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之战（大清入主中原）
山海关之战简介
山海关之战：山海关大战是1644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四月，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大顺军的重要战役。此战的胜利开启了清朝朝入主中原，征服南明政府与大顺、大西等政权，建立了全国的统治。
山海关之战过程分析——
将胜利指向北京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很有名的随笔式学术论文，由历史学家、大文豪郭沫若写成，于1944年发表在陪都重庆的《新华日报》。这篇文章影响重大，专门研究明亡和明末农民战争失败问题，讨论了崇祯皇帝、李自成、李岩等悲剧人物。文章写作的时间很讲究，正好是纪念甲申年五个轮回，整整三百年过去了。发表的时间又是抗战胜利前夕，一个矛盾的敏感的时期，一个旧的历史将要结束新的前景如何展望的时期。这篇文章将当时的政治需要和历史结合起来，在战时史料较少的情况下，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三百年前的悲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有很多领导人都重视这篇文章，认为它起到了很好的镜鉴作用，选定为领导干部的理论读本。可见在晚明，无论是亡国之君，还是农民战争的领袖们，他们的遭遇和成败，对后人有着何等的警示作用。
现在，从军事史的角度，重新看明朝末年的穷途末路，看农民战争的跌宕起伏，看顶峰阶段大顺政权的急转直下，同样很有意义。大顺政权在通向北京的路上，所向披靡，取得一连串胜利。但是在北京，由于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和决策失误，过了短短一个月，就导致败局已定，直到最后彻底失败，的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难怪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之前，还要再三向战友们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入城，到四月三十日山海关作战失败撤离，李自成在北京只停留了42天，其实有20天他并不在北京，而是带领军队前往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了决定双方命运的恶战。在这有限的42天里，以及之后的一年转战中，在一系列错综复杂关系中，李自成的一些决策，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反思。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发展到顶峰。这年年初，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建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就此开始了正规化的政权建设。但这时，他没有把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他是要等进入北京之后，从崇祯皇帝的头上摘下皇冠，然后名正言顺地给自己加冕。或许还有一种可能：迫使崇祯禅让。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皇权的正统性问题，还可以促使各地拥明的地方实力派尽早放下武器，避免过多的杀戮和流血。
崇祯像
旧的皇朝奄奄一息，新的时代呼之欲出。李自成按照政权建设的要求，在明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大封功臣，增置六政府尚书、弘文馆、文谕院等新机构。而且他还对军制进行了修改，包括军官官制、名称、武器装备等，对作战部队进行重新划定。鉴于明军军纪败坏，李自成尤其严格申明了军纪，以示和旧王朝的区别。当时大顺军号称百万，其中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可谓兵强马壮。不过，按照实际的作战情况，能投入一线的作战军人并没有那么多，估计总数在三四十万。即便如此，对付早已风声鹤唳的明朝军队，也已经绰绰有余了。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八，李自成留一部分军队驻守西安，然后率领主力，经山西直奔北京而去，开始了对大明皇朝的最后一击。出发前，他通过先头部队四处发送战斗檄文，要求所经过的山西各州县文武官员，审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否则在百万大兵的沉重打击下，胆敢负隅顽抗者，都将命丧黄泉。
果然，大顺军一路势如破竹。正月二十三日，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后占领平阳（今临汾）。在这里他兵分两路，主力由李自成、刘宗敏等率领，经太原、宁武关、大同、宣化、居庸关等一线，进抵北京。偏师由刘芳亮率领，在渡过黄河后，沿黄河北岸向东行进，在占领晋南、豫北等地后，再取邯郸、邢台、保定等城，最后两路大军会师北京城下。
等到李自成顺利地攻陷太原后，他再次分兵，除执行原有路线外，还有一路由大将任继荣率领，东出固关，占领真定，然后经保定，也会师北京。李自成制定三路大军包围北京的战略，目的是防止崇祯皇帝离开北京城向南逃跑，同时阻击南方官军的北上勤王，将京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崇祯皇帝瓮中捉鳖。
通晓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分兵所造成的兵力不集中，往往意味着各路均承担更大的风险。当初杨镐在萨尔浒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兵力过于分散，受到攻击后无法相互支援。但分兵作战有时也是必须的、有效的，在进攻中，分兵也有优势和劣势之分。劣势分兵通常是有所佯动，对敌造成攻其所必救，打乱敌方的战略部署。李自成的分兵是优势分兵，并不包含牵制对方兵力的意图，也不是要攻占战略要点，只是完成对明朝中央政权的战略包围，同时也要全面接收明朝残破的地方政权。
李自成在攻克太原之前，对外发布征讨檄文。其中有“君非甚暗，孤立而炀弊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这一句话，常被解释为是对崇祯皇帝勤政的间接肯定。其实，整个檄文是在敲响旧王朝的丧钟，奏响新王朝鼎立的鼓乐，既然包含了一定的招降要求，当然对崇祯所说的话，就不能过于绝对。
大顺军队所到之处，各地明军纷纷卸甲投降，只在宁武关遇到明朝官军的像样抵抗。从此之后，仿佛触动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明军再也没有反抗，大顺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到达北京城下。既然要从军事史的角度，评述李自成缘何从巅峰迅速落入低谷，那么这场规模不大的宁武关之战还是值得一述。
旧时的文人出于对农民军的仇视，无疑在史料方面添油加醋，不负责任地夸大明军在宁武关的保卫战。《明季北略》、《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就是这样瞎编乱造，将只持续了两天的战斗吹嘘为明军坚持了两周，并且杀伤农民军逾万人，尸横遍野的惨状令李自成胆寒。这些书模仿李自成的口气说，如果沿途的明朝官吏都像宁武关守将周遇吉，组织起来拼死抵抗，那李自成无论如何也到达不 了北京城下。封建文人煞有介事，好像他们亲临现场一样，编造说：李自成面对宁武关的激烈抵抗，自忖攻占剩余的据点已无可能，开始要讨论撤军问题，打算回陕西后另作他图。而正在这个时候，首鼠两端的大同总兵姜瓖打开城门降附大顺军，从此明朝大势一去不复返。
旧时文人为什么要胡乱篡改这段历史，睁着眼睛说瞎话？主要还是立场问题，目的无非有三：第一，竭力贬低农民军的任何一次胜利，而夸大他们暂时的失败和挫折；第二，竭力拔高明官军所作的任何一次抵抗；第三，尽可能贬低明朝官员中的投降派，仿佛是他们的反戈一击，才导致了明朝的覆灭。
过了宁武关，大顺军直到北京城下再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如此顺利的进军也潜伏着几条不利隐患，只不过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爆发。而这些不利隐患，不但导致了山海关之战迅速失败，同时也使李自成兵败后无法在华北立足。
山西宁武关
第一，胜利来得太顺利，引发了军队中的骄傲情绪。面对汹涌而来的大顺军队，明朝守将望风披靡，几乎没有进行像样的抵抗，包括宁武关之战也是自不量力，螳臂挡车。这对大顺军的将领来说，仿佛包括吴三桂军在内所有的明军，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继续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东征途中轻松获胜，使农民军低估了吴三桂军的战斗力。
第二，对投降的明军来不及鉴别消化。由于胜利来得太快，降附的明军又过多，只好就地安置，委派老营的若干将领进入归降军队，参与共同管理，但实际指挥权仍在明朝旧将手中。一旦大顺军前方失利，那些归降的明军又开始见风使舵，大肆屠杀大顺将领，纷纷反戈一击，胜利果实瞬间化为乌有。
第三，占领区扩大过于迅速，因此根基很差，在短时间内，还不能成为支持大顺军的可靠后方，相反却要沿途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些官员参与管理。削弱主力这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管理混乱，来不及制定针对新区的管理措施，因此政权并没有掌握在手中。例如，大顺政权的财政政策就遇到新区官绅的强烈反对。当时，大顺政权获取经费还是沿用老办法，仍然是追赃助饷，这激化了明朝上层社会与新政权的矛盾。由于时间短，行动仓促，大顺政权对新占领区的管理无法到位，前方一旦失利，马上引起了后方不良问题的连锁反应。这一切都是因为胜利到来得太快，而李自成等人缺乏战略预见，不能及时制定合理政策所导致。
当然，胜利来得太快也不是坏事，但后续准备一定要跟上，否则容易得来的胜利潜藏着各种隐患，由于政权根基不稳固，且没有引起胜利者的重视，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好不容易到手的政权，就很可能瞬间丧失。
崇祯皇帝的穷途末路
不管怎么说，腐朽不堪的大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瞬间就要土崩瓦解。龟缩在北京城的崇祯皇帝，面对大顺军的凌厉攻势已经毫无办法；除了屡次下罪己诏外，还导演了李建泰奉诏督师的闹剧。至于商讨是否抽调唯一能战的吴三桂军勤王，也因为阁僚们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最后不了了之。
此外，崇祯皇帝还有南迁的打算，但没有大臣愿意留在北京当替死鬼，于是有的大臣坚持说，皇帝应该留在北京领导抵抗，也有的主张皇帝留守北京，而让太子南下监国。可崇祯皇帝又担心太子南下监国后，再次上演历史上唐肃宗灵武登基那一幕，整个议政乱成一团。效率之低，连唐玄宗在“安史之乱”逃入四川都不如，只能坐等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
既然崇祯皇帝已经无路可逃，那只好向全国军队下达勤王旨令。南方的部队大多领教过农民军的厉害，都不敢北上。而驻守辽东的吴三桂人马，已经从宁远后撤到山海关，然后从山海关开拔奔赴北京。如果李自成在山西等地进展缓慢，很有可能就要与吴三桂鏖兵北京城下。北京城可不是周遇吉的宁武关。
从攻占宁武关到北京陷落，中间只用了十九天时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头戴毡笠，身披缥衣，跨乌驳马，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农民军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搜寻崇祯皇帝，可是此时的崇祯皇帝已经吊死在煤山（今景山）。 他在临死前写下寥寥数语的遗诏，虽然后世流传的版本在文字上差别很大，不过内容大同小异，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因失去了江山愧对祖宗；第二，自己失去江山是大臣们害了他；第三，自己虽然死了，但太子犹在，呼吁大臣们继续支持太子。
临死前的崇祯皇帝十之八九已经精神紊乱，不会用大脑思考。如果说是大臣们害了他，那么这些不是东西的大臣，就不会继续危害太子吗？而且这样明目张胆地呼吁“百官俱赴东宫行在”，不是在督促李自成，加紧寻找沦落在民间的太子吗？其实，从他手中失去江山，也不必愧对列祖列宗。明朝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专制统治者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明末，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更加恶化，贫苦百姓再也无法忍受，只好造反寻求活路。
对于崇祯皇帝说，他的统治之术当然也有很多失误。从军事角度看，最大的错误是与两个强敌同时作战——对内镇压农民造反，对外抗御满人进攻。当时无法承受两条战线的压力，但也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暂时向一方妥协，以便集中力量，解决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他信赖的大臣杨嗣昌提出过“攘外必先安内”之策，这个肯定不是医治明亡的灵丹妙药，但至少可以拖延一下时间。不过，崇祯皇帝没有采纳，他为了两个拳头打人，又不断地增派“辽饷”、“剿饷”，结果将苦不堪言的农民们通通推给了大顺军。
对崇祯皇帝，《明史》是这样盖棺论定：
崇祯皇帝在神宗、熹宗之后即位，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稳机智，果断清除了魏忠贤奸逆，向天下向往的治平社会迈出了一大步。可惜天下大势已经积重难返。朝廷门户纠纷，前线将骄卒惰。战乱四起，民乱蔓延。以致溃烂而不可救，这可谓生不逢时，不幸之至。他在位十七年间，不近酒色，忧劳政务，殚心治理。他巴望身边有治国戡乱的人才，但是用人的时候又常犯错误，越是着急事情就越弄不好。最后还是重用信任宦官，导致举措失当，制度混乱。等到国家倾覆，身罹祸变，也算气数已尽啊。
这个评价稍微有些拔高之嫌，但按照当时的标准，大体上是公允的。为什么要拔高崇祯？主要是旧意识形态在作祟，惺惺相惜。不过从统治的能力和他推行的政策来说，确有很多欠缺之处，导致气数已尽，政局无法扭转。崇祯称帝之后，内外环境很不好，不利于一个年轻皇帝励精图治。如果把晚明比喻成一个垂死的企业，崇祯即位之时，内部管理混乱，人员离心离德，而几个竞争对手又太强。他在位十七年，碰到的两个死敌，皇太极早他一年称帝，又早他一年病逝；李自成晚他一年起义，又晚他一年战死。一南一北，前后夹击，折腾得他焦头烂额，直到亡国。
崇祯即位的时候，还是太年轻，只有十七岁。虽然他能利用当时朝廷的矛盾，除掉心腹大患魏忠贤，显示出果敢的胆识，但这说明不了他具有驾驭复杂局势的政治经验。在最后这段时间里，明朝的顽症已经暴露无遗，他那种事必躬亲、急于求成的心态，只能加剧顽症继续恶化。
崇祯对下属猜忌多疑又刻薄寡恩，臣僚们在他手下做事都要万分小心。即便如此，他在位十七年，更换的内阁辅臣多至五十余人，刑部尚书多达十七人。这些人稍有不慎，造成失误，就被猜忌结党营私，承担罪责，很有可能就是人头落地。经他之手被杀的总督有七人、巡抚十三人，而被廷杖下狱的大臣更是难以统计。难怪像陈演、魏藻德这样的首辅大学士，到最后也要当个老好人，不肯承担一点责任。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崇祯身上。他有什么理由指责大臣，说是他们误了明朝呢？
君主的性格和品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导致崇祯亡国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的执政能力和性格，被嵌入到一个极不合理的政府管理模式之中。明朝后期党争不断，宦官专权，宫廷与官府的矛盾、官府内部派系之间的内耗，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激化，这个并不仅是崇祯时期的特色。崇祯帝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过他虽然能看出问题的症状，而且病情也非常严重，却拿不出药方，不会医治，往往是病急乱投医，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沉重的病体终于变成无法挽救的尸体。朝廷恢复不了元气，形成不了良性的内动力，产生不了合理化的建议，更无执行的能臣。能臣是敢于诤主的，而崇祯又刚愎自用，能臣动辄获罪，谁还肯为朝廷任劳任怨。
专制时期的帝王最反感大臣们结党营私，但皇帝不明白，结党未必是谋求私利，也可以出于公心。在为公的问题上，也会有集体认识差别。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讲，世上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之分，这是站在大臣角度看问题的。帝 王们一概反对党争，但往往首先被打掉的，是所谓“君子之党”而不是“小人之党”，成全的反而是那些小人。例如温体仁、周延儒等在位时间越长，就越会伪装自己，祸乱朝廷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他试图挽救江山于既倒，其希望也只能化为泡影。
腐败·接管·财政问题
李自成，以农民起义军领导人的身份进入北京的紫禁城，跃上了人生和事业的顶峰。然而他的江山瞬时倾倒，如果“昏惨惨似灯将尽”可以用来比喻崇祯帝，那“呼啦啦似大厦倾”就可以用来形容李自成了。
巅峰时候的李自成，除了掌握北京政权外，他控制的地方还包括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苏的全部或大部，总兵力超过百万。他对中原地区控制的有效性远超过随后入关的清朝，在实力上也压倒了偏居江南的南明小朝廷，更超过偏居四川的另外一个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但他却在明亡之后的群雄逐鹿中，最先退出历史舞台。一个新生王朝瞬间消失，我们对它的历史凭吊和怀古，不应该拘泥于当时的旧说，详读那些史料往往令人遗憾。当时由于阶级对立所造成的偏见，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可信的史料，反而将许多污水泼向这个失败者。历史的迷雾往往是由书写者的立场所渲染出来的。
必须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大顺政权入京后，是否迅速腐化变质。这个问题虽然争鸣已久，但在一些人的脑海里仍有成见。虽然经过某些历史学家的解读，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例如，已故明史学家顾诚教授就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主力，在北京驻扎了一共42天，可以分为两段，前期在京居住计22天，后期在山海关作战计20天。如果按照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招致大顺军在山海关大败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后的追求享受，丧失战斗意志，那么问题的焦点，自然应集中到前一阶段的22天。我们且不说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竟然在短短的22天里便腐化得不能打仗，这听起来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对于这样的质疑，只要稍微有一定理性思考能力的人便会认为，所谓大顺政权的腐化，其实是地主阶级编造的谎言，一个完全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然而这个认识却在一些人脑子里根深蒂固，这除了当时的一些史料在给大顺政权编造污言秽语外，还因为他们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产生了很大误解。由于这篇论文在学苑和政坛有很大影响，而且曾被毛泽东当作党内的整风教材，所以似乎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人，都成了历史上反腐倡廉最好的反面教员。这实在是对《甲申三百年祭》和毛泽东本意的最大误解，也极大地歪曲了李自成等人的历史形象。
翻遍《甲申三百年祭》，或许下面几句大概是说李自成等人“腐化”了：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李自成亲政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除这两句外，《甲申三百年祭》再无一句指责李自成等人在京城过着所谓“腐化”生活。
而毛泽东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呢？他在1944年给郭沫若的回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由此可见，从这篇论文中，毛泽东吸取的是如何防止胜利之后的骄傲情绪。这种骄傲情绪在大顺军里的确普遍存在，然而由胜利所导致的骄傲情绪和生活腐化完全是两回事。就像一个朴素的大老粗在获胜后也可以骄傲自满，但和生活腐化却无关。
《平寇志》等书中说，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人进京二十多天内，经常在皇宫和府邸置酒畅饮，这无非是获胜之后的欢庆；而掠公侯的住宅为居所，也无非是从失败者那里接收胜利果实；甚至还说在将领中有分配宫女这样的事件，对于长期征战的军人来说，都不能算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曾有过，更 不能根据这些来推论，起义军夺取政权后腐化变质了。
相反，大顺军进入北京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居民的日常生活。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旱灾、蝗灾等大饥荒引起的，如果不想饿死，那只好铤而走险，这样必然要和官府拼命。由于投身农民军的起点很低，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农民武装，所以最初的农民军还谈不上军纪严明，也无帮助恢复生产等管理性措施。为了粮食和官军交战，成了农民军求生存的首要问题。
但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农民军越来越注重发展生产、公平买卖、凝结人心，尤其是李自成的队伍贯彻得最好。崇祯十六年（1643），崇祯皇帝数次召集廷臣研究御敌之策，左庶子马世奇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在当时最凶悍的两支农民军中，治张献忠易，治李自成难。原因就是老百姓苦于兵燹和饥馑，而李自成抓住了要害，散财赈贫，发粟赈饥，凝聚民心。
进入北京后的第一天，农民军就开榜宣告：大军所到之处将秋毫无犯，凡有扰市乱市罢市的皆处死。结果很快就抓到两个抢劫绸缎铺的农民军士兵，通过处以死刑来宣告它对内对外的庄严承诺。当然几十万大军，难免出一两个败类。所到之处，不可能完全平安无事秋毫无犯，发生少许的治安案件也属正常。
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军在潜意识中已经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认为即将天下太平，对明朝的官吏和军队都非常藐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队伍中出现过一种彼此对立相互矛盾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文官和武将在安抚人心上的认识差别，以致牛金星、顾君恩等人提醒刘宗敏“人心大扰”的问题。
一般而言，从政的文职官员希望加强军纪，对违纪现象会有所不安，他们更关注于胜利之后的管理和制度建设；而领兵打仗的将领却不以为然，他们更相信依靠士兵的战斗力。平心而论，这种认识上的差别直到现代战争中还存在。并不能因为在北京城，农民军制造过少量的杀人越货事件，就否认北京城良好的社会秩序，也不能就此断言农民军军纪败坏。
相反，也有一些书，如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中记载，农民军一进城就给北京市民留下了良好印象，很多人巴望着将女儿嫁给农民军将士，并且引以为荣。即便等到山海关之战失败，农民军要退出北京后，有人还扶老携幼，表示要跟随撤退。如果没有之前的良好军纪，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新政权的腐败的确不是个问题，但新政权对旧政权的接管，却矛盾重重，最后导致激化。大顺军进北京后，开始全面接管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由于进京之前，李自成在西安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政权机构，并且打算将西安预留为首都，因此对明朝的官吏，只是做完甄别后，吸收个别官员加入新政权，绝大多数都弃置不用。但是当时在京的明朝旧臣大约有两三千人，只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二十多位官员陪同朱由检殉国，绝大多数都对参与新政权充满了渴望。
然而大顺军的领袖们多年来与敌争战，对明朝旧臣在内心里充满了厌恶。虽然李自成在东征山西时发布檄文，表达过招降的意愿，但通过他在北京接管各级衙门后，对官吏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来看，这种招降只不过是战前的临时策略，根本不打算事后认真贯彻执行。从这一点来看，李自成面对即将到手的政权，对如何保持警惕，如何巩固政权，以及怎样减少战争损失，的确不如朱元璋深谋远虑。
对如何处理投降过来的明朝官吏，大顺政权有一条戒规：凡是三品以上的官员一律不予录用，而且要看押起来，关在兵营里追赃助饷；对四品以下的官员，先进行甄别，然后视情况而论。对于那些平时表现好的，没有劣迹的小官，可以授予一定的职务，平庸无能的同样弃之不用。劣迹昭彰的小官，还要随三品以上大员，被押到军营追赃助饷。
面对这项冷冰冰的戒规，明朝那些投降的官员起初还没明白过来，不知道大势已去，仍纷纷向新朝廷的吏部尚书宋企郊请求一官半职，却被宋企郊泼了瓢冷水。宋企郊说：“诸公怎么不明白事理，新天子御极，自当另用一番人！和你们有什么关系！”这些官员眼看着被冷落一旁，意识到自己与新政权的格格不入，于是心灰意冷，纷纷潜逃出北京，或者流落原籍，或者到南方寻求依靠。这实际上是加重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敌视和仇恨。
如果说大顺政权在处理明朝降官的问题上，存在着策略不灵活、失之过严等不足，那么它对降官继续推行追赃助饷的财政政策，则成为断送这个新政权的更重要因素。大顺军很早就宣布，它要与明朝苛政决裂，也是因为当初有了“均田免粮”、“三年免征”等口号，所以农民武装迅速壮大。但是任何一支军队或者政权，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来维持。那么在钱的问题上，大顺政权要解决所 需经费，就只有对明朝内帑、宗室、勋爵、太监的资产进行罚没，当时的口号叫“拶官助饷”。
这笔钱到底搞到多少？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和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等书中，均接受了《明季北略》的观点，就是缴获的各种资财，仅皇家内帑就达到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这个庞大的数字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但无论如何，大顺政权对明朝统治集团进行惩罚性的财产政策，通过没收与拷打所得，还是达到了惊人的数字。
大顺政权真的缺钱么？其实它的财政状况，远未达到寅吃卯粮的地步，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期。就是因为政权到手要释放出从前的敌意，现在打下了京师颠覆了明王朝，也有可能是拶夹那些软骨头的降官得钱过于容易，后来索性将打击面不断扩大，甚至扩大到下级官员、绅士和富商。消息传出京城后，各地官绅如罹汤火，将原本已经缓和的矛盾很快就激化对立。大顺军为了更快更多地追赃，由刘宗敏亲自挂帅，频繁使用酷刑，拷打那些爱财如命的明朝降官。虽然由于史料繁杂无法全面估算，但各种书上记载的大顺政权在京的活动，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显然就是拷打降官，追赃助饷。
在这里无需讲述农民军对明朝降官如何施以酷刑，昔日作威作福的皇亲国戚，在夹棍和皮鞭之下，皮开肉绽，以致丧命。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追赃助饷政策很快就从钱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由于新政权对降官毫不留情，所以也就彻底打消了他们的天真幻想。刚刚放下的刀枪又重新举了起来。新政权注定要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前进，但下一步能走多远呢？
在李自成的起义军中，一直缺乏数位甚至一位能运筹帷幄、视野宽阔的谋臣，比如刘邦之张良、朱元璋之刘基、皇太极之范文程这样的人物。而且李自成在文武方面的左膀右臂——牛金星、刘宗敏，彼此之间还有较深的矛盾。刘宗敏现在忙于追赃助饷，牛金星则热衷于李自成的登基大典。
在李自成的身边，只有制将军李岩曾经提出过建议：登基大典缓行，追赃助饷缩小打击面，各营兵马驻扎城外保持出征状态，防止外地各镇兵马的报复。如果李自成能认真执行这四点建议，山海关之战的结局则很有可能改变。但李自成面对接踵而来的胜利，怎么肯接受这样一个爬行主义的建议呢？李自成关心的是登上皇帝宝座，对于招降京畿附近的地方政权，则退居次要的地位。
鉴于大顺军所到之处，明朝各级政权土崩瓦解，领导层开始任命新的官员，前往各地接管归降的政权。对暂时观望的明朝旧臣，首先采取劝降的策略，如果执意拒绝新政权，最后再考虑用武力解决。
派遣什么人前往各地劝降，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大顺政权派出的劝降官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怎么用农民军老营的将领，派出的主要是入京前就归顺投降的明朝旧臣。例如，接管山海关，李自成派出的是明降将居庸关总兵唐通，又抽调明降将董学礼、郭陞、白邦政等，前往山东、江苏等地接管政权。
这些降官只拿着李自成的谕令，所带人员和钱财都十分有限，既起不到吸引作用，也起不到威慑作用。当时尚未投降的地方政权，对江山易色采取观望态度，受到各种传言的影响，一直犹犹豫豫，因此接管工作进展缓慢。即便北京周边地区的明朝官员纷纷投降，例如姜瓖等，也没有几个是真正膺服，无非是忍气吞声，暂时躲避覆灭的风险。一旦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他们迅速反水就毫不奇怪了。这也正好说明，大顺政权对新区还没有什么掌握能力，政权建设十分脆弱。
吴三桂与多尔衮的选择
崇祯十七年三月，大明王朝覆灭的前夕，崇祯皇帝加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谕令他率领所部关宁铁骑五万人，从宁远入关勤王。吴三桂在撤退的时候，十万汉族老百姓也要求一起撤回关内，因此采用的是军民十多万人混合行进，速度较慢，而不是皇帝急需的骑兵驰进。因此有人指责他是惧怕农民军，不想为即将倾覆的明朝，蚀了自己的老本。
这个观点无法成立。当李自成拿下大同、宣化后，崇祯皇帝才最后下定决心，要求吴三桂驰援。他没能早日勤王，完全是朝廷内部互相推诿、上下扯皮造成的。从行军速度来说，当吴三桂走到山海关时，李自成的兵锋已经到了北京城下。而吴三桂到达河北丰润时，北京城已经换了新主人。不是吴三桂走得太慢，而是一路上明军纷纷放弃抵抗，使李自成顺利占据北京。吴三桂又不是算命先生，怎么能料到明军从大同到宣化再到北京，总共才坚持了十五天。
吴三桂像
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加山海关总兵高第的部队，总计有五万多精兵，此外还有民风剽悍的边民近十万，可以在危急时候充军作战。这样一支重要的武装被压缩在山海关狭小的地区，在他以北二百多里的宁远，已经沦入清军之手，在他以西二百多里的北京，已经被大顺军占领。两支力量都比自己强大很多，吴三桂既没有谋求独立的军事实力，也没有谋求独立的政治资本，甚至连谋求缓冲的地域空间都没有，他只有迅速作出决定，到底投靠哪一方。讨价还价的本钱就是手中的五万精兵。
左右掂量之后，他还是打算归顺取代明朝的新政权。这倒不是说他没有投降清军的可能，清对吴三桂的招降活动进行得更早。崇祯十五年（1642），松锦之战结束后，皇太极接受了锦州总兵祖大寿的归降，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于是清朝利用这个身份劝降吴三桂。皇太极自己也给吴三桂写信，表示吴三桂归降清朝后，可以富贵，长保功名。但是吴三桂始终没有答应，有两个原因很可能起了关键作用：一是他的全家包括父亲吴襄、爱妾陈圆圆都滞留在北京；二是他在关外有很大的自主权，崇祯皇帝十分倚重他，因此没有必要降清。不过清这两年的招降工作，至少为吴三桂在危急时刻留下了后路。对吴三桂来说，这个后路竟成了救命稻草。
李自成在占领北京城之后，也开始招降吴三桂。他派遣居庸关降将唐通，带着犒银四万两和吴襄的家书前往说服。唐通之行一开始很顺利，对吴三桂来说，至少有三点让他满意：第一，父亲的家书表明，改朝换代之后全家依然平安；第二，李自成之前从未和自己交过兵，没有结过怨仇，此次招降出手阔绰；第三，实力远逊于他的唐通被册封为定西伯，何愁自己以后没有荣华富贵。大顺取代明朝已成事实，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实力不受损失，接受招降也是大势所趋。这是吴三桂在明亡后的第一步选择。
吴三桂是在奔赴北京的途中，行至滦州突然改变了主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迅速折返山海关，奔袭李自成的换防部队。然后，全军缟素，要为崇祯皇帝复仇。这是吴三桂的第二步选择。
很多人都分析过吴三桂的突然转变，有人还以亲历者的身份，绘声绘色地描述吴三桂情绪的起伏，最后是如何“冲冠一怒为红颜”，好像他就站在吴三桂身边一样。当然，在当时社会环境里，吴三桂因爱妾陈圆圆被掳掠而暴怒，也不完全是诗人的想象。
吴三桂和大顺政权决裂，说明他最起码不是怕死的懦夫。像吴三桂这样军旅出身，早就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宫廷禁闱中的皇帝皇后都可以自杀，何况一个披坚执锐的将军。当然，陈圆圆事件并不是全部因素，可以认为陈圆圆被掳掠，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既然能知道小人物陈圆圆的遭遇，可见在去北京的途中，他还可以打听到农民军的其他活动，例如皇亲贵戚的家财被掠夺、自己亲人被羁押等。在山海关时的种种美好设想很快黯淡下来，到最后完全成了泡影，再继续向前走，就有落入陷阱之虞。
我们无需渲染陈圆圆能对吴三桂拒降起到多大作用，说穿了，农民军的激进政策必然要导致这一结果。有的情况下，有人会忍；有的情况下，是忍无可忍。对抗，在李自成和吴三桂之间展开，绝不是偶然的事件。此“吴三桂”不反抗，彼“吴三桂”也会反抗。
吴三桂拒降的消息传到北京后，紫禁城的气氛顿时也变得凝重。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拒降，二十七、二十八日打败了李自成在山海关的接管部队。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北京，连原定在四月一日的登基大典也取消了。李自成迅速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商讨对付吴三桂的策略。先从唐通、白广恩等明降将那里，打听出吴三桂的军事实力，觉得吴三桂的人马不容易对付，最后和刘宗敏、李过等定下来的策略是以压促降：一方面军队厉兵秣马准备出征，一方面通过吴襄的父子之情打动吴三桂。
将领们忙着出征，期盼得胜归来，文臣们继续忙登基大典，期盼加官晋爵。大顺军内部从上到下没人相信，面对五万人马的对手会失败。失败，已经不属于大顺军了！他们需要最后一场胜利，作为献给新皇帝的贺礼。但李自成又怎么知道，他们的以压促降策略，只能将一个公开的对手，压向另外一个从未打过 交道的对手，一个隐蔽的对手，一个更凶狠的对手。他们怎能知道在吴三桂和清朝之间，还留有一条后路。
和李自成对关外情况懵懂无知相反，清统治者对明朝残破的江山却了如指掌。皇太极在去世前，就已断定明朝气数已尽，能够用来抵抗的军队几乎全被消灭。但是清对关内还没有并吞的野心，只是想借着内乱，趁火打劫。随着农民军力量不断壮大，改朝换代的趋势更加明显，清朝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试图和农民军联手，先消灭明朝再说。因此皇太极下过旨令说，清军将领在关内作战，如果遇到“流寇”，切莫动手，只需表明共同的对手是明朝即可。
皇太极像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去世。清皇族最高层在经过钩心斗角之后，皇位归皇太极的六岁儿子福临，大权归属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对明朝形势的判断和皇太极类似，也希望同李自成联手共灭明朝。但在皇太极去世后的这几个月里，关内的形势发展太快。当他致信李自成表达意愿时，大顺军已经占领了山西，距离北京一步之遥。现在没有证据表明，李自成是否收到此信，又是如何回信的。但此时北京已是大顺军的囊中之物，谁又肯将到手的胜利果实与他人分享呢？李自成没有理会多尔衮的要求，这样就错过了一次与清朝打交道、了解对手情况的机会。
此时的清对关内的发展动向也不太清楚，多尔衮搞不懂李自成的意图，也不了解农民军的军事力量，但是侦知了李自成占领大同、宣府等地，正在向北京逼近。清军四次入关，都没有直接进攻北京，而现在农民军一路上势如破竹，说明这个对手也很难对付。多尔衮很快又获悉，吴三桂放弃了关外宁远，向山海关撤退，于是顺势占据了宁远。
多尔衮不了解吴三桂放弃宁远之后的进一步打算，但肯定能猜出明军之所以撤退，是北京城形势危急的结果。他随即下令清军修整军械，囤粮秣马，积极备战。如果吴三桂能在北京和李自成作战，多尔衮也要前往北京，再进行一次鹿死谁手的角逐。在多尔衮眼中，吴三桂获胜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这只“鹿”并不是李自成，而是奄奄一息的明王朝。但他还是要和李自成较量，较量的是，谁会成为捷足先登的猎鹿人。
实事求是地说，清没有和大顺政权争夺中原的详细规划。因为局势发展得太快，计划也赶不上变化。他没有想到自己四入中原，都没有拿下北京城，到了农民军手里，只攻打了一天就得手了；也没有想到李自成正在招降吴三桂，而且吴三桂在招降的路上，已经走了一半。
如果李自成在北京的安抚政策深得吴三桂的满意，最后招降成功，那么多尔衮就要掂量一下，自己同时对付两大对手，到底能有多少胜算。他率领将近十万八旗兵，要在北京城下和李自成、吴三桂联军进行血战，胜利的天平并不会倒向清朝。这样的话，多尔衮南下中原，目的就成了前几次的翻版，无非趁火打劫，而且一定要趁农民军立足未稳，迅速出兵。
四月初，多尔衮获悉了农民军攻陷北京、明廷覆亡，于是征集约十万军队，绕过山海关，打算由蓟州、密云破关而入，目标北京城。
山海关之战
崇祯十七年四月，在北京到山海关一带，已经聚集了三支枕戈待旦的武装：李自成一方，有十多万征尘未洗的将士，他们将前往山海关，压迫吴三桂或降或战；吴三桂一方，是大约五万的关宁铁骑驻扎在山海关，全身缟素，发誓要为亡君复仇；多尔衮一方，有近十万的八旗军士，他们要趁着明乱，获得更大的利益。
战云早已密布，但局势都没有看透。从战斗力来说，清军最强，大顺军次之，明军最弱。清军在数量上虽然不及大顺军，但军事素养高，能征善战，它的军队铁板一块，指挥灵活，便于机动。大顺军的优势是数量上最为庞大，占有地利，可以坚守牢固的城池，以逸待劳。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富有朝气，是一股新兴的力量。但它发展过于迅速，相对来说，除老营之外，很多士兵入伍时间偏短，军事训练不足，战斗素养偏低；而且大顺军一路上招降偏多，成员复杂，农民 军和明朝降兵降将如何指挥调动、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等，都是问题。明军是一支完整精锐的军队，但是数量最少，补给困难，活动区域狭小，前后都有敌手，没有回旋余地，而且马上就要面临大顺军的攻击。
这三支军队，历史上曾经敌对过，或者马上将成为对手，历史上也曾经有合作或者招降的可能。当明朝覆亡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了共同作战的目标，或者合作谈判的基础，现在要为各自的利益和生存而战。
三个对手交战，其中有一方必然要成为争取的对象，或者希望成为己方的盟友，或者拆散对手的联盟，至少也要保持中立。三个对手交战，通常最弱小最危险的一方，必须先要改变战术，或者像赤壁之战那样，两个弱小的联合，共同对付强大的曹军，目的是保持战后的独立地位不受改变；或者像朝鲜“壬辰倭乱”那样，弱小而又危险的一方依附强者，弱者的目的是借助力量，免遭攻击和蹂躏，强者的目的是完成统一格局。
吴三桂不是东吴的孙权，除了要抵抗大兵压境的李自成外，在他的北面，还有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即便能在抵抗李自成的作战中获得胜利，那么剩余的部队也会很快被清兵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想到了他的舅舅祖大寿、想到了洪承畴、想到了皇太极曾留给他的后路。吴三桂火速派遣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向清军求援。这是吴三桂在明亡后的第三步选择。
吴三桂当时并不知道多尔衮已经统领大军南下，要和大顺军在北京附近作战。如果知道的话，他会进一步和李自成周旋，假意答应条件，然后再继续谈判拖延时间。等到李自成后院火起，他或者随后掩杀，或者坐山观虎斗，这样获得的利益要比直接降清高很多。
多尔衮也不知道李自成和吴三桂即将在山海关交战。他正在去北京的路上。他没有选择走最麻烦的山海关这条线，否则就先要和吴三桂作战，再和大顺军作战，清军有限的兵力承担不了如此重担。
李自成当然不知道吴三桂和多尔衮之间有条后路，也不知道多尔衮要来北京趁火打劫，否则的话，他会稳住吴三桂，迅速退兵回北京，迎击多尔衮。这样无论在地利和兵源上，都比在山海关交战更有获胜的保证。
三方都在迷雾中摸索，但多尔衮最先看到了光明。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书信，是以明朝遗臣的身份向清朝“乞师”，信中大意是要为明朝光复中兴。但书信中已经透露出北京城被占领，皇朝被颠覆，而自己受到军事威胁，和他愿意与清朝联合的意向。至于许给清朝的好处，则含糊地表示愿给财帛，甚至割让土地。
面对吴三桂的“乞师”，多尔衮可以有多种选择。拒绝吴三桂的“乞师”，仍按照既定方针作战，这是下策。因为这样，自己将单独和两个强敌分别交战，损失最大，而且未必能够获胜。拒绝吴三桂的“乞师”，坐山观虎斗，趁两败俱伤的时候，然后分别消灭之，这是中策。这样很有可能将两个对手先后消灭，至少是削弱，但自己的力量并未壮大。接受吴三桂的“乞师”，但前提不是联合，而是要求归顺，然后合兵一处，如虎添翼，彻底消灭李自成，这是上策。
多尔衮给吴三桂的回信说得很巧妙，既没有回绝“乞师”的要求，还表达了一向愿与明朝修好的愿望。但对吴三桂本人，则提出率众归顺的要求，这样对吴三桂来说，不但在危险形势下，可以保全身家性命，可以封土称王，还可以为国仇家恨雪耻。紧张的局势已经容不得吴三桂讨价还价，要么先和李自成交战，无论胜负，还要面对多尔衮。前是狼后是虎的困局，成为吴三桂降清的唯一选择。
四月二十一日，等清军赶到山海关的时候，大顺军已经包围了明军，并开始发起攻击。清军没有立刻投入战斗，而是观望战局的走向。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明军露出疲惫之态，吴三桂见形势急迫，甚至亲自带亲兵数百人冲出城外，谒见多尔衮请求立刻支援。
有人以为吴三桂冲出山海关向清军求援，必须穿过大顺军的阵地，便认为大顺军侦悉了清军要和吴三桂联合作战。大顺军领导人凭手头的兵力孤注一掷，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已经来不及檄调援军。这个观点未必正确。吴三桂率几百兵丁冲过大顺军的防地，大顺军未必能认出是吴三桂本人，而且是要向清军求援；更大的可能是断定有一小部分明军，抵挡不住，只好向北方逃窜。因此更要加大攻击力度，彻底摧毁明军。
至于清军，此时还没有进入大顺军的视野。最大的可能就是，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趁夜色秘密潜入山海关的一片石等地区，然后隐蔽起来。明军则全部开出城外，等待着第二天和大顺军再决高低。有了清军在后面作主心骨，明军自然可以奋力死战，紧紧拖住大顺军。
山海关
清代人一般这样写这段历史，在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军逐渐招架不住大顺军的猛烈进攻，出现了崩溃的征兆。就在这个时候，清军从阵地后面绕了出来，凶狠地向大顺军反扑，一举将大顺军击溃。
这个“招架不住”说，未必可信。吴三桂降清后，也已经看清楚了三方的底牌，他明白自己的战术安排，目的不是要奋力歼敌，而是要紧紧拖住对手，一直拖到大顺军精疲力竭，然后投入清的生力军，合兵一处，做致命打击。吴三桂表现出的“几乎支撑不住”，只是一种吸引李自成进攻的表象，绝不是他实力受损很大。应该承认吴三桂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在进一步迷惑大顺军的假象上，他表演得非常成功。而《清史稿》等书采用这种说法，意图也是要炫耀清军的战斗力和多尔衮的指挥若定。
清军果然是在最应该出击的时刻，出现在大顺军的面前。大顺军从来没有和清军交过手，更不用说积累的作战经验，现在面临突然出现的强敌，在体力和心理上都明显落入下风。而多尔衮在战略战术的安排上，都比李自成看得更远更清楚，在兵力部署和发动攻击的突然性、隐蔽性等方面，都占尽了优势。以逸待劳的清军很快就让猝不及防的大顺军血流成河，大顺军阵脚大乱，被清军和吴三桂军随后掩杀。李自成带着少量骑兵败退到永平，损失人马辎重无数，刘宗敏也身负重伤。山海关之战以李自成的失败而改写了历史。
四分五裂的防御策略
吴三桂最初要投靠大顺政权，后来又归降了清，他的反反复复终于将农民军和八旗军都吸引到山海关，最后变成了清、大顺之间对中国统治权的争夺。
大顺军的失败既有关键因素，也有偶然因素。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军领导人占领北京后，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到顶点，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完全没有料到明朝覆亡后，清军入关作战的可能性，对明朝上层集团的不满和反抗，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所带的兵力是有限的。李自成从西安出发进行东征，他率领的兵力完全能够击败明军，攻占山西、北京和畿辅等地。如果此时再遇到清军进犯，大顺政权的兵力就显得捉襟见肘。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很快就分兵南下。这也说明，他没有觉察出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而历代汉族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长城沿线的军事防御，以防游牧民族穿越长城南下劫掠。李自成应该知道，明朝许多将领都是败亡在清军手中，包括屡次战胜过农民军的洪承畴、卢象昇等人。
无论如何，李自成在颠覆明朝统治后，应该对清有个认识，有个表态，或许是时间太短还来不及。但他既然能作出分兵南下的决定，为什么不能派出使者或代表，向北看一看呢？这也说明李自成是一个在农民战争的漩涡中几起几伏的杰出领导人，在斗争的坚定性和百折不挠方面具有可贵的品质，但在驾驭全局方面还显得视野过于狭窄，不像他的前辈朱元璋，有着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和稳扎稳打的指挥艺术。至于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人，都被后人说成是“井窥之智”、“瘈犬之猛”。从他们决策西安为首都，然后进军北京来看，说明这个智囊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分析能力，的确表现得十分有限。
在攻打吴三桂之前，李自成已经定下以压促降的战略，因此在出征的时候，就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还有明太子也裹在队伍中，目的是要以父子之情和君臣之义打动吴三桂。李自成何尝不知道，如果关宁铁骑拼死抵抗，大顺军至少要付出两三万人伤亡的代价。
但是李自成在劝降的条件和待遇上，让步非常有限。吴三桂向李自成索要明太子，被李自成断然拒绝。他主要是担心吴三桂拥君自立，然后继续号召勤王。李自成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李自成可以放掉明太子还有吴襄等人。吴三桂已经是笼中之鸟，他有了明太子和吴襄等人，不但没有获得任何实力上的增长，只能背上更重的包袱，捆住了手脚。将明太子送给吴三桂，还束缚住南方拥戴新君的可能性，而且还表现出大顺政权劝降的诚意。李 自成的所谓劝降，实际上是最后通牒，之所以不肯多让步，只能说明他对战争充满自信，也正是有了这种自信，使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万一失败后的防御措施。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就地组织京师保卫战。众多史书中说，李自成下令毁城外民居数万间，并夷平了牛马墙，稍迟者杀之，凡数万人，这实在又是对农民军的诬蔑，并不足信。
李自成一开始设想保卫京城是很有可能的，但也是暂时的，绝非死守。这些临时性的防御设施很难抵挡联合攻击，城外的营寨连续被破。城里的农民军无论是在人数、装备、士气，都远逊色于攻势中的吴三桂军和清军。更困难的是，大顺军无法在京畿地区组织一支强大的援军，进行绝地反击。两天之后，李自成作出决定：撤出北京回西安。在当时情况下，这是明智之举。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大典，第二天便撤出北京城。由于撤退时动静太大，而且还很不明智地放火焚烧明朝的宫殿、城楼，这等于向清军放出信号，农民军不再打算坚守。吴三桂率两万人绕城西追，很快将农民军的后勤辎重队伍冲得七零八落，撤退成了败逃。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则在明朝遗臣弹冠相庆之时，顺利占领了北京城。短短一个多月，北京城更换了第三个主人。
从北京败撤后，大顺军一路被清军追杀，沿途丢盔弃甲，没有还手的机会，只有挨打的可能，因此客观上也无法进行战略上的防御。
五月一日，大顺军从北京溃退到西南方向的涿州，遭到当地原明朝官绅冯铨等人组织的抗拒，攻城失利，加之后面追兵逼近，只好弃之而去。大顺军进攻涿州，说明它对山海关之战失利的后果，还存在认识上的含混，以为放弃了北京，就能缓解追兵的压力。在清军和吴三桂部的两路追击下，五月二日，大顺军退到保定，阻击失败。五月三日，大顺军殿后的左光先部与吴三桂军交战，再次遭到失败，左光先负伤，将军谷大成牺牲。五月八日，清军和大顺军谷英部在庆都展开大战，谷英牺牲。
由于大顺军在畿辅的平原地区已经无法立足，所以经井陉进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从此开始了山区作战。而清军由于连续作战，需要巩固占领区的成果，同时人困马乏需要休整，双方的主力到此脱离战场接触，转入休整。
然而李自成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更令他烦恼的是内部的倒戈和分裂。与孙传庭的潼关之战后，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华北的各地官绅看到明朝大厦将倾，于是纷纷为效忠新政权打起了小算盘。这就是为什么大顺军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席卷华北数千里。
然而官绅们高估了李自成。他率领的农民政权并没有很快蜕变为地主阶级政权，在“追赃助饷”的政策面前，官绅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他们和吴三桂不一样，由于没有兵权，面对大顺军势如破竹的前进，只好在表面上装出支持新政权，而暗地里却咬牙切齿，隐忍不发。一旦农民军受到重大挫折，特别是北京的陷落，对激发官绅的反叛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各地官绅纷纷捕杀大顺政权刚刚派出的官员。顷刻间，大顺政权即将建成的大厦便在官绅反叛的烈火中焚毁。
在这些叛乱中，对农民军政权威胁最大的，当属已经窃据高位的明朝地方实力派。许多老营将士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便在突然袭击下，人头落地。这也正好说明，农民军对提防外来入侵方面缺乏应有的警惕，在应付内部叛乱问题上，也普遍缺乏足够的经验。
在德州，大顺政权的防御史阎杰和州牧吴徵文被害。在临清，大顺政权防御史王皇极被擒杀。在宣府，权将军黄应选、驻守保安的将领李琦、驻守怀来的将领李定国、驻守永宁的将领孙弘图等先后被杀。在大同，权将军张天琳被杀。在济宁，防御史张向行被俘杀。类似的例子史料中不胜枚举，这些反叛活动几乎都是在北京陷落后两个月内发生的。
李自成退到山西后，面对接二连三的反叛事件十分吃惊，立刻召集高级官员商议对策。从当时的形势看，农民军由于遭遇连续失败，已经处于敌强我弱被动防御的地步。主要作战对象已经不是吴三桂军，开始承受着清军和反叛武装的混合进攻。虽然反叛武装的进攻给大顺政权造成了很大麻烦，打乱了军事部署，但是他们进攻的力度并不可怕。
对清军来说，也有一些不足需要克服。他们入关后的兵力还十分有限，对于占领区的控制也很薄弱。更何况南京正在酝酿成立新的政府，明朝的遗民们虽然倒向了清朝，但也属于暂时的，犹豫和观望的风气十分浓厚。在这种情况下，哪一方取得一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哪一方就赢得这些骑墙派的筹码。所以李自成的军事部署不应该是战略防御，而是要充分利用休整期， 重新组织兵力对清军实施进攻。只要能在进攻中获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打掉反叛的气焰。战胜清军也就成为战胜反叛的有效武器。
李自成和李岩问题
李自成队伍中，有一位制将军李岩，因提出一项军事计划而遭杀身之祸。在李岩身上，有许多不解之谜，争论起来莫衷一是。李岩事件，对李自成的防御策略影响很大。
大体情况是，李自成败退出北京、河北后，各地接二连三发生反叛大顺政权的情况。制将军李岩在山西向李自成提出，自己愿意带领两万人马，分兵前往河南，一是将那里发生的叛乱事件平定下去，二是开辟反清的第二战场。李自成可以同意这个建议，也可以不同意，谁知他挥手一刀，要了李岩的性命，随即引发农民军内部分裂。《明史·李自成传》是这样谈论李岩事件：
定州之败后，河南州县多叛离李自成，他召集诸将商议。李岩请求率兵前往。牛金星暗中告诉李自成说：“李岩雄武有大略，不会久居人下。河南是李岩的故乡，他在那里深孚众望。如果让他统兵前往，必然不服管束。”社会上有谶言：十八子，得天下。此十八子是指李岩。李自成听信了牛金星的谮言，下令将李岩暗中杀害。农民军因李岩被杀而哗然，出现解体。
关于是否有李岩这个人，以及李岩的所作所为，史学界一直有很大分歧。一些史书上记载李岩在大顺军中的活动，似乎证明他在李自成身边扮演重要的角色，有着很高的地位。尤其在北京的时候，他慎重地提出了保护明朝皇室等四策，和刘宗敏“拶官助饷”、牛金星“太平宰相”等迥然不同。很显然，李岩无论在政策理念上，还是个人恩怨上，都和牛金星有矛盾，于是遭到排斥。在一定场合下，受到牛金星的挑拨而遭到陷害，是完全可能的。
李岩被杀，不但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大顺军的悲剧。在历史上，李岩是个谜，这是由于在许多细节方面，一些封建文人对这个农民军的将领，有许多添油加醋，甚至胡编乱造的地方，因此解释起来混乱不堪。例如李岩的身世问题，他是如何加入农民军的，还有他和红娘子的关系等，逐渐被发现都有编造之嫌。
这里没有必要对李岩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史料上的考辨。那些所谓正统史书，显然是编造了一些史实，夸大了李岩的作用。例如，他在农民军中，到底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史书上说被拜为制将军。从他请求率两万兵马前往河南来看，更像是个独当一面的儒将，而不是为李自成出谋划策的军事谋士。但在详细的史料中，并无见过他统兵冲杀、攻城掠寨的记录，反倒是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认为，李岩主要是替李自成进行军事策划，从他进京之后的表现来看，的确符合这样一个身份。
按照带兵的常识，如果是清洗了独当一面的统帅，很有可能引起整个军队的哗变或瓦解，例如同时期的许定国谋害高杰之后，高杰军队很快解体。如果仅仅是杀害了重要谋士，至多是在高层引起不满和骚动。事实上，按照《国榷》的记载，李岩被杀害后，他的部队不但没有解体，还被李自成派到汉中和张献忠作战去了，由此可见，李岩在军队中主要担当谋士。
李自成在一系列失败后，情绪不好，多次惩罚手下的高官，例如吏部尚书宋企郊因任人唯亲，被罚戴着枷锁一直走到西安；兵政尚书张第元在和李自成交谈时，称呼农民军，随口带出了“贼”字，立刻惹来李自成的暴怒，竟被砍了头。为什么这些人的被杀被抓，都没有引起农民军的分裂，而唯独李岩被杀，却要在历史上被大肆渲染呢？
笔者认为，李岩是一个所谓的“亲明”将军，赢得了明朝遗臣们的好感，需要加以肯定，并不是因为他在农民军中的地位有多高，谋略有多么高明。
著名小说家、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对李岩的这个建议，给了一个很低的评价。他说：
大顺军的失败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出现了不容易挽回的历史形势。给李岩两万人马去河南，断不会扭转当时的历史形势。何况，山西很快被清军占领，豫王多铎的大军很快从孟津过河，加上河南地方势力已经纷起反对大顺军，又很快投降清朝，两万大顺军随李岩（假若确有其人）到河南根本没有机会站立脚跟。
其实李岩的这个建议，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不失为是积极防御，并且在防御中包含了某些进攻因素，迫使对方进行分兵。李岩提出建议的时候，正是大顺军在山西暂时得到安稳，而清军退回北京进行修整，有一个多月没有发动军事进攻。姚雪垠所说过的几个“很快”，都是在崇祯十七年七月到九月之后发生的事情，而李岩的建议应该在五月。
对大顺军来说，这个时候还是敌强我弱，大的格局没有改变。但是李自成应该考虑的不是退回陕西，组织第二次东征，而是从西北各省迅速征调兵力，巩固在山西的军事防御。一方面阻止清军从畿辅地区进攻山西，亦使之成为进攻清军的滩头堡垒。如果李自成能在山西加强军事力量，同时派遣一支偏师到农民军力量薄弱的豫东，不但可以巩固一块阵地，还减轻了清军对山西的军事压力。这对大顺军保卫山西、开辟河南都有积极作用。
当然也像姚雪垠所说，在崇祯十七年五六月之际，想立足河南并不容易。这个地方处于清军、大顺军和南明三大集团的压迫之下，地方势力出于安全自保，各派林立，混乱的局势死灰复燃。相对来说，南明在一开始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山海关之战后，拥明的官绅大肆杀戮农民军的先遣官员，政治上他们属于南方。但是南明小朝廷内部腐败、混乱、分裂，根本无力完成统率河南的重任。而清军由于兵力有限，正在畿南、山东一带巩固自己的地盘，力量还没有发展到黄河以南。所以李自成在退守山西之后，迅速派出一支部队进入河南是最好的时机。等清军休整结束，开始新一轮进攻之后，时间上的优势就随之丧失了。
有些人根据记载李岩的混乱史料，认为根本就没有此人。如果说真没有李岩这个人，也不存在所谓分兵河南的建议，那么李自成没有派人去占领河南，准确把握这个时机尚可理解。但此时他在山西又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重大错误，部署之失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他或者至少是刘宗敏这样能够担当总指挥的将领，留在山西指挥作战，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
但是情况相反，他和刘宗敏等高级官员率领主力，悉数撤回到陕西，并且以山西的缙绅富户可能反叛为由，强迫一起迁回陕西。虽然他在山西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和不少战将，例如陈永福、韩文铨守太原，马重禧守固关，张天琳守大同，刘忠守长治，袁宗第守临汾。但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分兵守山西诸 隘，无法协调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既无主力部队，更无机动部队，甚至连一支像样的预备队都没有，完全摆出了一副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格局。
当李自成还在太原要向西安撤退的时候，在大同的原明朝降将姜瓖开始反叛，杀害了留守大同的张天琳。晋西北让给清军，山西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已经倒掉。但是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都没能提醒李自成：必须坚守山西！事实上，农民军越是撤离，那里的反叛活动就会越猖獗。不久，唐通也开始反叛，山西北部的代州、繁峙、保德、岚县、兴县、临县等地，统统归了清军控制。大顺军面对危机，不但不加强军力，巩固已有的成果，只是在挫败了一些反叛后继续西撤，还将一部分大顺军开赴汉中，去和另一支农民军张献忠部作战，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亲者痛仇者快，军事计划之荒唐真是匪夷所思。
总体而言，李自成在山西和他最初退回西安的一段时间内，他对清军的军事部署过于消极，战线收缩太小而放弃太多。由于农民军战士在军事素养上并不及清军，在武器装备等方面也属落后，这就更需要战略上的统揽全局能力，争取战术上的灵活机动能力，可是这些都被忽略了。
李自成回到西安后，一种恬淡的和平氛围又开始凝聚，之前的骄傲思想又变成了麻痹意识，似乎清、大顺之间的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大顺军偶尔也对清军进行一些反击，但是这些反击在战略意图上很不明确，在规模上也隔靴搔痒，根本形成不了对清军的严重打击。相反，清军一旦休整结束，对大顺军的每一次打击，都是沉重而且致命的。
清军进攻与李自成败亡
相对于李自成一次又一次的战略失误，进入北京城的多尔衮，也面临着几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如何对付大顺政权和南明小朝廷，作为异族统治者如何安抚北京等地的明朝官绅，还有如何攻陷山东、河南这三方力量均未控制的地区等。要想解决好这几个方面的矛盾，清朝最高统治者必须有高超的政治手段和外交谋略，还需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需要占领区的明朝遗臣和军队如何服从和配合。而这些问题很快都被多尔衮解决了。
在政治上，多尔衮进京后，首先安抚明朝的遗臣，将自己打扮成崇祯皇帝的复仇者，“乱臣贼子”的声讨者。和李自成截然相反的是，他竭力邀请明朝的遗臣加入新朝廷，只要剃发就可官复原职。和李自成是第一次来北京不同，清军曾经多次入关作战，在北京一带和明军厮杀，兼之又是来自水瘦山寒的番夷，许多明朝的遗臣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是很有可能的。换而言之，明朝遗臣对清朝的认可程度，要比大顺政权低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没有以胜利者自居，而是低调行事，主动提出和汉族官绅合作，不但在态度上是明智的，而且成效也很显著。如果说在李自成进京的时候，还有几十位明臣自杀，陪着崇祯皇帝殉了葬，此刻面临一个突如其来的新主人，除了那些试图投靠南明小朝廷的官绅逃跑外，声誉扫地、狼狈不堪的明朝旧臣，很快就接受了如此诱惑的加盟条件，并且乐此不疲地开始推荐同僚入伙了。
除了安抚畿辅地区外，清军在这一年的夏秋时节，也争取到了畿南、豫东、山东等权力真空地区的支持。随着大顺军的西撤，在这个传统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最初，眼看着明朝奄奄一息，这一地区的官绅和自治武装是倾向于大顺政权；但是随着大顺军的一路败逃和福王监国，那些前明官绅又打击了“复明杀贼”的旗号，因此反清活动要比北京一带严重，而且清军兵力有限，也对这些反叛活动束手无策。然而此时成立的南明小朝廷，竟然在这一相对有利的情况下，一味执行错误的“借虏平寇”国策，和大顺军为敌，对清军和吴三桂进行慰劳，引狼入室，与虎谋皮，拱手将中原地区让给了清军。
传统史学对福王政权君臣们的书写中，一直有个误区，似乎在重要的大臣里面，只有孤独的史可法是忠诚勇敢，公正清廉，代表着南明的正确方向，至于福王、马士英、阮大铖和江北四镇的首领，都是一些和平时代的文恬武嬉、战争时期的变节投降之徒。这一误区的根源，是他们只重视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但对政治家来说，评价的高低，是看他制定一条怎样的政治路线，如何贯彻和执行。
政治眼界的高低至关重要。在这个方面，史可法和马士英之流，却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无法正确解决“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这个当时最根本的问题。他们都主张对攻势逼人的清军按兵不动，坐等清兵掠走中间地带，一厢情愿地向清廷派出左懋第和解使团。而执行这些措施，就是因为他们对清 廷都信奉“借虏平寇”的国策。当清朝大军指向南明时，他们才乱了阵脚慌了神。廉洁的史可法最后死于扬州。着眼于个人，他是捐躯，是报国，着眼于南明朝廷，他是误国。对他最中肯的评价，只能说是一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废物”。
由于南明小朝廷的软弱退让，给了清朝占领中原地区的可乘之机。早在五月二十五日，清朝就派遣明朝的降官方大猷前往山东招抚，后来又派遣明朝降官王鳌永前往河南。随后，以军队为后盾，逐浪推进，并兼以“违者以抗师治罪”为恐吓，要求所有观望的地区迅速投降。原本河南、山东等地，就是趁着权力的真空而自治，在军事上并无重大的威胁，他们既无法得到南明和大顺的有效支持，又面临清军的进逼，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烟消云散。畿南、山东等地拱手让给了清朝。
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清军在畿辅和中原地区基本巩固了统治。之后，针对农民军占领的山西便开始了蚕食进攻。由于姜瓖和唐通等先后被诱降，山西北部已经落入清军的控制，反过来袭击大顺军的老营李过部。
除此之外，清军还派遣八旗军南下，山西的形势日趋紧张。六月，清朝派固山额真叶臣率军平定山西一路；七月，又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率大军平山东一路；九月，再派前锋统领席特库襄助叶臣军。
由于当初李自成战略上的失误，将山西的兵力大部分撤离，且山西所属军队各自为战，太原已处于兵临城下的危险。十月，等清军前线调来了自己的乌真超哈（汉译为重炮部队）后，便集中火力轰击城垣，被轰塌了数十丈。清军蜂拥而入，孤立的大顺军抵挡不住清军潮水般的进攻，山西省城太原陷落。清军于十月底又乘胜攻占了永宁州，十一月占领平阳。李自成防御山西的部署彻底瓦解。
需要说明的是，清朝的八旗兵是以骑射擅长，即便没有乌真超哈的协助，大顺军的军事素质也处于下风。但是经过与明军的长期作战，尤其是在与袁崇焕的宁远之战中，后金军因为受到红夷大炮的重创，十分重视兵器的创新。等到大凌河之战和松锦之战后，清军已经拥有了大批火炮，并且掌握了仿制技术，组建了隶属于汉军八骑的乌真超哈。清军入关之后，凡是攻城略地，例如攻陷太原、潼关等，皆依赖重炮为其清障，严重挫伤了农民军将士参战的勇气。
再看农民军对清军的作战。由于农民军只有零星的火炮，没有像清军那样组建火力集中的重炮部队，更无仿制技术，因此不但在战略、武器方面处于下风，而且在使用武器的战法方面，也被清军领先了。农民军一改擅长的流动作战，变成了株守城市，这样根本无法阻挡以重炮部队为主的清军攻势。
针对山西危急的形势，在十月份，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地区发动了规模较大的反攻，希望开辟新的战场。这次主动出击，大顺军派遣了三万多人，由晋南和关中分别出发，连续攻克济源、孟县，包围了怀庆府治河内，并击毙了清军提督金玉和。
对于大顺军的这次主动出击，史学界评价很低。因为九月中旬至十月，清政府曾决定两路出击，同时剿杀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但是由于怀庆之战，使清政府认识到，大顺政权才是自己真正的敌手，于是改变了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先吃掉大顺军。也是因为怀庆之战，使清军全部压向了陕西。农民军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困难。
这种观点实在是难以成立。自从山海关之战失败后，又由于李自成在山西部署的重大失误，到九月份，山西大部都落入清军手中。因为前线不断失败，造成前明降官接二连三反叛，也使将士军心涣散。而要解决这一切，就必须靠战场上的胜利。农民军实际上已经退无可退，李自成部署进攻河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
除了怀庆地区外，农民军还向黄河以南发展势力，分别向归德、裕州、郏县挺进。因为农民军的出击，使多尔衮认识到万一派兵下江南后，会造成侧翼防守的薄弱，遂改变战略计划向潼关挺进。
自从农民军一改“流寇”状态，进入城市建立政权后，似乎忘记了之前对付明军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在战略上，面对清军占领中原，李自成没有像朱元璋那样，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类的民族主义口号，而在对明军作战时，却能靠“均田免粮”的政策，招募到大量农民加入队伍中。
当前明降官接二连三地倒向清朝时，李自成所能做的，只是分散兵力严加看守可疑的降官，却从来没有想到和做到，用几次出色的胜仗来震慑降官的反叛。农民军之前灵活的运动战，到了山海关之战后，也变成了固守城市和死守险关的防御战。这样正好发挥了清军乌真超哈的长处，所以防御战中的大顺军 每战必败。越是作战失败，就越增加大顺军对清的恐惧，转而攻击张献忠和南明，对清朝避战思想弥漫了整个大顺军。
打不打怀庆之战是一个问题，而如何打怀庆之战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发动怀庆之战，不能说加速了大顺政权的覆亡，而只能说暂时延长了福王政权残喘的时间。
十月，清朝一再加强进攻大顺军的力量。除了在月初攻克太原外，清朝还派出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自北路，出陕北榆林向延安和西安进攻，随同的有尚可喜、吴三桂部。在那里，他们和大顺军的主力高一功部、李过部遭遇，发生了激战。十二月，清政府再派和硕豫亲王多铎率军自南路，出孟津开至陕州，进攻陕西的门户潼关。
李自成之墓
面对清军的两路攻势，李自成犹豫再三，最后改变了防御重点，双方在潼关集结了大量军队，一场激烈的决战随即展开。由于清军所依赖的乌真超哈尚未到达，一开始清军以防御为主，连日来农民军在李自成、刘芳亮、刘宗敏的亲自统领下，日夜攻打清军的兵营，可惜俱为清军击退。等清军的红衣大炮运至，农民军的处境更加危急。在猛烈炮火的攻击下，李自成见大势已去，只好率领兵马撤回西安。而北路的清军也正在南下途中，即将对西安形成合围之势。
顺治二年（1645）元月，李自成放弃了西安，率领农民军自蓝田经商州出武关，进入到河南内乡、湖北襄阳一带。这是农民军最后一个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他们在这里多次作战，又建立过政权，留有一支还算精干的部队。但李自成为避开清军的追击，不高明地选择了放弃。他集中兵力，一路上流动作战，实际上是避战。军队来不及补给和休整，还试图抢在清军前，从弘光 政权手中抢到富庶的江南。沿途大顺军被跟踪而至的清军多次截杀，李自成手下的文臣武将刘宗敏、宋献策、牛金星等或死或降，五月初，自己也在湖北通山九宫山，牺牲于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之中。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顺政权在历史长河中的最终谢幕。
山海关之战是明末清初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仗。对大顺政权来说，失败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但致命并一定丧命。大顺政权在退出北京后，它所统辖军队的数量还是超过了清军，所占地域仍然可称广阔。但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大顺军在清军的进攻面前，一败再败，最后覆亡。这其中的原因不能统统归结为山海关之战。山海关之战毕竟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对大顺政权来说，之后一年，仍有很多机会改正战略战术失误。
那么，山海关之战后，大顺军一败再败的主客观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李自成在失败面前，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努力，将自己的防御部署，完全置之于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中。这一点在组织山西的保卫战中看得最清楚。
其次，对待明朝的降官缺乏必要的改编。由于警惕性不足，刚刚投降过来的明军就被赋予大权，或者独当一面，或者割据一方，宽容的背后缺乏约束机制。
第三，在农民军的管理方面失之于草率。虽然李自成在襄阳就开始建立较为正规的政权，但是对于军队正规化、制度化的建设，无论是军事训练、军队结构、武器配备等，本质上保持了农民起义时的草率，远远落在后面。如果和努尔哈赤、皇太极打造八旗军相比，就可以明显感到双方建军原则上的差异。两者一旦交锋，农民军差不多就没有获胜的机会。
第四，山海关之战后，大顺政权客观上处于四面受敌的窘迫环境中，固然与南明小朝廷绝无和解的可能，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对方“借虏平寇”的短见上。即便李自成和张献忠也无合作的可能，但李自成主动向汉中用兵，挑起双方的武装冲突，不但在战略方向上是短见的，而且平白无故地增加了对手，分散了兵力。
山海关之败和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大顺政权失败的开始和最后的覆亡。但是大顺军尤其是张献忠大西军的余部，仍在清军进攻面前，采取了和南明朝廷联合的和解策略，之后又掀起了反抗清朝入侵和民族压迫的斗争。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抗争中，涌现了李定国、郑成功等杰出统帅。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试图恢复明朝或者说汉族政权的努力，最终没能实现。动荡的南明朝廷就像落日的余晖，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