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明首辅）
张居正简介
张居正：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今湖北省荆州市）军籍。生于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故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万历十年（1582）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恢复名誉。
张居正传记——
长江之子
长江之滨，有一座古老的名城——湖北江陵，自古以来即是长江流域政治、军事重镇，经济、文化中心。数千年来，这块圣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无数精英。明朝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初三日，一颗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闪耀着光芒的新星，又诞生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他就是数百年来被史家赞颂为“明代第一相”的内阁首辅大学士，杰出的改革家——张居正。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娶妻赵家小姐后，张家发生了一连串的奇事。赵氏梦青衣小童自天而降，怀有身孕，张居正出生时，他的曾祖梦见白龟出现，所以他原名张白圭，梦龟而生的婴儿，预兆长大后必以文才而承担重任。张居正降生的种种奇异，虽然是后来的编造附会，但他的早慧却是事实。两岁时就能够较流利地说话，10岁已通晓《诗经》、《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并能写出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被视为荆州府的少年奇才。
嘉靖十五年（1536年），张白圭赴荆州府应考。年纪最小的他脱颖而出。荆州知府李士翱，特意接见了这个年仅12岁的少年才子，并把他的名字改为“居正”，预示将来必居高位执掌要职。应考以后不久，湖广学政四顼来到江陵，召见了张居正，并当场面试他的才学。由于才华出众，张居正被补为博士弟子高等，为府学生员，成了荆州府最年轻的秀才。
第二年，张居正到武昌参加乡试，又是名列前茅。湖广巡抚顾磷赏识张居正的才华，认为应让这个13岁的孩子受些挫折，使他更加发愤、成熟。因此他建议监试的冯御史不录用张居正。但他知道，张居正不仅需要磨炼，更需要热情的鼓励和正确的引导。为此，在考生返乡前，他约省里的藩台、桌台等官员一同接见了张居正，并和在座的官员说：“此子乃是将相之才，日后必是国家的栋梁。”这种殷切的期望和深远的知遇，无疑对张居正是莫大的信任与鞭策。原来争奇好胜的上进心，升华成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嘉靖十九年（1540年），张居正16岁再应乡试，中了举人。顾磷又鼓励他要成为伊尹式的王佐之才。做一名伊尹式的贤相，成了张居正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23岁，再次入京应试，会试合格，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了二甲进士。从此他步入仕途，开始了一生中的新起点。
翰林储相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高中二甲进士的张居正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职。明代宰辅170余人，十分之九都是由翰林而任，因此，从庶吉士开始的翰林官都被视为“储相。”
为了要具备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本领，年轻的张居正深入研究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各类典章制度，寻找富国强兵，足食安民的良策。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除了读书外还必须了解社会，广泛结交师友。徐阶是张居正由衷敬仰的师长，对他的影响也最大，是他仕途上真正的导师。
25岁那年，张居正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这虽不是直接参政的官职，但张居正还是不避冒犯天颜而获罪的危险，向嘉靖帝上了一道《论时政疏》，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积弊。这份奏疏，表现了张居正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清晰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症结。言辞中，也不乏委婉的讽谏。上疏之后，张居正热切地盼望皇帝能采纳他的主张，以实现他“翩翻来君旁，为君补华裳”的梦想。
（一）忿腐政，称病辞京
张居正的《论时政疏》送入宫中后，如泥牛沉海一去无音。他的热望渐渐地冷却了。此后，政治的腐败，日甚一日。
嘉靖皇帝朱厚熜崇奉道教，不理国政，亲近佞臣。皇帝的昏聩，使奸臣严嵩父子得以窃柄弄权。他们倚仗权势，贪污纳贿，鱼肉百姓，为巩固权势，极力培植死党，真可谓是“宾客满朝班，姻亲尽朱紫”。对权奸用事，贿赂公行的腐败朝政，张居正的内心中充满了愤恨，尤其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严嵩弄权，导致“庚成之变”，使京郊人民罹受鞑靼烧杀抢掠之灾。之后，虽有官员上书弹劾，可由于皇帝昏聩，他们均被严嵩诬陷杀害，这使张居正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朝政的腐败，以及严嵩父子的奸险卑劣。他渴望自己的老师、密友内阁大学士徐阶能做一个“磊落奇伟之士”来挽救国家的危机，可徐阶却令张居正失望了。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称病辞京。临别之际，他给老师徐阶留下一封长信。既称赞了徐阶的品德、威望，又委婉批评了他一味顺从的做法。他希望徐阶以自己的忠诚，为国家立下不朽之功。
张居正虽然离京而去，可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却仍然悬系在朝中。
（二）息田园，怀国矢志
张居正回到故乡江陵，开始了他的蛰居生活——养病、学农、读书、游历，广泛、深入地了解社会。
田园生活，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农民。他感觉到人民的不满在增长，国家已临覆舟之危，一种治国安民的责任感不由得又泛上心头。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后来呼唤他重返政治舞台，正是这种对农民痛苦生活的真切了解和对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才促使他后来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
看到国家已非止一日处于“抱火寝薪”的危险局面，张居正在学农之余，博览群书，融会百家思想，研究当世之务。他要等待时机，为国家致太平，为个人树不朽。
在乡居期间，张居正还常出去游历，了解社会实情，在古圣先贤那里找到了楷模，在大自然中受到了启迪。
为此张居正决计出山返京。在父亲严命的催促下，并非真的甘于终老林泉的张居正，结束了三年息影田园的隐居生涯，踏上了回京之路。
三年的蛰居生活，张居正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升华，完成了由书生到政治家的转变。他看清了民众的苦难，国家的危机，朝政的腐败，意识到了自己神圣的责任。
宦海角逐
（一）附徐阶，连升入阁
张居正回到京城后，继续在翰林院任编修，读书撰史。
离京三年，政局依旧。嘉靖皇帝还是在深宫中奉道斋。严嵩父子还是大权在握。徐阶还是专心为皇帝撰写青词，小心恭谨地侍奉严嵩。
张居正返京续职，依然是徐阶营垒中的人，这早在徐阶意料之中。他敏锐地发现，这位高足弟子已不再是慷慨激昂，缺乏深谋远虑的一介书生，而是变得完全成熟了。徐阶在想应该给张居正安排一个怎样的用场。
对严嵩父子，张居正掌握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敬而不亲，离而不远。因为他知道，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只有学会适应环境，能屈能伸，才能达到目标。严嵩父子果然被蒙蔽了，增加了对张居正的好感，由此减少了他仕途上的阻力与危险。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张居正回京后第二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拉开了序幕。严嵩专权结党，逐渐引起嘉靖皇帝的不满。严嵩日渐被疏远，而两年之间，徐阶被升职二次。很显然，在嘉靖皇帝的天平上，已经开始向徐阶一边倾斜。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随着徐阶的升迁，36岁的张居正从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晋升为正六品的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这是一个实际的职务，相当于国立大学副校长，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职务。张居正的晋升，当然又壮大了徐阶的力量。
徐阶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并能及时采取有力行动的人。他利用嘉靖帝所住的永寿宫失火事件，揣摩皇上心意，提出重建一座新宫殿，获得宠信，接着又授意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终于彻底击败严嵩父子。
张居正是徐阶的心腹，在徐阶与严嵩的斗争中，当然不会没有他的参与。但老谋深算的徐阶认识到张居正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不仅国家需要他，今后自己的身家性命说不定也要依赖于他。因此，徐阶处心积虑地保护着张居正，只让他隐居幕后，以防不测。当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徐阶取代严嵩为内阁大学士后，他又计划着怎样扩大张居正的影响，并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这时朝廷正在重修《承天大志》，这是一部论证嘉靖皇帝受天承命，并为他歌功颂德的史志，徐阶推荐张居正担任副总裁，这是一件最能引起皇帝重视的工作。张居正仅用八个月时间即完稿，书成献上，得到皇帝的赞赏，认为张居正能以经学儒术辅佐皇太子，振兴和治理太平之业，于是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晋升张居正为右春坊右谕德（从五品官），为裕王府邸的日讲官，裕王载豆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这是张居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难得的际遇。张居正以自己的人品、学问，在这位未来皇帝的心目中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它对张居正日后进官大学士，乃至成为内阁首辅奠定了基础。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嘉靖皇帝去世。裕三载厘即位，第二年改元隆庆。
皇帝逝世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徐阶与张居正密谋共议，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一切弊政。不过，此事被内阁大学士高拱、郭朴知晓，因未与他们共谋而不满，埋下了隆庆朝内斗争的种子。
隆庆元年（1567年），是张居正官运亨通的一年，他从翰林院侍读学士一直晋升到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成为国家核心集团中的一员。
张居正刚入阁，便面临一场激烈的内阁斗争——徐阶与高拱的混战。在这次内阁斗争中，张居正是一个“观潮派”，因为徐阶固然是他的恩师，而高拱也是他共事多年的好友。他思忖再三，以不介人为上上之策，既不伤师，也不害友。事实证明，无论哪方胜利，他总是一个稳定的受益者。不过，他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言官的厉害，舆论的重要，明白了内阁的班子应如何搭配，才能保持内部的稳定，为以后的组阁。执政，又学到了新东西。
（二）陈“六事”，树威取信
以忠君、报国、保民为人生信条的张居正认为，既然身居副相，就得从全国大局出发，拿出一个除弊兴利的治国方案来。他是一个务实的人，经过广泛调查，深入思考，与同事们反复探讨之后，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一篇《疏陈大本急务六事》的建议呈献给皇上。此建议的出发点就是要改变颓靡不振、积重难返的弊政，以振奋国人精神，统一思想，求得国家大治。它的主要内容：
1．省议论：即坚决杜绝讲空话，办事讲求实效。建议凡做事一定要脚踏实地，提倡从实际出发。
2．振纲纪：即严肃法制。这是针对当时法纪败坏而提出的。建议皇上整饬法制，严肃法令，以法治国。
3．重诏令：即要求各级行政部门，对于皇帝的政令必须严格执行，坚决照办。
4．核名实：即考核官吏是否称职。皇帝驾驭群臣的手段就是奖惩任免，只有赏罚用舍得当，才能人有专职，事有责成，人才也不患缺乏。
5．固邦本：即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
6．饬武备：即加强军备，增强边防力量。
虽然《大本急务六事疏》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还只停留在一纸空文上，但却得到隆庆皇帝的赞同。这对于刚入阁的张居正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提高了在朝中的威望。这六项建议，集中体现了张居正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就是他的施政大纲。后来他所主持的各项改革，基本上就是这六条的具体实施和进一步的完善。
（三）审时势，辅政固位
就在张居正向皇上进呈《大本急务六事疏》的前一个月，首辅徐阶由于受宦官的中伤挑拨和言官的弹劾，被迫致仕回乡，使张居正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和政治上的有力支柱。首辅之位暂空。张居正知道，以高拱与隆庆帝的旧谊而言，高拱复相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从公来讲，高拱也很有魄力、才华，因此他极力为高拱复相而奔走。很快，回籍“养病”的高拱复职人阁。张居正还是像过去在国子监时那样尊重高拱，甘居其下，凡事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工作。
随着高拱入阁，内阁之争再次爆发。不过，张居正对此并不热衷，他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弊政，有益于国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军备，加强边防上。他支持戚继光训练边兵，修筑长城；他筹备由隆庆帝亲自参加的阅兵大典；他经过多方努力，在高拱的支持下，与蒙古鞑靼部实行“封贡通市”，发展友好往来。在两年的内阁混战中，高拱虽坐上了首辅宝座，但他积怨太多，留下无宰相器的恶名。只有张居正被人们视为正派奉公，既提高了地位，又增加了威信，为他一年后取代高拱，踞居首辅奠定了基础。
高拱刚入阁时，张居正曾期待与他同心共辅，振兴国家，但这幻梦很快就破灭了。高拱在驱赶了内阁的几位阁老后，又使用上疏揭露徐阶矫遗诏之罪的一箭双雕之计，既打击了徐阶，又震慑了张居正。为了保护忍辱负重打倒严嵩父子于国有功的老师徐阶，张居正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四处活动，这就给一批渴望制造混乱的政客提供了“张居正是徐党”的日实，生性狭隘的高拱终于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张居正。
想到高拱虽有相才而无相德，为国为己，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取而代之，张居正打定了要与高拱争夺政权的主意。他对本朝的政情与历史了如指掌，深知要想推翻高拱，施展抱负，必须去结交宦官。他也知道，自己这样做，无论在当朝还是后世都可能引起非议，然而“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为了振兴疲弊的国家去结交宦官，这是非功过任凭人们去评说吧！
张居正深相结纳的是太监冯保。两人的友谊完全是建立在共同对付高拱的基础之上的。张居正在皇上身边有了自己的耳目喉舌，暂时摆脱了被高拱驱逐的危险。
（四）顾遗命，踞居首辅
隆庆六年（1572年），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明争暗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隆庆帝病重一事，给张居正造成了一个推翻政敌，执掌国柄的绝妙机会。五月，隆庆帝病危，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大学士同受顾命，辅佐年幼的太子治理国家。二十六日，隆庆帝逝世。
在君主专制时代，随着老皇帝逝世，新君即位，常会掀起重新瓜分政治权力的激烈斗争。隆庆帝死后，冯保与高拱的夺权斗争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冯保利用隆重的登基大典，显示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抓住高拱指使多人弹劾他，藐视少主一事，向两宫皇太后告御状说高拱图谋不轨，终致引起太后的恐惧，将高拱逐出京师。
在冯高之争中，张居正是冯保的战友，又是他的高参，但他竭力避免与高拱正面交锋，所以，张居正借为穆宗卜视陵寝之机离开京都，回来后又推病不朝，静观其变。高拱被逐后，张居正并未将他视作死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他向皇上求情，给高拱致让的待遇，又劝阻冯保不要嫁祸高拱，救其全族性命，在高拱死后，张居正亲自为其立传，对其一生也多有褒赞。在封建社会中，张居正确实是一位少有的胸襟开阔、不计私怨的杰出政治家。
高拱被逐，高仪不久病死，张居正成了唯一的顾命大臣，自然也成了内阁的首辅。从此，他就凭借这个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功在国家、名垂青史的活剧。
（五）尊主权，号令天下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正式继任为内阁首辅。他知道，皇上虽天资聪明，但毕竟只是一个10岁的娃娃，从此，大明朝的治乱兴衰，全系于自己一身。他深感责任重大。面对这千疮百孔的国家，又值主少国疑之时，怎样才能稳定政局，革除积弊，使这个庞大的帝国重新振兴起来呢？深刻了解现状而又精通历史的张居正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权威，能够令行禁止。而臣子的权威来于君主，要借助君威，就必须尊主。张居正的主子实际上是皇帝、皇太后和冯保三个人，尊主权就是要处理好与这三个人的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
对于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张居正总是不失时机地恭维，但对于事关国家的大事，则不苟且屈从，必直言进谏。他曾连太后懿旨，坚持按制行秋刑，又上疏劝阻太后传旨要修的两个宫殿，使工程停止。慈圣太后对张居正的恭顺与忠诚非常赏识，放心地让他去管理国家，成了张居正在政治上最有力的靠山。而且，慈圣太后还把对皇帝的培养教育也全权托付给了张居正。
皇上尽管年幼，但张居正对皇上是尊崇有加。作为老师，他要把皇上培养成一个励精图治，重振大明朝的中兴君主，因而他把对皇上的无限忠诚与尊崇，全部融化在教育之中。他为皇上选择了老师，编订了讲章作为皇上的教科书，有机会还亲自讲授。在张居正的引导下，小皇帝不断成熟起来，逐渐掌握了治国为君之道。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如何对待冯保，使他煞费苦心。经过再三思忖，他采取既与冯保保持良好的关系，又使他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为己所用，官府同心，协力辅政。张居正用小恩惠与冯保建立密切的关系，又诚恳地告诫他，不允许他干涉内阁与六部的政务，关系到内官升降任免的大事，也必须通过内阁。他以小的灵活妥协，换得了大局上的稳定与成功。张居正确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不但有治国安邦的才能，更善于创造一个充分发挥才能的环境。他巧妙地周旋在皇太后。皇上。冯保之间，取得了他们共同的支持，得以独执国柄，代行王政，号令天下。
张居正就任内阁首辅，首先要调整的就是这个神经中枢——内阁。他推举性格温和，办事极其认真的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因为他知道，内阁中不能同时并存两个帅才，这不是他的私心，而是为了谋求内阁的安定，稳定国家的政局。他不能让隆庆朝年间内阁混战的现象在自己主持的内阁中重演。没有适当的人选，他宁缺毋滥。在张居正组阁的十年间，内阁中的大学士们都紧紧地团结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内阁工作效率之高，是明朝270多年间所仅有的。
其次，调整六部。明朝内阁首辅对于阁中同僚和六部首长及都察院的人选，没有进退的大权，但由于少主当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张居正的特殊地位，这些人事上的安排，实际上都是张居正的意见。他任用那些忠诚正派、经验丰富、勇于进取的大臣，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对那些办事敷衍，以言乱政的少数官员，则决不迁就，坚决清除。经过整顿的中央机构，人适其位，各施所长；事有所主，各负其责；严肃政令，以法治国。全国各地的各级政府，也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整顿，淘汰冗员，提高效率。中央的政令，即便是在万里之外的边睡，朝下而夕行。明帝国这部庞大的机器，在张居正的主持下，迅速地运转起来，清除积弊，推行改革，走上了振兴之路。
锐意兴革
张居正入间以后，特别是担任首辅期间，重用人才，励精图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衰颓、动乱的明王朝，出现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边防力量增强的显著变化。
（一）任良将，整饬边防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入阁间参与机务，正是北部边疆最为吃紧的时候，蒙古俺答部与土蛮部相继进犯明朝边境。根据当时形势，张居正认为目前最重要、最急切的事情是边防。可是，大学士李春芳、陈以勤却不愿过问此事。国难当头，张居正毅然承担起了在内阁中分管边防的重任。张居正也就从整饬蓟、辽、宣、大边防入手，开始了他的改革事业。
张居正曾亲眼目睹嘉靖朝，由于严嵩弄权而导致“庚戌之变”，那时他无力改变弊政，现在，作为分管军政。边防的“副相”，他要奋发有为，对废弛的军备，虚弱的边防进行切实的整顿。首先要整饬边臣，选拔忠勇清廉、有作战经验的官吏任驻边将领。之后练兵备战，修治要塞，屯田积粮，完善装备。
当时，北边战守的重点是蓟州。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张居正对戚继光十分器重。虽然此前他们并不相识，但是，张居正对戚继光的军事才干、为将的品德及抗倭的功绩，都是十分了解的。他深信由戚继光负责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抵御蒙古侵扰，是一定会收到良好成效的。因此，他对戚继光给以充分的信任与全力的支持。
戚继光显居要职，不免要引起一些心胸狭窄者的嫉妒，他要革除边镇由来已久的种种弊政，必然要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到任不久，中伤的冷风便由边镇吹到了中央。张居正立即给总督谭纶和参政凌云翼写信，说戚继光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希望谭纶和凌云翼在边将中多做调解工作，帮助戚继光创造一个能够得以施展才能的环境，使他为国家做出贡献。同时，张居正又奏请皇上，用特旨加重戚继光的实权，使之能够顺利开展工作。以后，张居正又陆续把一些故意与戚继光为难的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遇事掣肘；并使皇帝批准了在戚继光练兵的三年内，得以专断，监察官员不要参与干涉的建议。在朝中，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戚继光按自己的计划在长城增修敌台。他的这些措施，使戚继光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得以充分地实施练兵计划。
戚继光在张居正的支持下，镇守蓟州16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在他离任后，接任的将领继续执行他的成法，数十年间边境无事。
在辽东方面，张居正倚赖重用李成梁。两人之间无任何个人的交往。但张居正知道，在边将中李成梁是最英勇善战的，是难得的将才。因此委派他独当一面，积极支持他的作战行动，表彰他的战功，屡次提升他的官职。可能是出于感激之情，李成梁曾给张居正送去一份厚礼。张居正在给辽东周巡抚的信中提到此事，说：“李帅去年曾馈我以厚礼，当即谢却。我对于李帅的奖励、提拔和爱护，都是为了国家。李帅尽忠竭力，报效国家，就是对知己的最好酬答。”李成梁在张居正的支持下，屡建边功，成功地保卫了东北边境。
在宣府、大同方面，张居正重用王崇古、方逢时。二人密切配合，首尾共济，修边墙、开屯田、练士卒，加强了边疆的军备力量。同时在张居正的支持下，开创了与俺答等蒙古诸部“封贡通市”，使北部与西北部边疆出现了数十年的和平。
在张居正入阁后的15年中，由于他选拔了一批忠勇清廉、懂军事的人充任边关将领，并且尽量创造条件，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因而大大改变了百余年来边将贪鄙、武备废弛的状况，加强了边疆的防御。
（二）行大阅，习武备战
张居正在选任良将，加强边疆防御的同时，又积极去抓京兵的整饬与训练，以加强保卫京都的军事力量。
“庚成之变”使张居正深知京军戍政腐败，武备废弛，京师空虚的情况。北京临近边境前线，如不加强京军的整饬训练，“庚戌之变”恐，怕还要重演。因此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张居正在《陈大本急务六事疏》中，于第六事“饬武备”条里，就建议要整饬京营，申严军纪，举行大阅，加强京师的守备。隆庆皇帝采纳了张居正的建议，下令于第二年秋季举行“大阅之礼”。“大阅之礼”是中国古代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军事制度。所谓“大阅”，就是对军队的全面大检阅。兵部按照张居正的建议，参考古代蒐阅之礼和本朝宣宗、英宗举行大阅的情况，制定了整饬京营、举行大阅的具体计划。
隆庆三年九月，经过一年准备的“大阅之礼”隆重举行。大阅之礼虽是由兵部尚书霍冀具体负责，但张居正是内阁中分管军事的大学士，并且这事又是由他首倡，所以自然要多方参与、谋划，定夺大事。为了迎接这百年未有的大阅，兵部重申旧制，制定新章，对京营军队进行了严格整饬；修缮武库，打造衣甲兵器；选拔精锐，练刺杀，习骑射，日夜操演战阵。百余年来日渐颓败的军营，重新有了生气，军容严整，军威振奋。张居正见到京营军队发生的变化，内心中充满了喜悦。他深信，由皇上御驾亲临的大阅，必将对京营军队的整饬与训练，给以巨大的推动。
大阅之日，皇帝躬擐甲胄，由京城左门出，来到教场。张居正也身着全副戎装，立于扈从官的队列中。兵部尚书霍冀主持大阅之礼。首先检阅阵法，其次是射技，最后检阅刀、枪、剑、等兵器的击技和火器发射。次日，兵部汇报检阅的优劣情况。越二日，皇帝御皇极门，奖励有功将士，同时戒罚失职官兵。
这次大阅，正如张居正所预料的那样，进一步推动了京营军队的整顿与训练。对发现的弊端，令各有关部门解决；对军中老弱不堪者，予以裁减退役。选拔精壮勇武之士，加强训练，大大提高了京营军的战斗力。这次大阅，是百年未有的壮举。全国军民都知道当今皇上重视武备，深受鼓舞。这次大阅，成了明王朝武备由弱而强的一个转机。万历九年（1581年），在张居正的倡导下，再次举行大阅之礼。这两次大阅，是明代军礼中的盛典，以其突出的贡献，永垂史册。
（三）争和平，不战而胜
在练兵备战，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以和平的方式来改善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是张居正整饬北部边防的战略方针。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张居正要寻找一个不战而胜，消除百年边患的良策。他多次命令长城沿线的各将领，在这一方面予以注意和积极努力。
隆庆四年（1570年），王崇古得到情报，知蒙古诸部将大举犯边。张居正给王崇古去信，要他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战端。按照张居正的指示，王崇古周密策划，派遣精通蒙古事务者到鞑靼地区宣传、联系。并一再发表文告，凡是来投奔者，都以礼相待，从优安置。这种化解矛盾，厚示笼络的政策，吸引了大批投奔者，竟连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音也投奔而来。
大同巡抚方逢时得报，认为这正是可以不战而胜的大好时机，立即派骑兵迎接，同时上报总督王崇古。二人得到张居正信示后，共同起草奏章，上报此事，并建议朝廷接纳把汉那吉，为他加官晋爵。张居正与高拱极力赞成这一建议，但相当多的朝臣则反对，怕由此引起边衅，一时争持不下。张居正深知，这样久议不决，必生大患。于是他将事情的原委和应采取的措施，单独向隆庆帝上疏。由于张居正和高拱的坚决主张，皇上采纳了受降的意见。
俺答汗很爱孙子。他怕明政府伤害他的孙子，在汉奸赵全等人的挑唆下，调集10万兵马压境，打算用武力强行索回把汉那吉。
对于俺答汗的武力威胁，张居正早有预料。他频频信示王崇古：一是要坚持初议，不要被众言所迷惑动摇；二是决不轻意开战；三是开展攻心战；四是谈判要郑重其事，不能草率放人。王崇古忠实地执行了张居正的指示，一面传令各边镇加强守备，一面派通晓蒙文的鲍崇德为使臣，往谕俺答汗。俺答汗派人见到孙子还活着且被授为官时，很是感激。鲍崇德提出只要交出明朝叛逆赵全等人，其孙即日可归。经再三权衡利弊，俺答汗决定答应条件，不再与明朝为敌。他假托进兵，召赵全、李自馨等人来军营议事，将他们绑缚押往大同。王崇古又将他们转送北京。隆庆皇帝在午门受俘，将为患十年的叛逆正法。
张居正授意王崇古，以皇上的旨意隆重送归把汉那吉。把汉那吉发誓永远不叛中国。俺答汗见爱孙归来，也派使者上表称谢，表示永不犯大同。
把汉那吉事件的和平解决，不但避免了大规模的边境战争，索回了背道的首凶和大批的被掠边民，而且深深地感化了俺答汗和把汉那吉等一批蒙古贵族，为进一步的“封贡通市”，全面实现蒙汉两族人民的和平友好奠定了基础。
（四）主贡市，干戈化帛
隆庆五年（1571年）早春，长城内外的汉蒙两族人民在享受着一个没有战争的春天。早在处理把汉那吉事件时，张居正就已经在谋划“封贡通市”，即明廷给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一定的官爵，令其定期朝贡，两族间进行互市贸易，和平共处。把汉那音返回后，王崇古按照张居正的要求，根据俺答汗的请求，正式向朝廷建议，对俺答部实行“封贡通市”。但是，这个建议却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兵部尚书郭乾以先帝禁开马市为由反对，更有人乘机捏造事实，攻击王崇古和方逢时。
张居正对王崇古的建议给以坚持的支持。他接连去信，鼓励王崇古要坚持原议，肯定“封贡通市”是制虏安边的大机大略。指出那些非议之人，是以嫉妒之心，持平庸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企图破坏阻挠。表示自己受国家厚恩，虽死不足以报答。因此对此事绝不推诿，一定要极力赞成。针对朝中的反对意见，张居正又给王崇古写了第三封信，一一驳斥谬论。
一是驳斥所谓的“讲和示弱”。指出通市绝不是求和，现在是俺答汗称臣投诚，主和权掌握在中国；二是驳斥所谓的“马市起衅”。指出过去开放马市，是由政府出钱买蒙古马匹，蒙古以大兵压境，强迫交易。而今通市，是乘他们入贡之便，由政府开放市场，让他们与边民贸易，并且对贸易的物品、时间进行限制，主动权在中国。张居正又分析了“封贡通市”的“五利”：一是边境和平，农民可安心生产；二是驻防部队可抽出时间屯田，节省军费开支；三是蒙古的土蛮、吉能两部失去了俺答汗的支持，不再敢轻举妄动；四是可以使数百万投奔蒙古的群众重新归来；五是促使蒙古内部分化瓦解。
最后，张居正又告诉王崇古要团结官员，听取属下良好意见，对“封贡通市”之利和具体实施办法再进一步论证与说明，成疏上奏。张居正的这封信，不仅是为王崇古撑腰壮胆，而且也向他暗授了反击反对派的机宜和妻请皇上的要点。
王崇古对张居正的信心领神会，几乎全是按照张居正的指点写成奏疏。隆庆皇帝下诏廷议此事。各种异议争论不休，最后以多数赞同通过。确定的政策叫“外示羁縻，内修守备”，即一方面诏许封贡、互市，一方面整顿国防，加强武备。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对蒙古三公贵族也各有授官赐物。
“封贡通市”的主张终于变成了现实。为了确保其顺利进展，张居正反复强调要守信义，不违约，不背盟，并且与王崇古具体研究了在执行中应着重解决的问题：政府加强管理与宣传，使边民知道有利可图，乐意贸易；卖铁锅必须以旧易新，防止鞑靼积累铁锅，改造兵器；每年只许少部分使者入京朝贡，余者安排在小市镇中；严格约束将士，以免挑起战端，破坏互市。方方面面都考虑、布置得很周详。方针既定，王崇古执行起来就不困难了。
“封贡通市”之后，汉蒙两族间的友好往来代替了战争，千里边疆无烽烟火警，军民乐业，干戈化玉帛，出现了百余年未有的和平景象。
（五）严纲纪，以法治国
嘉靖、隆庆年间，朝廷纲纪不肃，法度不行，形成了令之不从，禁之不止的混乱动荡局面。如何治理这岌岌可危的国家？张居正主张严刑明教，以法治国。他效法春秋时期的郑国之相子产，乱世用“威猛”治国，以伸张法纪为扶衰救弊之本。他说：“管理国家，若是舍弃了法律一天也不会安宁。立法要公而无私，行法要严而无纵，使国中的各类人，无论上下，无论贵贱，都在法律的约束之中。久而久之，人各尽其所能，各得其所得，社会才能安定”。
为了增强法律的权威性，减少贯彻中的阻力，张居正打出了重申“祖宗之法”的旗号。对其中行之无弊的条文，继续沿用；同时又依据新形势，有所修饬。增添。对已实施的法令，一定要彻底；对每一个违法者，不论尊卑官民，一律依法严惩，必罪无赦。
封建时代，皇帝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往往也是法律的破坏者。聪明的张居正以“祖宗之法”对皇帝相戒谕。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张居正要求皇上把太祖朱元璋写的专讲君德治道的《大宝箴》作为仿格，练习摹写、背诵、理解，从而培养皇上循法执政的观念。皇上违犯了“祖宗之法”也要检讨，其他的任何人当然更不能通于法绳之外。
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张居正把不法权贵看成是破坏法纪、祸国殃民的大患，坚决予以打击。黔国公沐朝弼、衍圣公孔尚贤、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儿冯邦宁，都因为违法而被张居正依法惩办。
对于各级官吏也是依法考核其政绩，加强监察。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接到“长定堡之捷”的捷报，他对杀敌四百余而明军无一人伤亡颇感疑惑，经查原来是辽东副总兵陶成喾杀降冒功，其他部门的有关官员失察于事，讹报战果。这是一个极严重的违法事件，必须严肃处理。可要处理又谈何容易。否定了“大捷”岂不是否定了皇帝的英明神圣？而且此事牵涉的人很多，既有内阁同僚，又有心腹朋友，还有一手提拔的门生。皇威、亲情与法度，一时难以取舍。可是，为朝廷整饬纲纪，必须功过是非一断于法！张居正立即指示辽东巡按查清此事。他在指示中说：“为朝廷明功罪，慎赏罚，何嫌何畏，惟当核实，速作勘明。”这既是对辽东巡按的指示，也是自励。很快，真相大白，有关人员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长定堡事件的处理，维护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法，整肃了军纪、政风。
作为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张居正对劳动人民更以法严加约束。他认为对人民起义不能丝毫宽容，若发生反抗事件，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急速扑灭。这种法律，从本质而言是对付劳动人民的，因而也是反动的。但在当时，对于维护封建国家秩序的稳定，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居正执政的10年中，他一手抓改革，去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另一手抓法治，以严刑密法，督责官吏，约束人民，终使岌岌可危的明帝国得以复苏，又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六）饬官吏，革新吏治
公元1573年，神宗皇帝改元为万历，是为万历元年。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隆庆皇帝逝世后，主持国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在主少国疑，人心浮动的严峻形势下，成功地稳定住了全国的大局，并对边疆的安全做了妥善的布置，顺利地完成了新老君主政权的传递。随着新纪元的开始，张居正也迈出了革除积弊，推行新政的步伐。
张居正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首先要整治全国的官吏，建立一支致力于兴国安邦的官吏队伍。他说：“治国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整肃吏治。”因此，他把整肃吏治作为改革腐败政治，振兴国家的中心一环，重点抓了官吏的考核、选拔、淘汰和任用等几个方面。
严格考核。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张居正奏请皇帝，推行“考成法”。具体内容是：规定各项政务限期完成制度；实行考成文簿注销检查制度；实行各机构之间的层层监督制。为了更好地利用考成法来推动各项政务的进行，张居正在考成法的推行中又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使之不断完善。
一是把考成法与官吏的正常考核制度结合起来，以考成簿作为吏部考核官吏勤情、贤否的依据。在平日的考成中被罢斥的官吏，考核时公布罪过，开除职务，永不许荐用。
二是规定了地方官吏政绩考成的标准。以征缴钱粮、积谷备赈和消除盗贼三项为地方官吏的考成标准，据此赏罚陟黜。
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有令必行。对那些渎职犯法的官吏，坚决予以惩罚；对政绩突出者，给予晋升和奖赏。在对官吏的考核中，张居正仿效唐太宗李世民把地方官的姓名及其政绩写在屏风上的办法，于万历二年（1574年）十二月，向皇帝进“职官书屏”，使皇帝随时都可以掌握各主要官员的政绩情况及变动情况，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量才选用。这一系列的考核办法，使官吏再不敢自行其事，玩忽职守，中央的政令得以迅速贯彻。
用人惟才。考核官吏政绩，督责他们勤勉为国虽然重要，但这不是根本，根本在于官吏的选拔。所以，张居正强调“用人唯才”。
针对明朝的选官用人，多是只讲资历出身，不问德行和能力高下的现实，张居正提出了“用舍进退，完全以实际的能力与成绩为准”的改革措施。对于人才，不论出身、地位，大胆地破格任用，而对于因循守旧、能力低下者，不管其资历、地位都不予重用。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滥封官职，轻授爵位。张居正不惜冒着得罪太后。皇帝。贵戚的风险，坚决维护用人唯贤的改革方针。
明朝后期，官场腐败，政以贿行。张居正对此弊政予以坚决整顿。他提出：要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许以个人爱憎、党伙偏见，来决定官员的用舍。为此，他本人做出表率，抵制贿赂，不徇私情，不计前嫌，不夹杂个人恩怨。如辽东巡抚张学颜曾是张居正政敌前首辅高拱所器重的人，但张居正认为张学颜确有治国之才，因而深相倚重。又如礼部尚书马自强，素来与张居正有矛盾，但他在朝中威望较高，所以张居正将他推荐入阁，与自己共事。这是马自强根本就没有想到的。这两个人，在辅佐张居正的改革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张居正坚持唯才是举，因而当时一些杰出的才臣，无不乐为其所用，用必尽其才，张居正由此壮大了改革派的队伍。
裁汰冗官。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设置了许多重叠的官僚机构。到嘉靖、隆庆两朝，随着政治的腐败，官僚机构越发臃肿。对此，张居正通过吏部，采取断然措施，从中央到地方精简、合并一些多余机构，裁汰杂职官员及平庸贪残之辈。在他执政期间，裁汰的冗官占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二、三。这一举措，大大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提高了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也相对地纯洁了官吏队伍，保证了各项改革政策的贯彻。
居职久任。在吏治改革中，于万历二年（1574年），张居正又推行内外官久任制度。他认为任用官吏要慎重选择，全面考核。一旦任用，就要信任不疑。提出任务和目标，要求他们必须完成。若是官不久任，官员就会无长远计划，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而且上级机关，也无法对他们进行真实的考察。因此，张居正要吏部讨论研究，规定各级官吏任职期限。在任期间，如做出优异成绩，予以就地提升官阶，也可破格升迁。这样一来，各任职官员，人安其任，心尽其职，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当然在一地一职居官太久，容易造成地方势力，容易玩忽职守。但与之相配套的有“考成法”，同时又加强监察制度，弥补了官员久任的弊端。
张居正整顿吏治的改革，不仅整肃了朝纲，严明了法纪，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备、致力于国家的改革骨干。从此，明朝一反嘉靖以来的颓局败势，出现了“国势富足，政体为肃”、“一时政绩炳然”的新气象。
（七）肃学政，整顿教育
治国必依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张居正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决定对混乱不堪的学政也进行整饬，重新振兴教育。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教育更是弊端丛生，学风日坏。针对教育方面的弊病，在万历三年（1575年）四、五月间，张居正向皇帝卜《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经皇帝批准，对教育进行全面的整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严饬提学官教育能否办好，关键在于各级主管教育的官员。张居正要求吏部与礼部选择那些品德、学问兼优，能够坚决执行国家法令，而又能严于律己，严格要求下属的人来担任提学官。对全国的现任提学官，全面考察决定其任免升迁。对任职的提学官重发“敕谕”，即提学官工作规章守则，使他们明确职权、职责，严格执行，为教官、生员作表率。若有行为不端、怠玩旷职者，由巡按御史劾奏。提学官要树立务实的学风，认真督率教官、生员，着实讲求经书义理，躬行实践，以备日后所需。
2．严饬生员制度严令生员不准随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违者处罚。针对各级各校生员入学混乱局面，严格控制入学名额，淘汰不合格的生员。
3．严行考贡制度此举淘汰一批年老衰惫、学业平庸的举人，借以督进举人们的学业，保证选拔官吏的质量。
4．整顿教官队伍教官是生员的导师与楷模，他们的德才水平，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对各级学校的教官也要进行严格的考核。表彰奖励学问、品德兼优，堪为师表者；罢免那些行为不端，卑鄙无耻者。
5．调整教学内容重申国家以明经取士，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的原则。规定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及当代的诰律典制等书为课本。课程内容，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突出实际应用。使培养出的学生，忠于封建王朝，通晓古今之变，适于社会的实际需要。
张居正整顿教育，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受到了一些土人的怨恨，浮言私议，泛起阻力重重。但张居正下决心彻底整顿。他说：“我弃家忘身，以徇国家之事。只要于国家有利，任他们去诽议。他们愈是攻击反对，我愈是坚持努力，决不放松。得失毁誉关头，若是打不破，天下无一事可做，无一事可成。”
在张居正的坚决主持下，混乱腐败的教育终于得到了较好的治理。
（八）重农商，开源固本
张居正的改革，不但重视军事、政治，而且尤重视经济。主张重农商而“开源”，即发展经济，安定民生，以巩固“国本”。所谓“国本”就是人民。这既是张居正改革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说：“治理国家的办法，最主要的莫过于安民。民安邦固，即使是有水旱之灾，盗贼之乱，敌国之犯，民众之心爱戴于上，就无土崩瓦解之势。安民固本，是长治久安之术。反之，如果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盗贼就会由此而起，外敌也就会乘机而入。可见，安民则国安，危民则国危。”
要想安定民生，巩固国本，就必须发展经济。张居正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做法，采取了农商并重，共同发展的措施。他说：
“国家发展经济，以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以商人互通有无。农业与商业，如同权（秤砣）与衡（秤杆），互相依存，不可分离。”
为此张居正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发展经济的方针。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张居正首先是把发展农业放在基础的地位。他采取坚决措施，革除无益之征，抑制豪强兼并；整顿驿递制度，减轻了使农民倾家荡产的驿递负担；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清查豪强地主漏税的田产，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张居正在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的同时，又极力节省财政开支。整饬边防，实行军屯，节省了军费；整顿吏治，精简机构，裁汰冗官，节省了财政开支；他还多次劝谏皇帝、皇太后节省内宫的费用。张居正执政的10年间，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保证农民必要的生产条件，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大片荒地被开垦，庄稼连年丰收，全国各地呈现出一派富庶繁荣的景象。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张居正特别重视兴修水利，消除水患。黄河与淮河，是长年为害的两条大河。身居首辅的张居正下决心要治理黄、淮。他首先将河道总督（管河南以下的黄河）和潜运总督（管漕运和淮安以下入海的黄河）两个机构合并为一，以使事权集中统一。接着任用治水专家潘季驯负责治河。张居正对潘季驯给以高度的信任，并从权力、经费上予以支持。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黄河、淮河的治理，大功告成，潘季驯十分感激张居正为他提供了一个发挥专长的机会。他知道，起用他治河，阻力是相当大的，一时言者蜂起，是张阁老独持己见，力排众议；在治河的工作中，妒功幸败者有之，在旁摇煽阴风者有之，是张阁老给予坚定的庇护。没有张阁老的支持，就不会有他治河的成功。张居正则复信表示“惶愧”，他认为真正应该受到感谢的是这位立功于国、造福于民的水利专家。治理黄、淮的水利工程取得了良好效果，河道畅通，保障了漕粮运输，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人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张居正又积极发展工商业。明代中期以后，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出现了四十多个较大的商业城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尤其发达。景德镇的瓷器、湖州的生丝、潞安的绸、杭州的缎、蜀地的锦等等不仅畅销国内，还有一部分远销日本、南洋等地。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却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多方面的阻挠和摧残。
张居正认识到繁苛的重税和种种限制是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的。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对各地私自擅征的苛繁的商税，以皇帝的名义“累诏察革”。明政府为了控制江南丝织业生产，搜刮掠夺财富，特地在南京等地设立官办织染局，由皇帝亲派太监负责督造。这些太监，任意勒索，加重了工匠和匠籍户的负担。因此，减少织造以解民困，是张居正十分关心的。在他一再劝谏和恐怕引发动乱的警告下，万历皇帝不得已答应减半织造。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活跃繁荣。史称明代万历朝的前十年，国家最为富庶，这正是张居正“重农商，开源固本”政策带来的结果。
（九）核驿递，减民负担
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的案头上堆满了驿递扰民的报告，他决心对混乱不堪，祸害民众的驿递制度进行整顿。张居正当然明白，整顿驿递就是要剥夺那些特权阶层的权利，而那些人大多是中央和地方的高官显贵，遭到他们嫉恨，很可能自己会丢官去职。但他不顾及这些，他要利用手中权力这把快刀，去割除这块祸国殃民的毒瘤。他在给总宪李渐庵关于解决驿递弊政的信中说：“治理之道，最重要的莫过于安民。锄强戮凶，剔奸厘弊，势不得已必须用势，这只是为了安民而已。”
经过一番准备，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年）制定了整顿驿递的制度。制度规定：
1．所有各级官员，不是军务，不得擅自使用金鼓旗号，违者或清查敷衍者一同治罪。
2．巡抚、巡按及各司、府所属的官员，不许借故远行，参见拜谒，骚扰驿递。
3．由驿站按规定供给过往使客物资，当地州、县不许另送下段路程的费用。若有乘机勒索者，由巡抚、巡按纠察处治。
4．对持有勘合的使客，人、马所需只由驿站应付，不许擅派附近村民的差役，增加百姓的负担。
这些制度对那种滥用驿递的状况，不失为一次严格的整顿。对于规章制度，重要的不是制定什么样的条文，关键是能否执行。不尚空谈，着实去做，这是张居正为政的一贯作风。他认为，能否执行驿递制度，不能仅仅去要求驿站的官员应该怎样。要想真正贯彻政府的法令，就要落实在各省巡抚、巡按的头上，由他们监督实行。再有违犯者，唯他们是问。在整顿驿递中，一切都从大官做起。由于积弊日久，官员无视规定，常有违制之举。万历五年（1577年）正月，张居正对违制官员严加惩处，才引起了较大的震动。
对驿递的整顿，张居正责令有司要坚持常年抓，一抓到底。他本人也带头遵守驿递制度。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整顿，改变了驿递的腐败混乱状况，既保证了军国要务的畅通，又节省了大量的开支，大大地减轻了交通沿线穷苦百姓的负担。
（十）丈田亩，打击豪强
为了限制豪强兼并土地，增加国家税收，从万历六年（1578年）起，张居正对全国的田地占有状况，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大清查。
孟子说：“仁政必自经界始。”是说只有合理分配土地，明确疆界，抑制兼并，才是确保国家安定的良好政治。自古以来，国家的治乱兴亡，都是与土地的分配形式及占有状况联系在一起的。明代中期以后，皇室、官僚、地主等大肆兼并上地。至嘉靖年间，田赋弊端百出。豪门有田不赋，贫民却仍然要承担各种赋役。土地兼并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也激化厂阶级矛盾，多次引起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
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若再不下决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势必要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将动摇明王朝的统治。因此，万历六年，张居正不顾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抱着“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大无畏精神，下令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使小民获得生路。这一工作，责成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进行。张学颜制定了《清丈条例》共八条，主要有规定清文的政策与范例；审议委派进行清丈工作的官员；重新分配田、粮数额；重新核查各类田地所征之税等等。清丈工作即按照这一《条例》来进行。
由于清丈工作触犯了宗室、官僚、豪强地主们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有些地方官对清文工作很不认真，要么不敢得罪当地的豪族权贵，要么出于地方主义，故意少报、降等。清文工作迟迟打不开局面，阻力重重。但是，张居正知难而进，坚定不移。他深信，清大田亩这项工作虽然对官宦豪强之家不利，但对小民确实有好处，对国家确实有好处。于国于民有利，就要坚持，就要一于到底。为了打开局面，推动清丈工作的开展，张居正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一方面给主管官员写信，要他们树立信心，认真负责，坚持到底，同时又向他们表示，自己决心趁在位之机，彻底解决这百年积弊，宁肯蒙垢致怨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下令各级地方官必须严格执行政府的法令，不许消极抵制，以考成法督责，违者查办。
在被清丈的对象中，阻力最大的是那些位高势重的勋戚。万历七年（1579年）六月，张居正奏请皇帝特别下诏：“核两畿（即北京与南京附近地区）。山东、陕西勋戚田赋。”对他们的田地进行清丈，有超过限制及隐占者，依法处置；。张居正不畏权贵，依法清丈了山东阳武侯自置的田产，他不徇私情，清丈了恩师徐阶的田亩。这样，清大田亩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各省的清文工作陆续完成。在清丈工作中，张居正运用考成法，罚过赏功，推动了清文工作的进行。经过这次大清文，田赋得到较彻底的整顿。地主豪强所隐占的土地被清查出来，普通农民减轻了负担，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所以清丈田亩这项工作，不仅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而且在张居正死后若干年还有人追述他清大田亩的功绩。
（十一）行鞭法，改革赋役
万历九年（1581年），全国性的清文田亩工作基本完成了。为了进一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赋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条鞭之法”，又称“一条鞭”法，全面实行赋役制度的改革。
在一条鞭法实施之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为夏税与秋粮，向田主征收；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按户出了，轮流应役。明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徭役比较合理，人民尚可承受，但明中期以后，由于政治日趋腐败，隐占上地、人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户等的划分，徭役的分配，已经失去了公平的准则，而目，各种苛捐杂税也越来越多，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离乡逃亡。这就造成了国家征发摇役困难，赋税减少，财政危机。农民四处流亡，又激化了阶级矛盾，使社会动荡不安。
深知赋役旧制之弊的张居正，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宁国知县甘澧创行的“一条鞭”法便民利国，决定推行。为慎重起见，他指示先在湖广地区试点。经过一年的时间，试点成功。张居正通过总结历年来各地推行“一条鞭”法的经验、教训，对“一条鞭”法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他信心十足地对人说：“条鞭之法，是从实际出发的，合情合理。衡量法令的合适与否，应该以是否适合广大群众为标准。只要民众认为方便适宜，就应该推广。”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由于官员们认识不一，阻力仍然很大。至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认为全面推行“一条鞭”法的条件成熟了。一是考成法已经推行了8年，各级官吏已经养成了严肃执法。令行禁止的作风，这是推行“一条鞭”法的保证；二是全国性的清丈田亩工作基本完成，户口也重新编查核实。这是赋役制度改革不可缺少的基础。于是，在正月间，张居正奏请皇帝“尽核天下徭赋”，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其基本内容为：
1．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将各地日赋和逐役总归起来，统一征收，所以叫“一条鞭”法。
2．差役合并，役归于地。将各项徭役合并，全部折合成银两征收。所征役银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入地亩中，按亩征收。这就是所谓的“役归于地”。至于丁、地各占多少比例，由各地自己规定。
3．田赋征银，官收官解。田赋的征派，除漕粮纳实物外，其他一律折合成银两征收，这样便于储存、运输，所以将过去由粮长征收、解运改为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和运交国库，称为“官收官解”。
4．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将原来的税额按一定比例分摊到土地和人丁上，即所谓“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
“一条鞭”法是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不但在当时是一项利民益国的措施，从长远来看，也大大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一条鞭”法将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减少了官府、豪强对小民骚扰和盘剥的机会；田赋征银，官收官解，不但减去人民长途运粮之苦，也免除了大户豪强欺压小民、损公肥私的弊端；以银代役，使农民有自己支配劳动的时间，可以更灵活地创造财富。这些便民利民之处，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一条鞭”法的推行，安定了人民生活，缓和了阶级矛盾，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量地计丁、计亩征银等措施，使一些富户及权贵再难以隐产瞒了、逃避赋役。生产的发展，赋役漏洞的堵塞，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万历皇帝批准了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的钱粮，这反映了国家财政全面好转的事实。
“一条鞭”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以银纳税、代役肯定下来，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银代役使封建国家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为手工业提供了劳动力；摊力役入田亩，使部分商人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相对减弱了投资土地的兴趣。这些都为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良好条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当然，张居正的赋役制度改革，只是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日久之后，又会产生新的弊端，明王朝灭亡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无畏斗争
整顿和改革，虽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是它不能不触犯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要遭到反对派种种形式的抵制与反对。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也更加激化。张居正为实现富国强兵、固民安民的目的，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大无畏精神，坚决斗争，并注意以自身的表率作用，推动改革事业的发展。
（一）罢刘台，坚持改革
张居正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更加增强了他除旧布新的信心。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里，他将人情往来，官场应酬一概全免，与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张四维、户部尚书王国光筹划如何减免全国历年来陈欠的赋税，如何增加国库的储银。又请来吏部尚书张瀚，研究如何进一步肃清吏治，推广考成法。一年之际在于春，张居正要在新年伊始，有一个全盘的计划。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上下的大事，辽宁巡按御史刘台上疏皇帝，弹劾张居正。
刘台的奏疏，一是攻击张居正的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等措施是背叛“祖宗之法”；二是指责张居正专擅大权，作威作福，目无朝廷；三是诬陷张居正有接受边疆武将贿赂之行。他请求皇帝抑损张居正的权力，不要让他坏事误国。
张居正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受到了反对派的阻挠与非议，对此他是早有领教，但对于刘台的弹劾却出乎意料之外。刘台是张居正所取之士，从名分上讲刘台是张居正的门生，而且刘台为御史又是张居正的推荐。自己的门生，一手提拔的人，还不能体谅自己一心为国的苦衷，相反倒成了自己的政敌，这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个异常的刺激。况且刘台所言也不全是凭空的捏造。想到改革的艰难，他的内心中泛起阵阵难言的痛楚。
刘台指责张居正的改革是“背叛祖宗之法”，确实是揭到了要害。可是推行了200年的祖宗之法，早已被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撕得支离破碎。时异则势异，势异则法异。面对新的社会形势，考虑到“守成”、“法祖”等历代的古训，所以张居正的改革总是打着“吾守祖宗之法”的旗号，实行若干的变通。刘台说张居正“专擅大权”也是事实。改革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清除积弊，实行新政的措施，自己是代行王政，若无权威力口何推行得了？
张居上很快从痛苦中镇定下来，而今大明朝正处于主少国艰之时，自己应当以伊尹、周公为法，安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主政三年以来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张居正确信自己所推行的新政是正确的，他不能放弃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因而也就不能放弃手中的权力。他要给刘台以沉重的打击。这倒不仅是因为刘台对他的攻击与背叛，更主要的是张居正看清楚了，刘台不是孤立的，而是跳出来的守旧派的代言人。如任其扰乱朝政，混淆是非，不予严惩，就会使反对派更加猖狂，形成反改革的气候，也会使那些坚决推行新政的官员受到压抑，动摇改革的信心，从而使改革前功尽弃而归于失败。张居正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策略，使皇帝给刘台以严厉的制裁，以此表明对改革的支持和对自己的信任。于是按明朝惯例，张居正去进见皇帝，请求致性。万历皇帝诚心慰留，但张居正感到“专擅大权，作威作福”一事，还必须向皇上奏明，否则不但今后难以行政，恐怕还会引起皇上的猜忌。因此他再次上疏，表明自己现在是身居险位，自己代王行政，不是作威更非作福。自今以后，如果自己改变过去的做法，柔顺悦下，则难逃负国之罪；如果还如过去一样，竭忠事上，则又难逃专擅之讥。所以，考虑再三还是请求赐归。万历皇帝当然不会答应放归，再下圣旨，表示完全理解张居正“负重处危”的苦衷。并表示要以祖宗法度严办刘台。张居正得到了皇上的全面支持与肯定，重新出来辅理国政。
对于刘台，皇上传下圣旨“廷杖一百充军”。张居正看到儆戒反对派的目的已经达到，不可以酷刑而激化矛盾。于是他一再具疏论救，最后使刘台免去廷杖，只得一个除名为民的处分。张居正的宽宏大度赢得了人们的赞誉。连万历皇帝也为这种雅量所感动，可见张居正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的辅国良臣。
张居正在这场斗争中胜利了，打退了守旧派的进攻，使得改革的措施得以顺利地推行。但是守口派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等待时机，再求一逞。
（二）从“夺情”，牢执政柄
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时起时伏，一浪高过一浪。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北京和南京的一些官员，利用张居正父丧丁忧一事，又掀起了一股从朝廷到社会，激烈反对张居正的风波。
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江陵病逝。按明朝的丁忧制度，张居正需解职回乡为父守孝27个月。张居正照例申报吏部，请放回原籍丁忧守制。但吏部随即奉到圣旨：“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许丧祭七七（49天），可不上朝。你们部里即去告谕。”
这是皇上不准他离职守制，要他夺情。
张居正是离职守制，还是在职夺情？这件事立刻引起了举朝上下的关注。改革派的官员们，最担心张居正了忧致仕。张居正身为首辅，执掌国政，是改革的主持者。他的在职与否，直接关系到现行的改革措施能否继续推行。因此他们立即抓住皇上不准离职守制的圣旨，鼓动夺情，慰留张居正。其实，张居正对于局势的认识比任何一个人都深刻。如果自己致仕了忧，朝政交给哪一个呢？皇上才刚刚15岁，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首辅相佐，怎能安定社稷？倘若自己不在，皇上被群小包围，被谗言所惑，则改革势必前功尽弃。可是自己身为首辅，理应做一名遵守礼教纲常的楷模，否则何以正人治国？内心矛盾重重，只好再行上疏，请求归乡守制。不过，在奏疏中他又委婉地表示了可以考虑服从夺情。奏疏说：“现在，臣面临的是君臣、父子两伦不容并尽，应该权衡审处。更何况又奉圣谕，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怎敢不酌量其轻重呢？”
很明白，张居正是要以国家为重，不想拘泥于常理。这时，张居正察觉出了一种值得警惕的动向，朝廷中的某些官员正在盼望他了忧致仕。如今自己还没去位，人心已经浮动。将来真的去位，说不定有朝一日还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张居正坚定了放弃致仕守制的意念，乘皇上一再慰留和百官纷纷劝阻之势，答应了夺情，在官守制。穿青衣佩角带，在内阁办事。
朝廷中确实有人企图利用张居正父丧守制之机，将他排挤下台，却不料皇上下旨夺情，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于是他们打出维护纲常名教的幌子，向张居正发起了一场气势汹汹的围攻。
这场斗争的策源地是吏部与翰林院。吏部尚书张瀚曾是改革派官员，后来在反改革舆论的压力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下，他动摇了，以维护丁忧守制为名，阻挠张居正夺情。翰林院的掌院学士王锡爵鼓动年轻官员，利用冬十月天上出现彗星这一现象，上疏攻击张居正不赴父丧而引起了星变。万历皇帝下旨张瀚被勒令致仕，上疏者被延杖。皇上的高压适得其反。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舆论沸腾。南方有人假托海瑞之名，攻击张居正的改革和人品，北京城的街道上，也出现了攻击张居正的匿名告示。在反改革派的煽动下，一时从北到南，从朝到野，矛头都指向了张居正。事态愈发扩大。万历皇帝降下圣谕发出严厉的警告，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反对派“假借纲常伦理之说，肆为排挤之计”的阴谋，并宣称准备严厉镇压。反对派的气焰暂时被煞住了，但斗争井没有止息。张居正是个有见识的政治家，这一点他心中明白。他对朋友说：“几年来结怨于天下不少，那些奸夫恶党，有的明里排挤，有的暗中教唆，没有一天不是在打我的主意。”
但是，张居正没有被反对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相反更加坚定了坚决推行各项改革措施的决心。他说：“哪怕是陷阶在前，也不受阻拦；众矢攒身，也毫无畏惧。”充分表现出一个勇于革新，敢于斗争的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胆略。
（三）严律己，以身作则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最重视个人思想品德的修养，它把个人的表率作用看成是兴家。治国乃至平定天下的基础。自幼就熟读儒家经典的张居正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因此，他在清除腐败，推行新政中，特别注意以身作则，以自身的表率作用，推动改革事业的发展。
严肃法纪，率先垂范。张居正在进行改革中，针对法纪废弛，君令无威的状况，以伸张法纪为中心进行严肃整顿。他严厉要求各级官吏，执法者要带头守法。他本人率先做出榜样。
张居正在驿递改革中规定非公事。无勘合者一律不得驰驿。他儿子由京回原籍参加乡试，他吩咐儿子不得打扰沿途驿站；父亲过生日，他派仆人背着寿礼，自己骑驴回乡祝寿；他弟弟身患重病，由京回江陵调养，保定巡抚张卤发给勘合，动用驰驿，予以关照。张居正知道后立即缴还勘合，并给张巡抚写信，说明自己是为朝廷执法，要率先垂范，并说今后自己的家人中，若有利用驰驿占国家便宜的，要严加惩治。这说明张居正是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真正做到法不殊贵贱，不别亲疏。
张居正对子弟及家人的要求也很严格，要他们必须遵守法纪，违者严惩不贷。对于居住在江陵的家人，要他们遵守政府法令，交租税服徭役，一同百姓。他多次关照地方官，对他家人的请托，无论合理与否，一律不准答应。如有强硬不法者，押解来京，由他亲自审处。由于张居正严格管教，他的子弟与家人估权挠法之事比其他高官之家，为数甚少。张居正位极人臣，率先守法，使得改革中的各项法令，得以坚决迅速地贯彻执行。
戒贪拒贿，廉洁奉公。明朝大小官吏，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朝政日趋腐败。因此，张居上改革，首先把整顿吏治，清除腐败作为主要内容。正人先正己。他公私分明，戒贪拒贿，廉洁清正，为全国的官员做出了表率。
自任首辅以来，张居正明令规定：在私宅不会见客人，非公事私人间不往来信件。严诫守门的仆人，对下朝后来访官员一律挡驾。各种“红包”、名片，一概不准送入。在内阁中，非公事不约见任何官员，谈话内容也全是公事。张居正这种私门不办公，朝堂不言私的做法，实际是对当时腐败政风的矫枉，使那些钻营之徒无机可乘，只好望门兴叹。对一些为感恩张居正提携的官员送来的礼物，也被他一概谢绝。他对这些官员说：“我荐举贤才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换取别人的报答。只希望你们竭心尽力报答国家。即或是报答知己，也不在于礼物上的交往。”张居正这种戒贪拒贿的表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清除腐败工作的进行。当然在贪污受贿成风的明代，张居正也未必是一尘不染。但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他在这方面的言行举措，还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体恤民艰，不谋私利。明朝的大小官员，几乎无不依权仗势，巧取豪夺，千方百计地捞取国家便宜。严嵩与徐阶都曾大肆侵占民田，民愤甚大。张居正就权势而言，远远超过他们，但他却从未依权仗势侵夺民产民田。他在北京除了府邸之外，田无一垅在江陵老家，合全族之地，也仅有薄田数十顷，还多为祖传田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回籍葬父，万历皇帝三次手诏宣召，这在当时的官场上被认为是最高的荣誉。所以，荆州地区的地方官们，报请修建“三诏亭”，用来昭彰皇帝的圣恩，以使张居正的殊荣流传百世。但张居正却是坚决不赞成。他给家乡的地方官们写信说：“皇上思宠隆重，家族门第盛荣，都是世俗最引以为荣的。但那些都不是不朽之业。我这个人不考虑一时的毁誉，就是身后万世的是非也无所顾忌。假如后世有人确实认识了我今日所做事业的价值月时是真正的不朽。人生的不朽，并不是靠建亭传于后代而树立的。请千万不要费百家之产、动千人之工，修建一个劳民伤财的亭子。”
在封建社会中，有几个当官的不是孜孜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留名千古？但张居正是明智豁达的。他追求的是国家的兴旺，民众的安康，将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兴衰置于度外。“三诏亭”虽然没建，但他改革业绩的丰碑，却永远立在后世人民的心中。
魂系长江
张居正的思想中，君主与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为了振兴国家，他呕心沥血地教育辅佐幼主，一心要培养出一个亲贤爱民、勤政治国的“明君”，为了安民富国，他不计时世毁誉，身家安危，毅然扫除积弊，锐意进行改革。十余年如一日，孜孜不息，鞠躬尽瘁。
张居正为国家赢得了富强。可是腐败官员的攻击，皇帝的加罪，在他死后未几，炳然的改革业绩便被否定，而且、遭到了削官夺爵、抄家罪族的横祸。但是，张居正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它的成果不仅受惠于当代，而且遗泽于后世。
（一）竭忠诚，死而后已
多年紧张、繁重的国务，使张居正心力交瘁，终于在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大病不起，历时四个月不愈，且病情日重一日。
其实张居正所患的疾病已非一日，早已深入膏肓。他是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自隆庆六年（1572年）受顾命以来，他夙夜兢惧，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十年来，对幼主，他身承师、保之责，教育皇帝要学习圣贤之道，通晓历代兴亡之事，掌握治国安民之术，期望万历皇帝能中兴大明朝；对于国家，他是总揆军国大政的首辅，内政边防，国计民生，都要由他来主持；去弊振衰，富国强兵，都要由他来谋划。为了报效国家，他父死不奔丧，不丁忧，忍受感情上的痛苦，舆论上的责难，弃私孝而从大忠。日夜的操劳，使张居正疲惫不堪，但想到皇恩浩荡，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苟利国家，不惜捐躯而碎首”的话。他知道，国家确实还需要他，他所进行的除弊兴利的改革，有许多工作还未完成，一股油然而生的历史责任感，使他那枯槁的身躯中，似乎又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他要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由于昼作夜思，终致积劳成疾，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九月间病倒了。他不能去内阁办公，只好在家处理国务。对于妻、儿们含泪的劝阻，他应之以淡淡的一笑。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竭尽忠诚。身承天下之重的张居正以羸弱的病体支撑处理浩繁的国务，终于在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一病不起。他自知再难以好转，因而更加拼命工作，以最后报答君国。他让家人扶掖着，挣扎着在枕上谋划天下大事。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经是糜饮不进了，他就要离开他所眷恋的君国了。他此时惟一的希望，就是继任者能完成他未竟的改革事业，使多灾多难的大明朝得以中兴。他向皇上荐举了许多可大用的人才之后，昏迷不醒。六月三十日，张居正溘然长逝于他奋斗了33年的北京。享年58岁。
万历皇帝得到张居正病殁的消息，下诏罢朝数日，以示哀悼。又赠官上柱国，赐谥号“文忠”。“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号，“忠”是特赐，“危身奉上日忠”。这异常的谥号，表明万历皇帝对张居正一生的功勋业绩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万历皇帝特派专人护送张居正的灵柩回江陵，葬于江陵城外东南三里的张家台。
（二）遭奇祸，丰功依存
正当全国臣民还在怀念先太师的恩泽，并按照皇上定下的调子进行诚挚歌颂的时候，北京的紫禁城内却刮起了一阵“倒冯罪张”的旋风。那风源正是张居正精心培养、辅佐的万历皇帝。
张居正的逝世，使万历皇帝再也没有一点人为的约束，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自由。原来可敬的张先生，逐渐变得可恶起来，万历皇帝萌发了要彻底报复的念头。由于冯保与张居正互为里表，冯保获罪，张居正自然也要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万历皇帝首先指使太监张诚调查冯保的问题。新任首辅张四维在宫廷外组织调查。很快，冯保获罪被逐。于是，矛头便直指张居正。那些受过张居正处罚的旧臣和阿附圣意的新宦们奏请皇上尽废张居正的改革之政。万历皇帝下诏，罢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官爵，废除“文忠公”的谥号。在一批佞臣的构陷下，万历皇帝也正想夺传闻中“富甲荆楚”的张家财宝，于是再传圣旨，查抄张居正的府邸。一座巍巍然师相门第，顿时变得水流花谢，雾散云消。张居正人阁16年，为首辅10年，兢兢业业，除弊兴利，治绩炳然，挽救了明王朝的危机。而今人死法废，夺官废溢，抄家没籍，罪及子孙。一代杰出改革家的这样悲惨的结局，正是没落的封建社会腐朽。黑暗政治的写照。
在万历皇帝的亲自发动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高于一次的“非张”、“罪张”的浪潮。凡是张居正的政见、改革措施，不是彻底否定，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万历皇帝的倒行逆施，使刚刚振兴起来的明王朝变得更加腐朽与黑暗。万历初10年的承平气象与后30年的大混乱，前后形成强烈对比，使人们开始怀念张居正，重新认识和评价张居正。
天启二年（1622年），在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建议下，天启皇帝恢复了张居正的官爵，重予祭葬。崇祯二年（1630年），彻底为张居正平反昭雪。这是张居正死后58年，朝廷对他忠心辅国、改革弊政功绩的全面、公平的评价。
创造历史的巨人，他们的功过是非，往往不是由当代人所能全部论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人们对他们的贡献将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客观的评价。清人王酿读《张文忠公传》后有诗云：
六尺孤君一个臣，利才归国害归身。
生前独任山河担，死后谁扶日月轮？
党有流言因孺子，史无直道对斯民。
我朝论定章皇帝，除却伊周只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