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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畔战争(英帝国征服埃及与苏丹)

尼罗河畔战争简介

尼罗河畔战争:尼罗河畔战争,在尼罗河畔的酷热沙漠中,数万名狂热的部族战士将这名男子围困在一座城镇中长达数月之久。这座城镇,食物将近告罄,守军人数不多且种族各异、忠诚度可疑,很难继续抵抗,很多人意欲缴械。这名男子就是苏丹总督、“中国通”查尔斯·乔治·戈登......

尼罗河畔战争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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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距离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还有3年,在那一年,自由党领袖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正处于他第二届首相任期之中;英国的城市工人首度获得选举权;英伦三岛本土歌舞升平,一顿包括六道菜的宴席需花费3先令另加6便士;短暂消失的裙撑,又重现在贵妇、淑女们随着圆舞曲飞旋的裙子里。尽管这个“日不落”的帝国终归存在黑暗的角落——永远桀骜不驯的爱尔兰人、间歇性爆发叛乱的加拿大等,但总体上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环顾世界,巴尔干地区在柏林会议之后,由于各大列强分赃不均,正在酝酿新的战争;美利坚合众国的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正在履行他第一个总统任期;但作为一个殖民帝国,英国最为关注的无疑是它的竞争者:法国正在中南半岛及中国东南沿海与日益衰朽的清帝国交战,意欲在远东扩土开疆;沙皇俄国凶神恶煞的哥萨克们,又一次踏上中亚的征程。前者迫使英国陷入一场本可避免的缅甸战争,后者则让英印当局再度为北方巨熊的咆哮而恐惧。

随着时间之轮不可逆地转向1885年,英国上至女王下至市井小民关注的焦点,是一名远在非洲的不列颠男子的命运。在尼罗河畔的酷热沙漠中,数万名狂热的部族战士将这名男子围困在一座城镇中长达数月之久。这座城镇,食物将近告罄,守军人数不多且种族各异、忠诚度可疑,很难继续抵抗,很多人意欲缴械。这名男子就是苏丹总督、“中国通”查尔斯·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在这座城镇北面,两支分别乘坐捕鲸船与骆驼的远征军纵队正且战且进。1885年1月20日,皇家苏塞克斯团精选的20名勇士准备乘坐汽艇,进行最后的冲刺。在登上汽艇后,勇士们又穿上英军传统的猩红外套——无论是戈登,还是远征军将士都相信,这些来自沙漠的穆斯林只要看到帝国军人引以为傲的红军服,便会闻风丧胆,四散而逃。毕竟就在十几个月前,同样身穿红色战袍的远征军轻易打败了装备近代化武器的埃及陆军,眼下对手虽人数众多,但大多数装备的只是原始的长矛、标枪与剑。乌合之众,何足挂齿?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尼罗河畔,硝烟再起。

“中途住所”

地处尼罗河下游的埃及,是世界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一个饱经沧桑、迭经战乱的古国。自从古典时期以来,这块土地便先后遭受喜克索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及阿拉伯人的入侵与统治。1517年,奥斯曼帝国推翻当地的马穆鲁克王朝之后,埃及就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之一,但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实权依旧掌握在当地的马穆鲁克手里。马穆鲁克是一群生于高加索,从小便被掠到埃及,长期服役的武人阶层。马穆鲁克的内部派系林立,各派都有自己的武装,相互争权夺利,内斗不休;与此同时,他们依靠包税制,压榨埃及农民。在马穆鲁克残暴而低效的统治下,埃及农田荒芜、河渠淤塞,富饶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接近三分之一的农田沦为荒漠,粮食产量不足罗马时代的1/4;埃及全国的人口,在法蒂玛王朝时有600万,到了18世纪末,竟然锐减到250万。在托勒密王朝时期,街市繁华、人口稠密的亚历山大港,到18世纪末已经变成凋敝破残、满目凄凉、只有8000人口的小城镇。

18世纪末,在开罗清真寺阿訇日复一日的低沉祷告声中愈发死气沉沉的尼罗河畔,终于迎来天崩地裂的剧变。统治埃及数百年的马穆鲁克骑兵在金字塔战役中遭波拿巴将军的法兰西东方军团痛击。后者试图以埃及为跳板,向奥斯曼帝国腹地进军,但在阿克城遭遇奥斯曼军队的殊死抵抗。此时,欧洲局势风云突变,反法联盟已经向法国宣战,法军在莱茵河战线兵败如山倒,于是波拿巴将军不得不返回法国收拾残局。留守埃及的法军内外交困,当地民众频繁发动暴乱,就连新任东方军团司令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将军也被暴民刺杀。随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y)将军率英军在阿布基尔港登陆。1801年3月,两支欧洲列强军队在亚历山大城外决战,最后法军大败,残兵被迫撤离埃及。英军也无意在这个是非之地久留,于1803年撤出。随后埃及出现短暂的无政府状态。直到1805年,阿尔巴尼亚裔奥斯曼军官穆罕默德·阿里夺权,并迫使奥斯曼素丹塞利姆三世承认其为埃及总督,埃及的混乱局势方告结束。

此时,昔日那位在尼罗河畔向士兵们豪迈宣称“4000年的历史,正从金字塔顶俯瞰你们”的波拿巴将军,已成为雄霸欧陆的拿破仑皇帝。在先后取得奥斯特里茨战役、耶拿-奥尔施塔特战役的胜利后,法兰西帝国如日中天。奥斯曼帝国望风使舵,与法国结盟。为防止法军抢先占领埃及、威胁印度,1807年,英国先下手为强,派弗雷泽率6000名远征军再次远征埃及。在赖希德战役中,他们被阿里击败,英国不得不放弃入侵埃及的计划。

1811年,阿里帕夏假借为出征汉志、打击瓦哈比教徒的将士饯行,大摆“鸿门宴”,将马穆鲁克头目一网打尽,随后他在全国开展“大清洗”,总共杀掉了1000多名马穆鲁克及其党羽。依靠霹雳手段消除内患后,阿里着手实施土地改革,改进灌溉系统,推广棉花种植,并创建了第一批近代工厂,尤其是军工制造厂。阿里依靠强人政治,试图让埃及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而不再是奥斯曼素丹皮靴下任其践踏的行省。

阿里以法国为模板建立近代化的陆军与海军之后,便开始南征北战,大肆扩张。1820年,阿里命其子伊斯梅尔率军南征苏丹。随后阿里亲自率兵北上,入侵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经过近代化改造的埃军,战斗力远非腐朽的奥斯曼土耳其军能比,土军连战连败。1839年6月,埃土在尼济普决战(Battle of Nizip或Battle of Nezib),土军全线崩溃。欧洲列强再不能见死不救。1840年9月,英国舰队在俄、奥、土三国的配合下炮轰贝鲁特城,随后英土联军在贝鲁特登陆,并一路向南推进,于当年11月占领叙利亚重镇阿克,就此埃及本土与叙利亚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与此同时,法国也断绝了对埃及的援助。彻底成为“孤家寡人”的阿里不得不俯首向奥斯曼素丹称臣,作为妥协,奥斯曼素丹封阿里家族为埃及的世袭总督及苏丹的统治者。阿里的强国之梦终成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在他的统治下,埃及艰难地迈出了从奥斯曼帝国落后的东方封地向近代化国家过渡的第一步,尽管只有少量人,而非全体国民从中受益。1848年4月,阿里由于精神失常退位,其子伊卜拉欣继承王位,没想到他比父亲死得还早,当年11月便与世长辞,于是阿里家族的最长者阿巴斯一世继位。次年,一代枭雄阿里在神志不清中凄凉死去。

在阿里退位之前的1845年,他允许东印度公司的海军上尉韦格霍恩在亚历山大港与苏伊士之间开通一条陆上通道,这样伦敦与印度孟买之间的旅程将缩短到30天,比绕行好望角所需时间缩短了2/3。12年后,英国人投资修建了一条由开罗通往苏伊士的铁路,就此苏伊士成为通往红海的最重要港口。埃及的安全稳定对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的“日不落”帝国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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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历代统治者。第一排自左至右:穆罕默德·阿里帕夏(1805—1849年)、伊卜拉欣帕夏(1849年)、阿巴斯一世帕夏(1849—1854年);第二排自左至右:塞义德帕夏(1854—1863年)、伊斯梅尔(1863—1867年其称号为帕夏,1867—1879年其称号为赫迪夫)、陶菲克赫迪夫(1879—1892年)、阿巴斯二世赫迪夫(1892—1914年)

在19世纪中叶,地中海的主要威胁是对巴尔干半岛与伊斯坦布尔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英国的对策,就是尽力扶植腐朽不堪、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为防止外交失败,皇家海军在直布罗陀与马耳他的海军基地中枕戈待旦。但在1853年7月,英国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解决东方问题、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出兵土耳其领地罗马尼亚,挑起战争。沙皇还“慷慨”地替英国划出分红——埃及与克里特岛。但沙皇的构想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沙俄瓜分奥斯曼帝国会破坏欧洲均势,而且尽管埃及对英国来说十分重要,但此时英国没有吞并埃及的胃口。英国首相巴麦尊说过:“我需要一个管理得当的旅馆,在我前往乡下时作为中途住所,但是我并不想买下这个旅馆。”1854年3月,英法结盟对俄宣战,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经过近两年苦战,英法两国最高统帅均殒命前线,最终将北方的巨熊挡在伊斯坦布尔之外。随着这场欧陆巨人之间的碰撞结束,英法两国“蜜月期”走到尽头,作为两国博弈的主要战场之一、地中海南岸的埃及,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

1854年,以神秘、保守、吝啬著称的阿巴斯一世在宫中遇刺身亡,阿里的小儿子赛义德继任总督。赛义德受过西方教育,乐善好施,却好大喜功。他鼓吹门户开放与经济自由,疏浚水渠,建造水坝,铺设铁路线与电报线,开办远洋与内河航运公司。赛义德对欧洲人的信赖胜过对本国人的信任,他把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如银行、铁路、内河航运、水电、文化教育,都交给欧洲人。尼罗河三角洲一时人头攒动,成为欧洲人踊跃淘金的“新加利福尼亚”。

由于相隔仅有地中海一水之遥,因此法国在埃及的利益与影响力远胜其他列强。赛义德便尤为青睐一名前法国驻埃及领事——费迪南·德勒塞(Ferdinand de Lesseps)。早在赛义德年少时,他的父亲阿里就委托德勒塞教他骑马射击,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此人雄心勃勃,一心想在苏伊士地峡之间挖掘运河,将地中海与红海连通。等到赛义德就任总督时,德勒塞专门赶来道贺,借机游说赛义德。按照德勒塞为赛义德画的大饼,一旦运河建成,不仅可以为埃及带来巨大收益,而且埃及可以凭运河赢得列强支持,进而彻底脱离奥斯曼帝国,获取独立,这样赛义德必将名垂青史。赛义德被德勒塞的花言巧语迷惑,不仅特许他挖掘苏伊士运河以及为塞得港及苏伊士提供淡水的水渠,而且可以使用当地劳动力,并无偿占有运河两岸两公里的土地。

在得到帕夏的同意之后,德勒塞着手组建苏伊士运河国际海运公司(Universal Maritime Suez Canal Company,后文简称苏伊士公司)。在此期间,德勒塞遇到重重困难,如英国的敌意、素丹的搪塞等,但最终依靠出售股票募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其中法国购得52%的股份,其余股份由赛义德认购。工程开工以后,由于工期拖延、资金不足,再加上频繁发生的瘟疫不断夺去埃及本地劳工的生命,直到1869年11月17日,也就是开工10年之后,全长100英里的运河方告通航。赛义德帕夏没有等到运河竣工那一天,于1863年撒手人寰,其侄伊斯梅尔继位。在运河通航之际,伊斯梅尔为彰显“大国气象”,举办了奢侈的通航典礼,邀请法国皇后、奥匈帝国皇帝、英国王储、普鲁士王储等欧洲各国金枝玉叶参加,法国皇后欧仁妮亲自为运河剪彩。为了这场典礼,伊斯梅尔帕夏总共耗费140万英镑,相当于当年埃及收入的1/4。这场典礼——盛大的宴会、舞会、游园会及烟花表演,以及欧洲王室游船组成的壮观舰队、波光粼粼的苏伊士运河、意大利作曲大师朱塞佩·威尔第创作的新歌剧《阿依达》,使得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沉寂数百年的埃及以及统治它的宫廷,成为举世瞩目的闪耀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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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的一幅漫画,被描绘成摩西的费迪南·德勒塞脚踏尼罗鳄将苏伊士地峡一分为二

被这穷尽人世间的富丽堂皇、美轮美奂萦绕在中央的,正是伊斯梅尔帕夏,通航典礼是他继任6年以来,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宫廷生活的巅峰。此人相貌粗野肥胖,但能言善辩,极具人格魅力。至少在欧洲贵宾们看来,他为人和蔼、儒雅随和、慷慨大方。帕夏自小留学法国,醉心于巴黎的美艳与奢华,等他成为埃及总督后,他治国的最大目标就是让开罗成为第二个巴黎。自赛义德时代以来,欧洲人已经如同地中海的潮水一般涌向埃及,部分是游客,部分则是银行家、企业家、各种技术人才,他们都希望在伊斯梅尔宏伟瑰丽的新埃及建设蓝图中一展身手。尽管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幅蓝图完全是一幅拙劣的赝品。伊斯梅尔在开罗与亚历山大城开辟纵横交错的街道、绿草如茵的广场与鳞次栉比的住宅区,近30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拔地而起。随后各地贵族云集开罗,三日一庆,五日一宴,过着奢靡放纵的生活。浮华背后是残酷冰冷的现实。王室花出的每一个铜板,都是征税人手持犀牛皮鞭从食不果腹的埃及农民那里掠夺而来。

伊斯梅尔早在继位时,便声称“我要让运河为埃及所有,而不是埃及为运河所有”,要求废除赛义德赋予苏伊士公司的特权。苏伊士公司此时处于经济危机中,便趁机勒索,要求大笔赔偿,经过拿破仑三世亲自仲裁,最终将赔偿金额定为300万英镑,而且伊斯梅尔同意将埃及政府每年分享运河公司15%的净利权抵押给公司。为了赎回运河,为了给奥斯曼素丹赋予伊斯梅尔及其后继者的新称号“赫迪夫”(Khedive)买单,为了满足“法式风格的建筑、云集的后宫佳丽与生活痛苦的底层民众混乱交织在一起的”新埃及的巨大支出,埃及的首任赫迪夫开始近乎疯狂地征税,在10年之间,仅仅农田税便提高了63%。但一贫如洗的民众身上油水有限,为了满足其贪婪的胃口,伊斯梅尔把目光瞅准了欧洲银行。这些欧洲银行家当然不是做慈善的,他们“慷慨”地为赫迪夫打开保险柜,只为索取高额利息。伊斯梅尔的个人花销愈来愈没有节制,他欠下的巨额债务像是凶残的尼罗鳄,安静地潜伏在河湾的沼泽里,伺机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一切。1875年,埃及的财政危机终于爆发,政府必须在当年11月底之前支付到期的320万镑债务。赫迪夫不得不忍痛割肉,出售手中仅剩的资产:他从赛义德帕夏那里继承的48%的运河股份。

在20年前,也就是运河项目筹备期间,英国对其极力反对。这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沙俄暂时退出地中海的角逐,英法两国对彼此的不信任日渐加深,尽管运河将极大方便英国的海运,但同样也方便其余欧洲列强,特别是法国对印度的远征,而且德勒塞名义上已不是法国公职人员,却与法国政府藕断丝连。但是,1875年的国际局势已与20年前截然不同,法兰西第二帝国已经被普鲁士人推翻,第三共和国元气尚未恢复,暂时对印度无法构成威胁。而运河上的船只此时有4/5挂着米字旗。无论从交通、经济还是政治上考虑,控制运河都对大英帝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得知山穷水尽的赫迪夫正在出售运河股份,时任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决心抓住这一机会。赫迪夫本来想将股权转让给法国人,但迪斯累利很快从大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那里募集到资金,与此同时对赫迪夫威逼利诱。当时法国刚刚还清普法战争的巨额赔款,无力与英国争夺。这样,在赫迪夫宣布转让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之后短短的两周内,英国政府就以400万英镑的价格,获得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控股权。

这400万英镑相比赫迪夫欠下的外债,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埃及最终宣布财政破产。为了稳定金融,伊斯梅尔不得不接受国际债务委员会的干涉。英法两国各自给伊斯梅尔指定了一位财务总监,这一系统被称为“双重监督”。到了1878年,新任首相努巴尔帕夏改组内阁时,“双重监督”随之渗透进埃及政府。努巴尔的内阁里,财政大臣为英国人威尔逊,建设大臣则是法国人布里尼叶,因此埃及人将努巴尔内阁称为“欧洲内阁”。两位来自欧洲的内阁大臣,既监督新政府的一切施政行为,又互相监视。就这样,两国势力在埃及又一次达成奇妙的平衡。毕竟,让埃及恢复偿债能力符合两国利益,因此英法两国十分慎重,一心维持目前的平衡。努巴尔首相上台以后,为了节约经费,大幅削减了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构建的各种近代化机构的费用,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埃及陆军。

阿拉比兵变

19世纪70、80年代的埃及陆军,其形象、装备与编制都与上世纪末波拿巴将军击败的马穆鲁克武士截然不同。进口自美国、一分钟可射出17发子弹的雷明顿连发枪取代了圆月弯刀,简洁轻便的西式制服取代了华丽的、绣着金色花边的马甲及灯笼裤。炮兵们装备了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这种火炮在普法战争中大放异彩,其性能比当时英国陆军的老式前装炮更好。官兵的脑袋上顶着垂着黑色流苏的红色菲兹小帽,与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陆军非常相像。事实上,埃及陆军与奥斯曼陆军确实有难以切断的渊源,其创始人阿里就是奥斯曼军官的一员,而此时埃军高级军官几乎全是突厥人或契尔卡斯人。他们极其鄙视埃及本地的部下,对他们的福利漠不关心,而更为关注他们小圈子的利益与晋升。在埃军中也有来自欧美的军事顾问,但他们主要担任参谋及技术职务,相对中立。埃军的广大基层官兵来自尼罗河三角洲的穷苦乡村,大多数是温顺本分、备受压迫、厌倦战争、说阿拉伯语的农夫。他们被铐上锁链,背井离乡,在亲属的哀号与哭泣声中,被强行拉到军营。为避免被拉壮丁,许多埃及青壮年农民不惜自残。士兵薪酬极低,食物恶劣,衣衫褴褛,军官们往往通过犀牛皮鞭来维持纪律。对士兵来讲,最为糟糕的军旅生涯就是被派遣到苏丹南部遥远的哨所服役,他们即使不死在那里,也几乎等于终生流放。值得一提的是,埃军中级军官大多也来自本地农民阶层,尽管他们依靠个人能力得到晋升,但由于与异族高级将领之间存在隔阂,因此再往上走一步如同登天,反倒与同一民族的低级士兵更为亲近。

伊斯梅尔统治时期,埃及持续向东南方向的红海岸扩张。非洲的另一个古国——阿比西尼亚(Abyssinia)面临被切断出海口的威胁,该国的“万王之王”约翰被迫主动出击。1875年11月13日,在贡德特(Gundet),埃军几乎被全歼。1876年3月25日,在戈腊(Gura),埃及实施第二次远征的军队亦被打败。在埃军精良的装备、军官笔挺的军服这些光鲜表面背后,缺乏统一指导、参谋部与司令部各行其是、士兵缺乏训练、士气低落等沉疴显现无遗。那些侥幸逃回埃及的幸存者更加怨恨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突厥/契尔卡斯高级将领们。1879年年初,为了缩减政府开支,努巴尔首相一口气将12.4万的庞大而臃肿的陆军砍为3.6万,2500名本地军官转为预备役,薪酬也随之减半。2月18日,大批军官云集财务大楼,痛打首相努巴尔帕夏与财政大臣威尔逊,此即“二·一八”事件。伊斯梅尔赫迪夫也早已对英法的横加干涉不爽,借机将首相及英法大臣解职,任命全部由埃及官员组成的内阁,并扯起民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旗帜,呼吁穆斯林臣民对抗异教徒。但他的号召并没有什么作用:官员们早已厌倦没有薪酬的日子,农民们在伊斯梅尔的残暴统治下生活苦不堪言,举国上下没有任何阶层拥有为赫迪夫而战的动机。而英法再也无法指望与伊斯梅尔继续合作,因此通过赫迪夫名义上的君主——奥斯曼帝国素丹哈米德二世将其废黜,由他27岁的儿子、绰号“弗里德里克夫人”的陶菲克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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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阿比西尼亚地方武装

陶菲克远比其父软弱,容易受人摆布,因此英法两国放弃在埃及内阁里直接担任大臣,而是恢复“双重监督”。英国银行家巴林(Baring)爵士与法国的布利尼埃(Blignières)成为新的财务总监。实事求是地讲,“双重监督”在某种程度上,对埃及的财政状况有一定改善作用。但正如给病人开出苦涩的良药,往往让病人对医生失去信任,特别当医生还是外人的时候。尽管伊斯梅尔的统治腐败暴虐,但阿里家族毕竟是王朝的世袭统治者,因此埃及民众的不满尚未达到沸反盈天的程度。新任赫迪夫尽管也是阿里后裔,但埃及民众都看得出,他不过是外国人的傀儡,尽管正在竭力减少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的,也是这些外国人。

“双重监督”惹恼的不仅是埃及普通民众。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为埃及制定的更为“合理公正”的税制,侵犯了伊斯梅尔时代肥得流油的上层地主的利益,现在他们由于财产减少、权力流失到外国人手里而焦虑不安。与此同时,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强大的宗教势力自然也不愿意权力落入异教徒手中。当然,与伊斯梅尔时代一样,对政局影响最大的内部力量,还是埃及的本地军人。

埃及本地军人的领袖是艾哈迈德·阿拉比,他是一个小村长的儿子,生于1840年,传说他是先知穆罕默德小孙子侯赛因的直系后裔(这也是他得到宗教人士支持的重要原因)。他年少时曾在开罗爱兹哈尔大学接受教育,14岁时就因为个子足够高、身板也够结实(以他的年纪来讲)而加入陆军担任书记官,得到长官赏识,17岁之前就被提拔为军官。当时埃及处于赛义德帕夏统治时期,赛义德一直希望在陆军中增加本地军官的数量。年轻的阿拉比给帕夏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就被安排进入帕夏的参谋部,在短短的3年之内,阿拉比就由中尉晋升为中校。随着贵人赛义德帕夏溘然长逝,他的好运到头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伊斯梅尔“高大上”的计划里,并没有“劣等”本地军官的位置,因此阿拉比的职业生涯就此停滞不前。等到阿比西尼亚战争时,阿拉比的军衔依然与16年前一样。在这场战争中,阿拉比的职责是确保补给线安全,埃军的惨败令他对赫迪夫以及突厥/契尔卡斯高官心灰意冷,因此开始参与反对伊斯梅尔的秘密行动。尽管阿拉比的部队并未参与“二·一八”事件,但事后仍旧遭到审讯。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

◎我团军官无一人到场,即使到场亦无可非议,驻扎在开罗阿巴西耶军营的军官们,他们的妻子儿女无处可住,他们无法养活家眷,因为政府不发给他们饼子与口粮。

陶菲克的继任得到以阿拉比为首的祖国党的支持。1880年秋季,随着新赫迪夫的上台及“双重监督”的整治,埃及的形势似乎有所好转,国家金融与行政秩序正在恢复,大量破产农民的生活亦得到改善。幸运女神时隔多年之后,似乎再度向阿拉比微笑:陶菲克将其晋升为上校,任命他为驻开罗步兵团团长。

但好景不长,随着奥斯曼·里夫基帕夏——一个对本地军官集团极端歧视的突厥人担任陆军大臣,陆军中根深蒂固的矛盾终于达到白热化。为了清理“二·一八”事件余毒,里夫基大手一挥,将陆军裁到不足万人,并一口气裁撤了1000多名本地军官,他们的工资与退休金或是被削减,或是被拖欠,甚至有倒霉蛋被流放到苏丹,而本地士兵常常被当作劳工,从事卑贱的非军事工作。1881年年初,忍无可忍的阿拉比与阿里·法赫米上校、阿卜杜·阿勒上校直接向首相里亚兹帕夏请愿,要求将陆军大臣里夫基解职。里亚兹当面向其保证调查实情,但转身便与里夫基联手策划了一场阴谋。

2月1日,里夫基帕夏以安排为王室公主大婚而举办的阅兵为由,将3名上校传唤到卡斯尼尔军营。一到那里,早已等候多时的突厥及契尔卡斯军官一拥而上,扯掉他们的肩章,夺去他们的佩刀,将他们关押起来。但阿拉比等人早已预见针对他们的密谋,因此先前已给他们的团下令,一旦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内没有从卡斯尼尔军营出来,步兵团就要武力解救他们。

正当阿拉比遭到审讯时,开罗步兵团忽然冲进军营,砸碎门窗,掀翻桌椅,向高级军官们投掷墨水瓶,里夫基帕夏从窗户仓皇出逃。在三位上校的领导下,士兵们一鼓作气,浩浩荡荡地开向阿比丁王宫。陶菲克手里没有任何效忠他的部队,不得不屈从阿拉比的意愿,将里夫基帕夏解职,由穆罕默德·萨里接任。通过兵谏达到目的之后,阿拉比等人立即向赫迪夫宣誓效忠,并为他们造成的骚乱道歉。一时间,即使是英国特派员兼总领事、见多识广的爱德华·马莱爵士也难以判定愈发扑朔迷离的埃及局势。他在备忘录里写道:“尽管涉事的每个人,均在某种程度上被他已做或允许其做的事所警醒,但他们只渴望平静下来,并不想讨论它。”他接着写道:“但是,明日会如何呢?设想一下,下一步他们可能会要求解散欧洲人控制的几个部门。”

在伦敦,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于1880年第二次组阁,他全盘接受了前任内阁关于埃及的政策,即与法国共同管理埃及事务,尽力维持埃及稳定。在伦敦的授意下,马莱爵士尽量与法国特派员协同行动。但随着对“二月运动”的深入调查,有足够证据证明法国特派员与上校们暗中存在联系——即使算不上同谋。在赫迪夫的抗议下,法国不得不将特派员召回。法国在埃及碰壁之后,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突尼斯——一个名义上在奥斯曼帝国疆域之内,实际上早已成为法国保护国的地中海沿岸小国。这样,英法两大列强对埃及的影响力天平开始出现倾斜。

祸起海上

马莱爵士本着为埃及建立宪政系统的长远打算,尽其所能,试图重塑赫迪夫与军队之间的相互信任,但他很快便意识到,埃及自上到下对英国独占埃及的猜忌越来越重。为了减少这种不必要的恐惧,马莱决定拜访伊斯坦布尔,借以重申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利益上的一致性,并期望凭借素丹的君威,压制赫迪夫愈发难以驾驭的上校们。

正当马莱在伊斯坦布尔等待哈米德素丹接见时,9月9日,阿拉比与他的同袍们再度率军开赴阿比丁宫,要求陶菲克解散现政府,改组成立国民议会,同时将常备军人数扩充到1.8万。此次事件的性质,已不仅仅是抗议军队内部的歧视,而是依仗武力对赫迪夫权威的蓄意挑战。

原来在“二月运动”之后,无论在军队中,还是平民与自由改革运动中,阿拉比的威望如日中天。新任陆军大臣穆罕默德·萨里尽管也是契尔卡斯人,但他要比飞扬跋扈的里夫基帕夏老练得多,他一眼看出,阿拉比是可以维持军队派系平衡的关键角色,因此十分重用他。但当年8月萨里被解职,赫迪夫的妹夫达乌德帕夏接任陆军大臣。赫迪夫交代他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镇压军中反对分子。于是达乌德决定首先调虎离山,下令将开罗的几个步兵团与亚历山大港亲赫迪夫的驻军换防。达乌德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因此阿拉比与其同袍决定主动出击。

在阿比丁广场,赫迪夫被阿拉比的士兵团团包围,在雪亮刺刀的威慑下,赫迪夫再度屈从,任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谢里夫帕夏组建新政府,在阿拉比等人的一再坚持下,穆罕默德·萨里再度担任陆军大臣。就此,在埃及制定宪法、举办大选以及扩军等问题,被纳入日程。

实事求是地讲,英国政府并不反对埃及逐渐向宪政过渡。为了平复埃及方面的猜疑,外交大臣格伦威尔勋爵在当年11月发表声明,声称英国政府“除了致力于该国(埃及)繁荣外,并无所求。并为埃及从素丹手中获取自由而衷心喜悦”。但另一个在埃及极具影响力的强国——法国,对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看法要悲观得多。新任总理甘贝达认为他们将在法兰西的北非帝国煽动不满,并给法国在埃及继续扩大影响力带来障碍。甘贝达提议发布英法联合文件,从而树立赫迪夫的权威,并反对一切威胁到赫迪夫及“在埃及建立的秩序”的势力。

1882年1月8日,这份联合文件公开发布,其结果无疑是毁灭性的。欧洲列强对改革赤裸裸的威胁彻底激怒了埃及的民族主义者,甚至连部分突厥/契尔卡斯军官也选择站在改革派一边。谢里夫内阁倒台,由前陆军大臣萨里组建新内阁,阿拉比得到帕夏的称号,并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成为埃及头号实权人物。从此刻开始,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对象彻底转向“双重监督”。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赫迪夫已完全与英法势力勾结在一起,其权威已丧失殆尽。当年4月,爱德华·马莱写道:“军国主义在这个国家急剧发展,不久之后,该国就将处于军官的统治下。”

大权在握之后,阿拉比开始扩充军队,提高军饷,并对欣赏的本地军官大肆提拔,突厥/契尔卡斯军官则沦为失意者。当年4月,前陆军大臣里夫基为首的部分军官因为所谓的“谋刺阿拉比”的罪名遭到逮捕。经过没有辩护律师到场的秘密军事法庭审判之后,里夫基等人被判处流放苏丹的边远地区——这等于要了他们的命。赫迪夫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就此与阿拉比彻底撕破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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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的埃及陆军。1为夏装;2为冬装;3为埃军军官。在阿拉比兵变及苏丹战争第一阶段,埃军一直身穿白色制服,军官青睐法式风格的深蓝色军装

由于举国上下弥漫着民族主义的狂热,埃及的公共秩序急剧恶化,在此旅游、工作、定居的欧洲人处于危难之中。而远在高门的哈米德素丹并不愿意介入埃及事务,除了英法两国的支持,赫迪夫没有任何力量与阿拉比抗衡。在要求素丹介入失败后,为了申明对赫迪夫的支持,也为了保护当地的欧洲人,英法派出由英国海军上将毕晓普·西摩尔(Beauchamp Seymour)、法国海军上将康拉德统率的联合舰队前往亚历山大港。与此同时,英法警告阿拉比,他必须为事态日趋严重而负责,但如果他忠于赫迪夫,将不会发生针对他的行动。

5月20日,联合舰队抵达亚历山大港附近,但阿拉比毫不让步,他向全国发出警报称,英法正准备解散埃及的军队,驱逐军官,并通过武力占领埃及。5月25日,英法特使要求萨里政府将阿拉比及另外两个上校解职,赫迪夫表示同意。为了表达对赫迪夫向外国干涉妥协的抗议,萨里政府全体辞职。最终,在军方的压力下,赫迪夫不得不再度任命阿拉比为陆军大臣。

此时宗教狂热式的歇斯底里已在全国蔓延,在开罗与亚历山大港的基督教社区,频繁出现各种针对外国人的暴行。除了阿拉比坐镇主持的陆军部,其他政府部门工作纷纷陷入停滞。随着联合舰队在亚历山大港出现,阿拉比命令埃及军民加紧修缮阿里时代在亚历山大港修建的早已年久失修的炮台工事。

最终,点燃火药桶的最后一枚火星,来自高门的哈米德素丹:6月7日,素丹特使德维什帕夏来到开罗,他劝说阿拉比辞职,闲居伊斯坦布尔,从而换取联合舰队的撤离。虽然素丹在埃及的权势早已名存实亡,但德维什帕夏毕竟在名义上还是钦差大臣,因此阿拉比不得不与这位特使虚与委蛇,客气一番。此时,一场暴乱正在亚历山大港酝酿。

1882年的亚历山大港,已远非波拿巴将军远征时的荒凉破旧的小镇,经过几代埃及统治者投入无数人力、物力、财力,这座港口已经发展成一座高度国际化的海港,常住人口大约23万人,其中1/5是欧洲人。在乳白色的法洛斯不灭灯塔的照耀下,黎凡特人、欧洲人、非洲人、印度人纷纷在此谋生。当然这也是一座贫穷与富有、古老与现代差别很大的城市,既有贩卖椰枣、棉布、地毯、香料等种类丰富的特产,却肮脏混乱的大巴扎,也有遍布乞丐与流浪艺人的狭窄胡同,还有富丽堂皇、令人目不暇接的欧式建筑。有人感慨:“在这里,我们能觉察到一切挑动种族仇恨与国家动乱的因素。”亚历山大港的底层市民主要给欧洲富商打工,充当挑夫、仆人与马夫。悬殊的贫富差距,再加上前不久爆发的俄土战争、法国吞并突尼斯等事件,令本地人与欧洲人的矛盾不断加剧。为防万一,英国领事科克森给马耳他侨民发放枪支用于自卫,希腊等国也纷纷效仿。

1882年6月11日下午,一个马耳他人与本地人因为租驴的事吵架,随后看热闹的穆斯林加入冲突,双方由械斗升级为枪战,希腊与马耳他的侨民打开别墅二层窗户开枪射击,而当地人使用大棒,见到欧洲人就往死里打。在阿拉比的默许下,维持治安的部队足足两个小时之后方姗姗来迟,此时已经有超过50名欧洲人被杀,包括英国领事科克森在内的大批人负伤,当然穆斯林的死伤更为惨重。亚历山大港外,联合舰队的英法海员与陆战队对城内的血案爱莫能助,一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少;二是担心贸然上岸会造成更大的外交麻烦。次日,城市开始陷入沉寂,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搭乘各种船只逃离亚历山大港,逃离这个陷入疯狂的国家。欧洲人开设的商铺随之纷纷关闭,当地劳动力没有活干,公共服务也受到影响。德维什帕夏的任务是完不成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赫迪夫从开罗带到亚历山大港法洛斯半岛上的莱姆勒宫,在这里可以得到英法坚船利炮的庇护,相对安全一些。

在英国地中海舰队旗舰“无敌”号甲板上,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毕晓普·西摩尔用双筒望远镜眺望亚历山大港,可以看到身穿显眼白色制服或打着赤膊的埃及士兵,正在紧锣密鼓地挖掘堑壕,增设火炮。西摩尔十分焦虑,一边向阿拉比抗议,一边派出两名精干的军官离船上岸,化装成黎凡特人刺探亚历山大港的防御体系及要塞位置。其中一名军官来自塞浦路斯,身材高大,留着醒目上翘的八字胡,他就是皇家工程兵中尉霍洛肖·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

身处伦敦的格莱斯顿首相此时最头疼的是爱尔兰的民族运动,而且自由党一贯自我标榜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反对者,因此格莱斯顿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英国独自或伙同法国武装干涉埃及事务。但是,亚历山大城的暴乱让格莱斯顿在内阁里受到辉格党与激进分子施加的压力。这个已年逾古稀的老人,再也承担不起内阁分裂、政府垮台,从而危及他穷尽毕生之力推行的爱尔兰土地改革政策的后果了。6月15日,即亚历山大血案之后第4天,英国内阁首次讨论军事介入的可能性。随后,陆军大臣休·奇尔德斯首次就埃及问题与英国陆军总司令剑桥公爵、副总司令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爵士会面。

6月23日,英、法、德、奥、俄、意六国代表云集伊斯坦布尔,讨论奥斯曼帝国出面干预埃及的可能性。尽管这场国际会议就在素丹家门口召开,但素丹拒绝派代表出席,因此一无所获。次日,英法在开罗的代表遭到阿拉比政府驱逐,该政府随后对外宣布“一切军事干涉都会遭到武力抵抗”,因此英国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此时埃军在亚历山大港已经修筑了包括180门火炮的要塞防线,这条防线长达4.5英里,从城市正北的法洛斯半岛沿着海岸线直抵西南侧的马拉博特要塞,防线的正中央是拥有31门火炮的梅克斯要塞。西摩尔上将向阿拉比抗议后,埃及人在白天偃旗息鼓,工程似乎烂尾,但到了夜里,联军打开船上的探照灯,发现埃及士兵与劳工们正在拼命干活。西摩尔知道,时间拖得越长,这条防线对舰队的威胁就越大。7月10日,西摩尔不想再拖下去了,便以个人名义下了最后通牒:限要塞群在24小时之内向他投降,否则他将开火。当天,有人劝说陶菲克驶离亚历山大港,到中立国家避难,但这位一直被人左右的赫迪夫爆发了难得的勇气,他慷慨陈词道:“我依旧是赫迪夫,在臣民处于危难之际,我与他们同在。”

当晚,桅杆上飘扬着三色旗的法国舰队驶向塞得港,与英舰就此分道扬镳。7月11日早晨7点,阿拉比仍未对最后通牒进行回复,25分钟之后,皇家海军“亚历山德拉”号对法洛斯要塞开火,英国与埃及的战争正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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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海军“不屈”号,她与“无敌”号均是最先进的铁甲舰

19世纪60年代以来,皇家海军在20年间发生的巨变比过去3个世纪还多。克里米亚战争时,战舰还是木帆船,除了部分依靠蒸汽机驱动螺旋桨作为辅助动力之外,与纳尔逊时代的战舰似乎没什么区别。10年之后,皇家海军便拥有了30艘“铁甲舰”,尽管依然靠风力驱动,但铁甲舰的外壳由熟铁打造,更为坚固,而火力也更为猛烈。传统帆船将火炮安置在二到三层的炮台甲板上,只能从侧面发射,而新式的铁甲舰在侧面发射的同时,也可以从正前与正后方发射。例如西摩尔舰队中的“亚历山德拉”号,该舰于1877年下水,拥有2门11英寸大炮及10门10英寸大炮,分别可以击穿13.5英寸与12英寸的铁甲,这些火炮被放置在两层甲板上,既可以4门火炮对前方发射,也可以2门火炮对后方发射,如果需要的话,所有火炮均可对侧方发射;吃水线附近的铁甲厚度为12英寸,炮台周边的铁甲则为8到10英寸厚;舰炮依然是前装线膛炮,在沉重的铁制炮车下方有铺设于甲板上的铜制弧形导轨。“亚历山德拉”号战舰的火炮重量为25吨,而西摩尔的王牌、最新式的皇家海军“无敌”号与“不屈”号各有4门80吨的巨炮,炮塔座被布置在船头与船尾,每个炮塔座有2门巨炮,可以旋转角度对斜侧方射击。这两艘铁甲巨兽尽管依然靠风帆驱动,但桅杆已经减至两根,其主要推动者是甲板下的120名锅炉工,他们从煤堆铲煤,投入发动机房两端的锅炉中。7月中旬地中海的太阳烘烤着铁甲舰的甲板,头戴草帽、吹着海风的海员尚且苦不堪言,至于甲板下方的锅炉工更是被闷得接近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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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海军“亚历山德拉”号,之前她一直被当作地中海舰队旗舰,但在炮轰亚历山大前,西摩尔已将旗舰换成更为先进的“无敌”号

当天整个上午,皇家海军“素丹”号、“亚历山德拉”号、“卓越”号对法洛斯灯塔附近的要塞狂轰滥炸,巨大的炮口冒出滚滚黑烟,导致军官们不得不爬到桅杆上指挥射击,尽管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嘶吼。西摩尔的旗舰“无敌”号则率“君主”号、“珀涅罗珀”号压制埃军阵线中火力最强大的梅克斯要塞。“不屈”号位于两支分队之间,凭借9英寸巨炮远程支援。“鲁莽”号则停在港口外围作为预备队。“无敌”号与“不屈”号的9英寸巨炮看似威风凛凛,实际上装弹时间太长,每5分钟才能射击一次。几艘较小铁甲舰上的炮手尽管训练有素,但他们已习惯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射击,反倒不适应地中海的平静。在火炮的后坐力影响下,他们得不时重新调整瞄准。海岸边5艘炮艇的任务,是对堑壕工事里的埃及炮手进行压制。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法洛斯要塞的埃及炮手尽管英勇还击,数次击中“素丹”号与“亚历山德拉”号,但总体上看,他们指挥不力,而且发射的都是实心弹,因此并未对铁甲舰造成太大威胁,皇家海军只有5人阵亡,28人负伤。埃及军队伤亡十分惨重,半岛上赫迪夫的莱姆勒宫也开始燃烧。截至下午4点30分左右,海岸边的要塞已经全部哑火。西摩尔派出12名精干官兵登上法洛斯半岛,用炸药将半岛要塞里的火炮全部炸毁,并命令“君主”号与“珀涅罗珀”号趁夜潜入内港。

12日一早,“无敌”号、“君主”号、“珀涅罗珀”号三舰全力向内陆的拿破仑堡与加里巴耶堡轰击,并派陆战队上岸毁掉火炮。中午时分,“不屈”号与“鲁莽”号也开始轰击港口外的埃及炮兵,此时亚历山大城已是一片火海。下午1点,城内竖起白旗,西摩尔打出旗语“停止射击”,但他担心遭到埋伏,不敢派陆战队上岸。事实上他的担心纯属多余,阿拉比在13日,即炮击后第3天,便把剩余部队撤向内陆。仓皇逃窜的败兵与贝都因匪徒借机肆意抢掠尚未撤离的欧洲人,一些败兵甚至冲进赫迪夫的宫殿里,赫迪夫不得不从后门逃跑,穿过烈火熊熊的街道,逃到亚历山大城里的蒂恩角宫。直到7月14日,西摩尔终于派水手与陆战队员上岸,组织灭火并维持秩序,并派出身穿蓝色制服的陆战队员保护赫迪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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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海军“君主”号上负责操作加特林机枪的水兵

17日,来自塞浦路斯的独臂将军阿里森率南斯坦福郡团第1营、王属来复枪团第3营及部分水手、陆战队员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协助西摩尔维护秩序。在亚历山大城连续执行3天任务、已经精疲力竭的海军士兵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亚历山大港局势稍微稳定之后,为了防止阿拉比反扑,阿里森开始环绕亚历山大港与拉勒赫一带构建坚固的桥头阵地,该阵地凭借铁路与亚历山大港连接,其暴露的右翼则由一辆铁甲列车负责掩护。这辆铁甲列车上装载1门40磅炮、2门9磅炮、2挺加特林机枪、1台诺登费尔特管炮,6节两侧由钢板保护的车皮,在钢板后面水兵还堆砌了沙袋。为了操纵这辆铁甲列车,西摩尔足足在其上安排了3个连的水兵。

随着英舰炮轰亚历山大港,英埃之间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16日,得到英军保护的赫迪夫再度发布公告,将阿拉比撤职,但反遭阿拉比指责与嘲讽。与此同时,支持阿拉比的埃及政要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任命阿拉比为陆军总司令,统率全军。19日,也就是炮击亚历山大城一周之后,高门的特使方赶来参加欧洲列强的会议,但为时已晚。

格莱斯顿与他的外交大臣本来一厢情愿地认为,干涉埃及事务只需派出一支小部队,夺取苏伊士运河即可大功告成。但正如陆军总司令剑桥公爵对陆军大臣奇尔德斯所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沃尔斯利,都认为格莱斯顿幻想把冲突局限于通过塞浦路斯的阿里森协助、以小规模海陆军夺占苏伊士运河,“不仅十分冒险,事实上不符合任何战争规律”。剑桥公爵同时指出,就算政府将目标仅仅限制为夺占运河,埃及也会把一切登陆行为当成英国的侵略,必定尽全力抵抗,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派出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陆军司令部的主张得到印度事务大臣哈廷顿勋爵、对外贸易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休·奇尔德斯等人的支持。

7月20日,格莱斯顿终于极不情愿地同意派遣大规模远征军。在下议院投票表决拨款230万英镑的军费时,格莱斯顿略为尴尬地对议员一再强调,这场远征仅仅是一次短期行动,其目的是重塑赫迪夫的威望,拯救埃及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恢复埃及的秩序。当然,这自欺欺人的说法不过是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政客出于所谓的“良知”的自我抚慰。大英帝国的军人们对陶菲克的命运、埃及百姓的死活并不关心,他们慨然出征,目的无非是捍卫帝国利益。正如格伦威尔勋爵于7月11日在伊斯坦布尔所说,英国在埃及不仅有大量投资,更重要的是,这个古国正位于从英国前往印度领地与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海上通道上,远征军此行的主要目的,正是在海军的支援下确保这条海上要道不会落入他人之手。

改革中的英国陆军

格莱斯顿首次出任首相期间(1868—1874年),自由党陆军大臣爱德华·卡德维尔开始实施一系列近代化改革。其中包括:议会对陆军更为有效的控制;军队的日常行政管理集中在陆军办公室;改善士兵的武器与制服;建成培训合格军官的参谋学院;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糟糕透顶的后勤保障,不再交给平民或由各团自行管理,而是交给专门成立的部队——皇家陆军医疗队、皇家陆军军需部队等等。但是,对后来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军官的任命与晋升以及动员体制的改革。

卡德维尔上任时,步兵、骑兵军官都是通过金钱买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晋升也靠花钱;更为专业化的炮兵与工程兵军官并非如此。在3年之内,卡德维尔废除了军官买卖制度,军官只有通过军事学院的学习深造,方可统兵指挥,其中步兵与骑兵军官在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学习,炮兵与工程兵则在伍尔维奇军事学院学习。

19世纪中期以前,由于地处英伦三岛,拥有强大海军,在海外拥有广袤的殖民地需要长期驻扎,因此英国陆军依靠少数服役年限长达21年的职业军人在海外服役。从拿破仑战争到克里米亚战争,这一体制一直运转良好。但在印度兵变之后,全球烽烟不断,这支兵力不足的职业军队只能疲于奔命。而且在经济蓬勃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长期在海外服役很难吸引到民众中的精英分子。与此同时,随着“神圣同盟”土崩瓦解,欧洲大陆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捉摸不定的拿破仑三世、迅速崛起的强权普鲁士,以及扩张成性的俄国……显然帝国陆军的任务已不限于保卫本土及殖民地,如有必要,还应向欧陆部署大规模远征军。而眼下英国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扩军,只能招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新兵。当然在纸面上,英国本土还有8万民兵,还有可以防卫本土的志愿者,但前者一直受人忽视,训练很差,而后者的爱国热情可圈可点,战斗力就未必了。因此随着普鲁士接连打赢3场大规模的民族统一战争,大英帝国的子民们悲哀地发现,这个海军纵横七海的帝国绝无可能像1866年普奥战争或1871年普法战争时的普鲁士那样,短时间内将40万头戴尖顶盔、身穿深蓝军服的训练有素的大军送上前线。连普鲁士“铁血首相”俾斯麦亲王也把英国陆军看作笑话。普丹战争时期,有人问一旦英军登陆,普军如何应对,俾斯麦轻蔑地回应:“派一个警察去把他们抓住。”

普鲁士采用义务兵役制,该体制的核心是巨大的预备役资源——适龄青年在正规军中服役两到三年之后,再转为预备役服役。但义务兵役制在英国显然行不通。男性公民如若在军队与平民之间频繁转换,在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疲于奔命,将难以履行职责。因此,卡德维尔只能选择折中方案,降低服役年限。1871年,卡德维尔将服役期由21年改为12年,其中6年在正规军服役,6年在预备役。通过这个办法,卡德维尔建立了一支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与此同时,卡德维尔提高了军人的薪酬与生活水平。他希望通过这些手段,让更多的社会精英加入军队。

自1782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最后一年起,英军步兵团的番号开始与郡名挂钩,每个郡名下都有数个相互独立的步兵团,部分团有两个营,但大多数只有一个营。各团都有自己的补充连,为步兵营征募、训练士兵。但实际上步兵团番号中的郡名没有实际意义,这些郡既不是步兵团的征兵地,也不是补充连的驻地。相比之下,民兵与志愿营都拥有固定的驻地。受普鲁士地方行政指挥部的启发,1872—1873年,卡德维尔颁布了他的改革方案:两个常备步兵营通过共同的补充连“挂钩”在一起,补充连所在郡的民兵与志愿者作为其预备队。这两个营一个在海外服役时,另一个就在本土负责补充,并时常轮换。卡德维尔的初衷,一是用家乡荣誉刺激更多小伙子参加军队;二是让海外服役的步兵营与本土的步兵营数量相同,缓解本土军力不足的困境。

这一制度贯彻得并不顺畅。一方面,由于军队固有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尽管短期服役与预备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兵员质量,但招募依然是老大难问题。本土营大多数时候只是空架子,其兵员都不得不优先补充在国外服役的另一个营。另外,卡德维尔强制摊派的两营之间的“紧密关系”,被看作是对各团独立性的威胁。随着帝国军人越来越多地涉足海外战事——仅仅1878年到1881年短短3年之间,红衫军的军靴就先后踏上祖鲁兰、阿富汗及纳塔尔的土地,本土营与海外营的比例很快失衡。例如祖鲁战争时,第24团的两个营都被派到祖鲁兰,第1营在伊散德尔瓦那遭到重创,却根本没有在本土受过训练的士兵进行补充,因此这个营只能接受其他地区招募的新兵或志愿兵。

奇尔德斯担任陆军大臣后,将士兵在正规军服役的年限提高到7年,在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服役的年限则是8年。随后他开始对不得人心的二营挂钩机制动刀,但并非如保守派希望的那样切断两个营之间的联系,而是彻底将两营合并为一个步兵团,团名通常取自补充连所在的郡县。这种架构对部分历史悠久的步兵团十分有利,因为它们本来就有两个步兵营(例如第4团直接改编为王属团)。但很多战功卓著的步兵营发现他们将不得不与另一个营彻底合并,从此失去了他们的无价之宝——番号与团旗,并接受令人讨厌或鄙视的搭档。方案自1881年7月1日生效,在改革初期将士们往往对所属郡县没有哪怕一丝归属感。直到4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惨烈的战争中,英国陆军精华——常备军在短短几个月几乎全部拼光,无数当地子弟兵陆续被补充到现有营队或成立新的步兵营(例如舍伍德森林人团在一战中陆续成立11个营),自此以后,掺杂着弹片、绷带及卡其布碎片的血肉忠骨,方将步兵团与所属地凝为一体。

1882年的埃及战役,是英国陆军在全新军制下的第一场战争,显然这一体制尚未改变本土部队与海外部队之间的不平衡。奇尔德斯起初计划招募3000名新兵进行训练,这样本土就有16个营,地中海则有8个营。但当英国议会做出远征埃及的决定时,这一计划远未完成,因此奇尔德斯只能征召离开正规军、转为预备役两年以内的兵员。

改革反对派的最大靠山是时任英国陆军总司令、女王表弟剑桥公爵。剑桥公爵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指挥一个师,表现不差,但远远称不上战绩辉煌。经过在克里米亚短暂镀金之后,年仅37岁的剑桥公爵就担任陆军总司令。他为人谨慎,工作认真,对陆军发自内心地热爱,在年轻时也善于接受新事物;但随着年龄增长,他对政客,特别是自由党人越来越不信任,而且十分愤恨改革削弱了他的权力——他认为1870年以来的改革太快、太多、太极端。他支持军官买卖制度、长期服役(当然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可以培养老练的、训练有素的军人),认为这样可以维护各步兵团的团队精神,他的态度得到女王与军队部分成员的支持。

支持军事改革的领袖人物则是陆军副总司令加内特·沃尔斯利。此人野心勃勃、暴躁、恃才傲物、机敏,而且与剑桥公爵一样极端鄙视政客。与年纪轻轻就登上总司令宝座的剑桥公爵相比,出生在爱尔兰的沃尔斯利完全依靠在缅甸、印度、中国、加拿大、黄金海岸等地频繁“救火”,为大英帝国立下赫赫战功,方成为帝国陆军二号人物。沃尔斯利与剑桥公爵早在70年代末便有嫌隙,由于后者强烈反对,沃尔斯利未能当上印度陆军总司令。而等到1881年,当奇尔德斯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时,剑桥公爵甚至一度以辞职为要挟。随后由于公务,二者近距离的接触逐渐增多,愈发相见两烦。公爵用“狡诈、不忠、虚伪、傲慢、浮夸”等词汇抨击他的助手,沃尔斯利则把其上司看成“一切改革的绊脚石”以及“一个弓箭时代的将军”,直到女王亲自干涉,二者的争吵才告终结。但这两个人“对相互分歧非常擅长”,在今后的14年里,二人都不得不忍耐彼此之间的厌恶,直到剑桥公爵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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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陆军的前后两任总司令,左为剑桥公爵,右为沃尔斯利爵士。前者是卡德维尔及奇尔德斯改革的最大障碍;而后者虽然支持改革,但随着为好友戈登解围的任务失败,加上过于热衷在军中拉帮结派,其威望在1885年后逐渐走了下坡路

蓄势待发

1882年的沃尔斯利年近五旬,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剑桥公爵尽管对沃尔斯利非常厌恶,也不得不承认后者的才华与能力。何况眼下二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圣母心”相当泛滥的自由党政客(这些政客在两年之后将成为一场军事灾难的罪魁祸首)。因此以剑桥公爵为代表的英国王室,对政府将远征军的指挥权授予沃尔斯利并不反对。英国朝野上下都对远征这个文明古国,顺便一览古老的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风光而兴致勃勃,甚至连王储威尔士亲王也一度跃跃欲试。沃尔斯利左右为难,在选择部下时承受了各方的压力。威尔士亲王最终还是在众人的劝说下打消了参战的念头,但为了取悦女王,沃尔斯利任命女王的三儿子康诺特公爵为近卫旅旅长。该旅被英国军界公认为最为精英的部队,各级军官都是贵族子弟出身。但事实上,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从未有哪怕一支近卫部队参加过任何殖民战争。特别是王室骑兵团,自从滑铁卢战役之后,已经有足足67年未听到战场的枪炮声。近卫部队对康诺特公爵并不信任,在船队开往埃及的旅途中,来自苏格兰近卫团的贝尔福中尉发现公爵“十分腼腆,在舞会上并不像‘吞吞’(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一样爱出风头,但经常与大伙谈笑风生”。

贵为日不落帝国的女王陛下,也有舐犊情深的温情与柔弱,当她听说爱子要去前线时,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听说亲爱的宝贝阿瑟要准备出发,我的心碎了,它听起来像一场噩梦;尽管给他发过电报,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逃避责任,只好心情沉重地上床。”

根据英军情报部门的推测,和平时期仅有9000名常备军的埃军,通过战时动员可以扩编到6万,并且还有6000多名贝都因部族武装辅助作战,实力相当雄厚。沃尔斯利对该推断不屑一顾,称情报人员是“一群疯子”,并宣称:“不论他(阿拉比)手里是有3万还是10万暴民,我们都将在泰勒凯比尔,凭借两个师,再加上印度部队,干掉埃及的所有部队。”值得一提的是,早在7月3日的备忘录中,沃尔斯利就预测这场战争将在阿巴萨附近的重镇泰勒凯比尔(Tel el-Kebir)结束。

沃尔斯利判断,只有直捣黄龙占领开罗,方可彻底清除对苏伊士运河的威胁。开罗不仅是阿拉比的老巢,而且亚历山大港与苏伊士的淡水供应皆依靠从开罗城内穿过的甜水水渠。该水渠向东北方向穿越沙漠,到达宰加齐格(Zag-a-Zig)以东10英里的阿巴萨之后,向东直指内菲沙,然后一分为二——一条通往苏伊士运河边的伊斯梅利亚,然后通过运河向北直到塞得港;另一条向南通往苏伊士。在这个干旱少水的国家,控制开罗的水源就等于控制运河。而通往开罗且有铁路与饮水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亚历山大港登陆,沿尼罗河南下;二是从伊斯梅利亚登陆,沿着甜水水渠与铁路推进。沃尔斯利更为青睐后者,因为这条路线较短,只有75英里,而且主要穿越沙漠,而前者的路程足足有120英里,当地人烟稠密,河渠纵横,一旦埃及人打开水坝放水,很容易迟滞英军前进。后者的难点在于抢在埃军之前快速占领运河,以便英国本土与地中海的舰队通过。这一行动必须保密,而且尽可能让阿拉比产生误判,让他相信亚历山大港才是英军的登陆地点。

却说阿拉比率军撤出亚历山大港之后,并没有反扑的打算,而是沿着亚历山大港—开罗铁路东南14英里的道瓦尔村构筑防线。该地与亚历山大城相隔迈尔尤特、阿布基尔、伊德库三个大湖,以及一条马哈茂德水渠,地势险要,是亚历山大通往开罗的咽喉。阿拉比在这里部署了1.2万名正规军以及4000名贝都因部族武装,与此同时开始号令全国,招募新兵,征收战争税。

阿拉比把7月17日登陆亚历山大港的阿里森部误判为英军先遣队,认为英军主力将在亚历山大港登陆,攻打道瓦尔村的防御阵地。7月24日,阿里森与西摩尔得到沃尔斯利的命令,一旦阿拉比准备炸毁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伊斯梅利亚段,那就立即抢先一步,将其占领。到了31日,阿里森得到新的命令——“让阿拉比处于紧张状态”,因此阿里森频频使用步兵与铁甲列车,故意对道瓦尔村一带防线展开武力侦察。根据一名军官的说法,埃及人的工事“正面防御十分强大,在1000码之内除了防线右侧,没有任何隐蔽之处。但阿拉伯人视力不好(很多埃及农民患有慢性眼疾),射术十分糟糕,尽管他们打得不错”。随着战争即将打响,比军人跑得还快的欧洲记者漂洋过海涌向亚历山大城,阿里森的武装侦察就发生在这些记者的眼皮底下,因此他们行动的规模与目的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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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第20步兵团部分官兵

在阿里森收到命令之前一天(23日),“东方”号运输船载着第1师及近卫旅的指挥部,以及苏格兰近卫团第1营离开阿尔伯特港。两天之后,近卫掷弹兵团第2营、冷溪近卫团第2营离开爱尔兰。8月2日,沃尔斯利本人率领混编的王室骑兵团(由第1、2近卫骑兵团,以及自从滑铁卢战役之后首次参战的皇家骑兵卫队各抽调一个中队组成)上船。8月19日,在苏格兰近卫团第1营抵达亚历山大港9天之后,一支由45艘大小舰船组成的舰队驶离英国及爱尔兰,船上载着来自本土的沃尔斯利远征军主力,包括3个骑兵团、7个步兵营、12个炮兵连及一支弹药补给部队,另有5个可以执行搭建浮桥、铁路、电报线等任务的工程兵连,以及物资及医疗部队,共计15635名官兵(含751名军官)、5847匹马。除此之外,另有7个营、共计7600人从帝国在地中海的基地——塞浦路斯、马耳他及直布罗陀陆续出发。8月9日,一支庞大的运输船队离开孟买,其上载有3个团的印度骑兵、锡福斯高地团第1营、曼彻斯特团第1营、3个印度步兵营(来自孟加拉第7步兵团、旁遮普第20步兵团、俾路支第29步兵团,每个团只有一个营),以及野炮及山炮营各一个,另有两个马德拉斯坑道工程兵连,共计7000多人、1600多匹马。来自英国本土与地中海的军人依然身穿传统的猩红色军服,头戴白色或用茶水染成浅褐色的盔帽;而来自印度的军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都身穿黄褐色的卡其布制服。英国士兵均装备马蒂尼-亨利步枪,而印度步兵手里还是老式士乃德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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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溪近卫团整装待发,离开伦敦前往埃及 远征埃及的英国近卫军军官、炮手以及高地“黑守卫”(注意他手中马蒂尼步枪的剑式刺刀)

当庞大的船队穿行在平静如镜的地中海时,当阿里森的士兵不知疲倦地对阿拉比的阵线展开骚扰时,皇家海军的铁甲舰已经停泊在苏伊士运河两头:海军上将霍普金斯位于塞得港附近,海军上将休伊特则在苏伊士附近。8月12日到15日之间,近卫旅、部分近卫骑兵、皇家野炮1旅A连,甚至沃尔斯利自己都在亚历山大港陆续登陆。他们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谁都没有注意到,自从7月27日以来,皇家海军“猎户座”号便一直在运河畔的伊斯梅利亚往返巡视,而这里,才是沃尔斯利真正的目的所在。

登陆与挺进

沃尔斯利的远征军首先需要完成两个任务:其一是必须同时占领运河沿岸的所有战略要地,其二是必须设法让亚历山大港的主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伊斯梅利亚。当下最大利好是苏伊士运河的掌控者、运河公司老板德勒塞先生已与法国政府交恶,他一方面向阿拉比承诺:“你不用堵塞运河,我在这里,你不用怕,假如有一名英国士兵进入运河,那必然有一名法国士兵陪同,我可以负全责。”另一方面,他向英国方面暗示,一旦战争打响,运河公司将置身战争之外(即对交战双方开放)。

19世纪末的苏伊士运河,其狭窄处只可供单艘船通过,英国大多数船上都没有方便在运河行驶的舵机。为确保通行顺畅,沃尔斯利在每艘运输船上都安排了一名海军军官负责指挥调度,由约翰·费希尔上尉(也就是后来的第一海务大臣、无畏舰的总设计师)负责,他乘坐“桑尼克罗夫特”号鱼雷艇在河岸边的浅水区来回翻飞。运输船队在抵达提姆萨赫湖之后,将在伊斯梅利亚下锚,那里只有一个小码头用来卸载人马、装备和物资,然后通过驳船运到岸上。随后他们将通过唯一的一座窄桥,穿过甜水水渠。

为了迷惑埃及人,沃尔斯利使用各种花招使阿拉比相信英军的主攻目标是道瓦尔村。他把康沃尔轻步兵团第2营与皇家苏塞克斯团第1营一部拨给阿里森,命其加强对埃及人防线的武装骚扰。又命令康诺特公爵率近卫旅在亚历山大港与阿布基尔之间的一座聚落零散的、遭洗劫而被遗弃的小镇拉赫勒附近掘壕驻守。与此同时,他命令以著作《战争行动》闻名于世的第2师师长汉姆莱中将与手下的阿里森、伊夫林·伍德两位旅长制定正面进攻道瓦尔村的计划。沃尔斯利郑重其事地告诉汉姆莱,他将率军在阿布基尔登陆,从侧翼包抄阿拉比的后方。从汉姆莱以下全军将士,甚至消息灵通的记者都上了沃尔斯利的当。只有沃尔斯利的参谋长兼副司令约翰·艾迪爵士,才知道总司令真正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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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瓦尔村不断骚扰埃军的铁甲列车

8月18日,沃尔斯利率远征军总参谋部、第1师主力、骑兵旅部分人马、超过1000名陆战队员、两个炮兵连、工程兵及辅助部队再度登上运输船,驶离亚历山大港口。临走之前,他交给汉姆莱一封信,要他务必在20日清晨将其打开。当天下午4点,舰队在阿布基尔湾下锚,等待夜幕降临。炮艇则逼近海岸边,炮轰沿岸埃军防御阵地,似乎是在为明日的登陆做准备。当天晚上,在炮火的掩护下,舰队悄无声息地离开,向东驶向塞得港,等到一轮红日在海岸线升起之时,睡梦中醒来的远征军士兵惊喜地发现,苏伊士运河已经在他们眼前。

在沃尔斯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取得成功之后,皇家海军开始紧锣密鼓地夺占运河上的要地。从19日起,位于苏伊士附近的休伊特便禁止一切舰船从印度洋方向进入运河。当晚,“预备”号舰长爱德华扣押了从塞得港到伊斯梅利亚的所有驳船与挖泥船,让这些船立即进入伊斯梅利亚的码头协助登陆,并占领了连接塞得港与伊斯梅利亚的电报站。20日凌晨3点,皇家海军“君主”号与“东方号”在舰长费尔法克斯与菲茨罗伊的指挥下,几乎同时对塞得港与伊斯梅利亚发动了进攻。“君主”号与“鸾尾花”号的水兵上岸,将塞得港团团围住,守军插翅难逃,随后两个海军陆战连包围了军营,俘虏了还在床上的埃及士兵。在伊斯梅利亚,来自“东方”号、“诺森伯兰”号及“贵妇”号的500名水兵及陆战队员,打败了戍守船闸与总督府的守军,并在1个小时之内肃清了部署在伊斯梅利亚外围的全部守军。英军在电报室发现了一份电报,得知埃军准备增援驻扎在内菲沙的2000名守军。于是菲茨罗伊下令“东方”号与“卡里斯福特”号以舰炮轰炸内菲沙火车站,炸毁了一辆火车,埃及士兵人心惶惶,被迫放弃内菲沙。为了打击埃军士气,英军假借运河领航员的名义,给开罗的埃及陆军部发电报,声称英军已经有5000人在伊斯梅利亚登陆,现在试图增援已经为时过晚。这一消息很快就蔓延到埃及全国各地。

攻打苏伊士的部队是印度派遣军的精英骨干——锡福斯高地团第1营,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夺占位于苦水湖两头的沙勒夫与塞拉比尤姆船闸。其中沙勒夫船闸格外重要,因为埃军已经打开附近甜水水渠的水闸,如果不及时合闸,苏伊士将会断水。高地团的朗中尉冒着在水渠西岸设防的敌军的枪林弹雨,独自泅渡过河,夺取一条渡船,将弟兄们运到对岸。在皇家海军“海鸥”号与“蚊子”号炮艇的火力支援下,高地人驱散敌军,俘虏了62名敌人,并缴获了大批弹药。第二天,塞拉比尤姆船闸也被拿下,随后,来自印度的船队在苏伊士集合,现在整个运河已经全部处于英国人控制之下。

却说亚历山大港附近的汉姆莱正准备率第2师对道瓦尔村发动正面强攻,忽然想起总司令临行前给他的信。当他打开后,发现上面写道:“我并不打算在阿布基尔登陆,我真正的目标是伊斯梅利亚。”沃尔斯利对这位并非其嫡系的下属,开了一个并不好玩的“玩笑”。汉姆莱十分恼怒,尽管不久后沃尔斯利给他回信说:“如果亲爱的阿拉比待在泰勒凯比尔与我们决战,那么我需要我的全部弟兄,因此我将竭尽所能来接你。”但二人的关系还是急剧恶化。

沃尔斯利知道伊斯梅利亚的菲茨罗伊兵力不足,于是命令悍将格拉汉姆(Sir Gerald Graham)亲率皇家西肯特团第1营,乘坐鱼雷艇和炮艇赶去增援伊斯梅利亚,并占领内菲沙。此时,除了骑兵的马匹依旧让后勤部队头疼外,步兵、装备、补给都有序地从伊斯梅利亚小码头上岸。泰勒凯比尔的埃军指挥官阿里·鲁比帕夏对英军突袭伊斯梅利亚成功非常惊诧,于是将前卫部队撤到距离英军登陆地点11英里开外的泰勒埃尔马斯克胡塔。

根据沃尔斯利的打算,第一阶段英军的任务是控制铁路与水渠,从而保障淡水供应与通往卡萨辛的交通线。在甜水水渠上游7英里的马格法有一座水坝,如果埃军利用水坝切断伊斯梅利亚的淡水供应,那么这场远征必败无疑。此时甜水水渠水位已经开始下降,沃尔斯利知道局势刻不容缓,决定亲自率领手中所有的骑兵部队立即向马格法挺进。

8月24日凌晨4点,沃尔斯利亲率德鲁莱·洛维将军的近卫骑兵、第19骠骑兵营一部、骑乘步兵以及皇家骑炮A旅N连的两门火炮出发。格拉汉姆将军则率领约克-兰开斯特团第2营,以及临时客串步兵的陆战队炮手紧随其后。沃尔斯利的骑兵抵近马格法后,驱散埃军的哨兵线,并抓获了一些俘虏,从他们口中得知,在泰勒埃尔马斯克胡塔有另一座水坝,拉希德帕夏率部队在那里挖掘堑壕,并布设重兵把守。沃尔斯利亲自踏勘地形后,推断敌人已下定决心坚守。他决定在此地牵制对手,让其他部队向卡萨辛方向推进。他命令格拉汉姆旅、在内菲沙驻守的康沃尔轻步兵团第2营、在伊斯梅利亚的近卫旅以及刚刚上岸的所有骑兵与炮兵,赶至马格法增援。

格拉汉姆抵达马格法后,命令约克-兰开斯特团第2营沿着铁路部署,其左侧为水渠,而陆战队员在其右侧,两门火炮部署于阵线之间,阵线一直延伸到沙漠,其最右侧是骑兵与骑乘步兵。从泰勒凯比尔乘坐火车,陆续赶到马赫萨马火车站,然后步行前往前线的援军,也到了。24日上午9点,埃军开始试探性进攻,他们首先向英军左翼发动攻势,约克-兰开斯特团使用马蒂尼-亨利步枪齐射回击;然后埃军向英军右翼进攻,胡顿上尉的骑乘步兵的出色枪法将其遏制。埃军的试探性进攻持续了一整天,他们并不想与英军进行近距离接触,而是更依赖他们的火炮。埃军的克虏伯大炮性能先进,炮手打得也很准,但并未给英军造成过多伤亡,因为埃军炮弹是由引信触发,只有深埋进沙子之后才能爆炸。沃尔斯利起初想引诱埃军发起全面进攻,因此不让骑炮兵开火,但随着敌人的炮火愈来愈猛烈,希克斯中尉下令还击,尽管他手下只有2门火炮,而埃军有12门。

中午时分,英军的一艘蒸汽船沿着甜水水渠逆流而上,船上载有从“东方”号卸下的加特林机枪以及诺登费尔特管炮,为约克-兰开斯特团提供了有效的火力掩护。下午2点,康沃尔轻步兵团第2营抵达战场,但沃尔斯利还在等近卫旅。该旅在12点45分便离开伊斯梅利亚,而且从伊斯梅利亚到马格法只有9英里的路程,但令人想不到的是,直到傍晚6点45分、日落西山时,望眼欲穿的沃尔斯利才见到这些帝国精英(尽管这支“精英”已经30年没有实战过了)。原来近卫旅完全没有沙漠行军的经验,尽管头戴适合热带的盔帽,但身上还穿着不透气的猩红色毛哔叽上衣、深蓝色裤子,每人背负100发子弹、帆布背包及水瓶,这身行头实在不适合在酷热的、华氏90多度(摄氏30多度)的沙漠中行军。

苏格兰近卫营的麦考利回忆道:“穿行在漫长的、绵延起伏的沙丘,每走一步我们的脚都陷进去。热风刮得我们渴得要死,不久之后,水瓶里的1.5品脱(约850毫升)水就喝光了。”

事实上,经过几天与高温、干渴的较量,沃尔斯利已经知晓沙漠地区的恶劣环境比埃及的军队更可怕。在当晚,沃尔斯利与康诺特公爵见面,他承认这位公爵是他“见过的最为积极的旅长,而且相当敏锐”,但他一直担心这位金枝玉叶有个三长两短,因此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有意把近卫旅部署于战线后方。

当天,除了近卫旅及康沃尔轻步兵团第2营以外,沃尔斯利又得到皇家骑炮A旅N连、近卫龙骑兵第4与第7团的350名骑兵、皇家野炮1旅A连、王属来复枪团第3营、皇家陆战队轻步兵营的增援,兵力已经充足。于是沃尔斯利在当晚下令,于次日向敌军主动发起攻势。

25日清晨,英军出发不久后便发现,头天晚上拉希德帕夏便放弃了阵地,沃尔斯利命令所有骑乘单位立即追击逃敌。骑乘步兵骑在从当地购置的阿拉伯良驹上,这些马虽然个子较小,但穿越沙漠如旋风一般快。那些骑着在海上颠簸多日、尚未休整完好便匆忙上阵的欧洲高头大马的骑兵,则显得十分疲惫。沿铁路追击7英里,抵达马赫萨马火车站后,英军发现了埃军后卫部队。骑炮兵开始发射霰弹,骑乘步兵全部下马用步枪射击,最后骑兵挥舞着刀剑杀了过来,一路冲过车站与埃军大营。尽管由于疲惫,他们未能将敌军全部堵截住,但还是成功缴获了7门克虏伯大炮、大批雷明顿步枪、补给品以及一列载有75节车皮弹药的火车。另一列火车看到英军骑兵冲过来之后,司机当机立断发动机车,并冒着龙骑兵射出的子弹,一路逃到泰勒凯比尔。英军骑兵望着一道愈来愈远的黑烟,只能嗟叹不已。

得知先头部队将敌人赶出马赫萨马火车站并缴获大批物资后,沃尔斯利命令格拉汉姆步兵旅继续向前,攻下卡萨辛水坝闸门。当洛维将军在卡萨辛村附近踏勘时,一名相貌出众的被俘军官与他用法语攀谈起来,这时候一名路过的战俘忽然高呼:“他是穆罕默德·费赫米,阿拉比的副手!”英军如获至宝,立即将他逮捕,费赫米是道瓦尔村与泰勒凯比尔防线的设计师,他很快就招供了泰勒凯比尔的守军部署情况。

26日清晨,近卫龙骑兵第4团斥候发现闸门已被敌军破坏。当晚,格拉汉姆率康沃尔轻步兵团第2营、约克-兰开斯特团第2营以及陆战队炮兵继续前进,控制了卡萨辛一带。

由于一路上埃军的抵抗称不上顽强,因此沃尔斯利的进程比预想要快,但埃及人为了迟滞英军,在铁路上堆积了很多土堆,远征军暂时无法使用火车,只能由海军派小船沿甜水水渠将物资运到马格法,然后由辎重车拉到前线,其余物资只有靠缴获。而且沃尔斯利认为传统的大红制服十分不适合沙漠环境。在阿散蒂战争时,他曾为手下设计过灰色制服,觉得效果不错,因此赶忙让国内为远征军制作3万套,但等这套制服运到埃及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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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的行军路线

格拉汉姆在占领卡萨辛村附近区域后,派遣由近卫龙骑兵第4及第7团混编的分遣队、两个步兵营、海军陆战队炮手、骑乘步兵以及皇家骑炮兵A旅N连的两门火炮驻守当地。不过由于后勤不济,每门火炮只有36发炮弹。28日早上,哨兵在北面高地发现了埃军的动向,于是格拉汉姆立即向驻扎在马赫萨马的洛维将军发出预警,命骑兵做好准备,随时待命,但埃军只是胡乱开了几炮,便撤走了。下午4点30分左右,埃军主力终于出现。在火炮的掩护下,埃及步兵与骑兵协同攻击格拉汉姆右翼。下午5点30分左右,格拉汉姆派副官佩里中尉口头通知洛维,命他的骑兵绕过格拉汉姆的右翼,袭击埃及散兵部队的左翼。格拉汉姆则率步兵与炮兵坚守阵地。

天色越来越暗,由于后方辎重车的轮子深陷在沙子里难以前行,炮弹运不上来,因此英军炮弹即将告罄,只有从马赫萨马车站缴获的一门克虏伯山炮还在继续向白色阵线发射炮弹。但是,格拉汉姆泰然自若,他认为以埃军之前展现的组织水平及主动精神,他们在夜战里不可能有所作为。傍晚7点15分,来自泰勒埃尔马斯克胡塔的陆战队赶来增援之后,格拉汉姆甚至下令全军呈纵队对敌人进攻。

但是佩里中尉一直没能找到洛维,他清楚自己背负的任务十万火急,因此心似火燎一般,在黑夜里疯狂疾驰,他的坐骑因为过度疲惫而砰然倒地不起。幸运的是,这时他碰上弹药耗尽、从卡萨辛返回的炮兵连,从炮兵连那里借了一匹马。最后佩里终于在卡萨辛村西北4英里处找到了骑兵部队。他情绪激动地告诉洛维,尽快攻击敌军左侧,格拉汉姆一直在独自据守。

洛维将军毫不犹豫地命部队转向,朝敌军左翼行进,身穿蓝色制服的近卫第7龙骑兵团作为先锋,炮兵连紧随其后,王室骑兵位于第二道战线。浓雾笼罩了整个沙漠,但当晚正值皓月当空,再加上卡萨辛附近的火光及枪炮声,骑兵很快找到了战场。忽然,他们遭到正前方火炮与来复枪的火力打击。洛维立即下令解决其前方的4门克虏伯13磅炮。龙骑兵先向右转,再向左转,为炮兵腾出射界;马拉火炮快速布置,向对面开火。随后贝克·罗素旅长一马当先,高呼:“小步跑!”“加速跑!”“冲锋!”王室骑兵团排成线列,从马拉火炮的右侧,如同一扇沉重的铁门猛然拍向埃及步兵的阵线。这些身穿在月光下格外显眼的白色制服的埃及士兵,在1个月之前大多还是乡野村夫,仅仅白日的战斗就已让这些可怜人精疲力竭,而骑着高头大马、身穿猩红色制服、高鼻深目的面孔在头盔阴影下格外狰狞的骑兵洪流,高声呐喊着冲锋,着实如同地狱里杀出的恶灵一般恐怖。对于埃及步兵来说,哪怕正视敌人都需要极大勇气。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地方逃窜。刹那间无数黑色骏马便突破了颤抖的阵线,来自不列颠的骑士挥舞着重剑,上下砍杀,数秒之前组织有序的步兵线列被骑兵冲锋的速度与重量冲垮。看到步兵阵线灰飞烟灭,后方的埃及炮手、最左侧的埃及骑兵,在王室骑兵与龙骑兵重新组织新一轮冲锋之前已经魂飞魄散,向沙漠深处逃窜。由于周边近乎一片漆黑,所以骑兵并未缴获一门火炮。率先与敌接触的龙骑兵中有2人阵亡(其中包括1名军官),3人受伤;王室骑兵则有7人阵亡,14人受伤;战马共有20匹被杀,另有23匹受伤。晚上8点15分,一名王室骑兵军官向卡萨辛的格拉汉姆报捷,半个小时后格拉汉姆收兵回营。

在接下来的12天里,随着铁路全线投入使用,印度派遣军、汉姆莱自亚历山大港附近腾出的高地旅,在9月12日之前都陆陆续续集中到卡萨辛附近。沃尔斯利本人也在9月9日抵达。此时阿拉比帕夏本人已经赶赴泰勒凯比尔亲自指挥作战。他从当地的贝都因部族那儿得知,英军兵力很少,而且与伊斯梅利亚的交通线已经中断。眼见形势一片大好,阿拉比决定亲率8000人,携带24门火炮自泰勒凯比尔防线乘坐火车出发,而另有5000人从卡萨辛西部的伊斯萨利西耶出发,对卡萨辛进行两面夹击。但事实上,当地的贝都因人早已被陶菲克赫迪夫派人收买,因此给阿拉比提供的情报谬之千里。实际上卡萨辛一带目前由拥兵8000的第1师师长威利斯将军负责,而且近卫旅及近卫龙骑兵第4团就驻扎在10英里外的泰勒埃尔马斯克胡塔。

9月9日清晨5点,巡逻的孟加拉枪骑兵第13团发觉敌军大部队来袭,一边派人报信,一边且战且退。不久,沙丘之后就出现大批白色的身影。埃军的炮弹打到英军军营里,受惊的战马及牛群挣脱栅栏,在军营里横冲直撞。此时拥有6个步兵营及3个炮兵连的格拉汉姆旅已在甜水水渠的南北两岸就位,面向西侧部署,先是右翼的皇家爱尔兰团第2营、王属来复枪团第3营很快击退了自伊斯萨利西耶杀来的敌军,随后洛维命令两个骑兵旅出击,试图迂回埃及军队左翼,但这时他们发现埃及骑兵正迎面而来,其目的也是包抄对手。正当一场骑兵交锋的好戏即将展开,英军火炮向敌军骑兵开火,将埃及骑兵击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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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辛夜战中,王室骑兵挥舞骑兵剑,向埃军发起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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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骑兵剑的王室骑兵,肆意砍杀埃军步兵与炮兵

埃及人稍事休整后,从运河两岸越过沙丘,沿着铁路向前推进,但并不愿意与英军白刃相搏,只是在800码外对射。威利斯见埃军色厉内荏,于是下令全军出击。埃及人见到身穿红衣的英军排成阅兵式一般的方阵,端着雪亮的刺刀逼了上来,便匆忙丢下3门火炮撤退。上午10点30分,威利斯的部队距离泰勒凯比尔防线已经不到5000码,防线炮垒里的埃及火炮开始盲目地开火。如果此时威利斯继续挺进,以埃及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态势,很可能会以较小的代价拿下敌军阵地,就此结束战争。但威利斯认为自己兵力与后勤储备均不足,撤回了卡萨辛。

有意思的是,当威利斯将军得知敌军前来进攻卡萨辛时,立即下令驻扎在泰勒埃尔马斯克胡塔的近卫旅前去打击从伊斯萨利西耶赶来的敌军。于是近卫旅10天之内,再一次在沙漠最热的时候强行军。当他们于下午4点抵达战场时,发现战斗已经结束。在这场战争中,近卫旅一直无所事事。正如苏格兰近卫团的贝尔福中尉记录的,这些“帝国精英”的任务无非是“清理铁路与运河的障碍与阻塞,跟着一个又一个团队走上前线,上火车,下火车”。

泰勒凯比尔

9月12日下午,皇家爱尔兰团第1营抵达卡萨辛,至此英军参加决战的部队全部到齐。沃尔斯利通过盘问费赫米帕夏,再加上派骑兵侦察,基本摸清了泰勒凯比尔防线的埃军部署。埃军的主防线始于甜水水渠上的水坝,横穿铁路,向北延伸到沙漠,长约4英里。铁路与水渠附近是松软的沙地,但在铁路北侧一英里,海拔逐渐攀升至130码,随后一直延展到起始于卡萨辛附近的硬砾石高原。埃军的防线就位于高地之上,居高临下,射界相当完美,如果步兵从正面强攻,必将承受巨大损失。

在埃军防线中共有3座大小不一的炮垒及炮台。在主防线前方1000码、甜水水渠北侧1600码处,埃军建造了一座前置炮垒,内有8门火炮以及步兵,从东面看藏于高地之后。尽管英军的斥候已经从东南方向发现了它,但由于观测角度问题,英军斥候误以为它与主防线为一体,因此在沃尔斯利开展行动时,并不知道它的真实位置。在距离主防线后方大约3500码处,埃军又挖掘了一条面朝西北的堑壕,在这里布置了24门火炮,保护阿拉比帕夏的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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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凯比尔战役英军作战序列

埃军主防线最前方是一条两岸为斜坡的深沟,6英尺深,9英尺宽;在炮垒前方的深沟则更宽更深;深沟后是一道土墙和一条较浅的堑壕。土墙与堑壕后方的炮台高5—6英尺,由沙子搭建,再覆盖上杂草与泥巴。迄今为止,埃及步兵表现出的野战能力令人不敢恭维,尽管他们装备精良,手里拿的是先进的雷明顿连发枪,不过他们射击准确度很差,并且十分害怕近战。但是,在得到拥有克虏伯9磅及13磅大炮的埃及炮兵——沃尔斯利认为此乃埃军唯一值得称道的兵种——支援时,被强掠入伍的埃及农夫也可以表现出顽强的抵抗能力。阿拉比在泰勒凯比尔共部署了2万正规军、2000贝都因部族战士、75门火炮;在主防线及附近有14个步兵营,3个步兵营为预备队;在水渠南岸,另有3个步兵营防御水坝。

沃尔斯利一方面考虑到地理因素,另一方面希望骑兵乘胜于当天直接杀到开罗,因此决定率两个步兵师趁夜向西穿过高原,待到第一缕阳光出现便立即向埃军防线发起突击,而洛维骑兵师将迂回埃军防线后方。这一计划要求行军必须隐蔽,在进攻之前绝不开炮,但是炮兵务必协同步兵师前进,一旦步兵突袭失败,炮兵便进行火力支援。每个步兵师都以一个旅为先锋,另一个旅在其后方1000码处担任后备。每一个旅的攻击正面宽度大约1000码。英军阵线左侧为汉姆莱第2师,阿里森率高地旅在前,康沃尔轻步兵团第2营及王属来复枪团第3营殿后。第2师后方是沃尔斯利及参谋们,由陆战队炮兵护卫。第19骠骑兵团的两个中队在第2师左侧,沿着铁路保护侧翼。第2师右侧1200码远,是威利斯第1师,格拉汉姆旅在先,近卫旅殿后。7个炮兵连(共计42门火炮)与辎重后勤部队在作战部队后方行进。在水渠南岸,是麦克弗森率领的印度步兵旅、孟加拉第6骑兵团的一个中队、一个山炮连,紧随其后的是皇家工程兵第17连、浮桥部队以及野战医院,其目标为夺占泰勒凯比尔以西15英里外的重要铁路枢纽宰加齐格。为了防止过早暴露(沿着河岸行进要比在沙漠中行军快得多),沃尔斯利要求麦克弗森在主力部队开拔1个小时后方可行进。麦克弗森还得到在水渠北岸行进的陆战队、水兵以及6挺加特林机枪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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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凯比尔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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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加德纳机枪的英军水兵

根据沃尔斯利的命令,傍晚6点30分之后,英军拆除所有帐篷,禁止一切酗酒、抽烟、点火、高声喧哗,在天亮之前,不得吹奏任何风笛与小号;每名士兵都携带100发子弹、两天口粮,步枪上膛,水瓶装满茶水,在先前工程兵标记好的位置就位。受天黑影响,直到深夜11点英军方准备就绪,随后沃尔斯利检阅全军。在茫茫黑夜里判断方向是夜行军的难点所在,好在英军并不缺拥有依据星座夜航经验的海军军官。海军上尉罗森在高地旅的正前方骑马前行,凭借辨认北极星与大熊星为全军引路。

9月13日凌晨1点30分,英军以恒定如一的步频默默地向西前行。职业军人长年累月行军训练的效果十分显著,正如一个军官所说:“在任意一支纵队的100码外,既看不到人影,也听不到动静。”只有行军纵队里的士兵,才能听见脚踏沙子的咔嚓声与辎重车锁链的叮当声。虽然早在马尔伯勒·丘吉尔时代,英国陆军就开始了夜间行军,但直到泰勒凯比尔战役之后,英军才喜欢上夜间行动与进攻,毕竟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组织有序的职业军队方能在夜间行军中秩序井然,不会混乱,而这些特质都不是其对手所拥有的。

凌晨4点55分,在防线前方200码外的埃军岗哨忽然发现一支大军在黑暗中若隐若现,慌忙开枪报警。走在最前方的高地旅听到枪响后,全体上刺刀,悄悄加快步伐。这时部分埃军已经匆忙起床,拎着步枪进入防线。高地人距离埃军防线150码远时,忽然遭到劈头盖脸的子弹射击。风笛手给风笛气囊充足气,吹响悠扬的《苏格兰勇士》,鼓舞同袍。黑守卫团、戈登团、卡梅隆团以及高地轻步兵声嘶力竭地狂叫着,在独臂阿里森的亲自率领下,踏着松软的沙地奋力跋涉,发起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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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时分,高地黑守卫团奋力攀爬埃军堑壕与土墙

埃及人顽强地进行抵抗,他们向身穿格子裙、相互搀扶着爬出深沟、沿着陡坡奋力攀爬土墙的高地人疯狂射击。阵线中央的戈登团与卡梅隆团的战士用刺刀与子弹强行杀出一条血路,但是前方火力太过猛烈,一些苏格兰人开始后退。此时,汉姆莱师长率后备各连赶来支援。在汉姆莱的支援下,高地人成功肃清了堑壕中央。随后,汉姆莱师长亲率戈登团与卡梅隆团杀入后方的阵线。

英军在埃军右翼中央推进顺利,但在其两侧暂时受阻。戈登团右侧的黑守卫团遭到拥有5门火炮、在周边有两条部署了重兵的壕沟的炮垒打击。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白刃肉搏,在王属来复枪团的协助下,黑守卫团才将其攻克。在卡梅隆团左侧的高地轻步兵则要面对设有4门火炮的炮垒,在其前方是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难以通行,守在这里的又都是悍不畏死的苏丹黑人士兵。这些来自苏丹南部的黑人体格健壮,也不受困扰埃及人的慢性眼疾影响。他们十分冷静,等到高地轻步兵冲进壕沟、试图向上爬时,才近距离射击他们。高地轻步兵损失惨重,本次战役中唯一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就属于高地轻步兵团的爱德华兹中尉。他为了激励部下,独自一人爬上一座炮台,杀死埃军炮兵指挥官,直到被一名炮手用炮棍打倒,他的部下一拥而上,将其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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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轻步兵与埃军近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行动方便,轻步兵穿的不是短裙,而是格子布长裤

战后,高地旅旅长阿里森高度赞扬了埃军士兵:“我必须为这些遭到抹黑的埃及士兵说几句公道话,我从未见过有人如此顽强地战斗。他们撤至我们已经占据两侧、可能随时被包抄的内线防线,他们在每个炮垒与炮位集结并重新组织战斗,我们端着刺刀,五六次逼近他们,但是,当这些可怜的士兵依旧奋勇战斗时,他们的军官却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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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虏伯公司的75毫米大炮,在1882年征服埃及战役里,该武器给英军造成不小麻烦

在高地人发起冲锋10分钟以后,第1师的格拉汉姆旅长率身穿蓝衣的海军陆战队员、身穿红衣的陆军士兵,从距离敌军防线700码开外迅速冲进敌军的深沟。当他们竭力翻越护墙时,埃军已后撤至50码外,回身向英军射击。炮垒内的克虏伯火炮也对他们展开轰击,但随着黑守卫团的士兵从后方杀入炮垒,这些火炮便全部哑火。此时,皇家野炮2旅N连成功将其16磅炮拖拽过防线,尽管一门火炮轮子掉了,但依旧使用2门火炮支援格拉汉姆,另外3门火炮则去支援早已突破进入内线堑壕的戈登团与卡梅隆团。与此同时,皇家野炮1旅A连与D连在远方向埃军防线中央射击。埃军遭到英军火炮的精准打击,看到格拉汉姆旅发起刺刀冲锋,又看到近卫旅也越来越近,于是他们开始向后方溃逃。

却说洛维将军听到从泰勒凯比尔防线传来的枪炮声后,命令在黑暗中待命许久的骑兵师开始行动。骑炮兵迅速打哑最北侧的炮垒以及土墙之后的炮台,随后洛维以戴着硕大的头巾、留着美髯的孟加拉骑兵为先锋,在埃军左侧阵线后方横冲直撞。清晨5点30分,得到炮兵支援的格拉汉姆旅也跟了上来。在英军步、骑、炮多兵种联合打击下,埃军纷纷向泰勒凯比尔桥方向溃退。埃军左翼崩溃之后,正在奋力抵抗戈登团与卡梅隆团的埃军也溜之大吉。最后在5点40分,在康沃尔轻步兵的协助下,高地轻步兵终于攻克鏖战许久的炮垒。英军在这座炮垒附近搏杀长达45分钟,其惨烈为本次战役之最。截至清晨6点,只有右侧防线的埃军还有零星的抵抗。此时阿里森已经率部分高地旅将士冲进埃军大营,并一鼓作气拿下了泰勒凯比尔桥与火车站,一直冲到一条曳船道附近方才歇脚。在泰勒凯比尔桥附近,几骑人马奔驰而来,原来是沃尔斯利与他的参谋们。大局已定,高地勇士们开始不住地为他们的女王、他们的统帅,更为了他们的胜利而高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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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凯比尔战役中的近卫旅。白马上挥斥方遒的便是女王爱子康诺特公爵,尽管此战近卫旅有一名士兵中流弹身亡,但该旅对战局的影响依然微乎其微

沿水渠岸边行动的印度派遣军及海军部队,在一个小村附近遭到躲在堑壕中、装备火炮的400名埃军的抵抗。在山炮连以及北岸的加特林机枪的掩护下,锡福斯高地团持续前进,向对手齐射,随后发起刺刀冲锋。与此同时,旁遮普第20团从侧面迂回敌人。截至早晨6点,敌军溃逃,印度派遣军缴获4门火炮,并进入泰勒凯比尔镇。

阿拉比精心构筑的防线仅仅抵抗了不到1个小时。埃军共计2000多人阵亡,伤者不可计数。英军仅仅有57人阵亡,412人受伤;其中损失最大的高地旅共计45人阵亡(包括6名军官),186人受伤;该旅的高地轻步兵团第2营共有17人阵亡,57人受伤。在这场战役里,近卫旅终于置身于炮火连天的战场,并有一人中流弹丧命,但等到他们“杀入”埃军防线时,战斗又结束了,而且这场远征也即将落幕。贝尔福中尉不得不安慰自己:“我们是担任预备队,目的是等待进攻成功的必要时机。”

胜利与后患

正如沃尔斯利两个月前所预料的那样,英军凭借泰勒凯比尔一战便彻底摧毁了埃及人的意志。9月13日下午,印度派遣军未遭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宰加齐格,在途中不断遇上三三两两从泰勒凯比尔溃逃下来的埃军败兵,他们尽管手里还有武器,却早已斗志尽失,无人向英军做任何攻击。洛维则率骑兵师向南以全速冲向50英里外的开罗,他们在当天中午抵达比勒拜斯,切断埃军撤往开罗的退路,方得到命令暂停休整。但在此之前,阿拉比已经乘坐火车逃回开罗。

第二天早上,洛维率骑兵继续前进,在傍晚时分抵达开罗郊外。洛维并不知晓城内实情,派遣赫伯特·斯特怀特(Herbert Stewart)上校率领50名骑兵进城侦察,斯特怀特发现几名埃及骑兵举着白旗走出阿巴斯耶赫军营。阿拉比最终放弃任何抵抗,同意无条件投降。当天夜里10点45分,阿拉比与副手在阿巴斯耶赫军营向洛维交出指挥刀,开罗的1万埃及守军被毫不费力地解除武装,第二天被遣散回家。

截至9月24日,道瓦尔村及各偏远城镇的埃军毫无抵抗,陆续投降。25日,陶菲克赫迪夫、康诺特公爵、沃尔斯利及马莱爵士等埃、英名流显贵同乘一辆豪华马车,在5000名英军的护卫下由亚历山大城回到开罗。在开罗车站的欢迎仪式上,沃尔斯利手持指挥刀,得意地对陶菲克说:“我用战刀恢复了你的宝座。”这样,在英国内阁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之后,英军仅仅两个月便完成所有军事目标,除了留在埃及的1万名占领军,其余人陆续撤回英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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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维的骑兵在开罗城郊,抓获不少措手不及的埃军战俘

在这场持续时间不到两个月的远征中,尽管对手的质量有相当大的水分,但陆军的卓越表现依然证明由卡德维尔开启、奇尔德斯推进、沃尔斯利力挺的陆军改革初显成效。而维多利亚时代一直无可指责的皇家海军与陆军同袍之间的配合也相当和谐。至于远征军总司令沃尔斯利中将,在整个战争期间既有部队配置、后勤补给上详细入微的安排,又有瞒天过海抢占伊斯梅利亚、夜袭泰勒凯比尔防线的妙招,其指挥艺术令人拍案叫绝,奇尔德斯甚至将其吹嘘为“数年以来,英格兰目睹的最完美的军事成就”。但沃尔斯利认为英国政府给予他的奖赏并不尽如人意:他被提拔为上将,而不是元帅;他被王室封为男爵,而不是子爵;奖金“仅有”5000英镑,而不是他之前预估的3.5万英镑;至于女王对他的祝贺与感谢,在他看来是“迄今读过最为冷血的”。尽管沃尔斯利凭借他的能力与智慧赢得民望,但是他的傲慢、热衷拉帮结派与酷爱自我吹嘘,使他得不到所谓“上流社会”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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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回到祖国的阿拉比 平定埃及兵变之后,英军纷纷前往金字塔参观

却说阿拉比帕夏被英军转交给赫迪夫之后,英国外交部坚持要求“犯人必须得到公平审判,不得给辩护造成不合理与不公平的束缚”。这倒不是因为英国人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主要是因为马莱爵士担心,倘若赫迪夫判处阿拉比死刑,不仅无益于其统治,而且将使阿拉比成为“殉道的圣徒,一旦他被处决,更会成为(民族主义者)尊崇与狂热崇拜的偶像”。于是在英国的干涉下,当年10月3日,阿拉比等8人被带到军事法庭,以背叛赫迪夫的罪名提起诉讼。被告认罪,被判处死刑,随后赫迪夫亲自减刑,改判“永久流放”。阿拉比等人被流放到锡兰,直到1901年阿拉比才被允许回到埃及,此时的埃及已经无人识得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

格莱斯顿首相本来就对军事干涉埃及内政极不情愿,此时对兼并或长期军事占领埃及更不感兴趣。首相认为,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英国顾问的指导与协助下,继续维持赫迪夫的统治,尽快恢复埃及政局稳定与债务偿付能力。在军事方面,由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弗里德里克·斯蒂芬森爵士中将担任英国驻军总司令,驻军共计两个旅,驻扎在开罗与亚历山大;瓦伦丁·贝克上校协助赫迪夫组建国家宪兵队;而在战争中一直在道瓦尔村牵制敌军的女王爱将伊夫林·伍德将军负责组建、训练一支埃及新军,并担任这支新军的首任希达尔(即总司令)。在这支新军有能力保卫埃及安全之前,英军将继续驻扎在埃及,尽管在格莱斯顿看来,他们在埃及待的时间越短越好。在行政与财政方面,总领事一职落在了43岁、出身于皇家炮兵的伊夫林·巴林爵士肩上。事实上,靠着英国驻军的军威,巴林爵士俨然成了埃及的“太上皇”。

英国人在事实上接管了赫迪夫的统治时,也接管了埃及的一切麻烦。眼下埃及最大的麻烦在南方——广袤而荒凉的苏丹。

苏丹之怒

苏丹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黑人的土地”,在2011年分裂前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其全境被尼罗河贯穿。白尼罗河自发源地维多利亚湖,向北缓缓流淌1000英里,与起源于阿比西尼亚高原、水量占整个尼罗河86%的青尼罗河交汇,二者交汇处形成肥沃的黏土平原。随后大河继续狂奔,经过两个大瀑布的跌宕之后直至阿布·哈马德,在此猛然转弯,向西南方向延伸200英里,然后再度向北急转,穿过栋古拉与瓦迪哈勒法,进入埃及,在阿斯旺的第一瀑布之前,汇集最后的支流——阿特巴拉河。整条尼罗河长达2000英里,东临红海,西抵撒哈拉,沿途穿越的大多是浩瀚无垠、偶尔现出几座孤零零的火山与一些多刺高灌木丛的沙漠。沙漠中气候恶劣多变,烈日暴晒,沙暴肆虐,降雨十分稀缺,除了当地人挖掘的一些零散的水井,往来旅者只能沿尼罗河行动,从而获取饮水。

与埃及一样,苏丹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700多年,苏丹北部的努比亚黑人便建立了库施王国,直至公元3世纪灭亡。随后基督教传到苏丹,当地出现几个信奉基督的小王国。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携“大征服运动”的余威杀入努比亚地区,但直到13世纪才彻底摧毁当地黑人建立的几个基督教王国,并将他们的习俗、语言与信仰强加给当地黑人居民。伴随着征服与杀戮,阿拉伯人与黑人两大种族的血统也在逐渐融合,总体来看,苏丹北部阿拉伯人更占上风,但他们比起埃及人、叙利亚人或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显然更具有黑人的种族特征——皮肤更黑,嘴唇也更厚。这些阿拉伯部落被沙漠相互隔绝,居住在零散的、未被沙漠吞噬的绿洲中,依靠放牧骆驼或牛为生,先后建立了几个大小不一的素丹国,其中较大的是东部的富吉素丹国与西部的达尔富尔素丹国。

在大多数阿拉伯人看来,苏丹南方偏僻荒凉,根本不适合他们定居,他们只不过去那里抓一些黑奴。唯有贪婪而又彪悍的巴卡拉人将“狩猎”的大网一直延伸到科尔多凡省以南、加扎勒之北的肥沃土地,直抵赤道附近的热带雨林,那里有成群结队的非洲象定居——19世纪欧洲人对象牙趋之若鹜。当然巴卡拉人获取利润最多的“狩猎”,还是在那里抓捕大量秉性温和、愚昧、毫无防备心的黑人土著,将他们贩卖为奴。他们在当地用荆棘与矮灌木围成围栅,作为捕猎的基地与简易要塞,既可以从围栅内出击射杀大象获取象牙,又可以围捕黑人,并利用他们修筑新的围栅。那些在围栅内定居的巴卡拉人,利用手中的枪,奴役黑人,成为当地的统治阶级。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人乘坐小舟,捆着无数命运悲惨的黑人沿尼罗河顺流而下,运输到北方的埃及,或一路运到红海边,然后漂洋过海来到阿拉伯半岛的吉达,在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奴隶贸易市场。

正如前文提到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镇压马穆鲁克势力之后,不断开疆扩土,并为他组建的新军寻找兵源。这个阿尔巴尼亚人认为埃及本地农民更适合挥舞锄头,而不是操作步枪,因此他将苏丹视为重要的兵源地。他派出其子伊斯梅尔·卡米尔帕夏(并不是后来的伊斯梅尔赫迪夫)率一支远征军沿着尼罗河南下。这支远征军一路势如破竹,当地各部族势力在装备西式火器的埃军打击下,纷纷土崩瓦解或屈膝投降。1821年,富吉素丹国灭亡。

占领苏丹尼罗河两岸地区之后,伊斯梅尔对当地课以重赋,最终激起当地部族的反抗,将伊斯梅尔及其随从烧死在驻地里。深受丧子之痛的阿里命军队用“火与剑”扫遍苏丹肥沃的沿河地带,将之夷为平地。1825年,新任苏丹总督奥斯曼贝伊在青、白尼罗河交汇处的陆岬兴建喀土穆,作为埃及统治苏丹的行政中心,并从当地抓获大批黑人送往埃及当兵。由于水土不服,疾病蔓延,加上埃及军官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因此这些可怜的黑人大多数丧生于异域他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埃及逐渐将苏丹北部划进疆域之内。

无论是阿里,还是其继任者,都未将苏丹人当作自己的臣民看待。阿里王朝的大臣们也将到苏丹任职当作惩罚与流放,在当地为官的唯一动力只有横征暴敛,填饱腰包。而奴隶贩子们得到埃及官僚的包庇,继续干着黑心勾当。尽管埃及官方迫于欧洲人,特别是英国的压力,表面赞同废除奴隶制度,但奴隶贸易的收益实在过于诱人,因此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截至1860年,估计每年有1.2万到1.5万名奴隶被送往北方。在这些奴隶贩子里,最有权势,同时也最臭名昭著的是祖贝勒·拉赫麦。他盘踞在加扎勒一带(今日的乍得与中非共和国),成为拥兵一方的大军阀与土皇帝。埃及曾出兵围剿,却被他击退,不得不任命他为加扎勒地区总督。祖贝勒于1874年征服了达尔富尔素丹国,将全国国民贩卖为奴,并选取精壮漂亮的奴隶献给伊斯梅尔赫迪夫,后者龙颜大悦,封他为帕夏。由于他的地盘居民主要是黑人,因此时人称他为“黑帕夏”。

为了打消外界对苏丹奴隶贸易的看法,1874年,伊斯梅尔赫迪夫在赤道省任命一名时年41岁的英国皇家工程兵上校担任省督。此人是虔诚的新教福音派教徒,一直未婚娶,把大多数工资都捐给英国福利事业。作为职业军人,他曾在中国参加太平天国战争,时任淮军统帅李鸿章虽因苏州杀降一事与其爆发冲突,一度剑拔弩张,但不得不承认后者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他暴脾气、反复无常、神经质,但似乎拥有无尽的勇气与能量。他就是被称为“中国通”的查尔斯·乔治·戈登。

戈登来到赤道省后,对当地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他将埃及的官僚描绘成“可以用最恶毒的词汇形容的抢劫犯”。除了自己的一腔热忱,作为“空降领导”的戈登得不到任何资源,以至于为节约当地政府开支,他自愿将年薪由1万英镑降到2000英镑。他大刀阔斧地整顿腐败,特别是严厉打击当地奴隶贸易。但很快他就发现,当地奴隶贸易的真正保护伞就是时任苏丹总督阿尤布帕夏,被抓获的奴隶贩子成为埃及官僚的座上宾,被戈登拯救出来的黑人则马上被再次抓捕。戈登不禁绝望地在备忘录上写道:“除非你能把浸透在纸里的墨迹弄出来,你才能停止奴隶贸易。”1877年,戈登被提拔为苏丹总督,他继续坚持不懈地推行反对奴隶贸易政策。利益严重受损的“黑帕夏”祖贝勒坐不住了,前往开罗找赫迪夫告状,并要求担任达尔富尔行省的省督。在伊斯梅尔赫迪夫拒绝了他的请求之后,祖贝勒试图在开罗发起叛乱,未遂。赫迪夫知道他在苏丹南部根基深厚,因此不敢轻易杀他,只能把他软禁在开罗。

祖贝勒在开罗期间,他的老巢由其子、22岁的祖贝勒·苏莱曼经营。年轻气盛的苏莱曼与戈登处处针锋相对,戈登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收降这个愣头青,但苏莱曼不知悔改,在加扎勒发动叛乱,随即被戈登率军击溃。戈登抓到苏莱曼后,在苏莱曼的府邸与他度过两天时光。在这两天里,戈登像父亲一样,手把手教苏莱曼如何使用步枪射击;随后在戈登的命令下,苏莱曼与11个同谋被执行枪决。戈登使用霹雳手段给当地的奴隶贩子以沉重的打击。

1879年,戈登满怀未酬的壮志,失落地离开这片充斥着灾荒、饥饿与瘟疫的黑色大陆。戈登的离去,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当地的埃及大小官员而言,都是极大的解脱,继任者拉奥夫帕夏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继续禁止奴隶贸易事业。敏锐的巴卡拉奴隶贩子很快意识到当地政权再也不能阻碍他们的“生意”,于是故态复萌,重操旧业。没有了戈登明察秋毫的蓝眼睛的监督,埃及士兵与大小官员松了口气,重新对尼罗河沿岸城镇与村庄的居民施加暴政。在一些英国史学家看来,正是戈登的启蒙才让苏丹民众开始觉醒。不论再度打到农民裸背上的犀牛皮鞭多么凶狠,这些人毕竟从戈登身上看到一丝正义、秩序与人道主义的曙光,这一丝曙光让他们不再听天由命。但令这些一厢情愿的史学家难以解释的是,暴乱并未发生在处于压迫链最底层的南方黑人,而是缘起于苏丹北部信仰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的阿拉伯人。

戈登离开以后,当地穷困穆斯林相信会有“圣人”出现,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去。很快,这位“圣人”应运而生。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起初是栋古拉的一个造船作坊的学徒,后来成为一名宗教老师。1881年,时年37岁的穆罕默德经历几次幻象之后,自称“马赫迪”(意为引导信众走向拯救之路的使者)。这个身材高大、牙齿白皙、两颗门牙之间有一道V字缝(这在阿拉伯习俗中是幸运的象征)的宗教老师,以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呼吁苏丹民众放弃当下世界,迎接即将到来的正义和公正的新世界。

当马赫迪在白尼罗河上的阿巴岛苦修时,拉乌夫帕夏派出两个步兵连试图将他捉拿归案,但其信徒仅仅用木棍与石块,就把这些荷枪实弹的埃及士兵杀得一干二净。随后马赫迪率信徒来到科尔多凡,当地部族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马赫迪降临人间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苏丹。马赫迪任命他最早的追随者——巴卡拉部族谢赫(在阿拉伯语中通常意为“部落长老”)阿卜杜拉·阿尔泰西、阿里·瓦德·希卢以及他的女婿穆罕默德·阿尔·谢里夫三人为哈里发(哈里发的原意为“继承人、代理人”),其中阿卜杜拉为哈里发之首。当年10月,马赫迪的信众在法绍达伏击并屠杀了一支1400人的埃军。此时暴乱已经扩散到西起达尔富尔、东至青尼罗河畔的比森纳尔的大片土地,偏僻的埃及岗哨遭到袭击,埃及官员被刺杀,武器被偷走——苏丹大地,硝烟四起,再无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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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赫迪)

在马赫迪运动初期,“安萨尔”的武器只有10英尺长的宽刃长矛、数根短标枪以及双刃剑,除了对真主的狂热信仰,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资本与荷枪实弹的埃军对抗。但埃及官员大多是酒囊饭袋,而且如前文所提到的,此时埃及国内爆发了阿拉比兵变,无论是赫迪夫,还是阿拉比等兵变成员,均无心关注南方。在马赫迪运动爆发一年之后,又有4000多名埃军在科尔多凡被包围,向马赫迪投降,苏丹南方各地的埃及驻军只能在驻地困守不出。等沃尔斯利终于打赢了泰勒凯比尔战役、平定阿拉比兵变之后,狂热的安萨尔已经如同尼罗河上肆意奔流而下的瀑布一般,向北一直倾泻到喀土穆南部50英里附近。科尔多凡首府艾尔·欧拜伊德的穆罕默德帕夏坚决拒绝投降。在这里,埃军的近代化武器第一次给手持长矛短剑、视洋枪洋炮为异端的马赫迪信徒以惨重杀伤。经过6个月的围困之后,艾尔·欧拜伊德最终因粮草告罄,守军叛降,于1883年1月沦陷。这样,6000把步枪、5门火炮、无数弹药以及10万英镑落入马赫迪手里。

马赫迪虽然没有读过军校,也没有研习过正统军事著作,但通过阅读前人的征战历程,再加上自身的领悟,他很快成为一名务实的军事领袖。艾尔·欧拜伊德攻城战的漫长、惨烈让他意识到,单凭安萨尔的血肉之躯无法与洋枪洋炮抗衡,因此他依靠苏丹南部的黑人奴隶及被俘虏的埃军组建了一支常备军——杰哈迪亚,由他们操纵缴获的雷明顿连发枪及克虏伯火炮。为了实现部队的正规化,马赫迪还将安萨尔按籍贯编成3个“旗”:黑旗士兵大多来自西部各省,精锐的杰哈迪亚也在黑旗编制中,其指挥官为阿卜杜拉哈里发;红旗士兵来自喀土穆以北尼罗河两岸的农民,其指挥官为谢里夫哈里发;绿旗来自青、白尼罗河之间,其指挥官为希卢哈里发。马赫迪在艾尔·欧拜伊德建立政教合一的临时政权,运用伊斯兰教法实行宗教统治。

救世主,还是殉道者?

在遥远的开罗,首相努巴尔帕夏办公桌上已堆满了来自喀土穆的求援信。但派谁去呢?由于阿拉比兵变,阿里打造的旧军队在泰勒凯比尔战役后被解散;伊夫林·伍德爵士倒是正在给赫迪夫训练新军,但这支新军目前只有6000人,尚未训练完成,而且根据伍德的初衷,这支军队只在埃及国内部署使用,维持国内稳定。向驻扎在埃及的英军求救?格莱斯顿首相一直希望埃及尽快独立行政(尽管除了他的忠实选民,全世界没人相信约翰牛会把吃到嘴的肥肉吐出来),而苏丹问题属于埃及内政,英方不应涉足,更不用说派遣军队了。开罗很难判断从遥远的喀土穆发来的消息是否准确,因此派出骠骑兵第11团的哈密尔·斯特怀特中校于1882年12月沿河而上,前去侦察实情。他在1883年年初抵达喀土穆后,干巴巴地回信说:“对埃及利益而言,新年开局不利。”

陶菲克赫迪夫当然不希望阿里王朝的基业葬送在自己手里,同时他还得为正在坚守的达尔富尔省督、奥地利人斯拉丁贝伊解围,于是匆忙召回了1万名曾在阿拉比叛军服役、后被流放到苏丹的士兵。为了防止他们逃跑,许多士兵还戴着镣铐。这支军队的中高级军官以英国人为主,另有两名德意志人,其核心人物是时年52岁的威廉·希克斯(William Hicks)。希克斯曾在印度陆军服役,退休时军衔为上校。被陶菲克聘用后,他直接从上校晋升为中将,并得到帕夏的封号,担任75岁的苏莱曼帕夏的总参谋长。不过,希克斯真正的作战经验只有30年前的印度兵变,以及在1868年阿比西尼亚战争时担任旅参谋长,他对苏丹以及沙漠战争可以说一无所知。能让部下稍微放心的,只有他极具军人气概的外表以及无人质疑的勇气。当希克斯率军官团从开罗出发时,留驻开罗的英国军官甚至向同僚提议,最好选一匹快马以便逃跑。

希克斯相当兢兢业业,他花费了整整1个月训练赫迪夫给他的军队。希克斯的努力似乎很快便初现成果:他率军击退了喀土穆南面的小股安萨尔,暂时平定了青、白尼罗河之间的平原。希克斯志得意满,准备发起对科尔多凡的远征,一举收复艾尔·欧拜伊德。但他得不到更多援兵与资金,而且他与苏莱曼帕夏的关系迅速恶化。希克斯坚持,除非他独自指挥,否则他不会出兵。最终,陶菲克给予他独立领兵的权力(但并没有满足他对兵员与装备的需求)。1883年9月9日,希克斯率7000名埃及步兵、一些巴希巴祖克骑兵、14门火炮、6挺机关枪以及不少于2000名随军行动的杂役,向西踏入科尔多凡的蛮荒之地。实事求是地讲,在大英帝国征服世界的无数战争中,极少有某位英国军官像希克斯一样,需要率领士气如此低落的军队,为了如此不值当的动机,承担如此绝望的任务,但对于要供养整个家庭的希克斯而言,在埃军中发挥余热,毫无疑问要好于作为退休上校领取一半薪水。这名步入中年的退休军官,求仁得仁,自此踏上不归之路。

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希克斯不住催促手下在沙漠里艰难地跋涉。在发给喀土穆的报告里,他不断提到酷热的天气、对供水的担忧以及对向导提供的信息的困惑。10月3日,他告知喀土穆,全军将不得不脱离通信线,在骆驼上装载50天补给之后继续前进,这是焦急守候在喀土穆的人们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不断有流言向这座城市袭来:有的说希克斯大获全胜;有的说希克斯遭到敌人袭击,但击退了敌人;有的说他已攻下艾尔·欧拜伊德;有的说他被包围,缺少食物;有的说他遭到伏击被全歼。到了11月底,陆陆续续有残兵逃回喀土穆,城里人终于不得不相信,希克斯及他的部下已在艾尔·欧拜伊德南面的希甘被全歼。原来马赫迪早已将几个“旗”集中,并派马队实时侦察这支行动迟缓的远征军,只待希克斯进入埋伏圈。接连遭遇向导有诈、迷路以及缺水等厄运后,面对安萨尔的伏击,埃军作鸟兽散,唯有希克斯与少数几个英国军官战至最后,最终希克斯被谢里夫哈里发亲自用长矛杀死,至此,埃及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抵御马赫迪运动的正规军力量,而马赫迪一方损失不过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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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安萨尔。1为阿布克里战役时的贾阿林人;2为贝贾人;3为马赫迪的亲兵;4为穿着马赫迪军标准制服的贝贾武士

此时马赫迪的安萨尔大军已经发展到4万人,先后缴获2.1万把步枪、19门火炮,屡战屡败的陶菲克赫迪夫成了马赫迪的“运输大队长”。达尔富尔的斯拉丁贝伊听说希克斯兵败后,心灰意冷,被迫投降,随后成为马赫迪的俘虏兼人质,在敌营内度过漫长的10年。南部加扎勒省督、出身于商船水手的勒普顿贝伊,以及赤道省督、普鲁士人艾敏帕夏依然负隅顽抗。由于安萨尔已经控制了喀土穆以南自达尔富尔到阿比西尼亚边境的广大地区,这两个省事实上已经完全得不到北方的任何支援。

巴林爵士将希克斯部队被歼灭、喀土穆危机四伏的消息传达给伦敦,并向内阁请示解决意见。格莱斯顿的态度丝毫未变:驻扎开罗的英军即将撤离,只在亚历山大港留下部分部队,绝不介入苏丹事务。在他看来,苏丹这块贫瘠的土地不值得英国军人浪费一滴鲜血和一个英镑,何况如今苏丹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埃及政府应让苏丹独立。于是,秉承伦敦旨意的巴林爵士极力劝说埃及政府将军队撤出苏丹。

赫迪夫及努巴尔首相极不情愿地同意了。但如何保证困守各据点的官员、士兵与他们可怜的家眷的安全?这些大大小小的据点如同碧浪滔天的大海中渺小而分散的岛屿,随时可能被汹涌的海浪吞没。自由党认为,务必派遣一名声望与经验兼备、为人清廉、品行端正的人物,既可以代表大英帝国的实力,又可以让当地人寄托足够的希望,方能稳住苏丹的局势,震慑马赫迪势力,从而让埃及军民脱身。自由党的外交大臣格伦威尔爵士很快提出一个似乎为上述条件量身打造的人,他就是昔日的苏丹总督戈登帕夏。

一向唯恐天下不乱的英伦报刊开始极力为戈登重返喀土穆造势。巴林爵士却婉拒了格伦威尔的建议。他指出,尽管戈登正直廉洁,富有当地工作经验,但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时将这个虔诚而不知变通的基督徒派去苏丹这口沸腾的油锅里,只会令当前局势急剧恶化。赫迪夫的大臣们也反对派来戈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英国人该送来更多物质援助,而不是派一个与腐败的埃及官僚们格格不入的将军。但是格伦威尔一再坚持他的主张,并向巴林保证,戈登前往苏丹的任务只是评估苏丹局势并向伦敦报告。

戈登之前已在接受报纸采访时明智地声称,埃及势力从苏丹全身而退并不现实,此时他准备接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诚挚邀请,前往刚果自由邦任职。但最终他不得不屈从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以及自我的良心。在这位虔诚的福音派教徒看来,是“神的意志”使他重返苏丹,拯救苍生。1884年1月15日,戈登与他的好友、陆军副司令沃尔斯利爵士会面,同意作为军事观察员赶赴苏丹。此时埃及方面也服从了英国的安排,但给予戈登的职务与责任远超军事观察员——赫迪夫再度任命戈登为总督,负责一切撤军工作。16日,戈登启程前往布鲁塞尔,为无法履约而亲自向利奥波德二世国王道歉。18日下午,戈登回到伦敦与外交大臣格伦威尔勋爵、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等人会晤,他们再次重申,戈登的任务仅限于建议与汇报。当晚,在助手哈密尔·斯特怀特上校(戈登称其为“我的奶妈”)的陪同下,戈登身穿一身旧大衣,从查灵枢纽站登上火车。格伦威尔勋爵已为他买好车票,剑桥公爵亲自为他打开车厢门,沃尔斯利爵士将价值300镑的金币塞到他手里——在得知这位不通世故的老友连日奔波、手头只剩下几先令后,堂堂陆军副司令折腾一晚上,才从军官俱乐部的几个朋友那里凑足了戈登的路费——随后将口袋里的怀表也赠给戈登。就这样,戈登离开了英国。

血洒红海岸

却说在红海之滨的萨瓦金港附近,有一位名叫奥斯曼·丁加的突厥-哈丹达瓦混血奴隶贩子。马赫迪运动爆发后,他散尽家财,在当地的贝贾族招募了大批武士,成为马赫迪的追随者。这些贝贾武士留着一头毛茸茸的卷发,被英国诗人吉卜林称为“卷毛兵”。丁加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言善辩,巧言如簧,为了鼓舞士气,动辄对士兵们发表四五个小时的动员演讲。在今后的十数年里,这位擅长运用伏击、诱敌、突袭等战术的沙漠战大师,将成为英埃军队闻风丧胆的对手。

在老谋深算的丁加的指挥下,“卷毛兵”包围了萨瓦金附近的辛卡特与陶卡尔据点的守军,从而封锁萨瓦金港通往内地的陆路。这个位于红海之滨的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入喀土穆的最为安全的路线就是从埃及乘船进入红海,在萨瓦金上岸后进入沙漠,到达柏柏尔后,再乘船进入喀土穆。因此在1883年12月,埃及政府被迫拼凑出一支武装为萨瓦金周边的据点解围。

由于陆军主力已被希克斯断送,而伍德不愿让新军早早参加战斗,因此这支部队主要由贝克(Valentine Baker)帕夏手下的国家宪兵队、一些苏丹黑人士兵以及少量巴希巴祖克骑兵组成。贝克帕夏曾担任英国第10骠骑兵团长,曾是帝国军队最引人注目的新星,但因为涉嫌在车厢里猥亵一个女孩而被英军开除,随后他加入奥斯曼帝国军队,在俄土战争中大显身手。在英军占领埃及后,许多人认为伍德的职务本该交给贝克,但7年前的丑闻依然制约着贝克的仕途,最终他不得不接受国家宪兵队长的职务。他的手下要么年纪偏大,要么加入宪兵队的目的是逃避兵役。至于巴希巴祖克骑兵,更是出了名的军纪败坏,烧杀抢掠乃家常便饭。相比之下,苏丹黑人士兵则遵守纪律,作战英勇,并且从不在乎为何而战,只是在贝克帕夏手里,这样的优秀士兵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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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苏丹战争期间的英埃军队重要军官。一排左起:希克斯帕夏、贝克帕夏、格拉汉姆中将;二排左起:赫伯特·斯特怀特准将、伯纳比上校、布莱斯福德

事实证明,无论是贝克帕夏的个人勇武,还是他的指挥才能,在解围陶卡尔时均无力回天。贝克的部队在埃尔塔伯(El Teb)村发现丁加的士兵,步兵还没组好方阵,丁加的轻骑兵便冲到他们中间,给他们制造了巨大恐慌。随后,打着赤膊、皮肤黝黑、留着蓬松卷发的哈丹达瓦人狂叫着冲了上来。埃及宪兵队员无心恋战,大多扔下武器逃跑,本来纪律不错的黑人士兵也连带陷入混乱。一些腿吓软了的埃及人,跪在地上绝望地乞求饶命,但凶残的安萨尔通常以揪住他们的头发,割断他们的喉咙作为回答。贝克帕夏及一些欧洲军官起初尝试集合四散而逃的宪兵队士兵,但徒劳无功,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将逃到特林基塔特港,在那里狼狈上船逃回萨瓦金。这场战役,安萨尔共杀死96名军官、2225名埃军。不久之后,陶卡尔、辛卡特等据点陆续被安萨尔攻占。

萨瓦金岌岌可危,而埃及的武装力量已经差不多被全歼,因此远在伦敦的沃尔斯利爵士极力催促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动用英国军队。在海军上将休伊特的指挥下,一直在萨瓦金近海处徘徊的皇家海军舰队于1884年2月10日派遣陆战队员登陆,接管萨瓦金。两天以后,英军驻开罗总司令斯蒂芬森将军派悍将格拉汉姆少将率里德沃斯·布勒爵士、戴维斯上校的两个步兵旅,以及赫伯特·斯特怀特准将的骑兵旅,前去萨瓦金附近肃清当地的丁加武装。

格拉汉姆首先大张旗鼓地宣传出兵,随后于2月29日自特林基塔特出发,向埃尔塔伯村,也就是丁加的阵地前进。在行军途中,先前贝克部队阵亡将士的残缺不全、散发着腐臭的尸体,被秃鹫与野狗啃噬的场景随处可见。英军大多数人虽然参加过1882年征服埃及的实战,也不由得胆战心惊。在埃尔塔伯村附近,丁加早已命令以哈丹达瓦部族为主的贝贾部族联盟共计6000人躲在堑壕里,他们拥有6门缴获自贝克部的火炮与1挺加德纳机枪,这些重武器由埃军降兵操纵。格拉汉姆将他的5个步兵营及陆战队员组成一个方阵,8门7磅炮与6挺加德纳机枪布置在四角,向敌军左翼前进,试图从侧翼发动进攻。安萨尔用步枪和榴霰弹进行猛烈的抵抗,格拉汉姆命令方阵停步,躺下休息,转而运用火炮与机枪压制敌人,随后步兵方阵全体起立,继续肩并肩地前进。这时安萨尔迅速抄起长矛短剑,向前进的英军方阵冲去,试图像围歼贝克部队一样,发挥近战优势屠杀敌军。但英军战斗力远非埃军可比,他们一边对敌齐射,一边坚毅地稳步前进。

安萨尔见势不妙,有秩序地撤向灌木丛里。赫伯特·斯特怀特率领第10及第19骠骑兵团发起冲锋,但转瞬之间,他们就与躺在灌木丛中的大批安萨尔擦肩而过。安萨尔一跃而起,开始从后方攻击骠骑兵,骠骑兵们迅速回转,重组阵形,再次冲锋,但是多刺的灌木丛让他们的阵形支离破碎。一些骑兵感觉他们遭到仿佛从地狱冒出来的恶鬼的攻击,这些皮肤黝黑的家伙躺在地上,用剑斩断战马的腿筋,用长矛将骑手挑落马下,而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骑兵很难用马刀砍到敌人。安萨尔骑手骑在没有马鞍的马背上,在骠骑兵的队列里穿梭,疯狂挥舞双刃剑,剑刃所至,血光冲天。第19骠骑兵团团长巴罗上校遭到包围,身受重创,如果不是军需士官马歇尔骑着一匹备用马疾驰过来救了他的话,他早就没命了,马歇尔也因此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骑兵们又反复冲锋,但效果不大,直到一些骑手随机应变,翻身下马,用手里的卡宾枪作战,才逐渐占据上风。此时步兵方阵已经推进至丁加阵线后方,缴获了数门火炮,安萨尔丢下包括5名埃米尔在内的近3000名死伤者,有秩序地撤退了。在这场战斗中,第10与第19骠骑兵团共计20人阵亡,48人负伤;而步兵与炮兵共计10人阵亡,94人受伤。

丁加首次领教了正牌英军的厉害。同时惨重的伤亡给贝贾联盟极大的震撼,一些部族不想再捆绑在马赫迪的战车上,试图脱离联盟。为了彻底击溃丁加,格拉汉姆在萨瓦金稍事休整,便决定直接攻打塔迈(Tamai)井附近的丁加老巢。

3月13日早晨,骑兵斥候报告前方有少数零散敌人。于是格拉汉姆命令两个步兵旅各组一个方阵前进,戴维斯旅在前,布勒旅在后,前后相距1000码。随着戴维斯方阵——黑守卫团第1营、约克-兰开斯特团第1营及1个水兵编队——即将进入一条山谷,大批贝贾人从山谷两侧冲了下来。方阵立即停止前进,向对手射击,但是贝贾人十分疯狂,悍不畏死。一挺加德纳机枪很快卡壳,机枪手逃进方阵中,此时方阵的正面与侧面出现缝隙,贝贾人从这道缝隙疯狂涌入,英军严整的方阵开始瓦解,战斗彻底转为野蛮凶残却公平的白刃战——一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刺刀与枪托,另一方是贝贾人的长矛和剑。黑守卫团来自苏格兰的苦寒之地,本来就以骁勇善战著称,并且不久之前在泰勒凯比尔战役经历过白刃战,因此相对得心应手;而约克-兰开斯特团之前一直在印度养尊处优,对于他们来讲,与杀红了眼的部族战士肉搏,实乃全新而可怕的体验,该团士兵节节后退,他们的眼睛被黑色硝烟及沙尘所蒙蔽,哈丹达瓦武士的吼叫声震耳欲聋,绝望的战士无法听到指挥官下达的命令。这些部族战士的绝招乃是用大象、犀牛或鳄鱼皮蒙制的圆盾顶住对手的刺刀,随后用两边开刃的剑猛砍。一挺机关枪打光子弹后,操作它的水兵被砍倒。列兵爱德华如同孤胆英雄一般,救了一匹驮着机枪子弹的骡子,从而为部队保留了大量弹药,由此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现在这个大方阵已经成为英国士兵的屠宰场,被斩断的头颅与手脚,流淌着五脏六腑的躯干,以及在地上惨叫的伤兵随处可见,目不忍视。戴维斯旅尽力支撑,但似乎败局已定,正在这时,布勒旅终于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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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骠骑兵团在灌木丛中遭遇安萨尔的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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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塔伯战役里,马歇尔军士因解救巴罗上校而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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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迈战役里贝贾人的阵地,可以看到有人操纵缴获自英军的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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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兰开斯特团用刺刀发起反击

布勒旅之前也遭到攻击,但由于他们当时距山谷很远,因此有更多时间对贝贾人的左翼突击进行多次齐射打击。贝贾人发现布勒方阵非常坚固,便纷纷涌入戴维斯方阵。看到戴维斯旅危在旦夕,布勒率军快速前进,赶到其右侧。赫伯特·斯特怀特则命令骑兵从左侧迂回,下马用卡宾枪向敌人右翼射击。这样,戴维斯旅得到了两侧的交叉火力支援,终于有了喘息之机重新集结和重组阵形。

尽管丁加的战士依旧狂热而无畏地蜂拥向前,但帝国军队已经拿出看家本事——使用马蒂尼-亨利步枪齐射。赤身裸体的贝贾人在爆竹般连绵不断的枪声中一片片地倒地。丁加清楚,无论手持长矛与剑盾的伊斯兰战士如何英勇,在步枪、机关枪与大炮面前,他们顷刻间就会化为齑粉,于是下令撤退,丢下两千多具尸体及无数伤员。在这场持续3个小时的恐怖战斗中,共有109名英军官兵阵亡,另有112人负伤。

虽然损失不小,但格拉汉姆依旧准备再接再厉,直接派赫伯特·斯特怀特率骑兵杀向柏柏尔。于2月18日抵达喀土穆的戈登也对这一大胆的计划十分赞赏,因为他一直担心柏柏尔南部的尚迪被马赫迪信徒占领。但是伦敦方面认为,格拉汉姆已达到为萨瓦金解围的目的,应适可而止。于是3月下旬格拉汉姆撤军,只留下一小股驻军戍卫萨瓦金。

意志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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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0年之后回到喀土穆的查尔斯·戈登帕夏

却说经过一周的舟车劳顿后,戈登于1884年1月25日抵达开罗,并先后会见陶菲克赫迪夫及巴林爵士。由于当时萨瓦金附近被丁加控制,因此戈登随后只能乘汽艇沿尼罗河逆流而上,赶往喀土穆。戈登当然不想将苏丹轻易拱手送给马赫迪,他首先用一份厚礼——一身华丽的红色礼服、一顶菲兹帽试探马赫迪的底线,并邀请马赫迪担任科尔多凡的总督。结果马赫迪不仅统统回绝,反而寄给戈登一领“杰巴赫”袍子,要求戈登皈依真主。经过这一轮较量,戈登意识到他遇到了真正的劲敌,这位造船工出身的宗教领袖,其意志、品行与号召力,绝非他数年前在苏丹打交道的那些贪官污吏、奴隶贩子、地方军阀所能比。

2月18日,戈登在数千苏丹群众的欢呼中抵达喀土穆。与十多年前一样,他立即着手解决当前的沉疴痼疾。他废除埃及统治下的恶法,提高粮食供给,释放未经审讯即入狱的囚犯,烧毁埃及官方的债务记录及酷刑工具,将赋税减半。但在大敌当前之际,他不得不做出妥协,默许了奴隶贸易。不久,戈登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毫不遮掩地宣布,他回到苏丹的目的就是撤出所有埃及官员、军队及其家眷。对马赫迪运动十分恐惧的当地商人本来将戈登看作救世主,将他的到来视为大英帝国强力干涉的象征,听到戈登的言论后他们大失所望,不久,柏柏尔当地的名流便纷纷向马赫迪倒戈。

戈登知道,在埃及势力撤出之后,如若让马赫迪控制喀土穆,进而控制整个苏丹,不仅会导致当地生灵涂炭,而且马赫迪继续发起的“圣战”将给埃及带来巨大威胁。眼下既有威望,又在当地有牢固根基,能在埃及撤出后稳定苏丹局势的,唯有已被软禁在开罗数年的祖贝勒帕夏一人。在开罗时,戈登也忙里偷闲,与祖贝勒帕夏本人就他任苏丹总督一事进行磋商。因此戈登通过巴林爵士向伦敦提出这一建议。伦敦的自由党政客之前已为戈登向奴隶制妥协而震惊,现在听说他竟然推荐一个奴隶贩子担任埃及的封疆大吏,更是一片哗然,于是在3月16日向开罗发电报,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戈登的请求。但戈登本人并未收到这封电报——两天以前安萨尔开始袭击尚迪,并将喀土穆与柏柏尔之间的电报线切断。从此戈登只能依仗汽艇沿尼罗河而下,前往当时还在埃军手里的柏柏尔进行对外联络。更可怕的是,大批安萨尔已经开始从北面、西南面与东南面三个方向向喀土穆聚集。

在当时,如果旅者乘汽艇沿青尼罗河顺流而下,那么在距青、白尼罗河的汇合点大约1英里的地方可以看到左岸有一座城镇,在无数脏兮兮的白房子中央,两层砖砌的总督府“萨腊亚府”屋顶上的埃及国旗格外醒目。这座小镇就是喀土穆,阿拉伯语意为“象鼻子”,当时常住人口大约5万,其中3万为黑奴,另有1.2万非本地人——埃及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突厥人、希腊人。在喀土穆周边有5个碉堡,其中最为坚固的是距离白尼罗河西岸1200码的恩图曼堡。拉奥夫帕夏的继任者、由阿拉比任命的奥贝德·艾尔·卡德尔帕夏算是埃及官僚中难得的有识之士,他听闻马赫迪接连在苏丹南方取得胜利之后,便未雨绸缪,在喀土穆城南1英里外,青、白尼罗河之间挖掘了一条长4英里、深8英尺的弧形堑壕,在其中布设了4座炮垒。戈登抵达喀土穆后,发现这条防线对他手头的兵力而言实在过长,再挖一条新防线又来不及了,因此戈登只能将就着用,派人在开阔地与壕沟里撒满碎玻璃瓶、矛尖、铁蒺藜等,并命人制作了形形色色的地雷——既有威力惊人的克虏伯炮弹;又有用饼干盒装着钉子、碎玻璃片、弹片,用引线引爆的土造地雷。戈登手下有6000名埃及正规军、少量巴希巴祖克骑兵、大约3000名非正规军以及志愿者来防御这条漫长的阵线,其中他最信任的是2400名苏丹黑人士兵。此时尼罗河流域旱季已过,水位上涨,在河上还有7艘加装机关枪与火炮的蒸汽船来回巡视,为守军提供火力支援,因此戈登认为北面与西面的青、白尼罗河将成为马赫迪大军难以逾越的天堑。尽管守军质量总体上看并不出色,但在这位工程兵军官看来,喀土穆工事固若金汤,弹药充足,而且城内储粮可以维持6个月,因此戈登对守住这座小镇充满信心。

在被围困之前,戈登只成功撤出2000名平民及生病的士兵。随着安萨尔封锁喀土穆,3月20日戈登向马赫迪议和未遂后,沿尼罗河撤走大批军民已经不可能。当然戈登自己完全可以乘汽艇冲破包围圈,逃出生天。但戈登认为,作为守土一方的父母官,他要对喀土穆全城军民负责,坚守待援,使城内军民免遭安萨尔屠戮。为达到这一目的,戈登不惜投入他全部的勇气、智谋与领袖才干。

巴林爵士心知肚明,无论戈登还是哈密尔·斯特怀特都不会一走了之,把喀土穆的全城百姓丢给马赫迪,于是他向内阁呼吁:即便眼下无法提供援助,那至少也应在秋天之前派远征军为喀土穆解围。他提醒外交大臣们:“对他们永不放弃,是我们无法推卸的责任。”戈登是女王的爱将,女王得知他被围困后也万分焦急,亲自致信格莱斯顿:“你有责任尽全力拯救他们。”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格莱斯顿对戈登被围置若罔闻。英国朝野上下对首相的责难与日俱增,但他依然镇定自若,纹丝不动。对格莱斯顿来说,批准1882年埃及远征,派格拉汉姆给萨瓦金解围,已是违心之举。为了营救一个任性、行为古怪的将军而发动新的远征,则完全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何况这位将军随时可以一个人乘坐汽艇撤离是非之地。格莱斯顿使用各种手段拖延,如声称戈登已完成任务,可随时回来;局势被人误报;发起远征的准备并不充分等等。一拖再拖之下,喀土穆局势愈加不容乐观。5月9日柏柏尔陷落,缠绕在戈登颈部的绞索被进一步收紧。无论公众、议会还是格莱斯顿所属的自由党,为戈登解围的呼吁愈来愈多。甚至在内阁里,就有查尔斯·迪厄克、约瑟夫·张伯伦以及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等人支持远征。

相比于格莱斯顿的消极应对,陆军已经开始准备解救同袍。当年4月,沃尔斯利上交了简要阐述解围计划的备忘录。在备忘录里沃尔斯利提到,这支远征军约为6500人,必须全部由英军组成,他们最晚于11月15日抵达喀土穆,如果错过这个时间点,戈登将无法坚持下去。英军上下就行军路线展开激烈争论。通往喀土穆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如上文所述走萨瓦金—柏柏尔一线,二是沿尼罗河走瓦迪哈勒法—柏柏尔一线。前者路程更短,但难以解决饮水问题,并需修建铁路保证补给;而后者路途漫长,需迎着尼罗河上湍急的瀑布逆流而上。沃尔斯利有充足的底气选择后者。早在1870年,他便在加拿大沿水势同样凶猛的红河打败了魁北克的法裔叛乱分子(尽管这场“远征”从规模上看更像是一场警察行动)。因此面对驻埃及总司令斯蒂芬森、格拉汉姆将军、皇家海军代表等人的联合反对时,沃尔斯利丝毫不为所动,并挑衅般地拿出一份参加过红河战役的下属拟定的计划,但事实上这些下属对尼罗河上游的情况一无所知。

军界的争论正中格莱斯顿下怀。面对公众的嘘声以及寄来的白色羽毛,这个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的老政客愈发娴熟地打着太极,以柔克刚。他在议会上将军界要求的远征夸张地描述为“针对争取自由,而且理应争取自由的民族的一场征服战争”(他似乎忽视了马赫迪运动并不反对剥夺黑人奴隶的“自由”),而那个工程兵军官出身的疯子纯属咎由自取。事实上,颇令人感慨的是,2000英里之外的戈登完全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与信仰,拒绝放弃他管辖的民众,才引发这场战争。1884年的夏天,无论是苏丹的战事,还是英国国内的剧烈争吵,均源于这两位品行、操守无可指责的绅士的个人意志的间接对抗。

6月20日,自柏柏尔陷落后,开罗终于收到戈登的信。在这封写于1个月前的信中,戈登称喀土穆依旧在抵抗,并询问援军何在。针对戈登的质问,格莱斯顿又一次试图搪塞。这次正直的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不得不以辞职来要挟格莱斯顿:“这是一个关乎个人荣誉与优良信誉的问题,我不认为我将对此屈服。”格莱斯顿担心政府倒台,不得不做出让步,在8月5日授权议会批准为尼罗河战役拨付30万英镑的军费,并组建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的总司令当然是沃尔斯利爵士。

在喀土穆被围困初期,戈登尚可凭借炮艇主动出击,频频骚扰对手,他甚至寄信给巴林爵士,信心十足地声称他正在制定收复柏柏尔的计划。但等到9月底巴林爵士收到这封信时,喀土穆的局势已极度恶化。9月4日,戈登派出近1000名精锐的黑人士兵,在最为信赖的军官穆哈迈德帕夏的率领下,向青尼罗河岸边的安萨尔进攻。安萨尔且战且退,引诱埃军冲出炮艇火力掩护范围,进入他们精心设计的包围圈,最终将其全部歼灭。这场惨败不仅让戈登损失了宝贵的精兵与弹药,还给城内军民的士气造成沉重打击。安萨尔大获全胜后,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

戈登并不知道伦敦的争吵,误以为远征军迟迟不出发的原因是外界低估了喀土穆面临的险境,因此决定派遣副手哈密尔·斯特怀特前往发电报的最近地点——栋古拉,并带着城内的一些欧洲人突围。哈密尔起初不愿戈登一人留守喀土穆,但在戈登的劝说下,9月8日,他率其余英国军官、法国领事、《泰晤士报》记者弗兰克·鲍尔等人登上了炮艇“阿巴斯”号。“阿巴斯”号成功冲破尚迪和柏柏尔的火力网,但行进几英里后便在瀑布触礁。一行人勉强挣扎上岸后,全部被当地部族杀死。

在哈密尔·斯特怀特一行离开喀土穆、踏上通往地狱的旅程一天后,沃尔斯利爵士抵达开罗,全盘指挥远征行动。根据计划,远征军将乘坐火车前往瓦迪哈勒法以南的萨拉斯集结,然后乘捕鲸船沿尼罗河逆流而上234英里抵达栋古拉,如有必要(沃尔斯利起初竟然幻想英军只要抵达栋古拉,就会吓得安萨尔落荒而逃),则继续乘船前行600英里,驶向喀土穆。这段行程需跨越六大瀑布中的四个,而且还有许多未在地图上标注的小瀑布。

6

◎哈密尔·斯特怀特上校乘坐“阿巴斯”号试图突出重围

沃尔斯利把宝押在从十多年前的红河远征中汲取的经验上,他派红河战役的老兵巴特勒上校在英格兰监督赶制800艘捕鲸船。这种捕鲸船长30英尺,由冷杉或白松打造,可装载2名船员与1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为了操纵这些捕鲸船,英国特派员在西非、亚丁,特别是加拿大招募船夫。乘坐捕鲸船的远征军包括1个骑兵团、1个山炮连以及8个步兵营,共计6000人,他们均从埃及驻军里抽调。鉴于尼罗河路线较长,旅程艰险,时间紧迫,沃尔斯利决定组建一支精锐的快速纵队作为先锋。

这支快速纵队(后文称沙漠纵队)骑单峰驼,其成员是从22个英军团队选出的志愿者,他们组成4个团:重骑兵团(兵员来自王室骑兵、龙骑兵与枪骑兵)、轻装团(兵员来自骠骑兵)、骑乘步兵团(兵员来自来复枪兵及驻埃及的步兵团)、近卫团(由4个连的海军陆战队组成)。这种从各团抽调精英的举措招致剑桥公爵的不满,认为这是对陆军“团队精神”的亵渎。该纵队的15名军官在《德普雷特英国贵族年鉴》上榜上有名,以至于沿河纵队(详见后文)的一个军官讥讽地称这支快速纵队为“骆驼背上的伦敦社会”。沙漠纵队中最负盛名者莫过于轻装团长斯坦利·克拉克上校,但这主要缘于他是威尔士亲王的密友而不是其军事能力,沃尔斯利苛刻地评价他比“没用还糟糕”。当然纵队中确实不乏英雄豪杰,如来自皇家近卫骑兵团的著名探险家弗雷德·伯纳比(F. G. Burnaby)上校,他曾穿越可怕的中亚沙漠,面见以残暴著称的希瓦汗国可汗,并且是第一位乘坐热气球飞过英吉利海峡的人。由于当时伯纳比正在度假,因此他只能作为普通志愿者参与远征。为了不让这些精英饮酒误事,沃尔斯利订购了成吨的果酱,而不是烈性酒,并贴心地给他们订购了1000多把遮阳伞。9月26日,骆驼纵队抵达埃及,在开罗领取制服——这些灰色制服在一年前为埃及战役定制,但没来得及使用,便被扔进了开罗的仓库里。现在,依然有好多事需要沃尔斯利与参谋们完善:安排医疗,建立仓库补给,购置骆驼等驮兽,运输捕鲸船,向南调动军队。但无论如何,在戈登被围困半年以后,远征军终于启程了。

与气候和时间的较量

在沃尔斯利爵士看来,装备低劣的马赫迪信徒并不难对付。同1882年埃及战役一样,帝国军队最大的敌人依旧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每时每刻都在流逝的时间。尼罗河可为部队提供饮水,但激荡的奔流与瀑布会给行军带来巨大阻碍。苏丹北部大部分地区是贫瘠的沙漠,因此必须把物资与驮畜集中在埃及,然后与部队一起使用小船、铁路或驮兽沿尼罗河一线运输。巴特勒上校的工作还算顺利,在英国建造的捕鲸船两个月之内就运到了亚历山大,然后由托马斯·库克父子旅行社负责提供明轮船,将捕鲸船拉拽到瓦迪哈勒法。但该旅行社在尼罗河航线的经验仅限于下游的游览观光。由于误判与没有参谋监督,旅行社在瓦迪哈勒法集中捕鲸船时便用光了煤,致使船队在此耽搁13天。开往瓦迪哈勒法的车皮数量不足且年久失修,还得给沿途的埃军运送口粮,沃尔斯利不禁大怒:“把这帮埃及兵拉回后方吃豆子,难道不比把豆子送到埃及兵嘴边更好吗?”而被沃尔斯利寄予厚望的骆驼纵队不仅需要从埃及运来饲料,而且驼鞍也得手工缝制,最难的是士兵们还得学习骑这些庞然大物。皇家苏塞克斯团的列兵埃瑟林顿回忆道:“(这些骆驼)几乎全染上病,身上都是蛆,臭味难闻”,而且“学会骑它们也不简单,我一上去就得下来,我们中大多数都这样”。至于沃尔斯利倚重的加拿大船夫则颇令人失望,在他们中甚至有一伙由一名多伦多议员带领的伐木工、印第安红番、城市居民以及8个律师,这些人全然没有航运经验,只想寻求战争的刺激。而且这些加拿大人性情粗鲁,与严肃刻板、服从纪律的英国军人相处得并不愉快。

与远征埃及一样,沃尔斯利选择的将领大多是随他征战多年的死党,如布勒、赫伯特·斯特怀特、布莱肯伯利、巴特勒等人。这些人都是出色的将军,但未必适合沃尔斯利分配的任务。例如布勒少将曾在祖鲁战争中指挥非正规骑兵,凭借武勇与指挥能力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随后因为萨瓦金的战功而晋升为少将,是一员名副其实的猛将,但沃尔斯利却让他担任参谋长;赫伯特·斯特怀特是一个善战的龙骑兵,在沃尔斯利的眼中“无论何处,都是一等的军官”,他曾率骑兵进军开罗,逼降阿拉比,在萨瓦金附近他也与安萨尔交过手,但他并没有在尼罗河上游作战的经验,结果沃尔斯利却让他独当一面,担任沙漠纵队指挥官;唯一具有在当地服役经验的是查尔斯·威尔逊爵士,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参谋官,但不算沃尔斯利死党,沃尔斯利任命他为情报长官。当然,问题的根源是当时英国并未像德国一样建立总参谋部制度,将军们主要依仗个人能力与品性工作。由于各自深怀野心,相互之间存在妒忌,他们协作得并不顺利;而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对沃尔斯利本人的崇拜与效忠,因此很多问题需要等待远在开罗的沃尔斯利裁决。

9月29日,赫伯特·斯特怀特率皇家苏塞克斯团第1营占领栋古拉,随后沃尔斯利赶到栋古拉与斯特怀特会合,他得知戈登主动出击失败的消息后,知道自己低估了对手,一场恶战将不可避免。远征军的拖沓令沃尔斯利不厌其烦,因此他又骑马回到瓦迪哈勒法,催促巴特勒与布勒等人动身。直到11月6日,也就是议会授权组建远征军3个月之后,南斯坦福郡团第1营才从萨拉斯登上捕鲸船,其他各营紧随其后,而最后一名英国士兵直到12月9日方离开。11月17日,沃尔斯利收到一封戈登写于13天前的信。戈登提到,他将5艘汽艇都派到默特马哈等待援军,“我们可以轻松守40天,之后就很难了”。沃尔斯利随即修改计划,将集合地从栋古拉改为尼罗河转弯附近的科迪,从那里既可沿尼罗河进军,也可以穿过沙漠,其目的地均是默特马哈。为了激励部下,沃尔斯利还为最快抵达科迪的步兵营设立100英镑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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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街头耀武扬威的英军军乐团

在南斯坦福郡团动身6天之后(11月12日),骆驼纵队离开瓦迪哈勒法,沿尼罗河左岸行进。无论对在小船上奋力划桨的士兵,还是对骑在骆驼上摇摇晃晃的士兵来说,他们迎来的都是漫长而酷热的旅程,相比之下,前者更为费力,也更为艰难。12月16日,沃尔斯利抵达科迪,在此之前近卫团、骑乘步兵团、南斯坦福郡团早已陆续抵达,骆驼纵队的其他各团、第19骠骑兵团也很快赶到,但大多数乘坐捕鲸船的步兵部队被远远地甩到后面。沃尔斯利这时候已经清楚,乘捕鲸船的主力是不可能及时赶到喀土穆了。他只能命令赫伯特·斯特怀特率全部骑乘部队横穿沙漠,直奔176英里外的默特马哈,随后“精选我军或所有军队里最出色的战士”,乘坐戈登派来的炮艇,进行最后96英里的冲刺。厄尔少将则率领4个步兵营、第19骠骑兵团、一些埃及的骆驼部队,以及几门火炮沿尼罗河而上,先攻占柏柏尔,再攻打默特马哈对岸的尚迪,给斯特怀特做补给基地。斯特怀特纵队由于缺少运输补给的骆驼,于是在距离科迪9英里的贾克杜勒绿洲建立补给点,让重骑兵团与轻装团的骆驼先把物资运到那里,然后返回科迪。

厄尔的沿河纵队于12月28日出发,两天以后斯特怀特率骑乘部队进入沙漠,同行的还有骆驼运载的皇家炮兵连、皇家工程兵特遣队、军需与医疗队伍。情报长官威尔逊上校也在这支部队中,负责与戈登联络,他的部下之一是基钦纳少校。同行的还有布莱斯福德(Charles Beresford),按照计划,他的一支57人的水手编队将在默特马哈操纵戈登派来的汽艇。斯特怀特抵达贾克杜勒,在此补充饮水,留下近卫团作为驻军后,于1月5日回到科迪,发现计划又出现变动。

原来在1884年的最后一天,沃尔斯利又收到戈登的信——一张邮票大小的纸,纸上写着“喀土穆平安无事,1884年12月14日,C.G.戈登”。根据阿拉伯信使口述,喀土穆已被三面包围,战斗从早到晚,这座城镇只会因食物缺乏而沦陷——现在食物确实已经十分短缺。但是,鉴于敌军人多势众,因此戈登建议沃尔斯利切勿不顾柏柏尔,便匆忙向默特马哈挺进。

于是沃尔斯利又修改了计划:沙漠纵队前往默特马哈的计划不变,但一旦抵达那里,他们先修建阵地,并利用等候多时的汽艇与戈登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厄尔将攻占柏柏尔,留下一个营后,率沿河纵队继续推进,与默特马哈的沙漠纵队会师之后,共同进军喀土穆。沃尔斯利知道新计划更加耽误时间,不得不在日记里自我安慰道:“只要戈登派人告诉我他正处于紧急关头,我就派全部骆驼纵队冲向喀土穆,尽管这会冒极大风险,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风险都值得去冒。”

此时戈登对好友频频更改计划全然不知。相比于马赫迪军的炮弹,急剧减少的食物储备更令他感到焦虑。10月底,戈登被迫放数千饥民出城。带头人高举白旗,手持戈登致马赫迪的亲笔信,要求得到善待,结果他们被马赫迪抓了起来,当作奴隶分给部下。每个夜晚,戈登的军乐队都在总督府屋顶吹号,振奋士气,嘲弄敌人。当安萨尔对着号声方向开火时,号手便扔下乐器,拾起步枪还击。戈登已经没有生力军反击敌人,只能派炮艇进行零星骚扰,并支援白尼罗河西岸的恩图曼堡。12月14日,也就是他给沃尔斯利寄出最后一封信那天,城内食物只能维持2周。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只要不超过200人的远征军,如果这些人无法在10天之内抵达,那么城市将陷落,我将尽力为帝国荣誉而战。再见。

◎C.G.戈登

第二天,他将他的日记及几封告别信送上了即将开往默特马哈迎接援军的汽艇“博丹”号。

喀土穆局势随后稍微有所缓和,城内军民发现了一座小麦仓库,并宰杀街上的狗、驴、马、骆驼吃肉,用棕榈树芯代替面包,又奇迹般地撑了一段时间。但等到1885年1月初,军民已是饥肠辘辘,形容枯槁,只能靠吃老鼠与煮羊皮水袋继续苟活,许多士兵虚弱得连步枪都拿不起来。至于恩图曼堡已彻底山穷水尽,街道上早已饿殍遍地。1885年1月12日,戈登不得不授权恩图曼堡指挥官法拉赫·阿拉投降,随后安萨尔在白尼罗河西岸架设大炮,轰击喀土穆城。永不屈服的戈登依然每天向既饿又怕的追随者保证,英国援军即将到来。这个50岁出头,但头发已经灰白的不列颠汉子,每天都坐在萨腊亚府屋顶上,举着双筒望远镜远眺尼罗河,但始终没有发现他的汽艇载满红衫军归来时冒出的黑烟。

1月8日,斯特怀特与重装团、骑乘团、第19骠骑兵团的一个中队、皇家苏塞克斯团第1营400人、埃塞克斯团第2营的一个连赶到贾克杜勒井,然后让一些步兵顶替近卫团驻守。喂饱驮畜之后,他们于14日继续前行。纵队大多数人骑骆驼,只有第19骠骑兵团骑着瘦弱的叙利亚马在前方负责侦察,布莱斯福德则骑在一头白毛驴上。除了从当地招募的驭手外,斯特怀特只有不到1400名战斗兵员、45名医生及军需参谋。9头骆驼背负着皇家炮兵的3门7磅线膛炮及300发炮弹,另有4头骆驼背负水兵的加德纳机枪以及1000发子弹,这种有五根枪管的机枪一分钟可以打400发子弹,却非常容易卡壳。在10个月前的塔迈,它就曾在关键时刻卡壳。步兵武器是马蒂尼-亨利步枪,使用点45子弹,能轻松撂倒快速冲锋的狂热部族战士,但后坐力很强,在射击后还要再等5秒钟才能装弹,并且也容易卡壳,倘若卡壳时敌人已经冲到眼前,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早在泰勒凯比尔与塔迈战役时,英军的波状刃剑式刺刀就暴露出材质低劣、容易弯折的问题。总的来说,英军装备尽管有上述缺陷,但毫无疑问要比马赫迪信徒的好得多,而且斯特怀特相信,他手下的志愿者都是经验丰富、意志坚强、百里挑一的男子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随着纵队穿越高低起伏、碎石密布的戈壁,一名战地通讯员写道:“骆驼的驼峰,红色的驼鞍,身穿浅灰色制服、头戴白盔的强壮骑士,形成一副几乎无法描述的宏大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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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怀特的沙漠纵队

15日下午,骠骑兵报告前方出现马的脚印与营地篝火留下的灰烬。16日,赫伯特·斯特怀特计划前往位于低矮冈峦之后的阿布克里(Abu Klea)绿洲补充饮水。当天早上,骠骑兵们发现前方出现小股安萨尔。约翰·弗兰奇少校(一战时英国远征军首任总司令)试图率领小分队抓个“舌头”,但差点就遭到敌人包围,不得不疾驰脱离险境。显然,安萨尔已经侦察到斯特怀特部队,猜到他们的意图,准备在此展开阻击。

中午之后,大批安萨尔高举各色旗帜站在山上,横跨通往水井的小道布设阵地。斯特怀特虽然希望补充饮水,但由于距白天结束只剩3小时,因此决定等次日早晨再发起进攻。英军在平地上用大小石头及采集的灌木搭设土墙与围栅,但由于附近石头很少,因此直到天黑才垒了2英尺高,工事后方的空缺不得不用驼鞍与弹药箱来填补。在左侧高地与右侧山丘,斯特怀特布设了骑乘团与水兵队的加德纳机枪。

夜幕降临之后,安萨尔的步枪手开始不间断地向英军射击。士兵当晚基本没法休息。沙漠的夜奇寒彻骨,但士兵们不敢点火,因为稍有火光,便会吸引一阵冰雹一般的子弹。掷弹兵团的格莱亨中校回忆道:“四面八方到处出现‘乓乓’的声音,无论是远方,还是在近处,就像敌军已经集合在300码外,准备发起进攻。听着枪声,我们心惊肉跳。”

英军终于熬过艰难的一夜,17日黎明起床号吹响后,士兵们起床快速吃牛肉罐头和饼干搭配的早餐,随后开始擦枪。此时饮水已经用尽,而前哨线的交火愈演愈烈,英军出现人员伤亡,其中包括5名军官负伤。斯特怀特决定与其坐待敌人进攻,不如主动出击,攻占水井。

上午10点,斯特怀特将伤员、行李及大部分骆驼留在营寨,由部分苏塞克斯团步兵看守,然后将主力部队组成一个大方阵,向前推进。方阵的前面从左至右,依次是半数骑乘团、线膛炮连、冷溪近卫团及苏格兰近卫团的连队;右面是其余近卫部队、掷弹兵、陆战队以及皇家苏塞克斯团;后面是重装团的4个连;加德纳机枪位居中央;左面人数较少,只有235人(其他三面至少各300人),包括重装团的第5连,以及骑乘团的另外两个连。方阵中央是指挥参谋人员,以及驮运水、食物、弹药、医疗设备及吊椅的150头骆驼。在侧翼担任掩护的,是骠骑兵与骑乘团和苏格兰近卫团派出的散兵。

缓慢推进的方阵立即遭到敌人的火力打击,散兵们尽最大努力为方阵提供掩护,但不久后,斯特怀特发现方阵朝一条河谷的方向慢慢偏去,该河谷中间是一条长满长草与灌木、干涸而宽阔的河道。斯特怀特担心灌木丛中有埋伏,故命令方阵从河谷右侧崎岖不平的河岸前进。随着死伤者越来越多,士兵们不得不把战友搬到骆驼背上的吊椅上,部分骆驼落在后面。此时方阵左侧忽然出现一排安萨尔的军旗。为了让被骆驼拖累的部队跟上,方阵停在距敌军军旗不足500码远的河岸边。就在这时,战鼓声震天动地,5000多名安萨尔嘶吼着冲出灌木丛,随后立即分成两路纵队,扑向方阵左前方一角。与哈丹达瓦人不同,这些安萨尔大多身穿白色棉布长袍,头剃得锃亮,有人扎着头巾,有人戴着白色小帽;在每一路纵队前方都有一位被旗手与卫兵簇拥的、衣着华丽的埃米尔领队。骑乘团的散兵立即跑回自己的团里,但是他们后撤妨碍了方阵射击,安萨尔借这个机会冲到方阵200码处,结果遭到英军线膛炮的榴霰弹轰击,骑乘团也开始齐射。安萨尔倒下一片之后开始右转,此时又出现三股安萨尔狂奔着冲向方阵左后角,重装团的几个连首当其冲。由于左面兵力不足,左面重装团第5连与后面的重装团第4连之间有一道60到80码宽的间隙,第4连部分士兵匆忙赶往左侧,但依然无法弥补缺口。布莱斯福德只能命令加德纳机枪退到左后角之外12码远,向蜂拥而至的敌军扫射。伯纳比命重装团第3连前去支援左侧的机枪操作组,重装团的其他两个连则在右面的苏塞克斯团试图增援后面时,开始向右延伸。

正当声嘶力竭喊叫着的安萨尔即将靠近方阵时,布莱斯福德派出的机枪又不争气地卡壳了(无语的是,正是在塔迈战役中卡壳的那挺)。安萨尔趁此战机,立即一拥而上,杀死试图修理机枪的几名水兵,布莱斯福德躲在机枪底下,才逃过一劫。伯纳比立即下令第3连退回之前的位置,但是安萨尔的悍勇无畏让见多识广的伯纳比上校也大吃一惊,有些安萨尔即便身中数枪,浑身是血,也依然坚持冲锋。伯纳比高大魁梧,被誉为英军中最强壮的人,他单手持剑与敌人交战几个回合,来自近卫龙骑兵团的麦金托什下士也试图为他解围,但随着安萨尔如同潮水般涌来,二人皆死于乱军之中。现在方阵后方完全陷入白刃战,失去秩序的重装团与苏塞克斯团用刺刀与越来越多手持长矛与剑的穆斯林勇士搏命,但重装团显然不擅长使用刺刀拼刺。安萨尔一度冲到方阵的中心,其领袖阿布·萨拉赫埃米尔在骆驼群中高举战旗,随后立即被乱枪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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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克里战役

好在英军居高临下,并且方阵中央的骆驼妨碍了安萨尔继续冲锋,方阵前面后排骑乘团与近卫团的士兵转过身来,对安萨尔进行循环而精确的齐射——装弹,射击,直到一些步枪过热或卡壳。看到战友成片倒下,后方的安萨尔开始动摇,向后撤退,毕竟宗教狂热与天堂许诺赋予他们的勇气并不足以阻挡枪林弹雨。安萨尔的骑兵孤注一掷,疯狂冲向方阵右后角,但在苏塞克斯团及近卫团的齐射下,骑手纷纷坠地。不久后战鼓声全然消失,英军方阵中央及外围只留下如同雪花般白茫茫的尸体。唯有一些枪手依然零散地对英军方阵射击。作为机动部队的第19骠骑兵团,由于战马连日行军,又饥又渴,近乎脱水,无力追击。

马赫迪信徒的顽固与疯狂出乎一向以坚忍顽强著称的英军的想象。一些安萨尔伤兵假装已死,然后趁人不备,猛地跳起来试图袭击距其最近的英军士兵。此战安萨尔出兵8000到14000人,遗尸1100多具,负伤者不计其数。但英军只抓到一个曾是埃军士兵的俘虏。沙漠纵队共有9名军官及65名士兵阵亡,另有9名军官及85名士兵负伤,其中2名军官伤重而死。对于这支仅有1000多人的纵队来说,这一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其中重装团损失最大,该团士兵都出身骑兵,之前主要操练骑兵剑与骑枪,偶尔训练过卡宾枪,因此对使用步枪与刺刀并不熟悉。尽管他们作战英勇,但当他们第一次作为步兵面对如此来势凶猛、行动迅速的敌手时,根本无法像训练有素的步兵——例如近卫步兵、骑乘步兵、苏塞克斯团——一样,镇定自若,稳如磐石地齐射,抵挡狂热的对手。

激战过后,沙漠纵队在阿布克里绿洲休息,补充饮水,吃饭,重新装载行李,直到次日下午4点才继续前进。阿布克里距默特马哈约23英里,时间紧迫,因此纵队必须夜行军,尽管这会造成混乱。19日早上7点,部队抵达阿布克鲁村,距离尼罗河岸边仅有4英里。精疲力竭的英军发现前方1.5英里处,敌军已经布设阵地,而且斥候侦察到大批安萨尔正自默特马哈出城,看来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斯特怀特命部队停下来吃早餐,并在阿布克鲁村附近搭建围栅,保护骆驼与补给,随后率部队排成方阵推进。敌人的射手匍匐在灌木丛中向他们射击,不时有人倒下。上午10点左右,斯特怀特腹股沟中弹,无法继续指挥,这对纵队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本来全军除了斯特怀特外,威望与能力最出色的是伯纳比上校,但他已经在阿布克里阵亡,因此指挥官的职责落到查尔斯·威尔逊爵士的肩上。威尔逊当过参谋官、情报官,但从没率兵打过仗。整个中午,这个方阵只缓慢前移1英里出头。下午2点,威尔逊为了加快速度,重组方阵,并将重装团半数、第19骠骑兵团、炮兵及水兵留在围栅里。安萨尔的步枪射击愈发猛烈,但英军并未退缩。正如威尔逊记录的:“士兵的脸庞呈现出认真严肃的神情,我知道他们准备当晚在尼罗河畔畅饮。”沿着一条自阿布克鲁村通往贾巴特村的山脊,可以看到无数安萨尔高举旗帜冲出。在围栅后的火炮与加德纳机枪的支援下,方阵停下脚步对隐藏的安萨尔火枪手齐射,接着继续前进。

距离山脊越来越近,方阵再次停步,英国士兵们欢呼着,在敌军如潮水般冲下山时,排成两排齐射。安萨尔的冲锋速度极快,骑兵高举战旗,冲在队伍最前方。格莱亨中校回忆道:

◎他们冲进400码之内,(我们的)齐射火力绵延不绝,在我们以及骑乘步兵指挥出色的火力打击下,数百人倒下了。士兵们如同演习一样,瞄得很低,射得很稳,像割草般将阿拉伯人击倒,无人冲到方阵的80码内。最后敌军预备队看到冲锋者的命运,开始松动,溃散,越过山丘向默特马哈逃去,我们拿下了尼罗河!

在阿布克鲁战役中,英军步兵依靠严明纪律及精准射击,避免像阿布克里战役一样卷入血腥肉搏。但即便这样,沙漠纵队又有23人阵亡、98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军官。将士们在过去3天里持续战斗,沙漠白天烈日当头,晚上又极度寒冷,几乎没有休息,食物只有罐头与饼干,缺乏饮水,支撑他们继续前行的,唯有为戈登将军解围的信念。当天深夜,他们终于抵达尼罗河岸边的贾巴特村,士兵们如同被砍倒的圆木一样瘫倒在地,把沾满沙尘的脸浸在浑浊的尼罗河水中,在河里畅饮、洗澡与嬉戏。但是,位于上游2英里的默特马哈依旧在安萨尔手中。而且英军并未发现戈登派来的蒸汽船的行踪,这是一个不吉之兆。

“太晚了”

1月20日,威尔逊命令英军不再前进,而是在贾巴特村附近构筑阵地。21日,威尔逊试图攻击默特马哈,但敌军人多势众,英军失败只得撤回贾巴特。威尔逊运气还不错,正当他无所适从时,由哈萨姆·艾尔慕斯带领的4艘汽艇终于出现,另外还有一些铜炮及200名士兵。“都是好小伙,大多数是黑人,头戴菲兹小帽,身穿一件长衫,挎着武装带,手持步枪。”哈萨姆·艾尔慕斯告诉威尔逊,大批安萨尔正沿河而下,并将戈登的日记及私人信件交给威尔逊,希望他马上派兵为戈登解围。但是威尔逊坚持认为,根据沃尔斯利的指示,敌人可能会从南北两面夹击,他只有沿着河上下侦察是否存在威胁之后,方才能开始下一步行动。

22日一整天,威尔逊只做了一件事——侦察。他亲率3艘汽艇顺流而下,侦察北侧;第19骠骑兵团则侦察南侧;但都没发现大规模敌军。到了23日,英军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维修汽艇、加油、重新安排船员上——由于水兵分队已伤亡殆尽,布莱斯福德自己也因臀部受伤躺在医院里,因此威尔逊只能依旧让苏丹黑人操作汽船。等到下午3点,船员汇报:汽船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开动。但威尔逊坚持次日早上行动,这样,自从阿布克鲁战役之后,整整4天被威尔逊耽误了。

24日清晨,在加斯科因上尉与斯图亚特·沃特雷中尉的陪同下,威尔逊亲率240名苏丹士兵,特拉福德上尉率20名来自皇家苏塞克斯团的志愿者,分别登上了“博丹”号与“塔拉哈瓦叶”号。由于戈登早已叮嘱,醒目的红军服能让对手一眼就知道英军已到,因此志愿者特地换上近卫团一直藏在背包里随身携带的红军装。早上8点,这两艘蒸汽船启动,向最后的目的地——喀土穆驶去。

24日及25日,突击队的行程相当顺利,通过尼罗河第六瀑布也比想象中轻松,只是偶尔需要停下加油——汽艇非常耗油。但25日晚上,由于尼罗河水位下降,“博丹”号搁浅,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拖下水。26日,同样的事出现了,结果又浪费24小时,威尔逊终于坐不住了。27日,他命令两艘汽艇向喀土穆狂奔。28日上午11点,喀土穆终于依稀可见,此时安萨尔自河两岸对汽艇展开猛烈射击,愈加靠近喀土穆,火力打击愈为猛烈。士兵们用船上的铜炮与手里的步枪回击,威尔逊与参谋们则举着望远镜焦急地寻找飘扬的埃及国旗。但是,无论是小镇里,还是在戈登的总督府屋顶上,都没有发现这面旗帜。于是英军不顾炮火打击靠近河岸,结果仅仅发现河岸上祈祷的安萨尔与疯狂挥舞的各色伊斯兰战旗。城内发射的炮弹、坍塌的总督府,让大家对喀土穆的悲惨结局心知肚明:他们来得太晚了,喀土穆早已陷落。威尔逊心情沉重,沮丧地下令汽艇按原路返回。

原来早在1月20日,也就是阿布克里战役3天后,喀土穆城外的马赫迪大军营内忽然发射礼炮,似乎在庆祝胜利。但这无法欺骗经验老到的戈登,在前日晚上他清晰地听到敌军营内寡妇们的哀号,知道对手吃了败仗。与此同时,英军接近默特马哈的消息传到喀土穆,这对守军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他们的士气与决心有所提升。

阿布克里战役让马赫迪颇感意外与震惊。尽管之前马赫迪已对英军的战斗力有一定了解,但他没想到英军竟然以不到1/10的兵力,便击破部下精心设下的埋伏。他一度想避开英军的锋芒,撤回艾尔·欧拜伊德,但三位哈里发均强烈反对这一消极战略,他们反驳道:“白尼罗河水位正逐渐回落,河东岸已经露出淤泥浅滩,部队可以蹚着水通过,而且即便在攻城失败后再撤回艾尔·欧拜伊德,也完全来得及。”25日,马赫迪终于下定决心赶在解围部队之前拿下喀土穆,于是下令次日发动总攻,他允许信徒在攻占喀土穆后烧杀抢掠,但一再要求务必留下戈登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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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身穿华丽的制服,在苏丹总督府的台阶上被安萨尔投掷的长矛杀死。这是戈登之死最为人接受的说法

26日早上,戈登像往常一样早早坐在萨腊亚府顶,手持望远镜张望,忽然发现数万敌军正在城南的喀拉喀拉村聚集。他立即命令召集城内所有男子——上至八旬老翁,下至八岁幼童——赶往堑壕,并最后一次承诺,只要顶住24小时,英军一定会抵达喀土穆。在做好安排后,戈登回到自己的房间抽烟,他很快被雪茄的烟雾笼罩。

城外的抵抗微乎其微,随后埃军中尉法拉兹帕夏打开喀土穆的城门,安萨尔涌入城镇,轻松冲垮心无斗志的守军。短短1个小时之内,埃军一切抵抗土崩瓦解。安萨尔开始屠杀与掠夺的大狂欢,据说有3万多军民或被杀死,或被卖为奴隶。戈登的最后时刻究竟如何,众说纷纭,他到底是在总督府台阶上被人用长矛刺死,还是奋战到底,死于乱枪之下,无人知晓,但无人否认,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怀着无与伦比的勇气、荣誉感、责任感、对上帝的信念,坚持至1885年1月26日这天,尸首坠落尘埃,灵魂步入天国。戈登死后,安萨尔割下他的头颅,挑在矛尖上在营地里四处展览,随后当作战利品献给马赫迪。当看到这位值得尊敬的对手遭受如此羞辱时,一向举止优雅的马赫迪也不禁大发雷霆。

1885年8月,基钦纳少校上交了一份关于喀土穆陷落的报告,其中有以下内容:

◎喀土穆令人刻骨铭心的困守持续317天,无须赘言,如此高贵的抵抗归功于一个英国人不屈不挠的决心与智谋,从未有一支守军如此接近于被解救,从未有一名指挥官如此诚挚地被哀悼。

此时,在这位工程兵少校的心中,想必已种下为同样出身于工程兵的前辈报仇雪恨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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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菲亚”号蒸汽船

激进政策

威尔逊的进军迟缓又窝囊,他的返航却堪称《奥德赛》般的史诗。28日当天,尽管大河两岸安萨尔枪炮齐发,但两艘蒸汽船奇迹般地近乎完整无缺,安然无恙。不过,在接下来的3天里,“塔拉哈瓦叶”号与“博丹”号先后触礁搁浅,威尔逊一边让士兵上岸搭建围栅就地防御,一边派人划艇去寻求援助。最后还是已经痊愈的布莱斯福德率人乘坐“萨菲亚”号突破安萨尔的围追堵截,与威尔逊会合,并在2月4日将突击队拉回贾巴特。留在当地的沙漠纵队官兵在2月1日听说噩耗后,垂头丧气。正如格莱亨中校所说:“我们历经苦战,丢下这么多条人命,却一无所得。与往常一样,政府派遣我们派得太晚了。”4日晚上,沃尔斯利爵士得知喀土穆陷落后,在日记里发泄了愤怒与失望,并将所有责任都归于首相格莱斯顿:“倘若有什么能杀掉老格莱斯顿,那就是这条消息,尽管他是自我幻想者,但他无法隐瞒真相。”

第二天,远在伦敦的女王收到电报。她对格莱斯顿、格伦威尔与哈廷顿等人大发雷霆,责备他们的拖延、迟钝。英国媒体将格莱斯顿这位“元老”(Grand Old Man)的简称“GOM”颠倒为“MOG”,即“杀害戈登的凶手”(Murderer Of Gordon),并一致预祝这届政府早日关门大吉,但是格莱斯顿还是成功留任了。在女王的刺激下,格莱斯顿对苏丹政策似乎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决定两面出击,命令沃尔斯利在苏丹腹地击垮马赫迪,并另派一支远征军摧毁丁加。

沃尔斯利在2月6日知晓政府的新打算后大吃一惊。他在日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出于保住格莱斯顿宝座的政治目的”以及“除了推行激进政策,什么也救不了内阁”。在他看来,在秋天以前发起大规模远征完全不可能。此刻在苏丹及埃及的这点部队完全没有把握消灭马赫迪。当下较为现实的战略目标,是将沿河纵队与沙漠纵队合二为一,收复重镇柏柏尔——既可以取得最终反攻的基地,又可以支援萨瓦金的远征行动,还能打击朝秦暮楚、对马赫迪并不死心塌地的部族。于是沃尔斯利命沙漠纵队撤回贾克杜勒井休整。2月10日,沃尔斯利命令布勒少将率皇家爱尔兰团第1营接管沙漠纵队,先占领默特马哈,再会合沿河纵队的厄尔少将夺取柏柏尔。

沿河纵队在解围喀土穆时令沃尔斯利大失所望。200艘捕鲸船自1884年12月28日启程,前4天走了7英里,之后在哈达赫足足停留了20天,方继续缓慢挪动。2月5日,厄尔将军才得知喀土穆陷落的消息,但根据沃尔斯利的新计划,他只能硬着头皮向阿布哈马德继续前进。

厄尔并不算沃尔斯利嫡系,但沃尔斯利很器重他。戈登高地团的伊安·哈密尔顿上尉(一战时协约国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称他为“严守纪律的老家伙”,但同时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与官兵打成一片,一心想打仗”。为了弥补厄尔在组织能力上的缺陷,沃尔斯利让死党亨利·布莱肯伯利上校担任他的参谋长与副总指挥。

2月10日清晨,沿尼罗河左岸巡逻的第19骠骑兵团在连绵起伏的吉贝坦山附近与安萨尔遭遇。此时厄尔的4个营分散在河上,他手头除了骠骑兵外,还有南斯坦福郡团第1营、黑守卫团第1营以及携带2门火炮的埃及骆驼部队。但厄尔决定不等其他部队跟上来,立即展开攻势。一直指挥前卫部队的巴特勒上校发现山丘东面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河床,可自此向右迂回居高临下的敌军,因此劝厄尔发动正面佯攻,与此同时包抄敌军左翼,切断他们的退路。

厄尔率部队下船后,将行李与船交给黑守卫团的一个连看守。随后,南斯坦福郡团的两个连携带两门火炮,作为佯攻部队与敌人正面交火。上午7点15分,在骆驼部队的掩护下,厄尔以骠骑兵为先锋,率南斯坦福郡团6个连、黑守卫团6个连开始向敌人侧翼进军,从东面绕到敌军身后。山上的安萨尔发现他们之后,用雷明顿连发枪对英军展开射击。厄尔分出3个连交给南斯坦福郡团1营营长艾尔,艾尔命令一个连掩护,率领另两个连向山脊最西面进攻,但敌人枪法非常精准,英军被压制在山间岩石中动弹不得,艾尔被击毙。与此同时,黑守卫团向河岸推进,在斯坦福团其余3个连的支援下,向左转并从后方攻击山丘。正当他们准备发起最后冲锋时,大批手持长矛的安萨尔迎面冲了下来,给高地人当头一棒。高地人坚守不退,持续不断地齐射,打得安萨尔四散而逃。随后风笛响起,高地人发起冲锋,将敌人赶下山脊。正当英军打扫战场时,厄尔忽然被一个棚屋里射出的子弹击中,当场毙命。布莱肯伯利上校接过指挥权,在得知战线西段艾尔攻势失败后,他立即下令南斯坦福郡团继续进攻。他们不甘落于高地人之后,以短促地冲刺冲上山坡,杀上山顶,并依靠刺刀战杀掉负隅顽抗者。

中午12点30分,大多数安萨尔已经逃过尼罗河。这场战役英军伤亡很少,只有47人受伤、10人阵亡,其中包括3名军官。但非常倒霉的是,阵亡的3名军官中便包括厄尔将军自己与一位营长。

厄尔将军的继任者布莱肯伯利上校十分机灵,擅长规划,思想超前,但他的美誉更多来自本国的办公室,而不是战场上。依他的性格,更适合做参谋,而不是指挥官。接替厄尔并在吉贝坦山取胜后,布莱肯伯利在如何让沿河纵队穿越险象环生的乡野、克服前方可能出现的袭击上精打细算,导致沿河纵队每天只能逆流而行4英里,两周后他们距阿布哈马德还有14英里,距柏柏尔更是遥远。2月24日,布莱肯伯利收到沃尔斯利的信,命其掉头撤退。这场冗长而缓慢的旅程——耗时三个半月,乘坐捕鲸船逆流而上550英里,搭上了指挥官的命——一无所获。

原来,2月11日布勒抵达贾巴特后,发现由于沙漠纵队的骆驼损耗严重,攻打默特马哈已不现实。因此在沃尔斯利关于攻克柏柏尔的命令抵达之前,布勒便将可用的骆驼全留给伤病员,自作主张率沙漠纵队撤回阿布克里绿洲。马赫迪的马队犹如贪婪的秃鹫将这支师老兵疲的英军当作一块肥肉,不时三五成群偷袭,试图啄上一口。皇家爱尔兰团成为中流铁卫,掩护布勒全军安全抵达阿布克里绿洲,并在此休息6天。在此期间,他们不断遭到安萨尔枪手的骚扰。最后,布勒意识到此地草料与水源均不充足,不可久留,又撤至贾克杜勒。在这里,身受致命伤的斯特怀特最终伤重而亡,临死前他给沃尔斯利写了一封信,感谢沃尔斯利对他的知遇之恩,并恳请沃尔斯利将他英勇奋战的实情告知其妻子。

爱将过世的消息终于让沃尔斯利彻底清醒:沙漠纵队已无力再战,不仅驮畜状态令人绝望,而且大多数士兵的靴子都磨坏了,根本无法远距离行军。再加上布莱肯伯利报告称沿河纵队最早要到3月12日才能抵达柏柏尔,因此沃尔斯利决定等到秋季再发动对马赫迪的攻势。2月20日,他命令所有部队撤回科迪,随后进入夏营。

英军不得不在帆布帐篷里熬过酷热的夏天。轻装团团长斯坦利·克拉克上校请求回国,因为威尔士亲王还在国内等着与他的玩伴一起出游。沃尔斯利巴不得让他滚蛋,趁机嘲讽他:“你丝毫未能达到目标。”还有一些军官因为各种原因与克拉克一道回国,但大多数人已经随遇而安,安心准备秋季战事。现在,苏丹的焦点已转到红海之滨的萨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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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1885年苏丹战役时英国远征军。1为来自印度的约克-兰开斯特团列兵,身穿卡其色军装;2为沙漠纵队中尉;3为沙漠纵队列兵

在经历埃尔塔伯及塔迈的败仗后,奥斯曼·丁加变得格外低调,其行动仅限于对英军小规模驻军的骚扰。在尼罗河战役中,伦敦政府、开罗的巴林爵士、沃尔斯利都考虑过肃清萨瓦金附近区域,但最终沃尔斯利拍板只在1月中旬派一个步兵营增援萨瓦金。喀土穆陷落之后,沃尔斯利改变了主意,建议派一支部队击垮奥斯曼·丁加,指挥官依旧是格拉汉姆。其目的如下:一是在战场上打败丁加;二是占领萨瓦金—柏柏尔一带,为修建萨瓦金—柏柏尔铁路提供保障;三是与尼罗河军团取得联系——按照沃尔斯利的计划,彼时该军团已占领柏柏尔。这样,当原定于秋季讨伐马赫迪的战役开始后,无论溯河而上,还是从红海海岸穿过沙漠通往喀土穆的路径都在英军手中。但当格拉汉姆抵达距离柏柏尔150英里的阿利亚布时,沃尔斯利已取消让尼罗河军团攻占柏柏尔的计划,因此格拉汉姆只得孤军向柏柏尔前进。

格拉汉姆手头的部队是一年前的两倍还多——接近1.3万名战斗人员,包括一个来自本土的近卫旅、一个由在北非的部队组成的第2步兵旅、枪骑兵第5团、骠骑兵第20团再加一个骑乘步兵营组成的骑兵旅。火力支援部队由一个皇家骑炮兵连、一个山炮连、一个野炮连组成,还有配属两个电报小组的三个工程兵连、一个十分新潮的气球小组。除此之外,另有来自印度的一个旅,包括孟加拉第9骑兵团、三个营又一个连的马德拉斯工程兵。印度政府提供了大量驮兽,以及超过4000名驭手、挑夫、苦力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帝国英雄戈登遇害的大背景下,来自澳洲的新南威尔士政府破天荒地派出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作为举国上下团结一心的表态。与英国本土和印度的常备军不同,这支部队的成员并非职业军人,而是专门为这场战争参军的志愿兵,其中部分人生于英国,之前服过兵役,但大多数人入伍前只是平民。一个叫罗伯特·洪特的士兵回忆,在这场战役里他曾与“来自所有阶层的士兵”共同服役,“其中一些人离开温暖的家庭,舒适与优越的工作”。列兵迪克也说:“高级政府官员、银行职员、书记员、老兵、生意人争夺同一职位。”这场战役是澳大利亚军队初出茅庐、崭露头角之战,也是来自英国海外殖民地的白人军队首次为母国而战。

3月中旬,除了澳洲人以外(他们于3月29日抵达),格拉汉姆全军都集中在萨瓦金附近。打扮与肤色各异的军人络绎不绝地登上码头,无数运输船来而复返,这些自然逃不过奥斯曼·丁加的眼睛。他很快就给格拉汉姆送去一封具有挑衅意味的信。格拉汉姆回复道,除非哈丹达瓦部落屈服,否则他们将被打垮,并用埃尔塔伯及塔迈战役提醒丁加。丁加当然没有被言语吓倒,他在塔迈附近部署了大约7000名贝贾武士,另有大约1200人部署在哈辛。从那里可以对萨瓦金发起夜袭,并从侧翼威胁到塔迈。因此格拉汉姆决定先率领3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攻打哈辛。

哈辛附近的制高点是一些在平原陡然耸立、由现已干涸的河流冲刷形成的山丘。这些山丘险峻多石,覆满了多刺的灌木丛(有6到8英尺高),贝贾步枪手与长矛兵可以隐蔽在灌木丛里。总之,此地地貌对阵形严整的英军极为不利。东萨里团第2营在英国与印度工程兵的协助下,占据阵线右侧有三座峰尖的山丘,并修筑炮垒作为制高点。在骑兵的掩护下,伯克郡团第1营与陆战队冒着敌人的子弹仰攻陡峭的山脊。在他们右侧则是在近卫部队支援下前进的印度旅。贝贾人很快被从山脊赶到低地,孟加拉第9骑兵团的两个中队开始追杀,但由于勘察不周,当一个中队下马用卡宾枪齐射时,之前卧倒在灌木丛中的贝贾矛兵突然站起身向他们猛刺,孟加拉骑兵不得不狼狈上马,急速撤到近卫部队的保护范围内。右侧的印度旅与一些零散敌人进行散兵战。枪骑兵第5团进行了成功的冲锋,但是到了中午,他们奉命在占领山脊的第2步兵旅的掩护下撤离,后者也随即撤退。两个旅均在东萨里团阵地下方组成方阵,从而得到皇家骑炮兵的掩护,而撤回的近卫旅也组成方阵,向重新夺回山脊、躲在灌木丛里射击的敌人齐射——贝贾人射击时产生的黑火药烟雾将他们的位置暴露了。下午2点30分,格拉汉姆将东萨里团及炮兵留在山丘,其余人撤回萨瓦金港。在哈辛战役里,由于安萨尔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不顾死伤盲目冲击方阵,因此损失不大。本次战斗的最大战果就是东萨里团工程兵控制了制高点,可有效遏制敌人夜袭萨瓦金,也确保了进军塔迈时右侧的安全。

为进军塔迈,格拉汉姆准备建立一个中转站储存所需弹药、补给与水。3月22日,麦克奈尔少将携带1500匹驮兽,率伯克郡团第1营、海军陆战队、3个印度营、2个爆破连、一个操纵加德纳机枪的水兵队执行该任务,枪骑兵第5团的一个中队作为斥候。按照计划,步兵分为两个方阵前进,所有驮兽由印度部队保护,但很快麦克奈尔便发现在浓密的灌木丛中很难保持阵形,驮畜队很快就失去秩序,行进十分迟缓。因此麦克奈尔决定推翻原有计划,在托弗里克村附近设置中转站(比之前定的位置近了2英里)。

上午10点30分,全军停止前进,开始施工。整个工程是沿东北—西南方向相互连接的3个围栅,中间较大的一个是仓库,两边较小的围栅用于驻扎部队及加德纳机枪。部分部队散布在浓密的灌木丛里搭建围栅,其他人手持武器负责掩护。枪骑兵第5团组成“哥萨克式前哨”,每组4人,在1.5英里以外负责巡逻。但该团从没有在沙漠作战的经验,因此完全忽略了茂密灌木丛中潜伏的大量敌人。

焦灼的烈日下,天气炎热得让人昏昏欲睡。下午2点30分,栅栏东侧的伯克郡士兵将武器捆扎在一起,开始吃饭。忽然一名枪骑兵闯了过来,报告大批敌人正在靠近。麦克奈尔立刻派号兵发出警报,士兵们匆忙拿起武器,见到枪骑兵正拼命往回跑,在马蹄扬起的滚滚征尘之后,是身躯黝黑的、狂叫着的贝贾长矛兵。贝贾人从三面向围栅发起攻击。孟加拉第17团的秩序被枪骑兵打乱,他们在慌乱齐射后,撒腿跑进大围栅里,贝贾人紧跟着冲进驮畜队中,骆驼、马、骡等四散惊逃。伯克郡团士兵听到警报时,扔下饭盒,拿起武器,快速组成一条火力线,凭借齐射杀死200多人,另一半伯克郡团士兵冲进东北围栅与陆战队会合,发现围栅里已经乱成一团,印度士兵、杂役、驮兽四处奔逃,贝贾人到处杀戮,正在调试机枪的水兵也被他们砍翻。伯克郡团与陆战队士兵毫不犹豫地对着人群射击,不分敌我,人、骆驼、马、驴等纷纷倒地,汩汩的鲜血染红了黄沙。西面的锡克第15团与北侧孟买第28步兵团也成功击败敌人攻势。黄色沙尘与黑色硝烟散尽,只有满地的人与驮畜的尸体。

贝贾人依仗狂热与勇气作战,可一旦英国步兵从突袭中回过神来,铁的纪律与马蒂尼步枪便成为战场的主宰。在这次战役中,英军共有117人阵亡,179人受伤或失踪,176名杂役伤亡,并损失500多头驮兽。为了表彰在托弗里克战役中伯克郡团第1营的卓越表现,女王在该团番号之前特授“皇家”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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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迪国军队的标准搭配:白头巾,有着大块补丁的“杰巴赫”及膝袍子,赤脚或穿凉鞋。当然埃米尔(中)的补丁图案显然比士兵与旗手的要精致得多

接下来的数周里陆陆续续有补给与饮水运到托弗里克,并有4个营在此驻扎。东萨里团则从哈辛撤下,转为预备队。丁加元气大伤,不再与英军正面交手,只是不断骚扰其补给线。4月3日,格拉汉姆顺利率军攻占塔迈,丁加并未抵抗便逃到西南山区。事实上,在托弗里克战役之后,英军最难对付的敌人、桀骜不驯的贝贾族再未作为一支强大势力单独出现。在这场战争接下来的7周里,格拉汉姆的部队仅有1人死亡,26人负伤。

由于高温与饮水困难,格拉汉姆并不幻想冲进山里继续追歼丁加,而是将精力集中在铺设通向柏柏尔的铁路上。为了保护铁路,英军每隔一段距离便修建一座碉堡。来自英格兰、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的步兵,组建了一支骆驼纵队,巡逻附近山谷,打击心怀敌意的当地部落。截至4月底,铁路已经修到萨瓦金以南20英里的奥陶。此时格拉汉姆得知奥陶以南的特汉库尔有一伙敌人准备阻碍英军施工,于是派遣一支由第9骑兵团、骑乘步兵团以及骆驼纵队混编的特遣队从后方迂回,自南面进攻,而奥陶的锡克第15团以及更多骑乘步兵从北侧进行夹击。这场战役打得非常漂亮,一些摇摆不定的部族,甚至包括哈丹达瓦族的一些部落纷纷倒戈。但就在特汉库尔大捷5天后,格拉汉姆收到沃尔斯利的信:英国政府决定,除了在萨瓦金港留下部分部队外,所有英军撤出苏丹。

帝国对苏丹政策再一次发生180度逆转的缘由,来自数千英里外,中亚的一个叫潘贾德的小村庄。这里是英国扶植的阿富汗埃米尔的领地,也是英俄两国共同担保的阿富汗与沙俄亚洲省份的边界。1885年3月20日,俄军指挥官科马洛夫在潘贾德蓄意挑衅,让暴躁易怒的阿富汗人开了第一枪,随后蓄谋已久的俄军击溃了埃米尔的部队,占领潘贾德,沙俄在亚洲的扩张又一次令印度噤若寒蝉,“约翰牛”与“北极熊”之间持续数十年的中亚“大博弈”终于达到最高潮。为了与沙俄开战,英国议会批准了高达1100万英镑的战争预算,这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数额最大的单笔战争拨款;外交部准备好了宣战声明,只待发布;皇家海军处于一级战备,密切监视所有俄国战舰的举动;英国远东舰队奉命占领朝鲜巨文岛,以此为基地进攻驻海参崴的俄国舰队;印度总督将2.5万名兵集结在开伯尔山口南侧的奎达,厉兵秣马,只待出击。整个世界都感受到危机带来的震颤。两大势力之间的波斯沙阿(Shah,波斯语,意为国王)慌忙宣布中立;美国华尔街股市剧烈震荡;报纸的头版头条多以“英格兰和俄罗斯即将开战”作为大幅标题,连一向作风谨慎冷静的《纽约时报》也惊慌地说:“战争来了!”

对格莱斯顿来说,这正是放弃针对苏丹的“激进政策”的天赐良机。毕竟相比与强大的沙俄开战的威胁,消灭马赫迪与丁加,为戈登报仇显得不足挂齿。4月中旬,他给沃尔斯利发电报,提道:“帝国利益迫使(我们)撤出苏丹全部军队,并在埃及集中所有顺尼罗河而下的部队。”沃尔斯利在他的日记里大发雷霆:“老江湖骗子格莱斯顿……太着急在与沙俄开战的威胁中受益,只要可能避免,那么他从未想过打仗。”并诅咒格莱斯顿“被他欺骗的人民大卸八块”。

不管沃尔斯利在日记里如何诅咒,胳膊还是拗不过大腿。1885年整个夏天,尼罗河远征军的各路人马——戴热带盔的、戴头巾的、戴红色菲兹帽的、戴草帽的,穿黄褐的、穿灰的、穿海蓝的、穿白的、穿格子裙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埃及人、苏丹人——络绎不绝地沿着他们曾竭尽全力、满怀希望逆流而上的大河,垂头丧气地顺流而下。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民众给予这些失意者超凡的宽容与尊敬。一天晚上,皮肤被晒得通红的近卫旅士兵头戴热带盔,身穿当时英国罕见的卡其色军服在伦敦街道穿行,无数居民向他们欢呼;而在地球另一端,南威尔士子弟返回澳洲时,悉尼码头上的父老乡亲站在瓢泼暴雨里,给予他们“最热忱的致敬”。

沃尔斯利如此评价他主导的第一次苏丹战争:“无论在尼罗河上还是在萨瓦金,全军的精神与行动都应得到全体英国人的认可。无人比我更为喀土穆的陷落而悔恨,但是和国人一样,我充满骄傲地回顾同袍为救援喀土穆付出的卓越努力,以及英雄般的守卫者。”7月13日,患有严重腹泻的沃尔斯利回到伦敦。在1个月前,格莱斯顿已经下台。尽管彼时沃尔斯利只有52岁,但其身体与精神状态与一年前泰勒凯比尔大捷之后判若两人,自此以后,沃尔斯利的健康一落千丈,再也没有统军出征。10年之后,他终于熬走了年迈的剑桥公爵,成为新任陆军总司令,但这一官职已经在他倡导的改革下名存实亡。从这点说,喀土穆在成为戈登生命终点的同时,也成为沃尔斯利军旅生涯的终点。

马赫迪之国

在战火中沦为废墟的喀土穆被胜利者荒废,马赫迪准备在白尼罗河西岸的恩图曼堡旧址新建一座城市作为国都,以及继续向埃及、耶路撒冷乃至整个世界发动“圣战”的基地。他的城市规划中既包括用于祷告的清真寺、行使政治权力的宫殿,也包括一座打造洋枪洋炮的兵工厂。不料,真主再未眷顾他的使者:当年夏季,马赫迪积劳成疾,很快于6月20日逝世,年仅41岁。临死前他指定阿卜杜拉哈里发为继承者。

马赫迪尸骨未寒之际,阿什拉夫们(马赫迪的亲属)与谢里夫哈里发的部下坚持认为,作为马赫迪的女婿,谢里夫才是当仁不让的继任者。受阿什拉夫们的撺掇,希卢与谢里夫两大哈里发联合领兵反叛,但两军尚未对垒,精明的希卢便向阿卜杜拉寻求妥协,因为他清楚装备低劣的绿旗军与红旗军都不是杰哈迪亚火枪手的对手,于是独臂难支的谢里夫也不得不向阿卜杜拉投降,宣誓效忠。阿卜杜拉虽留下他们的性命与“哈里发”的称号,但夺去他们的兵权,他们真正能够指挥的只有50名卫士。随后阿卜杜拉开始对阿什拉夫们开刀,他把马赫迪的两位叔叔扔进监狱,瓜分了他们的妻妾与财产,随后又依靠武力镇压了马赫迪的表弟穆罕默德·哈立德的叛乱。这样阿卜杜拉凭借铁腕,暂时遏制了内部敌人。

在新都恩图曼,阿卜杜拉为马赫迪修建了一座壮观的陵寝,并亲自为陵寝的地基砌下第一块石材,希卢、谢里夫、诸位大小埃米尔、谢赫、大约3万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居民紧随其后砌下石材为陵寝奠基,以表对领袖的哀思与崇拜,最终这一工程于1888年11月7日竣工。旅者自三日行程的距离外,便可见陵寝高耸入云的白色穹顶。这座陵寝在马赫迪国内取代麦加的克尔白神庙成为苏菲信徒的圣地。随后阿卜杜拉别有用心地在马赫迪陵寝旁建造了一座宏伟壮丽的清真寺,其规模在当时位居第四(前三分别在麦加、麦地那及耶路撒冷)。城内的达官贵人为表忠心,每日准时前往这座清真寺祷告,阿卜杜拉则常常在祷告之后装神弄鬼,声称得到安拉或马赫迪的“神谕”,并依据这些“神谕”施政或发动征伐。这里逐渐演变为马赫迪国实际的政治中心,通常在晡礼与昏礼后,哈里发的重臣们坐在清真寺的地板上,聆听坐在羊皮毯上的哈里发的教诲。

阿卜杜拉心知肚明,他的权力与其说来自《古兰经》与马赫迪,不如说来自手里的枪杆子。因此在政权初步稳定之后便决定重新编组军队,一方面为未来的“圣战”做准备,另一方面将精锐部队的军权牢牢攥在手里。阿卜杜拉动用缴获自埃军的蒸汽船,把科尔多凡省的巴卡拉族塔艾沙部落,也就是他的族人全部迁到恩图曼,随后给这些“老乡”发了一套衣服作为标志。这些桀骜不驯的游牧民在马赫迪国内最繁华的城市里很快原形毕露,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臭名昭著。就此奸诈的阿卜杜拉达到了目的——在国都恩图曼凭空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武人阶层,这一阶层为当地市民所深恶痛绝,唯有靠哈里发本人撑腰,才能在都城过着特权生活,因此塔艾沙的武士只能为阿卜杜拉一人卖命。随后在阿卜杜拉的授意下,塔艾沙的势力逐渐向精锐的杰哈迪亚部队渗透。最终,哈里发以杰哈迪亚为基础建立了一支新的常备军——穆拉济明。他们头缠红头巾,身穿带有大块红蓝两色补丁的“杰拉赫”袍子,腰系红色腰带,大多数人装备雷明顿连发枪,定期领取军饷,由哈里发的亲信指挥,戍守新都恩图曼。哈里发凭借这支装备火器的常备军,在战斗力上完全压制了只有长矛短剑、临时征召的国内各部族武装。

清晨,红日从地平线升起,浑浊的尼罗河水上隐约荡漾着喀土穆废墟的倒影。这座旧都已经被荒废,人迹罕至,在大街上竟无人打破沉寂,只有昔日帕夏徜徉的花园以及萨腊亚府内戈登战死的庭院可勾起人们的记忆。而河西岸的新都,早已人声鼎沸,来自北方的驼队驮着努比亚的特产,沿着起始于科莱里平原的大道进城;北风则将络绎不绝的白色风帆送往尼罗河畔的码头,赤裸上身的黑人奴隶在监工的皮鞭下一刻不停地卸下货物;南面的天际线出现几个模糊的黑点,那是来自达尔富尔的商队。

在恩图曼,最为壮观的场景莫过于大阅兵。当天凌晨,不断敲响的战鼓与轰鸣的号角便急不可耐地驱走夜的寂静。在晨祷之后,狭窄的街道已被虔诚的穆斯林与武士挤得水泄不通。很快,清真寺前的大广场站满了手持长矛、长剑、火枪等武器,身穿新缝制的带有各色补丁的“杰巴赫”袍子的信徒。他们虔诚地向麦加方向以及马赫迪的陵寝跪拜祷告,随后迅速起身。领军的埃米尔按照预定的位置插好旗帜,安萨尔各就各位,集合完毕,只待哈里发检阅。

随着七声礼炮响起,在一名健壮的努比亚黑人的牵引下,身穿缝制精巧的“杰巴赫”、相貌英俊威严的哈里发骑着一头矫健漂亮的骆驼,在200名身穿锁子甲的具装骑兵的护卫下,在他的战士之间巡视检阅。阅兵结束之后,参与者成批回到兵工厂,将步枪上交武器库管理,随后要么各回各家,要么涌向市场采购食物,打听最新的传言,或观看处决犯人——在阿卜杜拉时代,因小错而处决犯人并不鲜见。其他闲汉则前往奴隶贩卖市场,对奴隶贩子展览的赤身裸体的年轻女奴评头论足。由于阿卜杜拉大权在握,垄断了马赫迪国大量资源,再加上各地灾荒频仍,因此无数百姓背井离乡,来到新都恩图曼谋生。这座既笼罩着宗教圣地、圣人陵寝的神圣光环,又充斥着泥泞、血腥、污秽的城市,规模与人口不断膨胀。

在巩固政权与军权之后,阿卜杜拉哈里发宣布:马赫迪的遗愿就是对埃及乃至全世界的突厥人以及西方异教徒发起“圣战”,他未竟的事业必须继续实施。

1885年12月中旬,马赫迪国军队和驻扎在瓦迪哈勒法边境一带据点的英埃军队发生交火。首当其冲的是科谢赫的守军——卡梅隆高地团及埃及第9团的2个苏丹连,他们坚守不退,直至驻埃英军总司令斯蒂芬森将军亲率4个英国步兵营自开罗赶来解围。在1885年倒数第二天,斯蒂芬森趁着黎明,对尼罗河畔金尼斯的马赫迪国军队发起突袭,截至上午10点30分,安萨尔溃不成军,哈里发针对埃及的第一次“圣战”就此结束。

金尼斯战役终于为英军历尽挫折与劫难的1885年画上还算圆满的句号,但这场战役更重要的纪念意义在于这是英军在实战中最后一次身着猩红色军服——在军服问题上,斯蒂芬森与戈登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红军装对敌人有震慑作用。此后,随着弹仓式来复枪、无烟火药等新式武器投入使用,在实战中制服的隐蔽作用越来越重要,鲜艳的猩红色逐渐让位于朴素的卡其色,世人只能在阅兵场与白金汉宫的岗哨一睹红衫军的风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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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锁子甲的巴卡拉具装骑兵与身穿棉甲的哈丹达瓦步兵。尽管这些中世纪盔甲在对付英埃军队的枪炮时全无用处,但对付以冷兵器为主的阿比西尼亚军队时防护效果不错

金尼斯之败让阿卜杜拉依靠武力征服埃及的迷梦稍稍清醒,随后他不得不采取“怀柔”手段:他先后给汉志民众、奥斯曼素丹哈米德二世、埃及赫迪夫寄信,“命令”他们皈依马赫迪教义。最荒唐的是,阿卜杜拉竟然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在信中威胁道,一旦女王殿下不立即皈依真主,便大举兴师问罪,届时“倘若他(真主)愿意,他可以在不到一场足球赛的时间里毁灭他的敌人”。这封信毫无疑问被英国人当成笑话,毕竟在19世纪的殖民时代,大英帝国的军人与外交官们见过的自命不凡的所谓“天朝上国”“神之子民”数不胜数。在一番折腾之后,毫无所获的阿卜杜拉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东南方向的阿比西尼亚王国。

阿比西尼亚位于“非洲之角”,是一个古老的山地王国,该国统治者约翰四世自封为“万王之王”,自诩为所罗门王的后裔、非洲蛮荒大陆上基督教的正统捍卫者。为抵御势如潮水的马赫迪运动,早在1884年约翰四世便与英国结盟,并派兵协助驻扎在阿比西尼亚—苏丹边境的埃军通过阿比西尼亚领土撤离。1885年秋,一伙安萨尔洗劫了阿比西尼亚境内的一所教堂,当地省督贝斯·阿达要求惩治案犯,但遭到拒绝。当年9月,贝斯·阿达率3万军队入侵马赫迪国,打败了6000安萨尔之后,将马赫迪国境内的加拉巴特镇夷为平地,杀死了镇里所有男子,并掠走妇女儿童。阿卜杜拉知道阿比西尼亚是东非强国,不可小视。他一边争取与约翰四世谈判,迷惑对手;一边整军备战,并派出他最信任的一员骁将——阿布·安雅。安雅曾是阿卜杜拉家族的黑奴,在马赫迪运动初期贴身护卫阿卜杜拉的安全。很快阿卜杜拉便看出他的指挥才能,于是把杰哈迪亚火枪部队交给了他。攻陷喀土穆后,阿布·安雅被派到科尔多凡镇守阿卜杜拉的“龙兴之地”。1887年6月底,安雅率3万大军回到恩图曼,阿卜杜拉特意为这位爱将安排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并在科莱里平原检阅了这支精兵。随后安雅率军南下,在加拉巴特附近与尤尼斯埃米尔会合,这样阿比西尼亚一线的马赫迪军共计1.5万名火枪手、4.5万名长矛兵。

1888年1月,马赫迪国军凭借火器优势,击败了贝斯·阿达,占据阿姆哈拉省,甚至洗劫了阿比西尼亚旧都贡德尔,将当地居民贩卖为奴。在这几个星期里,由于马赫迪国军队深入高原,与外界失去联系,远在恩图曼的哈里发心急如焚,直到一天前线寄来几个麻袋,里面装着腐烂的头颅,哈里发才知道他的爱将已大获全胜。马赫迪国军由于孤军作战,水土不服,并未在阿比西尼亚久留,而是在惩治对手之后便撤回加拉巴特。被惹恼的约翰四世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不顾与绍阿军阀孟尼利克的内战,率13万步兵、2万骑兵御驾亲征。在两军决战之前,阿布·安雅,这位卓越的奴隶将军因消化不良,误服药物而死。阿卜杜拉不得不任命其助手扎基·塔马勒为前线指挥官,率8.5万大军围绕加拉巴特镇修建围栅,准备迎敌。

1889年3月10日,非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役打响。由于皇帝亲自督战,人数占优,士气旺盛的阿比西尼亚军队很快就冲破围栅,杀入小镇,开始肆意屠杀围栅内的妇孺,甚至掘出阿布·安雅的尸首肆意凌辱,来为贡德尔报仇雪恨。正当马赫迪国军即将崩溃时,一条可怕的流言如同瘟疫般在阿比西尼亚军中蔓延:国王约翰四世阵亡。

原来约翰四世不甘寂寞,一马当先率军冲锋,忽然头部与胸部各中一弹,被卫队匆忙拖回后方。阿军无心恋战,携带抢来的战利品撤出战斗。险些崩溃的马赫迪国军也无力追击。第二天,他们惊奇地发现,阿军正在渡过阿特巴拉河,准备全面撤退。原来在头天晚上,约翰四世由于伤势严重,已在大营里驾崩,其私生子拉斯·曼加沙继位。扎基·塔马勒趁敌人慌乱,对护卫约翰四世棺椁的后卫部队发起突袭,抢到他的梓宫。不久之后,“万王之王”的头颅便成为哈里发的新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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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善战但纪律松懈的阿比西尼亚军队,普通士兵身穿粗布长袍,而部族酋长与封建贵族往往以雄狮的鬃毛作为装饰

塔马勒知道阿军并未伤筋动骨,无意孤军深入阿比西尼亚高原,而在阿比西尼亚这一边,拉斯·曼加沙很快陷入与孟尼利克的王位争夺战,因此这场发生在非洲大陆的正统基督徒与狂热穆斯林之间的规模空前的宗教战争到此为止。阿卜杜拉取得了皮洛士式的胜利——损失接近1.5万名百战老兵,他的爱将安雅也英年早逝。可以说直到10年之后的恩图曼战役,这一巨大的损失依旧未能弥补。

阿比西尼亚战争结束后,由于大旱,而维持大规模的军队又消耗了大量资源,整个马赫迪国陷入饥荒之中,很快沦为人间地狱。根据《苏丹的火与剑》的记载,光天化日之下,男人啃食驴骡肮脏的肝脏,母亲吃下刚出生的婴儿,大街上遍布饿殍;成百上千的尸体沿着尼罗河漂流而下;饥荒四处蔓延,从国都恩图曼到重镇柏柏尔,赤地千里;在盛产食盐的尚迪附近,民众在饥饿下,几乎无一幸免;依靠牧养骆驼为生的部族,不得不吃掉用于繁衍的母骆驼;尼罗河岸边的农民,则以耕种的种子渡过劫难。特别是加达里夫、卡萨拉、加拉巴特等阿比西尼亚边境附近城市,民众十不存一。塔马勒的大军在饥荒之前,还能保持8.7万人的庞大规模,经历了饿毙、遣散、逃亡,等到1890年春天,很快只剩下1万多人了。祸不单行的是,饥荒尚未消散,苏丹全境又爆发蝗灾。红色、黄色、褐色的蝗虫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唯一的好处就是灾民可以暂时用蝗虫肉填饱肚皮。紧接着鼠灾蔓延,这些红棕色的小老鼠疯狂啃噬灾民们寄予全部希望的种子,直到一场暴雨过后,整个乡下到处都是红棕色的老鼠尸体。

重整旗鼓

阿卜杜拉面临的内忧外患让处于重建期的埃及陆军有了喘息之机。伍德爵士负责的重建工作始于1883年,在此之前,无论是伊斯梅尔赫迪夫等埃及统治者,还是沃尔斯利等与埃军交过手的英军将领,都认为尼罗河三角洲的农夫永远不会成为合格的士兵。自穆罕默德·阿里去世之后,埃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但这主要归咎于旧军队里士兵待遇恶劣,指挥官能力差劲。英国教官第一个教给埃及本地军官的就是从严治军,但必须以公正为前提。士兵可定时分到军饷与口粮;允许休假;生病后允许去医院;违反纪律后,先进行调查,再公平审判。为培养年轻本土军官,英国人还建了一座军校。伍德深信那句老话:“没有差士兵,只有差军官。”他相信,迟早有一天,在英国军官与埃及士兵之间会构建互相的信任及信心。

埃及新军采用征兵制,服役期为6年。共计18个步兵营、10个骑兵中队、6个炮兵连,一支骆驼纵队,其中6个营(第9至第14营)是由来自苏丹的黑人组成,大多来自苏丹偏远南部的西鲁克与丁卡族。部分埃及营军官全是本地人,另一些埃及营则有3到4名英国军官,而所有苏丹营都有5名英国军官。

在《河之战》中,丘吉尔简述了埃及人与苏丹黑人的差别:

◎埃及人强壮、有耐性、健康、驯服,黑人在上述几点处于劣势,他们像是懒惰、凶狠、恶名在外的小孩,但是他们热爱自己的军官,无所畏惧。

由于黑人士兵纪律较差,因此不适合驻守三角洲城市,但他们很快在金尼斯战役中,通过与卡梅隆高地团并肩作战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基钦纳属于第一批被赫迪夫“雇佣”的英军军官。他出身于工程兵,但被任命为埃及骑兵团副团长、骑兵少校,随后迅速成为埃及新军中最有能力且最为果断的军官。1886年,基钦纳晋升为上校,被任命为萨瓦金总督。彼时奥斯曼·丁加卷土重来,1887年年底开始威胁萨瓦金的要塞。由于英国内阁明令禁止使用埃及正规军主动出击,因此基钦纳不得不自己招募一支雇佣军,于1888年1月突袭丁加位于汉杜卜的基地。但敌人经过短暂混乱后,立即发动反击,基钦纳手下的士兵都是乌合之众,训练很差,自然而然遭到惨败,基钦纳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尽管此次行动并未得到官方授权,但是他的进取精神还是得到彼时万马齐喑的英军内部的广泛赞誉。当年9月,基钦纳被任命为埃及陆军副司令,但在他正式上任之前,萨瓦金的局势已经恶化。接替伍德爵士担任希达尔的弗朗西斯·格伦菲尔爵士,协同基钦纳一起亲自负责此地防务,指挥整整一个苏丹旅。12月20日,他们击溃了丁加,这场战斗进一步提升了基钦纳的声誉。

这是伍德极力打造的埃及新军初试莺啼,他们表现得相当出色。8个月之后,随着阿比西尼亚战争结束,阿卜杜拉哈里发又一次派兵入侵埃及。他派出马赫迪时代最为出色的将领——瓦德·艾尔·穆朱米埃米尔率军北上。按照阿卜杜拉的命令,穆朱米将穿越沙漠从西面侧击瓦迪哈勒法,然后攻打尼罗河北岸的阿斯旺。但实际上,阿卜杜拉的真实意图是借埃军之手,剪除谢里夫哈里发的羽翼,因此仅仅拨给穆朱米5000人的部队,凭借这些部队击败有英国人撑腰的埃军,实乃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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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埃及骑兵将官制服的赫伯特·基钦纳

格伦菲尔率领2个埃及营、4个苏丹营、2个炮兵连,以及骆驼团的4个连前去迎敌,随后1个英军旅前去支援。在英军到来前,8月3日,在图什基小村附近,格伦菲尔抓住战机主动率埃军出击,经过5个小时战斗,马赫迪国军一败涂地,穆朱米阵亡,只有800安萨尔逃出生天。在全歼希克斯远征军、攻克喀土穆等战役中战功卓著的穆朱米,想必在命丧黄泉之前,必定对埃军的脱胎换骨感到震惊。

1892年格伦菲尔爵士退休,大家一致看好在瓦迪哈勒法前哨与哈里发军队对峙的伍德豪斯上校接任希达尔,但是巴林爵士还是选择了基钦纳。这样,年仅42岁的基钦纳成为埃及陆军总司令。这绝非众望所归的选择:他对专业的执拗、他快速的升迁、他飞扬跋扈的脾气、卓尔不群又毫不圆滑的个性,得罪了不少开罗的达官显贵。基钦纳将戈登视为英雄,将戈登之死看作是不列颠的奇耻大辱,更把英军撤出苏丹视为逃跑。这位新任希达尔,一心希望率兵南下,一雪前耻。

但是,基钦纳上任时正值格莱斯顿三度掌权,在他任内远征苏丹的可能性为零。直到3年以后,格莱斯顿终于彻底退休,来自保守党的索尔斯伯里勋爵上台。由于政府变动,再加上一系列其他因素,英国对苏丹的态度终于发生动摇。

在巴林爵士,即如今的克罗莫勋爵(Earl of Cromer)的艰苦努力下,或者说在这位“太上皇”的监督下,13年来埃及局势趋于稳定,赢得举世的认同与赞誉。与之形成对比的,《苏丹的火与剑》生动地描绘了马赫迪国令人触目惊心的暴行、饥荒的惨状以及哈里发本人的骄奢淫逸,令文明世界无比愤慨。与此同时,斯拉丁揭露了该国内部钩心斗角的政治厮杀,并透露即便身居高位的谢里夫哈里发目前也因政治斗争而身陷囹圄,因此该国政局并不稳定,存在将其推翻的可乘之机。

在过去的10年间,马赫迪国已经成为东北非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它高举伊斯兰“圣战”大旗东征西讨,无论是埃及、阿比西尼亚、比属刚果自由邦,还是意属厄立特里亚,均深受其害。与此同时,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已达到最高潮,英国在非洲最大的对手——法国对赤道地区及尼罗河上游一直虎视眈眈。基于上述原因,收复苏丹逐渐被英国提上日程。但真正促使英国付诸实际行动的,并不是法国,而是一个“贫穷的帝国主义”国家——意大利王国。

1896年3月,巴拉蒂耶里将军率意军入侵阿比西尼亚,妄图为意大利的“东非帝国”开疆扩土。彼时阿比西尼亚的“万王之王”孟尼利克二世,在夺权后接受了法国与俄国的援助,仅步枪就得到10万把,因此阿军早已不是吴下阿蒙,结果意军在阿杜瓦战役中惨败。意大利当局担心这场惨败会刺激马赫迪国军队袭击厄立特里亚—苏丹边界上的意军据点卡萨拉,因此央求英国政府派遣一支远征军溯尼罗河而上,转移阿卜杜拉的注意力,从而拯救卡萨拉。

意大利的请求正中英国下怀。由于意大利已经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结为同盟,与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同盟对抗,而法俄恰好是当时扩张欲望最强烈、对英国的全球战略威胁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意大利彻底被赶出非洲,不仅欧洲人在东非的威望荡然无存,而且三国同盟会遭到削弱,这样最终的获益者将是法国。因此索尔斯伯里勋爵致电克罗莫勋爵,同意埃军发起远征,并提出这场远征将“一石二鸟——既可夯实埃及的根基,也为将来沿尼罗河而上做准备”。在阿杜瓦战役仅仅12天后,得到伦敦指示的克罗莫勋爵便命令基钦纳率埃军沿尼罗河而上,攻占栋古拉。

再度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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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英国远征军。1为林肯郡团鼓手;2为枪骑兵第21团上尉;3为卡梅隆高地团列兵

1896年6月,基钦纳在距马赫迪国军驻地福凯特仅有一天行程的阿加沙,集中了10个步兵营、15个中队的骑兵和骆驼兵以及3个炮兵连。这支军队除了英国军官,及操作4台隶属北斯坦福郡团第1营的马克沁机枪的机枪手外,其余都是埃及人与苏丹人。3天之后,部队经过夜行军,在黎明时分对福凯特发动突然打击,只有1/3的安萨尔成功逃脱,马赫迪国在埃及—苏丹边境上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就这样被消灭了。基钦纳上报克罗莫勋爵:“鉴于埃及部队的表现,我认为你可以完全放心。”尽管此役埃军兵力是对手的三倍,在武器上更有绝对优势,但这一战再次证明了埃及新军的实力。长达50英里的尼罗河河谷也就此落入基钦纳的手里。

尽管基钦纳的开局不错,但很快便接连遭遇打击。先是一场霍乱席卷军队,病死者数量是福凯特战斗中损失人数的40倍。随后怪异的雷鸣与沙尘暴严重妨碍了部队的前进,并摧毁了大约20英里的铁路。经过多方努力,铁路终于在一周后修复。直到当年9月,攻打栋古拉的一切准备工作方才就绪。

为支援陆上行动,基钦纳组建了一支由炮艇与武装蒸汽船组成的小舰队,其中“扎菲尔”号是英国最新式的三艘炮艇之一。这艘船刚驶达尼罗河,基钦纳便迫不及待地向士兵们显摆。基钦纳得意地站在甲板上,威风八面的炮艇在尼罗河中流击水,站在河岸上的埃及与苏丹士兵都瞪大眼睛看着炮艇,忽然响起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引擎熄火,汽缸开始燃烧,于是“扎菲尔”号还没有打出一发炮弹便不得不暂时退出行动。随后英国人从瓦迪哈勒法调来一艘1885年的老式炮艇让基钦纳暂时使用。

9月19日,基钦纳准备进攻东岸的安萨尔时,发现头一天晚上栋古拉的埃米尔瓦德·比沙拉已经将部队渡到尼罗河西岸,溜到上游哈菲尔挖掘战壕,准备驻守。由于手里只有老式炮艇,其火力不足以让河岸上的敌方火炮哑火,因此英军只能在河东部署3个炮兵连压制西岸,随后炮艇开足马力,冲向栋古拉。瓦德·比沙拉看到炮艇即将切断他的退路,匆忙下令放弃哈菲尔撤退。23日,英军进入栋古拉。在此之前,基钦纳的掌上明珠“扎菲尔”号已经以奇迹般的速度被修复,重现在尼罗河上,这让基钦纳如虎添翼。随后基钦纳率军一路攻占墨洛维与科迪。这时情报长官弗朗西斯·温盖特上校送来情报称,法国人开始勾结孟尼利克二世,意欲在赤道一带扩大影响力;而哈里发也对阿比西尼亚抛出橄榄枝,试图与其握手言和,共同抵抗英埃军队南侵。克罗莫勋爵极力支持基钦纳重新征服苏丹,但埃及政府拿不出军费来,因此克罗莫不得不让基钦纳返回英国,号召民众募捐,共筹得50万英镑,这些钱将主要花在为保证后勤补给而修筑的铁路上。

基钦纳设想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建设方案。他将自瓦迪哈勒法呈直线穿越努比亚沙漠,直抵阿布哈马德,修建一条长达225英里的铁路。当然该工程将面临诸多问题——保护施工人员、吃饭、燃料等,其中最难解决的是在沙漠中给工人与火车头补给用水,以及采购与运输设备。但基钦纳绝非俗辈。1897年第一天,苏丹军事铁路工程正式开工,施工管理人员皆是皇家工程兵部队的精英,其现场负责人是法裔加拿大人珀西·吉鲁中尉。截至1897年7月23日,施工队已经修筑了103英里的铁路,而且修建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每天1.5英里,但随着与阿布哈马德越来越近,施工人员不时遭到安萨尔的偷袭。

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安萨尔的骚扰,洪特少将率领一支快速纵队自墨洛维出发,对阿布哈马德的安萨尔进行突袭。洪特少将的主力是赫克托·麦克唐纳的苏丹步兵旅。麦克唐纳是佃农的儿子,出身于士卒之间,由于在阿富汗战争的英勇表现而从戈登高地团脱颖而出,在1887年后服役于埃军。尽管当时正值酷暑,但快速纵队还是在8天内主要依靠夜行军前行148英里。8月7日清晨,部队从东侧展开阵形,包围了敌军阵地外围。随着一声令下,苏丹第9、10、11步兵营快速冲过战壕,穿过小村,对着河岸一带猛冲猛打。早上7点30分战斗结束,阿布哈马德,也就是基钦纳计划中的铁路终点站落入埃军手中。马赫迪国军只有一些马队逃脱,他们与自柏柏尔赶来的援军相遇后,不敢再战,一道撤回柏柏尔。

柏柏尔的尤尼斯埃米尔得知阿布哈马德陷落,又看到他派出的增援部队落荒逃回,不得不寻求默特马哈的埃米尔、阿卜杜拉的侄子马哈茂德的支援。但后者拒不出兵,因此比沙拉埃米尔被迫下令放弃柏柏尔。9月2日洪特得到这一消息后,不敢擅自做主,立即发电报请求基钦纳指示。

基钦纳左右为难。一方面,柏柏尔无论在战略意义,还是精神意义上,都具有重大价值。它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城镇,是连接萨瓦金与喀土穆的枢纽,如果现在乘虚而入占领柏柏尔,可以避免将来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按照计划,埃军这一阶段的任务仅仅是攻占阿布哈马德,保证铁路贯通。继续推进已超出这支军队的能力范围。而且基钦纳清楚该城处于默特马哈与恩图曼的安萨尔的打击范围之内,东面的奥斯曼·丁加也虎视眈眈,一旦敌人大举反扑,埃军能否扛得住,基钦纳自己也没有底。从政治角度上考虑,占领柏柏尔会把这场战争推进到最后阶段——摧毁恩图曼的哈里发统治,收复喀土穆。基钦纳清楚此阶段必须得由英军主导。最后他向克罗莫勋爵请示,后者转达了索尔斯伯里勋爵的意见:同意占领柏柏尔,却不允许继续前进。9月5日埃军攻占柏柏尔后,苏丹前线暂时平静,基钦纳继续敦促铺设铁路,偶尔派炮艇逆流而上袭击两岸。

尽管战事相当顺利,基钦纳却十分忐忑,坐立不安。他既担心哈里发会发动大规模反攻,又担心等英军来后,他被替代,成为某位来自英国本土的将军的下属,毕竟归根结底他只不过是一位“埃及将军”。他一度十分沮丧,甚至提出辞职,尽管很快就撤回辞职申请。11月1日,第一列火车头抵达阿布哈马德,苏丹军用铁路正式竣工。基钦纳一再催促克罗莫勋爵,让他向伦敦请示继续远征,但克罗莫勋爵无奈地回复道:基钦纳先前募集的军费已经快花光了。12月18日,温盖特预警:哈里发已经集中了全部军队,正准备御驾亲征,攻打柏柏尔。索尔斯伯里勋爵这才同意派出英军前去支援,并任命基钦纳为阿斯旺以南地区所有英军与埃军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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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马赫迪国军队。1为杰哈迪亚黑人火枪手;2为普通安萨尔信徒;3为穆拉济明

1898年1月底,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林肯郡团第1营、卡梅隆高地团第1营、锡福斯高地团第1营陆续抵达苏丹,组成英军第1旅。旅长加塔克少将绰号“倒铲”,是一个精力充沛、行事粗鲁的行伍之人,在近来印度西北边界的奇特拉尔远征中屡立战功。此时英国陆军已全部身着卡其色制服,这种色调似乎与苏丹广袤浩瀚的沙漠混为一体,唯有高地人的格子裙为单调的黄褐色提供点缀。士兵的单兵武器也已升级为李-梅特福德栓动步枪,弹夹可以放10发子弹,其射速为10年前的马蒂尼-亨利步枪的两倍;火炮也升级为马克沁-诺登菲尔茨后膛炮,在射击时以机械引信点燃弹筒内的火药。在光学瞄准镜的帮助下,这种炮可把9磅的立德炸药炮弹以很高的精度打出5000码。相比于装备最新式武器的英军,基钦纳的埃及新军依然使用老式的马蒂尼-亨利步枪及克虏伯大炮,但显而易见,联军的装备要远远胜过大多装备水平处于中世纪阶段的马赫迪国的军队。

为对付哈里发亲征,基钦纳将联军集中于柏柏尔周边,并派一个旅前往阿特巴拉河与尼罗河的交汇处修建堡垒。阿卜杜拉率大军出城后,刚刚走到恩图曼以北的科莱里平原,由于一些埃米尔的极力反对,他便放弃了亲征的念头。早已被架空的希卢哈里发倒是主动请缨代替阿卜杜拉指挥,阿卜杜拉当然不愿意将精锐的穆拉济明交给他,希卢愤愤而去。阿卜杜拉的儿子奥斯曼·艾德丁希望代父出征,条件是武装之前爆发叛乱的贾阿林人,哪怕让他们担任第一波炮灰,结果遭到阿卜杜拉的“智囊”、同父异母兄弟雅库布的斥责。最后,阿卜杜拉不得不下令班师回朝,只派尤尼斯埃米尔的5000军队支援年轻气盛、一心想收复柏柏尔的默特马哈埃米尔马哈茂德。但马哈茂德与尤尼斯矛盾颇深,因此拒绝了这支援军。2月中旬,马哈茂德率来自科尔多凡的2万安萨尔精锐渡过尼罗河,在尚迪与奥斯曼·丁加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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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装备的李-梅特福德步枪,即著名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前身

马哈茂德的渡河行动直到2月底方告结束,随后两个星期他又一动不动。3月13日,联军炮艇终于侦察到安萨尔正蠢蠢欲动,于是基钦纳迅速命令联军在新建成的阿特巴拉堡北部集中。3月18日,马哈茂德命大军向东北方沙漠进军,试图从侧面迂回阿特巴拉堡。基钦纳留下一个埃及营驻守堡垒,率主力越过沙漠,抵达阿特巴拉河东岸的拉斯艾尔胡迪,距安萨尔大军只有12英里。马哈茂德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筑起围栅掘壕驻守。基钦纳在机动战中显然比马哈茂德技高一筹,但他并不清楚马哈茂德的确切位置。

在3月的最后一周,基钦纳的大军,特别是不适应沙漠气候的英国士兵,不得不在拉斯艾尔胡迪营地里忍受风沙与酷暑。皇家海军指挥官科贝尔则率炮艇袭击尚迪,掠获大批安萨尔的妻女,这些女子似乎很愿意成为苏丹军人的妻妾。布劳德伍德中校每天都率埃及骑兵外出侦察,寻找马哈茂德大军。刚从第7骠骑兵团调入埃及骑兵的中队长、后来的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上尉发现,“尽管埃及骑兵的勇气令人满意”,但是侦察工作并不是他们的强项——“前哨布置得很粗心,不能指望埃及人的视力”。骑兵们很难在长满浓密的灌木丛与棕榈树的阿特巴拉河岸边行进与观测,而且布劳德伍德只有800人,想穿透马哈茂德的4000名作战勇猛、经验丰富的巴卡拉骑兵编织的遮断网,更是难上加难。

直到3月30日,洪特将军亲自率军进行武装侦察,终于发现敌军防御阵地的位置。温盖特也抓了几个逃兵,从他们嘴里弄清了敌人的数量,并知道敌人开始出现食物短缺,而马哈茂德的消极防御政策也引起了军营上下的不满。此时基钦纳却优柔寡断起来,不能决断是攻还是守。他帐下两员大将给出了相反建议——加塔克要求进攻,洪特要求等待。基钦纳犹豫不决,拍电报让开罗的克罗莫勋爵决断,后者根本没打过仗,只能将决策权一脚踢给了伦敦。时任陆军总司令沃尔斯利爵士回复道:“你手下有第一流的将才运筹帷幄,只需信任他,当他认为机会合适时,就让他做好了。”但洪特在伦敦给出决断之前便改了主意,而且基钦纳担心天气炎热导致瘟疫,因此最终决定主动出击。

4月4日,联军移动到距离马哈茂德4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次日,布劳德伍德率骑兵进行战前侦察时,发现马哈茂德已放弃了起初的阵地。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行如疾风的巴卡拉骑兵忽然从两翼出击,马哈茂德的数门大炮同时从堑壕里射击作为掩护。布劳德伍德中校急忙命骑兵后撤,准备掉头冲锋,敌军骑兵分为两个波次,对英军阵线中央的骑炮与马克沁机枪发动冲锋。但布劳德伍德率骑兵冲锋之后,迅速下马使用卡宾枪射击,击退了巴卡拉骑兵的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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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总司令基钦纳(左)与旅长麦克唐纳(中),最右侧为一名苏丹黑人士兵

4月7日晚,基钦纳做好了攻打距其7英里的马哈茂德新营垒的一切准备。当天日落西山时,基钦纳检阅部队后,命令4个旅各组一个方阵呈梯队前进,其中英军旅打头,骑兵与炮兵走在步兵后方,依靠月光夜行军。8日凌晨4点,全军在一座高地停下(从这里可以清晰看见北面900码处安萨尔大军的篝火),安静地等待白昼到来。太阳在沙漠上升起后,步兵营起身,各就各位,沿山脊部署成弧形:左侧是英国人,最前面是卡梅隆团的8个连,在他们之后自左到右是皇家沃里克郡团、锡福斯团以及林肯郡团,每个营都以连为单位排成纵队;在中央是麦克唐纳旅,他的3个苏丹营排成一条线列,每一个营都是三连在前,三连在后,在纵队后是埃及第2营;右侧为马克斯韦尔旅,第12、13、14苏丹营排成一条阵线,每个营均是四个连在前,两个连作为支援,第8埃及营作为预备队。沃里克郡团左后方是刘易斯埃及旅,全员为埃及人,三个步兵营组成方阵守护运输通道及运水的骆驼。阵线最左侧是埃及骑兵,最右侧则是埃军骆驼纵队。24门火炮、4挺马克沁机枪及1具火箭发射架沿阵线分散布置,全军共计1.2万人。

战地通讯员斯蒂文斯这样描述马哈茂德阵地:

◎河边常见的灰绿色棕榈树,与沙漠边缘常见的灰黄色金合欢树相互交融。其前方烟灰色的线,必定是他们著名的围栅,顺其而上,卷起一阵尘土,好像他们仍旧忙着挖堑壕,在其中央偏右,飘舞着六面白色、淡蓝色、黄色、淡巧克力色的旗帜。

清晨6点20分,联军开始有条不紊地向敌人营地倾泻高爆炸弹与葡萄弹,其中发出格外刺耳的“滋滋”声的火箭,落在灌木丛、棕榈树及安萨尔的草房上,燃起阵阵火焰。巴卡拉骑兵不甘坐以待毙,冲进了埃及军队的左翼,埃军凭借两台马克沁机枪将其击退。炮击1小时20分钟之后,联军开始调整阵形,以1500码宽的阵线,如同阅兵式一般整齐前进。卡其色头盔与塔巴什小帽上方,刺刀在阳光下闪耀。军靴的嘎吱声与呼叫命令声,夹杂着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英格兰人啪嗒啪嗒的战鼓声与刺耳的笛声、苏丹士兵粗哑的铜管乐器声。火炮重新装上前车,随着步兵一起前进,如有必要,随时准备卸下发射。

领头的几个步兵营开始对敌人围栅开火,然后继续前进。忽然,300码外的围栅闪出一片火光。斯蒂文斯回忆道:“子弹如同瓢泼大雨般甩了过来。”卡梅隆团有人跌倒,但很快就有人补上,前排士兵竭力通过快速齐射将安萨尔从阵地里赶了出去,不久后卡梅隆团就接近了围栅,原来这些围栅由干骆驼刺堆砌而成,只是松垮的样子货。“将它推开!”有人高叫。高地人推开缝隙后,高呼着“不忘戈登!”杀进围栅里。围栅后方是遍布灌木丛的、错综复杂的堑壕,以及密密麻麻如同蜂窝一般的散兵坑。刹那间,杰哈迪亚士兵仿佛从土里钻出来的,他们奔跑、跪倒、射击,最终难逃在英军火力下纷纷倒地的厄运。

右侧苏丹营成群结队穿过围栅,他们阵形有些脱节,拉得较长,行动比英军更快,当然由于轻率冒进,损失更大。苏丹第11营在内圈围栅附近遭到猛烈抵抗,伤亡惨重,但在第10营的支援下,最后还是在围栅里将马哈茂德揪了出来。部分安萨尔试图从侧方突围,立即被东面的沃里克郡团、西面的马克斯韦尔旅击倒。锡福斯高地团与林肯郡团负责进一步的搜剿,身穿卡其布制服的士兵们端着刺刀前进,将敌人从灌木丛里揪出来。随着棕榈树与灌木丛越发稀疏,汗流满面的英国大兵终于抵达河岸。

斯蒂文斯写道:

◎河对岸1/4英里宽的干沙河床像是有黑色小点蠕动的捕蝇纸,追击者呈两条线,慢慢挤满河岸,不到两分钟这张捕蝇纸上依然全是黑色小点,不过这些小点不再蠕动。

8点25分,英军号手吹奏“停止射击”的命令,战斗结束。单在围栅内联军便发现超过2000具安萨尔的尸首。阿拉伯人大多战死,数百黑人安萨尔则放下武器成为俘虏,并自愿补充进苏丹步兵营。英埃联军共计80人阵亡,479人负伤,另外有不少人因伤势过重而死。损失最大的英军单位是卡梅隆团,他们失去了3名军官,另有57人伤亡。苏丹营伤亡多达375人,埃及人只有14人伤亡。这场战斗最大的遗憾,就是丁加又一次混杂在巴卡拉马队中成功逃走,并很快重组部队,与阿卜杜拉哈里发的大军会合。

为了炫耀大英帝国军威,基钦纳特地在柏柏尔举办了罗马式的凯旋仪式。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入城,马哈茂德埃米尔则戴着脚镣走在后面,接受当地民众的肆意辱骂。凯旋式结束后,马哈茂德对基钦纳叫嚣:“你将在恩图曼遭到报应,与哈里发相比,我只不过是一片落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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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巴拉战役(Battle of Atbara)后,苏丹士兵押着马哈茂德去见基钦纳

恩图曼

阿特巴拉战役之后,苏丹进入夏季,酷暑难耐,联军不得不进入柏柏尔与阿特巴拉堡附近的夏营休养生息。部分军官申请回开罗,甚至回英格兰休假;与此同时,远征军的其他部队陆续赶来,准备与哈里发的最后决战。科贝尔中校的小舰队又补充了3艘最新的炮艇——“梅里克”号、“苏丹”号以及“谢赫”号,这些炮艇使用螺旋桨驱动,船上有4门火炮、4挺马克沁机枪;整个小舰队共有36门火炮、24挺机枪;而陆上的支援火力为44门火炮与20挺马克沁机枪。

洪特的埃及步兵师新加入科林森上校的步兵旅,此时该步兵师有10个埃及营、6个苏丹营。利特尔顿准将率领由诺森伯兰燧发枪团第1营、兰开夏燧发枪团第1营、近卫掷弹兵团第1营、第2来复枪队组建的第2旅抵达苏丹,他们与参加阿特巴拉战役的英军第1旅组成一个师,师长为加塔克少将,而第1旅旅长由沃科普准将担任。

在战地通讯员斯蒂文斯看来,新到的两个燧发枪团完全可以与经受烈日烘烤的第1旅相媲美,而尚未适应气候的掷弹兵团与来复枪队则很难担负王牌部队的美誉,许多士兵到苏丹没几天,便由于中暑直接躺进了野战医院。在所有新抵达苏丹的部队里,引起非议最多的就是唯一的一支英军骑兵——第21枪骑兵团的4个中队。该团组建不到40年,迄今为止尚未参加任何战斗,因此人们调侃该团座右铭应该是“汝不应杀戮”。暴脾气的团长马丁上校一心为自己的团正名,但这位上校既缺脑筋,又缺经验。该团最大牌的明星是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这个心高气傲的小伙子是马尔伯勒公爵的直系后裔,其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生前曾担任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曾在印度西北服役,随后这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下他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书中揭露的军旅生活“真相”惹恼了英国军界。最终丘吉尔还是通过美艳万方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打通关系,才让基钦纳同意其作为远征军一员来到苏丹,他在该团既是骑兵军官,又是《晨报》的战地通讯员。基钦纳不知道的是,丘吉尔已经和《晨报》签了合同,他的每篇战地通讯可卖上1.5英镑的高价,并已经预先给基钦纳定好了人设——一位将军,但绝非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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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号炮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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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图曼战役(Battle of Omdurman)英军战斗序列

整个8月,火炮、骑兵、步兵、支援设备、驮畜以及杂役均沿着尼罗河,通过铁路、蒸汽船以及步行抵达新的聚集地——距恩图曼仅仅58英里的瓦德哈马德。整个远征军包括8200名英国人,17600名埃及人与苏丹人,2469匹马,4649匹骡子、驴以及骆驼。他们装备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的武器——栓动步枪、机关枪、榴弹炮、回光通信机以及探照灯。8月24日,联军走出夏营,向恩图曼挺进。从28日开始,联军将行军队形改为战斗方阵,慢慢向前推进。尼罗河里有炮艇组成的小舰队,河岸边是英国步兵师,其右侧是埃及步兵师,步兵前方是骑兵,负责侦察并遮断己方行动,最右面的沙漠里则是骆驼军团。一路上并没发现安萨尔的身影,只看见沙子上留下的脚印,便已清晰地看到远方的科莱里山丘。这片山丘的走向与尼罗河呈直角,向西延伸2英里进入沙漠,高约300码,是恩图曼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想必许多并未接触过安萨尔的英军士兵,甚至开始怀疑哈里发已不战而逃。当然基钦纳知道安萨尔的厉害,不会抱有如此幻想。他担心阿卜杜拉将利用恩图曼城坚守,从而将战争转化为旷日持久、伤亡惨重的巷战。为了引蛇出洞,基钦纳决定给这座拥挤不堪、到处是泥砌建筑的城市演示一下近代武器的威力。

9月1日,步兵继续向南前进,骑兵前去侦察科莱里山丘及其后方的平原,炮艇则加足马力,携带第37皇家野炮连的5英寸榴弹炮抵达尼罗河东岸,在此之前斯图亚特·沃特雷少校早已率领一支由3000名苏丹各部族士兵组成的非正规武装占据有利发射位置。上午11点,炮艇上的火炮与马克沁将恩图曼外围堡垒逐个打哑火,随后对准内城城墙狂轰滥炸,部分城墙开始坍塌。下午1点30分,战争之神——5英寸榴弹炮已经准备就绪。伴随着一阵硝烟与尘土,高爆炸弹飞越尼罗河,在马赫迪陵墓上方90英尺高的穹顶爆炸。仅仅3发炮弹之后,巍峨神圣的白色穹顶便不复存在,接踵而至的火炮齐射给陵墓及其周边建筑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城内军民凝视着圣墓被炸毁,一下子本能而且困窘地沉默下来。阿卜杜拉也就此放弃了在恩图曼打巷战的念头,命令所有能拿动武器的男人都去参战,加入已经在城外平原集结的大军。

却说负责侦察的第21枪骑兵团发现敌人已放弃科莱里山丘,继续前行3英里,抵达另一道长度大约为1.5英里的山脊——萨格哈姆山。在这座山上,枪骑兵们首次看到恩图曼城,并隐约看到喀土穆总督府的废墟,也就是13年前戈登战死之地。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在恩图曼右侧大约4英里远处,有“一条带有白点的漫长黑线”,看似安萨尔搭设的围栅。骑兵侦察队继续向前,丘吉尔看到:

◎忽然,看起来像是一道围栅的黑线开始运动,原来它由人,而不是由灌木构成。在它之后,成群结队的人出现了,从一头到另一头有4英里宽,组成五个巨大的集群。这支强大的军队开始急速前进,在人群中间,马队不住地疾驰,在他们前方,许多斥候散布平原,在他们头顶,飘舞着数百面旗帜,太阳照耀着大约4万名敌人的矛尖,撒下闪闪发光的云彩。这或许是我有生以来,并且今后难以再次目睹的令人惊叹与可怕的景象。

枪骑兵下马,用李-梅特福德卡宾枪撂倒了两个冲在前面的马赫迪军斥候,随后派丘吉尔向基钦纳汇报。彼时正值中午,希达尔与他的步兵们刚刚抵达河岸边、科莱里山南侧的艾尔埃吉加村。不久之后,萨格哈姆山顶上的回光通信机传来马赫迪国军持续前进的消息——看来当天下午便有一场恶战。因此基钦纳命令当时正在布置营地并围绕村庄搭建围栅的士兵们,重新布置成宽弧形阵线。由于附近仅有的一些灌木已被英国士兵收走搭建围栅,因此埃军步兵旅不得不挖一条浅战壕。正当联军士兵顶着烈日挖掘工事时,萨格哈姆山又传来新消息:敌人已经停下。英埃骑兵依旧不停巡视,但等到太阳落山,骑兵回营,安萨尔依旧没有动向。围栅里的联军官兵都不约而同地思索:他们是等到明天白天进攻,还是当晚,也就是不久之后进攻呢?

为防万一,基钦纳命令全体军官夜巡,并打开炮艇的探照灯,将前方平原照得犹如白昼,士兵则持枪入睡。有些人满不在乎地沉睡;有的人只是轻轻打盹,一有动静就惊醒;有的人难以入睡,一直醒着沉思明天。士兵身后是焦躁不安的驮兽,身前则是在哨兵身上变幻的月光。

在5英里外,鼓角的喧嚣逐渐沉寂,继炸塌马赫迪陵寝的立德炸药后,雪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探照灯再次让安萨尔大开眼界。次日的先锋伊卜拉欣·哈里里、奥斯曼·阿兹拉克与宿将丁加等均建议夜袭,毕竟夜色的掩护可以弥补马赫迪国军装备的巨大劣势。但哈里发的长子奥斯曼·艾德丁(即其继承人)却说,在黑夜中安萨尔勇士无法发挥其武勇,并将提议夜袭的埃米尔们讽刺为“白天溜回洞里,晚上才敢出来活动的老鼠与狐狸”。最终阿卜杜拉否决了夜袭。这一夜漫长得仿佛一个世纪,交战双方都心知肚明,他们中的许多人第二天将在这片平原长眠,最终化为沙漠中的一抔黄土。

7

◎9月1日,联军“梅里克”号炮艇上枪炮齐发,完全压制了河岸边的安萨尔火枪手

凌晨3点30分,距离天亮还有1个多小时,联军便静静地起身,拿起武器,在彻骨的寒冷中等待黎明。半个小时后,起床号吹响,沉默被打破,联军开始吃早餐。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英埃骑兵疾驰而出。巴林上尉率一个埃及骑兵中队登上萨格哈姆山,第21枪骑兵团则登上萨格哈姆山与尼罗河之间的山脊,作为前哨。其余埃及骑兵、骑炮兵及骆驼军团,则占据科莱里山丘。联军的半圆形步兵防线依托围栅掩护,最左侧是来复枪队,其右是燧发枪营与掷弹兵营,然后是英军第1旅的沃里克郡、卡梅隆、锡福斯、林肯郡团;在阵线中央是两个苏丹旅,其旅长是马克斯韦尔与麦克唐纳;在最右侧依靠大河的是刘易斯的4个埃及营,每个营都留了两个连作为预备队,其余人均排成两排;火炮与马克沁机枪散布其中。战线后方科林森旅是总预备队,在他们身后是驮兽与两座野战医院。尼罗河上炮艇正在慢慢加速。全军的眼睛凝视前方,等待侦察骑兵传来的消息。

清晨6点15分,斯蒂文斯写道:

◎一个骑兵隐约地在萨格哈姆山后出现,随后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他猛然冲进了阵线里。又有更多人在我们面前浮现出轮廓。然后令人激动的耳语沿阵线传递:他们要来了。枪骑兵从左侧返回营寨,埃及骑兵(巴林上尉的中队)如同拉窗帘,从左至右横着在我们前方经过。这时,数面白旗出现,占据了他们前方的地盘。一些噪音混入我们之间,它逐渐清晰可辨,是鼓声与远方一阵一阵的沙哑的战嚎声,在我们军队中传递着一种期盼的战栗,然后是满足的叹息。他们冲上来了,安拉保佑他们,他们冲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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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图曼战役第一阶段,奥斯曼·阿兹拉克率军对联军发起正面冲锋

现在,联军可以通过安萨尔大军高举的战旗颜色,辨析出敌人的番号及指挥官的大名:最左面高举浅绿旗的敌人属于希卢哈里发的5000绿旗军,主要来自巴卡拉族的迪格哈姆与凯纳纳部落,其战地指挥为阿卜杜·阿拉·阿布西瓦尔;右侧,是哈里发的长子艾德丁的青旗军,即精锐的穆拉济明,他们高举巨大的深绿色旗帜,在长矛兵方阵前方,还有大批手持火器的杰哈迪亚;阵线中央则是不同势力混编而成的白旗军,由老将奥斯曼·阿兹拉克与23岁的伊卜拉欣·阿尔·哈里里指挥,他们是当天的先锋部队;在白旗军后方,阿卜杜拉哈里发亲率2000名或是骑马,或是骑骆驼的巴卡拉骑兵督战;在其身后是哈里发的亲军——黑旗军,高举象征末日将至、救世主即将到来的黑色圣旗,由哈里发最信任的同父异母兄弟雅库布指挥;其右翼则是2000名来自栋古拉的红旗军,由艾尔拉雅·艾尔哈达拉指挥,为早已失去实权的谢里夫哈里发势力的代表;在整个战线的最右后方,则是奥斯曼·丁加硕果仅存的1700名哈丹达瓦勇士,鉴于“卷毛兵”的赫赫威名,这支武装无须以旗帜来标识身份。为了这场生死存亡的决战,马赫迪国一方可谓精锐尽出:曾参与歼灭希克斯的火枪手、在阿布克里英勇冲锋的长矛兵、来自哈里发故乡科尔多凡的护卫哈里发的巴卡拉马队、来自南方行省的黑人士兵、来自西部及努巴山脉的穆拉济明火枪手、从红海畔便一直追随奥斯曼·丁加的依然留着肮脏卷发的贝贾武士,纷纷响应哈里发的号召,聚集到国都以北的科莱里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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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壕里的苏丹第12营

清晨6点40分左右,两波白旗军共约1.4万人分别在哈里里及阿兹拉克的率领下,从萨格哈姆山两侧冲了下来,向围栅发起正面冲锋;而在他们的掩护下,谢赫·艾德丁的青旗军大约2万人,向布劳德伍德镇守的科莱里山丘急进。6点45分,第32野炮连在距敌2700码之外,对白旗军打出第一发炮弹,随后联军炮兵纷纷开火。随着炮弹在人群中不断爆炸,密集的人群似乎在颤抖,但依然如同波浪一般向前推进。炮艇也开始对白旗军进行火力打击,但仍然拦不住狂热的安萨尔。联军士兵在围栅后排成两排,第一排下跪,第二排站立,检查子弹上膛,设定标尺,距敌2000码时,掷弹兵便抬高枪口抛射,沃里克郡团、高地人及林肯郡团紧随其后。哈里里率领的白旗军在英军猛烈火力的打击下,逐渐向左偏移,与阿兹拉克的部队一道冲向马克斯韦尔的苏丹旅。训练有素的英军射击十分有序而且慎重,随着敌人越来越近,他们将步枪射距调低。在毫无怜悯的排枪、永无止境的马克沁机枪射击以及高爆炮弹的打击下,英勇的安萨尔被打得七零八落,但依然挣扎着向前。旗帜坠地,又有新的战士将其拾起,高举着继续向前,然后再被打倒。英国步兵的李-梅特福德步枪热得要握不住了,不得不命令预备队士兵将步枪传到前线,供一线使用;水冷式的马克沁机枪用光了水,卡梅隆高地团士兵积攒水壶的水,保证其继续射击。斯蒂文斯描述说:“他们来得飞快,直接冲了过来,但马上,他们就无法继续前进了。”英军面前的安萨尔很少能冲到800码之内;而苏丹人面前,则是500码内——后者装备的还是老式的马蒂尼-亨利步枪。只有一两个人,凭借无与伦比的勇气与运气,冲到距离火光200码左右方猝然倒地。

这个早晨,英国职业军人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完成工作,他们长年累月为此训练,并靠此得到薪酬,但很少有人不被惨烈的杀戮触动,尤其是无烟火药的应用令战场不再硝烟弥漫,能见度高了许多,士兵可以清楚地看到几百码外的敌人被自己射出的子弹击倒。胡德森中尉回忆,他为如此冷静与勇敢的人们感到十分难过。沃里克郡团的一个士兵感慨:“这些黑小伙知道如何作战,如何战死。”40分钟后,联军停止步枪射击。哈里发的第一次攻势被摧毁,但并无一名安萨尔临阵脱逃,被抛弃在战场上的伤兵,即使临死前,也显露出“一种高傲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一些敌军火枪手在卡梅隆高地团前方射击,给这两个营带来一些伤亡,毕竟灌木搭建的围栅没法挡住子弹,但不久以后这些火枪手就被火炮驱走。截至上午8点,阿兹拉克与哈里里发起的正面进攻一败涂地,两名埃米尔均战死沙场。

在科莱里山丘,布劳德伍德下令骆驼队的4个连在马拉火炮及马克沁的支援下,下马组成射击线,而另外4个连负责看护骆驼。9个骑兵中队则作为预备队。布劳德伍德的任务是阻止安萨尔绕过或者穿过科莱里山冲击右翼的埃及部队。观察了山脚平原的厮杀之后,他意识到,他要面对的绝不是敌军次要的钳制行动,而是艾德丁的全部青旗军;绿旗军此时也正涌向山脉的西北头。他立即派出一个骑兵向基钦纳报告,后者让他撤回围栅里,但是布劳德伍德清楚,如若弃守科莱里山,那么敌人将直接对战斗力最差的埃及旅造成打击。因此他当机立断,决定且战且退,引诱安萨尔左翼远离围栅。

此时骆驼纵队已经与青旗军交火。青旗军中有大量火枪手,他们自下而上向联军射击。在青旗军距其不足300码时,骆驼纵队的士兵跑回坐骑上,准备撤退。但科莱里山上到处是大小石头,骑骆驼下山的士兵反倒比狂叫着追上来的安萨尔还慢。骑炮兵直到最后一刻才装上前车,有两门炮被敌人缴获。布劳德伍德见势不妙,赶紧命令骆驼纵队撤回围栅里,骑兵则下马,尽力迟滞敌人。但是青旗军人多势众,冲锋速度又快,被伤员拖累的骆驼纵队命悬一线,于是布劳德伍德决定冒险让骑兵在不平坦的山地面对纷至沓来的敌人发动一场近乎自杀的冲锋。正当他布置阵形时,“梅里克”号与“阿布克拉”号炮艇及时赶来,用火炮与马克沁扫射青旗军。冲在前面的安萨尔横七竖八地跌倒,后面的安萨尔发现情况不妙,开始动摇并向回跑。趁着这个工夫,骆驼队冲回围栅里。

艾德丁眼看就要痛宰骆驼纵队,却遭到炮艇劈头盖脸的火力打击,不仅煮熟的鸭子飞了,反而损兵折将,气急败坏之下他把攻击埃及旅的任务抛在脑后,开始向北追击骑兵。布劳德伍德步步后撤,通过卡宾枪射击以及炮火的掩护,将青旗军逐渐吸引出主战场。在且战且退3英里后,布劳德伍德命令一个中队上马,对打头的马队发起反冲锋,安萨尔马队猝不及防,仓皇逃窜。骑兵们在沙漠里甩开艾德丁的步兵之后,又奔向河边,在炮艇的掩护下回到围栅里,此时大约上午9点。

埃及骑兵在布劳德伍德的指挥下成功吸引大批敌军,而第21枪骑兵团也终于得到展示勇气的机会。在目睹安萨尔徒劳的正面冲锋后,在围栅后方司令部里观战的基钦纳希望尽快进军恩图曼,但他又想到应对萨格哈姆山与恩图曼之间的平原进行侦察,以防中了哈里发的埋伏。求战心切的马丁上校在接到侦察任务后兴高采烈。对于他的团来说,推翻并不光彩的名声的机会来了。

丘吉尔写道:

◎穿着难看的褐色军装的士兵与小马组成巨大的方阵,鞍上挂满了水瓶、鞍袋、拴马用的尖木桩工具、几听牛肉罐头,所有的东西颠来颠去发出刺耳的声音。宁静时的风度没了踪影;士兵没有光彩;骑兵不再优雅;但他们依然是充满活力与敌作战的轻骑兵团。

在越过山脊后,他们将平原上只有一些零散敌人的情况通过回光通信机汇报给基钦纳。后者回应:“尽可能从侧翼纠缠他们,如果有可能,不让他们进入恩图曼。”这时,一名面向西南的尖兵发现有大约300名身穿蓝衣的安萨尔,在一条很浅的洼地旁边一动不动地等着他们。马丁命令该团向左转,从侧面靠近他们,当枪骑兵呈纵队在这支部队前方奔驰时,安萨尔忽然跪倒射击,几匹战马轰然倒地。马丁见此情况,立即下令:“向右转,呈线列阵形展开!”号手吹响命令,整整16个分队迅速排成一条直线,长矛对准前方,枪骑兵第21团终于得到实战中的第一次冲锋。敌我之间仅有200码,看来这些为数不多的部族战士,即使装备了先进的火器,也会被300匹骏马的滚滚铁蹄踏为肉酱,或者被枪骑兵的矛尖刺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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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枪骑兵团发起冲锋

与巴拉克拉瓦的J.T.B.卡迪甘勋爵一样,马丁上校一马当先,甚至没有拔剑。等他冲锋到距敌约100码时,才发现上当了。原来在他与洼地中间有一条很深的、20英尺长的河沟,里面蜷伏着大约2000个手持长矛和剑、身穿白衣的敌人。设置这支伏兵的正是老狐狸丁加。当萨格哈姆山上的斥候发现枪骑兵的行踪后,他便犹如未卜先知一般,亲自部署了这一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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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枪骑兵发起冲锋,长枪刺穿安萨尔的躯体,而躺在地上的安萨尔,则竭力对马鞍上的骑兵反击

枪骑兵措手不及,刹不住马蹄,径直冲进了河沟里。丘吉尔写道:“碰撞惊天动地,接近30名枪骑兵,连人带马,并有至少200名阿拉伯人倒地。”但当骑手们挣扎着试图留在马鞍上,或者再次上马时,安萨尔猛扑向他们,割断战马的腿筋,挥砍缰绳与马镫的皮带,一切打击的目的均是将骑兵赶下马,随后将其迅速斩杀。这两分钟,是使用剑与矛连劈带刺地对抗剑与矛的搏斗,也是本次战役中真正公平的较量。丘吉尔继续写道:“只剩三条腿的战马仍在苦苦挣扎,鲜血从身体里喷涌而出,士兵们步履蹒跚……他们的身体被鱼叉洞穿,胳膊和脸被割成碎片,内脏从身体里流出,人们在喘息、在哭喊、在倒下、在不断死去……”

枪骑兵终于冲破阵线,跑过200码远后,开始集合,掉头,准备发起第二次冲锋。在全部300人马中,已经有5名军官、65名士兵以及119匹马或死或伤。当史密斯中尉看向他残缺不全的分队时,他看到“鲜血,鲜血,士兵与战马身上到处是鲜血”。一名分队士官试图向士兵们呼喊命令,血泡从他的鼻子、脸颊、嘴里汩涌着。

在终于经历了先前梦寐以求的实战冲锋之后,马丁上校竟毫发无损。他看了看死伤累累的骑兵团与安萨尔严整的阵形之后,便及时与明智地取消了第二次冲锋,命令两个中队转向侧翼,下马用卡宾枪对河沟里的安萨尔射击。几分钟后敌人便不再坚守,井然有序地向萨格哈姆山撤去。这场英军历史上的传奇冲锋,与滑铁卢的灰骑兵死亡冲锋、巴拉克拉瓦的轻骑兵冲锋一样,代价惨重却战果平平。只是由于象征着枪骑兵第21团,乃至整个英国陆军的勇气和纪律,这场冲锋在无数油画中成为永恒。战后,维多利亚女王授予该团“印度女皇团”的番号;肯纳上尉、蒙特毛瑞斯中尉以及列兵布莱恩由于在战场上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战友,而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颇为讽刺的是,骑兵团并没有完成基钦纳交给他们的任务,即对萨格哈姆山后的平原进行全面彻底的侦察。在该战役下一阶段中,他们的失误给联军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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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黑旗,骑着战马及骆驼的巴卡拉骑兵狂呼着奔向死亡

上午9点15分,当枪骑兵血战正酣时,联军步兵除护卫河岸边辎重队的科林森旅外,已全部走出围栅,直接向南面的恩图曼进发。按照基钦纳的部署,联军各旅之间应呈西南—东北方向的斜形梯队前进,但由于尼罗河岸边的利特尔顿旅行动迟缓,两个英国旅几乎并排靠近萨格哈姆山与尼罗河间的山脊。马克斯韦尔旅与刘易斯旅为防止阵线中断,赶紧向英国人靠拢,这样最西侧的麦克唐纳苏丹旅与其他部队之间便出现了巨大的缝隙。唯一的利好就是,由于在先前战斗中苏丹黑人士兵作战十分英勇,于是基钦纳拨给麦克唐纳旅3个炮兵中队及8挺马克沁。

当联军正在敌军火枪持续不断的射击下攀爬山脊及萨格哈姆山时,在他们的右后方响起阵阵枪炮声。原来麦克唐纳上校发现无数高举黑旗的穆斯林战士向他们冲来,便命令炮兵与马克沁机枪射击,步兵也停止行军部署阵线。从西南方向冲来的是大约1.7万名阿卜杜拉哈里发本人的黑旗军,从萨格哈姆山的西坡一直延展到沙漠,由雅库布率领,由于他们一直隐藏在萨格哈姆山后,枪骑兵第21团并没有侦察到他们。他们前方只有麦克唐纳旅的4个营。距离麦克唐纳旅最近的部队是刘易斯的埃及旅,两者相距半英里远,另一个埃及旅则距其1英里远。

此时英军已陆陆续续越过山脊,基钦纳意识到麦克唐纳旅的险境后,立即下令全军阵线的朝向由南面改为西面。马克斯韦尔旅横跨山脊布阵,利特尔顿在其左,刘易斯在其右;沃科普旅则全速急行军,前去弥补刘易斯与麦克唐纳之间的缝隙;科林森与骆驼纵队则移动到麦克唐纳的右后方。

面对危机时一贯沉着冷静的麦克唐纳命士兵在1200码外向黑旗军开火,苏丹士兵虽然英勇,却显然不如英军镇定自若,在压力之下他们射击凌乱,瞄准也飘忽不定。麦克唐纳不得不让他们停止射击,进行调整,才恢复了纪律。无数安萨尔在枪林弹雨中倒地,但是他们继续向前冲。最终基钦纳的重新部署发挥了作用,利特尔顿、马克斯韦尔、刘易斯这三个旅一边前进,一边向安萨尔右翼齐射,雅库布的侧翼开始崩溃,他本人阵亡,阿卜杜拉哈里发则骑着一头小毛驴逃往恩图曼,士兵们士气大跌,纷纷向沙漠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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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图曼战役第二阶段,雅库布黑旗军的溃败,麦克唐纳旅独自抵挡敌军

对于联军大部分军队而言,安萨尔的精锐力量已伤亡殆尽,剩下的任务就是对敌人展开追击。但很快麦克唐纳旅又遭遇新的危机。之前基本没有参战的阿布西瓦尔绿旗军从科莱里山丘冲下,与追击布劳德伍德无功而返的艾德丁青旗军的穆拉济明会合。由于他们足足晚了半个小时才重返战场,此时大局已定,这两万人唯一可做的就是尽可能多杀一些敌人。这一次,又是麦克唐纳的区区3000勇士挡住了他们。随着西南面黑旗军逐渐溃散,麦克唐纳将阵线缩短,除了埃及第2营依旧面朝西南外,其余的3个苏丹营在双面夹击之下,面朝西北形成新的阵线。这一调整花费了20分钟,在此过程中有20人伤亡。但是这个旅依然士气高昂,向高举浅绿色旗帜的敌军开火。该旅已经持续作战达半个小时,苏丹士兵过于亢奋的情绪再次影响了射击纪律,步枪弹药很快便消耗得差不多了。火炮与马克沁疯狂向安萨尔扫射,尽管无数人被击倒,但有更多的人补上,这些狂热的穆斯林都相信马赫迪与哈里发的教诲,渴望着通过与异教徒的血战打开通往天堂之路。敌人距离麦克唐纳旅越来越近,士兵所剩子弹平均不到3发,黑人小伙子们已经上好刺刀,看来白刃战不可避免了。就在这时,该旅的右侧终于有援军抵达。

却说沃科普旅接到了基钦纳的命令——迅速穿过平原,填补麦克唐纳左侧的缝隙,于是他们头顶烈日,行军超过1英里。等到林肯郡的士兵气喘吁吁地抵达他们的预定位置时,雅库布的冲锋已经被瓦解。但是他们不能休息,必须继续行军700码,协助麦克唐纳。林肯郡团的先锋连——第10连在麦克唐纳的右面展开后,立即与苏丹步兵形成交叉火力。随着林肯郡团其余各连陆续展开,马赫迪分子绝望的猛烈进攻开始动摇,溃散,最后变成仓皇逃窜。在激战中,希卢哈里发双腿被炸断,被部下抬走。随后大约200名巴卡拉骑兵进行了最后一次狂野的冲锋,他们更多只是一心求死以报君王,随着联军机枪持续不断地“嗒嗒”作响,一切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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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图曼战役后埃军士兵检查安萨尔的尸首

11点30分,溃不成军的马赫迪国部队向西边的沙漠奔逃,基钦纳则命联军继续向恩图曼前进。在接近5个小时的战斗中,安萨尔依仗令人生畏的勇气以及受伊斯兰教洗脑的殉教精神,发起3次大规模冲锋,每次都在马克沁、高爆炸药及齐射的打击下惨败,最终导致这场战役成为一场恐怖的大屠杀。在这个上午,在参战的5.1万名安萨尔中,大约1万人阵亡,无数人受伤,5000人被俘。许多英国军人对这些无畏的对手生出悲悯,对如同麦子般一片一片被割倒在地的敌军尸体惊骇不已。当知道终于可以不用开火,继续杀戮对手时,他们甚至感到十分庆幸,松了口气。当然埃及与苏丹士兵大多与安萨尔有着血海深仇,因此当遇到奄奄一息的安萨尔伤兵时,他们做出的选择往往是用刺刀与枪托将他们直接杀死。

这场战役的关键人物非麦克唐纳上校莫属,可惜这位骁将在5年之后由于涉嫌鸡奸而悲剧性地自杀,未能赶上10年之后帝国生死存亡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劳德伍德的作用也非常大,他出色的诱敌深入与牵制,导致整个安萨尔左翼介入战斗过晚。当然作为联军总司令,基钦纳的领导作用不可忽视,尽管在许多当事人看来,基钦纳的指挥能力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光彩夺目。例如道格拉斯·黑格便认为,这场大捷,与其归功于基钦纳出色的战术指挥,不如归功于运气。不管怎样,基钦纳毕竟以极小的代价彻底打垮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马赫迪国军队:联军只有48人阵亡,其中3名军官与25名士兵是英国人;另有434人受伤。伤亡最惨的一个团,当然是第21枪骑兵团,共计伤亡71人;紧随其后的是苏丹第9营,伤亡40人。

哈里发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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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进入恩图曼城,注意身后的马赫迪陵寝,在此之前已被炮弹炸塌一角

当天下午,基钦纳骑着白马,在参谋们的簇拥下进入恩图曼,紧随其后是苏丹第11营,黑人士兵肩上扛着的哈里发黑旗低垂,弹孔累累,血迹斑斑,向当地民众昭示了马赫迪国的厄运。在恩图曼城内联军只遭到一些轻微抵抗。当地民众起初对这些征服者十分畏惧,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在科莱里平原负伤之后被埃及、苏丹士兵杀掉的安萨尔截然不同时,便挤满了肮脏的街道,激动地簇拥着联军。

令很多英军官兵失望的是,他们在一座神秘、梦幻的东方城市举办华丽凯旋式的期待,很快被恩图曼城内满目疮痍、穷困潦倒的景象所驱散,整个恩图曼上方的空气都充斥着屎尿、垃圾、污水与腐尸散发的恶臭。在白日征战行军精疲力竭后,大多数士兵在晚上也找不到舒服地方过夜。比如第2来复枪队的埃梅里上校便发现自己及部下得在一个乱坟岗宿营,那里到处是死去的驴子、马、骆驼以及其他各种尸体。

阿卜杜拉逃出战场后,先是在马赫迪陵寝里向“导师”祷告长达两个小时,紧接着回到宫殿里,但随后得知联军已经兵临城下,在苏丹第13营正要捣烂宫殿大门时从后门逃走。为了抓捕阿卜杜拉,基钦纳特意邀请斯拉丁帕夏加入远征军,引领布劳德伍德与疲倦的埃及骑兵追击,希望斯拉丁能认出这个与他共度10年时光的人。此时哈里发早已穿过沙漠,与一些残部会合后,向科尔多凡腹地逃去。那里是他的老巢,当地都是效忠他的部族。经过20个小时的搜索之后,布劳德伍德的食物与淡水消耗殆尽,放弃了努力。

对于包括基钦纳在内的许多英国人来说,参加这场远征的直接动机之一就是给戈登复仇。9月4日星期日,基钦纳率领高级将官以及各团代表横渡白尼罗河,在已成为废墟的喀土穆总督府前进行阅兵。时隔13年,英国与埃及的旗帜终于再次在总督府屋顶升起,掷弹兵用鼓与笛子奏响《天佑女王》,苏丹第11团则演奏象征阿巴斯二世赫迪夫(1892年陶菲克猝死,其子阿巴斯继位)的旋律。炮艇“梅里特”号鸣响21声礼炮,紧接着各团陆续演奏庄严旋律,近卫部队是《萨乌尔的死亡行军》,苏丹部队则演奏《西庇阿》,随后是由4名军中牧师主持的追悼会,苏格兰人的风笛奏响哀歌,最后由苏丹部队演奏了一首戈登生前最喜欢的《与主同行》。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基钦纳希达尔,目睹此情此景不禁泪流满面。随着哀伤的音符接近尾声,在场的人仿佛都穿越回十几年前,亲眼看到这位无畏却孤单的战士为恪尽职守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场景。当远在温莎堡的女王读到这场迟来葬礼的描述时,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妇也忍不住泫然泪下,她在日记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们终于给他报仇了。”

英国再度征服苏丹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给戈登报仇,而是遏制法国控制尼罗河发源地,从而图谋埃及的野心,成为尼罗河的唯一主宰。葬礼3天之后,基钦纳得知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了喀土穆以南400英里的法绍达(这里理论上属于赫迪夫)。第二天,基钦纳亲率卡梅隆高地团2个连、苏丹第11与第13营,以及5艘蒸汽船溯河而上。10天之后,全军抵达法绍达,发现当地镇政府上空法兰西三色旗飘舞,吉恩·马尔尚少校率一小队塞内加尔士兵早已布置好阵地。原来在此之前,马尔尚少校从大西洋沿岸出发,长途跋涉2000英里,在1898年7月就控制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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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土穆总督府废墟前,基钦纳为戈登举办了迟来的追悼会

两大欧洲强权的殖民军在中非的对峙,很可能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特别是兵力占优的基钦纳从不以处事圆滑著称。幸运的是,基钦纳对法国有特殊的情结。他曾作为志愿者参加过普法战争,会说法语,因此和马尔尚从一开始就一见如故,双方一起品味白兰地与雪茄,彼此相当尊重。出于外交考虑,基钦纳特意身穿埃及陆军制服,汽船上升的也是埃及国旗。经过双方协商,英埃联军在法绍达举办了升旗仪式,升起象征赫迪夫权力的埃及国旗。基钦纳将通信设备借给马尔尚使用,并同意将问题交给双方政府商定,在商议结果出来之前,保留法国的三色旗。

伦敦与巴黎的沟通并非如法绍达的两位军人所想的那样顺利,双方外交冲突不断升级,演变为“法绍达事件”,埃及再一次战云密布。但不久后法国当局考虑到,威廉二世上台后,德国一改俾斯麦时代小心翼翼、深谋远虑的外交风格,对法国的威胁愈发严峻,因此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已是刻不容缓。与此同时,法国陆军也陷入内乱之中——“德雷福斯事件”已经愈演愈烈,甚至割裂了整个第三共和国。1899年3月,两国政府终于划分了双方在中非的势力范围,法国在尼罗河流域与英国的长期对抗就此终结。5年之后,双方正式签署协议,法国承认了英国在埃及的存在,作为回报,英国承认了法属摩洛哥。后世称之为“英法协约”。再加上法俄早已秘密签订的同盟协定,欧洲的平衡彻底改变。在1914年的8月,英法这一对数百年的宿敌彻底摒弃前嫌,并肩参加世界大战。

基钦纳在法绍达危机的最高潮时回到英国。王室、政府、陆军、民众均把他看作战争英雄。他被授予“喀土穆的基钦纳勋爵”封号,荣获巴斯大十字勋章、议会公开发表的感谢信、3万英镑奖金、一把昂贵的礼剑、一场国宴以及诸多大学授予的荣誉称号。但好景不长,几个月以后,许多随军记者陆续揭露这场战争的一些耸人听闻的真相。比如基钦纳授意戈登将军的侄子W.戈登少校捣毁马赫迪的坟墓,将马赫迪的遗体抛入尼罗河泄愤,并将其颅骨送到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又比如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基钦纳默许手下杀戮安萨尔伤兵;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基钦纳在恩图曼屠杀了大量民众。基钦纳为了回应这些传言,特地写了一本白皮书,在这本白皮书出版之前,他又回到了苏丹,担任苏丹总督兼埃及陆军希达尔。至于马赫迪的颅骨,基钦纳将它交给克罗莫勋爵,由后者在瓦迪哈勒法的一处清真公墓让其入土为安。

1899年1月,根据克罗莫勋爵制定的“英埃共管苏丹”协议书,苏丹主权由两国共同管理,两国官僚在理论上地位平等。但实际上,正如劳埃德勋爵所说,“为苏丹这艘巨轮掌舵的是英国人,即使下级官员都是埃及人”。特别是在共管早期,英国人发现埃及人既无意愿,亦无能力前往苏丹任职,即使作为低级官员也难以胜任。因此苏丹很大程度上更像是英国的殖民地。当然,从在赫迪夫统治下饱受苦难的苏丹民众角度考虑,他们也不愿再接受一个埃及人主导的政府了。

英国在苏丹建立了完备的统治机构。当地的军事与民事最高权力,均掌握在赫迪夫委任的总督手中(当然这一委任必须经过英国人的“建议”)。克罗莫勋爵委婉地说,基钦纳作为苏丹总督“在处理民政事务时,也许比常人要专横一些”。但是基钦纳创建的苏丹文职系统,相比印度政府来说,因健全的行政、相对公正与致力于民众的福利,获得颇多赞誉。在英埃共管时期,喀土穆再次成为苏丹的行政中心。就在恩图曼战役的次年,一位年近古稀的阿拉伯老人在喀土穆北面的一座小村定居,度过残生,他就是昔日叱咤风云的“黑帕夏”祖贝勒。

恩图曼战役之后,谢里夫哈里发向联军投降,随后与马赫迪的两个儿子一起被软禁在附近村庄。阿卜杜拉及艾德丁、丁加、希卢、艾哈迈德·法迪勒等人则在科尔多凡卧薪尝胆,集中残余兵力,收集补给,期望等到英军撤出苏丹之后卷土重来,而苏丹南部进入雨季之后泛滥的洪水与连绵不断的降雨,阻碍了埃军的清剿工作。1899年1月,刚刚进入旱季,基钦纳之弟沃尔特·基钦纳上校率1000埃军深入科尔多凡腹地,但由于气候干旱、缺乏饮水而被迫放弃。谢里夫得知阿卜杜拉在科尔多凡依旧拥有一定势力后,便试图带领马赫迪的两个儿子越狱投奔,结果被发现,经过审判后被执行枪决。

1899年11月24日,温盖特率一支3700人的特遣队经过长途奔袭,在乌姆·迪韦卡勒特绿洲将哈里发部队截获,接下来的战斗完全是一边倒的大屠杀。艾德丁受伤被抬到后方之前,曾催促父亲赶紧逃跑,但哈里发及几个埃米尔目睹余部覆灭,知道苏丹虽大,已无处可去,便命忠诚卫士围成人墙,他们集体跪在一张牛皮上,面向麦加方向做最后的祷告,随后哈里发、卫士与大多数埃米尔在马克沁机枪射出的弹雨中毙命。共有29位埃米尔、3000将士及6000妇孺成为俘虏,温盖特一方只有3人阵亡,23人受伤。艾德丁不久后由于坏疽死在埃及罗塞塔监狱里。唯有丁加又一次神奇地逃脱,但最终在次年被抓获,结果这个老狐狸竟然在埃及监狱里活到1924年,比基钦纳还多活8年。哈里发毙命之后,其余负隅顽抗的安萨尔被埃及陆续派出的小股特遣队一一肃清。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钻石年纪念,基钦纳重新征服苏丹,为女王献上最为丰厚的礼物,再加上克罗莫勋爵改造埃及相对成功,这似乎说明帝国已在全球成功担负了教化各国蛮夷的使命。更重要的是,通过征服苏丹与平定埃及,帝国完全控制了两条重要航道——尼罗河与苏伊士运河,从而保证军舰与商船继续纵横七海,畅通无阻。

继祖鲁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之后,苏丹战争再次为英勇的英国陆军赢得新的荣誉。经过风吹日晒、胡子拉碴、晒得黝黑的近卫掷弹兵团走出滑铁卢车站,返回威灵顿军营时,成千人站在大街两侧对他们欢呼,已经退休的剑桥公爵亲自在军营门口迎接他们。第37皇家野炮连在伍尔维奇受到的欢迎,更胜近卫军。但在胜利光环的笼罩下,英军上下均没有意识到,尽管部队已经使用马克沁机枪及立德火药炸弹,他们的主要作战方式还是肩并肩使用李-梅特福德步枪齐射,似乎与威灵顿公爵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敌人组织简陋,大多数装备粗劣,战术也十分原始,英军方才大获全胜。在恩图曼战役仅仅15个月后,装备最先进的弹仓式步枪、擅长隐蔽、神出鬼没的布尔神枪手在南非高原再度掀起波澜,并多次让不可一世的帝国陆军蒙羞。直到此时,军界人士及朝野子民方从迷梦中彻底清醒,昔日那支能征善战的陆军已经落伍于时代,而不列颠人的日不落时代,似乎与时日无多的女王一样,即将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