张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在与中国人的较量中，都曾取得或精神、或物质、或军事上的胜利，但这胜利似乎都成了他们的诅咒——皆未得善终。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实际上，如前所说，在怛罗斯与唐军发生冲突的并不是哈里发朝廷派遣的远征军，而只是呼罗珊总督区自己的军力。此时的阿拔斯朝廷正忙于解决内政，而后又跟永恒的敌人拜占庭展开战争，并未留意到遥远的东部边疆有什么战争发生。因此，这次对决不影响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关系。怛罗斯战役后第二年，黑衣大食即遣使来唐，这是阿拔斯王朝正式与唐朝通好之始；仅在753年一年里，三月、四月、七月和十二月，阿拔斯王朝使节就四次进入长安。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753年元旦在蓬莱宫，大食使节于东排首席向玄宗皇帝致贺，吐蕃使节居西排第二位，日本使节紧挨在大食使节之后。总之，阿拉伯帝国在唐帝国对西域的政治考虑中，无可争辩地居于首位。作为西方的一大强国，唐帝国已经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永恒的影响
比起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微不足道，怛罗斯对中世纪文化与科技传播的影响显然更大。在历史上，虽然怛罗斯战役前，撒马尔罕人就掌握了造纸技术，但在怛罗斯 之战中被俘的唐军士兵无疑推进了造纸技术的传播。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造纸业发展后，不仅供应需用，且能销行各地，为撒马尔罕对外贸易的一种出口品。造纸既盛，抄写便利，不仅利济一方，实亦全世界人类的福利”。
另一个传奇也是这场战役的衍生产物。唐代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是战败被俘的唐军一员，他作为文官参加了怛罗斯战役。杜环被俘后被带至康国（撒马尔罕），再到阿拔斯王朝首都亚俱罗（Akula，即库法），之后又随哈里发使团考察非洲。他先后在中亚、西亚、非洲十余国游历和生活过，总计流离大食12年，遍游黑衣大食全境，最后于762年附商船从海路回到广州。他将十余年间在异域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生活真实地记入所著《经行记》中，该书成为研究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中世纪中亚、西亚、北非风物情貌的重要文献。这是一本足以与当时另一位杰出的旅行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的游历专著。可惜的是，《经行记》早已散佚，并没能全部留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杜佑在自己的著作《通典》中保留的片段，只有1511字。
杜环在库法城里发现当地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看见一些唐朝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长安）人樊淑、刘
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人乐陵、吕礼为“织络者”。当然，这些人也可能是怛罗斯战役的战俘。
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对唐人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为此杜环在《经行记》里特地记载了大食法、寻寻法和大秦法这三大在当时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宗教。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把《经行记》对伊斯兰教的记叙与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并列为怛罗斯战役的“两种影响”。
大食法，也就是伊斯兰教。《经行记》是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汉文记录。杜环记载道：“一日五时礼天……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真主）而已”。生动而准确地描写了伊斯兰教的文化，而“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更是真实地描述了阿拉伯世界的标志性风情。
当时正是伊斯兰教“率土禀化，从之如流”的兴盛时期，阿拉伯帝国“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的繁荣经济也给杜环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杜环的这些记叙完全是他亲自所见的事情，完全没有虚幻的成分。可叹史载大食使者来长安甚多，唐朝却没有使者到达过阿拉伯半岛；真正身历这个当世大国并留下记载的唐人，恐怕就只有杜环这个怛罗斯战役的俘虏了。
▲ 8世纪的巴格达
“大食法”之外，杜环所写的“寻寻法”即祆教（拜火教），是原波斯帝国的国教。“寻寻”即唐译“zemzem”，是阿拉伯人对祆教徒的称呼，意为“私语之人”。祆教近亲通婚，纳姊妹为妻的习俗被儒家文化背景的杜环视为奇风异俗，称之为“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
《经行记》中记载的另一个宗教“大秦法”指的就是基督教。给杜环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信基督教的医生最善于治疗眼病和痢疾，许多病都能有预防的办法，而脑外科手术尤其惊人。当时阿拉伯医学中心在埃及和叙利亚，基督教医生主宰着阿拉伯医术。杜环称他们是大秦医生。他在《经行记》中这样写道：“其大秦，善医眼与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这也反映了当时地中海地区高超的医术。
杜环的足迹所到之处，已经跟信仰“大秦法”的“拂
”（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一说“拂
”即希腊语对首都的称呼Bolin的唐译）接近了。这些地方的文化，或多或少也沾染了拜占庭人的文化气息。而且当时阿拉伯和拜占庭征战连年，在阿拉伯也一定会有拜占庭战俘，而且更有可能和杜环有所接触。杜环的《经行记》里的拂
国，“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如实记载了拜占庭人肤色白里透红，男人穿单色衣服，妇女爱好服饰，喜欢喝酒，吃面包，每七天有一天（礼拜天）休息娱乐的实际情况。
虽然杜环未曾进入拜占庭帝国，也未亲身踏上欧洲的土地，但他却是历史上可考的第一个到达过非洲的中国人。根据《经行记》的记载，杜环到过的“摩邻国，在勃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 马食干鱼，人沧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
▲ 阿拉伯商船
这个摩邻国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是，“摩邻”即阿拉伯语“马格里布”（意为日落之地）的唐代译音，“摩邻国”就是今天的摩洛哥。杜环是从巴士拉（即“勃萨罗”）出发，经过苏伊士地峡到达埃及，随后跨越撒哈拉沙漠到达摩洛哥的。在同时代的阿拉伯旅行家笔下，这条道路既有“荒无人烟的沙漠”，也有“沙石遍布的荒野，或怪石嶙峋的高地”。在这条路上虽然“少米麦”，但“枣椰林立”之区不少。椰枣产地“实际上包括（自西向东）一条展开的大腹带”，恰与杜环的说法相合。整个北非，尤其是利比亚，是基本没有河流的。不过其紧靠的地中海以产沙丁鱼、海青鱼为盛，杜环讲的“马食干鱼”之情形，也只能靠地中海边的渔人捕捞。
杜环所在的8世纪的摩洛哥，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时间尚不足百年。因此，当地在人种上的阿拉伯化是几乎不存在或是不明显的。那里是柏柏尔人、黑人的家园，尤其是在广大的村镇，居民肤色是黝黑的，比较大的海港城市中才住有白色皮肤的拜占庭人。因此，杜环才有“其人黑”的说法。
除“摩洛哥说”之外，亦有人考证“摩邻国”在今天红海西岸的东非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甚至肯尼亚的著名港口马林迪，迄今并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是，即上述地方都位于非洲大陆。在杜环之前，中国还没有任何对非洲进行描述的书籍出现，足见杜环做到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编撰的《经行记》，在不知不觉间创造了中国历史之最，他的游历人生直到今天仍能让人感觉到其伟大之处。
而文化技术的传播，才是怛罗斯战役真正的影响与意义所在。毕竟从军事和政治角度来看，这场当时世界双雄的第一次碰撞，其实并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