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清朝杰出政治家）
张廷玉简介
张廷玉：张廷玉，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出生于京城时，父亲张英正任大学士兼翰林院编修。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习读满文，康熙四十二年授检讨。一年后入值南书房，几度升迁后升为刑部左侍郎，一年后以原官调吏部。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廷玉相当赏识，雍正元年（1723）初命为皇子师傅，擢礼部尚书。同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他还是纂修《明史》总裁官之一。
张廷玉传记——
清代著名大臣张廷玉是中国很少的几个见证了著名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盛世王朝、也为这三个盛世王朝的到来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之一。品读张廷玉，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回顾一下当时中国的盛世景象。
一、出身显赫的张廷玉
1.其父是张英
张廷玉的父亲是康熙皇帝在位时期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
张英，祖籍江西鄱阳。明朝初年的时候，张英的先祖搬到了安徽桐城居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张英是安徽桐城人。
张英出生于1637年。1667年，张英中二甲四名进士。此后他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1701年致仕归里，1708年病逝于桐城，享年72岁，赐谥文端；世宗即位，赠太子太傅；高宗初年，又复加赠太傅。
张英为学以朱子本义为宗，立论坦易明白，不务艰深，曾任《国史馆文略》《大清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总裁官；著有《笃素堂文集》《笃素堂诗集》《笃素堂杂著》《存诚堂诗集》《学圃斋诗话》《南巡扈从纪略》《易经衷论》《书经衷论》《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行于世。
张英为官清正谨严，一生深受康熙宠信，康熙称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为人又极谦和，遇同僚“善气导迎，未尝有迕”，家居则乡邻以至仆隶“常得其和…….无所寄怨”。有名的“六尺巷”故事就源于张英。
2.其家“六尺巷”
说起张廷玉的家“六尺巷”，这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此巷位于桐城文庙西南不远的西后街，巷南原为张英府（旧称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巷长100米，宽2米。话说张英在京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时候，邻居吴氏欲侵占他老家的宅边地，家人驰书北京，要张英凭官威压一压吴氏气焰。谁知张英却回诗一首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很明白：退让。家人得诗，主动退让三尺。吴氏闻之，受到震动也后撤三尺，于是形成了今天著名的“六尺巷”。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此诗可作佐证。不与人计较斤两得失，大度处之。因此，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如今在六尺巷立有两座刻有“礼让”和“懿德流芳”的牌坊。试想以宰相之尊礼让三尺，恐怕不光吴氏深为感动，就连天下人也都要为之感动了。
大学士，从唐到清都有此官职，是内阁长官，任务是起草诏令，批阅奏章。直到雍正皇帝设军机处，才代替了大学士的职权。大学士又有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之分。张英是文华殿大学士。既是内阁长官，人们也称他为“宰相”，正一品。面对如此大官，吴氏也敢侵犯，敢于虎口拔牙，说明也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地头蛇”。
张英在桐城城郊两条小河交汇之处建“双溪草堂”，书斋门联为“俭勤自是持家本，和顺端为受福基”。他强调“俭勤”“和顺”，这也是中国古来的美德。康熙皇帝也给双溪草堂题了一联：“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这倒也说出张家一门淡泊的、致远的、少与人争的处世哲学。张英、张廷玉父子看完荷花，在荷亭共撰一联曰：“白藕入泥，斜插玉簪通地理；红莲出水，倒悬朱笔点天文。”务实，勤勉，志在高处。
所以，“六尺巷”现在成了名胜古迹，也使世人从中学到了东西。如果当年张英以官势压人，也就没有今天的六尺巷了。
张廷玉（1672-1755年），康熙年间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备受雍正、乾隆倚重。
3.兄弟四进士
张英的长子张廷瓒和三子张廷璐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张英的五子张廷瑑是雍正年间的进士。因此在桐城当地几百年来就有“父子宰相府”、“五里四进士”、“隔河两状元”的说法。
张廷瓒，字卣臣，号随斋，张英的长子。1678年举人，1679年赴会试获二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迁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南书房。1687年奉命主持山东乡试，秉公取士，慧眼选才，朝野俱称。后随康熙皇帝三征绝漠，倍受恩宠。但不幸先于张英而卒，朝野上下均为惋惜，所著《传恭堂诗集》存世。
张廷璐（1675—1745年），字宝臣，号药斋，张英第三子。1702年应乡试列副贡；1713年再应乡试中举；1718年赴会试中一甲第二名（榜眼）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迁侍学士。1723年，出督河南学政，因罢试事坐落职；旋即又重新授为国子侍讲，擢国子祭，迁詹事府少詹事；1729年，擢江苏学政；1732年，典浙江乡试；1733年，擢礼部侍郎，再督江苏学政。1744年，主持江西乡试，后辞职还乡，被称颂为“三朝旧臣，后进楷模”；1745年，病逝于桐城。一生好学，诗宗唐名家、文法宋诸子，著有《咏花轩制义》、《咏花轩诗集》传世。
张廷瑑（1681—1764年），字恒臣，号思斋，张英第五子。1713年中乡试。雍正元年（1723）恩科会试，获二甲十五名进士，授编修，历迁至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晋詹事府詹事。1736年，迁工部右侍郎，充会试副考官，仍兼日讲起居注官；1740年，视学江苏；1744年，改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江西试，回京后即因病辞职告归；家居二十年，自奉俭薄，粗食布衣，再未出为官；1764年，病逝于桐城，享年84岁。
二、为官一路平步青云
1.康熙年间的张廷玉：开始崛起
张廷玉，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1672年生于北京。是大学士张英的第二个儿子。幼承家教，并相继受业于同乡倪伯醇和宜兴唐起裁等先生。10岁能诵《尚书》、《毛诗》。16岁回乡应童子试，被拔置县学第六名。17岁与大司寇谥端恪公第六女姚氏结婚。1697年抵京参加会试，因父奉命为总裁官而回避不与试。
1700年，张廷玉中进士。张廷玉被选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03年，“蒙御试清书一等第一，授翰林院检讨”。同年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1704年夏，侍值南书房，任《御选物诗》、《佩文韵府》二书纂修官，1705年初任日讲起居注。
1705年以后，张廷玉多次随从康熙南巡阅视河工、出口避暑及巡行蒙古诸部落等，“抱书珥笔”，与康熙相去咫尺。
1712年，张廷玉授司经局洗马，掌管局事兼翰林院修撰。所谓司经局洗马，也叫太子洗马。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子太傅、少傅的属官有洗马之官，颜师古注引张晏说：“洗马原十六人，秩比谒者”，又引如谆注：“前驱也，《国语》曰：勾践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也”。后世皆称洗马。“洗马”即在马前驰驱之意，为太子的侍从官。梁代以洗马隶属典经局。隋唐于司经局置洗马，一变而为掌管书籍的官，直至清代均沿设。清代司经局所设之洗马用满汉各1人，从五品。
1716年，张廷玉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719年，张廷玉受命领修《骈字类编》，历7年而书成。1720年夏，授刑部左侍郎仍兼内阁批本，任后“殚心竭力，务求平允，不敢一事疏忽”。“每有重案，必披情愫以商榷”。该年冬，山东盐贩王美公等聚众劫夺盐店富户，又有青州生员鞠士林倡言异教，招集人数甚多，巡抚李树德下令捕缉，被捕者150多人。奏到之日，康熙命张廷玉同都统陶赖、内阁学士登德前往济南，会同抚镇严审治罪。1721年春，张廷玉等奉命出都。张廷玉“私心惴惴，几废寝食，以不称任使为惧。且同事二公皆为初交，未曾共事，恐有意见参差猜疑掣肘之患，一路同行，以诚信结之，渐知张廷玉之心迹矣。抵东后，穷日夜之力检阅卷案，因于大庭广众谓同事诸公曰，‘此盗案非叛案也’。”即一一研究，作盗案归结，戮为首者7人，戍35人，无辜牵连者释放。1721年夏，张廷玉授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士。
2.雍正年间的张廷玉：尽显辉煌
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张廷玉受命协同掌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1723年初提升礼部尚书，充《世祖仁皇帝实录》副总裁官。雍正皇帝说：“汝世受国恩，又系皇考多年侍从之旧臣，当年圣德神功，无不亲知灼见，今应纂修《实录》之任，纪载详确，惟汝是赖。”
雍正元年（1723），张廷玉复命值南书房，与朱轼、徐元梦、嵇曾筠为诸皇子师傅。这年夏天，张廷玉为顺天乡试主考官。此时张廷玉子弟数人及长婿姚孔鋠在京乡试，张廷玉奏请一体回避。雍正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这年秋天，张廷玉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学院学士事。又调户部尚书。这年冬天，殿试，开列读卷官，张廷玉以子弟应试例不列名，雍正皇帝不允，仍著读卷。张廷玉遂与诸大臣秉公校阅，取定甲乙，照例将前10卷进呈御览。雍正皇帝阅至第五卷，大为嘉赏并要拔置一甲。张廷玉以该卷为弟张廷珩卷恳辞不可，雍正皇帝点头命置二甲第一。次日授张廷珩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该科张廷瑑、张若涵被授为庶吉士。一门三人同科入选，相传为科举未有之盛事。同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
1724年春，张廷玉条奏江西、浙江等省“棚民”事。略言：浙江衢州军府、江西广信等府与福建连界，江西赣州等府又与广东连界。福建、广东无籍与流移失业者，入山垦种，搭棚居住，人数日多，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请敕江浙督抚查明情况严加约束，秉公拣选才能操守兼优之员，保题补授，并取具五家连环互结及严行保甲之法，不时稽查，以维护治安。雍正皇帝阅后，下督抚议行。五月，张廷玉为《大清会典》总裁官。
1725年春，张廷玉任《圣祖仁皇帝治河方略》总裁官。不久，雍正皇帝躬耕籍田，张廷玉以大司农从耕。
1726年，张廷玉实授内阁大学士仍兼理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吏部奏请兼衔，又为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是年三月，充《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
1727年冬，张廷玉晋文华殿大学士。雍正皇帝谓其“身兼数职，夙夜在公”。
1728年春，张廷玉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张廷玉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
1729年，张廷玉加少保衔。
1730年因西北用兵，雍正皇帝命设军机房，以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和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后改称办理军机处。张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笔批发。从此内阁权移至军机处，大学士必任军机大臣才能参与政事，每日奉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雍正帝（1678-1735年），爱新觉罗.胤禛，清朝第五位皇帝，1722至1735年在位。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实行“改土归流”“火耗归公”“打击贪腐”等一系列铁腕改革政策，对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
1731年春殿试，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卷获一甲第三，张廷玉固辞不允。雍正皇帝闲论旧事时说：“大学士张廷玉，侍朕左右，敬慎小心，十一年如一日，其为人外和平而内方正，足办国家大事。”
1735年秋，雍正皇帝病危，张廷玉与庄亲王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
3.成功探谜
张廷玉在康雍两朝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康雍二帝对其恩宠有加，尤其是雍正皇帝，更是将其视为股肱。据《张廷玉年谱》记载：某次张廷玉病愈上朝，雍正谕其曰：“朕前日向近侍曰：‘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近侍惊问原因，朕曰：‘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可见其受宠的程度！
张廷玉在康雍两朝获宠是由于他具备他人所难以企及的素质和能力。
第一，文思敏捷，主事干练。
张廷玉自1704年入值南书房，充日讲起注官起，直至乾隆皇帝在位初期，遵旨缮写上谕，皆能详达帝意。尤其是在康熙驾崩雍正守丧期间的特殊时期，朝中政局不稳，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祸患。此时张廷玉每日奉旨入宫缮写谕旨，雍正口授后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他人所及，事后雍正曾就此对其大加赞扬。张廷玉的记忆力亦非他人所及，某次雍正向其询问各部院大臣司员胥吏的姓名，张廷玉奏对各人姓名籍贯及科目，无所差错。雍正初年，清廷对准噶尔大举用兵，值此军兴羽檄交驰之际，张廷玉兼领皆为要职，每日都有百数十人抱牍案环立于旁等待批答，甚至是坐在肩舆之中，张廷玉也不停地处理文书。虽然事务繁剧如此，但张廷玉没有使一件事出错或耽搁。对其办事能力，雍正皇帝赞道：“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
第二，清廉谨慎，乐善好施。
张廷玉身居要职数十年，始终保持清、忠、和、厚的品质，他和共事的数十僚友大多都能平心接待，对他们多所容纳。凡是别人馈送之礼，价值超过百金则严词拒绝。康雍乾三帝曾先后赐给张廷玉白银近万两，他将此银两或用于激励士子发愤学习或将其寄回家乡购置公田以资助乡里的穷困者和灾民。1698年秋，桐城发生水灾，张廷玉在其父张英的支持下在家乡设立粥场赈济灾民。1735年春至1737年夏，张廷玉用雍正皇帝所赐白银近五千两在桐城东门外建石桥一座，大大方便了过往的商旅行人，从而得到乡人的称赞，此桥亦被人称为“良弼桥”。1740年春，张廷玉闻知桐城一带歉收，米价暴涨，便寄信回家，令家人捐谷一千石以救济贫民。张廷玉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一生遵循其父“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的教诲，每日处理完公事归家后便手持典籍，青灯古卷，独处一室细心阅读，旁若无人。
第三，正直勤勉，缄默持重。
张廷玉在为官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做到了勤勉持重，为官正直。这也是他能长期周旋于君臣之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康熙皇帝末年，吏治松弛，铨政不清，张廷玉时任吏部左侍郎，坚决摒除请托行贿之风，并顶住各方压力严惩了吏部舞文弄法的蠹吏“张老虎”，被时人称为“伏虎侍郎”。雍正年间他无日不蒙召对，每有所建议便口奏或具折上奏，请皇帝颁旨宣播于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即使是经他推荐而受擢用之人也始终不让当事人得知。同时，张廷玉对自己的子弟要求亦十分严格，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参加廷试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以“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里。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为由，恳请将其子列为二甲，雍正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
三、盛极而衰——乾隆年间的张廷玉
1.盛事修史
张廷玉负责修纂的《明史》是清乾隆年间“钦定”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正史史书，也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
如果从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94年。假如从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60年之久。
为什么这部史书前后费时这样久呢？主要是当时政治上不稳定的原因。
顺治年间，虽已开馆，但当时清朝和南明残余势力的战争尚未终止，在战乱时期，史料缺乏，“实录”不全，献书者极少。另一方面，此时负责编史的大臣主要是洪承畴、范文程和冯铨。洪承畴、范文程为明降臣，有许多顾虑，对万历以后明清关系如何处理，实属棘手，迟迟不敢下笔。冯铨则为明朝臭名昭著的阉党，其言行多为士大夫所不齿。因此当时修史得不到士人的支持。延至康熙年间，又出现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再一次牵延时日。
真正动手修史，是1679年以后的事。康熙年间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这里，应当提一提我国史学上的一段公案。原来，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词科。黄、顾等人虽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黄宗羲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评论他“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把万氏的明史稿进行了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举曾引起当时和后来文坛的非议和责难，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王鸿绪实际上是掠夺了数十年来以万斯同等人为主力的几十个学者的劳动成果，属于剽窃行为。
从1723年至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现在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
经过三次改稿、费时几十年的、张廷玉负责修纂的《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
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系统地作了介绍。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对袁崇焕被清太宗设反间计杀害一事，以及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
第四，《明史》在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土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明史》的作者们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抱敌对和仇视的态度，在为他们立传的同时又诬之为“流贼”。这是作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目的是为统治者总结经验：“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但客观上为后人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个土司传。这些传，虽坚持民族压迫的立场，对少数民族有许多污蔑之词，但其中保存了大量这一带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今日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此外，《明史》其他部分篇章，也为后人保存了不少可贵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对明代特务机构厂卫的叙述等，都有助于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考察研究。
张廷玉负责修纂的《明史》也有明显的缺点：
首先，它对纲常名教的宣扬和对农民起义的仇视，都达到极露骨的地步，比其他史书更为突出。其中许多诬蔑农民战争的失实之处，已有不少史家为之辨证。
其次，由于清朝实行文禁政策，《明史》的作者常常不得不用曲笔，尤其对清朝的兴起和南明的事迹，记事偏于笼统晦昧，有的地方甚至歪曲捏造。例如故意隐讳建州女真对明朝的从属关系，以及掩盖东南人民抗清斗争事迹等等。
2.陷入党争
雍正驾崩之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允礼于1738年病逝；允禄于1739年以谋反被削爵，失去了权势；辅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当雍正皇帝还未即帝位时，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遭到拒绝，因而雍正皇帝对他格外器重，雍正皇帝登基后委以重任，于1732年升至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随着其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一些满洲官僚相继依附鄂尔泰，一部分汉族官僚也投靠在鄂尔泰之下，由此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股肱重臣，雍正皇帝给予了极高的待遇，于1730年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封建时代，这显然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乾隆皇帝即位后，也同样敬重二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又在张廷玉七十大寿时御书“调元锡祉”匾额，还亲自撰写对联和诗赠送张廷玉。
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恩宠，使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无所顾忌，他们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清人昭梿就说：“上（指乾隆皇帝）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此，乾隆当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后来就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和明争暗斗，年轻的乾隆皇帝自然不会听之任之，让其无限制发展的。乾隆自登基以来，就发誓“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因而对私自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臣下：“明李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对鄂、张两党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策略，步步进逼，显示了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改土归流”，对巩固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使雍正皇帝颇为不满，曾下旨切责鄂尔泰，并派出属于张廷玉集团的张照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搜集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皇帝告发，企图推翻“改土归流”政策，恰遇雍正皇帝驾崩。
乾隆皇帝即位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的提议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这时，鄂党占了上风，欲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
乾隆皇帝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对鄂党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坐视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要在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皇帝并没有采纳。对此他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皇帝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乾隆皇帝以后回忆此事时说道：“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皇帝看来，对两大政治集团不打击一派扶植一派，也不使两败俱伤，这样既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就是更加美妙的事。这是乾隆皇帝心中打的如意算盘，也是他作为一代明君的特殊表现。
然而，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大失所望，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措施打击党争。
1741年，号称“敢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富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皇帝并不相信，经过调查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1000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佥都御史，乾隆皇帝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仲永檀尝到弹劾的甜头后，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渲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也并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皇帝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就没有足以和张党相抗衡的势力，那时张党就会为所欲为，肆行无忌了。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将仲永檀下狱（后病死于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不再让其侍奉皇帝，然后又严斥鄂尔泰说：“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然固结不解。直到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为鄂尔泰门生，其诗文中多有悖谬之词，被斩决。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皇帝令鄂昌自尽，至此鄂党才遭到沉重打击。加上鄂尔泰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为了不使张氏家族势力过大，左都御史刘统勋建议不妨效仿康熙朝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
对于刘统勋的这一建议，乾隆表示赞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又对张廷玉进行抚慰，开导张廷玉这样做对他有益而无害。
张廷玉在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皇上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1749年，乾隆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但张廷玉的屡次乞退使乾隆皇帝深感不悦，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人臣，侍奉帝王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廷玉却为此反复不休，不顾皇恩宠沃，有失朝廷重臣的风度。
果然，张廷玉的这种做法很快被鄂党当作攻击的借口，他们向乾隆皇帝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这一朝廷给大臣的最高荣誉。
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他对这一荣誉看得极重，因为整个清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有12人，而且自己是唯一的汉臣，如果被撤销这一待遇，比让他现在去死还严重。于是他立即去见乾隆皇帝，哭咽难抑，竟要求“乞上一言为券”，也就是让乾隆皇帝给他写一份保证书。这使乾隆皇帝很不高兴，但还是表示不会更改雍正遗诏，让张廷玉放心。
第二天，张廷玉只是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这使乾隆皇帝恼怒万分，认为张廷玉请求配享太庙时能亲自来面奏，谢恩时却不见驾，是视皇恩为“分所应得”，当即下旨斥责张廷玉。乾隆皇帝这一异常举动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惊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给张廷玉。次日一大早，张廷玉还没有接到圣旨就进朝谢恩。乾隆皇帝见张廷玉消息如此灵通，更是怒火难捺，查出果然是由张廷玉推荐的汪由敦走漏的消息，立即削去张廷玉伯爵，虽然仍保留配享太庙，但已经彻底失宠。而给张廷玉通风报信的门生汪由敦，则罢去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留任办事赎罪。
六尺巷。当年张廷玉的父亲张英在京为官，其桐城老家的家人因宅基地问题与邻居吴氏发生争执，张家人飞书北京，想请张英摆平纠纷。但张英回书一首打油诗：“千里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接书后遂退让三尺，吴氏见张家先让三尺，也自动退让三尺，形成了传至今天的“六尺巷”。
然而，对于这位已经失宠的老臣，乾隆皇帝仍不能放过，他不时寻找各种借口斥责张廷玉，使张廷玉寝食难安，想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回原籍养老。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就急匆匆地向乾隆奏请回乡，乾隆斥责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可见对张廷玉的怨恨已达到极端程度。
之后，乾隆皇帝命令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皇帝的心意，一致认为应该罢免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以此为依据，修改雍正皇帝遗诏，也不再记得自己对张廷玉的许诺，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乾隆皇帝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专制制度下皇权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则彻底打击了张廷玉的势力，使朋党不再成为危及皇权稳定的隐患因素。
同年九月，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皇帝降旨罚张廷玉白银15000两，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如汪由敦等人，也都一一受处罚。当张廷玉于1755年病逝时，乾隆皇帝却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仍令配享太庙。
乾隆皇帝这一做法，如果张廷玉死后有知，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这实在是专制帝王对臣下所作的恶作剧！
由于朋党挑战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威，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棘手问题，这在清代也不例外。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的争斗，一直延续到乾隆朝，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乾隆皇帝的精心运作下，终于先后消除了两大集团，平衡了朝中势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朋党势力，有力地维护了集权统治。
3.晚年生活
年岁渐高的张廷玉精力大不如前，办事能力更非昔日可比。据记载，张廷玉晚年每遇启事者至，则云“好好”二字，某日一胥吏请假，张问其何事，胥吏回答说刚刚收到父亲的讣告，张廷玉居然照答道“好，好”，结果成为别人的笑柄。可见，步入老年的张廷玉昔日的精明强干荡然无存。再加上以满洲新贵傅恒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年老昏聩的张廷玉自然不再受新皇帝的倚重。
由上可见，张廷玉为人处事虽确有过人之处，但和普通人一样有自身的弱点。张廷玉的宦海沉浮经历可为今人之鉴！
1755年春，83岁的张廷玉卒于里第，葬于龙眠山。乾隆皇帝命仍配享太庙，谥文和。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仅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居官50年，长词林27年，主揆席24年，赞画军国大政难于数计，无声色玩好之嗜，性情淡泊。著有：《传经堂集》《焚馀集》《澄怀园诗选》《澄怀园载赓集》《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语》《澄怀主人自订年谱》等，另有疏稿等若干卷。
张廷玉有4子3女。长子张若霭，字晴岚，善书画，1733年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充军机章京。乾隆年间，屡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746年，随从乾隆皇帝西巡，感染疾病，归京后去世。次子张若澄，字镜壑，1745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累官至内阁学士，亦工画。三子张若淑，荫封员外郎。四子张若淳，字圣泉，历官刑部主事、军机章京、郎中、云南潋江知府、太仆少卿、侍郎、兵部尚书等，历工、刑、户诸部，卒于1802年。赠太子少保，谥勤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