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和平将军）

张治中简介

张治中：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原名本尧，字警魄，后改名治中，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人，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爱国主义人士。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1949年，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主席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张治中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认可和重用；但是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解放战争后，鉴于张治中对中国和平做出的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有张治中故居留作纪念。1969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张治中传记——

一、少年尝尽愁滋味

“肉吗，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

“肉吗，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说罢，祖父摇摇头，叹一口气。半个多世纪后，张治中每每想起祖父当年对厨子说过的这番话，仍不免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

在洪家疃私塾读书的学生虽有20多个，但吃住都在私塾的只有3个。一个是富人家的少爷，一个是寡妇家的弱子，另一个就是穷人家的孩子张治中了。3个孩子共同出米煮饭，但各人吃各人的菜。于是，鲜明而又残酷的阶级差别出现了。富人家的少爷餐餐吃肉，满嘴流油；寡妇家的弱子也常有好菜好汤供应，口福不浅；唯有苦孩子张治中，顿顿总是吃一样的小菜，望着那两个孩子的菜碗垂涎三尺。张治中6岁入塾读书，当时还不到10岁，尚未看出有什么国民党上将军的异禀，所有的只是一般小孩子都有的那种馋相：“看着别人嘴里吃糖，自己口里就要流水。”一次，张治中实在是忍不住了，要厨子向他家里去要点肉来吃。于是，可怜的祖父感慨地说了上面那番话。张治中虽然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但听了厨子的复述，心里也是难过极了，悔恨与内疚的感觉，一直伴随着他也成为祖父的时候。只是，他再用不着从自己身上割肉给孙子吃了。

大人物的成长，照例会有许多的磨难。童年生活留给张治中许多惨淡而痛苦的回忆，其中大都是关于家境的贫寒和生活的艰难。

1890年10月27日，张治中生于安徽省巢县西乡洪家疃的一户农民与篾匠之家。祖父张邦栋，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信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人生哲学，性格刚正耿介，崇尚直道，是一个脾气倔犟的农民；父亲张桂徵，有一手出色的篾器制作艺术，也有着入乡随俗、因时应变的生活技巧，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手工艺人。几十年后，我们正可以看出在“和平将军”张治中的血管里，流淌着祖父和父亲两代人的血液，既不是一味的高亢猛锐，也不是一味的逆来顺受，他是祖父与父亲性格的一种中和：耿介而不失顺从，原则而不失灵活，真诚而不失保留，强悍而不失厚道。

如果说祖父是一块石头，父亲是一池弱水，那么张治中则是一块橡胶。水滴石穿，柔能克刚，而橡胶在受到重压的时候，它可以作出必要的让步；但一旦重压消失，它又会恢复原状。就人生而言，这是一种政治的策略，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从性格的变化来说，父亲对祖父是一种变异，这是保持家族生命延续的合理要求，也未尝不是祖父的期望。然而，一味的柔弱，则难以激发生命的活力。于是，张治中对父亲又是一次变异。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到张家祖孙3代虽然是不同范畴的人物，但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义上，自有它合理的部分，这既是一代代家族群体能够不断延续繁衍的需要，也是许多家族文化能够在一脉相承中不断创新的一个实证。

不过，遗传基因只是形成家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出生地域及成长环境的影响，则是形成家族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巢县位居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之间，安徽中部。自从有了铁路或公路之后，从这里北上皖中名城合肥，东去六朝古都南京，南下著名米市芜湖，西去安徽省会安庆等繁华都市，都可以朝发而夕至，距离并不算远；到了今天的高速公路时代，时间就更短了，简直就是咫尺之遥。但在100多年前的农村，那个时候的主要交通工具，都还离不开两条腿和一叶扁舟，无论是步行还是摇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旅行。况巢县三面环山地丘陵，一面临浩瀚湖泊，既不是天下用兵处，也不是商贾必经之地，又没有能让文人朝拜、骚客吟咏的灵山圣水。风气的相对闭塞，经济的相对落后，民俗的浑厚淳朴，都不会是一件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

从地理特点上来说，巢县正是处在一个大的开放环境中的相对封闭区域。无疑地，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张治中的那种开放而又显得保守、自由而又不失传统、民主而又崇尚忠君的独特个性。

巢湖是安徽省内最大的一个内陆湖泊，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张治中的出生地洪家疃村南距巢湖20里上下，东距巢县90里左右，背面有一座与皖南名山黄山同名的小土山。黄山并不高，林木也谈不上葱郁，但是，由于从山上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巢湖，这就不一样了。据张治中说：“站在山巅，浩荡的天风，可以开拓你的心怀，恢弘你的壮志，激荡你的豪情。”这样诗意的语言，当然是一个人在成功之后才能有的感怀。不过，登黄山，望巢湖，因而触发许多美丽而神奇的遐想。这样一个情景，不能说是夸张的。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象：在本世纪初，一位少年，经常在读书之余，登上村后的山巅，总是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远眺着烟波茫茫、变幻莫测的湖面，远眺着一个比湖面更远、更大、也更神奇的世界。于是，一个少年的理想和抱负，就这样在胸中潜滋默长了；一个大人物的最初政治野心，就这样在这座小土山上开始生根发芽了。

“靠山张”与“清水塘洪”

在中国，有着数不清的古老家族；而在每一个古老家族的后面，都有着一段艰辛而又曲折的迁徙历程，隐藏着许多“古道西风瘦马”那样凄凉动人的传奇故事。在张治中的记忆里，张家的原籍在江西。大约在明末的时候，从江西迁徙到了安徽，落籍巢县西乡。到了张治中祖父这一代，张家四房，落籍四个村落，故有张家“四大房”之称。张治中的祖父为长房，靠着与黄山相邻的一个山冈聚族而居，俗称“靠山张”。对于“靠山张”一房来说，这或许是一个颇有寓意的俗称，因为到了“孙字辈”张治中这一代，这一房兴旺发达起来，甚至贡献出了一个名震天下的“和平将军”。正如许多大人物发迹之后，常视故乡为潜龙之地一样，张家也有不少人视“靠山张”为吉祥之星，本不足为奇。

不过，“靠山张”的发达，并不全是“靠山”的功劳，而要归功于山与水的结合。因为不久之后，“靠山张”这一房便已迁至一里之外的洪家疃。洪家疃亦称“清水塘洪”，原因是村侧有一口大水塘，满池碧水，清如明镜。张治中很是骄傲地说：清水塘不但与杭州玉泉寺水池的水一样清，而且面积比玉泉寺的池大得多了。不用说，洪家疃的居民以洪姓居多，张姓只能算是“少数民族”。在旧中国许多偏远的村寨，宗族间的纠纷，一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世代争斗而形成宿敌的，亦不鲜见。但“靠山张”迁入“清水塘洪”的经验值得鉴戒，办法就是走“宗族联姻”的道路。据考，张治中的祖父张邦栋娶的是洪家妹子，张治中的父亲张桂徵娶的也是洪家女儿，后来张治中与表妹洪希厚结婚，又是一个洪家孙女辈。不说“三代”以前，也不说“三代”以后，仅从张邦栋至张治中祖孙三代一脉相承的婚姻状况来看，三代张家男与三代洪家女结亲，可算是“世代联姻”哩！据此，“靠山张”移民洪家疃，不仅没有受到歧视性的“国民待遇”，而且赢得洪家三代“千金”的芳心，真所谓“分之两伤，合之两利”了。

“清水塘洪”如此大度地接纳与善待“靠山张”，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家族性格的开放性；同时，“靠山张”数代坚持“和平进村”的路线不动摇，亦让我们看到了张家在奉行“和平共处”政策上的远见卓识。可以想象，“靠山张”那种平和的家族性格与“清水塘洪”那种开放性的家族性格的交流融会，对张治中未来性格的形成，起了重大影响。几十年后，一位名满天下的“和平将军”，正是以这种平和、雍容、大度、开放、凝重的个性气质，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一段力促国共合作的佳话。

洪家疃是一个只有100余户居民的传统农业村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春种夏收，这一切似乎成了一幅几千年凝固不变的中国农村风俗画。经济的落后，加风气的闭塞，导致教育的极度不发达。读书，是有钱人的奢侈与专利，洪家疃的居民，大都与读书无缘。据说，在科举时代，这里也出过秀才，大可以看作是“清水塘洪”的一个骄傲；但在民国时期，这里竟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又不能不算是“清水塘洪”的一个遗憾。

“靠山张”的情形，大体也是如此。张治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四大房中好像不但是没有做官的，连念书人也很少”。可见，“范进中举”之类的辛酸故事，“根本没听见”；祖上虽出过几名童生，但由于都没有得过功名，自然也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了。因此，说到张治中的家庭出身，既套不上“官宦世家”的光环，也沾不上“书香子弟”的余荫；唯一能聊以自慰的，大概也就是“世代务农”的清白了。

不过，到了父亲张桂徵这一代，张家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张桂徵从小念过书，能写信，记账，粗通文理。教育开阔了父亲的眼界，父亲的目光第一次越过了洪家疃，看到了巢湖之外的那片天空。于是，父亲学会了篾器手艺；并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篾器店，招了几名伙计与学徒，制作与销售竹器农具。从农民到手艺人及小业主；从厮守洪家疃的田间，到开拓丰乐河镇的竹器市场，对于现代的乡镇农民来说，这一步迈得并不算大；但在100年前的封建专制时代，在一个落后闭塞的湖滨农村，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族里，可以想象，能迈出这一步，不啻是一次离经叛道的壮举。这一切对于父亲来说，所需要的不但是反传统的价值观念，更是义无反顾的生活勇气。

从洪家疃到丰乐河镇，90里的距离，中间隔着一道巢湖，路程虽不算远，但这里已是另一个天地了。隶属安徽肥东县的丰乐河镇，是巢湖地区鸡鸭鹅毛的集散中心。商贾们在这里坐庄采购各种禽毛，然后出巢湖，入长江，下芜湖，行销江南。因此，当时的丰乐河镇，可以说是得信息与风气之先。张治中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都是在丰乐河镇度过的。正是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风气开放的生活环境里，张治中接受了一种与洪家疃居民完全不同的生活价值观念。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父亲从洪家疃到丰乐河镇这一步，也就没有张治中从农家子到上将军这一步。

张治中为家中长子，以下又来了3个弟弟。从张治中开始，父辈为他们命名为本尧、本舜、本禹、本汤；字为治中、震中、文衷、文心，都是一些极有抱负的名字。后来，他们都成为政坛上有一定成就的人物。张治中兄弟的发迹，原本已在父辈们的想象之中。

“咬口生姜喝口醋”

张治中6岁入私塾读书，启蒙老师是丰乐河镇上的李先生；1年后，转入叔舅洪子远先生名下，加上中间曾师从丰乐河唐先生读书1年，这一阶段总计达8年之久。结业老师则是张家四大房中的“长冈张”张来轩先生。又1年后，张治中结束私塾读书生活，前后总计10年之久。

10年的读书生涯，张治中真有不堪回首之感。尤其是师从叔舅洪子远读书的7年时间，既是张治中最有进益的时期，也是张治中最受磨难的时代。洪师一生别无嗜好，唯以读书为乐，虽旧学功底颇佳，然终因考运不佳，一生多次应考，而总是与功名无缘，视为平生最大的失意。此后，自知功名无望，转而传授弟子。因此，讲到做学问，洪师只信奉一个“严”字，把“严师出高徒”的俗语，简直视为授业的金针，一点不肯放松。

洪师的授业风格，亦可谓别具一格，先难后易。先学五经，再读四书。学完了《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回过头来再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背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不但五经、四书要整本整部地背诵；而且连“朱注”都要一齐死记，硬是不顾一切地蛮干，完全不考虑一个10来岁的孩子在心理及生理上的承受能力。

洪师督学的“秘诀”简单而管用，手里拿一块厚厚的板子，学童背书时，偶有脱漏，便要挨板子。至于罚跪，罚打手心，罚一顿不吃饭等惩戒，张治中说：“几成为当时私塾的一般风气”，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如果比较于打板子而言，简直就是法外施仁了。几十年后，张治中贵为国民党上将军，但右额上的一条创痕，依然清晰可见，这便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个暴力记号。

如果仅从陈旧、落后甚而近于“恐怖”的督学方式，简单地推导出洪师必定心地冷酷，性格暴虐，那就大错了。事实上，洪师为人心存忠厚，讲究义道，以至后来到地方上管事，因此而无法对付坏人。洪师不敢打坏人的板子，坏人不怕他，人亦嫌他软弱，地方上的事，最终也是一个管不好。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洪师不能用他的那一套教学方式到地方上做事，却由此而教导出了一个权威赫赫的封疆大吏。张将军后来当过集团军总司令，当过湖南、新疆省主席，当过中央部长，当过西北甘、青、宁、新四省“总督”。而张将军的从政风格，素以铁腕著称，多少豪强巨室，不得不臣服于他的“铁血手腕”。然而，当张治中回忆起这一切时，却声称自己的为人之道及为政之道，正是来自于洪师那种严厉与正直的人格力量的影响。

陈旧而落后的教学方式，固然使张治中在旧学方面打下了一定的根底；但是，它在儿童心灵上留下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那就是对暴力的极端恐惧感。或许可以这样说，张治中性格中追求“和平”的理念，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经萌芽了。

私塾时期，最让张治中不能忘怀的是母亲的慈爱。入塾初期，张治中面对《易经》中那些晦涩艰深的文字，读经书如读天书，全然不知所云，有时被罚不得吃饭，且常至夜静更深，仍被业师留在塾中补课。这时，母亲或是买两个“粑粑”偷偷地送给儿子；或是悄悄地来到书房门外，从门缝里张望孩子读书时的疲倦情形。张治中到底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每每想到自己受业师严厉惩戒的时候，母亲的关怀总是不期而至，心中就充满了温暖和感激之情。有时，张治中回到家中，看到母亲的身影，就情不自禁地哭了，母亲也就拉着他的手一起流泪。于是，张治中一天中所有的饥饿、疲劳、委屈、痛苦，顿时一扫而空，心中的创伤渐渐慰平。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爱成了张治中调整心理平衡的一块砝码，成了张治中自我疗伤的一部理疗器，也成了张治中培育健全心理及人格的营养源。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手艺人的家境应当算是比较殷实的，就是出几个大款，也并非不可能。只是，张治中的童年时代，家境并非如此。父亲经营竹器店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家用，远不足以供应4个孩子上学。“论家庭，我是读不起书的”，张治中说，他之所以能够进入私塾，读书10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母亲决断。这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母亲，一方面，她对儿子的横溢才华和远大前途坚信不疑；另一方面，她从丰乐河镇的环境和经营篾器店的实践中懂得：一个人要有前途，必须接受教育。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大人物在发迹之后，常常喜欢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母亲的培养，而对父亲只字不提。张治中也是一样，认为：“只有我的母亲，仁慈的母亲，她独立地赞助我，密切地注意儿子的前途”。在童年及少年时期的许多人生转折关口，母亲都给了张治中以切实的援助，成为儿子的忠实同盟者和坚强后盾。事实上，母亲是张治中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位精神导师，她将一句古老的家乡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传授给儿子，要儿子懂得：一个人只有尝尽辛酸，历尽艰苦，才能建功立业，顶天立地。这也正是亚圣人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对儿子来说，这句7字真经，比起《论语》的千言万语来，管用多了。张治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之有今天，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张治中发迹以后，把这句格言看成是慈母的遗训，请书法大家于右任老先生写了一块横匾，挂在坟庄里，以作为永久的纪念，不但勉励自己毕生不能忘记，而且要子子孙孙世代承传。可见，这句格言已成为张治中防止家族品格退化，保持家族精神强健的一个秘密武器。

童年时期，张治中从祖父及父亲那里接受了家族人格和价值观念的熏陶，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人性关怀和人生磨难的影响，从叔舅那里接受了儒家文化知识和伦理价值观念的教育。然而，仅凭这些，就想成为一个大人物，还是不够的。除了历史和环境方面的机遇外，要有卓尔不群的抱负和志向，这是所有的大人物都必须具备的。对于张治中而言，最初燃起他的希望之火，煽起他的政治野心的，当是“长冈张”村西峰庵的秀才张来轩先生。

张治中归于张师旗下仅1年，时间不长，但张师对张治中启迪之大，却是其他塾师难以企及的。张师是秀才，在当地极负盛名，不但学问好，人品好，文章道德俱佳；而且性情冲淡，气质豪放，不拘形迹，一生安贫乐道，随遇而安，颇有大师风范。张师是一位至情至性之人，平时颇好杯中之物。他有一个小小的瓦盆，里面放一点咸菜，通常也就是他的下酒菜。有时酒没有了，恰逢囊中羞涩，张师就脱下马褂，叫火夫去当钱沽酒。正所谓：“一壶之酒，足以养性；一箪之食，足以怡形”。以张师的胸襟气度，对人生的看法，不用说，是相当达观的。

张师从教数十年，桃李满长冈，可谓弟子多，更事多，阅历深，一双慧眼，看人论事，十分老到。张师收张治中为徒，第一门课，即为讲授《左传》。此时的张治中，不但国学已有相当根底；且悟性亦达到相当层次。故只读了一二遍，便已将《左传》念得滚瓜烂熟。张师见了，大为惊奇，把张治中视为平生第一个得意弟子，并为此而大发了三点感慨，第一是自我感叹：“教了几十年书，才遇着这一个聪明学生！”第二是逢人便赞：“这孩子将来大有希望。”第三是“盖棺”论定：“张家孩子是一个小才子，将来了不得！”

虽然，张治中师从张师仅1年，所学有限，但张师对少年张治中的这三点评语，却给张治中源源不断地注入了终生用之不尽的进取动力。直到晚年，张治中仍对张师有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长冈张”的这三点评语，就不能激发起少年张治中立志闯荡天下的自信与抱负，也就不会有青年张治中的百折不挠与屡仆屡起，自然也就不会有中年张治中的冲天而起与名震天下。以此观之，对于那些出身贫寒，而又聪明好学，具有悟性的孩子，有识者不妨多说两句勉励的话，以激发他们的远大志向，坚定他们的自信力。在说者，几句褒奖的话，上嘴皮和下嘴皮一嗑，开口之劳，廉价之极；但在听者，说不定就是刻骨铭心的震撼，一生激励，终身受用，实在是功德无量。

1905年，科举制度已届将废未废之际。这一年，张治中15岁，读书已读了10年，大家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是出山搏取功名的时候了。况且当时的应考科目亦略有变化，八股不做了，改作策论。张治中在私塾读书，最得意的就是作文成绩优异，业师张秀才也同意张治中出去试试。

所谓试试，也还是童子试，亦即俗称“考秀才”。童子试分县考、府考、院考3个阶段。张治中没有参加县考，只是办了一个补考手续，即直接参加府考。府考的考场设在合肥。从洪家疃到合肥，90里路程，由父亲亲自护送。几十年过去了，应考时的许多情形都已经淡忘，只剩下一件事让张治中不能忘记，这就是考场规定：做完考题的时间是一天两夜，在此期间，大家都不能出考场一步。要吃要喝，各人自带干粮和水；要撒要拉，每人桌下放一只瓦罐，屎尿都装在里面。偏偏人在紧张的时候，屎尿也就特别多。想想看，一天两夜下来，满满一屋子考生，满满一屋子瓦罐，也就是满满一屋子臭气；况考场是封闭式的，空气本就流通不畅，据此，张治中回忆当年考场留给他的记忆，只剩下“臭气熏天”4个字了。

所幸尽管臭气熏天，张治中的临场发挥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发榜方式，是以打靶的环式标明名次的，位于靶心10环位置的，即为榜首；等而次之的，为9环、8环，依次排列。张治中隐约记得自己的名字距10环很近，“好像是最里面的第二圈的前排”。以此推论，当在9环左右。

府考结束，张治中就已提前荣获“小秀才”之名，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了。于是，等到再去合肥参加院考，很多人都知道了张治中的聪明过人，府考的名次又排得很高，不用说，院考也是必中的。有的人第一次看到张治中，面目又是那样的清秀，也都毫不吝啬地夸赞：“小秀才来了！”但是，遗憾得很，院考揭榜，张治中竟名落孙山了。消息传到洪家疃，父母的热望，亲友的期待，张师的预言，至此都被无情地兜头泼了一瓢冷水。

为什么落榜？张治中说：“我想字写得不好，或者是一个不能取上的原因。”字怎么写不好？因为“别人一个格子端端正正写一个字，我是三个格子拉拉扯扯写两个字”。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原因，听起来总好像有点勉强。其实，清王朝没有录取张治中做秀才，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张治中来说，这就彻底打断了企图通过科举渠道搏取功名的一线希望，逼得他不得不通过从军，另谋出路；而且，在随后几十年的乱世之中，一个前清的酸秀才，顶什么屁用呢！

事实上，也就在这个时候，同盟会正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并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从此，清王朝已经听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正在一步步向他们逼近的脚步声。20年后，张治中本人也加入了这支队伍。老实说，张治中没有被清王朝看中，多少是他的一个幸运。

三出江湖

张治中秀才没有考取，但搏取功名的念头，一时还不能放下，读书的愿望，似乎更强烈了。自然，上私塾是不适宜了，于是想到进新式学堂。可是，张治中的家境实在太穷了，经济上绝没有供给学费的可能，这一条道路显然不可能走通。学堂上不起，那就只有等下次科举考试时，再去碰碰运气；并且，张治中自信：以自己的聪明才学，迟早总会取得功名的，张秀才不是说张家孩子“将来了不得”吗！但是，不幸得很，科举很快就停考了，这一条路也彻底断绝。最后只剩下一线希望：文学堂进不去，如果有武学堂，何妨去考一下。

四处打听的结果，得知洪家有一个瓜葛亲，远在扬州十二圩盐防营当哨官，细细地排起来，大约算是一个表叔吧！并且，表叔也得到一个消息，说是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机会不可失过，投奔表叔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只是这一趟跑得太冤枉了，张治中在那里等了很久，随营学堂始终没能开办。临走的时候，表叔开了一笔账，算足所有的伙食费和零用钱，总计13元，由张治中立据为凭。一年后，表叔派人到丰乐河镇讨回欠账。张治中挑着一个“希望”的担子去，换成一个“失望”的担子又挑了回来。这是张治中第一次出山闯天下，很轻易的就铩羽而归了。

从扬州回来，上学的路子是走不通了，退而求其次，不能不想到先找一件事做做。好在找工作竟不算太难。在丰乐河镇上，父亲大小也算是一个老板，认识不少同道中人，他与吕德盛号杂货店老板吕为才就颇有交往，而且吕太太曾拜在张太太的名下做干女儿，排起来，也就是张治中的干姊了。有了这一层关系，张治中选择的第一个职业，就是进这家杂货店当学徒。正是从吕德盛号杂货店开始，张治中走上了一条从小店员到上将军的迢迢之路。

吕德盛杂货店不比父亲的小篾器店，这是丰乐河镇上数一数二的大铺子。老板吕为才知道张治中是一个读书人，且仪表清秀，举止端正，待人彬彬有礼，也就另眼相待，只安排他做接待客人、招呼生意及写写、算算一类的事情。不过，经过苦难生活历练的张治中，显得相当早熟，为人聪慧、乖巧、勤奋。在吕德盛号，凡是普通学徒应做的事，不待老板督率，张治中总是主动去做，诸如洒扫庭院、整理货架、清理杂物等；阴沟塞住了，主动去掏；老板盖房子，也跑去帮小工。只有一件事，张治中没有做过：替老板及店里管事的铺床、倒便壶。这是传统的商人对读书人所能给的面子。

不过，张治中从未甘心于做一个生意人。原因很简单，这与原先所期望的功名和抱负相距太远了。“商人重利轻别离”，士农工商，商之为末。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年头的中国是一个恭维做官者的社会，商人的地位太低了，但在当时的处境之下，又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好在入店之初，在一个新环境的刺激下，一切都还有点新鲜感，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受到压抑，以至暂时萎缩了。但是，时间一久，新鲜的东西会让人厌倦，久违的环境更让人想念。委屈和不幸在沉睡之后，只是加深了痛苦的回味。每当这个时候，张治中总是不断地诘问自己：难道这就是那个张家小才子“将来了不得”的功名和抱负吗？

吕德盛号的日子就像波澜不惊的池水一样，清晨迎客，夜晚送客，不紧不慢，日复一日，是那种最简单的重复。但是，烈马已经在厩中低鸣，宝剑已经在匣中躁动，张治中的抱负，也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杂货店所能容纳的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张治中开始重新考虑未来，但在这个读书做官的国度里，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哩？曾经死去的求学念头，再一次复燃起来，甚至比以前燃烧得更旺了。一时不能得手，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就把业余读书看报，当成唯一的安慰。不论什么书籍报纸，只要能到手，都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真有点饥不择食、手不释卷了。

对于张治中来说，书籍带给他许多知识，报纸带给他许多信息。当时的丰乐河镇上，并没有报纸。但由于丰乐河镇是皖中地区的一个重要商埠，有的是熙来攘往的毛商和船只，他们不但从繁华的江南商埠带来货物，而且带来了包裹货物的旧报纸。旧报纸大都破破烂烂，残缺不全，甚至是猴年马月，久已过时了，但是，对于一个饥不择食的求学少年来说，那上面叙述的是一个新奇的世界，这就足够刺激了。于是，张治中细心地把这些旧报纸搜集起来，一张一张地、里里外外地、反反复复地看过去。机会来了，一张旧报纸，终于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二年的夏天，张治中捡到一张上海的《申报》，那上面刊登了一则“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张治中欢喜极了，没有一分钟的犹豫，就在心里作出了投考的决定。当时，安庆是安徽的省城，距丰乐河镇360里，比之合肥，距离更远了，那里的情况，一切都不清楚。不过，农村人有一个好处，瓜葛亲特别多。就像洪家在扬州十二圩的那个瓜葛亲一样，张家也有一个瓜葛亲在安庆，而且是省测绘学堂学生区队长。巧得很，因为放暑假，这个区队长回来了。张治中找上门去，没有什么说的，区队长不但答应在快要招考的时候通知他，而且答应在省里帮忙。一切都是好兆头。

但是，在许多人的眼里，一个很好的生活，因为一个渺茫的消息，就轻易地宣布放弃，简直是太没有道理了。在吕德盛号，在丰乐河镇，在洪家疃，张治中从别人眼里看到的都是那种异样的目光。而且，父亲第一个不赞同儿子的抉择。不过，张治中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机会再不能放弃了。好在张治中并不是孤军作战，他有一个最伟大的同盟者，一个最坚强的后盾，那就是母亲的奥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张秀才，只有母亲看到了儿子的远大前途。母亲帮助儿子说服了父亲，然后又东拼西凑地筹到24元钱，作为儿子的路费。一切都从这儿开始。“这是毕生难忘的24元钱”，几十年后，张治中如是说。

张治中一行5人，都是过去丰乐河镇私塾的同学。路上走了六七天，抵达省城，住进一家小旅馆。找人一打听情况，才知道问题很严重。虽然是公开招考，但名额很有限，并且久已下达到县。大县2名，小县1名。张治中所在的巢县，只是一个小县，不用说，只有1个名额。偏偏这1名，争的人又很多。最有实力的，是一个姓贾的考生，年纪也轻，人很漂亮，又进过学堂。最要命的是，贾生与巡抚衙门的大人有什么关系，势在必取。但张治中也是志在必得。他说：“我不管这些，我总是要考。”第一场考体格，很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场考国文，是张治中的优势项目，题目是《战阵无勇非孝也》。出场后，张治中很得意地把底稿拿给同学看，大家都说：“一定取！”张治中的信心更足了。讵料到了开榜的时候，还是榜上无名。巢县的名额，果然是被贾生拿走了。安庆之行算是失败了，唯一的收获，就是在考试之前，先去瞻仰了“陆小”的堂皇。然而，这只是加重了失败的痛苦而已。

没有录取的考生，都纷纷准备回家，同行的也都劝张治中：“还是做生意好”。不过，张治中决不愿意做一个庸俗势利、地位卑微的市贾。只是云天苍苍，雾海茫茫，哪里是张家小才子的出路哩？张治中真是痛苦极了！

落榜之后，张治中斟酌再三，决定从小旅馆搬进唐公馆暂住。唐公馆的主人即为清末安徽新军督练公所总办唐启尧，时人呼之“唐军门”。初时与张治中结伴赴省的5人中，有两名考生是唐军门的本家。借助这一层关系，张治中得以几次进出唐公馆，由此认识了唐家二少爷的教师庞先生。庞先生颇重张治中之才，因之征得唐家同意，要张治中到唐公馆做唐二少爷的伴读，预备第二年再考安徽测绘学堂。

一切都再好没有了，谁想到公馆惊梦，半路竟杀出一个要维持风化的唐二大人，一脚将张治中踢出“军门”。唐二大人是唐军门的二哥，平时并不住在唐公馆。忽然有一天，二大人却大驾光临了，并且是当着唐二少爷的面，声色俱厉地辱骂张治中：“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在一起住在这个公馆里吗？”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个16岁的少年，正是心高气傲的时候，哪里受得了这个屈辱呢？这一天夜里，张治中想来想去，觉得非走不可。半夜里，他哭着向庞先生告辞。庞先生安慰了一番，知道不能挽回张治中的决心，亦知道这个局面维持不下去了。于是，送给张治中一串钱，一件旧布大褂，外加一番勉励的叮嘱。张治中离开唐公馆了。安庆之行，是张治中第二次出山打天下。出发的时候，挑着一担的希望和抱负；回程的时候，挑着一担的失望和屈辱。

安庆是不可以一朝居了，难道丰乐河镇可以一朝居吗？可是，如果不回到丰乐河镇，又能到哪里去呢？绝望之中，张治中决定再到扬州十二圩去碰碰运气，也许随营学堂会开办哩。于是，张治中再次东行，一路忍饥受寒，好不容易找到那位哨官，一问，随营学堂还是没有开办。一线希望如风吹灯灭一样，很轻易的破灭了。哨官家的饭不是好吃的，张治中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不想再有第二次教训了。“索性当兵吧！”张治中想。

张治中投到当地盐防营，但正额已没有了，只谋得一个“备补兵”。待遇是极可怜的。第一是没有铺位。每天晚上，遇上哪一个铺位有空，才可以补上去睡。如此，张治中每晚都得抱着一床被，到处找地方睡，状极狼狈；第二是没有薪饷。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吃饭是要自己掏腰包的，叫做打“火食圈子”。张治中光棍一条，到哪里去找钱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当铺。一段时间下来，东西当光了，就当衣服。最后的一件汗褂子，来回跑了30里，才当了4毛钱，以维持那无情的“火食圈子”。

备补兵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却是做不完的差事。正额兵执行其他勤务了，就由备补兵代替站岗或上操。备补兵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正额兵出缺，可以备补。偏偏那些正额兵都没有出缺的。张治中备补了3个月，希望与3个月前一样的渺茫。张治中认识到形势已经很严峻，再这样下去，太不是办法了。当时，张治中碰见一个班长，这是盐防营里的一个流氓头目，动不动就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张治中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一次，他竟用极凶恶的神气威吓张治中。张治中恐惧了。这是一个流氓，我何必要冒犯他呢？张治中终于决定第二次离开扬州十二圩了。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瓜洲居大运河入长江口处，与镇江隔江相望，距扬州十二圩亦不远，为长江南北交通要冲。瓜洲的诗景，变为张治中当日的心境，在一盏孤灯、几粒星火的映照下，张治中枕着静静的江流，乘船西返皖中，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三次出山之行。

安庆警察与扬州警察

这个时候的张治中，可以说是穷愁潦倒，一文不名，身心疲惫之极。唯一支撑着他，不让他放弃努力的，就是张秀才的那句名言：“张家孩子是一个小才子，将来了不得！”不知道这是张秀才的信口雌黄呢？还是他真看出了张治中的将相之才！抑或这是张秀才独创的一套心理暗示教学成才法！好在不论怎样，张治中始终对此是坚信不移的。

正在走投无路之中，又有一个消息传来，说安庆测绘学堂招考。张治中不管真假，当即马不停蹄地赶往安庆。谁知道仍然是一个失望。打听到安徽新军征兵，张治中心一横，那就当兵吧！再一打听，才知道征兵要经过很多的程序，并且要有地方官府保送。张治中无法办到这些，当兵的愿望也只好放弃。学上不了，兵也当不成，可是吃饭的问题，一点耽误不得，这就是阿Q先生当年所面临的“生计问题”了。于是，经过一番努力，总算补上了测绘学堂的一名传达。然而，这只是一个听差，终日被人呼来喝去，地位实在太低下了。一段时间干下来，张治中的那颗出将入相的高傲心灵，被深深地刺痛了，自忖：与其当一个听差，不如当一名警察。于是，张治中毅然走进安庆警察分局。

与扬州十二圩盐防营的备补兵一样，当警察也有一个备补阶段，没有饷，没有铺。只有当正额警察请假不站岗的时候，才能由备补警察替补。站一次岗3小时，可得40文钱。张治中即靠了这份津贴吃饭。到了晚上，就倒在厨房的芦柴堆上睡觉。只是，这40文钱挣得太艰难了。正额警察请假不站岗的时间，大都选在夜里12时至凌晨3时之间，那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呵气成冰，所谓：“午夜岗，冻死狗”，正是一个切实的写照。每于此时，张治中却要从芦柴堆里爬起来，挟一根不长不短的木棒，缩着头颈，浑身打着颤，熬过这奇寒无比的3小时。谁能看出这是未来的一位上将之才呢？

苦撑苦熬了3个月，张治中依然没有补到那名望眼欲穿的正额警察，而测绘学堂招考的消息，依然像从前一样的不可捉摸。面对着备补警察的种种屈辱与辛酸，张治中一天也支持不下去了。恰在这时，张治中的一个同学来信，说扬州的一个警察教练所招生，受训3个月即可当正式警察，慢慢地可升巡长。一个新的希望在心中升起。张治中没有任何犹豫，当即辞别安庆，鼓帆东行。所幸，这一次消息是确实的。张治中在两赴安庆、三赴扬州之后，终于走进了一家巡警教练所。

扬州巡警教练所设在史公祠，亦即纪念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及祠堂。祠内10余间房屋虽已破败不堪，但庄严肃穆的环境与建筑，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凛然正气。进入祠内，只见松柏、寒梅、清潭、垂柳依然，史公的画像、牌位还在，显示出史阁部抗敌御侮的民族精神永不磨灭；尤其是“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等对联，更让张治中感慨不已。史可法去世260余年，仍受国人如此尊崇，这一点给青年张治中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几十年后，张治中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及“八.一三”等卫国战争，成为一代抗日名将，不能不说其中有史可法人格影响的潜因。

巡警教练所只有几十名学生，教练内容也非常简单，无非是当警察的一些知识和规矩。3个月后，张治中补上了一名正式警察。其实，所谓的“正式警察”，任务也还是站岗，与十二圩的“备补兵”及安庆的“备补警察”比较，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对于张治中的生活境遇来说，不啻有天壤之别。以前，张治中没有吃的，没有睡的，还要替别人站岗；现在，不但有了自己的床铺，而且有了薪饷，吃与住都不用发愁了。张治中站岗执勤的哨位在扬州盐运使署的大门口，轮岗的时间也常常在晚上。每至夜深人静，张治中站得疲倦了，便不自觉地把身子靠到门墙上，略事休息。忽然，张治中省悟到这是违反警规的。于是，一下子挺直身躯，显得气宇轩昂，精神抖擞。

当上扬州警察之后，张治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读书。每天除站岗执勤以外，就是拚命找书看。一天，扬州街上贴出一张“英算专修科夜班招生”的告示，张治中高兴极了，马上缴费报名。从此，每晚2小时课，算学从加减乘除学起，英文从ABCD教起，都算得上是最简单的启蒙教育，张治中却学得十分投入。就这样，张治中一边站岗执勤，一边学习英文算学。在扬州的警察同行中，谁都说不上他的这一举动，是好还是不好，但大家都觉得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

“捡字纸”的习惯，是张治中的另一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警察局打扫垃圾，每天一大堆，里面字纸不少。张治中在私塾读书的时候，便受到先生“敬惜字纸”的训导，把爱惜字纸的问题看得很重。于是，每天将字纸从垃圾中捡出，送到字纸炉去烧掉，自认为是做了一件“功德”。出于同样的心理暗示，张治中在师从张秀才读书的时候，听说黑鱼是一种“孝鱼”，从此不但不吃黑鱼，而且还常常买黑鱼放生，自信这也是一种“功德”。

现在看起来，“捡字纸”的习惯，可以看作是一种环境保护意识；“放生黑鱼”的举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动物保护意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两种行为意识都称得上是最大的功德。不过，对于张治中的研究者和关注者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张治中做了什么，而在于张治中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行为意识。事实上，张治中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及释家功德意识的影响，有着行善积德的强烈心理欲望。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张治中在政治上也就比较容易地接受反极端、反暴力的中间路线与和平主张，这对于张治中在未来的国共争端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和谈主张，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因素与性格基础。

扬州警察，这是张治中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所争得的第一个正式职业；也是张治中第一次得以告别流浪生活，从此有了一个稳定生活环境的开始。但是，当警察从来就不是张治中的理想，而是万般无奈之下的一个屈就。警察这个职业，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只是一个被人呼来喝去的皂隶罢了，是永远不入流的。张治中所期待的，是建功立业，彪炳青史；是出将入相，光宗耀祖。然而，秀才和举人早已停考了，所谓“仕进”一途，只好免谈；张治中所能期待的，只剩下“武举”一途，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于是，扬州警察时期，张治中最为关注的，就是陆军学堂招考一类的消息，并四处发信联系，打听消息。

在不断的期待之中，张治中等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从上海的报纸上，已经知道上海正在响应革命；全国各地的光复运动，正如火如荼，势不可当。张治中觉得，这正是一个历史的大机会，如果还这样留在扬州站岗放哨，当一个默默的小警察，绝不是办法，更谈不上前途。决心下定，张治中毅然辞职，义无反顾地去上海寻找出路。

一到上海，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街上一群一群的学生军，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过去，说是预备参加北伐。张治中真是羡慕极了，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决定报名参加学生军。许多年的愿望，就这样轻易地实现了。很快，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学生军奉命入京，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张治中被编入第一营，正式接受入伍生训练。

入伍生团招收的大都是进过新式学堂的青年学生，张治中没有进过新式学堂，但读过10年私塾，国文方面是颇有根底的；在扬州又学过一点英、算，理科方面也略知一二。老实说，就学问而言，张治中其实并不比其他青年学生差。加之，张治中久历江湖，深谙人情世故及人生进取之难，更深知从军这一机会来之不易，自然备加珍惜。故张治中入伍后，勤奋刻苦，乖巧敏捷，很受一般官长的赏识，认为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真应了那句“乐极生悲”的古训，张治中加入入伍生团不久，便遇上了差一点被开除的厄运。一次在踢足球时，张治中被一个同学用带钉的皮鞋踢破了腿。开始尚不以为意，岂知总是不见好，日复一日地出血，流脓，以至变成了一条烂腿，路也不能走了。最初连课也不能上，以后能走动一点，可以勉强去听课，但根本不能出操，别人上操，张治中只能坐在地铺上看书。

张治中的这一次“烂腿事件”，竟烂了五六个月之久，以至事态变得非常地严重起来。这么久的时间不出操，还能算是军人么？连部为此开会，有人提议应予开除。张治中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惶恐极了。幸亏入伍初期的表现很好，给几个排长留下极深的印象，几个排长一致说：“这样好的学生，开除了，未免太可惜！”张治中总算被保了下来。

自从加入上海学生军以来，北伐的消息，总是一阵一阵地传来。张治中想：打仗总是不免的，心理上也就有了拼其一死的准备；但是，一想到父母的养育深恩尚未报答，便遽然死去，心里便非常悲痛。然而，这种念头又不能明白地告诉家中，甚至要用种种充满希望的话语来安慰父母双亲。这种矛盾的心理，让张治中感到十分痛苦，以至写信时，一边写一边痛哭，简直是以泪代墨，伤心极了。事实上，青年张治中就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潜意识中始终涌动着对和平生活的期待，深藏着对战争与暴力的恐惧。

不久，南北和议已成，孙大总统卸任，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北伐一说，自然无人提及。战争的威胁，切实地变得遥远了。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一样，22岁的张治中并不知道这一事件即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张治中所能知道的，是南北和议之后，一个新的希冀，正切实地摆在他的前面。

许多人一生中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一个愿望，一样东西，当你在热烈地追求它的时候，总是屡屡碰壁，可望而不可及；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心灰了，意冷了，已经不再有当初的奢望和激情时，却发现那个目标原来就在你的脚下，梦寐以求的愿望竟是毫不费力地实现了，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时候的张治中，就是这个心情。

南北和议之后，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入伍生团准备调到保定，编入陆军军官学校。多少年来，张治中为了能考上一所武学堂，曾经几次流落江湖，吃尽了千辛万苦；然而，追来追去，竟是如水中月，镜中花，始终未能如愿，甚至连安徽陆军小学的大门也是可望而不及。现在，当自己已将入学的愿望丢开，安心走进军营的时候，竟然一步跨入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在无数次地遭受挫折之后，张治中只觉得前头正充满着一重重的新希望。

二、从保定到黄埔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张治中真是不走运，本已煮熟的鸭子，眼看又要飞走了。

入伍生团的学生，兴致勃勃地从南京北行，不料刚到保定，风波顿起，保定方面对他们的学生资格提出质疑，坚决要求军校取消南京入伍生团的入学资格。原因在于：按清末民初陆军学校的一套制度，必须从陆军小学到陆军中学，再到陆军军官学校，台阶式的一级一级上来。也就是说，进入陆军军官学校之前，必须先接受3年陆军小学与2年陆军中学的教育。事实上，前清仿效日本陆军学校教育制度，仅在全国18行省和京师（北京）各设1所陆军小学，另在北京、西安、武昌、南京各设1所陆军中学。学校就这么几所，学员入学要受到严格限制，是可以想见的。1906年，张治中报考安庆陆军小学时，巢县仅分到1个名额，就是这个道理。当时，陆军小学招生，不但政治上要考察祖宗三代，而且文化上要具备6年高级小学程度。这样算来，军官学校的学生，首先必须具有11年的学业资历。年限是这样的长，资历是这样的深，条件又是这样的苛刻，以军校正统派的眼光看来，南京入伍生团抄了这么大的一个捷径，企图一步登天，自然是不合这个资格的。

主张对入伍生团的学生资格进行甄别的提议，得到北京政府陆军部那班保守官僚的支持，于是，反对合并的声浪一时甚嚣尘上；而颇具光复斗争传统的南京学生，则坚持非合并不可，两派斗争进入白热状态。正在这个时候，北京陆军部作出决定，将在北京清河和武昌南湖设两个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清河预校收容陆军小学毕业或陆军中学肄业的学生，南湖预校收容南京入伍生团的学生。显然，这是一个倾向正统派意见的方案，但未尝不可以说是一个折中的主张。因此，消息传到保定，一部分合并派也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方案，主张不力争合并了，这当然是一个投降主义的论调。张治中听说预备学校将注重科学教育，觉得很对自己的胃口，也就加入了不主张力争合并的投降派队伍。

但是，陆军部的决定，投降派的主张，只是更加坚定了铁杆合并派的立场，他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再向陆军部递交一份呈文，要求陆军部维持原议。有意思的是，张治中成了投降派，但铁杆合并派开会抗争的时候，却叫他起草呈文，原因是他的文笔好。而张治中居然接受合并派的意见，且写作时一点不含糊，为之绞尽脑汁，找出很多理由为之辩护，铁杆合并派一致认为呈文写得情文并茂，理直气壮，是一篇好文章。只是，情文并茂、理直气壮的呈文，并未能打动北京陆军部，分校教育的决定终于下来了。1912年冬，南京入伍生团的学生垂头丧气地从保定南迁武昌，利用前清陆军第二中学的原址，正式创立陆军军官第二速成预备学校。不过，通过发生在保定军校的这场合并与分校的风波，可以看出在张治中身上，不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活与折中，有着善与环境合作的宽容与弹性，更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善于接受不同意见的大局观。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基本品质，这才为铸造一代“和平将军”奠定了基础。

军校生活虽然艰苦，但对于曾经落泊江湖的张治中来说，不啻是进了天堂。衣服由学校当局发给，吃的是4菜1汤，另外每月还有2元津贴，用于购买信纸、书籍和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张治中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安分守己，刻苦学习。于是，自进入武昌预校后，张治中学习非常刻苦。

不过，张治中毕竟没有进过新式学堂，所接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在各门功课中，能够兜得转的是国文和史地，代数和理化也还能对付，至于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等，简直是如学天书，虽加倍地用功，也还是事倍功半，未免太吃力了。另有一门图画课，张治中自己想起来，也未免感到可笑。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要每个学生画一幅画。张治中倒也不觉得有多难，先画两笔，表示这就是巍巍的喜马拉雅山；继画两笔，表示这是喜马拉雅山上的纪念碑；再题了一行大字：“大中华民国战胜纪念碑”，表示一种雄视欧亚的气魄。于是，张治中得意地交卷了。图画老师接过去，看了看，笑一笑，打一个圈，慷慨地送给张治中一个“大鸭蛋”。

至于说到逻辑学的哪些乱七八糟的公式，张治中看到就头疼，实在没有好办法对付，于是考试时，只好坦白地交一张白卷。教授逻辑学的老师是四川人，川人的天性是幽默的，他不肯送一只“大鸭蛋”给张治中，而是批了3个大字：“好极了”！这个批语让做学生的张治中一生都没有想明白，老师的用意何在？

让张治中着迷的是德文课。当时，德国陆军是世界驰名的军队，学陆军，自然不可以不学德文。于是，张治中的德文成绩在班上稳居甲级。但是，与德文课比较起来，更让张治中着迷的是德文授课老师格拉塞先生。格拉塞先生亲切、简朴、勤奋、敬业的精神，给张治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的确代表了日耳曼民族那种做事认真负责的优秀品质。格拉塞住在距学校几里远的地方，每天上了课回去吃饭，吃了饭再来上课；夏天走得大汗淋漓，跨进学校大门，就往课堂上走，毫不休息。在整整两年中，格拉塞先生没有迟到，没有早退，而且教授方法非常的好，普遍受到学生欢迎。张治中坦白地认为格拉塞是学校里唯一被自己看得起的一位老师。20年后，张治中选择德国作为学习考察的国度；回国后，并亲自训练组建了一支德式教导师，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是受到格拉塞先生影响的结果。

武昌南湖预校时期，对张治中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为老师格拉塞，一为同窗郭孔彰。郭氏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堂的学生，光复前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可以说是一个“地下党”了。郭之厕身于武昌南湖预校，为掌握武装而来。就学历水平而言，郭出身于名牌大学，张出身于乡村私塾，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不过，两个人在当时都是悲歌慷慨的热血青年，自命不凡，志气宏远，全身心都充斥着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英雄主义情结，一望而知，是那种“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的枭雄气象。

气质的相投，志趣的相近，以及野心的合拍，使郭、张一见如故，顿成知交。在郭孔彰的影响下，张治中越发喜读名人传记或修养方面的书籍，诸如《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宋儒学案》、《中国历代名臣言行录》、《饮冰室文集》等，为之爱不释手，反复欣赏。在书中那些大人物的影响下，郭、张常在一起议论国事，畅谈抱负，大发感慨，正是“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横绝四海。”

那个时候，以郭、张为中心的几个同学，被一般同学戏称为“三圣七贤”。郭、张亦以“圣贤”自居，对于一些不肯用功或不问国事的同学，常以严词斥责，甚至与其断绝来往。为此，不少同学常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语对郭、张进行揶揄。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张治中，由于脑子里充满了政治野心，不但对一般同学不放在眼里，就是对家庭亲情等也看得十分淡漠了。父亲张桂徵到武昌来看他，在南湖校园里匆匆一面，天色已晚，父亲意犹未尽，意欲在校旁小饭店借宿一宵，与儿子拉拉家常，问问情况。但儿子对此不感兴趣，以饭店不是旅馆为借口，坚催父亲立即回去。父亲没有办法，提出当晚渡江到汉口，住到一个朋友家里，儿子则答应次日去看望父亲。但到了第二天，儿子早将这件“小事”忘到爪洼国里去了。恰因父亲一路风寒，外加感情抑郁，在汉口大病了两三天，久盼儿子不至，只得扶病回家。事后，张治中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此事，一时深感愧疚，因从此再无弥补的机会，以至引为毕生遗憾。

1914年冬季，张治中从武昌预校毕业，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校伊始，照例是先完成6个月的入伍生训练，但连队官长看到他们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对他们十分客气，不但安排他们住单独的房子，而且安排单独的伙食，训练方面更是听之任之，并不苛求。如此，张治中等人也就把客气当福气，每天看看书，聊聊天，偶尔上上操，与兵同练一下。也许正是这种备受尊崇的军校入伍生生活，使他们充分体验到军校人才的优越地位，从而在潜意识中开始滋生了从事军校教育的热望。以至就在这个入伍生连里，竟出现了两个著名的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与徐培根。20多年后，张治中出任中央军校教育长长达10年；30年后，徐培根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长达9年。50及60年代，徐培根更是两度出任台湾“国防大学”校长，出任台湾“国防研究院”教育长10年之久，很可以称之为国民党的军事教育专家了。

6个月的军校入伍生生活竟然这样轻松惬意地度过去了，对于张治中来说，如果不是家庭突遭不幸，简直就是神仙般的生活了。此间，张治中的父母相继去世，以至来回奔丧，前后达一个多月。张性纯孝，由此而在心理上形成的创伤与失衡，则远不是6个月的入伍生阶段所能抚平的了。

40军棍的风波

1915年夏，张治中正式跨入保定军校的大门，由此而成为该校第三期学生。对于张治中来说，能够进入保定军校学习，不但是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夙愿，而且也是实现个人抱负的一个重大契机。可以说，没有保定军校第三期学生这个特殊背景，也就不可能有张治中后来在国民党军界的一步步窜升与成名。一代名将张治中的人生转机与飞黄腾达，无不渊源于此。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被称为是造就民国时期南、北两派军事领袖的三大基地。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停办于1923年，共举办9期，毕业学生达6000余人。从时间上看，保定军校的学生正起着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填补了北洋武备系被赶出历史舞台后所留下的军事真空，另一方面则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准备了重要的师资力量，以至他们中大多数人，或因军事实力而逐渐被蒋介石罗致，或因同声相应而出任黄埔军校教官，终成为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一件“硬里子”。

笔者大致统计了一下，在保定学生中，曾出任国民党省主席职务的，有47人；出任军长及集团军总司令以上军职的，达166人；至于扛上少将、中将肩花的，更是不胜枚举了。以张治中的保定军校第三期学生而言，他们中有11人任军长，有6人任集团军以上指挥官。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期学生中竟有9人曾出任国民党省主席职务，分别是：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周凤岐，曾任浙江省、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张治中，曾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夏威、张义纯，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刘建绪，曾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的吕焕炎等，如果算上曾被委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而未就任的白崇禧，正好是十大主席。一届学生中，竟有如此之多的人出任声名煊赫的封疆大吏，简直可以说是一届省主席专修班了。不过，他们当中，从历史的角度看，真正的第一流人才，也还是张治中。

无疑地，张治中是保定军校第三期学生中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不但有大志，有目标，而且勤奋刻苦，矢志不渝。那个时候，保定军校同学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典型，一种是浑浑噩噩，吃喝玩乐的“享乐派”；一种是专心读书，钻研学问的“进取派”。每到星期六、星期日，享乐派忙着点戏，看剧团，或溜到城里坐会馆，“打茶围”，甚至涉足花街柳巷；而进取派则是一只水壶，几个烧饼，散步游憩于保定郊外松柏林间，纵论今古，无所不谈，意气风发，自命不凡。两派之间，虽无剑拔弩张之势，却也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不用说，张治中是进取派的中坚分子，为了遍查军事参考图籍，张治中甚至两个暑假都没有回家，以至厚厚10本的《阵中要务令详解》读完了，7本之多的《作战纲要详解》也读完了。对于娱乐派，张治中同样地抱着鄙薄轻视的态度。

然而，“洪宪称帝”事件把进取派与享乐派都激怒了。1915年12月，袁世凯盗用“民意”，帝制自为，并宣布翌年元旦“登极”，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消息传到保定军校，学生们都惊呆了：革命不是成功了么？大总统“怎么忽然做起皇帝来了”？

在保定军校招收的历期学生中，当数第三期学生最具革命传统，参加过上海学生军，曾经接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随后被编入陆军部入伍生团，担任南京总统府警卫，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兵；当年为入伍生团合并到保定军校一事，曾经大闹过一次学潮。于是，追求革命，思想激进，具有反潮流的传统，早已成为这一期学生的骄傲。现在，袁氏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简直是可恶之至。无疑地，“洪宪称帝”事件极大地刺激了这般青年军人的心灵，大家非常激动，也非常愤怒，革命情绪在潜滋暗长，革命氛围正在迅速集聚，闹事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大家都还在等待！等待那一粒能够燎起熊熊大火的火种！

火种终于燃起。那个时候，全北京的报纸都受到袁世凯的严密封锁，或噤若寒蝉，缄默无声；或歌功颂德，鼓吹帝制。从公开的渠道，学生们听不到一点伸张正义的声音，也看不到一点专制铁幕后的真相，结果，只有一家日本间谍机关主办的《顺天时报》，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不肯对袁世凯加以奉承，公开地反对帝制。自然，《顺天时报》成了最受军校学生欢迎的报纸。据此，学校当局不得不下令禁看。不过，禁看的结果，只是助长了偷看的风气；而偷看的行径，又不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一个偷看《顺天时报》的学生疏于戒备，被学校当局当场抓住，送交校长王汝贤处理。王校长在学生心目中，本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家伙，也是一个公认的低能儿，不会说话，不会办事，更弄不清何物儿叫军校教育；然此公什么都不会，却偏偏懂得如何效忠袁世凯，由此而被袁世凯选中，出任北洋政府最高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王校长正为军校学生偷看禁报成风而大发雷霆，亦为军校当局的禁令之狗屁不值而痛心不已，现在总算捉牢一个违禁学生，不免大为激动。为立威起见，王大校长立命将该生痛打40军棍，以儆效尤。消息传出，全体学生都被激怒了，“啊！那还了得！”革命已经成功，居然还有这等专制暴虐的奇闻出现，真正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给学校当局一点颜色看看，他们还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么！于是，学生们大叫大喊，一个个像疯了一样，冲出宿舍，用砖头砸窗子，砸校本部；看到校长的像片，撕碎之后，觉得还未解恨，再扔到毛厕里，给他一个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的惩戒。

一座平静的军校，瞬间变成了暴动的大本营。这真是一场痛快淋漓的战斗。低能儿的校长，看到局面已到了无法控制，亦无法收拾的境地，只得放出“生死劫”：先是一个瞒天过海计，暗中请调保定驻军，将学校包围起来；再来一个调虎离山计，以上课为名，把学生骗上教堂；然后就是图穷匕首见，一声令下，把连上的枪支全都收缴了。

手无寸铁的学生，哪里斗得过荷枪实弹的丘八呢？不用说，学潮很快被镇压下去了，而本已很臭的校长王汝贤，在学生心目中就更臭了。这次学潮事件，倒是使张治中从反面得到一条经验，从此懂得：“一个主持教育的人，一定要是一个有学问、有能力、有品格而能为人师表的人。这样才可以教学生，才可以担负教育的责任。”10多年后，张治中出任中央军校教育长，他始终没有忘记保定军校的这一前车之鉴：“一个军事学校全靠军事纪律是绝对不够的”。

也算是天理犹在，老天有眼，3个月后，袁氏被迫取消帝制；又过了3个月，袁氏无可奈何地死了；又过了6个月，学校分发毕业分配志愿书，叫每个学生填写。当时的张治中，正胀满了一肚皮的个人英雄主义，满脑子盘算的都是如何获得发展与腾达的机会，雄心勃勃地要打出一条个人的光明大道；说到吃苦受罪，流血流汗，那真是小事一桩了。于是，张治中的第一志愿是戍边，到边疆去；第二志愿是加盟陆军部旗下各师，亦即去当时的“中央军”服役。

然而，等到分配揭晓，张治中等40多个同学都傻眼了，竟是被派到安武军见习。所谓安武军，即为袁世凯的心腹爪牙、安徽军阀倪嗣冲的部队。当初袁氏筹划称帝，倪氏第一个迎合圣意，联合14省军阀上书劝进，袁氏龙颜大悦，授之安武将军，所部自此谓之安武军。而安武军中种种腐败与无能的传闻，在保定学生中早已不胫而走。现在学校当局竟分配他们去这么一个烂仔部队，简直是一个侮辱。

不愿束手待毙的40余名学生，一致推荐张治中做全权代表，到北京向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请愿，以期演绎一次困兽犹斗的实例。张治中很悲壮地上路了。只是，到了北京，张总监不肯接见，却出来一个小职员，对于张治中所提“另行分配”的请求很干脆地给了一个失望的回答：“不可以！”张治中怏怏地从北京回到保定，把“不可以”的答复交给同学，回了一趟老家，扫了父母的墓，很抑郁地来到安武军报到。

“各人去打天下”

张治中被分发到安武军的一个哨所（连队）见习，驻地在安徽蒙城的一个小镇。

小镇之哨留给张治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想象不到的落后与无知。这里的哨官（连长）、哨长（排长）都是老粗，一切都是粗放式经营，平时谈不上有什么教育训练。张治中见习期间，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看书散步而已，日子实在是过得平淡无聊。不过，老粗们兴之所至，有时也叫学生官上上课，或是画一幅防剿土匪的地形图，或是做一个警戒配备计划等。张治中等人自然是手到擒来，很轻松地完成了。但在老粗们看来，无不啧啧称奇，大开眼界，佩服得了不得。言语之间，对他们也就更加尊崇客气。

小镇之哨留给张治中的第二印象，就是想象不到的野蛮与残酷。士兵小有过失，哨官立命将其按倒在地，操起军棍，劈头盖脑地就是一阵乱打，不打得士兵头破血流，绝不罢休。一次，哨官觉得一个小头目看着碍眼，喝命开打，顿时，屁股上，大腿上，一块肉一块肉地横飞，小头目狂嚎惨叫，其状不忍目睹；而观打之人，无不胆战心惊，叹气腿软。

小镇之哨留给张治中的第三印象，就是想象不到的腐败与愚昧。每天，官长除了赌钱，还是赌钱，吃过饭，桌子一拖，说是开赌，好像上课出操一样，雷打不动。张治中等人既不能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闲极无聊时，也就站到他们身后“观战”。

对于张治中等军校见习生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当初，为了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为了抵制那40军棍，保定军校的学生曾经闹出那么大的一次风潮。现在，这些自命不凡的骄子们，面对这里的无知、野蛮和腐败，面对成百上千的军棍，竟然不敢公开发出一句谴责，更不敢公开出面制止。当初，他们蔑视权威，蔑视专制，不要说低能校长王汝贤不在他们眼里，就是威风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他们也敢横眉冷对；而现在他们面对的只是几个老粗哨官，就已经噤若寒蝉，诚惶诚恐；武昌预校的那种指点江山的抱负没有了，保定军校的那股激昂慷慨的豪情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可怕的麻木、平庸和堕落。革命不是成功了么？皇帝不是推翻了吗？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还与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封建时代无异？在安徽蒙城的那个小镇之哨，张治中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更感到过去那些抱负的不切实际与口号的空洞苍白。张治中深深地陷入彷徨与苦闷之中，他只盼着6个月的见习期早日期满，能另寻一个出路。

然而，张治中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等来的却是各省督军造反的消息。1917年夏，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总理主张对德宣战，黎总统不赞成。段兼陆军总长，得到“有枪阶级”的拥护；但是，黎有国会支持，两院拒绝通过段案。内讧是愈演愈烈了，终于到了不能调和的一天，黎总统下令免去段总理职，段总理则嗾使“有枪阶级”闹事。于是，各省督军纷纷宣布独立，逼黎总统解散国会，恢复段内阁。有“辫帅”之誉的安徽长江巡阅使张勋看出这是一个复辟帝制的机会，乘机上演了一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丑剧，打出调停黎、段之争的旗帜，由徐州拥兵入京。安徽督军倪嗣冲也想火中取栗，宣布誓师北伐，统率他的烂队伍北上“勤段”，张治中所在的那个小镇之哨也接到了奉命开拔的命令。

张治中再一次站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若随安武军北上，不啻是加入了督军造反阵营，无疑是附逆之举；况且，跟着这种烂队伍走下去，抛弃理想，自毁前程不说，也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可是，如果要离开这支烂队伍，势必得不到批准，而且一样会有生命危险；再说，离开队伍之后，又能到哪里去呢？这几天当中，张治中真是痛苦极了。

反复权衡利弊的结果，张治中终于下了最大的决心，上策还是一个“走”字，先脱离这个烂队伍再说。于是，张治中以请假休息作掩护，偷偷溜到蚌埠，再换乘火车，直奔上海；到了上海之后，这才写信回去，声称不能再回营了。据后来有人告诉张治中，营里接到张治中的信，曾通过北京陆军部，对他予以通缉。

这是张治中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三次选择。第一次是脱离吕德盛号货栈，主动放弃了高级伙计的生活，走上了到处求学的流浪生活；第二次是脱离了扬州巡警所，主动放弃了晋升巡长的希望，走上了投身辛亥革命的斗争生活；第三次就是这次主动脱离安武军。后来的事实证明，一起到安武军见习的保定学生共有40多人，毅然出走的只有张治中一人，最终奔赴广东，投身南方革命去了。其余的同学都被安武军拖下了水，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活于非义，大都成为反动落后势力的殉葬品，实在可惜。

张治中毅然脱离安武军的实践证明，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一定要慎之又慎，要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不能糊里糊涂，随其波逐其流，为落后势力去作无谓的牺牲。张治中的成功，正在于他不是一个身体发达、头脑简单的丘八，而是一个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判断力，善于在关键时刻把握自己命运的政治军人。

张治中抵达上海，从南北方面分别听到两个消息。北方的消息是：张勋入京复辟后，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赶走辫子军，赢得“再造共和”的美名，却反对恢复国会；南方的消息是：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依靠滇、桂军事力量，成立“军政府”，与段氏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力图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史称“护法运动”。

张治中没有任何犹豫，便决定去广东，参加革命的护法运动。

巧合的是，张治中在滞留上海期间，正好遇到了“三圣七贤”阵营的同学郭孔彰。郭准备与张同赴南方护法，不料却被张制止了。张的理由是：南方的革命未必有绝对成功的把握，不幸而失败，岂不是被“一网打尽”；其实，两个人何必都在一棵树上吊死，四川这么大这么重要的地方，郭回到原籍发展，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如果“各人去打天下，无论哪一个有了成就，将来再会合起来干一番事业，岂不最好”！郭见张说得振振有词，也就同意了。

孰料此次分手，竟成永别。郭回到四川当营长，日后消息传来，郭不幸阵亡于遂宁。张治中为之追悔莫及，哀痛莫名，认为以郭的学问、人格和抱负，其成就或许在张之上，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实，也不能说张的主张不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一期同学蒋介石和张群从日本回国，保定军校第二期同学熊式辉、刘峙、陈继承在毕业之后，都曾有“分途打天下”的奋斗策略，以免一损俱损。可见，在当时，这是许多有野心的年轻军人的一般风气，只是郭同学命运不佳罢了。郭氏死后3年，张到四川，曾哭奠故友坟墓；又20年后，张再入四川，复为之修墓立碑，撰文志哀。

郭同学回师四川，没有能打下一片天下；张同学出师广东，也没有能打出一个地盘。张治中到了广州之后，先是等候录用，但是并没有结果。一等再等之下，连吃饭也成问题；后来总算随几位江西籍的保定同学，来到江西籍旅长伍毓瑞的滇军第4师第8旅，挂了一个旅部上尉差遣的名义。所谓“差遣”，也就是“备取”的意思，闲职一个。不过，备取的次数多了，也就慢慢地看出了一些门道。备取期间，张治中发现旅部勤务兵大都无所事事，灵机一动之下，决定对这些勤务兵施以训练。于是，先是三四人，继之五六人，渐渐地竟达到四五十人之多。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这些勤务兵知进退，懂礼节，精神好，有纪律。旅长伍毓瑞看了，大为开心，下令再凑合六七十人，编成旅部警卫队，交张治中训练。不用说，张治中被派为队长，“备取”而成“正取”了。虽说旅部警卫队是一支乌合之众，然张治中却是第一次统率队伍，也是他开始练兵的发端。

不久，滇军第4师加盟孙总理发动的征闽战役，张治中随伍旅征战福建。是役，张治中指挥灵活，颇得伍旅长赏识，次第由队长而连长，再由连长而营长，成为伍旅的一员大将。征闽战事结束，滇军第4师改编为援赣第4军，张治中这一营次第驻防诏安、梅县、潮州等地。但因广州方面的桂系军阀阳为护法，阴为专权，以武力强迫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一长制为合议制，迫使孙总理愤辞大元帅职，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据此，桂系调动大军，乘势解决驻粤其他各军，一夜之间，将驻防潮州的援赣第4军包围缴械，活捉滇军所有官长。幸而桂系法外施仁，网开一面，宣布官长一律解职，强迫上船，礼送出境。这是发生在1920年的事情。前后算起来，张治中这次客串滇军计3年有余，除了增长了不少练兵、打仗方面的实践经验之外，其他方面一事无成。

潮州缴械，幸而生还，张治中似乎还不死心。他从汕头回到上海，还是不断打听广东方面的情形，希望能再度赴粤发展。幸得一位叫罗天骨的四川朋友，介绍张到吕超的川军第5师工作。川军吕师是一支与孙总理保持密切联系的部队，郭孔彰当年就是在这个师不幸阵亡的；师长吕超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为张治中的前辈学长。因着这几层原因，张治中决定接受罗的提议，来到四川绵阳吕师，被委为师部少校参谋。比起3年前初任滇军第8旅上尉差遣来说，总算是进了一步，这是令张聊以自慰的地方。

实在说起来，张治中也真是没有运气。当时的四川，正是一个群雄并起，蜀中大乱的战国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那是一点不错的。张治中入川伊始，正是吕超联合唐继尧发动“倒熊（克武）运动”的时候。唐是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大西南的“一号人物”，驻地重庆；熊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大四川的“一号人物”，驻地成都。大四川的“一号人物”不敌大西南的“一号人物”，熊总司令很快被赶出成都，论功行赏，唐总司令拔吕师长为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川军总司令，吕超又成为大四川的“一号人物”。于是，张治中随着这位吕副总司令，从绵阳来到成都，荣升副官处总务科科长。

但是，在成都，张科长的板凳没有坐热，熊部大将刘湘就已经率领川军第2军打来了，滇军不能支持，只好落荒而逃，刘湘又成为四川的“一号人物”。滇军逃走了，刘湘不肯放过吕超，继续对吕军穷追猛打。这一次，张治中可是吃够了苦头。随着吕超的残兵败将，张治中一退简阳，再退泸州，三退重庆。吕军一路猛退，刘军一路猛追。到了重庆，吕超还想率残部潜逃川东山区，伺机再谋发展。不过，以张治中的军事眼光，已经看出吕军这堆“死灰”难以“复燃”了；再说，自己一个外籍人，人生地不熟的，一旦吕军被刘军剿散，自己何以图存？于是，张趁势向吕超提出：“我可以回去吧？”吕觉得张这样跟着走下去，也是一个赘疣，也就允许了。张当即从重庆乘船，扬长出川。第一次入川，就此铩羽而归。

差一点死于川军的阴谋与内讧

张治中先回到巢湖，在老家养息了一段时期，继续鼓帆东行，顺流而下上海，重新谋求发展。从当年走出扬州警察所，闯荡江湖以来，张治中每次出山，差不多都要以上海为起点；而每遇挫折，差不多都要以巢湖作终点。事实上，张治中就像一头猎豹，在一次次捕获猎物的搏斗中，受伤了，疲倦了，就回到家乡的老巢，在温馨亲切的洞穴里，养精蓄锐，补充体力。等到伤口平复了，精力充沛了，他会从洞穴里跳出来，跃上一处高岗，重新观察方向，选准猎物，然后俯冲追猎，开始新的战斗。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张治中心目中的这座高岗，就是自民初以来，承担着中国经济、文化、信息乃至政治中心职能的大上海。

不料，张治中前脚刚进上海，吕超后脚也跟着到了。原来，在下川东途中，吕师的许多官兵都不愿逃奔那个荒瘠偏远的地方，吕超是个宽厚的人，也就不再勉强，当即将部队交给副官长林光斗带领，自己回到上海来了。吕超见到张治中，便说林光斗带着部队，已到了川东北的宣汉，劝张回川去看看，帮帮老朋友。张颇重朋友义气，一番犹豫之后，未经深思，二度入川。

这时，吕师残部已被改编为川军独立第3旅，林光斗任旅长，张治中被委为旅部参谋长。参谋长自有参谋长的主张，张治中认为川军被关在夔门里，打来打去，互相内讧，太没有意思。不如出川，谋求发展，将来可以会师武汉，完成一番大事业，岂不是好！当时的张治中30来岁，正是一个“唱高调、放空炮”的年龄，好在他仅是一个幕僚，说话可以不负责任，主官林光斗自然不会听他的。

不久，陕西护国军总司令陈树藩被直系军阀打败，从陕南退到宣汉，企图借林旅的地盘养精蓄锐。张治中当即主张林旅与陈部联合，一起反攻陕西，虽不是会师武汉，也是北伐的一个准备动作。就此，林旅喊出“援陕”的口号。然林旅的部分军官，以团长吕镇华为首，并不满意这个口号，认为此举无异于将林旅拍卖给陕军，当即与川军巨头刘季昭勾结，准备里应外合，火并林、张。

这一天夜里，张治中住司令部二楼，肚子有点泻，不大舒适。半晚，吃了一点稀饭，穿一件夹袍，拖着睡鞋，正靠在帆布椅上休息，小舅子洪君器进来了。随即，门外响起连续的枪声。张治中以为是土匪闹事，洪君器说：“不一定，也许兵变”？洪君器一语，惊醒了张治中，立即换穿布鞋，打开靠近城墙的后窗，由洪君器扶着，跳窗而出，躲在城墙垛缝里，看见约有一连人，打着马灯，在城墙下疾行。张治中原想问话，被洪君器制止，认为应该先把情形弄清楚再说；张治中又想着去找林旅长的亲信炮兵连长，准备劝他出来镇压叛乱。这个想法，又被洪君器制止了。

事后知道，如果当时张治中向城墙下疾行的一连人问话，不啻自投罗网，因为这一连人正奉命去捕捉林、张等“援陕派”官长的；如果去找那个炮兵连长，事情同样很糟，因为兵变初起，首先被缴械的，就是那个炮兵连。这样两个危险的念头都被洪君器制止，张治中真是要好好感谢小舅子的救命之恩。其实，张治中为旅部参谋长，职责所在，当时只想着要急于弄清情况，镇压叛乱；而洪君器的身份是贴身侍卫，职责所在，首先想的是如何确保姐夫的安全，才能向老姐交差。两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考虑问题时，自然会有主次缓急之别。

但是，总这样躲在城墙上也不是办法，张治中想起城墙另一头有一所邮政局，局长范众渠正是自己所熟识的，何妨到那里去暂避一下。于是，洪君器扶着张治中，沿着幽幽的城墙，向邮政局走去。途中遇到一个哨兵问话，洪君器声称是“陕军司令部的”。哨兵不识张治中的庐山真面目，也就放行了。

到了邮政局，张治中从范众渠口中，才弄清这次叛乱的真相，“不仅是兵变，而且是官变”。林光斗已被叛兵打死在寓所里，叛兵正在四处搜索张治中的下落。形势是非常危急了，经过一番紧急谋划，决定由范众渠先到陕军司令部联系一下，得到陕军司令部的同意，随即由陕军参谋、保定同学林黄胄来到邮政局，将张、洪接走。

张治中一行刚到陕军司令部，团长吕镇华就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来要人了。因到处不见张治中的踪影，吕镇华估计也许会躲到这里来。陕军的几位官长当即将张、洪藏到后楼的一间房子里，好歹将吕镇华对付过去了。在陕军司令部里住了几天，外面搜索得更急了，陕军司令部也被叛兵频频光顾。当时陕军已经回陕，陕军司令部只剩下一个空架子。陕军官长害怕了，不敢将张治中继续藏在司令部里，但从道义上又不便赶他们走，只好不断地转移藏匿地点。但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陕军的胆子也是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劝慰张治中：你还是出来，公开同他们谈谈吧，没有什么要紧的！

张治中警觉起来，在丝毫没有保障的情形下，所谓的“公开同他们谈谈”，不是自投罗网吗？显然，陕军顶不住叛兵的压力，不愿承担保护的责任了。张治中清楚已经不能再指望陕军的保护了，必须亟谋脱身之计，迅速离开宣汉。当时陕军正有一班伤兵准备回陕。于是，大家情急智生，当即由医官将张、洪“包装”成伤兵模样，裹在一群伤兵之中，从容地混出了城门。

逃出宣汉，到了万源。万源县长蓝懋昭是张治中认识的。到了这里，张治中松了一口气，本想把头上的白布取下来，恢复本来面目，忽然一个转念：“何妨与蓝懋昭开开玩笑”。于是，张治中走到蓝县长的宿舍外面，大声叫：“懋昭！懋昭！”屋后转出一个陌生人，说：“县长走了”！忽然看到张治中是个伤兵，立即厉声盘问：“你是什么人”？张答：“我是陕军司令部的”。那人听了这句话，又看到确是一副伤兵行头，才不再追问下去。张治中心头一惊，似乎是一个守株待兔的家伙，幸而开了一个玩笑，没有名正言顺的进去，否则就糟了。

万源也蹲不得了，张治中掉头就走。幸而出了万源，就是陕西省境。张治中找到一处与陕军司令陈树藩有关系的人家，暂且安顿住下。真是时衰鬼弄人，刚住下没几天，前方传来消息，陈树藩的军队被打败了，风声顿时紧张起来，这家人家倒也干脆，脸色一变，端茶送客，当即赶张治中走路。

这实在是一个倒霉透顶的日子，四川已经被人家赶出来了，陕西眼看着也进不去，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川、陕边陲，哪里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呢？张治中真正体会到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困境。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沿着川陕边境，先走到长江的夔门再说。

沿着四川、陕西及湖北三省间的崎岖小道，张治中与洪君器遇山攀山，遇水涉水，也不记得究竟走了多少天，总之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抵达夔门。所谓夔门，亦即长江瞿塘峡的西口。从这里乘船，上水则到重庆，下水则到宜昌，是为两便之地。本来，张治中一路上都在发誓：只等到了夔门，乘到船就走，决不耽搁。能乘到上水船，就去重庆；能乘到下水船，就去宜昌。这意思就是：上水下水，听天由命吧。想虽这样想，但在内心里，想去重庆的成分还多一些，希望能有一条上水船，到了重庆，向有关方面揭露叛乱真相，替林光斗伸冤。

但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到了夔门，上水船与下水船竟然都停靠峡口。在一起一伏的波涛里，两只船有节奏地上下动荡，似乎都在殷勤地向张治中招揽生意。命运再次跟张治中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又一次将他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是上水？还是下水？是到重庆呢？还是到宜昌？张治中的那颗心，就像江面上那两条船一样，也在波涛中一起一伏地跳跃动荡。

忽然间，张治中一个转念：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四川的情形是这样复杂，我为什么要自讨麻烦？四川军人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这样一想，张治中的思维顿时发生逆转，并且不再犹豫，当即毫不迟疑地搭了下水船，向宜昌鼓帆而去。船终于距重庆越去越远了，张治中与川军之间的“结”，也就此解开了。从此之后，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中间大致有18年之久，张治中再未踏入四川一步。四川留给他太多太多的辛酸回忆。

这一次的形状，真可以说是狼狈万状，惨不忍睹。当张治中与洪君器走到夔门时，两个人身上都只剩下一套裤褂，污秽破烂，形同乞丐。船到宜昌，换乘大轮，抵达汉口，张治中与洪君器上岸之后，到处找不到旅馆住。这也难怪，两个人都没有行李，又是那一身乞丐相，一看就知道是两个穷瘪三，任你两个人自吹自擂，说得天花乱坠，谁会相信呢！总算天底下容易上当的老实人还没有死绝，最后找到一个小客栈，张治中与洪君器拿出十二万分的诚恳，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老板：“千万放心，不会骗账的。”也不知道这个老板是不是真的相信，总归同意收留了。于是，张治中赶快给北京的罗天骨写信，寄来200元，做衣服，结旅馆账，这才带着满心的创伤与满身的疲乏，回到老家巢湖，回到温暖亲切的洞穴里，平复自己的伤口，休养自己的身心去了。

其实，“宣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正是来自重庆的川军巨头。如果张治中贸然到重庆替林光斗伸冤，后果是可以想象的。10年后，张治中到了南京，遇着川军中一个深悉“宣汉事变”内幕的朋友，询问：“假使当年在‘宣汉事变’后，我到重庆，是不是会完了”？这位朋友笑着说：“恐怕是不用说了吧？”

二度入川，张治中可以说是吃足了苦头，而且差一点死于川军的阴谋与内讧之中。多少年以后，张治中想起“宣汉事变”，心里都还是不寒而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所经历的大危险，但未尝不可以说是他生平第一次所经历的大成功。

从上海大学到桂军军校

经历了两度入川、两度出川的挫折之后，张治中的思想起了重要变化，这就是决心不再为军阀之间的肮脏交易做无谓的牺牲，尤其是川军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与阴谋诡计，让张治中想起来就头疼。从此，张治中的目光不再注视四川。四川那个地方太大，太重要，也太复杂了，自己已经把最好的朋友郭孔彰贡献给四川军阀了，自己不想做“郭孔彰第二”。

3个月后，张治中再次来到上海，他的目光重新专注于南方。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依靠粤军的力量，重返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大总统职，发动和领导革命运动。南方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当时，粤军将领许崇智、黄大伟都在福建带兵。张治中听从朋友的劝说，南下福建谋求发展。但是，在福州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许崇智、黄大伟之间，都在忙于勾心斗角地搞磨擦，发展的机会十分渺茫，张治中只得返回上海。

福建之行劳而无功，张治中在深深的沮丧之外，又增加了许多的怨愤。军阀政治，太无聊，也太可恶了！但是，张治中并不灰心，一切都还得等待，还需要忍耐。当然，等待的当中，不妨有所充实。也许他想起了张秀才的那句话：“这孩子将来大有希望”，在“将来”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偃武修文，进大学读书，以期进一步充实提高自己。

张治中选择了上海大学，主要是学习俄文，兼习英文。继学习英语、德语之后，再学习俄语，张治中实在是一个好学不倦、目光远大的人；而以他一个私塾出身的人来说，竟有决心掌握三门外国语，这实在又是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奇迹！不过，由此前的专注德文而改学俄语，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政治志趣，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前，张治中受格拉塞先生的影响，想到德国留学并考察，以德国作中国榜样，所以专心于学习德文；但是，现在苏联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张治中对苏联的兴趣提高了，准备去苏联作学习考察，所以改学俄文。同时，张治中并没有放弃环游欧美的理想，所以要继续补习英文。然而，上海大学对张治中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在俄文、英文水准方面的提高，这真是张治中所意想不到的。

上海大学正可以说是一所“红色大学”，它是在中共的推动与帮助下创办起来的，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许多著名的早期中共党人，诸如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杨贤江、侯绍裘等，先后在该校任职任教；至于学生中的王稼祥、博古、杨尚昆、陈赓、李硕勋、杨之华、孟超等，后来也都成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校长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不但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而且极力推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张治中钻进这样一个红色“大染缸”读书，并师从著名的大共产党瞿秋白学习俄文。可以想象，他在思想上开始向激进立场发生剧烈转变，是一点用不着意外的。

其实，张治中决定进“上大”读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这个“红色”来的。最初，张治中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开始接受变法图强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后又读到《新青年》、《新潮》、《向导》等杂志，又觉得社会主义更合自己的胃口。五四运动前后，张治中虽在滇军中扮演“客串”的角色，但始终关注着“新文化运动”，要求变革的思想日趋强烈。第一次出川之后，张治中的思想已经日趋激进了。一次，朋友介绍张治中到上海之后，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张如愿以偿，并和陈谈了一次话。陈是安庆人，与张同属皖中；并且，少年张治中曾多次到安庆寻找求学之路，对安庆始终怀有一种特殊感情。这次见面，陈独秀究竟向张治中讲了些什么，张已记不清了，但从张治中的心路历程来看，无疑是加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掌握俄文，赴苏考察的愿望，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立下的。

就张治中的成长背景而言，张治中的“左倾”，是毫不奇怪的。从家庭来说，张治中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苦出身；走上社会以后，更是屡受歧视与打击，个人奋斗屡受挫折，个人抱负屡屡落空。这一切，都在张治中的思想上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刺激，也使他对专制腐朽的军阀势力及现实社会制度抱有强烈的不满，也很容易对提倡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学说抱有好感。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国共两党的长期斗争中，张治中为什么始终对共产党人抱有同情态度，为什么能真心诚意地做促进两党合作的工作。事实上，张治中的成长经历，张治中的阶级意识，张治中的理想追求，都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

在张治中的记忆中，“上大”时期是一段轻松有趣的学习生活。因生活相对安定，张治中将夫人洪希厚及长子张一真接到上海，在法租界租赁了一个楼面，用布幔将房间隔成卧室及书房兼客厅。从此，张先生专心读书学习，张太太精心弄饭洗衣。在没有进账的情况下，每月要开支50元左右，对于过去的积蓄来说，确是一个不小的威胁；但每天都能享受那种挑灯夜读、红袖添香的读书生活，这与此前那种飘泊无定、浪迹天涯的战乱生活比较起来，真不啻是神仙生活了。

但是，张治中在“上大”并没有读到毕业，这是由于南方的政治局面再次发生逆转。因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称兵作乱，孙中山再次被赶出粤境。对于孙中山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惨痛的一次教训，不但已经形成的北伐大好形势被彻底葬送，而且多年来辛辛苦苦创建的革命基业也毁于一旦；同时，也让他彻底看清了中国军阀的卑鄙无耻和没有人格，看清了中国军阀的不可信和不可靠。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联俄联共，建立革命武装，开创全新局面。于是，这才有了国民党的改组，有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有了黄埔军校的创建，有了蓬勃兴起的大革命和北伐革命的胜利。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永丰舰，立即号召前方将领回师平叛。这个时候，张治中的保定同学王懋功、伍毓瑞、陆福廷等人，都在福建担任旅、团长。他们在挥戈返粤的同时，都曾函电邀请张治中南下加盟，讨伐陈逆。经过一番斟酌，张治中赶赴福建，接受桂军第4师师长伍肖岩之邀，出任该师参谋长。到任之后，张治中才发现伍师长手下并无实际兵力，师长的头衔也只是个空心大萝卜，遑论参谋长一职了。不久，虽经改任桂军总司令部参谋，但张治中觉得并没有多大意思。

不过，经过了一些曲曲折折，大局总算定下来了。桂军谋划在广东虎门成立建国桂军军官学校，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自兼校长，伍肖岩兼任副校长。伍兼副校长就此力邀张治中出任军校大队长。其实，军校就一个大队，大队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况且，刘兼校长，伍兼副校长，都是挂名而不到任。校务方面，虽有少将吴安伯任监督；但是，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家伙，到职而不视事。这样，主持教育训练的一切责任都落在张治中的肩上。

这样一来，桂军军校就是张治中在办了。多少年来，张治中为军阀“打工”，从滇军到川军，从粤军到桂军，不但吃足了苦头，简直就是在玩命，目的无非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实现个人抱负的机会罢了。现在这么一个机会实实在在的就在眼前，仅此一点，就让张治中动心了。张治中尽管从未办过军校，但少年时期就对军校抱有无限的向往，兴趣是从小就建立了；4年多武昌预校及保定军校生活，对于军校的教育和训练，不但有了实际的感受和认识，而且有了充分的自信与理论素养；况且，世界上的事情，不都是学而知之吗，谁是生而知之呢！

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学校的条件简陋，校舍是利用棕叶、竹条临时搭建的，生活很清苦，甚至根本就没有军饷。但是，这些对张治中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抱负，抱负，沉重的抱负，久已将张治中压得喘不过气来了，现在正是一个卸下沉重抱负的机会，一切的困难，当然都不会计较。每天，张治中戎装佩刀，身体力行，对教育训练抓得很严。一段时间下来，学员们精神抖擞，军容整齐，校风和易，倒也别有一番风气，颇让一般桂军军官刮目相看了。

从名义上说，桂军军校亦属于国民党军校。这个时候的桂军，同属于南方革命政府系统，孙中山能够重返南方开府，桂军也是出了力的。刘震寰在桂军之前加“建国”二字，谓之“建国桂军”，就是为了证明此桂军不同于曾经压迫孙中山的老桂军。以至桂军军校创办伊始，刘震寰请廖仲恺先生挂了一个军校党代表的名义，以示其效忠国民革命。其实，这只是一层炫目的外壳而已。学校的干部及学员，都是从桂军调来的，且为清一色的广西人，称得上是刘震寰的子弟兵。这是一个地域观念极其强烈、政治性格极其保守的军事团体，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没有多少关系。

张治中很清楚，所谓的“建国桂军”，依然是一支落在时代后面的旧式军队。军校官长对待学生的方式，基本上还是旧军队的一套。中队长出来进去，都拖着一把长刀，遇有违纪的学生，不由分说，翻转刀背，就是一阵猛砍，情景着实骇人；以至拳打脚踢、罚跪罚站等，都成了变态中的常态。从这些官兵中，看不到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谈不到有什么革命的精神，有的只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地域派系而已。说穿了，桂军军校只是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一个私立“军塾”而已。很显然，一个外籍人，要想在这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有大作为，不啻是一个梦想。张治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筹划。自然，他还得忍耐，还得等待！不过，一个切切实实的希望已经出现，在向他招手！

横空上岛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批大人物的政治生涯，都是从黄埔岛开始的；张治中的政治生涯，也可以说是从黄埔岛开始的。

历史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说，黄埔军校的创办，正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一系列军校的继续。事实上，黄埔军校的许多优秀教官，正是来自张治中的保定同学，诸如邓演达、王懋功、刘峙、顾祝同、陈诚、钱大钧、熊式辉、周至柔等等。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现代史上名头极响的人物。可见，从人事关系上说，黄埔军校正与保定军校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

在中国，同学关系从来就是一种潜在的政治资源；一旦气候相宜，他们很快就可以抱成一团，形成一股庞大的社会政治势力。黄埔军校里的保定同学关系，正是一个极好的实例。黄埔军校创办初期，教官分别来自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等军校毕业生，以及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等。其中，保定军校同学凭借其雄厚力量，呼朋引类地进入黄埔军校，无疑成了黄埔军校的主力阵营；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张治中不就在虎门吗？现成的办校人才，何不就近招来！于是，张治中的好朋友王懋功、陆福廷等保定同学，都不断地做张治中的工作，要他赶快脱离虎门桂系军校，共同加盟黄埔军校，致力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

对于张治中来说，这正是一个等待已久，也是向往已久的革命事业；但是，这件事颇让张治中难以启齿：一方面，自己是应了伍肖岩的邀约，到广东筹办桂军军校的，现在就丢下桂军军校不管，既违背诺言，对不起朋友，也违背了一般做人的道德，此为君子所不为；另一方面，挂名桂军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先生从广州带信给张治中，认为桂军军校总要有一个人负责，让他不必到黄埔；当时，军校的俄籍顾问糜娜女士与张治中在校务方面合作得很好，也希望张治中不要离开桂军军校。张治中是一个宽厚的人，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1924年夏天，桂军军校由虎门搬迁广州东山，与黄埔军校近在咫尺，张治中与黄埔岛上一帮保定同学的联系，又进了一步。这时，蒋介石也打听到桂军军校有个能干的张治中，“何不调来黄埔”？蒋校长单刀直入。这个时候的蒋校长，确是思贤若渴，急于笼络各方面人才；再说，这么能干的人才，跑到桂军那里效力，不是长了对方的势力么！校长的考虑，究竟不同于一般同志。

不过，桂军毕竟还打着中国国民党的旗帜，好心肠的廖仲恺先生也还兼着桂军军校党代表一职，如果就此把张治中硬从桂军手里抢过来，多少显得蒋校长不够大度，廖先生也不会同意。听了王懋功等一帮保定同学的解释，蒋介石点点头，说：“那就暂时放一放，可以先发表他一个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以备将来之用”。这是蒋校长厉害之处，等于用一根绳套，先将张治中套牢，一旦时机成熟，蒋校长在这一头把绳子一收，也就不怕张治中不顺势过来了。一手欲擒故纵的策略，用得十分漂亮。其实，这是蒋校长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张治中的期望。

从此，事情像流水一样的顺利。黄埔军校召开训练会议，张治中名正言顺地奉召参加；有一些作战训练预案，蒋校长也开始指令张治中草拟。一次，张治中草拟一份作战方案，蒋校长阅后十分欣赏，通篇只改动了一个字，将“死守”改为“坚守”。这样看来，蒋校长只能算是张治中的“一字师”了。不过，一字之易，意思迥异。“死守”，顾名思义，死了也要守；“坚守”表明要坚决防守，未必要死。可见张治中言重了，在生死关头，脑子到底不及校长活络。

这一年的12月，桂军军校第1期学生毕业，张治中感到对于桂军方面，总算可以交代了。而桂军的情形，委实太坏，张治中认定决没有什么作为。反观黄埔军校，确是朝气蓬勃，未来的前途，未可限量；况且，黄埔方面需人甚殷。蒋校长即将率部东征陈炯明，入伍生总队长王懋功亦将随军东征。蒋校长已经决定了，委张治中出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附，代理总队长职务，负维持后方的责任。

这不仅是一个破格的任用，而且也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何况还是蒋校长率部东征期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黄埔军校就是入伍生总队长当家了。张治中初入黄埔，就能荣膺此任，不能不说是蒋校长的特别信任，也不能不说是对张治中的特别借重。耐人寻味的是，此前，蒋、张之间并没有什么瓜葛。同乡，自然谈不上，一为浙东，一为皖中，风马牛不相及；同事，也谈不上，在创建黄埔之前，张知道不知道蒋的名字，我们说不上；但蒋不知道张的名字，是大致可以肯定的；或许说，蒋、张之间，有那么一点同学关系。不错，蒋曾经从保定陆军速成学校肄业，张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但学校的牌子不同，而且招生对象、教学内容也不一样。大致说来，一个相当于中学，一个则相当于专科。要说蒋、张之间的渊源，也就是他们曾经相隔8年之久，先后都到过保定上学。

最出乎张治中意料的，是自己进入黄埔之初，就被蒋校长授予上校军阶。那个时候，黄埔军校的上校是很少的。许多保定同学进入黄埔担任教官，大都是少校军阶。保定军校2期毕业的刘峙，初期是少校战术教官。这还算是好一点的，而陈诚只是上尉特别官佐。“特别”并没有别的意思，也就是暂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先待一待岗吧。资格老一点的，也许可以授个中校。邓演达在进入黄埔之前，就在忠于孙中山的著名粤系将领邓铿手下任工兵团长，也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物。黄埔军校成立，被任命为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队总队长，是为黄埔军校的中坚分子，但也只是个中校。老实说，张治中既没有做出特别贡献，又没有什么特别背景，一上来就被授予上校军阶，正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特例。

蒋校长赐予张治中的恩宠，并没有到此为止。从1924年12月，到1925年夏，在这几个月的中间，张治中从蒋校长手中接受的要职，一个接着一个，计有：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第4期入伍生团长、第2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东征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等。看到张治中在蒋校长手下如此得意，惹得一般同事都有些眼红了，很有点嫉妒地称张治中“身兼8大要职”。以一个寸功未建的外来人，一入黄埔，便大红大紫，殊让人不可思议。

其实，这正是蒋校长的高明之处。老实说，与许多国民党的其他人物相比，蒋读书不多，文化程度不高，这是蒋深以为憾的；但蒋有一个优势，为常人所不及，这就是蒋久历江湖，深谙人情世故，所谓知人论世，确是下过一番功夫。即以张治中来说，虽然只是几个月的间断接触，但蒋已认定：此人确是第一流人物。高才可役智。使用干才，当然得有使用干才的手腕。大凡这类人才，都有特别的抱负，志存高远，目光远大。对这种人，小恩小惠，零打碎敲是不行的，必须打破常规，放手任用，一展其才，使其平生抱负得以实现。如此，必能使其感恩戴德，终身驯顺。这是蒋的手段，蒋的眼力，未尝不可以说是蒋的人生经验。多少年来，蒋以不世之才自负，却不为孙中山先生所重，这是蒋深以为恨，亦深以为戒的。

蒋介石的这一手玩得漂亮，也相当厉害。其实，所谓的上校总队附、局长、处长等等，这算得什么呢！黄埔军校校长的口袋里，这样的东西多的是。比较起来，付出的只是几个头衔，买到的却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心腹。所得与所失，简直不成比例。蒋实在算得上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商人，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收益。风险当然也是有的，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功夫了。

但是，蒋校长是不会看错的。这一次的超常任用，不但大出一般黄埔同事的意料，也大出张治中的意料，以至在张治中的心中掀起了滔天的巨浪，对蒋校长的知遇之恩，可谓是刻骨铭心，终身图报未尽。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张治中结识了许多中共朋友。有不少中共朋友对张治中这类具有民主进步意识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效忠专制君主蒋介石，往往殊感不解。其实，这正是人生的复杂性与人格的多面性所决定的。

不错，在张治中的思想深处，是有着进步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追求。但是，我们同样不要忘了，张治中曾经接受了10年的私塾教育，思想深处同样有着浓厚的儒家士大夫意识，所谓忠孝仁义的信条，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等等，都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事实上，张治中并不具有政治家的远见与决断，也谈不到对于政治信仰和党派观念的拘泥；张治中只是一个干练的军人，一个知行合一的实干家。实干家当然也有实干家的信条，这就是追求富国强兵的人生理想与重诺守信的人格魅力。在这个基点上，张治中建立起自己的政治道德。因为要富国强兵，张治中当然可以接受科学，接受民主；因为要重然诺、守信义，当然要有恩必报，始终如一。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当然是一对矛盾。不过不要紧，在张治中身上，有的是善于折中，善于平衡的本领。在人生的大风大雨中，在那么多的波滔起伏中，张治中早就学会了忍耐，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学会了韬光养晦，以屈求伸。当然，也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钢丝绳上保持平衡的技巧。

综观张治中的一生，加盟黄埔，确是人生中的一次大转折，一个名副其实的腾龙之地。从1895年启蒙识字开始，张治中先后经过10年私塾，6年流浪飘泊，5年军校学习，8年为军阀“打工”的生活，前后奋斗近30年，历尽千辛万苦，屡挫屡起，终不气馁，战胜了无数的挫折和磨难，这才落地生根。因此，张治中对蒋校长的那种知遇之恩，那种顿遇“明主”的感慨，那种能一展所长的痛快，那种平生抱负能得以实现的欢欣，实在不是一个局外人所能体会的，亦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尽述的。

三、夹缝人物

黄埔岛不相信“和平主义”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张治中上岛的时间，与一般保定同学比较，差不多晚了大半年；但是，张治中上岛的时候，正是岛上国共两党的斗争风云初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一切都让张治中撞了个正着。

黄埔军校尽管挂的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牌子，它的创办，却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本来，国民党组织上层较强，共产党组织基层较优，两党联手建军，以现代的术语讲，确是一种优势互补。黄埔军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能以一泻千里的速度，发展成为南方革命政府手中的一张王牌，不能不说是国共合作的结果。

但是，这两个党的差异太大了，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党，一个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张治中登上黄埔岛的时候，不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还只是两个新兴的政治势力，甚至还没有资格成为对方革命的对象。国共两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北方的军阀政府。在这个大环境下，形格势禁，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国共两党的联合，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国共两党握手，只是一种斗争策略的变化，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改变。矛盾只是被压抑了，而不是消失。事实上，压抑的结果，虽然获得了一个表面的平静，但这只是一种力量的积蓄和集合，在表面平静的下面，岩浆已经在地下奔腾，台风开始在洋面生成。

张治中上岛之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黄埔学生正在加紧筹备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共的影响和力量，由此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但是，国民党右派不愿意了，孙文主义学会随即成立起来，目的只有一个：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手也有了，部队也有了，矛盾本来就存在，一切都用不着号召，一场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本来，在这之前，岛上国共两党的冲突，还只是一种自发的、零星的、散漫的行为，不成其为规模，亦未动摇国共合作的全局。但是，自从“两会”成立后，双方都有了自己的领袖，也都有了自己的组织，冲突逐渐酿成一种团体行动，斗争也渐渐激烈起来。

斗争升级了，冲突在不断加剧，空气中正荡漾着一种白刃格斗的血腥味。但是，张治中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并不想明显地开罪任何一方。偏偏张治中在岛上，也算是一个大人物，大人物自有大人物的好处，也有大人物的麻烦，这就是国共双方都把他视为争取的对象。不过，张治中是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目标，只是为了富国强兵。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不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吗？共产党号召反帝反封建，解放工农，不也是为了富国强兵吗？那么，真是太好了，大家继续团结合作吧！正像一首儿歌里唱的那样，握个手，敬个礼，大家都是好朋友。这是张治中的一厢情愿。

只是，国共两党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黄埔岛上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张治中的“和稀泥”，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单纯，也不妨说是政治上的幼稚。一部《红楼梦》，不是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吗！那里面，林黛玉小姐就有一句名言：“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想想看，家庭的事情，都是这样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何况政治上的斗争哩！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政治家的熏陶，从来只讲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想当骑墙派，和稀泥，不但被看作是投机取巧，而且也被视为一种人格上的问题。

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张治中的和平主义，本来只是想促进“两会”的合作，结果只是招致了双方的不满。1925年春天，张治中看到岛上两派学生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周恩来等军校主要领导都率军东征去了。岛上的留守干部，都是轻量级的，分量不重，一批好斗的学生，谁劝也不听。

张治中真是忧心忡忡了，想来想去，心生一计：不如召集两派学生，开一个座谈会，请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到岛上来讲讲话，不怕两派学生不听。在张治中看来，戴季陶是国民党“一大”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曾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最受孙文主义学会的崇敬，青军会当然也要买一买账的。戴先生出面做两派学生的工作，或许可以有效的。

张治中的想法很好，只是他在政治上确是太幼稚了，对国共两党的事情又了解得那么少，结果，不免是好心办了蠢事。戴季陶固然是个大人物，但同时也是个大右派，他在骨子里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尤其是此公在理论上擅长归纳、发明、创造，搞出一个“戴季陶主义”，从而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一面旗帜。对于戴季陶其人，张治中也许若明若暗，知之不深，但中共曾与他有过一段同道的历史，深知此人的手段和实力，从来不敢小觑。让戴季陶上岛讲话，他能讲出什么好话呢？中共方面和青军会不但不肯买账，而且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

座谈会上，戴季陶讲话了。当然，开始时也少不了讲一些两派言和的堂皇话，然而，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依然是一个“戴季陶主义”。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听了，一阵阵鼓掌，大声叫好。青军会的人板着面孔，静坐一边，不发一言。两边的人，一热一冷，阵线分明。张治中看出来了，意识到大事不好。

耐着性子等戴季陶把话讲完，青军会不客气了，当场便有代表接二连三地发难，就国共合作等种种问题提出质问，辞锋所向，竟是直奔“戴季陶主义”。虽然，在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中，戴季陶也算是一位老斗士了，口诛笔伐，横眉冷对，都有上佳表现。但是，那样的场面，大都出现在报纸上，并非直面相搏。这些年来，养尊处优的戴部长，早已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习惯了居高临下，也习惯了颐指气使；也许还有些过于自信吧，以为凭自己的威望，青军会的几个学生娃子，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他很自信地来了，也很自信地讲了。哪里知道竟是一个被当面指斥与冷嘲热讽的场面。戴先生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不免有些手忙脚乱，一时无词可对，面子很有些过不去了，也很有些不能下台了。

青军会对戴先生百般诘难，大加鞭挞，张治中后悔死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真是太不像话，且不论戴先生的身份了，就以主客关系而言，哪有主人这样粗暴地对待客人的呢？于是，张治中站出来，止住青军会代表的发言，以长官身份为之训斥：“戴先生是我们黄埔的师长，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同戴先生讲话”！说到这里，张治中真是生气了，当即端茶送客：“你们信仰什么主义我不管，但你们这样为难戴先生，是不对的。你们不用开会了，请走吧”！

事情更加复杂了。戴先生的围是解了，但中共方面对张治中的误会，显然地加深了。好在问题还不算十分严重，慢慢地经过解释，事情也就过去了。事实上，张治中的政治立场，大致说来，尽管中立，毕竟还是偏左一点。有那么一次偏到右边，纯属偶然，左派终究谅解了。况且，张治中的中立，的确是表里如一，一以贯之，并不是那种权宜之计，也不是那种企图通过左右逢源，以求捞取政治实惠的市侩。凭心而论，在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期间，后方黄埔军校的局面，如果不是张治中以中立公正的立场，在两派学生中多做团结促进的工作，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这当然不是诳话，也不是无原则的捧场，而是有林振雄枪击李汉藩的事件可以佐证。

政治部的科长李汉藩到教授部领取办公用品，冤家路窄，遇上了管理处长林振雄。李是中共党员，青军会的重要骨干；林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将，反对青军会最卖力的打手，在黄埔党军出发东征之后，这两个人都成了岛上有号召力的黄埔军官。

事情的起因并不算大。李科长拿着单子来领取印刷标语传单的纸张，林处长诘问传单内容？李不想告诉他，林当场就将李的领物清单撕碎。李被激怒了，当场将林的一只茶杯摔碎；林不肯吃亏，回敬李一拳。于是，两人当场厮打起来。但是，就个头和功力而言，林振雄都不及李汉藩多了。几路拳打下来，林很是吃了一点亏。林被打急了，一不做，二不休，拔出手枪，迎面就是一枪。李侧身晃过，林再要开枪，被闻讯赶来的几个青军会学生一拥而上，捆了个结结实实，押解军校禁闭室。这一来，麻烦闹大了。左右两派的学生都是紧急动员，荷枪实弹，准备开打。右派的目标，是要抢出林振雄，还对方以颜色；左派的策略，不外是坚决回击，保卫斗争成果。但右派自知力量不够雄厚，于是发出了“血战”的口号。

这么大的乱子，竟是为领取一件办公用品而引发，谁能想得到呢？但是，任何的偶发事件，其中都隐藏着某种必然的因素。其实，仇恨的种子，早就埋下了。

事态是这样地严重，真正是一触即发了。不过，唯有通过这样的大事变，我们也才能看出“和平将军”的本色和能耐。当时，军校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东征去了，党代表廖仲恺在广州城里办公。在黄埔军校，张治中是总值日官。不用说，“平变”的大责任落在张治中身上了。

张治中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军校各部主任参加。第一个措施，就是要求各部主任和教员马上到学生中去，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主任们显得面有难色，事态再清楚不过了，这不是普通的学生闹事。表面看起来，是两个学生组织的冲突；说白了，是国共两党的斗争。部主任算老几呢？这个时候下去，学生们情绪激动，理智失常，不是徒冒挨揍的风险吗！但是，张治中的态度斩钉截铁，不容大家有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申明：“校长正在前方作战，把军校交给我们，弄出事来，谁也逃不了责任！”这一句话，把大家都震住了，于是一致表示：共赴校难，弭平动乱。

接着，张治中迅速作出制止事态发展的6项决定，交各部主任下去传达：1．不许学生双方有任何接触，所有人必须静止在现在的原地，凡有走动者即视为对抗军法；2．不服调停的官生立即禁闭；3．暂时停止军校的一切活动；4．枪支一律上架，不上架者军法从事；5．林振雄暂时关押禁闭室，李汉藩由政治部看管，挨后处理；6．立即派人报告廖仲恺。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6条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各部主任及官生不但看到了张治中的和平主义立场，更看出他的勇决与魄力。据此，6条决定得到坚决贯彻，一场即将腾起的大火被圈住了，已经溃堤的洪水被堵住了决口。几个小时后，当廖仲恺风尘仆仆地赶到岛上时，军校已逐次安静下来。经过了解，廖党代表充分肯定了张治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当即下令：林振雄无法无天，开枪打人，予撤职查办；李汉藩以错对错亦有错，记大过一次。廖先生的处置可谓不偏不倚。

“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

张治中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当时的黄埔，并不是一个可以“和平共处”的环境。在国共双方都是斗志昂扬，攻势不减的情况下，一次次“磨合”的努力，只是徒然增加失败的痛苦而已。

张治中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一切言论、态度都是为着爱护革命而出发的。”又说：“最好是大家团结，以求革命的发展；如果还没有做出一点事，自己的组织先分裂，自己的肢体先就支离，则革命如何可以完成？”谁会怀疑张治中的政治真诚呢？谁又会否定这样的政治主张呢？可是，在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张治中的真诚未免不是一种幼稚，张治中的主张未免不是一种脱离实际。

就在林振雄枪击李汉藩事件之后不久吧，廖仲恺先生在广州城里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了。南方革命政权内部掀起滔天巨浪，一位忠诚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巨人倒下了，国共合作的堤岸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对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对于真诚地拥护国共合作政策的张治中来说，这也是一个晴天霹雳。政治的斗争，总是充满着血腥味；国共合作的好梦，现在只剩下血腥的回忆。在黄埔岛上，在南方政府里，血腥的气味继续在空气中扩散。一切的一切，都表明张治中对政治的实际认识距离太远了。

然而，张治中的可贵，正是他的这种近乎幼稚的真诚；张治中的著名，也正是他的这种一以贯之主张。况且，张治中缺少的只是对实际政治的认识，并不缺少头脑，也不缺少勤奋。其实，张治中是个十分善于学习和善于思考的人。因此，张治中有着很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次次斗争，张治中在认识国民党，在认识右派；一次次斗争，张治中也在认识共产党，在认识左派。事实上，张治中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做到完全意义上的中立。在上岛的初期，张治中是一个中间偏左派；随着斗争的深入，也随着不断加深对实际政治的认识，张治中一步步地向左派倾斜，甚至一度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张治中的政治立场，从力图中立，到偏左，再到左派，就是通过对国共两党的主张与实践不断加深认识的结果。

实事求是地说，张治中在上岛之前，除了朴素的富国强兵的思想外，对各种主义都了解不多，无所谓左派或右派的成见。不过，真要比较起来，恐怕还是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有更多的好感。这是因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孙先生是张治中久已崇敬的伟人。孙先生的主张还会错吗！至于对共产党的了解，除了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曾与瞿秋白等著名共产党人有过一些接触外，更多地还是来自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

正因为没有成见，所以，张治中在上岛之后，能够以公正持平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进行近距离的观察、比较。不过，政治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事实上，张治中所认识的国共两党，只是黄埔岛上的国共两党；或者说，只能是黄埔岛上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

不幸得很，岛上的国民党人表现太差了。让张治中佩服的国民党人当然也有，蒋校长算一个，邓演达算一个，王懋功是自己的好朋友，也可以算一个；学生中大概只有贺衷寒还有点真才实学。而且，邓演达和王懋功都算是国民党左派，与其说他们的政治立场属于国民党，不如说他们的政治立场更接近共产党来得恰当。至于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王柏龄、缪斌等人，简直就是两个没有人格的奴才，真让人看不起。

反观黄埔岛上的共产党人，真让张治中赞叹不已。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就不用说了，张治中称：“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此外如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也都是张治中十分佩服的人物。至于黄埔学生中的蒋先云、李之龙、陈赓等中共党人，都是大名鼎鼎，十分了得。可以说，共产党人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国之精英，也难怪蒋校长要发脾气了，一次气急败坏地大骂缪斌：“你们10个孙文学会会员，也抵不上一个共产党。为什么有本事的人都去当了共产党？”的确，共产党人留给张治中的印象太深了，尤其是周恩来的横溢才华和人格魅力，可以说是一个让张治中终身景仰的人物。

正是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张治中的政治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倾向，甚至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并当面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组织的要求。周恩来很高兴，表示待请示组织后加以答复。然而，几天后，周恩来委婉地表示：中共欢迎张治中加入，但在国共合作时，双方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不过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张治中的工作。

张治中加入中共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从此却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国民党黄埔军校第4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的选举中，张治中被选为9执委之一。党部执委候选人是由两派事先协商的，而张治中之当选，则是由中共方面所提出。这可以看作是中共组织给予张治中支持的一个实例。

张治中的“向左转”，越来越引起右派的强烈不满，也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密切注意。1925年秋的二次东征期间，张治中担任军校第4期入伍生军官团团长。早在张治中担任入伍生总队附期间，右派就曾送给他一个“红色教官”的绰号；现在又当了一个什么团长，索性再送他一个“红色团长”的帽子。但是，右派还是觉得不能充分发泄心中的仇恨，恽代英，高语罕，是两个公开的共产党政治教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是个比共产党还左的家伙，现在不是又出了个张治中吗，一起送他们一个外号，就叫“黄埔四凶”吧！

这样一来，张治中的名声大了。好家伙，成了黄埔一凶，而且和共产党教官排在一起，右派分子的这一手，真是毒辣！问题严重了，蒋校长不能不给予关注，也不能不加以过问。东征军进入汕头之后，蒋校长把第2师师长王懋功找来问话：“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这当然只是一个怀疑，但未免不是一个严重警告。

这件事给予蒋校长的刺激之深，是可以想象的。蒋介石在张治中身上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可是，到头来，还是被共产党拉过去了，再让共产党这样闹下去，我们不是都成了在给共产党“打工”么！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觉得事不宜迟，需要采取一点措施了。

这一年11月底，还在东征途中，蒋介石就找到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伸手向他要东征军及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当然不会将这个名单交出去，不过口气也还缓和，婉言回绝了。蒋介石似乎也没有坚持，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这只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信号，表明蒋介石要对中共组织动手了。了解蒋介石个性的人，都知道蒋氏认准了的事情，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对于国共合作，蒋介石有一句名言，谓之：“这叫捉老鼠上床，咬自己的被窝，怎能够安静睡觉呢？”如果说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是“捉老鼠上床”，那么把“老鼠”赶跑，正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谁会与“老鼠”同眠共枕呢？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虽然让许多人感到惊异，但却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

动手之前，需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防范的措施之一，就是不能让张治中一身兼有8大要职，这样做太危险了。于是，对于张治中辞去7项兼职的要求，蒋介石很痛快地接受了。在张治中而言，自从进入黄埔以后，身兼8大要职，一天到晚坐汽车，坐小汽艇，仆仆往来于黄埔与广州之间，经常忙得连午饭、晚饭都顾不上吃。最忙的时候，到了深夜十一二时，才记起今天还没有吃晚饭，所谓“废寝忘食”，正是一个切实的写照。这样一个极端繁忙的工作环境，实在不易长期坚持下去。况且，张治中并不是一个热中权力的人。1926年初，张治中决然辞去航空局长、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处长、第2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兼职，只保留了黄埔第4期学生军官团团长一职。

本来，张治中的8大兼职，在蒋介石的心里，已是一个不能放心的事情，也是久已忧虑的问题。现在张治中主动请辞，事情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并且，对张治中的不肯恋栈，蒋第一次有了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蒋介石对张治中的“红色”，已经不再感到忌讳或恐惧。一个淡泊权力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呢？

1926年的春天，南方革命政权内部第二次掀起滔天巨浪，这就是发生在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这件事真是太突然了，共产党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间竟成了蒋介石的俘虏。不宣而战，不告而诛，当然让人感到惊愕和骇然。但是，敏锐的政治家，早在20多天之前，就看到了这次事件的序幕。2月26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将王懋功予以扣留，并免去他的第2师师长职务，罪名是“勾结”苏联顾问季山嘉，“图谋不轨”。

这算得是什么罪名呢？不要说在当时“联苏联共”的大局面下，这样骇人听闻的罪名，是不可以信口雌黄的；即便王懋功真有这样的图谋，不是说“党权高于一切”吗，“党军”的师长不轨，上面不是还有军事委员会吗？军事委员会上面不是还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吗？一个军长，怎么就可以自作主张地将师长扣押撤职呢？但是，蒋介石胜利了，军事委员会没有干预，国民党中央也没有干预，王师长只好乖乖地缴械，拿了蒋介石批给他的3000元大洋，被逐出广州，到上海去了。据说，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蒋介石还准备送他去苏联军事学院去留学。既有“勾结”苏联顾问“图谋不轨”的前科，又准备送他去苏联学习深造，岂非咄咄怪事？

而事实上，王懋功既没有“勾结”苏联顾问季山嘉，也没有“图谋不轨”，一切的罪名，都只是一个“莫须有”。王懋功的真正罪名，只是与南方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往来密切而已。要说这是勾结，也就是勾结汪主席，勾结领袖了。大人物的权力争夺，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总是要牺牲一批小人物。王懋功不算小了，但是没有办法，谁叫他比蒋介石、汪精卫小呢，少不得也只好委屈他一下，充当汪主席的“垫脚”了。

蒋介石扣留王懋功，许多大人物本该发言的，结果都没有发言，却撞上一个不该发言的张治中，跑出来大发议论了。张治中听到王懋功被扣的消息，马上从黄埔坐船到广州见蒋，很直率地发问：“我可以相信王师长没有别的问题，或者他说话有些失于检点，除此之外，决没有什么。校长为什么这样处分他？”张治中真是太幼稚了。

张治中的直率和莽撞，并没有激怒蒋介石。相反地，蒋却是和颜悦色地对张说：“没有什么，给他到外国去学习学习，休养休养。你回去罢！你还是好好地带学生，我不会难为他的。”张的意见，蒋固然没有采纳；不过，张的鲁莽，蒋也没有表示责怪，甚至还给了张一个安慰。以蒋的褊狭多疑和睚眦必报的性格而言，这一次的谦和宽容，既是一次例外，也是一个恩宠。

其实，蒋当然知道张并没有说错，也知道张的直言极谏，只是他的心口如一和心地坦然。尤其是，蒋看出来了，张是个不会玩弄手段的人，张只会搞“阳谋”，不会搞阴谋。善于玩手段的权谋家，最恨别人也跟他玩手段。蒋介石看出汪精卫也是个阴谋家，所以他不能与汪合作，这就是他要把王懋功赶走的原因。在蒋认为：张治中不跟他来这一套，一切都是公开的，很好，这种人不但用不着害怕，而且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这就是为什么蒋对张直言发问，不以为忤的道理。

逮捕令已经发出！

表面上看，王懋功被逐事件只是反映了蒋、汪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实际上，它是国民党最高权力的一次重大转移，也就是蒋介石对最高权力的一次公然侵蚀，孙中山时代的“党权高于一切”，已经成为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花絮；在国民党的党纲中，尽管没有写上“军权高于一切”这一条，但已经成为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实。在政治上，一个新兴的势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军事强人蒋介石。在“党权高于军权”的名义下，形成了“军权高于党权”的格局。在这个变态的局面下，政治上的一切意外，都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可能。因此，从2月26日的王懋功事件，再到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这中间仅仅隔了22天。王懋功事件成为“中山舰事件”的预演，不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山舰事件”始终被称为一大疑案，这是由于它的许多具体细节，至今仍然是谜团重重；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事件的某些具体细节如何，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以中山舰的调动来说，或许有它的偶然性；但以蒋介石的逻辑而言，“老鼠上了床”，难道会听之任之吗？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应当忘记，“中山舰事件”不过是一个道具，是被蒋介石用来“赶老鼠下床”，推进其反共战略的一个环节而已。没有人能够怀疑这样一个观点：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也会制造出一个其他事件，以实施他的“赶老鼠下床”的反共战略。

于是，在3月20日的那个凌晨，蒋介石调动大批军警，以共产党“阴谋暴动”的骇人罪名，作为他发动反共事变的借口，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拘捕黄埔军校及第1军的共产党员，取消第1军的党代表制度等。其后，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被赶出第1军，“党军”进一步成为蒋介石的私产。这是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发动的反共事件。这次事件，既是对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力量的一次挑战，也是1年后“四一二事变”的一次预演。

张治中听到“中山舰事件”的消息，是在20日清晨。最初只是听说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及党代表都被逮捕了。在张治中看来，这不啻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党代表为什么会被逮捕？”这是张治中不能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同抱着一个远大的目标，为什么内部发生出来这样重大的裂痕？为什么忽然发生这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有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张治中不能明白的第二个问题；当时，著名的中共党员，黄埔一期出身的陈赓、许继慎等同学，都在张治中手下担任连长。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表示万分的愤慨。张治中当然也是一样的愤慨，但又不得不劝慰军官团里的共产党员稍事镇静，以等待事实真相的澄清。

然而，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上午10时，军校教练部主任、粤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乘汽艇来到黄埔，接走了教育长邓演达，一起到广州去见蒋校长，以了解事件真相。接着，张治中的保定同学、党军第2师第4团团长陈继承率1营官兵，企图进驻军校。受命维持军校秩序的训练部主任严重和军官团团长张治中当即予以严辞拒绝，说明除非有校长亲笔手谕，任何人不得来校进行活动。

随后，邓演达回到军校。与邓教育长同时来到军校的，还有广州城里已经实行戒严、苏联顾问团及汪主席住所均被包围，以及大批共产党员已被逮捕等令人骇然的消息。这时，海军军校副校长欧阳格乘中山舰开到黄埔，通知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高语罕4教官到舰上商议要事。自经历了四川宣汉事变之后，张治中在这方面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他觉得在局面混乱的时刻，不可贸然上舰。于是，当即提醒邓演达：“舰上有阴谋，我们不能去，有事让他们上岸来谈。”这真是一个英明的预见。事后得悉，欧阳格正是带着蒋校长的手令，到黄埔来逮捕邓、张、恽、高等“黄埔4凶”的，只因邓、张等不肯应约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故于中途将这一道命令又撤回去了。

自己“居然成为一个逮捕的对象”，张治中不能不表示惊奇，也不能不表示愤慨。难道是因为自己的态度言论“左倾”么？难道是因为自己公开表示了对孙文主义学会的不满意么？这样的事情真是太荒唐了。事件平息之后，蒋校长回到黄埔。张治中会同邓演达，一起去长洲要塞谒蒋。一见面，张治中就以激昂慷慨的态度，表示了自己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当面提出质问：“校长这种作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蒋听完了张治中的话，看了看张治中的态度，还是很温和地对张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没有问题，大家好好地做吧！”从长洲要塞出来，邓演达感叹地对张治中说：“你真冒失，真胆大！”

虽然逃过了差一点被蒋逮捕的厄运，但张治中作为蒋校长亲信干部的地位，依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山舰事件”之后，张治中继续受到蒋的信任，亦继续得到蒋的重用。这在蒋介石与一般僚属的关系中，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究其原因，这正是缘于张治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作风。

1926年6月，北伐大计决定了，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委张治中任副官处长，主管编制、人事和总务。蒋并向张说明：本来是要张去带兵的，副官处长原定张群，因张群在上海，所以要张治中暂时代理。据此，蒋颇感谦疚地安慰张治中：“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给张岳军接替。”

总司令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是一个崭新的单位。创立伊始，出以公心的人，自然一切都可以按原则章程办事；忠心耿耿的人，不妨也可以一切唯领袖的意旨是从；然而，充满野心的人，未尝不是一个上下其手、私植班底的机会。对于张治中来说，蒋总司令把这么重要的一副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当然是看中了自己的干练，但何尝不是对自己忠诚的高度信任。为着北伐大业，为着感激知己，张治中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但是，信任归信任，在蒋总司令面前，张治中并不想隐瞒自己一贯主张国共合作的政治观点。“中山舰事件”之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已经受到严重破坏，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关系亦日趋恶化，张治中深为忧虑。4月间，周恩来先后被迫辞去第1军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务，除了在北伐各军中从事政训工作，培养政工干部外，不再参与国民革命军高层领导工作。在张治中认为：北伐军统帅部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参加，肯定是一个重大损失，而且也会进一步加剧国共两党关系的破裂，这是张治中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借着受命组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机会，张治中乘机向蒋建议：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以便两党合作如初。蒋表示已考虑由邓演达充任总政治部主任，可以考虑由周恩来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张坚持：邓可以带兵或做别的工作，总政治部主任以周担任最为适宜。但是，蒋坚不同意，张只好转过来劝周接受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亦被周拒绝。又一次“磨合”国共的工作失败了。在张治中看来，周本是很好合作的人，而蒋偏偏拒绝。对蒋的这一态度，张颇不以为然。

北伐出师，势如破竹。7月，首克长沙；8月，再克岳州。北伐前锋叶挺团血战汀泗桥，重创北军，武汉已是指日可下了。7月27日，北伐军蒋总司令在副官处长张治中等人的随侍下，从广州出发，乘粤汉南段车，当日抵达韶关。此后，蒋总司令或乘轿，或骑马，或徒步，经乐昌、界牌岭（粤、湘分界岭）、郴州等州县，于8月7日抵达耒阳城。当晚，蒋携张治中等僚属，弃陆登舟，出耒河，入湘江，于10日凌晨抵达衡阳。

北伐途中，特别是进入湘境后，张治中处处感受到民众对北伐军的热烈欢迎，所谓“伫候野外，观者塞途，鼓声爆响，振闻远近”；所谓“迷路者，则为之指引；任重者，则为之分担；疲者设凳，渴者给茶，饥者授食”等等，都不是诳言。就连一贯蔑视农民运动的蒋总司令，一路上看到湖南民众远道劳军的情景，亦感叹：“该地农民协会，组织尤为整齐”；以为“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而军人尚在梦中，可胜太息。”故大军抵达衡阳，张治中就已认定北伐的成功，当不是问题。可堪忧虑的，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前途问题。张治中是一个肯讲话，而且也是敢讲话的军人，他认为自己所“看到的、想到的、应该讲的”，应该随时向蒋陈述、贡献。

8月10日，蒋由衡阳下船，向长沙进发。蒋命张治中留守衡阳，照料后面陆续开到的队伍。深夜12时，张亲送蒋上船后，决定利用与蒋道别分手的机会，将一路上萦绕心头的革命前途问题，向蒋作一次陈述。张说：“我们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会师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张并建议：“对于这一个复杂严肃的局面，现在应该加以注意与准备。我的意思，最好还是邀请汪精卫回国，帮助总司令来料理这一个攻下了武汉以后的局面，并可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

“中山舰事件”之后，素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汪精卫，因不甘受蒋钳制玩弄，愤而辞职，到法国去了。故张治中有“邀请汪精卫回国”一说。在张认为：国民党今后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亦即蒋先生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已不是北洋军阀，而是国共两党的分裂。如果能把汪精卫请出来主持大局，在国共之间起一个缓冲作用，大局或许尚有可为。张的忧虑固然有理，张的建议亦不谬，但他哪里知道蒋先生心里的一本账，联共固非所愿，迎汪亦非所愿，张的忠言怎么能听得进去呢！但是，张治中这番话确是大义凛然，以革命前途为念，不便当场辩驳，这就让蒋先生为难了。没有办法，蒋只好连“嗯”了几声，来一个不置可否，以孔夫子的话说，这就是“色难”，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个时期，张治中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蒋桂合作。北伐出师，桂系主脑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桂系次脑白崇禧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武昌预校开始，白、张就是同学关系；保定军校时期，白、张更是同期、同科、同班的“三同”关系。北伐途中，又因工作关系，张治中与白崇禧接触的机会更加多了。张之为人，本是一味甘草，擅长与各种政治面貌的人物接触沟通，何况还是当年的同学哩！于是，白、张之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久之，张发现白对蒋有诸多不满之处，认为蒋在处置嫡系第1军与桂系第7军的关系方面，没有一碗水端平，由此隔膜渐深。张认为白的态度，自然会影响到桂系主脑李宗仁，将来蒋与桂系的合作，大可忧虑。为此，张向蒋建议：“健生（指白）这人很硬，也很能干，我希望总司令对他特别看待，结以感情，并且使他安心才好。”蒋这次答应得很爽快：“当然，我对他一定好。”自然，蒋的许诺，又是一只空气球。结果，蒋桂关系，始终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一个解不开的结。

北伐期间，一个是国共合作，一个是蒋桂合作，当中也还夹着一个蒋汪合作，这几大问题，都抓住了蒋所面临的要害问题。而且，张治中也都分别有所陈述，有所贡献。但是，蒋既要建立一党专政体制，又要建立一人独裁体制，不但国共合作的局面不可能维持，而且蒋汪、蒋桂合作的局面，亦不能维持。张治中的初衷，固然可嘉可叹；但政治的愿望，未免还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也许张治中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然唯其如此，也才能在中国现代史上，奠定了张治中的“和平将军”的历史地位。

“啊！文白也来了。”

南军北伐，势如破竹。9月6日，克汉阳，7日克汉口；10月10日，克武昌；11月10日，克南昌。此后，克杭州，克上海，克南京，克、克、克……，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从来的独裁者，都是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半个中国打下来了，整个的中国，也将很快打下来。只是，“龙椅”只有一把，谁来做中国老大呢？这是蒋先生在北伐途中，一直在冥思苦想的一个大问题。仇恨的种子在黄埔岛上就种下了。通过两次东征，通过平定刘、杨叛乱，通过北伐，仇恨的种子正在一路上播种过去，半个中国都洒遍了。一切的借口，都用不着制造；不可弥合的裂痕，每一天都在扩大。需要的只是必胜的把握而已。实力！实力！只有实力才能左右一切，只有实力才能决定一切。

为着增加实力，只有事不宜迟。攻克武汉之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只有蒋总司令才明白这个时候该做什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先把武汉的军事力量拿在自己手中；再成立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以便造就更多的军事干部。当时，武汉方面的军事局面由邓演达主持，行营主任与分校代校长这两大要职，也不能不委派邓演达兼领；但是，邓是一个不能令人放心的人物。在能够担当大任的部属当中，张治中是可以放心的。很好，任命张治中为武汉分校教育长，给邓演达造成一个分权的局面。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之外，再开设一个学兵团，团长就由张治中兼任，以期办成一个部队化的军事学校。提出的目标，是可以造就供应3个师的基层干部和班长。同时附设有3个步兵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交通兵连等。这是一个独立于武汉行营和武汉分校之外的军事力量，再给邓演达造成一个均势的局面。

学兵团的团址就设在武昌南湖，这里曾是张治中的母校，一个富于回忆和联想的地点。十二三年了，从前的学生，现在成了这里的主人，一切都充满着浪漫的气息。虽然，受着历年驻兵影响，这里早已是蓁芜满目，破败不堪了。但唯其如此，才使得“重建南湖”的理想，更富于情调。于是，校舍修葺了，马路修筑了，电机装备了，到处都是一片新的气象。其实，南湖的新气象，只是大革命的一个缩影；在武汉，在两湖，在整个的南方，工人起来了，农民起来了，革命的气象真是一日千里。

然而，在表象的下面，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一场震撼全球的海啸。胸腔里的仇恨早已多得盛不下了，裂痕已经变成了裂缝，裂缝正在扩大为裂沟，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候。日子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也许是1927年1月下旬吧，张治中接到一份电报，是蒋总司令从南昌打来的，没别的内容，只是要张治中迅速赶赴南昌。张治中去了，是在一间办公室里，只有蒋总司令与张治中两个人，是一次密室谈话。谈话整整进行了半天，据张治中回忆：“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次谈话”。从这次谈话中，张治中才知道武汉的局面，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演变；在这个剧变的当中，蒋、邓的关系，也变得空前地严重，成为蒋最不能放心的问题。

原来，由于蒋氏挑起迁都之争，许多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发表文章和讲演，反对蒋的迁都南昌的主张。邓演达也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当然，是指摘总司令的。其他人怎么样？蒋管不了那么多；但是，邓是不一样的，邓手中握有军事实力，蒋不能允许他反对自己。所以，蒋总司令很愤然地对张治中说：“他挖苦我，他还是本部政治部主任哩”！邓、张都属于“黄埔四凶”系列，邓演达其人，张自然是清楚的。邓不是共产党，只是“左倾”，但“左倾”的程度，还要超过共产党。邓写文章骂蒋，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不过，以张的认识，颇不赞成邓的这种做法。蒋是总司令，邓是总政治部主任。从关系上来说，邓是蒋的部属。总司令有不对的地方，部属尽可以当面向总司令提出，但不应该在武汉写文章骂他，造成内部的分裂。这是张的基本立场，也是张对政治的认识。

蒋的意思，张治中听出来了。第一，想通过张来制邓，但这要看张的态度；第二，想通过张来疏通关系，也就是对邓有所劝告。一是“制邓”，二是“劝邓”。以张的个性，当然是愿意做疏通的工作，而不愿意起牵制的作用；况且，张认为，邓确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虽然“左倾”得过了头，但并没有大的关系。因此，对于蒋的相当愤慨的语气，张很有信心地答复说：“请总司令原谅他这一次。当然，他的言论、态度都不对，但他一向是如此，总司令如原谅他，我回去一定同他讲，促使觉悟。我想，他总可以觉悟的。或者要他到南昌来，当面说服他。”蒋觉得张虽然只愿意做“劝邓”的工作，但并没有帮邓开脱的意思，立场是站在自己这一边，也就很高兴地说：“好，好，我当然没有什么，只要他能觉悟。”又说：“他能到南昌来，好，好，当面谈谈。”

在蒋、邓对峙的当中，张治中只讲工作关系，而不能分别政治是非，未免显得可笑；在这个可笑的处境中，又自以为是帮朋友讲了许多话，期望会得到朋友的感激，更显得是自作多情了。这样一来，张所谓疏通、调解，不但失去了立场，也失去了资格；而且，蒋、邓的对峙，势必发展成张、邓的对峙。张治中的南昌之行，使得本已严重的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了。

张治中刚刚从南昌返回武昌，邓演达就赶来了，但不是来感激，而是来质询。邓说：“是不是总司令要你来监视我？我预备辞去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吧！”劈头就是这句话，张治中顿感事情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简单，武汉的反蒋斗争已经展开，自己又掌握着武汉两大军事机关，而且在这个时候奉蒋密召，显然于武汉方面有不利的举动。邓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自己原来的想法太单纯了。但是，不管它，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张对邓说：“总司令对你很好，何妨到南昌去当面谈谈，决无问题的。”邓笑着说：“这不是自己送到南昌去请他扣留吗？”张说：“为什么误会到这步田地，决不会有这种事，你若不相信，我陪你一阵去。”邓的态度很决断：“一阵去也不相干！”张看出情形不对，只好就势转圜：“以后再去也可以，我们再商量好了。”

3月间，武汉的反蒋反军事独裁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一切都不需要再遮遮隐隐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富有感染力和煽动力的口号，汪精卫真是一个天才的空头革命家。革命气氛是这样的热烈，而张治中的态度却颇有些沉默，也颇有些沉沦，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到了这个站口要休息休息了”。这与黄埔时期的那个激昂慷慨的张治中，相差太大了。不过，张治中的沉默，不能不看作是一个“骑墙”的表现！于是，有人报告武汉方面，南昌方面曾有密电给张治中，令其以军校学生、学兵团及能掌握的兵力乘机控制武汉政府。这个消息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了，但张治中的态度确是不能令人放心的。

于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出面了。恽建议张，在这个形势下，最好做一篇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就是“站队”的意思。“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在黄埔时期，“四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的，到了武汉，能眼看着张“凶”落伍么？在恽代英，也许是一个关心，也许是一个警告；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他的这个建议，对于张治中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刺激。张治中反驳恽代英：“你说总司令种种不对，我可以电请总司令设法改正，又何必这样误会呢？”接下来一句话，张治中没有当场说，但在事后，他还是通过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向恽代英转告：“革命是不要人教的，我自己会”。这已经是一个负气的语气了。

张治中当然没有做表态文章，但还是给蒋去了一个电报，很温和地贡献了一些意见。尽管还是站在蒋的立场说话，但也多少希望蒋能够对武汉方面给予谅解。蒋大概看出了张的处境困难，于是召张再赴南昌。张到南昌，蒋劈头就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1000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最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们使用”。随后，蒋立催张速回武汉，事不宜迟。张看出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也就答应说：“我去想想办法看，但是这一着是不是会得到邓演达同意我不敢说”。于是，张打了一个电报给邓，当即返回武昌。

但是，张治中的动作已经晚了一步，就在他返回武汉的途中，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经作出了决定，并由邓演达负责传达给张治中：“政治分会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不仅学兵团带不走了，就连学兵团团长和武汉分校教育长的职务也得辞掉。而且，这个时候，学兵团已经被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张发奎的部队监视起来了。任何商酌的余地都没有了，任何反抗的企图也都是一个徒劳。

在这个境地下，张治中清楚辞职是不可免的了，但对邓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张颇有些不快，于是坚决表示：“辞职可以的，但我不向政治分会辞。我是学兵团团长，应该向总司令辞；我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应该向校长辞。”邓说：“也可以吧”。张被逼当场草拟了一通辞职的电稿，交邓拍发南昌总司令部。事后据张了解，邓并没有向南昌拍发这个电报。

张治中离开武汉，到了上海，向蒋报到。当时，张看见武汉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第11军军长陈铭枢也在座（亦因亲蒋而被武汉国民政府免职）。蒋看到张治中，用又惊又喜的语气说：“啊！文白也来了。”

四、“模范军人”

文昌阁痛切陈辞

从武汉回到上海，张治中真是感慨万千，内心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以张治中的认识，当然是极希望国共合作下去，不希望看到两党分裂的。但是，眼看着两党之间的隔膜一天天加深，裂痕一天天扩大，而自己既无法挽救，又不能作壁上观。“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走开去”，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可是，自己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反共，何尝愿意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来反蒋？结果，只好徘徊于两者之间，挤在夹缝中讨生活。这真是一段令人十分哀伤的日子。

受了这次事件的打击，张治中决心摆脱这种政治生活，出国学习，过一段超然海外的生活。因此，到了上海，张治中就把这个意思对蒋说了。但是，蒋的态度很坚决，表示不会同意。理由是“党国危亡，人才缺乏”，正是用人之时，一个得力干部，怎么可以作悠游海外之想呢？蒋的语气很恳切。的确，在国共分裂、蒋汪火并和宁汉对立这一场大分化的混战过程中，张治中能只身从武汉出走，到上海来投蒋，这不能不让蒋感到得意，也不能不说是蒋的一个胜利。

本来，蒋看到许多过去的亲信干部都“叛变”了，站到了汉口方面，心里真是痛恨极了。但是，“陈真如（即陈铭枢）回来了”，“张文白也回来了”，蒋在心理上得到了某种补偿。在蒋氏认为，“出一朝之命，以徇主上之难”，这才是真正的忠臣义士！虽然，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丢了，学兵团也丢了，不管他，不是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吗！汉高祖打天下，只用了3个人，信萧何之贤，得张良之智，用韩信之能，终成帝业。汉高祖的成功，不就是知人善任么！现在，能干的张治中来了，很好，我要用他，就让他给我办教育好了。丢了一个分校算什么，丢了一个学兵团算什么，我现在要把全军的训练工作，都交给张治中负责。

抵达上海之后，张治中亲眼目睹了蒋一手策动的“四一二”大屠杀。血，血，血！只有鲜血，才是政权的代价！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比较于一年前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张治中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直率，也不再鲁莽，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成熟与老练起来，也许是一种深沉与冷漠吧！两年前，在黄埔岛上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张治中没有了；一年前，在广州慷慨陈词直言极谏的那个张治中也没有了。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倒退？还是一种斗争策略上的韬光养晦？抑或是对政治斗争的厌恶和消沉？我们不知道。

4月18日，蒋介石开府南京，再三电邀张治中到南京筹办大本营军事训练处。也许内心还有些疑虑吧，张治中没有马上奉召，一度仍逗留上海观望。但是，这个时候从汉口方面传来一个残酷的消息：内弟洪君器在武汉受冤惨死。君器之于治中，不仅是至亲，更是战友；在四川宣汉事变中，若不是君器的机警持重，治中早成了异乡之鬼了。现在，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关系吧，内弟兼战友兼救命恩人竟死于非命，对于张治中来说，这真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强烈刺激。在张治中的眼里，他与蒋的关系是“公谊”；与君器的关系是“私情”。现在，因着“公谊”、“私情”两方面的关系，张治中不再犹豫了，决定接受蒋总司令的邀请，到南京走马上任，筹办大本营军事训练处。

在国民党军事史上，大本营军训处并不是一个显赫的机构；但是，他却是显赫的国民革命军训练总监的前身。在张治中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步、骑、炮、工、辎等各科，编练新军和培养干部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不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搬迁南京。7月8日，蒋委戴季陶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委张治中为副主任。在政治上，张治中又多了一重责任。

7月9日，南京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周年纪念大会，蒋总司令亲自主持仪式。会上，需要有一个人作主题报告。出人意料的是，蒋总司令指定了军训处长张治中，又是一重政治上的信任。或者，未尝不可以说一种政治上的殷切期望。或许，正值反共高潮时期，且看你张治中如何论及国共问题？大约也是一种政治考验吧！

但是，张治中就是张治中。在这个引人注目的长篇报告中，张治中只谈一年来的军事发展与成就，只字不提国共两党的分裂问题，亦无一语涉及中共，在场的国民党右派，无不为之议论纷纷。然而，张治中并不为之所动，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有自己的政治个性，更有自己的政治品格。尽管有迷惘，有苦恼，有怨愤，或许也有消沉和颓唐吧，但自己的中心信念还在，自己的政治抱负还在。在政治上，自信不是一个“左倾”的人，但也绝不会是一个右派；自己没有附和左派、附和中共反蒋，但也不会附和国民党右派反共。这是自己做人的原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人格。

事实上，张治中不是一个苟且的人，也不是一个骑墙的人。苟且的人出卖原则，是对外力的屈服；骑墙的人出卖原则，是一种见风使舵。对于张治中而言，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可以退却，可以沉默，但不会出卖原则。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也可以说是一种忍耐和等待，这是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从张治中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祖父的身影，也看到了他父亲的身影。他祖父是一座山，是一块钢铁；他父亲是一池水，是一堆棉花。而张治中是一块橡胶，是一块海绵。遇到压力，橡胶可以收缩，海绵可以退却；但一旦压力消失，它们就会恢复原状。在张治中的血管里，流淌着祖父的血液，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就像一枚铜钱，一面印着他祖父的头像，另一面印着他父亲的头像，无论你从哪一面看，其实都是同一枚铜钱。

几年来，从黄埔练兵，到两次东征，到北伐大业，再到宁汉对立，再到国共分裂，张治中的言论行动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但张治中的理想只是富国强兵。张治中自信：在这样一个大原则下，国共未尝不可以继续合作下去。何况，国共的分裂，只是对国家有害，只是对民众有害，只是加剧了百姓的贫困和国家的羸弱。国穷民弱，国弱民穷，既不会对共产党带来好处，也不会对国民党带来好处。

本来是一篇政治表态文章，但张治中避而不表。蒋总司令也许有些不高兴吧！我们不知道。但是，张治中的直率和鲁莽，张治中的直言极谏和光明正大，张治中的不搞阴谋，不玩手段，这是蒋介石早就领教了的。这一次的表现，只是他的一贯品格和作风而已。虽然有一点遗憾，但张治中的为人，确是值得称道的。不管他，只要张治中能为我所用，只要张治中继续忠心耿耿，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不予计较，也都可以原谅。这是蒋的大度和宽容，也是蒋的用人之道，未尝不可以看作是蒋的高明手腕。

大凡与蒋交往较深的人，无不有这样一个感受，蒋不是一个轻易让人看得透的人，孙中山没有看得透，汪精卫没有看得透，陈独秀、鲍罗廷也没有看得透。结果，他们不是上了蒋的当，就是成了蒋的手下败将。如果对蒋的政治性格作一番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蒋一生反共，但他有时候会亲共、容共。就是在他反共反得最厉害的时候，在他的手下也不妨有几个主张亲共联共的高级干部，比如张治中，比如邵力子，等等。这些人的观点都是公开的，蒋也知道他们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些人，蒋都表现得很不在乎的样子，照样信任使用，照样赋予重任。或许，蒋想到会有那么一天，可以利用他们继续与中共打交道吧！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奠定了蒋介石与张治中亲密合作达25年之久的基础。仅从蒋介石笼络张治中的手段来看，就可以知道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蒋的手下，不但是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而且也是忠奸兼容，正邪并蓄。我们不要忘了，蒋是一个太保类人物，与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一样，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褊狭固然褊狭，但是他也有大度的一面。这是蒋的本领，也是他区别一般太保的地方。否则，太保只能是太保，永远不会成功。

不过，让张治中没有想到的是，军事委员会训练处组建完成后，由于外受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内受桂系的突然袭击，蒋腹背受敌，措手不及，突然宣布下野了。8月12日，蒋离开南京；13日，蒋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15日，返归奉化溪口。

蒋在离开南京的那一晚，叮嘱赶来送行的张治中：“我先到上海，你没什么，还是留在南京好。”但是，张不愿介入这场纠纷，决心与蒋同进同退，当即将训练处解散，到了上海，筹备出国。张觉得这个机会不能再放弃了。这时，蒋从溪口给张治中打来电报，要他赴溪口一次。启程之前，张认真准备了一个谈话纲要，是检讨蒋这几年来的种种缺憾得失的，诸如对桂系的第7军的问题，对蒋的用人问题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国共合作问题。一共写了十几个条款。张治中不再顾惜什么了，准备触犯蒋怒，决定再来一次直言极谏。

抵达溪口，张等了一两天，终于到了奉召垂询的那一天。在溪口文昌阁的凉台上，一边观赏着远山近水的景色，一边按汇报纲要的准备，张治中一件一件地加以剖析，一件一件地进行检讨。这真是一次痛快淋漓的陈辞，也是一次毫无保留的谈话。也许独裁者在失败之后，都增加了纳谏的雅量。张治中这一次的直言极谏，蒋不仅没有责怪的意思，而且颇为动容。有许多地方，或为张所不知道，或为张没有看到，蒋便从旁加以解释、说明，张亦有了新的感受和认识。总之，在张治中认为，这一次的君臣袒怀倾谈，“是可纪念的一次长谈”。就这样，张每天陪着蒋氏游山玩水，闲话漫谈，历时一星期之久。从此，张再次成为蒋的诤臣，每有大事，或当面进言，或书面贡献，蒋有听有不听，但从不怀疑张的忠诚。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外面的世界真无奈

11月初，张治中把签证、船票等一切出国手续都办好了，这时传来了蒋酝酿复职的消息。11月10日，蒋由日本回到上海，当即示意张暂缓出国。但张治中的态度十分坚决，表示非走不可。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张治中已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觉得国内的矛盾太多，也太复杂，特别是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心理上引起强烈刺激，对于国家前途，对于革命事业，都产生了一种焦虑与迷惘，心里没有一天的宁静。现在，唯有摆脱这一切，到外国去换换空气，同时作一番军事学术方面的研究。因此，这次出国，既是一次游历休息，也是一次学习考察的过程，不免也可以说是想跳出国共对立的夹缝，避开非“左”即“右”的政治站队问题，另找一条政治的出路。

这一年年底，张治中单身1人，从上海启程，开始了他的欧美之旅。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德国，预定以1年补习德文，以4年研究军事。这个打算早在10多年前就有了。因受格拉塞先生的影响，张治中对日耳曼民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从此也就有了要到格拉塞先生的祖国及故乡去学习考察的愿望。

航行途中，张治中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张治中乘坐的是一条德国船。在整条船上，除了张治中，没有第二个中国人。并且，从张治中所持的护照上，乘客很快打听到他是一个有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将军。于是，张治中在船上受到了礼遇。

船到菲律宾，张治中更是成了备受关注的中国要人。当地的中国领事和华侨都赶来欢迎，并且到处请他讲演。记者们跟着他的行踪，报纸上登着他的相片和谈话，舆论一致称誉他是有名的中国将军，他在政治的两端中保持着温和态度的立场，也受到当地舆论的称道。

船到新加坡，当地舆论同样出现了旋风般的轰动效应。侨胞们拥上船来，男的，女的，都环绕着张治中，表示格外的亲热。张治中一一回答侨胞们提出的问题，看到他们关怀祖国，同情革命的热情，真是令人感动。

一切都很顺利。张治中本来是晕船的，也许是脱离了国内的政治斗争，心情变得开朗起来的缘故吧，42天的行程，只有两次晕船现象，一次是在黄海，一次是在地中海，其余的日子，都是在风平浪静中度过的。这样海阔天空的游历生活，真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如果没有“化装舞会”事件，这次的航行，本来应该算是尽善尽美的。

一天，轮船漂行在印度洋上，船长决定举行一次化装跳舞晚会。船上只有一个中国人，泱泱东方大国，张治中是唯一代表，自然不可以不参加。但张治中不会跳舞，也不准备化装，只是抱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穿了晚礼服，缓步迈进舞厅。

但是，让张治中不堪入目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外国船客，竟然异想天开地化装成前清的一位官吏，穿着一身朝服补褂，后面还拖着一根猪尾巴似的辫子。以张治中的认识，这当然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件。前清早就被我们打倒了，不但朝服补褂没有了，就是那一条辫子，也被我们割掉了。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化装，不能不认为是对中国人的一种挑衅与侮辱。

张治中气愤极了，当即找到船长，代表中国人，进行国际交涉。面对这样有名的一位中国将军的强烈不满和严重抗议，船长很快与那位“前清官吏”进行交涉。但结果很不妙，“前清官吏”断然拒绝，理由是：今天晚上做的是戏，原本什么都可以化装的。的确，在这个晚会里，也有化装成欧洲中古时期骑士的，可见古时的风俗习惯，没有不可以化装的道理。

但张治中不肯让步，认为“如果真是做戏，表演历史剧，当然没有话讲；而今晚的集会，并不是演剧，化装中国人拖着一条辫子，纵然不是侮辱，至少对我也是不礼貌”。但是这样往返交涉的结果，还是被那位“前清官吏”加以拒绝。而且，张治中打听到了，“前清官吏”是一个英国人，曾在中国海关服务。原来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也难怪他对前清的遗物那么嗜好，竟连一条猪尾巴样的辫子，都还是那么精心地保存着。

西方当然有西方的游戏规则。船长颇有些为难地劝慰张治中：“算了吧，不必认真吧。”但张治中不是一个苟且的人，也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尊严，绝不可以轻言放弃。因此，张治中万分愤慨地表示：“既然他不肯另外化装，请你原谅我，我也就不愿参加这个晚会了。”

印度洋上的一场“外交”遭遇战，就这样轻易地失败了。张治中饱受着一肚皮的怒气，独自退到甲板上凭栏远眺。只见在皎洁明亮的月景下，纤尘不染，海平似镜，微波不兴，景色清幽绝伦，真是迷人极了。但是，想到刚才在船舱里战败的那一幕，张治中的内心就充满了惆怅，只是因为国家贫穷，百姓羸弱，才发生了被人轻视、侮辱的事件。一切的一切，只有民富国强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才能受到各国的尊敬。这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真无奈！这是一句现代的歌词，也可以说是一句现代的术语，但以张治中当时的心境来说，未尝不怀有这样的感受。

张治中抵达德国柏林，恩师格拉塞的公子到车站迎接。小格拉塞在中国出生，后回到德国。有这位“中国通”帮忙，张治中的一切顺利多了。当时的柏林，是中国留学生集中的地方。为避免交往过多，妨碍读书，张治中选择德莱斯敦作为居住地点，这儿距柏林尚有几小时的火车路程。房东是两个德国老太太，有着母女关系，一位是寡妇，另一位也是寡妇。

入乡随俗，入国随语。到了德国，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暂且不谈，当务之急，就是要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对于德文，张治中有点底子。这一次，除了进德文专修学校学习外，还请了一位家庭老师，每天到寓所补习。于是，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张治中唯一的功课，就是猛攻德语。每天两眼一睁，学到熄灯，翻字典，读德语，写德文，没有一点余暇。这样恶补了3个月，居然可以和两位女房东进行对话了；而且，女房东夸奖他的发音很准确。

德语会话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使张治中对日耳曼民族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尤其是日耳曼民族那种崇尚节俭的品质。如果有一群不同国籍的人，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张治中注意到，那个走在后面关灯的人，大都是德国人。他自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从卧室走进浴室，刚刚坐进浴盆，忽然想起卧室的电灯还没有关掉，心中颇不自安。等到匆匆洗完，走进卧室，发现电灯已经熄灭。第二天晚饭时，女房东笑着说：“昨天洗澡，恐怕是太忙了一点吧？对不起，电灯是我替你关上了。”女房东的话，说得很婉转，也很客气，但张治中听了，颇感赧然。

日耳曼民族办事认真踏实的个性，亦让张治中大受教益。一个星期天，张治中与小格拉塞外出游玩。到了中午，因不能回寓吃饭，临出门时又没有给女房东说明，那个时候的德国，大约电话还不普及吧！小格拉塞主张打个电报回去，但张治中以为电报恐怕来不及，便说：“算了吧！”下午四五点钟，张治中返寓。进门之后，便看到1份午餐的刀叉还摆在餐桌上。女房东以严肃的语气责备说：“你出动，不回来吃午饭，走时又不打招呼，我们等了你许久！”张治中只好连连道歉说：“没有招呼，真是抱歉得很！但我住在贵府很久，也只有这一次，并不是故意的，是疏忽。”

一个是关灯，一个是午餐，虽然是两件小事，却很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天性。随后，张治中曾到柏林、汉堡、莱比锡等大都市参观，所看的东西多了，所得的教训亦更大了。当时，德国还是一个受凡尔赛和约束缚的国家，也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看了他们工厂的管理，也看了他们国家的科技，特别看到日耳曼民族那种认真、切实的工作态度，张治中感觉到德国的再次崛起，已经为期不远了。反观中国，虽然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老大帝国，但是，因为老，而且大，许多事都不免疲疲沓沓，马马虎虎，漫不经心，满不在乎！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我们要迎头赶上人家，实在非奋起不可了。”

本来是一个“五年计划”，但是，还不到5个月，国内就已函电纷驰，召张返国。此时，蒋已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二次北伐亦已开始，蒋急盼张返国赞襄军事。以张治中的初衷，出国学习及考察，原是为逃避国共两党之争；但是，若涉及北伐大业，如何可以远避西洋，坐观成败！回去是免不了的。但出国一趟，毕竟不易。据此，张治中决定作一次欧美之游。路线是：由德国出发，经比利时、法国、瑞士，到达意大利、英国；然后，横渡大西洋，绕道美利坚合众国，再途经日本回国。这样一路的走过去，所得的感想，也正和在德国所见差不多，除了羡慕，就是惭愧。而在尼亚加拉瀑布的一段遭遇，更让张治中愤怒不已。

抵达美国后，张治中先去美、加边境，观赏世界闻名的尼亚加拉瀑布，然后经加拿大到芝加哥，于是前往交涉。但对方答复：护照上没有写明到加拿大，所以不能签字。几次交涉，不但态度粗暴，而且口吻蔑视，说：“可惜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如果是日本人，就可以了！”一听之下，张治中差点把肺气炸，几乎要对骂起来。由于受到这一事件的刺激，张治中觉得这样在外国游历，不但不能得到国际间的尊重，反而处处都感受到歧视与屈辱。于是，归国之心，急如飞箭了。然而，气愤尽管气愤，但国家的积弱，人民的贫穷，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欧美之行，使张治中对日本的观感，有了一个修正。出国之前，张治中对日本抱有一种很深的仇视心理。但是，在游历欧美时，发现一般西洋人只要看见穿戴整齐的黄种人，就必然问：“你是不是日本人？”这是因为在一般西洋人眼中，只知道东方有一个国力强盛的日本；而对积贫积弱的泱泱中华，虽挟有5000年文明的老本，却是不值一哂，完全不放在眼里。据此，张治中渐渐萌生出一种恨爱交加的复杂情感。一方面，觉得日本觊觎中国，侵华之心不死；但另一方面，又深感中日之间，究属同文同种，“而且在亚洲，在东方，纯靠这一个强大的日本撑持，代表黄色人种的体面”，假如没有日本，则亚洲变成非洲，亦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由此看来，国家的强盛，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中日共存共荣，亦有十分的必要。只是“九一八”事变一起，证明张治中的想法，只是一个幻想。从此，在对日政策方面，张治中一变而成为一个鹰派人物。

1928年7月，张治中回到上海，蒋委任张治中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接事不久，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改组，军政厅升格为军政部，首任部长为冯玉祥将军，张主动要求重返中央军校工作。得蒋允许，张接任中央军校训练部主任，从此开始了10年执教的历史。

一张“旧船票”，上了一条“新客船”

从1923年创立桂军军官学校，到1924年加盟黄埔军校，再到1926年草创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及学兵团，再到这次重返中央军校，张治中已经是第4次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了。在一般军人眼里，以一个带兵官而从事教育工作，或许会有些不情愿吧！但张治中确是一种心甘情愿。自从经历了少年时期的失学之苦，又经历了落泊江湖时的求学之难，由此而形成张治中对学校教育的一种情结，不能不说是他热爱军校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8年秋，张治中正式赴任履新，接手军校六、七两期学生的训练事宜。军校第六期入伍生招收于1926年7月至10月，最初达4400余人，中间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粤桂战争和广州起义，时局几经变乱，结果大部分学生逃散。到张治中重返中央军校时，第六期学生只剩下700余名；第七期学生的招生对象为学生军、军士教导队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干部学校的学生，这期学生亦因大革命失败后，时局动乱而大部逃散，到1928年秋只剩下600余名。两期学生加起来，也只有1300余名，比起第四期的2600余人和第五期的2400余人，在人数上已大为逊色；与全盛时期达2万多名师生的局面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实，这个时候的中央军校，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四一二”时期，当蒋介石在上海血洗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时，黄埔军校也在广州开始了血腥的反共清党活动，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萧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其他遭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达400余人。从此，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差不多丧失殆尽。

宁汉对立及国共分裂后，黄埔军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改组。先是1927年7月，蒋决定在南京重新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张曾被委为政治部副主任），并以南京为本校，以原黄埔军校为预科。1928年3月，该校在南京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亲任校长，委李济深为副校长，何应钦为教育长。10月间，中央军校再次改组为委员制，以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为校务委员会委员，何应钦为常务委员兼教育长。

从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中央军校，不但共产党人早已被“杀绝”，就是国民党左派也被赶尽了。张治中的重返中央军校，以他当年曾被称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及“黄埔四凶”的身份，固然可以说拿的是一张“旧船票”，但中央军校早已不是黄埔岛边的那条“旧客船”了。

事实上，南京时期的中央军校，已经完全蜕变成了蒋介石的“私立军校”。不过，张治中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在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兵戎相见的情况下，比较而言，远离战场的中央军校，不啻是一个避免卷入“剿共”军事的“避风港”。

只是，重新成立的南京中央军校，不但完全丧失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精神，而且完全没有了当年那种认真严谨、拚搏进取的校风。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及教育长何应钦都是黄埔时期的老人。但众所周知，王柏龄对上是个典型的奴才，对下是个残暴的恶棍，对外是个无耻的政客。王之出任教授部主任，完全是出于做官的欲望，什么教授不教授，在他是无所谓的。而何应钦有一个著名的绰号，谓之“何婆婆”。以此可知，其作风是细心谨慎有余，而勇决强悍不足。于是，在王、何等人的主持下，军校的学习训练及校风校纪早已是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疲疲沓沓。

张治中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由此而有“黄埔四凶”的恶名。自接任训练部主任（翌年春接任教育长）之后，张更以“恶姑娘”自谓，大刀阔斧地对校风校纪进行整饬，强调治军如治国，只能紧张不能姑息，姑息则养奸，殊非治军之所宜。平时则要求学生一律剃光头，集合时一律要跑步，列队时不准讲话，不准有任何小动作。校内不准吸烟，每周检查一次内务，被子要有棱角，生活用品要放得横成线竖成行，吃饭只有10分钟等等。张治中对这些规定抓得很紧，违纪者轻则体罚，重则关禁闭，毫不客气。

在“恶姑娘”的铁腕整肃下，军校面貌为之一变，外界亦称赞中央军校“渐成严肃之气象”。12月17日，一夜霜风吹得冰天雪地，蒋校长亲临军校主持纪念周仪式。只见全校师生站在雪地上，虽气候奇寒无比，却是军容整齐，气象严肃。蒋校长看了，十分高兴，当场便予以褒奖。不过，“恶姑娘”的这一手，也有人看了不高兴，CC系要人潘公展就曾经为之讥讽：“因为奉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举止行动，一味模仿蒋校长，由是而蒙特达之知”。

其实，真正能体现“恶姑娘”铁腕整肃政策的，并不是军校的校风校纪，而是著名的“王守明自杀事件”。一次，中央军校参加秋季联合大演习。在军校的历史上，这次演习是一个空前的壮举，除陆军部队主演外，很多空军与机械化部队也都加入了。演习为“两军”对抗，张治中任东军司令官。当时正是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演习，当然也含有对日备战的成分。因此，在整个的演练过程中，“两军”的情绪都格外地振奋。

突然，一个惊人的场面出现了。演练的程序当中，有一个架桥的课题，由张治中下达给东军工兵队长王守明执行，要求在4个钟点内完成，地点在施家桥地段。但是，到了时间，还是没有完成，大批部队到达河边，竟不能渡河了。这时，只见王守明对大家说：“同志们！对不起大家，我没有完成任务，我真惭愧！”话音刚落，王守明举起手枪，当场饮弹自尽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震骇莫名的场面。其实，这算得什么呢？本来就是演习么？没有完成任务，固然是问题的一次暴露，但未尝不是一个总结提高的机会。退一步说，即便是实战吧，也用不着这样认真的。“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丧师失地，不知几多，上至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下至那么多的国军将领，又有几人引咎自责，自杀以谢国人？要真是都像王守明这样明礼义，知廉耻，敢负责，那饮弹自尽的人，岂不是要尸如山积了！不过，话说回来，真要是人人都成了王守明这样的血性男儿，以一死殉职，国事何能弄得如此不堪收拾？

顺便提一下，王守明，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毕业后留校服务，为张治中的得意门生。王守明的表现，一方面，固然是基于本人有不肯苟且的负责精神；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张治中平时严格督率的结果。后来，第六期学生毕业后，张治中曾将他们编入中央军校军官教育连，张亲任连长，以汤恩伯副之，继续实施严格的训练。在此基础上，进而筹建成立了教导第2师，连排干部大都由六、七期毕业生充任。几年之后，这支队伍能很快成为蒋介石的一支嫡系武力，中央军的一支劲旅，不无前因。

张治中把中央军校看成是本人远离反共战争的“避风港”，并以铁腕督率学生，其主观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合格军人。但是，在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下，张治中所造就出来的这些能干的学生，许多人将不可避免地走上反共战争的前线。以此观之，张治中要想完全置身局外，悠游林下，其实也难。这是张治中不能不引以为憾的，以至自称是“负咎实深”。

其实，以铁腕治校，严格执教，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所谓“恶姑娘”的称谓，在张将军来说，只能说是一句谦词。真正说起来，张“姑娘”之“恶”，并非恶在整顿了校风校纪，而在于大力推行的法西斯式的精神教育。这一点，张将军是不能辞其咎的。

当初，孙中山为黄埔军校制订的校训是“亲爱精诚”4个字，这是没有错的；但蒋介石给军校制订的教育方针，却是“开明专制绝对服从”8个字，这就大成问题了。不少进步教官曾明确指斥，这是“反动的教育，奴隶的教育”。然而，张教育长对这一方针却是大加推崇，他的解释是：所谓“开明专制”，不是指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不过根据党的纪律学校规则之要求，而使用一种强制手段来执行罢了”；所谓“绝对服从”，就是“服从党的纪律、学校规则和革命领袖蒋校长的意旨”。党的纪律、学校规则之外，还拖上了一个尾巴：“革命领袖蒋校长的意旨”。

尾巴虽小，但切不可小看。中国人有个观念，“尾大”可以“不掉”，指的就是这类情形。三国时的《六代论》中就说到：“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同于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这句话真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张治中显然是懂得个中三昧的，因此，在说到如何服从“革命领袖蒋校长的意旨”时，张教育长的解释是：“绝对服从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好比我说这白纸是黑的，那末你就要说是黑的，不许说是白的”。用蒋介石的名言来说，这就是“凡是我的学生都应当盲从我”；这也正是赵高所用的一套惯伎，所谓“指鹿为马”了。

如此黑白颠倒，是非不辨，不能不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若教我们到反革命之途也随他去吗？”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张教育长是善于化复杂为简单、化严重为一般的，他的解释是：国民党是革命的，党的领袖也是革命的，他们“不会有反革命的，更不会把学生带到反革命之途去的”。

“恶姑娘”的“造神”运动

10年执教期间，“恶姑娘”张治中最为可恶的地方，就是通过军校的精神讲话、总理纪念周及各种节日、纪念日的演讲活动，大造蒋介石的神话，诸如：《拥护领袖之真谛》、《领袖一天的生活秩序》、《革命青年应皈依三宝》、《开明专制》、《拥护领袖之真谛》等，真是讴歌谀颂，令人肉麻，大捧特捧蒋校长的臭脚，极尽吹喇叭、抬轿子、戴高帽之能事，在军校学生中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其中，尤以《拥护革命领袖的要义》、《蒋校长之人格与修养》两篇力作，最见张教育长的匠心。

所谓《拥护革命领袖的要义》，是张治中于1932年10月7日对军校师生所作的一次演讲，其中心内容不外两点，第一，为什么要拥护革命领袖？第二，怎样去拥护革命领袖？

“为什么要拥护革命领袖？”张治中的逻辑是：国家不能真正统一，“最大的原因，就是政治上社会上缺少一个中心人物”。为什么会没有这样一个中心人物呢？一是许多人囿于性情，拘于习惯，“都要争做领袖”；一是普遍的“红眼病”，出来一个领袖，“只有嫉忌，只有毁谤，不问是非曲直，都要加以反对”。张治中道理说了几箩筐，我敢说，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触及皮毛，并未提出什么真知灼见。这也难怪，张治中只是一个军人，不是一个理论家。况且，张治中的初衷，只是为了要捧蒋介石的臭脚，给蒋介石头上罩上一道“革命领袖”的光环，并非是为了研究“领袖学”或“人才学”。如此看来，笔者要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恐怕张将军还没有资格来谈论“为什么要拥护革命领袖”这个问题。

“怎样去拥护革命领袖？”张治中提出了4点要义：

“要有至诚的信仰”。所谓由于领袖“气魄比我们大，学问比我们深，思想见解比我们远”等等；因此，在团体里面，“用不着什么犹豫，什么顾虑，只有无间始终的信任，只要追随我们革命领袖，去努力奋斗，就不会走错了路，就可以达到我们理想的目的。”按张治中的说法，做一个中国人真是幸运，不用脑子，不用思想，更用不着学问和见解，一切的一切，都有领袖替我们打点和担当；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对领袖的无限信仰！只是跟在领袖后面卖苦力而已。这大概就是先贤所教诲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了。

“要有忠实的谅解”。所谓“领袖做得对的地方，当然我们要诚恳接受，即或领袖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对他更要有忠实的谅解”，“而况领袖所做的未必就有不对的地方。”要说相互谅解，多少还能让人接受；要说领袖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这大概就有点把肉麻当有趣了。

“要有正大光明的贡献”。所谓要本着亲爱精诚的心理，高尚纯洁的思想，公正廉明的态度，牺牲奋斗的精神，“来拥护我们的革命领袖，完成我们的志愿，这就是正大光明的贡献”云云，一个人的“正大光明的贡献”，原来都是用来拥护“革命领袖”的；至于“革命领袖”要不要有“正大光明的贡献”，张治中语焉不详，似乎是不需要的罢！那么，以张将军的逻辑而言，学生所能做的，必须是正大光明的贡献；而领袖对于学生，则是可以搞阴谋诡计的。也许张教育长本意不这么想，不过，无数的事实证明，学生中固不乏光明磊落之徒，而蒋介石则始终是一个阴谋家。

“要有分劳分怨的精神”。所谓分劳：“就是遵照领袖的意旨，看到领袖没有做的事，就要代他去做，领袖不及办的事，就要代他去办。”所谓分怨：“就是无论受了团体什么任务，负了团体什么责任，其中有了不善不好的地方，自己首先就要承认自己的过失，不能把这个不善不好的地方推到领袖身上去。”如果“不善不好”的地方，确是因自己的过失造成，自己当然要承担责任；但如果“不善不好”的地方，正是由于领袖的过失造成，难道这个黑锅也要由学生来背，替领袖洗出一个干净身子么？原来，领袖的一贯正确，只是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代名词，正所谓“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张治中的“造神”运动，在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间，达到了顶点。在此期间，张治中对军校学生作了一系列演讲，题为《蒋校长之人格与修养》。将蒋校长的“人格与修养”，归纳为富于情感、善于培育、勇于牺牲、邃于哲理、英明果断、气度宏大、厉行校训、昭示国训、知人善任、律己惟严等10个方面，为之大吹大擂，谀称：“校长蒋先生，他是完全具备了革命领袖的条件，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拥护的。我们能以竭诚拥护我们的革命领袖，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可以成功。我们的国家现在处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要想打破这种严重的难关，我们只有诚心诚意拥护我们的革命领袖，努力革命事业，我们才有报仇雪耻，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希望。”

仔细分析一下，张治中的这两篇演讲稿，并无多少实质性的观点。许多内容，只是同一个观点，通过不同语言的重复包装而已。张治中所以不厌其烦，目的只有一个，以相同内容的重复演讲，来“神化”法西斯领袖蒋介石，这与“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在法西斯主义盛行年代的德国，孩子们在进午餐前，都必须背诵一段祈祷词：“元首，我的元首；上帝赐与我的元首；保护我吧，只要我还活着！您救德国于水火；感谢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长日佑我，万勿将我抛弃呀；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万岁，我的元首！”张治中的这两篇演讲词，与德国法西斯时期的儿童午餐祈祷词，正是同一种手法在不同国家与场合的运用而已。

其实，30年代初期的中国，也正是法西斯主义大流行的一个黑暗时期，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也正是这一时期滋生的。张治中的这些演讲，既是那个时代一个遗风，也是他的思想局限的一个缩影。据说，蒋介石在创立法西斯特务组织复兴社初期，一度曾有过交张治中主持的念头，张治中大概觉得复兴社的黑幕太深，故婉拒不就，只是挂了一个辅导委员的名义，虚应故事而已。以此可知，张治中在中央军校推行的“造神”运动，得到蒋介石的高度赏识。事实上，张治中在中央军校实施的法西斯精神教育，在军校学生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对于在国民党军队中造就一代盲从迷信的军人，以及对于后来陈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进一步把蒋介石推崇为不可侵犯的法西斯独裁领袖，都起到了始作俑者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张将军本人在《张治中回忆录》中避不提及，这当然不是一段值得炫耀的历史，但为了全面认识张将军的一生，笔者还是觉得毋庸为贤者讳。

在中央军校10年执教期间，张治中比较得意的一件事，是由他亲自主持了黄埔军校成立10周年纪念日，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盛大庆典活动。黄埔军校成立于1924年6月16日，从6月15日开始，庆典就拉开了序幕，先后举行的一系列重大庆祝活动计有：“革命先烈”追悼会，军校10年成就回顾展，恳亲大会，阅兵典礼，总理广州蒙难纪念，军官高等教育班及军官训练班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第10期入伍生升学典礼，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全体员工和军校教职员及家属茶会，军校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运动大会，公宴，游艺会等等。

这次盛大庆典活动，除在校师生全部参加外，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及各地代表计有4000余人出席。张治中不无得意地说：“这一次大会，可以说是军校的空前盛举。10年来的师友，天涯海角，会聚一堂，实在是一次盛会。”自然，所谓的“10年来师友”，是不包括以周恩来、邓演达、鲍罗廷为首的一大批曾为创建黄埔军校立下赫赫功勋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苏联顾问的。一切光荣，不但都归之于蒋介石，而且都归之于国民党右派了。

在有眼光的人看来，主持10周年庆典，固然是一件轰轰烈烈、风风光光的大事，但毕竟只有几天时间，事过境迁，终究是过眼烟云，逝者如斯了，哪里比得上编撰一部校史，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千古流芳呢？何况，盛世修史，本是中国人的传统。据此，张治中把编印黄埔军校校史，作为自己执教期间的一件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成立校史编纂委员会之后，广泛搜集资料和各种影印插图，使之保存“真相”。当然，有色眼镜是少不了的，突出校长蒋中正的不朽功勋，突出国民党右派的砥柱作用，突出国民党军政界要人的杰出贡献等。据张治中说：经过了年余的工夫，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的内容，采用纪事本末体，分为：本校创办、本校成立后之环境艰难与奋斗、组织之沿革、军事教育、军事工作、党务、政治训练与政治工作、本校先烈、校务行政、建设等10编，精装10大册，约200万字，可谓是一部煌煌巨著了。

不过，张治中说：“这部史稿，虽已编好印好，其中有无错谬，我至今还没有看过，以后也没有兴趣来看了。”可见，张治中对史稿的观点及史料的选取，大概是有不同看法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张治中组织一批人来编印黄埔校史，固然抱着“保存真相”的良好愿望，但在客观上，只能是为蒋介石树碑立传而已。

“客串”讨逆

张治中10年执教，隐身军校，本意只在于能在国共内战中，置身局外，保持一个干净身子；但是，这并不等于张治中放弃了对政治的认识，放弃了对国事的主张。事实上，张治中是一个对政治热中的人，不但不可能真正置身于政治的漩涡之外，也从来没有真正脱离对国内重大事件的介入。因此，在此期间，张治中曾多次出山，参加中央军的“讨逆”行动，正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演变。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正是蒋氏王朝的奠基阶段。而蒋之得天下，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政治投机，而且也多少得之于侥幸，不像汉高祖那样牛气：“乃公马上得天下”。事实上，南军北伐成功，共产党人出了大力且不说，就是党内的许多实力派巨头，诸如李宗仁、李济深、程潜、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自认为所出的力气，并不比老蒋少。何况，老百姓大都只懂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古训，说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的大道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因此，蒋之坐龙庭，有许多人不服气，是可以想见的；有实力的人要出来较劲，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在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之后，蒋冯战争的发动，亦如箭在弦上了。1929年初，因编遣会议，蒋冯矛盾激化，冯回到北方，率部反蒋。10月中旬，两军前锋在平汉路沿线交火，战幕正式拉开。

战事初起，蒋感到武汉为后方重镇，无一大将坐镇，易为冯军所乘。据此，蒋决定设立武汉行营，自兼行营主任，以张治中任参谋长，负实际责任。就在命令即将发表的前一天，蒋在官邸举行晚宴，蒋念头一转，出人意料地宣布由张治中任行营主任，并当场下达手令。张治中受命之后，当即组建行营机构，将中央军校第七期学生1000余人编成1个学生混成团，作为武汉行营的基本实力。10月21日，张亲率这批学生娃娃从南京出发，23日夜抵达武汉，24日上岸分驻汉口、汉阳，卫戍执勤。随后，张下令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也编成1个混成团，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

按国民党军事编制序列，行营是陆海军总司令驻在机关（1932年以后改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可以总司令名义统率辖区内驻军，统筹国防及“讨逆”事宜，甚至有权指挥辖区内各省党政事务。当时的武汉行营，辖区为湖北、河南、安徽3省，可知行营主任的权力是很大的。一般来说，行营主任一职，若不是蒋氏自兼，至少也须是资深的军界元老出任。现在，张治中从中央军校的教育长，一跃而成为指挥数省军事的统帅，从资望上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不独行营所属的各路将领大跌眼镜，就是张治中本人也是大出意外。

其实，从张治中被超拔之事中，我们不能不赞叹蒋的手段，也不能不佩服蒋的眼光。事实上，像武汉这样一个后方重镇，重在市面与人心的稳定，并非大军云集，重兵防守。冯军真要打来了，不要说2000多个娃娃兵不济事，就是有2万精兵强将，也难以坚守。张治中准确地领会了蒋的意图。当时，前方战事激烈，武汉人心摇动，张治中却是大唱“空城计”：每天，或则到汉阳兵工厂检阅；或则到武汉大学演讲；或则登临黄鹤楼，欣赏大江风景；或则逛逛茶馆酒肆，体察体察民情。然后通过新闻报刊，大肆进行炒作。于是，“张主任闲游黄鹤楼”的故事，顿时轰传武汉三镇。从此，人心大安，秩序稳定。

1个多月后，战事结束，武汉三镇居然没有出事。11月30日，武汉各界在中山公园举行“讨逆”胜利庆祝大会，张治中出席并讲话。次日，张交卸防务，率2000余娃娃兵，重返南京中央军校。张治中的这一出“空城计”能够圆满谢幕，固然要感谢冯玉祥的“魏军”没有打到武汉城下；但是，张治中的战略眼光与儒将风采，无疑也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张治中不是一个文人，然而，在他身上，却又有一种儒雅的文人气质与大将风度，真是难得。

蒋冯战争结束后，张治中遵照蒋令，着手以中央军校第六、七期学生为骨干，筹建教导第二师。先是成立教导团筹备处，编成教导第1旅所属3个团，开赴杭州笕桥及南星桥进行训练；其后编成教导第2旅所属3个团，开赴浙江五夫进行训练。再后编成炮兵教导第1、2团及骑兵、工兵、辎重兵等各团。1930年5月下旬，张治中将教导团筹备处改组为教导第2师司令部，并亲兼师长一职。至此，教导第二师正式编成。从编制上来看，该师达到11个整团以上。当时，许多杂牌师普遍只有三四个团，可见该师的实力之强了。这也是张治中第一次出任师级带兵主官。

教导第二师刚刚编成，中原大战爆发。张治中接到蒋的命令，率该师由津浦路乘车北上参战。所谓“春秋无义战”，以之印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一次次混战，并无不当之处。尽管总司令之间打得热火朝天，但死伤的是下层官兵，受害的是广大老百姓，这与一个个高高在上的总司令，又有什么关系哩！正所谓鲁迅先生所说：“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士兵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张治中的北上，就是因为蒋、冯、阎几个头儿，“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的时候。

不过，头儿们既要开打，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理由。冯总司令与阎总司令的口号是：“护党救国”；蒋总司令的口号是“讨逆”。双方的战线沿着津浦、陇海、平汉线展开。陇海线是其正面，双方均以主力部队投入该地区；津浦、平汉线是其两翼，双方投入的部队稍弱一些。5月中旬，战事初起，蒋军攻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激战数日，冯、阎不支，节节败退。但到了5月底，形势为之一变，冯、阎组织反攻，且有勇猛善战的骑兵突击蒋军后方，蒋军不支，也是节节败退。张治中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新编的教导第二师，加入正面战场的战斗。

为了扭转颓势，争取主动，蒋总司令命刘峙、蒋鼎文、陈诚、张治中等手下金刚级大将，率3万大军，长途奔袭陇海线重镇开封，但被冯总司令识破诡计，预先设下“口袋”，专等蒋军来钻，以期一网打尽。就在冯军四面合围之际，蒋得到情报，大惊之下，立命前军分三路突围，命张治中部掩护退却。结果，这一场战役，用蒋介石的话说：“双方日夜搏战，互为攻守，伤亡枕藉，惨极。”而张治中师的损失，尤巨。

6月中旬，蒋为打破陇海线战事的僵持状态，将所部分为左右两翼，以刘峙、陈调元分任左右翼总指挥，马鸿逵任总预备队总指挥。张治中调归右翼，由陈调元指挥。陈出身于北洋军阀系统，投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37军军长、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等职。陈虽投蒋，究非嫡系。所以，蒋向张交底了：把部队控制在后面，不要轻易使用，亦不必守阵地。这就是叫张治中打滑头仗了。但陈调元也给张治中下了一道命令，必须坚守阵地。

对于崇尚直道的张治中来说，这件事复杂了，陈是直接领导，蒋是直接领导的领导，“直接领导”叫守，“直接领导的领导”不叫守，到底听谁的好呢？而且，在张治中看来，陈调元“出身”不好，对中央军本有疑虑，如果自己带头不听指挥，必定使他的疑忌得到证实，这个仗还怎么打得下去呢？张治中素来是有大局观的，也是有兼容性的。因此，斟酌再三，张治中还是接受了“直接领导”的命令。结果坏了事，就此上了马家军的当。

马鸿逵的部队在贺村被包围，向陈调元求救，陈命张负责解围，张派出两个团去接应。可是，马家军突出重围了，却不顾张部的死活，偷偷地撤退了。结果，张部两个团被冯、阎军压住了打，很快垮了下来，幸有1个旅在后面接应，才未出现崩溃局面。贺村丢了，马鸿逵却面蒋告状：指斥张部擅自撤退，马家军孤军作战，力竭不支，以至丢失贺村。蒋对张大发脾气，但不是责怪他擅自撤退，而是说：“要你控制在后面，为什么打？”张治中吃亏买了个明白，总算知道地方军阀的厉害，也总算知道蒋之打“滑头仗”的苦衷。

7月初，蒋将陇海线200余里的正面，分为6个守备区，任命张治中等6员大将分任司令，负坚守之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蒋军于8月下旬开始反攻，张治中亦于8月31日率部攻占民权。9月18日，张学良宣布附蒋，奉军入关参战，战局急转直下。张治中亦率部长驱直入，9月30日攻占兰封，10月3日攻占开封，10月6日攻占郑州。一路势如破竹，凯歌高奏。10月底，张治中班师徐州，驻防训练。

在中原大战中，张治中遇到一个古老的伦理问题，这就是怎样看待战争中的杀人问题。张治中所部曾有两次捕到冯、阎军的侦探，手下人都主张立即枪毙；但是，张没有同意。理由是：一个普通人，是否甘心作间谍？在贺村一役中，手下有一个营长，本应枪决的，张想来想去，终是不忍，以记处死罪，戴罪图功了事。不过，张治中并非心慈手软，一味“放生”。一个团的军需卷了军饷潜逃，到了蚌埠被宪兵抓住了。这时有人出来为这个军需求情，张没有同意，以为：拐带军需，其罪一；阵前脱逃，其罪二，实在无可饶恕，下令将这个家伙办了。还有一个士兵，强奸民妻，枪杀其夫，老百姓告到师部，张治中迅即查证，二话不说，一个命令下去，把这个恶棍毙了！可见，在张治中的心目中，什么人该杀，什么人不该杀，并不完全出于一般的战争纪律或军事法律，而是有着自己的判断。这就是：重道德因素，轻政治因素；或谓之：犯战争罪者赦，犯道德罪者杀。

在中原大战中，张治中及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陈诚、蒋鼎文、钱大钧、陈继承等中央军高级将领，因能打善战，被一般舆论吹嘘为蒋手下的“八大金刚”。蒋氏亦赞赏张治中的战场指挥才能，曾考虑由教导第一师师长冯轶裴接任军校教育长，把张治中替换出来任带兵官。但张治中得到消息后，当即面蒋坚辞师长职，认为：“现在师长人选比较容易找，至于本校教育长这一职务，还是我来吧。”在当时，教导第二师是中央军编制最大、装备最新的一个师，师长一职最为各方瞩目，张治中主动请辞，不但出乎蒋的意料之外，也让蒋大为感叹，觉得这真是一个“上马统军，下马交权”的模范军人。要是党国的军人都能像张治中同志这样，中原大战何得发生？共产党何得乘隙闹事？为了树立党国模范军人的形象，蒋“恩准”张治中回任中央军校教育长。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

在国共争端中，张治中是一个“和平”将军；在蒋冯阎争端中，张治中是一个“讨逆”将军；在中日争端中，张治中是一个抗战将军。“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地对日军进行军事抵抗；在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中，张治中又是第一个率部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央军高级将领。从此，张治中以抗战将领名扬海内外。

“一.二八”抗战本是连接“九一八”事变而来。而张治中的抗战意识与爱国形象，正是在这期间得到了强化和提升。在那个举国震动的“九一八”之夜，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沈阳，奉了南京当局“不准抵抗”的严令，东北军一枪未放，仓皇撤退；一昼夜之间，从沈阳到鞍山，到营口，再到长春，20余城丢了。随后，辽宁省丢了，吉林省丢了，黑龙江省也丢了，整个东北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丢掉了。所幸还有一个马占山将军，率领着一支无援的孤军在白山黑水间苦苦挣扎，替中国人在国际上挣回一点不当亡国奴的面子。

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全国人民，第一个坐不住的，也还是那些热血未泯的青年学生。这也难怪，都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可是，如果那些老成的当国者预先把国家都丢光了，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为国家谋，为民族谋，也为自己的未来谋，他们不能不表明态度。于是，沪杭的学生动起来了，平津的学生也动起来了。他们像潮水一样涌向南京，涌向中央党部，涌向国民政府，高举着爱国的标语和旗帜，呼吁中央出兵援助马占山，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在这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局面下，南京的学生也加入进去，由此造成了更加蓬勃的声势。

形势真是严峻极了。蒋介石虽然指定了吴稚晖、陈立夫、朱家骅、张道藩等20多个国府大员负责处理学生问题，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学生的要求得不到答复，他们看不到国家的前途，还是要不断的通电、请愿，不断的游行、集会，甚至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打，办公室被砸。那一天，正是倾盆大雨，从国府大礼堂，到大门、两廊，到处都挤满了情绪激昂的学生。主张镇压的政府大员，已经调来了警察和特务，他们只相信高压水龙和催泪枪，当然也准备了刺刀和子弹，然后埋伏到国府后面，只等机会就动手。当然，这是孤注一掷，最后一手。一旦血案发生，后果如何？这是谁也料不到的。因此，蒋介石想做最后的挽救。有一个人，被蒋介石想到了，这就是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张治中长期做学生工作，是一个处事持平，性格冲和的将军，也是一个勇于负责，办事干练的干部。以柔克刚，化解矛盾，正是他的长处。很好，就让张治中出面做请愿学生的工作。

临危受命的张治中很快赶来了，只见国府内外，虽然人潮如涌，声音鼎沸，但学生所求，只不过是期望政府负责大员出面答复问题，这算得了什么呢？有人出面回答问题，不就解决了么？虽然少数学生的行为不免过激，但学生的动机毕竟是纯洁的，爱国又有什么不好呢！于是，张治中就在国府大厅上主持召开政府大员会议。大家要他拿出办法。张治中说：“无论如何，先把今天晚上挨过。赶快到军校多拿些毯子和馒头来，多预备点开水，以免学生忍饥挨冻。把今晚挨过了，明天再说。”有人问：学生打进来怎么办？张慷慨激昂地回答：“打进来，就听他们打进来。国民政府打毁了，没有问题。蒋主席辞职，也没有关系。如果目下造成血案，就会把蒋主席的政治生命送掉！学生并不是日本军阀，我们为什么把他们看作敌人？”于是，警察和特务撤走了；于是，毛毯、开水、饼干、馒头也在不断地送来。对于学生而言，解除了威胁，亦解决了饥寒，姑且先放张治中一马，第二天再说吧。这一夜，竟平安地度过了。

第二天，张治中集合学生，负责回答学生的问题。有学生质问：马占山正在血战，中央为什么不加以援助？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张治中有的是理由：“你们知道从南京到马占山那里有多少路？怎么走？兵散在各地怎样调？”这是当局掌握的机密，学生哪里知道呢？不知道就是一个答不出。张治中有些得意了，很以一种恳切的语气说：“中央是决不会欺骗青年的，能救必救，没有不援助的道理；但如果事实上救不到，也没有办法。”学生们都是一群稚气的青年，热情有余，未免慎思不足，虽然明知张治中的答复勉强，但是看到张治中态度真诚，也就将信将疑了。

不论学生提出什么问题，张治中都是不厌其烦的加以答复。有的答复，在学生听来，固然是云遮雾罩，不得要领；但中国人的老话是：“老拳不打笑脸人”，看到张治中是那样的平易和诚恳，所有的怒气都不便发作了。“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两天后，学生要求蒋介石写了一个手谕，表明中央有决心收复失地。大家觉得出来的时间不短了，政府大员为了收复失地，都很忙碌，不便多打扰，就此回去吧。一个天大的风潮，经过张治中的怀柔，居然和平解决了。

这一次弥平学潮的过程，固然免不了连哄带骗，软硬兼施，手段上不够光明正大，但在张治中内心深处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学生们真是太纯洁了，也真是太可爱了。他们的真诚与热情，特别是当他们鹄立在蒙蒙细雨中，一动不动地听自己讲话的时候，张治中感叹他们实在是一群爱国的热血青年。于是，一方面，张治中痛陈国家危难，抗战必须由政府统一领导，全国一致行动，方能有效；另一方面，张治中当场发誓：我辈军人，守土有责，一旦战争爆发，定必亲临一线，马革裹尸，绝不后退。张慷慨陈辞，说到激动处，声泪俱下，学生亦为之感动。

然而，张治中的怀柔政策，却招来了党内保守派的不满与讥讽，以为如此答复，太软了，容易助长学生的嚣张气焰，简直就是“姑息养奸”。结果，当第二批、第三批学潮接踵而起的时候，张治中的怀柔政策被否定了，张治中本人更是不被重用。而主张压制学潮的人，当即施以暴力手段。于是，12月间，血案发生，海内外震动，反蒋派系乘机推波助澜，蒋氏招架不住，被迫下野，以谢国人。就在这样一个群龙无首的中间，才有了“一.二八”淞沪之战。

日军自“九一八”偷袭沈阳成功后，以为故伎还可以再施，从而有“一.二八”进攻上海之举。此时，蒋氏已挂职，国民党中央群龙无首，不抵抗势力不免有所削弱，蒋光鼐、蔡廷锴将军得以率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故有“一.二八”淞沪抗战之举。战事初起，日军原以为4小时即可占领上海，然激战一昼夜，遭致重创；休战3天，紧急增兵，再战一星期，又是败绩。这真是一个大意外，不但抗战派军人士气大振，即不抵抗当局亦大跌眼镜，全国人民更是欢欣鼓舞。自甲午海战以来，近40年了，中国对日开战，可说是无役不败，所受的屈辱，真是太多太多了。这一次的大捷，固然谈不上洗雪国耻，但未免不是一次心理的补偿和平衡。

不过，战争的形势丝毫没有值得中国方面乐观的。日军在大举增兵，实力是越来越悬殊了；而中国方面，依然只是第十九路军在孤军抗战，甚至军饷也被军政部的那班老爷停发，全国人民的抗日捐款也被从中截留。一支孤军，如何可以持久呢？形势真是糟糕透了。以致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盛传：中央军按兵不动，就是想看着第十九路军被打光。

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张治中真是痛心极了！几个月前处理学潮的一幕，重新浮现在眼前；特别是学生鹄立在蒙蒙细雨中，静静地听他演说的情景，一次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际。自己不是曾经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么！自己不是曾经指天发誓：一旦战争爆发，定必亲临一线，马革裹尸，绝不后退的么！更有一件事，让张治中想起来就惭愧不已。爱国女杰何香凝寄来了一件女褂子（据说给蒋介石寄去的是一件女裙，可见张的待遇还算是好的），信末附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真是到了无可退步的时候了。2月上旬，蒋介石由洛阳到了南京浦口。张治中前去迎接，当即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张并表示，中央军再不参战，对蒋的政治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

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中央军在他手里，控制局势的能力也在他手里。从蒋的初衷来说，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打乱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是蒋不肯支援的道理；但战事发展到这一步，中央军继续袖手旁观，不但抗战的光荣都将被十九路军捞走，恐怕自己也会落一个投降卖国的罪名，岂非失大于得。况且自开战以来，驻防京沪、京杭线的中央军87、88师官兵一致要求开赴上海抗战，不少黄埔将领也屡屡到军政部请愿支援，竟有声泪俱下，以死谏诤者。若中央军继续坐观成败，恐内部的离心与分裂将日益严重，所谓“变生肘腋”，不是没有可能。也许是出于这些方面的顾虑吧，当张治中请求率部参战时，蒋介石竟欣然同意了，并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的第87、88师，组建成第5军，交张治中率领，赴上海参战。

2月16日凌晨，张治中起床之后，端端正正地写了一封遗书，这是张治中第一次参加民族自卫战争，也是中央军第一次执行对日作战任务，不能不表示一个誓死的决心。出发之前，张治中将何香凝送来的女褂子传示全军，以激励士气。随后，张率第5军司令部从南京出发，抵达上海南翔；第87、88师亦陆续向该地集中，接受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迅速占领左翼阵地江湾、庙行一线，积极作战前的准备。

2月20日晨，上海日军倾海陆空军全部力量，计步兵3万人，野炮67门，战舰数十艘，飞机60余架等，向吴淞、江湾、闸北大举进攻，攻击的主要方向，就选在第5军第88师坚守的庙行方面，企图首先突破该处防线，威胁驻守江湾、吴淞的中国军队。战幕拉开，日军虽挟有海陆空立体优势，但中国军人久已等待的就是这一天。况且，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早已是名播天下，妇孺皆知了，第5军当然也不能做孬种，从军长到士兵，无不以一死许国，誓与阵地共存亡。于是，双方一开战，就打得昏天黑地。两天打下来，第88师将士锐气不减，阵地亦岿然不动，日军不支而退。

最为残酷的一场血战，发生在2月22日这一天。午夜1时，战斗打响。日军先以大面积的炮火，实行地毯式的轰炸，将我军工事全部摧毁。其后，不惜以5000余人的绝对优势兵力，集中于一点，对庙行镇以南的麦家宅阵地进行突破，以示志在必得。与第5军军长张治中演对手戏的日军头目，为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据说，这家伙很会打仗。从他不惜以5000名日本军人突破一点的手段来看，可见其人的战略战术，颇有“拚命三郎”的味道，亦不可小觑。

麦家宅阵地的守军为88师陈振新营。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日军，陈振新率全营官兵坚决抵抗。中国军队因失去工事的屏障，战斗一打响，双方就是短兵相接，反复厮杀。从午夜1时至上午8时，两军肉搏已7小时之久，实为淞沪开战以来所未有。但终因寡不敌众，且火器落后，营长陈振新当场身亡，全营官兵伤亡几尽，阵地遂被日军突破。

形势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境地，军长张治中率军校教导队赴冯家宅督师，决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团预备队很快上去了，增援无效；第88师钱伦体旅上来了，杨步飞旅也上来了，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均赶到第一线指挥战斗。规模越打越大，战斗也越打越激烈。从上午8时苦战到10时，第88师甚至连工兵营也拉了上来，加入战斗，才将战线稳定下来。

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更是一个调整部署，组织反攻的良机。不过，张治中的动作，显然比“魔鬼植田”快了一步。第87师孙元良旅奉命加入庙行正面，与第88师同时出击；第87师宋希濂旅以主力从侧背抄袭，另有第十九路军第61师向敌侧击；张治中本人则亲率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策应第88师组织反攻。经三面夹击，直苦战到晚9时，始将第九师团杀退，部分日军不得不仓皇逃窜。其中有一批溃兵，竟由庙行一路逃窜到杨树浦汇山码头附近，企图找船返回日本。

麦家宅保卫战的激烈程度，为淞沪战争爆发以来所罕见。一天之内，血战20小时，差不多一昼夜都生活在铁与火之中。这次战斗，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88师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身负重伤，营长伤亡6人，连排长伤亡90余人，官兵伤亡1600余人。日军植田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伤亡2000人以上，中外报纸称“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舆论甚至称赞庙行战斗“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

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电勉第5军抗日将士。蒋介石闻讯更是喜不自胜，认为中央军总算可以分享淞沪抗战的光荣了，并为之致电奖慰：“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10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蒋多少有点自吹自擂，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不过，第5军的能打硬仗，这是不用怀疑的。“一.二八”战后，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从东京托人带给张治中1张名片，表示问候，说了些客气话。张治中说：“不知这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一个谦虚的表示。植田的意思不难理解：意在对张治中表示敬佩，正如自负的拳手，都希望对手是鹰、是虎、是豹，不希望对手是鸡、是羊、是兔一样，两者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麦家宅保卫战之后，张治中率第5军再战浏河、葛隆镇，继续予敌以重大杀伤。淞沪抗战，中国军队不但以劣质武器，而且是以劣势兵力，抗击暴日。战斗常常自晨至深夜，昼夜不息。但无论是十九路军，还是第5军，均抱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决心，使敌人竟日竟夜不能有尺寸之地的进展。以第5军而言，最可赞叹的是营长朱耀章，身中7弹，壮烈牺牲。朱营长在殉国前两天，作了一首诗，题为：《月夜巡视阵线有感》。内中有这样的诗句：“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蕰藻浜河），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读了这首诗，张治中真是感慨极了。朱营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军人，但在这首诗中抒发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怀，真可以说是气贯长虹，永垂青史了。

“这真不愧为模范军人”

“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首先奋起御暴，第5军继之赴沪参战，他们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抗击优势配备的8万之敌，长达33天之久，迫使日军3易主帅，沉重地打击了敌寇的嚣张气焰，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然而，淞沪抗战尽管赢得了巨大声誉，却因违背了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始终得不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有力支持，第十九路军与第5军仍不免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3月3日，在后援不继，力竭不支的情况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电令张治中率部撤出第一线，到常熟地区构筑第二防线。此后，复出不久的蒋介石，即加快与日军妥协媾和的步伐。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7日，张治中奉蒋令：第5军复员，第87师集结原地整训，第88师开赴武汉。18日，张再奉蒋令：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调京训练。战功彪柄的第5军，就这样被蒋勒令复员，张治中真有些伤感，也真有些灰心了。28日，张治中在苏州参加“追悼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党政军代表及京沪杭各界人士计数万人参加，张治中致祭词，历数暴日凶残，歌颂将士忠勇，勖勉后死继志。祭文情词并茂，哀婉动人。

从苏州回到南京，何应钦告诉张治中，中央军校教育长已内定朱绍良，蒋的意思要张治中继续带兵。张想了想，对何说：“教育长还是我相宜些，军长给朱逸民（即朱绍良）或其他人均可以，我愿意当教育长。”这是张治中自出镇武汉以来，第三次“下马”交权了。

张治中的不愿带兵，原因固多，既有避免参加剿共军事的考虑，或许也有对蒋氏下令复员第5军的不满吧；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未尝不是提倡一种重视教育的风气。因为，当时的军人，谁都愿意带兵，带兵官有权有势；而办教育的人，纯属倒霉的差事。张治中长期担任军校教育长，很想把这个错误观念改正过来，故在军校里积极鼓吹“当一个教官，比当一个旅团长还重要得多”的理论。现在到了自己身上，不能不言行一致，也不能不做一个榜样。

从炮火纷飞的上海战场，重新回到安祥静谧的军校课堂，张治中早已适应了这种变态与常态之间的过渡与转化。上马统军，下马执教，这已经成为张治中的人生信念，也已经成为张治中的政治风格。也许用不了多久，自己还会出山，或者是抗战，或者是“讨逆”。不过，不要紧，在张治中看来，只要不是剿共，他都会无条件地服从党国的需要。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张治中想到了各种可能，也想到了各种对手，就是没有想到会与在淞沪战场上并肩作战的第十九路军交手，这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1933年冬天，传来了第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宣布独立的消息。闽变一起，正在江西指挥剿共军事的蒋介石，急电张治中赶往抚州前线，商谈平变军事，并要张治中担任第四路总指挥，统率第87师王敬久部、第88师孙元良部及第39军刘和鼎部，基本上还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老部队，进军路线是浦城、建瓯一线，口号也仍然是“讨逆”。

张治中率部推进，与“逆”军在古田相遇。担任古田防御任务的，是福建人民革命军第5军第9师师长赵一肩。“一.二八”淞沪战役时期，赵任第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张治中是熟悉的。经过侦察及分析判断，张治中认为：古田的防御工事虽然坚固，但以自己的兵力，攻占该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战争，张治中有着自己的道德判断，这就是尽量少死人或不死人。能征善战，当然是军人的职责；但是，如果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战争目标，不是更好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孙子的战争论，也正是张治中的追求。张总指挥下决心：力争通过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用战争的手段，拿下古田。

于是，张治中起草了一封劝降信，信中大意，不外是以大义相责，以利害相劝，望赵一肩悬崖勒马，及早归顺中央。劝降信送出后，居然有了效果，赵一肩权衡利弊，原则同意和平解决，并派副师长陈任之出城接洽，负责谈判。和平的曙光，开始出现在古田的地平线上。

但是，张治中的和平路线受到国民党方面的严重挑战。按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讨逆”大军计分3路，分别以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为总指挥。卫立煌居右，蒋鼎文居中，张治中居左。从闽北的战略地形来看，南平是要津，而古田、水口则是屏障福州的两个要点。若古田、水口不保，福州是守不住的。故蒋氏指定，右翼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南平，中路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水口，左翼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古田。此时，南平已经攻克。而中路要进攻水口，必须借道闽江与古田之间的一段通道。因此，左翼不能迅速攻下古田，势必影响中路的推进速度。可是，历来的战场谈判，有时是锱铢必较的讨价还价，有时则是缓兵之计的恰当运用，如何快得起来呢！

张治中屯兵古田城下，久不进攻，别人也还罢了，只是急坏了中路总指挥蒋鼎文。蒋鼎文急于立功，不能不迭次责问张治中：为什么屯兵城下，还不进攻？蒋鼎文是总指挥，张治中也是总指挥，张总指挥当然不会听蒋总指挥的指挥。蒋指挥不动张，竟直接命令第87师师长王敬久进攻。王师长固然立功心切，但不能不有个程序。于是，王敬久三番五次打电话向张治中请示，说蒋总指挥催促攻城，表现得焦灼为难的样子。老实说，这个时候，只要张治中稍一迟疑，古田城内外就是炮火连天了，不知道多少士兵与平民，将会葬身在炮火之中。

一个军人的气魄和胆略，一个高级将领的智慧和果断，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张治中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对王敬久说：“我是总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上面由我负责，不关你们的事。上面要砍头，砍我的头；但你们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而开枪，我就要砍你们的头！”这样一道严厉的命令下去，前线总算安定下来了。

下面对付过去了，但上面如何对付呢？因时间的迁延，蒋介石已经感到不快，乃嘱蒋鼎文转给张治中一道命令，限即刻攻克古田。此时，古田谈判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一旦开火，岂不是前功尽弃？可是，如果谈判不能成功，坐失战机，影响全局，岂不是罪莫大焉！张治中真是有点进退失据了。反复权衡的结果，张治中决定给蒋发一个电报，表示一个绝对负责的态度：“乞钧座勿问职所用者为和平方法抑军事进攻，总之，在明日正午12时以前必将古田解决，如违愿依军法伏罪！”对于谈判能否成功，张治中并没有绝对的把握；可是，总指挥竟以脑袋进行担保，真可谓孤注一掷了。

电报送出，总指挥的幕僚及部下莫不大惊失色，暗暗地替张治中捏一把汗。但张治中并不糊涂，他把握大势，加快谈判进程。一方面，将自己的处境转告对方，让赵一肩知道自己的和平诚意，驻兵城下，不是不敢打，而是不想打；也不是打不下，而是打不得。同时，也让赵一肩知道谈判的最后期限，否则，就是人城俱焚，绝无退路；另一方面，张治中再派参谋长祝绍周入城。祝是一个重要人物，与赵相熟，只身入虎穴，赵感到无话可说，表示接受全部条件，签订城下之盟。

第二天早晨，赵一肩亲赴张治中的总指挥部，接受张治中的命令：把军队撤出古田城外，在指定地点驻扎，听候中央命令。于是，张治中不折一兵，不耗一弹，从容进城。一个和平解决战事的实践，终于得以成功；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抱负，终于得以实现。在张治中而言，这确是一件深感快慰的事情。

古田拿下了，水口不战自溃，蒋军长驱直入，大举向福州推进，“闽变”已近尾声。

1934年春天，闽变结束，张治中电蒋辞职，表示仍回军校执教。不久到了南昌，张治中谒蒋复命，正式交卸总指挥职。算起来，张治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卸军权了。“这真不愧为模范军人，打仗的时候就‘得令’，打完了仗就‘交令’，假使中国军人都如此，那还有什么问题。”这真是一件令蒋介石大为感动的事情。以张治中的亲共立场，能在国民党政坛上长盛不衰，固与张的才干不无关系；但是，张的不恋军权，没有野心，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五、“八一三”淞沪大战前后

国防的前沿在哪里呢？

1935年11月，张治中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是张治中第一次进入中央权力圈。

在五全大会期间，让张治中感到欣喜的，倒不是当选为中央执委，而是蒋介石所作的对外关系讲演，其中说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这是一个老调了。不过，蒋先生接着表示：日本如果无止境的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

比较于以前的历次讲话，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也是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所谓“和平之限度”？也许这只是一个弹性的说法，不过，既有了一个弹性，也就有了一个限制，总算比无边无际的让步好得多了。其实，问题不在于中国方面的外交弹性，而在于日本方面绝不会放弃“无止境的进攻”。可见，“和平之限度”，总有被超过的一天；中国方面的弹性，亦总有无法再“弹”的时候。

只是，从甲午战争以来，整整40年了，不说“九一八”事变，不说“一.二八”事变，也不说长城抗战，只说寻常时候，中日之间就从没有一天太平过。日本浪人三天两头闹事，日本特务无端制造事端，弄得两国外交危机不断。中日之间迟早要发生一场生死大战，这是躲不过去的。这是张治中的认识，也是全体国民的共识。当然，蒋介石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不过，“攘外必先安内”，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现在，红军被赶到西北一隅，“安内”是不足为虑了。正可以腾出手来，把“攘外”的问题，提上党国的议事日程。

于是，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后，蒋介石搞出了一个国防计划：在陇海线及豫北地区和京沪杭地区设立国防区，分别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和训练总监唐生智负责；在军事委员会内密设“执行部”，总揽国防工事，由唐生智兼负总责。在京沪杭国防区之下，设立3个国防分区：南京分区（南京到镇江地区），由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沪杭分区（上海浦东到杭州湾地区），由皖浙赣闽4省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负责，在嘉兴设苏浙边区司令部；京沪分区（无锡、江阴以东到上海地区），由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负责。在3个国防分区中，京沪区是整个防御体系的重点。

抗战这部机器，终于进入了发动阶段。这不是“剿共”，也不是“讨逆”，而是理直气壮的御侮。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从来都是神圣的；对于有理想、有抱负的军人而言，更是责无旁贷。从来的事实都说明，和平是要靠实力才能维系的，谈不到空等，更谈不到去乞求。张治中接受了兼京沪区负责长官的委任，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如此愉快地接受一项任命。

然而，一切都还是偷偷摸摸的，在极机密的状态下从事准备工作，以免刺激了侵略者的神经。张治中奉命之后，立即在中央军校选调了一批干部，筹划一切。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用什么名义来掩护这项工作？中央军校是一个教育机关，很好，就在教育长办公室的旁边，设立一个“高级教官室”，作为一个实际的司令部。“高教室”内分参谋、秘书两组，分别负责国防设计与民众组训。不久，又增设军事与政治两个研究设计委员会，任务是派遣人员，到辖区各地搜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民事、外事、文化等资料，提出研究意见、设计方案，然后根据计划分头准备。为了防止泄密，张治中对加入这个机构的人员，作了严格的审查和约束，任何无关的人都不得预知其工作性质。因此，一般的人只知道中央军校东大楼有一个不起眼的“高教室”，是一个进行教育作业与休息的地方。

但是，备战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人员需要大量增加，一个“高教室”太小了，也太引人注目了，显然不能容纳这样一部重要的抗战“机器”，一切都要作新的筹划。经过一次次“踏点”，张治中选定苏州狮子林作为办公处所。这是一所建筑在寺院中的园林。一个元代的和尚为纪念他的师父建筑了这所名园。和尚的师父原先住在西天目山狮子林，园中的湖石亦多像狮子，故名狮子林。一个偏僻的所在，也是一个幽静的环境，正是一个适宜于秘密筹划的地方。不是说中国是一只睡狮么？很好，正像狮子林的一只醒狮，中国已经悄悄地醒来。就在这里吧！张治中决定了。于是，战争的气息开始在苏州狮子林的湖山石林间游动。

战争的脚步一天天在逼近，战火的焦糊气息已经在空中荡漾。“高教室”的机构还在不断扩大，人员还是在不断增加，狮子林也太小了，容纳不下这么一部巨大的抗战机器。当初，元代的和尚在建筑这处园林时，想到的只是他的师父，而没有想到张治中。好在苏州是一座名城，也是名园集中的都市，要找一所同样幽静、同样偏僻，而且房屋更多的名园，事实上并不困难。不是还有一座留园吗？于是，一部抗战的“机器”，再从狮子林“扛”到留园。一岁三迁，不但队伍越来越大，而且“高教室”的名称，也不能再起到掩护的作用了。于是，经张治中核准，进入留园之后，对外的名义改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留园是一所明代建筑，位于苏州西阊门外。经过多次的改建修复，已经渗入了明显的清代风格。这真是一处集东方古典园林艺术于一体的江南名园：中部为池塘，临水设置山石楼阁；东部多厅、堂、轩、斋，间以奇峰巨石；西部漫山枫林，绕以清溪。园中小桥、长廊、漏窗、龙墙，依势起落，相互交错，形成无数幽深庭院。主要建筑有涵碧山房、远翠阁、楠木厅、鸳鸯厅、冠云楼等，布局紧凑，富于变化。充分体现造园艺术中分合、高深、曲直、虚实、明暗等对比手法。多少年后，在张治中的脑海中，那里的“一楼一阁，一亭台，一水榭”，都充满了无尽的回忆。

这是一件和平时代的遗产，也是一件太平盛世的杰作，与铁与火的战争相距太远了。但是，战争正在一天天走近，一切的一切，都顾不得了。于是，在这座园林建筑艺术的殿堂里，在那些幽深僻静的亭楼榭阁之中，一份份国防方案，一道道作战计划，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或密送统帅部，或传达到前方。在留园的外面，一切都还和过去一样。没有人知道，这里已经成了准备淞沪抗战的一个神经中枢。留园的新主人张治中说：“我在那座名园中考虑过许许多多有关民族抗战前途的问题，决定过许许多多的对敌作战的计划方案。在那些怪石嵯峨的假山之上，或茂林修竹之中，也曾留下我一点沉思熟虑的痕迹啊！”这是不假的。

留园“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挂牌之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防御阵地的设置及国防工事的构筑。构筑国防工事，设置防御阵地，不能不重视前沿。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即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协定中，作了这样的规定：上海苏州河以南及浦东地区，中国不得进驻陆军部队，不得有防御设施，吴淞炮台破坏后不得重修。日军则撤至上海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依照这一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只能留在苏州、昆山一带。

中国的城市，中国不能设防；而敌国却可以大模大样地驻军，岂非咄咄怪事？不过，自晚清以来，这样的怪事太多了。慈禧老佛爷不是有一句名言么：“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所以，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却都盛赞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现在，在江西那个地方，蒋介石对红军的政策是：寸土不让，寸草不留；而在上海这样偌大的一个东方大都市，国防都可以送给“友邦”，真令人匪夷所思。也许是中国的国民都已经“修炼”到了见怪不怪的境地，所以当国者才敢斗胆与“友邦”订出如此“平等”的条约。

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复杂了，未来的中日大战，中国军队的第一个重大目标，就是保卫大上海。从理论上说，国防工事应该先从淞沪线做起；可是，现在连上海的边也靠不上，国防的前沿在哪里呢？没有前沿，如何设置防御阵地？如何构筑国防工事？而且，张治中掌握的情报是：日本在上海虹口、杨树浦驻有海军陆战队约3000人，他们在那里设有坚固的工事；此外，日本陆军随时可在黄浦江岸及长江沿岸登陆。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情况，张治中不得不考虑先从纵深做起，在内地有利地带设置防御阵地，然后筹划在淞沪线秘密部署兵力，构筑淞沪线防御阵地。可见，中国方面的国防计划，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重大缺陷。

张治中派出一批批的国防专家，到淞沪线、苏福线、钱澄线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据此完成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张治中清楚，就整个地理态势而言，京沪地区有沪宁铁路、京沪公路和长江等三条水陆交通干线。从军事上分析，这将是敌人海陆军协同向西推进的主要路线，故应选择要点加强设防。

在这个地区，北有长江，南有太湖，二者之间湖沼绵亘，河流纵横，形成水网地带，是敌人运动的天然障碍，利守而不利攻。该地域同时又有虞山、定山、惠泉山等许多高地，分布于苏州、常熟、无锡、江阴附近，地势险要。据此，京沪分区的主要抗战方案，就是要在上海到南京之间设置两道纵深防御阵地，分别构筑坚固的国防工事。第一道防御工事，设置在苏州、常熟、福山一线，简称为吴福线；第二道防御工事，设置在无锡、江阴一线，简称锡澄线。

京沪路上的元首专车

其实，京沪地区的防御方案久已有人在做了；但是，换一任指挥长官，便有一任长官的认识。张治中当然有张治中的看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况且，大战一天没有爆发，方案就有不断修正的必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京沪分区的防御方案总算初步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构筑国防工事的问题。

京沪地区的国防工事，亦久已有人在做了。但是，在“剿共”高于一切的国策下，所谓国防工事的构筑，不过是一个遮人耳目的举动，一切都是政治宣传的需要，一切也都是权变手腕的运用，虽然有几个钢筋水泥的堡垒，但是点不成线，线不成网，又有什么用呢？一切的国防工程，都需要重新启动。况且，设计思想调整了，国防方案修订了，国防工事的构筑，也需要作许多新的调整和加强。

构筑国防工事的力量，由京沪分区的防御部队承担，这当然是一群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也是士兵进行作战训练的一个机会。由于技术上的需要，还需要向上海陆根记、陶馥记等私营营造厂借调一批熟练工人，并需调动工兵部队等筑垒技术兵种参加。在京沪分区，归张治中指挥的部队，计有第87、88、36师等3个师。第36师是从第87、88师分化出来的。可见，这3个师都是第5军的老底子。张治中本是第5军的老长官，指挥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在“中日亲善”的口号下，大模大样地构筑国防工事，一旦被日方发现，未免不是一个刺激，也未尝不可以说是一个挑战。因此，国防工事的构筑，不得不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如此，也就不得不运用种种手段进行掩护，增加了构筑工事的种种困难。

构筑国防工事的主要材料是钢筋混凝土，资金的投入是很大的。据说，军事委员会为之拨款只有一百几十万元。在当时，这当然不能说是一个小数目，但与构筑永久性工事与半永久性工事的需要比较，委实是杯水车薪，相距实在太远了。好在后来在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中，这些国防工事都弃置不用，否则，投入再多，无非也只是一个浪费罢了。

日军在上海虹口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杨树浦东端的日商公大纱厂，在小沙渡附近的日商丰田纱厂等，都设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张治中设想如战事发生，中国军队应首先扫荡这些据点及日海军陆战队，使它们无法策应日军登陆。为此，张治中命令手下人草拟了一份陆空军协同强袭的扫荡计划，呈蒋之后，得到批准，其中特别提到需配备500磅以上的炸弹，才能炸毁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坚固工事。但是，在中国军队方面，一是缺乏对坚固据点的攻坚训练，二是没有威力强大的攻坚火器，这个计划当然也是一个落空的命运。

张治中本来还想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合作，在以江湾五角场为中心的上海市中心区，秘密设置阵地工事，防止日军在黄浦江登陆。但只是做了几个据点的机关枪巢，没有等到计划全部实施，淞沪大战便爆发了。

苏州留园时期，张治中真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处理校务及请示汇报，南京方面是常常要回去的；为着协调与淞沪方面的备战事宜，上海方面也是经常要去的。这样，交通部门为张治中专门配备了一节专用车厢，随时听挂任何一次客车上。在这一个时期，张治中成了京沪路上一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党国要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一个高级将领的指挥素质，也是京沪分区对日备战的一项基本前提。为了能确实掌握上海日军部署情况，张治中命令所属3个师安排连长以上军官，身着便装，分批潜入上海市区进行实地侦察，一方面是让这些军官熟悉大都会城市作战的地形、地势，以及建筑特点与攻击目标；一方面则对日军所建地堡、街垒等重要防御工事，按自右至左的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对每个据点的通道、射向、兵力及可能配备的武器等，均另册登记，发每个步兵团备用。

尽管这是自己的国家，也是自己的城市，但潜入上海市区的侦察活动，也还需要机智和勇敢。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回忆，他参加第87师旅长刘安祺率领的一组，主要侦察范围为闸北地区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一带；对北四川路底、天通庵附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则需作反复详密的侦察。张柏亭早年曾在江湾路法科大学读书，住在横浜桥附近余庆坊的亭子间里，每天挟了书包，要往返好几次，对这一带地形可谓熟门熟路。同组的谢晋元中校，北伐之后，曾随21师驻防闸北甚久，也是老马识途了。组内的其他人员，大都是光头西装，举止规行矩步，土里土气，不但改不了的一副“阿乡”相，而且改不了的一副大兵相，多少引起了日军的怀疑。在公园靶子场附近侦察时，发现有一批流氓大汉跟踪，且指手划脚，状极凶恶。幸而张柏亭、谢晋元等人比较机警，当即带着大家转了几个弯，在北四川路一个朋友家避过风头，总算有惊无险。不然的话，不知会发生什么麻烦。

此外，张治中指示京沪分区的参谋机构，组织3个师的团级军官及参谋人员，在苏州到上海的长江沿岸及以南地区做了几次参谋旅行，设想战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研究作战方略。政治工作方面，也在苏州、无锡、江阴、常熟各县，利用暑假集训学生，并训练了一批民兵。

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1936年9月23日，日军出云舰3名水兵在租界被人狙击，造成1死2伤的后果。借口这一事件，日军出动全部海军陆战队，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卅公墓一带密布岗哨，搜索逡巡。这显然是一个挑衅的姿态。虽经中国方面多次交涉，紧张的形势是缓和下来了，而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的人数，明显地增加了，日军的各种演习也更加频繁了。日舰不断地开到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涌等各港口，测量水位。这当然是一个准备登陆的意图。

问题已是非常严重了。弓弦拉得这样紧，委实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中国方面不能不有适当准备。据此，张治中断然决定：密令第36师由无锡推进至苏州附近，第88师由江阴推进至常熟、福山，第87师由南京推进至江阴、无锡。张治中并秘密设计扩充上海保安总团，以增加上海市区应付突发事变的力量。

此间，张治中向南京大本营送出了第一份准备应付战事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请将配备京沪分区作战的部队，迅速报到，以便指挥；请即饬令通讯主管机关建设京沪分区军用电话，并指定战时征用地方长途电话的使用权；请将京沪铁路及锡沪公路之车辆尽量控制于预定地点；密令各县将所有船舶尽量诱至于预定区域，并请明定船舶车辆统制管理办法，以便于战时征集调用；请于京沪分区预定作战要点地域屯积必需粮秣，供应军需等。

一份随时准备应付大战的秘密预案，从苏州留园送出去了。但是，从南京、上海两地看到的情形，仍然是拖拖沓沓，因循守旧；也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景象，丝毫看不到大战前的紧张与亢奋。与其说是战争离这个国家太远了，不如说是战争离当权阶层太远了。于是，一份更为痛切的报告，再次从苏州留园送出去。在报告中，张治中沉痛地具申意见：“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敌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

这是对国事的焦虑，也是对当局者的愤怒。委实是太不像话了，张治中说：“大局至此，无论外交如何，似应以抗战决心积极准备，惟各方面仍不免空泛、纾缓、推诿，使部属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即其例也。”

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抗击战争初期的第一次打击，张治中提出：“须兵力六七师，以四至五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一带。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3个月以上。除现有36、87、88师，请再调三至四师。”

后来的淞沪大战证明，这样一个估计未免太乐观了。事实上，“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军队支持了3个月，投入国军精锐计70多个师，是张治中所估计的10倍。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估计，在当时仍不免是一个空想。红军已经到了西北一隅，处境虽十分困难；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教训，蒋先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况且还有一个“抗剿”的张学良在那里，拒不执行剿共的指示。为毕其功于一役，蒋先生已亲赴洛阳，指挥剿共去了。所有的中央军精锐，也都要准备用于西北方向，哪里顾得到上海方面呢！

张治中的建议不被南京大本营采纳，只能就事论事了。于是，张治中下令第36、87、88师向上海附近推进，就地构筑工事；并令地方团队接替江防任务，各县警察加强监视哨；同时成立太湖水警联防处等。

日军加快了挑衅的步伐，中国军队也加快了应战的步伐。一切都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也许按照日本方面的战争日程，淞沪大战有可能提前爆发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中国方面，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蒋先生在西安被张学良捉起来了。这一件事不但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日本。中国方面全力关注“西安事变”，抗战的准备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方面为全力研究“西安事变”的态势，挑衅战争的活动，竟也有了暂停的迹象。据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报告：日本内阁总理召集海、外、陆相紧急会议，达成协议，“在‘西安事变’期间，任何日本的行动将对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影响，并引起西方列强的大为关心。所以有必要采取对事态的发展注视等待的态度，同时所有军事警察与宪兵单位必须警惕禁止任何冲突行为。”上海方面的中日冲突，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我们对不起汉卿”

“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治中正在苏州留园部署抗战军事，何应钦突然从南京打来电话，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约张返京商议“讨逆”军事。当天夜里，张治中赶回南京，何向张传达了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的最新决定，谓已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军队归何调遣。何是坚决主张对西安方面用兵的，并透露他准备调集三路大军，分别由刘峙、顾祝同及张治中指挥，向西安方面进攻。刘、顾既是张的保定军校同学，黄埔军校同事，也与何应钦有着较深的关系。何把张列为三路大军的指挥之一，并对他进行军事上的交底，可见对张也是十分看重的。

南京方面的事态，固然还不是十分了然，但楚河汉界之间的一条鸿沟，大体上是能够把握了。一部分人主张军事讨伐，理由是：申张党纪国法；一部分人主张政治解决，理由是：确保蒋的安全。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都是主张军事解决的，这是一个“主战派”的阵营；孔祥熙、宋美龄都是主张政治解决的，这是一个“主和派”的阵营。双方观念不同，立场对立，策略迥异，斗争十分激烈。

就政治分量而言，张治中究属中央军校教育长，对和、战两派的决策，很难说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张的政治态度颇为双方看重。张治中是一个著名的和平将军，又是一个著名的讨逆将军与抗战将军；并且是受到国民党内外及朝野一致推崇的“模范军人”。加之，张治中执教中央军校近10年之久，与黄埔学生关系深厚。因此，张治中的和、战主张，对上层或许影响不大，但对于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以及出身于中央军校的中下层军官来说，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数。这也是何应钦急于要与张治中进行密谈的原因。

但是，何应钦的算盘打错了。无论如何，张治中不会支持他的强硬路线。就政治风格而言，他们不是一个范畴的人物。在“攘外”政策方面，何是主张对日妥协的，张是坚主抗战的；在“安内”政策方面，何是坚主反共的，张是主张联共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要求联共抗日，与张治中的一贯政治主张，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仅此一点，要张治中带兵去打张学良，显然违背了张治中的一贯立场。

虽然，就个人关系而言，张治中与何应钦的交往始于黄埔时期，张治中与张学良的交往不免逊色多了；但是，就政治主张而言，张、张之间的共同点太多了，张、何之间未免逊色多了。以此可知，张治中不可能赞同何应钦的“讨逆”主张。况且，张治中对大局看得很清楚：“假使当时张、杨置蒋于死地，国内势必陷于群龙无首、土崩瓦解的混乱局面；日本帝国主义也势必趁火打劫，大举来犯，那么国家的前途还能设想吗？”这是张治中的认识，也正是“主和派”的大旗。这就使张治中与“主战派”有了距离，而与“主和派”比较接近。事实上，张治中不但善于把握政治大局，而且长期处在国防前沿，对中日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比之何应钦等中央大佬，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和认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挟弹者又在其后。”1936年冬天，中国的内外形势正处于这样一个形格势禁的大局之中。这是张治中为之忧虑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其实，尽管张、何之间有着很深的关系，还能深得过张、蒋之间的关系吗！在中央军中，蒋是老大，何是老二，何与蒋的地位太逼近了。在传统的宫廷政治体制下，逼近就是一种威胁。何坐二望一，故被人看作有贰心之嫌。何不惜置蒋的安危于不顾，蛮横地主张军事讨伐，何有这个资格，并且认为应当这么做，也认为能够做得到；然而，张治中并不这样认为。在中央军中，张的地位不但与蒋相距甚远，即与何也有较大距离，甚至也比不上刘峙、顾祝同等人。张不但没有坐二望一念头，即坐三望二的想法，也是没有的。在中央军中，像张治中这类政治风格比较独特的高级将领，如果没有蒋的特别照拂，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地位。蒋一旦不在了，对张不会有什么好处。现在，何却信心十足地要把张治中拉上他的“战车”，与他一起冒“倒蒋”的风险，可见，何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迟钝的人；即在看人问题上，也是一个迟钝的人。

所以，对于何应钦提出的军事解决方案，张治中当场表示反对：认为这件事只应该政治解决，不必采用军事方式。因为当时唯一着眼点是救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不惜以任何条件求得解决。对于何应钦许诺的“讨逆”军指挥，张治中亦断然拒绝出任。自北伐以来，对于中央军的历次“讨逆”军事，张治中几乎是无役不从。如果说中央军进攻西安之役，也是一次“讨逆”，那么是张治中唯一没有参与的一次。

对于“西安事变”，张治中在军事上可以置身局外，作壁上观；但在政治上，以张治中那样热中的人，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因此，回到南京，张治中就开始在和、战两派之间积极奔走，做双方的工作。12月13日早上，张治中从何公馆出来，就直奔孔公馆，去见宋美龄与孔祥熙。宋、孔都是主和的，张也是主和的。在立场上，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张治中不但与宋、孔谈得很投机，而且还接受了宋、孔的委托，赶到冯公馆去看望冯玉祥将军。冯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孔希望能以冯制何，压制“主战派”的嚣张气焰。

张治中恳切地向冯将军表示：蒋夫人希望和平，孔庸之亦望和平，文白自己亦望和平。冯将军很有同感，但表示“无确实办法”。以私人关系而言，冯将军对张学良素无好感。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易帜附蒋，造成冯、阎军全线崩溃，这是冯深以为恨的；然以国事论，张学良联共抗日，冯深以为然。因此，冯也是主和不主战的。然而，这天夜里的中央党部紧急会议已有决定，军队归军政部长何应钦调遣，冯虽为军委会副委员长，但指挥不了军队，更指挥不了中央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对于这样一个无奈的局面，张治中“大为忧虑”，与冯将军叹息一番后，怏怏而散。

张治中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但随着大局的发展，形势一天天地明朗了。张学良扣蒋，这是一个“螳螂捕蝉”的格局；中央军攻陕，这又是一个“黄雀在后”的格局；然日军侵华，这未尝不是一个“挟弹者又在其后”的格局。在这样一个环中有环、扣中有扣的连环扣里，牵一发而动全身，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的。因此，不但宋、孔主和，张治中主和，一部分黄埔将领主和；而且中共主和，进步爱国力量主和，广大的中间力量主和；即便是苏、美、英等国，也希望在日军压境之下，中国国内有一个和平的局面。

这是中国国际国内的大势。大凡一个政治家，只有顺应大势，才能有所作为。所谓逆潮流而动，岂不是螳臂挡车么！何应钦不愿意和，戴季陶不愿意和，吴稚晖不愿意和，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理由与力量；但是，在政治上，何应钦是一个迟钝的人，戴季陶是一个落伍的人，吴稚晖是一个插科打诨式的人物，他们都不是那种能担当大责任的政治家。在“西安事变”中，何、戴、吴都主张军事解决，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举动。因此，在南京方面，解决事变的主导权，很快落入主和派手中，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于是，宁陕和谈成功。12月26日，蒋介石被张学良送到南京来了。在张学良的初衷，当然是想借此表明他的“君子坦荡荡”，演出一幕“捉放蒋”的千古名剧；然而，在政治家看来，张学良的这一绿林好汉之举，诚为不可思议。不过，张学良毕竟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军人。对于这一点，张治中不能不表示敬意。对于张学良的“犯上”之举，也许张治中不能苛同；但是，对于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张治中不能不表示赞成。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的一致追求。何况，张治中也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军人。光明磊落的人，总是容易被别人算计，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缺陷。所以，闻悉张学良已被扣押，将交付军法审判，张治中不能不表示忧虑和不安。

因此，张学良被扣押之后，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张治中却主动驱车前往北极阁宋公馆探望，对张学良婉言慰藉。谈话中，张学良表示对西安方面的事情不能放心，希望能迅速返回西安，率部抗日，并请张治中为他在蒋先生面前说话。看到张学良这样天真憨厚，张治中很难过，也很矛盾，且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到蒋面前去为他说话。多少年后，张治中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余湛邦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当时除在蒋介石面前作落井下石的人外，和汉卿平日私交最好的也不敢为他说话，更不敢去看望安慰他。我每想起那次会见，心中就倍感内疚！”

“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内的大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国民党随之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是商讨对共及对日政策，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则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张治中也是积极推动联共抗战的一分子。一切都将有一个新的变化，中国的抗战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

受“西安事变”的影响，京沪分区的备战工作，也出现了一段停顿的局面。一方面，日军在“西安事变”期间持坐观成败的态度，挑衅的节奏有所放慢；另一方面，第36、88师被调往西北方向，用于中央军的“讨逆”军事，京沪方面只剩下了第87师，这对于淞沪作战的准备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松懈，一切的部署和预案，事实上也难以落实了。

张治中是一个学习欲望十分强烈的军人。现在，国内局势出现了转机，备战工作亦有所松懈，利用这一机会，何不出国作一段时间的学习与研究，在军事教育和国防经济方面补充一些新的知识。张治中觉得执教中央军校的时间太长了，无论是军事教育，还是国防建设，都不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许多知识都被掏空了，被提前透支了。如果再不加以吸收补充，很快就有山穷水竭的一天。

事实上，辞职的请求，久已提出了。早在中央军校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张治中就向蒋校长提出了辞去教育长的请求，但没有获准。1935年和1936年，又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请求，也仍然没有获准。蒋总是说：“过一年看。”这是一个推托和拒绝，未尝不是一个安慰和希望。就像大人带着小孩子逛大商场的玩具专柜一样，面对那些价格昂贵的玩具，面对孩子一次次提出的采购清单，大人总是哄小孩子：“今年不买，明年一定买。”明年怎样呢？也许到了明年，孩子会忘记的吧！可是，张治中偏偏没有忘记，每隔一年，就提一次。现在，又到了再次送辞职报告的时候了。今年会怎样呢？有了“一而再，再而三”，难道会有“再而四”么！

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份请辞教育长的报告，从中央军校送出了。这一次不同于以前，张治中在请辞报告的后面，附上了1份教育长继任人选的名单。名单上共列举了5人，请蒋圈定1人。也许是此举大出蒋的意外，也许是蒋的确不好再推托了。张治中的请辞报告终于获准了，蒋并同意放洋，以1年为限，名义是赴欧考察。这已经是1937年4月间的事了。

张治中办护照，置服装，买船票，一切都很顺利。就要出发了，蒋从奉化打来电报，说：“请兄来奉化一叙。”张治中想：蒋先生真是“皇恩”浩荡，临走之前，还要话别一下，大概还有些话要交代吧。及至溪口，看到军政部长兼广州行营主任何应钦也在场，蒋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文白，你不必出洋，到广州行营去。”张治中这才知道蒋又改变主意了，要他到广州行营接参谋长职。哪里知道何应钦很客气，当场表示，自己不过是个挂名的主任，可以请文白直接接主任职。

这个弯子转得太急了。也许是觉得这个责任太重了，能不能接还没有想好；也许是觉得一个放洋的机会又泡了汤，多少还有些负气吧，张治中当即表示：自己的身体精神，实在需要一点养息，“如果不要我出洋，广州也不好去，可不可以允许我请病假休养一下？”蒋表示同意。于是，张治中回到中央军校，交卸职务，离开南京，赴青岛休养。

“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不但宁陕之间没有出现内讧的局面，而且国共之间的宿仇也开始化解了。静观变化，坐观成败，等来等去，竟等来这么一个结果，这真是大出日本军阀的意外。日本军人很有些气愤了，也许还有些懊悔吧。于是，华北方面，上海方面，日军挑衅的空气再度高涨活跃起来。7月7日，华北方面的日军，迫不及待的抢先动手了，卢沟桥战事由此爆发。

上海方面的日军，当然也不能落后。通衢哨所的兵力增加了，许多屋顶上架起了高射炮，防御要点的工事在加紧构筑，对准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的炮位日夜都在演习。原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紧急调往上海，10余艘军舰在浏河至吴淞间实行封锁，各地的日本侨民都接到了迅速撤退的命令。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态势。

然而，对于干劲十足、情感疯狂的日本军人来说，总觉得这样的局面还不够过瘾，也不够刺激。于是，有了日本水兵失踪事件，又有了日本国旗被撕毁事件。所有的事件，都让人觉得没头没脑，也让人看不明白，外交纠纷连续不断地发生。本来，自“一.二八”淞沪战役以后，中日之间的隔离地带，就已经长满了干枯的野草；现在，干草上又被倒上了一桶桶的汽油。已经是7、8月的天气了，太阳是那样的火爆，气候是那样的干燥，人人都能感觉得到，上海地区什么都不缺了，缺少的只是一粒火星，一场大火很快就会燃遍整个淞沪地区。形势真是紧张极了。

“七七事变”之前，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卢沟桥一声炮响，正像电影里和小说书上描写的那样，平静的和平生活中断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开始了。于是，所有的军人，无论是接到了命令，还是没有接到命令，都必须迅速赶回部队，奔赴战场。这是战争的召唤，也是国家的召唤。于是，和所有的军人一样，7月8日那一天，张治中拒绝了医生的劝告，收拾行装，径返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任命，迅速赶赴淞沪战场第一线，率部布置抗战去了。

7月间，张司令官所能指挥的部队，一个第87师，一个第88师，分别部署在常熟、苏州、无锡、江阴一线。另有江苏省保安总团、上海市总保安团等。原先配属的第36师，调到西北方面去了；原指定配合作战的空军、炮兵，调往华北方面去了，都还没有调回。偌大的淞沪战场，这点部队能起什么作用呢！最可忧虑的是，限于《淞沪停战协定》，整个上海市区不准进驻陆军，中国方面只有1个上海市保安总团。兵力委实是太薄弱了，如果一旦有了情况，日本海军陆战队即可占领淞沪各要地，给中国军队的行动造成莫大困难。

据此，张治中向最高当局建议：抽调陆军部队，化装成上海保安部队，进驻上海市区，增强中国方面的防御力量。蒋介石同意了，指派徐海地区的陆军独立第2旅南调上海附近，一个团换上保安团服装，迅速进驻上海虹桥、龙华两机场；一个团化装成宪兵，迅速开驻松江。

事情决定的那天晚上，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张治中一起从最高当局那里出来，何拍拍张的肩膀说：“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国家久已被暴日糟蹋得不成样子了，那似乎没有“闹出事来”。唯有中国的军人稍微有一点振作的表示，马上就担心“要闹出事来的啊！”这叫什么逻辑呢！

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之后，张治中始终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即将爆发的淞沪大战，中国方面的战略，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也就是说，是等日本方面先放第一枪？还是由中国方面先放第一枪？张治中反复判断了淞沪地区的形势，认为这一次对日作战，一定要争先一着，立于主动地位。张治中的解释是，中国对付日本，可分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打我，我不还手，即沈阳“九一八”事变；第二个时期，他打我，我才还手，即上海“一.二八”事变；第三个时期，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下手为强”。这一次的淞沪之役，应该采取这种战略。

为此，张治中曾多次向南京大本营提出建议，但始终没有得到南京方面的答复。7月30日，一份电报再次送呈大本营，建议一旦发现敌方航空母舰或长江舰队来沪，或有陆军师团在沪登陆，或敌方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等情况，即可断定敌方发动无疑。则我方“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南京方面的复电终于到了：“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中国方面先打第一枪是可以的，但什么时候可以打，这个权力在南京大本营手里，而不在张治中手里。

中日历史上的一场生死大战，正在向上海逼近。8月1日，一篇《告京沪区全体将士书》，以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的名义发表了。书中说到：自甲午以来，日本逞其淫威，肆无忌惮，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八”之凶残复现，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近复恣意挑衅，侵我华北，举国愤慨，奔走呼号，光荣神圣之抗战血幕，即将全面揭开，舍身报国之良机已至。雪40余年之国耻，此其时矣。本司令官誓抱为国捐躯之赤忱，与我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之全体袍泽，枕戈待旦，同仇敌忾，以鲜血捍卫国土，出奇制胜，痛歼虾夷，以完成千秋盛业。文告写得情词激越，大义凛然。据说，该文告曾被一些学校印作语文补充教材，可见是不胫而走了。

一个火种，终于点燃了。8月9日，日本军曹大山勇夫（有史料说是中尉）骑着摩托车直闯虹桥机场大门。担任大门警卫任务的是上海保安队，但他们是一批化了装的保安队，也就是何应钦担心“要闹出事来”的中国陆军独立第2旅。该旅是黄埔名将胡宗南从大西北带出来的中央军精锐，曾参加过在川西北松潘地区抵抗红军长征的残酷战斗。这是一支“剿共”积极、抗战也积极的部队。尤其是那些基层官兵，要求参加抗战的情绪十分高涨。这也难怪，谁愿意一味充当“剿共”的炮灰呢？被红军打死了，谁会可怜你？但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那是妇孺皆知的！因此，自从秘密进驻虹桥机场后，这些士兵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机会终于来了。大门警卫看到一个日本军人驾车急驶而来。这个家伙想要干什么呢？这是一个军曹，按理说，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兵了，不可能是一个意外的事故。或许他们听到了中国军队已经抵达上海的消息，这个家伙是来探听虚实的吧！这里是中国领土，而且是戒备森严的机场，这家伙竟敢骑着车横冲直撞，真是罪大恶极！

来不及多想了，警卫把手中的步枪一端，是一个开枪的姿势，也是一个阻止前进的信号。但是，没有用，日本军曹视若无睹，车头一个急转，直闯机场大门。警卫见此情况，便扣动扳机打死了这个蛮横的家伙。

这一来，真的闹出事来了。事实上，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保安队与陆军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保安队隶属地方警备系统，在地方官僚的掌握下，遇到这类政治敏感事件，早已学会了那一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涵养”功夫；尤其是一旦涉及中日关系问题，保安队在执行任务时，不能不受到严厉训示。就处理虹桥机场事件而言，保安队当然也会阻止大山勇夫的前进，但在方法上，或许只是鸣枪驱逐，或许只是捆绑送官，总之，要叫他们一枪将一个日本军曹击毙，大概还没有这个胆量。

但是，陆军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方法就简单多了，他们接受的完全是另一种教育，这就是严格执行命令，忠于职守，坚守岗位。发现有人不听劝阻，竟敢擅闯机场要地，当然要格杀勿论！

固然，如果没有“大山勇夫事件”，淞沪大战迟早也会爆发。但是，那样一来，大约就不叫“八一三”战役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淞沪大战能在8月13日发生，的确是以陆军代替保安队执行任务的结果。

“不能这样欺骗领袖”

“大山勇夫事件”之后，上海地区的形势骤然告急，日海军第三舰队紧急运送陆战队增援上海，并提出要中国方面撤退一切防御部队。当时，从闸北到虹口的各街道，中国方面布满拒马、铁丝网等障碍物，并筑有简易工事，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对于日方的要求，中国方面当然无法接受。蒋介石判断淞沪大战终是不免，且形势确是到了推车撞壁的境地，中国方面无可退让了。

8月11日下午9时，正在苏州的张治中，接到了南京大本营下达的命令，将全军推进到上海附近。张治中立即指挥全军出动，从苏州、无锡一带，连夜兼程向上海挺进。事实上，部队早已进入战备状态，火车、汽车等运输工具，事前已被控制起来，故行动相当迅速。次日清晨，各部队便占领了上海各预定阵地。据说，上海的居民一觉醒来，看见遍地都是中国军队，既感新奇，亦感惊喜。

12日，张治中下令，将京沪警备司令部从苏州留园推进到上海真如，并按“先发制人”的预案，迅速展开，完成向日军根据地虹口、杨树浦发动攻击的准备，预定于13日拂晓发起攻击，以扫荡态势，一举将敌军主力击溃，拿下整个上海。但在12日这一天，张治中接到了南京方面“不得进攻”的电话命令。张治中急了，当即飞电报告：“我军业已展开完成，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回电还是冷冰冰的4个字：不得进攻。

事态变得复杂了。进攻的良机稍纵即逝，为什么会突然变故呢？原来，问题出在上海外交使团身上，他们为避免战争在淞沪打响，建议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蒋介石顾虑到中国军队集中不易，以及维持上海的资源与海口起见，当然也不愿在上海发生战争，临时接到上海外交使团的建议文件，大概还想做进一步的研究，故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

这当然是南京方面的内幕，战场指挥官张治中并不清楚，一般的军人，更是无从了解。于是，整个的前线将领，接到暂停进攻的命令，不免都感到茫然。据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刘劲持回忆，这一天，他到真如向张治中报告有关情况，曾激愤地向张治中建议：“今天是八一二，过去‘一.二八’沪战，我们挨了打，吃了亏，今天要狠狠地回敬它一下。扫荡计划规定夜间袭击，今晚就可全力进攻，旗开得胜，首建奇功。”张治中解释说：“委员长指示，等敌人先动手打我们，我们才能回击，否则国际舆论对我不利。”刘说：“那很容易，部队进攻部署好后，到晚上派便衣去打响几枪，一面进攻，一面向上报告敌已进攻就成。”张断然回答：“不能这样欺骗领袖。”

“兵者，诡道也”。刘劲持的建议，未尝不可以考虑。但是，若是以此来责备张治中，当然有欠公正。张是一名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南京方面命令“不得进攻”，自有南京方面的理由。南京是全局，上海只是局部，局部只有服从全局。局部不懂得服从全局的军人，肯定不是一名好军人。这是张治中的认识，也是一个优秀军人的素质。不过，当时如果判断了我不先打敌，敌必先打我；且一旦敌先打我，必陷我于被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战场指挥官，应有更为灵活的策略；再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在中国军人的传统道德上，也有讲得通的地方。

只是，张治中的做人原则，是守正不偏，表里如一，这是他的前后一贯的作风，也是他的一以贯之的信念。虽然，对于领袖的命令，张不是唯唯诺诺，更不是一味盲从。在这道“不得进攻”的命令之后，张不是也有一个飞电呈告么？但是，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张不会对蒋另搞一套。“不能这样欺骗领袖”，从张的个性来说，这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回答。

在蒋的这道“不得进攻”的命令之下，张治中的主动进攻的预案被取消了；“先下手为强”的机会失去了。12日的夜间，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13日的拂晓，一样平静地过去了。

在中国现代史上，8月13日的意义，有着确定无疑的记载，淞沪战役在这一天的下午爆发。虽然，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不过，一般来说，那只是一个序幕。正剧的演出，无疑地始于“八一三”淞沪大战。但是，张治中认为：淞沪大战不是发生在8月13日，而是发生在8月14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自南京发出不得进攻的命令后，“我们的进攻因此到14日午后3时才开始。大家都说这一次淞沪抗战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正式的开战是在8月14日。这样耽搁了两天，却给了敌人一个从容部署的机会。”

8月13日以前，张治中始终是淞沪战场中国方面的最高指挥官，张的说法，当然是一个极有分量的观点。张认为：13日的小接触，远够不上是一场大战，或一个战役的开端。但是，多大的接触，才可以说是一个战役的开端，这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而且，重大的历史事件，自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说法，或许“八一三”淞沪大战也属于这类情况。见仁见智，只有留给历史学家去做文章了。不过，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8月13日下午3时，中国方面打响了淞沪战役的第一枪。

中国现代史上的两次淞沪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重要篇章。巧合的是，它们都与“8”有关，一个是“一.二八”，一个是“八一三”；而引发这两次战役的第一枪，都是从“八字桥”打响的，又是一个“8”字；如果加上全面抗战历经8年，最终在8月15日那天获得全面抗战的胜利，真是巧而又巧了。若按中国的岭南风俗，“8”是一个吉利数字；但现在是两国交兵，大约总不能说是吉利日子吧。

日期上的“8”，固然是一种巧合；但地名上的“8”，我们不能不说它有一定的必然因素。两次淞沪战役，都在“八字桥”这个地方打响了第一枪，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地方的独特地理位置决定的。从宝山路到日海军司令部所在的虹口公园之间，有一条很大的街巷水沟，八字桥就架设在这条街巷水沟上。若日军得之，即可楔入中国军队阵地，阻断中国军队的南北联系，使中方有骨梗在喉之感；若中国军队得之，则可以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态势，从而构成阵地体系之核心。是以八字桥成为中日双方必争的要点。

第88师孙元良所部到达集结地真如一带后，即按预定计划，派出前锋彭巩英旅继续向闸北地区推进，以期控制北火车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之线。彭旅吴求剑团是参加过“一.二八”战役的老部队，熟知上海地形。到达上海北火车站后，吴团长即率领易谨营向八字桥搜索前进。13日下午3时稍过，当前锋抵达桥西时，日军前哨同时到达，双方针锋相对，冲突发生，由易谨营射出了淞沪战役的第一枪，是为中国现代史上“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开端。

淞沪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南京大本营迅速调整部署，将淞沪战场的战斗序列，区分为左右两翼：苏州河以北地区为左翼军，由张治中率第9集团军负责防守；黄浦江以东地区为右翼军，由张发奎率第8集团军负责防守。张原任苏浙边区司令，为北伐名将，所部第4军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役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被时人誉为“铁军”。“八一三”前夕，张发奎率部赶赴上海东郊布防，这是赴淞沪战场增援的第一批中国部队。

为确保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同时也为了确保京畿安全，蒋介石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集中最大兵力于淞沪方面，与日军进行一次大决战。于是，全国各地的大批精锐部队，奉命迅速增援淞沪战场。京沪线、沪杭线上的军车，正在日夜不停地奔驰，将整师整旅的部队，送到淞沪前线。对于当时的情形，张发奎司令官认为：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军增援凡尔登要塞的情景，颇有相似之处。

“八一三”事变发生，淞沪地区的和平无望了，南京政府据此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4日，国民政府宣布京沪杭鄞戒严，长江镇江以下江面封闭；并出动空军对黄浦江日舰实施轰炸。14日下午3时，蒋介石向张治中、张发奎下达扫荡沪敌的总攻击命令。张治中即率所属第87师、第88师等部队，于下午4时，从苏州河以北的虹口、杨树浦一带，对日军发起全面进攻，逐街逐屋地攻击前进。这就是张治中所说的淞沪战役的开端。

淞沪战场被划分为左右两翼，张治中所负责的指挥责任，不免有所减轻；但左右两翼的作战负担，并不平衡。敌海军司令部、海军码头及主要据点，均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杨树浦地区。因此，激烈的战斗，首先在左翼方面展开。担任作战任务的部队，就是张治中所指挥的87、88、36师，加上保安队、别动队等。其战术是通过夜间奇袭，出敌不意，迅速攻占虹口地区各日军据点，占领沿江要点，阻止日军增援部队登陆，取得初战胜利。因为隔着一个黄埔江及英法租界，右翼方面对左翼部队的作战，基本上处于隔岸观火状态，沿黄浦江岸警戒监视而已。

日军的根据地是虹口地区；日军的布置主要是背靠黄浦江，以汇山海军码头为起点，沿吴淞山、北四川路，迄江湾路虹口公园对面的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终点，形同一字长蛇阵，海军司令部是其蛇头，汇山海军码头是为蛇尾，形成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身则首尾皆应的战术部署。

日军的部署，是一条毒蛇。中国军队的战术，首先就是打它的“七寸”部位。于是，张治中的作战部署，是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第一打击目标，以夺取汇山海军码头为第二打击目标。执行第一打击目标任务的是88师，执行第二打击目标任务的是36师（16日赶到上海归队）。

这是战役初期中日双方的大致布置。不过，中国方面的力量，还是太单薄了，好在15日以后，第61师、第98师、第11师等部队，奉到大本营的命令，不断加入左翼方面，张治中手中开始拥有一支强大的预备部队，实力是大大地增强了。

战役初期，左翼军采取攻势行动，对虹口地区之敌，构成包围态势。14日，第87师进占沪江大学及其北面黄浦江岸；第88师进占持志大学、五洲公墓、八字桥、宝山桥各要点。从部队展开到战役进取，都还是比较顺利的。不过，第264旅旅长黄兴梅在率部奋战时，英勇殉国，这是淞沪抗战期间中国方面牺牲的第1位高级将领。

15日，中国军队攻占日海军俱乐部。16日，包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并攻占五洲公墓、爱国女学及粤东中学。17日，攻占范家宅附近之日海军操场，敌退入租界。18日，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压力下，退至汇山码头。19日，中国军队从闸北、虹口向杨树浦、汇山码头发起攻击，前锋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及汇山码头之线，日军东西两翼被切断。一切都还顺利，战事正按照中国方面的预想，一步步地前进。

不过，由于中国军队缺乏攻坚武器，而敌人的工事又是那么坚固，中国方面的攻势，已经出现了颓势。20日，中国军队分3路发起总攻。21日，第36师在战车掩护下，攻抵汇山码头。但是，因受敌海军舰炮轰击，无法继续推进，拂晓后退回百老汇路北侧。中国军队的两个战车连，全部被击毁；第36师陈瑞河旅长身负重伤，营长李增率全营士兵300名，英勇突击，葬身火海。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22日，中国军队继续向汇山码头两翼进展。日军在杨树浦一带纵火，阻止中国军队前进，百老汇路、公平路、兆丰路等处起火，烟云相接，长达数里。由于敌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中方的优势不复存在，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8月23日，战场态势出现了第一个转折。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在松井石根大将的率领下，分别从川沙、吴淞等处强行登陆，以罗店、浏河为主攻方向，对中国军队形成侧翼威胁。中国军队被迫停止对苏州河以北日军的攻势作战，转而对付登陆之敌，作战重点变成登陆与反登陆及沿江要地的争夺战，战线开始向北翼延伸。至此，左翼军经逐街逐屋的争夺，予驻沪日军以重大打击，并夺回了大部分阵地。但是，由于未能攻占日海军司令部及汇山码头等重要据点，实现控制全上海的作战目标，使得淞沪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半途夭折。同时，在大批敌军增援部队登陆的态势下，因一部分中国军队被牵制在西线，从而形成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这就给后来整个战局的发展，造成战略态势上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方面的失误，当然也是中国军队西线最高指挥官张治中将军的失误。

“委员长究竟怎么样？”

实事求是地说，张治中的作战指挥风格是服从有余而自主决断不足，这是造成中国方面在第一阶段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原因。

8月14日至22日，是张治中指挥的左翼军攻势最盛的时期，也是南京大本营决意乘日军大批增援部队登陆前，将沪敌全部扫荡殆尽的最佳时期。从双方的兵力来说，日军在沪兵力，计有海军陆战队5000人，各舰可供随时登陆水兵约3000人，另有在乡军人及壮丁义勇队6500人，总计1．5万人左右，而真正具有军人素质，并在西线投入作战的力量，约在1万人上下。然而，中国军队在左翼集中了6个整师的兵力。按当时中国军队的建制，中央军一个师的兵力，大致在1万人至1．5万人之间。而隶属左翼的6个师，其中5个师为中央军精锐。不计独立旅、炮兵、战车团及保安总团等配属力量，中日两军在力量对比上，也已经形成了6比1以上的优势。

从两国军队的战斗力来看，日军固然有武士道精神，但中国军队打的是一场本土防御的正义之战，官兵抱保家卫国之决心，无不以死力战，所谓临阵脱逃者，几乎闻所未闻。从高级将领的指挥素养来看，88师师长孙元良、36师师长宋希濂等人，都是很能打仗的。加之87、88、36师等，都是第5军的老底子，由德国军事专家指导教育训练，一切动作完全采取德国模式，被蒋介石视为是中央军中精锐之精锐。从战斗力上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著名的“四行孤军”，便是88师的1个营。

当然，日军自有日军的优势，这就是在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海军码头等日租界地区，筑有坚固堡垒80余处；同时，日军凭借其海上优势，进出黄浦江的数十艘军舰可以直接从江面上对中国军队进行打击，予中国军队以重大威胁。但是，在淞沪战役的第一阶段，中国方面打的是一场大都市街巷争夺战，先进火器的威力，往往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军的优势；加之中国军队在天时、人和等方面拥有优势，后勤补给更要优于敌军。

可见，中国军队的失误，主要地不在于兵力不够，不在于战斗力不强，亦不在于后勤补给不上；除部队缺乏攻坚训练及火器落后等因素外，中国方面的失误，主要是指挥失当。据张治中解释，受各国驻沪外交使团的影响，南京大本营除12日曾下达不得进攻的命令外，在14日晚和18日亦曾两次下达暂停进攻的命令。这就使得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头屡次受遏，进攻节奏一再被打乱，战斗士气一次次受挫；同时，予日军以喘息机会，重新组织防御体系，给中国方面的进攻造成重大困难。

中国方面三次主动叫停，造成进攻良机一再坐失，南京大本营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实事求是地说，张治中作为战场指挥官，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这就是说，作为一个优秀的战场指挥员，必须基于自身对战场形势的判断，临机决断，正确抉择。特别是进攻一旦发动，等于双方互把大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谁主动把刀抽回，谁就等于伸着脑袋挨宰，中国军队于14日晚及18日的两次暂停进攻，正是属于这类情形。

就张治中的指挥风格而言，有大局观，有责任感，也有平衡、协调与亲和力，所谓“却军于谈笑之际，折冲于尊俎之间”，确是难能可贵的。无疑地，这是一种政治家、外交家的素质；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高级将领，一名战场指挥官，贵在独立思考与临机决断，也可以说是贵在自专独断。古之名将无不深知此中厉害。故中国古代军事名著《六韬》、《三略》中，都有所谓：“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的说法。可见，张治中作为淞沪战场的左翼军司令官，屡次受制于南京大本营的错误指令，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将帅者的不明不智，以至出师未捷，劳而无功，正是一个必然的归宿。

错误的指令来自南京大本营；但错误的结果，不得不由张治中承担。日军第11师团于23日拂晓从狮子林及川沙口登陆，向沿江要点宝山、月浦、罗店等地发起攻击，抄袭淞沪战场左翼军的后背，张治中迅速抽调第11师、第98师投入抗登陆作战，并亲赴江湾前线督战。但是，当张治中来到前线时才知道，淞沪战场的作战序列已经进行了调整，蒋已任命军政部次长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将蕰藻浜以北地区防务全部划归陈诚负责，并将原先隶属张治中指挥的第18军罗卓英部划归第15集团军。

当然，这样一个部署不能说没有必要。问题是，这是一个重大战斗序列的调整，作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张治中竟被蒙在鼓里，直到23日深夜张治中来到第18军检查工作时，才清楚有这样一个变化，这在张治中的心理上，不能不看作是一个耻辱。“怎么发表了陈诚做15集团军总司令，连我也不知道？18军本归我指挥，为什么忽然划归15集团军，我也不晓得？”张并恨恨地说：“我几天几夜未曾睡觉，奔驰战地，亲授机宜，使左翼的危机得到解救，而人家却冷眼旁观，还认为我多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真难令人索解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24日，张治中从嘉定前线返回徐公桥总司令部，听说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已经到了苏州，自忖两天以来，自己专顾前线，没有同后方联络，应该到苏州看看顾祝同，借此向最高统帅报告请示。所以，张一到苏州，未与顾祝同照面，就先打电话给蒋，以期申说几天来内心的苦闷。不料，电话刚刚接通，蒋就厉声责问：“你在哪里？”“在苏州。”张答。蒋一听更火了，为之大叫大喊：“两天找你不到，跑到后方来了！”张听到这里，不觉也火了，话里也就带刺了：“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15集团军陈辞修指挥了！”显然，这已经不是辩解，而是反驳了。

在这样的气氛下，蒋、张两人都不能保持冷静的心态了。蒋对张的解释，不但不予理睬，而且一个劲地严词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本来蓄积了一肚皮的委屈，现在不但得不到申诉的机会，而且在蒋的眼里成了一个胆小鬼，心态一下子失衡了。于是，心灰意冷之下，顿时有了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当即就在电话里顶撞起来，大声反问：“委员长应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蒋的个性，当然是吃软不吃硬的。一句“委员长究竟怎么样？”更惹得蒋龙颜大怒了，当即厉声喝道：“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样？”说完，蒋愤然挂断电话，不再留给张一个解释的机会。

这样一个无端的指责，真让张治中伤心透了。张认为：在淞沪一带的部署，自信毫无错误；自己身为总司令，运筹帷幄，身临前线，冒险犯难，艰苦备尝，不能不算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高级将领；事实上，从8月14日起，张治中就已经深入前线指挥，亲在叶家花园水塔上督战，始终是处在第一线。至于未能一次占领上海，统帅部失机于先，3次下令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又得不到空军方面的有力配合，造成陆军进攻迟滞；23日日军增援部队登陆，张治中始终在前线奔走督战，因前线电话线屡被炸坏，以至没有及时与后方通电话。“我是临阵脱逃吗？为什么不能谅解，反向我生这样大的气呢？这一个意外的横逆，刺伤了我的心！”

苏州通话以后，张治中的情绪极为低落。因第9集团军当面已不再是淞沪战场的主要作战区域，张治中的作战指挥责任亦大大减轻，由此而产生了辞去集团军总司令职的念头。此间，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到淞沪战场视察，张治中趁机向白氏提出辞职请求，并请白转呈蒋氏。消息很快下来了，蒋已同意张的辞职请求，准以顾祝同兼代。不料，因白崇禧反对临阵换将，顾祝同亦不肯兼代，蒋只好中止命令，仍令张治中继续负责。

这是一个曲折，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个勉强的表示。以张治中的自负，当然觉得没有继续恋栈的必要。于是，张治中再次亲函蒋氏，正式提出辞职请求。信中报告了8月11日至31日期间的作战经过，申明在沪战第一阶段未能全部扫荡敌军的原因，说明“自作战以来，职之部署计划，皆经逐日呈报，而钧座命令意旨，亦一一遵转实施。职于指挥上似无不当之处，但扫荡沪敌之任务，因力量与时间之限制，终未达成，职当身负其责。”这当然还是一个辩解与负气的口吻。最后，张治中提出：“职病体未愈，力疾支持，已感形神交瘁。职虽有为国牺牲之精神，深恐于事无补，反足贻误。似此职在责任上，在病体上，均应求所以自处之道。”“务祈钧座迅赐明令免职。”为达到辞职目的，张并提出如顾祝同不愿兼代，或以朱绍良继任，或以陈诚统一指挥第9、第15两集团军，自己愿留在大本营奔走效力，“谨当竭其绵薄，以报高厚。”

从张治中的这份辞职函中，不难看出，张治中的辞职，责任不足论，病体亦不足论，真正的原因，仍在于沪战第一阶段未能完成扫荡沪敌的任务。蒋氏认为这是张治中指挥不力的责任，张氏则认为这是统帅部指挥失当的责任。然而，双方又都没有明确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在蒋，只是通过削弱张的指挥职权及到苏州一事，借机发泄，表示其不满；在张，也只是通过辞职一事，提出抗议，表示其不服。然而，张的辞职函呈蒋后，总是不蒙批准。说是可以批准了，忽然又不准了。经过几次的周折，直到9月22日才见到命令：调张治中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朱绍良继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

在沪战第一阶段，张治中担任中国方面的最高指挥官，现在忽被解职，在敌军方面，当然是一大动向。于是，敌人的广播，说是张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敌人如此宣传，当然是一个煽动、离间的诡计。但是，说到张治中对蒋氏的不快，以及与陈诚的磨擦，又不能不说是一个实情。敌人消息真是灵通。

9月下旬，淞沪战场仍处于一片火海之中，而张治中竟于中途放下责任，优游林下了，这对于一个以抗战为己任的高级将领来说，不能不看作是一个严重处分，也不能不看作是一个沉痛打击。9月22日，正是一个微雨的薄暮，张治中称自己在苍茫暮色中凄然告别战场，“不禁流下热泪”，以至“伤感交集，不能自已！”解职返京之后，蒋约张吃饭。张请求回家休养。蒋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于是，张先就了大本营管理部长职，随即回到家乡巢湖洪家疃去了。

“八一三”淞沪大战以后，张治中尽管从未脱离军职，并且一度做到西北行辕长官的高位，但作为一名上将军，从此不再直接统兵打仗，这大概与蒋氏认为张治中的不善指挥，不无关系吧！

六、三湘“总督”

意料之外的新任命

9月底，张治中回到了故乡洪家疃。这一次的回乡，很有些不同。一年前，张治中被国民政府授予上将衔。虽然，巢湖籍的上将军冯玉祥要著名多了。不过，冯将军虽祖籍巢县，但究竟出生在河北青县，与巢湖也就隔了一层。因此，张治中被授予上将军阶，不能不看作是家乡的一个骄傲，也不能不算作是巢湖历史上的一个光荣，这是其一。返乡之前，张治中虽已就了大本营管理部长职，但在地方官吏及父老乡亲的眼里，只知道他是一位统帅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总司令，而且还是一位淞沪抗战的英雄。对于英雄，谁不表示爱戴和崇敬呢！何况还是一位巢湖子弟，这是其二。因此，张总司令这次回乡，受到地方官吏和父老乡亲的隆重欢迎，自在情理之中。

在政坛上备受冷遇和委屈，在故乡却备受尊敬和颂扬，一切的不平和怨恨，一切的屈辱和痛苦，都在这种亲切、呵护的氛围中，一点一滴地融化了，落寞的心情逐渐开朗，失衡的心态也开始校正。回到洪家疃已经一个多月了，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温暖，那么让人感慨！真有一种回到童年梦中的感觉。心情好起来了，精神好起来了，身体也好起来了。本来，张治中的“病体未愈”，只不过是一个辞职的借口。真正的原因，以现代术语表述，即所谓“思想病”了。这次回乡，张将军曾亲自带领村民，对清水塘进行清淤，以至有了“总司令挑塘”的故事。一个生病的人，如何能挑塘呢？可见张治中的“病体”，只是思想上的疾病，而非生理上的疾病。

亲切温存、平静悠闲的故乡生活，不但是一帖疗治心理创伤的灵丹，也是一剂重新激发生命活力的妙药。张治中每次回乡，全身都感觉充满了活力。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进祠堂祭祖，上坟庄扫墓。祠堂自然是张家的祠堂，坟庄也是先人的坟庄。“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这是一个典故，也是提倡敬祖的张本。不忘根本，敬爱祖宗，发扬孝道，忠于国家，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点，也是张治中顶礼膜拜的基本信念。于是，几年之前，张治中就在祖父母、父母的长眠之地，盖起了墓庐。从此，张治中每次回乡，总要在坟庄里住上一段时间，摒弃和隔绝世界的喧嚣和尘秽，面对先人的长眠之所，回顾人生，思考未来。每每这个时候，张治中就觉得，浮躁的心理，一天天安静下来；充斥心灵的野心和欲望，就像浮云般渐渐远去；制造思想的脑海，正变得像雨后的天空般明净空灵，“仿佛到了一个化境，一个超然出尘，遗世独立，飘飘乎欲仙的化境。”

敬祖之后，就是敬老。每次回乡，张治中总要分别宴请张、洪两姓的长辈，周围10多个村子中60岁以上的老人，都会接到张将军的恭请。在张治中的眼中，这是一个传统，也是一个功课。故乡是他的根本，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或许也是将来叶落归根的所在。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一个人官做得再大，但一旦回到故乡，他只是一个游子。他不能忘记他的一切，都是来自故乡的赐予。一次公宴，一次聚餐，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它留给家乡人的口碑，却是难以复述的。只是，每次公宴和聚餐，出席者中总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老人，也有一些多次出席的老人，突然不再出席了。有的人来了，有的人又走了，正像旅途中的过客，天空中的流星，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

需要看望的人太多了，要去的地方也太多了；但是，张治中每次回乡，总是忘不了四顶山的风景。那是巢湖地区的一座名山，四峰相拥而立于巢湖之滨，恰如一“母”所生的四胞胎，对峙竞秀，情同手足。山上松涛林海，远处湖光山色，真是美不胜收。几年之前，在四顶山的第二顶上，张治中盖了一幢山间别墅。这次回乡，张治中照例来到四顶山别墅，小住10余日。自来到四顶山之后，张治中终日徜徉于山石松林之间，远观巢湖，日有“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之景，夜有“长烟一空，皓月千里”之色，油然而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真可以说是：予观夫巢湖胜状，在四顶山一峰。

10月27日的清晨，张治中散步之后，正坐在一块大山石上赏景，忽然一阵美妙的歌声，从山下的林间小道上袅袅传来。歌声是那样的甜美，又是那样的熟悉。张治中听出来了，那是孩子们的歌声。歌声越来越近了，也越来越响了，已经可以看到孩子们稚气的身影，他们边走边唱，在林间的小道上欢呼雀跃，领头的正是长女素我。张治中忽然想起来了，今天是自己的48岁生日，孩子们曾经说过，他们要来向父亲祝福的。现在，他们一大早就从20里以外的洪家疃赶来了，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他们所深爱着的父亲庆寿。张治中的眼角潮湿了，一种幸福的感觉，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这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天伦之乐，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一种底蕴。这样一幅至美至妙的童稚祝寿图，成为张治中终生不能忘怀的一幅图画。

从孩子们的歌声中，张治中感到一种幸福，也感到一种警醒。孩子们太可爱了，他们需要和平的环境，他们有权获得幸福和安祥的生活。可是，战争正在向他们逼近，他们的歌声很快就将被枪炮声所淹没，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力竭不支的消息，一天天都在传过来，战场将很快从上海转向南京。国家在召唤，民族在召唤，自己作为一个军人，决不应在这个时候，悠游林下，置身局外，丢掉自己的责任。

适得其时，南京大本营的电报到了乡间，是召张治中返京的。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疑。11月中旬，张治中回到大本营。此时，淞沪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11月5日，日军以强大兵力从金山卫一带登陆，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的危险。11月8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下令全军撤离上海地区，利用吴福线、锡澄线等既设阵地，节节抵抗，实施南京外围保卫战。但是，撤退命令下得太晚了，部队仓促撤退，秩序极为混乱；况且，敌机日夜跟踪轰炸，行军序列完全被打乱了，无法按预案进入既设阵地。很快，吴福线宣告不守，锡澄线亦将不守。看到国家花费了巨额资金，成千上万的官兵积数年之功，辛辛苦苦构筑的国防工事，竟一枪未放，而拱手让给敌军，张治中真是痛心极了。

战场的形势，在急剧变化；中国的政局，在急剧变化；张治中的职务，也在急剧变化。大本营管理部长的职责，还没有开始履行，一项新的任命，已经摆在张治中面前。南京政府决定西迁武汉、重庆，为适应抗战时期军政统一的需要，中央决定对部分省区的政务，作一番新的部署，主要是遴选一批高级将领，出任省政府主席。南京失陷后，安徽为屏障武汉的要冲；湖南更是武汉、重庆的重要屏障，都需要得力、忠实的军人执掌省政。而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本为奉军系统的官僚，曾长期任奉天省长职，当然不可能负起统一战时省区军政的大责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湘军后期的一个代表人物，因反共有功而得蒋赏识。这个人执掌湘省军政，几近10年之久，势力不免太大了，实在不能让人放心，这次亦有调整的必要。于是，张治中被征询意见，是否愿意回到安徽任职；接着，又被提出来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人选。

自民初以来，中国大部分省区的政务，都操之于地方军阀之手，在政治上往往形成一种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一省之长，不啻就是一个小国之君，权力之大，毋庸多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经中央军南征北讨，这一局面虽有改观，但并未根本扭转。何况，若以地域与民众而言，中国之一省，不啻世界之一国，责任之重，亦不必细说。即以湖南为例，面积21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000余万，与英帝国本土面积及人口颇为接近。中国人的做官哲学是：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以一省之大，有贪心的人，正可以弄权作势，贪赃枉法；有野心的人，正可以培植班底，自成一党；有理想的人，亦可以施展长才，经世安邦。因此，在国民党官僚、政客、军阀中间，为争夺省主席一职，相互打得头破血流的事，并不是一个新闻。张治中没有想到，在总司令任上功败垂成，在管理部长任上寸功未建，现在却要出任更加重要的湖南省政府主席职，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意外。

省政府主席的提名，很快通过宣布了。接下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阁”，保荐省政府委员及厅长等重要人事。湖南省政府委员为9名，主席、秘书长、民政厅长、教育厅长、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等，均为当然委员。从程序上来说，省政府委员及厅长人选，均由国民政府决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都由省主席保荐，或在正式任命之前，先征得省主席的同意。然而，张治中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军人，更是一个正直的军人。他的口号是，不引进1个私人，湘省班底，全部由国民政府选拔任命。结果，从省政府的8位委员，到机关的四大厅长，都没有张治中的一个私人，甚至没有一个熟脸，就连新任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也是在汉口初次见面的。自民国以来，像张治中这样的“光杆主席”，真正是绝无仅有。

从领导风格来说，这是一种大度，一种兼容；也是一种自信，一种抱负。张治中的目的，也许想在政坛造成一种新的风气，不但立志于打破旧中国那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而且立志于破除旧中国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习。但是，张治中的这种抱负，事实上只是一种自欺，效果当然是有限的。不过，张治中的大度，确实给省政府委员和厅长们一个好感。其实，自走马上任之后，在整个的省主席任职期间，张治中无论是与委员的关系，还是与厅长的关系，都称得上是很融洽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魅力。

11月20日，张治中从南京启程赴汉口。25日夜间，张治中带着秘书长及少数随员，从武昌徐家棚车站乘武长专车，向长沙进发。一个“总督”湘政的新阶段，就这样开始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是一个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地方，杨昌济先生所谓：“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正是一个事实。杨度先生创作的《湖南歌》，更是道出了湖南人的强烈自信：“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怎么死得尽呢？所以中国是不会亡的！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自信，也是一个伟大的行省。

可是，在我们湖南的历史上，出过那么多的名臣、名将，难道就出不了一个省主席么？还用得着一个安徽侉子来领导我们抗战？不管他，3天前日机首次空袭长沙，在东车站附近正留下了一笔血债，就让新任的张主席去“买单”吧。“这是敌人追踪张主席来向他送礼的！”于是，一个市井民谣传遍了长沙的大街小巷。这当然是一个离奇的传说，但何尝不是一个严重的警示！张主席会给三湘人民造福么？

市井民谣送给张主席一个“下马威”，又有一个湖南前辈送给张主席一个“上马威”。上任第一天，这位前辈的电报跟踪而来，其中有勉励张主席“奋发有为”、“为湘民造福”等语。从字面上看，这当然是一个祝愿；但离开字面看呢？未尝不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湘人素有干政的传统。民初以来，湘省民众多次驱逐省督，这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三湘地区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区域的行省，“湘督”更是一个不容苟且偷安的要职。一切都是一个深刻的刺激，也是一个明确的预告和昭示：三湘“总督”，决不是一个轻松太平的官位，而是一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大责任。“我如果有自私自利的心理，升官发财的念头，你们每一个人，任何一个湖南人民，都可以来攻击我。如果我不是为国家民族来奋斗牺牲，不是为湖南人民来奋斗牺牲，我就不配站在这一个地位，不配担当这个责任，我就对不起国家民族，对不起湖南人民。”这是新任省主席的就职演说，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为湘民造福”的一个誓言。

然而，新任“湘督”决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新手，也不是一个容易被人操纵的傀儡。这是一位有名的将军，更是一位干练的官吏。事实上，张治中不但对军事有办法，对政治亦有办法。不论是市井民谣的“下马威”，还是湘省前辈的“上马威”，张将军只抱定一个宗旨：抗战时期，政见的基点就是军事第一；“寓国防建设于地方政治建设”，“寓军事于政治”，这是新任省主席的杀手锏，也是新任省主席的施政目标。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一切都容不得因循守旧，一切也都容不得拖拖沓沓。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正是张将军的领导风格，也是治理三湘的关键。于是，伤兵问题，兵役问题，治安问题，新任省主席上任之初的三大难题，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新官上任三把火，火越烧越旺了。

治理伤兵问题，这是张治中赴湘之后烧的第一把火，也是考验新任“省督”行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11月的长沙，简直就是一个伤兵世界，大小商号、旅馆，无不住满了伤兵，偶有幸免的也都谨慎地收起了招牌，这是因为新到的伤兵，从车站下来没有人收容；伤势严重的，也没有人照顾；伤愈之后，更没有人管理。伤兵得不到食宿，得不到医疗，得不到过问，在饥寒交迫之中，还要遭受冷遇，遭受歧视。伤兵在精神和物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都感到一种不能忍受的痛苦。

于是，伤兵的仇视心理，被培养起来了；伤兵的报复情绪，也被激发起来了，终于酿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长沙的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作为威吓的武器，从早到晚，在那里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正像电影里所形容的那样：“老子在前方卖命打仗”云云，这是伤兵滋事的口头禅，也是伤兵滋事的资本。战前的长沙，是一个只有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但是流散街头的伤兵，就有近万人之多。结果，伤兵滋事的案件，日有数十起。就是省政府门口，也常常聚集了大批的伤兵，在那里示威咆哮。长沙的官吏和市民，都感受到一种严重的恐惧和极度的不安。至于外县，更是官慌民怯，相顾惊惶，更有一个县政府被愤怒的伤兵捣毁。这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伤兵滋事图”。

11月30日，新任省主席第一次主持召开省政府委员会议，而研究的第一个议题，就是“改进管理伤兵办法”，提出从充实伤兵管理组织入手，先之以适当安置，继之以相当禁制，终之以严格处理。自然，空言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所谓适当之安置，也就是先要解决伤兵的生活问题，使伤兵有吃、有穿、有住、有用、有医疗、有娱乐等等。然而，万有不如一有，你得有钱。可是，中央的饷款还没有汇到，一切都是白说。不管它，张主席拍板，先设法垫发100万元。在长沙及各县搭建能够容纳3万人的帐篷，作为临时收容所，同时购办卧床、棉被、棉衣裤、衬衣等各3万套。

这一项工作就绪了，张主席果断走出三步棋：第一步，就是将占住各商号、旅馆及滞留长沙街头巷尾的伤兵，分别迁移到特别设置的医院或休养院、收容所，使这些动辄“老子在前方卖命打仗”的伤兵，在生活上得到适当的保障；第二步，伤兵入院或入所以后，便实行军事管理，严禁外出。为防止他们闹事，减少长沙的压力，张主席并下令，将长沙收容的伤兵，迁移一部分到驻有兵力的大县，实施军事威慑。伤愈的则及时遣送归队，或者编成荣誉团，俾易管理；第三步，颁布取缔伤兵滋事维护治安的布告，约法三章，对少数不听约束或仍有不法行为的伤兵，坚决予以军纪军法制裁。有几个不法的家伙，被断然处置了。张主席并通令地方政府及保安团队：凡是发现有不法伤兵，准予就地拘拿，先办后报。结果，在张主席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夹击下，长沙的伤兵不得不表示屈服。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整顿，伤兵问题终于得到处理，整个长沙的市面，不但恢复了安定，也恢复了繁荣。当然，长沙的市民，也恢复了对新任省主席行政能力的信心。

比伤兵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兵役问题。如何整治兵役，是新任省主席要烧的第二把火。当时，征兵制度的推行未善，招兵情形的混乱，湖南匪患的嚣张等，都是造成兵役问题的重要原因，结果成为改善湘政的一大阻碍。偏偏湖南人性格强悍，能吃大苦，能打硬仗，这实在是天生的兵源，或许也是曾国藩大办民团以来的遗风吧。于是，抗战初起，国民党各部队竞相到湖南招兵买马，仅设在长沙的招募机关，就有八九十个之多。这实在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结果，需求的无限扩大膨胀，以及兵源的逐渐萎缩枯竭，形成招兵市场的巨大缺口。其实，所谓的“征兵”，早已说不得了；上层之谓征兵，到了基层，早成了抓丁。招募机关或在野军人，争相勾结土豪劣绅，通过各种手段，以期能取得更多的壮丁；或直接派兵到各处搜捕，在乡村造成极大恐慌。“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确不只是中唐生活的写照。兵源是越来越少了，即使是抓丁，亦已不易，轮到办理兵差的大叹苦经了，无不自称已经是技穷力竭，头焦额烂；亦有乡镇保长，因办差不力而被捆绑游街，以儆效尤的。

一个兵役问题，竟把三湘大地闹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愤，而民不聊生的实际情形，真正是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境地。因为抓丁的威胁，一些乡间偶有幸免的壮丁，不得不在白天辛苦劳作之后，趁夜撤退到山林中避难；而更多的壮丁则大量逃亡，或流入城市为氓，或潜入深山为匪。大街小巷，草泽山林，均成逋逃渊薮。于是，土地无人耕作，田地日渐荒芜，在乡村进一步形成“无丁即无粮”的恶性循环和深层震荡。

问题太严重了，不能不有一个调整的办法。“妥施要政，善用民力”。以不妨碍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制定出补充兵员的具体政策措施。这是一个改良，不是革命。但是，张治中只是一个国民党的将军，一切的政策措施，都只能在这个大局下面提出来。于是，12月中旬，张治中主持召开第一次兵役会议，决定了两个办法。第一，呈请中央将各部队的80余个招募机关一律撤销，以统一事权，杜绝纷扰，加强役政效率，减轻民困；第二，中央每月需要湖南补充多少兵额，由湖南役政机关负责尽力征集，送中央统筹分配，以裕兵源。

很好，张主席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被中央采纳了。规定湖南每月应摊兵额1．8万名，全省3．8万保，从理论上说，每1保每两月才出1个兵。假使役政真能够做到公平妥善，则一切无谓的纷扰恐怖，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兵役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只有寄希望于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事实上，由于基层政权的腐败，乡镇保甲人员的舞弊，役政问题的彻底改进，只能是一个画饼。不过，经过这样的统筹征募，又经过张治中的切实督查，情况总算有了好转，大体而言，役政开始走上了正常轨道。

其实，以湖南省政而言，问题最大的，既不是伤兵，也不是兵役，而是土匪。张治中上任前不久，正是匪患在湘西一带“急性发作”的一个阶段。一起起悍匪制造的暴乱，使整个的社会秩序，受到了强烈震荡和破坏，直到张治中走马上任，这些地方都未能恢复起来。湘西的匪患太厉害了，从清末民初以来，那里就是全国有名的一个地域。民众普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田不能耕，有家不能归，甚至有路不能行。匪情波及湘南、湘中各县，不但有牵牛吊羊的零星土匪，更有大股拐抢拖队的啸聚之徒，报纸上为之刊出大幅标题：“匪氛之炽，使若干县份痛苦连天”。

匪患是社会肌体上的一只毒瘤，也是对黑暗与腐败政治的一种极端反映。不过，滋生湘西匪患的原因，也有着其地域的特殊性。社会的极度动荡，政权组织与一般民众的严重脱节，在乡或退伍军人的直接参与，以及强悍刚劲的民风，地瘠民穷的环境，闭塞落后的交通等等，都是滋生土匪的肥沃土壤。于是，一股土匪滋生了；经过滚雪球般的肆行裹胁，更大的股匪便形成了。政权不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或者打击不够彻底，匪患便有如癌症扩散一样，在受到刺激后，只有愈演愈烈。这便是张主席上任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最为严重的省政问题。

依顺序而言，湖南省政的最大问题，也是三湘民众的最大困苦，第一是匪患，第二是兵役，第三才是伤兵。如果说匪患是恶性肿瘤，那么兵役与伤兵问题便是急性阑尾炎。但是，新省督上任之初的“三把火”，第一是“火烧”伤兵，第二是“火烧”兵役，第三才是“火烧”匪患。问题的难易与治理的先后正好相反。阑尾发作，只是一个急症。急症当然要急治，而且往往一次就可以根治。可是，要治好恶性肿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施政要从易于见效的那一面着手，可见新主席的治政方略，也正是新主席的聪明之处。

在张治中看来，匪患的肃清，有治标和治本的区别。清剿和收编，只是治标的办法；只有清明政治，改造社会，才可以根除匪患。治理匪患之难，难在治本。不过，张治中还是乐观的。“就目前情形而论，我们对这个骚乱局面，用剿抚兼施的方式，设法澄清，也就可以有小康之象了。”所谓“剿抚兼施”，这是一个老办法了，历代统治者都曾经用过，并不是一个新路子。张治中到任之后，很快设置了一个湘西绥靖处，提出以军事政治的力量，协同改进地方；并且喊出了“矜重名教，敦尚典型”的口号。意在以“王道”补“霸道”之不足。可是，说到“小康之象”，实在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论断。终张治中离开湖南，没有人知道湘西是否达到了小康之象。

其实，张治中的治理匪患，一个最切实的措施，就是请出“湘西王”陈渠珍，出任湘西沅陵行署主任。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任命，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陈是湘西凤凰人，1913年开始担任湘西镇使署参谋，当过湘西镇守使署副参谋长，当过湘西护国军第2军参谋长，当过湘西靖国军第1军代理军长，当过湘西剿匪总指挥、湘西巡防军统领、湘西屯边使等。这么多年的统治，对于湘西的历史、地理和人事，早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无怪乎被称之为“湘西王”了。

不过，张治中到任时，陈已经离开湘西多年了，现任职务是湖南省救济处处长。谁都能看得出，这只是一个闲差，不被当局信任了。但是，在张治中的眼里，“湘西王”只是一个耿直忠诚的“老统领”，治理湘西的问题，到底离不开他。经过张治中的再三敦请，又经过湘西民众的催促，这位老统领终于接受了省政府的任命，回湘西上任去了。张治中自称：陈渠珍的上任，对于糜烂的湘西，算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当然，在那个时代下，所谓的“有效”，也只是一个支撑危局而已。一个糜烂的湘西，说到治好，谁能有这个回天之力呢？

“简直是一把烈火”

虽然，治理匪患的口号，不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高调，也是一个难以成真的梦想；但是，处理伤兵问题，处理兵役问题，都让我们看到了新任“省督”的果断和魄力。在中国现代史上，张治中是一个有名的将军；但张将军的有名，并不在于治军，而在于从政。从淞沪战役，到治理三湘，我们都可以看到，张治中对政治的认识，往往比对军事的认识更实际，也更有把握。或许可以这样说吧，以张治中的抱负、学识及风格，在处理政治事务时，往往比处理军事事务更有悟性，也更见魄力。

这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贬低，也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拔高，而是一个基于事实的判断。老实说，从政与治军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只有超一流的人物，或许才可以将它们相互打通，将军事家与政治家的光荣集于一身。张治中算得上是一流人才，但毕竟不是超一流人才。因此，受才力和智识的限制，他也不可能在从政与治军两个领域，都有超水平的发展，而只能在二者之间有所倾斜。作为一名将军，张治中参加过东征、北伐，但那时只是幕僚人员，并没有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张治中参加过中原大战，有失败的记录，也有胜利的战果，但没有著名的战例。张治中参加过平闽战役，“古田释兵”，是一次和平解决战事的成功实践。但是，那是一次和平改编，不是一次著名战役。在张治中的军事生涯中，最有影响的一次大战，是参加淞沪战役。但是，那是一次未竟全功的战争记录，在指挥艺术上并不成功。

与其说张治中是一位有名的将军，不如说张治中是一位优秀军事教官。从虎门军校，到黄埔军校，再到南京中央军校，十几年了，从事的都是军校教育工作。如果加上武昌和保定时期的军校生活，差不多20年了，都是在军校度过的。军校的环境，军校的教育，不但培养了他的学识和素养，也培养了他的气质和性格。他所熟悉的岗位，就是怎样做一个好的教官；他所擅长的职业，就是怎样做好教育工作。

严格地说，从教与从政，正是血缘相似的近亲，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职业。说文解字上说，教：从攴，孝声。“攴”，篆体像以手持杖或执鞭，表明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社会要靠鞭杖来施行教化。故教的本义，在古人的意思，那是很明白的，即如牧羊或牧牛一样，是一种上对下、尊对卑、强对弱、主对奴所施行的教化与役使。所谓：“教，效也，言出而民效也。”那正是一个恰当的解释。从本义上说，从教与从政是相互贯通的。古人不是已经形象地把治民称作“牧民”，把治民之官称之为“牧”么！汉代之州官即为“州牧”，荆州牧刘表，冀州牧袁绍，那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的两个高级首长。以干部级别而论，正与张治中的省主席同在一个层次。

大致说来，以经历和经验论，张治中正是一个从事政务的长才，而非布兵行阵的高手。张治中指挥淞沪战役的经过，已经是一个实例；张治中主持湘政的实践，又是一个实例。

其实，就治理湘政而言，张治中的著名之处，不只是烧了上任之初的“三把火”，而是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甚至提出了“彻底改革一切省政”的口号。在张治中的主持下，省政府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湖南省政府施政纲领》，从军事、民政、财政、经济、文化等5个方面，具体提出了57条实施办法。其中，关于“编组民众抗日自卫团”、“健全行政机构”、“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等话题，更是触及到国民党统治的悬禁，很多设想十分大胆，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新政”中一个有名的话题，即为民众的动员与组训。与一般国民党官僚不同，张治中来自农村。在走上政坛之后，仍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没有与农村及农民脱节。可以说，张治中对基层政权的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张治中在家乡曾对洪家疃周围14个保长的情况，作过一番调查，发现其中有8个保长抽鸦片烟，2个保长开烟馆，没有发现1个保长有恒业，无不以欺诈、敲剥民众为能事。

乡村还是古老凋敝的乡村，农民还是散漫痛苦的农民，基层政权组织早成了一个空壳，一块招牌，“以这一种社会，这一种组织，这一种人事，如何可以谈到御侮救亡，复兴民族呢？”因此，张治中提出了“基层组织必须全盘改造”的主张，并制订了《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张治中的抱负是：通过发动民众运动，“把旧的势力，旧的社会，统统加以一番扫荡，一番改革，一番调整，进一步造成一个现代的国家，现代的社会，造成一个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新的社会。”不了解张治中政治观念的人，真以为张治中是在号召造反，鼓吹革命了。其实，张治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这种革命方式是流汗的，不是流血的；是用劳力的，不是用武力的；也可以讲，是政治的，不是军事的。”这是一种“张治中式革命”，本质上也还是一种改良。只是，在那个理想的计划中，不免透露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为彻底更新基层政权的人事，张治中准备发动5万名知识分子，加以训练之后，分别派充县长、县佐治人员、督导员、技术辅导员、乡镇保长、政治训练员、妇女训练员，推进现代政治，完成基层建设。第一批培训了4000名高中以上的男女学生，陆续派到全省75个县。在这批知识青年即将出发时，张治中为之宣言：“你们现在是打前锋，接着还有4万几千人的后援大队，马上我们要把整个湖南的革命风潮鼓动起来，要把湖南的革命风气提倡起来！我们有5万个生龙活虎，分配到全省各地，所有旧的势力、旧的制度、旧的习惯，还怕推翻不了吗！”

这个宣言，被报纸评论为“简直是把烈火”。舆论为之赞叹：“湖南正需要一个革命的领导者，要勇敢，要负责，要以救亡为前提而摧毁一切黑暗势力，以奠救亡复兴新社会的基础。”这样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舆论上，在观感上，都引起很大的震动。其中，既有善意的顾虑，也有恶意的攻击；甚至有人担心“马日事变”前的旧事重演，成为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以此推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张本。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张主席决不瞻顾徘徊。大胆地发动青年，大胆地使用青年，正是新主席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杀手锏。于是，成立地方行政干部学校，聘请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担任校长，开始了大规模的、统一的、有计划的训练工作。张治中原本就是一个办教育的专家，这方面的技术工作，他太熟悉了。1938年3月间开始招生，4月中旬开学。5月中旬，第一期学员结业；7月下旬，第二期学员结业。在此基础上，又通过举办干校县政人员班等，将全省75个县长，几百个县政佐治人员，几千个乡镇长，4万多个保长，以及督导员、技术辅导员、政治训练员等，总计5万多名基层政权人员，进行了训练，逐渐完成了人事更新的任务。其中，由知识青年派任的占40％以上，舆论上称为湖南基层政权建设史上的一项“新纪录”。

一切都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不容有一点的动摇和犹疑，这正可以看出张将军的领导风格和行政能力。推行“新政”的举措，确是在湖南引起了震动，有人甚至称之为“春雷起蛰”，这真是一个新的希望。不过，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一切都是因循守旧，一切都是麻木不仁，一切也都是表面文章。事实上，一切也仍然是泡影。当然，张治中也不是完全不清楚；因此，这才有了新任省主席的湘东南之行。

这是张治中主湘之后的第一次巡视，先后考察了衡山、衡阳、耒阳、安仁、攸县、醴陵、浏阳7县。为了能切实把握湖南乡村的情况，一切的考察计划与行程方式都是秘密的，不妨说是新主席的一次微服私访吧。当时，张主席上任之初的“三把火”久已烧过了，“春雷起蛰”的各项“新政”已经启动，4000多名知识青年也已到了广大的乡村，“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口号，已经叫了多时。无论如何，乡村变革的些微变化，总不会没有的。

可是，不幸得很，一切的观感，都是极度的失望。所有经过的县衙门，到处都是一副破落不堪、污秽紊乱的样子，办公桌上积满了厚厚一层灰尘，大礼堂成为晾衣的场所，治安卷宗与家庭杂物堆放在一起，职员眷属与政府衙门挤在一幢房子里。下乡的民训学生向张主席报告：到县这么多天了，一连要求三四次，县长总是挡驾，不肯与学生照面。反复的要求，总算接到一个通知，说是可以接见了。可是，学生按时到了县府，所见到的只是几个太太在那里抹牌，县太爷依然是传说中的一条神龙，不见首，亦不见尾。这些怀着满腔热诚的青年，接触到这样一个腐败不堪的政治，在无限痛心之下，实在是沮丧至极，他们纷纷向张主席提出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我们是按照命令来的，年都没有回家去过，可是一直住到现在，还是一点没有办法。要我们冷清清地死守在这里做什么呢？请主席替我们想办法。”

一天，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了，张主席走进一个县政府，得到的是一个着实让他大吃一惊的答复，县太爷正在高卧。于是，张主席只好屈尊走到县长的寝室门前，差人进去通报。不过，县太爷有的是办法，说是生病了，派了一个秘书出面接待，又让张主席在会客室里久等了一阵子，秘书总算出现了，赏了张治中一个面子。其实，在这个县里，“生病”的不只是县太爷一人，可以说，整个的官僚机器，都已经生病锈蚀了。警察局长就职典礼的秩序单，两年前摆在礼堂的什么地方，现在也仍然摆在什么地方；教育局长到任半年多了，还不知道全县学校和教师的数字；公务人员都是头戴睡帽，颈围围巾，脚踏火炉，一个个瑟缩在办公室里。

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让张主席大开了一次眼界。在一个警察局的书记室里，一个老先生按着一张警察调查表，在凭着他的臆想去填写上面的内容。这是省政府预备整理警察的一个步骤，因而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可是，这样重要的公文，经过了从县长、局长、秘书、科长、科员的层层批示，最后竟全部“落实”到这位“老书记”身上，到达了“公文大旅行”的终点。事实上，一切的公文、法令，最后的命运无不与这样一张警察调查表一样，在经过层层旅行之后，被归进了与家用杂物挤在一起的散乱的档案之中。

一切的公事，能推则推，能踢则踢，能搁则搁。迟滞，放恣，腐败，不负责任，仇视革新，成为各级政权的普遍风气。一切的政治，都在因循守旧和颓废放任中消磨了。假如这是政治的轨道，那么张治中所提出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口号，就放在这个轨道上运行。

其实，张治中不是不知道旧势力的顽固，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治乱世用重典”，“积之以玩振之以猛”，这正是张治中上任之后的两个口号。为了肃正官箴，整饬吏治，张治中不得不大开杀戒，就职两个多月，就将“周神仙”（仲评）斩首示众了，罪名是以“邪术诈财、贪污极恶”。即使在长沙的上层社会里，这家伙也拥有很大的势力。周神仙也被枭首了，消息传开，不能不给予反动的政治势力一个下马威；接着，侵吞巨款、枉法贪污的新化县税务局赋税主任车衡被处以死刑；办理征工事务中收贿舞弊、陷害善良的监工员唐立成被执行枪决；贪污巨款、榨取民财的华容县财政局长张作典被送上断头台等等，这是送给那些作奸犯科者的几个极好的榜样。省公路局长周凤九是一个技术专家，在工程界素负盛名，本质上不是一个坏人，甚至也可以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但是，由于他的领导不力与管理不善，属下在建造公路时频频发生偷工减料事件，以至交通事故迭出，死伤多人，影响极坏。张主席对周局长固素怀敬意，可是，在接到检举信后，也不得不以渎职罪，断然将周凤九这样的省政府高干撤职查处。

这样雷霆万钧的手段，的确不能不说是对反动腐朽势力的一次震慑，也的确证明了新任“省督”整顿吏治的决心。但是，效果如何呢？一年以后，1939年的春天，也就是张治中卸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即将离开湖南的时候，面对自己曾经呕心沥血地推进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宏伟工程，张治中痛心地说：“当我离开湖南之日，这一个艰巨的工程还没有完整展开。”

“剃头匠”精神

提起张治中整饬湖南吏治的政绩，不能不提到一件轰传湖南的趣事，这就是张治中整饬服装，推行“省服”的经过。

也许是出于军人的职业习惯吧，张治中看惯了军服的整齐划一，也就对五花八门的服饰感觉特别的刺眼。每到省政府召开会议，只见一席文武官员，有着长袍马褂的，有着中山服的，有着西服的，有着军服的，亦有着自制便装的，真所谓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古不今，不军不民，实在是花头百出，应有尽有，以至一个省政府官员会议，简直就是万国服装博览会，真成了不伦不类。

在一般官吏看来，服饰问题不啻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小事一桩罢了；但在上将军张治中看来，要在官员中造成“一种特有的风气，一致的精神”，不能不把服饰问题看作是一件大事，也不能不感觉到整饬服装的重要。4月下旬，在省政府谈话会上，终于提出了“省服”问题。本来，文官制服早有明文规定，这就是先总理孙文倡导的“中山服”。但是，中国的事情从来就是这样，明文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的执行又是一回事。一批老先生觉得长袍马褂穿惯了，改穿中山装不免太不方便；如果一律改穿长袍马褂，老先生高兴了，但在一般青年同志看来，不免感觉太保守，也太陈旧了。不过，穿着“万国”服饰上班，也实在是不成体统，改总归是要改的，这是“老成”与“新秀”的共识。经过张主席的宣传与决断，认识渐渐地统一了。大家一致同意，从头到脚，服饰绝对一致，如同军人服式一样。

很好，在第二次召开的省政府谈话会上，张主席拿出了“省服”的设计式样：帽子为软边学生帽，上衣为对襟布扣式的中装短衫，裤子采用中山装裤式，脚着黑袜黑布鞋或黑皮鞋。从头到脚，考虑得十分周全。这真是一个大胆奇特的想象，说它是西式，不像；说它是中式，不像；说它是文式，不像；说它是武式，也不像。什么都不像，像什么呢？称之为奇装异服，有点言重了；称之为“四不像”，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省政府的一班文武官员都乐了，张主席真有意思，这样怪里怪气的服式，政府官员怎么穿得出去呢？

在一般官员的眼里，这是一个“四不像”的服式；但在张主席的眼里，却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尤物”。张主席津津乐道：“这一种服装确实是采取了西裤的便利，中衫的简单，学生帽的美观，和黑袜黑布鞋的朴素。”这就叫“中式为体，西式为用；文式为里，武式为用。”这是一个矛盾的调和，两端的一个折衷，是在长袍马褂与中山装、西服与中衫之间的一个折衷，也是“和平将军”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将各种矛盾调和起来的一个实证。事实上，张治中的“新政”，无不处处体现出一种革新与守旧的调和，进步力量与保守势力的妥协。说到底，张主席的“新政”，只是政治的一种改良与政策的一次维新。

在省政府委员会上，张主席设计的“省服”样式，总算勉强通过了。于是，“四不像”成了文职公务人员在办公时间必须穿着的服式。5月16日，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举行第一期学员结业典礼，省会机关文职官员第一次穿着“省服”出席，有的顾盼自得，怡然微笑；也有的感到羞怯，颇不自然。几天之后，报纸上有了关于“省服”的评论。在一张小报上，有一段文字这样形容“省服”：“帽子象征学生，上衣象征剃头匠，裤子是文官服制”。这是一个玩笑，当然也是一个讥讽。

张治中看了这篇文章，禁不住感到好笑，大概也有些不太自在吧。不过，总算接受了，甚至觉得：如果真是以一个青年学生，一个剃头匠，一个近代文官的精神，合成一个湖南省的公务人员，那实在是太理想了。尤其是对于“剃头匠”这个称呼，张主席简直为之倾倒，为之迷信，“讲到剃头匠，也许有人误认为这是下等的职业，这小报简直在挖苦我们，但是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够得上做剃头匠吗？我们有剃头匠的精神、剃头匠的技术吗？”

原来，在张主席的意识深处，对于“剃头匠”的作用，竟是情有独钟。张主席的理由是：剃头匠的功用，一是扫荡，二是整理，所以他的现代称号，叫“理发师”或是“美容师”。无论你的头发怎样长，积垢怎样多，只要经过他的手上功夫，就可以荡涤瑕秽，容光焕发。

“可是我们怎么样呢？”张治中开始反躬自问了：“我们负了洗涤旧污、推行新政责任的人，可曾扫荡了政治上的瑕疵，涤除了社会上的污秽没有呢？换句话说，我们可曾像剃头匠一样，把政治上、社会上的积垢积弊肃清——把贪污肃清，土匪肃清，烟赌娼一概肃清，虚伪、迷信、污秽等等腐败的习惯，一概肃清了呢？老实讲，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实在是愧对剃头匠！”“凡是要整理、应该整理的都还没有做到。大家对于那些不合理的乱七八糟的混乱情形，仿佛听其自生自灭一样。讲人事，人事没有整理好；讲制度，制度没有整理好；讲一切业务，一切业务上尽是问题，又都没有整理好。这真是所谓积乱如麻，千头万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是一个借题发挥，一个痛心疾首，未尝不是一个失望与愤怒。

其实，这正是一种心理的暗合。张主席治湘伊始，未尝不是怀着“剃头匠”的精神，抱着对旧秩序进行彻底“扫荡”与“整理”的决心，立志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并且喊出了“治乱世用重典”、“积之以玩振之以猛”两大口号。可是，半年多过去了，效果在哪里呢？所有的“新政”，都还只是停留在纸片上；一切的口号，依然只是口号；一切的理想，证明只是空想。而小报在讥讽“省服”时，无意中提到一个“剃头匠”，不啻是触到了主席大人的痛处，无怪乎主席要大发一通议论了。

不过，张治中治湘的失败，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吏治的失败，说到底，还在于政治认识的根本错误，以为一切的腐败和污秽，都只是“政治上的瑕疵”，只要通过一番政治的改良和几个“新政”的推行，就可以取得社会面貌一新的政治效果，实在只是政治上空想与认识上的幼稚。张治中治湘的失败，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看，认识的错误正是立场的错误。站在张治中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的政治现状，对于湘省的政治现状，当然只能得出这种浮面的结论。张治中曾来到风景秀丽的湘西地区，作过半个月的巡视。巡视结束，最不能让张治中忘怀的，倒还不是湘西的秀山丽水，而是湘西百姓拦路涕泣呼号的情景。一路上，张治中仅收到的控诉状，就多达400余件。控诉最多的，就是请求政府惩治盗匪劣痞，惩治地方官僚与乡保长的压迫剥削，至于民间诉讼纠纷的排解等等，倒还在其次。

对于这个统计结果，张治中始终认为只是“政治失修的反映”。以为只要当局者政治清明，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如何才能使当局者政治清明呢？张治中开出的药方，就是治湘的几大“新政”。结果，半个月的湘西之行，所见所闻，证明“新政”之在湘西，仍然只是一只画饼，湘西民众得到的，依然只是当局者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事实给了张主席一个当头棒喝。

从湘西回来，已经是1938年的6月中旬。让人恐慌的消息，传到了长沙。6月9日，国民政府驻武汉各机关开始撤退，党政机关迁往重庆，军事机关迁往湖南。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战争的气氛也是越来越浓烈了。张主席开始将治湘的重点，由推行“新政”，转向战争的准备工作。

其实，抗战的准备及动员工作，远在就职之初就开始了。上任3天，张治中草拟的第一份文件，就是保卫湖南的国防计划，这就是军人执政的优势了。经过最高军事当局的核准，秘密构筑防御工事的国防工程，很快就开始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横贯湘北湘东的国防工事线，已经绵亘了1000余公里长。开支的国防经费，已经达300万元之巨。在秘密准备的同时，公开的抗战动员，也已经开始。1937年12月中旬，张主席延聘了省内的专家学者及国内知名人士，成立了战时设计委员会。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的抗战民意机关。

1938年5月以后，抗战的准备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省里建立了“抗日统一委员会”，成员当中，不但包括了各界知名人士，甚至有中共的老干部徐特立。在县、乡两级，编组设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团，提出的口号是，集合10万支民枪，编组30万自卫常备队，建立70万后备队。5月9日，在长沙举行了抗战雪耻大会及抗日自卫总团部成立仪式。在许多当局者看来，这真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也是一个危险的举措。这么多的民众被武装起来，如果一旦被共产党掌握，何以善后？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在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的问题上，当局者方面是有争论的。

但是，张将军有的是大气魄，也有的是大道理。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的共同敌人，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一切都用不着怕这怕那，也用不着相互猜忌。为着增强国家民族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动民众，我们没有理由不武装民众，我们更没有惧怕民众的道理。何况，湖南的匪患太厉害了，没有民众的参与和武装，要消除湖南匪患，始终只是一个空谈。

在张主席的推动下，理论问题解决了，但实际的问题，并没有解决。10万支枪的目标，永远是一块画饼。地方民众纷纷筹款，请求代买枪支，始终无法办到。省政府保安处存有旧枪4400余支，扫数分发各县，只是一个杯水车薪。通电各位湘籍将领，请他们将部队的旧枪贡献出来，支援湖南的民众抗战，结果只是一个渺茫的远景，永远解不了近渴。张主席亲去武汉军政部交涉，总算争取到旧枪2300支，但平均分摊下去，一个县只分到几十支，根本谈不上武装民众的问题。所谓的发动民众，武装民众，自始至终，都只是纸上谈兵，谈不到真正的落实，更谈不到目标的实现。

其实，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思想：领导一场全民族的人民抗日战争。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够，不要紧，我们有的是水，以水代兵么。5个月前，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被炸毁了，日军进攻的势头不是被迟滞了么！现在，敌人的铁骑正在向武汉逼近，向长沙逼近；不要紧，大水之外，还有大火么！来一个“焦土抗战”，以火代兵，许多的问题，不是都解决了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著名的大火，也是张治中政治生涯中的一场劫难——“长沙大火案”发生了。

“怎么放火？怎么放火？”

水火无情，这是老百姓的常识，也是军事家的法宝。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对于那里面的火烧赤壁、水淹七军等著名战例，无不为之心折；至于说到一步三计的诸葛亮，更是一个放火的专家与放水的老手。想当初，“老亮”出山第一仗，不就是著名的“火烧博望”么！结果，“一霎时，四面八方，尽皆是火；又值风大，火势愈猛。曹家人马，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一仗下来，顿让关云长、张翼德大跌眼镜，不得不唱起“孔明真英杰也”的赞歌，从此再不敢轻视这个摇鹅毛扇子的智囊人物。正所谓“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抗战初期，中国的“军事家”熟读“三国”，在水淹日军之后，再来一个火烧长沙，演绎了一场“水淹七军”与“火烧赤壁”的现代版。遗憾的是，水淹与火烧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相反却使中国的老百姓大遭其殃，以至酿成了两件轰动海内外的“人祸”。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的直接后果，是使豫皖苏3省44县市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泽国，89万多人死于非命，125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直接财产损失达95280多万元。因这次黄河决堤，在中国的地理上，从此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黄泛区”。而火烧长沙之后，整个都市毁之一炬，无数居民葬身火海，数十万市民无家可归。一场无情的“长沙大火”，连带着烧掉了张治中的治湘政绩。

整个事件的经过，完全出乎张治中的意料。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直逼湘北，湖南已经从抗战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地处粤汉线中部的长沙，正在成为华中战场上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形势是真正地紧张起来了。不过，一切都在当局的计划之中。上海、南京不守，广州、武汉不守，难道长沙就守得住么？应变的预案，早就有了：火烧长沙。126年前，拿破仑亲率60万精锐军团进攻莫斯科，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守不住了，来了个玉石俱焚：火烧莫斯科。结果，法兰西铁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只是一座废墟。没有粮草，没有房屋，没有顺民，一座空城又有什么用呢？法国人不得不饿着肚皮撤出莫斯科。但是，已经晚了，到处都是被焚毁的村庄，到处都是袭击法国人的枪声，法兰西军团陷入俄军和农民游击队的汪洋大海之中。拿破仑逃到尼门河时，回头一看，屁股后面只剩下两万人。逃到巴黎凯旋门时，再回头一看，屁股后面只剩下几个亲兵，差不多是一个光杆皇帝了。

“我们得不到的东西，你们也别想得到。”这是俄国人丢师失地时的一个逻辑，也是俄国人反败为胜的一个法宝；然而，未尝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借鉴和榜样。你们俄国人可以火烧莫斯科，我们中国人就不能火烧长沙么？火烧莫斯科之后，库图佐夫不是成了俄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么？或许这也是计划火烧长沙的期望和刺激，也是提出“焦土抗战”国策的初衷和由来。

据说，中国方面本来是准备火烧广州及火烧武汉的。俄国人是焚城的专家，火烧“两城”的计划书，就是请俄国顾问帮助制订的。中国人把俄国人的经验抄在10行纸上，洋洋洒洒，计200余页。可见，焚城也有大学问，并不是简单地放两把火就了事。后来，大概是日本人剑及履及，攻得太急了吧，焚毁“两城”的计划，竟没有能够实现。许多的当局者都不免感到懊悔，认为像广州、武汉那样的大城市，没有能够实行“焦土抗战”，徒然资敌，实为中国抗战的重大失策。好在也不必太难过，我们有的是像莫斯科那样的大城市，来不及火烧广州，来不及火烧武汉，还可以火烧长沙么！于是，120多年前的那场莫斯科大火，开始搬到中国的长沙重演了。

10月27日的晚上，长沙城外，在原任“湘督”何键的公馆里，中国军政当局的会议，正在这里紧张地举行。蒋先生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难题目，张将军还在那里斟酌，蒋先生已经替他把答案做好了：“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据与会者回忆，蒋先生在会上，反反复复地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放火？怎么放火？”实行“焦土政策”的急切心情，可谓跃然纸上了。这也难怪，从上海退到南京，从南京退到武汉，两天前从武汉再退到长沙。一年多了，忝为一国之尊，就这样像一只跛脚鸭一样，一次次地被敌人撵着跑。颠沛流离，辛苦劳累，都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英明领袖”和“伟大统帅”的台面，都被这一群法西斯给踏光了。

“怎么放火？”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不是要不要放火的问题，而是怎么放火的问题。长沙大火之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是，客观地说，当时大家都觉得“焦土抗战”是一个大义凛然的举措，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张治中自己也回忆：武汉弃守以后，在长沙举行了一次由蒋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会议上检查了武汉弃守时没有彻底破坏的原因，确定了新的‘焦土抗战’的方针。这是当时在‘焦土抗战’指导思想下的部署。”所谓“没有彻底破坏”，就是暗指没有来得及“焚城”了。现在成了军事指挥上的重大教训，所以需要进行检讨，这就是当局的心态。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在1938年的《杂记》中写道：“今皆以焦土政策为天经地义，反对之，此皆被目为落伍分子，故无人敢言。”可见，这是一个带有情绪化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讨论的决策。大错就这样铸下了。

不过，平心而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失败是那样的惨重，而敌人的气焰又是那样的嚣张。仇恨和耻辱，正蓄满了每个国民、每个军人的胸腔。那么多的国土都被敌人夺走了，再损失一个城市算什么！只要能复仇，只要能雪恨，口号不妨再高昂一些，措施不妨再极端一些。一切的牺牲，都在所不惜了，也都顾不得了，何况中国很早就有“矫枉必须过正”的古训，为国家民族洗雪耻辱，“过正”一点，正是理所当然的。

火烧长沙的计划，就这样定夺了。张治中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职责，“受命拟订和执行破坏长沙的计划”；但是，按照内部事权的分工，这项工作由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具体主持。酆司令是黄埔一期生，与张主席正有着一层师生关系；又是本省湘阴人，距长沙仅100里远，抬一抬腿就到了，保卫长沙正是他的责任。也许有着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吧，原本担任常（德）桃（源）警备司令的酆悌，被调任长沙警备司令，同时升任湖南省政府委员。9月间，酆司令刚刚走马上任。

从一个“军分区司令”调任省会“城防司令”，并荣升省府大员，当然是一次升官。但是，对于酆司令来说，这一次的升官，实在是倒霉透了。如果他能知道两个月后的那场大火，竟将他送上了断头台，成为第一个被蒋校长下令枪决的黄埔系亲信将领，他会接受这个要命的任命么？升官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聪明绝顶的酆司令会不懂么！不过，命运犹如天机，谁说得清呢！

11月10日，“湘北门户”岳阳失守。岳阳距长沙仅200余里，形势骤然地紧张了。当天下午，由酆司令主持，在警备司令部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对象，有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的负责人，有省市军警宪等单位处长以上负责人等。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焦土抗战”的问题，并通过了火烧长沙的方案。当天晚上，接着召开省府军政要员会议，讨论的议题，是一旦火起后，长沙市民的撤离问题。当时有人提出事先发警报，先让市民疏散，然后再用燃烧弹放火。但这个建议并未被采纳。也有人不同意焚城，说是“兹事体大”，应慎重考虑。此议亦被否决。

11日晨，张治中主持省政府会议，讨论火烧长沙的方案。会上，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有老先生提出了反对“火攻”的理由。但是，张主席的答复是：“不必讨论，应请示。”这当然是一个遁词。现在要讨论的，只是焚城的具体方案；涉及到要不要焚城的问题，这已经是最高当局的决策，不是地方政府可以讨论的事情。张治中的顾虑，正在这里。事实上，第二天上午，张治中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的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后，十万火急的电报，接踵而至：“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电到之后，张治中立即召集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由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执行。

12日下午4时，酆悌、徐权向张治中汇报焚城准备纲要：焚城任务交警备队第2团官兵担任，共组织100个小分队，每队3人。由长沙市社训队副队长王伟能担任焚城的正指挥，由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担任副指挥。焚城的时间，定于待敌人一旦突破汨罗或平江后，即行着手。

对于这样一个方案，张治中原则表示同意；但认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由他指挥放火，恐不方便。于是，决定改由警备队第2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张主席指出：“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并强调：“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最后，张要他们“明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大局就这样定下来了。

方案规定了焚城的方式及行动时间，明确了组织指挥，强调要“使人民逃避”，才可以行动。应当算是思虑缜密了。据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回忆：当天，还对焚城的地段进行了划分，由警备队及警察局各自负责，以便落实责任制，可谓是上了“保险”。尤其是对焚城信号的约定问题，规定一是要“等到接命令”，二是要“先放空袭警报”，三是要“等到再放紧急警报”。算是万全了。

站在一个外行的角度看，这样的方案，可谓慎之又慎，当然看不出有什么疏漏的地方；但是，站在一个内行的角度看，其中有许多地方是不能使人放心的。就是说，“焚城准备纲要”作出的规定，都是基于一个“常态”：设想这些命令、信号及行动方式，都能迅速下达，畅通无阻，并能得到各级指挥机构明确无误的执行；甚至想象长沙50万市民，也能像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在火起之后，秩序井然地徐徐撤退。

但是，不要说一旦处于指挥中断、机构脱节、政权涣散的“变态”环境下，这些规定不可能迅速下达，并得到贯彻实施；而且在敌军即将来临，大火燃起之后，数十万市民根本不可能镇静如常地安然而退。何况，当时的长沙市民，都还被蒙在鼓里，对军政当局准备火烧长沙的计划，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而“纲要”中并没有对疏离民众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作出切实的规定。显然，所谓“使人民逃避”的口号，只是一个“想当然”的产物，也是一个“克里空”的方案。制订方案的人，只是从军事常识上认为应当这样规定，而非基于对当时实际状况的分析判断。

结果，大错就这样铸成了。

“按本本办事”的“长沙大火案”

其实，在战时的状态下，任何异常的情况，都不是没有可能发生。湘省的政权机构和吏治状况，又是十分糟糕，期望他们在非常条件下还能有效运作，已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何况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形下，从长沙的民众，到湘境的军人，心理承受能力都是相当的脆弱，甚至可以说到了不堪一击的境地。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时刻，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与误会，都有可能铸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事实上，到了12日下午，长沙市面上已经是谣诼纷传，流言满街。或说：“抗战是没有办法了，粤汉线以东区域都要放弃”；或说：“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固然，从岳阳到长沙，尚有300里距离，汨罗距长沙亦有200里左右。不说中国方面的军事阻击，仅以强行军而论，也不是朝发而夕至的事情。但是，由于长沙的民众对前线的军人已经丧失了信心；并且确信：东洋的马队要比步行快得多了，而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又要比马队快多了。结果，市面的谣言又比鬼子的机械化部队来得更快。

于是，谣言像长了翅膀的飞鸟一样，不但越传越快，而且越传越盛。都说日军快要到达长沙了，市面上顿时一片混乱的景象。据三青团中央团部代理组织处长康泽回忆，12日晚，他在参加了衡阳各界庆祝孙中山诞辰的晚会后，于当晚转回长沙。“在过了湘潭以后，看到从长沙出来的车辆，以及挑箱提笼，扶老携幼的行人，向南行进，络绎于途，不时还听到他们向我这一辆北行的车子招呼‘去不得了！敌人迫近长沙了！”康泽不太相信会有这种情况，继续北行。不久遇到三青团机要室人员，他们也坐着一辆大车，从长沙撤退出来了。康泽向机要室主任袁永馥打听：“敌人的情况究竟怎样呢？”袁答：“据说快要迫近长沙了。”可见，当时参与传播谣言的人，不仅是长沙的市民和一般军警，而且还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这就在无意中提高了谣言的质量，亦加强了谣言的效果。

当时，市面上的谣言究竟充斥到了什么程度？无人能够说得清楚。只是由于受到谣言的影响，异常的情况早已在市面上发生了。早在12日中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就曾当面告诉张治中，长沙市面上的警察岗位都没有了。张大为诧异，当即打电话追问警察局长文重孚。文以肯定的口吻回答：“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重要的地方还有岗位。”当晚7时，副官王建成向张治中报告：“街上无一岗位，有人看见警察已整队开出去。”张大惊，再打电话追问文局长，质问他为什么将警察带走，并将岗位撤去？文诡称：“警察只集合在几个地方，并没有走。”文的回答，仍同中午一样。

12日晚10时1刻，张治中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邀约，为纪念总理诞辰作广播演讲。在去广播电台的路上，无论重要与不重要的地方，沿途竟没有看到一个警察岗位。事情不妙了。到了广播电台，张治中即命副官打电话给文局长，限他两小时内恢复全体岗位，并命他准备随张一起上街巡查。夜12时，张治中在寓所要副官打电话叫文重孚来，预备一同上街巡查。可是，警察局的电话已经中断了。联系了几个地方，都找不到文局长了。这时，副官进一步报告：“街上警察局，均从门上用竹板钉起”。就连张主席寓所后面的警察局，门亦已封闭。

13日凌晨1时许，出于安全的考虑，张治中由寓所搬到二里牌唐公馆，临时住了下来。就寝时已经将近两点。刚入睡，副官即扣门报告：“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一惊之下，张治中立即披衣起床，看到城内已有三四处地方都在起火。约3时后，火势更大，电话到处都打不通了。4时许，酆司令赶来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的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来的。”张治中当即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并派出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以期恢复交通等。

但是，一切措施都已经晚了。这个时候的长沙，已经成了一个火的海洋。成千上万幢房屋都在熊熊燃烧，爆炸之声远达数里。一条条的街道，简直成了火龙，将无数市民的逃生之路，严密封锁起来。几十万市民从睡梦中惊醒了，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不在火海中奔走呼号。在这样一个火的海洋中，爆炸声、劈剥声、奔跑声、呼救声，彼伏此起，汇成一片，声震四野，状极凄惨，不忍目睹。

大火燃烧了两昼夜，长沙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商企业等建筑物，几乎全部焚毁。除东站路及城外一部分民房尚存外，其余的建筑物均不复存在；其中尤以长沙最繁华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等一带，焚烧最烈。一座繁华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顿时成了断垣残壁，满目疮痍，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劫。事后统计，在此次大火中，计2万余人丧生，二三万人流离失所，损失之大，无可计算。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12日夜12时，沿铁路线南进的日军，还在新墙河以北。新墙河距汨罗70里，汨罗距长沙160里，即真正的前方，还远在长沙230里以外。至于沿公路线前进的日军，还在平江北120里之九岭以外。结果，长沙大火没有烧到敌军的一粮一草，也没有给敌军的前进造成任何困难，却给长沙数十万市民带来了无比惨痛的一场大浩劫。

火变突发，长沙古城尽付一炬，酿成这样一场震惊中外的惨剧，究竟谁是祸首？或者，13日凌晨2时的第一把火，究竟是谁下令放的？当时的各种传闻真是铺天盖地，有说是最高当局秘密下令焚城；有说是张治中、潘公展“按照预定计划行事”；有说是酆悌、徐昆、文重孚3人因惊慌失措而“下令军警纵火”；有说是因纪念总理诞辰而举行火炬游行时，一些火炬未熄而引发大火；有说是警备队第二团官兵“立功”心切而抢先纵火；有说是长沙市民因激于义愤，自焚其屋而放火；有说是因自然火灾，而被军警误信为放火信号；亦有说是日奸破坏而乘隙纵火等等。结果，对于这样一件巨案，不但当时经军政当局彻查，始终未有定论；就是在经历了60年漫长岁月之后的今天，也仍然是真相未明，算得上是一件名副其实的世纪疑案了。

其实，没有定论不等于做不出定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放火的警备队官兵俱在，而且是一件公开实施的事件，瞒不了，遮不了，所谓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等等，都谈不上。应当说，只须一番排查，真相是不难查清的。问题是，做得出定论是一回事；做出了定论，能不能公布又是一回事。

不过，火变突发的成因，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并不困难。即无论是谁下令放了第一把火，也无论第一把火是如何意外发生的，如果没有事先制定的焚城方案，即如果没有警备第2团的官兵，有组织地在全城各处纵火，即使是局部发生火变，也绝不可能酿成一场殃及全城的惨剧。以此可知，“长沙大火案”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关键是有这样几个因素，第一，这是一次由警备第2团官兵实施的纵火事件；第二，这是一次按预定方案实施的焚城事件；第三，这是一次下层官兵在未奉到当局的焚城命令的情况下，提前实施的纵火事件。

因此，就“长沙大火案”的起因而言，不是天灾，不是敌灾，完全是一场人祸。张治中是负责彻查“长沙大火案”的第一人。对于火变突发的原因，张治中其实是清楚的。在回忆录中，张治中曾作过这样的披露：“要研究造成这一个‘意外的突变’的各种因素，很明白的，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这些因素凑合起来，以至未能配合时机，造成过早的行动。而这一点，我想无论是当时负责的干部，抑是冲动的兵民，他们没有丝毫觉察，甚至当时他们会想，他们是完成一件‘壮举’了，而明天就可以让日本人来占领一座焦土的空城！”

张治中并曾说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件事情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时唯恐烧之不彻底，并没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局长擅离职守，市内谣言蜂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2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在暂不讨论第一把火起因的情况下，导致全城起火的原因，确是警备第2团的官兵放的，而且是按预定计划行事，即所谓“按本本办事”；不按本本的地方，是“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为什么会提前行动：一是误信敌人距长沙只有几里地的谣言。据说，把日军还在230里以外的新墙河，当成日军已经攻到长沙北郊的新河了。结果，一字之差，谬以200余里；二是警备第2团官兵要完成一件焦土抗战的“壮举”。为什么会误信谣言，又为什么会有完成“壮举”的想法，这就要说到当时整个军政当局的精神状态了。

张治中曾说到火变突发的原因之一，是源于“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其实，慌张的哪里仅仅是中下级干部。认真地说，从最高当局，到湘省当局，都不免有些惊慌失措。蒋的焚城一电，用的是“限1小时到”。这样一个用语，不啻给湘省当局平添了一层万分紧张的气氛，以为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了。张治中就自承对于焚城的种种布置，受蒋的这个电报用语影响颇大。蒋是最高当局，而且素以镇定著称。现在他的情绪也是这样地紧张，张治中自然要深受影响，并且还会用这个情绪影响他的部属。于是，从湘省当局，到长沙军警，都不免万分地紧张起来了。

事实上，要探究长沙火变突发的真相，我们决不能脱离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否则，便不能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长沙大火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日军在攻陷岳阳后，并没有迅速南进。究其原因，据说是发现中方有一个师在它的后方活动，故未敢轻进。事后经过了解，中方这个师是未及撤出而留在敌后，结果起到了牵制日军的作用。

但是，这原是一个意外。直到12日这一天，中国方面并不知道有这个情况，只是认定了敌人在攻陷岳阳后，是会立即挥戈南下，进犯长沙的。从岳阳到长沙，260余里，即以徒步而论，急行军两日可至。据此，中国方面计算，日军10日攻陷岳阳，再经过两天的急行军，大约总在13日左右，便可打到长沙城下。从一般的军事常识出发，这原是一个合理的判断。可见，蒋在12日上午发出“限1小时到”的焚城电报，并不是没有客观依据的。而湘省军政当局正是根据这个判断，决定于12日完成焚城准备。据康泽回忆，12日晚，他曾从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手中看到酆悌等人制订的“焚城准备纲要”，张治中在上面有一个顶批：“明早7时检查。”

也许在“焚城准备纲要”或具体的部署过程中，从张治中到酆悌，都没有明确下令在13日这一天放火。但是，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讲得太明确的。如果一切的分析判断和准备措施，都以12日为终止日；那么，在那种惊慌失措的气氛下，传达给人们的信号，不是在13日焚城，又是在哪一天焚城呢？何况，从张治中、潘公展，再到酆悌、徐昆、文重孚，在事先部署的过程中，未尝不是以13日作为焚城的预定时间，或者未尝没有流露出在13日开始焚城的打算。这个预定时间，或者这个打算，虽然没有用正式命令下达，但在准备焚城的过程中，经过一级一级的传达和复制，不免有许多失真或夸大的地方，“假作真时真亦假”，将焚城的预定时间，讹传成焚城的正式时间，变成了湖南省政府的“红头文件”，传达下去了。

我们不要忘记张治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从湘省政府到各级军警，工作的重点，全都放在“唯恐烧之不彻底”这一点上。张治中本人就曾反复嘱咐酆悌：“负责放火的士兵是长沙或其附近的人，他们是不愿意放火烧长沙的，你要和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大义。”可见，张主席当时的忧虑，主要是担心官兵不肯放火，而根本没有想到会有“火变突发”的惨案，所以要酆司令做好他们的工作，务必转好思想弯子，勇于牺牲，大胆放火，建功立业等。

酆司令接受了张主席的训示，马上嘱咐“放火队”队长徐昆：放火务必越多越好，“务必烧干净，一草一木也不留给鬼子！叫他来个空欢喜！”而徐“队长”从两位长官那里受训回来，更加不敢怠慢。马上召集“放火队”队员训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接到命令就坚决执行！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烧毁老百姓的房子，但实际意义是打击敌人——敌人拼命打进来，没得吃，没得住，没有用，他们能站得住吗？日后我们再打回来，还可以帮着老百姓盖新房子嘛。”

结果，在当局种种口号的诱导下，警备第2团官兵无不把纵火焚城行动，看成是响应“焦土抗战”政策的具体行动，甚至看成是舍家卫国的一件“壮举”，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去做。于是，从12日下午开始，长沙街头就出现了“三五成群地走来走去”的警备团官兵，“有的提着火油桶，有的还提着小火炉”等，这正是他们不甘落后，要急于立功，完成“壮举”的表现。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亦正如推车下坡，既已发动，想止也止不住了。13日的大火，正是一个顺乎自然的演变结果。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诚然！

宣判了“焦土”政策的死刑

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考证“长沙大火案”真相，追究是谁下令放火或第一个纵火，能否查得清楚尚在其次；即便能够搞定，亦没有多大意义。这就是说，考证“长沙大火案”的形成原因，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是谁直接下令放火的，亦不在于是谁放了第一把火，而在于找出引发“长沙大火案”的深层原因。换句话说，“长沙大火案”的发生，意外当然是意外，但何尝不是一个意内。因为，在那样一个各种信息已经失真的环境下，种种激昂、慷慨的口号与举措，不免纷纷出笼。而种种的过急举动与过激行为，正是当局刻意加以灌输和宣扬的结果。事实上，在这样的不正常气氛下，任何意外变故的发生，不但不应该看作是一个意外，而正是符合逻辑的一个演变。

从这里我们正可以发现，引发“火变突发”惨剧的祸首，正是所谓最高当局首倡的“焦土抗战”政策。但是，为什么要提“焦土抗战”口号？如何实施“焦土抗战”的政策？无论是中国的战略中枢，还是各级军政当局，都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论证。不客气地说，“焦土政策”的出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绪化的产物。因为经过了武汉会战的失败，从最高当局到一般民众，胸腔中都已经注满了复仇的强烈欲望。而面对万分凶残的敌人，打又打不过，守又守不住，唯一的报复手段，就是借助于火烧，采取“焦土”政策，我既得不到的东西，也绝不叫你得到。于是，从武汉失守，到长沙失火，其间虽然仅一个多月，但在整个的空气里，似乎都已经发出了一种难闻的焦糊味。一场大火，终于不免。

事实上，提出“焦土抗战”的口号，既是抗战指导思想上的一大失误，也是导致发生“长沙大火案”的直接诱因。老实说，中国的抗战，决不可以套用俄国人火烧莫斯科的经验。从地理形势来说，中日战争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于120年前的俄法战争。法军统帅拿破仑率60万大军，越过整个欧洲大陆，远离后方，孤军深入，远征莫斯科，这是一次得不到后方支持的军事冒险。加之俄罗斯地广人稀，气候严寒。在俄军火烧莫斯科和广大乡村之后，这就彻底切断了法军的后勤补给，使得法军既无法在莫斯科久留，更无可能占领广大乡村，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中仓促撤退，终至溃败。

反观这次中日战争，中国方面固然幅员辽阔，有与俄罗斯相似的一面；但人口众多，城市密集，无法全部烧光，又有与俄罗斯不同的一面。加之日本本土距中国很近，后勤补给线的建立，并不是十分困难。而日军入侵中国，经过长期策划，始终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后方的补给和支持能力，已有相当基础。事实上，不要说中国的“焦土”政策，出笼不久便已夭折，从未能真正实施；即便继续实施下去，也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

可是，在“焦土”政策的刺激下，不但军政当局把火烧长沙的计划，看成是阻击日军南犯的一大“法宝”；而且各级政权机构和军警当局，亦把火烧长沙看成是参加抗战的一大“壮举”。古贤所谓：“偏生迷，迷生执，执生狂”，在这样一个偏执狂热的情绪氛围之下，“长沙大火案”的发生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长沙大火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从此宣判了“焦土”政策的死刑。

进一步从技术的层面上分析，“焚城准备纲要”中的重大疏漏，也是导致“火变突发”的重要原因。客观地说，提出“焦土抗战”的政策，固然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但仅就大局而言。换言之，如果在局部方面运用恰当，未尝不是一个万不得已的选择，至少可以达到避免重大人员伤亡，减少重大财产损失的目的。

然而，“长沙大火案”的发生，正可以看出湘省政府的工作粗疏，以及长沙军警当局的官僚作风。武汉失守之后，当局对于“焦土”政策有一个解释，即所谓“坚壁清野”，不予敌以一草一木的补给。不予资敌，固然是没有错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不资敌，难道就是放一把火烧个精光么？烧光了，我们的民众吃什么？用什么？又住什么？可见，提出“焦土抗战”的口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烧”字。正如《新华日报》在《论坚壁清野》的社论中指出的：正确的组织坚壁清野的工作，“首先是与动员民众工作完全不能分离的，因为坚壁清野，必须要把当地的人民扫数搬走；必须要把当地的资材产财，能搬走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既不能搬走又不能埋藏的，则才不得不忍痛毁灭，不资敌人利用。”这真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可是，反观“焚城准备纲要”的制定，从张治中对焚城问题所作的几次指示，到酆悌对焚城计划的具体安排与部署，通篇都看不到组织民众坚壁清野及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内容；有之，只是一句“使人民逃避”的空话；试问：一旦火起，不要说长沙50万居民能不能逃避，即或幸而逃避，逃出去吃什么？用什么？住什么？全然没有交代，亦全然没有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湘省政府机关与长沙军警当局的重大疏漏。

张治中在总结“长沙大火案”的教训时，坦白地承认：“在做焚城计划时，只注意到焚之不彻底，所以做了焚城的周密布置，绝没有料到焚之过早。”这句话颇可玩味！为什么“绝没有料到”？无非是只想到对上面负责，对领袖负责，而根本没有想到要对市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只知有上而不知有下，只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民。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焚城计划的提前发动，固然是一个意外；但是，即使是一切都按预定计划实施，其后果如何？大概是不难想象的吧！

“焚城准备纲要”中的另一个疏漏，就是对指示放火的信号规定得不够明确。据张治中回忆：当时对放火信号的规定，是先放空袭警报，再放紧急警报。而据康泽回忆，当时他从“焚城准备纲要”上看到：开始破坏的信号，白天规定打钟，晚上放警报。康泽对此殊不可解，并问许权：“晚上为什么要规定用放警报？现在战事越更迫近，万一敌机在夜间来空袭又怎么办呢？”许权也意识到：“这是没有考虑得很周到，明天我请示以后，再把它修改一下。”

其实，这个规定，只是提到了下令放火的信号。那么，一旦火起之后，如何知道这就是焚城的信号呢？当时规定：其他地方见市内火起，便是放火焚城的信号。很显然，这个规定缺少确定性。从军事常识的角度说，军事信号的规定，应以准确、易识别、不会引起误解和引发歧义为原则。而“焚城准备纲要”规定的这些放火与焚城的信号，显然不符合这些基本原则。结果，“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至一发而不可收拾。”

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各级官吏和军警作风的腐败，也是加剧“长沙大火案”损失的重要原因。早在12日中午，长沙的警察，就已经撤岗，从警察局长文重孚，到各个街道的巡警，都已经放弃职守，跑了个精光。而同日下午，穿着蓝布制服的保安团警备人员，身挂步枪，提着火油桶及小火炉，三五成群地在大街小巷中走来走去，早已是一派紧张恐怖的景象。据说，在13日凌晨1时许，市内各条街道上，警备团官兵频繁走动，每隔10米远就有一队人，挨家挨户地敲门，进行浇油、放火，队员还口口声声地说“奉命放火”，不让群众阻拦。

这些异常情况，当局既不能及时掌握，也不能有效予以制止，可见当时的湘省政府及长沙军警当局，整个地是一个标准的官僚机构。即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来说，可以说对长沙的警备与治安，负有重大的责任。以常情而论，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必定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寝食不安的。然而，酆司令却有一个铁规矩，他睡觉以后，无论什么大事，即使是天掉下来了，也不许向他报告，以免扰了司令的好梦。真是官不大，僚不小。结果，12日夜间，酆司令一如往常，离开警备司令部，回家睡觉去了。

等到13日凌晨火起，酆司令却是睡意正浓，佣人不敢叫醒他。及至大火已经蔓延到酆公馆附近，佣人见势不妙，这才硬着头皮去报告。但敲了很久的房门，都未能叫醒，最后把房门砸破，才把酆司令从睡乡中拉出来。这时，大火已经延烧到街口，现场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贻误了。一场好梦，不但彻底断送了酆司令的锦绣前程，甚至连酆将军的宝贵生命都搭上了。官僚主义真是害死人。

总起来看，引发长沙大火的原因很多；然而，说到最重要的原因，不外张治中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误信流言。为什么会误信流言呢？这便是一个精神因素的存在——失败主义的灵魂的作祟。”这个结论可谓一针见血了。事后，蒋介石总结“长沙大火案”的教训，亦承认：“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那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次事件上都可以得着明确的教训。”尽管有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甚至是文过饰非，推卸责任，但毕竟接触到了问题的某些实质方面，也就算是不容易了。

综观古今中外，“放火专家”的名声大都好不到哪里去。秦始皇放了一把火，只烧书不烧人，但还是被骂。项羽入关放了一把火，而且不烧民房，只烧阿房宫，名声也还是不见好。古罗马皇帝尼禄火烧罗马城，那就是既烧民房也烧百姓了。但鲁迅先生说：“这些都是一世之雄。”这当然是普通人不敢学，也学不来的。

在古往今来的“放火专家”中，只有诸葛亮的名声比较好一点。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烧的都是曹军人马，读者都是拍手叫好的。只有后来的“烧藤甲七擒孟获”，“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从战场胜负来说，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一次全胜；但从战争道德来说，未免不可以说过于残酷了。为此，“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并谓：“吾今此计，不得已而用之，大损阴德。”以此观之，在诸葛亮的智囊中，大概是“三十六计火为下”吧。

说到长沙大火，与秦始皇、楚霸王的放火，都不是一个性质，也就不好比了；与诸葛亮的火攻曹军与南蛮，亦不好比拟；唯一能够媲美的，大概只有尼禄皇帝的火烧罗马城了。不过，火烧罗马，罪在尼禄一人；而火烧长沙，用蒋先生的话来说：“不是属于那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可见，说到放火，到底还是我们中国人高明。

但是，长沙大火，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湘人责难，怨声载道，绝非是一句“团体的错误”所能搪塞。为了平息民愤，“收拾人心”，最高当局不得不找几个人，承担一下责任。于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被判处死刑，迅速枪决了。酆悌、徐昆的罪名是：“误信谣言，惊慌躁切，辱职殃民，罪无可逭”；文重孚的罪名是：“未奉命令，放弃职守”，均罪在不赦。

对于这样一个处理结果，各方面啧有烦言。冯玉祥将军说：酆悌之死是蒋介石“没有办法对付长沙被焚死的商民大众，就借了酆悌的命来塞他的责任。”酆悌的黄埔学弟、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力余（酆悌字）不是做警备司令的人材固矣，而张主席不负责，害了力余，也有关系。”郭沫若更是认为这3个头“都是冤枉了的”。就连张治中自己也说：“酆悌原是不应死的！应死的或者是省会警备司令这一个职务，就是死于‘直接责任’这4个字。对于他的责任与处分问题，我曾经两次向蒋申述我的意见，求为减轻。”甚至为之发出：“大错铸成，力余死矣”的感叹！然而，无论如何，酆、徐、文3人都是长沙大火的直接责任者，相对于大火给长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这3人不但死不足惜，且死有余辜。

其实，要论责任之大，最高当局蒋介石当为第一人，湘省主席张治中当为第二人，酆悌、徐昆、文重孚都还在其次。蒋不是承认这是一个“团体的错误”么？然而，蒋是团体的领袖，这个板子不打他打谁？并且，一个长沙大火，一个黄河决堤，都是出自蒋的手令，如果让长沙及黄泛区的难民自动组成军事法庭，追究这两起“人祸”的最大责任者，恐怕几个蒋先生的脑袋都保不住了。

但是，蒋为天下之尊，他自己不主动认罪，谁敢打他的板子？至于张治中，他本人曾向蒋坦然承认过失，“请求严予处分，以为失职者戒。”不过，张是蒋的亲信将领，给了一个“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其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也就算了。大概有人对这个处分表示不满吧，于事后做了一副对联：“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10万元指国民政府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匾额：“张皇失措”。把张治中3个字都嵌进去了。

“张主席不负责，害了力余”

其实，对于“长沙大火案”责任人的处分结果，各方面有满有不满。主要的不满，集中在张治中与酆悌的责任区分上。一般来说，徐昆身为警备第2团团长，也就是身为放火队队长。属下放火放早了，“徐队长”当然脱不了干系；警察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能救的火没人救，该救的火没有救，这个罪也就不得了。因此，徐团长、文局长的死，都是死于直接责任，也可以说是死有余辜。况且，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小人物两个，死了就死了，自然不会有人为之鸣冤叫屈。但是，说到酆悌，情况不一样了。

客观地说，酆悌身为长沙警备司令，固然对长沙警备负有重大责任，但说到放火焚城或防火防灾，毕竟另有主事者，不在其直接主管的范围内。因此，“直接责任”几个字，恐怕安不到他的头上。虽然，“焚城准备纲要”是酆司令亲自主持制订的，但最后的批准权仍在张主席手里。指斥他“未尽参谋责任”，是说得通的，最终要拿他开刀，这大概是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再说，9月间，酆悌才走马上任；11月间遇上长沙大火，满打满算，也才两个月时间。这样一个“辱职殃民”的罪名，真可谓是无意得之。以金圣叹式的幽默来形容，所谓断头，至痛也；而酆悌以不意得之，大奇！

其实，这么多的人为酆悌喊冤，内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酆为黄埔一期毕业，又是复兴社高干，说他的同学好友遍于天下，大约不是一个“牛皮”。因此，眼看着酆同学遭此不白之冤，为他说话的人，也就不在少数。最后，矛头集中到张治中身上，认为张没有主动承担责任，让酆悌做了一个替死鬼。唐纵所谓：“张主席不负责，害了力余（酆悌字），也有关系”，正是指此。

张治中作为湘省主席，对于“长沙大火案”不能不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单就责任分析，恐怕张主席的责任不在酆司令之下。但是，处分的结果，却是酆司令上了断头台，而张主席只是革职留任。可见，蒋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采取了“丢卒保车”的手法。这样说，大概对张将军有些不恭了。其实，同样都是犯错误，但是，具体反映到张治中和酆悌身上，性质是不一样的。历史地看，张治中是一个好人，而且是好人偶尔犯错误；说到酆悌，则可以说是一个坏人，而且是坏人一贯做坏事。两个人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张治中的情况自无须多说，只须回顾一下酆悌的历史，问题便了然了。

在黄埔将领中，酆悌也算得上是一员名将；但酆悌的出名，不是因为他善于打仗，而是因为他勇于屠杀黄埔学生。早在很多年以前，许多人就曾料到酆悌将来的下场，不会很妙。其实，认真说起来，酆悌也是一个苦出身。早年丧父，由寡母含辛茹苦地将他抚养成人。酆悌勉强上到小学毕业，进入湘阴城一家绸店当学徒，后经其姑父介绍到广州做事，就近考入黄埔一期，成为蒋先生的黄埔500开山大弟子之一。

酆悌出身虽苦，却对共产主义充满了深仇大恨。黄埔时期，酆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反共反青军会的一名重要打手。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初期，酆的官运相当好，1926年5月，就已经做到第1师政治部代理主任。那个时候，他的大多数同期同学，还只是连排级基层干部，少数特别走运的，才能做到团营一级长官。北伐期间，酆已经荣任第1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俨然一位重要人物了。

“四一二”事变后，蒋大概看中了酆悌的心狠手辣，派他接替性格颇为温和的曾扩情，出任黄埔同学会秘书，大肆捕杀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由于酆下手太辣，亦由于杀人太多，以至引起了大多数黄埔同学的仇恨。蒋顾忌到让酆这样搞下去，会对黄埔学生诱发分化作用，不敢大用了，先后派他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秘书、副主任、政训处长等职，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政训特务头子。

1932年，酆悌参与创建复兴社，担任中央干事会干事，被称为13太保之一。同年，蒋派出第一批考察人员，赴德、意等国学习法西斯主义，担任领队的就是酆悌。可见酆在蒋的心目中，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但由于酆个性乖僻，自视甚高，每以“特立独行”自负，常常一意孤行，谁的账都不买，与黄埔学生及复兴社上层人物的关系，都弄得很紧张，不少大太保亦颇感忌惮。从此，在复兴社高干中，酆受到孤立和排挤。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酆的孤立处境，引起了蒋的注意，觉得大可利用。这个时候，因复兴社书记贺衷寒的气焰过于嚣张，蒋对他不太放心。为了牢牢掌握对复兴社的控制权，蒋一个手令，毫不留情地将贺衷寒赶走，将酆悌提拔上来，出任复兴社第4任书记，并给予特别信任。一年后，酆悌的亲信干部、复兴社助理书记陈光国因涉嫌“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刺汪案”，蒋闻讯大怒，陈光国被枪决了，酆悌亦因用人失察，受撤职处分，并被看管了几天。这是酆的又一次挫折。

不久，蒋再次起用酆悌，出任驻德大使馆陆军武官，命他以考察德国军队建设的名义，深入考察德国的法西斯运动。“七.七”事变前夕，酆奉召回国，出任委员长侍一处侍二组组长，再次成为蒋的心腹侍从将领。1938年1月，酆由侍从室外放，出任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同时兼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再兼湖南省第二区保安司令等，直至9月间出任长沙警备司令。应当说，酆之能得到这几个重要职务，都离不开张治中的支持。以此观之，张、酆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历史地分析酆悌这个人物，足见酆悌之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然。或者说，长沙大火的引发，与酆悌的个人素质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就事论事看，酆悌于9月间就任长沙警备司令，11月间恰遇一场大火，似乎是一个巧合，撞到枪口上来了。所以，张治中有“酆悌原是不应死的”一语。但是，分析长沙大火的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焚城准备纲要”有重大疏漏，不但没有对市民的安全疏散问题作周密筹划，甚至对放火信号的规定，其中竟然有重大歧义。可见，酆悌身为长沙警备司令，忝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连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都没有学好，这真是一个说来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

其实，只要深入一层地看，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奇怪。酆悌对市民生命安全的漠视，正是他的法西斯冷酷心理的一贯反映；在规定放火信号方面出现的疏忽，正可以看出他所受的训练，并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政治、特务及法西斯活动方面，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问题。本来，酆悌是有才能的；但是，长期以来，酆悌的才能都用在反共方面，用在特务方面，用在从事法西斯活动方面。结果，对于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不是荒废了，就是没有学，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军盲”。唐纵说他“不是当警备司令的人材”，其意也就是说酆悌本是一个特务头子，不是干军事的料子，可谓是知人之谈。蒋介石在总结教训时所说的“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那句话，也就有使用酆悌不当的意思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说酆悌之死，是死于他长期以来敌视民众及疯狂从事反共活动的结果，死于他在军事上的不学无术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死于校长蒋介石长期以来推行其反共国策的结果。这些方面，都是与张治中不搭界的。

据说，在对酆、徐、文3人行刑时，“以酆悌最沉默。法庭宣布酆等死刑时，询问酆有何遗言，酆终不开口，不作任何回答；绑赴刑场时，酆也始终不吭。唯有文重孚一到法庭，听到宣布其死刑，就破口大骂张治中，什么丑话都骂尽，绑赴刑场还沿途大骂张不停，直至枪决。”对于酆悌的缄默不语，不少资料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亦有文章认为酆悌是自感罪有应得，“焚城准备纲要”是自己主持拟订的，火烧长沙的任务是自己布置的，在全城纵火的又是自己的部下，尽管自己没有下过放火的命令，但至少有计划制订不密、组织指挥不力、约束部下不严的重大过失，因而面对一纸死刑判决，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

这样的解释，当然也能说得通。但是，以酆悌的绝顶聪明，以及从不轻易认输的冷峻性格，要他承认自己是长沙大火的罪魁祸首，恐怕事情不会这么容易；况且，许多黄埔同学都为他鸣冤叫屈，岂有酆悌本人反保持缄默，甘心以一死谢罪的。其实，酆悌的终不开口，正是他心有不甘而又无从开口的表示。酆悌当然知道自己罪不至死，甚至一度存有这样的天真想法：以为自己即便有罪，蒋校长也不会坐视不管，将他的亲信学生送上断头台。岂知校长竟亲自批示将自己枪决，这是酆悌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也正是酆悌的至哀至痛之处。酆悌不但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性格高傲的人。他很清楚，事情到了这一步，任何的辩解与申诉，不仅都于事无补，反而使得自己更加可笑、可怜。古人有所谓“至哀反无泪”一说，至痛反无语，亦是一个相同的道理。

以此可知，就“长沙大火案”而言，张治中的用人不当，也是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来，酆悌“不是当警备司令的人材固矣”，张治中不但让他当了，而且过分相信了他的组织指挥才能，以致酿成大错。比如，酆悌主持制订的“焚城准备纲要”有重大疏漏，说酆悌不懂军事常识，没有看得出来，一般人可以接受；要说张治中也不懂军事常识，也没有看得出来，大概没有谁会相信。张治中出身黄埔教官，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是一个军事专才，这是没有疑义的。那么，张治中为什么没有看出“焚城准备纲要”中的重大疏漏呢？显然，这里只有一个解释：张治中对“焚城准备纲要”根本就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论证。其原因，不外乎时间紧张与过分相信酆悌；此外，张将军领导风格的疏阔务外，大而化之，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人们不应该苛求张治中。张将军不是天才，也不是全才，他只是一个干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优点也正是他的缺点。张将军的善于高屋建瓴，把握全局，自然是他的长处；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性格粗疏，举重若轻，也正是他的一个弱点。一般来说，这种性格的人出任主官，如果配以办事缜密细致、举轻若重的人充当助手，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结构，缺陷不是不可以补救。问题是，在“长沙大火案”中，张治中用了一个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这是CC系的一个高干；用了一个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这是复兴社的一个高干。两个人都是沽名钓誉的政客和高高在上的官僚。靠这样两个人来做张治中的主要智囊和军政幕僚，“长沙大火案”的发生，实在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长沙大火案”之后，张治中以负疚之身，一边组织救济善后工作，一边组织制订应变方案，虽然各项工作都在井然有序地展开，但“革职留任”的处分，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尴尬的处境。所以，在湘政重新走上轨道之后，张治中向重庆方面发出了呈请去职的电文：“长沙大火以后，职以负疚之身，奉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黾勉补过，以迄今日。现临时救济已告段落，兴复建设尚非其时。腼颜待罪，痛苦殊深！拟恳钧座准免留任，并另简贤能前来接替。此后有生之日，益当力矢忠贞，以图报称。倘蒙鉴此微忱，赐予核许，毋任感激待命之至！”电文用了“腼颜待罪，痛苦殊深”8个字，可见“革职留任”的处分对张治中的刺激之深。

呈请辞职的电报，是1938年12月30日秘密发出的；1939年的1月13日，行政院的嘉勉电报到了。这照例是民国官场的一个过场，于是，张治中再发一电，重申前电所请。3天后，重庆方面通知张治中，辞职的请求获准了。1月17日，行政院通过了改组湖南省政府的决议，遗职由第九战区代理长官薛岳接任。当夜，张接蒋电，令其将工作交代后即赴重庆。2月2日，张治中参加了新任省主席薛岳的就职仪式，随即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启程赴渝。

七、侍从室主任

“我愿意到侍从室服务”

张治中带着疲惫不堪的身心，从湖南来到重庆，最初的想法，很想能有一个短期的休息时间，以期恢复身心健康。张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革职留任”之后，当然要有一段政治上的“蛰伏”时期。锋芒内敛，以退为进，这是张治中的一条“老门槛”了，亦即古人之所谓“韬光养晦”。事实上，在封建时代，一切要想有所作为的大臣，都不能不懂得这样一个秘诀。要想一帆风顺地做大官，真是太难太难了。但是，蒋不容置疑地对他说：“还是要做工作！”蒋的意思也很清楚，不用怕，也用不着退缩，还是要大胆地做事情，一切都有我罩着哩！这是一个好兆头！

三天后，蒋约张吃饭，同时受到邀请的客人计有20多位，虽然都是方方面面负有大责任的要人，不过都只是陪客，真正的主客只有张治中一人。蒋亲自安排了座次，张治中被排在客座首席。大家入席一看，心里都明白了，蒋先生摆出这个宴席，是专为张治中恢复形象的。于是，陪客们纷纷向张治中表示慰问和祝贺。张治中自然有一番感慨，一个刚刚受过“革职留任”处分的人，一个从湖南省政府主席任上解职归来的人，竟成为蒋委员长最为尊贵的客人，确是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就蒋介石而言，这当然是一种笼络属下的手腕。但是，以蒋的地位和权力，对张治中并没有需要忌讳的地方，完全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在，蒋对张却是优礼有加，待之上宾，邀之上座，前呼后拥地“捧”上场，让人看了，似乎张治中并不是“长沙大火案”的“罪臣”，倒成了火烧莫斯科的英雄一样。老蒋的这一手，真是厉害！你说它是一种精明，不假；你说它是一种权术，亦不假；然而，这种精明，这种权术，又不是一般统治者都能做到的，这就是蒋的常人不及之处，也是蒋的高明之处。这也就是张治中作为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意识的爱国将领，为什么会在那么长的时期内，乐于为蒋这样的独裁者所驱使的重要原因。

席终人散，陪客先走一步，张被蒋留下谈话，开始接触到实质性问题了。蒋单刀直入地问：“你愿意担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是愿意担任侍从室主任？愿意做哪样？”张想了一下，表示：“训练委员会是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意到侍从室服务。”蒋很高兴，连连表示：“那很好！很好！”乘此机会，张再次向蒋请求作一个短期休息。蒋这时的心情很好，当即痛快地表示：“好，休息一两礼拜。”3月16日，张治中走马上任，成为侍从室第一处第4任主任。这是张治中进入政治里层的开始。

所谓侍从室，它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可是，见之于军事委员会的正式编制，另有一个军委会办公厅。在办公厅之外，再成立一个侍从室，可见这是一个叠床架屋的机构。事实上，侍从室不仅与军委会办公厅是一个重叠，而且与中央党部秘书处，以及与行政院政务处也是一个重叠。准确地说，侍从室是一个包揽“三大权力中心”中央党部、行政院、军事委员会所有重大事务的超级权力机构。

国民党时期的政治，一切都充满了变数，一切也就充满了弹性。侍从室的地位和作用，并未见之于“红头文件”，一切都是现实政治不断演变的结果。侍从室成立于南昌行营时期。1936年1月进行改组，分设一、二处，由钱大钧与陈布雷分任主任，分别掌管军事业务及政治、党务。此后，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的地位始终是稳如泰山，而第一处主任却是不断地“走马灯”，上任一两年，刚混了个脸熟，马上就被赶跑了。钱大钧之后，先后有林蔚、贺耀组接充；张治中之后，又是林蔚、钱大钧、商震等人入侍。可见，对于侍从室两主任的运用，蒋在方式上是有所区别的。考虑到第一处主任执掌蒋的军事处置及警卫大权，事涉蒋的政权稳固及安危大计，蒋不能不小心谨慎，处处预留一步；并通过频繁调动的办法，防止他们通过久据要津，交通内侍，盗弄君权，专制朝纲。而侍二处主任主管政治、党务，权力固然很大，但较一处而言，尚不具备那种“萌祸于骖乘之际，发难于阶闼之间”的威胁，况且又是由老实巴交的迂夫子陈布雷掌管，蒋也就放心了。

从省政府主席到侍从室主任，这只是一个阶梯，并不是一次加官。就权力而言，侍从室主任是一个要职；就地位而言，侍从室主任算不上是一个高官。以几位前任来说，贺耀组曾任土耳其公使、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林蔚曾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参谋本部次长、石家庄行营参谋长等职，陆军中将；钱大钧曾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武昌行营、广州行营参谋长等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可见，以军阶而言，侍一处主任仅介于上将衔与中将之间，此前，南京政府已晋升一级上将9人，二级上将22人，上将8人，总计39人之多。挂着上将衔的侍一处主任，跟在这么多威风八面的上将军后面，当然算不得是一个显赫的头衔。张治中在上任之初，曾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有所谓“委座着重侍从室，特派治中为主任”等语。虽然，侍从室情报参谋唐纵曾有“天下未有不好名者，但求名副其实”的讥讽；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张治中要画蛇添足地加上这么一个诠释，正可以说明侍从室主任并不是一个显赫的高位。

不过，从一个地方官吏，成为一个内廷近侍，就张治中而言，这是一个特别的信任，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事实上，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张治中名义上是在休息，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转折”阶段，思考如何做好侍一处的工作。张治中很清楚，侍从室主任不同于中央军校教育长及京沪警备司令官、第9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更不同于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这是一个可以随时沐浴天恩的要津，也是一个可以随时招致身败名裂的虎穴，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吧。

但是，张治中没有办法，一切都只有硬着头皮去做。在“八一三”淞沪大战中被解除了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是主持军务的失败；在湖南省政府主席任上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这是主持政务的失败。这一次进入中枢内廷，主持军事机要，不能再有第三次的失败了。这是张治中的认识，也是张治中的感慨。入阁之后，便要有入阁之后的措施。张治中考虑再三，决定写一个工作守则，呈报领袖鉴核。对上，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表示；对己，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准则。古代，大臣奉诏入阁，照例要做一篇《辞免恩命疏》，无非是“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滥及庸品，臣不胜感激，不胜惶悚”等官场套话。现在是“共和”政体，君臣“平等”，所谓“伏愿皇上察臣悃诚，非由矫饰，特停成命，改授时贤，俾臣仍以旧官，勉图自效”之类的作秀文章，自然做不得了。不过，订几条措施，表几句决心，这是僚属的本分及职责所在，轻视不得的。

于是，第一天就任，张治中上了一个签呈，内容是“自律三端”：严守机密；明识大体；寡言少主张。表示“一切须站在领袖立场，对人对事，至公至正，不能有成见，更不能存私心。”并郑重申明：“职深感侍从责任，较之负一军一省之责任，更为重大，自当持以勤慎，勉试三月，如不能胜，愿请调换。”这是一个决心，更是一个保证；换一个角度看，未尝不是一份现代人的“上岗合同”，试用3个月，能干则干，不能干则下。

如果说“自律三端”，只是一种起码的职业准则，并无多少新意；那么提出“和协各方”、“分忧分劳”和“善处请托”的请训主张，正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深入考察和缜密思考。所谓“和协各方”，张治中解释：宣达领袖意旨，使大家悦服；而主要干部相互间之亲爱精诚，亦应随时从旁致力，但不可抹杀理智，徒重感情，尤其忠奸贤愚之辨，不可不严，并当以真知灼见，呈报钧座，藉供参证。“职生平处友，从无隙末凶终者，惟往往使感情蒙蔽理智，亦一短处，今后当益加戒慎。”这真是一个心迹的自我袒露。

所谓“分忧分劳”，张治中说：一般人皆认为钧座忧劳过甚，如对日常文牍与事务及会客诸事，似可由左右代分忧劳者。“但所谓分忧者，乃为使领袖精神上思想上减少无谓之烦扰，绝对非出蒙蔽；所谓分劳者，乃为使领袖脑力上时间上减少无谓之耗费，绝对非出擅权；此中分际，当谨守勿渝。”这样一个解释，正可以看出一个忠臣孽子，既要效忠、又要避嫌的两难处境。真是为臣不易！为忠臣更不易！！为昏君手下的忠臣尤不易！！！

所谓“善处请托”，张治中申明：因在侍从左右，地位便于传言，各方因公私问题，而有所请托，似属难免，但必明其是非，审其轻重，斟酌而后转呈，且当力避感情与意气作用，以免陷入偏蔽，而不得其正也。这是一个秉公办事的表态，也是一个严于律己的自信，未尝不是一个公私分明的表白。

在这个基础上，张将军郑重向蒋委员长申明：“职字迹过劣，因礼貌及郑重关系，往往签呈报告，交由书记誊正，但职事必躬亲，且皆必考虑周详，从无假手他人，而稍存懈怠疏忽者。”就连签呈时的“誊正”都想到了，这真是一个心机缜密到无懈可击的技术官僚。现在，从张治中身上，早已经看不出那种叱咤风云的大将风采了。“长沙大火案”真是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粗犷豪放的作风没有了，敢作敢为的勇决没有了，放言极谏的刚直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谨小慎微与兢兢业业的刀笔吏。

一切都可以看出张治中的细心机敏，一切都可以看出张治中“和协各方”的调和处置能力。这不是唱高调，放空炮，而是一种切切实实和尽心尽责的工作作风。其实，从本质上说，侍从室只是一个协调机构，而不是一个权力机构。而张治中的长处，正在于协调、兼容与缓冲。侍从室主任这个位置，与张治中的个性，正是一个天籁般的和谐。在这个位置上，张治中做出了成绩，正是一个必然。有一件事，正可以看出张主任的调处能力。

张治中到职不久，四川爆发了一场声势颇大的“驱王”风潮。“驱王”就是驱逐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了。因深恨王缵绪不断出卖川军利益，来换取蒋介石的支持，川军巨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暗中联合起来，策动所部7位师长联名电蒋，历数王缵绪祸川十大罪状，要求将王缵绪撤职查办，以谢川人。七师长甚至亲率所部，向成都进逼，摆出不惜以武力驱逐王缵绪的姿态，一时间闹得剑拔弩张，川北地区的空气骤然地紧张了。

抗战时期，四川不啻是陪都重庆的京畿重地，也是国民党统治的根本，一旦麻烦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为平息这次军潮，蒋要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亲飞成都，对闹事的川军进行抚慰，以期稳定川局。但是，何应钦知道，川军的事情，连蒋先生都摆不平，哪里是自己能够解决的呢？于是，很有些不愿赴汤蹈火的意思。何部长不愿去，蒋先生大为生气，当即把张治中找来，恨恨地说：“你告诉何部长，一个军政部长为什么这样胆小？他不敢去，我去！”

这正是一个“宣达领袖意旨”的极好机会，张治中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领袖的指示，并宽慰蒋说：“委员长不必生气，我一定劝何总长去，我有法子要他去。”从蒋官邸出来，张直接去见何应钦，说明来意，劝道：“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你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你也不好意思。”何看看滑不脱，只好应允了。第二天，张治中向蒋报告何已经应允赴成都处理川军风潮。蒋颇感兴趣，望了张治中一眼，问道：“嗯！——你同他怎么讲的？”张报告：“我向何部长说：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你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你也不好意思吧！而且……”说到这里，张语气顿了顿，继续对蒋说：“我们干部，一定要为领袖分忧分劳。”听到这里，蒋大为激赏，连连点头称赞：“好，好！”

我们不能不承认，就“和稀泥”的功力而言，张治中不愧是一位高手。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都有独门功法。很多在别人看起来很棘手的事情，到了张治中手上，很快迎刃而解。一次，原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手下的高级将领、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找到张治中说：“冯先生每月的特别费，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蒋、冯之间的事，是很难办的。不过，冯将军是张治中素所敬佩的人，况且还有着一层巢湖同乡关系，这个忙不能不帮。

看准一个机会，张治中向蒋请示了。不料，张刚刚说完，蒋的脸就拉得很长，不快地说：“只有他一人有固定的特别费，怎么还好增加？”事情有点难办了。在蒋先生方面，已经是一个特别“优待”了，怎么好再来一个优待“特别”呢？不过，在冯先生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开支浩繁，原先的那一点“特别费用”，经过一次次的通货膨胀，早已重新回到蒋的口袋中去了，哪里还谈得上特别“优待”呢？张治中想了一想，开始转圜了：“以后可按年节加送吧？”蒋听了，没有作声。张治中理解：蒋不作声，就是不反对；不反对，就是默认了。

一次，冯先生因病在乡间疗养，蒋派张治中去慰问。事后，蒋问：“你已见着冯先生否？”张答：“见到了。”蒋不放心地追问：“你对他加经费，怎讲？”张报告：“我讲委员长对冯先生关切得很，如果冯先生有所需要，请随时写信给委员长，不要客气。冯先生表示感谢。”一层笑意，开始从蒋的嘴角、眼角浮现出来。蒋称赞张回答得体。

“削藩计”的现代版

在张治中的气质和个性中，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疏通协调能力。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张治中的本领就在于：看问题不凝滞于物，不执于一端，亦即不偏激，不迂腐，不固执，而能做到顺应潮流，与世推移，有大局观；与人交往大度得体，态度平易，推诚相待，乐于助人等等。这就使得他在处理问题时，具有一种很强的沟通能力，从而赢得各方的信任。从理论上说，侍一处主任的职责：对内就是协调军委会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后勤部等各部的关系；对下就是向各战区传达最高统帅的意旨等。无疑，张治中的个性与气质，最适宜担负这样的职责。

自然，张治中也并不是只会“和稀泥”；放言极谏，依然是其个性与作风的另一面。在检讨桂南战役过程中，震动中国军界的对大批高级将领的处分案，就是张治中直言进谏的结果。1939年11月15日，日军从广东钦州湾（今属广西）秘密登陆。尔后向北突进。24日日军攻占南宁，进击昆仑关。12月4日，昆仑关失守。自此，柳州、桂林等整个桂北地区，均暴露在日军的打击之下，中国当局十分震惊，火速抽调15万大军，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负责指挥，反击昆仑关。但在中国军队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仍未能赢得主动，导致昆仑关得而复失。翌年2月下旬，经过走马换将，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接过指挥权，发起大规模反击战，才将昆仑关重新夺回，然终未达到夺回南宁、将敌军逐出桂南的目的。最高当局极为不满，决定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桂南战役的得失。

1940年2月22日晨，蒋介石亲率张治中等人，从桂林乘火车出发，于当日上午8时抵达柳州羊角山。吃过午饭，蒋已休息，张也准备午休，忽然听到一片“嗡嗡声”，敌机来袭了。张立即穿上衣服，迅速指挥侍卫人员，护卫蒋氏下楼，因附近没有防空洞，只好临时躲到一个仅3立方米左右的天然石洞里。刚进洞，炮弹已经落下。敌机有五六十架之多，9架一批，轮番来袭，集中投弹。奇怪的是，敌机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专在石洞前后左右投弹。结果，石洞周围落弹数百颗，洞口处泥土翻腾，灰尘遮天。蒋、张坐在里层，情形还不是太糟；躺在洞口地上的侍从人员，身上无不是一次次落满了泥土。

据张治中说，蒋介石柳州遇险，是由于行止被日谍掌握，用无线电通知敌机来袭。所幸敌机飞临柳州上空，先在城内兜了一个圈子，给蒋氏留下了一个迅速进洞的时间。否则，最高当局真要不幸遇难了。据侍从人员回忆，这一次空袭，是最高当局所遇到的危险最大的一次，比两年前在武昌遇袭时所受的威胁更大。

最高当局本就是负气而来，又当头遇上这么一个大危险，心情也就更糟了；况且，在中国军队严密控制的区域，敌谍居然这么猖獗，这都是中国军队没有把仗打好的原因，也都是高级将领指挥无能的表现。经过这样联想，蒋的“秋后算账”的心理更强烈了。而张治中亦认为：桂南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本营赏罚不明，导致了将不用命，士气低落。因战役初期，中国军队曾一度获胜，结果人人争功，白崇禧亦因指挥有方，而获得“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但在战役中后期，失利后却无人引咎自责。为整饬军纪，对此不能不有所表示。蒋听了，为之动容。

得蒋默许，张于当天晚上，主动邀约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林蔚、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协助指挥桂南战役）开会，说服三巨头以身作则，厉行赏罚，从行营主任、副主任及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开始，自请降级处分。在此基础上，对其他高级将领依次进行奖惩。就白崇禧等人来说，一方面曾因指挥有功而荣获军功章，现在指挥失利了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一方面也明白张治中手中的“尚方宝剑”，一定是出自蒋的亲授，于是也就乖乖地听从张治中的劝告，自请降级处分。其他等而次之的将领，经白、林、陈、张4人漏夜商谈，或交军法会审的，或革职查办，或予以记过，或阵亡免究等等，名单一大串。

处分名单拟好后，张即于第二天清晨面呈蒋阅。张的这一手，大出蒋的意外，蒋连问“怎么来的？”张答：“昨晚我们4个人商量，非严明赏罚不可！要严明赏罚，非从上面做起不可！所以先从行营主任、部长降级。”当天，柳州军事会议正式举行。蒋在会上，对指挥桂南战役的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将领，直骂得狗血淋头：“上级将领无决心，无战斗意志，非亡国不可”，并为之训诫：“各人均在40岁以上，正是做人立业基础。40岁以下，一切经验不足，尚可原谅。40岁以上，须有为人信仰。不问人之信不信，先问我自己欺骗与否，如不欺骗自己，即成功做人立业基础。”

三天后，举行闭幕式，全体肃立，蒋拿着张治中拟好的处分名单开始宣读了。开首第一句就是：“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降级；政治部长陈诚指导无方降级”等。此外，蒋并宣布给予桂林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林蔚降一级处分，给予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记过一次处分，予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以撤职查办处分，并撤销其集团军番号；另有12名军师长分别予以惩办。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大本营对失职高级将领处分级别最高、处分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惩处。时论为之述评：“如此战争情形，不惩办是无军纪。委座此行，所以张国法也。”据说，处分命令颁布后，军心和吏气都为之一振。

在此基础上，张治中进一步向蒋建议：撤销行营一级指挥机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先后设置了12个战区。战区多了，大本营难以直接指挥。于是，在桂林设西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在西安设西北行营（此时已改为天水行营），以程潜为主任。各自分领若干战区。但实行的结果，总是感到指挥不易畅通。首先，军事指挥机构多了一个层次，作战命令由行营再到战区，再到集团军、军、师、旅等，不能如臂使指，影响指挥效率；其次，行营为委员长派出机构，既要代委员长指挥作战，又要根据下情向委员长报告，地位欠明确，常常出现梗阻；再次，蒋指挥军事往往喜欢一竿子到底，命令直接下到军、师、旅，甚至到团，多一个层次，即多一道手续，各级将领都感到难于适应。

同时，以张治中的观察，认为担任行营主任的高级将领，往往囿于各种亲疏关系，不能站在统帅的立场指挥部队，以至有损统帅的权威。为着充实统帅部的阵容，提高统帅部的威权，亦应将白崇禧、程潜等负有很高声望的高级将才，集中于最高统帅部赞襄指挥。蒋经过考虑，采纳张的建议。1940年4月间，蒋下令撤销委员长桂林行营及委员长天水行营。白崇禧交卸兵柄，返渝续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此后，蒋分别设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及军委会（天水）办公厅，只起沟通协调作用，不再赋予军事指挥权，由李济深与程潜分任主任。

一个是对一批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高级将领给予处分，一个是撤销行营一级军事指挥机构，这是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两次军事上的要闻。表面上看来，这是张治中一言建功的结果，也是张治中勇于负责的恰当贡献。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国民党高层权力之争，尤其是蒋桂权力角逐的必然反映，也是张治中“宣达领袖意旨”，对桂系权力进行抑制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以冯玉祥、李宗仁、刘湘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在团结御侮的口号下，打破原先的地域界限，率部走上抗战前线。对于蒋氏来说，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抗战力量得到增强，自然是好的；然而，地方实力派由局处一隅而走向全国，成为手握重兵、虎视中原的“霸主”，隐然又是一股更为强大的势力，这是不能让蒋放心的地方。而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桂系两巨头李宗仁、白崇禧自出山抗战以来，一个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统帅7个集团军的强大兵力，据有中原腹地；一个任桂林行营主任，手下集中了6个集团军的大军，威镇华南地区。桂系势力之大，为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所未有，如不加以节制，极有可能再次对中央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加之，自台儿庄大捷后，桂系主脑李宗仁声誉卓著，浸浸然有直逼蒋氏之虞，这也是让蒋先生感到如鲠在喉的一件苦事。

不过，抗战初期，中日大战正酣，面对日军剑及履及的攻势，蒋先生“攘外”尚且不暇，所谓摆平内部的问题，只能暂搁一边，从长计议了。等到广州、武汉失陷之后，日军战线拉长，后继乏力，攻势趋缓，中国军队赢得喘息之机，抗战从此进入相持阶段，蒋先生开始腾出手来，从容不迫地整饬内部了。一方面，调整对共政策，由容共、联共阶段而进入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时期；一方面，调整内部人事，加强中央权力，增强统治效能等等，这就是发生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的事情，也正是张治中接任侍从室主任前后。因为有内外政策的调整，由此而有“无所不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而有国民党党务的整顿及各级军政吏治的整饬，而有加强地方政权控制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党政军联席会报制度的建立，而有侍从室工作职能的进一步加强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治中提出了处分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将领，以及撤销行营机构的建议，无疑，这是历史上“削藩计”的“现代版”，亦迎合了蒋氏关于抑制桂系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故大得蒋氏激赏。在此基础上，蒋为了进一步削弱李宗仁的权力，对第五战区的区域作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将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战区划出，改归陈诚的六战区管辖，就此将五战区的作战地域缩小到鄂豫皖边区，甚至五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也不得不从襄樊搬出，迁到偏僻的鄂北老河口，真正是局处一隅了；另一方面，在五战区所属的战斗序列中，打入亲信将领汤恩伯所部第31集团军，使李宗仁不能为所欲为。时隔不久，蒋进一步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以作风独树一帜的汤恩伯为总司令。经过不断的“蚕食”，所谓五战区作战地域，只剩下鄂北一隅，只能是处处仰蒋的鼻息了。

张治中的“削藩计”，无疑地大大强化了蒋氏的统治效能。但是，要说张治中的本意，就在于推进蒋的法西斯统治，恐不竟然。很多时候，张治中出于提高统治效能的考虑，并不赞同蒋的高度个人集权与独裁。入主侍从室以后，张治中进一步看到了这种高度个人集权的负面影响。即以军令而言，由于高级将领往往只听命于蒋氏一人，即便接到蒋委员长的电报，也要先从电报落款看起，弄清是哪一个机关主办。如果落款是“中正手启”，说明是蒋氏手令，这是非办不可的；如果是“中正侍参”，说明是侍从室主办，亦需特别注意；如果是其他机关主办的电报，对不起，那就要看心情如何，决定是否执行了。如此，从军令部、军政部到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得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领袖超权而职能机构无权的现象，不但影响各级政权及军事指挥机构效能的发挥，而且极易造成政令、军令管理的混乱。为此，张治中曾试图加以纠正，甚至建议撤销侍从室，以还权于职能机构。无如张治中的种种设想，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终因得不到蒋氏赏识，而胎死腹中。

替领袖“擦屁股”

担任侍从室主任以后，张治中发现蒋的“忧劳过甚”，实在是一个大问题，甚至造成精神上思想上“无谓之烦扰”。当然，国家民族都处于危难时期，党内外、国内外矛盾堆积如山，要叫蒋不忧不劳，高卧不起，也不现实。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张治中认为：唯有臣下替主上“分忧分劳”，方是为臣之道。只是，张治中素知最高当局疑忌心极重，视权柄如生命，国家利器，岂可假手他人？这种事不得不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这也就是张治中在当初的“请训报告”中，再三申明的“两个绝对”：“绝对非出蒙蔽”，“绝对非出擅权”；并且发誓：“此中分际，当谨守勿渝”。臣下的一片爱主之心，真是天日可表。

不过，为了替主上“分忧分劳”，张治中的确是做到了勇于担当，不避嫌疑。改革军队人事任免制度，便是张治中替主上“分忧分劳”的一个极好例证。在张治中入主侍从室以前，有关军队人事任免的程序是：团长以上、特种兵营长以上的任免，必须经蒋委员长一支笔核准。面对每次送上来的黑压压一片的团长、营长任免名单，最高当局认识的极少，所谓不核白不核，核了也白核。但蒋氏本人从来没有表示过放弃这个权力，谁敢吃这个豹子胆，竟敢虎口夺食，从蒋的手里把这个人事任免大权夺过来呢？于是，在一代一代的侍一处主任手里，这个惯例也就延续下来了。

张治中上任之后，发现军队人事任免权力过于集中，不但不能让领袖真正起到核准的作用，倒是使得领袖更加“忧劳过甚”，损害了领袖的身心健康，不可不予以改革。于是，张治中与参谋总长何应钦商量，以后，侍一处凡是接到军委会铨叙厅送蒋核夺的人事任免报告，张治中只将少将以上名单呈蒋候批，其余的概由张批上“奉谕照准”4个字，再签上张治中的大名。这样处置，既照顾到蒋委员长的职权，也可以为领袖“分忧分劳”，少一点烦扰。对此，不但何应钦极表赞同，而且蒋氏也同意了。

在张治中看来，为领袖“分忧分劳”，不但要替领袖减少忧劳，关注领袖身心健康；更要敢于替领袖“纠偏”，甚至为领袖“擦屁股”，以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一次外出，蒋看到1辆三轮车上乘有4个军人，内中1人穿便衣。蒋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并向蒋报告经过，蒋当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正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位老兄哪里知道顺便搭了一趟三轮车，就把一条老命搭上去了呢！

大概连办案的侍从副官也看不下去了，太有点荒诞不经了：搭一辆便车，算得上是什么死罪呢？于是，这位副官把蒋亲批的“死刑判决书”，送呈张治中，请示怎么办？张很清楚，这只是蒋的那种恶作剧式的乖戾作风而已，往往是作不得数的。但蒋是现代皇上，正所谓“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亦不便说他办错了，只能曲径通幽地进行转圜。据此，张吩咐这位侍从副官：“我负责任，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在蒋的原批后面，张当即附上一条签语：“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随后，张打电话告诉军法总监：“这不过是委员长认为1辆三轮车不能坐4个人，搭车的又是普通人，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

一件天大的人命案子，就这样被张治中压下来了。不料，到了第三天，蒋夫人忽然着人来请张治中去。一见面，蒋夫人就打听：“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贵族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吧？”张治中当即向夫人报告了处置办法，蒋夫人欣然表示同意，对张治中敢于据实处置的作风，颇为赞赏。

如此草菅人命的冤案，或许只是一个例外；而一般以言代法的错案，却是太寻常了。一天，张侍蒋乘车去老鹰岩郊游。在半山转弯处，突遇四川公路局的1辆卡车冲过来。张偕蒋同坐在第一辆车上，幸未碰着；而第二、第三辆车，都被撞坏了。张当即指示停车，将肇事汽车司机捉牢。蒋看到后，恨恨地说：“至少要处以15年监禁！”于是，这个倒霉蛋被送到军法总监部去了。经事后调查，这位肇事司机在转弯时，因一念疏忽，未鸣喇叭，以至撞车，偏偏又撞上最高当局的车队，结果惹下弥天大祸。不过，总算没有撞伤人，也就无需善后了。加之，蒋先生日理万机，事情一多，时间一长，这件事也就置诸脑后了。关了几个月，有人找到张治中说情，张也就顺水推舟，批准将这个肇事司机放了。“15年监禁”就此结束。

蒋是一个出了名的坏脾气，这种以言代法，胡批乱断，以至爱之以生，恶之以死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张治中跟在蒋的后面，不啻是一个“消防队长”，蒋四处“放火”，张四处“救火”，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到了后来，张治中简直是声名远播，不但蒙受不白之冤的苦主，每每慕名找上门来，请张治中帮忙；甚至连蒋身边的亲信侍从人员，也有请张治中救援的。一次，侍从室的一个股长，慌慌张张地找到张治中，哭丧着脸说：“主任，我要被委员长撤差查办了！”张问：“为什么？”股长报告：“委员长觉得黄山的防空洞开得太大了，问是何人办的，有人说是我叫军政部办的。委员长说：这还了得！谁叫他开这样大的防空洞，太浪费，非办他不可！——请主任代我在委员长面前求求情！”这把“火”烧到自己的部属身上，张治中当然不能不救。据此，张写了一张纸条送上去，大意是说：委员长爱惜人才、物力，是应该的，不过侍从人员对于领袖的安全负有责任，在这点上，似可予以原谅，免予处分。蒋之本意，大概也就是对这个家伙吓唬一下，现在有人来求情，落得顺水推舟了。于是，蒋批了一个“阅”字，表示知道了。股长的事情，算是摆平了。

其实，张治中“救火”，所以屡有奇效，一方面，在于他善于揣摩蒋之心理及个性，注意对症下药，说话灵活婉转，且一般不说不顺耳之言。这样，张的意见或建议，蒋大都乐于接受；另一方面，蒋对这类事，其初衷，大都是矫情自饰，虚张声势，暴炒一下，赚得一个宣传效果而已。目的达到，事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这个时候，只要是亲信的人，察颜观色，把握火候，说话入情入理，尤其是注意场合，不要让蒋有塌台为难之处，蒋自然不会深究。处分杨宣诚事件，便是一个实证。

一次，蒋指示侍从副官蒋孝镇，到侍六组（情报组）索取军令部二厅的当日敌情报告。侍六组组长唐纵发现只有一份报告，当即送呈。蒋一看，是昨天的报告，立即通知侍六组将当日的送来。唐纵遍找不着，组内的马参谋、李书记又都出去了，无从详查，当即声称只有这一份。蒋为之大怒，认为这是二厅厅长杨宣诚的失职，立下手令，宣布给杨宣诚记大过处分，并要蒋孝镇电话通知杨宣诚立赴官邸听训。然而，杨在电话里辩称，当日报告确已送交侍六组。事后始知，当日的敌情报告，由马参谋、李书记绕过唐纵，直送张治中那里去了。这件事本不是杨的过失，处分杨宣诚的手令，自然不便发表。因此，蒋的手令到了张治中手上，即被张压了下来。过了几天，蒋的火气也渐渐消了，张即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请示：“杨宣诚没有什么错误吧？”蒋拿出他的老手段，依然是一个不作声。张亦按照老例，不作声就是默认。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张治中搞“违法建筑”

自然，倒霉的事情，也并不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张治中职掌中枢机要，涉及到上传下达，起承转合的军国大事，处处都是一个离不开。可以想象，无论张治中是怎样小心翼翼，精细敏捷，要说一点差错不出，谁敢说这个大话？何况张治中侍候的主子，又是一个反复无常、脾气暴烈的大独裁者。因此，张之被蒋训斥的事情，总是不免的。

1939年11月间，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军委会派飞机将周送莫斯科治疗。张治中立即与航空委员会联系。但航委会的这班老爷，不知是出于其强烈的反共心理，还是由于的确调不出飞机，当即打着官腔说：无机可派。

张治中有点为难了。周恩来本是他素所敬佩的中共朋友，拒绝中共方面的这一请求，实在是无以置辞；但航委会的这一班老爷，属于第一夫人的“后党”势力，自己哪里指挥得动呢？张治中正踌躇间，延安方面来电：称已请莫斯科方面直接派飞机到延安迎接。随后，国民党空军兰州机场也来电请示：苏联要求苏方飞机直飞延安，请示答复意见。张治中一看，问题严重了。苏联飞机直飞延安，不但涉及国共两党关系，而且亦涉及空中航线的开放。这样一个有关主权的大事，自然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于是，张马上向蒋报告，请示机宜。蒋闻报大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飞机去接送，不许苏机来迎。”蒋并责备张治中处置错误，没有能及时派出飞机。

张治中真是冤枉，航委会辩称无机可派，自己有什么办法？苏联飞机要直飞延安，自己并没有专擅越权，处置亦无错误。不过，张治中有的是涵养功夫，不但没有直言反驳，相反却在一次军事研究会议上，报告此事处置经过，主动作了检讨，声称：“当初未深察，及委座责备后，始恍然领悟！可知做事，不可丝毫忽略，不可有千百分之一之懈怠！”不过，在事后，张治中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向蒋报告原委，并以当时来往电报，呈阅佐证。蒋弄清原委，承认张的处置，符合他的意旨。

不过，因张治中办了错事，而被蒋训斥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一次，一个战区送来一大厚本的作战计划。按例，这样的作战计划应先转送军令部审核，再由侍一处提出处理意见，附署后送呈蒋阅。但主管参谋业务的侍二组组长於平远认为，这份作战计划十分重要，应先送呈蒋阅，等蒋批示后，再发交军令部审核。否则，下面手忙脚乱地忙得要死，蒋如果不同意打这个仗，那还不是白忙乎！听了这个意见，张犹豫了一下，觉得：“这样厚的一本，能够呈上吗？”但念头一转：“这是一个重要的作战计划，应该呈阅。”马上签字，呈送上去了。没有多长时间，作战计划转回来了，上面果然有蒋的一大段批示：“这样一厚本给我看，究竟你们是我的参谋，还是我是你们的参谋？”被蒋幽了一默，张治中无话可说，直承是自己的疏忽，而使蒋“变成我们的参谋了。”

一个疏忽，蒋当然可以原谅；不过，也有不是疏忽的时候。抗战期间，重庆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由于缺少防空能力，日机在重庆上空横行，如入无人之境。因大轰炸而造成的人间悲剧，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重庆政府为避免日机轰炸，划出西郊以外的大片地方，作为党政军机关及中枢大员的迁建区域。一时间，原先的荒山野岭，布满了五院12部等中枢衙门，一幢幢中西合璧的公馆别墅，林立各处。

那么多的中央大员，都懂得爱惜生命，张治中作为侍从室主任，对最高当局的安全，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据此，张治中筹划，在西郊替蒋盖一栋官邸，以为市区曾家岩蒋官邸万一被炸的“陪邸”。张向蒋报告了这件事，蒋听了，似乎颇有兴趣，当即问：“预备在什么地方盖？”接着兴致勃勃地说：“同去看看。”

当即，蒋、张同车前往西郊视察。到了老鹰岩下，只见青山环绕，峰峦叠翠，岩石嶙峋，曲径通幽；不但山上松涛林海，郁郁葱葱；而且相邻之处，舒坦开阔，林木繁多，芳草萋萋，不啻是一处人间仙境。蒋一见之下，龙颜大悦，说“可以。”张治中报告：规划中的蒋官邸，占地数百亩，包括官邸主楼、官邸大客厅、官邸大礼堂等主体工程。蒋的心情更好了，意犹未尽之处，觉得这么美不胜收的地方，只剩下孤家寡人的一幢房子，未免不够“民主”；最好是上下同乐，方能体现出君臣同甘共苦的鱼水情。于是，蒋挂着一脸的笑容，关照张治中：“多盖几栋小房子，可以请老先生们来住。”

有了蒋的这两句话，张治中开始筹建了。不料，还在筹建过程中，蒋听到有人议论，说是在抗战时期，百业维艰，最高当局应与民共度难关，不当如此大兴土木，修建“世外桃源”。蒋想想也是，自己今日训斥你，明天训斥他，大骂别人腐败、堕落；现在轮到自己了，何以为臣师表，号令万民。这样一想，蒋差人给张治中送去一张手条，上写：“老鹰岩房子，不盖可也！”

张治中愣住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当中，现在一瓢冷水，岂不可惜。张治中与何应钦商量，猜测蒋恐怕是受了有关方面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才决定工程下马的。现在只有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不理蒋的这个茬儿，“孤行”一次，先把别墅盖好，有问题以后再说。耐人寻味的是，直到张治中把这个“违法建筑”建成，蒋始终没有说什么。

事实上，张治中这样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大凡了解蒋的个性的人，都知道蒋是惯于骑两头马的。这件事，如果风平浪静，不再有政治上的麻烦，蒋当然可以眼睁眼闭，乐得坐享其成；如果一旦被各方面追究责任，酿成政治上的麻烦，蒋则可以搬出“不盖可也”的手条，将张治中作为替罪羔羊抛出来，以保护自己过关。蒋这一手，厉害至极，亦即俗话所说：“钢针两头尖”了。

不过，老鹰岩官邸建好后，蒋并没有马上搬进去，为表示尊老敬贤，蒋把这个“世外桃源”，让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住了。从此以后，这一处“仙境”，由山洞官邸改为山洞林园。直至林森去世后，蒋主席才正式接管，搬进去住了。战后国共重庆“峰会”期间，中共领袖毛泽东作为蒋主席的尊贵客人，曾在这里住过一个晚上。从此，山洞林园更是名噪天下。

有时虽不免冒险，做一点违禁的事情；但有一点，张是拎得清的，即这些事都是为了蒋好。站在党国的角度说，这就叫出以公心了。至于说到为自己谋私利，张治中始终是谨慎自持的。事实上，这也正是蒋对他予以特别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举一个例吧！张治中担任侍从室主任后，坐的那辆汽车，还是多年前从中央军校“拖油瓶”带过来的。从南京撤出，而湘，而渝，坏得不能再用了，就放在修械厂里修理。修好之后，又被炸坏，张治中只好临时借乘另一辆破车。这时，侍从室计划为蒋在香港采购两辆新车，考虑到张治中的车子破得不能再破了，就决定多买一辆，归张治中使用。在侍从室的会报中，这件事一致通过。张觉得这是公务需要，谈不上是什么享受，也就含含糊糊地默认了。

过了两天，张治中一觉醒来，觉得不对劲，进了侍从室，怎么旁的事未做，倒先替自己把车买下了？这样做，岂不是自贻口实于人。不久，侍从室第二次会报，张治中提出，自己那辆车不买了。负责购车的人说：“合同已订了。”张毫不动摇地说：“合同订了，也得取消。”结果，终侍从室时期，张治中没有买新车。

这样一件事不算多大，当然不难做到。不过，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张治中个性的另一面。固然，张治中勇于担当，敢作敢为；但张治中并不是一味的锋芒毕露，横冲直撞，更没有达到麻木不仁、胡作非为的程度。事实上，张治中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处理工作，始终是谨慎小心，丝毫不敢大意。侍从室会报，张治中曾再三提及，向蒋请示汇报问题，“口头报告不能为凭，必须用书面才有依据。”张治中并举例说明：“当面报告的，委座有时没有留心听，随便答应，后来追问时，便成了问题，这是一个教训。”可见，张的小心谨慎，是多年来与蒋打交道之后的一个经验之谈。

“放言极谏”的高手

张治中职掌侍一处，充当蒋的近侍之臣，最大的优势，既不是他的善于“宣达领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为主上“分忧分劳”，而是他的放言极谏，敢讲真话。这是张治中的一贯特色，也是陈布雷等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做不到的。抗战期间，由于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特别是由于打通西南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之后，因缺少统一的运输管理及领导机关，各路“神仙”纷纷上路抢道，形成千军万马搞运输的局面，以至秩序混乱，问题百出，朝野颇多非议。为此，侍从室建议在军委会之下设立运输统制局，总揽滇缅公路运输管理事宜。在当时“运输第一”的口号下，亦为了显示最高当局对交通运输管理的重视，蒋便在人事部门遴选运输统制局局长的签呈上，大笔一挥，写了“自兼”两个大字。

蒋的批件退到侍一处，张治中皱眉头了。不错，抗战时期，东部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大后方的国际通道，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运输统制事宜究属局部，由最高统帅自兼局长，岂不是将领袖的作用，降到一个事务官的位置？再说，抗战期间，事关党国兴衰成败的要职，多乎哉！岂可都由最高统帅自兼？于是，张治中找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直截了当地建言：“应该请你兼，若是由委员长兼，不成体统。”随后，张在蒋的批件上，老实不客气地签上自己的意见：“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张将这个签呈第二次送上，蒋批了一个更大的字“可”，表示采纳了。

这样一件趣事，本不为局外人知。但是，自从运输统制局成立后，滇缅公路上的各种投机走私、违禁贩运的现象，不仅没有能“统制”起来，相反却是愈演愈烈，一片乌烟瘴气，以至终运输统制局撤销，均未能有所改观，兼统制局长何应钦也被弄得大伤脑筋。有一次，何在总理纪念周作报告，大概也有推卸责任的意思，便把这件旧事重新提了出来。何说：“本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是张治中主任以大义责我，要我来担任的，因为成绩不好，真是很惭愧！”据张治中说，他听到何应钦公开这个故事，心里很高兴：“幸而蒋没有兼，否则将损伤最高统帅的威信。”并自负地认为：“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我对最高统帅的一点负责精神。所引为遗憾的，就是拖累了何，然而他为蒋分劳分怨，正是他的幕僚长责任之所在。”

大体说来，一般臣下要在蒋面前进言，是很不容易的。在蒋那儿，不要说政见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闭门羹；就是蒋的亲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贡献了让蒋不高兴的宝贵意见，往往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谓“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事情，并不少见。以张治中的地位来说，当然不能算是政见不同的人，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蒋的腹心。像张治中这样不上不下、不亲不疏的身份，其实是很难在蒋面前畅所欲言的。然而，张的放言极谏的角色，却扮演得颇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其实，我们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张治中的进谏方式，既不是一味的阴柔，阿顺取容；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调，更鲜有令蒋难堪的局面出现，而是知时识务，审形度势，顺其自然；什么场合能说，什么场合则不能说；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在态度上则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什么，让蒋感到张治中的这些意见，大都是出自真心诚意，出于爱护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为了邀宠献媚。如此，从蒋这一方面来说，对于来自张治中的进谏，爱听不听，要睬不睬，都无所谓；接受与否，接受多少，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也就使得蒋、张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自然，双方都不需要刻意适应对方，增加精神负担。正是因为有种种轻松的氛围，张的种种进言，蒋反而往往容易接受。从这方面来说，张治中称得上是位善于进谏的“专家”。

诸如，自川军七师长联名通电“驱王事件”发生后，王缵绪终被赶下四川省主席的宝座，率部出川抗战去了。川省主席之职，一时虚位以待，由此引起川军各派巨头觊觎。过去，蒋曾数次设计，企图利用川籍政客张群谋取川政，均被防守极严的川军挡在门外。这一次，蒋觉得机会不能再失去了，也就不惜降尊纡贵，决定亲兼省主席一职，并派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兼理省政府秘书长，先将省政把持起来。据考，以一国之尊，兼一省之长，是为开民国未有之先例。在此基础上，蒋筹划从人事、机构、舆论等方面，逐步加以调整，以为张群接掌省政的过渡。

据此，当川军老资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派代表赴渝谒蒋，意在谋夺川省主席一职时，蒋不客气地嘱咐唐总司令的这位代表，四川省主席现由自己亲兼，将来谁作战有功，即交谁主持。这当然是一个幌子，也是一个挡箭牌，先将野心家挡在门外再说。但是，谁能说蒋委员长做得不对呢？侍六组组长唐纵为此大加赞扬，认为：“一方面鼓励唐抗战，以示留以酬功之意；一方面委座兼任，以杜后方军人觊觎政治之门。别是非，明曲直，无有出其右者。委座此种处置，诚令人赞佩无既也。”

然而，这件事传到张治中的耳里，就没有这么好的口碑了。张对蒋的这一个手段，大概还有点不甚了然；当张听说蒋要亲兼川省主席时，大不以为然，认为：由蒋自兼四川省主席，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损失威信。因此，张治中明确主张蒋不宜亲兼川省主席。张为此多次向蒋进言，但均被蒋以“因为没有人”作盾牌，坚决地挡了回去。张明白蒋不肯放手后，也就适可而止，不再力谏了。不过，一旦遇到适宜的时候，张总是不忘敲敲边鼓，说说笑话，借以自嘲而已。在蒋亲兼川省主席期间，张曾两次侍蒋赴蓉办公。为此，张曾问陈布雷：“我们问问委员长，是用什么资格到成都去？如果是以委员长的资格，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是以四川主席的资格，则我们无随行之必要。”

当然，这是臣下在背后对主上的一次幽默，委员长那边，谁敢去问？成都那边，也还得一而再的去；不过，张治中并没有放弃直言进谏的责任：“到成都，已经一次、二次，我们可不再走第三次了；如果还要走第三次，我们就要‘同盟罢工’啦！”虽然是一次严肃的进谏，但看起来更像一句笑话。为了一句笑话，蒋当然不会责怪臣下。所幸，张的这次进言，居然灵验了，没有等到走第三次，蒋便已辞去川省主席的兼职。张治中很得意，以为这是他们共同反对蒋兼理省政的结果。事实上，蒋之辞去兼职，是认为他已完成布置，由张群接掌省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否则，四川省政不能到手，蒋会辞去兼职么？只是，在谈笑声中巧妙进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高明的进谏之道。

在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面前，张治中能够放言极谏，不受猜忌，除了他的有见识、敢担当、把握准、方法巧等优势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在不少国民党要人中，素有所谓“无私心，无野心”的好名声。对于来自臣下的各种意见，蒋在“圣裁”时，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尺度，这就是总要揣测一下对方的动机，是公忠体国，还是暗售其奸？是忠心爱主，还是阿顺取容？是精诚所至，还是沽名钓誉？当然，蒋在作出这些判断时，是以他的主上之心，度臣下之腹。也许在臣下是出自愚忠，但在蒋的眼里却是卖主，到了这种时候，君臣之间的这一笔账，往往也就很难算得清爽。因为，在蒋看来，权力这个东西，是世界上最好的阿物儿，谁不喜欢呢？表白说不喜欢的人，正说明他心中有鬼，所以要欲盖弥彰。

主上有了这个铁板钉钉的想法，臣下往往就很难进言了，如果有人建议蒋少兼职，少管事，多放权，蒋马上就会以为此人要与他争权了。这个人的不妙，也就可以想见。不过，蒋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他在听取臣下的意见之前，往往要先从侧面打听一下这位“爱卿”的行状，考证一下此人的一贯表现。而这个“打听”与“考证”的过程，无非是从亲信心腹中了解。因此，在蒋手下说话办事，并且，要想把话说好，把事办好，这与蒋身边的亲信权臣对你作何评价，至关重要。张治中不但深知个中三昧；而且，他的长处也正在这里。以老子的处世哲学来解释，正所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之溪。”大白话，就是“以柔克刚”。因此，像张治中这样精明练达的权臣，在充当蒋的近侍之臣以后，居然没有给蒋产生那种卧榻之旁，闻他人鼾声的恐惧心理，这不能不说是张治中的一大看家本领，也不能不说张治中有着自成一家的侍蒋之道。

冤家宜解不宜结

其实，就张治中的性情和气质而言，在国民党政坛上，正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人物，这就是他的为政不拉帮，为党不结派，为人重然诺，为事讲信义，以及襟怀坦白，以诚相待，知人下士，通情达理等等，都使他在国民党中上层人物中，形象颇佳，口碑甚好。加之，他的持论公平，执两用中，善于调处，乐与人交，亦使他成为受到各方推重的“甘草型”人物；特别是他的主张直道，不玩手段，在素来重权变之道，鬼谷子术盛行的国民党政坛上，既予人耳目一新的观感，更给人以知己的直觉。

在帮派林立，党同伐异，翻云覆雨，尔虞我诈的国民党政坛上，张治中可以说与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比较正常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没有结下什么深仇大恨。借用小说家言，那就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了。诸如，张固为蒋的亲信将领之一，但与蒋的宿敌白崇禧的关系尚好；张与何应钦关系甚深，但与何的对头陈诚的关系不错；张出身于黄埔阵营，但与黄埔系的冤家CC系也能相处（主持湘政时，曾引CC系大将潘公展为省政府秘书长）等等。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张与陈诚的关系就是一个证明。

从历史渊源上来说，陈诚与张治中颇多相似之处。陈早年经历坎坷，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后先后在粤军、浙军中客串，颇不得意。这些方面，都与张治中相似。1924年，陈诚进入黄埔军校，被任命为上尉特别官佐，这是候补的意思，表示等有了实职再派差！后来的所谓实职，也就是一个少校炮兵教官而已。可见这个时候的陈诚并不得意，比之张治中一入军校，就被授予上校军阶，身兼8大要职，差老鼻子了。由于地位悬殊使然，所以张治中说：“虽在‘黄埔’同事，并没有什么交谊。”不过，他们很快都成为蒋校长的亲信将领，这一点相类；并且，黄埔的这一段经历，都成为他们打天下的本钱。

北伐以后，张治中10年执教，陈诚10年“剿共”，张、陈时分时合。张治中的原则是：只“讨逆”，不“剿共”；陈诚的原则是：既“剿共”，也“讨逆”。江西“剿共”时期，陈诚始终是蒋手下的主力打手。于是，陈诚的军职很快赶了上来，并成为蒋手下著名的“八大金刚”之一，与张治中并驾齐驱了。此后，陈利用与蒋的浙籍同乡之谊，并与第一夫人的干女儿谭祥结秦晋之好，从此奠定了作为蒋氏第一腹心的地位，并在“八大金刚”等一班将领中脱颖而出，当张治中还在中央军校埋头苦干时，陈诚已经是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成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蒋介石的副手，初露“领袖”相了。1936年9月，陈诚与张治中一起，被授予上将衔，但陈诚随后即出任军政部常务次长，比之张治中秘密兼任的京沪国防区司令长官一职，地位显赫多了。不过，从总体上说，10年内战期间，陈诚经常领军在外，张治中主持军校教育在内，两个人颇少交往。大概交情不深，矛盾也不多。张、陈之间出现裂痕，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八一三”淞沪大战期间，张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陈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两个人不但都在第一线指挥抗战，而且张负责指挥右翼，陈负责指挥左翼，双方在战役指挥上正负有相互配合、密切协同的重大责任。但是，由于蒋在变更第18军的战斗序列时，未及时通知张治中，不免在张、陈之间引起一场误会。《张治中回忆录》中写道：“我几天几夜未曾睡觉，奔驰战地，亲授机宜，使左翼的危机得到解救，而人家却冷眼旁观，还认为我多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真难令人索解了。”说的正是他与陈诚之间的隔阂与龃龉。在后来的辞职电中，张治中更有“或将第9与第15两集团军合并，由辞修兄统一指挥，均甚适当”等句，这固然是一个大度的建议，但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个负气。

矛盾在进一步加深。张治中主湘时期，陈诚在长长的一串兼职中，有一个兼职便是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沙原属第九战区的作战区域，从指挥关系上来说，湖南省政府在拟定“焚城准备纲要”后，事先应有呈送或通知战区司令长官的必要。结果，火烧长沙，正在长沙的陈诚，不但也被蒙在鼓里，闹了个落荒而逃；而且也被时论指斥为长沙大火的幕后祸首之一。据张治中说，因张没有把蒋的电令及时转告陈诚，陈为此与张大吵了一场。为了这一件事，蒋14日到长沙，特地召集张治中与陈诚谈话，进行调解，可见，这个时候张、陈之间的隔阂，已经闹得很深了。此后，蒋迭次追究长沙大火的责任，对陈诚的结论是：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但事发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情有可原，免予追究。其实，这里的“免予追究”，正与刑事判决中的“免予起诉”一样，是一个不予追究的“追究”。不久，陈诚即被免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正是“免予追究”的一个余波。

长沙大火之后，张、陈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是当时许多人都知道的。《张治中回忆录》中写道：“‘八一三’那次战役，外面有一种流言，说我和他有什么意见，同时说他对我有什么隔阂；又有人说，他在大本营里，对我作战方面，有不利的指摘和批评。但我对于这些流言，始终不存芥蒂。”存不存芥蒂，是一回事；相信不相信这些流言，是另一回事。表白自己“不存芥蒂”，正说明这些“意见”和“隔阂”，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张治中接着又写道：“我到湖南去了以后，尤其是长沙大火，他不大了解我，那时他正住在长沙，以为我瞒了他，曾打电报给蒋，表示消极。”可见，双方的成见，已到了完全不能沟通的程度。

张治中进入侍从室以后，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代蒋与外面的将领广泛接触，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中间接触最多的，正是蒋的第一爱将陈诚。陈诚在蒋氏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张治中当然是清楚的；并且，张也清楚，自己如果要在蒋手下站稳脚跟，陈诚这个人是得罪不起的。因此，与陈诚的关系，实在有改善的必要。何况，在张治中认为，他和陈诚之间的意见和隔阂，纯粹是一个误会，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

不过，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陈诚与张治中一样，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独树一帜的人物。避开政治观点不谈，仅就个人品格而言，陈诚性格刚直，高傲冷峻，有见识，敢担当，办事雷厉风行，廉洁踏实肯干，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习气等，算得上是黄埔阵营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从性情和气质来说，陈诚与张治中正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但是，陈诚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对国民党集团中的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策略。陈诚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讥讽白崇禧是玩“小聪明”，痛斥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是“祸国殃民”，挖苦胡宗南只是靠“机缘时会”而得意，鄙视戴笠的特工技术只不过是一些“鼠窃狗偷”的手段等等。由于陈诚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树敌太多，因而经常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围击。陈诚曾对张治中说：“弟自问一无所长，惟于主义与领袖，窃慕古人所谓忠义耿耿、公诚自矢之义，不避嫌疑，不计毁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开罪各方，负咎多矣！”这又是与张治中所截然不同的地方。

以一贯执两用中、持论公正的张治中而言，对陈诚当然有自己的评价，这就是：“肯负责，有担当，苦干，硬干，对领袖，对国家，贡献甚大！凡无成见之人，无不表示同情。不过求治太切，不免操之过激；负责太重，往往超过其力量。……以至20年来瞻前顾后，劳瘁特甚，身体与名望皆蒙受影响。”应当说，张治中的这个评价中肯切实，表明了他对陈诚的理解和推许。张治中并认为：以陈诚的才干、个性及苦干精神，当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张治中进入侍从室以后，屡次向蒋进言，主张陈诚仍回中枢担负重要任务。

当时，陈诚一身兼有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只是，陈诚名义上集六大要职于一身，实际上在中枢方面的大权，已交卸一空。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已交由副部长张厉生主持；三青团书记长一职，已交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代；中训团教育长一职，亦由副教育长王东原代理；甚至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也已改由民政厅长严重代行；陈诚的专职，只剩下一个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本人亦长住第六战区所在地湖北恩施县办公。

陈诚当时的处境，正是政治上的一个低潮时期。而就在这个时候，张治中能够不计个人恩怨，在最高当局面前对其大力推许举荐，陈诚对张的那种知己之感，是可以想见的。据此，陈诚不但很快以书信方式，向张治中表示感谢：“关于个人行止，屡蒙关注逾恒，推许之厚，尤为铭感！”而且亲到重庆，向张治中当面表示推重：“我认为你是无私心，无野心的。”以常情推测，陈诚的个性一贯高傲冷峻，他说这个话，当然不会为了故意恭维张治中。从此，张、陈之间的误会是消除了，隔阂亦弥合了，只剩下迅速增长的友谊。张治中说：“几次战役，他在前方，我在陪都，我们常常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打到70分钟，拿电话筒的手都酸了。”

一般人都看得出，此时的张、陈之间，不但有着工作上相互配合的关系，更有着政治上相互奥援的勾结。其实，在政坛上，任何个人关系，其实也就是政治关系的某种铺垫。而张、陈之间的这种政治关系，不但进一步巩固了陈诚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张治中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张治中能够放言极谏，而不受任何猜忌，正是受到这种关系保护的结果。事实上，陈诚曾经主动写信嘱张治中要“时时为整个全局着想，向委座及总长多所建议”。张治中亦表示“阅之深受感动，自愿接受。回忆昔年在渝，吾兄曾以‘无私心，无野心’见许，现仍当本此立场与信念，恢宏气度，辅弼领袖，凡遇重大问题，无不本其区区之真知灼见，不辞罪怨，坦直进言。盖所以报领袖报国家者在此，而报知己之期望者亦在此。”

可见，张治中的放言极谏，正是陈诚期望与推动的结果。张治中曾经给陈诚写信说：“今日中央倘多有如兄之坦直、坚强，及实干硬干之精神，相与协力同心，勇往迈进，深信对领袖之贡献，必将更多且巨。弟过去曾多次向领袖推重吾兄，欲请仍回中枢赞襄大计者，似有真切之理由在也。”字里行间都看得出来，张、陈之间的这种相互推许与奥援，已经超出一般同僚或同志关系的范畴，颇有些拉帮结派的意味了。正是这种不寻常的政治关系，成为张治中日后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及三青团书记长的张本，亦成为陈诚不久重新打回中枢的一个伏笔。

个性相似，气质相近，私谊颇深，以及坚持抗战爱国的立场相同，力主党内改革的观点相通等等，这是张治中与陈诚一致的地方；但在对共政策方面，张、陈之间却始终无法沟通。张力主联共，陈力主反共，张、陈终未能走到一起。张治中自称：“这是不能不引为遗憾的。”

三个独树一帜的大人物

自进入侍从室以后，张治中自称结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陈诚，一个就是蒋介石的亲信文人陈布雷。与陈诚一样，张治中过去与陈布雷也只是一般认识，并没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张治中与陈布雷也谈不上有什么矛盾，这一点又是与陈诚不一样的。张治中职掌侍一处，主管军事；陈布雷职掌侍二处，主管党政，张、陈算得上是军政两“首辅”了。从此，张、陈之间不但开始了频繁密切的接触，而且建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张治中称：“我在侍从室期间，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大家都能合作，就中最好的一位朋友，便是陈布雷。”这的确不是一句虚言。

应当说，陈布雷也是当时国民党政坛上独树一帜的人物，以陈诚推许张治中“无私心，无野心”的那句话，来评价陈布雷，也是再恰当不过了。大概这正是陈布雷与张治中能够相通的地方。陈布雷崇尚“与人无争，与世无忤”的处世哲学，但由于性格孤僻，多愁善感，尤与政坛上那些蝇营狗苟、驱去复还者格格不入，颇不易与外界沟通。但是，自与张治中共事后，陈了解到张对事负责、对上忠诚、对人真挚等个性，大为激赏，因而相处极为融洽，以至有“兄之待我，真不啻家人骨肉。人海茫茫，知己难得！弟僻陋成性，方自咎过去处世处人，一无是处，而兄乃过爱如此，心非木石，能无感泣乎”等语。

由于气质相宜，个性相近的原因，加之张、陈之间均无私心与野心的冲突，故终八年抗战期间，陈布雷曾先后与7任侍一处主任相处，而独与张治中的合作，是最为愉快的一段时期。陈布雷后来的自杀，有人说他是“尸谏”，张治中对此表示疑问，认为“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上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他自杀，或是由于他见闻所及，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和时代大风暴的刺激，痛苦到不得不用死来求解脱。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也是大可惋惜的行为。”

总体上看，张治中、陈诚、陈布雷，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坛上的杰出人才，也都是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负有大责任的人。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张治中任政治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陈诚任军政部长，陈布雷任侍二处主任，就政治方面而言，实际的权力，几乎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是张治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也是最受蒋氏宠信的一个时期。

侍从室时期的生活，前后仅为一年半时间，不惟很长；但是，他是张治中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事实上，正是在这一阶段，张治中不但与蒋建立起了两无猜忌的君臣关系，而且与蒋的爱将陈诚、文胆陈布雷等政治上的里层人物，建立起一种相互奥援的朋党关系。这就为张治中在抗战中期以后，进入一个政治上的活跃期，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张治中本人在谈到这个时期的生活时，也流露出一种相当满意的心绪，说：“在侍从室，本来不是个容易处的环境，特别是在抗战紧张的时期来掌管军事机要，但是在我的任内，大家常拿一种过当的语句，来形容全体爱戴的情绪。我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没有别的，就因我对一般同志很公正，肯负责任，对于工作指导也还相当地周到、正确。”

这是一个相当自负的情绪，又未尝不是一种恰当的自我评价。不过，要说到在侍从室时期，张治中的一切，都是顺风顺水，风平浪静，那就大错了。事实上，侍从室是一个步步凶险的地方，稍一不慎，就有可能犯下大罪，张治中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

进入侍从室之前，蒋已决定对其内部机构作一次局部调整，即通过增设侍从室情报组，合并整理中、军统情报，以提高情报利用效率。本来，国民党的两大情报系统，中统隶属中央党部，军统隶属军委会。因此，在传递渠道上，军统的情报归侍一处第二组处理，中统的情报归侍二处第四组处理。双方通过各自的管道，呈蒋核阅。本来，这是沿袭了战前的传统。但是，特务工作也是一个专项，有着它的特殊业务要求。由缺乏情报眼光的人来处理情报业务，不啻是外行指挥内行。就侍从室的参谋、秘书人员而言，往往既缺乏对重大情报进行研判的鉴别能力，也缺乏对重大情报及时作出判断的胆略。结果，就处理情报而言，侍从室就是传达室，一切都是照收照转，送蒋先生“圣裁”。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中、军统分别升格，都成了赫赫有名的局级机关（相当于部）。经费增加，机构裂变，人员膨胀，情报亦增多，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兴旺局面。对于蒋先生来说，特务情报越来越多，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凡事有利亦有弊。情报多了是好事，情报多了，仍靠蒋氏“圣裁”，便不是好事。再说，蒋为一国之尊，又正值抗战时期，一身系天下安危，万机在手，全局在胸，那里能专为特务当“下手”，成了一架日夜运转的“情报处理机器”呢？

1939年1月14日，蒋给侍从室下了一个很长的手令：每天军事、政治公文，各限10件呈阅；情报择其重要者，每日不能过10条。普通公文，由各主任径自处理。蒋同时指示：参谋人员应研究逻辑学。并要陈布雷物色一逻辑学教授，到侍从室讲课，蒋也来参加旁听。蒋的意思是：军事公文10件，政治公文10件，情报公文10条。但是，仅仅做到少，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少而精。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研究逻辑学。

这是一个不满，也是一个信号，说明这样的工作程序，不能起到赞襄领袖的作用。果然，10天后，改革的办法下达了。原来通过一、二处分别处理的情报，着合并处理。办法就是：在侍从室专设一组（侍二处第六组），统一处理情报业务，隶属两个主任领导。

事情是定下来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推荐情报组长人选一事。经过一处主任贺耀组、二处主任陈布雷共同商量，拟以侍二组参谋唐纵、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侍五组秘书萧赞育等3人，作为组长候选名单，呈蒋圈定。这是发生在2月8日的事情。

唐纵为黄埔六期生，曾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驻德使馆副武官等职，一年前进入侍二组，任上校情报参谋，主管军事情报业务；王芃生为留日学生，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创始人，被誉为“现代中国对日情报研究的先驱”；萧赞育为黄埔一期生，复兴社骨干分子，曾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主任，长期从事黄埔学生工作。3个人中，以唐的特工专业水平最高，但军统背景太深；以王的情报分析、综合及整理能力最强，但中、军统的关系太浅；以萧的各方面关系最多，但情报业务水平较弱。

情报组组长的预选名单呈核上去了，但陈布雷忽然听说贺耀组即将离去，新任主任张治中即将走马上任。贺耀组将走而未走，张治中将来而未来，陈布雷看准了这是一个机会，单独上了一个签呈，力荐由萧赞育出任情报组长。萧是侍五组秘书，陈布雷的亲信干部。为了夺得对情报组的控制权，陈布雷不得不赤膊上阵，为萧氏力争。一切的一切，都顾不得了。

然而，陈布雷忘记了，蒋历来视特务如命根子。在这个问题上，蒋不但有自己的判断，而且从不肯受部属牵制。因此，陈布雷单独袖呈情报组长人选，无疑触及蒋的大忌。于是，蒋将贺、陈共同举荐的名单丢开，也将陈布雷袖呈的名单抛到一边，而是指定由侍二组组长於平远遥兼，由唐纵负实际责任。

蒋的目的，或许是为了不让陈的诡计得逞，或许是还没有考虑好适当的人选，或许是为唐纵接掌情报组作一个铺垫。总之，对于陈布雷而言，这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安排。这是张治中入主侍一处前夕，侍从室内部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张主任想保人”

本来，这件事与张治中没有多大关系。情报组已经设立了，组长一职，既由於平远兼任，一时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张治中到任不久，军委会决定设立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唐纵因未能升任组长，颇有见异思迁之意，有意谋得补充兵训练处处长职。唐就此商之于於平远，於报告张治中，张表示同意，於为此拟文呈蒋。

但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唐纵主动请求外放，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因此，张治中同意放人，唐纵不但不表示感谢，反而给他一个痛快的讥讽，说：“我知道张主任会同意的，因为第六组，张主任想保人，我如果走了，给他一个方便。”可见，唐纵的想走，只是一个不能升官的怨恨，也许还是一个测验上司态度的试探。然而，他没有料到，张治中并不在乎他的去留。这不能不给唐纵一个强烈的刺激，也不能不给唐纵一个辛酸失落的感受。

不过，事情已经是看得十分清楚了，对于情报组长一职，各方都看得很紧，争夺已经相当激烈。陈布雷帮萧赞育在争，贺耀组帮於平远在争，蒋介石帮唐纵在争。现在，张治中进来了，他的夹袋也有人，唐纵走了，正“给他一个方便”。但是，唐纵外放，并不符合军统方面的意图，军统头子戴笠做唐的工作，期望他仍然留在侍从室，力争情报组长一职。不过，唐纵对此缺乏足够的信心，认为侍从室的情形相当复杂；况且，“张主任自己有人，他决不愿意放弃。”

唐纵不是不想当，实在是担心当不上。而且，现在的主要威胁，是张治中也加入了争夺。事实上，唐纵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初期的形势，确是有利于张治中，而不利于唐纵，戴笠的努力没有成功。5月10日晚上，唐纵外调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兹任唐纵为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支少将薪，此令。委员长蒋中正。”大局定下来了。唐纵准备卷铺盖走路，戴笠切切实实地领受了一次失败的痛苦。现在，情报组长一职，就等着张治中另选贤能了。张治中毫不客气，一下子举荐了4人：徐培根、萧赞育、吴石、滕杰。张将军的夹袋里，真是人才济济。

在推荐名单中，徐培根排名第一，可见他是张将军的首推人选。这位徐先生究竟是哪路神仙？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徐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但在事实上，徐并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徐的著名，是在国民党沦亡台湾之后。而徐与张治中之间，更有一层不同寻常的关系。早在保定入伍生时期，两个人就是同期同班同宿舍的“三同”人物。后来，徐成为陆军大学第六期及德国参谋大学高才生，曾到张的手下，出任中央军校军官教育总队总队长、第5军参谋处长等职。“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先后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航空署长、空军事务处处长、兵工署机械司司长等职。自然，徐培根不是一个庸才，50年代在台湾，曾两度任“国防大学”校长，陆军二级上将，并著有《太公六韬》、《孙子兵法注译》等书，俨然一个军事家了。不过，如果仅就抗战初期的徐培根而言，纯粹的一个军事机关的事务官罢了，懂得什么特务呢？张治中把他拉出来做情报组长，除了有培植班底的需要外，还能有其他什么作用呢？

在推荐名单中，萧赞育排名第二。看得出，这是与陈布雷妥协之后的产物。陈布雷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把萧赞育推出来，足见陈布雷对情报组长一职志在必得的决心。虽然，这一轮的情报组长争夺战，主要在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展开，但陈布雷并没有袖手旁观。静观待变，渔翁得利，正是陈布雷的手段。

在推荐名单中，吴石排名第三。吴也是保定生，而且是张治中的同期同学，曾留学日本炮兵专门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后，先后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陆军大学教官、军委会桂林行营参谋处长、参谋长等职。吴将军固然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幕僚，但是，对特工一行，不免是隔行如隔山。张将军也把他推了出来，竞争情报组长一职，显然有饥不择食的味道。

在推荐名单中，滕杰排名末座。滕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而张治中曾任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可见张、滕之间有着一层很直接的师生关系。滕曾经赴日本留学政治经济，先后出任复兴社书记、中央军校政训处处长、湖南省政府参议兼军管区参谋长、军委会战干第一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与张治中亦有着很深的关系。滕能进入中央军校及湖南省政府任职，都离不开张的援引。可见，滕也是张夹袋中人。

不难看出，这样一个4人推荐名单，是大有问题的，连徐培根、吴石这等既非黄埔出身，又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的外行人物，都被张治中保荐上来，真是胡闹！一个情报组组长，为什么从陈布雷到张治中，都这样地热心推荐人才呢？最高当局突然开始警惕了，也许还有戴笠的提醒吧！蒋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理了，提笔就在张的4人推荐名单上批示：“唐纵不必外调，由唐纵担任可也。”这一天是4月12日。4月10日，刚刚委任唐纵为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仅仅两天时间，就宣告改判，这真是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强烈反弹，也是一个没有任何犹豫的断然举措。

对于张治中来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失败，也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警告。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经过这样一个事件的打击，张一下子就惊醒了，也很快领悟了：特务活动是蒋先生圈定的禁区，是决不允许他人染指的一个特殊领域。自己的举动，不免太毫无顾忌了，引起了蒋的猜忌，正是一个必然。不过，好在张治中是新入侍从室，一切的过错，都还来得及补救。这也正可以看出，张治中是蒋的亲信将领，但在充当近侍之臣的过程中，也还有一个政治上逐步成熟的过程。侍从室确是一个熔炉，既可以锻炼近侍之臣的应变能力，亦可以培养政坛客人的阿君之道。

一场争夺侍从室情报组长的秘密角斗，在蒋先生雷霆万钧的一击下，倾刻间烟消云散了。但是，围绕这场秘密争夺，充分说明了特务活动在国民党统治链条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专制君主，不但大权独揽，而且小权也不分散。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果，不仅小权不可能件件亲理，就是大权也不可能事事亲揽。于是，积重之后，再来一次矫枉，规定军事、政治、情报等方面的公文，每天各限10件、10条呈阅，普通公文由各主任径自处理。于是，独裁政治的结果，往往成了幕僚政治。所谓的大权独揽，事实上成了与幕僚共揽。

然而，大权集中到了幕僚手上，不免使独裁者与各职能机构之间失去了应有的联系，失去了从正常渠道直接了解事情真相的可能性。于是，一切的耳目，都只好寄托在特务身上；当然，一切政治上的波澜，都可以从特务那儿找到根据。即以情报而言，规定每日呈送的范围，不能超过10条。10条以外怎么办？当然只有交给情报组长径自处理。在这种异常的政治环境下，情报组长的判断，不但就是特务的判断，往往也就成了领袖的判断。因此，就各派政治力量而言，谁掌握了对情报组长的控制权，也就是掌握了对特务的控制权，自然也就是掌握了对政治的控制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就是对自身政治生命的牢牢把握。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也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贺耀组懂得这个道理，陈布雷懂得这个道理，张治中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侍从室内部，终于发生了一次关于情报组长人选的深刻危机。

从这场情报组长的争夺战中，我们看到了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政治黑幕，也看到了人类性格中许多更为原始、更为本质的东西。即以张治中、陈布雷等人来说，素来都是淡泊名利，鄙视权力之争的，甚至被称为“无私心，无野心”的典范。但是，一旦涉及到权力的核心部分，也都不惜赤膊上阵，企图火中取栗。可见，对于政坛上的权臣，以及那些在政治上负过大责任的人，说到“淡泊权力”几个字，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恐怕事情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候，他们口头上高唱淡泊权势，甚至表示要退隐江湖，悠游林下，去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其实，这不是对政治的一种厌倦，而正是对政治的一种热衷。只是，热衷而不可得，不得不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沽名钓誉罢了。事实上，一个人没有野心，没有权欲，不想搞政治，总是有办法可以置身局外的。老实说，陈布雷不是这样的人，张治中也不是这样的人。也许，比较于一般低档次的政客而言，他们的抱负比较地远大，心地比较地光明，手段也比较地正大一些罢了。

在争夺情报组长的角逐中，张治中惨败了，但败在蒋先生手里，这并不是一个遗憾，而是一个必然，谁是最高当局的对手呢？何况，失败固然是一个失败，但张治中并不自暴自弃，他有的是办法。唐纵是蒋的口袋里的人，或许也是戴笠口袋里的人，这是不错的。不过，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也是不断变化的，一切都在于时势，也在于条件。一切都可以因势利导，顺势而行么！

张治中开始改变策略了。一改过去的争夺为现在的笼络与亲近。在许多公开场合，张主任公开表彰情报组的工作。1939年6月下旬，张治中对唐纵说，要将中国军队在中条山作战的情况报告委座。唐纵迅速进行布置，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写出一份关于中条山战况的综合报告，并标出一份形势图。6月24日晨，唐将报告与形势图呈送张治中不久，蒋即打电话到侍从室，索要中条山方面的有关情况。张治中立将情报组准备的报告及形势图呈上。蒋感到侍一处的工作适机，有预见性，当即给予表扬。张治中在侍从室会报时，对情报组的工作，亦大大地表扬了一番。

除了加深公谊之外，不是还可以发展私谊么！这一年的12月29日，距新年只剩下两天了，唐纵听说蒋氏即将赴成都办公，即往张治中公馆，请示情报组是否要派人随行。张称：不必派人随行。唐即辞行，走到门口，张治中派人送来一封信。唐拆后一看，原来里面是500元钱，并附有一信：“新岁将至，无以为赠，特致区区，聊表微意，乃建（唐纵字）吾弟，治中手启。”唐纵联想到：“张主任曾公开对人表示第六组工作甚佳，此或即为好意之表示乎？甚慰亦甚感！”

公开的表彰之后，又加私下的馈赠，唐纵感激之余，不免也有了投桃报李的想法。翌年5月间，情报组需增加1名工作人员。唐即往见张，表示可否将毛北屏调情报组工作。在唐，这当然是一个亲近的表示；但是，“张主任以毛系安徽人，避嫌未同意。”进入侍从室之初，张曾为争夺情报组组长一职，一下子保荐了4员大将；但一年后，竟连一个安徽籍的同乡，都不敢向情报组引进；可见，一年前的那次情报组组长争夺战，在张治中的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张、唐之间的关系也在一天天加深。1940年夏间，传来了唐纵将再次外放的消息，张治中已经多少有点舍不得了。7月间，原军委会战干团教育长桂永清调任驻德国使馆武官。桂氏是策划“綦江事件”的主犯，以迫害青年学生著名，是一个双手沾满学生鲜血的法西斯刽子手。但是，这家伙在国内被免官后，居然可以跑到国外任职，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异地做官”了。

然而，桂永清奉派新职后，颇不乐于行。这道理是不难想通的，当时，桂已爬到中将军长的高位，只要继续留在国内，熬它一两年，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想来是不难到手的。可是，一旦外放到驻外使馆，地位虽然风光，然就官职而言，不免是一个冷灶，升迁是无望了。因此，桂氏迟迟不肯动身。作为侍从室情报主管，唐纵对驻外使馆武官的工作，负有情报指导责任。据此，唐纵往访桂永清，剖析大势，晓以大义，促其成行。谈话中，唐乃将中德邦交之转机，……缅甸之封锁问题，日德之分裂问题，德苏之猜忌问题，以及德国对远东之欲望，……加以分析，并劝其早日起程，抓住机会，即大有可为。“如果让日本再度与德国亲善成功，则坐失机会，大为可惜。”

这个场面，让桂永清很有点尴尬，也很有点怨恨。就资历而言，桂出身黄埔一期，唐出身黄埔六期。在唐的面前，桂称得上是“老英雄”；就所负责任而言，唐是蒋的情报主管，桂仅仅是一个驻外使馆武官，唐是桂的上级领导。因此，面对后生小子唐纵的这一番“革命高调”，桂尽管反感，但不得不“亦以为然”。只是，桂毕竟不是一块嫩豆腐，一个转身，心生一计：你唐纵不是曾任驻德使馆助理武官吗！驻德使馆武官既然如此重要，索性就邀你同行，“陪绑”一次吧。出了侍从室，桂当即谒蒋，保荐唐出任驻德使馆副武官。桂的请求，当场得蒋首肯。

桂永清这一手，不但恶毒至极，而且大出唐的意料。虽然，由近侍之臣外放驻外使馆，可以支领双薪，这当然是改善物质生活的一个机会；但是，“建功立业，则非国内努力不行。”唐与桂的想法，可见是“英雄所见略同”了。况且，唐很清楚：“桂武官保我为驻德副武官，其意原不诚，我自知之。我何必去，且亦不必，决请於组长为我签注我在抗战期间决不愿出国。”与此同时，唐找到张治中，报告奉派赴德近事，并表示不愿出国。张治中听了，当即表态：愿向委座报告，将唐继续留在侍从室服务。唐辞别张不久，张即着人送来一信，内附他与陈布雷商定的签呈稿，内称：唐组长任第六组工作，颇称得力，现当时局紧张之秋，整理情报，不便剧易生手，请另圈一人。张、陈两主任都出面挽留，唐纵赴德一事只得作罢。从一年多前的赶唐走路，到现在的对唐挽留，这真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张、唐关系的改善，无疑地巩固了张治中在中枢政坛的地位，也为蒋介石进一步重用张治中，从特工情报方面提供了重要条件。

八、三青团书记长

“我已经决定要张主任继任”

1940年8月，在那个火炉一般炎热的夏季里，重庆高层人事中的又一个变局出现了。陈诚兼任的三青团书记长与军委会政治部长两大要职均被免去，而继任者就是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张治中的职位仍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代。

8月24日下午，侍从室会议，张、贺两主任交接。当晚，新旧主任欢宴。至此，张治中正式离开供职18个月之久的内廷，开始走上国民党政治的前台，成为团务、政训“一肩挑”的权要人物。如果说在侍从室时期，张治中还只是一个习惯于在幕后放言极谏、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那么到了三青团及政治部时期，张治中无疑已成为活跃在国民党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这一年，张治中正好50岁。“五十而知天命”。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50岁是一个从成熟走向智慧的分水岭，也是一个“老成”的代名词。由一个老成人物来办青年团，让他重新回到春光四射的时代，让人看起来，这真是一个滑稽的事情。其实，这幕滑稽剧已经上演多年了。

三青团的全称叫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年前在武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大会决定由蒋总裁兼任青年团团长，由汪副总裁兼任青年团评议长。这一年，蒋团长52岁，汪评议长56岁。青年团真是幸运，“请”来了一对老成的领袖人物。不久，蒋团长即指定由陈诚、朱家骅、陈立夫、贺衷寒、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谭平山、谷正纲等9人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并指定陈诚为书记长。9位“干事”中，年龄最大的53岁了，最小的亦已37岁，平均年龄为43岁。而团章最初规定：团员年龄不超过38岁。可见，除谷“干事”可以称之为“大龄青年”外，其余的“干事”都不年轻了。不过，不要紧，团章规定各级干部和特许入团者，不受这一年龄的限制。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批老成人物着想。

然而，这一次中央领导班子的变动，不但书记长由43岁的陈诚换成50岁的张治中，9名中央“干事”的平均年龄，由此而又“长”了几岁；而且团员的法定年龄，亦已从当初的18岁到38岁，修改成16岁到25岁。一退一进之间，老成的上层更加老成了，年轻的下层更加年轻了。真让人困惑不解！况且，新任书记长张治中既不是35人的中央干事会成员，也不是35人的中央监察会成员，甚至连候补干事或候补监察都不是。三青团的中央领导班子，有94人之多。有那么多的“青年领袖”不用，却让一个与三青团没有半点关系的老成人物接办三青团，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困惑！

不过，用不着惊愕，也用不着迷惘；一切的一切，都是国民党高层权力斗争的需要，也都是张治中的个性与风格，适应了这场权力斗争需要的结果。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蒋团长要张书记长来帮他控制三青团，当然是认为张治中的个性与作风，比较于陈诚而言，更适合于做三青团的工作；或许，使用张书记长，有比使用陈书记长更加放心的地方。

事实上，张治中能够取陈诚而代之，正是在控制三青团的权力方面，蒋、陈之间出现了裂痕和矛盾，在思想教育无法化解矛盾的情况下，蒋不得不采取组织措施，来消除威胁。本来，蒋之创立三青团，其初衷，就是为了融合并抑制CC系、复兴社、改组派等党内派系势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因此，三青团成立之后，无论是陈果夫、陈立夫、张群、熊式辉等“拉帮”的元老，还是朱家骅、张厉生、贺衷寒、谷正纲等“结派”的新秀，都未能抢到中央书记长一职，而是出人意料地被陈诚夺走了。

谁都看得出来，陈诚之能出任这一要职，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主持党、团工作的行家里手，也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清闲，无所事事；其实，陈诚只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且一身兼有军委会政治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第9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在军政两方面都负有大责任，无疑是一个大忙人。以此观之，陈诚之出任三青团书记长，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对蒋的绝对忠诚，亦即所谓蒋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总以为“圣君”与“忠臣”之间的关系，有如一只无缝的蛋，或谓之铁板一块吧，谁会相信他们之间会有权力之争，也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呢？其实，这只是一般人对政治的无知与愚昧。即以蒋、陈来说，在民国政坛上，关系之深，真不愧是一对黄金“拍档”。但是，黄金就不会溶化么？何况，我们不要忘记，陈诚是国民党内的第一流人才。一流的人才，当然有一流人才的个性和气魄，也就有一流人才的作风和布置。固然，陈对蒋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忠诚与个性及作风并不矛盾，忠诚也并不代表需要放弃自己的观念，也并不一定表示自己的盲从，这大概就是蒋、陈之间产生裂痕的根源。

不过，一切的矛盾，都有着它的前因后果。从30年代中期开始，陈在蒋的提携下，俨然成为政坛上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抗战初期，陈的地位更是不断窜升，由军务而政训（兼军委会政治部长），由政训而政务（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由政务而团务（兼三青团书记长），成为一位脚跨党政军各界的重量级政治权要。无论是蒋的信任之专，也无论是陈的责任之重，在国民党内不作第二人想。复兴社大太保、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康泽更是直言：陈诚“对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重要事务，无不参与，无不过问，作威作福，俨然以‘九千岁’自居”。

权力太大了，不免有震主之威；地位上升太快了，不免有失重之感；抱负太多了，不免易于出现躁动。总之，凭着蒋的信任，也凭着陈的一流才具，以及他那有恨必嫉、有仇必报的气度，陈诚与蒋一样，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以至陈在把持三青团团务之后，尤其是在重大人事安排方面，往往不待蒋团长裁决，便搞出了自己的一套，大肆培植自己的亲信班底。

陈的这种大刀阔斧、独断专行的作风，当然会引起其他政治势力的不安。第一个表示不安的，当然就是“青年领袖”蒋团长了；第二个表示不安的，就是复兴社的代表人物、三青团组织处代处长康泽。青年团是蒋先生的青年团，而不是陈将军的青年团，这一点陈诚必须拎得清。而康泽等复兴社分子亦认为：青年团是蒋领导下的青年分子的青年团，而不是老成人物陈诚的三青团。事实上，早在1938年8月，亦即三青团正式挂牌之后仅一个多月，陈诚就受到了来自蒋团长和康代处长两方面的夹击。蒋突然下了一道手令，以陈诚兼有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职为由，要求陈书记长专心于前线的作战指挥，而将主持三青团日常团务的工作，交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代理。蒋团长的“拦腰一刀”，一下子就打破了陈诚对三青团团务的垄断，使陈书记长不能再为所欲为了。这是蒋、康与陈诚之间，围绕三青团权力控制而进行的第一次较量。

但是，权力斗争正未有穷期。1940年7月，在三青团成立两周年之际，陈向蒋提交了一份改组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会的新名单。看到这个名单，蒋二话不说，拿起红蓝铅笔，就来了个勾勾划划，增增减减。在添加的新人中，颇引人注目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女干事张蔼贞，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总干事；一个是男干事黄仁霖，励志社总干事。两个人都是美国留学生，也都是“后党”领袖宋美龄那条线上的人。而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两个人都是基督教徒。

其实，在蒋团长来说，中央干事会成员减少几个，增加几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权力的象征，他是绝不肯放弃的。但是，在陈书记长来说，团长既不肯垂询下问，也不作任何解释，便来一个大手术，叫下面的人怎么做工作呢？陈诚很有点看法，也很有点气愤了。对于蒋将张蔼贞、黄仁霖等基督教徒拉进中央干事会，陈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接受蒋团长核定的新名单，也不再到中央团部办公，致使中央干事会及中央团部各处室的团务会议均不能按期举行。事情复杂了。双方僵持到第二周时，组织处康代处长往见陈诚，想弄明白陈的真意所在。但陈诚不肯向康泽坦白说明原委，只是说：“你去问一问委员长的意思究竟怎样？”

康泽与陈诚，其实是不对劲的。康、陈虽然都属于黄埔集团，但陈出身于黄埔教官，属于黄埔系上层；康出身于黄埔三期，属于黄埔系下层。从政治利益方面来说，有同有不同。忠蒋拥蒋，为黄埔系谋利益，这是相同的地方；但两个人都是有野心的，都想借蒋团长这面大旗，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这是双方不同的地方。这一次，陈要康代他去责问蒋团长，康泽当然知道陈的用心所在，意在通过反对张、黄进入中央干事会，要挟蒋将处理三青团事务的全权交给他。康处在这样的地位，哪里肯去问委员长呢？这样，又捱了一个星期，陈诚来到中央团部，发现康泽还没有去问，也就不厌其烦地再次吩咐：“你去问一问好了。”

康泽被逼不过，只得开始寻找见蒋的机会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康泽过江到南温泉夏令营，在江边码头，与正要过江到黄山官邸的蒋相遇。蒋即召康上了他的“皇家渡轮”，并问：“最近青年团的情形怎样？”在蒋，这是一个“联系群众”的机会；在康，更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机遇。康当即报告：“陈书记长已经有3个多星期没有到过中央团部来负责，一切例会均没有举行。”这当然是一发炮弹。康接着说：“我曾去看陈书记长，向他报告中央团部有许多事情，陷于停顿，他要我问委员长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没有来问。”这简直就是一阵排炮了。蒋听到这里，勃然色变，厉声说：“不要替他来问，也不要去看他，他要挟我。以后青年团的事情，你们各处直接对我负责好了。”不久，康泽再次去见蒋，蒋说：“我已经决定要张主任继任，政治部的事情也由他接替。”

从这样一个变局中，正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渔翁得利”，未尝不是蒋、陈“鹬蚌相争”的结果。同时，蒋之选择张治中，未尝不是看中了张治中的“磨合”能力，以期化解日益尖锐的党团矛盾，弥合三青团内部派系的裂痕等等；或者，“渔翁”张治中的得利，与陈诚的推许不无关系。在这段时间里，陈极力推许张是“无私心，无野心”的人。本来，蒋、陈之间的冲突，完全是一个权力的冲突。在蒋认为，这正是陈诚的野心使然；在三青团书记长继任人的问题上，蒋当然不希望走了一个野心家，再出一个野心家。很好，“无私心，无野心”的张治中，正是一个绝佳人选。

“磨合”党团矛盾

1940年9月1日，张治中正式接任三青团书记长。上任伊始，张很快了解到三青团存在的问题是：战地青年未能招致，社会服务仍欠实在，对于学生与职业青年，时有不切实情，不能与个人生活发生关系，以提高团员之兴趣；训练与组织，缺乏密切联系，干部人才不健全，不能于实际工作中训练团员；各地团部缺少迅速统一的指导，不能使全国青年对于各种实际问题发生关注与反应；未克深入青年群众中发展团员，生产界团员及女团员为数甚少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党、团关系的严重磨擦。具体地说，是CC系与黄埔系的磨擦；也是黄埔系的代表人物贺衷寒、康泽等一批复兴社大太保，与CC系代表人物陈立夫、陈果夫等一批国民党党阀的磨擦。

其实，要说党、团之间会产生磨擦，真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党与团有什么区别呢？说到三青团的一把手，正由国民党一把手兼任。团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党的领袖也就是团的领袖，他们之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谁是矛？谁又是盾？倘若说团的中央干事会及监察会，几乎囊括了国民党的所有重要人物，诸如陈诚、陈立夫、张厉生、贺衷寒等要人，是为中央干事会常务委员；王世杰、朱家骅、邵力子、陈布雷、罗家伦等要人，是为中央监察会常务监察；吴稚晖、戴季陶、孙科、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叶楚伧等要人，是为团部指导员。以这些领袖人物而论，三青团不就是国民党吗？要说国民党拆三青团的台，或是三青团拆国民党的台，谁会相信？

然而，国民党的事情，复杂也就复杂在这里；蒋之手段，厉害也就厉害在这里。这是因为，三青团的权力，既不在中央干事会，也不在中央监察会，甚至也不在中央干事会书记长，而只在于“总揽团务，决定一切”的团长手里。偏偏蒋团长办团，并不依靠这一批老成谋国的党方人物，而是依靠了一批复兴社太保出身的黄埔学生。这一批太保，在三青团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却占据了中央团部各处室负责人的要职。因此，他们要谋官，要争权夺利，要在政治上造成一股势力，不免就要挟持三青团组织，向党方展开进攻。于是，党、团矛盾滋生，党、团磨擦出现。

初期，党、团矛盾的核心，是基于党、团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展开的。在党方，当然认为青年团只是党的一个青年训练机构，不存在政治上与党平起平坐的问题。在党章的第九条中，不是有这样的规定么？“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但是，在它的后面，又拖了一个尾巴：“其办法另定之”。结果，问题就出在这儿。因所谓的“办法”，一直没有“另定”。那么，“本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如何？怎样训练青年？又怎样领导青年？都还是一个未知数。仅仅一个原则规定，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更糟糕的是，党章上虽有原则规定；但离开了党章，从蒋总裁兼团长的讲话，到一般三青团分子的认识，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蒋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训示：“不问其为何党、何派，苟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着想者”，亦必“相率而集合于本团旗帜之下”。可见，在蒋的心目中，三青团并不仅仅是一个训练青年的团体，而是由那些“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各党、各派相率集合的政治组织；蒋并闪烁其词地说：“青年团必须接受党的指导”，“但要知道‘指导’与‘指挥’不同，‘指挥’有上下统属的关系，‘指导’完全是引导辅助的意思。故不仅党员可以指导团员，团员也可以指导党员，并且党员与团员都可以尽忠竭智辅助领袖。”想想看，自然党、团关系，只是一个相互指导的关系，当然不存在谁领导谁，或存在“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关系。

按“相互指导论”来规范党团关系，以复兴社太保康泽等人为首的一班三青团高干，当然不肯雌伏于党方的CC系了，而是俨然以“新党”面目自居。康泽曾经直言不讳地责问CC系：“如果青年团员是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干脆就叫预备党员好了，何必还要成立这样庞大的机构——中央团部来领导呢？”许多三青团分子更是兴高采烈地表示：“国民党老了，腐化无能了，必须加上新血液”，等等，潜台词就是：由三青团取代国民党的机会到了。

三青团分子认定这是代替国民党的一个机会，一个个也都热衷于投入对党方的磨擦和斗争，甚至发展到乐此不疲的境地，谁也不肯有丝毫的放松。这正是张治中所说：“团与党的关系越不明确，越增加了国民党内派系、人事的纠纷；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纠纷越大，团与党的关系越坏。”而在这个派系、人事越来越坏的争斗中，一个最大的矛盾焦点：是涉及三青团新成员的吸收问题。

本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曾把团员的年龄，设定在“年满18岁以上至38岁”之间，而团的各级干部和特许入团者，可以不受这一年龄的限制。于是，不但52岁的蒋总裁可以出任团长，41岁的陈诚可以出任书记长；而且中央临时干事会9名常务干事的平均年龄，已达43岁。因此，三青团的中央领导层，都算不得是青年人了。上行下效的结果，青年团不免成了青、中、老年人共有的团。如果按照这样的设想运作下去，从充满朝气的青年人，到干练负责的中老年人，都被拉进了三青团，那么留在国民党里的，岂不是都成了一批昏庸无能、步履蹒跚的老废物么？这就是CC系在三青团年龄问题上，特别敏感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此，CC系主脑陈立夫曾大加抨击：“我当时想到青年团不可变成另一个组织，而是本党的训练机构，这样子就不会发生争端，但是，蒋委员长派陈诚为青年团书记长，康泽为组织处长，康这个人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团是另外一个组织，和我的构想完全不同，他把青年团团员到了25岁留在团里，不让他自然变成党员。蒋委员长也是青年团团长，竟不顾组织条例准许康泽的签呈，到了25岁的团员不让他们变成党员，可继续留在青年团。这样一来可麻烦了，形式上竟变成了两个党，磨擦开始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党团关系的要害。25岁的老青年，本来是一个“出嫁”的年龄，可是从蒋团长到陈书记长，再到康处长，都要养“老处女”，不准他们“嫁”给国民党，如此下去，“国民党”岂不是成了一个老光棍么！

陈立夫这一骂，从陈诚、康泽，一直骂到蒋委员长，可谓横扫一切了。而且，陈立夫最不能谅解的，就是蒋委员长。陈斩钉截铁地申明：“这一点，蒋委员长是弄错了，我曾于起草条例时跟他说得很清楚，绝对不要变成两个组织。就好像一个中学，一个大学，中学毕业后升入大学；前者有新血缘，后者渐渐成为老朽，新陈代谢的作用未得到，反而变成两个互相冲突的组织。”

党、团对立的结果，自然是一个两派俱伤的结局。用张治中的话来说，这就是：两派的磨擦纠纷，抵消了组织力量，涣散了组织纪律；以至涣散了党，腐化了党，造成无纪律无力量名存实亡的党。其实，对于这一点，蒋不是不知道。1939年7月，三青团成立仅一年，蒋就在中央干事会第四次全会上大骂了：“对于社会对于革命，可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好像社会上并没有感觉本团存在的必要，等于没有这个团体一样，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蒋恨恨地骂道：原是为了“革除遗留在本党内的官僚政客的习气，才来另外成立这个青年团，一方面继续培养革命力量，同时也使党员有所观察，力求进步。要是我们再把这种坏的习气，传染到青年团来，这个青年团还要它做什么？！”三青团的表现，令蒋大失所望了。

蒋总裁及蒋团长这一骂，党方与团方都不能不有所表示。为了弥合党、团纷争，1939年11月2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规定：“党征收党员应以征收25岁以上者为原则”，“本党现有党员在25岁以下者，中央党部得酌量令其加入本团为团员（其党籍自仍保留）；团员年满25岁时，由中央团部介绍入党”。该退婚的退婚，该结婚的结婚，这是党方的姿态，也党方的努力。

党方主动求爱，团方也不能不有所回应。1940年1月1日，团方提出了一个团章修正案，将团员的年龄由18岁至38岁，缩小到16岁至25岁之间。这是一个让步，同时又拖了一个尾巴：“各级干部及其他经中央团部特许入团人员，得不受上述年龄之限制，团员年满25岁，仍得保留团籍。”团方特别声明：这一修正的意义，在于“使团员年龄与入党年龄相衔接，以使确定党与团之关系。”

一切都可以看出，团方的这一回应，只是一个虚应故事。25岁只是一个门槛，而不是分水岭。入了党的，可以从这里跨出去，也可以随时再跨进来，还可以一只脚放在门里，一只脚放在门外。这就是脚踏两条船了。况且，年龄的问题，尽管有了一个大致的规定，但在党、团隶属关系及工作重点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详细的规定，一切都不免含糊不清。党、团之间的纷争，仍然是有加无已，这就是老书记长陈诚离任之时，留给新书记长张治中的一份“政治遗产”；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也未尝不可以看成这是留给新任书记长展现其磨合能力的极好机会。

新书记长上任，给死气沉沉的三青团带来了一丝生气，也给严重对立的党团关系带来了缓和的希望。在经过与各方磋商之后，一个化解党、团积恨的方案，很快就提出来了，题目就叫做《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并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163次会议通过。办法明确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助团的发展；党团之工作，应互相配合，力避重复抵触；党不征收未满25岁者入党，团不征收年满25岁者入团。现有之团员，年龄已满25岁以上者，一律介绍入党；现有之党员，年龄未满25岁以上者，一律划入青年团，保留其党籍。党与团之各级干部，得不受上述年龄之限制。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地方党部与团部应经常举行会报，以增进党、团工作之密切联系；党员与团员，均应亲爱至诚，不得互相攻击或诋毁，否则以违反纪律严处。

比之过去的种种规定，这一次的《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不但缜密详尽，而且责任明确。为了使这些办法能够落到实处，一份《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在新任书记长的主持下，也很快制订出来了，并由国民党总裁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蒋中正郑重署名，通电各级党、团部发布，要求“全体党员团员一体恪守”。

对于磨合党团关系，张治中真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在颁布了“办法”及“细则”之后，《查察党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也同时配套制订出来了，以便从组织纪律及政绩考核方面，进一步提供保证。在这份文件里面，对于党、团的关系，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团为党系统下组训青年之部门，与党的其他部门合体同命，分工合作，同为主义而奋斗，同为革命而努力。故不特党与团之内，不许互相攻讦，不许有小组织意识之存在，党与团之间，尤绝不容有磨擦斗争之情事”；特别强调：如有违背者，须受一定处分，以彻底消灭党内磨擦，推进工作。

这真不愧是一位国际水准的“磨合专家”，上任不久，不但党、团关系办法搞定了，而且“实施细则”及“考核办法”也都纷纷出笼了。多年来闹得头大的党团关系问题，总算有一个重新整合和彻底化解的办法。张治中也许感到欣喜和得意吧！哪里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从理论上说，办法颁布之后，就已经成为调整党团关系、磨合党团裂痕的基本原则；但是，就党、团双方而言，原则只是一个原则，与实际的运用，从来都是两张皮。原因就在于，黄埔系与CC系的“无序竞争”，并非源于无章可循，而是基于不同派系集团的利益冲突，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权之争，也是一个无法调和的尖锐矛盾。曾有CC系的高级干部以愤激的语气责问张治中：“蒋先生既要我们搞这个组织，为什么又要黄埔学生搞那个组织？”这是一个“既生瑜，何生亮”的失衡心态；而且，矛头所指显然是对着最高当局的。

结果，张治中不得不坦白承认：磨合党团的努力，“事实上并没有收到多少效果”。由于党内、团内及党、团之间，大家都不讲诚意，不讲信义，只讲究权变，只崇拜手腕，张治中对此尤为痛心，并为之感叹：“你讲运用，我讲运用，你讲控制，我讲控制，非使团的组织支离破碎不止。”对于这一次的磨合行动，张治中曾以“使我感到疾首痛心”8个字作了一个失败的总结。真是期望愈大，失望愈深；付出愈多，痛苦愈久了。

也许张治中出身黄埔，在处理党团关系时，免不了有那么一点偏心眼，不能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吧！不过，张治中说得很明白：“在这两派多年纠纷中，我的态度是比较超然而稍偏于黄埔，但是对于黄埔也不是持袒护包庇的做法，在某些问题上，我对黄埔系是常给以严厉的批评的。”说到偏心，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就大局而言，并没有出格，也没有违背调整党团关系的各项原则。显然，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到CC系，张治中的脸色为之一变，口气亦为之一变。张说：“至于CC系，本来就是个自私自利、腐化党政、压制民主、阻碍进步的小集团，是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当然，事实上也没有哪一方面完全对，所以我后来就由厌恶而至于放任，认为是党内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

在两派纠纷中，张治中自称是一个“超然派”；但是，从他的口气中，不难看出，他对黄埔系是爱多于恨，而对于CC系，则完全是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张治中的所谓“超然”，其实也很有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张治中所做的“磨合”工作，终究是一个失败的结局。蒋在给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康泽等人的指示中，对此曾予以严厉斥责：“现在各地党与团间仍不断发生磨擦，以致减弱本党之力量，反授异党以机会，言之殊堪痛心，若长此以往，团部不仅无益于党，而徒为党部之蠹，则团部不如取消，以免贻患于将来。”对于屡禁不止的党、团磨擦，蒋亦“痛心疾首”了。

虎头蛇尾的“团员总考核案”

1941年，三青团已经发展到30万人以上。但在张治中接手之后，很快发现：三青团的发展工作，表面上标榜质量并重，而事实上则是重量不重质。结果，各级三青团组织在拉人入伙时，从封官许愿、威逼利诱，到欺骗拉拢、金钱收买等等，无所不用其极。不少地方的三青团机构，为了能尽快扩大组织，以至专门开设青年团招待所，通过请发展对象吃饭或看电影等方法，将其拉入团内。其实，这还算好的，更有些地方，把发展对象叫来，打一个手印，奉送20元钱，就表示已经办理了入团手续。

不过，这种拉人入伙的手法，尽管不那么地道，但办团的人，毕竟还破了点小财，所谓有所失亦有所得吧。比这更厉害的办法，则是所谓“请君入瓮”的方式了。办团的人找到发展对象谈话，劈头第一句就是：你信仰三民主义吗？你拥护领袖吗？诸君想一想，谁敢说个“不”字呢？那么很好，有一个团体是三民主义的，且是最高领袖亲自领导的，现在就请你立刻加入。如果你胆敢拒绝，那么就证明你刚才的回答，是对领袖的口是而心非，阳奉则阴违；或许你本身就是共党分子，也未可知。一顶“红帽子”，随时拎在手里，随后的打击迫害，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比这更省事的办法还有，那就是先举办一次军训，或召开一个会议，通知发展对象参加。就在军训或会议进行当中，由组织者出面，带领参训或与会人员全体宣誓加入三青团。

不难想象，通过这些连骗带哄、软硬兼施的方式，拉进团内的“青年分子”，能有什么质量可言。当然，也有本人钻营而入团的。但是，这些人不外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投机分子而已。蒋团长就曾说：“他们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是为了结识几个大官和重要人物以及他们的圈子，以利于自己争夺地位和饭碗。”蒋到底是过来人，一眼就看穿了这些家伙的用心，并说：“这就是本团不能获得社会尊重的一个原因，亦不能唤起团员热烈信仰的最大毛病。”

现在轮到张治中办团了，张书记长对于三青团问题，当然又有自己的认识。张说：“任何一个组织，一定要发生淘汰作用，发生新陈代谢作用，这个组织方才可以健全。我们现在只知道吸收进来，不知道排泄出去，好的坏的拉在一堆，这样只有一天天腐化我们的组织，一天天松懈我们的组织，这种现象是最坏的现象。”看问题倒是一针见血，办法也还简单，这就是：发展团员“重质不重量”，并主张举行团员总考核，对现有团员的思想、品行、精神、体格、学识、能力、工作，通过考核，予以甄别。凡考核合格的团员，在登记证上加盖合格或优秀的印章。超龄的团员，介绍入党；不合格的团员，则停止或开除团籍。按照张治中的想法：“30万团员之中，甄别一半，并不为多，甚至甄别三分之二也不为多。排去一半还有15万人，排去三分之二，还有10万人。”张书记长坚信：“如果这10万人个个都健全，都是优秀分子，这10万团员的力量，一定超过30万人的力量不知多少倍。”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也是一个痛快的举措。也许会有人拍手叫好吧，不过，许多办团的人则表示惊愕。那些借入团之名，行谋官之实的人，听说入团之后，还要面临着被开除的噩运，当然也是一个个惶恐不安。问题真是严重极了。本来，一级级的团干，就是靠办团起家，靠办团走红的；一切的希望，也都寄托在办团上面。这就是出现了一班“吃团饭”的英雄，时人亦谓之“团混子”。在他们眼里，办团，当然是只有越办越大，哪里有越办越小的道理。但是，新任书记长上任之后，第一把火，就要断他们的前程，敲他们的饭碗，这真是一个从感情到理智，都无法接受的问题。

而且，不只是一般团干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贺衷寒、康泽、刘健群等一班三青团高干，也都感到不可思议。本来，他们都是声名显赫的复兴社太保。复兴社解散了，三青团就成了他们打天下的政治工具。三青团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实力，当然是他们一手开创的结果。何况，30万人算什么，他们的目的，是要发展到100万、300万，才能具备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最终取代国民党。张治中对三青团如此大动干戈，自残肢体，不啻是为CC系造势！于是，反对总考核的声浪开始在团内抬头了。

不过，张治中是一个有魄力的军人，敢说敢做，正是他的本色。一切都用不着担心，上面有蒋先生的信任和赏识，外面有一般社会舆论的肯定和支持，自己还用得着害怕这几个太保么！最重要的是，自己与三青团的人事，从没有牵连。没有牵连，也就没有顾虑，一切都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造出一个新的局面。经过一番认真的筹备，第一次全国干部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了。“团员总考核案”，就是这次会上讨论的第一个议题。为了表示中央团部的决心，同时也为了防止徇私舞弊，张书记长特别强调：“执行的时候，要请各位注意，不要姑息，不要因循敷衍。我们负有革命的使命，建国的责任，决不能存有丝毫的私意，更不能讲人情，一定要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实施这个神圣的决议。”

“团员总考核案”贯彻下去了，从中央团部到各级地方团部的舆论力量，也都动员起来了，一切的部署，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行，张书记长坐镇重庆中央团部，正在满怀信心地等待着胜利的喜讯。但是，张书记长过分自负了，他没有想到，自己所面临的对手，决不仅仅是中央团部的几个复兴社太保，也不仅仅是钻进各级团部的一批“不革命的腐败分子”，而是代表着黄埔系政治利益的一个势力集团。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力量，不但国民党CC系感到智穷力竭，就是蒋团长，有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奈的叹息。现在，张治中仅凭一个良好的愿望，一股所谓的“革命精神”，以及一厢情愿的冲动，就想把这样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彻底瓦解，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张治中的失败，原是不用怀疑的。

其实，面对雷厉风行的“总考核案”，康太保有的是办法。张书记长不是要甄别，要考核么？不要紧，一切都顺着你的意思来，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地方各级团部的大权，正掌握在中央团部组织处手里，掌握在我们一班复兴社干部手里。30万团员，你张治中能够一个一个地考核甄别么？从考核的程序，到甄别的标准，不是还得靠我们各级地方团干掌握么！他们会听你张治中的那一套？什么三级考核程序，什么七项考核项目，狗屁！咱们来一个人人优秀，个个合格，不就万事大吉么！了不得，给你张治中一点面子，填上几个真真假假的人名，作为考核不合格的清退人员，总算考核也有一点成绩。你张治中服不服气？不服气也只有干瞪眼。

这不是康太保的想象，而正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总考核的结果，不合格的团员只有3％，可见是一个虎头蛇尾的结局。一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总考核运动，最终的收场，只是下了一场毛毛雨。其实，这还只是统计上来的数字，确实被甄别的，究竟有几人？也只有天知道了。张治中不得不哀叹：“综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说，这个结果是不确实的，各级团部在执行政策中显然有了问题，所以并没有达到提高团员素质、严密基层组织的目的。”3年之后，团员人数更发展到88万之多。张治中愤恨地骂道：“可见主管组织的干部和各级团部根本无视团中央重质不重量的决定。”又说：“这是造成团组织松懈、力量薄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团员总考核案”，是书记长张治中与代理组织处长康泽之间的第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自然是张书记长大败，而康处长全胜。张、康的这一次结怨，成为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的张本。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张治中要对三青团大动干戈，大肆整肃三青团分子，不但一班复兴社太保表示坚决反对，就是团长蒋介石亦不肯赞成。试想一下，蒋之成立三青团的初衷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将国民党的力量一分为二，以便分而治之么！因此，按蒋团长的想法，对三青团批评则可，整顿亦可；但是，借批评予以削弱不可，借整顿而企图取消更不可。虽然，张书记长的总考核，只是为了改变世人对三青团的观感，并无削弱或取消三青团的意图，但在蒋团长及康处长眼里，张治中如此对三青团分子大肆扫荡，便很有一点居心叵测的味道。此风不可长！总考核案之被“软性封杀”，自在意料之中。

事实说明，三青团只是蒋介石的三青团，也只是复兴社的三青团，而非张治中的三青团。在三青团里，张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充其量，只是一个供蒋团长驱策的政治傀儡而已。对于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张治中或许还有些不死心吧，针对各级三青团干部“办团如办党，办党如作官”的官僚习气，张治中曾主持制订了一个《干部政策纲要》，从干部的选拔、培养，到干部的考核、使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并为此颁布了有关人事法规和实施细则，分别付诸实施。但是，在各级三青团的联合抵制下，事实上依然是一个做不到。

一次再次的失败，张治中没有懊悔，只有痛心，只有愤怒，当然还有对党国前途的忧虑。上任一年多了，这才发现青年团的问题，远不是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青年团的问题太多了，全面检讨了一下，存在着12个方面的大问题。经过中央干事会的认可，特别是得到蒋团长的同意，张治中提出了一份改进意见书，洋洋洒洒，3500余字，就17个方面的工作，发表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在意见书的末尾，张治中危言耸听地指出：三青团的工作倘不改弦更张，“结果只有日形消沉以至于彻底失败，瞻顾前后，不寒而栗！”

1942年1月间，意见书摆在蒋团长的桌上。也许是一个凑巧，也许是一个必然。这个时候，昆明正大闹学潮，目标是“倒孔”；并且，有人向蒋报告：这是三青团发动的。蒋闻讯大怒，正在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张治中的意见书，一时感慨大发，马上在意见书上，打上了许多圈、点、杠和问号，也不加批复，只是另写了一张手条，大骂三青团干的是反革命工作。

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固然，出于张治中的本意，对蒋依靠孔宋豪门控制国家政务的做法，从内心里表示厌恶；而且，据张治中掌握的情报，昆明的倒孔运动，确有一部分三青团成员的参与；但是，中央团部确未有过这方面的指示。现在，蒋把这笔账，全部记到中央团部的头上，并且辱骂中央团部干的是反革命的工作。张治中想不通了，什么叫做反革命？反孔就是反革命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央团部的工作是书记长张治中在做，蒋指斥中央团部，不啻就是指斥张治中了。张治中认为，工作做得不好，蒋怎么骂都可以，就是不能骂他在干反革命工作。试想一下，自从辛亥年参加上海学生军以来，30多年了，张治中始终是以拥护国民革命、忠于国民革命自许的，现在忽然被领袖告知：自己干的是反革命工作，张治中能受得了么！张治中真是委屈极了，也感到灰心极了。左思右想的结果，认为团长既然有了这个认识，这个书记长也就没法做下去了。于是，一纸辞呈，送了上去。

其实，张书记长不免过于激动了。蒋的指斥，显然只是一句气话，也不妨看作是一句失言。假如中央团部真是在干反革命，蒋团长岂不是成了反革命团长么？固然，蒋不当如此失态，更不应该说出这种没水平的话来。不过，孔是蒋的妻姐夫，蒋是孔的妻妹夫，蒋、孔的关系，亦即民间所谓“一肩挑”，分得开么？以蒋的逻辑，昆明出现“倒孔”运动，如果纯是学生闹事，倘有可说；假如三青团也跟在里面起哄，企图与团长过不去，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蒋本就是一个好激动的人，又碰上这么一桩堵心的事，所以，在一时的激愤之下，蒋之有失言，自不足怪！因此，蒋接到张治中的辞职报告，不免一笑置之，留中不发了。张治中闹了这一通情绪，心中的怒气得到发泄，心理得到平衡，看看蒋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也就算了。大家都是自搭台阶自下台。只是，对于三青团书记长一职，张想想实在没有恋栈的必要。自从有了第一次的请辞以后，以后每年总要请辞一两次，简直形成一个定例。然而，张越是请辞，蒋越是不允。直到4年后，张出任西北封疆大吏，这才有了脱身机会，此是后话了。

私相授受的“秘密谅解”

事后来看，蒋介石多亏了一念之慎，没有批准张治中的辞呈，否则蒋经国的势力，能不能在三青团崛起，那就难说了！

从蒋介石在武昌第一次亮出三青团的旗帜，到张治中第一次请辞三青团书记长，三青团这样一个“政治怪胎”，已经横空出世4年多了。可笑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央干事会成立了，中央监察会成立了，中央团部组织成立了，不少地方团部撤撤建建，已经变化多次，甚至中央团部书记长亦已两度换马（加上代理书记长朱家骅）。可是，三青团仍处在筹建阶段，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央干事会、中央监察会，以及中央团部组织，都还没有经过法定的组织程序。而没有经过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从法理上来说，都还不免有“伪”的嫌疑。

自然，全国代表大会不能及时召开，不是没有原因。初期受战事的影响，是一个因素；蒋的法理意识不强，又是一个因素。不过，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由于CC系与复兴社的派系斗争，导致党、团关系不能确定，以至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一拖再拖。张治中接任三青团书记长以后，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固然未能将党、团关系摆平，但总算制订了《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等几个基本文件。不论双方是否将这几张破纸片放在眼里，毕竟从理论上说，团的地位得到确定，调整党、团关系有了依据，这就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加之，经过了4年多的筹备，三青团的势力迅速膨胀，政治场面已经闹得很大，在全国已拥有团员54万余人，建立支、区团52个，分团648个，区、分队更达到3万余个，甚至组织远及海外南洋各国与美洲、加拿大等地，可见气势不凡了。这就为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召开，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张治中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向蒋提出建议：“团之创立已历三载，但各级仍在筹备阶段，未完成组织程序。钧座前有训示，召集全国团员代表大会，拟在本年冬季举行，并提前结束各级筹备处，成立正式团部。”这是发生在1942年1月间的事。

是年夏天，蒋正式批示同意着手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治中奉到手令后，即成立筹备委员会，并按蒋的意思，指定中央团部代理组织处长、复兴社大将康泽任主任委员，另指定中央团部秘书处长、CC系干将项定荣任副主任委员。在张治中的意思，当然是想通过项定荣对康泽有所牵制，在复兴社与CC系之间造成一种均势，不让康太保一手遮天。不过，康太保用不着担心，在三青团里，复兴社的力量太强大了，CC系的几个毛人，算得了什么呢？

筹委会成立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起草全国及各级代表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6月间，康泽等人已将组织法与选举法草拟完毕，提交中央干事会通过，并经蒋团长核准，通令各级团部执行。随后，各级团部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或团员大会，选举各级干事会及一大代表。为防止因派系纠纷而徇情舞弊，破坏选举，筹委会派出各路“钦差大臣”，代表中央团部“依法”监选。

不过，所谓的“监选”，也仍然是一个官样文章。康泽就曾经坦承，他作为赴陕、甘、豫3省监选的钦差大臣，目的只是藉此与遥兼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胡宗南交换意见，以进一步取得胡对于康的全力支持。可以预料，复兴社这样做了，CC系分子不呆，它们也会通过各种手段，以谋取本派系的最大利益。只是，由于筹委会的大权掌握在康泽手里，派出的监选人员，亦大多是康派分子。至于监选的公正性，也就可想而知。

从1942年秋冬到1943年初春，各地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已选举完毕。经筹委会反复择选“黄道吉日”，并经蒋团长核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定于1943年3月29日在重庆召开，这也是5年前宣布创立三青团的国民党临全大会开幕的日子。这当然是一个纪念，但未尝不是一个讽刺。以全面抗战而言，自“七七事变”爆发以来，差不多已进行了5年之久；而三青团这样一个政治团体，在中国政坛上已经闹腾5年多了，竟还处在筹备阶段，尚未得到全国代表大会的确认。在信誓旦旦的“民主”政体下，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3月下旬，各地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320人，陆续抵达重庆。另有中央干监事82人，总计400余人。蒋团长手令会期为15天。经中央干事会讨论，并经蒋团长批准，大会主席团由中央常务干事、常务监察，以及地方团部代表、学校团部代表与少数女青年代表构成，具体名单由筹委会主任康泽提出。

一切的迹象都不难看出，一切的事实也都说明，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康太保在那里挑大梁。诸如，筹委会的日常工作，是康太保在那里主持；组织法与选举法的起草工作，是康太保在那里思想；各地代表的选举工作，是康太保在那里策划；赴各地“监选”工作，是康太保在那里联系；甚至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具体名单，也是由康太保提出。一切的权力，都在康太保手里。张治中不是书记长么？狗屁！三青团是复兴社的三青团，自然，也就是康泽等一班复兴社太保的三青团。

或许张书记长有些不情愿吧！不过，没有用，实力这玩艺，来不得半点虚假，够不到就是一个够不到，“猪鼻子插葱——装象”，只是一个自欺欺人！事实上，康太保不仅仅是一个康太保，康太保代表的是整个复兴社的势力，也可以说是代表着整个黄埔系的势力。为了制订复兴社与黄埔系的政治战略，康太保甚至利用赴西北“监选”的机会，与黄埔系军事领袖胡太保密商对策，正是一个切实的例证。一个书记长，把自己摆在整个复兴社的对立面，当然只能是一个失败的结局。不过，张治中并不是一个政治新手，他会看不到这一点么？况且，前任书记长陈诚的失败，不正是一个记忆犹新的榜样么！难道张书记长没有与康太保交过手么？两年前的“团员总考核案”，张书记长提出将30万团员甄别一半。结果如何？由30万发展到今天的54万！给了张治中一个切实的教训。因此，所谓“前车之辙，后车之鉴”的道理，张治中不会不懂得。

这件事太令人寻味了。康太保仅是一个黄埔三期生，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若以官职而论，在民国政坛上，不但算不上大人物，也算不上一流人物。说顶了天，二三流角色罢了。可是，自三青团成立以来，除了高高在上的蒋团长，三青团的实权始终操于此人之手。康太保的公开抓权揽权，党同伐异，早已不是什么政治秘密；而康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更是到了令很多人作呕的境地。当时的青年党党魁李璜就曾经回忆：一次，他和左舜生应康泽之邀，到汉口杨森花园赴宴，“一见康泽，举止派头完全学纳粹党人的一套，俨然小‘戈林’，令人与之餐叙，亦几作呕也！”有“作呕”感觉的，当然不仅是李、左二位。在国民党内，许多人对康泽搞的那一套，大都没有好感。毕竟国民党是中山先生亲手创立的政党，康泽要学纳粹党的那一套，像戈林捧希特勒一样捧蒋介石，蒋介石固然觉得很舒服，但是，让曾经接受过孙中山民主思想熏陶的一批老国民党人都来信奉这一套，就难得多了。

然而，对于许多大人物来说，无论他们觉得康太保的面目是如何的可憎，康太保的言行是如何的恶心，却不能不承认康太保的实力，也不能不感受到康太保的威胁。平心而论，康太保不是个庸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干才。在蒋先生手下，康泽本是比戴笠成名还早的武装特务头子，由他模仿德国纳粹冲锋队而组建的武装特务组织——军委会别动队，曾经纵横驰骋于江西、四川等省，疯狂推行血腥统治，大有令国人“谈‘康’色变”之感，以至康泽这两个字，在正邪两道毁誉蜂起，声名大噪。事实上，以康泽的个性和才气而论，既有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干到底的法西斯狂热，又有那种勤于动脑、善于判断、精明狡诈、机警敏捷的办事作风与效率，这正是蒋氏最为赏识的那种智囊兼杀手的复合型人才。

可见，康氏之能深得蒋氏器重，绝非偶然。40年代的教会报纸——天津《益世报》，曾以《康泽的作风》为题，简介康太保：“提起康泽这个人，短小精悍、刚强、果断，熟习中国近20年政情的谁不知道康泽的分量。他是黄埔学生，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读过书，他接受了英雄主义的熏陶，但却没有爱上共产主义。回国后奉命主持军校的特训班。他嗣后参加了复兴社，成为名动一时的十三太保之一，这才开始进行反共，捕杀共产党在政府区活动的人员。因为他懂得共产党理论，对共党确有一套绝棋，脑子能转变的送入特训班受训，不能变的格杀勿论。他同时成立了别动队（这是个特务机构）来执行扑灭工作。”虽然只是一个漫画式的勾勒，但一个穷凶极恶的法西斯暴徒的形象，已经是跃然纸上了。

《益世报》接着介绍：“抗战军兴，别动队解散了，康以青年团成立的关系，以他的特训班干部为中坚，担任了中央团部的组织处长。他展开了他卓越的天才，使青年团在三四年间团员扩展到100万人。康本人集大权于一身，张治中尚要对他谦虚三分。”其实，称张治中尚要对他“谦虚三分”，只是一个外交语言，准确地说，应是“畏惧三分”。

事实上，无论是在30年代初秘密创立复兴社时期，还是在30年代中筹划建立三青团阶段，康泽都是蒋介石所倚重的谋略高手，不少“高见”与创始文件，都出自康泽的脑子和手笔。三青团成立之后，康太保更是成为事实上的灵魂人物，被蒋加以运用，因为考虑康的资历不够，而不得不将康屈居代理组织处长一职。康泽在回忆录中曾坦承：“我当时除了在组织处负实际责任外，通过分布在各处和各组的复兴社分子，在中央临时干事会，使我形成了事实上的人事联系中心和工作推动中心。我的意见，在各处都被重视和发生效力，无论陈诚或陈立夫愿意或不愿意。这是复兴社结束时的决议，也是经过蒋介石裁可的方针。同时，也是我尽力布置和争取的结果。而蒋介石则是在事实上默认和庇护我这样去做的。这是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时的情形。”这不是自吹自擂，也不是盲目自负，而是一个事实的写照。

不了解三青团权力架构方式的人，往往觉得这样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三青团有团长，团长之下有中央干事会，中央干事会之下又有中央书记长，中央书记长之下又有7大处，组织处只是7大处之一，康泽还只是一个代理处长，这样一个小人物，能有多大翻江倒海的政治能量呢？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错误。严格地说，三青团既不是一个自由结合的社团组织，更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而只是一个由现代政党政治等时髦名词包装起来的封建会党。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它的《团章》。对于权力架构方式，其中有一条，作了明确规定：“团长总揽团务，决定一切”。用现代术语来表达，即所谓“一票否决制”了。不但中央干事会、中央书记长、中央团部各处室负责人等重要人事，全部由团长一手指定和任命；而且三青团的一应重要文件及大事均须报团长核准或裁夺，才能生效。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权力架构方式下，三青团的权力分配与运用，不是体现在三青团职务的大小上，而是体现在团长的予取予夺上。康太保所以能在三青团内横行无忌，招摇过市，先后挫败了CC系，赶走了陈诚，甚至也可以说打败了张治中，并不是因为康太保个人有什么独步天下的武林绝招，而是因为康太保的所作所为，只是忠实体现了蒋团长的密旨，巧妙利用蒋团长的力量而已。因此，康太保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三青团书记长，从陈诚、朱家骅到张治中，对于书记长一职，只是挂名而已。

其实，早在三青团成立初期，蒋、康就已在私下达成了对权力运用的谅解。当时，康曾秘密向蒋请示：“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蒋答：“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康接着请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组织，将来相当的庞大，相当的复杂，要把工作做好，需要有一个人作重心。”蒋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你是这个工作的重心。”可见，主持三青团日常工作的大权，蒋、康之间早已私相授受了，至于所谓的中央干事会、中央书记长等等，不过只是一个破招牌或陪衬而已。

不了解权力斗争黑幕的人，当然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难道陈诚、张治中不是蒋团长的亲信心腹吗？为什么要舍近而求远、舍高而求低呢？其实，近当然有近的好处，高当然也有高的好处；但太近了，太高了，也自有其坏处。在政治的链条上，在权力的阶梯上，地位太靠近了，不免是一种威胁。

在三青团里，团长是一把手，书记长就是二把手了。而团长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职务，一切的日常工作和实际权力，不免都掌握在书记长手里，这对于高高在上的团长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威胁，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忧虑，对书记长的权力，也不能不有所抑制。可是，说到组织处长，它与团长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远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蒋团长的策略是，书记长可以给以高位，而不能给予实权；组织处长可以给予实权，但不能给予高位。从政治上说，这是一个分而治之；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远交近攻”。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追根溯源，康太保正是自恃有蒋的秘密谅解，才能肆无忌惮地排斥CC系，攻击陈诚，架空朱家骅，抵制张治中等。CC系因为不知道蒋、康之间有秘密谅解，所以在党、团纷争中要大吃苦头；陈诚也是因为不知道蒋、康之间有秘密谅解，所以要被赶出三青团；至于张治中，当然也不会知道蒋、康之间有这样的秘密谅解；否则，他也不会劳而无功地要磨合党、团矛盾，实施所谓“团员总考核案”，自不量力地整肃康太保的势力了。

上任一年多了，一切的迹象都说明，张治中在走着前任书记长陈诚的老路，这正是康太保一手导演的结果，也是他所期望出现的结局。不过，如果就此认为张治中将败在康太保的手下，这样的结论不免下得太早了。张治中究竟不是陈诚。张、康之争，究竟也不同于陈、康之争；张治中的结局，当然也不会是陈诚结局的再版。这是因为，就政治风格与政治斗争艺术而言，张、陈之间区别太大了。而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说白了，张治中绝没有陈诚那样大的政治野心。陈诚的野心太大了，而且出于他的政治风格，只能进，不能退，所以不能不触犯蒋的禁忌，所以陈诚不能不败在蒋、康的手里。至于张治中，不但没有太大的野心，而且政治风格也不一样，可以进，也可以退，正是他的老成与精明，所以张治中不会触犯蒋的禁忌。

事实上，陈诚不但有野心，而且有班底，即使陈诚自己不想往前走，他手下的一班人也要推着他向前走，所以陈、康之争，没有缓和的余地。张的野心不大，身边当然也不会有陈诚那样多的人围着起哄，整天地向他要官做，要财发。所以，在张、康之争中，有缓和的余地，这是因为张能进能退。因昆明“倒孔”风潮，张一度遭蒋训斥，曾表示消极，并有挂职求去的意思，虽没有达到目的，但让蒋团长进一步看到：张治中的大刀阔斧，只是他的直率，而不是他的野心，所以蒋、张的矛盾缓和了。与此同时，张治中也进一步认定：康太保只是一股落后的势力，而且也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打不倒康太保的，不能不作策略上的调整，这是张治中比陈诚清醒的地方。

但是，张治中到底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更不是一个只懂得明哲保身的政治家。若以政治经验而论，张治中不但比康太保老练多了，就是比之陈诚，也要更胜一筹；况且，张治中的消极，只是表示他的拿得起，放得下，并不意味着是一种示弱，更不等于是对康太保的投降。张治中的消极，既是一个力量不够时的退却，也是一个东山再起前的准备。因此，在退却的过程中，张治中始终没有闲着，他需要不断地进行筹划，不断地进行论证，以制订新的斗争策略。其实，张治中有这方面的考虑，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一年多以前，张治中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就是以蒋太子来对付康太保。并且，准备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进行相应的布置。

从接任三青团书记长，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张治中到任三年多了。三年期间，张治中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看到了康太保的势力，在三青团内真是盘根错节，可以说上到中央团部各处室，下到地方各级团部，都有康党势力在那里操纵。张治中看出了康太保的野心：他要把三青团办成独立王国，造成清一色的康派势力，甚至蒋经国在三青团江西支团也不能立足。《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先生说：“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任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亦寸步不让。”

蒋经国是赣南专员兼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康泽不肯买账，并且认定蒋太子是自己的一位劲敌，于是先下手为强，派出自己的亲信彭朝钰出任江西支团书记，彭氏以下，都是清一色的康派势力，企图“封杀”蒋主任。好在蒋太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通过大办三青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培养“太子系”人马，一点一滴地从基础抓起。终于，在1941年3月间，江西支团举行第三次会议，“太子系”大举进攻，把康派势力打了个落花流水，屁滚尿流，蒋太子这才在江西站稳了脚跟。等到各省支团选举出席一大代表时，江西支团已经是清一色的“太子系”人马了。蒋太子在江西支团部任主任，张治中在中央团部任书记长，也许双方交往并不多，但蒋太子在江西的一举一动，张治中不可能不注视；蒋太子与康太保斗法的过程，张治中亦不可能不了解。

因受康太保的打击，张治中表示消极的时候，正是“太子系”在江西崛起的时候，这不能不给张治中一个极大的启发。我们不能肯定张治中对蒋太子有什么好感，也不能肯定蒋团长对张书记长有什么暗示，但按照政治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张治中认定康太保是自己的敌人，蒋太子是康太保的敌人，那么认定蒋太子可以做自己的朋友，正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再说，康太保认定蒋太子是他的敌人，是因为害怕蒋太子来抢他的饭碗；可是，张书记长并不怕蒋太子来抢自己的饭碗，书记长的宝座，早就想着交出去了，为什么要害怕蒋太子呢？

引蒋太子斗康太保，不但是张书记长的一个政治发现，而且从此给康太保掘好了一个政治坟墓。此后，张治中不啻成为康、蒋之间的一股平衡力量，遥居其上，游刃有余了。张治中有的是耐心和毅力，他看准了只有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才是引蒋太子进入三青团中央权力圈的最佳时机。因此，在三青团一大筹备期间，张书记长只是不动声色。一切的权力，都放给康太保去抓，自己只是作壁上观。可是，这不是张治中的放弃，而只是耐心的等待。最高明的政治家，最高明的政治权术，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不是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么！偏偏康太保大权在握，利令智昏了，不但不肯把张治中放在眼里，诸事揽权，独断独行；而且也不肯把蒋太子放在眼里，对其实施严厉的“封杀”政策。在排定一大主席团名单时，康太保竟将蒋太子排除在预定名单之外。

预定名单到了张书记长手上，机会真是太好了。对名单上的其他人，张治中一律认可，只对一个地方做了改动，提笔将湖南支团的李树森勾去，代之以江西支团的蒋经国。中央干事会对改动后的这份名单进行讨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顺利地通过了。康太保自然也不便表示异议，但在内心里，对张治中真是怀着刻骨的仇恨，认定“这完全是一种拍马屁、无是非的搞法”。在康太保看来，湖南支团的工作成绩，较江西支团为优；而且李树森是黄埔一期，曾任过团、旅、师长，副军长，他的年龄和资望，都较蒋经国为高。

究竟湖南支团的工作，是不是较江西支团为优？李树森的年龄和资望，是不是较蒋经国为高？这只是康太保的认识；这件事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蒋经国是蒋团长的儿子，而李树森只是蒋团长的学生，学生的成绩再优，资望再高，还能盖得过团长的儿子么？康泽居然以此来否定蒋经国，真是太狂妄，也太可笑了。其实，平心静气地看，撇开蒋太子的出身背景不说，蒋经国的才气、能力、干劲，要比李树森强多了，至少不在李树森之下。只是，在当时那种负气的心态下，康太保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康太保的垮台，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经过蒋团长核准，三青团一大主席团名单正式确定。可以想见，当蒋团长从张书记长那儿得到关于主席团成员更动情况的说明时，对于张、康两人的爱憎之情与亲疏之分，自然是立见分晓。从此，蒋认定了张治中确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诤臣，也认定了只有张治中才是蒋经国的最好的政治监护人；并且，蒋认定了康太保是一个有贰心之嫌的家伙，也认定了康太保将是阻碍蒋经国攀登权力之峰的绊脚石。对于三青团来说，蒋团长，张书记长，康处长，本来是一个核心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从前是蒋团长、康处长“两打一”，联手对付张书记长。现在真是一个形势的逆转，变成了蒋团长、张书记长“两打一”，联手对付康太保。将来或许还会有蒋太子加入，成为蒋、蒋、张“三战一”，共同镇压康太保。这样一个泰山压顶之势，当然不是“鸡卵”康太保所能抵挡的。不用说，从三青团一大开始，康太保在蒋团长那里处处不顺了，从此走上了没落之路。

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开了15天，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71人。其中有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及中央常务干事谭平山等33人，有中央监察会书记长王世杰及中央常务监察邵力子等18人，并有中央团部指导员吴稚晖、戴季陶等9人应邀参加。似乎蒋团长并不算作会议代表。他大概是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的身份君临大会。蒋与三青团的关系，总让人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会议期间，张治中作了《本团四年来工作总检讨》的报告。先后通过的提案有：《统一全国青年组训纲领案》，《发展团务十年计划总纲案》，《发动青年建设新中国案》，《增进青年福利案》，《检举贪污舞弊，取缔囤积居奇，以转移社会风气，严肃战时生活案》等，并发表了大会宣言。这些“花纸头”，在当事人看来，固然都被引为平生得意之作，骄傲得不行；但在“历史老人”看来，其实都是一些官场八股，味同嚼蜡，不说也罢。

会议期间，还讨论和通过了一份团纲，这也是张治中的重要作品。但呈核半年，未获团长批示，也就胎死腹中了。至于团章修正案，这是由康泽主持搞定的。最大的改动，就是经康泽授意，加进了增设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的内容。康太保的初衷是：将来由他去担任这个职务。大会没有怎样讨论，就通过了。康太保颇有些洋洋得意。不过，中国人有句老话：“强中自有强中手”；又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事后康太保才知道，自己辛苦一场，竟是在替别人谋官，真是大失所望了。

蒋团长对这次大会的重视程度，真是出乎许多代表的意料。大会期间，蒋到会所作训词，达6次之多。虽然这些训词，了无新意，无非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完全寄托於全国的青年。革命建国的成败，其关键也在於全国的青年”等老调子，但从第一天开始，蒋差不多就是每天必到会一次，或在上午，或在下午，或在晚上。蒋之到会，或是对全体代表训话，或是找代表个别谈话，或是与代表们一同就餐。据康泽回忆，所有出席会议的代表，蒋或是单独，或是三五人一起，全部约谈过一次。真可以说是一次“全场盯人”的比赛了。

为了体现青年同志的朝气，会议规定：所有代表都住在团中央干部学校。早晨统一参加升旗仪式，黄昏统一参加降旗仪式；并有升旗讲话、降旗讲话等。对于这种制式化、军事化的大会生活，张治中不无得意地说：“大家精神表现得很好，开会的秩序也很好。”

“这是张治中捧太子的计划的实现”

最后三天的议程，是讨论选举法及中央干事、监察候选人提名。这是政治权益的一次重新分配，也是政治力量的一次重新组合，故备受大会代表及各政治派系的瞩目。4月10日上午，各方面提出候选人提名名单。下午主席团开会，张治中提议：由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康泽，加上他自己，是为5人小组，负责对名单进行调整。然后送请蒋团长裁可，再然后提请大会选举。5人调整小组中，陈立夫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代表CC系；朱家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代表党部系统；陈布雷任侍二处主任，既可以代表蒋先生，也可以代表无党派；康泽任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代表黄埔系及复兴社；张治中任三青团书记长，代表中央团部。由于照顾了各主要派系的利益，张治中的提议，获得主席团的通过。

主席团会议之后，即由张治中召集5人小组会议，对名单进行调整了。陈布雷自称是以观察者的立场参加，对此表示无所谓，勉强坐到吃晚饭时，陈布雷第一个“拜拜”，拎包退席了。接下来，朱家骅认为三青团的人事之争，无非是CC系与复兴社之争，自己犯不着夹在里面趟浑水，让他们去咬吧。晚饭之后，朱家骅第二个“拜拜”，也夹着包退席了。5人小组成了“三家村”，一个代表CC系，一个代表复兴社，一个是中央团部书记长，当然再没有退席的道理。于是，张、陈、康“三大高手”，挑灯夜战了。

这真是一场实力相当的龙虎大战。如果是陈立夫“调”进一个CC分子，对不起，康泽很快跟着“调”进一个复兴社分子；如果是康泽“整”出一个党方的大将，陈立夫立马“整”出一个军方的中坚。如此，陈、康之间，你一枪，我一剑，有如高手过招，虽是点到即止，却是大斗内功，着着不让。多亏了有一位“磨合专家”张治中在场，折冲樽俎，左提右挈，成为CC系和复兴社都不得不买账的一股平衡力量。

会议开到午夜12时左右，一份中央干事、监察的候选人名单，总算“调整”出来了。康泽精心估算了一下，陈立夫大概占了10个名额的便宜，但心机颇深的康太保，不动声色地把这10来个人的名字，一个个都默记在心。最后，陈立夫斟酌再三，拿起笔来，又把名单中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唐纵等，一笔刷掉。对于CC系的这最后一招，康泽破例没有还以老拳。在康的想法，“他们不参加到三青团里来还比较好一点，免得三青团沾上特务的色彩”；而且，由陈立夫动笔刷掉，自己还可以向军统方面推开责任。当然，还有一条理由，康泽没有说出口，这就是免得让军统这批头上长角的家伙，到三青团里来与他争权。不过，康泽多少也有点顾虑，觉得把军统的人完全刷掉，而且自己一点不争，军统方面不免要对他加以责怪。于是，康泽惺惺作态地提议：是否把军统方面的人，摆一两个在里面？但张治中和陈立夫都不愿再更动了。张治中觉得搞得太夜深了，陈立夫则深怕影响到与他有关的人。因之，这个名单就这样决定了。

第二天一早，张治中即将“调整”名单呈蒋裁可。中午，蒋就把名单核定下来了。没有什么更动。当天下午，进行选举。当晚，开票结果出来了。计选出中央干事会干事72人，候补干事24人；中央监察会监察49人，候补监察19人。陈立夫在调整名单时，多占的那10来个名额的便宜，被康泽略施小计，暗中动员黄埔系及复兴社的代表，在选举中把他们全部选掉了。

康太保真不愧是一个“阴谋专家”，不但陈立夫被他暗踢一脚，即是张治中也被他暗射一箭。选举结果公布后，康泽在重庆新生活俱乐部遇到唐纵，咬着唐的耳朵说：“此次青年团改选，雨农（戴笠字）、介民均没有选出，因张书记长不愿使青年团特务化”。康并希望唐能转告他们，不要误会等等。康并专门派人到唐纵面前透露口风，谓候选人名单中原有唐的名字，为张书记长删去等。一桶污水，全部泼到张治中身上了。

就实力而言，陈立夫、张治中都是民国政坛上的一流人物，可是康太保照样将他们玩得溜溜转。可见此人实在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就连张治中这样的“磨合将军”，也与他合作不下去了，最后只好请出“东宫太子”蒋经国出来对付。从张治中方面来说，大概也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得不出此下策了。

4月12日，大会最后一天。上午，张治中命人将选举结果缮正送呈蒋团长核准。下午，举行闭幕式。先是蒋团长主持并致训词，对这次会议猛吹了一番，声称：同盟会为第一次全国青年大结合，创办黄埔为第二次全国青年大结合，这次为“第三次全国革命青年大团结”。这是蒋的牛皮，不听也罢。其次是大会通过了一个宣言。张治中吹嘘：“这个宣言极力避免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的八股形式，内容较真实，形式较活泼，颇能表现青年的时代使命与主观要求。”这是张的牛皮，不听也罢。再次是宣布当选人名单。无非是一大批老成人物，再加上一大批新秀等等。大会最后一个节目，决定以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同时为中国青年节。会后，蒋团长指示：出席大会的代表，全部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团长的这一手真是厉害，三青团的“精英”，被他一网打尽了。

代表大会结束，接着举行中央干事会及中央监察会的第一次联席会议，改组三青团中央团部，决定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中央监察会监察长人选，选任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中央监察会常务监察，宣布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及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名单等。中央团部的改组过程，与中央党部不同。因为涉及三青团的所有重要人事，均由团长说了算。尽管从程序上来说，中央常务干事及中央常务监察等，不妨也要拿到中央干事会及中央监察会上通过一下，美其名曰：“选任”；但谁都知道，那是团长核定的名单，是不可以更动的。所谓“选举”，不过是为了举团一致地体现团长的意志而已。且《团章》有言在先：“团长总揽团务，决定一切。”当然，团长在手令发表之前，自会广开言路，博访周咨，参考一些核心幕僚的意见，诸如中央团部书记长、监察长及组织处长等。康泽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过去这些重要人事的决定，我均参加意见。”

但是，老黄历翻不得了。这一次所有重要人事的决定，康泽都被蒋团长晾在一边，不需要他贡献任何大计了，“参加意见”的成了张治中与蒋经国。在召开中央干事、监察联席会议之前，蒋团长发表的第一个手令，就是任命张治中连任中央干事会书记长，王世杰连任中央监察会书记长。虽说这个决定没有让康太保参加意见，但在康太保来说，原在他的意料之中，也就不争了。接着，中央常务干事、常务监察的名单，也都以蒋团长的手令发表了。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贺衷寒等人连任中央常务干事，这是康太保想到了的；康太保没有想到的，是蒋经国的名字，竟赫然列于其中。这不但让康太保愕然，简直令康太保愤怒了。老子当三青团团长，竟可以手令儿子当中央常委！一切的舆论和影响，都不顾惜了；一切也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父位子传的布局。康太保没有想到，他所崇拜的蒋校长，竟有这种“私天下”的狭隘观念，这真让他大失所望了。不过，康太保也许可以反躬自问一下，蒋校长如果真有“公天下”的政治风度，会有你康太保今天的飞黄腾达么？“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只此而已。

最让康太保没有想到的，原来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的人选，并不是他，而是原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事态的发展，真让康太保怒不可遏了。所有的重要人事，“这次不仅没有让我参加意见，连组织处的两个副处长的决定，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康太保骂道：“我当时已经觉察出，张治中和蒋经国在幕后商量。张治中捧蒋经国来打击我的企图，正步步实施。”而在张书记长那里，对于康太保的把持团务，以“团魁”自居的种种举动，已开始发出严厉警告：“领袖也只是一个，就是团长，除团长之外，也没有第二个人配做我们的领袖，可以打算做我们领袖的主意。”可以看出，张书记长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恢复了原先的自信，自觉胜券在握了。康太保的末日来临了。

在三青团一大通过的许多提案中，有一个提案虽不为外人注目，却正是一个极重要的提案：即扩大青干班为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案。在中央干监联席会议之后，张治中很快以中央干事会书记长的身份，提请三青团团长及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蒋兼团长、兼校长的手令，也异常迅速地发表了。以康太保的话说：“当时大家都看得出，这是张治中捧太子的计划的实现。”

如果不以人废言的话，康太保的这个话，当然没有说错。张治中捧蒋太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政治道德的角度看，张将军的这一手，多少带有封建遗老的气息，玩得并不漂亮；也与他身上的那种民主进步的精神相悖。但是，就张治中而言，处在他那个时代，处在他那个环境，处在他那个位置，捧蒋太子，压康太保，正是他唯一的选择。康太保如此痛心疾首，正说明张治中的这一脚，踢到了他的痛处。以太子压太保，在许多人的眼里，当然只是一个政治权术；但在张治中看来，未尝不是一个生存哲学！

从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到三青团中央团部的改组，这是蒋经国步入国民党高层的开始，也是他在国民党中央权力圈发生实际影响的开始。等到蒋经国就任中央青干校教育长之后，提出了设置研究班与各种专修科，以及在东南和西北地区设立分校的庞大计划。据说，小蒋的这一个预算，较过去的青干班大30倍。而老蒋的指示，只有两个字：“照准”。虽然小蒋计划中要举办的各种专修科，始终没有举办；预定设立的分校，亦始终未能设立；但青干校的确成为“太子系”打天下的一块根据地。张治中接任三青团书记长以后，许多的举措都失败了，唯有这一个举措，获得空前成功。以张治中的这一功绩论，正可以称得上蒋介石大陆统治时期的“太子太师”。

一股以蒋经国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正在从国民党政坛上迅速崛起。

九、军委会政治部长

“好！你们不要，我们要！”

张治中继陈诚之后出任三青团书记长，同时也从陈诚屁股底下，将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宝座一并搬了过来。

政治部是一个总揽国民党军队和各军校政治工作的机构。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始于黄埔军校时期。当时，通过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办法，在军校设置党代表和政治部，廖仲恺和周恩来曾分任党代表及政治部主任。廖先生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周恩来是杰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两位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代革命巨匠，也是开创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代宗师。在廖、周的主持下，黄埔军校及南方革命政府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不但是一个翻江倒海的大局面，而且吸引和培养了一批政治工作的奇才和高手，其中大都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既为南方革命政府的两次东征和北伐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也为军队党代表及政治部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这是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黄金时期。

但是，蒋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这个“东方拿破仑”的军事功劳，怎么能让共产党人来分享胜利成果呢？于是，蒋以屠杀政策进行血腥“清党”，以至军队党代表及政治部的设置几经变化，名称虽得以保留，但军队政治工作早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完全成为军事首长的附庸与点缀，乃至日益反动而声誉一落千丈。这是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

抗战伊始，国共恢复合作。在经历了上海、南京会战的惨痛失败之后，最高统帅部退守武汉，开始感到对大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应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于是，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重新设立政治部，以期恢复政工权威，重振军人士气，找回革命精神。当时的部长就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另一副部长是代表第三党进步势力的黄琪翔将军。秘书长是CC系方面的大将张厉生，第一厅厅长是复兴社大太保贺衷寒，主管军队党务；第二厅厅长是复兴社太保康泽，主管民众组织；第三厅厅长则邀请郭沫若先生出任，主管文化宣传。在人事上，这个部被称之为“国共合作部”。

事实上，政治部的出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及郭沫若的主持与感召下，三厅不但引用了许多共产党人，更荟萃了文化界精英300多人，当时曾有人将三厅誉为“人才内阁”。结果，在八年抗战期间，翻遍国民党重庆政府的行政及军事序列，事实上能得到蒋介石承认，并勉强容许存在，而用来装饰其门面的国共合作机构，就是这个政治部，可谓硕果仅存了。

不过，蒋以这样的手法，来布置政治部的班底；尤其是选了几个著名的反共专家，与中共方面的周恩来、郭沫若进行配合，其用心可谓良苦。陈诚是10年内战期间无役不从的“剿共”司令，张厉生是一个反共的实干家，贺衷寒是一个反共的理论家，康泽是一个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在整个的上层人物中，只有黄琪翔可以算是一个中间偏左的人物。因此，让这几个反共老枪，来与中共方面演对手戏，与其说政治部是一个“国共合作部”，不如说是一个“国共磨擦部”，或许更为恰当。

其实，在政治部成立初期，国共双方就都看到了将要出现的政治磨擦。蒋邀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周再三推辞说，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磨擦。蒋再三力邀，并表示可以避免磨擦，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以商量；康泽可以共事，不致捣乱等。

对蒋了解不深的人，也许觉得蒋这个人，真是好说话。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了，共产党再不领情，真是说不过去。可是，了解蒋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蒋的惯用手腕而已，所谓的“可以商量”；所谓的“不致捣乱”等等，都只是一张从未兑现的“空头支票”。再说，蒋既然知道康泽难以共事，如果真有合作的诚意，为什么还要把康泽硬塞进政治部。所以，自从政治部成立以后，部内国共两党的斗争，不但从未停止，而且是愈演愈烈。

结果，周恩来、郭沫若及三厅的左派文化人，每天都在过一种“磨擦”的生活。三厅主持抗战文化宣传，不能不编写抗战宣传品。可是，政治部规定，三厅编写的宣传品，必须先送部长办公厅审查。而审查之后的命运，不是被诬为赤化宣传，将其“格杀勿论”，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即或通过了，也是一个迟迟不给印刷。终于印刷了，也是拼命将印数压低。印成之后，再来一个拖延不予发行。最后，是堆在仓库里鼠咬虫蛀。

郭沫若是诗人性格，每遇到这种处境，不免要大光其火，拍桌大骂者有之，以辞职相威胁者有之，直接给陈诚等人挂电话质问者有之，但总是一个不了了之。一次，贺衷寒以三厅偷运共产党宣传品为借口，亲带20多个打手，深夜突击搜查三厅堆栈，结局只是一个莫须有。郭沫若闻讯大怒，再一次以辞职抗议。一次次的抗议，只是换来了反共方式的一次次变化，而最厉害的一着，就是从经济上对三厅进行扼杀，将三厅的宣传费用一次次的压缩削减，叫这班左派文化人尝一尝“无米之炊”的味道吧！正所谓“功大者无过救驾，计毒者无过断粮”了。

不过，现在好了，政治部长由“剿共将军”换成了“和平将军”，情形或许会有所改变吧。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政治部里发生的国共磨擦，只是在抗战时期国共斗争的一个缩影。1940年秋天，张治中走马上任了。但这个时候，正是蒋介石酝酿“皖南事变”，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期。蒋要反共，不能不重视反共宣传；蒋要搞反共宣传，不能不对抵制反共宣传的三厅采取行动。于是，这就有了三厅文化人集体总辞职的事件。这件倒霉的事件，正好让张治中撞上了。

其实，因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治部的地位已经日趋下降。等到张治中接任部长时，政治部人事已近于闲员了。张治中到部视事，秉承蒋的意旨，对人事作重大调整，一厅厅长改任邓文仪，二厅厅长改任徐会之，三厅厅长改任何浩若。郭沫若改任政治部部务委员，享受副部长待遇。何到任之后，接着便宣布改组三厅，开始排挤左派文化人了。蒋并亲自下了一道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

于是，在三厅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放上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然后，召开入党动员大会，理由是：“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而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这是什么逻辑呢？当时，三厅设在金刚坡下的三塘院，动员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会议开到一半，郭沫若就听不下去了，立即拍案而起，予以驳斥：“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据此，郭先生当即打电报，向当局辞去政治部部务委员职。郭先生的一番话，不但义正辞严，而且让人回肠荡气。三厅的一班进步文化人，一个个大受鼓舞，都表示要与郭先生同进同退，纷纷提出辞职书。这就是第三厅进步文化人集体总辞职事件的由来。

张治中没有想到，上任后的第一个难题，就这么棘手。偏偏周恩来雪上加霜，竟说出一番让张治中目瞪口呆的话：“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周恩来的这一手，不啻是将了张治中一军。张治中很清楚，蒋先生怕的就是这一着，岂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批文化人跑到延安去。张连忙表态：“等我报告了委员长再说。”

蒋听了张治中的报告，马上召见郭沫若和阳翰笙等人，为之训示：“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郭当即顶了上去：“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嘛！”蒋连忙避开这个话题，安抚郭沫若说：“我与文白先生已经商量过，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你郭先生主持。”郭感到对蒋的建议不便当面辩驳，表示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事后，郭向周恩来报告。周主张接受蒋的建议，并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

蒋所许诺的“另外成立一个部门”，便是随后宣布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本来，政治部的反共专家主张把左派文化人全部排挤出去；如不能达到目的，至少也要将郭沫若一脚踢开。但张治中颇不以为然，在顶住“排挤党”的压力，又压制了“踢派”喧嚣的同时，建议在政治部之下，设置文化工作委员会。其宗旨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仍请郭沫若主持，安置从三厅出来的这批左派文化人。蒋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任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寿昌、洪深、翦伯赞、胡风等人为专任委员，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王昆仑等人为兼任委员等。原从第三厅出走的四五十人，也都被郭沫若请了回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工委正是第三厅的继续，只是它不能像第三厅那样，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而且，当局还明文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郭沫若虽然对这个机构不满意，不过，他知道当局不可能走得更远了，要在重庆领导抗战的文化工作，不得不屈就这个“主任委员”。而张治中则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他曾和郭沫若说笑话：“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

文工委成立后，有一段时间，张治中与郭沫若相处得不错。张曾到文工委去看望郭沫若，郭也常到张公馆谈话。张还表示，希望能每星期会面一次。张治中还欣然同意以政治部的名义，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举行招待晚会，向文艺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工委成立。会上，张治中、孙科、沈钧儒等相继发表演说，“盛称笔杆之功”。郭沫若则在致词中说：“抗战本身即为文化运动之发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战以来，精诚团结，以发挥其无比力量，今后更盼加强团结，笔杆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工作委员会更望能与大众合作，并请多多帮助，本人愿全力追随。”

席间，田寿昌、舒舍予、洪深、马彦祥等文化名人，更是豪情勃发。为助一时之兴，先后登台表演。于是，救亡歌曲、川江号子、京韵大鼓、京剧清唱、诗歌朗诵等，不绝于耳。据说，当天应邀到会的来宾达400多人。“宾主相洽，极一时之功”。郭沫若曾为之赋诗一首：“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炷竞辉煌。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

“就来请部长‘收回租界’罢”

说到底，文工委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共双方所能接受的一种有限的妥协。也可以说，这是国共双方的政治力量在政治部所形成的一种暂时平衡。也许，这种妥协与平衡正与张治中所持的那种国民党温和派的风格吻合。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演变，以及国共力量的此消彼长，这种脆弱的平衡与有限的妥协，很快被打破了。事实上，当时正处于“皖南事变”的前夕，整个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处于紧张的态势；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正处在一个酝酿和发酵的阶段。随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重庆及大后方的政治空气，已经处在一个强大的低气压中，国共关系很快降至冰点。在这样一个寒流陡降的局面下，政治部与文工委的矛盾再一次尖锐起来，连带着张治中与郭沫若的关系也进入了紧张状态。

文工委成立后，郭沫若与广大左派文化人一起，利用其合法地位继续开展抗战文化宣传活动，这就引起了政治部里那班“排挤党”的仇恨。接着，文工委积极投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斗争，“排挤党”们更是坐立不安了。于是，他们纷纷向张治中报告：“会内常发现共党刊物，刊载攻击三民主义青年团文字；新四军事件发生，言论多同情共产党；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各种问题；用共党思想写作戏剧诗歌；利用文艺活动吸收群众；宣传苏联制度及马列主义；……向《新华日报》投稿；翻译苏联及美国左倾刊物之理论文字；各种座谈会均有共产党参加”。并说：“会内有真正共产党分子在活动”，要求政治部予以密切注意。他们从各方面不断向张治中施加压力。

这就让张治中为难了！文工委是他建议成立的，其初衷不外是为左派文化人建立一个“租界”。现在，左派文化人在“租界”上从事左倾文化活动，正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原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皖南事变”之后的国共关系，已处在剑拔弩张的严重形势下，以军委会政治部长的职责所在，不能不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对文工委的“左倾”活动予以弹压。于是，张治中赶到文工委，作了长达3小时的讲话，先是大讲新四军事件完全是“军令政令”问题，所谓“内战并不存在”云云；继而以“社会上有人说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一个租界，国民政府管不了”作借口，绕山绕水地对文工委的“左倾”活动进行了一通批评。接下来，张说：“现在有些人口头上拥护三民主义，但要他参加国民党，他就不参加。”为了证明大家不是口头上的三民主义者，他主张取消“租界”，请大家都加入国民党。

张部长训话之后，照例，轮到郭主任委员答词了。郭的回答既坦诚，也很风趣。郭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一个十分严肃尖锐的问题，被郭沫若轻松幽默地挡了回去。在说者而言，尽管是一个当场拒绝；但在听者而言，似乎并不感到十分尴尬，甚至不免报之会心的一笑。据说，郭先生的“和尚妙喻”，曾在重庆文化界传诵一时。

接下来的一番话，郭沫若便不能让张部长处之泰然了。郭说：“至于‘租界’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开辟租界’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说到这里，郭话锋一转，火药味渐渐出来了：“我已经感到干不了了，就来请部长‘收回租界’罢。”这是一个推车撞壁式的答复，弄得张部长很有些尴尬了。这是文工委成立以来张治中与郭沫若之间的第一次直接交锋。

就张、郭关系的演变而言，如果说“收回‘租界’事件”，只是一个序幕；那么，“李少清被捕事件”，便开始进入正剧了。“皖南事变”发生后，文工会工作人员李少清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家属募捐，结果被政治部特务连抓了起来。这样一件事，当然不一定是受张的指使。但张是部长，政治部的特务是他的手下，文工委人员被抓，郭沫若只有向部长先生要人。而且，以郭先生的诗人气质，听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其态度之愤怒与言辞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

郭打电话向张治中严词质问：“一个青年，为新四军募点钱，犯什么罪？值得抓起来吗？……你快给放出来！”按国民党老例，人既已被抓，便不能轻放。否则，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抓错了，张部长当然也不能破这个老例，正所谓：“骑猛兽安可中下哉！”因此，张面对郭的严词质问不免有些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这样一来，郭更是大光其火，当即声色俱厉地说：“我手下的人如有问题，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要枪毙就枪毙我！”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张治中再无退路了，只得放人。

就张、郭关系而言，本来就处在一个低气压中。“李少清被捕事件”发生后，不免又是一次刺激，张、郭关系更是紧张了。这时，重庆的左派文化人都感受到了来自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各种传言，正像满天飘扬的柳絮一样，搅得人心惶惶。今天传来某人失踪的消息，明天又有了某人被捕的传说。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可终日的境地中，很多左派文化人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纷纷向香港、南洋一带撤退转移。

重庆的空气是这样地紧张，张治中自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张治中举行了一次餐饮招待会，被邀到席的左派文化人40多名。席间，张将军发表谈话，澄清事实，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的安全；并说明，即便转移到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对于张将军的“保证”，我们不敢说有多大的可信度，因为国民党的事情，毕竟不是他一个人在做；然而，对于张将军的“说明”，倒也是一句大实话，香港、南洋确也不是世外桃源。张将军自称：“我的话是从爱护的心理出发的”。

站在今天的立场，当然不会有人怀疑张将军的至诚。不过，在当时那个寒流肆虐的季节里，因其政治身份和立场的关系，张将军的“保证”和“说明”，在可信度上，不得不被左派文化人打一个大大的折扣。于是，郭沫若写了一篇通讯，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出来，对张的谈话，大加嘲讽，以至有“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语。香港有人将这份报纸剪下，寄给了张治中。张收到剪报，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觉得郭先生这样做不够朋友。张写信加以质问：“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郭尽管复张一信，语气间表示了歉意。但据张将军说：“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是渐渐疏远了。”

抗战后期，中共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文工委策动重庆文化界名人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并由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人领衔，312人附议，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废除一切限制自由活动之法令，以及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官吏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等6项主张。

这在当时，是一件轰传一时的重大事件，无疑也触犯了当局的大忌。蒋盛怒之下，指令张治中以机构重复为名，解散文工委。这是发生在1945年3月30日的事情。4月1日，是为政治部第三厅成立7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在纪念聚餐会上，就文工委被解散一事，激动地表示：始于今日，终于今日；“花瓶”摔掉，还我面目。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是更自由了。可见解散文工委事件，在郭沫若的心理上造成了很深的隐痛，这也是他后来对张治中始终不能谅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治中亦为之懊悔，“感到自己太冲动，太草率，内心很不安，总觉得对不起左翼文化界的朋友们。”

在处理文工委的问题上，张治中尽管是一个失败，并且受到中共方面的批评；但在处理“綦江惨案”的问题上，张治中却是一个成功，并受到中共方面的好评。所谓“綦江惨案”，即指綦江战干团残酷杀害学生的法西斯事件。战干团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成立于1938年春，共设4个分团，按序列是：武汉战干第一团，太原战干第二团（实际未成立），南昌战干第三团，西安战干第四团；均由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而由分团教育长负实际责任。

战干第一团教育长桂永清，曾任复兴社训练处长，一个货真价实的“希特勒迷”。经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便是：“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使德国复兴。中国有了我们蒋校长，只要大家一致拥护，中国必可复兴。”桂以法西斯的精神赢得蒋的青睐，一度出任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长，被授予拱卫首都南京的警卫大权，成为蒋的亲信将领之一。而震惊中外的“綦江惨案”，就发生在后来由桂出任教育长的战干第一团。可见，惨案的发生，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引发“綦江惨案”的起因，说来真是可笑。武汉沦陷后，战干第一团奉命迁移四川綦江。就在迁移途中，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忠诚剧团，沿途宣传抗日，颇受各地人民欢迎。而演出的剧目之一为《李秀成之死》。特务为此密报桂永清，攻击此剧是宣传共产主义，诬报剧团中暗藏有共产党组织等。

忠诚剧团大祸临头了。桂永清接到特务密报，亦嗔亦惊，且怒且喜，精神顿有亢奋疯狂之态。在桂永清的气质中，原本就有一种偏执的法西斯狂，以致在心理深处，反共不仅是一种政治需要，也是一种精神需求。于是，桂以宣传共产主义、有共党嫌疑的罪名，下令在全团5000余名学生中大肆清查所谓共产党，并以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对青年学生进行疯狂屠杀。仅先后活埋的学生就达260余名，因受刑致残者达410余名，被作为共党嫌疑遭监视及关押者达300余名。

这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章士钊先生曾以一篇《书綦江狱》，予以揭露：“事起于綦江战干团，大约该团师生，思想多少左倾，为当局所注意。军统因突以造反罪名，从事大规模逮捕，株连达500余人，酷刑讯至半年之久。诬告设有电台，广布通讯网，人司专职，密密相连，乘间窃发之可能性极大。一问左证，则全为乌有，电台既昧处所，复提不出机件。案中所刊证迹，一从沟渠内捞取之破烂表壳，因谓秘密机关，概存于锈蚀之钢质旋条。案情之滑稽可笑，一至于此。”章先生愤怒地写道：“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狱”。

“綦江惨案”久已发生了，但由于桂氏及当局的严密封锁，外界始终难得全貌。直到桂调任驻德使馆武官后，真相才被揭露出来。至此，重庆舆论为之大哗，纷纷形容战干一团是“杀人的魔窟”，是“野兽吃人的场所”。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长不久，便接到有关“綦江惨案”的申诉，震惊之余，亦为之骂道：“这真是狼心狗肺的人干的事。”并严令战干第一团继任教育长周振强“彻查此案并将有关人员先行扣押具报”。

调查结果出来后，张治中下令将战干一团大队长、参与制造惨案的刽子手杨天威、张少泉押送军法机关严办，将畏罪潜逃的两名重要祸首、战干一团总队长萧劲、杨厚灿呈报通缉；同时指示将关禁的学生一律释放，对所谓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进行安慰，对受刑致残的学生安排医治等。张治中并亲赴綦江慰问学生，在看望了许多伤残学生及屠杀现场后，感叹地说：“这真是‘忠党爱国，屠杀青年；服从命令，谋财害命！’”鉴于战干团早已臭名昭著，难以为继，不久，张治中报请蒋介石同意，在订颁《政工典范》时，明令将战干团予以撤销。后来在重庆谈判中，中共领袖毛泽东曾就“綦江惨案”的善后处理问题，称赞张治中做了一件好事，是张将军真心要和平的一个证明。

一位敢说话的军人

“綦江惨案”的善后处理过程，凸现出张治中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军人。张本人对此也认为：“在蒋的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我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

实事求是地说，张将军不是在侃大山，也不是在吹牛皮，这是一个大致的事实。当然，站在政治家的角度，肯说话，敢说话，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道德；但是，站在军人的立场，肯说话，敢说话，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军人的天职是执行命令么！尤其是在蒋介石手下做事，老实讲，肯说话，敢说话，无非是一个肯犯错误、敢犯错误而已。但是，从黄埔时期开始，张治中便有一个习惯，将“看到的、想到的、应该讲的，就随时向蒋陈述、贡献。”在“中山舰事件”、北伐之前及途中，张治中都曾就国共合作等政治上的敏感话题，向蒋作过重要进言。这是张上书言事、率直进言的开始。

张的进言，从政治、军事、经济，到外交、文化等，真是无所不谈，无所不书；就其篇幅来说，既有长达数万言的鸿篇巨制，也有几千言的“中篇小说”，更有几百字的“短篇力作”。据张自己说：“前后总计不下十数万言”了。张的进言方式，固然少不了酝酿再酝酿，斟酌复斟酌，把握措词、分寸及场合、气氛等，当讲则知无不言，不当讲则免开尊口；但也不乏犯颜直谏，面折廷诤的时候。张自称：“向他提出的意见或和他发生的争论，甚至因此和他顶撞的次数是很多的。”难得的是，蒋对张固然不能做到“闻者足戒”，倒也还能做到“言者无罪”，始终没有以此罗织罪名于张，这真是一个例外。

其实，就蒋、张关系而言，张固然被称之为蒋的嫡系将领；但比之陈诚、胡宗南等浙江籍亲信将领而言，毕竟有一段距离。不过，张也有张的优势，这就是张久历江湖，深谙人情世故，洞察蒋这种枭雄人物的心理状态，大凡对蒋进言，一个“度”，总是把握得很好。并且，张除了对蒋竭忠竭智之外，努力营造一个不结党，不揽权，不营私的正直军人形象；光明正大，不玩手段，有意见，只在当面贡献，不在背后“放箭”，这都是能让蒋放心的地方，也是得蒋赏识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军人当中，张固然“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但在蒋那里，却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坏心。只是，不玩手段，也就是“手段”，或许还是一种更高明的“手段”。张的手腕，真让人感叹和佩服！

不过，在进入侍从室以前，张固然是一个敢讲话的军人，但因远离政坛中枢，对高层情况往往若明若暗，许多事情不免隔靴搔痒，难以点到要害，进言的分量，不免要打一个折扣。加之蒋素有人微言轻的偏见，对于像张这种一只脚在圈里、一只脚在圈外的幕僚人物，所谓的听言纳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要制造一个气氛，为领袖树立一个了解舆情、从谏如流的政治形象。于是，张的进言效果，不免也要打一个折扣。

但是，自从进入中枢之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则因张治中任职中枢，与蒋见面的机会多多，贡献“合理化”建议的机会，自然也是很多的；二则因身居内廷，了解核心机密，与各方交往频繁，也就更便于发挥谋臣、策士的作用，不断向蒋陈述及贡献意见。然而，侍从室时期，张只是一个内廷近侍，地位重要，官位并不很高。他的主要职责，也只是上传下达，送往迎来，近似于一个传达室主任罢了。因张治中不负有主管责任，当然也就缺乏一个主管的眼光。因此，限于地位使然，侍从室时期，张治中陈述和贡献的许多意见不免泛泛而论者多，切中要害者少。

张充分发挥谋臣与策士的作用，应当说是在出任政治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之后。一方面，这是张第一次主持两大全局性工作机关，接触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都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许多问题更是触及国民党统治中最为敏感的环节，诸如对共政策及孔宋家族的贪污自肥等；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的推行，一股苟且偷安、贪图安逸、人心涣散，不思进取的堕落风气，开始在国民党及政府机构内部滋生蔓延，大后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吏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腐败涣散现象，这就为张治中的上书言事，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就任政治部长之后，张的第一次上书，就是痛陈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这是一份大胆的陈辞，更是一份痛切的检讨。事实上，在“皖南事变”前几个月，国共两党关系即已急剧恶化，核心是军事问题。蒋指令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会商办法，未得协议。何、白即发表“皓电”，加诸八路军、新四军以“四不”罪名：“（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并对作战地境等问题，单方面作出规定，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撤到划定的作战地境内。这一电文，正是国民党阴谋发动“皖南事变”的一个张本。

当时，张每次出席军委会有关会议，“即感觉有异样之空气”。但因对内幕情况若明若暗，且孤掌不鸣，故难以奏效。1941年1月10日，张治中得悉“皖南事变”已经发动的消息，当即向何应钦陈述意见：以为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何表面上虚与委蛇，却在暗中加紧部署。是日，国民党第32集团军下达了分区“清剿”皖南新四军的命令，限10日黄昏前“清剿”完毕。

1月14日，新四军军长叶挺为挽救危局，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指派，前往国民党第52师师部谈判，遭到扣押，新四军各阵地相继被国民党军攻占。至此，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壮士，与国民党八万虎狼之师奋力拚杀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3000余人壮烈牺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经分散突围，最终到达江北和苏南者仅2000余人。

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内的一批反共专家为之弹冠相庆，欢声雷动。次日，何应钦即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临时会报，研究对新四军处置办法。会上，白崇禧力主撤销新四军番号，张治中则力主保留新四军番号。张并警告，如照白案执行，“是否将引起决裂，此时决裂是否为时势所许可，应加考虑。”当两论为之相持不下时，张仍坚持：“吾辈高级幕僚对统帅陈述意见，不妨同时列举多案，俾统帅有所抉择”。

张、白为保定时期的同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的“五同”同学。只是，同学尽管是同学，朋友也尽管是朋友，但并非永远“同志”。在政见方面，张、白恰颇多歧异；尤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更是大相径庭。白素持“鹰派”主张，以强硬的反共立场著称；而张素持“鸽派”主张，以温和的联共立场著称；且张、白都素以直言而闻名于国民党政坛。在是否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问题上，白主甲案，张主乙案，正是一个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激烈场面。

为了政治上的主张，什么同学、朋友，一切的一切，都顾不得了。第一个大动肝火的是白崇禧。白听到“此时决裂是否为时势所许可”几个字时，头一下子就大了，当即拍案而起，厉声指斥：“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愤不择词之下，白竟大骂张是明末被俘降清的明军统帅洪承畴。据与会人员回忆，白“感情冲动，已达极点”。不过，对于白的嚣张气焰，张并不害怕，也丝毫不肯让步。在争执不下的情形之下，张与白相约下午共同谒蒋陈述。只是，张虽争得面红耳赤，究竟不失和平将军的政治风度，“在彼正欲一逞为快之时，未便再有所论列”，上车归寓了。下午，张冷静一想，知道这个时候面蒋，不免又是一番争执，况蒋的态度，亦不难揣测。于是，张取消前约，拒绝参加下午的“御前”会议。果然，蒋当天下午即裁决采用“白案”，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宣布新四军“叛变”，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目睹事态的发展，张治中真是焦虑万分。形势越发地不可收拾了。周恩来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是每个人都准备杀头的”。在准备应付第二个“四一二事变”的同时，中共方面向国民党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原则：要国民党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承认错误；惩办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任新四军军长；交还事变中新四军被俘全部人枪等。随即，中共发出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

其实，即在国民党内部，张治中的立场也并不孤立。不少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也都纷纷站出来，指斥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冯玉祥将军大骂何应钦是在搞阴谋；于右任先生愤慨地说：何应钦“欺骗了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痛心地说他无脸见人；素来大大咧咧的“太子”孙科也对局势表示忧虑；就连在10年内战中以“剿共”成名的陈诚、汤恩伯、卫立煌等中央军将领，也对事变不表示积极态度；蒋的重要谋士王世杰也向蒋秘密进言，请蒋三思而行。这些人的态度固在张治中的意料之中，却是出乎蒋的意外了。

不过，对于张治中而言，最有力的声援，还是来自海内外的民主进步人士。宋庆龄在香港致电国民党中央，“日寇为我党之敌人，也正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死敌，亦即为我之良友，故我党不宜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张一麟等400余名旅港人士联名向蒋呼吁：“用敢掬成恳请，钧座凛‘保邦定危’之训，断然制止内战”。黄炎培公开发表谈话：“不管事件的经过、是非是怎么样，当局如此处置，是绝对错误的。”陈嘉庚从新加坡急电重庆政府：“值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司徒美堂从美国致电国、共两党，以大义责蒋：“思大敌当前，谁甘分裂，自坏长城，自促国亡”。

但是，在所有的责难声中，最让张治中注意的，还是苏美英等国际盟邦的态度。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当面向蒋表示：“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苏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将军更是公开谴责何应钦、白崇禧：“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大敌当前，政府同人民发生任何武装冲突，都是咄咄怪事。”英国舆论对“皖南事变”深表忧虑，祈望中国抗战事业，“切勿为内部争斗所败坏，而遭日本宣传及亲日分子所暗算”；美国加州州长虞尔森等6位名流电蒋，称“皖南事变”“将使美国赞助者统统离去”；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正式向蒋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访蒋，对事变明确表示反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也向国内报告，谓“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而蒋对美国人激烈反应大为震骇，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一个好端端的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竟被糟蹋到这种地步，这是善良和淳朴的人绝料想不到的，也是和平将军张治中绝料想不到的。可是有的人似乎觉得局势还不够糟，仍然不停地制造反共事端。于是，发生了《新华日报》报童被殴打，大批《新华日报》被没收撕毁，甚至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也遭暴徒砸毁的严重事件。听说周恩来将于第二天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居然有人在党政军联席会上提出将周恩来软禁一天，不让他们见面。对于这样一个愚不可及的主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不得不起而大声制止：“软禁的处置，殊不高明，不仅会引起中共方面的抗议，而且更将招致美国的误会，甚至影响美援，甚属非计！”结果，一场闹剧未能登场。否则，不定会闹出什么政治笑话。

说了也白说的“万言书”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张治中认为这正是“上离其道，下失其事”的结果，亦即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所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据此，张将军将自己的忧虑和意见，写成万言书，于1941年3月2日，进呈蒋先生。这一次的上书，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展示了张将军的内心世界和个性风格。

在万言书中，张将军开篇就讲到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失当，认为皖南事件将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这是“大半由于若干同志不特未具远大之眼光，甚至缺乏体认此问题之常识，始终为一种错误之冲动所支配，以致愈演变而愈出原来之预料。”为此，张治中义正辞严地提出：“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认为：“在此朝野彷徨之秋，钧座如能正确指示一般干部以解决共党问题之方针，澄清一切沉闷徘徊之空气，使冲动之感情，无由支配行动，实为当务之急，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

写到这里，张下笔更加凝重，也更加痛切了：“窃以现在我国家民族，已临最后危急关头，而政治、军事各方面，均陷于停滞状态之中，形成难治之痼疾。职详审当前环境，深觉危机环伏，如厝火于积薪之上，彷徨绕室，寝馈难安。”不能不认为张是一个明白人，一切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也都想在心里，现在是到了不得不讲，不吐不快的时候了。笔锋一转，张愤然大骂：“然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位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即或黾勉从公，亦绝少为革命鞠躬尽瘁之意识，徒为争取其本身一部门业务之便利，不计及整个革命之前途。举目环顾，已无謇谔公忠之风，转长唯诺因循之习。以革命政党所主持之艰苦革命大业，内部充满腐败官僚之习气，偷情苟安。”

一切都顾惜不得了，索性就放开性子，骂它一个痛快：“至于所谓革命精神，在党中已杳不可求，则吾人所肩负抗战建国之伟大任务，自无任何基础与根据，能使其步入成功之途径。迄今则虽临以全力，已常有无法推动之情形，痼疾日深，振作几成绝望。……窃谓气象之败坏，无过今日，同时局势之艰危，亦无过今日。辕辙相背，忧患愈深。”骂到这儿，张将军开始贡献意见了。张说：“谨贡其一得之愚，就当前各项重要问题，分别缕陈察核”。所谓的“一得之愚”，要而言之，就是政治改组，军事裁减，党内民主。

所谓政治改组，就是行政院的改组，这是“政治之重心”。张治中说，朝野有识之士，均认为行政院的问题，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但讲到这儿，张不免有些投鼠忌器，以至句斟字酌地说：“钧座虽兼主院事，而环境梗阻，事实乖违。例如物价问题、米粮问题，钧座苦心孤诣，筹划周匝，倘执行者能切实遵循，决无不能改进之理。”蒋的主张是好的，筹划也是好的，坏就坏在“红顶商人”孔祥熙的手里。所谓改组行政院，当然也就是改组孔祥熙了。张说：“中枢政治，固不宜轻言更张，然在此局势严重之秋，权衡利害，似不能再有所顾虑，甚愿钧座运机独断，毅然择行。”这是寄希望于蒋介石做“改革家”了。不幸的是，蒋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型的人物，从来就不是一个改革家。张的政治改组计划，不啻是对牛弹琴了。

所谓军事裁减，张主张：第一，尽快实施裁减60个陆军师的整军方案，既不减少战斗力，兼可收耳目一新之效，还可以节省粮饷，一举而数得；第二，对任职2年或3年的军师长实行调动，以防久而生根，形成圈子。张将军认为：即便是“各战区各集团军之将领，均宜有相互的或前后方之调动，惟以此事顾虑尤多，暂可不论，而军师长之调动，似可提前实行。”从技术层面看，这当然是一个策略问题，正所谓“豆腐先拣嫩的吃”。

所谓党内民主，张治中痛陈：“近来党内气象，备极消沉，中央同志，胥以少言为得计。或则谓有总裁在，无庸我辈喋喋也；或则为负责者自有其人，功罪均与我无涉，何必发言也；或则谓说话仍无结果，无为开罪于人也。一般同志均噤若寒蝉，颓唐暮气充塞于中央，革命空气已由淡薄而趋于消失，是诚吾党之忧。”七中全会开过之后，以一般人之观察批评，都以为党的革命精神，长此将无由振拔。现在八中全会要开幕了，张希望不但对所有案件，都能开展一次辩论；而且党内同志之间，能互相检讨批判。

这一篇文章，张治中做得太大了。不难想象，一个政治改组，一个军事裁减，一个党内民主，无不涉及国民党统治的根本，这就很让蒋总裁为难了。有如一桌生猛海鲜大菜，由张治中端到蒋总裁面前，要叫蒋先生买单。蒋尽管是浙江人，但历来有爱甜不爱生的饮食习惯，海鲜是喜欢的，生猛就不敢恭维了。现在，蒋看看这一桌生猛海鲜大菜，如何敢举箸下咽呢？因此，张治中的这一份万言书，最终落得一个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的下场。

但是，张将军并不气馁，率直进言，放言高论，依然是他的本色。最高当局主持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时局问题。高干们一致认为，现在的时局太严重了，如没有很好的应对之策，大局殊堪忧虑。听到这里，张将军借题发挥了。他说：许多地方治安不好，一有乱子，便归咎中共的煽动，其实以现在政治经济情形，没有中共也要出乱子。在民国以前没有共产党，历史上常常有农民暴动的事发生。把所有变乱的原因都归结于共产党的煽动，这是自己逃避责任。

张治中真是大胆，在这种场合，他敢说这种话。好在当场就有人称赞他说得“甚得要领”，而且最高当局也没有责怪的意识。过去的“忠臣”，常有所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遭遇，但在蒋的治下，张将军却是信而不见疑，忠而不被谤。虽然，张将军只是抱定一个宗旨：“不说白不说”！而蒋“大帝”同样只是信守一个原则：“说了也白说”！在说的人，是一个姑妄言之！而在听的人，也是一个姑妄听之！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不过，要说到张将军的勇于言事，光荣不能不归之于北温泉秘密会议。

1943年的秋天，张治中以三青团中央书记长的身份邀请部分黄埔系常务干事和中央团部处长级干部，赴北温泉数帆楼召开秘密会议，重点即在检讨时局，一致认为：“环境很恶劣，局面很严重”。结论是：财政金融措施失当，贪污贿赂公行；党政人员成为官僚，战时政令无法推动；土豪劣绅把持乡镇保甲长，横征暴敛，纲纪废弛；社会风气，败坏至极，官吏奸商勾结，骄奢淫逸；官兵生活艰苦，新兵素质恶劣，士气渐衰，实力日减，纪律废弛松懈；公教人员的生活朝不保夕，行政效率日减，教育效果日低。青年不满现状，烦闷失望；党团干部目睹奸商土豪以及不肖官吏利用国难发财，穷奢极欲，以致灰心消极，情绪低落。

上述结论，归结为六个方面，可以说全面批判了国民党政权。据此，张治中等人提出了改组政府、改订政策、澄清吏治、甄别干部等4点建议，核心则是“倒孔”。以改组政府来说，蒋名义兼领行政院长职，而真正的权力，则操于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之手。孔表面上是一个依违取容、碌碌无为的庸才；实际上是一个精明奸诈、弄权作弊的高手，是一个只知有家族利益、不知有民族存亡的贪官污吏。

曾有史家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是汉代的梁冀和清代的和珅。其实，若论历史之最，孔氏恐怕要坐第一把交椅，至少不在梁冀及和珅之下。梁冀的财产达30万万文之巨；和珅的财产估价了1/4，为2．23万万两白银，全部财产大约总在9万万两左右。这是从抄家中得出的数字。孔氏的财产是多少？因为没有抄家，也就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在1943年发生的美金公债案中，孔一次贪污美金公债，就达5000万美元之巨，若以当时的官价汇率计算，为法币100万万元以上；若以当时的黑市价计算，则为法币1000万万元以上。可见，尽管梁冀、和珅的逆产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比之大巫孔氏，恐怕还只能算是两个小巫。

事实上，孔早已成为政坛上的过街老鼠，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尤为张治中及黄埔阵营中的正直军人所切齿。但因孔系蒋氏姻亲，事涉后宫，不要说张治中等一般权臣奈何不得，即便蒋有所不快，亦有投鼠忌器之心。在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代表提出罢免孔氏行政院副院长建议书，结果被蒋训斥了一通；宋美龄亦曾经当着蒋氏的面，关照张治中：“讲话是可以，但是不能乱讲”等，便是指此。故孔氏虽处在上下交攻，八方围剿的境地之中，但地位始终是稳如泰山，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孔的有恃无恐，只是促进了反孔阵营的壮大。北温泉数帆楼的反孔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但是，孔毕竟是当政的红人，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在名字上打叉的时候。因此，张治中的建议，不能不运用“含沙射影”的办法：“为谋巩固革命政权，确立政府威信，彻底执行政策，应付非常起见，请速改组政府，将违背领袖意旨，不执行领袖所决定之政策，且已失众望之大员，立即罢免。拔擢革命有为之干部，担负责任。期于最短期内，造成廉能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建议中并有所谓“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对官吏之贪污腐败，利用其地位与困难之机会得致巨富者，应予严厉之处置”，以及“其精神、思想、生活、行为均已落伍者，应予淘汰”等，无不语语针对以孔为代表的一班贪官污吏。

在北温泉会议上，尽管大家所唱的，也仍然是一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老戏，但大家都意识到，要叫最高当局接受这4点建议，他绝没有这个决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温泉会议的成果，只是反孔阵营的一个自我宣泄而已。果然，张治中将北温泉会议上形成的建议案送上去后，蒋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青年同志们是有他们的热情和见解，我们要予以重视的。”在张治中等反孔派看来，这当然是一个失望；但在蒋氏，既没有抓辫子，也没有打棍子，而且表示要“予以重视”，蒋的“进步”不能说不快！

进入抗战中期以后，既是张治中政治上最为活跃的阶段，也是他的上书进言最为踊跃的时期。在“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写出了那份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的万言书；1943年11月8日，张治中再次就改组政府、检讨政策、调整制度、确定作风等问题，痛陈所见，草成万言。如果说第一次的万言书，只是一桌“生猛海鲜”式的菜肴；那么第二次的万言书，不啻就是一次生吃鱼片的野餐了。

在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豪门政治的双重作用下，党内外主张改革与主持正义的民主进步力量不断受到压制与摧残，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日益糜烂，人心由望治而思变，有如大旱而望甘霖。但是，一般党棍、官僚、政客、将军或则钳口结舌，明哲保身；或则掩蔽事实，粉饰太平。

看到这种情形，张治中真是痛心极了，每每思救其失，以振国势，于是再次奋笔上书，指陈政体：“今日之事势，在在令人焦虑，因而忧国之念不能自已。此时如尚不特别提高革命之警觉性，则尔后之演变诚所难言。逆料当前军事、政治、经济种种败坏之现象，钧座固已知之甚详。但所知者未必即其全貌，一般向钧座报告者，对事实之真象，大都减轻其分量与程度。甚至主管人员，怵于个人之利害，故意隐蔽事实，粉饰内容，亦所难免。则今日最大危机之所在，诚不能不为钧座坦直言之。”这是一个开场白，但笔锋所至，已经是八面横扫了。接着，张点出实质问题了：“窃谓今日可忧之事，莫过于人心思变，士气荡然。说者多以为此种现象，皆由于共产党、反对派宣传煽惑之所致，此或为原因之一，但决非其主因。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物理显然，无可违饰。”

张特别指出，今日之不满现状者，并不只是反对派而已。诸如：三青团干部在第二次全体干事会上的痛切陈词，在渝中委于国民党十二中全会前后的满腹牢骚，70高龄的老国民党人曹叔实所提《请刷新政治以利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案》，赴延安视察的5名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对国民党政治的强烈批评，美国朝野对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嘲讽讥弹等，都说明“现在有识之士，莫不痛感当前之人心，已越过‘望治’之界限转而‘思变’，此种心理之形成，实由于对现实过度之失望。”

张治中明白指出：“以言人事，所最引为痛心者，莫过于反对派今日对本党之批评，其言曰‘国民党只有奴才而无人才’。反对派之为此言，其论据何在？职以为此非本党之无人，实由人事运用太不活泼之故也。”“目前人事之呆滞，已成牢不可破之痼疾，老大者永久老大，幼稚者永远幼稚，于是反对派则嚣然曰‘国民党无人’，外人不明内在之原因，亦从而嚣然和之曰‘中国无人’，此非吾党吾国之奇耻大辱乎？”

不难看出，这是在党言党就政言政；不过，这也正透示上书者的一片公忠体国之心。事实上，如此直率的进言，也只有张治中才敢讲，换了第二个人，是断乎不敢冒这种政治风险的。不过，同样一件事，从张治中嘴里说了出来，不但不遭蒋忌，往往还能得蒋赏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也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政坛上的一个例外。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张治中现象”吧！

达则为伊周，穷则为孔孟

要准确地说清蒋、张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关系背后的原因，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把张治中称之为是蒋的亲信将领，而且还是蒋的“八大金刚”之一。几十年来，张在蒋手下，不能说大红大紫，但确是官运享通；并在军事、政治、团务等领域，负了很大的责任。称张是国民党军队及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我们如果就此断定：张是蒋的腹心人物，那就错了。

事实上，蒋对张始终是怀有戒心的，或者说是不放心的；由此，蒋曾把张置于特务的长期监视之下。具体布置并指挥这一秘密监视任务的，就是由陈布雷领导的一个经济情报组。通过这个经济特工组织，派出高级经济情报人员，作为党国的“眼线”，安排到张治中身边卧底。在此基础上，通过掌握张治中的经济命脉，分析其政治动向。这就是说，尽管张治中已经做到了对蒋忠心耿耿，始终不渝；但在蒋的那本账上，始终是把张看成了一个“问题人物”。

中国的政治家用人行政，有一句口头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蒋不信这一套。他的理论是：用人须疑，疑人也用。因此，在蒋的心目中，张的“亲共”立场，张的民主意识等，尽管是一个问题，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于是，在蒋的面前，张照样是一个“敢说话的军人”，知无不言，始终是他的一贯本色；在张的面前，蒋照样是一个“大度”的领袖，言者无罪，也始终是他的既定手腕。虽然，张的话，蒋不一定爱听，更很少照办；但是，能够让张把话讲完，而且不会因言治罪，这就很不简单了。

在蒋的手下，敢说话的军人，确乎很少；能够知无不言的军人，就更少了。大致说来，蒋主要用了三种军人：一是从北洋军阀及地方军阀中转舵过来的军人。这些人资格很老，但由于“身家不清”，屁股后面打着一个“贰臣”的烙印，与蒋的关系不免总是隔着一层，自然难以在蒋的面前，挺着胸脯说话；二是保定军校出身的军人。这些人中大都在黄埔时期，就跟着蒋介石打天下了，称得上是蒋的开国功臣，关系非常。不过，到了重庆时期，这班人官越做越大，暮气亦越来越重，在恩威不测的“天子”面前，往往是固位自宠还来不及，那里还敢讲什么话；三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这批人可说是蒋的天子门生，与蒋的关系之深，自是没得话说。但长期以来，他们中的一批复兴社分子，大搞法西斯式的“造神”运动，奉蒋如奉神。结果，到了昔日的校长面前，一个个都已是噤若寒蝉，锐气早失了，那里还敢再跟这位“大神”叫劲。

固然，在蒋的手下，敢说话的军人，除了张治中，也不是一个没有。或许，“小委员长”陈诚，可以算一个；“小诸葛”白崇禧，也可以算一个。陈诚是蒋的第一亲信爱将，有许多话，别人不敢说，不便说，陈诚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也就痛痛快快地说了。即便这样，陈诚的敢说，也没有达到张治中这种毫无顾忌的程度；至于白崇禧，由于碍着蒋、桂这样一个派系关系，中国人又有所谓“疏不间亲”的古训，故白氏的敢说，其实也就是发发政治牢骚而已，一旦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白的顾忌既多，说得更少，以免多说话，多犯错误。陈诚、白崇禧等人倘且如此，其他一些等而下之的将领，虽不能说个个在蒋面前，都是扛顺风旗的角色；但三缄其口，少说为妙，正是一个常态。

再看张治中的敢于犯颜直谏，甚至敢于在一些重要场合，批老蒋的逆鳞，在国民党政坛上，不但称得上是风骨嶙嶙，而且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真令人赞叹。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如果仅就政治性格与帝王作风而言，蒋绝称不上是一位见善如不及，从谏如顺流的英明君主，更谈不上是一位博访周咨，广开言路的民主领袖。

对中国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在蒋的发迹史上，曾先后被荣膺“政治流氓”、“新军阀”、“独夫民贼”、“法西斯专制独裁领袖”等称号。这些称号固然都是蒋的政敌慷慨赠送的，但要说都是捕风捉影与攻讦诋毁，显然不是事实；即便是蒋的亲信策士与文臣武将，也都不能不承认蒋是一位专制的“明君英主”。可是，就在这样一位专制的“明主”手下，竟能容忍像张治中这样一尊大炮式的诤臣，其中缘由，颇值得史家深思。应当说，这里面既涉及张的一以贯之的政治道德，也涉及蒋的权变手腕。

就张治中而言，他之要做一位诤臣，正是他的政治理想的恰当反映。从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来看，张治中这一代人的梦想，正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强大，人民的富裕，始终联系在一起。因此，关注国事的盛衰，焦虑民族的存亡，忧戚民众的生息，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与爱国军人的共同情结，亦成为张将军的不懈追求。张治中维护国共团结的一贯主张，所以能超越狭隘的党派观念与集团利益，正是源于这一政治追求。

早在少年时代，张治中就从西峰庵张秀才那里，接受了儒家道统观念的教育，那种“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的儒家理想人格，正是张治中气质与个性的一个鲜明写照；那种“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忠君意识，那种“惊回万里关河梦，滴碎孤臣犬马心”的报国情结，已经无声无息地渗透到张治中的血液里。尤其是“张家孩子是一个小才子，将来了不得”的预言，以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不但刺激了张治中的“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的强烈欲望，而且也在潜意识中培养了张治中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官场品格，从而在张治中的心理深处，逐渐萌生了学则为圣贤，达则为伊周，穷则为孔孟的人生信念。加之，张治中生于贫寒，起自平民，在他的身上，始终流淌着平民阶级的血液，始终与社会底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深厚而坚实的土壤，已经跃升上将军及中枢权臣的张治中，仍能保持平民阶级的那种新鲜朝气，不被腐败颓废的官场习气所包围和污染。

人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景象，张治中在走上国民党政坛以后，一旦受到重用，总是以国之良将及贤相警策自己，不苟且，不腐化，忧劳国事，忠心报主，敢作敢当，义无反顾；一旦不受重用，则毫无恋栈之意，送上一纸辞呈，立即回到巢湖乡间，或出资兴教，培养乡党子弟；或悠游林下，接触民众，了解民生等等。其实，这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名士派头，也是平民政治家所追求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人格。

严格地说，张治中的出身，只是一位军人，并不是一位大儒。然而，他的“恂恂若儒者”的大臣风度，他的凝重有度、刚柔并济的宰辅之相，都让人觉得他不是一位简单的军人，而是从内心透出一种文人的气质。但是，张治中毕竟不是文人。事实上，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他的直率、勇锐、敢于担当等优秀品质，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政客们擅长的那一套通权达变，勾心斗角的手法，既非其所长，亦非其所愿。因此，我们不妨可以说，张治中是一位正直的军人，然而是一位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正直军人，亦即所谓“儒将”风度吧！

因此，在张治中的身上，既有着儒家知识分子“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原则，又有着孔圣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夫子遗风；既有着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又不是坐而论道，在消极的意义上“守正”，遇到该争的问题，未尝不奋力去争；既有着蔑视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嶙嶙风骨；但也不是巷子里扛木头，一味蛮干，而是注重把握场合，运用策略，既能为主上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又能将度掌握得很好，是一位既会烧热灶，也会烧冷灶的专家，所谓“斟酌损益，进尽忠言”，有着相当高明的进言艺术。其实，张治中的这种本领，既得之于他所受的教育，也得之于他的曲折、丰富的人生阅历，正如《红楼梦》里的名联所写：“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或许，这就是相书上所谓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武人文相、文人武相者尊吧。

不能不承认，张将军确是蒋介石旗下的一位诤臣，但又不是那种“立异以为高”的言官，更不是一班沽名钓誉之徒；这是一位有抱负、有见识、有胆量的大将，更是一位不忘主恩、锐意图报的权臣。并且，站在张治中的立场，他始终认为：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好的，国民党的纲领是好的，蒋先生的主张也是好的；坏就坏在一班官僚、政客、军阀手上。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只知道做大官，发大财，暮气沉沉，日渐腐化。而蒋荣登大位之后，不能亲君子，拔擢忠良之臣；远小人，斥退不屑之徒。结果，国民党的事情越搞越糟，国家的事情也是越搞越糟。因此，张治中的进尽忠言，一方面是他的自期自励，庶竭驽钝，脚踏实地，努力去干；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蒋能做明君圣主，亲贤远佞，咨诹善道，兴复民国。

不过，蒋虽做不了明君圣主，却并不妨碍他要求别人做忠臣。事实上，蒋因深居九重，大权独揽，与各部院及各级官僚之间，不免出现脱节现象，难以了解到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又因为性格多疑，常常对手下权臣及亲信幕僚心存疑虑，担心大权旁落，被他们欺骗蒙蔽，因而总想能从那些敢于直言的诤臣口中，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或许这就是蒋所理解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吧。

在基于儒家道统、政治权力及个人气质与心理性格等种种复杂的大背景下，构成了蒋、张关系不断演变的一条基线与主色调。

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在对共产党关系问题上，张治中始终是国民党阵营内的“鸽派”人物。虽然，力主国共合作，坚持团结，反对内战，正是张将军的一贯立场；但是，真正赢得“和平将军”的称号，是在张治中出任中共问题协调人与谈判代表之后。

在张治中之前，国民党方面负责中共问题的协调人与谈判代表，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张冲是国民党内的一代传奇人物。早期因从事地下工作，被奉军捉进大牢，张学良易帜后，始被释放；30年代初，成为著名的中统大特务，曾亲手策划过轰动一时的“牛兰”案件及“伍豪事件”；其后脱离中统，任职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1935年下半年，受命与中共方面进行秘密接触，从此成为打通对中共关系的重要联络人。“西安事变”之后，直接受蒋介石领导，以中央执委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谈判，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功，作出过重要贡献，周恩来曾盛称“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不幸的是，1941年8月，张冲病逝重庆，国共方面的联系，顿失一条固定渠道，从而使国共关系大受影响。此间，由于张治中与中共驻重庆首席代表、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有着许多工作上的联系，加之张的关注国共团结的大局观，以及善于在两端之间进行磨合、协调的能力，使得张治中很快成为继张冲之后负责处理对中共关系的主要联络人与谈判代表。

张治中成为国民党方面的对共联络人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如何恢复因“皖南事变”而陷入低潮的国共关系。进入1942年，国共关系已在多方面出现了转暖的迹象。就国民党方面而言，原本想通过偷袭新四军“江南大营”，一举摧毁其神经中枢；再乘胜挥师北上，踏平新四军“江北大营”，就此扑灭中共在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哪里想到新四军不仅未能扑灭，反而由一两万人迅速扩大到八九万人之多。蒋不能不为此忧心忡忡！

加之，因发动“皖南事变”，国民党被国内外舆论骂了个狗血淋头，蒋感到如此冒险，代价太大。而自太平洋大战爆发后，美、英、苏等国际盟邦更加关注中国战场的形势，罗斯福总统直言不讳地通知蒋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国内战，不同意将援华军火用于反共；希望国共团结抗战，以便牵制更多的日军，藉此减轻美国的压力。形格势禁，蒋不得不考虑尽快弥合国共裂痕，一方面改善国际形象，借以获取更多的外援；一方面借助中共的力量，使中国战场能有所表现。

从中共方面来说，国共合作，共御外侮，本是其一贯方针。国共分裂，自非国家民族之福，更非中共方面的初衷。同时，自1942年以来，中共在华北方面，正面临着日军的强大压力；自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以后，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八路军由54万人减少到30多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少到11万人。面临这样一个困难的处境，改善与国民党方面的关系，一致对外，打退日军的进攻，正是中共方面的愿望。

转机是从吊唁周懋臣先生去世开始的。这一年的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不幸在重庆逝世。张治中奉蒋命，于17日前往吊唁。这是一个姿态，也是一个试探，中共方面回应了。于是，周恩来向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并希望国民党指定代表与中共保持经常接触，以利于解决一些问题。张听到周的提议十分高兴，马上向蒋报告，蒋亦喜出望外了，很快于3日后约见周恩来，说他已指定张治中和刘斐同中共谈判，军委会的联络参谋也将继续去延安。国共谈判的大门再次打开了。

就在这时，蒋突发灵感，提出惊人设想。8月14日，蒋第二次约见周恩来，说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面。这真是大出周的意料。周认为蒋、毛会谈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作为过渡，可以林彪作代表，到西安与蒋见面，进行谈判。因林彪从苏联养伤回国，在途经新疆以及兰州、西安等地时，蒋曾电令上述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一律不得留难。故林彪一路上受到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等人的热情款待。胡并对改善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态度甚为积极。周恩来认为：蒋与林有师生之谊，林与胡有同学之谊。由林出面，既可以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亦可以达到“打开局面，转换空气”的效果。周的建议获得毛泽东的批准，亦得蒋认可。但是，当林彪受命赶往西安时，蒋已返渝，林再飞重庆。

10月13日，蒋、林在重庆第一次见面。是日午后，蒋由张陪同，林由周陪同，先后来到桂园（张治中公馆）。林称蒋为校长，并称毛先生此次本愿应邀与校长会晤，因病未克如愿等。蒋装得很大度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请你代为转达我向毛泽东的问候。”随后，林就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不外是拥护委座领导，两党目标接近，坚决反对内战等。蒋听了第一个观点，觉得蛮开心的；听了第二个观点，便有些心不在焉；听了第三个观点，便开始频频看表，“端茶送客”了。蒋、林会面，到此结束。

张约周、林继续到桂园会谈。双方落座，林代表中共方面，提出了此次会谈的“一揽子”要求，即“三停三发两编”方案：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薪；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张治中听到这里，即打断林彪的话头，软中带硬地说：“蒋先生对此次国共会谈，确有诚意，很愿意解决问题，你们可趁此机会提出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与他商量；但请注意，有些话，委员长很不爱听，如新四军问题、内战危险等等。你们已经见到，他当时几次看表，表示不耐烦要走了。你们要注意缓和空气。”这是什么话？既是两党会谈，便应有什么说什么，如何能专拣委员长爱听的话讲，那样岂不是成了下级向上级报告工作么？为此，周恩来当即予以驳斥：“文白先生，你要我们不谈新四军等问题，但这些问题不解决，怎能进一步改善国共关系，增强团结。”

其实，张治中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张没有办法，从最高当局那里，张早已轧出一个苗头，对这次两党谈判，蒋纯粹是在做表面文章，以取得一种舆论宣传效果，向国内外有所交代而已。至于谈到要解决具体问题，对不起，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如何可以当真呢？双方谈到这里，张知道再谈也无益，话头一转，建议林彪不妨先同各方面多接触谈谈，然后再同他谈。于是，林、周转与刘斐见面。岂知刘更好说话，表示一切都可以谈，但就是不能谈具体问题。最后，刘斐要周、林继续同张治中会谈。

事情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蒋先把球踢给张治中，张再把球踢给刘斐，刘不敢把球转踢到蒋那里，只好一个长传，把球横传给张治中。就这样，蒋、张、刘三个人踢来踢去，显然谁都不愿破门进球。站在张治中及刘斐的立场，这也难怪，最高当局不让他们谈具体问题，当然只能是大谈原则问题了。可是，说到原则问题，亦即国民党鼓噪的军令政令统一的问题，国共两党如何能谈得拢呢？无非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罢了。

“关门”与“破墙”

不过，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破墙法。国民党方面不让涉及具体问题，共产党方面就抓住具体问题不放，这就叫哪壶不开提那壶了。12月16日，蒋决定避开周恩来，单独约林彪见面。是日下午，张治中陪同林彪谒蒋。一上来，蒋即大谈所谓：“我对团结统一是有诚意的，这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统一政令下工作”云云。蒋并信誓旦旦地说：“国内政治问题，我希望整体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就会为此努力。我奉行公道原则，不会让你们吃亏，这点可以放心。”

可是，当林彪提出新四军问题时，蒋脸色立变，立即打断林彪的话头，蛮横地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委员长，却又提新四军，你们的报纸、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你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再提我是不听的。”说到这儿，蒋故意与林彪套近乎，又做巫婆又做鬼地说：“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说这个话，我对别人没有这样说过。”一次会面，态度三变，蒋真是一个万人不及的枭雄人物。

蒋、林第二次会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但周、林不想再零打碎敲了。12月24日，周、林约见张治中，就中共方面的政党、军队、边区、战区等四大问题，提出“一揽子”方案，作为国共谈判的基础。这就是：（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2）军队问题。希望编4军12师，请按中央军待遇；（3）陕北地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周、林郑重向张将军声明：“如认为这些条件可谈，林彪就继续留下来谈下去；如果认为相差太远，请蒋委员长提出具体条件，交林彪带回延安商量。”

在张治中看来，这不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条款。所谓合法地位问题，如果不合法，国共合作的基础在哪里呢？所谓军队编制问题，事实上，中共武装早已超过4军12师了，仅新四军而言，就达10余万人之多，何止12个师的编制！中共方面主动提出缩编，不是很好吗！所谓边区改组问题，那里早就是一个行政实体，“改为行政区”，只是名副其实罢了！所谓作战区域问题，等战事结束，立即移动，当然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不过，这是张治中的想法，不便当场流露，也不能当场流露。但张治中痛快地答应向蒋报告。

事实上，中共的“4点方案”，并不是一个过高的要求，更不是漫天要价。可是，到了国民党方面，开始着地还钱了。张将“4点方案”报蒋，蒋则批交何应钦进行研判，何则逐条加以批驳。何的理由是：对于第一点，如准其取得合法地位，将使防制工作完全失效；对于第二点，中共武装原先只有4个师，如允其编为12个师，岂不是公开允许他们扩充吗？对于第三点，中共所占已有29个县，超出原订18个县之多，怎么可以承认呢？对于第四点，战后军队即须复员，怎么可以开往黄河以北？况且，“分散制裁更易收效。”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从何的这个话里，哪里看得到两党会谈的诚意呢？完全是一副彻底“剿共”的派头。

只是张治中苦了，国民党这边撞了壁，只得硬着头皮赴中共方面，请求再作让步。1943年1月9日，张约见周、林，表示中共所提4点方案，与国民党方面相距太远。张并以个人意见表明：党与政府两项问题不大，唯军队编为12个师太多，军队北移必须限期开动等。周恩来为了表明中共方面的诚意，表示可以对这两个问题作进一步商谈。

但是，在蒋主持召开的临时军事会议上，中共所提“4点方案”遭全盘否定。更有的顽固派对“4点方案”，报以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对于国共谈判的基础，何应钦的理论是：“中共不应有军队”，也不应有边区政府。否则，便“不予答复。”这是一个“缴枪不杀”，哪里是国共谈判？在反共分子的叫嚣声中，张治中几乎是孤军奋战，对中共“4点方案”的可圈可点之处，一再加以解说。惟会场上反对者多，呼应者少，而“老法师”蒋介石始终不置一字褒贬，真可谓“沉默是金，沉默是银”了。最后，蒋微启金口，拍板说：“好吧，再说吧！”一次决定党国命运的“御前会议”，就在这一句简短的“闭幕词”中，宣布结束了。

到了这一步，国共谈判无异于“秋后候斩”。2月下旬，张与周、林作最后一次谈判，张表示中共如能承认“皖南事变”前的“皓电”精神，尚可继续谈判，但具体办法要等何出访印度回国。显然，张准备置身局外了。3月28日，周、林与何会谈，何毫无诚意，大谈两党磨擦问题。从此，国共谈判再无实质性的接触。5月22日，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方面认定这是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千载良机，决定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密令胡宗南调动东拒日寇的河防大军，准备奔袭延安，以致酿成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内战危机。至此，即便是国共谈判的表面文章，国民党方面也不肯做了。

6月4日，也就是国共重开谈判差不多一年，张奉蒋命，正式通知周恩来，国民党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案已有改变，谈判“须搁一搁”。据张治中透露，所谓对共方案已有改变，即为中共交出军权、政权，则组织合法；或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合并。不但谈不上是两党之间的对等谈判，连相互合作也谈不上了，完全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吞并。但是，中共并不是一块“弱肉”，国民党当然也就不能圆它的“强食”梦。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顽固分子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正是国民党的一致主张。即使是像张治中这样的“和平将军”，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张治中曾向林彪清楚地表达过这个观点。6月13日，因周、林即将返回延安，张治中赶来话别。或许只是一次闲谈，双方的话题也就比较放开。张直言不讳地问：你们现在不解决，将来战争结局，你们还拥有武力，将何以为国人所谅解？林说：到那时自然不好，所以现在大家要接近，将来便容易办。林并表示：将军队交出来，但国民党必须首先树立诚心！就是使共产党能相信国民党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之保障。

这样一段史料，被侍从室情报组长唐纵记入日记。我们不能确定林彪的这个答复，究竟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抑或也是中共高层的某种想法。不过，林彪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否则，他也做不了毛泽东的代表，赴渝与蒋、张谈判了。况且，在9个多月的谈判过程中，林彪并无明显的失言之处。以此观之，即使在一些中共高干中，当时也可能存有向国民党交出军权、政权的想法，前提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真能成为“合法党”；国民党方面真正表现出诚意。

“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不接受，只有林彪将军徒然虚此一行了。”这是张治中的观点，也是张治中的歉意。不过，不要紧，一切都还有转圜的机会。就在张治中筹备为周、林饯行前夕，蒋找到张治中，以垂询的口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这没有什么不好。张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蒋很得意，当即亲书一函：“兹乘周、林二同志回延之机，特奉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惠晤，尤为欣慰，未尽之意，已属周、林二同志面达，恕不赘述。”6月14日晚，张设宴桂园，为周、林饯行。席间，张将蒋的亲笔函交林彪转呈毛泽东。

其实，早在5月底，即在半个月以前，蒋便已密电胡宗南，密谋乘延安整风及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攻占陕甘宁边区。蒋命胡于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胡于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以两路大军闪击延安的军事部署。然而，就在胡宗南秘密调动几十万大军即将闪击延安的关键时刻，蒋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函邀毛泽东赴渝会谈，可见蒋之手段，简直是出神入化，有鬼神莫测之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张治中，哪里想得到这么多呢？

“政治放宽，军事从严”

发生在1943年夏季的内战危机，终因延安方面先期从“红色间谍”熊向晖那里得到情报，并迅速向国内外舆论广泛揭露蒋的内战阴谋，从而“化剑为犁”，化险为夷了。

本以为是一次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千载良机，结果还是一个“水中捞月亮”，蒋有些气馁了，当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抗战期间，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也不能再用。于是，对中共问题，抗战期间“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方针，重新成为蒋介石的国策。于是，重开国共谈判之门，重新成为国共双方的政治需要。

几度交涉，几度曲折，国共达成共识：抗战以来的第三次谈判，定于1944年5月初举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张治中、王世杰，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林伯渠。王世杰为法学名流，以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的资格，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及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等职，并著有《比较法律》一书，曾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抗战后期的王世杰，一身兼有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三青团中央监察会书记长等要职；而由王氏主持的军委会参事室，作为蒋的智囊团，参与了国共关系、外交、财经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就处理对共关系而言，王与张治中的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但在具体方法上，王重法理与法统的阐释，张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运用，两人各有所长，这是王与张不同的地方。蒋加派王为谈判代表，正是要在所谓法理法统问题上，与中共方面作一番较量。

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是一位资深革命家，曾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斗争、护法运动。南方革命政府时期，林出任广州大总统府参事、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要职，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深得中山先生器重。“西安事变”后，林任中共驻西安联络处总代表，曾参与国共谈判，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形成。以林的资深经历，不但对国民党政坛的情况相当熟悉，而且与国民党高层颇多交往。此次，林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赴西安、重庆等地谈判，既暗含这是边区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的一次对等谈判，显然也是要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方面的背景优势，挽救国共合作的成果。

张、王、林都是国共双方的一流人才，也都是那种“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谈判专家，忠于使命与善于周旋，正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难想象，仅就国共双方排出的谈判阵营而论，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第三次国共谈判，显然不会如一般舆论所期望的那样顺顺当当。

为了向国内外舆论显示中央政府的谈判诚意，国民党方面将张、王、林第一阶段的会谈地点，安排在西安举行，以示中央政府的谈判代表，不惜屈尊俯就，亲赴西安，迎接中共代表，并进行会谈。会谈尚未开始，蒋已开始在舆论方面拚命捞分了。

其实，早在张、王赴西安谈判之前，蒋已为谈判定下了“政治放宽，军事从严”的基调，亦即蒋为谈判所发表的训词中所说：“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并形成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等文件。所谓“军事从严”，即只允许中共增编一个军，“共编两个军六个师，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陕甘宁边区亦可改名为陕北行政区，辖18县，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其他各地区所有之不合法行政组织一律取消，等等。在中共确实遵办以上条件之后，政府方可网开一面，“准予中共合法”。这就是所谓“政治放宽”了。

据说，张、王都曾估计到这样苛刻的条件，中共方面必定不肯接受。不要紧，蒋早已准备了一条锦囊妙计，这便是：只要中共表示不能接受，“我政府应随时公平发表交涉之经过，及其以往非法之事实”，以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即成与不成，目的均已达到。这就是国民党方面所规定的谈判原则：“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后退一步；但对具体细目，表示无不可以商量之态度。虽然，张、王、林谈判，尽管还是一个表面文章，但比之蒋在此前对张、周、林谈判，所规定的“只谈原则问题，不谈具体问题”的方针，不能不看作是蒋在认识上的一个小小的“进步”。

5月2日，国共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及林伯渠同时抵达西安。5月4日，会谈正式开始。本来，赴西安谈判，张、王是带了“秘本”的；但在谈判开始后，两人却摆出一个双拳袖起，秘不出招的架势，一再要求林伯渠拿出中共方面的具体方案。这是一个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策略。国方代表这么“客气”，共方代表也就不便谦虚了。于是，林提出了中共方面的“5点意见”，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50万军队。林伯渠也很清楚，这样一个方案，国民党方面绝不可能接受；但既然张、王一步退后，中共方面不能不跟进一步，剑及屦及了。其意在于投石问路，虚招实出。

果然，张、王认为“5点意见”太刺激了，不可能作为谈判基础。不知为什么，张、王突然认为国民党的两点谈判方针，绝不可能被中共方面接受，索性不再拿出了，转而提议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这一提议被林伯渠接受。

在军事问题与边区问题中，双方首先围绕军事问题，开始了拉锯战。张、王要林开出价码，林提出：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47．7万人，本应编成47个师。现在给你们一个天大的面子，不要这么多了，只要三分之一，请给六军十八师的番号！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也是一个合理的主张。不过，轮到张、王还价，不问三七二十一，拦腰就是一刀，只同意编三军八师。理由是国民党当初只允许中共编4个师，现在已扩大一倍，不可能再增加了。听起来，这似乎不算苛刻，也是一个合理的回应。然而，双方都不肯轻易让步。就这样，你来我往，几十个回合下来，目标慢慢接近，底牌开始亮出。最后，张、王勉强同意以上次林彪所提四军十二师为上限，林亦勉强同意以四军十二师为下限。虽说有上限、下限的差异，其实也就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限”了。军事问题谈出了一个眉目，边区问题相对较易了。无非是同意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隶行政院，以原有地区为范围，国民党可以在区内办党办报等等。

谈完了军事问题与边区问题，再谈党的问题及其他问题。张、王同意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因新四军事件被捕人员及一切在狱的共产党员，撤销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等。

从5月4日谈到5月11日，经5轮谈判，国共双方基本达成方案。但轮到双方签字时，张、王犯难了。因为这样一个方案，并不符合他们原先带出来的谈判“秘本”，如不能被蒋及党内的顽固分子所接受，岂不是罪莫大焉！于是，张、王耍起了花枪，声称这只是林先生同意了我们的一部分意见，应先请林先生签字，至于中央意见，当于我们返渝请示之后，正式提出。结果，这样一个方案，事实上只是中共单方面的提案。在张、王的初衷，也许并无恶意，他们只是想留下一个转圜的余地；或者说，他们只是怕负责任而已。哪里知道，他们不签字，这个方案固然对国民党没有约束力，但对共产党也同样没有约束力。这就为中共方面推翻此案，留下了一个张本，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试问其责任究在何方？”

张治中、王世杰以为已经翻出了中共方面的底牌，决定结束西安谈判，邀中共代表林伯渠一起赴渝，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

返渝之后，张、王即向蒋报告西安谈判成果，两人颇为骄傲地说：“彼所提议，诸多不当。嗣经职等一再驳斥纠正，彼渐将提议降低。”这当然是一个不争的“光荣”，但未尝不是暗示这是中共让步的限度。19日，蒋礼节性地约见林伯渠。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暗示了蒋对西安谈判结果的原则认可。22日，国共双方原班人马开始谈判，商讨“西安方案”具体化的问题。

但是，短短几天时间，风云突变了。谈判伊始，林代表中共方面提出新的谈判方案，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史称“20条意见”。其中，计涉及政治问题3条，涉及两党悬案17条，几乎涵括了国共两党争论的所有领域及重大问题。

最让张、王惊愕的，是军队编制与根据地政府问题。中共提出：“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的各项设施。”也就是说：军队不是四军十二个师了，根据地政府也不仅仅是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了。

看完了“20条”，张、王如遭当头棒击，沉默良久之后，才缓过神来，当即愤然表示，全文是宣布罪状精神，而且与西安谈判内容不符，因此拒绝转呈上峰。中共谈判代表的解释是：西安方案只是初步意见，这20条是中共中央的正式答复，而且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修改余地。谈判开局不利，双方陷入僵局。

事实上，这确是中共谈判策略的重大变化。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怪就怪汤恩伯这一班中央军将领太不争气。4月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日酋冈村宁次仅率五六万精锐之师，就将汤恩伯将军的40万中央军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一月之间，连失郑州、洛阳、许昌等38城，河南全境沦陷。以致日军前锋直指陕州，潼关告急，西安摇动，重庆震惊。这就是令国内外战略观察家大跌眼镜，也让蒋介石及重庆政府大丢其脸的所谓中原会战。

从表面上看，中原会战，只是反映了国民党中原部队的不堪一击；但从更深的层面看，则反映了整个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与落后。在日军随后发动的长（沙）衡（阳）会战，以及桂（林）柳（州）会战中，国民党军队同样是损兵折将，望风披靡，鄂、湘、桂、粤、闽等省大部和浙、贵等省一部，相继沦陷，总计丢失国土20万平方公里，大中小城市146个，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军事腐败是政治腐败的集中反映。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官僚统治的深刻危机。就中共而言，抗战的大业，再指望由国民党这班人总揽，不但是不切实际，而且也是不负责任了。

显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第一个洞烛了这种历史趋势的微妙变化，并及时调整张、王、林第二阶段会谈的策略，认为：再沿用过去方案，“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订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他们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为此，毛于5月15日致电林伯渠，提出了中共在第二阶段会谈的新方案，即“20条意见”。汤恩伯种下的这个苦果，让张治中细嚼慢咽了。

中共的新方案，对张治中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大的刺激。本来，在西安谈判时，张治中所以不拿出国民党方面的预案，也不肯接受林伯渠提出的原案，而是推出了“林彪提案”，目的就是要搞出一个让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调和案”，以期促进国共合作。等到西安谈判结束，张满以为这一努力就要成功了。哪里知道中共方面会“出尔反尔”呢？张治中感到这真是大出所望，也大为不满了，自己苦心孤诣地做和平的工作，过去既不被国民党顽固派理解，现在亦不为共产党了解。由于有了这种情绪，张在谈判中，“态度上有时也显得相当僵硬”起来。

事实再一次说明，张治中只是一个书卷气十足的政治家。他对政治的认识，未免太肤浅了。他的理想主义，他的一厢情愿，影响了他对政治形势的清醒判断与准确把握。其实，政治谈判的筹码，都只是军事实力的恰当反映；任何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必然是一个得不到。若以这个时期的国共军力对比来说，国民党陆军共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人数约650万人；而共产党军队只有47万人，即使编成47个师，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对比，也相去甚远。在这种明显的弱势之下，中共代表才不得不在西安谈判时，接受了四军十二师的编制方案。说白了，这不是林伯渠的让步，也不是张治中的成功，而是形格势禁的限制。事实上，抗战时期的三次国共谈判，都是只谈中共军队编制问题，而只字不提国民党军队的编制问题，这根本不能算是国共对等谈判，而只能算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一种限制；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谈判。

但是，汤恩伯大军的溃败，让毛泽东看出了国民党军事实力，只是一个空心大萝卜，国共军事实力的对比，并非是想象的那样悬殊。因此，毛及时抬高谈判的价码，正是一个必然。张治中不能看到这一变化，因而指责中共“要求既与时俱增，距离乃不能不远”；并诘问中共：“倘商谈未能接近，试问其责任究在何方？”实在都是一些书生议论。

以张治中的务实眼光，倘不能对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有清醒的认识，遑论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分子了。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张、王、林谈判的命运，自然凶多吉少。尽管中共后来将“20条意见”降为“12条意见”，国民党后来亦搞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但双方在军队编制及边区范围等两个关键问题上，均未作让步。

是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举行三届三次会议。国民党方面认为这次谈判不能成功，曲在中共方面。为取得宣传效果，破例允许国共双方公开报告谈判经过。于是，双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大讲是非曲直，对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大打宣传战。林伯渠在报告中，提出了结束一党统治，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博得了除国民党之外的各党各派的一致欢迎。张治中则在报告中，大谈经林伯渠签字认可的“西安方案”，大讲“中央政府所求的只为军令与政令的统一”等。结果，张的报告，被讥为是以“审判的口吻说话”。中共权威人士指出：“今日欲谈军令、政令之统一，必须彻底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欲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必须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必须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

张、王、林谈判，至此已毫无转圜的余地，不得不宣布结束。11月7日，林返回延安。但抗战期间的国共谈判，到此并没有结束，不久又弄出一个“赫尔利调停”的新花样，从而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赫尔利旋风”。赫尔利为美国前驻新西兰大使，8月间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私人代表，专程来华调停国共两党争端。

就在国共双方都谈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赫尔利出现了，大家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由于此公在调处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时，采取了袒蒋的立场，故赢得了国民党方面的好感；由于此公最初对中共的看法，确有一些倘算公正的言论，称赞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等；且此公能以美国总统特使之身份，开国际未有之先例，深入延安，与毛泽东会晤，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此举亦受到中共方面的欢迎。一时之间，赫尔利成了在国共面前都吃得开的“和平大使”。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赫尔利所采取的调停策略，仍不外是一种政客手腕的运用；加之，此公对中国的国情及复杂的政治局面，也缺乏洞察与把握的能力；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赫氏拿着一份得到蒋氏认可的5点方案，兴致颇高地飞抵延安，要毛泽东也马上认可，以便作为国共谈判的基础文件。当毛对5点方案一通猛批后，赫氏马上要毛提出修改意见。于是，毛也提出了一个5点方案，其中有建立联合政府、联合军事委员会等要害问题，涉及蒋的悬禁。岂知赫氏看了之后，十分高兴，且深怕中共反悔，不但要毛为之签字画押，而且自己主动陪着签字画押，以便来一个“双保险”，堵死中共反悔的退路。毛当然乐不可支，当场给了赫氏一个满意的答复。赫氏乐不可支，连连表示感谢。

结果如何呢？当然是一个碰壁！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等人研究了赫氏带回来的这个方案，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联合政府，联合军事委员会，赫氏胆子真大，他竟敢替国民党开出这样一张“巨额支票”，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张治中等人不敢当面斥责赫氏，只好说赫氏被中共欺骗了。为了回应中共方面，国民党很快提出一个“3点方案”，结果又回到了整编并统辖中共军队的老套中去了。赫氏的弯子转得也快，在延安说过的话，画过的押，都不算数了。不过，从此也就失去了他的调停资格。可见，在毛泽东、蒋介石等政治大师眼里，赫氏的那点政治学，实在只是小学生的水平。

说到底，抗战中期以后的几次国共谈判，都不能达成方案，关键是当时国共之间未能形成一种稳定的均势，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实力地位与政治潜力，缺乏清醒的认识，且始终抱着“统一军令、政令”的顽固立场，来处理国共关系，显然不具备和谈的诚意。不过，张治中并不这样认为。谈判失败了，张治中和王世杰向蒋写出报告，一方面归咎于“中共一再反复”；一方面则归咎于自己“复乏肆应之能”，自谦“任务未达，实深惭悚。”其实，张将军与王部长的潜台词，那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十、捧太子上台　赶太保出海

打“太子牌”

张治中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也是一个敢想敢说的人，主张国共合作，坚持民主进步，这是他的一贯立场，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隐瞒过这一点，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表里如一的作风，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一以贯之的立场，他赢得了共产党人的赞扬，也受到了国民党顽固派分子的指责。然而，共产党人赞扬也好，顽固派分子指责也罢，都不影响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且，遇到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时候，总是先把他推出去唱主角，从而成为备受海内外注目的风云人物。最高当局做事，就是这样地令人莫测高深，无怪乎顽固派为之叹气，埋怨“老头子”是老糊涂。

其实，“老头子”并不老糊涂。张治中的联共，在顽固派那里，固然有一本账；但在最高当局那里，也是有一本账的。只是两本账算法不同罢了，这不是一般人都很清楚的，更不是顽固派所能算得出来的。张治中公开主张国共合作，这是蒋对张不太满意的地方。然而，正因为张是“公开主张”，而非密室策划，这又是蒋对张感到放心的地方。再说，联共，是张的一贯主张；拥蒋，不也是张的一贯立场么！尤其是在蒋看来，用自己的左手联合共产党，用自己的右手打击共产党，这本是惯用手法。既然要有联共的一面，也就需要有张治中这样的干部，负责与共产党方面打交道。这就是蒋心中的那本账了。

但是，看到了蒋介石的这本账，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远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实质。事实上，自抗战中期以后，张治中的联共立场，在党内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至于在三青团团务及军队政治工作中所采取的较为务实、开明的做法，也都不断地受到复兴社太保的诋毁与排斥。然而，诋毁尽管诋毁，排斥也尽管排斥，蒋对张的信任度始终不减，张的地位也越来越巩固，这真是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蒋那里，另外还有一本账，这就是张对蒋氏父子的两代忠诚；而张对“太子”蒋经国的提携、推崇与忠诚，正是蒋特别需要和看重的。

蒋是否早在40年代，就有了安排蒋经国作“二世”的想法，我们不敢妄断；但是，蒋是一个封建帝王意识十分浓厚的现代君主，这是不争的事实。《汉书.高帝纪》中的那个草莽皇帝刘邦曾直言不讳地说：“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相信这段话在蒋听来，一定有着与众不同的感受；这也正是《西游记》第八十一回中灵山大将沙悟净对齐天大圣孙悟空所说：“兄长说那里话！无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啊，这行囊、马匹，谁与看顾？宁学管鲍分金，休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可见，就连半人半神的唐僧师徒，都讲究个兄弟伙与父子兵；那么，蒋在接班人问题上看重血统论，正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可是，我们不要以为在独步天下的大独裁者蒋介石那里，父子相传的接班人问题，只是小事一桩，安排起来会十分容易。其实，远非如此！当时，不要说明目张胆地安排蒋“太子”接班的话题，千万提不得；就是想把小蒋的位置从权力圈的外围，向权力中心靠拢一下，在程序上也发生极大的问题。党内的元老派每有啧言，这是不消说的了；就是蒋的一班亲信权臣及嫡传弟子，也都要采取共同抵制的态度。事实上，面对蒋“太子”的崛起，不但有CC系陈氏兄弟暗中掣肘；而且有黄埔系复兴社太保康泽等人的公然压制。这在重庆国民党政坛上，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结果，蒋经国在赣南打天下，不能不靠老政客熊式辉独具胆识；蒋经国挤入三青团打天下，不得不靠张治中大力提携。

如果以派系集团来划分，熊可以说是政学系的首脑，张也可以说是黄埔系的大将。熊、张都属于蒋的“圈内集团”；但与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康泽等心腹干部比较，他们与蒋的关系，不免逊色多了，大致属于“圈内集团”的外层人物。若以封建时代的大家庭作一比喻，那么，熊、张在蒋家的身份，大致相当于师爷一类人物。虽受主人重用，但绝对没有继承遗产的可能，更无析产分立的奢望。而忠于先主，拥戴少主，正可以说是师爷类人物的唯一选择。

只看表层原因，“捧太子”的谋划，都是出自两位“师爷”的手笔，而非出自嫡传弟子的贡献，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然深入一层看，实在是一件最清楚不过的事情。熊、张原没有成为蒋氏之后“第一人”的可能与野心，与蒋“太子”也就没有重大的权力之争或利害冲突；有之，只是一种“老奴”与“后主”之间的关系；但说到陈氏兄弟或陈诚、康泽等蒋的嫡传弟子，情形迥然不同了；他们都有可能争到蒋之后的那张“龙椅”。“皇帝轮流做，明年到谁家？”这当然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但CC系与复兴社之间、复兴社与黄埔系之间、复兴社十三太保之间要你争我夺；而且一旦发现蒋“太子”有不劳而获的可能，他们也就不惜冒犯天威，触怒天颜，与蒋“太子”为敌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蒋经国出山以来，熊、张两人都无例外地受到蒋的重用，而CC系及复兴社太保则不同程度地受到蒋的压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不外是蒋在考察干部时，是以“太子”划线。反对“太子”者，即反对“老皇”也！拥戴“少主”者，即拥戴“先主”也！真是泾渭分明得很。

的确，在拥戴“少主”的问题上，张将军称得上是披荆斩棘，独排众议。如果说在三青团一大之前，张治中只是出于抑制康太保的目的，有意识将蒋经国的势力引入三青团中央权力圈；那么，在三青团一大之后，张治中已经是有计划地扶植蒋经国的力量，以此形成“蒋经国主团”的局面，培养蒋经国接团长的“班”了。

“少主”接班，当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一步登天，从党权抓起，“太子”不免太嫩了，这是想也不用想的；但不妨先从团部的权力抓起，先主团，后主党；再由党及政、及军，或许是一条成功的康庄大道。这样一个接班过程，慢是慢了点，不能不认为是一个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

不过，分析当时的形势，实现“蒋经国主团”的传位计划，还只是一个远大的目光，说到要彻底摧毁盘根错节的康党势力，进而取代康太保的地位，还有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要走。所幸有十分能干的张将军在那里提携，加之蒋经国的“勤奋努力”，这样一个新局，总算被他们开创出来了。尤其是在张治中的保护下，蒋经国通过入主青干校，很快在三青团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太子系”势力。

老实说，旧时的官场里，玩政治，打天下，无非就是一个玩干部，玩班底，拉帮结派罢了。而培养干部的最好途径，不外乎办学校，蒋本人就是通过黄埔军校起家的。经国要在政坛上谋求发展，就不能不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建立一所能由太子掌控的“黄埔军校”，培养出一批特别能战斗的“太子军”。在党内，陈氏兄弟创办的中央政治学校，已经成为CC系的坚实班底；在团内，由经国创办三青团中央干校，正是一个顺时应势的开局盛业，也是将来党、团走向平分秋色，抑制CC系扩张的一个伏笔。可以说这是涉及经国功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举。

不过，出于张治中的考虑，由经国创办青干校，既是为经国的崛起制造机会，也是为了继续贯彻“以太子制太保”的既定方针。青干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青干班主任初由桂永清充任，从第二期开始，改由张治中兼主任，康泽兼副主任，负实际责任。野心很大的康副主任抓人事，抓经费，抓校务，抓训练，可谓一步不松，一着不让。几年真抓实干的结果，不但为康泽培养了大批“太保系”势力；而且也使得青干班成为康太保的一大政治资本。事后，张治中总结自己以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之尊，却屡屡斗不过一个中央团部的代理组织处长，不能不说与自己放弃对青干班的领导，有极大之关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三青团一大之后，蒋提出了“新时期、新任务、新干部”的号召，张认为机会来了，不但积极主张将青干班升格为青干校，而且直接参与青干校的筹办策划。由青干班而青干校，涉及主持校务的教育长一职，康太保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因此，康太保初期对成立青干校的动议，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然而，等到中央干事会开会，张治中在会上提议，青干校校长请蒋团长自兼，教育长一职请委派蒋经国出任时，康太保傻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本想得到的没有得到，连带着已经拥有的一份，也失去了。可是，张治中仍然不肯放松。为了进一步从康太保手中分权，扩张蒋太子的势力，张推荐有“太子智囊”之称的胡轨，出任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当起了康太保的“副手”。

康太保真是恨透了张治中，所遗憾的，张是上司，康是下属，下属痛恨上司，除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句古训外，剩下来的一招，也就只能在小兄弟中发泄心中的怨愤了。据三青团重庆支团书记陈开国回忆，在这段时间里，康太保曾多次向他，以及机要室主任秘书萧先荫、四川支团直属泸县分团主任罗才荣等人说，蒋经国之出任青干校教育长，完全是出于张治中的推荐。称张治中引狼入室，已经成为我们“团体”的共同敌人。康太保并透露，张曾在中央常务干事会上，解释推荐蒋经国的理由。说蒋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心情烦躁，稍不遂意，便骂人打人。张认为蒋的生活过于严肃，枯燥无味，如果经国能调来重庆，同他父亲在一起，公余之暇，有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康太保的意思不外乎强调：蒋经国入主青干校，张治中是发端肇始之人。

不过，这件事在萧先荫、陈开国等人看来，委派蒋经国为青干校教育长，形成蒋经国主团的局面，是“蒋介石早有此意，张治中善于察颜观色，只不过来一个顺水推舟而已。”这样的看法，还算平实。事实上，如果蒋不同意，张的建议能获通过吗？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可见，康太保是气昏了头。

想到张治中竟推荐胡轨出任组织处副处长，康太保更是恨恨不已。康说：胡轨是复兴社老同志，与他先在黄埔后在苏联同学，并认为胡有组织能力，曾向团长上书，条陈所事，深得嘉许，团长曾嘱蒋经国以师礼事之。由胡来组织处作副处长，对他是有帮助的。“但从决定青干校人事来看，胡已为蒋经国所用。”据陈等人回忆，康太保在讲这些话时，感慨万千，时时意味着蒋经国不久将取代他在三青团的地位。

为“蒋太子”谋军

也有人说，委派蒋经国为青干校教育长的建议，本是出自三青团训练处长李惟果的谋划。其实，无论是出自谁的创议，张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以蒋的矫情自饰的作风，这样的建议，绝不会由他本人讲出来。蒋有这方面的意图，一般都是由幕僚或下属，在揣摩了蒋的心理之后，主动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正所谓“正合孤意”。这样一条秘诀，本是蒋身边的侍从高手在碰了多年的钉子后总结出来的。

张治中与李惟果都做过蒋的侍从官，都是熟悉蒋的性格的，自然也都是有资格运用这样一条秘诀的。但比较起来，张是三青团书记长，而李只是三青团训练处长，涉及到蒋经国出任教育长的问题，固然是由中央干事会决定，但最终还须由书记长提请校长任命。因此，说到提携蒋经国的首荐功臣，“光荣”也还得归于张治中。

蒋太子的成功，不要说，也就是康太保的失败了。“太子系”与“太保系”的矛盾，一天天变得尖锐激烈起来。蒋经国筹备成立“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为扩大“太子”的势力，蒋教育长呈蒋校长批准，将历次青干班毕业的学员列为“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会员。对于经国来说，这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了；但对于康泽来说，这就很有点赶尽杀绝的味道了。太保派坚决反对青干班同学加入青干校校友会，正是一个必然。尽管有“太子派”拉拢，青干班同学还是很少参加；偶有碍于面子而不得不到会者，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发些牢骚怪话，诸如“我们是小女人养的”之类。

虽然，“太子系”遭到了太保派的顽强狙击，但是，却得到了张治中方面的有力声援。张治中对蒋经国的成长，真是那种父执般的关怀备至。最让蒋氏父子感动的是，张治中不但以三青团书记长的职务，帮助蒋经国谋得了青干校教育长一职；而且以军委会政治部长的职务，帮助蒋经国谋得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太子牌”越打越顺了。

青年军的组建，肇端于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长沙、衡阳相继失陷之后，形势真是危险极了。中国方面的防线，不但整个地收缩到西部山区；而且日军在攻陷广西之后，一旦挥戈西进，直扑贵阳，兜击四川，重庆将何以自保？局面真是不堪设想。受此刺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由蒋委员长亲自喊出来了。

蒋的初衷，原本只限于打党、团员的主意，通过发动10万党、团员入伍，一方面弥补兵员的不足，一方面提高部队战斗力。8月24日，蒋给吴铁城、张治中的手条也只提到发动党、团员从军的问题。吴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张是中央团部书记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吴、张所能做的，当然只是党、团员方面的工作。但是，一个看似平实，而暗藏玄机的重大转折出现了。经过吴、张的认识，以及军委会方面的研究，认为不如改党团员从军为知识青年从军，另由党、团员出面推动。蒋同意了。并且，知识青年从军之后，单独编组成军，名字就叫“青年军”。蒋亦同意了。

一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大后方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10月21日至24日，重庆召开知识青年从军会议，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到三青团中央干、监事，若非特殊原因，全部参加。蒋介石亲自到会动员，大讲知识青年从军之意义，大讲他本人少年从军之经过。蒋希望从政府大员到公教人员，都要倡导国父当年牺牲奋斗之革命精神，或以身作则，带头从军；或动员子女，踊跃从军。蒋并率先垂范，当场指定公子经国、纬国应征入伍。蒋讲完，张治中也即席表示，立电其在美国的儿子回国从军。

这样一个情形，真是令人感动极了。于是，有大员表示要亲披战袍，重新驰骋疆场的；有大员表示当场替子女报名，要送子参军杀敌的。为形势所迫，年已过半百的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副部长马超俊，中央团部副书记长胡庶华，中央干事何浩若，也都当场签名从军。

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迅速在大后方推开了。由于有张书记长的正确领导，三青团的成绩更是格外突出。本来，知识青年从军的指标，已经定为10万人；规定党、团员各占半数。然而，实施的结果，三青团就接近10万，加上国民党方面的5万，已是15万人的庞大数字。要求当兵的人，似乎太多了，不得不刷掉一批，录取了12．5万人，编为9个师。在当时老百姓普遍厌恶当兵、壮丁奇缺的形势下，这样一个踊跃从军的局面，真可以说是激动人心了。

兵员已经不成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组建指挥机构了。这当然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经过几番争夺，终于成立了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总监是陈诚推荐的军令部次长兼军委会督训处处长罗卓英。但是，这是一个督训机构，而不是一个统帅机构。总监部只有训练方面的指导权，而无作战、人事、经费、物资方面的决策、指挥、调配权。青年军并不设立军部，而是由9个师独立运作。虽有一个编练总监部，但总监的权力被实际抽空了；真正的权力，分别掌控在9个师长手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匠心独具的创造。一般的人，或许感到这样的架构，有点怪怪的意味；但只有极少的人才明白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构思。其实，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经国的出路。

于是，争夺的目标，已经落到了青年师各级军事长官的层面上。根据规定，青年军的各级干部，都须由各方面向军委会推荐。经军委会精选之后，直接从各战区抽调。而师、团两级主官，更须经蒋委员长亲自遴选。据康太保回忆，在确定师长人选时，张治中曾帮他推荐了两个人，并说已得委员长允诺。可是，师长名单发表之后，并没有康党的人。对于康太保来说，不免又是一次新的刺激，“因此，我思想上相当反感。”不过，就干部来源而言，事实上是一个大杂烩，难以形成统一的派系背景。这正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预期结果。

但是，青年军不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却建立了统一的政工领导机构——青年军总政治部；并由这个机构向青年军各师、团、营、连派出政工人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而青年军总政治部中将主任，便是在知识青年从军动员会议上，由乃父蒋介石刚刚指定参军的“新兵蛋子”蒋经国。这当然是出于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的推荐。蒋主任的经历，过去集中在地方行政及三青团系统，现在正式跨入军界，开始抓“枪杆子”了。以经国的认识，政工既是灵魂，掌握了青年军的政工，也便是成了青年军的精神领袖。加之，青年军没有实际的统帅，青年军的政工首脑，也便是青年军的统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何况，以“太子”的“储君”之位，又有哪一个师长不肯臣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结交“储君”的机会呢！

从体例上来说，青年军政治部接受编练总监部及军委会政治部的双重指导。但是，大家都明白经国的特殊地位。结果，双重指导只成了双重不指不导。一切都放手让经国去干。于是，经国就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之后，一切都是另起炉灶，独树一帜。而经国迈出的第一步，便是打破由太保贺衷寒掌控的军队政训系统，排除原有的军队政工人员，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内另设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培训忠于自己的政工干部。于是，一个新的政治势力开始在国民党军界崛起。“太子系”涉足军队的努力，在张治中的奥援下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由党、团员从军，到知识青年从军，打破了在学青年可以免役的规定；在从军对象上，不能不说是第一个大变化。而知识青年从军之后，不是分散补充到各集团军中去，而是单独编制成师，称之为“青年军”；在国民党军事史上，这不能不说是第二个大变化。青年师组建之后，不是划归各战区隶属，而是另设总监部，单独编组训练；在军队体例上，这不能不说是第三个大变化。9个青年师组成之后，只有统一的训练指导机构，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在各师之间，有意造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局面；在军事指挥系统上，这不能不说是第四个大变化。但在互不统属的军事局面之下，又建立有统一的政工领导机构；并且突破了原来的军队政训系统，另起炉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工局面。在军队政工传统上，这不能不说是第五个大变化。

稍具政治常识或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无论怎么变化，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为经国掌控青年军制造机会。事实上，在组建青年军的过程中，由于军事首长来自不同的战区，不同的军队，背景庞杂，也就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军事派系；但青年军的各级政工首长，却无一例外地出自“太子”门下，从师政治部主任到团政治指导员，从营部督导到连部训导，都须由青年军总政治部蒋主任指派，结果，青年军上上下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太子系”。而造成的唯一局面是，青年军总政治部成为事实上的青年军统帅机构，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事实上的青年军统帅。

不难看出，改党、团员从军为知识青年从军，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变化；但这几个字，有如诸葛亮的八阵图，一旦进入其中，便是千变万化，不能穷尽。从政治学的观点看，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的“发现”。毕竟，蒋经国能够掌握青年军政治工作，闯入门禁森严的国民党军界，另开一个新局，正是从这里起步的。而且，蒋经国在这一阶段培养的军事与政工干部，为他后来逃台之后，重新掌控国民党军队政工及国民党军队，奠定了基础。其中所深藏的现实意义与潜在意义，真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分。

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最初提出这一“修正案”的，究竟出自何人的运筹帷幄？在《张治中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和党、和军事委员会及有关方面研究的结果，认为不如改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党、团员来推动的好，蒋同意了。”张治中所讲的“我们”，当然是指他和吴铁城了。吴与老蒋的关系，当然也是很深的；但吴与小蒋方面，只是点头之交。但张治中就不一样了。张与老蒋、小蒋，都有很深的关系。况且，张是军委会政治部长，经国出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没有张的积极主张与大力奥援，显然不会成功。可见，张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个人。经国也正是循着这一途径，在国民党军队中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最终成为蒋介石“二世”。

“我还要‘博访周咨’一下”

从1943年到1944年，张治中不但帮助经国在三青团内站稳了脚跟，成为三青团内的实力派领袖；而且为经国谋得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顺顺利利地打进国民党军事领域，为经国未来40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

但是，张将军并不是一个居功自傲的人，更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的责任还远没有结束。张将军已经认定了康太保的势力，正是一股政治上的腐朽力量，领导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大业，决不能落到他们这几个太保手里；同时，张将军也认定蒋经国的势力正是代替康太保势力的恰当人选，尽快地铲除康太保的势力，正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工作。

在打“太子牌”的问题上，我们不免要对张将军不敬了。其实，中国的好青年多的是，张将军何必认准蒋太子呢？即便在国民党内，比蒋经国优秀的青年，也一定大有人在。张将军要为三青团谋，要为党国谋，抑或要为蒋先生谋，可以捧张三，捧李四，也可以捧王二麻子，何必非要捧蒋太子不可？退一步说，以中国之大，以中国的青年之多，即便找不出比蒋经国优秀的青年，但以蒋经国的“太子”背景，来主持三青团的事业，终不免给人以“父业子传”的封建意识，实在是弊大于利。张将军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他难道会看不到？况且，以张将军追求进步的抱负和直言极谏的作风，以张将军的人格和节操，似乎也不应该如此热衷地打“太子牌”，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阿顺上意的佞臣形象。

“为贤者讳”，我们真不应该提出这样一个令张将军不快的问题。但是，为历史人物立传，据实直言，秉笔直书，正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道德。事实上，即或是不朽的历史人物，在他们身上，都是既体现着进步意义的一面，也有着历史局限性的一面。张将军是一个历史人物，并且是一个体现着进步意义的历史人物；但是，在张将军身上，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这是无庸置疑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张将军出生及成长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中西文化思潮交错、激荡、融合的时代。从本质上来说，张将军所接受的教育，仍不失为儒家传统文化与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综合。因此，在张将军的身上，既有着强烈的反对专制、崇尚民主的进步要求，也有着所谓“君君臣臣”的封建道统意识。在张将军的心灵深处，由此构成了人格矛盾与信念错位。张将军“打太子牌”，固然不失为是一个捧“蒋太子”，制“康太保”的策略，但不能不说是接受了封建卫道意识的深刻影响。

此外，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十分时髦的“新政”。如果仅就形式而言，确是玩了不少反传统与反潮流的花样经，甚至很有点“苏维埃运动”和“准共产主义”的味道，无怪乎一班目光短浅的国民党顽固派要为之惊呼：“赣州变红了！”“蒋经国已被共产党包围”。然而，蒋经国的这些“花样经”，尽管在顽固派那里大喝倒彩，但在颇为开明的张治中看来，不免顿生好感，或许觉得小蒋的许多做法，比之老蒋，开明多了。这大概也是张将军不遗余力，且不避嫌疑地拥戴小蒋出山的一个重要心理动因！并且，我们也不难理解，当日军于1944年底向赣南发动进攻，蒋经国大唱“誓死与赣州城共存亡”的高调时，张将军为什么要不避艰险，亲赴赣州“劝驾”，迎经国回渝（虽故意晚了几日，终于还是逃回重庆）。张将军爱护“太子”的拳拳之心，可以说是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了。

张与蒋氏父子既有这样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康太保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倒霉，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在蒋经国逃回重庆之前，蒋太子与康太保的矛盾，主要还是“地方”与“中央”的矛盾；那么在蒋经国逃回重庆之后，就已经变成“中央”与“中央”的矛盾了。所谓“二马不共槽，两虎不同冈”，“太子势力”与“太保势力”都拥到重庆这一弹丸之地，拥到三青团中央团部这一领地之内，难免终日角逐，剑拔弩张，朝夕生事了。事实上，从经国回到重庆的那一天，就已经加快了排挤康党势力的步伐，密嘱原组织处副处长、青干校训导处长胡轨联络中央团部训练处长倪文亚和宣传处长郑彦棻等人，大力瓦解康党分子。

1945年春，教育部长朱家骅商请张治中，力邀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胡庶华出任湖南大学校长。蒋经国抓住这个机会，向张治中力荐已向“太子系”靠拢的复兴社太保刘健群，出任副书记长。但是，胡已经受了康太保的拜托，在向张治中辞行时，主动荐贤自代，建议以康泽继任。张治中答得很委婉，表示“我还要‘博访周咨’一下。”

这当然是一个予以拒绝的外交辞令。博什么访，周什么咨，从康泽进入黄埔军校的那一天起，张就已经是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成了康泽最熟悉的顶头上司与黄埔教官之一。1940年以后，张再任三青团书记长，又成了康泽最直接和最熟悉的顶头上司。即以时间而言，张、康之间的师生关系与部属关系，也已经有了20多年之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师张治中对学生康泽的了解程度，不但要超出胡庶华之上，甚至也不在蒋介石之下。所谓“博访”，所谓“周咨”，都只不过是搪塞胡庶华的鬼话而已。结果，没有几天，张便提请由李蒸和刘健群两人继任副书记长。刘已经成了经国线上的人，李为师范大学校长，没有什么派系背景，与康太保更没有瓜葛。这是康太保的又一个大失败。

接着，张进一步对人事进行微调，调上官业佑为组织处副处长，吴兆棠为训练处副处长。这两个人都是“太子系”的人。可见，在张治中的全力支持下，“蒋太子”对康太保，真是志在必得，每战必胜。尽管经国的势力，在一天天崛起，但只要康太保仍掌握着组织人事大权，“太子系”的人马，就终究不能长驱直入。因此，康泽把持的组织处，已经成为经国主团的最大障碍。搬掉康太保的组织处长宝座，开始成为摆在蒋氏父子与张将军面前的一道难题。

不过，只要赶上了机会，一切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国民党正在筹备召开六全大会，三青团内以康泽、贺衷寒为首的复兴社势力，秘密串连国民党内的黄埔系、陈诚系、朱家骅系、政学系等四大派系集团，加上桂系、孙科系等，组成了反CC系的联合阵线。康太保等核心分子，并公推陈诚、朱家骅及张治中为领袖人物，企图在六全大会上与把持党务的CC系一决雌雄。据说，陈、朱对此都很热心，也很投入。唯张对此不感兴趣，但张对CC系亦无好感，故没有表示异议。

只是，这样一个派系纷呈的“联合国军”，终究不是“特别能战斗”的CC军团的对手，因而很快就败下阵来。而且，张治中发现，这样一个“联合阵线”，只不过是受陈诚、康泽等一班野心家利用，为其火中取栗，谋取私利的工具罢了。所以，在六全大会选举中央执、监委阶段，张治中虽为负责调整候选人名单的5人核心组成员之一（另4人为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朱家骅），但并不肯为三青团出力。康太保为之指斥：“张治中他有代表三青团的责任和地位，但他并不认真代表三青团讲话。因之，三青团在补提候选人的那一阶段中，颇为吃亏。”但是，在张治中的支持下，被康太保骂为“当时捧蒋经国最露骨、最无耻和最出力”的郑彦棻、邓文仪，都被提名为中委候选人，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倪文亚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邓文仪和刘健群甚至还进了中央常委会。康泽简直是气坏了，为之大骂：“对于大家很突出的这一个印象：‘捧太子者有奖’是造成了。”

“刀快不怕你脖子粗”

六全大会之后，张治中看出了太子党与太保党不能共存一隅的格局，不能不说是一个下手的时候了。于是，张约康到桂园谈话。见面之后，张即开门见山地说：“我为三青团谋，决不下于你为三青团谋，你能和君山（即贺衷寒）、经国合作么？如果你和他们一个也不能合作，三青团的事情，你一个人能做得好么？”

显然，这不只是一个警告，也不只是一个忠告；而是一个暗示，那就是：对不起，康太保，请你识相点，赶快卷铺盖走吧！如果康太保能有几分自知之明，他或许会就驴下坡，自动让位，博一个皆大欢喜。说得雅一点，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得俗一点，也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了。

但是，康太保太自信了。虽然，张治中问得太突兀，也太离奇了，但康太保不相信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或者他能把我康某人怎么样？在康太保认为：张也许只是利用他与贺太保、“蒋太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实施打击他的计划罢了。康太保断然做出决定，他肯定地答复张治中：“我和君山与经国均能合作，并且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这次谈话之后，正是三青团每年筹备夏令营的时候。康太保计划把重庆区的夏令营办在西温泉，地点在璧山县，距重庆约90公里。康太保计划由自己担任主任，成立筹备委员会。但是，当他向张治中报告时，张居心叵测对他说：“今年这个暑假，你不要离开重庆太远。”这是什么意思？康太保仍然没有多想，继续按原计划进行夏令营的筹备工作。到了即将下达召集夏令营的命令时，张再次对他说：“今年重庆区的夏令营不要办了，恐怕你没有时间去办。”于是，康太保不得不把筹备工作停了下来。

局势很明显了，一切的行动部署都在加快。蒋氏父子和张治中一伙会作出怎样的安排？或者说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康太保自己说，他曾经对此作过各种各样的猜想，但都觉得没有把握。到了7月9日，即三青团成立7周年纪念日。上午举行了纪念会，竟然没有出现改组或重大人事更动的消息。以康太保多年的经验判断，三青团每年要有重大人事更动，大都安排在这个时间。“我思想中曾以为张治中打我的坏主意是过去了。”康泽当时是这样想的。

纪念活动有一项会餐的日程，安排在下午，餐后举行游艺及晚会。不意到了下午5点多钟，张治中携夫人来到坐落在重庆两路口的康公馆拜访。张问了问康家里的人口，每个月要多少开支等。然后，张夫妇到客厅、书房、卧室及公馆四周望了望。快到6点时，康夫妇随同张夫妇一道，准时到中央团部参加会餐及游艺晚会。当时，在康泽的心里，一方面认为张到家里来看望他，不能不说是一种德意的表示；另一方面，也感到在这个时候表示德意，或许是一种手段。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正像流水一样，在不经意的当中，一天天过去了。本来，这一阶段正是举办夏令营的时候；但是，夏令营已经被张治中通知停办了，其他方面的活动，张治中又不肯向他交代，康太保自己也不便主动争取。过去每到夏季，总是特别忙碌的康处长，在这个夏季里，突然显得无所事事。康太保很想打听一点有关自己的消息，但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有意对他封锁一样，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到。

然而，康太保并不惊慌，他的既定方针就是“置之不理”的不合作态度。究竟你张治中能把我怎么样呢？在康太保的心里始终认为，自己今天落到这个境地，完全是张治中不断在蒋面前进谗的结果。不过，进谗归进谗，团长对自己的信任并不是张治中所能动摇的。

康太保的自信与恋栈，康太保的麻木与固执，终于激怒了蒋氏父子，也激怒了张治中。双方对峙到7月下旬，张治中终于发现，自己一次次向康太保发出的信号，一次次对康太保施加的压力，都不为康太保所动，真是给你脸，你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一切的一切，都怪不得蒋先生薄情寡恩，也都怪不得我张某人不给你面子了。

所谓斧快不怕你木头硬，刀快不怕你脖子粗。7月下旬的一天，张治中通知康太保到桂园谈话。一见面，张即单刀直入地问：“你最近去见团长没有？”康颇为傲然地回答“没有”。张紧上一步，说：“他最近骂了你好几次了，你知道吗？”康一愣，说：“我不知道，怎样骂的呢？”还是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但语气中已经有些急切了。张叹口气，点点头，意思是：怪不得你老兄执迷不悟。于是，张一板一眼地说：“他骂你为什么还要把持青年团，是不是要想造反？”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康太保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良久之后，才缓过神来，惶惑而又负气地表示：“怎么有这种说法呢？我是奉他的命令到青年团组织处服务的，既然如此，我辞职好了。”听到这里，张颇有释然之感，马上紧逼过去，说：“可以写一个很简单的辞书交给我。”话一出口，连张自己也觉得有些迫不及待了，当即转过语气说：“不过，在军委会可以调你另外一个职务，你愿意继续做事呢？或者愿出国考察？”

张治中的这一着，看起来平淡无奇。可这个时候的康太保，因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早已是义愤填膺，脑子里乱成了一盆浆糊。他十分负气地回答：“我愿解除所有一切职务，出国考察。”

这正是张治中所要听到的回答，但不能不做出关心的表示，问：“现在好像正有一个驻苏陆军武官的缺，你愿不愿意去做？”康太保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愿意。”这就没有办法了。

在张治中的软硬兼施之下，康太保“为什么还要把持青年团”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当然，康太保“是不是要想造反”的威胁，也算是消除了。但按民国官场传统，前任离职，对于后任，有荐贤自代的职责。前一段时期，胡庶华离任，张治中曾当面请他荐贤，不想他竟然推荐了康太保；现在康太保离任，张治中不能不郑重请他荐贤：“你辞职以后，你看组织处什么人来接替的好。”

混到今天这个境地，这是康泽完全没有想到的。今天下午，在跨入张公馆大门之前，康太保始终视蒋团长为当今的“圣上”，有着一种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哪里知道经过了张的这番谈话，简直就是一次彻底的洗脑，突然有了一种视蒋团长若敝屣的感觉。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此时的康太保，突然间体会到一种失败后的超脱，什么顾忌都没有了，也就什么人都用不着害怕了，“光脚汉不怕穿鞋的”么？因此，当张治中问到继任人选时，康太保的回答真是又干脆，又痛快：“经国最好！”

这多少有些出乎张的意料之外；不过，这是康太保的负气，也是失败者的宣泄。张治中表示理解。因此，张并不表示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说：“现在提出经国来接替你，在‘团长’那里通不过，你看别的什么人来接替好？”这是胜利者的大度，也是领导人的涵养。“我没有考虑到更适当的人。”康依然是一个不合作。“倪文亚何如？”张不得不亮出底牌。倪文亚曾任中央团部训练处长，一大之后调任浙江支团干事长。原先与康泽的关系亦好，但因浙江籍地缘关系，已经成为“太子系”大将。即便如此，据康泽的认识：“提出倪文亚，不过是一个过渡，迟早是蒋经国。”康泽当然知道，他的赞成与否，都不会发生作用，只好敷衍说“可以”。

丧家的蒋家的乏走狗

谈话结束，康出了桂园，跌跌撞撞地回到重庆两路口康公馆，当即草拟一纸辞呈，谓：“职奉命到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组织处服务，忽忽7年，虽勉竭驽钝，而绩效鲜著，恳请准予辞去组织处处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及所兼战时青年训导主任等职务，并准予出国考察。为祷。”草就，立派人送往桂园。8月1日，中央干事会宣布改组，康走倪来。太保派势力从此一蹶不振，而“太子系”势力则如日中天，其势更张。

了解张治中以蛮力将康太保赶下台的这一段经历，局外人不免要生出这样的疑问，以三青团内的地位而论，蒋是团长，张是书记长，康是组织处长，蒋、张与康之间，根本不属于一个级别；以实力而论，蒋是惟此惟大的最高当局，张也是三青团的二号人物，而康只是小人物一个。蒋、张联手与康较量，根本不能称作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战。蒋、张要赶康下台，一张纸头就可以了，原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何以要一次次暗示，一次次施加压力，甚至装神弄鬼地搬出“是不是想要造反”的大帽子，压康太保屈服，大有所谓“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的味道。

其实，这不但不是小题大做，而且确是一场实力的较量。单纯从去留问题上看，康泽只是一个二三流的政治角色。勉强的作一比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干部。“该出手时就出手”，最高当局要踢他落水，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从派系的层面上看，康所代表的是复兴社、黄埔系的政治利益。这是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也是支撑蒋介石集团的重要政治基础。因此，康的去留，绝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太保派政治利益的大问题，一旦处理得不好，亦即如果不能向太保集团说明康泽被抛弃的原因，而纯粹因父业子传给太子系让路，从而牺牲整个太保集团的政治利益，这就有可能在太保系引发一场政治恐慌，从而动摇蒋的统治基础。

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说穿了，蒋要赶康太保下台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制造赶康太保下台的口实，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况且，尽管在“捧太子”问题上，康太保不那么驯顺；甚至不自量力地要与“太子”争嫡传的地位，岂不可笑！不过，说到为“老皇上”效劳，你就不能不佩服康太保的能干，不能不承认康太保的贡献，也不能不相信康太保的忠诚。康太保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从成立复兴社，到创立三青团；从狂热地鼓吹法西斯统治，到亲自创办武装别动总队，康都是其中出谋划策及身体力行的重要人物，对于蒋家王朝的贡献，可以说功莫大焉！因此，康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地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更何况，要说康太保企图“把持三青团”诚然有之；但要说到康太保“是不是要想造反”，实在是可笑之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事实上，要想制造一个赶康太保下台的政治口实，或者说要替他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还真不那么容易。退而求其次，明做不如暗做，硬做不如软做，迫康太保自动辞职，成了唯一的选择。只是，康虽是蒋的一个家奴，偏偏又是一个十分恋栈的家奴；最要命的是，这个家奴聪明得过了头，不但“让贤”二字提都不要提，而且利令智昏，把张治中发出的暗示和警告，只看成是他与张的矛盾。最终，导致张不得不用危言恐吓的威胁手段，迫康太保滚蛋了。

对于自己所犯的这样一个错误，康太保事后曾进行反思，说：“我过去曾自以为，我是尽心尽力在本着蒋介石的意思，替蒋介石做事，蒋介石会知道我和信任我。因此，对于张治中任书记长以后，所耍的一切花样，我是抱着一个‘有恃无恐’的、能买账则买账，不能买账则不买账的态度。”

可见，康太保的“无恐”，是来自蒋的“有恃”，亦即是蒋过分宠爱的结果，说到底，也还是蒋害了康太保。康对此亦有所悔悟：“以为从三青团的筹备以迄成立，我事实上已是三青团的工作重心，陈诚三番几次的要想打击我，都没有成功，张治中又会把我怎样？中间虽曾感觉，张治中所用的方法与陈诚不同，陈诚是想树立他自己的体系，直接打击我，蒋介石就成我的掩护者和支持者；张治中是用捧蒋经国的形式打击我，蒋介石的态度将会怎样呢？自以为蒋介石不会那样封建自私。但现在证明张治中的图谋成功了！”康以为蒋不会那样封建自私，这当然是他的愚蠢；不过，康把自己的失败，只看成是张的图谋，足见他还是一个糊涂人。

好在康太保并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张治中一顿臭骂，他也就屁滚尿流了。虽然，康太保也曾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蒋介石骂我的那些话是不是他的真意？是不是张治中于中穿凿附会，张大其词，以售其奸？自己应该不应该去见一次蒋，直接陈述，藉明真象？康反复考虑的结果：认为自六全大会以来，蒋即不再召见自己；大会开得不好，对自己可能有些误会；加上张治中和陈立夫的浸润中伤，可能误解更深。“蒋氏既已决定踢开我，我去请见，不仅无用，且恐没趣。事情是张治中为了捧蒋经国，也就是逢迎蒋介石制造出来的，不过已经是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了，所说的话，张治中不免有穿凿附会，张大其词，但不是完全捏造。罢了！何必请见？！”这是康太保的正确认识，也是康太保的聪明之处。确实，涉及到康的去留问题，没有蒋的首肯，张是无权做出任何决定的。

就心境与处境而言，这个时候的康太保，确乎一条丧家的、蒋家的乏走狗。这样说，不免有些刻薄，亦与“恕道”不合，但康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康在《自述》中说：“我当时内心里颇为伤感！觉得我尽心尽力，没有想到就这样被踢出去了！”诸君想一想，这不是“丧家之犬”的感叹是什么？康又说：“我在这些时间，心绪烦乱，我感到：过去18年的努力，一笔勾销了！”诸君再想一想，这不是“乏走狗”的写照又是什么？

不过，在康太保看来，“丧家”诚然有之，“乏”亦诚然有之，但“走狗”之说，那是万不敢当的。故康只承认自己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但又不愿效屈原之“自投汨罗以死”。理由是：“我是民国的国民，不是一人一姓的家奴。”这当然是康的自我标榜。当初，他以“小戈林”自居，完全以纳粹党人的一套捧蒋，何曾想到自己是民国的国民。康同时表示：“我被谗去职，我应该有一个适当的风度，否则将使亲厚者——我的同志、学生和部属失望；而敌对者，毁谤我打击我的那些人有所藉口。乃于夜静更深之时，取《儒行篇》而读之，觉得：‘进不喜’、‘退不愠’才是‘士君子’的风度。我应该态度自然，若无其事。”

这是康太保的臭美了。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重庆市面上，千家炮竹，万众腾欢。康也不例外，一方面以炮竹、香槟祝贺；一方面带着全家上街，看热闹，观盛景。但回家以后，仍觉得“八年抗战所争得的胜利，诚属可乐，而我自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踢出国，仍不禁抑郁感伤！”所谓的“士君子”风度，哪里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更让康惶惶不可终日的，是张的一席话。张对他说：“我曾对委员长报告，你曾在国内负过很重要的责任，你出国去考察，应该比较优待一点。”蒋说：给他出国就是很宽大很优待了！康听到这里，脊梁骨上直冒凉气，自觉：“蒋介石的话，隐含杀机。”联想到抗战初期替桂系搞小组织的“专家”黄公度被杀一事，康太保担心：“蒋介石对我，想不致如李（宗仁）、白（崇禧）对黄公度吧？！”但又觉得也许这是张故意把蒋的话夸大其词，说得很严重，目的是让自己俯首听他摆布。而事实上，康是怀疑的成分居多。

被康太保讽之为“假惺惺”的欢送会，由张治中亲自主持，在中央团部举行。张致欢送词，称赞康对三青团的劳绩和贡献，并发给康奖章一枚。康为之讥讽：“谁也知道这是敷衍门面，自欺欺人的鬼把戏！”只是，尽管是“鬼把戏”，康也不得不领衔主演一回，当场致答词，大意是说：“我在三青团7年的期间，秉承团长的意旨，书记长的指导，虽曾尽心竭力，因为学识和经验不足，还是没有把工作做好，很感惭愧！现在得有机会出国考察，增广见闻，今天又蒙开会欢送，我和同行的人都非常感谢！”私下里，康自嘲“全是一篇自欺欺人的鬼话！”10月18日，康从重庆白市驿机场登机启程。在与妻儿、朋友分别时，康“表面上虽谈笑自若，而内心里则黯然感伤！”可见，康自我标榜的“退不愠”，也是一句自欺欺人的鬼话。

“蒋经国主团”的格局终于形成了。张治中是有自知之明的，今后的三青团，已成“蒋太子”的飞地，不但不容康泽这样的混世太保，亦不欢迎张治中这样的“太子太保”。否则，自己便有可能重蹈康太保的下场。据此，张等不到半年后正式卸职，当即进行权力“移交”，不再多过问三青团事务。

张颇重“忠恕之道”，他觉得康太保尽管出洋，但对于康的妻儿，自己不免负有就近照顾的义务，故先后两次派人送钱接济，金额达150万元之巨。一次，张从西北回到南京，康太太朱素怀带着两个孩子到桂园看望，张关切地表示：“兆民（康泽字）一时恐怕还不会回国，你如果愿意到美国去，旅费、生活费和出国护照等，都由我负责，你写封信问一问兆民。”只是，张的这个善意的表示到了康太保那里，却被看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认为张根本是不怀好意，而是希望自己被放逐的时间越久越好，以便蒋经国整理三青团的活动，能够毫无窒碍地遂行。结果，康泽赶回国内，做了共军的阶下囚。这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

康太保滞留国外，前后达一年半之久，1947年3月回国。半年后，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亦称襄樊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张治中此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且久居西北，不常回京，康、张之间，既不存在工作上的隶属关系，亦已没有什么人情往来。正所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本来，康、张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了，但就在康司令即将走马上任的时候，听说张治中偶染小恙，正在家中休养，便于百忙之中，抽暇前往张公馆看望。谈话中，康对张说，自己已被派往第十五绥靖区任职。岂知张一听之下，当即直言相告：“为什么派你去做这一件事情，恐怕是前两个月我从西北回来时，有一次向他（指蒋介石）建议说，现在共产党闹得很厉害，像贺衷寒、康泽这些人，一个划一块地区给他们，让他们去和共产党斗，免得他们在南京发牢骚。”

张真是快人快语。这席话，虽有不胜内疚的味道；但在康司令听来，不啻有借刀杀人的险恶用心，“内心里发生颇大的反感”。真是旧恨之上，平添一层新仇。结果，康太保从1947年12月下旬赴襄阳履新，到1948年7月中旬襄阳城破被俘，前后仅半年多一点时间，以至成为当时轰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从一名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立法院立法委员、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最终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在康太保看来，完全是张治中背后向蒋献策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康泽在战犯管理所里写了一本题为《我的再清算》的自述。字里行间，康无不视张为平生最为痛恨的政敌之一。

可是，说到底，康太保的下场，完全是他的咎由自取。用鲁迅的话说：“曹孟德是‘尚通脱’的，但祢正平天天上门来骂他，他也只好生起气来，送给黄祖去‘借刀杀人’了，祢正平真是‘咎由自取’。”曹孟德是张治中的安徽老乡，而《辞海》对“通脱”一词的解释是：“放达不拘小节”，这也正与张的性情相合。历史上，祢正平的恃才傲物，也正与康太保的桀骜不驯暗合。可见，康太保的下场，亦属于咎由自取了。这是几句题外的话，原作不得数的，不说也罢。

十一、战后“三大谈判”的中心人物

“重庆峰会”的风云人物

重庆谈判，整军谈判及新疆“伊宁事变”谈判，这是战后张治中亲身经历并参与负责的“三大谈判”。“三大谈判”不但是战后国共关系及民族关系演变的三件大事，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有重大影响；而且涉及中美、中苏关系的前景及走向，是战后大国关系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备受国际舆论的关注。

严格地说，张治中荣膺“和平将军”的声誉正是在经历了“三大谈判”之后获得公认的。事实上，张治中不但是重庆谈判的重要代表、整军谈判及新疆“伊宁事变”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也是国民党方面最为活跃、最为努力、最受关注的谈判官员。“三大谈判”既为张将军提供了一个全面实践其和平主张的历史机会，也充分展示了张将军真诚主张和平、真心推动和平的坦诚风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张将军在“三大谈判”中，正是以其鲜明及坦诚的个人风格，既赢得中共及各界民众的信任，同时也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这是张治中一生中“会当凌绝顶”的一段传奇经历。

“重庆峰会”的发生经过是中国现代史上人所共知的大事，无庸赘述了。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有人把首倡重庆国共峰会的“专利权”，记在美国特使赫尔利的名下；也有人认为蒋由于没有估计到毛会应邀出山，因事先毫无准备，在重庆会谈时，连一份谈判预案都拿不出来，不得不请中共方面拿出方案等。其实，早在1942年8月，蒋就已通过周恩来转致口信，约毛到西安会晤。毛当时亦有“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的想法。1943年6月，蒋旧话重提，亲书一函，交林彪带回延安，再次邀毛出山会晤，后因蒋企图突袭延安，此议不复再提。1944年冬，赫尔利倡议两党领袖直接会晤，推动了“重庆峰会”的召开。因此，可以说战后的“重庆峰会”，只不过是战时拟议举行西安峰会的延续。

说到蒋对毛的应邀出山，原先估计不足，诚然有之；但要说一点准备没有，恐不是事实。八年抗战胜利，洗刷百年国耻，正是举国欢腾的时候，蒋在10日之内，三电毛泽东，声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时机把握得这样好，讨论的问题是这样重要，言语又说得这样恳切，谁能拒绝这样的邀请呢？同时，蒋不但亲派特使张治中赴延安专候，而且请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同机前往迎接，为毛泽东的安全作了国际担保。大有毛不出山，苍山若何的味道。

从蒋的整个邀请过程来看，可以说是一环套一环，做得密不透风。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蒋玩的一套手法，已经不是一种邀请，而是一种逼迫。从中共这方面来说，已经不是接不接受邀请，而是怎样接受邀请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于毛的出山，蒋根本不存在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有着充分的把握。持上述观点的人，与其说是蒋低估了毛，不如说是他们低估了蒋。老实说，蒋从来都没有低估毛，也从不敢低估毛。可以说，蒋对毛的了解，要超出我们许多人之上。我们有的人以为蒋不了解毛，其实只是我们不了解蒋罢了。

说到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方案毫无准备，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如果说因蒋事先对会谈估计不足，迫于时间关系而没有来得及做充分准备，那么从张、周、林谈判开始，战时国共会谈，已举行了3年之久，国民党真想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方案，都准备出来了。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蒋提议举行“重庆峰会”的初衷，并不是想要解决国共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于一方面取得舆论宣传的效果，一方面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因此，国民党方面压根就不想提出什么方案，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而在“重庆峰会”期间，中共是以弱势地位面对和谈，不能不认真准备方案，以期争取有利态势。这是国共实力差距使然，与时间问题是不搭界的！

但是，蒋这个人很有心机，而且骑惯了两头马，我们不应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其一，就蒋氏而言，固然不想通过“重庆峰会”来解决实质问题；不过，如果能压中共方面作重大让步，甚至迫使其放弃实力地位，岂不更好！其二，“重庆峰会”既已举行，四海瞩目，八方关注，迫于压力，国民党方面也不能不变出几个花样，拿一点东西出来，以眩人耳目，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幌子”了。其三，蒋深知自己固为国民党政坛第一人，但要与中共第一人毛泽东较量，不啻是两大绝顶高手过招，一招一式，全凭实力，原存不得一点侥幸。唯“重庆峰会”本是一着欺招，也就是一个破绽，设若被对方识破，欺身而进，重拳猛击，岂不是自伤其身，被天下人贻笑！

源于这样的考虑，蒋对“重庆峰会”，从最初的策划，到三电毛泽东；从遴选国民党谈判代表，到制定谈判的具体策略等，都不能不煞费苦心，也不能不煞有介事；而最大的“苦心”与“介事”，便是要将顽固派人物排除在外，既不能让他们参与策划，亦不允许他们参与谈判，以免这些家伙囿于急功近利的反共心理，在谈判过程中碍手碍脚，坏了大事。

据此，不但王世杰、张群、吴鼎昌等一批持温和立场的政学系分子大受青睐，成为替蒋出谋划策的政治智囊团；而且早已被蒋疏远的邵力子亦受到重用，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一起，被任命为国民党方面的四大谈判代表之一，要他为和谈奔走了。尤其是一贯力主国共合作的张治中，不但在事前受命赴延安迎接毛泽东，而且在事后奉命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一接一送，顿时成为“重庆峰会”上的活跃人物，备受重庆朝野及海内外瞩目。

事实上，对于“重庆峰会”，站在蒋的立场，固然是一场假戏；但站在张的立场，不能不说是真演真唱，不应该看作有“作假”的成分。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山城为之轰动，朝野为之狂欢，唯张治中关在家中，一人向隅，郁郁寡欢。“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这是一个清醒的认识，也是一个现实的判断。“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可见，蒋倡议举行重庆国共峰会，亦有张的建言之功。

张亲赴延安，将毛泽东接到重庆，不但从陪都到全国，都再次为之轰动，即国际舆论与友好盟邦均寄予厚望，甚而中国国际地位亦在短时间内得到相当提高。张将军亲历这一历史盛事，更是喜不自胜，多年来的忧戚心绪，为之一扫，深以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感叹：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团结，“正是双喜临门”。

不过，张并不是一个容易被喜悦冲昏头脑的人。对于国共峰会的举行，张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特别是涉及毛的安全问题，不但成为中共方面最大的一块心病，亦成为张治中放心不下的一件大事。8月28日，在延安机场，张对送行的中共高干拍了胸脯：“是我把毛主席接去的，我就要安全地把他送回来，我张治中对主席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各位放心！”于是，张为了保证毛的安全，不但两进延安，负责接送；而且全家主动搬出桂园，以用作毛泽东的临时寓所，为中共方面解决了一大难题。张治中的这一安排，正可以看作他对和谈的真诚与贡献。

此前，蒋已决定假美军招待所作为毛的下榻之处。因其设备全，环境好，便于警戒等。众所周知，在蒋的眼里，最尊贵的客人莫过于美国“老大哥”了，不但“请上座”，“奉好茶”；而且选择最好的环境，最好的设施，为之修建住所。现在把招待“老大哥”的贵宾馆腾出来接待毛泽东，可见，在蒋的眼里，不能不说是对中共方面表示尊敬的最高礼遇。

但是，正所谓“坐经拜道，各有一好”。蒋拍洋人马屁的那一套，移之毛氏，不但不灵了，反被嗤之以鼻。当毛听说了蒋的一番美意后，当即报之一笑，半拒半讽地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这就很有点尴尬了。张治中见状，当即为之转圜，对毛说：“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任您选择。”毛听了，未置可否。不过，看得出来，他对这样两处地方，亦不甚满意。

确实，在选择毛的寓所问题上，中共方面遇到了麻烦。如果住进蒋的黄山或山洞林园官邸，环境与生活设施方面都是好的，但办公会客都不免感到不便，岂不是买椟还珠，舍本逐末；如果住进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抑或曾家岩50号周公馆，安全方面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唯两处地方均偏处郊外，且地方狭小，在办公与会客方面，不免有相当不便。张治中了解到中共方面的想法后，全家立即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而把桂园让出来，作毛泽东的临时公馆。张将军的这一美意，为中共方面欣然接受。

毛泽东进驻桂园的消息传出后，这里顿时成为重庆朝野及各派政治力量瞩目的神秘所在，亦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之一。桂园原为财政部四川特派员关吉玉的产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被陈诚租下，用作官邸。张治中到重庆后，一时难觅住所，看到桂园邻近蒋的上清寺官邸，而陈诚因常驻湖北恩施，不常回重庆居住。于是，张与陈商量，转租过来。桂园为两层小楼结构，二楼是卧室，大小五六间；底楼是会客室、餐厅、备餐间、秘书室、副官室、盥洗室等；楼下南面有个院子，大门开在院子东面，传达室、汽车间各一，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楼房北面有一排平房，为工作人员及勤杂人员的住房，院子四周为竹编的围墙，说不上严实。

桂园的房舍不算大，设备也一般，算是合用罢了；不过，对毛氏来说，原不在乎设施如何，何况比之延安窑洞，正不知要强多少倍了。唯桂园地点适中，紧邻马路，汽车进出方便；且距红岩村办事处及曾家岩周公馆都不远，确为中共方面的首选之地。据统计，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后共43天，除有3天留住在山洞林园外，其余的40天时间，白天大都在桂园工作、会客及休息，晚上则回红岩村办事处睡觉。至此，毛的办公、会客、休息及安全等几大难题，均迎刃而解。

考虑到桂园的安全问题，张曾向周恩来建议，由政治部警卫营担任桂园的警卫工作，因该营官兵大都是张的子弟兵，比较可靠。但周考虑再三，深感重庆十分复杂，既有散兵游勇，也有前线下来的伤兵，以及袍哥帮口等等，这些家伙只信奉“老子拳头大”的格言，一般警卫人员均难以约束，觉得还是派宪兵担任警卫工作，比较地有把握。经张治中与宪兵司令张镇联系，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

“和平将军”的另一个“币面”

从亲赴延安迎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让出桂园作为毛泽东的临时公馆，我们所看到的张治中，确是一个为和平而热心奔走，并愿意为之作出牺牲的爱国将军。但是，正像一枚硬币都有两个面一样，张治中也有着他的两个“币面”：力主国共和平，促进国共团结，是其一面；大讲政令、军令统一，压中共放弃实力地位，是其另一面。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充分看到了张将军的这另一面。

所谓重庆国共“高峰会谈”，其实，“高峰”并不谈具体问题，而只就一般原则交换意见。用现代术语表述，就是所谓“务虚”。涉及具体问题的谈判，亦即所谓“务实”，都是在两党谈判代表之间展开的。真正的唇枪舌剑，都是出现在这样的场面上。周恩来、王若飞，是为中共的谈判高手，其过人智慧与雄辩之才，早已名震陪都，远播海外，不用再说的了；而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也都不是等闲之辈，亦为中共及各方所瞩目。

就国民党方面排出的4位谈判大臣而言，首席谈判大臣王世杰任外交部长及三青团中央监察会书记长、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等职，此前曾参加战时张、王、林会谈。王是蒋的重要智囊人物，涉及国共、外交、财经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大都有王的参与设计；次席谈判大臣张群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张是蒋的老谋士，也是国民党方面玩弄密室政治的一个专家。王、张均属于政学系阵营，且为首脑人物，政治观点比较接近。张治中与邵力子分居三席与四席。张为军委会政治部长及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邵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无论是与中共方面的关系，还是与蒋的渊源，邵都要早于张；但张则后来居上，邵反而成了一个坐冷板凳的角色。

国民党四大谈判代表中，虽情况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处理对共关系问题上，都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而不主张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曾谈到自己的观察，认为：“与我们谈话的人都不是死硬派，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其中，最肯想问题的是王世杰；邵力子愿意解决问题，但怕负责任；张治中坦白直爽，连CC派指责张群‘联共坍党’的事情也讲了出来。”

8月29日，国共谈判开始。最初几天“务虚”，双方代表天天见面，但只是广泛交换意见，目的是互相摸底。蒋的底牌，仍以不变应万变：“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重弹：“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的老调。蒋本不想解决实质性问题，故始终没有提出具体的谈判方案。中共的谈判目标则比较具体，计有“11点意见”。大意是：在政治方面可以作出较大让步，在解放区土地及军队数量上，“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即承认蒋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不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编中共军队为16军48师；承认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等。用胡乔木的话说：“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上，我们的开价是比较高的。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人民在抗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也是为了有利于以后的谈判斗争，因为双方总还要讨价还价。”不难看出，两党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双方都愿意在政治方面作出重大让步，而不肯在军事方面稍作“迁就”。以此可知，重庆谈判的最大难题，在于军事问题。

实质性的谈判，从9月4日开始，到10月5日结束。共举行了12次谈判。中间，因去新疆处理三区问题，张治中缺席3次，共参加了9次谈判。这一阶段，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和平、民主与统一的关系问题；军队问题；解放区的合法地位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而军队与解放区问题，更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国民党四大谈判代表中，唯有张治中既是职业军人，又是军委会政治部长，同时曾两次参加战时国共谈判，对于双方在改编中共军队问题上的底牌十分了然。顺理成章，在重庆谈判中，张治中主要负责谈判军事问题。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从而成为双方争执最为激烈亦最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访谈”。

第一次会谈，张治中即公开表明态度：“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决不可恃其武装向中央要求地盘。”提出：“中共此时如愿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更高于今日。”对于中共所提办法，张治中认为支离破碎，不能促成国家之统一，“最好能将抗战期中所有中共的将领列名呈报中央，何者应委以实职，何者应授以勋章，编余人员应如何安插，中央会考虑全体抗战将士之功劳，必然秉公酌情办理。且余以为中共要保持如许军队，实为一累赘。抗战之后，敌人已被打倒，我们正致力于和平建设，中共尚要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岂不是意义不大么？”这当然是张治中的一厢情愿，但未尝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接下来的几次会谈，张对于中共方面关于军队问题的建议，均予以断然拒绝，认为：“中共要求16个军48个师，数字太大，我们不能接受。”又说：“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一切事必须依据现代化办法办理。前年林彪将军来渝，中共要求10至12个师。去年林祖涵先生来渝则要求6个军15个师，时间只差一年多，已增加了4个师。此次兄等来渝，则要求16个军48个师，较之一年前更增加了33个师，兄等军队之扩充何如此之快？又岂是我现代化国家所应有哉？”

张治中的“杀手锏”，是中共军队扩充太快，且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背道而驰。王若飞的“回马枪”则是：“兄等要求军队减少，地区缩小，我方皆可承认，故已由120万军队缩编为48个师，何能谓扩充部队。”谈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问题，王则认为：“既然战争结束，亦须将双方军队整个缩编。”这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张治中默然了。

军队问题的会谈，双方终因差距太大，一度陷入僵局。中共方面为顾全大局，提出了一个双方按比例缩减的新思路，即中共军队必须占全国总数的1/7。从9月19日开始，双方开始就这一新方案进行讨论。对于中共的新建议，张承认“已有所让步”；对中共企求解决问题之苦心以及所感受之困难，“深为谅解”。但是，张始终坚持中共军队不能超过5军16师方案；所谓“按照比例数字来决定军队数额，无论其为1/5，或为1/7，皆不适当”。张指责中共“要求太过，不必再讨价还价。”并说：“余认为此一问题，非距离之大小问题，而为根本观点之不同的问题。中共之观点，总以为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障；而中央则认为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此原则下始可解决问题。”张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责问：如照中共方案，“则兄等究系作何打算，作何准备。”

张的发言，当即遭到王若飞的反驳。王说：“现在我方官兵都极愤慨，汉奸军队都已获得中央之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认。”对于张的威胁，王为之反诘：“依文白先生所说，则是共产党有叛乱之心了，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消灭好了！”其实，张的这一强硬态度，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自9月中旬开始，双方谈判的气氛，明显恶化。胡乔木说：“21日前后的几天，是谈判期间最紧张的几天，因为当时看起来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很成问题。”原因就在于，除了在政治会议问题上，双方立场比较接近外，其他问题，几乎一无进展。

偏偏在这个时候，赫尔利扮演了不好的角色，加剧了谈判气氛的逆转。赫因即将回国述职，急于要看到国共谈判的结果，以便为自己镀金，故拚命向双方施压，而对中共的态度尤为恶劣。赫为此约见周恩来、王若飞，声称关于中共军队的数目，蒋委员长可同意增至20个师，但中共必须同意立即缩至此数，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缩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共必须放弃请求任命北方五省主席和两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赫氏的如意算盘，是想以增加4个师的许诺，换取中共交出解放区政权。

赫氏说完之后，要中共代表马上请示毛泽东，作最后决定。这时，张群就坐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待中共方面答复。情况是十分紧张了。而中共方面此时得到消息：蒋方正在美国的帮助下，大规模地向华中、华北运兵；陈诚的部下为之扬言：“谈什么判，布置好了就动手。”中统特务则密谋献策，以蒋需垂询国事作借口，将毛泽东、周恩来扣留重庆，以此动摇中共军心，有利于国民党军反攻。

为顾全和平大局，当然也顾虑到美蒋双方的巨大压力，毛决定有条件接受缩编中共军队为20个师的提议；但赫的政客作风在毛的心理上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以至返回延安后，毛依然愤愤不平地骂道：“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毛的这一印象，对其后来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

“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可见，张的强硬态度，是源于整个谈判气氛的恶化。所幸，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但中共方面不想使谈判就此破裂；即使在国民党方面，迫于内外舆论的压力，亦期望能获得一个形式上的成果，不得不在军队问题上稍作“迁就”，接受中共方面关于国共军队按比例缩编的提议，这就是胡乔木所说的：“当时的情况恐怕是我们紧张，国方也紧张。一方面，他们冷淡我们，向我方施加最后压力，想要我党再让一步；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谈判结果只能大体如此，继续施压有可能迫使我们关闭谈判之门而适得其反。我方担心达不成协议，国方也担心，因为如果达不成协议，国民党方面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套用《战国策》里的一句话，正所谓：“式于政，而不式于勇”了。

但是，国共能够达成协议，不能不肯定张治中等国民党四大谈判代表所做的努力。张曾于私下向蒋进言：“中共本来有100多万正规军，200万以上民兵，现在愿意裁减为20至24个师，凭良心讲，这是很大的让步，我们应该考虑早日接受。”张并认为：政府方面除陆军师外，还有海军、空军，这是中共没有的。再说国民党陆军中除步兵外，还有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宪兵、防空兵、防化兵等，也是中共所没有或很少的。整个兵力上，我们占了压倒的绝对优势，理应早日达成协议，以免夜长梦多！

据说，蒋见张如此为中共说话，大为不快地训斥：“你是代表哪方说话？”蒋并以讥讽的口吻，对在场的其他人员说：“我正在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对于张的谈判立场，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认为：“张治中在和平谈判中，当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但他始终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他对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敬重”。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客观而公允的评价。

9月27日，张治中申明：“中共现有之军队要缩编至规定数字，尚须经过相当之程序与步骤。此中技术上之问题可否由军令军政两部及兄等派员另组小组会议，以便提供材料，共同商讨。”而中共表示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抗日军队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并可将江南8个地区的抗日军队逐步撤退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国民党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同意组织3人小组，具体计划有关军队整编的各项问题。“双方虽基本接受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额，但各自提出了履行的前提条件，实际都作出了极大保留（胡乔木语）”。

“文官把笔定天下，武将提刀定太平。”这是中国的一个俗语。国共两党的谈判高手，从8月29日谈到10月5日，大凡能够达成协议的部分，基本上都有了一个眉目，从而形成了会谈纪要。这时，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对发表公报比较积极。张对毛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但国民党内反对达成协议的阻力也很大，张不得不为之奔走疏通。邵力子说：“照当时的情形，公报几乎仍旧不能发布。”而会谈纪要最终能够发表，“很要感谢张文白先生的最后努力。”

重庆会谈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和平的曙光切实地明亮起来。亲身经历了谈判过程的国共代表，不免都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愉快。10月8日，张治中举行盛大招待晚会，一方面对毛泽东表示“欢迎和欢送”，一方面把两党会谈的情况向外界吹风，从而把这种乐观情绪推向翘首以待的重庆各界及国内外舆论。招待晚宴假座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请柬以政治部长张治中将军的名义出具，邀请对象为国民参政员与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名流及党、政、军高干，计500余人。据说，这是自重庆成为陪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待会，其盛况空前绝后。

在晚宴上，张将军首先致词，这是一篇被中共方面称之为“热情友好”的讲话。

对于这次高峰会谈，张将军评价：“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张将军高兴地向大家报告：双方商谈的大原则大前提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须遵从的大原则。“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这当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

最后，张将军说：“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40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40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张治中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作即席讲演。对于谈判前景，毛同意张的评价，认为：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毛表示：“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我们在大的方针、大的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全国人民利益所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执行。最后，毛认为：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远的团结。当然，这也是一个乐观的估计。

国共双方的乐观估计，感染了出席晚宴的各界代表及新闻舆论。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都对此做了乐观的评论，认为会谈结果：“给了公众一个不负人民期望的回答”；历来调子不高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也认为：“这一结果固然还有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内战之不至发生，却已有确实的保障，我们总也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重庆的一些非官办报纸，更是满怀激情地欢呼：“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重庆《大公报》报道：张治中与毛泽东的“动人演说”，引来全场阵阵掌声，场内气氛融洽热烈，“大家在极度欢乐中畅饮、进餐、互相祝贺之声不绝。”正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事实上，据胡乔木后来回忆：“那时，毛主席确实有一种乐观情绪。”毛回到延安后，也曾说到：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这当然还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后来爆发大规模内战，确是一切善良的人所没有想到的，很可能也是毛所没有想到的。想到的大概只有蒋先生了。重庆谈判期间，蒋在日记中，毫不客气地大骂毛为“共匪”，“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可见，消灭共产党，依然是蒋的既定方针。所幸，政治这个东西，最终凭藉的是人心向背，凭藉的是实力，而不是权变手腕。否则，几年之后，蒋也不会被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打得抱头鼠窜了。

10月10日下午，被称之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文件在桂园签字，人们称之为“双十协定”。代表国民党方面签字的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因事外出，后来补签了名字；代表中共方面签字的是周恩来与王若飞。蒋与毛都没有出席签字仪式，也没有邀请新闻记者和任何客人参加。不过，签完字后，毛下楼，和大家逐一握手，表示慰问。蒋亦于两小时后来到桂园，拜访毛泽东及中共代表，互致祝贺。张治中为之兴奋不已，认为：“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这是一个由衷的赞叹！

谈判已近末期，中共方面考虑让毛尽快返回延安。周恩来于9月底走访张治中，说明中共方面的考虑。张慨然表示：“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对张的这一负责态度，中共方面深为感动。多少年后，周恩来回忆起重庆谈判的往事，仍感动不已地对张治中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10月11日上午，在龙潭虎穴中生活了43天的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于当天下午抵达延安。当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对张将军表示欢迎，宾主尽欢。第二天，毛与张共进早餐，进一步交换对今后谈判的意见。是日上午9时，毛亲到延安机场，为张治中送行。在去机场的路上，毛称赞张：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说：“何以见得？”毛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改了报纸的名字，有些人是一定不赞同的。又说：康泽在四川纂江办的集中营被你撤销，是做了一件好事。

张治中两赴延安的高义之举，不但成为国共“重庆峰会”的一段佳话，也受到中共方面的高度评价。在中国现代史上，既能在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又能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有着颇深私谊的，大概只有张治中一人了。“多乎哉？不多也！”

“你去一去，可以安定军心人心”

张治中从延安返回重庆，板凳没有坐热，便接到蒋的指令，必须于第二日直飞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同），与新疆三区代表谈判“伊宁事件”。这是在完成了两赴延安的使命之后，张治中承担的又一次“和平之旅”。所谓“伊宁事件”，既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背景十分复杂的一桩“公案”，其直接起因，可以说是新疆军阀盛世才推行封建专制统治，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的结果。

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行省，地域达160多万平方公里，不但居各行省之冠，甚至于超过英、法、德、意四国面积的总和，这是其一；400多万人口中，有13个民族，维吾尔族占大多数，居民多信伊斯兰教，这是其二；其东、西、北三面分别与蒙古、印度、阿富汗、苏联等国比邻而居，这是其三。这是新疆的三大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新疆的优势。地域辽阔，便是土地资源及矿产资源的极度丰富；民族众多，便是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边境线长，便是与各国人民交往的频繁性与开放性等。

然天下事，“盛于彼者衰于此，长于左者短于右”。新疆的三大特点，形成了新疆的特殊省情。地域辽阔，但在中央政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天高皇帝远的边陲地区，便很容易出现抗命不遵的割据之势；民族众多，但在不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情况下，则很容易将一般社会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震荡；与多国接壤，但在民穷国弱的情况下，则很容易受外国势力影响或利用，甚至产生分裂主义倾向等。

事实证明，自清朝以来，这几大问题，无不令治新大吏为之头痛。军阀盛世才当然也不能例外，但盛军阀更有其先天不足之处，这就是他的上台，原是借助于军事政变，政治上未获得中央及新疆各界的广泛承认。这就迫使盛军阀不得不靠玩弄政客手腕，一方面大玩纵横术，在苏联、中共及国民党中央政府等政治力量之间，游走不定，出尔反尔，企图从中渔利；一方面则大搞残民政治，极力推行高压政策及特务统治，造成民怨沸腾，人人自危的局面，以巩固其军阀统治。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盛军阀虽得计于一时，但久之终不能免于被唾弃。1944年秋，重庆政府以农林部长作筹码，迫处在四面楚歌中的盛军阀交出新省政权。继任省主席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

吴是蒋的亲信老臣，多年来，以其元老身份，主持蒙藏委员会，在和睦蒙藏及安抚边疆等方面，替蒋做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民国时期，“蒙藏部长”的实权不大，但地位极尊，为真正的“一品大臣”。吴以“蒙藏部长”的身份出任新省政府，资历、权力都是没有问题的，缺少的就是“新政”了。于是，吴上任伊始，为扫除盛氏弊政，大砍“三板斧”：清理监狱、宣抚地方及敦睦邦交。这当然是对盛军阀残民政治的一个矫正，策略上并没有错。但多年来，吴虚悬尊位，高高在上，在政策的制定及运用方面，不免有些好高骛远与操之过急，且与新疆的特殊省情脱节，以至急切之下，闹出了大麻烦。

从盛氏的高压，一变而为吴氏的宽松，中间在缺乏必要缓冲与过渡的情况下，多年来日积月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瞬间释放出来，其能量之大，不免以激水漂石、鸷鸟毁节之势，酿起变故，这就是著名的“伊宁事变”。当时，新疆在地理、民族及经济等方面，与苏联联系最为密切，且苏方对亲美的国民党当局怀有强烈的猜忌心理，故对“伊宁事变”持同情与支持态度。这样，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伊宁事变”渗入了复杂的国际背景，新疆问题日趋严重。加之新疆当局对此缺乏防范，兵力空虚，情报不灵，在来势凶猛的事变面前，不免手足无措，彷徨失计，局势为之动荡不安。

伊宁为我国西北边陲重镇，伊犁区首府，东距新疆省会迪化500公里，为新疆西部及北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4年9月，伊犁区尼克县哈萨克族牧民首先起事，随后攻占县城；11月7日，伊宁县维、哈等族牧民亦武装起事，迅速包围代表新疆当局的行政专员公署及警察局，占领各军事要点及交通要冲，控制了整个市区。接着，起事者成立临时政府，并向各县发动攻势，迅即控制全境，史称“伊宁事变”。

1945年4月间，事态逐渐向塔城、阿山地区扩展，并组成伊、塔、阿三区民族军，先后攻占塔城、承化（即今阿勒泰）等地区首府。是年8月间，起事者攻陷北疆伊、塔、阿全境，正式成立三区政府，通过发布施政纲领，与新疆当局抗衡。此后，三区军队兵分两路，一路东出，向迪化进发，9月间已达玛纳斯河西岸，距迪化仅余140多公里；一路南下，越过天山，向南疆进发。

新疆的事态，真是万分危急了。9月14日，重庆举行党政军联席会议。侍从室情报组长唐纵出席会议之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党政军联席会议，白健生（即白崇禧）为新疆问题大发议论。现时匪军陷乌苏，进逼迪化，南疆蒲犁失守，拜城亦陷。北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为匪所占。通甘肃道上之七角井匪迹出没其间，迪化不陷亦成孤立。全疆危在旦夕，是诚可虑！”

据此，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都已是六神无主，不得不连连急电中央政府驰援，电文中甚至出现了：“内乏可用之后，外无一旅之援”、“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绝望之语。蒋意识到问题严重，一则急电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入新，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的身份，协助临阵慌张的朱绍良，指挥新疆战事；一则急调青海马家军劲旅、骑兵第5军入新增援，以防新省局势崩盘。

但是，以蒋的认识，深知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足以从根本上稳定大局；同时，新疆省问题十分复杂，设若一着不慎，即有全局之危，需有一位政略、战略俱佳，胆识、卓识兼备的大员，亲飞新省，对局势作出整体评估，以便中央研究对策。蒋把手下的谋臣猛将扫视了一遍，深感可以赋予如此重任的，非张文白不行。行前，蒋交代他的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考查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蒋为之捧场说：“你去一去，可以安定军心人心”，“希望能够挽救新疆，安定边疆”。这是发生在9月13日的事情。当时，正是重庆谈判的关键时刻，张治中临时将军队问题的谈判中断了4天，以执行其赴新考察的使命。

张治中抵达迪化，不免让孤悬塞外的边疆大臣吴忠信喜出望外。吴为合肥人，有人谀称其是继“李（鸿章）合肥”、“段（祺瑞）合肥”之后的“吴合肥”，吴欣然色喜，居常亦以“兼容并包”自勉勉人，这与张治中主张国共合作的政治风格亦颇多相通之处。吴、张都是皖中人士，又都是蒋的宠臣，两人成为政坛知己，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长沙大火期间，张处境艰难，吴极为关切；张的胞弟张本舜长期跟在吴的身边，先后被吴委以安徽省公安局长、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要职，得吴关照甚多。张到迪化视察局势，正是吴所盼望的人选。于是，张、吴同寓主席官邸新大楼，同起居，共饮食，言为心声，颇为相得。

张治中在迪化停留了3天，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其实，也不难弄得清楚。三区军队的前锋距迪化只剩下两天路程，随时有进攻迪化可能；而守备迪化的兵力仅有6个营，正在赶调的骑兵第5军最快也要8至10天之后才能到达。张与吴忠信、朱绍良商量的结果，一致认为：新疆问题，除了通过和平谈判，谋取政治解决之外，别无选择。

张治中认为：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从兰州到迪化，坐飞机要8个小时，乘汽车更要一两个星期，不但增兵不易，补给亦很困难。要以武力解决，现在殊无可能，这是其一；“伊宁事变”的背后，既有民族矛盾掺杂其间，又有苏方暗中支持。考虑到民族关系与中苏关系，投鼠忌器，也不能动武，这是其二；此时，国民党的战略重点，是与中共争夺华北、东北等广大腹地。新疆乃西北边陲，已无力顾及，这是其三。

张治中深知：政治解决的途径，只能是和平谈判；而和平谈判的基础，则必须取得苏方的合作。为了试探苏方的态度，张到达迪化的次日，便约见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叶氏表示：新疆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联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不过，就他个人的看法，这件事最好是设法和平解决。苏方的这一态度，正中张将军下怀，张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问他愿不愿意代为疏通，以打开和平谈判的通道。并要求伊宁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派代表商谈。叶氏答应把张的意见转达莫斯科方面；并表示个人愿意进行调停，但在没有得到政府指示前，不能有所行动。叶氏并建议，最好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较为有效。

摸到苏方的底牌后，张急电重庆，向蒋报告：此间情况十分紧迫，除非伊宁军队中止前进，迪化殊无把握确保，目前只有通过外交一途和平解决，否则迪化一失，则局势全非，今后即能恢复，亦须费极大力量与极长时间，夜长梦多，变化难测，恐影响中央威信太大，应请当机立断，不要拘于外交常轨，可否即电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新疆局势并今后中苏在新疆经济合作意见，请苏联方面出面调停。电报发出后，张感到再留下去亦无必要，即于16日飞回重庆。

苏方的回应很快，张返回重庆不久，便得到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提交给中国政府外交部的备忘录，声明：“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苏方暗示：苏联希望三区能自治，但不支持其脱离中国。外交部在请示蒋介石后，即作出答复，对于苏联政府愿意协助表示感谢，称“此次事变，我政府已派张部长治中赴新调查实情，即为改良待遇之张本。我政府甚望此次事变分子派代表至迪化，向张部长陈述意见，以便商洽解决，政府必根据既定政策，使新疆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上，与内地人民获得同等待遇。苏联驻伊宁领事愿意协助，请即代为通知并介绍彼等到迪化晋谒张部长，商洽进行和平解决办法”等。

据此，张开始准备新疆和平谈判预案。此时，国共双方正为中共军队缩编及解放区政权问题，吵得一塌糊涂，谈判濒于破裂，张亦被弄得脑袋发大，活动安排已经十分紧张；但新疆问题的解决，如箭在弦上，刻不容缓了。

“新疆问题你可以全权处理”

为了研究新疆的历史地理、风土民情、文化经济、民族宗教等，张治中搜集了大量有关新疆问题的史书。其中，以清代名臣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以及原新疆省长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等史书，尤为张将军关注。同时，张将军邀请一批熟悉新疆问题的专家学者等，组成一个顾问班子，为他解决新疆问题出谋划策，诸如孙科系的梁寒操（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1942年曾随朱绍良入疆，迫盛世才还政于重庆政府），CC系的彭昭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4年曾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屈武（曾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军委会苏联顾问处处长等职，在苏联学习生活达10年之久，十分熟悉新疆问题及苏联情况），复兴社的邓文仪（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1935年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回教徒王曾善（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由白崇禧推荐），以及张将军的政治密友张静愚、亲信干部刘孟纯等。

张治中与顾问班子深入研究的结果是：新疆问题既是民族问题，也是外交问题。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一是民族平等；二是中苏亲善。但是，这两点都不易得到党内顽固派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亲苏一节，阻力更大”。就当时重庆政府的外交而言，亲美反苏，是其基本倾向，张想在新疆另搞一套，显然不易。不过，张有的是办法，他可以接受赴新和谈作为条件，从蒋手里讨得一支“便宜行事”的“尚方宝剑”，以排除党内的干扰，顺利贯彻新疆和谈的既定方针。果然，蒋听了张的汇报，用肯定的语气表示：“新疆问题你可以全权处理，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打电报来！”

涉及新疆和谈问题的一切大政方针，张不但不需要请示国民政府行政院，亦不必顾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而只须听命于蒋一人就行了。事实证明，新疆当局能与三区代表达成和平协议，不能不说是张治中便宜行事的结果。

10月14日，张刚刚结束了国共重庆高峰会谈，没有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便亲率梁寒操、彭昭贤、屈武、邓文仪、张静愚、刘孟纯、王曾善等一干智囊人物，二度飞越天山，赶赴迪化，开始了与新疆三区代表谈判的艰难历程。

需要提及的是，“伊宁事变”的经过也许并不复杂，但“伊宁事变”的起因不简单，“伊宁事变”的领导成分更是复杂。可以说，在三区领导人中，既有青年进步知识分子，也有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首领，亦有地主、牧主等旧势力，他们目的不同，主张迥异，正所谓大浪之下，泥沙俱走。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后期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革命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故这方面不可一概而论。

张治中主持新疆问题的和平谈判，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10月14日至1946年1月2日，成果是签订了一个《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的文件；第二阶段从1946年4月4日至6月6日，成果是签订了一个《关于事变区域内之参加部队重新改编问题》的文件。

然而，和谈尚未开始，便出现了重大波折。当时，三区代表被安排在迪化三角地招待所。张接到招待人员的报告，说是三区代表的上衣和帽子上都佩戴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徽章，并扬言：他们是“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全权代表，来此是要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

张大感意外，当即指示设法取来三区代表的证件，果如所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也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张将军当即约请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谈话，说明苏联彼得罗夫大使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只说是新疆暴动人民代表请苏方出面调停，并声言没有脱离中国的意图，因此我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资格接见“伊宁事变”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代表，请苏联领事把我的意思转告伊宁三方面。结果，经苏联领事劝告，三区代表遂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10月17日，在新疆省政府西大楼，双方谈判代表第一次见面，是为和谈的开始。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据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先生说：“除三区代表两次回去请示外，在迪化期间，几乎每一两天就谈一次。每次少则三四小时，长则五六小时，张治中固然是劳神敝体，舌燥唇干，我们参加的人也实在感到精疲力竭，难于支持。”不过，对于张将军来说，这一次的和谈，固然十分艰难、辛苦，但由于握有一张“新疆问题你可以全权处理”的底牌，比较于以前参加国共谈判时，那种既不能多说一句话，亦不敢多写一个字的尴尬处境来说，真可谓换了一个人。在整个谈判中，张不但胸有韬略，应付有方；而且说话牛气十足，该拍板时就拍板，从而加速了谈判的进程。

张治中真是一个天才的谈判专家。对于新疆问题，张很早就判断：谈判的基础，就在于能不能改善谈判的气氛，使双方之间建立一种信任感。因此，谈判伊始，张将军既没有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没有“钦命全权大臣”的高傲派头，企图以势压人；更没有从封建道统观念出发，对“伊宁事变”及三区代表加以“暴乱”、“反叛”等带刺激性的字眼，而是大讲“兄弟”与“家庭”这两个主题，亦即所谓：“我们各民族都是亲爱的兄弟，由这些弟兄构成了中华民国这个大家庭。”说到“弟兄”之间，当然免不了会磕磕碰碰，吵吵闹闹，甚至会出现骂骂打打的场面，但最终“不会损伤弟兄的和气和破坏家庭的团结。”张并声称：“本人这次代表中央政府到这里来，为的就是恢复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

这是一个基调，也是一个原则。既然是弟兄关系，又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当然不存在主权问题，也不存在脱离中央政府领导的问题。在这个大原则下，一切的问题，都不妨进行讨论商洽。这是一个大度，也是一个宽容，更是给对方一个希望。果然，三区代表听了张将军的这番话，认为确是出自真诚，谈判的气氛开始变得和缓起来。三区代表对张将军的信任感，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

根据三区代表的要求，张治中提出了《中央对新疆局部事变的提示案》12条，对民族平等、政治民主、地方自治等问题，作出承诺。这是张的一个开价，当然是作了让步的。尤其是地方自治问题，当时，内地尚未实行，张率先在三区实施，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决断，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大的让步。10月20日，张治中将提示案交三区方面。三区代表未置可否，只表示要带回去研究，并于次日返回伊宁。11月13日，三区代表重返迪化，带来了《伊宁方面对中央提示案的意见及所提要求》。这是三区方面的一个还价，认为中央提示案未能满足三区方面的要求，“要求真正的高度自治权”；核心问题，一是选举各级行政官吏，一是组织民族军队。双方的讨价还价，就这样你来我往地展开了。

三区代表的策略是：谈判会就是诉苦会，也是控诉会，大讲三区各族人民受新疆当局压迫、剥削、歧视的惨酷情形，以此作为“还价”的依据，并作为不断“压价”的筹码。不过，张治中料到了这一点，未等三区代表说完，就开始自我批评，坦然声明：“在过去省府当局有些措施，颇有对不起全省同胞的地方。”对于前几任省府当局的许多措施，张治中在表示遗憾的基础上，并对历代统治者对待新疆的政策，进行了深刻检讨。

张治中的这一着很灵光。所谓“一句话说得人笑，一句话说得人跳”；又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这都是中国人极得“恕道”精髓的证明。三区代表本来想好了种种激烈措词，准备对政府当局臭骂一通，不想张治中替他们把话说了，便多少有些气馁，失去了原先那种咄咄逼人的声势。本来，三区代表大都来自西北边陲，为人固剽悍猛烈，桀傲不驯；但毕竟是草原之子，质朴纯真，经张的这种真诚表态，结果，三区代表不但对张的坦荡真诚表示好感，还对张的代人受过表示同情；部分三区代表评价张这个人说话也还公正，从而对张有了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

双方的立场，就这样一步步地拉近；双方的分歧，就这样一步步地缩小。最后集中到两个问题上。

关于行政官吏的选举问题，张治中只同意民选县长，不同意民选省长；但承诺可以在省府组成方面作重大让步。将省府委员由13人扩大为25人。主席、秘书长、民政厅长、财政厅长等10人由中央任命，副主席、教育厅长、建设厅长、卫生处长等15人由各区保荐。其中，三区可保荐6人，包括副主席、副秘书长、厅长、副厅长、处长（或副处长）、委员各1人。当时，新疆共有10个区，三区方面的保荐名额占了4/10，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让步，即苏联领事亦认为这一方案比原案“显示了极大的进步”。

关于民族军队的组织问题，是新疆和谈的最大分歧所在，波折既多，用力亦最大。最初，张治中只同意以团为单位，将三区部队改编为保安部队；但三区方面坚持原案，绝不后退，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获得可靠保障。三区方面甚至提出：为应付“伊宁事变”而新增的国民党军队应在签约后，于年内全部撤回内地。张认为“这是节外生枝，没有商量余地，即席坚决拒绝，要求他们全部撤回去。”后经苏联领事代为疏通，三区方面同意暂时搁置这些新增条件；张也同意允许组织民族军队，但必须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其人数和驻地另行商定。至此，涉及民族军队的问题，虽然还拖着一个尾巴，但大的原则，总算确定下来了。

经历了近80天的谈判，新疆问题的11项和平条款终于达成。1946年1月2日，正当岁序更新之际，在新疆省政府大楼举行了《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的签字仪式。中央政府方面，由张治中代表签字；新疆暴动区域人民方面，由阿合买提江等3人代表签字。

“和平条款”另有两个附件。对正文中涉及新疆省政府组织办法的条款，通过附件（一）加以若干补充；对正文中涉及改编民族军队的问题，通过附件（二）加以具体规定。因时间关系，双方同意将附件（二）的内容留待第二阶段谈判解决。故签字时，只有附件（一），没有附件（二）。可是，后来为谈判附件（二），张治中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差一点导致整个“和平条款”的夭折，这真是一个夜长梦多的教训。

新疆问题能达成和平条款，从大环境上说，是战后初期国内和平气氛占据上风的结果。从小环境上说，是张治中贯彻蒋的“安定新疆，安定西北，解中央西顾之忧”的方针，“以最大的容忍精神，作尽可能的最大让步”的结果；也是三区方面受中苏及国共关系大格局的制约，不得不降低谈判要求，接受国民党政府“最大出价”的结果。

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新疆和平条款签字的消息传出后，受到各方面的欢迎。《新疆日报》称赞：“全省的400万同胞，不分宗教，不分性别，谁不奔走欢呼？”张治中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报告新疆问题的谈判经过，回忆“那一天的报告，不断博得全场鼓掌，报告完毕后更得到全场极其热烈的鼓掌”。

对于新疆和平条款的签订，《新疆日报》明确肯定：“由于张氏诚挚开明态度之感动，与其负责及非常之忍耐心，使此一困难问题终于获得解决。”甚至在启动第二阶段的和谈时，三区代表声明非张治中不谈。可见，张的政治态度和谈判风格，对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关系至大。

从“拖刀计”到“牛皮糖战术”

本来，按张治中的设想，新疆和平条款的签字，应在达成一揽子协议之后，以免将来另生波折。但双方会谈到12月25日左右，蒋经国在赴苏途中路过新疆，给张带来一个口信，说是他父亲的意思，马歇尔上将已经到了重庆，要他赶快回去，参加国共整军谈判。

正是谈判的关键时刻，哪里走得开哩！到了12月30日，蒋的电报追来了，说：“此间有事待理，希即暂时回渝为要。”电报对新疆问题一字不提。不过，张觉得蒋词意迫切，不走是不行了，只得把新疆谈判先做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随即返渝。因气候关系，张在酒泉、兰州略有耽搁，于1946年1月6日，回到重庆。当天，张即谒蒋，并将“和平条款”呈阅。蒋表示同意，说明已任命张为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与周恩来、马歇尔一起，共同主持国共整军谈判的工作。

所谓“军事三人小组”，是指根据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有关军队的整编问题，由国共双方组成三人小组进行商谈，国民党代表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共产党代表为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然而，出于蒋的本意，整军谈判只是一个“拖刀计”，一旦拖到内战部署完成，所谓的“整军谈判”便算结束。所以，军事三人小组的会谈，被一拖再拖，总是开不起来；而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正以受降为名，通过空中、地面、海上的立体方式，不断向华中、华北、东北等战略地区进军。在许多战略地点，尤其是铁路交通沿线，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生军事磨擦，内战的烽火正不断蔓延。这是一场“摘桃”之争，亦即是一场抢夺抑或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之战。

但是，就国民党而言，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尚未完成；国内外要求和平的呼声，也还有利用的价值。“拖刀计”还得继续拖下去。加之，美国华府的那一班政治家总认为是他们促成了重庆国共峰会，很是捞取了一点“世界领袖”的政治资本。顾盼自得之余，自认为对维护中国的和平局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中国的和平局面再次面临破裂的局面，不能不好事做到底，继续充当国共争端的调停人。而且，美国人这次十分大方，赴华执行“调处”使命的特使，就是大名鼎鼎的前美国陆海军参谋总长、五星上将马歇尔。

在美国国内，马歇尔被舆论称为是帮助民主国家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战略家，亦被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称为“最伟大的活着的美国人”。派遣这样一位具有非凡功绩的军界大腕，“跑一趟中国”，充当“调处”国共争端的首席代表，全世界不只是为之震惊，而是为之嫉妒了。

一个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都这么关心中国的和平问题，中国政府当然不能自甘堕落，也不能不好自为之！无论如何，蒋都得给信心十足的马歇尔元帅一个面子，重新启动差一点泡汤的国共整军谈判。为了切实予马帅以“调处”大权，国共同意改组军事三人小组，由国、共、美三方指派代表组成。美方代表就是马帅。考虑到马歇尔的上将军衔，国共双方不能不提升各自代表的份量，将原先的中将级代表换下，换上上将级代表出场奉陪。

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确定下来了，是比马帅毫不逊色的周恩来。这一来，蒋有点猴急了，深感国方代表即便不能与马元帅、周将军媲美，至少也不能逊色太多。否则，不免就让美国人小瞧我们了。但选来选去，国民党内能与马、周平起平坐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鳞角，唯远在新疆的张治中或许还可以抵挡一阵。这就是蒋不惜冒新疆和谈夭折的危险，紧急内调张治中的原因。不过，张治中确是蒋介石的唯一选择。自战时启动国共军事谈判以来，张始终是主要参与人，其“和平将军”的称誉，早已赢得美国人的好感；而张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谈判风格，既让蒋介石感到放心，也让中共方面愿意与之打交道。

其实，即使是在塞外主持新疆和谈期间，张将军也没有放弃对内地局势的关注。张回忆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心情交织着无限的忧虑与焦急。一面痛感和伊宁代表商谈进行的迟缓，一面焦急内地局面的多变。因为当时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而各地的磨擦纠纷仍然不断发生。中共方面说是《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而国民党已于13日又密颁了《剿匪手本》，而国民党反说共产党军队仍然不守原地，袭击国军。从内地传来的消息，尽是这一类不祥之事。”正所谓：走马西来欲到天，东顾频频思故园。人在边关，心忧中原，正是这个时期张将军心境的真实写照。

更坏的消息不断传来。11月中旬，重庆筹备高级军事会议，秘密制定“对共产党全盘战争”计划。据说，提出的口号便是：“三个月到半年消灭共产党”。张治中说：“我知道这一消息后，真是寝食难安。”当即，张将军作万言书一份，对国内外情势作详尽分析，力言“关于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钧座与中央曾一再宣示，此为国人所共同体认与热烈拥护之方针”；极谏“今日人民之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将汇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云云。这份主和平、反内战的“万言书”，由赴渝出席高级军事会议的郭寄峤转呈最高当局。

后来的事实说明，“万言书”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蒋的初衷，但对蒋选择发动内战的时机，不免有所影响。还在张治中离新疆返渝之前，蒋已指派张群代张治中，先期参加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商谈国共停止军事冲突事宜，并先后于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月10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规定于1月13日24时，全国一律停战。军事三人小组还决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3人；国方委员为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共方委员为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方委员为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罗任会议主席；三委员各有表决、互决权；一切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军调部设于北平。至此，国共整军谈判正式启动。

就现象而言，整军谈判的政治份量，显然不及重庆谈判及政协谈判；其实，它是国共问题的关键。因为从来国共矛盾的最大症结，都是围绕军队问题及军事问题派生的。整军问题谈不拢，所有已经谈拢了的问题，包括《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不免都会泡汤。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国、共、美三方才都派出了强大的谈判阵营。

整军谈判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层面的谈判，是军调执行部方面，主要负责监督停战令的执行；一个层面的谈判，是三人小组方面，主要负责制定军队整编方案。本来，重庆会谈纪要的显著特点，就是既记载了双方的一致之处，又记载了双方的不一致之处。而涉及军队整编问题，更是含糊其词，实际上是采取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笔法，记载了各自的原则立场，这就为整军谈判留下了大量可供争吵的题目。果然，军事三人小组成员根据各自立场，一下子提出了三种整编方案。

张治中秉承蒋的旨意，在整军谈判中前后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坚持“整编就是整编中共军队”的立场。认为政府方面的军队便是国家的军队，已经“国家化”，当然不属于《双十协定》中所指“军队国家化”的整编对象，因而也就不存在整编问题；如果这一道防线坚守不住，便退入第二道防线：坚持国共军队按6：1的比例进行整编。即国民党军队缩编为90个师，中共军队缩编为15个师；如果这一道防线仍坚守不住，则转入第三道防线，坚持整编必须一次性进入混合编制。即整编不再分期进行，而是在第一阶段，便须实施统一整编，将中共军队分散插编到政府军队中，实施统一军令。

显然，这是一个且战且退的“牛皮糖战术”。这是张治中的手腕，也是张治中的厉害。

“甚矣！文白之足以误事也。”

这一战术，看起来是且战且退，节节抵抗，居于守势；其实，这是很厉害的主动进攻战略，即每退守一道防线，不免就在舆论上多得一分，迫中共陷于被动地位。这样一来，不但整军谈判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而且逼中共方面，不得不以背水之势列阵，打一场防守反击战。

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针对张治中的“牛皮糖”战术，周恩来经过缜密考虑，有理有据地提出了三点反主张：

其一，“中国武装的国家化不仅包括中共部队，而且包括政府方面的部队”。认为：“这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说得很清楚，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周笑着说：“张将军接受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已为蒋委员长本人和政府其他代表所接受。”这意思很清楚，不遵守这一点，也就是不遵守政协决议，就得承担破坏政协决议的罪名。张治中的第一道防线，被周恩来迅即攻破。

其二，“关于中共部队的改编问题，在双十会谈纪要上曾载明，政府愿考虑缩编中共部队为20个师。”周并说：“政府拟将中央军缩编为90个师的计划已在政协会上作过报告。”潜台词是：我们的20个师，已经你们同意，怎能不执行？你们的90个师，已经在政协会上报告了，怎好反悔？这里当然不存在6：1的比例问题。但张治中不敢轻易放弃这一道防线，诡称“此事曾使政府代表感到处境困难”。双方反复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第一期，全国陆军编为108个师，其中，中共部队编成18个师。双方都从原来的立场上，稍作后退。周固然不再坚持20个师的原议，张亦放弃中共军队必须缩编成15个师的原案；第二期，全国陆军编为60个师，其中，中共部队编为10个师。国共仍按比例缩编。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拿出平生智慧，打了个平手。

其三，“统一整编的问题。政协会所决定的是整编分为二期，第一期分别整编，第二期再统一整编。”周主张，首先是平行整编，各编各的，然后再实施混合编制。但张和马始终坚持统一整编，周不得不作适当让步，表示：“马歇尔将军在过去的谈话曾特别着重统一整编的问题。他的这种办法我个人觉得很好，并曾对延安方面作过有利的报告。我和张部长二人都很赞成。”最后，双方达成折衷办法：第一阶段在部分地域，实施以军为建制单位的混编；第二阶段则实施以师为建制单位的混编。所谓彻底混编一事，大家都不再提了。

其实，在国共双方各自提出整军方案的同时，马歇尔也曾提出一套整编方案。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来，这真是一个天才的产物，其内容正可以用得上“石破天惊”四个字。核心内容即为：全国陆军编为60个师，其中20个师由中共部队编成；中国空军、海军均须接受来自中共部队的官兵，其比率不少于30％。就是说，不但在陆军部队中，中共部队可占1/3，即在中共从未有过奢想的空军、海军，亦可占1/3的比例。老实说，这样一个方案，哪怕动员中共方面胆子再大一点也提不出来，遑论要蒋介石接受了。

67岁的五星将军马歇尔真是个自信、天真、可爱的好老头儿，自信得让人目瞪口呆，天真得让人哭笑不得，可爱得让人无可奈何。事实上，也只有马帅这样令世界为之景仰、而又对中国问题一无所知的大人物，才敢下车伊始就拿出这等令国民党失魂落魄的方案。可见，从来的美国人，虽然十分重视中国问题，然而却表现出对中国问题的严重隔膜。一本艾奇逊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本马歇尔的回忆录《马歇尔使华》，都是专门叙述中国问题的。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帮助解决中国问题，而且也没有能真正掌握中国问题的实质，甚至连国共两党矛盾的症结也未能真正把握。马在回忆录中曾指责赫尔利对中国问题一无所知，殊不知马本人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好在马歇尔做事还算稳妥。方案尽管提出来了，但没有直接捅给周恩来，而是先送蒋过目。据说，“蒋看到这个方案时，脸上勃然变色，额筋暴现，满面怒容，几乎要破口大骂。”蒋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经过交涉，马悻悻然撤回该案。

2月11日，军事三人小组举行预备性会谈；2月14日，举行首次会谈。地点在重庆上清寺尧庐。会议由马歇尔主持。先由马歇尔提出草案，国共双方各自发表意见；最后由马歇尔综合，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交各方确认。这样一个过程，说起来只是几句话，但却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艰难过程。其他且不论，仅仅涉及整军方案的名称问题，双方就经过了一番激烈较量。

初时，马歇尔用的名称是：《整编中共军队并使之合编为中国政府军队的基本方案》。不用说，这是受了国民党方面的影响。周当即指出草案标题的错误，因为它不符合重庆会谈纪要，也不符合政协决议。这两个文件所讲的整编问题，都是讲既要整编中共军队，也要整编政府方面的军队；而且，这样一个名称，也不能囊括草案的全部内容。周恩来建议：“整军方案名称应改为《军队国家化的基本方案》”。

马是一点就通的聪明人，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疏忽了，也可以说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于是，马提议：“名称是否可以改为《中国军队复员和统编为国家军队的基本方案》？”这个名称虽与周的建议不尽相同，但在基本意思上是一致的，周当即表示同意。马、周一唱一和，张却不能表示同意，为之辩驳：“整军方案的名称应定为《中共军队改编为中国国民政府军队的基本方案》，因为国民党军队是合法的政府武装力量，如果整编这支军队必然会危害它的地位。”

结果，在名称问题上，三方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一直争论到2月22日，周为顾全大局，避免继续长时间纠缠下去，主动提出两个新建议：一是表示如果张治中“接受这一标题有困难，那么我提议，我们就不要任何标题了，因为人们在阅读各段时，都能看到我们协议的内容，标题就不必要。”二是“作为一种妥协，我提出下面一个标题：《中国部队整编和中共部队统编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与其说这是中共的让步，不如说这是周公的智慧，既满足了国民党方面的虚荣，也没有损害到中共的根本原则。张治中表示可以接受了。马歇尔见状，一锤定音：“整军方案名称根据周将军的建议确定。”后来正式签字的整军方案名称，只在字面上略作调整，定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与以往历次国共谈判不同，这一次的整军谈判，有一个会议主席，且由声名显赫的马帅充任，这就使得国共在谈判中争执不下时，有了一个缓冲、平衡与转圜的力量。尽管马帅所标榜的公平与公正，不能不让人表示怀疑（马歇尔从来就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平和公正）；不过，在调停的初期，马氏对国民党方面的偏袒，也还不像后期那么明显；马所提出的一些折衷方案，也还能让中共方面接受。加之，马帅的儒雅大度，马帅的平民化作风，马帅的沟通协调能力，都为整军谈判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方面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张治中，不但都是聪明机敏、智商极高的谈判专家，善于化解各种危难局面；而且也都是负责任的大政治家，真心促进国内和平，不想让谈判搁浅。比之以前的历次谈判，这一次可以说是气氛最好的一次，也是谈得最为顺利的一次。

2月25日，整军谈判达成协议，共8条23节，详细地规定了整编的原则、方法与程序。当天，在上清寺尧庐，由张治中、周恩来及马歇尔三上将，分别代表国、共、美三方签字。在签字的这一时刻，大家都相信中国已经跨过了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从此将走上和平的坦途。为此，在签字仪式上，三上将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

张治中致词称：“政府与中共对立达18年之久。在此期间，为中共问题、内战问题，不知牺牲多少人才，消耗国家多少元气与耽搁多少建设！今日此一方案之签订，可谓结束了18年之纠纷与对立，吾人今后一定抛弃以武器作为斗争之工具，而进入新的和平时代，我全国人民所期望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之国家，将可实现，且在此文件上，已获得保障。”张保证将“百分之百”地执行整军方案。这当然是一个高调。最后，张盛赞“伟大之友人马歇尔将军”，称马是和平、团结、统一的接生婆；是一位和平的使者！

周恩来致词称：“今天是一伟大成功的日子”；认为：“当一切协定和决议要付诸实行的时候，是会遇到若干困难和阻碍的。但是我敢相信，困难是会被克服，阻碍是会被扫除的。”显然，这是一个相当乐观的调子。周并保证：“凡我们签订的文件，特别要包括这次签订的整军基本方案，我们都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周也认为整军谈判协议的成功，和停止军事冲突协定的成功一样，应感谢马歇尔将军之协助与努力。又说：“我也感谢20年来曾经多次合作的张部长，张部长对此方案之努力，有他的很大功劳。”

国共的调子都很高，比较而言，倒是马帅的调子最低。马声明：“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这真是一个清醒的认识。事后，张治中说：“马氏的致词虽只寥寥数语，但刺激性甚大。显然的，他所称的‘少数顽固分子’是指国民党方面的，大概他当时已经从情报方面得到若干的报道了。”对于国民党方面而言，马氏的讲话，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忧虑。可见，马虽是一位“老外”，对于中国人的毛病多少也了解一点，至少不是完全无知。

事实上，张与周都有点过分乐观了。且不谈其他方面的反和平势力，只就最高当局的态度而言，便是坚决反对整军方案的，认为：“整编时期定为一年半，乃全照‘共党’之意见而定。又华北5省，政府只可驻7个军，而中共反可驻4个军，初尚以为只限于冀鲁两省，殊不料其所谈者系指华北5省也，甚矣！文白之足以误事也。”

对整军协议，蒋持如此态度，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军政部次长林蔚为之讥讽：“会谈不过是照例文章罢了”。以林蔚的身份而言，既是最高当局的亲信军事幕僚，也是国民党内反和平势力的代表人物、军政部长陈诚的密友。林次长说出的这番话，绝对是有分量的。

与马帅、周公“三人行”

整军协议签署后，从马歇尔到张治中，再到周恩来，都深感兴奋。毕竟，这是走向国内和平的第一步。但是，当时的内战形势，并未因整军协议的签署，而出现缓和的迹象。国共冲突，不但有日益增加的趋势；而且许多冲突，已造成交通梗塞，妨碍了对日俘日侨的集中和遣反工作。马歇尔对此深为不满。张治中和周恩来亦认为“变故兴细微”，这种状况长此下去，将对巩固和发展和平局面不利。于是，三方面同意联袂赴华中、华北等地视察，进一步检查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解决军队整编中的问题。

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一行，乘马氏的“空中霸王”号专机，2月28日从重庆出发，先后巡视了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武汉等地，听取了北平军调部及各地军调执行小组的工作汇报，会见了王耀武、顾祝同、阎锡山及贺龙、萧克、聂荣臻、陈毅、叶飞、粟裕、刘伯承、陈赓、李先念等国共高级将领，对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就地调处冲突，着重解决恢复交通问题。3月6日，三人小组返回重庆。前后历时7天。

三人小组之行的高潮，是对延安访问。3月4日，“空中霸王”号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著名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并于当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朱德、张治中、马歇尔都有简短致词，表明对执行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的坚定立场和热切期待。

就在这次晚会上，留下了一段后来风行全国的张、毛对话。因张治中已有两赴延安的壮举，从而促成了国共重庆高峰会谈；这一次的三赴延安，将进一步推动停战协定及整军方案的执行，从而为百年纷乱的中国，缔造一个永久和平的局面。想到这里，张将军的心情真是感慨不已。故在致词的最后，张将军满怀激情地预祝：黑暗已过，光明在望。“让我们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高呼万岁！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张治中的这番致词，当即博得满堂掌声，毛泽东亦热情鼓掌，表示赞赏。张致词完毕入座，毛意犹未尽，当即侧过身来，幽了张将军一默：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满面春风地答道：“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高兴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张的这番话，亦让林伯渠大为激赏，为之称赞：“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张笑着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不过，张也许没有意识到国民党会失败。当时，从张治中到毛泽东、林伯渠，对国内的和平局面，都抱着较为乐观的态度。哪里会想到和平的呼声犹在耳边，国共之间竟是风云突变，枪声大作哩！

张治中等一行返渝之后，便发现国民党内的和平气氛已明显恶化。此时，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正在重庆举行，这就给了党内反和平势力一次重新整合的机会。结果，从会上到会下，从党内到党外，反和平势力疯狂反扑，到处都是武装讨伐中共的声浪，以张治中为代表的“主和派”，被认为对中共让步太多，以致卖党辱党，从而受到猛烈抨击；甚至在延安欢迎晚会上，张的百分之百地执行整军方案的庄严保证也被顽固派分子拿到会上肆意讥讽嘲弄。3月11日下午，当张向大会报告军事三人小组出巡经过时，已经无法抵挡反和平势力的强大攻势，只好把“老法师”蒋介石抬了出来，称军事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最高统帅部处理此项问题，一定不致疏忽，请各位信仰最高统帅”。

张把维系和平的一丝希望，系于最高统帅一身，不能不说是一个幼稚的认识，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低级的错误。其实，党内反和平势力的抬头，正是“各位信仰最高统帅”的结果。老实说，最高统帅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内战部署，从举行国共重庆高峰会谈，到欢迎马歇尔赴华调停，这一系列和平攻势，都不过只是兵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现代翻版而已。而在最高统帅手下的一班内战将军们看来，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这一系列部署已经接近完成，发动内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所缺者唯发动内战的借口耳！

其实，这个借口并不难找到，而且早已预留在和谈的各个协定之中，这就是一直悬而未决的东北问题。东北问题本来不是一个复杂问题，复杂就复杂在国民党始终不承认它是国共之间的一个问题。战后，按照中苏协定，中国将派兵接收东北。但因路途遥远，兵力及运输工具不足，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速度迟缓，而中共军队据华北敌后，控地利之便，得天时之先，迅速进入东北。这样，除大城市已由苏军控制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差不多都到了中共手中。这就在东北地区形成了国、共、苏三方驻军的特殊局面。

但就蒋介石而言，早已把东北看成是一块“独食”，当然不容中共分食。中共军队的长驱直入，不但是一个巨大野心的破灭，更是一个战略优势的丧失，既不能甘心，也不能同意。于是，国民党方面利用其代表中国政府的法统地位，打着从苏军手中接受中国主权的旗号，继续大举向东北运兵。出于维护中国主权的大局，中共方面对此不能不表示同意。结果，1月间虽然发布了停战令，但东北的军事调动问题，不在受到限制的范围之内。但随着苏军的逐步撤离，国民党军队在跟进接收苏军驻地的同时，很快与中共军队发生正面冲突，暴露了他们企图独占东北的野心，这就威胁到国共之间本来就很脆弱的和平互信。

为此，周恩来向张治中、马歇尔提出要讨论东北问题，认为：“东北问题长此拖延下去，恐不是办法。”张未得最高当局指示，先是采取回避态度，诡称：“东北情形不清楚，无可表示”；进而采取关门政策，辩解：“停战协定根本未包括东北问题，实属无从谈起。”但在私下，张认为中共方面的要求合情合理，并以积极态度，建议蒋对东北问题“似有郑重考虑决策之必要。”

与此同时，马歇尔也不断向蒋施加压力，并向蒋提出“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草案”。蒋硬顶了一段时间，始勉强同意谈判。但马歇尔此时需返美述职，故授权其助手吉伦中将代理军事三人小组顾问。吉氏固秉承马氏旨意，但对蒋的影响力，未免有限。经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多次协商，才达成一纸协议。3月27日，在重庆怡园，张治中、周恩来、吉伦签署“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赴东北授予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命令。”结果，这个命令不讲双方军事分歧，不讲调处原则，不讲政治问题，只是泛泛提到“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的调处。”

据此可知，这份协议的命运，注定了只是一纸空文。3月28日，也就是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孙立人所率国民党新一军攻占四平街，旋向长春疾进。正所谓墨迹未干，已成废纸了。4月1日，蒋跑到国民参政会上讲话，声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这是一篇被时论称为“内战宣言书”的谈话。结果，当日，长春西部通宵激战，辽阳首山及鞍山亦激战竟日，东北内战局面继续扩大。4月6日，蒋向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连发3封急信，命令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进攻。自此，东北战火已无法遏止，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更让人感到忧心忡忡的是，马歇尔返国述职久未归队，张治中又被调离军事三人小组。3月28日，蒋特派张治中为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不久改为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总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军政事务；3月29日，国民政府令宣布：新疆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吴忠信另有任用，免去本兼各职；所遗新疆省主席职务，派张治中兼理。同日，张治中飞赴新疆，主持新疆问题第二阶段的谈判去了。张治中所遗军事三人小组国方首席代表一职，先后为陈诚、徐永昌取代。陈本就是一个好战分子，徐也不是一个主张和平的人物。由这样两位“鹰派”人物领衔国共和谈，真可谓与虎谋皮了，蒋之用心，正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到了这个时候，东北问题成为引发国共全面内战的火药桶与导火线，正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

“汉家大将西出师”

自抗战中期以来，张治中不但成了推动和谈的领衔人物，也可以说成了蒋掌握的一张“和平之牌”。从张、周、林谈判，到张、王、林谈判；从重庆谈判，到整军谈判；从新疆问题第一阶段的谈判，到新疆问题第二阶段的谈判。在4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重大谈判活动，不但都有张治中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更有的是由张治中全权负责，主持谈判。

耐人寻味的是，就张治中的基本政治态度而言，从来都是忠实维护国民党的利益，从来也没有偏离过国民党的谈判立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谈判老手，不但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倚重，而且受到他的谈判对手的欢迎。从“重庆峰会”的中途，被临时派往迪化调查“伊宁事变”；从“双十协定”刚刚签署就赶赴新疆主持谈判，到新疆和谈尚未结束就被任命为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从参加东北停战谈判的关键时刻，到再次被紧急指派赶赴新疆和谈，张治中几乎是一个和谈代表的使命尚未结束，另一个和谈代表的使命已经开始，不断地从一张谈判桌，赶往另一张谈判桌，真可以说是一个扑灭内战之火的“消防队长”。

即以这次三度出使新疆来说，张治中在年初出新时，已留下刘孟纯、彭昭贤、王曾善等人，与伊宁方面保持接触，继续第二阶段的预备性谈判。但刘孟纯等人因地位使然，对涉及改编民族军队等敏感问题，无权代表中央政府表态，不免受到伊方轻视，故伊宁方面声称只与张治中谈判。然张治中东返之后，再无消息，伊宁方面久等张治中不回，不免开始怀疑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诚意。于是，伊宁方面通过苏联大使馆电告中国政府外交部，询问张部长何时能来迪化，如最近期间不能来迪化，他们将认为谈判已陷破裂，所有业已签字的条款一概无效。这是发生在2月底的事情，当时张正与周公、马帅出巡北平。

这样一份电报，不啻是一个最后通牒，伊宁方面固然是急了，蒋亦感到“兹事体大”，不得不将张治中重新调用到新疆方面。而且，蒋认为战后国共和谈这出“文戏”，从“重庆峰会”期间上演川剧的“变脸”，一路唱到东北的“二人转”，既是一个高潮，也是一个尾声，再演下去，不但戏文苍白，动作乏味，简直就是丑人多作怪了。“文戏”改“武戏”，当然得换一班新人来演，张是唱“文戏”的老生，让他扮“武生戏”是演不像的。再说，国共在关外开战，关内势将不免。为了全力对付中共，中央不能再有西顾之忧；新疆方面的稳定，益趋重要，这就是指派张治中三度使新的基本动因。

但是，与前两度使新比较，此次赴新有一个绝大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张治中不但是中央政府指派的谈判大臣，而且拥有西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实力地位。从中枢权臣到封疆大吏，固然说明了国民党当局对新疆问题的重视，同时亦暗示国共和谈即将结束，张治中已不再成为蒋用来对付中共的一张“和平牌”。

其实，张治中的外放，本是蒋的既定方针。早在抗战前夕，蒋在酝酿战后高层人事安排时，就已有将张任用到东北方面的考虑。因战后的东北地区，既是中苏关系的敏感点，又是国共的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人事方面，当然有重点加强的必要。而张的一贯主张是亲苏联共，由张主持东北军政要务，当是最佳人选。张在《回忆录》中披露：“抗战胜利后我原定派往东北组织东北行辕，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国内和平是中心关键，我只想为国内和平尽一点力量，而东北可以兼顾全局，又是当时国共两党、中苏两国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我是愿意去的。”但是，张犯了一个“政治幼稚病”。

在这同时，蒋亦有将熊式辉外放东南地区的考虑。熊为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也是张的保定同学，两人的关系一向很好；在许多重大策略的运用方面，熊、张亦颇多暗合之处。“打太子牌”，可为一例。战时，熊任江西省主席，引蒋经国主政赣南在先；张任三青团书记长，引蒋经国总揽团务在后；在“捧太子”的手法上，两人可谓如出一辙。实事求是地说，“太子系”能崛起中国政坛，熊是第一功臣，张就是第二功臣了。战后，熊、张都跃升为节制数省军政要务的一方“疆帅”，这与最高当局为酬谢其提携“太子”一事，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不但在政略的运用上，熊、张遥相呼应；亦在个人的出处上，两人相互奥援。战后，熊风闻政治部有撤销之议，即力劝张负起军事责任；但张颇视军界为畏途，原因是有强势人物陈诚把持军政部，“深虑辞修（陈诚字）之阻塞也。”此间，张风闻熊即将主政东南，以为赴东南任职不便施展，力劝熊打消此念。熊、张同气相求，关系密切，难怪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何廉称张治中“是政学系分子”。其实，与其说张是政学系分子，不如说张在气质、个性诸方面，与政学系首脑熊式辉、张群、王世杰等人颇为相得罢了。

听了张的劝告，熊主政东南的念头是打消了，但是却传出了熊、张同赴东北，各负政治与军事责任的消息。张很大度，认为能与熊合作，赴东北展布新局。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张而在熊。熊是老政客，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都是其拿手好戏。对于东北政局，政学系久欲独占，岂肯与他人共枕。因此，张固有意与熊合作，而熊却不愿与张分享了（可见张不是政学系分子）。

于是，熊就商于张，认为东北方面，最好只设一个机构，由张一人负责，以期事权一致，自己愿去西北另创新局。张不疑有诈，也就积极准备，甚至“连人选部署都作了初步考虑”。哪里知道这不过是熊的“欲擒故纵”之术。一方面，熊推动张群、王世杰、吴鼎昌等政学系同人，不断向蒋说项，共同举荐熊氏；一方面，熊频频走访陈诚，以期联络感情，即使得不到陈的奥援，至少也要做到不使陈诚反对自己。当时正是政学系得势的时候，蒋对他们差不多是言听计从；而主战不主和的陈诚，亦不欲主张亲苏联共的张治中独揽东北军政大权。

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蒋架不住这班人的蜂拥而上和众口一词，最后决定：专用张于西北方面，而由熊专负东北责任。自保定同学以来，熊、张交情逾30余年，不想竟毁于一旦，张真是不胜痛惜。侍从室情报组长唐纵记下了张的这一心境：“东北方面，原来预定熊天翼（熊式辉字）、张文白二人去，或者彼此商量出一人。结果熊不待商量而一人去，张氏颇为不快，以熊卖友求荣！”以张的大度，对熊的评价竟是“卖友求荣”4个字，足见其受刺激之深。然人生祸福，非人事可以谋定。东北为国共必争之地，一旦卷入，决难脱身；而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对张的超脱于内战，不失为一种选择。结果，以阴谋手段抢得东北大权的熊式辉，主政未及两年，即因指挥内战不力，被革去“东北总督”的乌纱，从此淡出政坛了。

3月29日至4月4日，张治中于赴新途中，在兰州作短暂停留，就西北行营主任职对行营事务作简要了解和部署。张并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赴新省，系继续商谈伊宁未了问题，余已抱定最大信心，当可完满解决。”又说：“西北行营组织，与各地无异。所不同者，即今后西北之国防经济，均将由行营督导，以求其平衡发展。”可见，蒋对西北行营，不但赋予了军政大权，而且赋予了国防经济大权，这当然是对张的特别信任和期许。同时，这也是自南京开府以来，蒋第一次向西北地区派出总揽甘、青、宁、新四省军政事务的“总督大臣”。

当时，蒋设在各地的行营机构，共有11个，但唯有张治中的西北行营，及熊式辉的东北行营，称得上是总揽军政事务的“大行营”；张、熊也都是被誉为威震西北与东北两大边疆区的“疆帅”。然以所辖疆域而言，张总督的西北4省达278万平方公里，熊总督的东北3省（当时被划为9省）为80多万平方公里。以此论之，“熊疆帅”的威势远不如“张疆帅”之甚了。

从兰州西去迪化，迢迢3000余里，8个小时的空中航程，颠颠簸簸，摇摇晃晃，不是一件惬意的差事；但比起当年左宗棠大帅的率军西进，擘划几载，积粮经年，鏖战数月，所经历的那种无可胜数的艰辛程度来说，真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第三次飞渡天山，张将军从空中鸟瞰那终年积雪的天山博格达主峰，那浩翰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蜿蜒千里的塔里木河，那壮阔奇异的绝域风光，回忆班超、张骞等古代先贤驰骋西域、建功边疆的传奇故事，脑际中不禁浮现出唐代边塞诗中的许多生动场景：“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此时，以张将军的心境而言，真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一方面不免有惴惴不安之状；一方面又有前途光明之感。遥想自己这次集中央政府代表、西北地区军事统帅、新省行政长官三大要职于一身，不但负有谋求新疆和平、服务各族同胞的神圣使命，而且负有安定西北边疆、睦邻中苏边境的重大职责，其权力之重，责任之大，路途之艰，均为空前之举。于此，张将军真是感慨系之。“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这是当年边塞诗人岑参对御边大将的颂赞，亦未尝不是张将军三渡天山的抱负！

“我只有引咎辞职，离开迪化了”

其实，对于这次出使西北，张治中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既估计到此行或将背负“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的历史罪责，亦看到此行不免存在着“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的建功机会；用一句现代的流行语表述，这就叫“机遇与挑战并存”了。不过，张将军虽有充分准备，问题在意料之中，困难在意料之中，挑战也在意料之中；但形势之严峻，问题之严重，挑战之巨大，都出乎其意料之外。

4月4日，张将军抵达迪化。5日，张将军接见伊宁方面代表，第二阶段的会谈正式开始。伊宁方面对张将军奉派兼理新省主席表示欢迎，并表示，由于行前未得张将军已兼任省主席的消息，故需要对三区方面参加省府的预定名单加以改动，张表示同意。接着，伊宁方面重提“撤销政治警察”、“撤回为应付‘伊宁事变’而增调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当地警察由回教徒充任”等几个条件，张以不容置疑的态度，拒绝讨论这几个问题；伊宁方面表示不再坚持，以影响整个问题的解决。这当然是伊宁方面的一个谈判策略。于是，伊宁方面抛出了改编三区军队的具体方案，这是谈判的重点，也是谈判的难点。

伊宁方面的要求是：三区军队编为骑兵10个团，步兵3个团；驻地除三区外，在省府迪化及南疆部分地区都须驻有三区部队。恢复谈判之初，伊宁方面的要价，也许要高开一些，这是张治中想到的；没有想到的，竟是一个漫天开价。按张的初衷，只能同意伊宁方面编骑兵2个团，另加3个保安大队，而且驻地只限于三区。但按照伊宁方面这次提出的方案，不但数字庞大，而且控制全省，这是张不能同意，也不敢同意的。

谈判伊始，张郑重表示，伊宁方面的要求殊出意外，未便考虑，这就是断然予以拒绝了。张的这个态度，原在伊宁方面的意料之中。但伊宁方面表示，这是伊宁人民交给他们的方案，他们必须向伊宁方面请示后，始能给予答复。同时，伊宁方面请张将军提示可能准许之具体数字。显然，这是伊宁方面对中央当局一个探底。张明确答复：“最大限度把3个保安大队改为3个团，或3个尽属骑兵团，或2骑1步，改编后只分驻事变之三区。”本来，这是张的一张底牌，就谈判策略而言，不应翻得过早。但张将军究竟不是政客。态度真诚，不玩手段，这是他的一个基本信念，也是他在谈判中能赢得对手信任，推动谈判的一个主要“技巧”。

伊宁方面的答复来了，他们说最多只能减少3个团。也就是说13个团的要价，可以减至10个团，这是他们让步的限度。再多的话，三区人民就不答应了。显然，伊宁方面的谈判策略，十分老到。不过，伊宁方面同意有例外：如果驻新疆的国军与民族军数字对等的话，那么即使减少到3个团以下，也未尝不可。原来，在张返回内地参加整军谈判的几个月里，国民党在新省的军事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继马家军的骑5军之后，又新调进3个军，达五六万之多，比之三区部队，已占有压倒优势，这就不能不给伊宁方面一个切实的威胁。但张的解释很堂皇：新疆领土这么大，边境几千公里，驻军怎么能与三区部队对等？对等了，如何维持国家安全？这当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为了不予伊宁方面以错觉，张斩钉截铁地表示：不准国军开赴国防线，不许进入三区，有损国家主权和统一，绝对不能考虑。

双方的距离太大了，再谈下去不免是一个僵局，张决定请苏联领事出来疏通，并表示可再作让步，但最多只能编4个团，这是他送给苏联领事的一个人情。但在苏联领事的眼中，这点“礼品”太轻了。苏联领事明确表示，4个团少了，希望能进一步，他愿意以折衷的数字，劝伊宁方面接受；又说，为中国政府着想，即使增加少数部队也没有多大关系。如果因此争论不下，以致影响全盘问题，就未免可惜。这是一个劝告，也是一个警告。事实上，受苏美关系及国共关系演变的影响，与上一次谈判相比，苏联领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偏袒伊宁方面的变化。

苏联领事斡旋的结果，局面依然没有松动的迹象。张治中从允许编4个团的防线一步步撤退到允许编6个团，这已经是张治中所能让步的最大限度，但仍不能满足伊宁方面的要求。4月下旬，伊宁方面首席代表拉合木江在返回伊宁请示之后，不但不肯从要求编10个团的方案上后退，并且一定要将民族军队的驻地扩大到三区以外。对于当时的局面，张治中回忆说：“问题越来越多，条件越来越苛，真不知何日方得协议，而内地烽火频传，情势紧张，全面和平已受到威胁，我当时的心境是陷于极度的苦恼、焦急与忧虑状态中。”

一再让步的结果，不但没有得到伊宁方面的回报，反而开出了更高的价钱，张将军真是光火了，也很是动了感情。现在，一切的手段都用光了，没有办法，张将军只剩下最后一招。4月26日，张治中与伊宁方面首席代表拉合木江会谈，郑重表示，伊宁方面如果不能改变态度，局面继续这样僵持下去，自己当退出会谈。

这一年，张治中57岁，而他的谈判对手拉合木江仅30来岁。张负气地说：我是快60岁的人了，和你的年龄几乎相差一倍，如再这样长期争论下去，很不适宜，我想建议中央另派年轻的人来和你谈吧。这就是说：你们觉得我这个老头子好说话，不免得陇望蜀；好吧，那么就请中央派一个年轻的谈判大臣，让他来对付你们吧！这是一个以守为攻的姿态，也是一个口气严厉的警告！因为历来的年轻人，不免有好激动与强硬的倾向。说到这里，张将军进一步摊牌：我是负了和平的使命来的，自信对和平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负责到最大限度，如果和平不能获得，我只有引咎辞职，离开迪化了！

这是一个推车撞壁的态度，问题严重了。其实，伊宁方面不是不清楚，张是政府方面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新疆问题要想和平解决，只能与张治中谈；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更好的结果，甚至是一个完全破裂的局面，这不是伊宁方面所期望的选择。况国民党军队已大举入疆，力量对比已发生逆转。如果重开战事，对伊宁方面将有更为不利的结果。这也是伊宁方面坚持只同意以张治中作为谈判对手的真正原因。但如果“和平将军”走了，当然是“主和派”路线的失败，中央换马，难免不是一个“战争将军”；如此，岂不是前功尽弃，因小失大么！即以调停人苏联方面而言，虽在态度上不免偏袒伊宁方面，然其初衷，亦不想让谈判破裂，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影响其先欧后亚的世界战略。“老九不能走”，这未尝不是伊宁方面与苏方的共识。

显然，张治中的这一“胜负手”放出之后，把伊宁方面也逼到了一个推车撞壁的境地。在确认张治中确是没有退步之后，伊宁方面决定接受张治中的方案：三区部队编为骑、步各3个团；其中，2骑1步为国军，2步1骑为省保安部队；总人数以1．1万至1．2万人为限；以上6个团的驻地，均以三区为限。中央方面同意由伊宁方面保荐1人出任指挥官兼省保安副司令，指挥以上6个团；中央方面承诺撤销政治警察，警察选用当地人充任。撤销政治警察问题，当然是张治中对伊宁方面作出的重大让步；但伊宁方面一再要求的撤退新调入疆的国军问题已完全打消，这也未尝不是伊宁方面对张治中作出的重大让步。

5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草案。6月4日，伊方正式提出参加省府人员名单。6月6日，新疆和平协定的附件（二）“关于事变部队改编与驻地的补充条款”签字。至此，共举行正式商谈18次，非正式商谈不下数十次，经历无数挫折，“其间屡濒破裂，由于双方的努力和苏联方面的居间调停，才终于使历时一年又八个月的“伊宁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张治中语）。”《新疆日报》欢呼：“新疆全省人民，于殷切盼望欢欣鼓舞之下，进入和平建设之时期。”

新疆问题的和谈经过，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张治中独力主持并全权负责的重大谈判。唯其如此，谈判的经过及成果，既集中体现了张治中主张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坚定立场，也充分体现了张治中对于民族关系、国共关系、中苏关系及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观点。其强硬立场与灵活策略相结合的谈判风格，更是在谈判的各个阶段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固然是各方努力的共同结果，但其中凝聚了张治中的重要贡献，这是没有争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张治中的努力和贡献，就没有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张治中的开明、宽容与坦诚，亦赢得了新疆各界，包括伊宁方面的尊重与好评，这就为他在新疆进一步推进“新政”打下了基础，甚至为三年后中共和平解放新疆而准备了条件。

十二、西北“总督”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新疆和平协定签订后，改组省政府的工作得以进行。6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新疆省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中央指派人员：主席张治中，秘书长刘孟纯，民政厅长王曾善，财政厅长卢郁文等9人；三区保荐人员：副主席阿合买提江，教育厅长赛福鼎，民政厅副厅长赖希木江，副秘书长阿巴索夫等8人；其他七区推荐人员：副主席包尔汉，建设厅长伊敏，财政厅副厅长马廷骧，副秘书长萨力士等8人。

这是一个由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倾向的代表人物，捏合在一起的“联合政府”；也是一个将激进派、中间派、保守派利益进行折衷、调和之后，形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中国各行省中，这样的组成形式，确是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正如张将军所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民族联合的民主省政府”。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是各派政治势力的一个平衡与调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起到维持局势稳定的作用；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不同政治势力的利益冲突，形成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沙滩基础，加剧了“联合政府”的不稳定性，这就给新疆局势的走向带来了许多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张治中事后坦言：“我这种愿望，在两派的激烈斗争下，只成为一个空想。”空想尽管是一个空想，但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空想。《后汉书.冯异传》上说：“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以此证之张将军的和平实践，不妨看作是一次巧合。东北停战谈判失败了，但新疆问题的和平谈判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就中国而言，东北是日出之处，可谓“失之东隅”；新疆是日落之处，可谓“收之桑榆”了。张将军的煮剑化犁，焚枪为锄，复兴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平之梦，终于在塞外之地看到了切实的希望。对于张将军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心理缺憾的弥补，也不能不说是一次美梦成真的刺激！为此，张将军在“六.六协议”签订之后，及时向蒋主席报告新疆问题的会谈经过。并在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筹边三策”：以三民主义的力量保障新疆，以修明政治的力量安定新疆，以充分经济的力量建设新疆。张治中说：“我认为这是争取新疆人民内向拥护祖国的准绳。”

新疆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又是中国的一个边疆省，有着特殊的省情和区域文化传统，究竟和内地行省有着诸多差异之处。因此，张治中不能不从这一特殊省情出发，就外交、内政、经济等大政方针，贡献意见。外交方面，主张对苏友好，密切经济联系，加强双边关系；内政方面，主张修明政治，打击贪污风气，解除民众疾苦；经济方面，主张改善交通，加强物资交流，予以财力资助。至于在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各项问题，张将军认为无一不需要重新检讨，彻底整顿。张将军很清楚，要做好新疆的事情，还得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来办。因此，张将军提出以“和平、统一、民主、团结”作为建设“新新疆的精神基础”。这不但是一个切实的认识，更是一个清醒的判断。

1946年7月1日，在战后历史上，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这一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向各司令官发布命令，称如共军不进攻我军，则我军亦不进攻共军。若共军向我军进攻，将集中力量予以反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亦指示全体战地司令员：“在任何地点，如国民党军队不攻击我军，我军不应主动地攻击国民党军。但如被攻击，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同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奉命率所部10万大军，全力围击李先念率领的中原解放区部队，战后国共内战的序幕正式拉开。然而，就在内地狼烟四起、炮火连天的时候，远在塞外的新疆省会迪化，却完全是一幅团结、统一的和平图景。是日，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隆重举行宣誓仪式。新任主席张治中率25人的政府委员会正式宣誓就职。随后，省政府广场举行盛大的新疆和平庆祝大会。

为唤起国内各界的重视，亦为了加强新省人民的国家观念，蒋应张治中所请，特派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赴迪化，为新疆省政府宣誓仪式进行监誓，这在内地行省中是从未有过的破例。省府委员的就职誓词由张将军亲拟：“余誓以至诚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保持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并切实严禁贪污，严禁烟毒，严禁赌博，领导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三民主义新新疆之建设，俾使全省人民永享和平自由繁荣康乐之幸福。”这是一个纪律，也是一个约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张将军的苦心孤诣。

是日，新疆各族各界代表1000余人，以及苏美英驻新领事应邀出席就职典礼。监誓人于右任在致词中，盛赞张治中是“有名的军事政治家，因蒋主席倚重在中央是不容易离开的，为了完成全国人民渴望的和平统一，为了执行中央的民主团结政策，三次来到新疆，终于完成了这项使命，这正是张主席民主作风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当的评价。

省府委员宣誓就职之后，紧接着在省府广场上举行盛大的和平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达3万余人。张治中主席、阿合买提江副主席等分别致词。张主席的讲话，可以看作是一篇和平的宣言。和平已经获得了，但仍须好好地爱惜，使之成为永久和平。为此，张将军的口号是坚持反对“四个凡是”：“凡是反对苏联的言论和事实”、“凡是足以分裂国家的言论和事实”、“凡是违反民主政治的言论和事实”、“凡是足以挑拨民族是非，制造民族纠纷，甚至煽动民族仇恨的言论和事实”，都是坚决不能容许的，任何一个人都可加以检举和弹劾。张将军向新疆人民打了包票：“要使每个人都可以过着平安的、愉快的、安居乐业的生活”，“要使每一个官吏都成为廉洁的、纯正的、勤俭的且能为人民忠实服务的官吏”。这是张主席在就职伊始，慷慨地送给新疆各族同胞的几只画饼，看得着，吃不着，空着忙！

庆祝大会之后，举行和平游行。迪化市到处彩旗招展，锣鼓喧天。《新疆日报》报道：“各族同胞，扶老携幼，万人空巷，其兴奋热烈之情，为数年来所仅见。”是日，三区及其他各区都举行了类似的庆祝活动。新疆各族人民对于和平渴望得太久了。

和平将军的“新政”

老实说，新疆能不能获得一个持久和平的局面？并不在于25位新任委员在就职宣誓时的信誓旦旦，亦不在于省府主席、副主席在和平庆祝大会上的慷慨承诺。政治家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内地的老百姓看得多了，新疆的同胞看得也不少。因此，新疆的“和平之旅”能不能安全航行，靠的不是政治家的誓言，更不是政治家的包票，靠的是新疆各派政治力量有没有真诚的和平意愿，靠的是新疆各族人民对和平的全力支持。但是，一切的一切，首先是要有一部能为新疆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族同胞所接受的共同纲领。

其实，张将军很早就在准备了。还在和谈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张将军就已推定人员，开始草拟了，前后酝酿达3个月之久。新省政府成立之后，张将军连续主持召开了5次委员会，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正，最终获得一致通过。这就是《新疆省政府纲领》。

新疆省“施政纲领”分政治、民族、外交、经济、财政、交通、教育、文化、卫生等9章86条。除了财政、经济、文化等共性问题外，对发展民族教育及交通、卫生等问题，予以特别重视。“施政纲领”列出3章，专题加以解决；在新疆省就是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问题上，“施政纲领”中则专列“民族”一章，予以具体规定。即将推进的民主政治与县级自治问题，是新疆有别于内地省份的两大举措，“施政纲领”中专列“政治”一章，具体加以规范。中苏亲善问题，是稳定新疆政局的重要基石，“施政纲领”中列出“外交”一章，详细给予规定。

对于新省的“施政纲领”，张将军有极高的评价，称它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的文件”。“在全国宪政未实行以前，我们有这样一个施政纲领，可说是各省的一个示范。”而事实上，它不但没有成为各省的示范，而且自己也是不了了之。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从主席张治中，到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再到省府的大多数委员，对于这个“施政纲领”，不但都倾注了最大的热情，而且也都是准备认真执行的。通过“施政纲领”的当天，张氏、阿氏、包氏，都郑重作出了切实执行的保证。

张将军的保证真诚而感人。“我们不徒托空言来欺骗新疆人民”；又说：“我个人从事革命30多年了，年纪也快到60岁了，生平未尝作过假事，说过假事，这从我30年来革命历史和人格可以证明的。所以我自信一定能够忠实去履行这施政纲领的！”对于张将军的真诚，没有谁感到怀疑。他确是想办好新疆的事情！

阿合买提江的保证是一个“风向标”。阿氏代表的三区方面，不但拥有8个委员的席位，而且是拥有军队的实力派系。三区方面的态度，不仅关系“施政纲领”能否通过，而且也是新省和平能否持久的“风向标”。阿氏表示“施政纲领的执行，也就是和平条款的实行，其目的在把本省变为乐园”。又说：“现在我们面前摆下伟大的革命——就是文化革命，教育革命，科学或技术革命；这些革命比任何地方任何社会革命都困难，因为本省将由中世纪过渡到新的阶段的时期。我们共同的和平的执行的文化革命就是我们通过的施政纲领，因此我要求各委员很快的切切实实的来执行我们的施政纲领。这是我的希望。”避开三区方面对“施政纲领”的原则立场，而奢谈什么“文化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空洞的认识，也是一个不着边际的表态。阿氏的致词，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包尔汉是一个温和人物，他是七区方面的代表，也是广大中间阶层的领袖，对于新疆局势的稳定，是一个平衡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包氏的态度十分明朗，称赞：“这个纲领，确确实实是对新疆历年所患病态而施的一种药剂”；认为只要群策群力，一心一德，努力争取，就能“将数十年黑暗的政治，革故鼎新，而进于民治民享民有的大道。”包氏呼吁：“我们全体委员，必须诚心诚意，彻始彻终，把这个施政纲领不折不扣地付诸实现，逐步推行，以副人民殷殷望治之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包没有讲假话，也不是在说空话，他是真心拥护新疆和平局面的。

《新疆省政府纲领》通过了，这是当局推进“新政”的一个政策依据，也是维系新疆和平的一个政治基础。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从这个基础上起步了。于是，在新任省主席张治中的督率下，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涤烦文，省刑罚，简法宽政，尚德重信，一个开明、务实、亲和的“新政”形象，开始出现在新疆人民面前，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废除苛政，缓和矛盾，收拾人心。这是张主席的真诚许诺，也是新疆人民的最大渴望。“苛政猛于虎”，的确不是一句诳语。盛世才时期的特务统治，滥捕无辜，草菅人命，早已成为新疆人民的最大痛苦。西汉民谣：“划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大白话就是：画地代牢狱，也决不打算进去；刻木代狱吏，也决不同他对质。如此疾吏之风，悲痛之辞，正是盛氏暴政的一个真实写照。“吴合肥”主新时，虽然做了一些清理工作，开释了不少无辜人犯，但未开释者仍不在少数。而且，狱中究竟关有多少人？张治中上任之后，经过3个月的调查，因找不到“犯人”的档案，始终提不出一个具体数字，完全是一本烂账。张将军实在是被激怒了，下令凡属政治囚犯，一律开释。仅迪化一地，前后就释放500多人，可谓是“张巢湖”主新的一大善举！

滥捕无辜，抄没家财，中饱私囊，既是历代暴君刻吏的一大法宝，也是盛军阀的不传之秘。据说，在新疆稍有地位或财产的户主，很少有不落入盛军阀毒手的，数字是多少？又是一本无头无尾的烂账。只有一点尚可证明，即新省任何一个城镇，没有不被盛军阀没收财产的案件；至于迪化、伊宁、喀什、阿克苏等大中城市，更是不可胜数了。张主席上任之后，又是一个霹雳手段，宣布成立清理委员会，对被没财产，无论是不动产抑或动产，全部清理发还无辜户主。不过，在清理过程中，不但动产已无法追查，即不动产亦因年代久远，清查不易。查出多少，发还多少！对于张主席来说，这不但是一个政治需要，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在盛军阀的苛政之下，新省工商凋敝，农村破产，民生困苦，久已是一个困扰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政治上的事情，可借雷霆手段，以收一时之效；但经济问题，非有巨额资金和长期建设不行，决非一蹴而就之功。这是张主席的务实作风，也是他对问题的本质认识。可是，新疆人民等待得太久了，新主席上任，不能不推出一两件延揽民心的善举，亦即所谓“民心工程”了。于是，张主席电令新省各地：“从7月1日起全省一律免除所有税收半年，农牧税则免除一年。”据说，在此后的半年至一年之内，新疆是全国唯一的无税省份。吃够了苛捐杂税之苦的新疆人民，听到不用缴税的消息，真是舞之蹈之，喜不自胜。

但是，要把好事做好，究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张将军而言，自己既无“四十大盗”的藏金宝窟，又无点石成金的生财之术，税源之门是彻底关闭了，新省政府的各项开支并没有减少，这样一个大窟窿如何填平呢？没有办法，只好将“和平将军”改行，当一回“伸手将军”，向南京蒋介石大叹苦经，乞求中央政府的财政补助。当上了“伸手将军”，再当“运输将军”，组织大批军地公私车辆，利用兰新公路，从内地大运粮、糖、茶、布等日用品，以补新疆省公用经费之不足。

“放之无足轻重，无害大局”

整顿吏治，戒除贪污、赌博、鸦片“三害”；这是推进“新政”的最大障碍，也是张将军最感痛心的弊政。但是，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是最大的困难所在。所谓“法不责众”，的确不是一句可以漠视的古训。即以贪污而论，其风气之盛，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甚至一个乡长的官帽，有卖到二三十万元之巨的。张将军说：“我当时所知道的情况是，在过去新疆几乎成了无官不贪，尤其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单位，贪污已成风气。”什么事情，一旦成风，便难以施展铁腕，这是张将军颇为头痛的事情。最后，不得不打破常例，请准将贪污案移交军法审判。

只是，打击贪污的结果，并没有打到大老虎，逮到的只是几条豹子，将迪化市政府工务委员会代主任王士嘉判处无期徒刑，将英吉沙征收局局长胡俊臣判处死刑。并借全省免除税收之机，一不做，二不休，宣布将全省各征收局一律撤销，征收人员全部集中到迪化训练甄别，总算将税收部门的贪污“一网打尽”，对饱受贪污公害的新疆人民，也算是办了一个交代。而戒除鸦片烟毒一事，规定分批登记烟民，凡不能自动戒除者，送禁烟所督导强迫戒除。对于种植、贩运、制造毒品者，加大打击力度，发现后一律处以死刑。

革新政治，这是张将军的口号，也是“新政”的核心。政治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官吏问题。在过去，新疆各级官吏无不以汉族为主体，对于推进以民族平等为标志的“新政”，自然有许多为难的地方。为此，张将军主持制订了《新疆省各级行政机关任用当地民族公务人员办法》，规定公务人员缺额优先从当地民族选任，半年内达到与汉族公务人员比例对等，半年后达到70％。就汉族公务人员的既定利益而言，这当然是一个被侵蚀剥夺的过程，但非此不能维护新疆长治久安的局面。“一切包涵，一切容忍，一切礼让。”这是张将军对汉族公务人员的恳切要求。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机构的问题。张将军要求加强县级机构及专员公署的职权，以增强行政效率；并将盛军阀时期的省警务处、专署警察局等两级警务系统“一锅端”，明令全部裁撤，以扫荡盛氏独裁统治的余毒。

推进经济文化建设，这是张将军的最大“新政”，也是稳定新疆的重要基石。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搞好了，不啻是物质与精神的两大国防，其重要性远过于单纯关注军事、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此，张将军组建了西北民生实业公司和西北文化建设协会，从事这两大伟业的推进。西北民生实业公司的总部设在兰州，由中央拨给50亿法币，上海、南京、迪化都设有分部。早期业务主要是由内地向新疆运输日用必需品，其后因资金短缺而时断时续，未能真正开展。至于在农林、水利、畜牧、工业、矿冶、交通、医药卫生等方面，虽有许多宏伟设想，但大都停留在规划阶段，并未能见诸实施。文化建设方面，成立了编译馆、巡回文工队，邀请内地著名艺术家赴新演出等，仅仅是做了一些浮面上的工作，说到有多少实效，是谈不上的。这是张将军的一个挫折，也是“新政”的最大失败。

实行亲苏外交，这是张将军处理新疆问题的基本国策之一，自不可掉以轻心。但在南京方面，当时正奉行亲美反苏政策；省内的保守势力中，亦有很多人持反苏立场。面临中央及地方两大保守势力的压力，张将军颇有进退失据之感。好在蒋介石是一个老政客，深知新疆问题的特殊性，默许张治中在新疆“另搞一套”。于是，在张将军的督率下，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张亲任理事长），组织放电影，办书报，开展览等；下令解除盛世才扣留的3000吨苏联物资的禁令，并为苏方运回这批物资提供协助；力主维持中苏航空协定，使哈密至阿拉木图的航线得以继续开通，且被延长5年；下令恢复因一度中断的中苏贸易，并开始商谈签订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问题等。张治中所奉行的亲苏政策，为新疆局势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

释放中共被囚人员，这是张将军促进国共合作的一贯主张，也是“新政”中一个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盛军阀时期，一度奉行亲苏联共政策，曾有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西出阳关，入新帮助工作。盛军阀翻脸后，大肆搜捕囚禁中共人员，并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及林基路等著名的中共领导人。盛军阀下台后，中共对被捕人员的情况十分关心。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就曾向张治中提出放人的要求。张二渡天山前夕，周与邓颖超亲自登门拜访，嘱张将军代为了解情况，寻机释放。但张考虑此行的使命，只负责和平谈判，不具有干预新疆省政的权力，涉及释放中共被囚人员这样的大事，未便可以做主；况新疆警务系统为军统控制，即便干预也未必有效。但张不忘中共嘱托，及时派人前往狱中探望及慰问，了解到迪化狱中尚有108名中共人员被关押，并将有关情况转告中共方面。

张将军三渡天山，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但成为西北方面的最高军政长官，而且兼理新疆省政府主席，可说是大权在握了。周恩来看准了这是一个机会，于张将军行前再次登门嘱托。张将军没有推托，慨然答应了。抵达迪化之后，便着手研究放人的事情。固然，蒋曾多次表示，新疆的问题，“由你全权办理”；但张治中很清楚，涉及其他问题，也许可以“全权办理”，唯有涉及对共关系问题，自己根本无权办理。而且，这件事没有蒋的点头，军统方面根本不会放人；即使放了人，也过不了军统的重重关卡，到不了延安。

取得老蒋恩准，这是放人的关键，也是一个最大的难题。经反复研究在押人员的情况，张将军去电说明：盛世才当年扣押的中共人员，主要分子已被处决，留下的人多为一般干部和老弱病残，如能按照“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主动释放，于国共和谈、新疆和谈均有利无害，“放之无足轻重，无害大局”，不放则为中共及伊宁方面制造口实，“成为新疆和谈之莫大障碍”，亦使本人处于言行不符、自相矛盾的境地，我很难办，请准予释放，送回延安云云。据余湛邦先生回忆，为着此事，张将军向最高当局去电，反复申明理由，说明处境，不下3次之多，始为蒋勉强同意。

此前，张将军已下令，对这批“特囚”，改善伙食，治疗伤病，以增强体质，为释放后长途跋涉，暗作准备；取得蒋的“释放证”后，为防另生枝节，张将军遂立即行动，派人到狱中宣布释放事宜，要他们做好上路的准备，随时准备出发。考虑到新疆距延安路途遥远，为防止遭特务暗杀、土匪打劫，或发生伤病及饮食安全等不测事件，张将军指派比较可靠的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亲自护送，并对护送兵力、车辆、饮食、医药、住宿等，都做了周密安排，先后分电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等，说明经蒋同意释放这批中共人员，请沿途妥善招待等。张将军并将安排护送的时间、路线等，另电周恩来，请延安方面作好接待准备。行前，张将军当面向刘亚哲交代，说明这是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必要时可打破常规，便宜行事，务求万无一失。事实证明，张的忧虑不无道理。当这批人员进入陕境后，胡宗南曾策划在咸阳及西安加以扣押。经张亲自电胡，催促放行，才得以离开西安。结果，这一批被盛世才关押达4年之久，受尽各种非人折磨的幸存者，于1946年6月10日从迪化出发，7月11日抵达陕甘宁边区鸡加村，得以重返人间。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中，曾说到贾府大老爷贾赦“烧火棍子一头热”，看中了贾母身边的主事丫头鸳鸯，要收她做小老婆，便着大老婆邢夫人向老太太去要。邢夫人为了能讨老公的欢心，维持一个“和平”局面，也就施展手段，八方周旋，与凤姐儿谋划，做鸳鸯的工作，请出鸳鸯的哥嫂到妹子面前开导等；但不防被鸳鸯要死要活地一顿大闹，荣国府就像遭了地震一般，弄得上上下下都是一个没趣；即大老爷亦不免含愧，从此告病，多少天不敢再见贾母。处境最为难堪的，当然还要数“出以‘公’心”的邢夫人了，不但在凤姐、鸳鸯面前，落得一个碰壁的下场；且被老太太叫去，当面一顿训斥，闹了个灰头土脸，赤耳红面，真可谓“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了。

自新疆省“联合执政”的局面出现后，张治中即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勉强的作一比较，正与邢夫人的尴尬近似。一方面，以伊宁方面为代表的激进势力指责他缺乏和平诚意；一方面，以军警当局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指责他的立场过于软弱；同时，南京政府国防部、外交部的反共亲美势力，则指责他在新疆推行联共亲苏政策，不能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即以张治中本人代表的温和派内部，也对新疆的和平局面能否维持下去，认识方面颇不能一致。处在这种上下夹击、前后交攻的境地，所谓小心翼翼，动则得咎；竭尽心力，处处碰壁，正是张将军的一个真实写照。

从总体上说，新疆的和平局面出现了逆转，是源于国共合作及中苏睦邻的大环境出现了逆转。新疆虽地处边陲，但作为中国的一个行省，不能不受到这一大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国民党方面一意孤行，背信弃义，践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撕毁《停战协定》与《整军协议》，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充分说明政府方面根本没有谋求国内和平的诚意，亦使以伊宁方面为代表的新疆激进势力疑虑重重，从而破坏了新疆方面的和平气氛，损害了相互信任的政治基础。

就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言，新疆的和平局面出现了逆转，是源于三区方面与南京政府在终极目标上的差异。伊宁方面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摆脱国民党统治，当然不会以参加新省“联合执政”为满足。因此，和平协定虽已签订，伊宁方面要员也已“入阁”，但伊宁方面的独立地位并未改变，三区各县始终不与省府发生关系，新省当局的政令在三区无法推行，交通往来亦受到严格限制，伊宁方面司法、邮电、海关独立行事，币制没有统一，军队组织依旧，等等。伊宁方面的势力并通过军事、政治、文化等手段，迅速向新疆其他七区渗透，大有席卷全疆之势。这一态势，顿使政府当局大感恐慌，深为不安。

政府当局的终极目的，只在于通过和谈，“解中央西顾之忧”，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因此，政府当局既不会允许伊宁方面独立执政，也不会同意与伊宁方面分享政权。以谈判作为缓兵之计，造成一个暂时的和平局面；同时辅以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手段，保持对伊宁方面的优势局面，为其将来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打下基础，是为南京政府的战略目标。尤其是以新疆军警当局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极力秉承南京政府的这一旨意，主张对三区方面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容忍退让政策，并不断干涉地方事务，打击激进势力，频繁挑起事端，导致新疆的局面更趋复杂。

实事求是地说，张治中期望能长期维持新疆的和平局面，并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让步和牺牲；但是，有两个禁区，他不允许碰：一是国家主权的统一，一是新疆省权的统一。也就是说，一切的让步和牺牲，都只能在这个限度内作出。然而，由于伊宁方面不肯改变业已形成的特殊局面，不免让张治中大为不满，认为伊宁方面对和平协议的执行，有言行不一之处，从而对伊宁方面的和平诚意极具戒心，深恐如此下去，不但新疆的和平局面难以保持，而且新疆的主权，有丧失在自己手中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张治中开始考虑应变之策。这就是利用“乌斯满事件”钳制三区方面的由来。

乌斯满其人，本是阿山地区的起事首领，伊宁方面推荐的省府委员之一，兼阿山专员。然而，就是这个人，伊宁方面称他是反动分子，张治中称他是部落酋长，宋希濂（西北行辕参谋长）称他是新疆哈萨克族毛忽部落的“巴图鲁（英雄）”。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的评价相去甚远，可见这不是一个寻常人物。

本来，张治中对伊宁方面内部情况知之甚少，以为三区方面是“铁板一块”，乌斯满与阿合买提江一定是一个鼻孔出气。没有想到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不久，乌氏便派人持他的信件赴迪化晋谒张主席，初则要求与省府直接发生关系，继则要求接济物资，继则要求提供军火，继则要求国军进驻阿山边防等。显然，这是乌氏与伊宁方面分庭抗礼的一个举动。

对于张治中来说，乌氏的要求，是一道难题。就此驳回，固然可以赢得伊宁方面的好感，但不免失去一次分化伊宁方面力量的机会；若贸然接受，必将遭到伊宁方面的强烈反对，加深伊宁方面的猜忌，甚至会断送新疆的和平局面。反复权衡的结果，张决定接受陶峙岳（新疆警备总司令）、刘孟纯、宋希濂等人的建议，采取阳为驳回、阴为接受的策略。一方面，张公开向阿合买提江表示，乌氏要求属三区内部事务，当局不予干涉，由伊宁方面自行处理；一方面，张不但予乌氏以经费、物资援助，而且指示军事当局秘密向其提供军火弹药。

乌斯满企图脱离伊宁方面控制的举动，不但使伊宁方面感到难堪，更让伊宁方面大为警惕；甚至认为这是张治中收买乌氏，分化三区力量的阴谋。而张对乌氏阳为疏远、阴为支持的举措早已被伊宁方面洞悉。伊宁方面于半年之后，采取断然措施，派军队将乌赶出阿山，以清理门户。“乌斯满事件”，不但造成伊宁方面对张的不满，亦使伊宁方面加强了向南疆地区的渗透活动，全疆局势日益动荡不安。

伊宁方面的南进政策，亦促使张治中对和平前景重新作出评估。1946年秋间，在听取了宋希濂视察南疆之行的汇报后，张治中当即指示：“新的省政府成立以来，伊宁方面不断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并怂恿青年经常到省府请愿，在街上游行示威，闹得乌烟瘴气。看来他们是没有诚意的，前途很难乐观。充实在南疆的军事力量十分重要，你去和陶总司令商量，提出一张要求充实的具体数字来给我看看，然后你准备于最近到南京去向总裁和陈总长（陈诚）报告南疆情形，并请求增强南疆的军事势力。”

10月间，宋希濂从南京回来了，不但向国防部要回了一批兵力、武器、器材；而且由西北行辕参谋长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调任西北行辕副主任）。宋是一个年仅40岁的人，也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4月间，当第二阶段的谈判面临破裂的边缘，张治中不是向拉合木江说过这样的话么：如再这样长期争论下去，很不适宜，我想建议中央另派年轻的人来和你谈吧！现在，张治中作出这一安排，正是一个重大的策略转变：倾向于由强硬派人物出面对付伊宁方面。

宋希濂的入疆，无疑地增强了新疆的保守势力，加剧了新疆激进与保守两大势力的斗争。同时，受伊宁方面策动的示威者越来越频繁地到省府请愿，甚至喊出“中央军立刻撤出新疆”、“在南疆各地成立民族部队”等激烈的口号。对于张治中来说，无疑地是一种新的刺激。而保守派势力的压力亦乘势加强，指责他的立场过于软弱，不但未能取消三区特殊化的局面，而且有断送掉整个新疆的趋势。就连素以稳健著称的老将军陶峙岳，也在一次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如果就是这样把新疆丢了，我们将来要对历史负责。”

这个压力和责任都太大了，在张治中的思想上，不可能不引起波澜，也不可能不引起深思。张治中一生的抱负，不外乎就是富国强兵；富国强兵的初衷，亦不外乎就是爱国。如果爱国爱到最后，竟将如此之大的一片国土弄丢，那是叫爱国么？如此，岂不是刻鹄不成终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犬，想做爱国将军左宗棠，反倒成了辱国权臣李鸿章么！

据宋希濂回忆，这之后，在省府新大楼官邸，张将军连续秘密召开党政军特别负责人会议，一致认为新疆局势日趋严重，应采取有效方法遏制伊宁方面势力的发展，并接受了“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的建议，指定刘孟纯等人组织一个小组，研商具体办法等。这就为新疆保守派势力的全面反击，导致引发“二二五事件”，出现葬送新疆和平的变局，埋下了伏笔。

葬送新疆和平的“四大变局”

从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政府”成立，到1947年8月12日“联合政府”破裂，新疆的和平局面，勉强维持了一年零一个月又十二天。概括而言，直接葬送新疆和平局面的事件，不外乎“四大变局”。

变局之一，是为迪化“二二一事件”与“二二五事件”。1946年底，张治中赴南京述职，造成新疆政局顿失重心，激进派与保守派势力都以迪化为中心，趁机加强政治与宣传攻势，力图收复失地。2月21日，激进派首先起事，策动部分维族青年，召开大会，举行示威，向省府请愿，要求中央军撤出新疆，罢免持保守派立场的哈密、和田、莎车专员，军队不得干政，在南疆成立民族军等，人数达5000人以上。

激进派的大举进攻，造成保守派的强烈反弹。从2月24日开始，宋希濂等人提出“以游行对游行”、“以请愿对请愿”的方针，策动部分群众上街游行，口号是：拥护中央政府，取消地方特殊化，彻查各案，支持哈密专员等。25日，不但游行请愿的群众越来越多，更有军人改穿便衣，掺杂其间，人数最多时达1万人以上。造成游行队伍情绪更为冲动，导致示威群众围攻省政府、胁迫伊宁方面领导人的事件发生；更有多名汉维群众被殴打致死致伤，酿成重大流血惨案。经新疆军事当局出动大批军警，以强硬手段驱散示威群众，下令全市戒严后，局势始逐步得到控制。

迪化“二二一事件”与“二二五事件”，是新疆激进与保守两大势力的第一次公开较量，也是对张治中的和平统一主张的第一次正面冲击。3月16日，张治中从南京返回迪化，随后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并布置善后事宜，力图消除其负面影响。3月25日，张治中以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名义，发表告全省同胞书，重申要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为彻底实行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而奋斗，其中说到：“2月21日激进派所发动的敌视和胁迫政府的行为，25日保守派所发动的游行中发生的惨案，都必须加以纠正”，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保守派策动的“二二五事件”，固然是对激进派策动的“二二一事件”的一个反弹；但反弹过头，矫枉过正，又是张治中所不愿看到的。为此，张治中对主政者未能及时控制局面表示不满，私下曾斥责宋希濂小题大做，刘孟纯处事慌张，尤对军人干政的恶习深为警戒，警告说：“军人干政绝对不是办法，这是落伍的违反潮流的作风，政治应该归管理政治的人去办”。

经过张治中的纠偏，新疆二月事件所带来的紧张局面，虽多少有所缓解，但双方都对张治中有了不满。保守势力深恨张治中一味容忍退让，不免是姑息养奸，后患无穷；激进势力则指责张治中袒护保守势力，是为“二二五事件”的总后台。以张治中为代表的温和派势力，反成了双方攻击的重点目标，事实上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从而导致张治中在南疆视察途中，遭伊宁方面一击之后，态度发生逆转。

变局之二，是为张治中的喀什被困事件。张治中就任新疆省主席后，曾有两次视察活动。第一次是北疆之行，时间在1946年8月28日至9月5日，主要巡视了伊宁等地。当时，新一届省政府刚刚成立，政府当局与伊宁方面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时期，故张治中此行受到伊宁方面的盛情接待。尤其是此行显示了省权统一的政治象征意义，这是张治中深为满意的。第二次是南疆之行，时间在1947年4月16日至5月8日。事隔半年，新疆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绝大的变化，不但北疆之行的“蜜月”气氛，早已荡然无存；就是想维持一种表面的和平气氛，亦已不能。

南疆之行，张治中在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陪同下，先后视察了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焉耆等5个行政专区，除喀什行政区外，其他4个行政区的专员均为保守派掌握，伊宁方面派去的人颇不易开展工作，故在各种座谈会上虽有一些尖锐的质询，但总的来说，表示拥护张主席及省府施政纲领的人居多，控诉及请愿活动较少发生，张治中也还满意。但喀什行政区的专员，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激进派分子，造成三区方面的势力非常雄厚。而喀什是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喀什的和平气氛对整个的南疆有重大影响。这就给张治中的南疆之行造成最大的麻烦。

喀什的激进分子果然厉害，张治中抵达喀什的第二天，就被弄了一个下马威。当时，喀什行政区召开欢迎大会，请张主席上台讲话。随后，受伊宁方面策动的维族青年登台讲演，当场提出成立民族军队及中央军撤出新疆的要求。张主席企图说服他们，不但没有效果，反遭纠缠和责难。这样对峙了四五个小时，始终无法解决，张主席大不快，不得不黯然下台。这是发生在4月间的事情。5月初，张治中自和田返回喀什，下榻于专员公署，当晚7时即被数千人包围，要求张治中答复前次所提各条，显然这是有备而来。张治中与谈判代表周旋了一整夜，被弄得精疲力竭，丝毫不起作用。整个专员公署门前更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愤，形势已是十分危险。直到天将放晓，由闻讯赶来的驻喀什国民党第42军军长赵锡光引导，从后门溜出，并迅速飞离喀什，始得脱脸。

喀什事件，无疑是葬送新疆和平前景的又一次变局。如果说在南疆视察之前，张治中仍有全力挽救新疆和平前途的设想；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在南疆视察之后，张治中对于和平的最后的一丝梦想，也归于破灭了。5月8日，张治中带着负气的心情回到迪化。当天晚上，便召集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西北行辕参谋长刘任、省府秘书长刘孟纯谈话，语气激烈地说：“这些家伙简直不可理喻，他们把我苦心谋求新疆的和平当做怯懦，对我们着着进逼，除非我们全部撤离新疆，否则是不会满足他们的欲望的。”当宋希濂请示今后的应付方略时，张斩钉截铁地回答：“对他们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决不再容让。我们对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人士，凡愿意拥护国家，服从中央的，我们应尽量扶植他们，信任他们；凡反国家，反政府的，我们必须约束他们，制裁他们”。宋希濂等人看到张治中态度大变，十分高兴，当即商定了撤销喀什区专员等应变措施。

随后，张治中继续邀集阿合买提江、包尔汉、刘孟纯等一干省府大员，连续座谈了3天，深入检讨南疆局势，并以《正本清源》为题，作总结发言，提出：“喀什的空气，充满了反国家反国军的情调。这样的情形如再发展下去，于我们和平政策的推行，以及对于我们省政府威信的维持，都只有损害，毫无助益。”张治中并公开批评伊宁方面的言行不能归于一致，“陷在很深的矛盾之中”，这是酿成新疆局势所以动荡不安的原因。

南疆之行，是张治中从温和立场转向强硬立场的一个关键。是年9月，张治中向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报告新疆问题，其中说到：“我们从许多地方发觉他们的企图，仍然想保持他们的特殊状态，尽量发展他们的地盘。就是说，一步一步的用政治斗争来发展他们的势力，最后再用选举的方式完成他们的控制，掌握新疆的政权，达到他们的企图。所以本人在5月间去南疆视察，看情形一天天严重，不能不采取有效方法遏止这个倾向的发展。”张治中南疆之行后，新疆的和平局面急转直下，这正是张治中转向强硬立场的必然结果。

变局之三，是为麦斯武德接任新疆省主席职。1947年5月19日，亦即张治中南疆之行后10天，南京政府突然发表了张治中辞去新疆省主席兼职的命令，而继任者竟是麦斯武德。伊宁方面因事先毫无所闻，认为张治中此举，不啻是对三区方面一个袭击，为此坚决予以抵制。新疆的政局，从此进入多事之夏。

事实上，张治中辞去省主席兼职的念头，始于“二二五事件”之后。其时，张认为新疆问题情况十分复杂，难以单独解决。自己考虑在新疆独布新局的想法，不啻是一个空想。喀什事件之后，张看到新疆形势的逆转，已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问题。与其自己仍居于矛盾中心，成为被各方攻击的目标，何不急流勇退，脱身他去；否则，等到和局破裂，战乱再起，新疆不啻就是一个泥潭，到时将有葬送自己政治命运的危险。况且，自己局限于新疆一隅，远离国内大局，政治影响和地位相对降低，这也是张治中心有不甘的地方。

有人辞职，就要有人接任。张治中打出的旗号，是实行地方自治，而推荐的继任人选，则是麦斯武德。麦氏亦出生于维吾尔族，因反对盛世才而长期居于内地，为国民党中央委员，1946年2月出任新疆监察使。就政治主张而言，麦氏属于保守派阵营，与伊宁方面严重对立。张治中推麦氏以自代，伊宁方面当然不能表示同意；认为张治中所贩卖的货色，仍然是历代中央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新式包装而已。因此，三区方面坚挽张治中留任到民选省长结束。而张治中表示命令已经发表，绝无回旋余地。5月28日，麦氏宣誓就职，三区方面的省府委员拒绝参加，亦拒绝出席由麦氏主持的省府会议。至此，新疆“联合执政”的局面已经是名存实亡。

变局之四，是为镇压新疆吐鲁番等三县暴动事件。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为迪化通往内地的交通枢纽，也是联系东疆南疆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而被国民党方面视为控制新疆局势的生命线。但伊方亦视为志在必得，渗透十分迅速，势力发展很快，导致该地局势动荡不安，诸如袭击军车、阻拦交通等对峙事件，始终不断。麦氏主政后，该地区形势更趋紧张，伊宁方面的势力公开打出要麦氏下台的旗帜，双方势力对峙的质量不断升级，以致发展到伊宁方面以武装进攻当地驻军的境地，这是发生在7月10日及13日的事情。

对于发生在吐鲁番等三县的暴力事件，张治中定性为是一个武装暴动事件；并认为自己已被逼上悬崖，断无一退再退的道理，当即命令宋希濂：“坚持镇压，彻底肃清，交你全权处理。”宋迅速调集绝对优势兵力予以反击，很快将袭击当地驻军的伊宁方面武装击溃。为防止发生南疆呼应等后患事件，新疆军警当局痛下杀手，分别在吐鲁番三县及南疆各地大肆逮捕，亦有不少激进分子遭特务系统秘密杀害，张治中得到消息后，虽曾加以严厉谴责；但由于“特务向来有他们的系统，不受当地军政长官控制”，这又是让张治中感到无奈和内疚的一件事。

新疆军政当局对吐鲁番三县暴动事件的迅速反击和严厉镇压，无疑是彻底宣判了新疆“联合政府”的死刑。8月12日，阿合买提江首先离开迪化。随后，三区方面成员陆续撤离。至此，张治中苦心撮合的新疆省“联合政府”彻底瓦解。

盘桓兰州　经营西北

伊宁方面的委员撤离迪化，新疆方面的“和平交响曲”已经唱完，张治中终日在新大楼无所事事，想来想去，只得卷铺盖走人。9月间，张治中返回南京。与此前的几次挟威出塞相比，这一次打道回府，张将军可谓铩羽而归了。新疆方面的和平使命，无疑地是一个失败的结局；而内地的战争形势，更不容乐观。令人沮丧的消息，纷至沓来；诸如：中共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构成扼制中原、俯视南京之势；东北方面走马换将，败军之帅熊式辉黯然下野，战争将军陈诚出关视事；美国特使魏德迈离京赴日，公开发表弃蒋演讲等。

新疆的局面既陷于僵持，内地的局面亦回天乏术。张将军回忆，返京后看到这个局面，“心中郁积，苦闷达于极点”。于是想到旅行，借以排遣舒散心中的痛苦。经最高当局同意，张治中从南京出发，先后游览了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10月间抵达台湾，并借此机会看望了被拘禁台湾新竹的张学良将军。

可是，旅行结束，张治中不但未能舒散心中的郁闷，反而更增添了对时局的悲观失望情绪。进入1948年，国军在东北方面的形势，已是危如累卵；在华北与中原方面的形势，越发不可收拾；在华东方面的形势，亦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本来国军在西北四省的形势，尚可以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一番；但因受胡宗南在陕北一败再败的影响，亦骤然紧张起来。为稳住西北局势，蒋一再促张返任。张治中不得已，于1月下旬，怏怏返回兰州任上。

从名义上说，西北行辕“总督”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是为西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公署；但实际上，青海、宁夏的事情，从来都是“回马”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在那里说了算，诸事不劳西北行辕操心，行辕号令仅及甘、新二省而已。而对于张治中来说，当初同意赴西北行辕就任，目的只是为了有助于解决新疆问题，本非垂涎行辕主任。故张将军就任行辕主任，已接近两年了，先是长驻迪化，后是滞留南京，对行辕方面的事务，不但很少过问，实在也是不欲过问，大事小事，无不交副主任代拆代行。这一次重返西北，实在是新疆方面去不得了，南京方面蹲不得了，形格势禁，万不得已，这才硬着头皮，勉强返任。

但兰州方面的事情，同样让张治中感到头痛。第一个感到头痛的事情，是蒋要他指挥西北方面的军事反共事宜。3月1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主力、两大集团军之一的刘戡兵团3万大军，被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一网打尽，中将集团军总司令刘戡、中将军长严明等一批高级将领阵亡。这是自陕北战事以来，胡宗南损失兵力最大、阵亡高级将领最多的一次战役。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当局为之震动。3月4日，蒋就宜川之战发表谈话，痛称：“这次陕西宜川，又遭一次大的挫败，5师3旅，全被共匪消灭，这完全是由于指挥官没有依照我的话去做，否则决不至于失败，就是失败，也决不会如此惨重。”3月13日，蒋再次电胡，痛斥：“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蒋愤然之下，给了胡一个撤职留任的处分，这是胡自走出黄埔以来，所受到的第一个纪律制裁。

宜川之败，不但使蒋大受刺激，亦让蒋丧失了对胡的信心。为此，蒋有了临阵换将的打算，电张速赴西安坐镇，统一指挥西北军事。张接电后，大为紧张。联共主和，本是其一贯主张。20多年来，国民党历次发动反共军事，张都以种种理由摆脱了。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如何可以自毁形象？但若以不与中共作战为由，断然拒绝蒋的命令，亦恐为蒋氏所不容。思之再三，张重新抬出新疆问题，辩称：“新疆局势严重，不能舍新赴陕，三马（指“回马”军阀）不能随意调用，事实上统一指挥亦仅胡宗南所部而已，仍请由胡主任负责到底为宜。”蒋虽同意“陕西军事仍以胡主任负责”，但仍要张“督饬甘、宁部队协同作战”。张表面唯唯，事实上，既未肯“协同”，更谈不上“作战”。

第二个让张治中感到头痛的事情，是“西北行辕”改“绥靖公署”事件。西北行辕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其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兰州行营”。因4月间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由国民政府主席，一变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原先设在各地的国民政府主席行辕，亦一变而为绥靖公署。“行辕”一词，大都指封建时代高级官吏出巡的行馆，或为在暂驻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西北行辕”固然封建气息浓了一些，但因不具有强烈的反共政治色彩，也还能被张治中接受；而“绥靖”即指“安抚平定”，《三国志》中就有所谓“敬服王命，绥靖四方”的说法，官方的语言，即所谓“剿匪”的意思。而在国民党的政治辞典里，“剿匪”即“剿共”，“剿共”即“剿匪”，二而一，一而二。说白了，西北绥靖公署，即西北“剿匪”公署，亦即西北“剿共”公署也。这当然又是一件不能让张治中接受的事情。

辗转彷徨再三，张治中别无选择，当即给南京政府去电，请求解除西北行辕主任职务，这是一个退却，但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个进攻，声明：“我到西北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来的，不是为对中共军队作战而来的。”现在，由于受国共及中苏关系的牵制，新疆问题已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而对共军作战，“我已感到发生信仰上、人格上的问题”。又说：“行辕已奉到命令改为西北绥靖公署，我的地位即将由中央代表一变而为地方负责绥靖的长官，任务不同，面目全非，即对新疆亦难发挥领导作用，在责任上和道义上我都应该离去。”为不致引起各方误解，张请求调充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或出洋考察一年。

辞职电发出去了，但南京方面久未答复。两周后，复电来了，蒋表示：“稍缓当约兄来京面商再定。”没有表示同意与否，是一个模棱的态度，用现在的话说，即所谓“研研究究”的意思，或许有商量的余地；然而，又隔了两周，国防部长何应钦再复一电，称：“奉谕，西北关系重要，目下非兄坐镇不可，仍祈勉为其难。代表团首席人选已由毛邦初担任。”张不死心，再去一电力争，说明不一定要当团长，只求出国一行，俾得变更环境，以资调节，因衷心苦闷，已达极点。第三次复电来了，蒋仍表示慰留，并称可撤回设立西北绥靖公署的命令，改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当时反共第一、内战第一，各地普设绥靖公署的情况下，独西北方面可以网开一面，特设军政长官公署，这不能不说是南京方面的一个最大的例外，也不能不说是对张治中的一个最大的迁就。至此，张即便有几箩筐的辞职理由，也无法求去了。

走又走不脱，留又留不得，张治中真是彷徨无计，一筹莫展了。最后，好歹想出一个“蹲着茅坑不拉屎”的主意，将公署大权交副主任陶峙岳主持，自己隐居到兰州城外60公里处的兴隆山上，筹划“大计”去了，诸如：开开时局问题座谈会，就国内及西北局势交换看法；组织一些学术讲演会，请专家学者就西北经济文化建设大计作专题讲演等；甚至邀请内地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到西北演出等，据说，有的演出活动盛况空前，观众达两三万人之多，大为各方激赏。

所谓“静极思动”，确非虚言。山上蹲久了，再到山下看看，本是隐居者的惯例。此前，张治中曾多次飞过河西走廊，不但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早已闻名，而且敦煌、玉门之胜，更是向往已久，这次难得偷得人生一回闲，何不下山走它一遭！据此，张将军视察了河西地区的山丹、武威、张掖、酒泉、玉门、敦煌等10余县市。正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张将军沿途所见人民生活之坏，非“触目惊心”4个字不能表达。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便是，《山丹县志》载，该县在乾隆时代，人口24万；同治时代减为9万；到了蒋主席时代，只剩下3万。一切都在不言中。

如果有人认为，这个时候的张治中，真是一副好心情，既轻松又悠闲，实在是大错特错！事实上，在这种表面的轻松与悠闲之中，张将军从没有放弃对国事的关注，更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思考。许多的重大决策，就在这种表面的悠闲之中作出了；尤其是涉及新疆问题的对策与布置，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新疆的局面，尽管僵持在那儿；但新疆局势的走向，始终是张治中关注的焦点。隐居兴隆山期间，张曾电召刘孟纯、屈武等亲信干部到兰州，对新疆局势进行研讨，分析新疆前途，并据此进行相关部署。离开迪化一年多了，张治中通过远距离的观察，认识到要推动新疆问题的解决，还是离不开伊宁方面的合作；而要得到伊宁方面的合作，新省主席麦斯武德的去留问题，新疆军警当局（主要是宋希濂）的高压政策问题，是为两大症结。“症结不去，局面是不能好转的。”在“着眼长远，着手当前”的方针下，张治中对这两个症结，逐次作了部署。

中国的传统是人亡政息，政随人走，新疆问题亦然。对于三区方面来说，新疆军警机关所持的高压政策，应由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负责，以所谓“宋氏不去，新难不已”的强硬态度，迫国民党当局斥退宋希濂；对于张治中来说，亦感到宋对和平政策是一个抵触者和反对者，宋的“一些错误行为使得我在处理问题时非常棘手。”因此，经张治中提议，1948年8月，宋调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到鄂西北方面布置防务去了。张推荐陶峙岳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再兼新疆警备总司令。

宋氏内调，轮到搬麦斯武德的省主席宝座了。“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麦氏是张扶上马的，张当然也有这个能力拉他下马。不过，麦与宋不同，在南京政府中，支持麦氏的大有人在；况麦氏就任新省主席不长，贸然提请免职，恐难通过。于是，张亲赴南京，面蒋说明理由，同时力保包尔汉继任。比较于麦氏，包氏声望较高，态度平和，与伊宁方面关系不错；加之包氏出任国府委员一年多了，南京方面也比较熟悉。以包代麦，是个能被各方接受的人选。果然，经张力荐，包氏出任新疆省主席。陶峙岳与包尔汉联袂出任新省军政一把手，为后来新疆的和平解放，提供了重要条件。

正是在隐居兴隆山期间，张将军于表面上的轻松与悠闲之中，完成了经营西北的重大部署。

十三、战争与和平

“最后的进言”

就整个国共关系而言，4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和谈的年代；就40年代的国共和谈而言，张治中可以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张、周、林谈判，张、王、林谈判，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整军谈判、政协谈判、东北谈判，再到解放前夕的北平谈判，其间，张治中除因参加新疆问题的和平谈判，未能参与政协谈判外，其他所有的谈判，张治中无不与役，而且除重庆谈判外，张治中无不成为国民党方面的领衔人物。

对于这样一个追求和平的著名将军，眼看着自己全力为之缔造的和平局面一天天地死亡，自己全力为之避免的战争局面一天天地降临，透视张将军这个时候的心境，所谓“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所谓“此时惆怅便堪老，何用人间岁月催”，正是一个最好的写照。

最让和平将军感慨的，是对马歇尔及中共代表团的送行。

调处国共争端的失败，对于马歇尔的世界声誉，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思之考之，权之衡之，马帅实在是心有不甘。不过，马帅感到不虚此行的，是结识了一批正直的中国朋友，张将军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为此，马帅在离职返美之前，特邀张治中共进晚餐，以表谢意。但马帅事先并未透露自己即将离职的消息，故张将军以为马歇尔的宴请，仍不外是一次和平的晚宴。并且，在国共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马帅曾建议张治中返京，但蒋没有同意。现在，局面固然是难以挽回了，但张将军仍期望能出现奇迹。然而，见面之后，马只是闲话，并不谈政治。“他的表情，在冷静中流露了一些失望”。客随主便，在马帅礼貌而和蔼的招待中，张治中只觉得这顿晚宴味同嚼蜡。三天后，马帅奉召返国的消息公布，张治中恍然大悟。马歇尔离华返国，意味着美国作为调停人的作用已经结束，标志着中国的和平局面已经死亡。那一餐晚宴，徒为“和平”送行耳！

送走了马歇尔，再送中共代表团。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给中共发出最后通牒：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中共人员，限3月5日前撤离。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南京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为此，张治中赶到机场送行。是日，国民党军在东、西两线，完成了对中共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部署。东线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率40万大军，打响了进攻山东解放区的第一枪；西线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领20余万精锐，意在一举攻占中共圣地延安。

“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战争终于发动起来了，那些腰悬宝剑的战争将军个个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现在，还要他这个不识时务的和平将军干什么呢？参谋总长陈诚将军不是在那里讥讽他么：“前方打得这样紧张，他还在后方谈和？用不着啰！等我把共匪剿灭了，让他来当参谋总长好了。”陈曾当面对他出言不逊：“现在的情势，就是谈和谈坏的！”这真是对和平将军的当头一棒。总长并夸下海口：“余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3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被动挨打。”这是战争将军的狂妄，也未尝不是对和平将军的指责。然而，3个月过去了，半年也过去了，被击破的，竟不是共军主力，而是国军的主力。事实上，陈诚不但是一位战争将军，而且也是一位牛皮将军。不久，这位牛皮将军的参谋总长当不下去了，企图到东北战场上去捞几根政治稻草；然而，他的黄埔学生林彪不给面子，一次次损兵折将之余，东北的行政长官也当不下去了，不得不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声中，躲到上海养病去了。

大局危殆，一至如斯，张将军真是痛心极了；论处境，早成了国民党政坛的圈外人物；论责任，却又达不到把酒临风、宠辱皆忘的境界。在脑海中，终日萦绕不去的，只是先圣孟子的教导：“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还有先贤韩愈的诤言：“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尽管“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但他没有放弃对和平的期盼，也没有放弃追求和平的责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利用一切的机会和渠道，向最高当局上书献策，极言直谏，倡导和平。

事实上，仅在1947年，张治中向最高当局上书言事，贡献和平大计，就达5次以上。2月24日，张有长信呈送最高当局，请蒋务必改变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特别着重外交政策——对苏联政策与对中共政策的改弦更张，“觅取各种有效途径，把握时机，争取主动，一心追求和平统一的鹄的”。12月间，主和派的武人领袖张治中与主和派的文人领袖邵力子一番密议，认为要打开国共和平僵局，唯有取美、苏并重政策，打开中苏僵局，或许有一线转机。为此，张有一份机密建议呈蒋。蒋阅后，颇有些动心，终因顾虑太多而未实行。

但是，在所有的上书中，最能表现张将军的那种追求和平的执著，那种直言无忌的痛切，那种敢于担当责任，当数1948年的“和平万言书”。是年初，张将军从南京回到兰州，退居兴隆山上，静坐深思，冷静思考，仿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从分析国内大势入手，逐次提出应变之策，写成万言书，于5月5日派人用飞机直送南京，遥呈最高当局。

“和平万言书”是在“已经肯定蒋所领导的政权必然失败，自己并考虑作脱身出国之计”的基础上写成的，也是出于被“个人责任感所驱使，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寄希望于万一。”指出当前的局面，已成风雨飘摇之势，是为战后以来最为严峻的时期，一定要作全面、彻底的检讨与改革，或许可以挽回颓势，如不改弦更张，唯有彻底失败一途！

对于中共问题，张将军说：“对共党此一问题过去职深思苦虑，迭为钧座借箸而筹，尤其抗战胜利之后，职之一切建议，与为党国为领袖的一切努力，尽付东流，曷胜浩叹。”“职认为本党对共党问题一向之态度，主要之错误，在于无定见、无远见，且听任惧怕共党之意识不断发展，一般同志早已造成惧怕共党之普遍心理。故今日本党之失败根源，实由于本党丧失积极斗争之意志，仅基于惧怕之一念而采取消极之防制方式，及至提防乏术，则失其自信而气馁而冲动。”

“和平万言书”送上去了。这是一剂猛药？还是一阵耳边风？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不过，蒋的机密电报很快来了，称：“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6月下旬，蒋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前后停留7天，每天均召张治中前往密谈，27日的谈话，竟达3小时之久。时间之长，话题之深入，不能不让张治中想起20年前溪口文昌阁的那次痛切陈辞。西安谈话，张将军围绕“转变时局”问题，再次陈述己见，“认为先要从对苏联政策和对共产党政策去研究解决办法。”对苏外交应该是美苏并重；对共问题，“应该主动的放弃戡乱主张，停止战争”。但是，蒋的答复是：改善对苏外交，是可以谈的；停止戡乱，则表示反对。理由是：国民党方面现在处于劣势地位，不是停战的时机，“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士气马上要瓦解！”

但张将军坚持认为：目前局势绝不能再拖下去了，军事如此，政治亦如此，经济更如此。继续拖下去，只有愈拖愈坏。“首先主动停止战争，这样一来，在国际可以获得同情，在国内也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建议，但是对于迷信战争的战犯来说，无疑是一个深深的刺激。可是，为和平，为了党国，张将军继续说：“要是这样拖下去，我们的党是一定完了的。现在已经看不出一点力量，因为大家忘掉了斗争的对象，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党到了这步田地，可以说是已经完了的——其实党的内部分裂也没有什么，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分裂就让它分裂好了！我们只要能把忠于主义、忠于革命的同志好好地团结起来，不愿意来的就随他们好了！”不过，蒋的态度也很坚决，只同意试探改善对苏外交，不同意“停止战争”。一切必须期待局势好转再说。并说：“国家的事，不是只看一时的现象，其中是有天意的。”

提到“天意”，当然是“高难问”了，张治中只好免谈。这是蒋的一个自欺，但未尝不可以说也是蒋的一个挡箭牌。然而，张将军并没有失去对和平的信念。11月5日，张治中到了南京。这时，东北已经解放，华北也即将解放，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局面已是万分危殆了，张将军不得不向最高当局再作“最后的进言”：“现在的局势已经比我们6月在西安时差得太多，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断然指出：“现在如果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失败！”

但是，蒋固执地认为：“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蒋并警告张治中：“你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显然，和平将军在战争头子面前已经没有市场了。几天后，蒋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公开斥责主和派：今天这些人抹杀了国家的利益，丧失了国民的立场，响应“共匪”的谣言攻势，而主张向“共匪”投降；“国军戡乱剿匪方针早已确定，必须全力贯彻到底，目前一切和谣只是为共匪宣传攻势张目，决不影响我们政府和军民同胞为国家除害的决心。”声称：“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尤其30余年来对任何战役在发动以前无不郑重决定，一经发动则无论经过任何挫折困难和失败，必须奋斗到底，贯彻到底。”

竭智竭忠的结果，只是一个自取其辱。正所谓《东周列国志》中所说：“进嘉言于愚人之前，犹委珠玉于道也。”

“你们主战的请先走”

1948年11月4日下午，南京国防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张治中等地方高级将领奉命出席。进门的时候，张将军以三分谦恭，三分幽默，三分玩笑，一分讥讽，对并肩而行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说：“你们主战的请先走，我们主和的在后头。”在张将军，这只是随感而发；但在傅将军，却是一句醍醐灌顶的谶语。3年之后，傅将军与张将军都到了北京，傅将军仍然念念不忘地对张将军说：“我从那天就转变了念头，只想和而不想战，特别是你给我的启示很大。”

事实上，张将军的这句话确是深含哲理。尽管张将军曾经一次次地力主和谈，但因走在主战派之前，始终没有成功；尽管蒋介石与陈诚等好战分子一次次的迷信战争，但是当他们从战场沾不到任何便宜的时候，也仍然不得不把和平将军张治中请出来，打出“和谈”的旗帜，以缓兵之计，求得喘息之机。于是，张治中再一次成为被时论聚焦的中心。

11月26日，因军事、政治及经济都面临崩溃性形势，翁文灏的“专家内阁”无法支撑残局，不得不宣布总辞职，“总统蒋”继而提名孙科为行政院长。孙院长“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上任伊始，喊出的第一个口号，便是组织“巨头内阁”，坚邀张群、吴铁城、翁文灏、陈立夫、邵力子和张治中等6大巨头入阁，并声称非张治中参加不可，否则他就不干。

其实，“院长孙”的意思，也就是“总统蒋”的意思。翁内阁总辞后，蒋曾设想过两个组阁方案。第一方案是由孙科组阁，张治中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蒋称这是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第二方案是由张治中直接组阁。蒋称这是一个“和平内阁”。早在11月上旬，蒋曾就第二方案，试探过张的态度：“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张明确答复：“如果戡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形势下，我绝对没法担任！”潜台词就是：如果能够变更“戡乱”政策，则不妨一试！蒋明白了张的意思，当即痛快地表示：“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这就是说，“戡乱”政策是不可以变更的。张明白了蒋的意思，也很痛快地表示：“我绝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12月8日，蒋召张谈话，说明所以提名“孙内阁”，而未提名“张内阁”，是考虑张的“主和”立场过于明显，恐遭致立法院大多数“主战”议员的否决，故考虑先组建“能战能和”的孙内阁，过渡一下，再组建“和平内阁”。蒋劝张，务必帮孙科的忙，入阁并担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

蒋介石“两顾茅庐”，张将军不得不和孙科作了一次谈话，提出自己的和平主张，孙科表示同意。然而，形势发展太快了。12月9日，蒋、张谈话的次日，蒋就向徐州黄维兵团下达了从双堆集据点“率部突围”的命令；12月10日，杜聿明集团20万大军被困于陈官庄，这是继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国军两大主力集团在徐蚌战役（即淮海战役）中将相继被歼。经过这样一次大变，张将军认清“孙内阁”不过是一次苟延残喘，自己犯不着跟着陪绑。于是，临近最后一刻，张治中改变了主意，拒绝在孙内阁中担任实职，只同意挂一个政务委员的虚衔。

局势的变化，真是一日千里。而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大环境下，任何的意外都不是没有可能发生。12月24日，日坐愁城的张治中，突然接到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一份急电，谓人心、士气、物力均已不能再战，请停战以言和，声称：“崇禧辱承知遇，垂20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其实，白的这份急电是发给蒋介石的；但白不肯直接呈蒋，而是请张治中和张群居中转呈。可见，桂系与蒋系不能“共槽”了。30日，白再发一电，表示“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白甚至宣称，非蒋氏下台不能谈和。一个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发出这样的号召，不但是一个通牒，也是一个逼宫。果然，在白的策划下，湖南、湖北、河南、广西等省相继发出“吁和”通电，恳请蒋总统下野。而副总统李宗仁则在南京发表和平主张，与白氏内外呼应，成夹攻之势，共同逼蒋交权。

白崇禧的用意，张治中不是不清楚；但张治中与张群、吴忠信等人研究的结果，认为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氏确是非下野不可。于是，张治中拿着白的电报，每天去和蒋谈，甚至“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蒋综合各方意见的结果，终于同意下野，将局面交李宗仁收拾。在《元旦文告》中，蒋表示愿意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是一个高调，当然也是一个贴金。可是，蒋提出的先决条件，却是不违反宪法，不破坏宪政，确保中华民国国体，保持中华民国的法统，保障国民党军队等等。老实说，在如此苛刻与荒唐的条件之下，“和平果能实现”，还用得着蒋总统下野么？

《元旦文告》发表之后，各方面反应冷淡，正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中共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揭露蒋的求和是战犯求和，目的是保存国民党和四大家族的统治法统与统治地位，以及军事力量等；指出“蒋介石已经失去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不过，僵尸尽管是一具僵尸，对于活人，不能不看到他的威吓作用。蒋提出这样的和谈条件，对于李代总统来说，正是一个切实的政治威吓。蒋尽管下台了，但政权并没有失去，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上。

大局已经是很难挽回了，张将军突然产生了“退保西北”的念头；加之，朋友方面纷纷警告，说死硬派将有不利于他的举动，不但谷正纲之流，已在公开场合对他进行攻击；更有上海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都要清算，我要准备用手枪对付他！”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甚至送来了防弹背心，以预防不测。形势是越来越险恶了，如果继续留在南京奔走，和平能否成功，姑且不论；生命能否保全，尚且难说。于是，张向蒋提出返回西北的请求。

但是，在蒋的眼中，张是南京政府的一张“和平牌”；张一走，等于表明南京方面缺乏求和诚意，自关和平之门，这不是自打耳光么？有此一层原因，无论张的请求多么强烈，蒋只是抱定不许可的态度。直捱到蒋公开宣布下野的那一天，张重申前请，说：你不让我走，李宗仁更不会答应我走，我现在心里非常痛苦，请你让我走吧！蒋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谈和，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当时，许多在座的国民党大员也都随声附和：“你现在万万不能走！”事实上，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张治中，一身系南京和战大计，岂可放他溜走。无奈之下，张治中只得继续留京，暂观动静。

1月19日，蒋在官邸召开“御前会议”，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孙科等人被通知参加。会上，蒋就去留一事，征求谋臣意见，企图借臣下之口，作拖延下野的打算。但出乎蒋的意料，会上竟无人表示挽留。蒋尴尬之极，亦恼怒之极，当即负气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两天后，蒋发表“引退”文告，宣布“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日下午4时，蒋离开南京，返浙江奉化溪口。

被中共方面公布为头号战犯的蒋介石下野了，对于南京方面来说，不啻是排除了求和的最大障碍。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是日行政院召开会议，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绍贤、钟天心5人为和谈代表，作出了与中共举行和谈的姿态。

这是一个转机，也是一次大变。然而，张治中看得很清楚，蒋之下野，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被逼无奈，蒋李之间的权力交接，决不会风平浪静。只要蒋于幕后稍加牵制，李的回旋空间就非常有限，和谈前途恐诸多险阻。事实上，李登上代总统的宝座仅两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已发出“特别紧急宣传通报”：国民党党员蒋介石仍将以“总裁地位”，继续指导国民党“致力革命”，国民党人更须接受总裁之指示。这就是说，从此以后，威命所寄与权力所系，不于总统而于总裁。蒋总统尽管下野了，但蒋总裁仍在台上。改变的只是操纵权力的名义和方式，而没有改变操纵权力的那只铁腕。况且，李代总统并非真总统，而是代理总统。何谓“代理”？《辞海》上不是解释得很清楚么？“暂时代人担任某种职务”。一切的布置，都只是一种形式，而没有改变实质。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对于国民党的求和文告，答以：“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根本不承认南京政府有代表人民的资格；并声明：和谈五代表之一的彭昭贤，是一个顽固分子与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至于谈判地点，中共说，要等到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

一看这个势头，张治中已知和谈一事，不但是夜长梦多，而且也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启动的，当即以处理要公为由，向李代总统请求返西北一行；并称：如中共答复可以重开和谈，自己亦可直飞北平等。李不知就里，表示允许，并嘱快去快来。1949年1月28日，张飞回兰州，并对西北四省的和谈与交接事宜，暗中预作准备。张的分析是：新疆方面有相当把握，甘肃方面要多下功夫，唯青海、宁夏掌握在“回马”手中，问题比较棘手，需要缜密筹划。为此，张治中先从舆论工作做起，大肆宣传主张和平的一贯立场，并暗示将来西北非和不可，以此安定社会人心，打实和平转变的思想基础，掣肘反对和谈的顽固分子。

本来，张治中借故溜回西北，预作西北方面的和平部署，置身于国共漩涡之外，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智之举。并且，为着能专心于西北方面的和平，张治中决定辞去和谈代表。但李宗仁能坐上代总统的宝座，靠的就是“主和”这面大旗；而在国民党内，始终高扬“主和”旗帜的，张治中是第一人。李代总统已经把和谈的赌注，押在张治中身上。张不肯出山，岂不是叫李代总统失望之极。因此，为了加强其和谈地位，李代总统不得不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做张治中的工作。一时间，促张返京的函电，络绎不绝于京兰道上。邵力子甚至以“毁誉得失，在所不计”之句，促张返京。李代总统的谋士程思远有长函致张，告以：李之上台主政，唯欲实现和平，而和谈能否成功，唯张是赖，张若不出，如苍生何！

这不啻是将了张治中一军。张再不出山，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了。2月22日，乘李代总统派去的专机，张将军重返南京。据说，这一天南京的气候异常恶劣，能见度只有200米。云层既低，又有蒙蒙细雨。在机场迎候的何应钦、白崇禧等要人，看到飞机久久降落不下来，不免都很着急。事后，白对张说：“我听到半空飞机声盘旋了半小时之久，尚在替你祷告平安哩！”

周旋于南京与溪口之间

张治中回到南京以后，即着手重开国共和谈的工作。从理论上说，这一次国共和谈，只须对代总统负责，与下野总统是不搭界的。然而，两个多月以来的事实说明，“总统蒋”尽管下野了，但下野的只是一个总统名义，而非总统职权。从党务与军事，到政治与经济，仍然都得报告蒋总裁定夺。所谓的代理总统，只是一个代而不理。这样一来，不但李代总统大动肝火，即代总统的左右，亦不免群起鼓噪，一个个颇为负气地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张将军真是古道热肠，看到李、蒋之间的这种倒置关系，不禁产生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以为只有放手让李一搏，和谈才有希望。3月3日，在李代总统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张将军启程前往溪口，就劝蒋出洋和国共和谈等事宜征咨下野总统的意见。

不过，张将军真是太天真了，为了给李代总统创造一个放手谈和的环境，竟然会想到劝蒋自动出洋，岂非是与虎谋皮之举。好在用不着张将军开口，蒋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是一个先声夺人，也是一个关门上锁：“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结果，张将军多少天来精心策划的一肚皮说辞，到了溪口，劝蒋出洋的话一句也说不得，只有就和谈问题恭请前总统面授机宜，定夺大计。

与以前的历次国共谈判不同，这一次是中共处于强势，国民党处于弱势。和谈当然是由处在强势的一方，即中共方面开出价钱，再由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了。中共方面的“开价”，已经在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项和谈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八项和谈条件”中，令国民党方面最感刺激的，是第一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因早在两个多月前，中共方面就宣布了被列为第一批头等罪犯的43人名单，蒋的大名赫然列于第一。张治中要与中共谈判，不能不对此表明态度，表示“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以消除蒋的猜忌。至于其他条件，张虽表示“都可加以考虑”，但对改编军队问题，认为双方应按比例各自编成；对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认为双方应保持“同等发言地位”，并“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最大的让步，是同意鄂、赣、皖、苏及汉、沪、宁等4省3市为双方共管。

这是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方案，亦即李代总统所谓的“光荣的和平”。既可以不作为战犯接受惩办，又可以保留一个由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南朝”，蒋对张提出的这一和谈腹案，自然表示首肯。不过，蒋的政治眼光，究竟要比张治中老到。在他看来，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不用说拒绝“惩办战争罪犯”一项，绝不会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即对于4省3市“共管”一说，蒋亦认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因此，蒋明确指示张治中：“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可见，蒋深知以这样的条件，与中共方面“还价”，是绝不会成功的。溪口期间，张治中还就谈判代表、党务、外交政策、领导方针、内阁改组等事宜，向蒋请示机宜。蒋除一度反对何应钦组阁外，对其他问题，蒋一副“有事好商量”的态度，表示无可无不可。

一切的问题都谈过了，只有劝蒋出洋一事，尽管已遭蒋封杀，但张将军并不死心，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以委婉的口气替蒋分析留在国内与暂时出洋的利弊关系，恳请蒋对出洋事宜再作一次考虑。事实上，张将军自从来到溪口后，发现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与党务中心，不但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于宁波、溪口道上，而且蒋的幕僚及侍从机构都已原封不动搬到溪口，昼夜不停地在那里处理军政大事，并通过电台与全国各地保持24小时联系。显然，只要蒋一天不离开国内，就依然是大权在握的“幕后总统”，这对于南京政府的谈和，不免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其实，张治中此前曾商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面做蒋的工作，劝其出国，以免有碍和谈；司徒雷登以外人不便插手为由，婉言拒绝，并要张以个人关系劝蒋。蒋听说这件事后，对张大为不满，认为张附合中共与桂系，逼他出国，是乘人之危，也是落井下石。据此，蒋对张早有猜忌，亦早有戒心。好在蒋对张还算谅解，亦知张的本意，不过是急于求和罢了。况且，张说话委婉，态度至诚，认为蒋留在国内，于公于私，都有害无益。于公且不论，于私：“你出国后，如和谈成，人民对你犹可引起原谅，如和谈不成，国人也不会责备你；反之，如你不出国，则势必成为和谈的一种障碍，和谈幸成，功归李宗仁，和谈不成，国人对你将无从谅解了。”张并反复声明“还是一本爱护他保持他的晚年信誉作出发点，并没有存过和他决裂的心意”。

但蒋在这个问题上，确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张之出发点，是以和平为重，以国事为重；而蒋之出发点，是以权欲为重，以蒋家为重，“道不同，不相为谋”耳！因此，张虽处心积虑，小心进言，慎为劝导，然蒋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不是缄口不语；就是暴跳如雷，每每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后来，蒋的态度总算比较和缓，甚至表示：“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尽管这只是蒋的遁词，但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张无论如何是不好开口了。

溪口之行，前后共8天时间。张将军回忆：“白天蒋和我们逛山水，其余时间就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8天中，真是无所不谈。”临别时，蒋亲送张治中及吴忠信下山，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欢然握别。”

张治中返京之后，将蒋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何应钦。蒋在信中表示同意由何应钦组阁，这是张替何向蒋争来的一次组阁权。何答应组阁，但同时对张表示：“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这是一个交换，也是一种感谢。张同意了。在国民党军政界，何应钦也算是一个老资格了。但即便是组阁这样的事情，虽有李代总统的提名，如不得下野总统点头，何应钦照样不敢就。一切的迹象都说明，整个的大权，仍然掌握在下野总统手上。

3月12日，立法院通过李代总统提名何应钦任行政院长的咨文。3月24日，何应钦新阁举行就职仪式，何主持召开首届政务会议，决定组成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以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后增加刘斐）。3月26日，中共方面宣布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后增加聂荣臻），并通知南京方面，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

中共同意和谈的消息公布之后，南京方面几个月来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何应钦随即召集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及政界要人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组等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作为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张据此草成和谈腹案9条，作为赴北平和谈的依据。要点为：双方不再追究战争责任；同意重订新宪法；法统问题与前项合并商讨；双方军队分期自行整编；原则同意没收官僚资本；原则同意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由将来政府就过去对外所订条约加以审查，有损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但政府中人必双方相等；商谈开始前，就地停战。

张治中清楚，尽管南京方面同意和谈并提出了因应腹案，但如果得不到下野总统的同意，一切都等于零。因此，蒋对和谈腹案持什么态度？这是张不能不予以关心的；加之，京沪的顽固分子气焰嚣张，对张常有不利的谣言，这也是张不能不考虑的。在张看来，溪口之行，可以对顽固分子起到一种矫正作用；再说，蒋是国民党总裁，自己是国民党员，党员执行重大使命，自应有向总裁请示的必要。

3月29日，张治中匆匆就道，谒蒋垂询。然而，一到溪口，张“就感觉到空气和上次颇有不同”，不但终日围在蒋左右的要人大都没有露面，就是蒋的态度也很冷淡。张报告和谈腹案，蒋淡淡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又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此外，蒋不再置词。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这是张将军没有想到的。

其实，一切都用不着奇怪，更用不着惊骇。早在张的第一次溪口之行中，蒋就明确表示了反对和谈的立场，所谓“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即指此。因此，南京和谈代表团组成后，蒋在日记中大骂：“可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中共方面公布谈判日期及地点后，蒋经国亦在日记中骂道：“如此和谈，再可耻没有了。”张在第二次赴溪口之前，曾将和谈腹案电呈蒋阅，蒋冷漠地表示：“他来不来无所谓”；蒋经国亦指斥说：“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投机人物，一切已经成了定型，所以也不愿同他多谈。”张抵达溪口后，蒋经国恶狠狠地对与张同行的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到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蒋氏父子对和谈如此深恶痛绝，张治中此行的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第二次溪口之行，只是为蒋、张间25年的亲密合作关系，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张在溪口备受冷遇，却在立法院大受欢迎。张返京后，应立法院邀请，就和谈问题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据说，“这是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就在和谈代表团起程赴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机场送行，开立法院未有之先例，这又是让张将军没有想到的。

北平和谈：“知其不可而为之”

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中航“空中行宫”号，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开始了北平和谈之旅。临登机前，张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谨慎地秉承政府的旨意，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对和平前景，表示不容乐观。

事实上，张对和谈前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此前，《新闻报》俞树立采访张将军，询及和谈前景？张明确表示：“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张说：“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当俞询及中共方面的立场时，张再次说：“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项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张将军此时的真实心境。其实，张将军并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对于此次北平之行的困难程度，张治中有着深刻认识。一个多月来，通过对南京各派政治势力的摸底，张感到南京方面普遍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所谓“划江而治”，亦即所谓“对等的和平”、“光荣的和平”的口号。而张很清楚：蒋之同意“划江而治”，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只在于赢得喘息机会，重新整合力量，徐图反扑而已；桂系之同意“划江而治”，目的只在于联共压蒋，营造桂系主政的局面而已。李代总统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如果纯从技术角度而言，自抗战中期以来，张几乎经历了国共间的所有重大谈判，称得上“谈判专业户”了。根据多年的谈判经验，张已明白：任何政治谈判，都只是军事战线的延长；从谈判桌上所能得到的东西，不会超过从战场上所能得到的东西。过去历次国共谈判，所以不能达成最终的和平协定，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认为它可以从战场上得到更多的东西。现在，国民党方面从战场上已经做不到“划江而治”；却指望通过谈判去争得这一局面，可乎？老实说，任何和谈，都只能是对手之间的谈判；失败者是没有资格谈和的。所谓的“兵败求和”，无非是“城下之盟”的别名。这就是张将军感叹“太迟了”的原因。

“奇迹”终究没有出现，“和平”确是一匹“死马”。

是日下午，张治中等抵达北平机场。机场上，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欢迎场面；甚至中共方面没有一位代表到场迎接；而且，代表团的简单行李也要接受检查。接站的汽车开到代表团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门口，赫然一幅大标语，竟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一切都是出乎意料的冷淡，也是出乎意料的猜忌！对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说，不但是一个“下马威”，更是一帖清醒剂，宣判了南京和谈代表所谓“对等接待”、“对等谈判”等幻想的破灭。

当晚6时，中共代表团公宴南京代表团。餐后，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次席代表林伯渠，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次席代表邵力子漫谈。谈话伊始，“周首席”先声夺人，质问“张首席”在赴北平谈判之前，先赶赴溪口谒蒋，“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周首席”严正声明：“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首席”不想此事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当即反复辩称谒蒋既是出于礼貌问题，也是为了消除和平的暗礁。然“张首席”的解释，不但不能令“周首席”满意，反而引起极大反感。张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辩解无效，亦不免动了感情。于是，张的溪口之行，成为北平和谈的一桩“公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双方的谈判气氛。

双方同意，和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个别交换意见；第二阶段，正式会谈。交换意见伊始，双方即遇到重大分歧，南京代表团（除邵力子外）拒绝接受“惩办战犯”的条件。因为根据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名单，不但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被列为头号战犯；就是仍在台上的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亦赫然在列。显然，就张治中的立场来说，什么样的屈辱条件都可以谈，唯这一条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代表团认为：李宗仁既已公开宣布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现在又拒绝接受惩办战犯问题，这不是说并未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么？

战犯问题之外，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渡江问题上。“周首席”明确表示：“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可是，从蒋氏到桂系，对北平和谈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就是达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和谈开始后，蒋为了加大对北平和谈的压力，命何应钦赴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所谓和谈“五项原则”，第一项就是：“双方停战，各守原防，如共军渡江，即宣告和谈破裂。”对于“张首席”来说，“周首席”的强硬态度，中常会的强硬决定，有如两堵高墙，将他挤在中间。现在，既不能取消“惩办战犯”的条件在先，又不能达到“南北朝”分治的条件在后；和谈伊始，暗礁重重，实始料未及。

“张首席”尤感尴尬的，是南京代表团的六大代表，态度并不一致。“邵次席”与“张首席”颇多共同语言，也曾为国内和平奔波不止；但比较而言，邵的态度实际多了，认为以自己的主和派立场，早已不为南京主战派所容；谈得成，谈不成，都不可能再与国民党合作下去。因此，“邵次席”当然不愿再为蒋氏或桂系的利益火中取栗了；三席代表黄绍竑虽是桂系的智囊人物，但他是个有政治头脑的智囊人物，早看出蒋、李鼓吹“划江而治”，只是一个异想天开。其实，“黄三席”并不想当这个和谈代表，但李代总统拉住他不放，这才勉为其难地跟着张治中来了，和谈成功与否，他不像张治中看得那么重，也就拿得起，放得下了；四席代表章士钊是法界名流，社会耆宿，颇受人尊敬。“章四席”对国民党并无多少好感，只是认为老百姓太苦了，能有一线和平也是好的。问题是，和与不和，南京方面的决定权，仍操之蒋手，蒋甘心为和平垫背么？“章四席”不免忧心忡忡；五席代表刘斐为桂系谋略人物，曾任总参谋部次长，因不满于蒋的内战政策，战后坚请解甲归田。虽被李宗仁补为和谈代表，但并不附和李的“光荣的和平”一说。在“刘五席”看来，通过和谈，国民党能争得一个“光荣的下台”，即为万幸，哪里还有资格奢谈“双方停战，各守原防”的鬼话；居于末座的和谈代表李蒸，是一个担任了十几年大学校长的老教育家，曾跟着张治中做过几年的三青团团务，此次出任“和谈大臣”，便出自张治中的力荐。“李末席”深知自己只是一个凑数代表，以私谊论，自己理应扛张治中的“顺风旗”；然以形势论，张的观点不但不被中共方面认同，亦不被南京方面确认；在代表团内部也不被一致接受；自己亦多有不能苛同之处。如此，对于分歧意见，索性一概不置可否，少说为佳。

如此，苦就苦了个张治中，既然负有首席之责，便不能不独力撑持危局，按照南京方面的意见，作最大限度的力争；即使不能赢得中共方面的实质性让步，但如能争得一些形式上的让步，对南京方面能有所交差，也是好的，好歹算是恪尽职守，尽心尽力了。经过分析判断，张的结论是：中共已“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也就是说，所谓的“划江而治”，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局面；唯有在“惩办战犯”问题上，尚可向中共方面一番力争；即使战犯应该受惩，也不必正式提名，有贡献者还可撤销。张分析：中共所以不肯放弃“惩办战犯”的和谈条件，最大目的，就在于不肯放过头号战犯蒋介石。要说服中共方面取消“惩办战犯”一条，唯有力劝蒋先生出国，以消除中共方面的疑虑，事情或许尚有可为。

据此，“张首席”提出了新的和谈策略，即在“划江而治”的问题上，不再与中共方面作无谓的争执；但在“惩办战犯”的问题上，坚决表示：“我们绝不能签字。一则南京李、何不会同意；二则我们上午签了字，也许下午就出事了；三则签了字，我们如何回得南京去？只好留在北平了。”同时，“张首席”再给溪口蒋先生去信，痛陈利害，劝蒋“毅然放下一切”，否则，“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

“张首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得到中共方面的体谅，却未得南京方面的响应。4月8日，在北平香山，中共领袖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对战犯列名，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时间可以放宽，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维持现状，解放军渡江可在协定签字后或经过若干时日后进行，等等。4月12日，何应钦致电张治中，转达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决议：“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因此，“张首席”意识到中共虽在战犯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只要南京方面在拒绝中共渡江问题上仍抱有幻想，则北平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复存在。

4月13日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手上。张回忆：“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并说：“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一旦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至此，张认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无非是从文字、语句等方面，对协定草案作技术性处理，使“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求得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13日与15日，两次举行正式会谈，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所提的20多条技术性修改意见，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文本计8条24款，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过江。

面对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表示“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不过，张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比方，“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张的本意只在于自嘲，然“周首席”当即予以驳正，认为最近20多年来的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周同时表示：如果张将军所说的兄弟关系，“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很愿意接受。”周的矫正，意味深长。后来，两个代表团的成员，确是成了兄弟关系。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就是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问题，形成了最后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但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的道理，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16日，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返回南京汇报，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南京方面发来长篇复电，对《国内和平协定》各项条款大加斥责，表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21日上午9时，张治中把南京复电抄送中共方面，请他们再加考虑。中共方面的答复是：解放军已按预定计划，于20日深夜在安徽荻港段强渡长江成功；人民解放军正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命令》，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间长达500公里的长江段，全线发起渡江战役。至此，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裂。

蒋介石：“文白竟然如此！”

南京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原在张的意料之中。不过，就南京而言，并非铁板一块。李宗仁有些犹豫，白崇禧坚决反对，甚至斥责黄绍竑“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何应钦表示需要研究后答复；其他人有反对的，也有不发言的。顾祝同以最快的速度，把协定送溪口呈蒋。蒋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这是国人对晚清李鸿章的评价。

谈判破裂之后，南京代表团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张将军面前的一个难题。理论上，当然不是一个问题。谈判结束，首席代表的责任，便是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打道回府。但此次的情况，太不简单了。说到“打道”，自然是可以的；但说到“回府”，就不那么容易了。

首先，打道回府，“府”在哪里？21日，南京通知23日派出专机，24日将他们接回。但解放军在21日就已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就在这一天，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宣布了南京政府的转移计划：总统府、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院、会、部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等地；并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疏散行动。

然而，不等政府机关撤逃，历来不肯顾惜他人的汤恩伯大将军（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痛快地拔得头筹，22日就已下令南京军警机关全线撤退。23日晨，当张治中从北平打长途电话到南京时，不要说已经找不到南京政府，就连军警机关也已遍找不着了。所谓的“回府”，哪里还有一个“府”呢？（24日，张接到何应钦函，指示径飞上海；但这时代表团已决定全体留北平。）

其次，“周首席”亲自来做“张首席”的工作，请南京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领袖亦纷纷劝驾挽留，表示：“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周首席”并提醒“张首席”：“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据此，周恳切表示：“‘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这是一个出自内心的检讨，更是一个语重心长的关怀，张首席代表听了，其他代表听了，一个个顿露自慰之色，欣然有知己之感。

再次，南京代表团成员在去留问题上主张各异，意见颇不能一致。次席代表邵力子已明确表示与中共方面合作，夫人傅学文已来到北平；三席代表黄绍竑虽已返回，然亦以“身体不适”为由，由穗走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四席代表章士钊、五席代表刘斐及末席代表李蒸诸先生，因与国民党方面都没有太深的关系，也就纷纷表示考虑留在北平。这样一来，在南京代表团内，“张首席”就是一票，不免成了少数派。

从4月21日到22日，南京代表团就去留问题，整整讨论了两天，张代表与各代表之间，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张首席”因始终未能说服其他代表，只好无奈地表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这是一个简单的“复命”哲学，也是一个忠于道义的沉重表示。

然而，这真是一个非常时期，也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时代。就在张将军盼望南京方面的专机早日飞北平的时候，周恩来也在等待这架专机起飞的消息。原来，在这架飞机上，搭乘着几位神秘的客人——张治中夫人及孩子，他们是周恩来亲自下令保护的重点对象。

对于张将军家属的安全问题，早在几个月前，中共就已经高度关注。当时，张治中、张文心兄弟的家属都住在上海。中共地下党指派由中共地下党员、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的沈世猷具体负责。沈曾在张氏兄弟手下工作过，对两位上司的家属都很熟悉，自是一位理想的“监护”人选。张治中出任和谈代表以后，进一步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沈世猷奉命注意各方动向，防止不测事件发生。张率团北上和谈后，南京方面的和平空气一度很浓，表面上形势有所缓和，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张文心夫人郑淑华从上海回到南京居住。北平和谈破裂，形势骤然险恶，南京方面难以立足，洪希厚、郑淑华妯娌正考虑如何从南京出走时，沈世猷接到上级命令：秘密将张氏兄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据此，沈连夜通知并安排洪希厚、郑淑华及其子女潜赴上海，由中央航空公司业务经理邓士章（张治中的老朋友），安排他们登上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团返回的国民党专机，来到了北平。

夫人洪希厚、儿子张一纯及女儿张素我的突然出现，让张治中大吃一惊，亦大为感动。到了这个时候，“张首席”尽管仍然不能完全放弃他的“复命哲学”，但对于一个“走”字，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况且，即使中共方面同意他南归复命，夫人洪希厚及孩子们会同意么？最后，“张首席”不妨以半是感激，半是佩服的口吻向“周首席”说：“你太会留客了。”

不过，就“张首席”而言，人是留下来了，但思想弯子并没有转得过来。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两个月时间里，这是张治中一生中最为闲适自在的一个时期，也是张治中一生中最为苦闷的一个时期。

张将军留北平后，中共方面为了照顾他们一家的生活，特地拨了一幢花园洋房供其居住。房子位于北总布胡同，原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的公馆。房舍宽大舒适，环境幽静美丽，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生活设施。张将军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赞襄军机，东奔西走，终日埋头于处理浩繁琐杂的军政事务，真正与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很少。自留居北平后，张可说是无官一身轻了，彻底摆脱了公务之累，与家人逛风景，听京剧，“闲适自在”，是其从军从政数十年间从未有过的一种悠闲娱乐。家人曾感慨地说：“老天爷看你这许多年来太辛苦了，所以才特别给你这一个休息的机会。”

然而，在表面的悠闲后面，是张将军思想上的苦闷和彷徨。张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本人曾声称：“我自信是一个革命党员，但是我又是读了10年线装书，具有中国伦理观念的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就觉得非常苦恼！”又说：“在4月到6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就其人生抱负而言，张将军追求民主进步，热爱国家民族，祈盼民富国强，这是没有疑义的；然就其伦理道德而言，张将军崇尚“忠恕”之道，主张感恩图报，追求从一而终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忠、信两个字，在张将军的人生辞典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事君以忠，事友以信，这正是张治中的人格坐标和道德规范。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了张治中与国民党的全部关系，亦建构了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全部关系。

然而，无论怎么说，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了，所有的道德伦理最终都不得不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合拍；国民党毕竟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政治集团，蒋介石亦毕竟是一个落伍于时代的保守人物。于公，国民党集团的反时代性，早已为张将军深恶痛绝；于私，张将军屡屡放言极谏，“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先生，实已竭智尽忠，力图匡救，积重难返，无可奈何，可以说问心无愧”。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合则来，不合则去”；于公于私，张将军都绝对没有再与国民党及蒋介石继续合作下去的必要。毕竟，在蒋、张关系中，虽有公谊，但更多的是建立在感激知己基础上的私谊；而在中共方面与张将军的关系中，则是建立在顺应历史潮流、服务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家意识与公共道德。这是张将军所不能拒绝和必须服从的。

当然，张将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与周恩来的长期影响与辛勤工作有重要关系。就张治中的经历而言，从黄埔建军到北平和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周恩来了。张将军亦坦言：“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20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其实，即便不谈政治向背，也不谈思想抱负，只就个人气质及人格魅力而言，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影响。这是张治中最终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不过，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把张治中列为中共的重点统战对象，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多所劝导，促其觉悟的结果。当时，不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人物纷纷登门看望，与其纵论天下大势，劝其把握历史潮流；而且不少民主人士，受周之托，以亲身经历，向张将军现身说法，释疑解惑。周恩来本人更是倾注了最大的热诚和智慧，不厌其烦地做张的转变工作。周曾直言批评张：“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周并通过屈武等张的亲信干部，不断向张传达信息，肯定张“在政治上他是向前看的”，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迅速站到人民一边。

周恩来的耐心帮助，促使张“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认识到自己原先所追求的国民党，应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蜕化为腐朽势力代表的政治集团；就本人与蒋介石的关系而言，只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魁的关系，一个负责干部与最高主管的关系，“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臣主仆的关系”。“党魁不革命，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呢？”很好！功课做完了，“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张治中的思想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完满的解决；但国民党方面，仍在不断制造新闻。4月27日，何应钦主持行政院会议，宣布撤销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5月4日，行政院政务会议以张治中留北平未返为由，宣布免去张治中的西北军政长官职；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然而，未过几天，中央社的态度急转弯，连发两个电讯稿，称张治中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开始对张治中大加攻击了。

中央社连发三份电讯稿，张将军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于是，借中共《人民日报》一块“宝版”，张将军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内称：“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该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对于张将军而言，这是他苦闷彷徨80多天后的一个重要总结，也是表示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一个公开表态。对张将军的这个声明，中共方面大为激赏。在同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发表题为《评张治中声明》的社评，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唯一的光明出路。”但是，看了张治中的这个声明之后，大为恼怒的也有人在，蒋介石便是其一。据说，这一天的《人民日报》送到台北草山官邸后，蒋恨恨地骂道：“别人背叛了我犹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在蒋介石看来，张治中对国民党的彻底决裂，也就是对他个人的背叛。蒋始终把张治中看作是他个人的私产，而非国民党的干部。蒋的最大失败就在这里！张治中的最大觉悟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北平和谈破裂，毛、朱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据此，如何解决西北问题？已成为中共统一全国的题中之义。加之，中共受到和平解决北平、绥远、榆林问题的鼓舞，和平解决西北问题的信心，进一步得到增强。考虑到战后的国民党西北军政当局，以张治中将军经营最久，基础最深，影响最大。因此，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尤其是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不能不考虑发挥张将军的作用。这也是中共方面以最大的决心，对张将军进行统战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早在4月28日，亦即张治中决定留平不几天，毛泽东即以欣喜的心情电告西北“疆帅”彭德怀，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北问题的构想，说明“假如西野方面暂时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这是中共方面第一次提出利用张治中解决西北问题的构想。

6月下旬，张将军的《对时局的声明》发表之后，中共以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构想开始具体化。8月6日，毛电彭，指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又说：“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这是中共方面明确指出张治中在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8月下旬，兰州解放。进军新疆的问题，已成为中共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此间，中共中央得到有关方面的报告，称新疆方面赞成和平的力量，现已处在优势地位，唯所有和张治中亲近的人，都希望和张取得联络，告诉他们在和平上应当怎样做。这使中共既看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前景，也意识到张治中确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在新疆方面，从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到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军政首脑，从省府秘书长刘孟纯到迪化市长屈武等实力人物，以及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赛福鼎等，虽然都具有民主进步倾向，赞成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但由于受资历、声望、立场、观点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均难以被其他各派政治势力共同拥戴，亦难以对新疆各阶层及各民族人民有共同的号召力。故新疆问题能否得到和平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缺乏那种登高一呼、山鸣谷应的中心人物。若有之，则非张治中莫属。

接到报告后，毛泽东颇为鼓舞，并于9月10日约见张治中，说明解放军将由兰州和青海分路进军新疆，希望张能动员新疆军政负责人率部起义。毛并说，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张很兴奋，表示自己早有此意。次日，张即致电陶峙岳、包尔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张并另电陶峙岳，指示起义的有关注意事项，提醒陶注意马家军的动向。

张治中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迅速得到新疆各主要政治力量的响应。9月17日，陶峙岳总司令与包尔汉主席电复张治中，表明拥护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立场。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省部队，包尔汉率新省政府全体成员，分别发出起义通电，并说到：“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转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张治中闻悉新疆起义的消息，兴奋地说：“回顾从1945年到1949年间，特别是1946年到1948年这三年，新疆局面是如此紧张，人民心理是如此动荡，多少次数濒于决裂，濒于战争，真使人惊心动魄，寝食不安。好了，现在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一切问题都成为过去了！”

促成新疆和平起义，是张治中以新的身份与中共进行合作的开始。毛泽东幽默地将这种合作，嘉许为新的“国共合作”。毛对张治中说，希望你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做彭的副手，并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张为之动容，从此开始了人生里程中的一个新阶段。

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张治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常务委员，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张治中最早担任的两个重要职务。随后，张治中先后担任的主要职务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苏友协西北分会副会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研究小组组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届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将军的最大功绩，是为安定西北、安定新疆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当时，新疆起义部队达10万之众，全省各族人民400多万。解放伊始，军心未固，人心未稳。为此，张将军写成建议书一份，题为《新疆概要的问题》，对新疆的地理历史与政治沿革、“伊宁事变”与和平协定、省府改革与伊宁方面撤退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概述；并就民族自治、省府改组、军队改编、财政税收、经济文化教育、对苏条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书成后呈送毛泽东，成为中共方面决策新疆问题的重要参考。这是张治中对中共高层送出的第一份长篇建议书。

11月27日，张将军欣然应彭德怀之邀，同机赴新疆视察，先后参加了改组及成立新疆省政府、改编起义部队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此间，张将军曾以《怎样改造》为题，以亲身经历，两次向起义部队现身说法，对部队机关干部作长篇报告，对教育起义部队广大官兵，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解放以后，张将军先后出任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一、二届人大常委，三届人大副委员长，历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为政协及人大的工作，作出过很多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张将军曾对国名及国旗提案，提出过很好的建议。此外，张将军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及政协、人大的工作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毛泽东曾为之评价：“他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中，张将军与许多民主人士一样，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及冲击，这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逝世，终年80岁。4月9日，人大常委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总理及郭沫若、赛福鼎、章士钊、傅作义、刘斐等生前友好出席。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张将军能得到这样一个待遇，比起无数中共革命元老及许多民主人士来说，真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张治中曾经坦言，自己的人生信条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句教诲：“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综观张将军的一生，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