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

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张之洞传记——

少年得志

张之洞（公元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另有无竞居士、壶公、香岩、抱冰等别号。祖籍直隶南皮县（今属河北省），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八月三日，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知府官舍。

张之洞像张之洞从小读书非常用功，勤于思考，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先后师从韩超、丁诵先、童云逵、朱伯韩等人，研习经学、古文学、史学、经济之学。成丰二年（公元1852年），张之洞应顺天府乡试，中第一名解元；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张之洞的科举道路可谓是一路通途。

年轻的张之洞亲身体验了太平天国运动对封建王朝的冲击。他作诗慨叹农民的命运，又对太平军大加诋毁。关心时事、以卫道为己任的意识早在他年轻的心里扎下了根。在经历了丧父及石达开、鹿丕宗为战争而死的这些噩耗之后，张之洞的心灵承受了沉重的打击。后来张之洞镇压海南黎民起事、仇视义和团、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与早年的这些痛苦经历不无关系。

中流砥柱

张之洞、宝廷、张佩伦、黄体劳时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章，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中坚。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张之洞表现出了秉公持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

在咸丰、同治年间，四川的苛捐杂税迫使当时的百姓“闹粮”，而孙定扬却说其造反，致使造成四百多人冤死的大惨案。

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对东乡冤案有所了解。他义愤填膺，决心上疏，请严惩元凶，为民请命。他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五月十一日，一天之内竟连上三折：《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分析案情及其实质并奏请朝廷惩处对东乡冤案负有重大责任的文格和恩承、童华。

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六月十七日，朝廷宣布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滥杀无辜，处以极刑；对文格、恩承、童华及与此案有关的数十人，均给予了不同惩处。拖延数年的东乡一案，终于沉冤昭雪。张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振。

对张之洞而言，平反东乡冤狱是内恤民愿，而改订《中俄条约》却是外争国权。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地区。清政府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就归还伊犁进行交涉。

张之洞建议崇厚先赴新疆进行考察，并与左宗棠商议，再赴俄国。谁知崇厚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之下，不请示清政府，便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使伊犁降入了被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一传出，舆论哗然。张之洞为《中俄条约》问题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坚持必须改订条约，加强伊犁地区的军事力量，并奏请治崇厚的罪。慈禧、慈安太后亲自召见张之洞，特许他随时可以到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伦、陈宝保一起起草奏折十九件，提出了筹兵筹饷、加强边防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张之洞在此次改订条约中起了重要作用。

此事之后，他便得到了慈禧的重用。

封疆大吏

于是在光绪七年至十年（公元1881～1884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就任伊始，张之洞就立下了“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一方，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的宏大志愿。他从革除陋规、整治吏治入手，着力减免各项差徭，严禁吸食鸦片，设立洋务局，创办令德书院，拟造通京公路，筹开山西铁矿。而就在这时，中法战争爆发了。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法国入侵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便上疏建议以守为战，严密监视滇、桂战役的形势，立即构筑天津、广州的防线。而同年四月，张之洞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组织抗法。

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撤换了沿海的督抚，加强防务。六月，法军占领了台湾的基隆。张之洞便建议广州军队与台湾的刘永福的军队合击法军。清廷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提拔刘永福为记名提督。刘永福骁勇善战，率领黑旗军屡挫法军。

曾纪泽像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形势危急。张之洞推荐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领兵支援，进驻镇南关。老将冯子材，不减当年之勇，率军奋力抵抗，使法军遭到致命的打击。法国的茹费理内阁也因此倒台。战争的形势开始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清政府却决意要求和，命令前线军队停战撤兵。张之洞曾几次上奏朝廷要求缓期撤兵，不仅没有得到允许，反而还遭到李鸿章的斥责。

但由于他的应战得利，因此还是得到了朝廷的嘉奖。

打败法国的入侵，也在他荣辱兼有的一生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之洞在山西做巡抚时，由于受到英国传教士的启发已经迈出了向洋务派转化的第一步，但其计划没来得及付诸实施。

因曾身处抗法战争前线，张之洞深深地感到修筑铁路的重要性。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他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到汉口，以贯通南北。张之洞认为修筑铁路可以促进物资流通，国家征调兵力、粮饷也比较方便。朝廷批准了这一奏折，计划分南北两段修筑卢汉铁路，北段由直隶总督负责，南段由湖广总督负责。为此，张之洞被调任为湖广总督。由于修筑铁路需要大量的钢铁，张之洞决定先筹建汉阳铁厂。

由于其经验不足和天朝上国的虚荣心作祟，张之洞办企业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购买机器时，张之洞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要他在英国购买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电说：“想要办钢厂，必须先将炼钢所用的铁、石、煤、焦寄到英国化验，分析煤铁的成分以后，才可以确定使用什么样的机炉，不能有半点差错。”张之洞对此还不以为然，并且还大言不惭地说：“中国地大物博，什么样的煤铁没有，只要按照英国钢铁所用的机炉买一套就行了。”英国厂主无奈，只好照办。结果，铁厂设在了汉阳，却要用大冶的铁矿、马鞍山的煤炭。原材料运输困难不说，马鞍山的煤，还不能炼焦。张之洞只好又从德国进口焦炭数千吨。经过了六年，耗资五百六十万两白银的汉阳铁厂，始终没有炼出合格的钢铁。查明原因后，张之洞又向日本借款三百万元，改进了原来的机炉，才炼出了优质的钢。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采用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钢铁工业，而且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张之洞再次上奏朝廷，请求修建卢汉铁路。他提议成立铁路总公司，向南洋华侨招股，又推荐盛宣怀为铁路督办大臣人选。由于经费短缺，张之洞向比利时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898年～1902年），卢沟桥至保定段，汉口至信阳段先后通车。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卢汉铁路全线贯通，包括卢沟桥至北京，总长一千二百公里。清廷便派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共同验收，并改称京汉铁路。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以此为契机，军制改革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张之洞屡次向朝廷上疏，请求仿照东西洋各国，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并运用近代军事原理训练、组建新型军队，以逐渐取代绿营、防营等旧式武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十一月，张之洞在暂时代理两江总督期间，率先编练“江南自强军”。该军与朝燏芬于天津小站编练的“定武军”同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陆军。自强军训练不久，已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崭新气象。

《辛丑条约》签订后，张之洞又聘请日本教习，仿照日本军制进行训练，并且扩充了新军的编制，总计九千五百余人。张之洞训练的三支新军是清末除守卫京师的北洋六镇以外最强大的新军。由于治兵有方，清政府命令长江流域各省选派武将到武昌考察湖北新军的练兵之法，回去仿照其实行。张之洞还和袁世凯共同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练兵方法，名曰中国操典。

效忠晚清

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深受压迫的海南黎族人民不断举行武装反抗。张之洞上奏朝廷，请求派大员剿办琼州客黎各匪，并派总兵刘城元率兵数千人赴琼剿匪。但由于不熟地形，没有支援，加上瘴疠太盛，刘成元无功而返。

张之洞总督在办公清随后张之洞又命冯子材带领二十营的官兵，与总兵林长福、知府冯相华等共同渡琼剿匪。张之洞针对此次进兵确定了“以黎攻黎”、“剿抚兼施”等方针。冯子材、林长福亲率清兵一万余人，加上士勇、团练，步步进逼，将匪军营寨逐一攻破。此次剿匪行动，清军先后打死四百余人，“就地正法一百余人”，“黎人就抚者八万余人”。

张之洞在冯子材剿灭海南岛的匪军后，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安抚、治理工作。1887年2月他亲自制定“抚黎章程”十二条，目的是使全岛汉黎各族人民谋生立业，使海南岛的经济得到稳定发展。最值得称道的是，张之洞命令在海南岛上开通大道十二条，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张之洞还命令在海南岛加强防务。

“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的态度是矛盾的，因此他对光绪帝下发的许多谕旨都采取了敷衍、搪塞、抗拒、抵制的态度。

“戊戌政变”发生后，张之洞迅速顺应慈禧的意旨，对两湖地区的维新变法运动进行了镇压。并且他将湖南的南学会解散，将维新派设立的保卫局改为保甲局，发表声明大肆攻击维新派。

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权变”，或者说是投机，使自己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声名与日俱下。

对于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张之洞则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人民冲击并焚烧教堂和医院的行动。他还联合长江沿岸各省上奏朝廷请求力剿“邪匪”，严禁暴动，安慰使馆，致电各国表示道歉，保护外国人在华势力，与人民为敌。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中国政局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唐才常等人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使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曾劝说张之洞，准备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对此并未立即表态。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七月，张之洞便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二十余人。

近代教育的奠基者

张之洞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他认为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就必须注意选拔“端品行、务实学”、“砥砺名节”的人才，并加以培养和任用。

张之洞接任湖北学政以后，对考试方法、考试内容进行了一定的变革，允许学生各尽所长，以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

张之洞在湖北的十余年间，在湖北地区创立了比较完整的、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这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一地的实验。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1年）十月，张之洞总结他以往办学的经验，向朝廷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各类学堂，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工学堂、省外中小学、蒙学等。张之洞还编制了《奏定学堂章程》，经清廷批准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学制，时称“癸卯学制”。该学制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二十五年。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是现代教育学制的雏形。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政府批准其奏请。从第二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张之洞在创办新式教育方面的倡导和努力，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

张之洞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奠基者。

国运尽、老臣逝

清末十年间，国内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清王朝已无可奈何地跨上了覆灭的快车。在此大厦将倾之时，年逾古稀的张之洞入阁拜相，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局中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

张之洞到北京后，竭力为清政府出谋划策。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面奏慈禧太后提出“化除满汉吩域”。他说：“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原扼要，惟有请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吩域。”这一建议被清廷采纳，清廷便下诏宣称“满汉平等”。

张之洞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遗余力地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也无力回大。

清政府为了维系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回国后，征求张之洞的意见。他复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细上陈，此时突不敢妄参末议。”其遮掩回避的态度毕现。

张之洞是抱着对慈禧太后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拯救清朝颓势之志才进京入阁的，又以老成持重的心态，谨言慎行，态度暧昧。作为一个老臣，他针对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的专权，进行过抗争；对于载沣之流的倒行逆施，也曾不遗余力地加以劝说。但是，清王朝已经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之中，纵使张之洞具有盖世的奇才，也无力回天了。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六月，张之洞肝病发作，医药无效，仍强撑病体处理政务。当时载津等皇亲贵戚将政权、军权揽于一身，张之洞固争，但载沣不接受。张之洞因此更加抑郁，病情则进一步加重。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载沣走后，张之洞长叹道：“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张之洞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十月四日亥刻辞世，享年72岁。清延赐谥号“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