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波利斯战役（最后的十字军）

尼科波利斯战役简介

尼科波利斯战役：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战役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联军进行的一次战役。此战汇集了匈牙利王国、法兰西王国、医院骑士团、威尼斯共和国及欧洲各地的的骑士精英，号称14世纪以来最为强盛的十字军。尼科波利斯战役于1396年9月25日爆发，交战双方分别是奥斯曼帝国与匈牙利王国、法兰西王国、医院骑士团、威尼斯共和国及欧洲各地的其他军团和个体组成的联军。战役在多瑙河岸上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又名尼科堡）要塞进行，尼科波利斯位于今保加利亚境内。此役又称尼科波利斯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时期最后一次发动的大规模十字军东征。

尼科波利斯战役过程分析——

纷乱的世纪

对于欧洲而言，14世纪是多灾多难的世纪。1348年，随着东方商船而来的神秘黑死病，在欧亚大陆肆虐了整整二十载，令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前所未见的瘟疫席卷了一切，无论王公贵族、主教修女，还是市井乡民，在疾病面前都没有特权。黑死病在小亚细亚与黑海沿岸发端后，迅速传播至巴尔干、意大利、法兰西、不列颠，直至北欧、莫斯科与伊比利亚半岛。所到之处，田地荒芜，商业凋敝，幸存的难民四处游荡，将绝望的消息传向远方，而最虔诚的圣徒也束手无策。在人们心目中，也许正如教会宣称的，这是上帝震怒下的“天谴”。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欧洲人感受的，恐怕当属老彼得·布吕赫尔（Pieter Bruegel de Oude）16世纪的一幅油画。在这张画作上，一支支骷髅大军席卷着大地，处处哀鸿遍野，惨如地狱，恰如油画的名字——《死亡的狂欢》（The Triumph of Death）。

与瘟疫接踵而至的，还有战争。自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66年于黑斯廷斯战役击败英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Godwinson）后，英格兰王室便一直在法国北方拥有大片领地。1328年法王查理四世去世，留下一名独女，没有男性后裔，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分别为英王爱德华三世（查理的外甥）与安茹伯爵腓力（查理的堂兄）。由于对英格兰的不信任及对萨利克法 的坚持，法兰西贵族们最终推举腓力登上了王位（即腓力六世，Philippe VI），而爱德华三世对此耿耿于怀。当新任法国国王试图剥夺英王在法国北部的领地时，新仇旧恨之下，爱德华三世终于向法国宣战，并要求获得王位，这揭开了英法两国断断续续长达116年“百年战争”的序幕。“百年战争”的惨烈是空前的，西欧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势如水火。1356年，法军在普瓦捷会战中大败，国王约翰二世被俘，4年后，面对围攻巴黎的英军，太子查理不得不签署城下之盟——丧权辱国的《布雷蒂尼条约》，令法兰西丧失了卢瓦尔河以南至比利牛斯山脉的全部领土。但不久，查理便展开反攻，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将英国的势力赶回北方沿海几座城镇，英王失去了几百年来在法国北部的传统领地。随着战事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了进来：勃艮第、布列塔尼、葡萄牙、纳瓦拉、法兰德斯、阿基坦、卢森堡、苏格兰、热那亚、阿拉贡、神圣罗马帝国、卡斯蒂利亚……长长的名单最终形成了绞肉机，英法这两个基督教强国的肉都被绞碎了。

此刻，东方也颇不平静。

横跨欧亚大陆的拜占庭帝国，千年以来，一直扮演着欧洲看门人的角色，一次次将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塞尔柱突厥人拒之门外，令西欧的基督徒免遭劫难。然而如今，这扇大门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早在1204年，十字军就在威尼斯的怂恿之下，血洗了君士坦丁堡，使帝国再也未能恢复元气。对于拜占庭废墟上的天主教十字军国家，如拉丁帝国（The Latin Empire）、雅典公国（Duchy of Athens），希腊人恨之入骨，自然难以承担保境安民的重任。偏安于达达尼尔海峡对岸的拜占庭残余势力（尼西亚帝国）虽然励精图治，也赢得了民心，但无奈只有半壁江山，完全无法和昔日的东罗马相提并论。它大体抵挡住了东方突厥人与土库曼人的一波波攻势，并同罗姆苏丹国建立了友谊。但好景不长，1261年米哈伊尔八世意外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在市民的拥戴和欢呼下加冕登基，正式宣告拜占庭帝国光复首都。然而，残存的十字军国家依然虎视眈眈。为了保护新近收复的欧洲领土，帝国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与精力从安纳托利亚西部投放到巴尔干与色雷斯，这必然造成东部防御的松懈，而更加强大的敌人，此刻也来临了。

13世纪后半叶，一个新兴的国家在比提尼亚（Bithynian，为古罗马小亚细亚西北部行省）出现了。它的创始人埃尔托格鲁尔（Ertughrul），卒于1281年。继任者为著名的奥斯曼帝国创始人（Osman）——奥斯曼。奥斯曼家族的起源众说纷纭，一些在奥斯曼帝国兴盛之后流传下来的材料颇有牵强附会之味。例如，有记载称奥斯曼人的祖先为《圣经》中的先知诺亚。有世系表把乌古斯土耳其人的同名祖先——乌古斯可汗也列入表中，其中还包括乌古斯可汗的儿子阿尔普（Gök Alp）和孙子恰伍德尔（Chavuldur）。而还有传说认为奥斯曼人是乌古斯的第24代后裔（还有一说，奥斯曼是乌古斯支系后裔）。虽然13世纪晚期时奥斯曼人已成功将部分乌古斯族人纳入了自己的统治阶层，但他们与后者从族源看相去甚远，甚至后者最初对土耳其人的领导尚怀有敌意。15世纪的一些宫廷弄臣甚至宣扬奥斯曼王族乃先知穆圣的后裔——奥斯曼王族耻于编造此说，因为穆罕默德的后裔谱系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撇开这些传言不谈，现在的历史学家只能说埃尔托格鲁尔并非部族首领，而是一位干练但出身不明的加齐指挥官（穆斯林的边区领主常常被称作Ghazi，来自阿拉伯语，原意为“攻击”，后来代指“勇士”，大致相当于西方的“骑士”）。出于某种原因，他来到边区，依靠自身英勇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建立了自己的酋长国。他主要的财富就是他所征服的土地。加齐领地的繁荣往往是建立在掠夺异教徒领土的基础上的，而奥斯曼的首要目标自然是衰退中的拜占庭。

拜占庭不可能完全无视这些威胁，但它的注意力集中在西方，对东方新的敌人，便采取了绥靖政策。拜占庭主动放弃了大片领地，并将部队撤往欧洲——这看上去是相当明智的，因为拜占庭占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海军和达达尼尔海峡，足以保护帝国欧洲部分免遭奥斯曼人的侵袭。直到1301年，奥斯曼人在科尤尔希萨尔（koyunhisar，亦称Baphaeum）击败拜占庭人后开始向奥林匹亚山以北移民时，他们才引起拜占庭的警觉。拜占庭此时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仅剩西北一隅，奥斯曼人对这一地区的侵犯令拜占庭再也无法容忍（何况该省正好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对面）。但是，拜占庭的防御杂乱无章，缺乏成效。1305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雇佣的加泰罗尼亚军团在洛伊克（Leuke）附近击败了奥斯曼人，但是该雇佣军很快掀起了叛乱，并使帝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内战期间，奥斯曼军队时而为皇帝卖命，时而为加泰罗尼亚军团效力，借机扩张了自身势力，直达马拉马拉海。1308年，奥斯曼人成功夺取了小亚细亚西部最后一座大城——以弗所，随后，又夺取了拜占庭在黑海沿岸伊内博卢（İnebolu）至珊伽里乌斯（Sangarius）之间的若干市镇。他们的部队大部分为骑兵，缺乏攻城设备，因此攻城的方式一般为驱逐市郊居民后再长期围困城市，直至被围人员投降。奥斯曼集中全力围攻拜占庭比提尼亚行省首府布尔萨（Bursa，后来一度成为土耳其首都）。该城坐落在奥林匹斯山脚，地势险要，城墙坚固，虽然周边地区纷纷沦陷，但它在拜占庭的海军支援下依然坚持了近10年，最终因弹尽粮绝，于1326年4月6日开城投降。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以弗所（Ephesus）大图书馆遗迹

◎奥斯曼骑兵

奥斯曼去世后，长子奥尔汗（Orhan）继承了王位，并继续蚕食拜占庭帝国。1329年，经过长期围困，奥尔汗攻占了历史名城尼西亚（Nicaea）。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与宰相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也曾试图收复该城，然而战事陷入了僵局，部队渐生不满，同时帝国内部爆发了叛乱，这一计划不得不终止。接下来厄运轮到了重要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它在得到海上补给的情形下坚持了9年。然而，随着海上通路被奥斯曼人封锁，它在1337年时也陷落了。以尼科米底亚为据点，奥斯曼人大肆扩张，疆域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奥尔汗

虽然拜占庭几乎丢失了整个小亚细亚（特拉布宗除外），作为帝国欧洲部分守护神的爱琴海和海峡依然属于拜占庭，因为游牧出身的土耳其人缺乏航海技术与船只。然而，这看似稳定的局面也随着拜占庭的内乱灰飞烟灭了。1341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后，爆发了“两约翰之战”——摄政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与新皇约翰五世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战。坎塔库震努斯可算是拜占庭晚期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弥留之际原本想将皇位禅让与他，后者却坚辞不接受，一心要辅佐幼君，但皇后安娜对摄政的存在如鲠在喉，便设计加以陷害。约翰·坎塔库震努斯被迫起兵反叛，并一度加冕成为共治皇帝。他与奥斯曼人私交甚笃，内战时向奥斯曼大量借兵，最多时达2万，奥斯曼人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名正言顺登陆欧洲，并建立了基地。按照和坎塔库震努斯的约定，内战胜利以后，土耳其军队就应被礼送出境。可惜，坎塔库震努斯失败了，苏丹也就撕毁了协议，命令军队在色雷斯定居下来。后来，土耳其军队攻占了乔尔卢（Chorlu）及狄迪蒙特乔（Didymoteicho），打开了通往亚得里亚堡（今土耳其埃尔迪内）的门户。内战中取得胜利的约翰五世对此无力抵抗，加上坎塔库震努斯的垮台使帝国失去了唯一能与奥斯曼斡旋的政治强人，帝国便只能坐视土耳其开疆拓土。约翰五世曾一度于1369年启程前往教廷进行外交活动，向教皇表示归顺之意，希望以此获得教皇的大力扶持，但教皇态度暧昧，而国内的东正教民众对天主教的痛恨远甚对伊斯兰教（毕竟十字军的背叛还被拜占庭人铭记在心），约翰五世返回国内后，便不得不向奥斯曼人纳贡称臣了。皇子曼努埃尔（Manuel II Palaiologos，未来的曼努埃尔二世）更是作为质子被送入穆拉德一世（Murad I）苏丹的宫廷。此时的拜占庭已经像病入膏肓的老人，匍匐在奥斯曼帝国的铁蹄之下了。

收服拜占庭后，奥斯曼土耳其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作为东正教国家，历史上长期对拜占庭纳贡称臣，但是随着拜占庭的衰落，它便逐渐成了巴尔干地区令人生畏的强国。自1346年起，国王斯蒂芬·乌罗什四世（Stefan Uroš IV Dušan）开始自称“塞尔维亚与希腊的沙皇”（Czar），并几乎夺走了拜占庭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塞尔维亚人开始觊觎拜占庭昔日的荣耀地位，但这一进程随着乌罗什四世去世以及奥斯曼人的突然入侵而被打断。继拜占庭沦为奥斯曼藩属后，1385年，保加利亚也战败投降。此时，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Lazar Hrebeljanović）不愿坐以待毙，便集结了举国精锐，与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决战于科索沃平原，是为著名的第一次科索沃战役。据说，塞尔维亚军队的总人数达到了10万人，而苏丹的部队最多不超过6万。战役初期阶段，塞尔维亚略占上风，并且一名叫作奥比利奇（Miloš Obilić）的塞尔维亚骑士诈降后，用毒匕首成功将苏丹穆拉德一世刺杀，但奥斯曼军队的素质，尤其是土耳其禁卫军的素质远高于塞尔维亚人。皇子巴耶济德（Bayezit，曾获得“雷霆”的称号）隐瞒了父亲死讯，接过了战场指挥权，并派出刺客勒死了兄长雅库布（Yakub Çelebi）。在他的反击下，塞尔维亚联军动摇了，尤其是拉扎尔的女婿布朗科维奇（Vuk Branković）率领自己的部队临阵脱逃后，更是将动摇变成了溃败。拉扎尔被俘后，被处死在苏丹的营帐外。他的女儿送入了新任苏丹巴耶济德一世的后宫，他的儿子斯蒂芬·拉扎列维奇（Stefan Lazarevic）向苏丹称臣，忠心耿耿地为苏丹效劳，直至苏丹去世。塞尔维亚人有组织的抵抗就此终结了。

此后，在巴尔干地区，唯一有能力阻挡奥斯曼人的大国就只剩匈牙利了。这个国家中西部主要是以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人为主的地区，北部则是以信仰天主教的斯洛伐克人为主的地区，南方是信仰天主教、东正教的斯拉夫地区，东部为混杂有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silvania，今属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具有半独立地位，当地的部分王公贵族接受了匈牙利文化和天主教，而另一些则与摩尔多瓦（Moldov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文化更为亲近。南部边界则大体延伸至克罗地亚一带，与塞尔维亚王国接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有时也承认匈牙利的宗主权。它们通过控制贸易通道获得了大量财富。摩尔多瓦将边界向东北扩展到和蒙古金帐汗国接壤的地区。瓦拉几亚则打开了通向黑海的道路。14世纪晚期，在米尔恰一世（Mircea）的领导下，瓦拉几亚实力达到了顶峰，以至于他在19世纪被罗马尼亚人尊奉为“大帝”（the Great）。但与强大的外敌相比，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仍显得相当薄弱。

拉约什一世（Lajos，1326—1382）在位期间，匈牙利在巴尔干令人敬畏。他成功地抵御了奥斯曼人，并且还取得了波兰王位，建立了匈牙利-波兰联合王国，但当他去世以后，匈牙利便开始走下坡路了。老国王驾崩时，只留下寡妇伊丽莎白和两个女儿——11岁的玛利亚（Maria）和9岁的雅德维加（Jadwiga）。玛利亚在拉约什死后加冕，但波兰人拒绝承认她的统治地位。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他们转而同意拥立雅德维加。自此，匈牙利-波兰联合王国正式分裂为两个独立国家。雅德维加嫁给了立陶宛大公雅盖沃（Jagiello）后，波兰和立陶宛宣告联合（这奠定了波兰-立陶宛联邦长达几世纪的基础）。而玛利亚则与卢森堡的西吉斯孟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1368年2月15日—1437年12月9日，勃兰登堡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之子）订婚。西吉斯孟德从来不肯接受波兰人的分离，并且一直希望获得匈牙利的统治权。由于西吉斯孟德和玛利亚没有立即结婚，匈牙利暂由伊利莎白摄政。但此时那不勒斯国王查理（拉约什一世的养子）也提出了王位继承权，并于1385年兴兵进犯。玛利亚战败，被迫退位。然而查理很快被伊利莎白的追随者刺杀。最终，西吉斯孟德解救了妻子，软禁了伊丽莎白太后，在1387年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数年后，玛利亚在一场蹊跷的事故中意外殒命，西吉斯孟德终于成了匈牙利唯一的主宰。但他毕竟有着德意志血统，很多匈牙利人因此认为西吉斯孟德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时不时发起叛乱。虽然国王平定了这些叛乱，但他无法获得拉约什一世那样的权威和认同，地位并不稳固。不过，事实证明西吉斯孟德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君主。目睹南方的邻居在土耳其人面前纷纷倒下，他深谙“摒弃门户之见，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敌”的道理。此时，拜占庭皇帝已是曼努埃尔二世，曼努埃尔二世饱读经书，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曾在奥斯曼的宫廷充当质子，了解自己的对手。他是个有才能有抱负的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然而时运不济，即位之初，君士坦丁堡便遭到了同样野心勃勃的巴耶济德一世的不断围攻。这时西吉斯孟德抛来了橄榄枝，表示愿意不计前嫌，与东正教国家通力合作，共同抗敌，曼努埃尔二世别无选择，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吉斯孟德及其许诺的援军上。与此同时，西吉斯孟德也着力修复和瓦拉几亚的关系。他将原本自己控制的弗格拉什公国（Făgăraş）及什未林伯爵领地（Severin）让给了米尔恰一世，两者结成了盟友，决定在多瑙河防线上共同进退。为了策应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行动，奥斯曼土耳其加强了对多瑙河一线的兵力部署。1395年，米尔恰率领1万人马，试图在阿尔杰什河（Argeş River）一带遏制巴耶济德的推进，于是爆发了罗文（Rovine）战役。米尔恰的部队表现英勇，给苏丹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苏丹的部队（连同仆从的巴尔干王公）多达4.8万人，虽然双方都声称获得了胜利，但最终结果却是瓦拉几亚人被迫后退。巴耶济德还一并攻破了匈牙利人7座要塞和设防城镇，其中包括多瑙河重镇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很明显，仅仅依靠米尔恰一世的勇敢，还不足以掌握多瑙河南岸。西吉斯孟德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拜占庭还是瓦拉几亚，都过于虚弱，要对抗如日中天的巴耶济德，还必须面向西方，寻找天主教盟友的援助。他往各国派出使节，希望能鼓动起一支新的十字军，来拯救巴尔干的危局。

◎第一次科索沃战役态势图

◎1389年，第一次科索沃之战的情景。

◎斯蒂芬·拉扎列维奇

◎米尔恰一世

鼓动新的十字军需要宗教的力量，西吉斯孟德能否一呼百应似乎是值得怀疑的。此时距离1291年十字军在叙利亚海岸的最后一个重镇阿卡（Acre）被穆斯林攻陷，耶路撒冷王国覆灭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十字军的理想与浪漫，似乎早已是明日黄花。雪上加霜的是，基督教会在14世纪下半叶，还出现了空前的分裂。早在1054年，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与罗马教皇，就为种种宗教上的分歧，互相开除对方教籍，导致了基督教的一次巨大“地震”（由此产生了天主教和东正教），1204年的悲剧更是令两派教徒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1965年，教皇与大牧首才正式和解）。1303年，因为对君主是否有权任命神职人员的纷争，法王菲力四世唆使暴徒暴打并折磨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VIII），造成教宗在数日后伤重身亡。然后法王立克雷芒五世（Clement V，法国籍）为教皇，进而逼迫教皇将教廷从罗马迁至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Avignon）。从此，在长达70余年的时间里，教皇成为法王的囚徒，史称“阿维尼翁之囚”。由于失去了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的几乎全部税收，幽禁在法兰西的历代教皇们不得不另辟财源，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项便是大量兜售赎罪券。天主教教义规定，一个罪人（因为原罪的缘故，几乎没有人是无罪的）若向神父虔诚忏悔并被宣布赦免罪孽，便能免受入地狱之苦。若要进入天堂，还需取悦上帝——通过苦修、祷告、斋戒、朝圣等来净化自己灵魂，这也是基督徒热衷于前往圣地的原因之一。求财若渴的教皇们想出了一条捷径——教徒们被准许通过捐献财物来获得宽恕，哪怕他（她）曾经犯下重罪。此类捐献的凭证被称作“赎罪券”。起初，教廷还有些遮遮掩掩，后来，赎罪券就像今天的债券那样开始在市面上泛滥了。这种乖谬的敛财之举无疑是对教会形象的玷污，自然遭到了那个时代欧洲民众的唾弃和憎恶。难怪，意大利文豪薄伽丘《十日谈》中的神父，几乎都是脑满肠肥，鸡鸣狗盗之徒。欧洲各国（法兰西除外）舆论都要求教皇尽快迁回罗马。经过多年延宕，1377年，格列高利十一世（Gregory XI）终于连同整个教廷回到罗马，但不幸的是，他于翌年逝世。罗马民众担心主要由法兰西人组成的枢机主教团会再次选举出一名法国教皇并回归阿维尼翁，于是，他们走上了街头，高呼：“我们需要一位意大利教皇！”在选举的前夜，枢机主教们被罗马人告知，如果选出一位法国教皇，他们的安全将不能得到保证。强大的压力之下，枢机主教们最终选举了意大利主教巴托罗曼（Bartholomew），后者履行了全部仪式，于当年4月正式加冕为乌尔班六世（Urban VI）。法兰西主教们原本认可这一切，但新教皇上任后，宣布要改组教廷，尤其是要改变枢机团中法兰西人过多的现状，这就严重触犯了枢机主教们的利益。1378年夏天，成功逃离罗马后，法国枢机们发表宣言，声称之前的选举是在胁迫下进行的，是无效的。他们进而举行了第二次选举，选出了一名法兰西教皇，即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克雷芒携支持者回到阿维尼翁，而乌尔班六世留在了罗马。由于两位教皇从选举程序上看似乎都是合法的，于是史上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天主教教皇，两人都视对方为异端。欧洲主要列强被迫在两个教廷间进行选择。法兰西拥戴克雷芒七世，英格兰自然支持乌尔班六世，西班牙人认可克雷芒七世，日耳曼人则视乌尔班六世为正统……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这样的大分裂对西欧人造成的心理冲击。作为圣彼得的传人，教皇被认为掌握着“天国的钥匙”，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领袖和共同纽带，但这条纽带如今也断了。由于两个势均力敌的教廷出现，人们无法分辨谁是正统，两位教皇都各自任命欧洲各地区的主教，于是经常出现同一地区拥有两名敌对主教的情况，甚至同一教堂也拥有两名神父，这造成了民众思维的普遍混乱。王公们的政治动机更加剧了这一现象。如在英法战争中，因两国分别支持不同的教宗，英格兰人每每攻城略地成功后，便会赶走原有主教，任命罗马认可的人选，而法国一旦占据上风，自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让这种分裂更加难以弥合。直到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Konstanz）大公会议选出了各方一致认可的教宗马丁五世（Martin V），这种分裂才得以结束。此时此刻，面对两位敌对教皇，西吉斯孟德呼吁圣战，能够得到回应吗？

◎匈牙利国王西吉斯孟德

然而幸运的是，西方的时局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英法两国经过多年鏖战，此时都已身心疲惫。英王理查二世1377年登基后，因为横征暴敛，国内屡有叛乱，加之与法王查理五世作战多有不利，渐渐产生了休战的念头。查理五世在4年后去世，继位者查理六世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时常不能理事。查理六世的兄弟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Louis I）与叔叔勃艮第公爵腓力二世（Philippe II）为了摄政权明争暗斗，法国人也不愿再打下去了。经过斡旋，英国人同意只保留法国北部的五座市镇，两国正式化干戈为玉帛（这段和平持续了28年）。1396年，法王查理六世将自己6岁的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 of Valois）嫁给理查二世，两国结下了秦晋之好。由于英法两国分别为两位敌对教皇的最大支持者，他们的修好也令教皇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恰在此时，西吉斯孟德派出的使臣来到了法国宫廷。使节团包含四名骑士及一位主教，他们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土耳其人的种种恶行，并央求援助。查理在清醒的时候，依然是个拥有侠义精神的国王，并且以基督教的保卫者自居。在了解了东方的危险局面后，他在给英王理查二世的一封信中意气风发地说：“真诚的好兄弟，现在正是时候……你和我，带着祖先需要拯救的原罪，组织起一支十字军去拯救那些苦难的基督徒们，去解放圣地……”英王不愿令未来的岳父失望，虽然对出兵意兴阑珊（虽然有记载提到十字军中亦有说英语的骑士，但很可能并非英国官方派出的部队），却在表面上表示了附和。起初人们希望英法两国国王能够携手带队亲征，但这一期望落空了。鉴于查理的病情，组织十字军的重任便落在了勃艮第公爵腓力二世的肩上。

◎法王查理六世

当时，勃艮第是西欧最为富庶的公国。腓力二世以发动十字军为名，很快便得到了12万里弗尔（法语：Livre，法国古代货币单位，1里弗尔约相当于1磅白银）的巨款。不过，绰号为“勇者”（the Bold）的腓力二世是个野心勃勃，渴望建立一番伟业的贵族，他参与十字军并非为了敛财，而是要通过此举树立在法兰西乃至全欧洲的威望。再加上查理六世的精神状况，一次十字军的辉煌胜利或许还能成为他掌控法国的跳板。腓力的宗教热忱与他对个人利益的索求相辅相成。他甚至早在法王应允匈牙利请求之前，便派出了纪尧姆·德·拉特雷姆瓦（Guillaume de la Tremoille）和雷涅尼尔·波（Regnier Pot）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前往匈牙利一探虚实。因此，当法王征询其意见时，他便立即表示应当鼎力支持。腓力原本计划亲征，但他的儿子约翰【Jean sans Peur，即讷韦尔伯爵（Count of Nevers）】主动请缨，于是便任命约翰为法国十字军的总帅。约翰，25岁，被称作“瘸子”约翰（因为有一次骑马时受伤，所以被称为“瘸子”约翰）。他在出发前才被匆匆册封为骑士。腓力希望让儿子得到历练，以便日后继承公国。勃艮第人费了很大工夫为十字军置办锦衣华服、马具。约翰部队的器物，不论是绿绒帐篷、束腰外衣，还是铠甲和餐具，均为当年的顶级货。有人这样评价腓力二世：“他是一个自大的贵族，炫耀阔气才是战争真正的主题。在他心中，敌人的计划、后勤及情报可能是第二位的。”腓力二世此番的不惜工本固然令十字军拥有了精良的装备，但也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考虑到约翰经验不足，38岁的厄镇伯爵腓力（Philip of Artois, Count of Eu）被指定为主要顾问。此外，还有多位知名骑士，如法国海军上将让·德·维埃纳（Jean de Vienne）、法国元帅让·布锡考特（Jean II Le Maingre Boucicaut）、库西堡-欧夫里克的领主昂盖朗七世（Enguerrand VII, Lord of Coucy）以及让·德·卡鲁日爵士（Jean de Carrouges）。

◎英王理查二世

◎勃艮第公爵腓力二世

◎腓力二世之子约翰

法国人提供了当时西欧最强大的骑士，但成功的远征还离不开海上力量的支持。意大利诸国，尤其是热那亚与威尼斯共和国，是当时地中海的海上霸主。热那亚以克里米亚半岛为基地，几乎垄断了黑海贸易；威尼斯则在黎凡特发展自己的商路。考虑到两国在拜占庭的贸易利益（威尼斯、热那亚均获得了拜占庭许可的商业特权，并在君士坦丁堡拥有租界），它们无法坐视后者的灭亡而无动于衷，但两国也和奥斯曼帝国维持着商业往来。基于商人的天性而非基督徒的狂热，威尼斯与热那亚表示愿意出动船队运载十字军，提供后勤支援，但拒绝直接出兵。奥斯曼的海军当时过于弱小，足以保证十字军获得制海权。尤其是热那亚在黑海沿岸拥有大片殖民地，它的货物可以沿着东欧的几条大河（如多瑙河）逆流而上抵达内陆深处。事实上，在久尔久（Giurgiu，位于罗马尼亚南部）附近就有一个热那亚岛屿要塞，离日后的战场只有100公里，这可能就是热那亚船队运送部队到匈牙利的起点。

陆军和海军的阵容都堪称鼎盛，两位对立教皇也难得地达成了一致，共同发出十字军的号召。于是，越来越多的势力都加入进来了：阿拉贡王国、德意志诸国派出了自己的部队；条顿骑士团也不甘落后；以罗德岛为大本营的医院骑士团紧邻奥斯曼帝国，在新任法裔大团长菲利贝尔·德·纳亚克（Philibert de Naillac）的统领下，也是派出了所有的精锐；甚至正处于土耳其围攻中自身难保的拜占庭，也向联军表示，愿意出资在威尼斯建造10艘战船，加入十字军舰队。终于，一支充满了基督徒期待和理想的大军，在动荡起伏、多灾多难的14世纪被组织起来了。西吉斯孟德的大使终于为他带回了曙光。虽然普通百姓缺乏当年的热情，但这支贵族武装却是令人生畏的。勃艮第著名诗人厄斯塔什·德尚（Eustache Deschamps）豪情满怀地写道：

“今日的王公们，我请求你们，请求你们帮助我征服撒拉森人。

我代表主上的意志，请求你们跟随我去征服圣地的心脏吧！”

骑士与加齐

历史上，十字军能够在东方叱咤风云，骑士是其中的核心力量。中世纪拉丁文中骑士一词，通常用miles表达，原意仅仅为“战士”而已。法语中骑士一词chevalier最早意指“马夫”，后来扩展到“骑马的人”，最后定位为“骑马作战的贵族”，因为骑兵中还包括更低一级的扈从（squire）和军士（sergeant）。十字军踏上近东与中东土地后，与穆斯林士兵相比，其装备上的巨大优势使他们称作“铁人”，而穆斯林士兵则被称作是“赤裸的”。

骑士的装备虽然优良，但价格却相当昂贵。查理曼大帝时期保留下来的一份详细记录表明，当时的骑士需要自备战马、盾牌、长矛、剑（短剑不带鞘）、弓和箭袋，另外，还需自备服装和食品，甚至餐具、帐篷等，而全套行头异常昂贵。以8世纪中叶的装备价格为参考：头盔6索里达（金币），盔甲12索里达，剑和剑鞘7索里达，没有剑鞘的剑3索里达，护腿6索里达，长矛及盾牌2索里达，战马12索里达。当时，一头健壮公牛的价格大约是2索里达，因此，8世纪时期一套骑士装备的花费大概可以购买23头公牛。这对普通欧洲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因为很多自耕农甚至买不起1头公牛。随着时间的推移，装备的价格还在上涨。1297年，维赛吉姆的领主杰拉德·德·莫尔（Geraard de Moor）拥有的战马价值1200英磅。当时一名农夫一年的收入大约3英磅，也就是说，仅此人的战马费用就需要一名普通农夫劳作400年。

中世纪的骑士通常没有固定的薪俸，必须自给自足。为了满足如此巨大的开销，他们往往需要一块庞大的地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封邑。公元805年的《提恩维沃法令集》条文中规定，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士，至少需要12份采邑，总计大约300—450英亩。另有研究表明，查理曼大帝时期要维持一名骑士平日与战时的各项花销，至少需要300—600英亩耕地和超过100名隶农（villeins）的劳作。而当时自耕农的土地一般在60—90英亩左右。

在封邑制度下，骑士平日作为地主，经营自己的农庄，战时自筹装备，为领主或国王效力。按照惯例，中世纪骑士一年需为领主服役的时间不超过40天。然而，他们却是西欧最专业和强悍的战士。贵族头衔可以世袭，但骑士资格只能建立功勋后由骑士册封，这就要求骑士们必须要具备真才实学。同时，按照惯例，骑士无论是在比武还是战斗中，胜利方都有获得失败方全套装备的权利。考虑到骑士装备惊人的价格，那些武艺精湛的骑士便可通过一次次战斗而发家致富，反之，那些技不如人的骑士就可能输到倾家荡产。这也迫使骑士们必须自幼就勤练技艺——当他们成功被册封为骑士的那天，往往已经身经百战。另外，他们的战斗技巧远远强于临时征召的民兵，并且比雇佣军忠诚。骑士通常左手持盾，右手持矛，经过长距离冲刺后，平端长矛，给对手致命一击（老练的骑士通常会攻击对方护颈甲和盾牌把手）。木柄的长矛在巨大冲击下容易折断，因此往往是一次性的。长矛用尽之后，他们便抽出长剑等武器，进行白刃战，偶尔，也下马作战。14世纪晚期，西欧的骑士们已经开始使用整块铁板制作盔甲，据说，这也是英国“黑太子”爱德华（Edward the Black Prince）绰号的由来（因为他使用的整块铁板使铠甲呈黑色）。不过，此时的板甲并非15世纪中期赫赫有名的全身板甲（Full-Plate armor），而是介于锁子甲（chainmail）和全身板甲之间的复合盔甲（mixed armor，在传统锁子甲的基础上，于身体重要部位，如胸部、臂部、小腿等铺设的整块铁板）。即便如此，它的防护力也远好于奥斯曼士兵的。奥斯曼的很多士兵甚至只有简单的皮甲和棉甲。不过，一流的防护装备也相应地拖累了骑士的机动能力。中世纪晚期，骑士全套装备的重量竟然高达2.5公担（约125千克），仅盔甲的重量，就有60—70磅（约27—31千克）。很多骑士在一个全力冲锋后，便汗如雨下，气喘吁吁了，甚至平日披甲后还需要扈从时刻跟随，以防猝然跌倒。另一方面，骑士们普遍对弓弩一类的投射武器抱有不屑甚至仇视的态度。他们不仅自身不会操练弓箭，还将依赖弓箭的对手视为卑鄙龌龊的小人。中世纪盛行的宫廷诗歌中常常称弓箭手是歹毒和卑劣的。1246年，奥地利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对阵波西米亚国王文策尔一世时，不循骑士传统，命令手下用密集的弓箭射对方骑兵的马铠，引来文策尔一世的一阵痛斥：“你们这些奥地利的贵族本该像骑士一样，为了自己的贵妇用刀剑和我们作战，但竟然用弓箭射我们，射穿我们的马铠，令我们摔下马来。如此胜之不武，愿你们所有拿武器的人都遭到诅咒，灵魂永远得不到救赎！”1139年拉特兰宗教会议对弓弩的禁令，可算是对这一痛斥的最好诠释：“禁止对基督徒和信教者使用弓弩这等为上帝不齿的致命武器，违者将革出教门。”如此，法兰西骑士中没有弓骑兵便不足为奇了。事实上，约翰率领的法国十字军中，弓弩手的比例只有13.6％（按照法国的标准，已经算相当高），远远低于弓弩手在土耳其军队中所占的比例。对弓箭的轻蔑会使法国在往后的战役中苦不堪言。

◎14世纪英法骑士典型装备，来自：Carol Belanger Grafton, Arms and Armor: A Pictorial Archive from Nineteenth-Century Sources, Dover Publications, 1995．

◎骑士马上长矛比武的情景

自基督教会成立以来，“基督的战士”（milites Christi）或“上帝的战士”（milites Die）便从教会思想中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早期的欧洲武士们颇有些粗暴的蛮族遗风，但经过教会数个世纪的循循善诱，在中世纪后期，骑士阶层已经普遍树立了新的道德规范，也就是通常说的“骑士精神”。首先是对宗教的绝对虔诚，骑士被教会定位为在世间用武器保卫基督教的勇士，因此，与异教徒作战、“收复”圣地是他们的职责。这也是十字军能够在数百年间一呼百应的原因之一。此外，诸如谦逊、纯洁、诚实、正直等品质也是人们认为骑士应当具备的美德。除对宗教应绝对虔诚外，行侠仗义、保护弱小亦是骑士应当履行的义务。在爱情方面，他们流行“宫廷之爱”——也就是骑士寻求某位已婚的贵妇名媛作为自己的灵魂伴侣为她征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另外，这种骑士之爱还有经济上的考虑。中世纪西欧的妇女通常只有出嫁后才能拥有一笔可自由支配的财产，其婚姻往往是指定的，但她们通常会对自己的骑士情人慷慨解囊。于是，成为某位贵妇的情人便是许多年轻骑士在白手起家阶段获得资助的重要途径了。此外，中世纪的骑士还受到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因此，在素质方面，要好过之前和之后的很多士兵。

宗教的热情容易带来狂热和盲目。虽然骑士大体上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他们在和异教徒作战时，就经常不遵循这些要求了。如此一来，十字军中便出现了很多灭绝人性的暴行。例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攻下圣城耶路撒冷及安提阿后，骑士们便进行了不分信仰种族，男女老幼的屠杀，这在穆斯林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另外，他们对异教徒的文化、生命与财富，往往也缺乏基本的尊重。骑士美德中，勇敢与忠诚是核心部分。骑士强调勇往直前，禁止临阵退缩本无可厚非，但后来对这一规定的执行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以致很多骑士认为在战争中只能战死或被俘，绝对不能后撤。圣殿骑士团的团规就明确要求，轻装的军士可以自行撤退，但重装的骑士严禁后退。骑士的字典缺乏诈败、佯攻、包抄、袭扰这样的词汇。如果遇到狡诈且训练有素的对手，这种做法便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骑士的忠诚同样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中世纪的贵族没有“国家”的概念，骑士效忠的对象只是领主或者青睐的贵妇，于是，军队中骑士们各为其主，视统帅如无物的情况便屡屡发生。他们作战的目的，常常是赚取个人荣誉威望、虏获战利品或博得情妇欢心。就算不幸战败，通常也不会遭到杀身之祸（骑士们的装备使他们在战场上较少受到致命伤，而被俘后，敌军一般愿意留下活口以换取高额赎金）——这样一来，战争对他们来说，更像是斩获个人利益的投机行为，由此，便导致骑士们的集体主义观念淡漠。另外，骑士组成的部队往往是临时征集的，平日里各在封地，也谈不上深厚的袍泽之谊。

尽管有诸多不完美，14世纪的骑士依然光彩夺目，是普通民众艳羡的对象。法兰西是骑士的摇篮。法国拥有中世纪欧洲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骑士群体，当时与骑士相关的军事术语也几乎都来自法国，甚至欧洲通行的骑士比武规则也是由法国人制定的。英格兰、德意志的骑士视法国同行为楷模。勃艮第约翰手下的法兰西骑士累计有2000名，考虑到欧洲很多小国只能动员数百名骑士，这支部队的战力不容小觑（130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召集封臣出征，甚至只有30名骑士响应）。勃艮第是法国最强大的诸侯国。公爵的军事实力可以和国王相媲美，他控制下的弗兰德斯（Flanders）是中欧的经济中心。勃艮第的军事力量是围绕公爵卫队建立起来的，这是一支相当职业化的军队，其核心是重装骑士，这些骑士既可以下马作战，也可以在马背上施展武艺。此外还有一些乘马弓手、弩手（这些弓手和弩手其实是乘马步兵）以及轻骑兵。对重装骑兵的倚重，在法兰西已形成风气。在那里，传统贵族气息远比欧洲其他地方浓厚。法国的骑士精英总是自认为比其他地方的骑士高人一等。那些依靠军功得到爵位的新晋骑士在血统悠久的豪门贵族面前不得不十分谨慎。骑士对步兵重要性的认知在14世纪90年代有所加强，特别是在法国和德意志。

◎现代人模拟的骑士决斗

◎15世纪中期产于意大利的全身板甲，14世纪末已有其雏形。

由于在英法战争中屡次败于英国长弓手，这次的法兰西十字军中也配备了不少热那亚弩手（其实，这些人并不是真的热那亚人，他们仅仅是在热那亚被招募的）。此外，法兰西十字军中还装配了大量的四轮马车作为他们长征的主要交通工具。如果有可利用的河川，他们也使用运输船沿水路进军。

另一方面，匈牙利军队在14世纪一直不停地变化。安茹王朝（Angevin）国王们引进的西方军事体系和已经存在多年的男爵武装制度，形成了新式军队的基础。同时，部分旧的军事体制也被保留了下来，如从整个骑士阶层及非贵族阶层中征兵，特别是在人口聚集的地区。这使得当时的匈牙利军队与欧洲其他军队存在着显著差异——庞大而又多样。同法兰西一样，它的精英是重装骑士，但同时它也拥有大量的轻骑兵。

事实上，轻骑兵是匈牙利军队中最具特色的。轻骑兵主要是塞克利人（Szekelys），他们被编为6个团和24个连，每连拥有100名精锐轻骑兵和100名辅助民兵。匈牙利的土耳其裔数量稀少，而且被完全同化了。但那些被蒙古人驱赶过来的钦察人（Kipchaks）数量众多，且在当时的匈牙利军队中颇有影响（历史上迁往匈牙利的钦察人被称作库曼人，约有20万人）。此外，还有被蒙古人赶过来的雅西人（Iasians）——部分说伊朗语的奥斯坦人（Ossetians）和阿兰人（Alan）。与法兰西对轻骑兵的蔑视不同，匈牙利人重视这一兵种。1395年，西吉斯孟德国王要求每名匈牙利长矛重骑兵务必配置两名乘马弓手。尼科波利斯战役50年后，波特兰特（Bertrand de la Brocqiere，1400—1459） 如此评价匈牙利军队：“他们使用短矛……总是成双结对地发起冲锋……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交界处，盛行的是轻弩手。尽管匈牙利的弓箭手与土耳其的相类似，但他们却不如土耳其的弓箭手技艺精湛。他们算不上一流的射手——土耳其人只用拇指与食指搭弓扣弦，匈牙利人却需要用三个指头。”

此外，匈军中还有一些步兵（包括雇佣军），虽然其中包括那些名声显赫的意大利弓弩手，但他们的数量尚不足以改变战局。正如波特兰特记载尼科波利斯战役时所谈到的：“西吉斯孟德有25000至30000名匈牙利士兵，但其中只有200名伦巴第和热那亚弩手。”

大多数关于尼科波利斯战役的文献都说瓦拉几亚人在关键时刻是不可信赖的。事实上，他们也是一支重要力量。瓦拉几亚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部落群体，他们并未建立西欧式封建制度。大部分瓦拉几亚人是在山谷和山脚游牧的牧民，其他的瓦拉几亚人，包括一些突厥-蒙古人后裔，则在多瑙河北的平原上游牧。瓦拉几亚军队的组织方式虽然比较原始，但他们却位居巴尔干最优秀的武士之列。瓦拉几亚拥有一流的弓骑兵和擅长林地战斗的步兵。骑马步兵被称为尤纳西（Iunaci），而精锐骑兵被称作维特吉（Viteji，相当于西欧的“骑士”）。除去少量外国雇佣军外，瓦拉几亚的精锐是总督卫队，由总督（voivode）和波耶尔（Boyar，东欧与俄罗斯的高级贵族头衔）指挥。

此时，米尔恰一世已建立起一支类似土耳其模式的常备军。他雄心勃勃，意图沿着黑海拓展瓦拉几亚的疆土。由于瓦拉几亚地处匈牙利和奥斯曼土耳其两大强国之间，为保住公国的自治地位，米尔恰也曾摇摆不定。但在1396年前，面对咄咄逼人的巴耶济德一世，除了加入基督教十字军外，他别无选择。尽管西欧的骑士们并不敬重这位王公，但土耳其人深谙他的能力，称他是“东正教诸侯中最勇猛、最机敏的一个”。

尼科波利斯战役中，十字军基于威尼斯和热那亚舰队的强大海军经常被忽略。热那亚在黑海地区最主要的殖民地是克里米亚的卡法（Kaffa）。卡普特（Caput Gazarie）担负着护卫所有热那亚黑海港口安全的重要职责。他麾下有大批装备精良的士兵（包括大量弓弩手）和一支私人舰队。意大利舰队只要愿意，它可以攻击任何敌对海岸，并且占领其沿海要塞。与这支强大的舰队相比，医院骑士团的船队未免有些相形见绌。不过，骑士团规模虽小，但成员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他们以罗德岛为基地，常年出动舰队与骑士，袭扰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带，战果丰硕。与西方的骑士相比，直属于教皇的医院骑士团更具宗教热情，而且更加熟悉奥斯曼军队的战法，他们还算是西方最早的一批职业战地医生——骑士团成立之初，以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为名，主要以照顾伤员、援助贫苦朝圣者为己任，12世纪后才开始兼具军事功能。因此，医院骑士团的加入是对十字军的有力补充。

◎15世纪初的医院骑士团装备，来自：David Nicolle Knight Hospitaller（2）1306-1565, Osprey Publishing, 2001．

虽然有奥斯曼历史学家声称十字军的总数多达13万人，但今天的历史学家相信其总数在16000人左右。十字军虽然看似规模不大，然而由于集中了欧洲各国的精锐，尤其是汇集了法兰西骑士的精华，无愧于14世纪以来“最强盛的十字军”称号。不过，同历史上各次十字军东征一样，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是它的痼疾。教皇算是名义上的发起者，但宗座无法亲临指挥，何况当时还有两位敌对教皇。西吉斯孟德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具有很高威望，但在心高气傲的法兰西骑士眼中，不过是一介村夫。法兰西骑士势必很难会听从匈牙利人的指挥。法国军队的统帅——勃艮第的约翰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血统固然高贵，但几乎毫无战功与指挥经验，也难以担当大任。约翰的座右铭是“永不放弃”，他也被同时代贵族认为过于严肃，不解风情，对上层社会中流行的华丽服饰不感兴趣，勇敢，狡猾而又野心十足。但这些特质要等到1401年他继承勃艮第公爵之位后才渐渐显山露水。要指望十字军唯其马首是瞻，是不现实的。十字军看似阵容鼎盛，但潜藏着各自为政的危险。而他们的对手——土耳其军队，却只有一位苏丹，一位真主，便不存在类似的忧虑。

穆斯林的领主常常被称作“加齐”（Ghazi，阿拉伯语，原意为“攻击”，后来代指“勇士”），大体也相当于西方的“骑士”。他们被授予某种贵族纹章，对君主（通常是哈里发或苏丹）宣誓效忠，并且遵守富图瓦规范（Futuwwa，穆斯林苏菲派术语，与西方的“骑士精神”类似）。奥斯曼的军队中，同样存在封建因素。最初，在奥尔汗时代，土耳其的主力步兵被称为“亚亚”（yaya），骑兵则称作“穆色林姆”（müsellems）。这些士兵也拥有自己的采邑（timar），而他们的领袖被称为“帕夏”（pasha）或“桑贾克贝伊”（sanjakbey）。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步兵与他们的西欧同行一样，土耳其封建士兵只知领主，不知苏丹，作战往往为了一己私利，不愿为国捐躯。穆拉德一世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军制，最具影响的措施，便是建立了卡皮库鲁（Kapikulu，原意为国家奴隶）制度。这支军队的士兵虽然都是由苏丹的私人奴隶组成，但实际上可算作土耳其的常备禁卫军。其中步兵主要是加尼沙里军团（Janissary），也称作土耳其新军。它被分作101个团队。士兵大部分通过德米舍梅制度，从帝国的基督徒儿童中征集而来。一旦被选入军团，这些孩子便开始接受伊斯兰教义的熏陶，同时经受极其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被要求能够娴熟使用复合弓、土耳其弯刀（Kilij）及长矛等武器。加尼沙里士兵既可用弓箭远距离狙击，又能白刃近战，还可对抗骑兵。他们不属于传统的重步兵、轻步兵，而属于某种复合型步兵，这就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和战术多样性。新军士兵不装备西欧贵族的奢侈重甲，因此在战场上有优良的机动性。他们并非封建贵族，而是苏丹的私人奴隶，因此，只对苏丹一人负责，忠心耿耿，纪律严明，没有十字军骑士各为其主的困扰。加尼沙里士兵禁止结婚，故而他们没有那些风花雪月的念头，只将战争作为自己的“情人”。更可贵的是，这些新军士兵从孩童时代便在同一所军营里接受教育和军事训练，和平时期守卫宫廷、维持首都治安，战时随苏丹出征，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集体荣誉感也要远远强于西欧那些渴望为自己建立功勋的骑士，这一点在战场上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土耳其弯刀（Kilij）

◎基督教幼童加入新军部队的情景，来自：David Nicolle The Janissaries Osprey Publishing, 1995.

卡皮库鲁中也有精锐的骑兵部队——卡皮库鲁苏瓦里勒里（kapikulu Süvarileri），一般也被称作西帕赫（Sipâh）。整个禁卫骑兵军团包括6支分队。前两支分队称为乌卢菲西扬（Ulufeciyân，意为“领薪水的人”），细分为左右两翼，一般由穆斯林组成。接下来是两支古里巴（Gureba，意为“外国人”），一般由基督徒充当。最后两支分队被称为希拉赫塔尔（Silahtars，意为“持兵器者”）及西帕希欧古兰（Sipahi oglan，意为“西帕希之子”），它们建立时间最晚（穆拉德一世时期），是精锐中的精锐。在战斗时，他们负责保护苏丹。卡皮库鲁骑兵同样精通长矛、弓箭、弯刀及战斧，他们的铠甲相对轻便，机动能力很好。他们从苏丹处直接领取高额薪俸，具有近代常备军的影子。他们的装备虽然比西欧骑士的略逊一筹，但在灵活性、纪律性方面却远胜对手。

卡皮库鲁军团虽然精锐，但作为苏丹高薪供养的职业常备军，因财力有限、成员甄选严格等原因，不可能维持太大规模（在苏莱曼大帝极盛时期也不超过3万人），故还需要辅助部队。奥斯曼军队的其他力量有行省封建士兵，骑兵为西帕希（每人通常还要提供3至5名侍从），步兵为皮亚德（piyade），其中弓箭手一般被称作阿赞布（Azabs）。他们保持着各自的采邑，战时自备武装和扈从。某种程度上，他们与昔日拜占庭的军区士兵更类似。而在帝国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分别设置了一位贝伊勒贝伊（beylerbey，也就是“领主中的领主”），负责招募组织这些战士。此外，负责侦察袭扰对手的轻骑兵为阿基比（akibi），负责守卫与基督教国家边界的边防军被称作阿金日（akinci，意为“袭击者”）。还有一支数量不固定的非正规军队，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巴希巴祖克（bashi-bazouks），由土匪流民组成。他们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战利品和奸淫劫掠，虽然素质良莠不齐，难当大任，却是优良的炮灰。他们在奥斯曼军队中一直服役到19世纪。

◎16世纪奥斯曼重装骑兵甲胄

◎新军弓箭手

14世纪奥斯曼军队作战思想继承的是埃及和叙利亚马木留克的伊斯兰军事理论，着重训练士兵对各种武器的使用。当时，大部分的军事书籍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奥斯曼人才能阅读。但土耳其人在东部、中部伊斯兰地区和北方的草原地区的精锐部队已统一了语言，并且有些军事书籍（包括一些训练手册）已被翻译成土耳其文。

曾任埃尔津詹（Erzincan）宗教法官的布尔罕·阿勒丁（Burhan Al-din），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两年后就去世了，他曾这样描述安纳托利亚的宗教气氛：“感谢真主，这是英雄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关注着这次严厉的惩罚。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下的地方，您忠诚的信徒都在屏息注视着。”同西欧骑士阶层一样，土耳其的精英阶层也同样渴望用战功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多年后，土耳其作家艾赫迈迪（Ahemedi）这样描写他们对战争的热情：“那些留下伟名的人将永生，那些默默无闻的将永逝。确认你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那是人们在呼唤你存在的价值。战斗吧，人民将记住，并且祝福你们的英名！”

◎巴希巴祖克士兵

◎土耳其行省封建士兵

依照土耳其另一个作家奥尔乌耶（Oruj）的记述，那些前线将士们描述自己是“陌生人的朋友，将伊斯兰的光辉从东方带到西方”。然而，早期位于欧洲的奥斯曼军队中大部分是东正教徒，或者说是对东正教与伊斯兰教都接受的泛教信徒。一些巴尔干与色雷斯的基督教王公也为土耳其宗主作战。其中名声最为显赫的是塞尔维亚大公斯蒂芬·拉扎列维奇。由于新近发现了银矿，塞尔维亚人得以有财力从意大利进口最优良的盔甲和兵器。大公与他的东正教骑兵，在代表土耳其与基督徒的作战中，屡屡立下军功，成为苏丹的宠臣。

最后，如土耳其史籍的描述，战场上旗徽和军乐对奥斯曼军队的士气及调度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旗帜具有宗教含义，一些则是君主的标记。这一点要比欧洲军队的旗徽特征明确、合理。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Konstantin Mihailovic）在尼科波利斯战役后总结道：“他们的旗号十分明显。镶有金色字母的那面白旗是君王的旗帜，这是最高级别的，它代表苏丹的权力和王帐。其次是一面红旗，是宫廷禁卫骑兵团的标志。第三、第四面分别是红绿色和金红色的，它们代表令人生畏的加尼沙里军团。”

巴耶济德生于1354年，同父亲穆拉德一样，具有希腊血统，不过据说他母亲并非显贵之女，而是个基督教奴隶，名叫“玫瑰花”（Gulchichek）。他继承了父亲对华丽之风的爱慕，且性格火爆，对他人不够宽容。但他行事果断，深知兵贵神速之理。1386年击败卡拉曼尼德（Qaramanids）后，他赢得了“勇敢但不鲁莽”的美誉，由此获得了绰号“雷霆”。穆拉德一世在科索沃战役中遇刺后，巴耶济德继承了王位，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者。他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也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还是第一个赞助文学艺术的奥斯曼君主。同时，他还热心支持伊斯兰教派的神秘主义流派——苏菲派。穆拉德为他留下了一台高效且完整的军事机器，在他的铁腕政策下，这台军事机器发挥了它的极致。

◎巴耶济德一世

奥斯曼帝国的首相被称作大维齐，巴耶济德时期的大维齐是干练的卡拉·帖木儿塔斯（Kara Timurtas），著名将领卡拉·阿里·贝伊之子。帖木儿塔斯第一次为人们所知，是在穆拉德一世时期，指挥一支军队穿过了图卡河（Tunca）。随后数年，他征服了东保加利亚的大部地区，因此晋升为鲁美利的贝伊勒贝伊，即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最高军事长官。随即，他主持建立了卡皮库鲁骑兵中的精锐团队乌卢菲西扬，并招募当地的东正教士兵。他的努力使他获得了“三马尾花翎”，这是众多贝伊勒贝伊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苏丹的另一员骁将为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Gazi Evrenos Beg）。他来自一个拜占庭贵族家庭，14世纪初其家族投靠了土耳其人并皈依伊斯兰教。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曾经参加过由奥尔汗苏丹派遣的支援拜占庭坎塔库震努斯用于对抗约翰五世（即拜占庭两约翰之战）的军队。1354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功赢得欧洲一块登陆点后，艾弗瑞罗丝又成为巴尔干地区最成功的奥斯曼指挥官之一。他是五朝元老，并一步步荣升至乌克贝伊（Uc Beg，左翼军总督）高位。经过他的南征北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区到了塞萨洛尼基、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最后还到了拜占庭的心脏地带。艾弗瑞罗丝不仅擅长武功，也擅长文治。与同期的其他土耳其贵族不同的是，他更接近于理想中的正统穆斯林——到麦加朝圣，兴建清真寺，为百姓修建学校、医院、修道院，为商人修建浴池、旅馆。在他统治下，科莫蒂尼（Komotini，今希腊东北部城镇）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在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1396年，正当苏丹率领主力部队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传来了一支十字军进入巴尔干的消息。由于土耳其与匈牙利的军队大体在多瑙河的南北对峙，这支十字军的锋芒便直接指向了多瑙河的重镇——新近被巴耶济德征服的尼科波利斯。

初试锋芒

法兰西十字军是否像查理国王宣称的那样，准备向耶路撒冷进军，至今已无从考证。按照最为理想化的设定，十字军应当首先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巴尔干半岛及援救君士坦丁堡，然后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击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解放巴勒斯坦及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最后经海路凯旋而归。当然，法兰西贵族们能否就如此宏图达成默契值得怀疑。相反，西吉斯孟德的计划则务实许多，虽然他力所能及地招募了士兵，但不能时时刻刻保持、供养它。他真正的目的似乎只是想进攻保加利亚，尽量扫清巴尔干的土耳其势力，并援助拜占庭人。匈牙利国王也需要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来确认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的同盟意愿。

法兰西十字军的指挥官们担心喀尔巴阡山脉的道路难以通行，倾向于利用多瑙河的便利航运输送部队。到达河岸后，他们计划直捣虎穴，穿过保加利亚去进攻奥斯曼帝国首都埃迪尔内，至少将奥斯曼帝国赶回小亚细亚。这样一来，多瑙河岸边的尼科波利斯城堡便会成为必经之地。不过，当时尼科波利斯附近的资源较为贫瘠，难以长时间供给这支外来部队（中世纪的欧洲军队普遍没有补给线的概念，一般是就近获得资源），这就需要速战速决。自信满满的法兰西贵族们认为苏丹不堪一击，也就不屑去制定稳扎稳打的方略。然而，他们即将面对的绝非散兵游勇，而是那个年代由土耳其最伟大统帅之一的巴耶济德领导的虎狼之师。

十字军来临以前，巴耶济德的战略目标是巩固保加利亚地区的奥斯曼统治，而不是大肆向北扩张，因为这一地区刚被征服，统治并不稳固。多瑙河北岸的防御重镇维丁（Vidin，位于保加利亚西北，靠近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是保加利亚一个藩属的领地。多瑙河南岸的防御重点则是尼科波利斯，它控制着多瑙河这条战略水道的咽喉。

事实上，目光敏锐的巴耶济德之前便将尼科波利斯作为核心要塞加以了经营。为此，他派遣经验丰富的都根贝伊（Dogan Beg）出任这里的军事总指挥。不过，明智的苏丹用巴尔干辅助军和当地藩属的军队来充任堡垒守卫，而将精锐的卡皮库鲁带在身边，作为机动部队。这就意味着，大批土耳其正规军可以随时投入战场应付突发事件。

倘若传说中的十字军入侵果真上演，都根贝伊的任务则是闭门不出，坚守到最后一人，等待苏丹的驰援。巴耶济德交给尼科波利斯守军的任务是拖住对手，以便他能够判断十字军的目的、动向，然后迅速召集秋高马肥、养精蓄锐的骑兵部队与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和在小亚细亚监视贴木尔动向的部队，合围对手，追求一劳永逸的完胜。

一份勃艮第的记录文件显示法兰西的十字军于1396年4月20日开始集结。按照人们的想象，这支以骑士为主的部队应该是温文尔雅、道德高尚的，但史籍中提到的一些事情却说明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例如，贵族会斗殴，非贵族会争吵。

整个勃艮第军队由大大小小的贵族护卫队组成。战役开始时，讷韦尔伯爵约翰的护卫队拥有108名骑士、107名武装侍从、12名弓手和22名弩手。其余的大贵族也纷纷拥有自己的扈从，如布锡考特元帅的护卫队有15名骑士和70名“绅士”（指尚未正式获得骑士资格的“准骑士”）。

腓力二世公爵为儿子讷韦尔伯爵至少准备了16面旗帜，这足以体现腓力对这次十字军东征的重视。对十字军而言，参与“圣战”，宗教的目的理当置于首位。其中最重要的8面旗帜（4面白色，4面蓝色）描绘的是十字军的主保圣徒——圣母玛利亚，其余8面则作为普通军旗代表勃艮第的不同军队。腓力·德·穆兹（Phillip de Mussy）和其他3名高级骑士组成了主旗旗队，让·德·格鲁休斯（Jean de Gruuthuse）和其他2名侍从则组成了伯爵燕尾旗的旗手。伯爵的贴身卫队则是从他的护卫队中精选出的6名骑士。粮草、军需军官也被选举出，并一一获得任命。

约翰手下人才济济。很多指挥官来到勃艮第大公帐下。被勃艮第公爵和公爵夫人誉为“法国最有经验的骑士”的昂盖朗，在远征军出发前专程从意大利赶来；包括亨利·德·蒙特拜利尔德、亨利·德查隆、圭尧姆·德·维埃纳等在内的勃艮第高级骑士也在大军出发时加入了行军队伍，他们多数都来自腓力二世的公爵府，是约翰值得以性命相托的心腹。

讷韦尔伯爵护卫队中的35人有参加十字军的经验，除让·德·维埃纳曾参加过1366年萨伏伊伯爵反抗土耳其的战争外，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波罗的海和北非，因此，他们对巴尔干的情况、土耳其军队的底细并不了解。当然，在十字军的所有士兵中，不仅有人参加过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还有部分人曾以雇佣军的身份加入过奥斯曼军队，但这些普通士兵与骑士很难有机会进入约翰的营帐。总体来说，十字军统帅层对他们即将遭遇的敌人，是不了解的。

同时，其他的规模稍逊的十字军部队在德意志集结，除了巴伐利亚大公罗伯特三世的长子皮潘伯爵（Pipan）外，还有卡策内尔恩博根（Katzenelnbogen）伯爵、西利的赫尔曼（Herman）三世伯爵、纽伦堡伯爵约翰三世以及其他从巴伐利亚、美因茨、图林根、萨克森、汉莎、莱茵兰等地赶来的骑士。据说亨廷顿（Huntingdon）伯爵麾下还有一些英格兰骑士。另外，少量的阿拉贡骑士和波兰骑士也汇入了十字军。

在十字军士气高涨的时候，基督徒内部也发出了批评十字军的声音。长期致力于十字军宣传的腓力·德·美兹埃尔伯爵（Phillip de Mezieres）就坚信这次进军不合时宜。在他看来，野心勃勃的十字军成员们的动机不纯，贸然劳师远征必将遭到惨败，但十字军领袖们对他的逆耳之言置若罔闻，依然热情地从事着准备工作。

集结于第戎（Dijon）的法兰西-勃艮第十字军士兵们得到了4个月的薪俸，133名讷韦尔伯爵护卫队成员还得到了统一的绿色制服。1396年4月20日，大军从这里出发，开赴巴尔干。在此之前，昂盖朗与亨利·德·巴尔（Henri de Bar）已率领部分先遣队前往米兰和威尼斯。4月30日，十字军主帅讷韦尔伯爵约翰在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加入部队，一同向东方进军。

大约是此时，医院骑士团大团长海瑞德（Heredia）病逝，菲利贝尔被选为继任者。（大团长逝世时，菲利贝尔是否已从法国赶来，这一点尚不清楚。）他继任后，迅速武装了一个船队，并按约定与从热那亚、威尼斯驶来的远征船队汇合。

十字军开赴维也纳的第一阶段的行程可谓风平浪静。5月11日，法国十字军抵达雷根斯堡（Regensburg，位于今巴伐利亚境内）后，当地议会收到了租借船只沿多瑙河运送给养的请求。皮潘伯爵和卡策内尔恩博根伯爵带领的德国十字军也在这里与远道而来的勇士会合。5月21日，部队前锋在厄镇伯爵腓力和布锡考特的指挥下到达维也纳。随后三天，联军主力陆续抵达。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前奥地利公爵（Duke of Further Austria）的热情款待。

此时，昂盖朗七世和他的先遣队赶到了米兰，觐见了米兰公爵居安·加利阿索·维斯康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但劝说米兰参战的愿望最终落空。维斯康蒂不满法国企图削弱他对热那亚影响力的举动，尝试阻止热那亚与法国的联合。昂盖朗受命前往米兰警告维斯康蒂切勿从中作梗。4月，法国王后伊萨贝拉（Isabeau of Bavaria）施计流放了奥兰多公爵的妻子、维斯康蒂的爱女瓦伦蒂娜·维斯康蒂（Valentina Visconti）。米兰公爵视这为奇耻大辱，扬言要派遣骑士捍卫女儿的名节。由于十字军同米兰公国的关系持续紧张，使他们不仅未得到米兰公国的强力援助，甚至还有被维斯康蒂出卖的可能（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同米兰交涉的失败，使心情沮丧的昂盖朗和亨利·德·巴尔赶往威尼斯，于5月30日在克罗地亚港口塞尼（Senj）登陆，随即便前往预定的会合地点——布达佩斯。在这里，除法国的故交外，他们还会合了萨伏依人、波希米亚人、条顿骑士和波兰骑士。匈牙利人与米尔恰的瓦拉几亚军队也集结完毕，蓄势待发。

7月底，又有一支由70只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船队从威尼斯赶往多瑙河口的布达佩斯。大队人马集结在匈牙利首都周围。西吉斯孟德自豪地这样描述十字军：“他们的长矛甚至要刺破蓝天了。”

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战争会议上，十字军各方统帅就下一步的动作争辩不休。巴耶济德一世一年前曾扬言他将会在来年5月进攻匈牙利，然而直到7月末，仍不见奥斯曼帝国军的踪影。米尔恰派出轻骑兵远行达达尼尔海峡也未发现巴耶济德一世的主力部队，于是，急不可耐的法国-勃艮第骑士们认为巴耶济德是一介懦夫，不敢与十字军正面对垒。他们坚持应该主动出击，深入敌境，给奥斯曼人一个教训。但老练的西吉斯蒙德坚信巴耶济德一世不会对十字军的到来熟视无睹，他建议应按兵不动，等待土耳其人长途跋涉攻打匈牙利时再进攻，从而以逸待劳，增加胜算。法国人及其盟友则不赞成这一作战计划，昂盖朗七世代表法国发言：“即使苏丹曾夸下海口，我们也可以主动去杀敌。按兵不动不是我们远道而来的初衷。”西吉斯蒙德仰仗法国骑士的战斗力，只能表示同意。编年史家写道：“昂盖朗七世这番言论引起了厄镇伯爵腓力的不满——厄镇伯爵腓力认为自己的身份比昂盖朗七世的高贵，更适合代表法兰西进言献策，昂盖朗不应该越俎代庖。这件事情为十字军的分裂埋下种子。”

◎米兰公爵居安·加利阿索·维斯康蒂

匈牙利将领尼古拉斯·德·格拉（Nicolas de Gara）带领匈牙利前锋率先到达多瑙河左岸，紧随其后的是法兰西-勃艮第和西吉斯孟德的主力部队。与此同时，一些担任辅助任务的诸侯也在陆续到达。由于奥尔绍瓦（Orşova）的铁门峡谷（Iron Gates Valley）是多瑙河较狭窄的河段，十字军选择在这里使用浮桥和舟船渡河，总共花了8天时间（现代的历史学家便是据此推断出十字军总人数在16000人左右，如果按某些记载说的，其总人数有13万人的话，渡河时间则会超过1个月）。法兰西十字军进入敌人的境地后，就开始对当地的穆斯林及东正教居民进行烧杀抢掠的“救赎”。

过于自信的法国人十分轻视向维丁进军的计划，甚至没有认真考察过补给船能否穿过铁门峡谷狭窄、湍急的地段，尽管后来证明一些小型运输船只可以通过，但总体而言，这里的地形不适合大批船只穿行，一旦作战遭遇重大挫折，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部分匈牙利军队走了其他路线，他们从特兰西瓦尼亚翻越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穿过瓦拉几亚地区。这些人主要是特兰西瓦尼亚人，行军目的是帮助米尔恰对付奥斯曼王公弗拉德（Vlad），驱逐驻守在尼科波利斯高地上的少量奥斯曼守卫。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但行军的最主要目的——占领尼科波利斯，一直没有实现。米尔恰随后协助十字军船队在多瑙河河口抛锚停泊。此刻，由44艘运输舰组成的船队驶离了罗得岛，在威尼斯著名海军上将托玛索·摩契尼哥（Tommaso Mocenigo，他后来于1414年当选威尼斯执政官）的指挥下，于8月29日至30日陆续到达多瑙河口锚地。

根据弗偌萨特（Froissart）的记载，十字军渡河后，攻击了多个地区，其中有一个城堡，可能是贝洛格拉奇克（Belogradchik，位于今保加利亚境内）。但这些鲁莽的攻击仅仅起到了打草惊蛇的作用，因为守军在顽强抵抗的同时，派信使给巴耶济德送去了敌人已入侵的警报。十字军期望的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落空了。

◎今日的铁门峡谷

◎今日的贝洛格拉奇克城堡

维丁是保加利亚一个小王国的首府，同时也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在14世纪60年代曾经被匈牙利统治过。维丁的城堡坚固，护城河可直通多瑙河。但十字军9月初到达维丁后，保加利亚王公约翰却选择投降。十字军随后残忍地处决了全部守军，并用300名十字军取而代之。这是本次十字军东征的第一场“大胜”。维丁的不战而降加深了法国人的自满情绪。为庆祝胜利，讷韦尔伯爵的300名部下在这片给他们带来“荣誉”的土地上被授予骑士头衔。

十字军接下来面对的奥雷霍沃（Oryahovo）则是多瑙河边一个十分坚固的要塞，据说拥有两层城墙。因为它是多瑙河上的重要渡口，所以留有大量守军。这里是奥斯曼真正的国土，而不是其藩属的领土。为了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一队由500名法国人和勃艮第人组成的分队由厄镇伯爵腓力和布锡考特带领，在没有匈牙利人的支持下，一夜急行后于凌晨突袭奥雷霍沃。他们刚好遇上了出来破坏护城河桥梁的土耳其人。经过一番激战，法国人占据了桥梁并推进至城墙处，但因兵力不足及缺乏攻城机械，不得不暂时停下来，等待西吉斯孟德的匈牙利部队的增援。匈牙利人赶到后，奥斯曼指挥官认为坚守无望，便同意放下武器有条件投降，以换取守军和城中居民的生命安全。西吉斯孟德做了承诺，但法国人在进城后立刻把他的承诺当作一纸空文。他们在奥雷霍沃大肆抢劫及屠杀——他们认为奥雷霍沃是被法兰西勇士们武力征服的而非和平投降的，因为他们在进城前一晚已占据了城墙。城中大约有1000名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沦为了人质。奥雷霍沃几乎成为废墟，匈牙利人认为法国人背信弃义的行为侮辱了他们的国王西吉斯蒙德，而法国人却认为匈牙利人嫉妒贤能，试图在战争里剥夺属于他们的光荣胜利。

与此同时，威尼斯、热那亚和医院骑士团组成的联合舰队自多瑙河逆流而上，大约12天后，终于抵达了尼科波利斯附近水域。多瑙河下游河面宽广平缓，中型船只可自由通行。尼科波利斯附近水面更是宽达1公里。船队于9月10日抵达后，便在离岸一箭距离处抛锚停泊，等待两天后十字军大队人马的到来。

尼科波利斯城堡建在一片相对陡峭的山地上，可以俯瞰多瑙河。城堡靠近奥尔特河（Olt River，这条河流向北可以到达瓦拉几亚甚至特兰西瓦尼亚）和奥萨山口（Osâm，这里的山谷直通巴尔干中部）。尼科波利斯不仅是多瑙河地区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也是十字军面临的最坚固的要塞——有高大的双层城墙、装备精良的守军以及经验丰富的守将都根贝伊。

◎同时期法国编年史作家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作品中关于围攻尼科波利斯城堡的插图。需要注意的是，画中的场面与史实不符，史上的十字军并未装备火炮等重型攻城器械。

了解对手的地利优势后，十字军选择驻扎在尼科波利斯东侧较平坦的高地上。法兰西联军扎营面向城堡中心，西吉斯孟德和匈牙利人则面向市镇。尼科波利斯防御工事建在四面陡峭的平台上，在其东南段尽管有深沟截断，但是城墙还是向内凹下一片并且在城墙外形成一片台地。于是，十字军选择这里作为主攻点。法兰西人与勃艮第人偏爱攻城梯，匈牙利人则偏爱在城墙下挖掘隧道。但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中世纪编年史学家后来抱怨十字军攻城失利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攻城器械，不过这却让人困惑。为什么十字军选择攻坚，却竟然“遗忘”携带攻城器械？或者他们急于求成，将这些重装备落在了后方？又或者十字军指挥官认为尼科波利斯难以在短期内被攻克，因而试图围城打援（后来战局的发展令此说难以成立）？或许他们准备采用漫长但低伤亡的方法，即长期围困，加上瓦拉几亚盟友的支持，逼迫守军投降？

尼科波利斯久攻不下算不上致命的错误，但明知巴耶济德正在某处虎视眈眈，十字军却没有派出足够斥候去侦察、确定敌人的动向，就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错误了。当然，来自瓦拉几亚有限的后勤供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十字军向侦察敌人的能力。虽然编年史作者们对十字军士气低迷的描述有夸大之嫌，但不可否认，法兰西人与匈牙利人的裂痕正在不断扩大。联军中信仰东正教的瓦拉几亚人同样对十字军屠杀劫掠当地东正教居民的行为义愤填膺，何况本地区大部分百姓从血缘来看都是他们的同胞。十字军在这一时期甚至具有鸵鸟心态——只要有人说巴耶济德的大军即将到来，那人就会被当作异端和叛徒拖出营帐，按照散布谣言、蛊惑军心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来自西欧的十字军虽然蔑视土耳其人的战斗力，但尼科波利斯守军的积极抵抗使他们不得不改变了当初的看法（后来，守城的都根贝伊由此被苏丹授予“信仰卫士”的称号）。

当十字军入侵开始的时候，巴耶济德和他的精锐部队正在围困君士坦丁堡。得知布达佩斯集结了一批从西方来的干预部队后，苏丹的智囊团建议暂时解围，全力迎击北方的敌人。于是，土耳其人撤走并烧毁了所有无法携带的重型装备。拜占庭人虽然得到了拯救，但他们的兵力过于弱小，依托城墙固守尚可，出城追击对手则无异于以卵击石，也就只能“目送”土耳其人撤走。十字军船队穿越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也传到了苏丹耳中。这支船队或许暂时能够掌控海峡，但却不能阻止奥斯曼军队穿越巴尔干的行动，因为帝国已经在欧洲经营了40余年，有一定的根基。当巴耶济德在埃尔迪内集结主力时，一位土耳其间谍给他带来曼努埃尔二世写给西吉斯孟德的一份信件副本，信中拜占庭皇帝焦灼万分地问西吉斯孟德：“为什么你一再延迟？土耳其人已经把矛头指向你了，请尽快备战！”

奥斯曼方面关于这次战役的记载十分稀少，巴耶济德身边的史学家达卡斯（Dukas）仅留下了片言只语：“几天前便派了使者在帝国的西部召集人马。现在，来自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军队同时开始集结，其中也包括那些围困君士坦丁堡的部队。巴耶济德苏丹将亲自率领大军。”根据编年史资料，主力逐步解除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前，奥斯曼就已经派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带领一支轻骑兵去侦察十字军动向了。于是，十字军的部署已尽在苏丹心中。巴耶济德严令禁止部下与十字军私自交战，并且要求各主力集结在埃尔迪内和普罗夫迪夫（Plovdiv，今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之间。他们高效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由桑贾克贝伊（sanjakbey，相当于地方封建贵族）招募的各行省部队骑兵，除一部分留在驻地保护自己家园外，其余皆在各个指定集结点汇合。巴耶济德一世为全军统帅，掌握着精锐的土耳其禁卫军，而他的儿子们则分别被派往鲁美利亚（主要指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部分）、安纳托利亚的封建部队以及卡拉·帖木儿塔斯贝伊的部队中。诸侯联军集结于普罗夫迪夫，随后与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列维奇的军队一同前往索菲亚（Sofia）。为了减轻后勤压力，奥斯曼的部队集结地基本分布在马里查河（Maritsa）。位于埃尔迪内和普罗夫迪夫之间的军营其实距离十字军外围侦察部队的巡逻范围只有一线之隔，但幸运的是，十字军并没有发现他们。

有着“雷霆”称号的巴耶济德一世深晓兵贵神速的道理。他在1396年快速渡过多瑙河的行军行动令十字军猝不及防。一份早期的土耳其文学作品如此描绘了大军出发的场面：“高级官员骑着骏马，周围是象征荣誉的旗徽、宗教标记、巨大的战鼓以及镀金的小战鼓……”奥斯曼军队通常的行军次序是先派出由阿金日组成的先头部队在前方探路（这次可能由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指挥），其后是穆色林姆骑兵组成的前锋部队，他们的重要职责是勘测整修道路桥梁，保证它们的畅通。再往后，便依次是精锐骑兵团、封建步兵团、禁卫骑兵团和加尼沙里军团，最后是后勤辎重车队。两翼则由西帕希骑兵负责掩护。

奥斯曼主力从埃尔迪内往特尔诺沃（Tarnovo，曾是保加利亚第二帝国首都）出发，塞尔维亚人则从普罗夫迪夫出发。两军最终于9月22日在特尔诺沃会师。在这里，奥斯曼军队终于被匈牙利约翰的斥候发现了。不过，奥斯曼主力似乎无意在抵达尼科波利斯前与十字军正面接触。9月24日，巴耶济德在离城几公里的一处高地上立起了营帐。14世纪末，土耳其作家优素福（Yusu-i）在他的传奇小说中这样描述苏丹营地：“战鼓、横笛与喇叭齐鸣，马尾麾、长矛与旌旗林立。诸军如层峦叠嶂，披挂齐整。他们面向敌人建起军营，一座座帐篷——主帐、从帐、阁帐雨后春笋般布满大地，帐篷的绳索互相缠绕，几乎想要遮住太阳。”

◎今日的尼科波利斯

◎苏丹夜访尼科波利斯城堡。右侧为十字军营帐，左侧骑马者为巴耶济德一世，城中回话者为都根贝伊。这是一幅1523年的奥斯曼手稿插图，现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

奥斯曼方面的资料显示巴耶济德一世曾经在战前，乘着夜色潜行至尼科波利斯城下，与都根贝伊有过短暂对话。他似乎表示不能立即给守军强力的支援。事实上，奥斯曼史学家的记录认为守军并不需要物资援助，他们的储备十分充分。都根告诉巴耶济德说：“我们物资充裕，现在陛下又来到我们身边，我军士气大振，定能克敌制胜。”巴耶济德最后说：“坚持住，我的勇士们，我将一直与你们同在。很快，你们就会发现我军如闪电已在城下。”

巴耶济德一世现在决定使用穆斯林的传统战术，引诱敌人前来进攻。他精心挑选战场，并构筑了野战工事。根据14世纪末马木留克的战斗手册，他让士兵挖掘了战壕、筑垒等防御工事，并安排弓箭手和骑兵防御。这样的布阵能够最大程度抵消十字军的重骑兵优势。欧洲的记录也提到了尖锐的拒马和坚固的筑垒，但没有提及奥斯曼人挖掘的大量壕沟。正是奥斯曼人对这些工事综合巧妙的应用，让十字军骑兵在之后的进攻中进退维谷。

之前信心满满的十字军久久不能攻克城堡后，发现自己落入了腹背受敌的险境——尼科波利斯守军在他们后方，苏丹在其正面不远处严阵以待，而湍急的多瑙河将他们与补给基地瓦拉几亚隔绝。一旦战败，他们将被合围。对十字军高层而言，便有了些许背水一战的意味，他们必须主动进攻，来打破僵局。不过，对西欧的骑士们而言，这正合胃口，法兰西人的传统战术便是进攻，骑士的荣誉感不允许他们后退半步。

9月24日，米尔恰一世与昂盖朗七世率领各部（其中可能包含部分的日耳曼十字军）开始对整个区域展开侦察搜索。土耳其方面并未记载这次行动，而基督教历史学家的记载又不乏夸大其词。例如，米尔恰一世带领1000人侦察了敌情后回来说，土耳其人至少有20面帅旗，每面帅旗下至少有1万名士兵。但实际上，他们发现的只是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的前锋部队而已。昂盖朗七世为此提议发起一次试探性攻击。这个建议被批准了，雷诺·德·罗耶和其他4名将领带领500名士兵和500名乘马弓弩手（其中包含少量瓦拉几亚人及匈牙利向导）开始出击。根据法国编年史作家弗瓦萨尔（Froissart）的记载，这些士兵遭遇了正在通过附近一个关隘的大批土耳其士兵。昂盖朗七世让200名骑士佯退，吸引追兵进入伏击地点，预先埋伏在暗处的十字军则袭击敌人的殿后部队。最后，昂盖朗七世的军队漂亮地将敌人一网打尽，凯旋回营。观战的将士们不禁高呼：“圣母玛利亚与昂盖朗七世同在！”考虑到编年史家惯有的夸大，这可能仅仅是双方试探接触中的一场小胜。但这再次引起了厄镇伯爵的嫉妒——厄镇伯爵认为昂盖朗七世企图从主帅约翰身上窃取荣誉和权威。

同一天，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十字军屠杀了在奥雷霍沃俘获的几千名俘虏（其中不乏平民）。理由是苏丹将至，没有充足人力去看守这些囚徒。虽然西欧骑士从来便不乏此类暴行，但这对奥斯曼人来说却是第一次。连偏向联军的西欧历史学家们也异口同声地称之为耻辱。仓促之际，十字军甚至都没有掩埋尸体。这次暴行直接导致了战后巴耶济德一世雷霆般的报复。

喋血旷野

最后的决战于1396年9月25日（星期一）在尼科波利斯城外不远处的旷野展开。依据文献，战场位于尼科波利斯和村庄贝勒弗达（Belevoda）之间的谷地。土耳其人十分擅长利用自然地形加强防御——左翼有树林做掩护，右翼有崎岖的湿地提供天然防护，前方又有一道密布着灌木丛的沟壑（可以限制十字军骑兵的冲击力）。

土耳其军队的阵型通常是按照14世纪安纳托利亚军事传统排列的：队列最前方是弓箭手，靠后是骑兵部队，中间安排的人员最多，两翼略少，整支军队宛如新月。依照传统，鲁美利亚和巴尔干骑兵位居部队右翼，安纳托利亚骑兵部署在左翼（即帝国欧洲部分骑兵居右，亚洲部分骑兵居左）。此次会战，苏丹命令中央的步兵在阵前布满了锋利的拒马。由于忌惮十字军骑兵的冲击力，部分加尼沙里军团被临时安排加入到普通阿赞布弓兵方阵中，而不是和苏丹的整个禁卫军一起位于后方。考虑到阿金日骑兵作为边防突袭部队，正面攻坚能力较弱，巴耶济德一世将他们布置在拒马前方。其任务是引诱敌人进攻土耳其军正面，旋即后退将敌军放入土耳其的陷阱中；当反击时，他们则作为侧翼骑兵进行包抄合围。

巴耶济德一世本人的营帐位于稍远些的小丘上，周围由他的亲兵簇拥，卡皮库鲁骑兵则拱卫在两翼。他忠诚的盟友拉扎列维奇率领的塞尔维亚部队与他的左翼禁卫骑兵团并肩战斗。根据奥斯曼颂歌中的记载，鲁美利亚骑兵由巴耶济德的儿子苏里曼·切莱比（Suleyman Celeb）统帅，阿里帕夏（Ali Pasha）和鲁美利亚贝伊勒贝伊菲鲁兹（Firuz）等人辅佐。安纳托利亚骑兵则由巴耶济德的另一儿子穆斯塔法·切莱比（Mustafa Celeb）统帅，安纳托利亚贝伊勒贝伊卡拉·帖木儿塔斯帕夏协助。安纳托利亚骑兵包括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很多仆从国的部队。巴耶济德计划将十字军的进攻引到队列的中央，当十字军与己方步兵部队厮杀时，再派遣骑兵从两翼攻击。当然这一计划也不无风险——由于苏丹将精锐机动兵力置于两翼，如果十字军迅速突破中央防线，他的部队就可能从中被撕裂，从而首尾难于相顾陷于崩溃。

◎双方兵力布置及作战进程图释。来自Jean-Denis G. G. Lepage, Medieval Armies and Weapons in Western Europ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McFarland & Company, 2004.

大敌当前，不论是远道而来的法兰西骑士，还是西吉斯孟德与他的巴尔干联军，都士气高涨，枕戈待旦。虽然他们取胜的愿望同样强烈，但因配合不佳，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法国十字军将士倾向于直接发起冲锋，靠强有力的正面突击一举打垮对手；匈牙利与瓦拉几亚人因先前已吃尽奥斯曼军队的苦头，则倾向于制定严谨的计划，协同出战。是日破晓时分，全体十字军将领在约翰的营帐召开了战前会议。西吉斯蒙德向约翰表示他的侦察兵已目睹了土耳其人的军阵，请求将攻击延缓两个小时，使他的侦察兵得以回报敌军的数量及具体部署，然后由刚与土耳其交手，熟悉敌情的米尔恰用轻骑兵试探攻击，最后再用西欧十字军与匈牙利部队发动主攻。

昂盖朗七世、法国海军上将让·德·维埃纳及十字军的一些资深骑士都建议依从匈牙利国王的老成之言。但厄镇伯爵腓力长期的不满和嫉妒在此刻终于爆发，声称西吉斯蒙德只是想包揽战功，为自己树立权威。他希望能捍卫法兰西骑士的荣誉，请缨带队冲锋。昂盖朗七世当众怒斥腓力的傲慢无礼，让维埃纳发表意见。维埃纳说道：“实情和情理若不被接纳，那就是傲慢无礼。”他又认为，如果腓力果真孤身挺进，那么法兰西同胞们不会见死不救，也将一同出击，但是与匈牙利人和其他盟友一起合作才更为明智和稳妥。可是腓力依旧坚持己见，不愿再等下去，于是会议演变成激烈的争吵。此时，法国军中较年轻的鹰派骑士心高气傲，急于崭露头角，便鼓噪老将们不是谨慎行事，而是畏敌如虎，把法兰西骑士的颜面都丢光了。在他们的言语相激下，约翰最后采纳了腓力的建议，决定立刻进攻。西吉斯孟德不得不让步。最终，法兰西-勃艮第联军被部署于阵型中央最前线，在他们的后方，匈牙利人、日耳曼人，医院骑士团、波兰与波希米亚的少量军队依次摆成了横列；右翼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左翼是米尔恰的瓦拉几亚人。这就意味着十字军的左翼一直延伸到多瑙河，右翼则暴露在了尼科波利斯的守军面前。

进攻命令传达下去后，清晨，厄镇伯爵一马当先，充当前锋，约翰和昂盖朗率领的法兰西骑兵主力紧跟其后。其他十字军和部分瓦拉几亚人也一同出击。由于奥斯曼人狡黠的部署，十字军侦察骑兵能够发现的土耳其军队，只有那些在灌木沟壑后面较远山丘斜坡上的阿金日轻骑兵。不过，十字军估计高地下的树林里可能隐藏有大量的拒马和奥斯曼步兵，所以冲上山头后，没有立即全速下山。他们和阿金日轻骑兵曾在高地短暂接触过。但阿金日轻骑兵并不恋战，很快就有组织地分散到远处的山丘，而那些起伏不定的山丘则藏有巴耶济德的主力和塞尔维亚骑兵。

可能是轻信了土耳其只有轻骑兵的传言，也可能是因为盲目自大，法兰西十字联军向前推进到高地边缘时，并没有及时通知西吉斯孟德。位居最前列的法国人独自发动冲锋后，后面不知情的匈牙利人以步兵为主，显然无法跟上法国骑兵的速度，两翼的巴尔干轻骑兵距离又过于遥远，于是这便导致了十字军的前后脱节。虽然双方总兵力不相伯仲，但此刻法国人面临的以少打多的窘境，则是由他们自身造成的。

冲上高地的骑士们很快发现下方是干涸的溪流与茂密的树林，并不利于他们机动。虽然阿金日轻骑兵看似完全不是西欧重骑兵的对手，一触即溃，但这不是真正的战斗。欧洲历史学家用了很多篇幅来描绘十字军初战告捷，阿金日骑兵四散奔逃的场面，但阿金日骑兵只是按计划佯败诱敌深入而已，且高地下的树林里便藏有大量奥斯曼步兵。很快，轻盈的阿金日骑兵便消失在十字军的视野，退回后方重整旗鼓。

被“胜利”鼓舞的法兰西骑士们推进到奥斯曼军队阵前时，才恍然发觉早先以为的灌木丛，竟是密集的拒马，而拒马后面埋伏着大量的土耳其弓箭手。他们曾短暂停顿，但事已至此，已没有其他出路，何况骑士规范不允许他们后撤。于是，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咬牙继续冲锋。可以想象，他们已是奥斯曼弓箭手极佳的活靶。布锡考特元帅的个人传记有着这样的记载：“箭雨比小溪瀑布的水点还要密集。”而布锡考特不断激励他的部下继续向前，不能像懦夫一样死于箭下。这时，法国骑士装甲上的优势便体现出来了。土耳其步兵使用的复合弓在射程、精度、射击频率上远优于西欧长弓，但箭头太轻，面对西方最为优良的复合盔甲，穿透力不足，于是多数箭矢都在十字军的甲胄前弹开。这些法兰西骑士便在土耳其士兵诧异的目光中，顶着箭雨冲上了山头。

◎十字军骑兵冲向严阵以待的奥斯曼军阵

然而，山坡陡峭，并不适合战马冲刺，虽然骑士的伤亡不大，但战马的装甲防护并不结实，很多战马中箭后甩下骑手便跑回了营垒，致使很多落马骑手不得不徒步作战。那些徒步骑士尽力为战友推倒拒马，令后面的骑士得以通过。西欧十字军的装甲给土耳其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14世纪末的土耳其诗歌总是描绘西欧的骑士“全身披挂重甲”，如发表于尼科波利斯战后的史诗《乌马尔帕夏》就这样描写十字军在清晨的进攻：“敌人穿着铠甲，连马匹也不例外。他们的锁子甲令人艳羡，他们的胸甲、臂甲、腿铠以及头盔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十字军便冲过拒马，进入了对方步兵阵列。此时接战的土耳其步兵仅为普通的阿赞布弓兵或巴希巴祖克非正规军，面对几乎“刀枪不入”的十字军骑士，他们纷纷退向两翼。传统土耳其史学家解释这为有意的诈败，是一个陷阱，目的是让十字军陷入重围。但事实上，这恐怕是一场溃败。因为步兵方阵后的骑兵部队也抵挡不住，被法兰西骑士冲得七零八落。这些骑兵可能是先前退回休整的阿金日轻骑兵，也可能是负责连接两个步兵方阵的西帕希骑兵。步兵方阵这么快即告陷落，大大出乎巴耶济德的预料，对土耳其人而言，到了千钧一发之际。

击败土耳其步兵后，昂盖朗七世和让·德·维埃纳试图暂停攻击，整理队列并等待后方匈牙利人的增援。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还有取胜的希望。但那些年轻的骑士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坚持继续进攻，幻想着再稍稍努力，就能直捣苏丹大营。然而，如前文所说，一名法国贵族骑士的全套装备重量超过100磅，经过了长时间的全力冲刺和箭雨、拒马的洗礼，多数士兵的体力已经枯竭，而他们此时面对的，是最为精锐的土耳其禁卫军。同时，他们的侧面也开始受到两翼西帕希骑兵的攻击。虽然骑士的装备给了他们最好的防护，但侧面依然是脆弱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有着明媚阳光的陡峭山坡上。很快，约翰和其他贵族就陷入了层层包围，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战斗。长矛断了，战马死了，他们便抽出短剑，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西帕希骑兵几乎就要支撑不住了。

千钧一发之际，土耳其禁卫骑兵突然高呼着“真主伟大”从树林中杀出，十字军顿时陷入了恐慌，他们大声叫喊着：“土耳其人从后面冲上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让·德·维埃纳海军上将试图将军心稳定下来，但他周围可用的兵力越来越少。神圣的圣母旗倒下了，圣母旗又树起来了，又倒下了，又树起来了……它第六次倒下的时候，维埃纳也倒下了。让·德·卡鲁日（Jean de Carrouges）、腓力·德·巴（Philippe de Bar）及奥达德·德·沙斯龙（Odard de Chasseron）等法国贵族及大部分日耳曼骑士也都英勇战死。约翰本想玉碎殉国，但他的贴身侍卫劝他暂且投降，以便来日东山再起。约翰便放下了武器。随后，厄镇伯爵腓力、德·拉·马尔什伯爵、布锡考特元帅、昂盖朗七世等人与一些瓦拉几亚骑士，目睹了主帅的作为后，也相继放下了武器。土耳其人知道这些贵族的分量，准备留待将来换取巨额赎金，也就乐于保全俘虏的性命。

此时，尼科波利斯战役正式分为两个部分——即摧毁法兰西十字军和匈牙利联军的两场战斗。当法国人几乎全军覆没，奥斯曼人开始重整阵列的时候，后方的西吉斯孟德很可能还不明白战局的状况。因为法国人擅自发起的冲锋使前后军完全脱节，增援途中的匈牙利人又被小山遮蔽了视线，恐怕只能通过零星跑回的战马与跌跌撞撞的伤兵判断情势。而这样的场面肯定会对士气形成严重打击。虽然不清楚细节，但西吉斯孟德想必明白，他已经失去了最好的重骑兵。在西吉斯孟德写给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菲利贝尔的信中，他抱怨道：“我们因为法国人的骄傲和无知失掉了这场战役，如果他们听从我的建议，我们就有足够的兵力对抗我们的敌人。”

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其他十字军往前出击，试图挽救法兰西-勃艮第联军的命运。但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却并没有如此忠心。当看见如狼似虎的奥斯曼军队从树林中杀出来时，他们便抛弃盟友自行撤退了。米尔恰明白这场战役已经没有胜算，于是选择保存实力。如此一来，中路的十字军便完全失去了两翼的掩护，再一次陷入土耳其人的合围圈。西吉斯孟德的主力继续前进，他们很快遭遇了正准备前往尼科波利斯城堡解围的奥斯曼步兵军团，完全失去骑兵掩护的匈牙利部队几乎成为待宰羔羊。当两侧的西帕希骑兵赶到后，十字军最后的抵抗演变成彻底的溃败。由于威尼斯的战舰吨位过大，无法靠岸，幸存的士兵只能依赖为数不多的小船渡河，这更加混乱，加重了伤亡。

◎描绘尼科波利斯战役的绘画（创作于1588年）

当骑兵部队取得对匈牙利军队的胜利后，巴耶济德并没有将禁卫骑兵军团投入战场以获得荣誉，而是让拉扎列维奇和他的塞尔维亚部队去追击残敌。这些基督徒军队对昔日的战友毫不留情，他们缴获了匈牙利国王以及各主要指挥官的战旗，这些战利品一直在土耳其保存了数个世纪。

◎当匈牙利西吉斯孟德国王的部队击破了奥斯曼重新列阵的步兵，正在抵御冲锋的西帕希骑兵时，他们突然惨遭来自侧后方的斯蒂芬·拉扎列维奇部队的强力突袭，后者成功砍倒了西吉斯孟德的帅旗。

当国王战旗倒下时，匈牙利军官们明白大势已去，纷纷劝说西吉斯孟德逃离战场。他们且战且退，向河边奔去。医院骑士团的一艘小船将西吉斯孟德运到威尼斯海军的战舰上。大约200名伦巴第和热那亚雇佣兵弩手在山丘上忠心耿耿地阻击土耳其的攻势直到匈牙利国王成功登舰。阵中的纽伦堡伯爵约翰三世、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菲利贝尔以及格兰大主教等也成功撤走。

不过，多数士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将近6000名波兰骑士和瓦拉几亚人在离西吉斯孟德不远的战场被土耳其人撕成了碎片。其余士兵目睹国王远遁，也纷纷涌向多瑙河，企图随意找到一艘小艇逃走。但贵族们都不能全部得到救援，更不用提这些普通士兵了。当溃逃的士兵试图爬上船时，船上的人害怕超载翻船，就砍断了他们抓着船沿的手指，很多人被迫掉入河中。幸运的是，9月恰逢多瑙河枯水期，河中有一些较大的江心岛屿，所以，部分十字军得以存活，其中包括少数法兰西十字军。

这场战争，有多少人被俘，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从400人至12000人不等。不过，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被俘人数在3000人左右。当巴耶济德一世作为胜利者进入敌军营地后，他才领略到十字军贵族的奢华，感到十分震撼。然而，当他目睹附近被屠杀的土耳其战俘尸体时，震撼转为震怒，当即他便决定用同样的方式向基督徒报复。

◎仓皇渡河逃难的十字军士兵，来自：David Nicolle，Nicopolis 1396: The Last Crusade.

第二天（即9月26日）上午，余怒未消的巴耶济德一世下令检阅战俘。虽然根据伊斯兰法律，战俘是俘获者的财产，但苏丹享有五分之一的战利品。于是，俘虏中的五分之一被带到他的面前。雅克·德·埃利（Jacques de Heilly）原本是勃艮第公爵的侍卫，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战功卓越，但他曾作为雇佣军为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效劳过，此次战役他加入了约翰的卫队。由于他同时得到双方的信赖和尊重，便奉命从诸多战俘中选了50名身份高贵、能换回高额赎金的贵族，这些人在后来的屠杀中幸免于难。

根据十字军幸存者的说法，暴怒的巴耶济德一世曾一度准备将大部分普通战俘屠戮。后来，他的群臣觉得过多的流血可能会引发真主的不满，他才决定少杀点。记录中被屠杀的战俘人数从300到3000不等。奥斯曼人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震慑那些潜在的抵抗者，并激励己方士兵的勇气，平息他们的愤怒。

据说，在十字军出发时，恶兆就已经在法国显现。不祥的乌云压在加来（Calais）附近的皇家营帐，目击者报告有一颗巨大的流星如长矛击中了其中5个帐篷。1396年12月，第一批尼科波利斯战役的幸存者辗转回到了法国。很多人去了巴黎，但他们在那里被当作流浪汉或者匪徒关进了监狱。起初，他们关于这场灾难的描述无人相信，并且人们准备绞死这些妖言惑众之徒。然而幸存者不断出现，其中有两人得到了觐见勃艮第公爵腓力的机会。虽然得知了惨败的消息，但他们不会描述具体细节，也说不出约翰等贵族的下落，爱子心切的公爵遂派遣他的侍卫纪尧姆（Guillaune de l'Aigle）到东方去了解真相。

一些顺多瑙河而下的幸存者在热那亚殖民地卡法落脚了。威尼斯船队将西吉斯孟德和他的部下带到君士坦丁堡。虽然匈牙利和西欧十字军战败了，但拜占庭首都至少暂时解围了，也不能说全无收获。在君士坦丁堡，西吉斯孟德和曼努埃尔二世皇帝讨论了当前局势。西吉斯孟德雄心勃勃地准备在来年春天再发起一次十字军远征，不过这已经是痴人说梦了。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菲利贝尔·德·莱雅克则在12月底经由医院骑士团控制的港口回到了罗得岛。

至此，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落幕。

◎巴耶济德屠杀十字军战俘的情景。

硝烟过后

战败后遭对手囚禁，对那些征战多年的西欧贵族而言，并不新鲜。那些身份高贵的战俘作为“财神”得到了悉心照料。对一些未满20岁的年轻战俘，土耳其人通常也网开一面。但那些逃脱处决命运的普通战俘的结局就无人知晓了，估计大部分成为奴隶，被贩卖到帝国各地，剩下的皈依伊斯兰教，获得自由后融入了伊斯兰社会。

最初，战俘被囚禁在距离战场350公里外的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他们被剥去衣衫，没有鞋子，双手被绑，时常遭到狱卒毒打，苦不堪言。贵族俘虏被关在当地一座塔楼的上层房间内，苏丹又从普通战俘当中挑选300人关在下层的房间与他们“做伴”。后来，为了避免基督徒营救俘虏，他们被送到小亚细亚的前首都布尔萨严加看管。土耳其供应贵族囚徒面包和肉，容许他们拥有长时间的望风，甚至偶尔同意他们打猎解闷。不过，他们的健康问题还是很严重。很快，约翰就因病和他的同伴们分开了。厄镇伯爵腓力在战斗中负伤，最后死在他的囚禁地。昂盖朗爵士的身体状况亦十分糟糕，尽管他过去一直身强体壮，生病期间也得到了难友的精心照顾，但还是蒙主的召唤，上了天国。

曾替巴耶济德一世辨认贵族身份的雅克·德·埃利被双方选中，作为赎金特使，在起誓后回到了故国，向法国国王、勃艮第公爵通告土耳其人胜利的消息并为战俘索求赎金。圣诞节当日，雅克·德·埃利驭马进入巴黎，跪倒在国王前诉说十字军东征战败及巴耶济德一世屠杀俘虏的消息，此外，他还带来了约翰及其他贵族俘虏的信件。没有来信的人被假定为死亡。宫廷显贵都围在雅克身边打探亲人的状况，很多人痛哭流涕。德尚这样写道：“丧礼从早上一直举行到傍晚。”法国政府更是宣布1月9日为全国哀悼日，当天“巴黎的所有教堂响起铃声，令人悲悯”。国王赐给雅克200个金币，并安排3名勃艮第骑士随他一道原路返回土耳其帝国，同巴耶济德商讨赎金问题。知道巴耶济德喜欢打猎，他们便特意准备了从米兰购买的白色猎鹰、精美的丝绸、用黄金和象牙雕饰的马具，以及用亚历山大的故事作为内容的挂毯当礼物。

◎巴耶济德收取十字军战俘赎金的情景

出发前，考虑到赎金金额恐怕会十分惊人，法国特使还特意去热那亚与威尼斯寻求当地商人借款。虽然法国和勃艮第是主要的支付者，他们为此还开征了特别税，但这笔巨款几乎是由整个西欧贵族阶层共同偿还的。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法国支付20万弗罗林金币（Florin）作为赎金。在法国支付了首期的7.5万弗罗林金币后，俘虏在1397年6月24日被释放。在威尼斯，他们等所有款项结清后终于得以重返法国。

约翰在1398年2月22日到达第戎，这距他率领十字军出发差不多已有两年时间了。他和他的同伴们也收到巴耶济德赠送的一些小礼物：1个铁杖、1件土耳其风格的亚麻束身衣、一些皮弦弓和小鼓——这对十字军而言，是绝妙的讽刺。礼物透露出以下信息：奥斯曼人用最简单的装备，打败了奢华的十字军！

在分析十字军失败原因时，大多数法国人热衷于将原因归罪于匈牙利人。德尚在1396年底的一诗篇中这样写道：

“尼科波利斯，异教徒的城市。

我们目睹过的伟大围城攻坚，

却在傲慢和愚行中惨淡结束，

因为匈牙利人可耻地逃跑了。”

虽然战役的来龙去脉今天还未彻底理清，但将失败的原因完全归罪于匈牙利人显然并不公平。尼科波利斯战役的十字军是当时西欧国家所能召集到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果却在平原决战中彻底失败了。如果法国人最初听匈牙利人的建议，与之通力合作，而不是一心想着包揽头功；如果他们不是过分轻敌，而提前做到知己知彼，尼科波利斯战役的结局或许就不一样了。然而，历史不可重演。尼科波利斯战役中的十字军可以说是“跨国骑士最后一次精神上的联合”。之后，英法两国再次陷入连绵的征战，再也无心无力，去干预东方事务。而巴尔干与意大利诸国更是各怀鬼胎，甚至希望同奥斯曼帝国与虎谋皮。至于拜占庭，则无可避免地衰落下去，直至1453年彻底覆灭。虽然之后也有欧洲军队联合起来对抗土耳其人并取得胜利，如1571年在勒班陀、17世纪在维也纳，但那已经属于近代战争了，再也不属于中世纪那种充满宗教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十字军东征了。

虽然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尼科波利斯战役的灾难并没有浇灭勃艮第精英阶层的活力。约翰显然从尼科波利斯战役中吸取了教训，他在1404年成为勃艮第大公，因当年在尼科波利斯被麾下骑士架空的经历痛彻心扉，直到去世，他都一直牢牢掌握着军权，并在战场上颇有斩获。巴耶济德或许在政治上给了约翰不少启示，后者也青睐运用强力的手腕来解决难题。在同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争夺法国摄政权的斗争中，约翰于1407年派出刺客结束了路易的性命，从而成为法国真正的主人。可惜好景不长，12年后他在蒙特罗与法国王太子查理谈判时，被奥尔良公爵的支持者（阿马尼亚克派）暗杀身亡，年仅48岁。

布锡考特元帅是少数几个曾返回东方作战的十字军成员。他于1399年率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代表法王参加了援助君士坦丁堡抵抗巴耶济德的战斗，并帮助该城免遭陷落。历史学家们还发现了布锡考特在英法阿尔库尔金战役前制定的作战计划，这份计划充分展现了他在尼科波利斯战役时对抗奥斯曼弓箭手获得的经验。战役最终以法国惨败收场，布锡考特作为战俘在英国度过了余生。

◎勃艮第公爵约翰被刺身亡的情景

毫无疑问，尼科波利斯战役对匈牙利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战役严重损害了西吉斯孟德的威望和匈牙利本已脆弱的统治基础。1401年，西吉斯孟德竟被政变的男爵们拘押起来。虽然最后得到释放，重新成为国王，但那是因为男爵们实在找不到可以替代他的人。他在惨败后卧薪尝胆，积极开展军事改革，常备军得到扩充，此外，他还进一步规范了主教和男爵们保护王国的义务。更主要的是，新的预备役体系也建立起来了，地主们被告知，每拥有20个佃农就得供养1名轻骑兵，每个轻骑兵还需配备1名乘马弓手。很明显，这套体系是针对奥斯曼的。南方前线的筑垒防御也被现代化，来自意大利的工程师帮助构筑新的防御工事。西吉斯孟德大体保住了他的王国，并在1433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的西吉斯孟德

对欧洲人来说，尼科波利斯战役还有一层特殊含义——在整个中世纪占据军事统治地位的骑士，开始走向没落。以往的西欧人总把骑士当天之骄子、军队的灵魂，但代表欧洲骑士最高水准的法兰西人，居然惨败于看似“粗野”的土耳其牧民之手，这就给西欧的军事体制敲了一记警钟。骑士对防护力近于畸形的追求、迂腐的清规戒律、散漫的纪律和个人至上的传统，在生气勃勃的土耳其禁卫军面前，被击得粉碎。1396年尼科波利斯原野上的那场鏖战，开始让人们思索：或许加尼沙里军团才是未来军队的楷模。20年后的阿金库尔战役，法兰西骑士阶层的精华，尽数葬送在英格兰农民长弓兵之手，便真正敲响了骑士阶层的丧钟。而土耳其新军在随后的2个世纪，成为欧洲人竞相效仿的对象。

◎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以长弓手为主的6000名英军击败了以骑士为主的3.6万名法军。

对土耳其而言，尼科波利斯战役的胜利意义也非同小可。奥斯曼人由此在巴尔干站稳了脚跟，并大大加强了对希腊地区的控制，以往一贯轻视土耳其的西欧诸强从此对它刮目相看，在巴尔干，再也无人能够轻易将穆斯林赶回海峡对岸了。6年后，面对东方迅速崛起的帖木儿帝国，巴耶济德在安卡拉战役遭到了生平唯一的一次惨败，且最终死在帖木儿营中，只能坐视帝国的亚洲部分在后者的铁蹄下呻吟颤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或许巴耶济德需要为帝国此后陷入群龙无首的内战负责。当初臣服的诸侯也乘机纷纷反叛，如他生前最亲密的基督教战友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列维奇便脱离了土耳其统治，并四处开疆拓土。看上去，仿佛1396年的战果，在1402年的失败中已经消失殆尽了。其实不然。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前，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统治不过40余年，但在小亚细亚，已有百年。它骨子里依然是一个亚洲国家。倘若十字军在尼科波利斯取胜，恐怕至多只能将巴耶济德逐出欧洲，绝无染指安纳托利亚的可能，更别说收复圣城了。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几年后土耳其帝国遭遇帖木儿时，便会蒙受灾难性的后果，即帝国的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都会受到蹂躏。事实是，当奥斯曼帝国的亚洲行省陷入混乱时，它的欧洲部分却成了避风港和大后方。无数土耳其难民、士兵和精英，渡过海峡，到巴尔干、色雷斯定居。帝国在20年后能够得以恢复元气，靠的也是在欧洲的休养生息。如果巴耶济德在尼科波利斯战败，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土耳其历史将被彻底改写。1396年9月发生的事件，决定了奥斯曼帝国往后是转向西方，还是倚重东方。此后，随着苏丹迁都君士坦丁堡，看重欧洲的倾向便越来越明显。直到今天，土耳其虽然绝大部分领土都位于亚洲，却把自己视为欧洲国家，不得不说，这一切早在尼科波利斯战役时便埋下了伏笔。

◎土耳其禁卫军制服

在我偶然发现的一张老照片上，土耳其的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身着土耳其新军制服，英姿飒爽，不知此时的他是否正悄然穿越时空向500年前的先贤致敬？

◎身穿土耳其新军制服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