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僧兵（少林功夫传承与发展）
少林僧兵简介
少林僧兵：俗话说：“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传承至今已逾千年，其历史沿革与发展轨迹究竟如何？而拥有一身本领的少林武僧，在历朝历代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少林僧兵将为您解答这一切。
少林僧兵·历史词解——
开山鼻祖之谜
俗话说：“天下功夫出少林！”
誉满世间的少林功夫，发源于佛教圣地少林寺，少林寺坐落于河南嵩山，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根据史籍记载，远道来华的天竺（今印度）高僧跋陀（又名佛陀）得到魏孝文帝的垂青而成为寺中首任主持后，广纳人才，招揽了一批身怀技艺的僧人入寺。其中，比较出名的是一个唤作僧稠的弟子，《朝野佥载》说他平日喜欢“角力腾趠为戏”，并在一番刻苦训练后，变得“拳捷骁武”、筋强骨壮，十分异于常人。也正是从这时候起，尚武的风气在寺内逐渐流传起来。僧侣们如此热衷于练武，原因之一是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由于寺院所处的山区丛林密布，猛兽出没，故不得不以习武的方式保护自身安全。久而久之，少林功夫传出寺外，为世人熟知，并在经历千载的风风雨雨后，饮誉全球。
尽管跋陀是少林寺的首任主持，他的弟子僧稠也是寺中早期的高手，但后世的许多武术爱好者一般不把他们看作是少林功夫的开山鼻祖。这也许是因为两人的知名度不高，在武术史上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事迹。
被许多人视为少林功夫开山鼻祖的是高僧达摩（又叫菩提达摩或达磨）。
达摩来自南天竺，于北魏孝昌年间（525—528年）漂洋过海来华传法，他从南方渡过长江前往中原，先活动于洛阳附近，再寓居少林寺一带。达摩在少林寺北的五乳峰石洞中以坐禅面壁的方法长年累月地修行，传说他的身影竟然投入石上，以致留下了“面壁石”的典故。静坐修身的禅法简捷易行，因而在佛学界迅速流行起来，达摩也被后人视为禅宗始祖（又叫初祖）。达摩死后，其事迹在众口相传的渲染之下变得神秘莫测，例如《传灯录》称他竟然脚踏一苇便渡过了长江，似乎轻功已经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达摩精于拳术的说法亦在世间流传，比如清末民初面世的《少林拳术秘诀》中，称“少林手技，以五拳为上乘”，而五拳之法，“人多以传自梁（达摩来华后由梁朝进入北魏）时之达摩禅师”。他寓居于少林寺时，见“徒从日众，类皆精神萎靡，筋肉疲惫”，即使开始“说法入坐”，听众“即有昏钝不振者”，便对众人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如欲修行，必先强身，否则就像一些“志靡神昏”者那样，“一入蒲团，睡魔即侵”，以致悟道之日遥遥无期，故当务之急是为众人创立“强身术”，要求大家“每日晨光熹微”之际，“同起而习之”，必会产生健体的效果。他为众人亲自展示了“强身术”，这种被视为开宗的拳术即“罗汉十八手”，顾名思义，因其前后左右，总共不过十八手而已。
◎达摩像
创立拳术虽然重要，但武术理论绝对不容忽视。作为禅宗始祖的达摩，其学说经过后世高僧的发展，对武僧习武大有裨益。特别是这一派的禅法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之后，宣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也就是摒弃佛教原有的烦琐教义，不再强调严格遵守传统戒律，只要去除心中妄念，在心境提升和机缘来到时便可“顿悟成佛”。这使禅宗教徒可以从条条框框的规章制度中解放出来，融入市井生活，正如《指月录》里宗杲大慧禅师所言：“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烧火做饭，皆可参禅，如此一来僧人大张旗鼓地习武也就见惯不怪了。
禅宗的上述特点，使其与佛教其他流派相比显得更加宽容，因而信奉禅宗的少林寺能以武显名并非偶然。
达摩之所以会被许多人尊为少林功夫的开山鼻祖，除了他是禅宗始祖外，还与《易筋经》这部武林秘籍有关。这部书据称是达摩所作，并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版本。这许多版本大都收录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序言，这序言托名为唐朝开国名臣李靖所写。该序言对《易筋经》的神秘来历进行了披露，以净业道人藏本为例，里面写道：传说少林寺僧在达摩死后重修他生前面壁的石洞时，发现一石函，内藏《洗髓》《易筋》两经，遗憾的是，《洗髓经》在少林僧慧可之后传承不明，唯《易筋经》得以“留镇山门，以光师德”，一直流传下去。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推论：既然书中记录的功夫是禅宗始祖达摩所创，那么诞生于禅宗祖庭少林寺里的少林功夫，其开山鼻祖似乎也应该是达摩。
但是，假若《易筋经》真的是达摩的心血结晶，由唐朝李靖作序，并一直在少林僧人中流传，那为什么在明末以前的文献资料中找不到任何记载？故有理由认为《易筋经》是明代的伪书，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毕竟是有史以来第一本在理论上系统论述少林拳法的著作，自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这种历史价值不能因达摩不是其真正的作者而受到忽视。
《易筋经》一再提到达摩，并对其推崇备至，可这并不代表达摩在明代是公认的少林武术大师。在明代刊行的涉及少林武术的书中，如俞大猷的《正气堂集》、程宗猷的《耕余剩技》等，都没有提到达摩会拳。由此看来，就算《易筋经》真的是明代紫凝道人假托达摩之名于天启年间所著，其产生的影响亦很有限，因为最初只有抄本传世，直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才有刻本，这时距天启年间已经过去两百多年了。故此，达摩创建少林功夫的说法可能到晚清才逐渐广为流行。而提及达摩的《少林宗法图说》《少林拳术秘诀》等书，也都是迟至清末民初才面世的，正好反映了对达摩崇拜的一个历史形成过程。有意思的是，尽管古代的佛教历史书籍记录了“一苇渡江”等与达摩有关的奇迹，可从没说过他会武。因而有学者引经据典地考证出达摩只是禅师，他不懂拳，也与少林武术的传承毫无关系，故《易筋经》《少林宗法图说》《少林拳术秘诀》等书对达摩武功高强的描写只是牵强附会。种种质疑表明，在达摩是否是少林功夫开山鼻祖的问题上，仍有争议。
由于上述说法的矛盾之处，有关隋唐之交少林武僧创立少林功夫的说法似乎显得更为可靠。武僧在世间扬名主要靠的是实战。隋唐交替之际，武僧大显身手，在历史上留下了无可置疑的作战纪录。这一切都与达摩那些传奇故事迥然不同。
◎少林寺壁画中的武僧
少林寺最早介入武力纷争是在隋末唐初，由于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重视佛教，曾于开皇年间赠予少林寺土地100顷，因而到隋末天下大乱时，这个拥有庞大地产的大寺院就成了反政府武装的攻击目标。当时恰逢饥荒，汹涌而至的大量饥民在寺僧尽力抵抗的情况下仍然放了一把火，将寺院烧得只剩一座孤塔。这是少林寺历史上首次被焚。为了自保，劫后余生的僧人开始物色武僧，积极筹建僧兵。随后，少林寺的地产又遭到地方割据势力的觊觎，起因是隋将王世充于武德二年（619年）在洛阳称帝，国号“郑”，王世充之侄王仁则趁机霸占了少林寺西北50里的属地柏谷坞，建起辕州城。王仁则利用险要地形，“以立烽戌”，与长安的李唐王朝对抗。唐高祖李渊令儿子秦王李世民于武德三年（620年）率诸路人马讨伐王世充，双方在嵩洛一带激战不休。关键时刻，为了夺回地产的少林僧人站到了李唐王朝一边。据《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等史料记载，少林寺以志操、惠玚、昙宗等13位僧人为骨干，突然率众参战，于四月下旬乘夜攻入郑军营垒，活捉王仁则献给唐军。少林武僧此举有助于唐朝平定王世充，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嘉奖。事后，李世民在《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中称赞少林寺僧能观形察势，“深悟机变，早识妙因”。鉴于有功的僧人只愿出家，不贪图官位，因而李唐王朝只授予了他们荣誉封号，其中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僧”，另外赠予少林寺田产40顷。就这样，矗立于少室山的名刹在李唐王朝采取慷慨赠田等政策的鼎力支持下，成了富丽堂皇、天下闻名的大寺院。
从此，少林武僧知名度大增，令世人刮目相看，以致出现了武僧拯救李世民的传说。而这一段著于史册的实战历史，为武僧创立少林功夫的观点提供了依据。从此，少林寺不但以佛法著称，其武术之精深也在世间流传。
◎唐太宗御赐的碑
这样来看，隋唐之交的少林武僧创立少林功夫的说法貌似站得住脚，但隋唐交替之际距少林寺创建毕竟逾百年，少林功夫的开山鼻祖需要经过百年时间才能出现，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既然跋陀、僧稠、达摩以及十三武僧创立少林功夫的说法都并非尽善尽美，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说法综合起来，力图得出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结论，这就是：少林功夫是经集体智慧创造出来的。换言之，这个成果不是某个具体人物的功劳，而是少林寺历朝历代僧人们的心血结晶，他们当中有的独具匠心，有的从民间吸纳武术精华为己所用，有的在实战中取得经验教训，最后经过无数人的不断完善形成博采众长的武术体系。
用雷霆手段，显菩萨心肠
十三武僧在实战中的壮举虽然令人振奋，可少林武僧的威名在唐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不如前，以致其影响力落后于五台山的僧兵。
北宋末年，五台山僧兵积极在山西抵御入侵金军，先后涌现出了庞僧正、善诺、真希等一批共赴国难的僧侣。另外，《宋史·忠义传》记载，一位名叫真宝的僧人由于召集徒弟在五台山积极备战而受到朝廷赞赏，并被宋钦宗召见，最终在战场上以身殉国。为此，五台山清凉寺遭到金军报复性焚烧，寺舍尽毁，即使到金代中后期，也未能恢复昔日规模。所幸的是，五台山僧兵仍保持习武的传统。由于寺院声名远扬，僧侣被世人敬仰，一度成为宋、元、明三朝通俗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相继出现了鲁智深、杨五郎等在五台山出家的英雄人物。
少林武僧在金代的事迹乏善可陈。之后在蒙古军的铁蹄下，少林寺受到了严重破坏。《乳峰仁公禅师塔志铭》称其地遭兵燹之灾，“殿宇崩毁十七八”。元朝建立后，蒙古统治者崇尚佛教，少林寺由此再获重视，长期香火鼎盛。可是辉煌过后，少林寺又经历了短暂的晦涩期，它在元末混战中受到重创，逐渐变得萧条。但很快，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少林寺又获得了近三百年的发展空间，重新成为一个宏伟壮观、僧侣众多的寺院，获得天下名刹之誉。但也正是在明代，五台山因习武风气日渐沉寂，积攒下的显赫威名逐渐被少林寺盖过。
史载少林僧人重上沙场是在明成化年间，起因是大量流民涌入与湖广、河南、陕西与四川等省交界的荆襄郧阳山区开垦耕地，并与地方官府以及乡绅持续发生冲突。随着矛盾不断激化，成化元年（1465年）发生了以河南西华人刘千斤（刘通）等为首的流民暴动，其规模达到4万多人。
朝廷急忙分路调兵遣将，进山围剿平乱。野史记载少林僧人介入了战事，其中，《中州杂俎》中有关“少林棍”的章节留下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据说，一位姓康的明军都督欲率部属攻打刘千斤，于是召紫微山一位名叫惠通的主僧助战。惠通最初推辞，但在朝廷的压力之下无奈就命。康都督为此感到不满，在接见惠通之前故意让200士卒列于辕门，吩咐这些人看见和尚后，立即挥大刀乱砍，企图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以泄愤。到达辕门的惠通见状对徒弟说：“康公意图不善，我为了进去不得不炫耀武功。”言毕，他手运棍棒，身法“捷如猿猱”，避过200士卒的刀刃，直闯康都督帐前。康都督见状，不敢再轻视惠通，于是出来迎接，客气地请惠通入座，并询问对方需要动用多少士卒方可平乱。惠通回答：“我不用官兵，只需提供足够的粮食，并安排担夫跟随，便可率40个徒弟直捣敌营。”康都督全部照办。一切布置妥当后，惠通义无反顾地前去敌营，当面对刘千斤说：“你抗拒朝廷之命，老僧不辞劳苦，远道而来与你分个高下！”他提出比武，双方各以毡包裹兵器，蘸灰打斗，若谁身上被击中的痕迹多，即为负。假如惠通告负，则任由刘千斤处置；刘千斤告负，亦应受缚归降。刘千斤爽快地同意了。两人决斗良久，才各自分开。经检验，刘千斤身上斑斑点点，布满污迹，只得如约赴康都督大营请降。事后，惠通辞掉朝廷授予的指挥使之位，功成身退。类似的记载《陔余丛考》中也有，称惠通“直入贼营，独与千斤斗，千斤乃降”。野史竟然把刘千斤之乱的平定归功于一场江湖豪杰式的决斗，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不过，刘千斤也是一个在江湖上颇有声望的人物，《明史纪事本末·平郧阳盗》称这位河南西华人“有膂力”，未反之前以身强体壮著称，曾用手举起县治门前重达千斤的石狮，故被人叫作刘千斤。这样来看，刘千斤自恃武勇与惠通单打独斗也并非不可能。但他最终败在惠通棍下，可见少林功夫之强。
少林僧人仅仅依靠过人的武功平定叛乱的说法，与明朝官方保存的档案不同。据明军主帅抚宁伯朱永及总督白圭等人给朝廷的奏报，战事持续到成化二年（1466年）时，明军和叛军已经反复厮杀多次，但各路明军逐渐取得优势，于闰三月二十四日向退保格兜山、岩山等处的流民武装发起总攻，“斩首二千五百六十余级”，俘获流民及其家属“一万一千六百余人”“牛马驴骡一万一百八十有奇”。奏报中并没有提及康都督与少林僧惠通，只说生擒以刘千斤为首的2570余名武装分子。考虑官场中素来存在争功缴宠的陋习，不排除刘千斤等人因走投无路放弃抵抗，却被官军当成俘虏看待的可能。刘千斤等人的结局是被判处死刑，但残余的流民武装一直坚持到成化七年（1471年）才彻底失败。
故此，到底惠通有没有参与平定刘千斤之乱，颇具争议。因为少林寺当时并无“惠”字辈僧人，而且紫微山的具体位置难以考究。不过，少林僧人在外活动有时使用的不是法名，而是另起的法号。在不清楚“惠通”是法名还是法号的情况下，否定其为少林寺僧人不太妥当。另外，少林寺曾在各地设立过一些分寺和下院，例如元初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等处设有5座分寺，整个元代设立下院的数目超过30个，遍及方城、信阳、灵宝、卢氏、永宁等处。元明易代之后，少林寺主持有时会参与一些地方宗教事务的管理，例如一度兼任河南府登封县（今登封市）的僧纲司、僧会司等职。这样一来，登封县辖区内的数十座寺院无形中也被世人看作少林寺的下院。总之，天下能与少林寺扯上关系的寺院不少，这些寺院的僧人若以武功闻名，被当作少林武僧并不出奇。也就是说，如果真有惠通这样一位僧人，他很可能非常熟习少林派武功，但却不一定来自嵩山少林寺。不过关于惠通是否参与过平叛，因官方档案没有任何记载，野史绘声绘色的描述又过于夸大其词，以致无从考证。
到正德年间，亮相沙场的少林武僧变得更多了，并且相关事迹就刻录于少林寺塔林的《敕赐祖庭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友公三奇和尚塔铭》里，证据确凿。为了抵御北边蒙古部落的不断骚扰，少林僧人在周友（号“三奇”）的带领下应征前往山西、陕西等处边关镇守，立下战功。其后，他们又接受皇命，南下云南，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二月参与平息苗族贵族叛乱。当时云南弥勒州十八寨头目与宁州的土著互相勾结，为祸一方。《明实录》记载，云南都御史何孟春、巡抚御史陈察奉命征讨，“俘其党千七余人”，一举告捷，从征的少林僧人也是胜利之师的一分子。随着频繁应征，少林僧兵从原来保护寺院的僧侣武装组织逐渐演变成为一支隶属国家的特殊武装力量。而朝廷亦发给参战有功的武僧“官赏”，例如周友就受封为“都提调言总”。为适应形势，少林寺又设置了武僧守备等职，以领导常设的僧兵武装。嘉靖年间拜访少林寺的名将俞大猷曾统计出一个数字，他在《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中记载，寺内精于武艺的僧人有千余众，可见尚武风气之盛。
根据少林寺于万历九年（1581年）竖立的《豁免粮差碑》可知，少林僧兵还在正德年间参与了平息刘六、刘七起事。这次暴动始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的河北霸县（今霸州市），叛军人数不久就发展到数十万人，战火波及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南直隶与江西，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官府不遗余力，加强武力镇压，为此征调了少林武僧助战。《明史纪事本末》称，在正德六年（1511年）十一月的亳州之役中，武平县指挥石坚率1000余名士兵与300名僧兵出战起义军，但“皆败”，僧兵被杀70余人。这些僧兵，可视为阵亡的少林武僧。
刘六、刘七起事虽然在正德七年（1512年）八月宣告失败，但僧兵的戎马生涯并未就此结束。嘉靖元年（1522年），少林僧兵奉命镇压山东的王堂起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以周参为首的50余名武僧前往河南协助官军平定以师尚诏为首的农民起义。这两场战事的规模都比不上刘六、刘七之乱，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平息了。
综上所述，明代少林僧兵的这些军事行动都是在寺院没有受到明显威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的，故与唐代时为了自保而被迫应战的十三武僧不同。不过由于出动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其付出的代价自然也更高。
为什么明代的少林寺僧人愿意听从统治者的差遣呢？
这或许与报恩思想有关。明王朝一向对少林寺多有扶持，不仅斥资为少林寺重建了元末被毁的立雪堂、法堂、禅堂、初祖殿、初祖庵，而且新建了毗卢阁、六祖殿、廓然堂、石坊等建筑物，大规模的修缮使之焕然一新。此外，朝廷还实行少林主持钦命制度，即少林新主持任职后，可得到礼部或阁部颁发的正式文书。河南一些府县设置的佛教管理机构，如僧纲司与僧会司等，常常也由少林寺派遣僧人管理。
少林寺之所以会长期得到朝廷的种种支持，主要是因为明朝皇帝多数信佛，而少林寺作为禅教祖庭，受到青睐理所当然。是以少林高僧与皇室关系比较亲密，相互间讲经参禅很是寻常，彼此感情融洽。故此，少林寺效忠朝廷，奉调派出僧兵出征也是顺理成章的。
由于连年派僧兵参战，官府给予了少林寺一些政策上的优待作为回报，寺中分别刻于万历九年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豁免粮差碑》就是明证。官府还在万历二十三年于寺中立《告示碑》，称：少林寺乃“天下名刹第一”，寺内“文武并用”，因“武僧疆兵护国”，故“其赡寺土地”，已奉朝廷明文准许“永远耕种”，如果有人行为不轨以及“侵占尺寸之土”，将追究其责任，“犯者不饶”。这样一来，从隋朝开始，历代统治者赐予少林寺的田地得到了明朝天子的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
对于僧人介入战争，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因为按照佛教戒律，出家人应以慈悲为怀，不能随便杀生，僧兵出征沙场参与杀戮似乎与此存在矛盾。然而，佛教又鼓励僧人行善，做善事时可以采取变通手段，不受规则束缚。《少林寺竺方参公塔铭》评论僧兵平定师尚诏之叛的表现时，写道：“运大智于沙场，战雄兵于顷刻，不过尽忠于国。”所谓“大智”，应当是指修习佛法后获得的大智慧。必须说明的是，提倡“佛法不离世间法”的禅宗已不再像其他佛教流派那样否定忠孝观念。宗杲大慧禅师在《指月录》中说，他虽学佛，然而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相同，并强调学以致用，把平生所学研究通透到底时，“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义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国安邦之术，无不在其中者”。由此不难理解，少林僧兵为何会不顾安危赶赴沙场了。
在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禅宗改变出世的传统，注重世俗化的行动也被广为接受。少林武僧出征的举动由于符合忠君爱国的儒教思想，受到儒士的赞赏自然合乎情理。天启年间河南巡抚程绍为此在《少林观武》一诗中颂扬道：“定乱策勋真证果，保邦靖世即传灯。”
少林武僧作为禅宗信徒，自然有自己的精神信仰，这种信仰除了受大乘佛法的影响外，还与小乘佛法和对观音菩萨的尊崇有关。据唐代《续高僧传》所载，少林寺祖师跋陀的弟子僧稠修禅之后曾显现神迹。传说在怀州西王屋山有两虎打斗，咆哮之声竟震动了岩石，但僧稠轻易就用手中的锡杖解开了互相纠缠的猛兽，使之各散而去。这个故事不管是否属实，但源于跋陀的小乘佛法足以让后世练习少林功夫的虔诚信徒相信“神迹和超常能力的表现”。此外，唐代《朝野佥载》有关僧稠的记载也耐人寻味，书中称其初入寺时曾受到他人欺侮，为此僧稠祈求数日，希望获得神力，一雪前耻。这种诚心诚意祈求愿力的方式反映了唐朝中期随着《妙法莲华经》的流行，与观音菩萨有关的愿力信仰亦在世间兴盛起来，它与禅法一样，均是后世武僧的信仰源泉，赋予了少林功夫别具一格的信仰特色。
虽然自唐以后，大乘佛法在少林寺的影响与日俱增，但寺里并没有完全抛去旧时传统，例如习武之人追随僧稠的脚步，继续尊奉观音菩萨。
到了明代，随着武僧的频繁出征，敬仰观音菩萨的仪式就更加被重视了。正德十二年（1517年），少林僧兵大规模出征期间，少林寺主持月舟隆重地立起了一块与观音菩萨信仰有关的碑。此碑叫作《嵩山祖庭大少林寺那罗延神护法示迹碑》，记载了寺内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凡天下寺院，皆有护法神守护，统称“护伽蓝神”。根据中国传统，这类神主要为四大天王以及神将韦驮，不过自隋文帝封三国名将关羽为荆州玉泉山护伽蓝神之后，许多寺院又纷纷以关羽为护法神。而少林寺从后魏创建起，经历隋、唐、宋等朝代，却未听说何神为护法神，亦无典可考。只有到元末天下大乱时，由于在颍州起义的红巾军分遣部分人马杀向少林寺，才促使庇护寺院的“神灵”显现。就在危急关头，寺中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挺身而出。他素来在厨房务杂，平日“蓬头跣足”，非常低调，不惹人注意，想不到面对红巾军时，竟敢手持一棍，“独镇高峰”，与之对峙。据说红巾军被其气势所慑，不得不退却。危机化解后，这个厨务僧人随即销声匿迹，无论人们怎么寻觅也找不着。寺中僧人乃知“菩萨示迹”，视其为那罗延神的化身，尊之“永为少林寺护法”。
这个备受推崇的那罗延神起源于天竺，在佛教典籍中是身材高大、威风凛凛的神祇，常被视为战士、大力士。在世间的一些宗教塑像中，其首有三面，正面为菩萨，右、左两面分别为白象与黑猪；身为黑青色，共有八臂，或手持金刚杵，或拿着斗轮等法器。总之，那罗延神的形象变化无常，能够驾驭神鸟在天空飞行，具备金刚不坏之身。少林寺早在金代已竖立起《那罗延执金刚神像碑》，元代又专门为此神开设殿堂供奉，可见尊奉的历史比较长。到了明代，其护法的职能又被寺僧郑重其事地加以强调。
为什么打退红巾军的厨务僧人时而被看作“那罗延神示迹”，时而又被看作“菩萨示迹”？答案早已刻在《那罗延执金刚神像碑》中。碑文中，有一段非常关键的文字这样写道：“《经》云：此神即观音示现。”所谓《经》，是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该经记载观音菩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变身弘法，因而那罗延神也是观音显现的形象之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厨务僧人同时被看作是那罗延神与观音菩萨示迹了。故少林僧人尊奉那罗延神，也等于是敬仰观音菩萨的一种表现。
在其他寺院纷纷尊奉韦驮、关羽为护伽蓝神的情况下，少林寺却选择那罗延神当护法神，此举可以说独一无二。值得注意的是，少林寺供奉的那罗延神所执的武器是棍，而不是传统的金刚杵等法器，这个细节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在少林功夫中，最受推崇的正是棍法。种种迹象表明，这位神祇在明代已经取代了跋陀、僧稠以及十三武僧等少林历史名人，成为少林功夫的形象代表。
必须说明的是，明代碑文中记载神秘厨务僧人令红巾军不战而退的传说并非属实，因为唐豪在《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中根据《元史》等史料指出，少林寺在元末曾经失守，被红巾军焚毁了不少殿、院，寡不敌众的僧人们各散东西，甚至有人在流亡途中死于异乡，幸存者直至战乱结束才陆续返回。言下之意，厨务僧人退敌的传奇故事很可能是众口相传下的以讹传讹。
那么正德年间，少林寺主持为何大力宣传神秘厨务僧人的传奇故事呢？
这背后其实隐藏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只要把元末侵犯少林寺的红巾军与明代武僧在正德年间的一些作战对象相比较，不难发现其中相似之处颇多。例如，《南村辍耕录》称红巾军在颍州举起反旗时，曾经提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而《明史纪事本末》称刘六、刘七暴动时也在旗帜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这些不同时代的叛乱者们都企图推翻国家政治制度，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一些破坏统治秩序的行径可以说相差无几。不少僧人对这类颠覆性的行为并不赞同，才会介入战事，以图早日平息烽火。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少林武僧除了在晋、陕诸省镇守边关防御蒙古部落等少数行动外，其出征时的作战对象大多以国内的叛乱者为主。就连明代中后期大肆扰乱沿海地区的倭寇，其中大部分也是对官府政策不满的国人，真倭只占少数。因而，少林寺在正德年间着意宣传神秘厨务僧人的故事，是给前线作战的武僧以勇气，希望他们能效仿“先贤”，屡获胜利；同时，也希望驰骋沙场的武僧们能得到那罗延神的保佑。
江南抗倭
明代少林僧人最值得一提的战事是在江南抗击倭寇。
倭寇指的是古代日本海盗集团，最初由日本武士、浪人以及海商组成，这些人常以本国势力做靠山，共同策划侵扰中国及朝鲜沿海地区。他们的劫掠活动从13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6世纪。明朝建国之初便已经受到倭患的困扰，之后中日两国关系一度改善，倭人改用朝贡贸易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可惜倭人反复无常，令和平的经济往来难以维持下去。明廷出于国家安全以及治安防范等需要，开始加大控制海外贸易的力度，有条件地实施海禁，企图杜绝倭患。谁知事与愿违，竟导致东南沿海许多商人、地方豪强与流民违禁出海，这些人为了牟取私利伪装成倭寇或者干脆加入到倭寇的队伍中去。特别是在嘉靖年间，国内林林总总的海盗队伍竟然占了倭寇总人数的大部分，这些“假倭”在来自日本的“真倭”和部分西欧海盗商人的配合下，形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力量，使得东南沿海的倭患更加猖獗。这时候，明朝原有的卫、所等正规军事组织已经逐渐腐朽，不能胜任御敌任务。为了应付海防废弛的危局，官府不得不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和采取搜捕内奸等整饬内政的措施，并招募士兵、积极训练部队，期望能尽快形成战斗力，同时又征召僧兵等骁勇的地方武装助战，意图摆脱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少林武僧临危受命，当仁不让地赶赴疆场。
实际上，早在正德年间已有少林弟子与倭人较量过了。据《宁波府志》所载，此人名叫边澄，老家在宁波以东的慈溪，曾在少林寺学艺三年，此后浪迹江湖未逢对手。明武宗在位时，中日关系尚能维持和平状态。这时，有前来中土朝贡的倭人自负枪法高超，对久负盛名的边澄不太服气，专门向接待的地方官员提出要与边澄一较高下。在宁波知府张津的允许之下，边澄同意应战。
◎《武备志》中的“扒”
较量一开始，十多名倭人争先恐后地向边澄扑去，结果在格斗中，他们手中的枪皆被一一打落，原来边澄所拿的兵器专门克制枪。这是一种叫“扒”的兵器，它是在长木柄上安装一块横木，而横木周边密布铁齿，形似农夫使用的铁耙，有利于在防守中缠上对方直刺过来的枪头，使之不能轻易摆脱。而在这个难解难分的时候，谁的功夫不到家，谁的武器就容易在互相较劲中脱手。
倭人吃亏之后始知遇上高手，遂企图使用围攻的办法继续周旋。结果边澄一下子就突出了包围圈，还迅速用“扒”对着一两名不知所措的倭人，但他没有痛下杀手，以示礼让。这个毫无疑问的胜利让旁观者叹为观止。
这类点到为止的格斗与江湖人士之间的互相切磋区别不大，既不能和沙场上真刀真枪的较量相提并论，也没有反映出倭人的真正实力。相继来华的倭人数量不少，各有所长，使用的兵器并非都是枪。比如，倭寇骚扰中国内地时所用的各类武器中，弓箭就比较突出，《纪效新书》称其弓劲矢重，与弓软矢轻的本土制品不同，虽然射程不是很远，但倭人绝不轻发，一旦射出，“中者必毙”，令人生畏。不过给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弓箭，而是制作精良的倭刀以及倭人老练的刀法。拿倭刀来说，这是日本国内工匠在长期借鉴中国锻造工艺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条件不断推陈出新的成果。在明代，这类刀具早已通过正常的商贸往来或走私途径从海外大量进入中国内地了，并因质量上乘赢得了广泛声誉。于是倭寇入侵时，刀也成为其杀戮的利器。
根据《筹海图编·倭国事略》的统计，倭人所用的刀，除了长刀（亦称佩刀）之外，还有解平刀（即长一尺的刺刀）、急拔（长尺余的刺刀）、小刀等。这些刀具外形美观，刀身除了可以刻上龙、剑等赏心悦目的图案外，也可凿上八幡大菩萨、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宫等神祇、神社形象，以求庇护。这类刀普遍刃薄身长、锐利异常，加上倭人善于保养刀具，以致临阵时刀会在日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起到了干扰敌人视线的作用，这无疑给对方施加了心理压力，常可使敌人未战先怯。而倭人的刀法称为“剑道”，打斗时常常用两手紧握着长刀柄，挥舞起来力量也格外大，在实战中削铜剁铁显得游刃有余。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专门提到了倭寇装备的一种长刀，称倭犯中国时始有。倭人拿着这种刀施展武艺时步法独特，两脚经常跳起，动辄可跃丈余宽，再加上刀长五尺，杀伤的距离竟长达一丈五尺。而明军将士配备的近战兵器很难与倭刀抗衡，短兵器难以拦截，长兵器与之相比又不够敏捷，常常在搏斗中被倭刀斩为两截。明代少林弟子程宗猷在所著的《单刀法选》中亦有类似观点，并认为倭人用起长刀来“左右跳跃”，奇诈诡秘，“人莫能测”，与之较量，“长技每每常败于刀”。
◎倭刀
◎
◎工匠正在打造倭刀
综上所述，少林弟子边澄在正德年间与倭人的比武只不过是个案而已，因为少林功夫中最受推崇的棍法与倭人中最出名的剑道均没有机会展示，故代表性有限，影响亦不大。这次事件后，许多在华的倭人仍未改嚣张气焰，以致宁波这个港口城市在嘉靖年间又掀起了一轮新的风波，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争贡事件”。
“争贡事件”的起因是一股入贡的倭人自认为受到地方官员的怠慢，竟怒气冲冲地披挂盔甲，提着兵器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在中国境内大打出手，并攻击了另外一些被他们当作竞争对手的来华倭人。这些家伙从宁波打到绍兴，然后又折返回来，沿途焚掠破坏，最终夺船出海，一批明朝地方军民为此死于非命。
这次影响恶劣的事件促使明廷加速制定更严厉的海禁措施，而许多倭人也由于畏罪自此绝贡。随着正常的通商贸易渠道逐渐堵塞，走私、用武力掠夺等不法行为开始大行其道，倭患也愈演愈烈了。
少林功夫过往的威名足以成为官府征调武僧御倭的重要理由。少林僧兵首次参战是在嘉靖三十二年，这一年三月，著名的海盗首领汪直勾结倭寇大举来犯，出动船只百余艘，蔽海而至。沿海地区从南边的台州、宁波、嘉兴、湖州、苏州、松江等处，到北边的淮北，宽达数千里的范围同时告急。明廷已于前一年任命重臣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在东南沿海主持大局，其麾下主要将领有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诸军四处分兵抵御，可仍然难以控制局势。沿海一带风声鹤唳，杭州亦受到威胁，坐镇当地的都督同知万鹿园苦于兵力不足，遂招募少林武僧上阵。
《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对在此期间参战的僧兵事迹有详细记录，涉及的僧人包括孤舟、天真、天池、天员、月空等。他们当中有的是正宗的少林寺僧人（如天池、天员），有的并非来自少林寺，可能只是练过少林武功的僧人（如月空）。值此兵戈扰攘之际，这些人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最先进入杭州城内的僧兵共有200人，他们住在昭庆寺内，跃跃欲试。然而，有的地方要员由于不了解少林功夫，又看不起和尚，对万鹿园隆重接待这些佛门中人表示异议。为了以正视听，万鹿园设宴于涌金门，任由地方要员在周围埋伏8位武术教师，然后请高僧孤舟赴会，看其如何应变。孤舟应约而至，8位教师从旁边突然跃出，各拿棍子乱打过来。虽然随身前来，一无所备，可处变不惊的孤舟舞动衣袖遮蔽阻拦，打斗间伺机用袖子裹住一棍，信手反夺过来还击，不但逐一打倒8位挑战者，还直攻上堂，掀翻宴席，要向万鹿园问个究竟。万鹿园当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获得了孤舟的谅解。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地方要员看过少林僧人的武艺后，不禁击节赞叹，再也不敢起轻视之心了。倭寇不久悍然向杭州扑来，屯于鲊山（一说赭山）附近。地方官员连忙派以天真、天池为首的40名僧兵前去抵御，僧兵果不负众望，顺利击败倭寇。
这场战斗的规模应该不大，史籍对此没有过多着墨，自然也就缺乏众僧使用少林棍等兵器大战倭刀之类的细节描述，但往后的战事将越来越激烈。由于倭寇只出动部分人马进犯杭州，即使一度受挫可实力仍在，他们使用流动战术向上海方向涌去，欲骚扰苏、松濒海地区。
这股来势汹汹的倭寇最初数量有限，还不到200人，却异常凶狠，“挥刀迅捷”，怯战的各路地方部队不是对手，竟一遇上来犯之敌便“辄败而走”，已经连输37场，致使士气低落、人心惶惶。
驻于苏州的操江都御史蔡克廉为保辖区安全，派遣千户王茂与秀才盛之化带着礼物前往杭州请僧兵前来协防。然而，杭州尚未解除戒严，哪敢随便派兵，最后万鹿园采取变通办法，另派月空等18位僧人出城应援。由于这18名僧者并非属于天真、天池那40位僧人之列，因而不会遭到杭州其他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
万鹿园在月空临行前特别叮嘱了一番，要他向蔡克廉讲清楚目前的困难，鉴于现有的僧兵人数不多，寡难敌众，他还向对方推荐了正在天池山中传播佛学的少林僧人天员。天员此人极具将才，自身武力亦是不俗，请他来抵御倭寇，对官府实在是大有裨益。
蔡克廉迎接月空后，同意聘请天员。五月十日，天员下山，与月空等人共宿于瑞光寺。经过一番招兵买马，又有84名和尚加入僧兵行列。然而，在推选谁当僧兵领袖的问题上，众人发生了分歧。
天员能力出众，十分自负，因而坚决要求自己做首领，并质问月空等人何德何能，竟敢居于他之上。月空等18位僧人虽然并非少林寺出身，但都练过武，其中或有人熟习少林功夫，受到蔑视自然不服，马上选出8人要与天员一较高下。比武开始后，这8人抢先挥拳，企图从台阶一拥而上围殴站立于露台上的天员，但遭到天员有效阻击。不得已，他们纷纷绕至殿后，持刀从殿门涌出来乱砍。天员急忙拆下殿门长闩用力横扫，打得众人难以近身，逐渐占了上风。月空等人见状，只得罢手，不得不表示佩服。
蔡克廉得知情况后亲自来到瑞光寺，又派人与天员比试武艺，天员再次以寡敌众，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蔡克廉对此称奇不已，但鉴于月空是杭州官员派来赴援的，不愿削其面子，最后仍旧让其统领与他共来的17位僧人，至于天员，则另统领从苏州招来的84名僧兵，用这样的折中办法试图调节纷争。
有目共睹的连场精彩打斗已经彰显了少林功夫绝非浪得虚名，然而，这种功夫虽然在比武场中屡次战胜对手，但能否在角逐沙场时同样出类拔萃呢？过去，少林武僧虽然频繁出征，先后参加过平定云南苗族贵族叛乱、刘六刘七起义、王堂起义、师尚诏起义等一系列战事；但在讲究排兵布阵的正规战中，武僧们是否有精妙绝伦的表现呢？各种史籍缺乏详细记述，就连最让人称奇的平定刘千斤之乱，少林派僧人据说还是依靠江湖好汉之间的单打独斗才解决问题的。即使是在这之前不久发生的鲊山之战，少林武僧们面对的也不过是一支倭寇的偏师，而且战斗规模有限，不能反映其在疆场上布列阵势、攻坚突击的正规战能力。
◎《武备志》中的铁钩枪
其实，军方将领对于武林人士能否在沙场上胜任正规战也是充满疑虑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就进行过一番探讨，他指出：平时武林人士在政府官员面前表演“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或者在演武场中大显身手、协助官府擒拿盗贼，一身本领让人惊叹，但他们所用的招式却并不一定适用于正规战。要知道，敌对两军排兵布阵进行大规模厮杀时，成百上千士卒齐齐列队向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密集的枪、刀等兵器杀来杀去，致使汹涌而进的士卒“转手皆难”，岂能像武林人士平日练武那样左右游动跳荡？此时此刻，队列中“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个别士卒临阵畏缩而“转移寸步”，亦会影响附近其他人的斗志，搞不好甚至会产生动摇军心的后果，是以岂能容许士卒像武林人士交手那样随意进退，活动自如？在这个你死我活的关头，人们平日练就的武艺，能使得出一半，就算成功；能使得出大部分，可谓处于无敌状态了；要想从容不迫地使出所有本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故此，戚继光在军中提倡适宜正规战的武艺，反对照搬武林人士行走江湖那一套。
即使少林功夫比戚继光笔下的“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要强，而少林武僧又个个身手不凡，但作为武林人士，他们能否在御倭战事中发挥关键作用，仍存在变数。不过，对于被兵力不足所困扰的苏州官员来说，能够召集少林僧兵助战已经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了，怎会对武僧们的武艺进行过分挑剔。
大敌当前，天员奉命于五月二十一日从苏州起兵，5天后到达松江。在这里，天员挑选18名蛇山兵，与月空部与自己麾下的僧兵混编在一起，共有120人，扎营于普照寺中备战。武僧们专门雇来工匠，以皮革、毛竹为材料造出了皮甲、毛竹甲，准备在战时将毛竹甲套在皮甲外面，可对身体起到双重保护作用。另外还打造了24把钢叉、24把钩枪、12条铁棍，打算大动干戈。由此可见，少林棍的名声虽大，但在战斗中还需要其他兵器辅助。
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做了一件向正规军看齐的事，就是将僧兵分为10营，然后分派兵器，紧闭寺门进行演习。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绝对不会像行走江湖的武林人士那样只管卖弄个人武艺，而是注意营与营之间的协调，以提升整体作战能力。经过这一番训练，懂得少林功夫的武僧们将变成一支会打正规战的少林僧兵队伍。
激战很快就爆发了。六月初四，僧兵出师至闵行镇，奉苏州官员之命为前哨，经新场镇、南汇嘴、中后所等处一路搜索。初十这天，他们派遣的骑兵在巡逻期间突然遇上百余名倭寇。狭路相逢勇者胜，僧兵奋力击溃敌人，并在追击过程中缴获5艘母子船，其中3艘以钻木取火的应急办法烧毁，剩余2艘则毁于风浪中。
在此期间，各路明军相继到来，分散驻扎在周围。十一日黎明，天员与一位任职指挥的明军朱姓将领商议作战事宜，打算前往八团（地名）的驻地迎敌，而留下部分僧兵在六团（地名）附近下营。但还未来得及执行，朱指挥便奉都司韩玺之令先行一步到八团巡视，不料随后发生遭遇战，部属被倭寇杀伤29人。活动在附近的六合知县董邦政所部亦受到突袭，损失40人。
敌情越来越严重了。僧兵刻不容缓地赶路，但赶到八团时还是晚了一步，而且天色已暗，他们只得暂时打消作战念头，于傍晚时分驻营在监生乔镗的庄子之外，与进驻于庄前的杨指挥、樊指挥所部会师。天员让明军诸将入庄内宿营，自己率僧兵在庄外警戒。
不料倭寇采取避战之策，突然从八团的驻地附近撤离了，于次日向其他地方转移。僧兵们将敌情打探清楚后，全部南回，然而就在途经翁家港（今柘林翁家村）时，他们再度捕捉到了对手的踪迹。由于天色未晚，尚可以拼一拼，僧兵们遂派25人骑马做前哨加大搜索力度，并成功发现2名倭寇在屋顶瞭望。由于距离敌人越来越近，武艺高强的天员当机立断，亲自率前哨骑兵为先锋，进行侦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武艺稍逊一筹的月空等人带着步兵紧跟在后。这时，在屋顶瞭望的倭寇已经不见了影踪，天员察觉敌人可能正在争取时间布置兵力应战，甚至有可能就近设下埋伏。
倭寇阵法独特，《筹海图编·倭国事略》记载他们一般以队为单位展开军事行动，每队不过30人左右（也有两三人为一队的），队与队之间距离可宽达一两里。需要集结时，其头目就以吹响海螺等手段为信号，敦促手下集合应变。这种四分五裂的布阵方式就好像先撒网，再拉紧，便于形成合围之势。
为了以防万一，僧兵采取了相应措施，由骑兵在前面开路，紧随其后的步兵不再以纵队的方式行进，而是在月空、无极等人的指挥下按部就班地横向排列成长蛇阵，这显然是为了加大正面的搜索宽度，防止被敌人包抄伏击。此外，韩玺等人的部属就跟在僧兵的长蛇阵之后，彼此相距百余步，以便相互策应。这支部队就这样向前直闯，一路上，发现了不少遗弃的包裹，那是老谋深算的倭寇故意扔下做饵的，意图引诱僧兵抢夺，然后趁机反击。幸而天员及时下达了禁止抢夺倭寇财物的命令，使其图谋破产。
◎倭刀刀法图谱
倭寇见僧兵列好了阵，知道已经失去了伏击的最佳时机，其头目赵大王命令部队集中，并举扇为号，布起阵来。一些倭寇把宽大的衣袖扯掉，以短褐样式的装扮出现，以便肉搏。这些人在队列之前坚起门板，而支撑门板的是用枪杆做的脚架，以此作为掩体。门板左右两边隐藏着两名善射弩箭之人，两人身边还有助手，负责递箭。经过一番忙碌，倭寇将阵布置好了，此阵由两部分组成：前排为一字形，有40人，俱身穿绿衣；余下60人则穿红衣列于左右。列阵完毕后，这些倭寇各自持械仰天而揖，以求上天庇护。行完礼，倭寇头目命令刀手驱使被掳百姓，抬着包裹以及财物走到僧兵阵前扔于地上，然后退回。
僧兵没有攻击沦为倭寇俘虏的无辜百姓，也没有任何人擅自出列拾取地上的东西，显示出军纪严明的特征。
出乎意料的是，武艺高强的天员没有身先士卒地发起抢攻，而是引导骑兵往左右方向散开，目的是示弱，诱敌来攻，以便后发制人。
倭寇表现得比较谨慎，没有轻率离开阵地，只是射箭，僧兵亦引弓反击。双方用远程兵器较量，一时三刻难以决出胜负，天员遂改变等待敌人来攻的策略，传令停止射击，准备挥师扑上前去交锋，而打头阵的不是骑兵，却是步卒。
在武僧步卒布下的长蛇阵中，分布着许多作战小组，每个作战小组通常由7名士卒组成，其具体的排列顺序是：2名长枪手的中间夹着1名钩枪手（钩枪手的位置比长枪手要靠后一些），长枪手的身后是手拿铁棍、砍刀等军械的2名僧人，左右则站立着1名弓弩手与1名火器手。从这些装备可以看出，枪、钩、棍、刀占了大部分，这显示武僧步卒预定的作战方案是以短兵相接为主，发射弓弩、火器等远距离攻击为辅。故此，天员督促步卒停止射箭，转而强攻是合乎情理的。
炎夏如火，每位步卒的口里都含着靛花这味中药，以解热去暑。他们在无极的指挥下不顾安危一拥而上，企图摧毁敌人的阵地，并叫着“伽蓝”的口号，奋力疾呼“杀！杀！”犹如神兵天降。他们事先准备好靛青（一种颜料），并在战前约定以此物涂面，打扮成“护伽蓝神”的样子，用红布蒙头冲锋陷阵。一些倭寇骤见之下，不免心惊胆跳。
最先冲上去的长枪手顺势往前用力而刺，与舞刀乱砍的倭寇打成一团。钩枪手跟在长枪手后面捕捉战机，以便乘隙而入，他们的钩枪像蛇一样在地面迅速移动，专门攻击敌人的脚，与此同时，还有弓箭手在旁攒射。各种长短兵器恰到好处地配合着，令对手应接不暇。被缠住的倭寇既要招架当面刺来的长枪，又要提防被箭射中，总有顾此失彼的时候，往往一不留神脚部就中了钩枪而绊倒在地。这时，跟在钩枪手后面的僧兵立刻用铁棍、刀等将扑倒在地的敌人打死。
就在倭寇难以应付武僧步卒的正面突击而搞得手慌脚乱之际，其阵地左右方向同时遭到了弓弩、火炮的齐射。天员抓紧时机出手了，他计划引导骑兵绕路到敌后，形成合围之势。为了确保胜算，他又从韩玺的家丁以及铳箭手之中抽调三四十人随行，这支预备队果然顺利到达目的地，把倭寇团团围住。
占尽优势的僧兵与明军胜券在握，在战斗中相继斩落敌首40余级。余下的倭寇舍命突围，武僧骑兵不想与狗急跳墙之敌硬拼，按照“围师必阙”的古训，有意让开一条逃生之路，再在追击中拊其背后，予以痛击。
部分溃围而出的倭寇摆脱不了追兵，只得慌不择路地寻找匿身之地以求自保，最后纷纷躲进路旁一栋房屋里面谋求苟安。外面的僧兵用火围攻，就在屋子即将被烧成灰烬之际，困兽犹斗的倭寇竟然在墙上凿开了一个洞，接二连三地钻出去继续逃亡。有的家伙手忙脚乱之间落入了当地人制造靛青的水坑中，被随后赶到的长枪手刺杀。最终，仅剩20余名倭寇逃回老巢。连同守营者，聚集在此的倭寇合计50余人，继续负隅顽抗。
陆续到达的僧兵对倭寇老巢发起了急攻。在此期间，一位倭妇（事后查明是赵大王的妻子）试图逃出营外，被一位骁勇绝伦的僧兵手拿铁棍逾越堑沟打死。这时天已昏暗，不便再战，天员等人遂收兵而还。他们人数有限，为了安全起见不辞劳苦地撤回中前所扎营。
翁家港之役暂告一段落。此战，少林棍大战倭刀并不是沙场上的亮点，而武僧久负盛名的棍法也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僧兵们之所以取得胜利，与多种武器的混合使用及其配套战法息息相关。战斗时，长枪手冲锋在前，钩枪手紧跟在旁伺机钩倒敌人，弓箭手在后发箭，手拿铁棍与刀的士卒负责击毙倒地之敌，而骑兵作为预备队，适时绕至敌后助战……这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步骑协同战法对熟悉明清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就以17世纪创建于关外白山黑水（指长白山、黑龙江）的八旗军为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这支罕遇对手的军队临战时，“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也就是说，八旗军在战时可由“执利刃”以及“善射者”充当步卒，而骑兵作为预备队在关键时候出击，这种打法不是与僧兵作战之法颇为类似吗？这并非意味着僧兵就等同于后世问鼎中原的八旗军，而是表明其步骑协同的正规化水平已达到一定的程度。
僧兵的规模本就不大，步卒与倭寇对峙期间布下的长蛇阵到了临战时，又分成多个作战小组，因而每一个作战小组的人数就更少了。这样的作战小组由7名士卒组成，以纵队排列为主，可算是一种小而疏散的战斗队形。抗倭名将戚继光创立的鸳鸯阵，其战斗队形也不过由11人组成，同样以纵队为主，分别装备盾牌、狼筅、长枪等不同兵器，起到攻防兼备的作用。小型的战斗队形很能适应南方水网密布、丘陵众多、道路狭窄的地理环境，反而会在特定的情况下把劣势转变为优势。在这样的战斗队形中，个人的作用相对容易凸显出来，而武艺高强的士卒也有更多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也是武僧得以在沿海地区大放异彩的原因之一。
◎《纪效新书》中收录的鸳鸯阵
龟缩于营垒之中的倭寇打不过已经逐渐正规化的僧兵，只能等对手撤围后放弃老巢，乘夜逃往柘林、金山等处。途中，他们碰见明军的1位巡检与他的2名手下，将之全部杀死，可见这群倭寇虽遭重挫，但凶悍本性犹存。
尽管僧兵在翁家港之役中战果累累，但他们本身也蒙受了一些损失。十四日，天员等人坚壁不出，医治伤者。但仗还要继续打下去，为此天员专门挑选出70余位强壮僧人，会同韩玺的家丁张忠等30余人，为再度出征剿灭残敌做准备。
次日，僧兵主动寻敌作战，而倭寇已经离开金山逃往嘉兴白沙滩。武僧一路追踪，直到十六日才在濒海的王家庄追上敌人，恰巧此时明将汤克宽所部赶到，双方遂协同作战。《吴淞甲乙倭变志》记载，参战的少林僧兵配备的铁棍长七尺、重三十斤，运转起来“便捷如竹仗”，因表现骁勇，官兵每临阵，先令僧人为先锋。在武僧与敌人的混战中，一场单打独斗引起了大家的瞩目。
当时敌阵中一名体格魁梧、身穿红衣的倭寇突然舞刀直冲过来，向追击的僧兵发起挑战。带队的月空和尚希望有人能挺身而出，可是目光所及，手下僧人大多面容失色，唯有一位叫智囊的僧人神情不变，遂派他出阵迎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智囊身子一动，便迅速跃至左边，铁棍准确地砸在劈过来的倭刀上，将其打偏方向。红衣倭寇立即扭转身子再出招，但其倭刀已被跃到右边的智囊再次用棍砸中，接着，左支右绌的倭寇被毫无悬念地击毙了。其余敌人见状，有的跪下乞饶，有的溃散而走。
这样的单打独斗多数发生在僧兵搜索或追击残敌时，而非堂堂正正的对阵中，但也并非只此一次。月空和尚作为僧兵中的出类拔萃者亦有类似表现。《云间杂志》记载，某次，一个倭寇舞动双刀而来，处变不惊的月空端坐不动，等到敌人快要扑到跟前时，忽然一跃而起，从其头顶上跳过，并顺势用铁棍击碎其脑袋。见状，“诸贼气沮”。这种绘声绘色的叙述颇具演义色彩。
但是，在白沙滩、王家庄一带的追击战中，僧兵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了心、彻堂、一峰、真元四位僧人在搜索残敌时，竟冷不防被藏匿于民居的倭寇砍死。《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认为，之所以出现失利，是由于助战的韩玺所部表现得未如人意，他们看见追击僧兵的数量比以往少，因而存有恐惧心理，只在僧兵阵后半里大呼大叫，却不积极增援，终于导致四位僧人的死亡。
即使是这样，明军还是取得了追击战的胜利，用火攻烧死20余名倭寇，并在途中又杀死20余人。至此，翁家港之役的漏网之鱼，全部被剿灭。据《江南经略·勒功三誓》统计，在翁家港之役及之后的追击战中，被歼的倭寇总数达到了250余人。自此之后，苏、松海滨附近的明朝军民才相信倭寇也是可以抵挡得了的，因而“兵气渐奋，捷音渐多”，此皆天员所部的胜利及时鼓舞了士气，起到了安定人心的积极作用，功莫大焉！
余勇可嘉
僧兵在翁家港、白沙滩等处告捷后，又跟着负责苏、松地区防务的兵备佥事任环继续执行军事任务。《江南经略·上海县倭患事迹》《吴淞甲乙倭变志》诸书记载了一次与僧兵有关的战斗。那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年初，倭寇首领萧显率领同伙攻击上海、崇明、宋家港等处，其停泊于黄浦附近的船只达到百余艘。此外，沿着吴淞江南行的倭寇还有不少，这批人亦准备大肆掳掠。明朝地方部队守土有责，当然不会袖手旁观，配合副总兵汤克宽进行防御的任环统率300名民兵、80名僧兵，于二月与来犯之敌陆续在叶谢镇、马家浜等地厮杀。由于援兵不继，且不熟悉地形，武僧大有、西堂、天移、古峰等21人阵亡。其后任环整兵再战，追击至五里桥、习家坟，终于取得了一些胜利，使倭贼惊惧而退。
然而，汤克宽、任环等将因在上海一带的战事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事后相继被言官弹劾，汤克宽受到免职留用的处罚，任环侥幸得到宽宥。
◎抢掠的倭寇
◎
◎抗倭战争中的明军文武官兵
以“桀狡”著称的萧显打死了21名武僧后肆意妄为，带着400余名“劲倭”屠戮上海附近的南汇、川沙两地，逼近松江，并分遣人员围攻嘉定、太仓，所过之处鸡犬不宁。各路明军群起攻击，都指挥卢镗奉王忬之令倍道而行，发起突袭，出其不意地击毙了萧显。《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残余倭寇逃入浙江境内，又被穷追不舍的俞大猷等人“邀杀殆尽”。
少林僧兵虽然不辞劳苦、浴血奋战，但兵力过少，不能面面俱到。倭寇自嘉靖三十二年三月登岸后，四处游荡，时聚时散，焚掠的地方包括太仓、海盐、嘉定、金山、青山、钱仓等处，一度攻击上海、昌国卫、南汇、吴淞江、乍浦，战火还波及崇明、华亭、青浦、象山、嘉兴、平湖、临海、余姚等地。他们屠杀平民、抢夺财物，使沿海地区蒙受了巨大损失。明军的总体表现并不理想，但还是有部队尽力抵抗，打了一些颇具规模的仗，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人也相继在普陀诸山、表头、北茭诸洋等处获捷，取得了不少成果。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统计，将士们“前后俘斩共三千余级”，然而遗憾的是未能摧毁敌人主力。
战事持续到第二年仍未结束，据《明史·日本传》记载，仍有不少倭寇在直、浙等地“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致使各地明军疲于奔命。王忬作为封疆大吏，因始终制定不出更为有效的御倭措施，于同年六月被朝廷调离岗位，转往北部边境改任大同巡抚。取代他的是奉旨“总督东南诸省军务”的张经。由于张经重视使用地方武装协助卫、所军队执行军事任务，来自广西、湖广的狼兵、土兵等素称强悍的土著部队也被相继派遣来沿海参战。
这段时间里，少林僧兵主要跟着任环作战，并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打了一仗。当时，倭寇以川沙洼、柘林为巢穴，四出抄掠。据《江南经略·吴江县倭患事迹》记载，一股倭寇攻陷了浙江崇德县，掳走民船500余艘，经南浔、杨堰于十九日到达平望（今江苏吴县南平望）六里桥，对苏州构成了威胁。任环预先在六里桥设伏打算伺机出击，不料参战的僧兵可能过早暴露了行踪而被敌人察觉，由此爆发了混战，还有人不幸溺死。事后，任环亡羊补牢，调来水兵助战，重新设伏于六里桥的东西荡一带，斩敌首15级，还用飞炮等火器击毙20余人，夺回了不少财物。
在倭寇新一轮的进犯中，新市、横塘、双林、乌镇、菱湖等处皆受到扰掠，杭州城外数十里，流血成河。巡抚李天宠束手无策。坐镇嘉兴的张经唯有调兵遣将四处救援，可惜一时未能扭转被动的态势，竟被朝廷派来沿海地区督察军务的工部侍郎赵文华连连上疏弹劾。明世宗为此大怒，派官校南下问罪。不料峰回路转，前线明军终于打了大胜仗，俞大猷等将率狼兵、土兵合力攻击流窜到嘉兴附近王江径的倭寇，斩敌首近2000级，另外焚、溺而死者甚众。残敌逃回柘林后，纵火焚巢，驾舟200余艘出海而遁，史称“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然而，这次迟来的大捷挽救不了张经的政治生命，他与李天宠等人俱被逮捕至京，朝廷另任胡宗宪为浙江巡抚，与赵文华等人一起办理地方事务。
倭寇虽屡遭挫败，但仍然有新寇不断加入。一些越洋而来的亡命之徒刚到达濒海地区，便自焚其舟，登岸烧杀。最离谱的是，《明实录》记载一股人数不过六七十人的倭寇自绍兴高埠开始劫掠，经杭州、严州、徽州、宁国、太平，直趋南京，接着取道南京以南的秣陵关，经溧阳、宜兴突入苏州，行程达数千里，先后攻入两个县城，沿途杀戮、击伤四五千人。浙、直地区的驻军为此忙得不可开交，集结起大队人马，却迟迟没有将其歼灭，可见效率低下的痼疾未有显著改善的迹象。这股流窜到苏州的倭寇随时可能进入松江府，与盘踞在华亭县陶宅镇的另一路倭寇会合，幸而苏松巡抚曹邦辅紧急从松江抽兵增援苏州，才好不容易于嘉靖三十四年八月下旬在苏州境内将之歼灭。
为了打击倭寇的嚣张气焰，在前线督战的赵文华携同胡宗宪，大举集合在浙诸军，屯兵4000于松江砖桥，准备与曹邦辅所率的南直隶之兵一起，围歼陶宅的敌人。少林僧兵这次听命于赵文华、胡宗宪，即将赶赴战场。
陶宅镇的倭寇是不久之前从柘林经海路流窜而来的，由于途中遇上飓风，加上明军水师的阻击，损失了一部分船只与人员。按《明实录》记载，他们于八月十三日自蔡庙港登陆，一直停留在陶宅镇不走，最初仅有300余人。其后，陆续有溃退下来的倭寇前来会合，但总人数与赶来围堵的明军相比仍然处于劣势。
九月，浙、直各路明军东西并进，对在陶宅的倭寇展开了两面夹攻。《甲乙吴淞倭变志》对参战的少林僧兵有所叙述，他们列队前行，用棍与敌激战，顷刻之间连毙数倭，一路打到了巢门。岂料就在僧兵欲突入敌人据点之内时，却突然遭到伏击，从而陷入一场苦战。
倭寇长于设伏，《筹海图编·倭国事略》指出，倭寇布阵“必四分五裂，故能围”。甚至在打败仗的情况下，他们也能想方设法布置埋伏，实施反击。《纪效新书》对此做过总结，认为倭寇具有“人自为战”的特性，善于抄对手的后路，即使大败，也能在逃亡中设伏，就算只容一两个人经过的“尺木斗壑”，也能藏身在里面乘隙发起偷袭，导致追击的明军“往往坠其计中”。
僧兵对倭寇擅于设伏这一点早就有所了解，自然会加以防范。那么，为什么还会中伏呢？这是因为倭寇使出诡计，派人身穿缴获的明军服饰，悄悄绕路来到僧兵背后，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才把僧兵打了个措手不及。僧兵们陷入了被动状态，战死者甚众，尸首布满田间，百姓见之无不流涕。后来，牺牲者的遗体被葬在佘山上，官府立起石塔以作纪念。
此役，明军受到重创，其中浙军诸营顶不住倭寇的冲击皆尽溃散，夺路而逃的士卒拥挤在一起，自相践踏，此外还有许多人掉下水里，总共损失了千余人。南直隶之兵亦陷入敌人埋伏之中，阵亡200余人，死者包括指挥邵升、姚泓，千户刘勋等。
人多势众的明军败得这样惨，又一次暴露出其整体战斗力不佳的事实。尽管僧兵等少数精锐部队勇猛矫健，可惜人数有限，不能力挽狂澜。同时，失利亦与赵文华、胡宗宪、曹邦辅等文官的临阵指挥能力欠佳有关，而武将当中，俞大猷、任环等人忙于围堵海上流窜的倭寇，卢镗相继转战于张庄、后港以及台州外海，均无暇顾及，至于汤克宽，由于此前的王江泾之役表现不佳而遭到赵文华的参劾，正被朝廷讯问，已没办法插手军中事务。由于缺乏得力将领的谋划，各路明军自行其是，以致无功而返。
稍后，浙江杭嘉湖兵备副使刘焘督兵5000余人分作三路再攻陶宅，结果倭寇只出动200余人迎战，士气低落的明军竟纷纷不战而溃。刘焘在部队失控的情况下率领20多名部属一边射箭一边撤退，才拾回了一条性命。倭寇得胜后，于十月转移至周浦，战事暂告一段落。
陶宅一役，少林僧兵损失惨重，就连月空也战死了，在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战事中，武僧至少有30人失去性命。这个数据来自《日知录》，该书称由于地方官员万表（即都督同知万鹿园）的恳请，僧兵们参与了保卫松江的战役，他们用铁棒抗击来犯之敌，最后悉数阵亡。另据《云间杂志》《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等书的统计，僧兵前后参战百余人，因而肯定还有许多幸存者，但是此后，他们在沙场上再也没有什么显赫事迹流传下来。
◎胡宗宪
◎
◎戚继光
回顾僧兵参加过的战斗，可以发现他们多数是在临危受命的情况下走上沙场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杭州湾与长江三角洲等濒海少数地区，未能顾及其他许多受到倭寇骚扰的地方。故此，他们虽然奋勇作战，也歼灭了不少敌人，但囿于自身规模不大，未能对战局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僧兵尽力而为的表现，理应获得世人的肯定以及好评，如胡宗宪聘请郑若曾等编辑而成的《筹海图编》，就在卷十一《僧兵》中记下了“今之武艺，天下胥推少林”的赞赏之语。
倭寇虽然依旧穷凶极恶，可是对明朝来说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十一月，川军在游击将军曹克新的率领下追击周浦之敌，斩首130级，而在附近海面拦截倭寇的俞大猷也传来了捷报。这使得督战的赵文华找到了台阶下，让他能够以“水陆成功，江南清晏”为借口回朝复命。
其后，伤亡严重的倭寇由于分赃不均等原因导致内部矛盾重重。胡宗宪察觉到有机可乘，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升任总督后采取剿抚并重之策，利用各股倭寇的内部矛盾巧施离间计，将其各个击破，并诱捕了希望接受朝廷招安的大海盗汪直，予以法办。两浙的被动形势终于得到了扭转，而局面的彻底改变与名将戚继光的发愤图强有很大关系，他鉴于卫、所部队原有的弱点不易克服，转而组建训练了一支新型的精锐正规军，当这支号称“戚家军”的队伍走上战场时，倭寇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逆转了。就这样，戚继光在俞大猷等人的配合下，从浙江一直打到闽粤，为最终平息倭患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少林僧兵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让贤，退出了第一线。
博采众家所长
在明代，武林中人传言少林棍法为神所授，此神即紧那罗王神。紧那罗王在佛教神话里属于天龙八部之一，为音乐神。《七佛八菩萨大陀罗尼神咒经》列举的十数位伽蓝神大多与焚音、焚响有关，这也许是少林僧人将紧那罗王神附会为护法神的原因之一。
紧那罗王神为喇嘛教所推崇。元代时，由于蒙古上层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元初的少林寺主持福裕在寺内殿中供奉了紧那罗王的神像。清初书籍《说嵩》追述元朝皇后光临少林寺时，看见此像“形象丑怪”，不禁心生憎恶，以手帕掩面而过。此像神情虽然与人相似但头上有角，“裸体执棍”“灵活欲动”，的确与众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明正德年间竖立的《嵩山祖庭大少林寺那罗延神护法示迹碑》的碑文中，把护法神那罗延神的形象由传统常见的手持金刚杵改为手执棍子，这一细节可能是那罗延神信仰与紧那罗王神信仰混淆的明证。
这一内藏玄机的转变，或许是因为少林寺闻名于世的棍法里，有一些招式传自喇嘛教僧人。众所周知，少林实战功夫中，棍法历来享有盛誉，不过，其在明代以前的师承已很难考究。而在明代，广受推崇的擅用棍者是元末吓退红巾军的厨务僧人，明万历年间编撰的《少林棍法阐宗》在论及少林棍的来源时，就引述了厨务僧人吓退红巾军的传说。不过，书内说“若知退红巾军者耶？乃观音大士化身‘紧那罗王’也”。紧那罗王神信仰已经代替了那罗延神信仰。书中还暗示紧那罗王的棍法此后仍存于世，因为寺僧“演其技不绝”。这些言论意味着，少林棍法得自传说中的紧那罗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该书还说“嗣有哈嘛师（指“喇嘛僧”）者，似亦紧那罗王之流亚”，即把明代中期在少林寺活动的一位喇嘛僧视为紧那罗王的后裔，并说这位喇嘛神僧在寺内的紧那罗王圣坛上秘密传授拳棍之术，而受教的弟子是一位法号叫匾囤的少林僧人。该书的作者程宗猷亦是武林中人，他在少林寺学艺十多年，故他的叙述颇具代表性。
少林寺在明代与喇嘛僧结缘事出有因。从明初开始，出于怀柔西藏的需要，朝廷相继对藏区喇嘛教各教派的领袖一一予以安排，封了不少王、法王以及世俗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喇嘛僧到内地活动、传教。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等多位皇帝对这种来自边陲的文化十分感兴趣，其中明武宗在位期间，不但在宫禁修炼喇嘛僧传授之法，还于正德五年（1510年）做出惊人之举，一下子封了4个喇嘛僧为法王。这还不算，《明实录》记载，年轻的皇帝甚至于同年六月铸金印，自命为“大庆法王”，可见对喇嘛教的推崇已到了极致。流风所及，喇嘛僧在社会上变得更加活跃。直到明武宗死后，朝廷才重新调整以往重用喇嘛僧之策，革去了不少滥封的法王等称号，通过种种措施使喇嘛教回归正常的文化交流范围。不过，少林寺主持古梅著于弘治年间的《塔铭》，透露在喇嘛教盛行期间，曾有一位“西天梵僧（指喇嘛僧，名叫道源）”在少林寺进行“助缘”等宗教活动，极受尊重。此人就是前述《少林棍法阐宗》所载在寺内传授棍法的喇嘛僧。看来，喇嘛僧的确曾在少林寺传授棍法。由于喇嘛僧被视为紧那罗王的后裔，所以其棍法得自神的传说更容易让人相信。
◎《纪效新书》中收录的《剑经》插图
这类说法并非《少林棍法阐宗》独创，俞大猷在撰写的《新建十方禅院碑》中叙述自己于嘉靖年间访问少林时，提到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长剑技。”俞大猷提及的“神传长剑技”是指神传棍法，因为俞大猷常用“剑”代称“棍”，他写过一部《剑经》，其实就是专讲棍法的。而所谓“神”，如果附会为紧那罗王神，那么表明至少在嘉靖年间已经流传着这种说法了。
需要指出的是，少林棍法除了吸收喇嘛教僧人的招式之外，还得到过俞大猷的指点。俞大猷武艺高强，他在《新建十方禅院碑》里回忆了访问少林寺的经过。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俞大猷因未能及时围歼舟山一带的倭寇而被言官弹劾，后被调往山西驻防。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七月，他又奉命前往江西指挥闽、广之兵，以讨伐活动在广东饶平地区的叛乱分子。在南下途中，出于以武会友的目的，他访问了少林寺，这可能是他过去在东南沿海抗倭时，对参战的少林僧兵颇感兴趣，故顺道拜访这座名刹，以便进一步了解少林功夫。
然而，他对精于棍法的武僧的表演不以为然，并对嘉靖年间出任少林寺主持的小山说，少林棍法虽因“神传”而名扬天下，可惜“传久而讹”，“已失古人真诀”。小山希望俞大猷能“示以真诀”，向众僧传授更上乘的棍法。俞大猷回复说，此非“旦夕可授”，况且僧人领悟棍法也需要一段时间。经过商议后，俞大猷采取变通之法，从寺中选了两名叫普从、宗擎的僧人随他到前线，由他抽空悉心教导。数载之后，两僧学有所成，皆得“真诀”，虽未能达到“得心应手之神”，但技艺已十分高超了。俞大猷还在《诗送少林寺僧宗擎》的前序中称，宗擎学成而归后，将棍法传之寺中，受惠者近百人。
俞大猷在所传棍法的《总诀歌》中说，“一打一揭，遍身着力，步步前进，天下无敌”，由此形成了少林“五虎拦”棍法。明末清初，吴殳在所著的《手臂录》中讲，“（五虎拦）唯‘一打一揭’而已。打必至地，揭必过脑，平平无奇，殆如农夫之垦土”，但若日久苦练，亦令人畏惧，不可轻视。这意味着俞大猷所传棍法、步法皆以简捷为主，非常适合在军阵中使用，也许他正是从这个角度对少林寺原有的棍法进行了批评，因为喇嘛僧所传的棍法虽然在江湖中有些名气，却不一定适合在战阵中使用。
少林棍法由此产生了俞大猷、普从、宗擎一系，这与喇嘛僧、匾囤一系有所区别；此外，还有洪转、洪纪、广按、程宗猷一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程宗猷，他写出的《少林棍法阐宗》，从招式、理论两方面对少林棍法进行了详细记述。其中，《问答篇》说少林棍有拿、拦、劈、捉、勾、提、扎、打等法，书中还提到了小夜叉、大夜叉、阴手、排棍、穿梭等套路，比起俞大猷所传的棍法要复杂得多。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在明代中后期少林功夫大发展的时期里，少林寺成了天下棍法的重要交流场所，这使有众多传承的棍法在少林各门武艺中独占鳌头。
《少林棍法阐宗》提到，作者所练的少林棍“俱是枪法”，故有“打人千万，不如一扎。故少林三分棍法，七分枪法”的说法。作者程宗猷除了练棍之外，也练过枪法，他所编的《耕余剩技》就录有《长枪法选》。少林高僧洪转是程宗猷的师父之一，被认为棍法功夫最高，同时也兼习枪法。此人还写过《梦绿堂枪法》，提出“八母、六妙、五要、三奇”等枪法要诀。其中，“三奇”本意是指“软、闪、赚”等枪技，但据武术史专家周一良的解释，这亦可能与正德年间被称为“三奇”的著名武僧周友有关，由此判断洪转的枪法得自周友，可谓传承有序。
◎《少林棍法阐宗》插图
然而，与洪转同门的武僧洪纪尽管在明末号称“少林功夫推第一”，却在枪法上栽了跟斗。起因是“意殊傲蔑”的洪纪在著名武术家石敬岩的陪同下到真定，欲与同道中人刘德长切磋武功，想不到一交手，兵器就被对方夺去。技不如人的洪纪表示心服口服，竟与石敬岩一起拜刘德长为师。
少林枪法难道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吗？
时人吴殳在所作的《手臂录》中对此进行了一番剖析，他批评“少林全不知枪，竟以其棍为枪”，以致“去柔存刚”，几乎等同于斗牛角力。但是，这种打法比较适用于沙场角逐。为此，程宗猷也针对性地提到临阵时的枪法无过于“大封大劈”，而简捷的打法唯有以枪“击地而已”，枪端可“借地势激起，易以发戳”。如果形势有变，须采取不同的策略应付，比如面对数十名排列松散、持枪“截路守伏”的敌人时，则改用“进退斗杀”的方法。还可视对手情况，使用“凤点头”等招式，将“枪头点地”，或闪向左，或闪向右，或向前疾进，伺机戳之。如果枪被对方拔开，要及时退却以躲避敌人的反击，这时，可用枪头“拖拉点地”作掩护，以防万一。此外，还要教士卒练习“颠提”之法，即击刺之际快速移动枪端以防敌人用手抢夺。这种行军对阵的打法可以总结为：若能熟练地“大封大劈”，就是“必胜之兵”；若能熟习“凤点头”，就是“选锋之兵”；若能精于“颠提”，就是“临阵必胜之斗将”！可见，程宗猷在少林所学的枪法能够适应沙场对阵，却不太适用于武林人士行走江湖时较技之用。
这样看来，洪纪在单打独斗中输给刘德长，算是情有可原。其实，刘德长原先也是少林寺僧，他后来遍游天下，增广见闻，枪法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俗从军的刘德长，官至游击将军，曾应巡抚韩晶宇之聘到府中教其部将，是当世数一数二的高手。洪纪、石敬岩跟刘德长学习两年，才被允许正式成为入室弟子，枪法果然大有长进。石敬岩之后将枪法传给弟子吴殳，而吴殳所作的《手臂录》以讲述枪法为主，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武术专著之一。
除了枪法，在少林武术体系中，还有剑法、鞭法、戟法等，《嵩游记》等史籍就有相关记载，但它们的名声都比不上棍法。至于刀法，在明代少林功夫的派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后来程宗猷、吴殳专门研究日本刀法，以补其缺，并相继在明末清初撰写出了《单刀法选》《单刀图说》等书。
◎《单刀法选》插图
少林武术体系中除了使用兵器的武技之外，还有厉害的少林拳术。少林拳术成名的时间没有棍法早，也没有像棍法那样据说是护法神传授下来的，从而少了神圣的宗教色彩。尽管如此，少林拳在明代中期已经为世人熟知，嘉靖年间的唐顺之在《峨眉道人拳歌》中赞叹道：“少林拳法世稀有。”万历年间的王士性在《嵩游记》中自述宿于嵩山之下时，有少林武僧前来献艺，“拳棒搏击如飞”，其中有人模仿猴子“盘旋踔跃”，似乎所练的是猴拳，甚是厉害。名将戚继光指出拳为武艺之源，他所著的《纪效新书》对此解释道，“大抵拳、棍、刀、枪、叉、钯、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由拳法活动身手”，故欲练武艺，须先练拳法。程宗猷在《少林棍法阐宗》中，承认少林寺虽然尚棍，可是寺僧已是“多攻拳而不攻棍”了，拳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棍本来比拳更适用于战阵，而这时候一些寺僧却热衷于练拳，许是倭患基本平息后，僧兵出征的机会越来越少，故武僧转而重视行走江湖的拳术。《涌幢小品·拳棒僧》载有一个故事，称一个名叫董青芝的祠部官员风闻倭寇即将来犯，预先召集数十位拳术教师讲武事。不料这些人与一个不知名的少林僧人比试拳术时，全被一一打翻在地。少林僧人事后评论说，拳术教师们所习的不过是花拳之类中看不中用的伎俩，可谓误人一生。董青芝听毕为之惘然，无言以对。
经受住实战考验的少林拳法，理论上亦有所建树。上文提及，明朝末年有人假托达摩之名编著《易筋经》，其在理论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少林拳法。书中描述的招式和中国古代健身术以及硬气功等武艺有关，不过此书直到清代中后期才产生影响。此外，少林拳还有专著《拳经》问世。明末精于拳法的少林和尚玄机将身法、口诀传授给张松泉，张松泉传给张鸣鹗，张鸣鹗将其编撰成书，于清初由张孔昭出版。书中讲述了步法、手法、肘法等，其中手法包括五阳三岛手、拂尘手、旗鼓手、棚措手、九流手、倒淘手、八犯手、攻枪手、五雷千斤手、骑虎手、九缠三串手、斜插不迎手、迎风铁扇手、金镖夺枪手、推枪三换手、双挆斜飞手、回龙倒跌手、七耸高迎手、八字分襟手等，可见技巧已十分完善。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代接一代的人的努力之下，少林拳的技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正如清初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中说的那样：“少林拳勇名天下。”
◎《拳经》插图
总之，少林武术在明代获得了飞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博采众家所长以及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的。少林武术在全国上下得到了广泛传播，甚至在明末传到了国外。曾习武于嵩山少林寺的陈元赟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东渡日本后，在江户国昌寺传授武艺，门徒甚众，是国外传播少林武术的第一人。
明清易代中的少林寺
少林武僧在明代重振雄风，声名远扬，然而给予它极大扶持的明朝政府按照盛衰迭代的历史规律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明朝倾覆之前，国内许多地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为此少林僧兵一度企图持危扶颠，协助官军镇压起义军。《明史·史记言传》记载，明末有不少少林武僧受聘于官府，替其训练官军。少林寺内的《改公禅师塔铭》也载，武僧道宗、道法、庆余、庆盘、同贺、玄清等人在崇祯年间追随兵部尚书杨嗣昌转战山西、湖广与河南等地。
然而，明朝政府讨平起义军的意图未能如愿，出征的少林僧人不少在战事中阵亡。明末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道，“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无”，其游方僧皆可凭此技力敌数十人，于是“流贼”作乱时，有人建议官府以优厚条件招募僧人为军，遂得精壮500余人。“流贼”知晓后最初甚是忌惮，不敢硬拼，但随后想出一计——在作战中佯装败北，等到夜间趁其不备，发起突然袭击。僧兵果然中计，全部被歼。不过笔者认为僧兵的失利应归咎于指挥官的失策，要知道“练兵不若选将”。
这些战死的少林游方僧人无名可考，那么当时闻名于世的少林武僧就能置身事外吗？答案是不能。明末一度号称“少林功夫推第一”的洪纪就为此罹难，《手臂录》称其在崇祯年间从军，“将兵击流贼”时战死。
洪纪的好友石敬岩亦介入了战事，由于他交游广泛，时人记录其从军的事迹远比洪纪的多。石敬岩与义军交战是在崇祯八年（1635年），当时张献忠所部突入两淮流域，转战于庐州、舒城、桐城一带，明苏州卫指挥包文达奉应天巡抚之令紧急赴援桐城。据石敬岩弟子陆桴亭的《石敬岩传》记载，此时经过长期苦练而享有“枪法为江南第一”之誉的石敬岩披上战袍，与同游的壮士赵英一起投到包文达麾下。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包文达领军循着敌人的踪迹追至宿松。不料进至山谷中了埋伏，包文达战死。空着腹的石敬岩与赵英左冲右突，自早晨打到下午，一直突不出重围。混乱中，赵英“马蹶被执”，石敬岩呼喊着前往救援，其枪锋所及，所向披靡，然而人多势众的敌军被驱散后很快又汹涌而至，好像永远也杀不完一般。不久，石敬岩“枪折马毙”，犹挥短刀步战，力杀数十人，至死不倒。吴殳参与编撰的《怀陵流寇始终录》也记录了石敬岩战死的过程，称他下马后“奋槊（可能是挥舞断槊）”步战，最后中箭而亡。
关于石敬岩战死的原因，世间流传着各种说法，其中《怀陵流寇始终录》认为，石敬岩之所以中箭死亡，是由于出征时上级没有配发铠甲，以致他身上因缺乏应有的防护而殒命。此外，陆桴亭在文章中称石敬岩生前曾向自己讲述过怎样使用马槊作战的细节，他指出骑在战马上挥槊就像在马背上射箭一样，需要预先采取脚踏马镫等稳定身体重心的措施，以便能够让双手挥舞自如。因用槊刺向敌人时需要依赖马匹疾驰产生的冲击力，那么一旦当面之敌的战马具有更强的冲击力，与之硬碰就可能会产生断槊的严重后果，故马槊最好是以浑铁等不易折断的材料制造。遗憾的是，石敬岩之死正与此有关，正如陆桴亭所写的那样，由于敌人兵强马壮，石敬岩因“枪力不及”难以突围，最终无法避免断槊，被迫下马步战。石敬岩生前认为步战时最佳的兵器是长刀，而他也曾学习过日本刀法，但因准备不足而在马毙后仰天长叹身上没有佩带长刀，失去化险为夷的机会。综上所述，由于缺乏质量上乘的马槊、长刀以及铠甲，仓促上阵的石敬岩一去不返。
即使是洪纪、石敬岩等顶尖高手，亦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更遑论其他卷入战事的少林弟子了。许多少林僧人在这次战乱中死于沙场，神州鼎沸之际，连少林寺所在的少室山也未能幸免。《中州杂俎》等史籍记载，明亡之前，一股兵力过万的反政府武装在转战的过程中来到少室山一带，其驻扎地御寨山与少林寺相距不远，故在采取破坏地方统治秩序的行动时对少林僧人心存顾忌，视少林寺为掣肘，暗中准备伺机打击。不过其首领李际遇不想强攻，只想智取，遂假装结纳少林主僧，故意赠予金银。待骗得对方信任后，李际遇便摆出一副虔诚的姿态，借故派手下以礼佛为名访寺，再动用数百人悄悄“裹甲而入”。这些人出其不意地经过正堂，趁少林僧人做功课之机抽刀乱砍，使不少失去警惕的僧人死于非命。寺中的南园以及永化堂等地惨遭焚烧，仅剩下殿基。少林寺建立以来，曾在隋末、金末、元末三次遭受兵灾，而明末的这一次，已是第四次被战火波及了。
◎《少林寺志》中收录的少林总图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所部起义军攻破北京，末代皇帝明思宗自尽于煤山，大明王朝宣告灭亡。崛起于关外白山黑水之地的清朝军队早已虎视眈眈，趁机在明降将吴三桂的引导下经山海关直捣中原，相继平定、招抚李自成、张献忠、李际遇等各路义军，还颠覆了几个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权，最终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成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明亡之后的少林寺未能恢复昔日的辉煌。清军入关后，顺治帝虽然在顺治三年（1646年）按照前朝惯例钦命海宽为新任主持，但海宽却以“足疾”为由推搪，迟迟没有动身前往礼部领取“新扎”，一直拖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才北上受领，对这个新政权的观望态度昭然若揭。海宽圆寂后，他的弟子永玉接管了主持之位，但不久永玉便弃职北上，寺中因没有正式主持益显衰落。最后，清廷干脆于康熙五年（1666年）终止了“钦命主持”制度，表明皇家与少林寺僧人彼此之间互相疏远的态度。
康熙三年（1664年）竖立的《造像供馨碑》描写寺内“荆棘蔽矣，藤萝寒户，无人居住者数年”，反映了寺院在这段时期的残破状况。后来，寺院断断续续得到了一些修整。康熙帝虽然没有亲临嵩山少林寺，但也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为寺院题写了“少林寺”“宝树芳莲”等匾，遣人送来。然而雍正帝在位期间却严厉指责少林寺的一些僧人，强拆房头僧人散处于寺外的20多座门房。此后，乾隆帝曾到少林寺游览，但却未能让少林寺重整旗鼓。清朝官员长期对少林寺存有防范之心，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竖立的《告示碑》就要求寺僧“谨遵法规，恪守清规”。
整个清代，政府从未征少林僧人出征，就算到军队做武术教练也不行。河南巡抚徐绩曾请几个少林寺僧到兵营教习，为此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五月遭到乾隆帝的斥责，其在发布的上谕中列举了数条理由。其一，僧人既已出家，“即应恪守清规，以柔和忍辱为主”，岂能练习击刺之术，好勇逞强？其二，地方官员知道僧人练武要设法让其改弦更张，岂可反而招揽为教练？其三，令僧人做营兵教练，成何体统，传出去会成为笑谈。
乾隆帝反对僧人与武事沾边是沿袭了清廷的一贯政策，因为早在雍正年间，官府已明令禁止民间练武，从那时起，少林僧人就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展示武功。不过练武的传统一直暗中保留下来，许多人白天不练，改为夜晚练习，例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立的《西来堂志善碑》就记述少林弟子“昼习经典，夜演武略”，亦“恪守少林宗风，修文不废武备”。
少林寺虽然在清代没有得到什么发展，但少林功夫凭着前朝积累的声望，不但在民间仍然保持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清初，褚人弢在《坚瓠集》中称：“今人谈武艺，辄曰：‘从少林寺出来。’”黄百家的《内家拳谱》也认为少林武术是外家代表。“少林会”“少林青主教”等民间拳会、教门组织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而洪拳、蔡李佛、咏春拳等一大批武术流派更号称是少林弟子所创。最值得一提的是，“天地会”这个风行全国的秘密结社组织，竟以少林僧人出征“西鲁番寇”以及清廷“火烧少林寺”等故事作为创会的缘起，并奉传说中的五位少林僧人为五祖，四处招纳成员展开抗清活动，可见民间对少林功夫的推崇。
在这种普遍认可的氛围下，少林武功也就随之名播四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