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霭龄（未加冕的女王）

宋霭龄简介

宋霭龄：宋霭龄生于传教士之家，但是被她奉为生活中“圣经”的不是耶稣基督的《新约全书》，而是从她父亲宋耀如身上凸显出来的那种冒险家的进取性格和价值观念。宋耀如取“蔼然可亲”之意，给孩子取名为“蔼龄”，希望这个孩子能给他的家庭带来好运。诗经中说：“蔼蔼王多吉士”，大致是说一个人家如何人才济济、威仪不凡。30多年后，宋霭龄，这位宋氏家族的大姐及“掌门人”，确实声威显赫，成了蒋介石大陆政权时期的一位无冕女王。

宋霭龄传记——

一、宋家有女初长成

父亲——一个冒险家的传奇经历

多少年以后，人们才开始知道，这一天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具有的潜在重要性。

1889年7月15日，上帝给上海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青年牧师宋耀如和同是基督徒的年轻妻子倪桂珍送来了一个生命的小天使。小天使虽然是个女婴，但是她那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胖胖的小手和小腿特别地惹人喜爱，这给宋耀如带来了莫大的欣慰。想起这些年在传教活动中受到美国白人高级教士的种种冷遇和歧视，想起耶稣基督宣扬的人与人之间应该“博爱”的教义，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一个人人和气相爱的环境中成长，并且始终做一个具有“平等”、“博爱”精神的虔诚的基督徒。

于是，宋耀如取“蔼然可亲”之意，给孩子取名为“蔼龄”，希望这个孩子能给他的家庭带来好运。诗经中说：“蔼蔼王多吉士”，大致是说一个人家如何人才济济、威仪不凡。30多年后，宋蔼龄，这位宋氏家族的大姐及“掌门人”，确实声威显赫，成了蒋介石大陆政权时期的一位无冕女王。

宋蔼龄生于传教士之家，但是被她奉为生活中“圣经”的不是耶稣基督的《新约全书》，而是从她父亲宋耀如身上凸显出来的那种冒险家的进取性格和价值观念。

宋耀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传奇经历的人物。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走上海外拓荒的冒险道路，成年后相继成为传教士、实业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但是，使他名扬天下的既不是少年时期鲁滨逊漂流记式的海上历险过程，也不是青年时期从事传教、经商或秘密革命的坎坷经历，而是用他的冒险家的价值观念培养起来的一门三“千金”。正是他的宋家三姐妹，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要追溯宋氏家族的传奇冒险经历，可以上溯宋氏的远祖20多代。宋耀如出身韩氏家族，早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韩氏家族祖居河南相州安阳地区，其远祖韩琦曾因戍边之功，被封为魏国公。12世纪时期，北宋衰亡，韩氏家族开始了千里大迁徙的历险过程，到达广东廉州地区。12世纪末，韩氏族人韩显卿冒险渡过琼州海峡，来到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海南岛文昌县锦山地区，从此开始了韩氏家族在“天涯海角”的拓荒经历。16世纪以后，韩氏家族的冒险拓荒活动有增无减，许多人甚至漂洋过海，相继向南洋岛国、夏威夷、南北美洲、欧洲各地进军，开始了海外拓荒历险记。宋耀如（原名韩教准）9岁出海谋生，13岁独自漂流历险。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到宋耀如祖先一代一代人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优秀的家族性格，联系到韩氏家族中许多人更为传奇的海外拓荒历险记，联系到他们中不乏通过海外历险活动获得成功的众多先例，就不难理解宋耀如少年出走海外的举动。如果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民俗看，海外拓荒历险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即以今天的统计数字看，文昌县全县人口只有48万余，而在海外的侨胞人数却达60万以上。由此可知，历史上文昌县崇尚海外拓荒历险风气之盛。

宋耀如的父亲韩鸿翼，是一位崇尚儒家价值观念的“威尼斯”式商人。他为人宽厚，热心公益事业，但书卷气十足的人经商很难成功，韩鸿翼自是不免。他以儒教的迂腐眼光看待和经营充满竞争与欺诈的商业，重名而轻利，不但本利全蚀，而且耗尽祖传积资。中年以后，他更跌入贫病交加的窘境，不得不靠妻子王氏领着子女从事农耕来维持生计。这种凄惨窘迫的境地，刺激了孩子们决心重开祖辈们曾经走过的路，到海外拓荒。

1875年夏，9岁的宋耀如与哥哥韩政准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椰乡”文昌县，远涉大洋，走上了充满艰难、风险、挑战而又前途未卜的海外拓荒之路。

宋耀如海外拓荒历险的第一站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耀如的此行是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举动。没有此行，也许就没有宋耀如后来的传教士兼实业家兼秘密革命党人的传奇经历，也许就没有后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宋氏三姐妹，从而也就没有可能产生20世纪中声势显赫的宋氏家族。

文昌县宋氏祖宅

 

正如历史是由无数个偶然事件组成的一样，改变宋耀如一生命运的也正是许多个偶然的机遇。初至爪哇岛，宋耀如投靠一个远房亲戚，当一名学徒，并订立了三年期的契约。尽管宋耀如在这三年中干得很专心，也很卖力，但是爪哇岛的世界似乎已不能容纳他那颗时刻向往着到未知世界探奇历险的野心。终于，机会来到了。1878年初，他的一位在波士顿经商的堂舅归国探亲，返程时转道来爪哇作短暂停留。在爪哇，宋耀如第一次从堂舅口中听到，北美大陆那块神秘的土地上，有着许多拓荒者的传奇故事。几乎是在一闪念之间，宋耀如已经毫不怀疑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正是美利坚合众国那片年轻而又神奇、充满冒险、挑战和竞争的新大陆。

于是，宋耀如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置三年契约于不顾，跟随堂舅远涉重洋，到达经过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洗礼，从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的金融、商贸和工业中心——波士顿。这一年，宋耀如年仅12岁。然而，正是他自己第一次独立作出了事关自己一生命运的重大抉择。在这之后，宋耀如虽然一次又一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令人意外而又十分正确的选择，但是，就其善于把握机会的眼光、当机立断的魄力、义无反顾的胆略、敢于拿命运作赌注的冒险精神来说，都没有超出“爪哇决策”的范围。其实，从跳出爪哇岛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显示，宋耀如的一生将注定是充满坎坷经历而又瑰丽灿烂的一生。

宋耀如的堂舅是最早参加开发美国的华人移民之一。他在波士顿经营一家丝茶店，凭着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挣下了一份家业。对此，堂舅感到满足。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当他事业有成时，已发现老之将至，而且膝下无子。他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这使得他不得不作出决策，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家族观念，从旁系近亲的男孩子中选择一个合适的继承人。于是，他在返回美国途中，有目的地来到爪哇岛，对宋耀如进行观察，以此确定自己的继承人。

在波士顿，宋耀如要从一个丝茶店的小学徒到小店主，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但是这并不妨碍堂舅可以立下遗嘱，认宋耀如为嗣子，通过法律的程序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在自己死后交由宋耀如继承。这一切，都是按传统的中国习俗进行的，宋耀如正式认堂舅为“养父”，并且抛弃了“韩教准”的姓名，改姓“宋”，取名“嘉树”，又名“高升”，号“耀如”。

在崇尚继承的中国传统里，宋耀如的这种境遇无疑是值得庆幸的。由学徒“晋升”为少爷，并可望在不久的将来“晋升”为东家，正式接管和主宰这份家业，这种境遇并不是所有的海外历险者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宋耀如对这种境遇感到心满意足，并且致力于做一名安分守己的小店主，在波士顿的华人圈中娶妻生子，过一种安定富足的小市民生活，那么在20世纪的一段中国历史上，将会对宋氏家族如何描绘？相信没有人能做出这道中国现代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事实上，宋耀如在波士顿生活了不到一年，就出人意料地从丝茶店逃跑了。他将别人梦寐以求的那份家产弃之如敝屣，再一次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扑朔迷离的冒险者之路。对于宋耀如逃离丝茶店的心理动因，多少年后，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至少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第一，宋耀如的祖祖辈辈崇尚冒险的家族性格，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他的血液中，在他身上凸显出那种顽强的对中国传统的叛逆精神。

第二，美国人那种天性崇尚个人创造、独立进取和酷爱冒险的民族精神，对宋耀如的性格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除此以外，宋耀如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一群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当时，清政府派遣了一个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考察教育，成员中有1872年8月来自上海的第一批官派赴美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在波士顿期间，这批留学生对故国故土的共同情结，使他们对这位来自故乡的13岁的小龙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中美两国在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反差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不平衡感，满清制度的腐败，清政府的庸碌无能，国家和民族蒙受的凌辱等等，这些都深深地刺激了留学生们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不平则鸣，温秉忠、牛尚周等这批留学生因而经常来到宋耀如的丝茶店里，激昂慷慨地大谈一通教育救国的宏论，宣泄一下心中的愤懑，发誓要拯救贫穷而又落后的祖国。

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谈论中，温秉忠、牛尚周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鼓励宋耀如这位稚气未脱而又略带狡黠的小同乡，走出波士顿的丝茶店，在美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待学有成就后，回到故土报效祖国。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宋耀如的前途将更为远大，人生将更有意义。

尽管这些留学生的鼓动言词多少带有信口开河的成分，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为了使他们自己求得心理平衡罢了。但是宋耀如却怦然心动，已觉得他们言论和想法太诱人了，无异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海市蜃楼式的远景。“我要读书！”“我要接受教育！”“我要拯救祖国！”宋耀如不失时机地向养父提出了入学读书的要求。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养父的断然拒绝。在养父的传统观念中，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安分守己、乐天知命，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的优秀商人，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空泛想象。在他养父看来，一个中国人来到美洲大陆上，能够像他一样经营和拥有一个丝茶店，已经是最好的选择和最好的成就，还能再有什么其他稀奇古怪的念头哩！

宋耀如的要求被拒绝，不但没有能浇灭他心中要求读书的欲望，反而使他的希望之火愈烧愈旺。终于有一天，他果断地作出了一个别无选择的决定：偷偷地出走，以摆脱这个家庭的控制，到外面那个充满神奇而又陌生的世界里，去探险，去追求，去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

宋耀如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急匆匆地跑到波士顿港，躲进了一只即将启碇开航的小艇。他并不知道这只小艇将开向何方，更不知道前头等待他的将是什么遭遇，是噩运还是光明？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命运之神的安排。

这是一只名叫“加勒廷”号的小缉私艇，当晚离开波士顿港，在美国东海岸的大西洋上由北向南作例行航行。宋耀如也很快被船员带到艇长面前。艇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祖籍挪威，他静静地听完了这位黄皮肤、黑头发的男孩子心中蕴藏的全部秘密后，以他“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深沉性格和丰富阅历，也不禁为之动容。艇长的祖先属于欧洲大陆上那些最早到达美国拓荒冒险的“罪恶之花”，他们中不是被追捕通缉的“罪犯”，就是因信奉邪教而冒犯天主教会的“异教徒”，或是一些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他们都是在欧洲大陆上没有立足之地，才冒险到美洲大陆上闯荡的。而眼前的这个男孩子则是在抛弃了现成的“家产”，主动去寻找一种独自创造的艰险生活，这正是被埃里克艇长祖祖辈辈尊重和崇尚的生活价值观念。他被感动了，决定收留这只迷途的“羔羊”，并让宋耀如在船上充当一名侍者的工作。这对埃里克先生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略施小恩，网开一面而已。但是，对于宋耀如的命运却是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埃里克先生也许并不知道，他以美利坚民族崇尚个人冒险、独立创造的天性，对这位14岁的男孩子的理解和保护，由此而培养了一代宋氏王朝的奠基人。

艇长不但收留了宋耀如在船上工作，而且把宋耀如引进耶稣基督的世界。埃里克是属于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虔诚的基督徒，他从认识宋耀如的第一天起，就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拯救这个孩子的。上帝命令他把这只迷途的“羔羊”向天国指引，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向宋耀如灌输耶稣基督的教义，阐释美国新教的原旨，讲述耶稣传教的故事，宣传基督教徒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甘于吃苦的献身精神。埃里克慈祥的人格和基督深邃的教义征服了宋耀如，他很快成为一名基督教的信仰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埃里克开始对宋耀如倾注一种父亲般的感情。当他被调往美国南方的威尔明顿港在一艘二级明轮“科尔法克斯”号上任船长时，宋耀如被他携同前往；埃里克还慷慨地答应满足宋耀如在美国接受现代文明和高等文化教育的愿望。此恩天高地厚，使宋耀如终身不能忘怀。

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南方各州，还是一个中国人足迹罕至的地方。在威尔明顿港所属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官方档案记载中，宋耀如是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中国人。这对埃里克船长实现帮助宋耀如接受教育的诺言，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船长的介绍，罗杰·穆尔上校、查德葳太太、里考德牧师等这些威尔明顿港南方卫理公会的头面人物们，一个个对这位来自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大国的“使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们很快一致作出决定，接受宋耀如加入基督教会。1880年11月7日，宋耀如在当地第五街卫理公会教堂举行了洗礼仪式，取教名为Charlie Jones Soong（查理·琼斯·宋）。为此，威尔明顿《明星报》星期日版刊登的消息指出，这个中国的皈依者，也许是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们为这一点感到激动和骄傲。

宋耀如的传奇故事不但传遍了港口小城威尔明顿，甚至引起了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大商人兼慈善家朱利安·卡尔将军的注意。卡尔将军经过当面观察，决定资助宋耀如进入达勒姆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读书，一切费用由朱利安·卡尔将军支付。在圣三一学院，宋耀如又遇到了善心人葛纳卫教授和克雷文院长及太太，他们分别给宋耀如提供住宿条件和教授英文。一年后，宋耀如进一步转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万德毕特大学神学院学习。在克服了无数磨难后，宋耀如于1885年从该校毕业。

万德毕特大学神学院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宋耀如希望能进一步留在美国学医，好心人朱利安·卡尔将军也乐意资助。但是，他的这个要求无疑违背了南方卫理公会的“领袖”们帮助他接受教育的初衷。19世纪，美国各地的基督教会派出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各地传教，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上海就派遣了一个布道团。当时，各国教会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的儒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他们急需能有更多的像宋耀如这样美国化了的中国人充当传教士，返回中国，增强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传教布道的力量，以便更好地扩展美国教会在中国的势力。

宋耀如别无选择。1886年1月，宋耀如到达上海，开始从事传教的工作。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上海南方卫理公会的高级教士们与他接触过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教友们反差如此强烈。在美国，基督徒们对他乐善好施，排忧解难，热情友好，亲同家人。可是等到返回祖国，他却处处受到歧视、冷遇和不公正的对待。上海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负责人林乐知公开对他表示不屑，且处处给予留难，毫无道理地拒绝他提出探望父母双亲的要求，派他到偏远的上海吴淞、昆山、苏州地区传教，每月只给15元的薪水，出入教堂，不得和美国教士们一起，只能从后门进出等等。这使宋耀如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在忍无可忍之中提出离开上海、调到日本去传教的要求，结果仍被拒绝。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也没有能改变他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美国新教徒们的敬意。他默默地忍受侮辱，顽强而勤奋地工作，终于使自己在布道团的地位缓慢地得到改善。两年后，他被提升为牧师；四年后，成为上海川沙地区的传教士。

这中间，由当年的波士顿留学生牛尚周充当“红娘”，宋耀如与大家闺秀倪桂珍喜结良缘，这使他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倪桂珍出生于基督教世家，她的母亲是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徐光启被朝廷封为“文定公”，并在17世纪初就已加入基督教。倪桂珍的父亲倪一山精通法律，在上海工商、金融、军政界以及教会里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很深的关系。十分巧合的是，倪桂珍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当年鼓动宋耀如从波士顿丝茶店出逃的中国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倪桂珍不但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从小在上海的教会学校里接受西式教育，喜欢弹钢琴，具有数学天赋，后来这对宋蔼龄具有重要的影响。

19世纪90年代，宋耀如再次做出两项重大决定，向命运进行挑战。

第一，宋耀如辞去传教士的工作，从事实业，翻印和出售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书刊，经营面粉厂等。至于辞职的原因，宋耀如自己的解释是：传教士薪水太低，不敷支出，一般人则认为是与林乐知难以合作下去。除此以外，当时中国民众中对外国传教士普遍产生的敌视和反抗情绪，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宋耀如是用理想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外国教会在华的传教活动，但是回国后几年传教的实践告诉他，实际的传教活动与他的理想主义相去甚远。撇开通过传教实施文化侵略的因素不说，许多洋教士在中国不但欺官压民、侵田霸产、无恶不作，而且还从事情报间谍活动，因此，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教”情绪。19世纪中期以后，先后爆发了广西的“西林教案”、“天津教案”、浙江“宁海教案”、四川“巴塘教案”等事件，愤怒的民众杀死教士，捣毁教堂。直到1891年5月，宋耀如辞去教职的前一年，芜湖、丹阳、无锡、江阴、南昌等地区还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的烧毁教堂的风潮。这些事件不可能不对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宋耀如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二，宋耀如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和领导的反对清王朝的秘密革命斗争。这对宋耀如来说，无疑是比离开海南岛、出走爪哇岛、逃离波士顿等行动更为危险的冒险活动。但正是通过这次冒险，宋耀如才真正奠定宋氏家族在未来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显赫地位。

家族中的“一只头羊”

作为一代家族王朝的奠基人，宋耀如最杰出的贡献是在中国男权主义传统观念依然十分浓厚的19世纪末期，敢于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为自己的三个女儿提供了与男子一样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她们能够接受西方现代科技文明和价值观念的教育，并且刻意训练她们能够独立面对生活挑战的能力。20年后，宋耀如的这一举动，使他的三个女儿有如云中仙鹤，很快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及风云人物们所瞩目、崇拜和追求的女性。宋蔼龄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无疑是幸运的。从蔼龄开始懂事的那一天起，宋耀如就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她实施教育。

在宋耀如认为，最先进、最科学也是最伟大的教育方式，应是符合孩子天性即个性的教育方式，任何扼杀或窒息孩子天性的举动都是愚蠢和罪恶的。为此，宋耀如为教育孩子做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把房子搬到乡村去。宋耀如回忆起自己在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期，在海南岛的文昌、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等地的乡村生活。这些地方，到处是草木葱绿，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炊烟袅袅，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使他魂牵梦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养成了一种热爱大自然，追求个性发展，崇尚冒险创造，勇于向命运搏击进取的乐观活泼的性格。但是，自从搬进上海市区，过上城市生活后，狭小的空间，刻板的生活不能适宜孩子们天性发展和品格的成长。

宋耀如很快在上海市郊的虹口地区找到一块理想的地点，盖起了一幢房子。房子的建筑风格及内部摆设都是当时上海流行的中西合璧式样，显示了主人的出身及地位。房子四周绿树环抱，一条小溪缓缓地流过庭前；在房子的后面，宋耀如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大菜园，他十分喜欢在这个菜园里劳动，栽种一些时鲜蔬菜，然后带着一种喜悦愉快的心情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充分地享受那创造的快乐。

在房子、树木和菜园的周围，宋耀如命人筑起了一道围墙。但是，这完全是一种象征性的界址，因为围墙很矮，矮到童年的宋蔼龄和她的弟妹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然后在当地村民的地里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面对村民们的抗议，宋耀如丝毫不想约束孩子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天性，而是情愿拿出一些钱分给村民们，以补偿他们的损失。

宋耀如的乡村别墅，给宋蔼龄的童年生活带来了许多妙不可言的乐趣。在这里，她可以爬树、赶鸟、捉虫、摘花等等，她不但拥有大自然那四季分明的美丽景色，而且可以听到鸟的歌唱、虫的鸣叫，感受人与大自然交融和浑然一体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喜悦。在夏天的夜晚，宋蔼龄和父亲一起，仰望无垠的星空遐想不已；在冬天的夜晚，宋蔼龄则和全家人围着火炉，听父亲讲述一个个神奇而又动听的故事。

宋蔼龄在童年生活中感受最深的活动，是同父亲一起骑着自行车，轻松自如地穿越乡村的蜿蜒小道；与父亲一起表演二重唱；听父亲讲海外历险的种种传奇经历等等。

100年前，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拥有一辆自行车，就像今天私人拥有豪华轿车一样，是令人羡慕的。据《宋美龄传》的作者埃米莉·哈恩考证，宋耀如是上海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宋耀如不但自己喜欢骑自行车，而且喜欢带着宋蔼龄一起出游。宋蔼龄10岁生日时，宋耀如送给长女的生日礼物就是一辆自行车。由此，埃米莉·哈恩断定她是当时中国所有女孩子中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

父亲的珍贵礼物使宋蔼龄喜出望外，她为此感到自豪和激动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宋蔼龄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过乡村的羊肠小道来到繁华的上海市区，环绕着那些目瞪口呆的警察，一遍又一遍地兜着圈子而不肯罢休。当宋蔼龄从围观行人的目光中看到那种惊奇、羡慕以至妒忌的神情时，在她的幼小的心灵上，第一次体会到占有一件“人无我有”的物体所产生的那种奇妙的快感和满足感，并且第一次在脑海中产生了一定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的强烈欲望。

唱歌，是宋蔼龄在童年生活中另一件值得经常回味的记忆。宋耀如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又有一个喜爱唱歌的天性。在海南岛那高高的椰树下，在爪哇岛的美丽丛林中，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在美国南方的广阔田野里，都曾经飘扬过宋耀如那高亢动听的歌声。唱歌，好比是宋耀如冒险生涯中的一道调味剂，它使宋耀如的性格更加乐观向上。也许是遗传的因素，宋蔼龄同样具有唱歌的天赋，他们经常在夏日的夜晚，纵情演唱二重唱。宋耀如会演唱许多美国南方民歌，这些具有异国情调和风光的民歌，由宋耀如充满激情地演唱起来所具有的那种奇异的魅力，常常使宋蔼龄着迷而倾倒。接着，宋蔼龄就会情不自禁地和着父亲的节拍或悠扬的琴声，放声歌唱。歌声不但消除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使父女俩的感情更加深厚，同时也使宋蔼龄从父亲那里接受到更多更深的影响。并且，在这种浓厚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宋蔼龄的脑海里经常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幅幅美国南方生活的浮雕。几年后，她毫无顾忌地独闯北美大陆，正是在潜意识中早已受到父亲那些美国南方民歌刻画的异国生活情调的诱惑和召唤。

宋蔼龄之父宋耀如

 

在童年的宋蔼龄脑海中印象最深、对她人生的经历影响最大的活动，要数宋耀如给她讲述的那些冒险家的传奇经历。宋耀如是个讲故事的能手，这一方面归功于他善于学习和演讲的天赋，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他冒险家的丰富人生阅历。凡是由他讲出来的故事，不但人物性格鲜明，而且故事情节极富戏剧性和幽默感。其实，故事的主人翁大多是宋耀如本人，故事情节也大多是他在海外拓荒历险的传奇经历。每当一家人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同坐在一起，呷着一口口袅袅清香的香茶时，宋蔼龄总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急切地催促父亲讲述他那永远也讲不完的传奇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简直使父亲成了宋蔼龄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和大英雄，并且激起了她要像父亲那样到海外闯荡一番的强烈愿望。每当她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遐想自己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陌生的美国，勇敢地向生活挑战，终于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业绩时，她的内心就升腾起一种抑制不住的快乐。

父亲的深刻影响和独特的教育方式，使宋蔼龄很早就表现出一种任性调皮、敢作敢为，拒绝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叛逆性格。这一点，使宋耀如感到异常得意和欣赏，但遭到母亲倪桂珍的反对。

宋夫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笃信祈祷灵验有效，认为饮酒、赌博和跳舞都是罪恶，是不能宽恕的。宋夫人崇尚“博爱”，对于他人的困难，总是用一种平等的态度给以热情的帮助。她常给贫穷的村民送去食物，对有病的孩子给以照顾，给缺少文化的人传授清洁卫生的常识等。

宋蔼龄的母亲倪桂珍

 

从生活价值观念来说，宋夫人也属于那种传统观念很强的人。她认为女孩子除了读书，还要学会刺绣、烹调等女红活计。她教授蔼龄怎样做圣诞蛋糕、烤鸡及中国式的煎炒焖煮等烹调技艺。宋夫人本身并不精于刺绣活计，为此雇请了一位学有所长的寡妇充当女儿的家庭教师。

学习和掌握刺绣，需要的是耐心和专心。这两点对于一个寡妇来说，也许并不困难，但是对于一个天性活泼好动、任性调皮、性格外向、向往传奇冒险生活的女孩子来说，简直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宋蔼龄面对这种枯燥乏味、沉闷无聊的刺绣活计，脑海里总是一片空白。也许是出于宋蔼龄在心里深处对“女红”的厌恶和反感，也许是女教师的上海口音比较特别的缘故，总之，每当女教师讲到“女红活计”四个字时，在宋蔼龄听来恰与“女叫花子”的读音无异。因此，她常窃笑女教师啰啰嗦嗦地宣传的那些“女红”活计的诀窍与道理，不过是为了要叫她们学会一种“叫花子”的本领。

很快，女教师猜测到了女学生窃笑的缘由。自然，她所能想到的报复手段，就是到宋夫人那里告状。宋夫人不能容忍蔼龄对中国女性传统价值观念的这种蔑视和挑战，她严厉地斥责蔼龄，教导她必须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少女所应该接受的传统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而在宋耀如看来，大可不必如此剑拔弩张，他很婉转地提醒宋夫人，既然孩子不喜欢学刺绣，那么就让她们去自由自在地发展吧。由此，宋夫人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宋蔼龄从此就不再做这种令她十分反感的“女红”。数十年后，已成为孔太太的这位贵夫人，显然连一条裤缝的直线也不会缝，但是她使用的刺绣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宋蔼龄永远感激父亲对她的宽容和放纵。宋耀如完全以自己的方式征服了子女们，宋蔼龄与父亲之间的感情也与日俱增，无论宋耀如到什么地方去，宋蔼龄总希望能与父亲在一起。

宋蔼龄5岁时，父女之间增加了一项新的活动，这就是每当在礼拜日的时候，宋耀如总要带着宋蔼龄一起去吉伯路上的教堂参加教会服务工作。每当宋蔼龄与父亲一起进入教堂坐到固定的座位上时，心中就涌起一种极奇异的感情。当唱诗班开始唱歌时，宋蔼龄完全被那种充满神秘宗教感情的歌声迷住了。当宋蔼龄听说唱诗班的女学生都是来自马克谛耶卫理女校时，她马上向父亲提出要到卫理女校读书。马克谛耶女校是南方卫理教会于1892年创建的，校名也是用当年任命宋耀如为牧师的一个主教的名字命名的。当时在上海地区的外国传教士及商人日益增多，为了解决在这些家庭出身的小姐们的读书问题，由南方卫理公会创建了这所女校。

宋蔼龄就读的马克谛耶卫理女校原址（今西藏中路沐恩堂）

 

宋蔼龄的入学要求，使宋夫人不无忧虑，她从中国的传统习俗出发认为一个5岁的女孩子还没有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要离开父母身边到学校去过一种寄宿式的读书生活，她所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宋耀如对女儿的要求却大为欣赏。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宋耀如充满自信地说服宋夫人。于是，他领着蔼龄去见卫理女校的校长海伦小姐。

海伦校长对这位5岁孩子的入学要求，似乎并不感到惊奇，虽然学校自成立以来从没有收过像她这样年纪的孩子。为了检测宋蔼龄是否具有入学的能力和资格，海伦校长只向宋蔼龄提出了一个问题。她用英语问蔼龄是否真想上学？宋蔼龄毫不迟疑地也用英语作了肯定的回答：是的，我想上学的愿望胜过一切。看到这种情景，海伦校长不但大吃一惊，而且深受感动。她认为简直没有理由可以拒绝这个5岁孩子的合理要求和强烈愿望。于是，海伦校长决定破例吸收蔼龄入学，并且破例为蔼龄单独开设课程，由海伦亲自教授，两年后再跟班学习。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宋耀如全家围绕蔼龄的上学而开始了忙碌的准备工作。似乎她不是去上海的马克谛耶学校上学，倒是像将士到遥远的边陲出征一样。在这一周里，她处处被当作英雄一样看待，儿童的那种虚荣心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并且，不论她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马上都能得到满足。比如，她提出要一只第一次是属于自己拥有的衣箱，里面要放上秋季的衣服，还要再放上冬季的衣服。不用说，这些要求很快得到实现。

临到开学前夕，家中对宋蔼龄的上学问题仍然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祖母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她认为让这么小的孩子单独住到一定是非常严厉的教会学校去，简直是太残忍了；母亲对祖母的意见取赞成态度，但措辞没有祖母那样激烈；然而，宋耀如始终固执己见，他认为一切都很正常，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孩子得到的将会比失去的要多得多。由于宋耀如毫不妥协的坚定态度，祖母与宋夫人不得不做让步。

送蔼龄上学那天，全家人聚集在门口，七嘴八舌地重复着那些古老的人生忠告和生活信条，她们似乎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让蔼龄完成从稚气未脱的儿童阶段向老成持重的成年阶段飞跃。

宋耀如提着衣箱把蔼龄送到学校，住进海伦校长为宋蔼龄安排的学习室。一切安排妥当，宋耀如返身准备离去，蔼龄再也忍不住了，她不顾一切地跳上去抱住宋耀如的脖子，发疯般地亲他的面颊。就在这一瞬间，宋耀如几乎要改变自己的主意，重新把蔼龄带回家去。但是，他的性格中那种坚韧不拔的成分终于战胜了那些懦弱的成分，他放下了蔼龄，大踏步地离开了学校。而宋蔼龄在当时情绪十分激动的情况下，已经完全不记得父亲是怎么离开她的。

宋蔼龄读书的愿望如愿以偿，但是，接下来的困难也是令人沮丧的。首先，离开了父母以后产生的那种令人无法排遣的孤独感，使她感到恐惧和紧张。特别是每到晚上，大孩子们都去做晚礼拜或功课，宿舍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寂寞、孤独的情绪尤其浓烈。每当这时候，蔼龄特别想念父亲那些风趣幽默的玩笑和母亲那些慈祥亲切的唠叨，也更加想念全家人围着火炉听父亲讲故事的情景。这使宋蔼龄常常夜不能寐，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宋蔼龄在马克谛耶学校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则是由短胳膊短腿带来的。由于年纪小，个子矮，腿短胳膊短，上课时，宋蔼龄坐在椅子上，两条腿只能悬空挂着，一两个小时的课程上完后，因腿部不能得到及时活动而常常发麻。最令人沮丧的是从海伦校长到所有的大孩子们，都因没有这种体会，而完全不能理解她的这种痛苦。这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要她独自一人默默地忍受这种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实在太不公平。但是她别无良策，唯一的选择就是只能这样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默默地忍受下去。

另一个令人尴尬的境遇是，由于宋蔼龄的胳膊短小，吃饭时总是够不到桌子中间的菜肴，这样，她不但不能吃到那些自己想吃的可口菜肴，而且常常不能吃饱肚皮。当其他同学们一个个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离开饭桌时，她也不得不放下碗筷，怏怏不乐地离开餐厅。这比起上课时双脚不能着地的痛苦来说，一样令人遗憾和难以忍受。

但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宋蔼龄始终没有怀疑当初要求上学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从没有产生过半途弃学回家的念头。她顽强地坚持、忍耐着。

两年以后，宋蔼龄经过海伦校长的单独教授，学习进步很快，于是被编入正常班级跟班学习。这时候，她的个子长高了，脚可以着地，手也可以够到桌子上的任何一盘菜肴，饥饿的痛苦也悄悄地远离她去。在马克谛耶学校，最困难的学习阶段，已经被她远远地抛到身后。

1900年和1904年初，宋蔼龄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相继步姐姐的后尘，进入马克谛耶学校学习。美龄进校的时候，宋蔼龄已成为学校里的“资深”学生，并俨然成为庆龄和美龄的保护人与监护人，实际上，她也仅仅是个15岁的孩子。

宋蔼龄在马克谛耶学校整整生活了10年。在这里，宋蔼龄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阶段。对于她来说，她失去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许多欢乐，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她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独立地面对生活的挑战，滋生了强烈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毫不退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宋蔼龄的自立精神也进一步鼓舞了宋耀如，使他看到了一个孩子在独立生活方面所具有的潜质和所能达到的极限。更为重要的是，蔼龄在家中起到了一只“头羊”的作用，在她的影响下，一群弟妹们也都从小小年纪就开始离开家庭到学校里过一种独立的生活。这使宋耀如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一个更为远大的前景，他要通过宋蔼龄的试验和实践实现一个更为宏大的家族教育计划。

威斯里安学院的大胆预言

1904年春，宋耀如决定将他多年来考虑的一项庞大计划付诸实施，这就是送宋蔼龄赴美国上学。马克谛耶学校对于宋蔼龄来说，正像一件小时候穿在身上的棉袄，已不能适应她日渐窈窕丰满的身材，她必须去接受更高知识水准和新的知识领域的教育。在宋耀如的计划里，他的孩子应当接受世界上最好条件的教育，他要在子女身上补偿自己在青少年时代不能接受教育的缺憾。

宋耀如让蔼龄到美国去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教育，这对宋氏家族第二代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宋耀如痛感东方人的价值观念太落后，人们崇尚安分守己，顺时听命，循规蹈矩，忠厚老实。在世界列强纵横的时代，这完全是一种被动挨打、任人宰割的生活哲学。而在西方，人们只崇尚冒险、进取、叛逆和实力，这种生活哲学虽然残酷，但是极实际、极管用。东西方人生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造成了现代社会先进与落后的巨大差别。宋耀如要让蔼龄接受美国民族精神中的冒险、进取及叛逆精神，给弟妹树立一个成功的榜样。

宋耀如培养和教育子女的做法，在他的同事中引起怀疑和嘲讽，更有人大加批评和鞭挞。在20世纪初，青年男子出洋留学尚是一种极稀罕的举动，更不用说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了。但是，宋耀如对外界的种种议论不为所动，他以两句箴言作为自己推行这项家庭教育计划的座右铭，这就是“不计毁誉，务必占先”。这虽然是17世纪欧洲大陆上那些新教徒们大批涌向美洲大陆的生存竞争格言，但是用在宋耀如培养子女的实践中，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为了安排蔼龄赴美留学的事宜，宋耀如找到在上海传教的步惠廉牧师帮忙。宋耀如与步惠廉不但是上海南方卫理公会的亲密教友，平时两家过往甚密，而且他们还是当年美国南方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万德毕特大学神学院的同窗好友。他们的友谊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建立到20世纪初，已经经历了20多年坎坷历程的考验，是双方放心到能够把妻女拜托给对方照顾的友谊。

步惠廉牧师的确是那种忠于朋友的人，他对蔼龄的情况了如指掌。于是，他向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的院长杜邦·格里上校写了一封热情洋溢也是至为感人的推荐信，介绍了宋耀如在美国的传奇经历和宋蔼龄在童年求学的不凡过程，请求杜邦·格里上校能够接受蔼龄入学并作出切实安排。

步惠廉牧师是杜邦·格里的密友。格里接信后，对宋氏父女的身世、经历大加赞赏。美国人看重的就是个人奋斗，现在又是朋友的朋友有事相求，格里自然是倾力相助。他很快回信，表示热情欢迎和接受宋蔼龄小姐到威斯里安学院入学。具有侠义心肠的格里考虑到宋蔼龄年龄还小，并且又是初入美国国境，对美国的文化背景、语言交往、人情风俗等都还很陌生，于是进一步安排她先进入预科班上学，等到各方面条件相宜的时候再正式入学。这期间，格里热情邀请蔼龄小姐住在他家里，以便逐步适应美国的校园生活环境。在作出了这些方面的安排之后，步惠廉牧师决定全家提前回国度假，借此陪送宋蔼龄从上海到达美国的梅肯城。

接下来，宋耀如开始从各方面为宋蔼龄的美国之行作精心准备。

首先，他需要到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缴了一笔“特别费”，为蔼龄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国会不久前通过了1894年排华法案的严格修正案，旨在把来到美国的那些没有职业的大批中国劳工赶出美国领土。宋耀如认为这个排华法案是对中国人的严重歧视，并且害怕由此而给蔼龄在心理上造成不平衡感。出于保护女儿的强烈愿望，宋耀如决定让蔼龄使用葡萄牙护照而不是中国护照。事实证明，宋耀如这个举动是愚蠢的，它不但未能给宋蔼龄丝毫帮助，反而给蔼龄的美国之行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护照问题解决后，宋耀如进一步与步惠廉夫妇商定美国之行的时间，共同预订了太平洋邮轮“高丽”号轮船的船票。

其次，宋耀如帮助蔼龄了解和掌握美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理及社会风俗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其中，特别为她加强英语会话方面的熟练和准确程度。为了帮助女儿减少或应付在美国可能遇到的麻烦，学会保护自己，宋耀如尽可能让蔼龄更多地了解美国的繁琐的法律程序及诉讼这类法律知识，并两次带着蔼龄参加上海工部局会审公廨开庭审理《苏报》案的旁听，让她进一步增加对西方法律程序的感性认识。所有这些家庭授课活动，宋耀如形象而幽默地戏称为“家庭留美预备学校”。

1904年5月28日，是蔼龄预定动身的日子。随着这一天的临近，全家人都感觉到一种似乎很悲壮的氛围正日益逼近。父亲宋耀如虽然一手策划了这次越洋行动，但是一旦当自己十分宠爱欣赏的女儿真正要离开家庭远行时，不禁有一种怅然若失的空洞感，有时甚至会在心灵上突然产生出一片空白的可怖现象；倪桂珍更是以一种女性及母亲的细腻，日夜忧虑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独自到异国他乡的种种不便。蔼龄的一群弟妹们，则以一种近乎崇拜英雄出征的心理看待姐姐的这次远行。她们不时向父亲和姐姐提出一个个稀奇古怪的问题，给蔼龄远行之前的这段沉闷黯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笑料。

在全体家庭成员中，只有蔼龄对这次远行显得镇定自若。美国这个国家，对于她来说，显得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邻近。在现实生活中，美国确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度，但是在她的记忆中似乎又早已到达过那个国家，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在父亲的许多炉边夜话中，美国已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一个个童话般的美妙动人的传奇故事，早已在蔼龄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终于到了出发的这一天，宋耀如认为不应当把感伤的离愁别绪让蔼龄独自一人带走。于是，他关照全家人只在家里与蔼龄话别，到江边送行的任务只由他一人负责。这样，当蔼龄在甲板上向父亲挥手告别时，心理确是轻松多了。

“高丽”号轮船预期中航行的第一个港口是日本神户，但命运似乎注定要给蔼龄许多考验的机会。从第一个港口开始，蔼龄就碰上了麻烦。航行的第二天，一个乘客因急性肺炎而死于船上。第三天，“高丽”号停靠日本神户港，以性格谨慎及多疑著称的日本人认为死者可能患的是淋巴腺鼠疫。于是，日本检疫官毫不客气地下令，所有乘客和船员必须上岸进行检疫，每个人都被赶入盛满热水及加入大量药物的大木盆里进行浸泡。他们每个人的衣服必须进行消毒，“高丽”号轮船也必须用薰剂进行灭菌处理。这样，船在神户港耽搁了十天时间，才被通知可以继续航行。

经过这次反复折腾的检疫处理，宋蔼龄在身体上尚无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同行的步惠廉太太来说，情形可以说是糟糕透了。本来，步惠廉太太前不久刚害了一次严重的伤寒症，启程回国时才勉强痊愈，身体还比较虚弱，本不宜作长途旅行，因要陪同蔼龄赴美留学，故提前出发。偏偏经过神户港的一番折腾，步惠廉太太一方面不堪惊吓，一方面又要照顾四个孩子，身心不胜负荷，疾病复发，日见沉重，等到“高丽”号离开神户港时，步惠廉太太已经病入膏肓。步惠廉牧师不得不停止航行，在日本横滨港上岸，把步惠廉太太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是留下来与步惠廉牧师一家耽搁一段时间后再航行，还是单独一人先期前行？蔼龄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她决定一个人走完余下的航程，尽快到达美国入学。步惠廉牧师尊重蔼龄的决定，并且把她托付给同船的一对南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夫妇，请他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对蔼龄多加照拂。

但是，这对南方卫理公会的教友，似乎并不在乎上帝的面子，当然也没有负起照料宋蔼龄的责任。原因是当宋蔼龄去找他们时，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谈话中有“肮脏的中国佬”的字眼。一种少女的自尊与虚荣，使她坚定地拒绝接受这种侮辱，她决定再也不去接近那对传教士夫妇，只是凭自己的力量也要“走”到美国。当然，传教士夫妇也没有主动去找蔼龄。但是，“天助自助者”，却有一个从横滨港上船的年轻的女传教士兰曼小姐，对蔼龄伸出了“诚挚的友谊”之手，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两个人很快成了一对旅途“知音”，当“高丽”号经檀香山到达旧金山时，两个人几乎已成莫逆之交。并在以后蔼龄遇到麻烦时，兰曼小姐表现出一种拔刀相助的古侠之风。

似乎是蔼龄的葡萄牙护照出了问题，旧金山国家移民局的官员上船验证，认定她的葡萄牙护照不符合要求，并且，粗野地对她大声咆哮，虚声恫吓地威胁要把她关进拘留所，然后驱逐出境等。面对这位态度粗暴而恶劣的美国官员发出的大声恫吓，蔼龄第一次表现出对权势人物毫不畏惧的心理素质，她为自己勇敢地进行辩驳：她并不是企图移民美国的中国劳工，她的目的只是到美国完成学业，美国移民局对她不应当像对待居住轮船统舱的中国劳工那样，态度粗暴，肆意侮辱。

目睹移民局官员对待一位东方少女时的那种颐指气使的傲慢与粗暴态度，使同行的兰曼小姐十分气愤。她很快作出决定，这件事她不能坐视不管，否则，她在途中萍水相逢的好朋友蔼龄就只有被驱逐回国的命运。她一方面在旧金山码头用电话把蔼龄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克拉伦斯·里德博士，请里德博士尽快利用教会的渠道与华盛顿白宫进行交涉；另一方面则坚定地表示，在移民局官员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她决不上岸，将始终与蔼龄陪伴在一起。

兰曼小姐乐于助人的举动，感动了移民局的另一位官员，他作出了一个变通的处理办法。作为一种“恩赐”，可以不将蔼龄关进旧金山拘留所，但是亦不准上岸，只能留在“高丽”号轮船上。如果“高丽”号启航，则可以转移到另一艘空船上。

蔼龄不得不接受这种表面上还是一种“恩赐”的残酷判决，难得的是兰曼小姐始终恪守自己的诺言，日夜与蔼龄陪伴在一起。就这样，在兰曼小姐的陪伴下，宋蔼龄在先后转移了四艘空船，度过了备受煎熬和屈辱的时光，三个星期之后终于从白宫传来了消息，经过里德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政府批准了宋蔼龄留学的申请，她可以上岸了。

旧金山港口的遭遇，留给蔼龄的记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方面是兰曼小姐这样的美国普通人民对她表现出来的那种纯真的友谊，使她由衷地表示感激；另一方面是美国移民局的官员们对她表现出来的那种毫无同情心的弄权作势，又使她强烈感到不满。同时，她又对白宫伸出的权势之手能够及时对她援救感到庆幸。这件事留给宋蔼龄的人生经验是：一个人既要有朋友，以便能够相互帮助；但是更要有权势的巨手庇护，以便能够在关键时刻施以后援。这就是宋蔼龄最初产生的还显得较为朦胧的权势哲学。

宋蔼龄从旧金山港上岸未及两天，步惠廉牧师乘坐的另一艘船赶到。然而，同行的步惠廉太太已经在日本横滨港不幸逝世了。宋蔼龄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更为感人的是，步惠廉牧师不顾丧偶之痛，仍然日夜兼程，赶上行程，继续履行对好朋友宋耀如的承诺，护送蔼龄到达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的格里院长亲自组织人到梅肯车站迎接。当地的新闻界对宋蔼龄的到来，表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在1904年8月3日的《电讯报》上报道了宋蔼龄的情况后，称她是“到达威斯里安学院念书的第一个中国姑娘”。好强而执著的宋蔼龄对“第一”这个词极感兴趣，加上格里院长的盛情好客和梅肯车站的热情欢迎，使宋蔼龄的内心中那种民族的自尊与少女的虚荣得到了满足，在旧金山港口因无端被拒绝在国门之外而产生的扭曲、压抑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矫正。她开始相信，威斯里安学院会像父亲向她保证的那样好，而旧金山港口的屈辱也许是个例外。

由于是第一位来自神秘的东方大国的中国少女，宋蔼龄在学院里成了最受欢迎的女学生之一。格里院长把她作为预科班的学生注了册，而后让她第一年住在自己家里，视如自己的孩子一样进行照拂，这并不是每个威斯里安的女学生都能享受的荣耀和待遇。

宋蔼龄就读的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格里院长认为，最初的日子对于蔼龄来说，也许是痛苦的，但事实上这一切对于蔼龄来说，并不困难。在心理上，她早已认同了美国的生活价值观念。在饮食方面，她也早已学会了吃西餐，因为西餐是上海宋氏家庭中的主要食谱之一。在衣着打扮上，蔼龄也在“家庭留美预备学校”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并在行李中准备了一箱子花色俱全的漂亮服装。她在格里院长家中换上了精心准备的美国服装，感到很惬意。在语言方面，她也没有更多的障碍，她的英语会话相当熟练。她感到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家很适应，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神秘。如果不是旧金山港口留给她的噩梦般的回忆，她几乎找不出美国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就会感到美利坚一切都是“OK”的。终于有一天，她可以就旧金山港口的遭遇向美国总统讨个公道，要个说法了。

1905年冬，蔼龄的姨父温秉忠受清政府学部派遣，率领一批海关官员赴美考察。他把蔼龄从梅肯市接到华盛顿，又带着她一同出席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宴会。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总统。席间，他与宴会上最年轻的客人之一宋蔼龄进行交谈，并问这位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中国小客人，请她谈谈对美国的印象如何。罗斯福总统满以为会得到一种令他感到欣慰的回答。然而，宋蔼龄面对这位金元帝国的“上帝”，不禁想起一年多前在旧金山港口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当即忿忿然起来。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总统：“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之邦，对异国的客人一定会十分友好，可是你们的官员却把我这样一个14岁的姑娘拒之于国门之外。这同我们中国的待客之道太不相同，这使我失望。”接着，宋蔼龄告诉总统，她在旧金山被拒绝登岸的经过，然后用一种不让总统失望的口气说：“美国可以说是美极了，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生活很快乐，如果不是我初来美国的痛苦回忆，我还会更快乐。”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听完了宋蔼龄的“控诉”，对她的犀利辞锋以及镇静自若、落落大方的神态感到吃惊，同时对她的勇敢精神也极表赞赏。出于对一个小姑娘的抚慰和敬意，据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当场对此表示了歉意。第二天，敏感的美国报纸还登载了一条抢眼的新闻：中国少女抗议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

16岁的宋蔼龄，在中国人的传统目光中仅是个腼腆、不谙世事、稚气未脱的黄毛小丫头，但是，在美国的权力中心华盛顿，在上流社会的圣地白宫，在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美国总统面前，宋蔼龄却毫无怯意地侃侃而谈，并且揭了美国自由制度的疮疤。由此，她却受到美国总统和新闻舆论的尊重。这次会见和谈话，不但显示了宋蔼龄在心灵深处强烈地要求驾驭、影响权势人物的潜质和欲望，而且拉开了20世纪宋氏家族与美国政坛建立政治关系的序幕。在宋氏家族与美国历届总统的接触与交往中，宋蔼龄是会见美国总统的第一人。

宋蔼龄在威斯里安学院的生活过得紧张而有节奏，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使得她在学习上十分专注。她在美国的高度适应性，促使宋耀如决定把她的两个妹妹也一起送到威斯里安。1908年9月，16岁的庆龄和11岁的美龄双双来到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庆龄进入该院文学系，而美龄由于年龄太小只能由学院安排一个老师单独教授预科课程。蔼龄照例成为两个妹妹的监护人。尽管威斯里安学院有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如果没有宋氏三姐妹在那里读书的经历，今天它在世界上的声誉肯定要大大地打一番折扣，至少我辈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学院的。1909年春天，宋蔼龄完成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全部学业，以优良的成绩毕业。学院评价她：“学习成绩出色，待人坦率友善，在音乐方面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因此，她成了同学、老师甚至当地居民最受欢迎的女孩子之一。毕业时，威斯里安学院的女孩子们喜爱相互预测和设计对方的前程。班上的同学为蔼龄所作的大胆预言是：“看这头版惊人的新闻！世界前所未有的中国最伟大的改革。领袖的妻子是个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中国已大步前进。”

宋蔼龄没有成为第一夫人，这是因为她的丈夫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元首。但是，对于她的那位丈夫来说，她完全担当得起“妻子是个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的评价。况且，在她的家庭中已经出现了两位第一夫人。其中还有一位完全是出于她的杰作。

学生时代的宋蔼龄

 

凑巧的是，就在威斯里安学院的学生们猜测宋蔼龄未来的丈夫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时，这个人实际上也已经在美国留学。并且，他和宋蔼龄于一次暑假旅行中参加纽约的一个聚会时，双方曾经巧遇。然而，这个人的表现太平淡了，在他身上丝毫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引起宋蔼龄注意的地方。于是，他们很轻松地分手，直到八年后在东京重逢时，再重新完成联姻的这一过程。

1910年，宋蔼龄从美国学成回到上海。

二、大师姐与掌门人

“白马王子”孔祥熙

当宋蔼龄从美国南方的美丽小城梅肯市回到上海时，与六年前相比，一切是那么熟悉，一切又是那么陌生。在宋蔼龄的眼中，中国人的贫穷、肮脏、落后，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中国人的专制、保守、麻木，却更甚于从前。特别是蔼龄在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中，处处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首先，经过长期独立生活的磨炼，她的人生经验逐渐变得成熟丰富起来，形成了冷峻世故的性格。城府较深，个性复杂，善于用独立而富有创见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不屑于人云亦云。

其次，叛逆和反抗意识更加强烈，自信心更强，更加崇拜英美的人生价值形态，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制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

第三，经过十年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和五年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严格训练，不但了解了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对东西方文化、经济、历史、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有了新的认识。

第四，在父亲性格的影响以及个人的刻苦努力下，处处显现出她的聪明伶俐、野心勃勃的特色。她的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十分熟练，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一种富有教养的高雅气质，衣着打扮入时，显示出美国人的新鲜活泼和浪漫潇洒，说话干脆，办事干净利落，等等。

但是，宋蔼龄的长处，在1910年时期的中国，也正是她的短处。在清王朝的末期，也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作最后挣扎的时期，专制保守势力也变得更加活跃和猖獗。像宋蔼龄这种从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到衣食住行都浸透着“洋”味的女孩子，处处受到外界的非议、责难，是理所当然的。早在六年前，宋耀如的同事们就极力批评他把女儿送到国外留学，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愚蠢行为，认为与其让她到洋人那儿，不如省下这笔钱给她置办一笔丰厚的嫁妆。现在宋蔼龄学成归国，果然是口出“洋”言，身穿“洋”服，满身“洋”味，不但被正统的中国儒学所不齿，只怕是要找一个中国丈夫也难。

宋耀如是蔑视中国人的世俗偏见的。对于宋蔼龄的“出息”，他毫不怀疑。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蔼龄身上的某种危险。他认为女儿过于洋化的生活方式，会妨碍她同中国社会、文化、民众的协调与和谐，也会妨碍她在今后的岁月里对中国的贡献与服务。于是，宋耀如告诫女儿，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要学会说中国话，要学会穿中国衣，也要学会接近和了解中国人，然后才能开始做中国事。

蔼龄还在美国读书时，宋耀如就向她许诺，等她学成归国时，可以当他的助手。从童年起，父亲就是她心目中崇拜的偶像。长大后，父亲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更增加了她对父亲的敬意和神秘感，当父亲助手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但是，自蔼龄回国后，宋耀如对当年的承诺似乎只字不提。

终于有一天，蔼龄忍不住了。她哀求说：“爸爸，介绍我参加同盟会吧！”宋耀如听见女儿依然是用英语说话，神情很不悦，冷冷地说：“你先学会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加入同盟会。”并用严肃的口吻斥责蔼龄：“给我脱下这美国小姐的衣服，穿上中国姑娘的衣裳；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英语；要爱中国的家，不要以为住在美国。我可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当秘书，做助手。”

这一番教诲对蔼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开始穿起中国衣，说起中国话，学做中国人，试做中国事。美国梦开始做醒，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开始被她逐渐融进东方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去。她开始能够深入地观察和掌握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人和事，并学会如何利用他们之间的纠纷与矛盾，巧妙地进行操纵，以便从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蔼龄开始成为父亲的秘书，她的任务是协助父亲处理同盟会驻上海秘密联络部的工作，帮助父亲募集资金，并把迅速增加的会党名册和财产及资金登记造册，绘制成图表等。由于蔼龄精明能干，工作认真，她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蔼龄与父亲的关系向来很亲密，她现在每天和父亲在一起工作，不但可以享受父女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天伦之乐，而且感受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刺激与满足。这是宋蔼龄在其一生中度过的一段最富诗意、最有价值也充满革命朝气的时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5日，上海光复。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住进宋耀如家中，开始积极筹备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工作。多少年来，孙中山奔走海内外，鼓动和推进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现在一下子从一个亡命海外的秘密革命党人，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内政外交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纷繁紧迫。孙中山顿感应接不暇，急需找到一位出色能干的秘书，予以协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孙中山就此事请宋耀如帮助物色，并强调要精通英文，以便于与海外朋友和外国使节接触、交往。宋耀如一时间哪里去找这样既要忠实可靠又要符合诸般条件的优秀人才，苦思百访之中，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女儿不啻是一位绝佳人选。当宋耀如把蔼龄推荐给孙中山时，孙中山立即点头应允。孙中山是宋耀如的亲密朋友、同志和战友，也是从小看着宋家子女长大成人的父辈人物，对宋家大小姐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对蔼龄的才干及能力当然毫不怀疑。宋蔼龄就此成为孙中山的一位秘书。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袁世凯的压力下，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就任全国铁路督办，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篡夺。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本考察铁路。7月，袁世凯的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孙中山回国发动“二次革命”。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这期间，宋蔼龄始终跟随在孙中山身边，协助他处理机要密电、来往信件，整理资料、文件，负责迎来送往，照料孙中山的饮食起居等等，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3年8月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神户。宋蔼龄以英文秘书身份随行。不久，宋耀如携全家逃到日本。正在这时，宋庆龄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于8月29日从美国直接来到日本与家人团聚，并开始了与孙中山的最初接触。

孙中山与宋耀如联袂逃亡日本的行动，无疑是一次重大事件，以后发生的许多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都是在这次孙、宋亡命日本之行的过程中埋下了契机。比如，正是因为有了这次逃亡日本的行动，才有了宋蔼龄与孔祥熙的联姻，也才有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联姻，也才有了后来的宋氏王朝。当然，也才有了蒋、宋联姻的可能。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资产阶级“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宋耀如亡命日本的行动，就没有20世纪声名显赫的宋氏家族。由此，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许在许多方面都要改写。

1912年，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三个儿女及秘书宋蔼龄（后排右二）合影

 

这次逃亡日本之行，宋氏家庭的第一个收获，是宋蔼龄如愿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孔祥熙。并且，双方很快结为夫妇，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对显赫婚姻之一。由此，又有了国民党大陆政权时期四大豪门之一的孔氏家族。

当孙中山携宋蔼龄东渡扶桑不久，也有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从上海东渡日本开始了流亡的生活，这个人就是孔祥熙。

1880年9月11日，孔祥熙生于山西太谷县城西郊程家庄的一户姓孔的家庭。若论辈分，当数孔子的第75代孙。但是，他的这个世界上最古老贵族的头衔是很可以值得怀疑的。原因是他的这一段家史是在1930年世袭衍圣公孔德成撰修全国的孔氏家谱时补续上去的，并由孔祥熙本人出资2000元大洋，在曲阜纸坊村修建家庙。其时，孔祥熙已在政坛发迹，这段由他自己亲手续接的贵族家世有多大的可靠性，实在令人怀疑。

山西在中国近代史上，素以办票号而闻名于世。到本世纪末，山西票号33家，分号400余处，地点覆盖全国，延伸海外，执金融界牛耳。有“中国华尔街”之称的太谷县城，更是票号林立，富商大贾辈出，被时人称为“金太谷”。

但是，太谷富不等于孔氏富，而实际上孔祥熙的祖辈父辈都是穷光蛋一个。可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孔祥熙发迹后也就可以通过各种场合吹嘘自己是山西太谷的巨富出身，并宣称自己的亿万家财是得自祖传和青年时期经商的积累。的确，太谷的孔家是有几个富户的，即以孔祥熙的祖上来说，也许是有过一些钱。但是，这与孔祥熙都不相干。至少到孔父孔繁慈这一代，家道是完全败落了的。到孔祥熙出生时，已经是家徒四壁，穷困潦倒，苦不堪言了。孔祥熙六七岁时，就已经和其他一些与他一样穷的孩子一起去太谷县城里拣煤渣，蓬头垢面，状极凄凉。说起来，孔祥熙的富裕只在一个“孔”字，其他方面都毫无值得夸耀之处。然而，也正是这种贫穷而备受屈辱的生活，在孔祥熙的幼小心灵中就已经根植和萌发了抗争不平与自立奋斗的意识，发誓要恢复祖业，出人头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孔祥熙的富裕也正是他的“贫穷”。

事实正是这样。孔祥熙4岁由母亲启蒙读书，6岁入父亲创立的私塾学习。10岁时，因脖子生疮，久治不愈，病势沉重，其父在走投无路之中，只得将其送入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医治，由此而使孔祥熙与教会发生关系，并对他的未来及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基督教与中国儒教的矛盾和斗争势同水火，自称孔门之后的孔祥熙被送入教会医院治病，无疑被看作是大逆不道，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传教士们对此却是大为高兴，并把孔祥熙看成是上帝赐给他们用以战胜东方大儒的武器。

于是，传教士们一方面为孔祥熙精心诊疗和护理，另一方面则向他灌输基督教义与圣经故事。在传教士们从肉体与灵魂两条战线的双重进攻下，未等孔祥熙病体痊愈，就几乎已经成了一位虔诚的小基督徒了。不久，孔祥熙入教会“华美公学”读书，与教会势力发生了更深的渊源，也走上了一生发迹的道路。1895年，孔祥熙从华美公学毕业，经传教士、华美公学教师魏禄义介绍，到直隶（河北）通州的美国教会学校——“潞河学院”上学。

1899年，孔祥熙与同学们一起仿照孙中山的“兴中会”章程，筹组“文友社”。1900年，山西巡抚毓贤借义和团运动，主使策划著名的“山西教案”，一些传教士、教民及外国人相继被处死。太谷县也发生了六名公理会教士被处死、九名教士被关押的事件。

这个时期的孔祥熙，与教会的关系可以说已经到了荣辱与共的地步。他用重金贿赂买通看守，两次看望被拘押的传教士，并帮助其中的三名女教士越狱逃亡。孔祥熙此次行动被教会势力视为英雄壮举，对他的一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1年，孔祥熙从潞河学院毕业，鉴于他在“山西教案”中对教会所表现出的忠诚和贡献，旋即由麦美德教士提名，校务委员会决定，全额资送孔祥熙赴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1905年，孔祥熙自欧柏林大学毕业，转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这期间，孔曾赴克利夫兰拜见孙中山，当面聆听教诲。

1907年，孔祥熙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在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宗旨是纪念在“山西教案”中牺牲的传教士们，但是，该校的不少学生成为日后他在政坛上的重要班底。从此以后，孔祥熙开始以山西为活动基地，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办教育，经营商业，加强与教会及外国势力的联系等。

1908年，孔祥熙与原配夫人韩玉梅结婚。1912年，韩玉梅病逝，孔再次成为单身贵族。

1913年，孙中山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时，曾写信给孔祥熙，望孔赴沪，参与革命。孔接信后，当即启程南下。但是，未等到他到达上海，“二次革命”已经烟消云散。孔祥熙只得步孙中山的后尘，亡命日本，并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孔祥熙在日期间，一方面在暗中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方面整顿重振青年会的声势，使青年会出现了勃勃生机。在旅日的华人基督徒中，一时成了新闻人物。

孔祥熙的小有名气，也引起了另一个老基督徒的注意，这就是宋耀如。出于对基督教的热忱和虔诚，也出于对青年会发生变化的欣喜和关切，宋耀如决定亲自上门访问一下这位被不少人交口称赞的年轻人。宋、孔的这一次见面和交谈，可以说进一步改变和奠定了孔祥熙命运运行的轨迹。他们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感到十分的合拍和投机。确实，双方有那么多共同点，所谓相见恨晚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教会怀有很深的敬意和感情，而且两人都是在教士和教会的帮助下，才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只不过当时一人在美国南方，一人在中国北方。

第二，两人都曾经留学美国，受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很深，都十分崇尚个人奋斗与冒险进取的人生道路等。

第三，两个人都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以至同时受“二次革命”失败的影响，先后亡命日本。

第四，就两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说，宋耀如是上海的一位大商人，经营出版印刷业及面粉业颇有成就；孔祥熙则自称是孔子的第75代孙，有着世界上最古老贵族的头衔，并且经营商业，创办教育，也小有成就。

于是，宋耀如很快就确信孔祥熙正是自己要寻觅的那种年轻人。他认为孔不但有学问、有抱负，而且经历坎坷，人生经验丰富。孔的这些方面都很合宋的胃口。像孔这样的出身背景、学问抱负、曲折经历与伦理价值观念的年轻人，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宋耀如兴之所至，邀孔祥熙到宋耀如寓所共进晚餐。

孔祥熙来到宋耀如在东京的住宅作客，意外地见到在美国纽约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大小姐宋蔼龄，欣喜之情油然而生，一种初次到人家作客的拘束感早已荡然无存，大家都有一种异地重逢的亲切、随和的感觉。

席间，在孔祥熙眼里，蔼龄昔日调皮活泼的学生气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一位风姿绰约、窈窕迷人、端庄大方、气质高雅的大家闺秀。于是餐桌上，两个人温情脉脉地回忆八年前在纽约的那次见面。这一天晚餐席上就座的除了宋耀如、宋蔼龄和孔祥熙外，还有倪桂珍及庆龄、子良、子安。开始的话题由宋耀如和孔祥熙掌握，但是，随着宋蔼龄加入谈话，场面很快被孔祥熙和蔼龄控制。孔祥熙满口京话，谈锋甚健；宋蔼龄辞锋机敏，谈兴不减，两个人无拘无束，欢声笑语不断。宋耀如、倪桂珍两位老人见了不觉怦然心动，觉得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简直可以说是天赐良缘。

果然，这顿晚饭后不久，两个人都发现已把对方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中，都感到对方正是自己多年来追求的那种人。除了在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学识文凭、家庭地位、社会背景等各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外，两个人在性格、脾气、气质等方面，也感到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吸引力。

在孔祥熙看来，自己多年来单枪匹马，走南闯北，常有孤寂落寞之感，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位有主见、有创见、有识见的同道“红粉”知己。

在宋蔼龄眼中，她多年来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位既有头脑，又很实际，也很能干，还能服从自己驾驭的白马王子。

接下来的发展过程是人们可以预料的。两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很快发现所谓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山盟海誓，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唯有结婚才是实实在在的相恋和相爱。

1914年春天，婚礼在宋耀如的新居所在地横滨市举行。他们完全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先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接着出席宋家举办的结婚宴席，然后新婚夫妇乘车去镰仓度蜜月。这一天，蔼龄的结婚礼服是粉红缎子料做的，缎子上绣着深红色的梅花图案，头上扎着一朵漂亮的梅花结。透过这一番刻意追求的穿戴打扮，可以看出新娘因过分重视实用性，而缺乏意境、联想及诗化情趣的审美观念与气质。

孔宋联姻，是宋氏三姐妹中最缺少新闻、最没有轰动效应、最为平淡的一对婚姻。但是对宋耀如、倪桂珍夫妇来说，则是他们最感欣慰也最满意的一对婚姻。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有了孔宋联姻，才为孙宋联姻提供了契机，也为以后的蒋宋联姻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两桩轰动海内外的世纪婚姻，却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

宋氏家族的第一次分裂

自从宋蔼龄与孔祥熙开始了东京之恋后，蔼龄已经知道自己辞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职务只是时间问题了。由谁接替她的这项工作？她很自然地想到了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妹妹宋庆龄。

宋庆龄是宋氏家族中真正的“白雪公主”。无论是在童年、少年或青年时期，庆龄都表现出一种清纯脱俗的气质与理想主义的诗化信念，对偶像的崇拜以及对英雄的迷恋时时充斥着她的整个心灵，使她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的“圣女贞德”。这与她的姐姐蔼龄所具有的冷静世故、追求实际，甚至是带有一些市侩气的复杂个性相比较，实在是相去甚远。

宋蔼龄的市侩个性得之于她早年独立离家求学的严峻生活，在那个环境中，蔼龄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理想、感情都代替不了冷酷的现实，特别是在旧金山港口度过的备受煎熬的三个星期，等于给她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人生大课。她从此懂得：在这个十分现实的世界上，没有金钱又没有权势，那就等于失去了一个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培养宋庆龄的这种纯情个性的土壤，则更多地来自宋氏家庭那种特殊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氛围。浓烈庄重的宗教气氛，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优雅和谐的家庭亲情，美丽动听的美国民歌，婉转悠扬的钢琴音乐，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以及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等，都给庆龄的气质与性格中注入了那种纯真、质朴、美好、善良及理想主义的诗化成分。

如果仅从外表上看，蔼龄与庆龄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蔼龄锋芒外露，大胆泼辣，果断干练，但又不失老成持重，冷静世故，深谋远虑。庆龄腼腆文静，稳重端庄，纤弱秀丽，但也不失勇敢顽强，坚韧不拔，一往无前。蔼龄外热内冷，性格深沉，有如一口深井，不可测度。庆龄则外冷内热，性格清纯，有如一泓清水，明澈照人。正因为两姐妹在气质与性格上的巨大差异，结果是庆龄而不是蔼龄在宋氏家族中和中国政坛上一次次引起震动，并且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代伟人。

宋庆龄于1913年春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与逃亡日本的家人团聚。蔼龄对庆龄的到来，显然是十分高兴的。20多年来，她们亲姐妹在一起的时间很少，难得有朝夕相守、尽诉衷肠的机会。庆龄的到来，也使蔼龄心理和工作减轻了压力。当时，集结在孙中山周围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的上层人士中，绝少有像蔼龄这样的年轻女性，因而限制了蔼龄的社交圈子，丰富的内心感情因无人可以交谈、宣泄，而常常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落寞的境地。庆龄的翩然而来，无疑帮助她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庆龄又很快就帮助她分担了许多繁忙的工作，从而成为接替她的最佳人选。

庆龄到达东京后，很快由蔼龄陪同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对宋庆龄当然是熟悉的，因为还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是宋耀如寓所的最受欢迎的客人。现在，她们一个个从国外学成归来，孙中山不但以父辈的感情对她们表示问候，而且以领袖的身份对她们回来襄助革命表示热情欢迎。同时，孙中山对多年不见如今却出落得超凡脱俗、楚楚动人的宋二小姐的美貌感到震惊，他对宋庆龄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庆龄感到能再次见到她从小就很景仰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则表示一种由衷的欣慰和兴奋之情。从此以后，蔼龄带着庆龄频繁地出入孙中山的寓所，帮助她熟悉革命党的许多要人，共同处理孙中山交代的秘书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庆龄对这方面的工作，表现出比蔼龄更大的热忱和激情。显然，具有理想主义信念和诗化情感的人，更适合从事革命活动，她自己则认为从事这项工作正是自己献身革命、实现自己抱负的最好方式。

1914年3月27日，孙中山腹痛，蔼龄与庆龄共同来到孙中山的住所进行护理。这时候，蔼龄已经决定很快将与孔祥熙结婚，并已正式向孙中山推荐由庆龄接替自己的秘书工作，孙中山则很愉快地表示同意。至5月24日，蔼龄已将全部工作向庆龄交代完毕，开始专心准备结婚事宜，而庆龄则单独前往孙寓，正式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工作。

谁也没有预见到蔼龄辞去孙中山的秘书工作，并且推荐庆龄接任这个职务，最终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宋蔼龄选中了宋庆龄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正像宋蔼龄要嫁人、要结婚一样，是一桩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那时，她不可能选择别人，也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像庆龄这样具备代替自己的优越条件。

第一，从孙宋两家的友谊来说，既有革命中的志同道合，也有生活中的志趣相投。父辈们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自然对第二代有着极深的影响。在当时暗杀之风盛行的非常时期，忠诚，是挑选革命者，特别是在领袖身边的革命者的首选条件。无疑，宋庆龄在这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第二，在当时要能很快找到一位像庆龄这样聪明伶俐，才识过人，特别是具有一流英语水准的年轻秘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处在流亡阶段，在他周围和交往的人中，华人本就不多，华人中受过西方高等文化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或者说，除了宋氏姐妹俩，几无他人。现在宋氏大姐已作“孔雀东南飞”，宋氏二姐只能是唯一的恰当人选了。

第三，庆龄从美国学成来到日本的时机，恰好起到了替补“队员”的作用。同时，庆龄又在蔼龄正式辞职之前，预先熟悉和处理了许多秘书方面的事务，这样，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但是，一年后，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庆龄向家里人宣布，她要与孙中山先生结为夫妇。人们可以想象，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中，庆龄的这个决定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将是如何的巨大。宋耀如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两位老人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情绪激动的父亲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他马上大叫大嚷地喊道：“这完全不可能！”确实，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孙中山与宋庆龄都不具备联姻的可能性。在宋耀如眼中，孙中山可以是革命领袖，也可以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可以做自己的知心朋友，也可以做孩子们忘年交，唯独不可以做的就是自己的东床快婿，不可以做自己任何一个女儿的“白马王子”。年龄上的差异自不必说，在父辈子辈关系上的尴尬也不必说，更主要的是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女士生有三个子女，是位尽人皆知的贤妻良母，孙中山没有理由要停妻再娶。而且，宋耀如夫妇与孙夫人卢慕贞及其子女都有很好的家族情谊，现在如果孙夫人知道是自己的女儿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夺去了本应属于她的家庭幸福，这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并且，孙中山也是一位基督教的信徒，从宗教的观念来说，孙中山与妻子立下的婚约，应当约束他们白头到老，否则，上帝是会惩罚他的。

孔祥熙、宋蔼龄与卢慕贞（中）合影

 

不但宋庆龄的父母亲坚决反对这门惊世骇俗的婚姻，就是在美国学习的子文、美龄兄妹也加入了反对“孙宋联姻”的阵线，使反对者的一方声势更壮，而宋庆龄则越发显得势孤力单，应战不暇。面对家族势力的强大压力，宋庆龄外柔内刚、坚强不屈的性格第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她声称她不会屈服任何压力，即使这种压力是来自她所最亲爱的人。在“文斗”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后，宋氏家庭决定用“武斗”解决问题。他们将她软禁在家中，不许她和孙中山见面；同时，策划用一劳永逸的办法，且先下手为强，为她另择佳偶结婚等等。宋氏家庭面临着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和分裂。

在这场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垒”中，唯有宋蔼龄表现出一种大姐式超脱和宽容大度。庆龄的婚事，当然也是出乎蔼龄的想象的。但是，一旦当这件事成为事实时，蔼龄却显得异常冷静。她本是宋家长女，又是把庆龄送到孙中山身边的引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应该是孙宋联姻的始作俑者。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在家庭中，除了父母以外，她是最有发言权的。

然而，出乎大家的想象，蔼龄在这个问题上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蔼龄认为，孙宋联姻固然是一桩不合常规的婚姻，但是这仅仅是从东方传统观念与西方基督教义的基础上看问题的，如果换一个角度，再从政治关系上看，又未尝不是一桩美满姻缘。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当过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在海内外都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从1915年的国内政治形势来看，孙中山重新执政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再次成功，这对孙宋联姻后的宋氏家庭来说，自然有不可估量的好处。

蔼龄内心虽然有这些想法，但是，当时家庭中的情势，又使她决不可能公开站在庆龄一边来反对父母的决定。她只能用比较婉转的办法，逐渐化解父母的激动情绪与极端的态度。蔼龄的策略是奏效的，最初的状况是庆龄在上海的家中被软禁，然后由女佣帮助而得以逃跑，到达日本并与孙中山正式结合。宋耀如与倪桂珍得到消息后，曾怒气冲冲地乘船追到日本，当他们发现一切措施都已为时过晚时，当即发誓与孙中山绝交，并与庆龄也脱离父女关系。但是，在蔼龄坚持不懈的劝说下，父母亲终于与孙中山、宋庆龄和解了。宋耀如不但在政治上继续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而且为庆龄补送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的嫁妆。庆龄在日本收到父母表示和解的“礼物”，至为感动，且视为最珍贵的纪念物珍藏在自己身边。

在宋氏家庭宣布与孙中山绝交并与宋庆龄脱离亲情关系的这段时间里，宋氏家族中只有宋蔼龄、孔祥熙夫妇始终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保持着亲密的联系，蔼龄与庆龄之间的姐妹亲情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为了表示对庆龄一如既往的爱意，蔼龄于1916年生下长女孔令仪时，给孩子取的名字叫“罗莎蒙德”，这是当年庆龄在美国所用的名字。宋氏家庭对孙宋联姻的谅解和认可，化解了革命党人内部对孙宋联姻的反对和抵触情绪，促进了革命党人的团结。

宋蔼龄与宋庆龄等众亲属合影。前排：倪桂珍；后排：宋子良（右一）、宋庆龄（右三）、孔祥熙（右四）、宋蔼龄（右五）、宋美龄（右六）、宋子安（右七）

 

孙宋联姻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但是，人们难以一下子弄懂的是，为什么是庆龄而不是蔼龄成为孙宋联姻的主角之一。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的条件看，蔼龄都比庆龄更有优势，她最先到孙中山身边工作。然而，蔼龄选择了孔祥熙，庆龄则选择了孙中山，这个中的原因虽然很多，一言难以尽述。不过，我们却也看到了蔼龄与庆龄在思想及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蔼龄重实际，凡事注重权衡利弊，对己有利则干，无利则弃；庆龄重理想，勇于为心目中的神圣事业和信仰而献身。因此，对孙宋联姻本身来看，蔼龄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少女与一个已有妻室的老人联姻的婚姻，庆龄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少女与一个为民族、为革命而奋斗不止的英雄联姻的婚姻。个人气质与人生追求上的差异，注定了是庆龄而不是蔼龄最终成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并且成为一位20世纪中国的“圣女贞德”。蔼龄则完全按自己设计的人生轨迹，与庆龄走着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多年以后，蔼龄成为20世纪中国最有权力的无冕女王。

“设计”孔祥熙

1915年秋天，宋蔼龄随孔祥熙回山西太谷省亲。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北国之行，也是她第一次以孔子第75代孙媳妇的身份随丈夫回故里省亲。

宋蔼龄与孔祥熙

 

孔宋夫妇的北国之行，表面上是夫唱妻和，衣锦还乡，实际上却是出于宋蔼龄的谋划，并负有孙中山托付的秘密使命。宋蔼龄自与孔祥熙结合后，就开始调整自己的形象，注意收敛锋芒，低调活动，以一个贤淑、温和、文雅的孔夫人形象，在革命党人中进行社交应酬，帮助孔祥熙办理革命党人交代的事务。

自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孔祥熙以至亲关系而受到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人物的重视和照拂，并成为协助孙中山处理中华革命党党务的重要助手。但是，宋蔼龄深知，以孔祥熙目前的地位，在革命党内那一大批星光灿烂的领袖人物面前，可以说还是个无名之辈。如果继续在孙中山身边当一名助手，苦劳再多，功劳再大，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难得有出头之日。况且，在孙中山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广东籍的革命元勋和英雄好汉，以孔祥熙的才智与资历，何能与他们争锋！孔祥熙要想在革命党人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另辟蹊径开创自己的发展天地，积累政治资本，或许可以先到当时革命党人的力量还很薄弱的中国北方自创“基业”，等到有了一定的政治本钱再利用孙中山的崇高革命声望相助，此时问鼎革命党的高官厚禄，何愁不能成功！当宋蔼龄要孔祥熙向孙中山提出回乡的请求时，孙中山恰好也有派人到北方开展革命活动的想法，孔祥熙主动请缨，不啻是上佳人选。

宋蔼龄为孔祥熙设计的这个“前程”方案，实践证明非常成功，在以后数十年风云变幻的政治旋涡中，孔祥熙正是依靠在北方与军事实力人物建立起来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参与了对国民党政治权位的角逐，并且赢得了胜利。宋蔼龄能对政治有如此见地，说明她的政治野心不在他人之下。不过，她学成归国后逐步发现，中国这个已有几千年男权主义传统的悠久国度里，女人期望从政并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孔祥熙结婚后，宋蔼龄自知，在处处以孔圣人嫡系后裔自居的孔祥熙背后，更不能总是站着一个蔑视儒家传统、践踏夫权制度、叛逆孔教思想的女强人。否则，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孔祥熙的前程也将毁于一旦。与其夫妇两败俱伤，不如转而求其次，自己退居幕后，甘当一个“贤内助”，全力谋划塑造孔祥熙，把孔祥熙推向全国、推向政坛。这样，也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宋蔼龄的这个思想蜕变是痛苦的，然而也是明智的，效果自不必说。在以后崛起的宋氏一门子女中，唯有宋蔼龄始终没有出任任何公职，但是，正是她对蒋、宋、孔三大权势豪门的产生与发展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1915年6月，孙中山痛感过去因没有武力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民国政权的深刻教训，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作武力讨袁的准备，并先后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多名中华革命党的大将相机返回国内，成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军部，建立和发展中华革命军的队伍，积极推进倒袁的军事准备工作。当孔祥熙按宋蔼龄的“计谋”，向孙中山提出辞去“助手”职务返回国内的要求时，孙中山当即批准并令他以回山西太谷省亲作掩护，联络北方实力派军人，策动武装起义。

孔祥熙以中华革命党特派员的身份在宋蔼龄的陪伴下启程回国，第一站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一方面，他们要进一步作太谷之行的周密准备；另一方面，也想拜访在沪的军政要人，秘密策动驻沪海、陆军举行反袁起义。但是，孔宋夫妇当时都是北洋军阀政府注意的重要目标，并且也都缺乏从事秘密武装斗争的经验，建功立业的心情又过于迫切，行动也过于招摇，由此他们的行踪很快被人密报。北洋军阀政府闻讯后，准备派人在上海逮捕他们。中华革命党东南军部负责人陈其美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在暗中通知他们火速离沪，摆脱险境。此举使孔、宋夫妇惊出了一身冷汗。国内十分冷酷复杂的政治现实，很快使他们头脑清醒冷静下来。他们自知搞武装起义非其所长，为安全计，还是先赶快回到北方去再作计较。

太谷之行，对于孔祥熙来说是一次成家立业后的衣锦荣归，对于宋蔼龄来说则充满了新鲜、兴奋和惊异的感觉。在蔼龄的心目中，山西地处中国内地，那里的生活不但贫穷、落后，几近原始状态，而且思想愚昧，卫生状况极其糟糕。但是，追求新奇、追求刺激的念头使蔼龄决定还是随丈夫北行，从上海到山西榆次当时已有火车可通。这一段路程虽然漫长而枯燥，但比起十年前蔼龄只身赴美求学来说，简直只能算是一次上海的郊游；加之一路上观赏北国情调，又有刻意逢迎、善体人意的英俊夫婿在旁陪伴，蔼龄倒也不觉得旅途寂寞。

火车到达榆次，剩下的路程只能用毛驴、独轮车、马匹等中国原始的交通工具来解决。但是，孔祥熙别出心裁，他让蔼龄坐进一顶有16个轿夫抬的官轿里，自己则骑着马在一旁陪伴。孔祥熙得意地告诉蔼龄，这是一幅几千年来始终延续不变的贵族夫妇出游写真图。蔼龄坐在轿中，心中默默品味着过去贵族老爷及夫人们乘坐这种官轿时的心态，耳中听着孔祥熙的马匹走路时发出的得得蹄声，脑海中则回味着一路上轿夫、仆人们诚惶诚恐、小心谨慎、曲意逢迎的种种神情，一种被尊为贵夫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孔宋夫妇回到程家庄老宅，住进贵族地主的庄园。这里孔祥熙早已派人修缮扩建，生活起居及卫生设施都有了很大改进，使生活在南方大都市及美国的蔼龄感到满意。

孔祥熙回到太谷的第一项计划就是整顿和扩建铭贤学校，以此作为样板进一步推进他的乡村教育改革计划。这也是得到蔼龄积极支持并由她帮助谋划实施的。蔼龄认为通过办校：一可以扩大影响，积累政治资本；二可以培养学生，报效桑梓；三可以发现人才，培植班底等等，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办铭贤学校之议，原出于美国传教士的主意。在义和团运动中，太谷及山西等地的不少外国传教士被杀。后来由美国欧柏林大学派遣的传教士重来太谷后，决定办一所学校进行纪念。这也是痛定思痛，认为传教士被杀是因为中国人愚昧无知的结果。如果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就不会再杀传教士了。他们将此议告诉正在欧柏林大学求学的孔祥熙，并要他回国后担任校长。孔十分高兴，且将该校取名为“铭贤”，意即纪念“为道殉难”的先贤。

铭贤学校由孔祥熙于1907年回国后创办。初期几年，规模甚小，只有小学，也没有管理机构。虽然经费由美国人掏腰包，但孔祥熙并没有看到它政治上的巨大作用，内心里只是把它当成加强与美国教会联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是宋蔼龄识见不凡，一番“政治资本”与“人才摇篮”的谋略使孔祥熙茅塞顿开，当即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夫人的计划，并全力去实施。

宋蔼龄的锦囊妙计是，既然花钱是花的美国人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又成了孔氏的“子弟兵”，这就可以在办校规模上大做文章。当时，铭贤学校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办个小学尚可，办个中学已很勉强，但宋蔼龄坚持一定要办成国内一流的铭贤大学。学校小了，不但在政治上造不成影响，也与校长孔祥熙的地位不相称。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先升格为大学预科、大学一年级，然后再办成专科学校、学院、大学等。由此，孔宋夫妇在回国前就开始进行了增设大学预科的种种准备工作，并在东京为学校采购了一大批教学器材与图书资料等随行托运回国，再随车带回太谷。

在教学方针及教学内容方面，宋蔼龄也协助孔祥熙建立并完善以实验主义为主导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式，提出“学以事人”的校训及“师生应如家父子”等新型的师生关系。在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方面，贯彻实用的原则，提出“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先后设置了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英语等课程，并公开倡谈“性教育”。宋蔼龄还亲自拿起教鞭，登台授课。在当时，这也可以说是个十分勇敢的行动。宋蔼龄主讲铭贤学校大学预科的英语课，同时指导卫生课，不啻是对男性垄断高等学堂教席专利权的一种挑战，不失为是创风气之先的举措。

宋蔼龄后来承认，她并不适宜当一名教师。当时之所以走上讲台，主要是原先从美国招聘的一名英语教师临时变卦，不肯来华任教。情急之下，宋蔼龄决定为丈夫分忧。她的英语虽然有相当水准，口语更是低沉流畅，文雅甜润。但是，说得好是一回事，能不能讲得好又是一回事。宋蔼龄在课堂上面对学生们穷追不舍的提问，常常瞠目以对，不知所措。所幸者她以校长夫人之尊以及随机应变的本领，学生们也不敢让“师母”过分难堪。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提问：为什么在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宋蔼龄面对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难题，如何答得上来。但是，她却巧妙地回答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后，宋蔼龄对自己的这种小聪明感到十分得意，并且视为手中掌握的最后一张王牌，但凡有了难以解答的难题，无一例外地以这张“王牌”对付，倒也屡试不爽，帮她摆脱了许多尴尬的场面。直到她的第一个孩子分娩，这才退出了这项勉为其难的教席。

宋蔼龄还鼓励孔祥熙与学生们平等相处，加深感情以资笼络人心。宋蔼龄自己也主动放下架子，走到学生中去，与他们谈心；有时还邀请部分师生到家中共进便餐，交流感情。每当这种时候，蔼龄常常亲自下厨，做几样西点西菜，让这些从未出城门一步的内地子弟品尝一下西餐的风味，开一次“洋荤”。

宋蔼龄的这一种新派作风，果然赢得了学生们爱戴。同学们集资买了一个金手镯送给敬爱的“师母”，以报答师母的一片爱心。这个举动使宋蔼龄十分感动，也使孔祥熙大为得意，脸上自然很是风光了一阵。

宋蔼龄的一番苦心筹划，以及孔祥熙在夫人的耳提面命下的苦心经营，总算为铭贤学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铭贤学校发展成为饮誉三晋的著名学府，其中许多学生日后成为孔祥熙政治上发迹后的重要班底，应当说宋蔼龄不无微功。

孔宋夫妇隐居晋中，表面上潜心办学，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视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1916年初，袁世凯在北京“登基”，称“洪宪皇帝”，并将孔子的第76代孙孔令贻封为“衍圣公”，加郡王衔，以愚弄人民。袁“皇帝”的这些倒行逆施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及革命党人反对，讨袁声浪潮涌，顿成不可阻挡之势。身在太谷乡村的宋蔼龄听到这些消息很快意识到这是国内政治局势发生转折的重大契机，不可轻易失去。

于是，宋蔼龄点拨孔祥熙应当因缘时会做一篇政治上的大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纲领为未来在政坛上的崛起作舆论准备。孔祥熙欣然从命，宋蔼龄亲自立论命题，谋篇布局，再由孔祥熙执笔起草写成一篇《上袁世凯书》，经宋蔼龄反复润色后署上孔祥熙的名字，然后着人发送报馆公开发表。

《上袁世凯书》的确是孔宋夫妇政治纲领的第一次公开宣示。书中大骂袁世凯推翻共和窃位称帝，倒行逆施残害忠良，特别是公然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假异族之力而鱼肉同胞，此刘豫、张邦昌、秦桧、吴三桂等之所为也。今吾公竟步其后尘，为虎作伥。国人不敏，亦难蒙蔽。三尺童子，亦皆洞晓。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吾公将谁欺？欺天乎？”书中并警告袁“皇帝”“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断送吾黄帝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间耳，何假作皇帝迷梦耶！”全书仅千余言，却写得辞锋犀利，气势不凡，很快受到海内外各界的瞩目，也得到革命党人的一致好评。为孔祥熙在进军政坛的道路上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国内迅速发展的政治形势表明，宋蔼龄精心策划的这篇讨袁檄文适得其时而又恰到好处。几个月后，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而孔祥熙则成了北方反袁复辟帝制的重要人物。由此，孔祥熙也更加佩服夫人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以及善于抓住机遇、奋力一击的政治胆略，也开始自觉地建立和维护“内阁负责制”的家庭政体。

在北方期间，宋蔼龄为孔祥熙制定的另一个重要政治目标是对阎锡山、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王正廷等北方的实力派军阀、政客人物开展外交活动，或广为结纳，或投靠笼络。几年之后，孔祥熙终于积累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并且在革命党人中独树一帜地形成了北方派系。本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都出生于南方，与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实力人物素无渊源，而孔祥熙的这一“北方”背景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使他在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心目中的身价倍增，同时也为他以后能在政坛上进行权力角逐增加了一块重要筹码。

宋蔼龄在太谷期间，一方面塑造孔祥熙的政治形象，成绩斐然；另一方面生儿育女，硕果累累。1915年9月生长女令仪，1916年12月生长子令侃。其后，又于1919年9月生次女令伟，1921年5月生次子令杰。在宋氏三姐妹中，可以说只有宋蔼龄在生育方面是一花独放。也因此，这些孩子在各方面受到特别的宠爱。结果20年后，在宋氏王朝的特殊背景下，他们终成现代的“高衙内”。

太谷之行，从一个特殊的意义上说，是孔祥熙走上政坛的一个重要阶梯，这个阶梯是宋蔼龄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孔祥熙精心铺设的。没有宋蔼龄的奉献精神就没有后来孔祥熙在政治上的发迹，这是没有疑义的。

在太谷期间，宋蔼龄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改善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这之前，她一直对基督教抱着若即若离的暧昧态度。在生活中，她只崇拜父亲的拓荒精神，崇拜个人奋斗，崇拜现实利益。对其他的一切，她似乎都不看重，对宗教亦如此。当然，她并不反对宗教，更谈不上反对基督教。但是，她却无法忍受母亲那种对宗教近乎刻板、僵化的信仰，那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上帝去安排的态度，这无异于被上帝剥夺了自己的全部人生权利以及幸福与自由，这是极不人道的，这是宋蔼龄不肯作上帝的“小羊羔”的主要缘由。

宋蔼龄对上帝的这种“不恭”，使宋老太太大为不快，同时也十分忧虑。为此，她多次与蔼龄讨论宗教问题。然而，母女俩各自的执著态度大大妨碍了讨论的效果，蔼龄也丝毫没有能缩短与上帝的距离，倒是益发坚定了蔼龄要超越母亲那种宗教境界的信心。

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蔼龄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自从蔼龄有了第一次身孕，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分娩前，甚至使人十分担忧母女的生命安全。宋蔼龄也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威胁，并且开始认真地重新检视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心中真诚地祈祷上帝，一旦孩子出生，母女平安，她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当女儿安全降生后，蔼龄第一次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宁静气氛，感受到上帝的那种博大胸怀与深邃的气度，感受到上帝对自己的恩赐与关怀。从此以后，她便皈依基督，成了宋氏家庭中又一个忠实的基督信徒。虽然，她还算不上是宋老太太那种意义上的虔诚信徒。

新一代的掌门人

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因病逝世于上海。他的不幸去世，固然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这个时期的宋氏家族已经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崛起，并在海内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备受世人瞩目的当然还是宋庆龄。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成了孙中山工作上的亲密伙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庆龄在孙中山身边的特殊作用更加突出，并且得到革命党人的一致赞扬。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忠实执行孙中山手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阵营中的左派领袖，在海内外人民中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宋氏家庭首先因宋庆龄而声名鹊起。

这一段时间，宋蔼龄由于把自己隐藏在孔祥熙身后使外界的一部分人忽视了她的存在。敏感而细心的政治家们，只有从孔祥熙在政坛急剧崛起的变化中才能感受到宋家大小姐那双锐利的目光和有力的巨手。然而，在宋氏家族内部，宋蔼龄的权威与影响却是与日俱增，成为宋氏家族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姐与掌门人。这是因为：

1917年在上海拍摄的宋耀如全家照。前排：宋子安；第二排左起：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后排左起：宋子良、宋耀如、倪桂珍、宋美龄

 

第一，自宋耀如去世后，宋老太太更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基督教，宋氏家庭内部“群龙无首”，大小事务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出来主持才能正常运转。对此，大小姐蔼龄自然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第二，蔼龄在弟妹们的心目中，从童年起就有很高的威信，甚至也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应当说，蔼龄的权威不仅得之于她的大姐的地位，而且得之于她从童年起就离家外出、独自奋斗的经历。蔼龄的经历常被宋耀如引为骄傲，并以此教育和激励他的其余儿女们：向你们的大姐那样去生活、去奋斗；

第三，蔼龄智慧过人，思虑周全，敢想敢干，处事明快，出谋划策常有弟妹们不及之处；

第四，蔼龄深谙人情世故，与庆龄、美龄们姐妹情深，特别是在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和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求学期间，蔼龄曾两次充当她们的保护人，这使蔼龄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建立了一种保护弟妹们的强烈意识和责任感。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宋蔼龄更是感到这种责任的重大与不可推卸，主动以一个“大师姐”与“掌门人”的身份协调与处理宋氏家族内部的一切事务，继续维护宋氏家族的整体利益，带领宋氏家族走向未来。

1918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宋氏家族的成员也在许多方面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首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仍然在不断的失败中苦苦挣扎，革命党人成功的希望有多大？除了宋庆龄的参与与贡献外，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与革命党人应取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其次，宋氏家族的另外两个重要成员宋子文、宋美龄已经相继从美国学成归国，对于他们今后的前程应当如何策划？这些都是宋蔼龄最感忧虑和不断思考的问题。

宋子文是宋氏家族的长公子，在父亲宋耀如的心目中，是作为自己的商业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因此，宋耀如生前为宋子文选择的留美专业是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1915年，宋子文从该校毕业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父亲让他暂时不要回国，一方面在纽约国际银行工作，以便获取经营金融业的实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经济学博士学位，进一步充实经济学理论知识。1917年，宋子文学成回国，宋耀如安排他到汉冶萍公司任秘书。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是盛丞泽，盛丞泽是清末大官僚兼大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本与宋家交往甚密，故有此安排。不久，宋子文因与盛宣怀之女盛谨如产生恋情，遭盛宣怀干涉，将他由上海调往汉阳总公司会计处任科长。宋子文对这一职务极不满意，很快辞职离去，转任华义银行总经理，并在整理该行账目和财务工作中显露其天赋与才华。但是，宋子文对屈就于这个小小的银行经理是不甘心的，常有怀才不遇的感叹。如何对这个大弟的前程作出进一步的安排，这是宋蔼龄在这个时期不得不有所考虑的重要问题。

宋蔼龄、宋庆龄与母亲倪桂珍

 

与宋子文同时回国的宋三小姐美龄，是蔼龄极钟爱的小妹。美龄是三姐妹中在美国生活时间最长、生活方式也最为洋化的家族成员，从1908年至1917年，美龄在美国整整生活了十年时间。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除了面孔以外，已全盘美国化”的西式人物。美龄回国后，父亲安排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她的两个姐姐那样，学会说中国话，穿中国衣，吃中国菜，做中国人。在这方面，美龄适应的难度显然比她的两个姐姐要大得多。特别是在中文方面，美龄有很大的差距，即使是童年时期已有记忆的上海乡音，也只是勉强能听懂，勉强能讲而已，与能读能写相距甚远。于是，父亲请了一位儒学根底很深的老先生，每天教授美龄研读中国古典作品，这使美龄受益匪浅。宋耀如逝世时，宋氏三姐妹及三兄弟随侍在侧。在这期间，大家对美龄的未来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在两个姐姐出嫁后，必须由美龄负责起持家的责任，帮助母亲负责照料宋家的事业。借此机会，美龄可以进一步充实中文根底，以便将来献身于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美龄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面临个人婚姻问题。她从美国返国时，已经20岁了，再拖过几年，时间将会变得对她越来越不利；二是她的个人前程问题。虽然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女人的前程只在于找一个好丈夫，以便终身有靠。但宋氏家族崇尚的是男女平等，何况蔼龄、庆龄回国后都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为革命党人进行工作。自从父亲去世后，美龄在二姐庆龄的影响下，早已耐不住家庭的寂寞，渴望能走出深闺为社会服务。

宋耀如逝世不久，宋家迁居西摩路寓所（今陕西北路369号）

 

宋蔼龄作为宋氏家族的一名新“教长”，深知自己对这个家族所负有的重大责任。她认为，以当时革命党人的力量来看很难说已经到了稳操胜券的地步，宋氏家族没有必要将全部力量都投入到革命党人的阵营中去。因此，当孙中山携宋庆龄两次到广东发动护法运动时，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仍在上海及北方等地观望等待。即使是曾经以青年革命党人自居的孔祥熙，这时也逗留在山西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晋系军阀阎锡山等实力派人物周旋联系，甚至当北洋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邀其出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的闲差时，孔祥熙居然也乐此不疲地走马上任，干得十分起劲，却对孙中山邀他赴南方赞襄革命的要求置之脑后。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开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于6月27日发动讨桂战争，率部进军广西，开始了武装统一南方的革命战争。9月底，孙中山依靠粤军力量，平定广西全境，又开始策划出师北伐的准备工作。南方革命形势第一次出现了轰轰烈烈、蓬蓬勃勃的大好局面。宋蔼龄意识到宋氏家族何去何从已经到了必须有一个决断的时候，否则将会丧失时机，自毁前程。为此，宋蔼龄决定在作出宋氏家族未来的政治走向和命运的决策前，亲自到南方考察一次，具体了解革命党人的形势，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她也要借此机会看望孙中山与宋庆龄，并观察孙中山对宋氏家族其他成员的态度，再与庆龄具体讨论对弟妹们政治前途及地位的安排问题。

1922年4月，宋蔼龄携8岁的长女令仪到达广州。正在忙于部署北伐战事的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对大姐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们热情地向大姐介绍了南方的大好革命形势，并邀请参观南方军民积极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体察他们的昂扬士气。孙中山也大体测知宋蔼龄此行的真正目的，于是他亲切地对蔼龄说：“你劝孔祥熙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广东形势很好，正在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并承诺将给孔安排一个部长职务。宋蔼龄认为此行目的已达到，马上代孔祥熙表态：“好！好！我让他来追随先生。”在南方期间，宋蔼龄与庆龄还商量了子文、美龄等弟妹们的前途问题。庆龄表示，待有合适的机会，她将向孙中山建议征召子文到南方革命政府来帮助工作，并认为美龄可以继续留在家中照顾日见年迈的母亲，代两个姐姐尽尽孝心。

宋氏三姐妹，左起：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

 

宋蔼龄这次在南方住了40多天，不仅取得了孔祥熙来到南方革命政府可任部长的承诺，而且还与庆龄就宋氏家庭未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宋蔼龄满意地经上海停留，然后回到北方向孔祥熙传达了孙中山的邀请和在职务上的初步安排。但是，孔祥熙并没有很快接受邀请南下。其原因是：

第一，孔祥熙当时正热衷于做一名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实业处长，似乎比对当一名南方革命政府的部长兴趣更大。况且，孔多年在北方活动，深知当时中国的军阀势力十分强大，所谓的南方革命政府权力仅及广东一省而已。即使在革命政府内部，孙中山依靠的也不过是南方的军阀势力而已。因此，南下不那么迫切。

第二，孔祥熙当时负有孙中山托付在北方活动的秘密使命，他以此为借口，待他通过联络皖系与奉系军阀共同对付直系军阀的使命完成后，再南下复命。

第三，在孔祥熙一而再地迁延南下行期时，广东发生了陈炯明叛变事件。由于孙中山在广州蒙难，孔祥熙更无蒋介石在永丰舰上保驾的勇气及胆略，南下当然无须再提。从此以后，直到孙中山去世，孔祥熙也未在南方革命政府内担任一官半职。可见，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屡遭挫折，即使是宋蔼龄、孔祥熙这等关系密切、倾向革命的至亲，也对之丧失了信心。孙中山的羊城蒙难，倒是为青年军人蒋介石提供了一次“忠心”救主、共赴危难的机会，为他日后的崛起赢得了一次最佳的宣传。

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南下广东，以大元帅的名义复职视事，部署讨伐陈炯明的军事，并通过制订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大限度地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使南方的革命形势再一次高涨起来。

在这期间，孔祥熙仍然执行宋蔼龄的“稳健”政策，在北方按兵不动，继续观察形势以决定取舍。倒是宋子文接受了宋庆龄的推荐和孙中山的邀请，辞去华义银行的总经理职务南下广东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23年10月转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相当于两广税务局长一类的官儿）。该所经宋子文大力整顿后很快成为南方革命政府的重要财源，并使广东原先紊乱的经济体系得到恢复。孙中山由此对宋子文的才干刮目相看。次年8月，南方革命政府再次成立中央银行，宋子文任行长，进一步改善了广东的财政经济状况。一年以后，宋子文相继出任财政部长、商业部长，掌握南方国民政府的财经大权。从此，奠定了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财经王”的地位，雄踞民国政坛20余年。

宋子文在南方崭露头角，宋蔼龄当即力促孔祥熙南下赶赴广东，意在希望孙中山能兑现当年对宋蔼龄作出的承诺给孔祥熙弄一个部长当当。但时过境迁，当孔祥熙赶到广州时孙中山只字不提当年对蔼龄的谈话，只是拿出刚写完的《建国大纲》手本给孔祥熙看，并征求孔的意见。孔祥熙失望了，他知道南方革命政府中已无自己的位置，便以回北方宣传《建国大纲》为借口要求返程。孙中山并不挽留，他顺水推舟，同意了孔祥熙的要求。于是，孔祥熙带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手本，在北返途中经过上海时印刷了3000本带回北方，并以此向冯玉祥宣传孙中山的救国治国思想。这对冯玉祥日后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1924年至1926年12月期间，正是南方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孔祥熙始终没有直接参加南方政府的重要活动，即使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孔以四名“顾命大臣”之一和治丧处主任的身份在办完治丧事宜后也还是回到北洋政府的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的宝座上，可见他对南方革命政府仍然带着负气情绪和待价而沽的目的。但是，这时的南方革命政府内，因孙中山逝世而出现权力真空，“诸强”争雄，早已无人去理睬孔祥熙。恰逢这个时期的北洋政府也处于摇摇欲坠之中，“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祥熙在督办公署也是无“办”可“督”，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办”。

宋蔼龄是绝顶聪明的人。她知道再这样“坐办”下去，不啻成了北洋政府的牺牲品，于是当机立断，力促孔祥熙弃职他去。按宋蔼龄的意图，孔以到海外侨胞中宣传孙中山的遗嘱为借口，赴美考察。在这期间，宋蔼龄再次亲赴广州，在南方革命党人中积极开展活动以便为孔祥熙谋取一个相当的职务。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宋蔼龄、孔祥熙的想象。7月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月，革命势力就已经横扫长江流域。11月，国民党中央确定迁都武汉，由宋庆龄、宋子文等六人组成迁都调查委员会，去武汉调查并布置迁都事宜。在这同时，决定改组留守广州的南方革命政府。事先，经过宋蔼龄的积极活动，以及通过宋庆龄、宋子文等人鼎力推荐，南方革命政府始同意由孔祥熙任中央政治会议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并接替宋子文原先担任的广东财政厅长职，同时兼代宋子文已无力顾及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职务，总揽后方财政，支持北伐战争。宋蔼龄立即将这一消息通知滞留在美的孔祥熙。孔接信大喜，当即返程，径赴广东上任。至此，孔祥熙的部长梦总算做圆。

宋氏家族的第二次分裂

进入1927年，宋氏家族内部出现了第二次分裂的危机。如果说宋氏家族的第一次分裂缘起于一场婚姻危机的话，那么，第二次分裂则完全是一场政治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发动了一场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反革命政变。

1926年冬，北伐军攻下武汉后，迅即在武汉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武汉由此成为大革命的中心。蒋介石看到武汉的革命形势已经脱离了自己所能掌握的程度，当即反对在武汉建都，并在次年4月18日于南京自立中央，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这一叛逆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民党内广大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国民党内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以“宁汉”两政府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对立。

这场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内部来。自从宋耀如去世后，宋蔼龄以大姐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拂，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形成共识，一致赞襄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护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基础条件。但是，宁汉对立给国民党带来了左派与右派的纷争，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先形成的协调、平衡、友爱的局面，维持宋氏家族团结的基础条件也不复存在。

宋氏家族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在宋蔼龄与宋庆龄两个人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政策；宋蔼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与亲帝国主义、亲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1927年3月10日，宋庆龄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代表于武汉合影

 

宋蔼龄与宋庆龄的政治对立，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因素，但是，也再一次显示了两姐妹在思想个性上的强烈反差。宋庆龄是国民党内著名的革命左派，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坚决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与国民党内的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右派势力与强权政治的引诱和高压下，决不以革命原则做交易。特别是在大批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人物反水的险恶形势下，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往无前，充分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原则立场，从而成为左派的旗帜与中坚，也成为几万万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宋庆龄的大智大勇，固然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长期影响与熏陶，同时也再一次充分显示了她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品质与高尚情操。

与宋庆龄的激进思想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反，宋蔼龄的保守思想和追求现实利益的愿望则越来越鲜明。宋蔼龄早年虽然也曾经投身革命，一度是追求进步的青年革命党人。但是，当孙中山在晚年推行激进的国民革命路线与政策后，宋蔼龄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加之这个时期的宋氏家庭与孔氏家庭成员纷纷在政坛和商界崛起，既当官，又当买办。一方面是金融家，开办银行；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兼办商业。从家族利益上来说，已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融为一体，当然对国民党左派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路线及政策极为不满。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舵手，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纷纷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到前台表演。一部分人向左转，一部分人向右转。宋蔼龄从维护宋氏家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很自然地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产生了共同语言。这是宋氏两姐妹在政治上所以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宋蔼龄不惜抛弃血浓于水的姐妹之情，转而支持与宋氏家族素无渊源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这也是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从性格上看，宋蔼龄并不是一个传统与保守型的人物。但是，从思想气质上看，她又是一个过分注重现实利益的市侩型人物。宋蔼龄考虑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然而也十分管用。这就是看谁更有实力，谁的政策更符合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她就支持谁。当时，宁汉对立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是一介武夫，政治上又是个暴发户，声誉不佳，但是由于手握重兵，成为国民党内的实力型人物。汪精卫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又因善于雄辩而能在国民党内一呼百应，是当时颇受世人景仰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与左派革命领袖。然而，汪的手中没有军队，虽有满腹文章，却手无缚鸡之力，宋蔼龄把他看成是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是中看不中用的空心大萝卜。在宋蔼龄看来，蒋、汪之斗，孰优孰劣！孰胜孰败！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宋蔼龄决定支持蒋介石，与右派联手打击武汉国民政府。显然，宋蔼龄作出这个抉择，虽然多少带有赌博的味道，却也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

宋蔼龄

 

从当时蒋汪斗法的手法来看，蒋介石制变机先，抢先一步把宋蔼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不但是蒋介石转败为胜、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一步，而且也是导致宋氏家族分裂的直接因素。当时，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他们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并不惜开动一切舆论宣传工具揭露、指责与打击对方。但是，在这场宁汉大战中，蒋介石与南京政府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孙夫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汉府因而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是“伪府”，蒋介石是“民贼”。这是蒋介石极为害怕和忧虑的。

宋庆龄与宋子文

 

从当时孙夫人在党内的地位来看，虽然只是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妇女部长，但是，在政治上的声望却是如日中天。不仅蒋介石难以望其项背，就是汪精卫也难以与其争锋。因为只有她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忠实革命伴侣和亲密同志，是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的坚决捍卫者和继承人。由此，蒋介石十分希望能把宋庆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来。但是，孙夫人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绝断态度，又使他很清楚宋庆龄决不是一个苟同的人，这使他对孙夫人感到又恨又怕。

除了宋庆龄以外，宋氏家族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宋子文也是蒋介石争取拉拢的对象。宋子文虽然在政治上不居于重心，但是却握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又由于他与江浙财团的密切关系，在财政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争取到了宋子文，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在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这个宋子文也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后面跑，并不肯与蒋介石合作。

虽然宋氏家族的两名重要成员都与南京政府对抗，但是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于危急之中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宋氏家族的大阿姐和掌门人宋蔼龄，他很早就发现这位孔夫人对大局的许多想法竟往往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蒋介石早在率军北伐途中到达南昌驻节庐山牯岭的时候，就曾经秘密派人到汉口送信，邀请宋蔼龄到九江会面磋商要事，以便争取她的助力。宋蔼龄接信后，当即搭乘中国银行的船赶到九江。但是，宋蔼龄并没有下船，而是着人把蒋介石请到船上，与蒋作了24小时的长谈。

蒋介石和宋蔼龄都没有公开披露这次会谈的具体内容，但是有一个人倒是记住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她是这次蒋宋会晤的第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就是蒋介石的第三夫人陈洁如。在近年来披露的陈洁如回忆录《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一书中，陈洁如回忆说，蒋介石与宋蔼龄会晤后，孔夫人径自回到汉口，蒋介石则回到他们当时在南昌的临时住所袁宅，并一五一十地将经过情形全部告诉了陈洁如。蒋介石说，在这次谈话中，两个人先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然后蒋介石则将自己的想法向宋蔼龄提出，请求宋蔼龄对他给以援助。

正如蒋介石事先预料的那样，这一次他又亲见宋蔼龄施展其长才。蒋很早就看出蔼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办法的，她不但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而且是一位醉心权势、灵活狡诈、野心勃勃的女人。蒋深知这个女人最热衷的就是金钱和权势。因此，蒋把反败为胜的全部赌注与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女人身上。结果并没有使蒋介石失望。在会谈中，宋蔼龄首先帮助蒋分析了他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宋蔼龄告诉他：“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陨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说完这番令蒋介石毛骨悚然的话，宋蔼龄接着又帮他剖析：“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足以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和制定国家宪法的重责大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矣。他们所汲汲营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

说到这里，宋蔼龄见蒋介石面色惨白，神情悲哀而凄惨，已知自己的一番说词击中蒋的痛处，当下话锋一转，开始接触这次会谈的核心问题。宋蔼龄说：“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作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俾得继续北伐。我们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获得任何经费或支援。而作为交换条件，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阁揆，我弟弟子文作你财政部长。”

对于宋蔼龄开出价码，蒋介石没有反对，或许正是他求之而不得的目标。于是，他在向陈洁如转述的时候说：“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五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接下来的结果是大家都清楚的。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体制。

蒋宋在九江达成谅解和密议后，宋蔼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从广州召回汉口，以便夫妻联手，共同纵横捭阖，助蒋成功。宋蔼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作了分工。宋蔼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宋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蒋冯合作很快就有了密议。蒋汪合作虽有反复，但也颇有成果，汪精卫暗中已有与宁方合作的意向。孔祥熙由此在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要人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基础。

宋蔼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汉方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汉方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来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抛开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向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不久，宋蔼龄也赶到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对蒋介石靠几根破枪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入太深，特别是与二姐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是他一向不屑作为的。为今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力，使他不得不从；另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脱所谓“叛徒”的罪名。另外，宋蔼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则表示不满，对国民革命及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妙计。当即依计而行。1925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杨、陈奉蒋命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对其进行威胁。宋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以致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否则便被逮捕。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接管江浙财政，另派古应芬担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主持向江浙银行家的筹款事宜，彻底剥夺宋子文统一领导江浙财政的职权。在这同时，蒋介石又通过南京政府下命令给驻广州的部队，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用武力对宋子文进行蛮干的时候，宋蔼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宋老太太与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进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明白大势，促其反水，以维护家族利益等等。

宋蔼龄与蒋介石联袂实施的软硬两手，确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住在位于法租界莫利哀路的宋庆龄公寓内，每天日坐愁城，莫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彷徨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的南京政府合作，并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方来。当宋子文于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蔼龄另叫子文给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至时她将有生命危险等等。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蔼龄的恐吓口信，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宋庆龄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绝断。因为在数十天之后，武汉政府确是垮台，蒋汪合流，宋蔼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服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南京政府的建立，是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从此以后，宋蔼龄与宋庆龄姐妹俩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政坛上的消长，也正是姐妹俩以及整个宋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自从大革命失败和蒋记南京政权建立后，宋庆龄已经与宋氏家族分道扬镳，这个时期以及以后的宋氏家族成员已经不包括宋庆龄在内，宋氏家族在原先意义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均已消失殆尽，它的封建性、落后性与反动性日益暴露，以致逐步成为封建权势豪门的代名词。

策划蒋宋联姻

宋蔼龄一生中最大的杰作，是成功地策划并撮合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从而将蒋介石的军力与宋氏家族的财力和英美背景彻底融合起来，为创立蒋家王朝与宋氏王朝奠定了基础。

蒋宋联姻是蒋介石长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然而，正是在1927年的宁汉之争中，蒋介石依靠孔祥熙拉拢北方实力派人物冯玉祥，依靠宋蔼龄拉拢金融界实力人物宋子文，终于很快打垮了武汉政府，形成了以维护南京政府为正统地位的蒋汪合流。蒋介石由此才真正深切地感受到宋氏家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巨大分量，意识到自己如果要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首先必须取得宋氏家族的全力支持。如果没有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政治影响，没有宋子文的金融奇才和江浙财团的强有力支援，没有孔祥熙在北方实力派军人中的联络与拉拢，要实现自己的野心是极困难的。

蒋介石追求宋三小姐的念头虽然早已有之，但他也十分清醒地看到在蒋宋联姻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坎坷。蒋氏家族这边的困难自不必说，即从宋氏家族那边说也是困难重重，几乎是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蒋介石与宋蔼龄在九江会晤时，当他听到宋蔼龄开出的价码竟是蒋宋联姻，他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太突然了，突然得简直让他来不及慢慢品味这个消息给他带来的喜悦与兴奋。就像小孩子吃糖果一样，本来应当含在口中慢慢融化品味的，结果囫囵吞枣似地咽到肚里。为此，蒋甚至颇有些懊丧。不过，每当想到这一次蒋宋合作，蒋的心里还算是乐滋滋的：他不但赢得了江山，而且赢得了美人，或者说，他先赢得了美人，才赢得了江山。九江会晤，蒋认识到宋蔼龄的确不是等闲之辈，虽属女流，其胆略、魄力、见识、手腕等等方面都在国民党的许多领袖人物之上。九江会晤后，他对自己有了真正的自信心，感受到了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力量，感受到这个中国将非他莫属，甚至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领袖人物。在这之前，当他听到武汉政府曾经对他作出的严厉处分，并剥夺了他在党内与行政上的一切重要职务时，他是那么悲哀，那么灰心泄气，以致精神崩溃不能自持，要寻找手枪进行自杀，如果不是陈洁如将手枪预先收藏起来的话，他很可能已经成为孤魂野鬼了。现在，这个心理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他现在已经变得比过去更自信、更有魄力、更有理想。因为当今中国最有实力的女人宋蔼龄对他说：“你是明日之星。”

宋蔼龄认识和发现蒋介石帝王之相不只是在宁汉大战时，早在南方国民革命政府时期就开始研究蒋介石，而且探讨过蒋宋联姻的可能性。那个时期，蒋的全部影响力只在于一个黄埔军校，出了黄埔或者说出了广州，没有多少人知道蒋介石为何人。当时，若说论资排辈，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校长在孙中山之后的领袖人物中只能排在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刘震寰、吴稚晖以后，是一个敬陪末座的老七。然而，宋蔼龄却独具慧眼，她从实力地位出发，认为蒋介石将是南方革命政府内的一匹“黑马”，因而开始对蒋介石注意并研究起来。果然，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经过两次东征，以及通过赶走许崇智和驱逐滇桂联军，他的地位由第七升至第四。廖仲恺去世后，又由老四成为老二，是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新领袖，并被称为宁波的“拿破仑”。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宋蔼龄开始了争夺蒋介石的周密策划，她的杀手锏就是宋美龄。当然，以美龄的美貌、才识、出身、地位等，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正是蒋介石垂涎欲滴的，障碍在于蒋介石已有了三位夫人。即便抛开大夫人毛氏不谈（据说已被打入冷宫），二夫人姚氏似乎也不必过虑（据说也被打入另册），唯有眼前这位三夫人陈氏似乎极受蒋氏宠爱。如何能将蒋陈夫妇之间的内幕掌握到手，以便能在蒋陈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彻底破坏蒋陈夫妻关系，然后让美龄取而代之，这就是当时宋蔼龄的全部目标。由此，也就有了陈洁如回忆录中那一餐著名的“鸽子宴”成为“夺夫宴”的辛酸回忆。

1926年8月的一个周末，宋蔼龄向蒋介石发出了出席宴会的邀请。这个举动颇不寻常，因为在这之前蒋介石从未享受过这类殊荣。蒋介石当时的感受如何？陈洁如的回忆中有这么一番描述。

“‘明天晚上孔夫人请我们吃饭。她告诉我，要特别为你和我准备一席很别致的鸽子宴。她要我们三点到，但是我五时以前无法离开军校，所以请你先去。’他边说边在室内来回踱着，好像非常兴奋。他的喉咙似乎因为紧张而收缩了。‘请客！’他自言自语，‘我从来想不到会有这件事。而现在，这么久了，你我终于有缘跟这位大人物同席共进晚餐了。这真是太妙了，妙得难以置信！’

“他像一只孔雀一样，在地板上昂首阔步，趾高气扬，不肯坐下。他诚然很少这般举止失常。

“‘何必这么兴奋！’我轻轻地问，‘只是一餐晚饭。天气这么热，我还真不想出门呢？你何不一个人去放怀开心一下，你可以为我设词婉谢。’

“我从热水瓶中倒了一杯开水给他，他将杯子放在桌上，没有喝。

“‘你怎么还没有搞懂？’他一下子就责备我起来，‘你必须要体会了解，对我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更接近宋家。你应该知道这几年来我都未能如我所愿地接近我们的总理，而这次吃饭就是一个机会，可以更接近总理的亲戚。这，你懂了吗？’

“当然，我不能否认他说的是事实。

“‘你同我一样了解，’他耐心地再说，‘广州的军事专才多的是，可是，我完全是因为走了点运，才当上军校校长。我有了地位，但缺少声望。因此，我要走的路线是培养与总理身边的亲人间的友谊。我要把孙、宋、蒋三家紧密地连接起来，要越来越紧密。’”

的确，这一餐鸽子宴对蒋介石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正是在这次宴席中，宋蔼龄从各方面对陈洁如与蒋介石的夫妇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据此定下了帮助小妹争夺蒋介石的计划。

第二天下午，陈洁如身着白色绉绸套装，白色小羊皮鞋，手拿白色饰珠手提包和檀香扇，依约来到位于南园附近广州堤东段三〇九号的标准石油公司经理寓所。宋蔼龄与宋美龄姐妹暂居在这里。这是一栋两层白色楼房，周围绿树掩映，花团锦簇，景色雅致迷人。房内的陈设也是精巧新奇，处处透出高雅华丽的气质。

这一天，宋蔼龄与宋美龄的打扮也十分迷人。她们穿着上海最新款式的鲜色中国绸旗袍，滑润的黑发打成一个圆髻盘在头背上，显得既俊俏而又高贵。

和蒋、陈夫妇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及著名外交官陈友仁。所有的程序都是经过宋蔼龄的精心安排。一开始，宋蔼龄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陪同客人漫谈天气。接着，宋蔼龄则有意请陈友仁陪同陈洁如参观这栋豪华的住宅，以便借此把陈洁如支开。这样，客厅里只剩下宋氏两姊妹和廖夫人。宋蔼龄开始进攻了，她毫不掩饰地向廖夫人进言说：像陈洁如这种女士“只能做一个中等人家的主妇，怎么配做一位新兴领袖的妻子？一定要想个法子”。“是的”，宋美龄立即表示赞同，“她就像我们国家生活中一条宽阔的社会鸿沟。”然后，宋美龄又用尖刻轻蔑的讽刺语调说：“不过，我必须说她也有好的地方，她可以做一个宁波乡下人或农人的好主妇。”

廖夫人似乎已经发觉了两姊妹的某种阴谋，便大声说：“你们要她怎么样？她还是一个孩子，还没有甩掉她的小包袱。啊！她需要一个自我发现的机会，她会学习。我必须提出，她实在是一位好女人，比她那位坏脾气的丈夫高明多了。”

这时，陈洁如与陈友仁回到客厅，宋蔼龄和宋美龄不得不暂时中止与廖夫人的辩论，转而开始对陈洁如进行从头到脚的目测，好像在评判一个刚上学的女学童。接着，一连串的盘问开始了。宋蔼龄首先故意问陈洁如有哪些宝石首饰，并用挑衅的口气说：“唯有钻石和白金才配得上一位伟大领袖的妻子。”宋美龄则在一旁娇声说：“我爱白金，也爱单粒大钻石，它们实在迷人。”

接着，两姊妹又试图从陈洁如口里打听蒋介石的情形。宋蔼龄单刀直入地发问：“蒋夫人，你对婚姻生活感受如何？你跟你丈夫吵过嘴吗？”当陈洁如否定了传言时，宋蔼龄仍然穷追不舍：“介石那讨人厌的脾气是出了名的，难道他没有责怪过你吗？”这时，宋美龄也狡黠地追问：“听孙先生说，介石一受到小小的刺激，就爆炸发作起来，不是这样吗？当然，我不相信这一点。一个有坏脾气的男人，总比一个没有脾气的男人要好。你不认为吗？”

经过这些极为露骨的盘问之后，两姊妹又开始把发问的内容转向蒋介石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妻子。这一次轮到美龄迫不及待地首先提问了。“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第一位妻子毛夫人的情形。她反对你吗？她故意找你麻烦吗？她对你很不客气吗？”在得到陈洁如对毛夫人的一番满意的回答后，宋美龄再次追问：“那第二位妻子姚夫人又是怎样情形呢？你见过她吗？她什么样子？”陈洁如像一位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那样，一一如实回答。宋蔼龄与宋美龄两姊妹则借此机会相互交换着富有寓意的眼神。

傍晚五时正，蒋介石匆匆赶到，一进门便满口抱歉迟到。宋蔼龄佯作愠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于是，蒋介石走过去向她咕哝一些讨好的话。

进入餐厅，宋蔼龄对座位的安排也是颇具匠心，她把蒋介石安排在自己和美龄之间，而把陈洁如安排在陈友仁和廖夫人之间。

晚餐是欧洲式的，在浓肉汤和煎鲽鱼之后每人一只大肉鸽，用一只盘子放着，置于各人面前。盘中另配一片烤面包、一根水芹菜和一些土豆片，衬托着金褐色鸽子那爆裂的胸肉，令人垂涎欲滴。用餐之前，宋美龄出人意料地作了一项宣布：“谁也不许同别人讲话，也不许看别人，直到吃完这只鸽子为止。”“当心要两眼注视你的盘子，不要东张西望，否则就难为情啦！”

奉此规矩，陈洁如等人遵命行事完全没有看望桌上的任何人，似乎没有想到这里面会有什么诡计。然而餐毕，陈从蒋介石的神态上看出一个重要事实：他这次来宋蔼龄家作客心花怒放得无法以文字形容。

到了离别的时候，两姊妹似乎还不善罢干休，她们动员陈洁如留下过夜。陈洁如似乎看出了其中的阴谋，她婉言拒绝了两姊妹的“美意”，与蒋介石一起辞谢而出。

对于这次鸽子宴的阴谋，其实廖夫人一眼就已看穿。第二天，她就直言不讳地告诉陈洁如：“我真为你的安全担心不已”，“你一定要当心。敌人就躲在你的四周，那样的生活就成为可怖的梦魇。你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太轻信别人！”她而且以严肃的口吻警告陈洁如：“离开那个女人远远的，不要让介石落入她的圈套。”“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介石已是广州最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引人垂涎的猎物。你必须记住她还有一个待在闺中的妹妹。啊，这就是主要危险之所在，我看得一清二楚。”

廖夫人的警告确是击中要害，鸽子宴就是“夺夫宴”。可惜当陈洁如明白过来时，已为时太晚。正是通过这场鸽子宴，两姊妹开始作出决断，要把蒋介石从陈洁如手中夺过来。

宋蔼龄作出这样的决策，当然知道其中的难度。抛开年龄、个性、气质、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不谈，即使是蒋介石已有三房妻妾、两个儿子的事实也可以不谈，即以蒋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和政治声誉来说，也是不敢恭维的。把才貌双全、风华绝代的宋三小姐交给这样的人作妻室，实在是对神圣的婚姻、爱情、人生价值的亵渎。然而，宋蔼龄过分注重实际的市侩人生观，使她看到了这场婚姻潜在的巨大政治价值，尤其是对未来宋氏家族利益的重大影响。蒋宋结合，正是中国最大军力和经济力的结合，它的前景太吸引人了。这将使宋氏家族成为20世纪中国最显赫、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其实，宋蔼龄比谁都清楚，她要充当未来蒋宋联姻的“红娘”，撇开外部的重重阻力不去说它，仅从宋氏家族内部来说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就不是能够轻易可以克服的。从宋母倪桂珍开始到宋庆龄、宋子文等宋氏家族中有影响的成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均对蒋介石这个人抱有很深的恶感，当然也是一致反对接受蒋介石作为宋氏家族的一名异姓成员。

最先也是最坚决地反对这桩婚姻的当数宋庆龄。早在1922年，当蒋介石在孙中山寓所第一次看到回国不久的宋三小姐时，于灵智一闪之中，就决定要娶美龄作为自己的新夫人，并且毫不犹豫地请孙中山代为转达。孙中山对处理这类事似乎缺乏经验，因而就商于宋庆龄。庆龄几乎没有一秒钟的犹疑，就断然拒绝。她极为愤怒地说：“我宁愿看到小妹死掉，也不愿让她嫁给一个还没有结婚光在广州就搞了两个女人的男人。”宋庆龄如此决断的态度，使孙中山顿生怯意，于是他婉转地告诉蒋介石，这件事须从长计议不可操之过急。当然，孙蒋都是绝顶聪明之人，这种答复的潜台词双方都是很清楚的。其实，以宋庆龄的思想观念来说，并不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女性。在男女婚恋问题上，宋庆龄的观念可以说是十分开明进步的。她历来不看重那种所谓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规范，从她与孙中山的恋爱婚姻过程来看就可以知道这一点。然而，宋庆龄的道德完美有如冰清玉洁，她十分憎恶和鄙视那种专门玩弄女性感情、生活放荡不羁的男人。她认为一个女人一旦嫁给了这种男人，毋宁死去。人们可以想见，1922年时的蒋介石还算得上是孙中山的得意门生，宋庆龄已经对蒋宋婚姻持这种深恶痛绝的态度，到了1927年蒋介石已经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了葬送大革命成果的独夫民贼与刽子手时，在这种情况下要同宋庆龄再次讨论蒋宋联姻的可能性，无异于枉费心机。

除了宋庆龄，在宋氏家族中另一个最积极的反对者要数宋子文。在宋氏兄妹之间，子文与庆龄的思想感情及政治信仰都较为接近，人也颇有正义感，加之其人才华横溢，精明能干，出身优越，早年得志等，因而养成了十分自负、高傲以至于常常目空一切的性格。尤其对蒋介石的拥兵自重、党同伐异、专断独裁、出尔反尔的行径极为鄙视，对其人的私德和人格更是表示不屑，甚至耻与为伍，因此在私下里常常称蒋介石是“流氓”、“小人”。每当人们谈起蒋宋联姻的话题，其情绪就十分冲动急躁，言词激烈，态度固执，毫无通融余地，发誓即便因此而闹到兄妹感情决裂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宋子文对蒋介石的观感之坏与恶感之深。

宋庆龄、宋子文虽然激烈反对，但究属兄姊，对小妹的婚事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在宋氏家族中，最有力最权威的反对者还要数宋母倪桂珍。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宋老太太都有足够的理由拒绝蒋介石向她的小女儿求婚。宋老太太既是一位受东方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较深的女性，又是一位对西方的宗教教义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在这种伦理观念与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宋老太太持反对蒋宋联姻的激烈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其一，蒋介石是已经婚娶之人，且妻室就有三房，这与基督教一夫一妻的教义是严重相悖的；其二，蒋介石在生活作风上放荡不羁的种种花边新闻，也使宋老太太认定他是一位纵欲主义者，老太太完全不敢想象自己会把金枝玉叶般的小女儿交给这种对生活、对妻室、对家庭、对道德都极不严肃、极不负责的男人；其三，蒋作为一位职业军人，本来在书香门第出身的宋老太太眼中地位就很低下，况且蒋在大革命中诉诸暴力屠杀了那么多的无辜者，在宋老太太眼中增添了一个刽子手的形象；其四，自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渐露头角，大权渐揽，蛮横专断的作风逐渐滋长，以致小人得志、颐指气使，威风不可一世，甚至对宋庆龄、宋子文等宋老太太的心头骨肉也都动辄诉诸强权暴力，这使宋老太太思之便不寒而栗，每每为之齿冷；其五，蒋介石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也是宋老太太绝对不能接受的。凡此种种，都使宋老太太认为蒋介石不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没有资格成为她的东床快婿。即使蒋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尊，权重一时，万人瞩目，八方景仰，但是在宋老太太眼中，他也仍然不过是一个品行不端、不学无术的军阀与异教徒而已。如果人们联想到十几年前，孙中山以一个革命先行者、伟大领袖、基督徒以及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并且又有与宋耀如及其一家数十年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在向宋庆龄求婚时尚且遭宋氏夫妇的“白眼”，何况是蒋介石这种出身、这种品行、这种人格、这种异教徒的男人向她的女儿求婚。为此，宋老太太不但坚决禁止在家庭内部任何谈论有关蒋宋联姻的话题，而且拒绝给蒋介石在各种场合有与她见面的机会，以避免蒋介石纠缠不休地向她提出与美龄成婚的要求。

撇开倪桂珍、宋庆龄、宋子文不谈，即以蒋宋联姻的当事人宋美龄来说，不用说她没有宋庆龄当年追求孙中山的那种勇气与决断，也不用说蒋介石不见得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即使完全抛开这些因素，如果要她嫁给蒋介石仅仅是做一个第四房小妾，做一个异教徒男人的妻人，她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与巨大的阻力，宋蔼龄当然十分清楚自己所面临的是怎样的困难。但是，宋蔼龄的性格是：越是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她越是要作一番尝试。蒋宋联姻别人皆言不能，她却认定一定会成功，她所要的就是这种令世人瞩目的轰动效应与远大前景。

超级红娘

面对宋氏家族内部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宋蔼龄不改初衷。她经过一番权衡利弊、缜密思考后，终于定下促成蒋宋联姻的一套锦囊妙计。

在宋蔼龄认为，尽管在蒋宋联姻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母亲宋老太太，也不在于弟弟宋子文，更不在于妹妹宋庆龄，而在于两个当事人宋美龄与蒋介石。只要他们两人，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决心下定，意志坚决，何愁这件美事不得成功。恰如当年孙宋联姻一样，宋庆龄抱定非孙中山不嫁的信念，终成一对美满姻缘。

于是，宋蔼龄充当“红娘”的第一步，就是力劝小妹宋美龄如何接受蒋介石的问题。为此，蔼龄鼓动如簧之舌不断对美龄进行劝说。首先，蔼龄告诉美龄蒋介石不但是一位名扬海内外的革命将领，而且是当今中国最有实力、最有前途的国民党领袖人物，说他是一位东方的拿破仑式人物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能够成为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妻子，不但是小妹之幸，亦是大姐之幸、宋氏家族之幸。所谓英雄美人，自古皆然。其次，蔼龄为美龄分析当今中国政坛的形势，认为蒋介石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嫁给蒋介石，即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这样，美龄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帮助蒋介石治理中国，当年威斯里安学院的那些少女的梦想就有可能成为现实，使我们的国家真正进入大国、强国的行列受到世界各国的尊敬。所谓江山美人，更为可贵。再次，蔼龄告诉美龄，我们姊妹三人同父同母所生，都到美国求学，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现在，大姐二姐都已完婚，夫婿一为孔祥熙，一为孙中山，都是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就剩小妹一人至今形单影孤，只身一人，已届三十而立之年尚漂泊无依。论才学，小妹绝不在你大姐二姐之下；论家庭地位，宋氏家族更胜从前。如果小妹放着英雄伟人不嫁，错过第一夫人不当，岂不可惜了小妹当年的一番理想与抱负，也有负宋氏家族的高贵门第。第四，至于蒋介石已是有妇之夫且有三房妻室，蔼龄认为这不应成为蒋宋联姻的障碍，婚约是人订的，人亦可以解除它。系铃解铃本不是难事，况且蒋介石已有的三房妻妾都是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的平民村妇，想来要蒋介石休掉她们不会多么为难。至于说到蒋介石的宗教信仰问题，想来他也是个聪明人，他不会在江山美人与宗教信仰之间舍本逐末的。对于传言中有关蒋介石的种种风流韵事，宋蔼龄亦有精辟的见解，她解释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当年蒋介石流落上海滩上，对革命悲观失望自然难免产生一些自暴自弃的行为。蒋一旦成为革命领袖和伟人，他自然要处处小心谨慎、自尊自爱、为人师表，何况有小妹这样的美貌、能干而又高贵的夫人在一旁襄助与管束，不怕他不收缰勒马、重塑形象。第五，蔼龄极力鼓励美龄，一旦蒋宋联姻成功，这就将成为20世纪中国最具轰动效应的世纪性婚姻之一，蒋宋两个显赫家族的结合将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它对宋氏家族的影响更是无法测度。但是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如果小妹不能抓住这次机遇必将终身懊悔，那样对历史、对国家、对宋氏家族都将是一次大不幸。蔼龄反复鼓励美龄，一旦与蒋结合登上第一夫人的宝座，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非凡魅力去克服蒋介石身上的某些消极因素，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勇敢地负起第一夫人的重任。

无疑，蔼龄不但是一位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宋氏家族掌门人，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她抓住宋美龄希望出人头地的虚荣心以及少女时期的种种梦想，极力进行渲染，终于使宋美龄就范意识到唯有蒋介石才是自己婚姻的最好选择。理由当然也很简单，因为你是宋氏家族的三小姐，你必得服从宋氏家族的利益，除了蒋介石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宋蔼龄成功地劝说宋美龄的关键所在。

在说服了美龄之后，宋蔼龄的第二步计划是向蒋介石进攻。当然，蒋介石垂涎美龄已久，对于他是无须说服的。问题的关键是让他如何接受自己条件。这就是，他如果想与宋氏家族联姻，第一必须休掉原先的三位妻妾；第二必须是一位基督徒；第三必须保证使孔祥熙及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能够在未来的政府中占有关键性重要岗位。要让蒋介石能完全接受这样的价码，似乎也不是易事。所幸的是，正当宋蔼龄在绞尽脑汁设计定策的时候，宁汉对立发生，宋氏家族成为宁汉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一时身价奇高。此时，蒋介石抢先与宋氏家族的掌门人、大师姐宋蔼龄接上了关系。他们始有九江会晤，继而蒋又无条件地接受宋开出的全部价码，这样蒋宋联姻就大局始定了。

1926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宋蔼龄寓所合影，前排为孔令杰

 

自此以后，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鸿雁传书，信使往返俨然一对难舍难分的恋人。宋美龄称蒋介石为“亲爱的哥哥”。在一封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中，美龄写道：“亲爱的哥哥：数月来，一直未能见面，以聆听您的教诲。在您繁忙的军旅生活中，您还邀请我陪伴姐姐和家里人游览武汉，了解革命军的新成就，对此我十分感谢。前天，我离开广东，要去上海看望母亲，大姐仍在广东，不久也将返沪……现在，我借扬子（孔祥熙）的光去汉口，写这封信向您致意。美龄。”投桃报李，蒋介石写信给宋蔼龄则称“亲爱的大姐”，写信给宋美龄则称“亲爱的美龄”，信中卿卿我我，一如凡夫俗子。

在分别做好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工作以后，宋蔼龄开始实施她的第三步计划，这就是把母亲宋老太太送到日本旅游。宋蔼龄懂得，在宋氏家族中真正能够决定蒋宋婚姻成功与否的人无疑是老夫人。老夫人以母亲之尊，对小女儿的婚姻自有一言九鼎之威。自己虽以大姐的身份执掌门户，但按照东方民族的传统习俗，儿女婚姻当父母还健在时自有父母作主，儿女本人尚且不得违背父母之命，何况一个大姐。但如果父母去世或远行，这问题又当别论了。不但大姐说话的分量有所不同，而且可以更加方便地居于幕后设计策划，促成事态向预期的方向发展。等到事情已成定局，生米已做成熟饭，即使母亲反对也难以改变了，于是宋蔼龄以局势混乱为由，力劝母亲暂避日本，作旧地重游，一方面可以到长崎去看望当年的老朋友，一方面也可以到镰仓去洗洗温泉澡。宋老太太接受了大女儿这个出于“好心”的安排，成行到日本去了。结果，宋老太太离开上海仅半年时间，蒋宋联姻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宋蔼龄懂得，男女情爱之事，政治权势和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男女感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况且小妹本是感情浓烈的新女性。过去，由于宋老太太的严密看护，美龄与介石之间甚少有接触的机会，双方缺少交流与沟通难以产生更深的情爱，那是必然的。因此，当务之急须安排一次蒋宋秘密旅游的机会，以增进小妹与介石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蔼龄的建议，正中蒋意，亦欣然为美龄接受。

经过宋蔼龄的周密安排，蒋介石与宋美龄商定到镇江作10日游。1927年5月15日上午7时半，宋蔼龄陪同美龄从家中出发到达上海火车站，并亲自送她登上蒋介石派来的专用花车方才打道回府。自此以后10日，蒋宋在镇江焦山每日里双飞双憩、形影不离，相互间情投意合、尽诉衷肠。5月25日美龄回到上海，见到大姐蔼龄时的第一句话，便是“此生非蒋氏不嫁”。宋蔼龄听了嫣然一笑，心中却是暗暗称赞蒋介石果然好手段，仅仅10日便把一个原本十分高傲的小妹弄得神魂颠倒死心塌地了。

宋老太太出走异国他乡，小妹本人芳心已许，宋氏家族内部反对蒋宋联姻的呼声只剩下宋庆龄、宋子文姐弟两人，正是大势已去，不足为虑了。对于宋庆龄，她早想好妙计，成功只在早晚之间耳。

当时，因武汉政府垮台，宋庆龄迫不得已撤离武汉回到上海法租界寓所。因其坚贞不渝的反蒋立场，使蒋介石内心早已恨之入骨，暗中派人对她进行跟踪监视，威胁利诱。宋庆龄的处境十分危险。这时，唯一能迫使蒋介石收敛迫害活动帮助庆龄改变处境的只有宋蔼龄一人。可是，宋蔼龄对此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处处予以默许。她在宋庆龄面前又用假作关心爱护的态度施加压力，劝说她退出政治斗争尤其不要用激烈的措词刺激蒋介石等等，以免逼迫他做出一些非常之举。蔼龄故意告诉庆龄，最好能暂时脱离上海险境作一段时间的出国旅游，比如赴日看望母亲，或赴美作旧地重游等。在如此内外压力之下，庆龄不得不于8月23日秘密离开上海，出访苏联。

庆龄既走，剩下一个宋子文在孤军奋斗。宋蔼龄为此也早已准备了一张王牌，这便是请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出面调解。谭在国民党内以八面玲珑、处事圆滑著称，被政坛称为“药中甘草”和“伴食宰相”，在国民党左右两派中都深得人缘。因而先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宁汉合作时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大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要职。宋子文因才识过人、自负极高、锋芒外露，在早期初登广东政坛时不免遭国民党元老派所忌，不为时人所重，宋子文怀才不遇颇感苦闷。独谭延闿慧眼识俊才，力排众议，保其才堪大用，并从多方面加以提携照拂，宋子文在广东的境遇从此开始好转。有此一段恩缘，宋子文视谭延闿为恩师，并相互引为知己。宋有所求，谭无不照准；谭有所言，宋无不听从。因蒋宋婚姻搁浅，谭受蔼龄、美龄姊妹所托，又涉及中国政坛第一强人蒋总司令的终身大事，这正是施恩于蒋宋两大家族的美差，何乐而不为！于是谭延闿欣欣然来到上海西摩路宋母寓所，与宋子文单独面谈。谭氏向宋子文详询经过之后，婉言劝道，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如此下去，不但徒伤感情，且贻口实。经再三譬解，宋子文果然释然。谭延闿亦功德圆满，欣然而归。从此，宋子文一改初衷，不但同意蒋宋联姻，而且应允去日本帮助蔼龄说服宋母。

宋子文与母亲倪桂珍

 

就在宋蔼龄一个个地排除宋氏家族内部阻力的期间，蒋介石亦应宋蔼龄的要求，5万美元送三夫人陈洁如赴美读书；一幢洋房将二夫人姚怡诚安置到苏州居住。剩下一个大夫人毛福梅，蒋介石请出娘舅向毛氏摊牌，毛福梅仍然可以作蒋氏祖宅丰镐房的女主人，条件是必须在形式上与蒋介石办理一纸离婚证明。毛氏一弱女子如何是蒋介石的对手，至此不应也只得应了。蒋介石三拳两脚三个夫人出国的出国，躲避的躲避，离婚的离婚，终于又是光棍一条可以向宋美龄正式求婚了。

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他回到溪口，一方面纵横捭阖，以退为进，准备东山再起；一方面与毛氏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为蒋宋结合铺平道路，并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的身份给宋美龄寄去一封“情书”，正式向宋美龄求婚。宋美龄以女性对落难英雄的同情心理和侠客心肠，正式接受了蒋介石的求婚。至此，蒋宋联姻距离事实只差一步之遥了。

9月16日，宋蔼龄以大姐和“红娘”的双重身份，在上海塞耶路的家中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她热情洋溢地把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对恋人介绍给成群的新闻记者，随即以胜利者的口吻宣布：“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结婚。”新闻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拥到花园去替这一对恋人照相，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都抢先报道这一消息并刊登照片。而宋蔼龄则在一旁用胜利者的喜悦心情，仔细地品味和欣赏自己的这一伟大杰作。

9月28日，蒋介石东渡日本，目的是正式向宋老太太提出与美龄成婚的要求。在这之前，宋子文已先期赴日预作准备。10月4日，蒋介石在日本神户有马旅社拜望宋母。蒋在作出将尽力研究《圣经》以便皈依基督教的承诺后，宋母终于在蔼龄造成的既成事实下，以宽容的表情慨然应允蒋宋联姻。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西摩路宋氏寓所及大华饭店两处分别举行了宗教婚礼与世俗婚礼，宋美龄正式当上中国的“第一夫人”。宋蔼龄撮成了蒋宋联姻，为蒋介石建立蒋氏王朝立下了殊功。从此以后，她挟蒋介石与宋美龄之威，以她那双神秘的巨手不断左右中国政坛的形势，成为中国政坛上权势显赫的女人。

宋蔼龄与蒋介石、宋美龄等众亲属合影。前排右起：宋蔼龄、倪桂珍、宋美龄；后排右起：宋子安、孔祥熙、蒋介石、宋子良

 

三、垂帘干政

掌门人的艺术

1928年初，蒋介石新婚蜜月后不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对当年九江会晤时作出的承诺开始兑现，分别对蒋宋联姻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第一有功之臣当数宋蔼龄，但宋蔼龄无意出任公职，蒋介石只得满门恩宠转移到宋子文与孔祥熙等宋、孔家族身上。先后任命宋子文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任命孔祥熙为工商部长。加上在这段时间里已掌握国民党组织人事大权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由此而正式奠定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中国政坛的垄断性地位，正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两门当部长”。

但是，蒋宋联姻后的真正得益者当数宋子文。从1928年至1933年的数年中，蒋介石除了把财政经济大权全部交给宋子文掌管外，还几乎把南京政府除军事以外的所有权力都交给宋子文负责或参与决策管理，宋子文俨然成了蒋氏身边的第一要人。在这段时间里，宋子文出任或兼任的要职数十个，其中比较重要职务就有：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防会议成员，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以及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首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等。而孔祥熙在这段时间里，担任或兼任的职务仅有国民政府委员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两个虚职，所谓本职工商部长在当时民生凋敝、经济萧条的旧中国，也只是一个冷衙门而已，并没有多少工商业可言。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只得把工商部、农矿部两个冷衙门合为一个实业部，由孔祥熙出任实业部长。1931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孔祥熙也感到再在实业部长任上干下去的确没有什么味道，只得辞去实业部长一职，将大印交给汪精卫的改组派大将陈公博，成为一名闲云野鹤般的在野人士。1932年1月，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复出上台，因陈公博是汪氏手下的人，孔祥熙不好与其争锋，当然也就不能复职视事。最后，蒋介石也觉得有些看不过去，只得让他屈就一名“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美各国考察、旅游。

宋蔼龄在撮合蒋宋联姻中出力最大，但在蒋宋结合后南京政府的最大好处尽被宋子文一人独得，孔宋家族在政坛的风头也都几乎被宋子文一人占尽，相形之下，孔祥熙几年中不但全被不冷不热地晾着，而且好不容易弄到的一个实业部长的冷衙门居然还不能坐稳，还要被拱手让出去，这当然使孔氏心中颇有些忿忿然起来。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似乎对这件事没有摆平，有扬宋抑孔之嫌。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蒋的这个举动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一是蒋介石认为宋子文确是一位金融奇才，在统一和整理广东财政方面政绩突出，由此而寄希望于他能在建立和巩固南京政府的财政经济问题上有上佳表现。当时，南京政府建立不久，一方面急需要在新收复地区以及地方军阀统治区域整理财政，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蒋又在策划与发动新的战事，急需成倍扩大军费及政费的筹措来源，以支撑战争。为此，蒋介石必须紧紧抓住和利用宋子文的理财天赋与杰出才干，为他不断筹措巨额军费及物质保证。

二是财政部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核心部门之一，财长人选必须在国民党中央最高决策成员中获得通过，亦能为各主要派系认可。而宋子文在学识、经历、地位、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是国民党内左右各派系能够接受的一个最佳人选。

三是孔祥熙参加国民革命的资历虽比宋子文要老，但与南方革命政府的渊源反不及宋子文深。他在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绩亦没有宋子文突出，为人处世，往往又表现出一种哼哼哈哈、庸庸碌碌的形象。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上，与左派的关系不深，与右派的关系亦不密，难以被各方推重。

四是就当时孔宋两家的关系来说，由于宋蔼龄居间调节双方关系尚算融洽。宋子文以宋门长子身份虽然占据政府要津，大出风头，但是平时对大姐蔼龄及姐夫孔祥熙也还是尊重的。宋蔼龄以大姐及宋氏家族掌门人的身份，看到宋氏家族在自己的掌管下兴旺发达，亦为之高兴与欣慰。孔祥熙以至亲的关系，也无不悦的理由。特别是宋蔼龄，一方面是宋氏长姐，另一方面又是孔氏夫人，一手托着孔宋两家，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当孔祥熙看到宋孔两家的好处都被子文一人独得，心中未免有些发酸而不平，以至因妒而生忌、因忌而生恨时，宋蔼龄不但要做好双方的工作，注意把关系摆平，有时甚至还要将天平尽量向子文一边倾斜牺牲一点孔氏家族的利益，以避免让宋子文感到心态不平而生疑，有损自己作为宋氏家族大师姐与掌门人的权威。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在整个20年代，宋蔼龄在宋氏家族中逐渐建立并享有很高的权威。特别是当她力排众议撮合蒋宋联姻时，不但宋美龄从内心里感激大姐的关心和辛劳，就是一向自视颇高的宋子文也不得不钦佩大姐的眼光和手腕。由此，在宋氏家族中是没有人可以对宋蔼龄的权威进行挑战的。孔祥熙自然对宋蔼龄言听计从，唯唯诺诺，俯首听命；宋美龄从童年起就是听命于大姐的，在蒋宋联姻过程中，更是完全听命于大姐的摆布。实际上，美龄对蔼龄的迷信更甚于迷信蒋介石。蒋介石的话她完全可以不听，但大姐的话是不可以不听的。因此，美龄的一言一行，背后莫不受蔼龄操纵。至于二弟子良、三弟子安，无非是两个花花公子，他们在政治上都没有大的野心，只想着一心搞钱，过风流潇洒的生活，因此，他们与大姐、大哥的关系都是不错的。在家族内部，当然也都能听从大姐的吩咐与安排。即以宋子文来说，他和孔祥熙在合作的初期阶段并无太大的矛盾，他当然知道大姐的厉害，其精明与算计之处不是自己能轻易对付的。但是，他也知道大姐在感情上要站在孔氏一边，有些事情实际上是大姐在耳提面命孔祥熙，然而，在表面上她又不得不注意处处摆平以免招弟妹非议，有失大阿姐的身份和风度。因此，宋子文对宋蔼龄的家族权威基本上也是服气的。剩下宋氏家族的最后一个人宋庆龄，由于政见不合，她当然不会听命于宋蔼龄。但是，如果从政治上说，这时的宋庆龄早已不能算宋氏家族的成员了。何况在这段时间里，她大多在国外生活，完全超然于宋氏家族之外，自然另当别论了。

新的裂痕产生于30年代。随着宋子文与孔祥熙相互争宠的日益加剧，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宋蔼龄也感到对宋孔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平衡。而夫妻之情毕竟胜过姐弟一筹，这就要引起宋子文的不满。由此，宋蔼龄的掌门人的权威地位日益受到宋子文的挑战。孔宋矛盾的核心，也还是来源于一个“权”字。

自宋子文先后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后，一时大权在握，风头甚健。而孔任工商部长，自不可与每日里热热闹闹的财政部相比，加之孔宋都是官僚买办，一心只想着怎样有利于自己发财，哪里有什么心思和决心去认真振兴民族工商业。结果，干了两年，宋子文在财政部政绩颇为显著，很得蒋的恩宠。而孔的工商部仍然是一片寂然，冷冷清清，并无明显政绩，不免使国人失望，政坛也啧有烦言，蒋也更认为孔不过尔尔，听话也还听话，才干却是没有的，此人才不堪大用，因而不免有轻视之心。

1930年后，蒋下令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仍由孔氏入掌，也还是想他在这方面做出些成绩。孔也想就此有所振作，于是他找到宋子文希望财政部能开个“后门”，在实业方面多给点经费投资，搞成几个建设项目装装门面。哪里知道舅子不买姐夫的账，宋子文一口官腔，公然声明不能在财政经费方面乱开口子给以通融。孔祥熙讨了个没趣未免怀恨在心，他认为这是宋子文故意让他难堪，以便让他一人专宠于蒋。

其实，宋子文拒孔于门外，一方面是当时经费确实紧张，财政部辛辛苦苦筹来的经费十之七八都被蒋席卷而去用作江西“剿共”或与军阀混战了，哪里还有什么余钱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宋的买办意识极浓，在他认为，与其用钱搞建设，不如一切都从外国进口来得简单有效。同时，这位大舅子的确也很有点瞧不起这位庸庸碌碌的大姐夫，认为他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把钱交给他也干不出什么名堂。

宋子文的铁面无私与自负和傲慢，使孔祥熙深感其辱。他碍于至亲关系，不便公开发作，但决心要找个机会出出胸中这口闷气自我平衡一下心态。于是，孔祥熙写了一篇《回顾》的文章送往上海英文《大陆报》，在该报庆祝1931年国庆节的特刊上发表。其中极力为自己辩解说：“建设方面不能有所成就，是财政当局不给经费之故。”

孔祥熙的这些话，自有财政部的好事者用笔标注出来然后送与宋子文阅读。宋子文当时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声誉如日中天，如何受得了这种小人伎俩和暗箭之伤，见之勃然大怒，当即怀揣报纸驱车去上海西爱咸斯路孔宅，当面找大姐大发牢骚：“自己人如此指责，无怪外间反对，太无道理。”当时孔在南京，宋蔼龄就此拿起电话打到南京责问，孔只好将此事推在英文秘书许建屏身上。宋蔼龄亦据此相告，并好言将宋子文安抚一番。这是30年代初期，孔宋矛盾的第一次公开激化。

1931年12月15日，蒋在各方矛盾的压力下，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与行政院长两职，蒋系部长亦纷纷效尤，宋子文、孔祥熙也都辞去本兼各职。一个月后，蒋汪合作重新上台，宋子文得以复任行政院副院长与财政部长，而孔祥熙因要照顾到汪派的陈公博复任实业部长的愿望不免失望。此时的孔祥熙，以一在野之身，不要说与宋子文斗法，就是连一个争宠的机会也是没有的。到了这步境地，孔祥熙的不满自不必说，就是连宋蔼龄的内心也是不悦的。于是，宋蔼龄就此诉之于宋美龄，以便通过她向蒋转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和怨忿心情。

1929年6月，孔祥熙（前排一）与蒋介石（二排左二）等合影

 

蒋当然知道这件事没有摆平，但如何能为了一个冷衙门的实业部长而闹到蒋汪合作再次破裂的地步。好在宋蔼龄、孔祥熙都是自家人，虽受一些委屈，终能理解蒋的难处。思之再三，蒋决定派孔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以考察为名向欧美各国接洽购买军火。一方面也是等待时机，为他另择新职；另一方面也是扩大军火来源，扩充军备。

孔祥熙对蒋介石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这么一个名义不甚满意，认为与自己的要求相去甚远，大有不肯接任的意思。但宋蔼龄却另有一番见地。她认为：当一名特使，自然比不上政府部长位高权重，但是要论实惠却又另当别论。其一，当时军火洽购业务，最是大发洋财的第一肥缺。平时，由于有军政部长何应钦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分别把持，孔祥熙和宋蔼龄都苦无机会插手，这一次由蒋介石亲下手谕，以专使名义出国考察接洽，不啻是天赐良机。其二，此次考察由国民政府出钱孔宋夫妇联袂成行，遍访欧美各主要国家，与官商各界人物广交朋友，不但可以为自己制造发财机会，而且可以扩大孔祥熙的国际声誉为以后重返政坛积累政治资本。其三，专使一职虽是蒋的临时创设，但毕竟聊胜于无。尤其是，在宋蔼龄认为，机会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出国考察期间，一方面置身于国内错综复杂的派系矛盾与政治局势之外，隔岸观火，静观事态发展；另一方面则由宋蔼龄暗中向宋美龄交代，要她在孔宋夫妇出访欧美期间对孔祥熙回国后的职务作从容安排。孔祥熙经宋蔼龄如此开导，茅塞顿开，欣然成行。

1932年3月，宋蔼龄陪同孔祥熙启程赴欧美访问。孔宋夫妇这次出访整整用去一年时间，先后访问了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在美国期间，宋蔼龄赴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作旧地重游。在这之前，美国舆论界曾盛传有关蒋、宋、孔三大家族的种种丑闻，宋蔼龄为此第一次表现出对新闻舆论的一种极度的恐惧。在得到组织者——威斯里安校友会的切实保证后，宋蔼龄才敢于接受了访问母校的邀请。结果，在母校她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两天时间，宋蔼龄为此还捐献了一笔“奖学金基金”。

美国之行后，宋蔼龄先期作意大利之行，并在威尼斯受到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的隆重欢迎，场面蔚为大观，令宋蔼龄大开眼界。她极欣赏这样的豪华奢侈的场面，不无羡慕地对人说：“一生中从未看到这么多的红色和金色。”访欧之行，进一步滋长了宋蔼龄追求权势、追求财富、追求豪华奢侈生活的欲望与信念。

孔宋夫妇欧洲之行的最大收获，是接受了墨索里尼鼓吹的“空军制胜论”、“空军建国论”的思想，向意大利军火商订购了一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随后，孔宋夫妇又在德国之行中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在整个洽谈军火过程中，宋蔼龄充当幕后决策人的角色，孔祥熙对其言听计从，无不遵命。由此而使宋蔼龄领略到军火交易中的种种黑幕，对其中的巨额佣金与利润为之咋舌。

1933年3月，孔宋夫妇回国。孔祥熙在向蒋介石汇报访问欧美的过程时，重点向蒋宣传“空军制胜”的观点，得到蒋的赞同。孔氏并同时提出一整套建设空军的计划，据此又向蒋提出成立航空部，由孔自任部长，另由宋蔼龄继续插手空军军火生意。但是孔宋夫妇的这一揽子的空军建设计划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宋子文也表示异议，蒋介石亦不愿让孔祥熙染指空军。折中的结果，成立航空委员会，由蒋自任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孔祥熙任委员，负责对外接洽、采购空军军火业务。孔祥熙的部长梦虽然没有实现，但宋蔼龄控制空军军火生意的意图多少实现，也就不再坚持原议。不久，经孔宋夫妇在意大利主持订购的20余架飞霞式轰炸机运到，航空署派人检查，发现炮管里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完全是一批旧货，如何能用！航空署力主退货，蒋介石亦说要追查责任。但是上上下下听说这批货是宋蔼龄幕后主持敲定，也就无人再去穷追不放。

宋蔼龄虽然打开了一个新的生财之道，但是在支付军火的费用方面，由于身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宋子文心怀嫉忿总是不肯痛快地拨付，使得宋蔼龄大为恼火，盛怒之下表示孔祥熙其他什么官都可以不做只要宋子文兼任的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并通过宋美龄诉之于蒋介石。

其实，在这之前经过宋美龄不断施加压力，蒋介石已在考虑如何将孔祥熙安排进财政金融领域以便借此向宋子文分权。蒋孔的考虑因而不谋而合。原先，蒋始终认为宋子文是“自家人”，因而把财政金融大权交给宋子文一手掌握，对宋的工作能力和政绩蒋是满意的。问题是自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后，蒋宋之间的歧见越来越深。宋子文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应将有限的经费和军费用在华北抗日军队的建设方面，而蒋介石则主张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继续筹措巨额经费用于江西军事“剿共”，并指示宋子文将每月的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这与宋子文关于削减军费、压缩财政开支的主张产生严重的冲突。另外，宋子文不断宣传和主张建立预算制度，提出一切经费开支包括军费开支均应经过审核，不得任意支付与突破。宋的这个主张无疑是要蒋在经费使用方面受制于他，蒋的作风历来是独断独行，何肯受制于人！由此，这使蒋起了抑制宋子文，起用孔祥熙的念头。

但是，财政金融领域当时受宋子文一手控制，把孔氏打入这个领域不得不事先取得宋的同意。于是，还在孔在国外访问期间，蒋介石就曾经故意征求过一次宋子文的意见。蒋问宋：“庸之想回来，你看如何？”宋当时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自认为在财政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根本没有想到蒋在这句问话背后所暗藏的杀机，于是用一种颇为自信而又很轻视的口吻答道：“他能干什么？真没办法，就叫他当中央银行总裁算了。”其意只在于对蒋对孔敷衍一下罢了。蒋后来见宋子文的态度与孔宋夫妇的要求竟不谋而合遂满心欢喜，很快决定由宋子文让出中央银行总裁的兼职让孔祥熙接任。

1933年4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着孔祥熙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就任新职对孔氏家族以后成为海内外巨富起了重大作用，为宋蔼龄徇私舞弊提供了足够的便利条件。

“介兄”的专利

1933年10月28日，宋子文猝然宣布辞职，全国舆论大哗。国民党中央当局迅速就此事作出决定。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相继批准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职，同时任命孔祥熙为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对宋子文，只决意慰留他所辞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并另选任宋为国民政府委员。至此，宋子文原先所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三要职，全部由孔祥熙继承。

在当初，宋子文本以很藐视的态度让出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被孔祥熙从手中分去一杯残羹，意在敷衍一下大阿姐和孔祥熙，想不到半年以后自己的几个重要职务都落到孔的身上，这不但大出宋子文的意料之外，即使蒋介石、宋蔼龄、孔祥熙等当事人与决策人当初也是没有料到的。虽然宋子文、孔祥熙两人对蒋介石来说，一个是大舅子，一个是大姨夫，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然而，宋子文毕竟在国民党财政金融领域苦心经营了十余年，不但其势力盘根错节，就其财政金融方面的才气学识、行政经验、领导手腕来说，在国民党内一时也是无人能及的。何以一夜之间全军覆没，反让以庸庸碌碌、哼哼哈哈著称的孔祥熙一夜成名瞬息之间大红大紫起来，岂不让人莫名其妙，令人费解？其实，了解蒋宋关系底牌的人，亦不感突然。宋走孔来，正是蒋宋关系发展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细论起来，如果有什么偶然因素，这也要归功于宋蔼龄善于审时度势，利用各方矛盾，因缘时会，适时把孔祥熙推上高位的结果。以孔代宋，一方面是出于蒋介石的决策，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宋蔼龄的谋划。从这一事件中，人们再一次看到了宋蔼龄善于抓住机会奋力一击的眼光和手腕，以及作为宋氏家族掌门人的权威和干涉国民党高层人事的巨大能量。

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核心问题是一个财政经费分配及军费开支问题。财政部在1928年的调查统计报告中就显示，当时有84个军（272个师）、18个独立旅、21个独立团。财政部照此编制财政经费，每年需费6.6亿元；而当时岁入仅4.5亿元，除去偿付内外债之后仅余3亿元。面对这样一个入不敷出的局面，宋子文雄心勃勃地要想在财政经济方面有所作为，除了裁兵减费是别无选择的。但是，宋子文算的是一本财政账，蒋介石算的是一本江山账。蒋要打仗，要在江西“剿共”，又要在北方对付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军阀的挑战，这就要不断扩军，不断增加军费开支。于是，蒋宋产生矛盾。而争论的结果，当然是大舅子让步。江山是蒋介石的，蒋的江山不保，宋的财政部长的宝座到哪里去坐。话虽不错，可是宋的心里毕竟憋着一口闷气无处发泄，久而久之心态失衡，也就觉得在这个“娘希匹”的手下当一个财政部长确实没有味道，真是受够了窝囊气，渐渐地萌生了去职之意。

宋子文裁兵减费不成，唯一出路也就是重新依赖发行债券向银行借垫钞票。在此之前宋子文曾向工商金融界的大亨们许下种种诺言，现在无一兑现，不免难以自圆其说大跌架子，以后亦难以取信于江浙财团了。为此，宋子文于1929年8月6日第一次提出辞职，一方面以此来博得江浙财团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以此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宋子文的辞呈一出，蒋介石感到很紧张。这个时期的蒋介石很清楚，宋子文在整理财政、筹措军费上的才干是无人能及的。于是，蒋介石亲赴上海对宋子文表示挽留，并由国民政府发表通电对宋子文予以嘉奖，又许诺在宋子文复出后，当在财政方面作适当让步以便让他有较大的自主权等等。结果，宋子文在挣足了面子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蒋宋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冲突始得化解。

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了支撑江西剿共军事局面决定继续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并且不惜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对日推行绥靖政策，以便集中军力、财力、物力进行内战。宋子文是国民党内的一位比较有爱国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认为抗日与剿共相比，抗日应比剿共重要，政府应该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蒋宋由此再次发生争执。宋子文一气之下，于1932年6月4日第二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一方面对宋子文再次加以挽留，并在军费开支方面作出一些妥协；另一方面则痛感当时没有可以接替宋的人才，从而屡次受宋的要挟，不能顺利地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早日剿灭心腹之患共产党。由此，蒋始生去宋之心，并考虑把孔祥熙打入财经领域以便对宋子文起抑制作用，或许可以在适当时候取代宋子文。这本是蒋当时埋下的一着暗棋，不想一年后就发生了作用。

1933年4月，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的身份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欧美之行。在美、英、法、德、意、比利时和瑞士访问期间，宋子文大谈他的“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主张，并从美国贷得5000万美元的棉麦大借款。此行，使宋子文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对日强硬派与联合欧美派的代表人物。返国时，宋子文受到南京政府及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的隆重欢迎声誉一时，有人把宋子文说成是“中国复兴之第一人”。这就使蒋介石感到宋子文有功高震主之嫌，因而去宋意更加强烈。

偏在此时，蒋介石从军政部长何应钦处得到情报，宋子文在与张学良密商扩充财政部税警总团一事。原先，宋子文在出任财政部长期间利用向国外订购军火的机会把财政部的缉私营改编为税警总团，由宋子文自行节制、自行训练，较之蒋的正规军配备和训练更为精良。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宋子文为摆脱蒋的影响和掌握，决计不用黄埔军官来领导这支“宋家军”，而是选择美国军校出身的军官任用为团长与总团长。这的确使宋的税警总团成为独立于蒋的黄埔系之外的一个军事组织。蒋在军事上历来是不肯放手的，宋子文此举无疑使蒋很不痛快，只因当时蒋宋关系尚好，“宋家军”又未成气候，蒋暂时还能忍受。但是，自从华北局势日益紧张以后，宋子文与张学良的关系异乎寻常地紧密起来，宋子文竟然秘密发电给张学良商量进一步扩充税警总团的问题，然后投入华北方向与张的东北军一起参加抗日，并由宋子文负责从美国购进军火一并交给张的部下代为培训等等。谁知，宋张的这些往来密电均被何应钦的手下全部截获破译出来，一并送给蒋阅。蒋闻宋子文居然宁可将“宋家军”交给“张家军”掌握也不肯与“蒋家军”合作，龙颜大怒。蒋再不肯沉默了，决计将宋子文赶下台。

恰在宋子文出国访问期间，蒋介石为筹措江西剿共的军费跳过宋子文，直接要求孔祥熙额外增拨军事经费，仅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已经透支6000万元，以致连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都加入了垫借的行列。政府每月的赤字已经高达1000万元，蒋为此仍不满足，仍然要求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再增拨2000万元剿共经费。当宋子文于8月底回国发现财政状况已到如此糟糕的境地，实在是大大出乎他的想象。由此，宋子文对孔祥熙极为恼怒，对蒋亦十分气愤。可是，蒋则由此对孔产生了好感，认为财政部长让孔来做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然而宋子文偏偏不识相，他在回国后曾一度去找蒋介石表明他不同意将军费开支超出原先的预算，并力劝蒋不要急于“剿共”应该首先抗日等等。

本来，蒋介石让宋子文出掌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就是要求财政部与中央银行能够成为他予取予求的“军需处”，宋在这种“军需处长”的角色中，虽然也曾竭尽全力，效尽犬马之劳，无奈蒋的欲壑难填，宋毕竟难以满足，因而对蒋时有拂逆不肯轻易就范，有时甚至用辞职作杀手锏迫蒋让步。蒋原本就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专制蛮横，独断独行，无人能及。现在宋子文屡次与他作对，蒋虽然都敷衍过去，当时都是因为一时难以找到接替他的角色，现在蒋发现孔祥熙不但是“自家人”，而且十分听话，中央银行总裁的位子也坐得不差，用钱方面不走宋的门路，亦可走孔的门路。手中有了一张底牌，心中不免胆壮气粗起来。因此，当宋子文竟然再次在军费问题上作梗甚至批评蒋的剿共政策时，不禁勃然大怒，当即对宋子文痛斥一番。宋子文不甘屈服，于是两人在办公室里就争吵起来。蒋因多年来感到受宋的要挟，早已一股怒气藏在胸中，久要发泄苦于没有找到机会，现在见宋竟敢当面顶撞自己，当即兴之所至挥起巴掌对准宋子文的左脸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内心深处，宋子文原本就瞧不起蒋介石，现在又凭空遭其凌辱，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当下回到家中草拟一纸报告，第三次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并借此大发牢骚：做财政部长无异于做蒋介石的一条狗。今后我要做人，不愿做狗了。

宋子文这一次甩手而去，虽然在态度上颇为坚决，但是就他内心来说还是希望蒋介石能像前几次一样对他加以挽留，并且盼望他能改弦更张，改变国策。如果达不到这一目的，最低限度也要能在财政上给蒋造成难堪以便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国内外的身价。岂知，蒋介石的这一记耳光并不完全是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早有预谋的一个圈套，意在迫宋主动辞职。这样，蒋在舆论上就可以居于主动位置，以便洗脱因宋子文主张抗日而被解除职务的罪名。果然，年轻气盛的宋子文不知是计当即挂冠而去。事实上，蒋的这一手也是立见效果的。几十年来，史家们大多认为宋子文的第三次辞呈是不甘一记耳光之辱，殊不知宋的辞职本已定局，没有这一记耳光蒋在早晚之间也是要赶他下台的，只不过那样的新闻舆论对蒋是颇为不利的。

蒋介石与宋子文闹翻的消息，很快被蒋的国策顾问杨永泰、张群等人掌握。杨、张等人都是国民党的重要派别政学系的首脑人物，他们久已密谋要染指财政部以掌握国民党的财经大权，苦于宋子文一手遮天，他们没有空隙好钻。现在宋子文挂冠而去，蒋介石又表示不再挽留，国民党内也无其他金融奇才供蒋备用，正是政学系趁势而上的大好机会。于是，政学系的头目们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合力推荐张群继任财政部长，并抢先一步向蒋呈报上去。蒋介石经过考虑，虽然没有决定，但是亦有首肯之意。如此一来，政学系的一批官僚们不觉有点得意忘形起来。

谁知政学系事机不密，这一消息亦被CC系的主要头目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得到。在CC系与政学系的斗争中，政学系由于极善对蒋揣摩逢迎，深得蒋的宠爱。因此，许多政坛要津大多被政学系的大员们把持，CC系难以有所作为，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早已心怀怨愤。如今若再由政学系执掌财政部大权，CC系岂不是在政坛上更处下风，永无出头之日了。

于是，二陈连夜在南京常府街仁德堂印刷所里面的陈果夫住宅召开CC系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达成共识：与其CC系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人才来竞争让政学系独得这一“肥缺”，不如“敲破狗食盆，大家吃不成”。接下来，CC系的大员们商量由谁领衔去敲碎这只狗食盆。反复研究的结果，大家认为蒋介石素来是作出决定极难改变，在当前能够在蒋介石面前无所顾忌地讲话有希望改变蒋的腹案的，恐怕除了宋氏家族掌门人宋蔼龄之外，也就别无他人了。二陈深知，以姻亲关系为纽带的蒋、宋、孔家族是中国政坛的一支最大的政治派别。在这个家族派别中，尽管宋子文、孔祥熙以至亲关系而受到宠信，但他们又都是蒋的属下难以对蒋有更深刻的影响，宋子文的去职即是最好的说明。唯独宋蔼龄在这个家族政治派别中居于一种特殊的位置。首先，她在国民党的政府中没有任何公职，因而在行政上她与蒋没有什么隶属关系。在蒋的面前，她也不需要以下级的关系对蒋讲话而只需以一种大阿姐的身份出现，使蒋很自然地对她持一种极尊敬的态度。其次，在蒋、宋、孔三大家族中，她是唯一与三方都有亲密关系的成员。对蒋氏家族来说，她因有大恩于蒋介石，蒋对她确是很感激的，同时她通过宋美龄可以直接左右蒋的决策判断；对宋氏家族来说，她是大阿姐和掌门人，说话办事自有与众不同的分量；对孔氏家族来说，她更是实施严格的“内阁负责制”，孔祥熙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因此，在蒋、宋、孔三大家族中，也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内，她是进可以操纵政坛形势，退可以调节家族矛盾。当蒋、宋、孔三大家族内部发生矛盾，即或闹得不可开交时，也只有宋蔼龄出面才可以调节解决。第三，宋蔼龄平时深居简出，锋芒内敛，既不像宋庆龄那样立场激进，追求理想，因而遭蒋忌恨；也不像宋美龄那样喜欢出头露面，制造声势，因而遭时人非议。由于她始终居于幕后，很少在公开场合或政坛上走动，自然而然地使人对她产生一种神秘感与权威感。因此，她的权威与势力是无人可以否认的，即使是蒋介石对她也抱着一种极尊重的敬畏之情。第四，宋蔼龄目光敏锐，思考问题缜密，胆略、才识兼具，无论什么难题，宋蔼龄不抓则已要抓必能有所成就。这一点，就连蒋介石也往往自叹弗如。第五，宋蔼龄是当时朝野各方人士中，对蒋介石唯一不用什么“总裁”、“总司令”、“委员长”、“主席”、“领袖”等称呼的特殊人物。宋蔼龄称呼蒋介石只叫“介兄”，这是她的专用称呼权，在国民党内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这样称呼蒋介石的。这个称呼不但是宋蔼龄发明出来的专利，而且就其内涵来说也是极值得玩味的，它既包含着近亲之间的那种亲近感，又有体现家庭手足之间的那种亲切和平易，并且还有一种宫廷内闱的那种矜持。因此，无论在什么场面，只要宋蔼龄一声“介兄”，蒋介石必对她笑容满面，恭恭敬敬，客客气气，这是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礼遇和恩宠。

正是由于极其了解和掌握了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的这种内幕关系，陈果夫、陈立夫才能果断地作出请宋蔼龄出马的决策，由她去打破政学系的财政部长梦。果然，二陈的这一手十分厉害，放手一击，立见成效。

CC系开完高干会议后，当即由陈果夫手书了一封亲笔信，着人连夜赶赴上海法租界西爱咸斯路孔宅面交宋蔼龄亲拆。

宋蔼龄拆信一看，已知CC系本意，只不过是想利用她在蒋面前的特殊身份与地位，把她当枪使以便打击政学系罢了。宋蔼龄是何等样人，再说她原对CC系没有什么好感，又岂是CC系可以利用的。然而，宋蔼龄这次对CC系的通风报信却极为重视。她当然懂得二陈的动机不纯，但在她来说却有自己的考虑。宋蔼龄认为，自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既具财政部长经历又任过中央银行总裁的只有宋子文与孔祥熙两人。现在宋子文下台，无论是为公为私，最有权利当财政部长的继任人选都应当是孔祥熙，而不应是其他人。问题是如何说服蒋介石既能接受自己的推荐，而又不产生任何反感。

宋蔼龄在详细分析了蒋介石之所以赶宋子文下台的心理状态后，认为要打动蒋介石只有从两个敏感问题上可以说词：一是军费问题，二是所谓“自家人”问题。多年来，蒋介石与宋子文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所有疙疙瘩瘩、坎坎坷坷，无不牵涉军费问题。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军费问题，最担忧的也是军费问题，因而多年来始终让“自家人”宋子文一身兼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两个要职，目的也还是要宋子文充当他的“军需处长”。现在宋子文走了，让谁来执掌财政部，能不能当好蒋的“军需处长”，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不考虑的。

宋蔼龄考虑好了在蒋面前的说辞，当即乘车赶到南京，直接去见蒋介石。宋以内亲关系要见蒋，不用会客手续即可长驱直入。蒋见宋蔼龄由上海匆匆赶来以为是为宋子文作说客的，故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怒气冲冲地说：宋子文搞武力。蒋的本意是，如果宋蔼龄是为宋子文说情而来，那就免开尊口了。但是，宋蔼龄并不为此表白。她让蒋介石发完牢骚，这才慢悠悠地说：“介兄，子文究竟是自己人，我想事情实在不实在要防一着，人家离间计要留神。我看叫子文下来也很好，换哪一个人要慎重一点，万一不听你的话，军费发生问题后悔也来不及了。”

宋蔼龄仅寥寥数语，果然击中了蒋的要害。他的态度当即犹豫起来，气也平下去了。在略事沉默后，蒋突然问：“庸之为什么不来？”宋蔼龄是一点就透之人，她机灵地趁势答道：“明天来。”蒋点点头嘱咐说：“庸之来了，请他来谈谈。”宋蔼龄回到南京高门楼住所，立即通知孔祥熙于第二天去见蒋。结果，政学系经多方活动即将争得的一个财政部长宝座，被宋蔼龄一声“介兄”和轻轻数语就夺了过来，孔祥熙被推了上去。

蒋介石与孔祥熙夫妇

 

1933年1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及行政院发布命令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孔并于当日到财政部接事，于11月6日始补行宣誓就职典礼。孔视事后曾致电宋子文要求协助，但宋子文在回电中只是对孔敷衍了一番，并不肯真心诚意地进行合作，甚至在离开财政部时示意次长以下的高级干部都辞职不干。孔对此并不介意，他在“内阁”宋蔼龄的协助下，只是坚持蒋的“剿共”第一、军费第一的财政方针处处把忠蒋置于国家民族观念之上，果然很得蒋的欢心。从此以后，开始了蒋孔之间长达十余年的合作。

“让我问问太太怎么样？”

孔祥熙爬上了行政院副院长的宝座，并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瞬间跃升到国民党政坛的高层，成为支撑南京政府的实力派人物之一。这对孔祥熙来说，当然怡然自得，大有意得志满的神气。但是他也不是不知道当时财政金融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孔祥熙执掌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之初，国库每月收入仅1500多万元，支出就达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月支就达1800万元，每月不敷数目约达800万元左右。库存没有黄金也没有外汇，仅存现金300万元，以及尚未发行的公债库券2700万元。宋子文预言：三个月以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得一塌糊涂出现不可收拾的形势。在这种十分危险的境地下，孔祥熙别无点金之术为什么还敢接任财政部长，去收拾这个连宋子文也无力妙手回春的烂摊子？其实，在孔祥熙来说当时并不是没有顾虑的，他也曾犹豫再三，举步不前。但是，在宋蔼龄的再三督促下以及经宋蔼龄反复面授机宜，后又由蒋介石从南昌前线飞回南京当面敦请，孔祥熙才临危受命上任就职。

孔祥熙

 

孔祥熙其人，在民国历史上口碑甚差，即使与宋子文相比也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只知效忠蒋介石，唯命宋蔼龄，而甚少国家民族观念。即以孔祥熙的才识来说，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人们大多评论他庸庸碌碌，哼哼哈哈，大腹便便，昏聩无能。孔祥熙号庸之，当时报纸上曾有人说他是：“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他有一个英文名字，叫H．H．Kong，有些人在背后叫他“哈哈孔”。在一些公开场合演讲，孔氏常常不能自圆其说，斯文尽失，大煞风景。据说，他每逢主持行政院例会时，总得说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惹得大家笑掉牙。有段时间，财政部直属的关务署聚赌之风盛行，职员们常常在办公室里打麻将。孔祥熙听说后，决定前往训话。在关务署的一次纪念周上，孔祥熙果然声色俱厉、大声训斥，痛骂他们在办公室里打麻将过于不成体统。可是，就在孔氏把关务署的职员们骂得无地自容的时候，他却突然咧开嘴大笑着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当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哈，哈哈……”听到这里，台下的人员初时尚愕然，等到清醒过来，也都不禁纵声大笑起来。

但是，也有一些长期在孔氏身边工作的亲随人员看来，孔祥熙之为人其实并不如此。历任孔祥熙官邸秘书处秘书、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的谭光就认为：“孔和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糊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一派欧美作风，孔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谄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应当说，谭光的这个论断，不是出于道听途说而是得之于自己长期观察的经验之谈。

然而，也有孔祥熙当年的亲随人员对此持不同看法。另一个长期在孔身边工作的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潘益民认为：孔氏的性情基本是“庸”。孔氏自己常说他这个“庸”是中庸之道的“庸”，孔氏待人处事，做到适可而止，留余地而不走极端。“孔氏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故掣肘，不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仍藕断丝连，不种仇恨。”可见孔氏年轻时经商，长而从政，更事多阅人也多，世故深而人情透。从谭、潘两位当年孔的亲信人员看来，都共同认为孔的精明只在人情世故方面，而在才识方面孔确是庸碌昏聩之徒。

即以孔自己来说，也颇有自知之明。但凡孔氏处理问题，不敢自信其才，自负其智。遇有重要复杂的问题，或盘根错节、不容易解决的事情，他既无当机立断用快刀斩乱麻的决心，更无毒螫在手、壮士断腕的勇气，而是犹豫不决，彷徨无计，总是斟酌复斟酌，研究复研究，方能后决。向谁斟酌？与谁研究？当然是与他的幕后决策人宋蔼龄请示机宜。孔夫人办事精明强干，果断干脆，冷静自持，每遇大事镇静如常，临危不乱，常以奇策给孔祥熙指点“迷津”解其倒悬于水火之中，唯其如此，孔祥熙不但对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心甘情愿地供其驱策，而且每以听命于宋蔼龄为荣。以致每遇下属向孔氏请示一些比较重要而又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向中央汇报，而是说：“让我问问太太怎么样？”说着，马上拿起桌上的电话就向家里打，找宋蔼龄请示报告。即使旁边有客人，甚至是新闻记者，孔氏亦复如此，毫无顾忌。可见，孔内阁只是受宋“内阁”操纵，在前台表演的木偶而已。

在蒋介石眼里看来，他对孔祥熙要的就是一个“庸”字。蒋深知孔的才识，充其量也只是守成有余开拓不足而已。但是，蒋认为财政部长只要能按照自己的旨意收收钞票，再发发钞票，何愁不好做。即使孔氏有什么差错，在孔氏的背后自有孔夫人支持。蒋对孔夫人的才识是深信不疑的。他以财政部长交与孔祥熙，从某种程度上说，亦有将财经重任托付给宋蔼龄的意思，这也是蒋选择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重要考虑之一。宋蔼龄确也能不负蒋的一片苦心，居然在财政金融方面被她挖空心思想出一些“锦囊妙计”，帮助孔祥熙渡过难关为蒋介石筹措出巨额军费投入江西的军事剿共活动，使蒋感到很满意。

其实，宋蔼龄的理财思想仍然不外乎“注重现实利益”几个字，即家族利益高于一切。蒋介石的军事剿共活动虽然从根本上来说违背了国家民族利益，但是它符合维护蒋、宋、孔家族利益的需要。由此，宋蔼龄要孔祥熙把军费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必须不遗余力地为蒋及时筹足江西剿共的军费。

当时，孔祥熙曾公开宣扬他的“剿共第一”的财政方针，强调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这样，经宋蔼龄幕后策划孔祥熙前台实施，财政部极力推行赤字预算政策，不断地通过滥发公债的办法强制性地筹措军费。据统计，从1934年至1936年的三年时间里，财政部共发公债13种，发行额计11.4亿元。结果，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货币迅速流入城市，流入银行，又变成公债再变成军费，最终消耗到江西剿共战场上，而发展民族经济所需要或必备的资金因得不到正常的补充与提供，造成农业、工商业、金融业资金奇缺，促使国家民族经济进一步萧条，民生凋敝，人民生活跌入苦难的深渊。

除滥发公债、推行赤字政策外，宋蔼龄对孔祥熙财政金融活动的第二个贡献就是帮助孔祥熙设计、推行银行垄断活动，把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从民族资本家手中抢夺过来掌握到自己手中，以便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金融政策和蒋、宋、孔的家族利益服务。30年代初期，在所有的银行业中，最有实力的就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交两行的资金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三分之一，而中央银行因资本（2000万元）不敌中、交两行（3500万元），根本不能发挥国家银行的平衡调节作用，也无力领导其他银行。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璈就自恃资本雄厚，又有外国金融财团的支持，根本不把孔祥熙放在眼里，甚至公开抱怨或批评孔祥熙推行“剿共第一”的财政方针，认为日本才是中国的真正敌人，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的钱太多，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不值钱等等；张嘉璈还居然叫人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政府公债，并带领中行联合交行建立统一阵线，拒绝为孔祥熙的财政部提供资金。所有这些，都令孔祥熙十分恼火。孔为此私下发誓：“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璈，一定要叫他滚蛋。”但是，如何由政府强行接管这两家银行以便形成金融垄断的局面，却使宋蔼龄与孔祥熙颇费踌躇。如果一旦在强行接管过程中使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失去信心，那样就会动摇国内大局，使结果适得其反。经宋蔼龄与孔祥熙思之再三，决定采用“借刀杀人”之计赶走张嘉璈，垄断中、交两行，保持局势平衡过渡的计划。宋蔼龄认为：经过几年的滥发公债，银行家们为得到丰厚的承销公债方面的利润大多愿意或被迫将资金投入购买公债业务，结果工商业资本家们得不到银行家们的贷款早已怨声载道，极为不满，有的已到恐慌地步。如果政府方面能巧妙地发动一场“流言攻势”，把工商业资本家们愤懑的祸水引到银行家身上，迫使他们增加对工商业和农业的贷款，然后再以银行家的资金不足为由，由政府用公债作为参股方式注入这些民营银行大幅度地把官股的比例提高到对民营银行的控股程度，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控制这些因财大气粗而神气十足的金融巨头们。

宋蔼龄如此这般把一个石破天惊的银行垄断计划在轻言软语中娓娓道来，孔祥熙听得目瞪口呆，一时竟无言以对，等到明白过来当即连连拍手叫好，几乎要大呼宋蔼龄“万岁”了。于是，周密的准备工作开始在极秘密的状态中有条不紊地进行。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带着垄断银行的计划飞赴汉口，参加了只有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人出席的三巨头会议。会上，蒋支持对中、交两行采取断然措施。为了能取得宋子文对这次行动的全力支持，孔祥熙提议将改组后的中国银行交给宋子文掌握控制。这样的交换条件，其目的是重新确立蒋、宋、孔三巨头合作体制。

汉口三巨头会议后，宋蔼龄立即协助孔祥熙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制定的周密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由孔宋夫妇分别在西爱咸斯路孔宅或一些高级饭店、酒楼等场所一批批地大摆宴席，用摆满山珍海味的盛宴约见那些已经被极糟的金融形势弄得十分紧张和恐慌不安的工商界实业家们。在这些宴请中，宋蔼龄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席间，宋蔼龄总是很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调动和掌握客人们的情绪与气氛，紧紧地抓住这些大亨们关心金融形势的心理状态，或是引而不发，蓄势待击；或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或是直言挑逗，推波助澜。经过一次次宴请，工商资本家们的不满情绪逐渐被煽动起来，并很快发展到高潮。他们终于从孔宋夫妇的暗示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工商业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张？为什么利率如此居高不下？原来，这一切都是银行家们贪得无厌造成的。

初战告捷，孔宋夫妇开始乘胜追击实施他们的第二步计划：宋蔼龄约请上海闻人杜月笙出面暗中组织和鼓动工商业资本家们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这些大银行财团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更多地贷款扶持民族工商业。孔祥熙还在由杜月笙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暗示和引诱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在孔祥熙的挑逗引诱与杜月笙的牵线鼓动下，上海的工商企业家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和发展。

再击得手，宋蔼龄连施妙着。这一次由孔祥熙出面利用实业家们的呼吁作为武器，展开了向银行家们的猛烈攻击，借此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施加压力，逼迫他们向工商业贷款。当银行家顶不住如此凌厉的攻势终于答应提供500万元应急贷款时，孔祥熙并不罢休趁势于1935年3月23日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行都必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3月28日，孔祥熙正式签署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指令给中国银行增加官股2500万元，使中国银行资本达到5000万元，其中官股猛升到3000万元。而新增加的所谓2500万元官股，仅是五张面额分别为500万元的金融公债券，并无一文现金。另外，孔祥熙指令给交通银行增加官股1000万元使交通银行资本达到2000万元，其中官股一下跃达1100万元。新增的官股同样为两张面额500万元的公债券。由于掌握了中、交两行的控股权，几天后，孔祥熙接着宣布对中、交两行的人事进行了大更动。宋子文正式就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经宋子文推荐，宋系人物宋汉章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经理。宋系的另两个亲信人物胡笔江、唐寿民被分别任命为交通银行董事长与总经理。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则被调离中国银行，屈居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至此，经宋蔼龄一手策划导演、孔祥熙前台表演的一出垄断银行的喜剧正式结束。从此以后，由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分别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正式成为执金融界牛耳的四巨头。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蒋、宋、孔三大家族对旧中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宋子文当初交卸财政部长，虽说含有不甘心像狗一样被蒋吆来喝去的意思，但也有就此对蒋要挟向蒋讨价还价的念头。不想这个杀手锏用到第三次不灵了，反倒被孔祥熙捡去了一个现成果子，而且在财政部长的位置上干得竟也不比自己逊色，这使宋子文心里颇不是滋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想来想去，宋子文认为孔祥熙大腹便便并不是可怕的对手，可怕的还是居于幕后操纵策划、耳提面命并且又始终深藏不露的大阿姐宋蔼龄。宋子文认为自己不是输在蒋介石手里，是输在被自家人宋蔼龄出卖。如果不是宋蔼龄火中取栗，蒋介石何能把自己抛弃。自家人不在关键时刻帮忙倒是趁火打劫，踏着自己人的肩头向上爬连一点起码的骨肉亲情都不顾，这未免也太绝情了。有了这种念头，宋子文对孔宋夫妇的憎恨之情油然而生，平时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自然也不肯给予合作。你不仁，我亦不义。宋子文甚至利用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联合中、交两行的力量，又与各商业银行在业务方面联成一气，不但稳执金融界牛耳，而且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与财政当局若即若离，伺机则制造困难以便随时计划取孔而代之。但孔祥熙既得财政部长宝座，岂肯把已经到嘴的肥肉再轻易吐出，于是同小舅暗中斗法，竞相向蒋争宠。在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中，双方争斗，竟至到了挟洋人以自重的地步。

本来，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方面，孔祥熙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自然应负全面责任。而宋子文当时所剩下的头衔仅为国民政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中国银行董事长等三个不大不小、不轻不重、不冷不热的职务，因此在初期酝酿币制改革的过程中，宋蔼龄、孔祥熙本想大权独揽，把宋子文晾到一边坐冷板凳。但是，孔宋夫妇的这一次如意算盘似乎难以实现。原因就在于：如果要取消银本位制、推行法币改革，首先必须要能筹集到一笔巨额外国借款用于外汇储备及“法币”准备金。可是，经孔祥熙在1934年夏秋间多次向英、美、日等国谋求财政援助均遭拒绝。蒋介石、孔祥熙无奈，不得不起用深得欧美政府及财团赞赏的宋子文直接出面与英、美方面交涉，参与举借外债。这在宋蔼龄的策略是：可以让宋子文参与筹借外债，不可以让宋子文参与币制改革方案。宋子文当然不愿意给孔宋夫妇作嫁衣裳，他打出自己的王牌，巧妙地通过英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向孔祥熙施加压力：必须赋予宋子文有处理财政金融事务和负责币制改革的全权，英国政府才能同意与南京政府具体洽谈借款与币制改革事宜。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更公开表示，币制改革非宋子文不谈。宋子文的这一着的确厉害，一下子把孔宋夫妇逼到推车撞壁无路可走的境地。孔祥熙无奈，只得与宋子文一起约见英国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孔向亨氏宣布，宋子文有处理财政金融事务的全权，可以作出他认为合适的任何安排。这实际上就是宣布把币制事宜全盘交给宋子文负责。由此，宋子文才开始同意介入币制改革，并在这次中英会谈中正式向英国政府提出他的借款方案。为了能彻底把宋蔼龄赶出币制改革事务的圈子，宋子文完全抛开孔祥熙的人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班子，独立负责拟定币制改革方案。他与英国政府代表、财政专家李滋罗斯会谈时，也由自己单独进行，从不假手于孔祥熙或孔派亲信。李滋罗斯受了宋子文的影响，到南京见蒋时甚至要求宋美龄也不要参加，以免泄露会谈秘密。一个外国人何以对中国政坛的裙带关系知道得如此清楚，这当然是宋子文预先对其“上课”的结果。果然，经宋子文力拒，宋蔼龄不得不放弃了暗中参与币制改革的努力。宋氏家族大阿姐与大阿弟斗法的结果，大阿弟总算扳回一局，多少报了一年多以前被暗踢一脚之仇。

公馆派

国民党时期，大凡在政坛上沉浮立足的人都有所谓班底。孔祥熙一身兼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三要职，是蒋家王朝的心腹重臣，在国民党政坛上翻沉了20余年，走红亦达十数年，究其原因，除了他与蒋氏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政治关系外，这与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班底是分不开的。但是，与蒋介石、宋子文、二陈兄弟等人比较起来，孔的班底又有所不同。

第一，孔祥熙参加革命的资历算不上很深，尤在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中出道颇晚。他1926年冬才开始正式进入南方革命政府工作，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以及代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年以后，孔祥熙虽然先后任南京工商部长与实业部长，但是这两个部都是冷衙门，孔氏并无多大兴趣，也无多大政绩，并于1931年底很快去职。直到1933年4月，才开始涉足南京政府的权力中心，进入中央银行工作。因此，在这之前孔祥熙由于缺乏重要的政坛基础与专有领域，一直没有能形成自己能够信赖和依靠的班底。孔祥熙真正的班底是形成于就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以后。因此，孔祥熙的班底形成较晚。

第二，孔祥熙虽是山西人，但是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并不是从山西开始的。在孔祥熙的两大领地财政部与中央银行的高级职员中，除了会计处长张国正、中央银行国库局副局长吕生才是山西人外，并没有更多的山西人能够进入这一部一行。这说明所谓孔祥熙“用人唯晋”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孔在后期，也曾引进了一些山西铭贤学校的师生进入一部一行工作，但也大都安排在中下层作一般工作，并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因此，所谓孔祥熙“用人唯贤”的说法也是不尽然的。那么，孔祥熙的班底是什么？应当说，孔氏的班底是“用人唯故”，即孔氏用人的特点是地域观念并不浓厚，而重在亲信故旧。

第三，随着孔祥熙职务的不断升迁，他的亲信故旧当然也越来越多。但是，终其一生，在孔祥熙的亲信故旧中，势力最大的一派大概要算是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与中俄会议督办公署的旧员，诸如财政部主任秘书鲁佩璋、赋税司长高秉坊、中央银行国库局长吕咸、人事处长潘益民等重要人物都是两个公署的旧人。他们以孔为中心，相互提携，拉帮结派，一时成为孔祥熙身边的“四大金刚”，颇得孔的欢心和倚重。这些人都是出身于北洋政府时期的旧官僚，所谓身家历史并不值得炫耀，只是一时依靠孔祥熙的力量因缘时会而翻腾上来，缺乏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本钱，因此，也就没有更大的政治野心，终日所想的也就是如何依靠孔祥熙的权势保持住权位和捞取更大的实惠而已。

由此可知，孔祥熙自蹿上高位以后，自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班底。但是，这个班底的地域及师生色彩并不浓厚。孔主要使用了一部分故旧，但这些人过去与孔氏共事的活动领域较窄，力量亦有限，也不足以成大事。这样，孔的班底也就显得底气不足，难以做出大的作为。

其实，在孔的班底中，真正有力量的并不是来自孔祥熙的人马，而是另外形成的一个以宋蔼龄为核心的公馆派圈子。他们虽然与孔祥熙关系密切，在某种情况下，孔祥熙也可以调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人却只受宋蔼龄的绝对指挥，是宋蔼龄的心腹亲信。如果宋蔼龄说一个“不”字，他们一个个都是唯命唯谨的。他们如果要执行孔祥熙的指令，那得看看与宋蔼龄说的“不”字有没有冲突。在孔氏家族的所有丑闻中，绝大部分秽行劣迹都是由宋蔼龄率领公馆派的这些人干出的，其中有许多震动民国历史的大案要案，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最终则是给蒋家王朝种下了崩溃的祸由。

宋蔼龄组织她的公馆派，有一个历史过程。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总裁，其间又因多年主持行政院的工作，前后凡十数年，对国民党财政金融政策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绝无仅有。但是，了解孔氏底牌的人都很清楚，十数年间孔氏在行政院副院长（或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任上，只服从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职责是为蒋筹措军事经费；一个是宋蔼龄，职责是为宋制造发财机会。如果是在为蒋介石筹措军费与为宋蔼龄制造发财机会之间产生矛盾，那么，孔会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为宋蔼龄服务。至于孔还会不会想到他的其他职责，那都是无所谓的。因此，在孔氏班底中，真正有发言权的不是孔祥熙而是宋蔼龄。等到抗战初期，孔祥熙荣任行政院长，贵为总理大臣，人称“孔内阁”。可是，孔氏身边的人知道，行政院的权力不在孔内阁，而在“宋内阁”。因为财政部与中央银行的大事，包括高级人事的安排，如果没有“宋内阁”通过都是不作数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莫过于高秉坊的总务司长事件了。

高秉坊是孔祥熙身边的老人。早在孔祥熙任实业部长时，高就是实业部的总务司司长。自从高与孔在“鲁案督办公署”时期结识后，因为人敢于负责，办事干练，劳怨不辞，又极善引进知己，培植私党，以便在孔身边相互援结，互相提携，故而深得孔氏信任，被时人称为孔门“第一大将”，此人甚至被选进日本人所编的《中国名人录》，并称“高秉坊为孔祥熙的灵魂”。对于这样一位被孔祥熙视为心腹和股肱之臣的亲信部属，却被宋蔼龄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其原因：一是欧战结束后，高秉坊随孔祥熙接收青岛时，花天酒地，昼夜欢愉。此事被宋蔼龄知悉后，宋怀疑孔的放纵是出自高的引诱，因而对高一直耿耿于怀，以致宋蔼龄规定不许高到上海西爱咸斯路孔寓去。二是高在任实业部总务司长期间，因孔的孩子每天上学、放学，均由总务司安排汽车接送，孔的孩子则由此经常到实业部各办公室内吵吵嚷嚷，打打骂骂，以致影响机关正常办公秩序。高自认为是孔多年的部属关系密切，又自认为抓好机关办公秩序是总务司职责所在，孔的孩子在机关胡闹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高摆出一副所谓父执辈的面孔，在孩子头上轻轻拍了一下，示意他们稍稍安静一点。岂知这下惹出大麻烦，孩子们哭着回家，未免要向宋蔼龄加油添醋地哭诉一番。宋本已对高没有好感，现在又是“打孩子，欺老娘”，由此更激怒了“宋内阁”，决计要伺机给以颜色。三是孔祥熙在办理实业部长宝座交代手续时，发现了高秉坊等人有侵蚀贪污的劣迹。这就更增加了宋蔼龄对他的恶感。高秉坊偏是有点北方硬汉作风，明知道宋蔼龄与自己过不去，还是不肯去走内线，于是宋高之间不免隔阂越来越深。等到孔祥熙开始接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宋蔼龄便开始发难，坚持不同意派高秉坊的工作，高也就因此而闲散了半年多时间。不久，孔接任财政部长用人甚急，高认为这次总要有所安排，也就存了一份指望。果然，高因为被孔视为“总务人才”，而在拟定财政部司、处长名单时，被内定为总务司长人选。高听到消息当然喜不自胜，也就等着去走马上任。可是，这个名单照例还必须提交宋蔼龄审核通过才能生效。宋从孔氏手中接过名单浏览了一遍，当即厉声对孔祥熙说：你既然喜欢高春如（高秉坊号），给高什么位置都不管，就是不能给高做总务司长。孔氏只得唯唯诺诺、老老实实地把高秉坊从总务司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

当孔按照宋蔼龄核定的名单，最后一次在南京三元巷孔宅敲定部属人选时，因名单上没有高的名字，结果孔被一批善走“内线”的新进包围竟令老资格的高秉坊徘徊于花园草坪之上而不得参与机要，这在高固然伤心，被引为奇耻大辱，也更令其他孔门心腹感受到了宋蔼龄的权威与力量。直到1934年5月，高秉坊又做了半年多“在野”之人，孔祥熙才经宋蔼龄恩准同意，勉强给了高一个赋税司长的名义。赋税司的工作内容是管理全国税赋，当时全国虽号称统一，但关于田赋及其他财政问题仍是省自为政，财政部无法过问，就是公文表报也微乎其微。赋税司在财政部是个无人愿意屈就的冷衙门，高秉坊被宋蔼龄打入另册，到了此时的感觉是有聊胜于无罢了，也只好心甘情愿地去坐这个冷衙门。

宋蔼龄断然给高秉坊击一猛掌，使孔氏班底的上下人等自此以后莫不对宋蔼龄噤若寒蝉，人人都知道财政部、中央银行的一应大事，仅仅由孔院长抑或孔部长、孔总裁点了头是不算数的，必得经孔夫人恩准才能成功。由此，在孔门中但凡有头有脸、手中又掌握一定权力的人物，好像受了某种疾病的传染一样，都悄悄地转了风向，无不把巴结逢迎宋蔼龄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一个个为此钻营取巧，乐此不疲。而宋蔼龄也并不只是以当一名孔祥熙的幕后军师为满足，宋蔼龄有着强烈的权力欲和占有欲。时间一久，她索性直接指挥孔祥熙的手下人去办事，并不通过假手孔祥熙执行。这样，在孔祥熙的班底中，根据宋蔼龄的亲疏关系，逐渐分成了不同等级的亲信人物。

第一等亲信，基本上是宋蔼龄口袋里的人。他们可以直接与宋蔼龄见面，可以直闯孔宅去找宋蔼龄商量机要，并根据宋氏的指示办事，一应大小事务也只对宋蔼龄负责，孔祥熙并不能直接或详细过问。这一类人就其地位来说，大都属于财政金融系统的高干，或者是孔祥熙身边掌握“中枢”机要的核心人物，由于他们与宋蔼龄过从甚密，即以孔祥熙对他们也是另眼相看的。

第二等亲信，是孔祥熙的亲信故旧中受到宋蔼龄青睐的人物。这些人由于辈分不高或不是权力链条中的关键人物，因而还没有成为宋蔼龄要搜罗拉拢的对象，平时自然难以参与孔宋夫妇的核心机要。但是，这些人往往办事很灵活，善于察言观色，曲意逢迎，如果某个时候被宋看中或者在某个方面被宋看中，临时差遣去办一件事，办得又让宋满意，这些人虽是孔氏班底的基干，但也可以算是宋蔼龄班底的外围人物，亦可被视为是孔宋夫妇的第二等亲信。

第三等亲信，是孔氏班底里的一般干部。他们遇事可以直接去孔宅见孔祥熙拿公文给孔批，但是却不可以直接去见宋蔼龄，更不可能参与宋氏机要。这些人中也有可能是一些财政金融系统某个方面的资深高干，只因洁身自好、操守廉洁不肯丧失人格对孔宋夫妇曲意阿谀奉承，因而难以进入“女王”的宫廷内闱成为宋氏亲信。还有一些是孔氏班底中自成一系的成员，如山东派的高秉坊等人，他们虽受孔祥熙赏识却不被宋蔼龄见重，终究要被拒之门外。

公馆派中的第一等亲信，初期以徐堪、陈行、吴启鼎、盛升颐等人为代表，其后又有席德懋、郭锦坤、鲁佩璋等人分别加入，从而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阵容。徐堪是宋子文时代的老人，自1928年12月起，徐堪就已经出任财政部钱币司司长。宋子文下台后，徐堪审时度势，不肯与宋同进同退，很快上了孔宋夫妇的“船”，成为宋蔼龄面前很吃得开的一等亲信人物，逐步被提升为财政部常务次长。陈行的经历与徐堪类似，也属于是被孔宋夫妇从宋子文那里挖过来的人物。早在宋子文创建中央银行时，陈行就是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副总裁。宋子文交卸中央银行总裁后，陈行马上改换门庭投靠宋蔼龄，成为公馆派的核心干部之一。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国库署署长鲁佩璋、总务司司长边定远、浙江省印花烟酒税局局长樊光、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席德懋、业务局局长郭锦坤、经济研究处处长傅汝霖、陈炳章、发行局局长李骏耀、中央信托局副局长赵季言、中信局信托处经理许性初、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中央印刷厂厂长凌宪扬等人，都可以说是宋蔼龄身边的红人，是公馆派的中坚分子。

在公馆派的第一等亲信人物中，徐堪和陈行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角色，恰如是哼哈二将，替孔宋夫妇把守着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但是，还有个重要人物叫盛升颐的，也算得上是宋蔼龄身边兜得转的得意人物，其作用不可忽视。此人本是清末重臣盛宣怀的第七子。盛宣怀因当年身跨官、商两界，而声势显赫一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于途。盛宋两家的渊源出自宋老太太倪桂珍早年曾在盛家当过一段时间的养娘。养娘的身份是介于家庭教师与乳娘、佣仆之间的一种特殊职业，职责是替官宦或富豪之家看管孩子。由此开始，盛宋两家有了联系和过往。因为内眷往来，盛宋两家的子女也开始熟悉并有交往，逐渐成了通家之好。盛家第五女与宋蔼龄就是很要好的早期同学。宋子文从美国回国初期则就职于盛老四盛恩颐的汉冶萍公司任英文秘书，就是由此而来。宋子文为此曾追求盛七小姐，因遭拒绝，被宋子文引为平生憾事。南京政府成立后，宋任财政部长，极力主张没收盛家财产，盛家为此极感恐慌，不得已走了与蒋介石关系很深的浙江财阀叶琢堂的门路，得蒋谅解，盛家才躲过了这一场灾难。但经此一击，盛家已成惊弓之鸟，意识到盛家已不是当年的盛家，宋家也不是当年的宋家。要保护盛家的利益，必须像当年宋家依附盛家一样，回过头去巴结依附宋家方保无事。于是，当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后，盛升颐开始主动到孔宅找宋蔼龄拉起旧交，并且像当年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干娘一样，盛升颐也拜宋蔼龄为干娘。宋家都是基督徒，盛升颐也马上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每个礼拜日盛升颐都要赶到上海西摩路的宋家老宅参加孔宋的私家礼拜。长此以往，盛宋两家的关系再度亲密起来。经宋蔼龄一路提携，盛升颐居然做到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苏浙皖区税务局长等职。但盛升颐当官并不理政，而是坐镇在中信局理事长办公室内专为宋蔼龄做私事，长期为她策划生财之道。盛的地位不高，但由于有宋蔼龄作后盾，却成为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由此可见盛升颐与宋蔼龄关系之深，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盛升颐能得到宋氏宠爱，不独由于此人极善曲意逢迎，而且担任着宋蔼龄的金融情报头子的角色。宋蔼龄要弄权干政，要贪赃舞弊，又要炒股票，搞投机等等，都离不开财政经济与金融情报。于是，盛升颐就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时，受宋蔼龄密令，成立了一个叫中信经济调查研究所的金融情报组织，其任务就是为宋蔼龄收集各方面的财政经济和金融情报，为宋氏操纵和控制经济及金融市场提供决策依据。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中信局系统的各级、各地的头头脑脑，他们受命对当地当时的商业及金融行情逐日汇报，甚至对纸烟价格也在报告之列，以便从中发现和策划商业与金融投机活动。

盛升颐被宋蔼龄见重，有一半的功劳是出自盛的妻子绰号叫白兰花的魏某的贡献。白兰花妩媚动人，善于辞令，且极善体人意，一望而知是个交际场中的老手。难得的是这个女人老谋深算为常人所不及，由此，她很快成为宋蔼龄的挚友、蟹脚与智囊，为宋蔼龄出谋划策，操纵市场，配合得非常出色。完全可以说是两个女中“人精”。

在公馆派的头面人物中，徐堪贪婪而干练，陈行则显得唯唯诺诺，庸庸碌碌。实际上，宋蔼龄的许多比较重要的坏点子大都是来自徐堪。因此，这个派别的灵魂虽然是宋蔼龄，但是徐堪完全可以视之是军师一类的人物。时人把孔祥熙、徐堪、陈行三人加上时任国货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宋子良，称之为财政金融界的“四不”，即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称徐堪为“不堪”，就可以说明其人的形象与作用。这“四不”虽然多少带有一种文字游戏的戏谑成分，但也的确是当时他们几个人的个人品德与特点的真实写照和集中体现。

徐堪、陈行、盛升颐等几对夫妻（有时加上吴启鼎、樊光夫妇），不但几乎每个礼拜日都到宋家老宅参加私家礼拜活动，请牧师宣讲福音，而且几乎每晚轮番到宋蔼龄的西爱咸斯路的住宅打牌或跳舞。并且就在这种消闲活动中策划金融走势，决定头寸，牟取巨额财富。以致孔门上下，许多人都把走宋蔼龄的门路视为洋式“终南捷径”。

公馆派的势力在抗战初期达到高峰。当时，孔以行政院长的首相职务，兼掌财部与中央银行，地位自然有所不同。于是为孔院长办公方便，仍成立“孔院长官邸秘书处”，集中批阅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三部门的重要公文，孔祥熙除到行政院主持例会外，一般则在孔宅办公。由此，也就更方便宋蔼龄通过掌握官邸秘书处而弄权作势了。进入官邸秘书处的秘书虽然很多，但无一不经过宋蔼龄遴选审定。而一旦进入官邸秘书处镀金，从此一登龙门，不但成为公馆派的基本干部，而且大多被孔宋夫妇提升为重要部门的司长、局长与处长职务，个别的如鲁佩璋等甚至升到财政部次长职级。英文秘书陈立廷进入官邸秘书处时，不过是为孔办理英文机要文件，如遇有关外交的公开场合则为孔任翻译。由此，陈在官邸秘书处干了一段时间，很快被提升为中央银行人事处副处长，不久又调升为甘肃省财政厅长，主持一省财政。官邸秘书谭光亦是长期受孔宋夫妇宠爱的亲信人物，谭光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侄子，由此而被孔宋夫妇延揽在身边听用，谭尤得宋蔼龄信任。宋氏平时讲话，是苏州国语，有时夹杂几句英语。谭也会讲苏州话，亦会几句英文，向宋氏汇报情况，柔声怡色，曲意逢迎，很得宋的欢心。遇有牵涉谭光的事，或有人在孔面前攻讦他，宋蔼龄无不为之解释，尽力维护。

由于官邸秘书处的特殊作用，使公馆派的势力更为雄厚。宋蔼龄通过这一派系的所作所为，对民国政坛的影响也就更为深刻。

豪门生活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蔼龄的私生活最具神秘性。

宋蔼龄在战前的居住地是上海，其间，偶然到南京小住一两天。抗战初期滞留香港，香港沦陷前到重庆居住。

宋蔼龄在上海的住宅坐落在旧法租界西爱咸斯路383—385号，隔壁385号即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中间有墙隔断，虽有门而不通。383号共有两座楼，一座三层正楼，一座两层偏楼。楼前是一座大花园，后面有宽敞的院子及汽车间。宋蔼龄、孔祥熙夫妇及孔令仪、孔令伟姐妹住正楼二楼，孔令侃与孔令杰兄弟住正楼三楼，二楼楼梯间由宋蔼龄的贴身女佣赵蕙芳住。正楼楼下是大客厅、小客厅、餐厅、书房、古董陈列室、休息室。地下室住卫兵，担任385—385号的警卫任务。偏楼与正楼有天桥贯通，偏楼二楼有图书室、弹子房、小办公室、休息室等。楼下则是男管家姚文凯的办公室、接待室、收发室及传达室。室内布置富丽堂皇，一派欧式风格。正楼一楼与偏楼是孔氏家庭的主要活动场所，一般不避忌他人出入。独正楼二、三楼是禁地，闲人禁止入内，尤其是宋氏的卧室更是“戒备”森严，除了孔宋夫妇与儿女及赵蕙芳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涉足。据说如此戒备，不独因为它是“女王”的内闱之地，而且房内放置有许多只保险箱。如此看来，宋蔼龄的卧室本与孔氏家族的金库是同义词。

孔宋夫妇全家只有六人，但是为他们服务的各种人员达60余人，平均一人有十人服务。服务人员中，计有男管家、女管家、男仆、女仆、中西厨师、门房、信差、园丁、司机、卫兵等。每日里，383—385号住宅的楼前屋后人群进出，熙熙攘攘，处处是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而这一切的后面，所有的动力都是来自那位权势显赫的无冕女王。

除上海的豪华住宅外，孔宋夫妇在南京也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住宅，地点建在高门楼20号。这里只有两间卧室，一间是孔祥熙的，一间则是宋蔼龄的。由于宋蔼龄耐不住南京的寂寞，故只是偶尔来南京一趟，一两日后便匆匆返回上海，丢下孔祥熙一人在南京独守空房。高门楼孔宅另有两间会客室和两间办公室，里面陈列着油画镜框，悬挂着政坛元老谭延闿与于右任写的对联。高门楼20号院内还有一条甬道直通大门，两边各有一排厢房，警卫人员住在里边，厅前厅后都是花园，绿树成荫，景色怡人。

宋蔼龄及全家的饮食很讲究，并且有很多规矩。这些规矩当然都是出于宋氏一人之口。宋氏规定：早餐都是各人单独吃，或喝牛奶、咖啡，或吃各式高级点心，均由各人自点，唯孔祥熙的早点食谱由宋蔼龄亲自制订。孔祥熙根据宋蔼龄制订的食谱，每天早晨起来必须喝一碗蛋白燕窝汤，再轮换吃一些高级点心。宋蔼龄自己每天早晨起来也必须喝一碗珍珠粉燕窝汤，据说长期服食，可以使皮肤细腻。宋蔼龄规定每天中餐必须一家人合在一起吃，以增加家庭的亲情。中午一餐一般六菜两汤，生熟冷热俱备。宋蔼龄与子女们都喜欢吃无锡大米饭，独孔祥熙仍爱吃山西老家的拉面，每餐吃一中碗约三两，或者是两只山西煎饼。孔祥熙还坚守一个山西人古老传统偏不肯放弃，这就是喜欢吃山西老陈醋。但宋蔼龄与子女们对之都不肯给面子，平时连尝都不肯尝一下。孔家的晚餐是很热闹的，原因是宋蔼龄一般都在晚上设宴招待客人。这一天，只要宋蔼龄是在上海居住，西爱咸斯路383—385号大院里一般都是有宴席的。规模不外是天天一小宴，三天一大宴。来的客人大都是公馆派的重要人物，抑或是她的牌友与蟹脚。这些人但凡来了，都是要在383—385号吃饭的。酒菜大多是孔宅的厨师根据宋蔼龄的要求自做，有时则打电话叫冠生园送一桌广东菜到宋宅。吃过饭后，照例摊开牌桌，豪赌起来。到深夜1时左右，再吃一次点心，然后各自散去。这一天如果不打扑克，便在家里开舞会，亦到尽情尽兴方散。

为适应宋宅每日宴席不断的需要，宋宅共备有三个厨师，一个做上海菜，一个做西餐，一个做山西菜。上海菜与西餐是做给宋蔼龄和子女们吃的，山西菜则专门为孔祥熙制作。孔祥熙无论在南京或在上海，下午3点必须吃一碗乳汁莲子羹，夜间回到家里，再吃一小碗人参鸡汤和一盘山西煎饼，由人专门制作。

在中餐与晚餐之后，宋蔼龄规定有一个吃水果的“功课”。先由仆人用盘子把苹果、梨子、橘子、香蕉等应时水果送上来，再顺着桌子从每个人面前传过去。起初，孩子们都争着抢盘子中最好的水果，宋蔼龄认为这样有失孔氏家族的豪门风度，于是规定：每个孩子都只能依次拿盘子中最上面的一只水果，不管那只水果是大是小、是好是坏。一般情况下，孩子们都能遵守这个规定，因为母亲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独大少爷孔令侃有时要玩点花样，得点便宜。如果当水果盘子传到他面前，而最上面的水果正好又是有点疵点的，那么，孔令侃就会托辞说：我今天不想吃水果。这样盘子就会从孔令仪、孔令伟、孔令杰面前依顺序一个个传过去。孔令仪则照例按母亲的规定，拿起那只有疵点的水果，并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样，盘子在大家面前转了一圈后又回到桌子中央。孔令侃看了看，发现上面的那只水果观感很好，于是用一种显得很勉强的、若无其事的态度说：我还是吃一只吧。他平静地伸手从盘子中拿走了上面那只好水果，这时以顽皮和倔强著称的二小姐孔令伟马上会大声喊叫起来：“不公平！不公平！哥哥骗人。”孔令侃则得意地回击说：这是吃水果的策略。宋蔼龄在旁边目睹兄妹间争吵的全过程，虽然认定是孔令侃违反了她的规定，但是她也特别欣赏孔令侃那种投机取巧、随机应变的能力。因而，对此并不加以制止。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蔼龄的衣着打扮的品质极上乘。宋蔼龄平常穿的衣料、皮鞋及化妆品，都是非舶来品不用。款式再好的时装，穿了几次就要换新。袜子、鞋子换得更勤，退下来的衣服就由女佣清理后送给花园里劳动的女工。据说，宋蔼龄洗澡后用的香粉都是英国女王用的世界名牌，还必须是法国出产的，当时在上海也只有一家洋行出售。宋蔼龄每天上午起床后，用过早点，第一件事就是沐浴。洗完澡后，扑上法国香粉，然而才肯出外接待客人。

受宋蔼龄的影响和督促，孔祥熙间日沐浴一次，时间都在午饭前，并且有专人服侍擦背修脚。孔有时到汤山温泉洗澡，也有蒋介石约会一起去洗的，这种情况大约每周有一次。汤山温泉设有专房，设备讲究，一般人是不得进去的。宋蔼龄对孔祥熙的身体情况极为关心，管得也极严。孔比较肥胖，血压高，宋蔼龄由此不准孔饮酒，亦不准他吸烟。孔对禁酒的规定倒还能自觉遵守，但对禁烟就不那么容易了。孔喜欢吸烟，办公会客时常要吸几支，可是当着宋蔼龄的面，他从不敢吸。有时恰好被宋蔼龄撞个正着，宋只要轻轻数语：“又吸香烟了吧？”孔默然不语，当即无奈地把香烟掐灭。宋蔼龄规定孔中午要睡午觉，晚上亦不许办公。但是，孔往往单身在南京，借口公务繁忙常常不能遵守宋的这些约定，宋鞭长莫及也只得由他去了。孔在南京时如身体稍有不适，宋蔼龄便立即派家中的医药顾问专程赶到南京去照顾他。这名医药顾问是个犹太人，是从上海保隆医院请来的著名医生，每月薪金就达数百元，但据说全部由中央银行列支，宋蔼龄是用不着掏一文钱的。

宋蔼龄讲究卫生，几至夸张的程度。夏天，餐前一定要佣人把门窗关闭，驱赶苍蝇，一直到赶完后才能开饭。如果有一只苍蝇落到菜里，这碗菜即使一口未吃，也得倒掉。苍蝇落在桌子上，也需消毒，勤杂人员还要受到斥责。一次正在开饭的时候，宋蔼龄看到一只老鼠跑过，竟大为惊讶，煞有介事地说：“怎么这屋里也会有老鼠？”于是，立即把男管家姚文凯找来，吩咐去请灭鼠专家来搜捕。结果，找来了一位英国专家，指挥把地板撬开大嗡大闹地各处搜寻，一连紧张了几天仍然一无所得。宋蔼龄只得叫人付完酬金，打发那个英国佬走路。这件事也在佣仆人员及卫士中笑谈了好几天。

宋蔼龄的生活作息时间是以昼作夜。每天上午10时左右才起床，接着是梳洗，吃早点、沐浴，开始一天的活动。宋蔼龄一天中最热闹的黄金时间是晚上，这也是她神经最兴奋的时间。每晚，不是舞会，就是牌桌，抑或在花园里放映电影。有时，宋蔼龄往往邀请宋美龄一起来看。宋氏姐妹及孔令仪、孔令侃姐弟等人照例在阳台上就座，能够上去作陪的，只有公馆派的核心人物如徐堪、陈行、盛升颐夫妇等人。至于卫兵及佣仆等人，只能在楼下观看。与孔宋夫妇关系不深的其他客人，也是不能上楼的。

像宋蔼龄一样，孔祥熙也是每日里睡得晚、起得晚。每天上午10时，孔氏才能起床。这时他很少会客，一般也不出门，而是用个把小时随便看看报。孔不大看书，卧室里也没有书架，但中外报纸是每天必看的，《中央日报》、《新闻报》孔每日必看。下午1时半，孔氏去财政部办公，兼职机关的公事如行政院、中央银行的公文等，均须集中到财政部来办。行政院秘书长吴国桢、财政部常务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人，也都要汇集到这儿来碰头，并习以为常。孔氏下班时间没有一定，有时7点半回家吃饭，休息到8、9点钟，再去上班，工作到深夜1时左右才回家。

抗战前，孔祥熙大多在南京活动，宋蔼龄则规定他每周末下午5时坐火车9时抵达上海真如车站。宋蔼龄一般不去迎接，如果遇有约会，便去接上孔祥熙径至赴约地点。度过周末后，孔则赶星期天夜车回南京，参加星期一上午7时半举行的总理纪念周活动。

宋蔼龄出身于基督徒之家，进的又是教会学校，孔祥熙更是与教会有水乳交融的关系。夫妻俩都信仰基督教，很早成为基督徒。但是，孔宋夫妇对基督教义并不十分虔诚。宋蔼龄虽然在生第一个孩子孔令仪后与上帝的关系多少有了些改善，并开始坚持每周在私家礼拜堂做一次礼拜，但也还是够不上虔诚的程度，至于孔祥熙在南京则很少做礼拜了。据说，从1932年到1935年的三年间，人们只看见孔祥熙做过两次礼拜。一次是在冯玉祥到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孔以欢迎新教友的名义，在孝陵卫教堂同冯玉祥一起做的；一次是1935年圣诞节时，孔氏同官场中的教友一起做的。可见，这两次礼拜还多少属于政治“礼拜”。孔氏与宋蔼龄一样是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他来说，天堂的上帝远不如世俗的“上帝”有吸引力。他真正敬畏的“上帝”是现实世界里的蒋介石，不论何时只要蒋介石来一个电话，孔总是毕恭毕敬地答话。如果是蒋亲手下的条子，孔必定立刻照办，从不打半点折扣。

英语是这个家庭的第一语言，自宋蔼龄、孔祥熙开始，一家人都常用英文说话。进入公馆派的几个核心人物，也都能用英语与孔宋夫妇对话，否则便不能在孔宋夫妇面前吃香。就连管家、厨师、女佣等人也都要能会说几句英语，否则是干不下去的。除此以外，这些人还要能说几句苏州国语，也才能讨宋蔼龄欢喜。

孔祥熙的性格似乎平平淡淡，既不头角峥嵘，也不风流倜傥，甚至没有什么业余嗜好，不打牌也不搓麻将，唯一能够称得上是兴趣的就是爱和僚属聊天，有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深入了解孔氏为人的人，都懂得孔的性格其实并不如此。孔氏貌宽厚而性褊急，好发脾气，属员因公向他汇报或请示，抑或批阅公文等，往往因一字之误或一言之失，就顿遭斥责，不稍宽假，以致盛怒到向地下扔公文、摔笔、用英语骂人，声色俱厉，不容解释分辩。故自命清高者，都不肯太与孔接近。孔的中文秘书曾克瑞、英文秘书黄中勋，都曾因与孔性情不合，愤而他去。可笑的是，孔有时龙颜震怒大发雷霆宣布把属下免职，可是等到事情过后，他早已把这件事丢过一边，居然反问被免职的属下是谁把他们免职的。由此可见，孔的喜怒无常，有时是即兴发作，甚或是恶作剧式的宣泄自己的权威而已。

极个别对孔氏知之甚深的同僚，懂得孔的喜怒不定往往与蒋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蒋褒之，孔则笑逐颜开，兴高采烈，心情开朗，态度随和；蒋贬之，孔则心情恶劣，态度粗暴，吹毛求疵，喜怒无常。同僚与下属们每遇这种情况，也都一个个敬鬼神而远之，毋触孔怒。

与孔相反，宋蔼龄性情矜持，沉静稳重。在待人接物、送往迎来方面，都很有心机，亦很有分寸，一般都能恰到好处。宋蔼龄有时故作高傲，有意识地与孔的部下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持夫人尊严；有时则又故作谦卑状，对她所需要用的人热情笼络。施恩施惠，倍极亲热。宋蔼龄心思缜密，即使在对公馆派人物的称呼上也都因人而异，有一定之规。如以官衔称之的，仅限于孔门的哼哈二将徐堪与陈行，称徐堪为“徐次长”，称陈行则为“陈副总裁”。这是宋蔼龄表示对徐、陈的尊重，在宋的本意是：徐、陈虽然对宋刻意逢迎，但宋并不把徐、陈当部属看。宋蔼龄对公馆派的一般中坚分子，则以英文名字呼之，诸如K．K（郭锦坤）、Henry（凌宪扬）、P．T（陈宪章）等。这些人在地位上要比徐堪、陈行低一等，但是与宋的关系却往往更亲近随和一些。还有一些人，宋则直呼其名了，诸如秘书处长陈延祚、人事处长高晓楼等，宋对他们常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用而不尊，亲而不宠，是公馆派中的三流小角色了。

宋蔼龄对孔祥熙的私生活管束极严，特别当孔氏单身在南京的时候尤其如此。孔祥熙不敢在此事上让宋氏见疑，为了能消除她的疑忌，孔在人前往往装出伉俪情深的样子。其实，孔在私生活中也是不检点的。一次，孔与一个外国人谈生意，这个外国人先给孔找来一名叫荣宝蕙的女人，令她与孔鬼混了一段时间，这笔生意当然谈得很开心。可是，此事被宋蔼龄在南京的耳目探知，当即报告宋蔼龄，宋责令孔老实交代，由此孔很是老实了一段时期。自此以后，宋自然对孔监视管束更严。其后一直到抗战期间，一方面是宋氏徐娘已老，风韵不存；另一方面也是孔氏不耐寂寞，偷偷摸摸地拈花惹草，仍是不免。据说，孔二小姐为了能从其父处弄权勒索竟主动为其父拉皮条，在外面给孔祥熙找女人，供其淫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了。至于宋蔼龄，虽然没有在风流韵事上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她与盛升颐的暧昧关系知情人也都是齿于道及的。孔宋夫妇虽然各有私情，但在夫妻关系上也还是融洽的。每至星期天下午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宋与孔便出现在花园里，两人散步说话，状甚亲热。

至于孔宋夫妇的子女，一般也都是不怕父亲，只怕母亲。即使是佣人，对宋氏也是格外谨慎小心，谁也不敢冒犯宋的雌威，以致自讨没趣。在孔氏家族中，宋蔼龄不但是真正的灵魂与核心，而且她的影响与权威也是无处不在的。

四、神龙见尾不见首

权力的魔方

“蔼龄爱钱，庆龄爱国，美龄爱权。”这是人们对宋氏三姐妹个性特点的高度概括，也是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语。这样的概括言简意赅、一目了然。蔼龄爱钱，她既没有办过什么实业，也没有在什么企业中挂上一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头衔，只是终日紧锁深宫内闱之中吃喝玩乐，何来点石成金之术，日进斗金，立成暴富？她的生财之道，并不是通过正常的办实业、办商业或办金融的渠道取得经营利润，至少主要的不是通过这种手法取得。她是利用掌握国家金融机密的便利条件，转动权力的魔方，随心所欲地操纵市场，转瞬之间获利巨万。这种暴富的途径，完全植根于权力的作用。因此说宋蔼龄爱钱固然正确，但是爱权弄权也是她的一大嗜好。如果没有弄权作势的本领，何来生财致富的渠道？这就是宋蔼龄的“点石成金”之术。

宋蔼龄没有一官半职，然她的权力之大，又是没有人能够怀疑的。她的高明之处是：权尽可以用，却可以不负任何法律或公务上的责任。常言道，好风凭借力，四两拨千斤。宋蔼龄的用权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蒋介石的姻亲关系，另一方面是孔祥熙在政坛上占据的高位。如何巧妙地借用这两大权力，宋蔼龄十分娴熟。她的策略是，如果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那么主要依靠从孔祥熙的权力基础上取得；如果孔祥熙的权力基础因此而出了问题，那么就通过运用蒋介石的权力基础进行保护。采取这种极简单而又极有效的办法，在以后的十数年中宋蔼龄或精心策划于密室，或兴风作浪于市场。一件件震撼海内外的舞弊案、贪污案、诈骗案等相继发生，弄得天怒人怨、千夫所指。然而，孔祥熙总是轻易过关，稳居高位。

宋蔼龄运用权力的魔方第一次梦幻般地为孔氏家族赚得巨额财富，是在1935年实施币制改革期间。在这之前，宋蔼龄牟取的大宗财源是通过收取介绍军火生意的巨额佣金。这在当时，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但是，介绍或承揽军火生意不是人人可以得到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能够涉足这项业务的军政大员屈指可数：一个是何应钦，因位居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手中握有军火订单大权，发军火财当然何应钦是第一人。据说，后来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竟有人在贵州的报纸上宣传何应钦是贵州首富。何应钦很是恼火，为此大闹了一番。向国外订购军火，需支出军费和外汇。而国民党的财政大权过去一直控制在宋子文手中，特别是外汇更是由宋子文一手掌握。这样，军火价款要由宋子文向国外拨付，军火运抵海关需宋子文签发进口护照才能入关等等。有此便利，宋子文当然也可以插手军火贸易抢得一部分军火订购权，尤其是自财政部成立税警总团后，这一部分的武器装备全部由宋子文直接向外国军火商购买。因此，宋子文也可以算是大发军火财的第二人了。

第三个发军火财的军政大员要算孔祥熙了。但孔与何、宋两人不同，孔插手军火业务只是徒有虚名，而实际事务都是由宋蔼龄一手经办。至于具体办的过程或细节，有时连孔祥熙也不尽了然。1932年的欧美之行，宋蔼龄初试锋芒，在向意大利订购了一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后，又在德国订购了2500万美元的武器。当时军火商支付佣金一般在货价的5％上下，仅此一项宋蔼龄就很发了一笔横财。

但是，发军火财比起在币制改革中发的权力舞弊财来说，只不过是小试牛刀。

推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就其本身来说，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大革命和进步。它对方便人民生活，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无疑都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然而，法币政策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实施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动摇国家根本。尤其是在南京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发行和使用法币后，并没有规定法币的含金量，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法币的价值是通过对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来体现的。由此，在宣布实施法币政策的时候，如何规定法币与英镑及美元的具体汇率，不啻当时币制改革之核心机密。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蒋介石规定，这项工作由他亲自领导，宋子文全面负责，孔祥熙以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居间协调，其他任何人不得参与。当时，能够详细掌握币制改革全过程的，除了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外，只剩下一个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长徐堪了，徐堪的介入是要负责一些具体工作。蒋介石对保密工作抓得如此严格，并且将此事全盘交给宋子文负责，目的就是要避免弄出太多舞弊的事，而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宋子文接手工作后，亲自调兵遣将，严格限制一般人参与策划，许多工作都是由他一个人亲自动手来办，不劳别人代劳。即使是财政部钱币司帮办戴铭礼、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委员长陈锦涛等具体负责币制工作的高级干部，也都对币制改革的过程和内容一无所知，直到《财政部布告》、《财政部长宣言》、《法币政策实施办法》临出台前的前一天夜里，他们才知道此事。在这之前，所有币制改革的文件及布告底稿，也都是由宋子文亲自主持，用英文拟就。宋子文决定于1935年11月3日晚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11月3日下午才把财政部钱币司帮办戴铭礼由南京叫到上海，当晚在一处秘密地点参加翻译实施法币政策的布告。一切文件办妥后，时过午夜，大家又赶到孔祥熙住宅，由孔签字发布，法币当即于11月4日生效。由此可见，宋子文对币制改革的保密工作可谓绞尽脑汁。

可是，无论宋子文采取什么保密措施，都没能避开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宋蔼龄。从币制改革一开始，宋蔼龄就十分关注，并随时掌握币制改革过程的第一手资料。许多情况，她甚至知道得比孔祥熙还清楚。其原因，不独孔祥熙要随时向她通报币制改革实施的情况，而且徐堪作为宋蔼龄的重要蟹脚还要将币制改革策划的具体情况向她报告。本来，宋子文为币制改革处处封锁消息，甚至把防范工作做到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那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大姐插手。可是，不论宋子文如何小心谨慎，机关算尽，币制改革这件大事终是不能绕过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的，而孔祥熙不过是宋蔼龄的“留声机”与“送话器”而已。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一次孔祥熙约请李滋罗斯作关于财政问题的重要谈话，地点选在上海孔公馆。谈话时，宋蔼龄以女主人的身份参加。当孔祥熙与李滋罗斯认真地讨论各种可能的货币改革措施时，宋蔼龄在一旁既从容不迫而又胸有成竹地提出她一步步建议。李滋罗斯对这种场面感到目瞪口呆，而孔祥熙则表现得谦然自得和宽容大度。李滋罗斯很快意识到：他正在被宋蔼龄摆布。于是，他很快地中断谈话，离开了孔公馆。宋蔼龄虽然受了英国人的一点脸色，但并不在乎，照样通过孔祥熙对币制改革方案施加微妙的影响。从思想信念上来说，宋蔼龄是个绝对的个人利益主义者。她对家族利益的关注与维护，是超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她插手掌握币制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发现与抓住发财的机会。于是，这在币制改革过程中免不了出现一场大黑幕。

在1935年3月至5月间，金融市场上一元（银圆）可兑换40美分或一先令八便士英金。孔祥熙与宋子文秘密协商后，决定在实施法币政策时，把外汇汇价放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为了不引起金融市场的恐慌与动荡，从1935年夏天开始，孔祥熙、宋子文就指令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逐步把外汇汇率降低，以便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逐步适应法币新汇率，最终达到一元法币可兑换1先令2.5便士或29.5美分的外汇牌价水平。

币制改革中的这一重大金融政策措施，无疑是属于天字号的核心机密，除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及徐堪以外，是绝少有其他人能够知道的，对于银行家、实业家、商人来说，更是要绝对封锁。至于普通老百姓，由于绝少接触外汇，当然也无从知道，亦无须知道。然而，这个消息对于宋蔼龄来说，就非同小可了。她虽不是银行家，也不是实业家或大商人，但是，她的“生意”却要比这些人做得都大。从一开始，宋蔼龄就在千方百计地套取这方面的重大情报，以便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做一次“天字号”的大买卖。当币制改革还在秘密策划，社会各界人士还不知“法币”为何物的时候，宋蔼龄已经在暗中筹措巨额资金。在孔氏家族的资金还不敷使用的情况下，甚至不惜违法动用国库资金，不断抛入金融市场，利用逐步降低的外汇汇率差价大炒外汇、黄金、公债等，很是赚了一票。

当时，对金融市场上的这些异常动作，许多银行家、实业家们既感到奇怪，又因为不知就里，莫测凶险，一个个犹疑不决，徘徊不前，始终不敢将资金贸然投入，结果机会一失再失。只有宋蔼龄以及少数接近宋子文、孔祥熙的亲信人物，因底牌在手，成竹在胸，敢于不畏风险，调动全部资金大做外汇的“空头”交易。有的因受高额利润的诱惑，不惜倾家荡产，孤注一掷，于是一个个满载而归。等到11月4日实施法币政策的布告公布，新的外汇牌价规定，原先犹疑不决的银行家与实业家们如梦初醒。他们一个个向蒋介石告状，同时向孔宋家族发难。政学的高官们由于被排除在发财的阵营之外，一个个怒不可遏，暗中唆使人在《大公报》上做文章，向孔、宋开炮。政学系的大将吴鼎昌居然跑到上海交易所调查，封存了经纪的账本，扣押了宋蔼龄的几只蟹脚，并积极收集资料。与此同时，政学系的人还向外界透露消息，说政府为实行币制改革贴进了500万英镑的外汇基金，又欠了500万英镑的债务。而孔、宋家族中，单是宋蔼龄一人就净赚了800万英镑。如果再加上宋子文与孔、宋家族其他人所赚的钱，为数之巨，大概只有天晓得了。

这样的统计数字，蒋介石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他一方面不得不煞有介事地派接近政学系的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前往上海，公开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又派特务头子戴笠赴上海进行秘密调查。戴笠运用情报人员的关系，其工作效率当然是翁文灏所不能比的。当翁文灏还没有回到南京时，戴笠已经弄清了这一舞弊案的来龙去脉，当即秘密向蒋报告：这次币制改革中的舞弊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宋蔼龄，最大的得利者也是孔氏家族，至于其他得利者也都是接近宋子文、孔祥熙的亲信干部。所得巨利，虽然难以统计出确切数目，但是与外界所传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蒋铁青着脸皮，狠狠地骂了声“娘希匹”，挥挥手叫戴笠退下。过了几天，翁文灏也从上海弄了一大堆材料回南京。可还没有等翁文灏开口向蒋介石汇报，蒋就挥挥手说：“我知道了，不用讲了。”翁讨了个没趣，只得唯唯退下。

政学系没能撼动宋蔼龄的一根毫毛，只得偃旗息鼓，伺机再上。倒是CC系的巨头感到还是咽不下这口气，经过一番策划，决定由CC系高干潘公展在CC系控制的《晨报》上揭露宋蔼龄利用孔祥熙的职权，在币制改革中如何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等等。宋蔼龄见报大怒，指令孔祥熙拿着报纸去找蒋介石告状。孔被逼无奈，只得对蒋诉苦：“你的报纸把我骂得这样，叫我怎么办？”蒋听了只得善言安抚了几句，然后下令停办《晨报》，并把潘公展找来大骂了一通，又通知人把原先吴鼎昌扣押的几名宋蔼龄的“蟹脚”放了。结果，CC系不但未能扳动宋蔼龄，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一块重要领地，碰了一鼻子灰，倒足了霉。

政学系、CC系与宋蔼龄的一场较量，说到底，也只是他们之间分赃不匀而已。真正受到打击的还是那些普通老百姓。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孔祥熙又以白银“国有”的名义，颁布《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大条、生银、银锭或银块等，从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三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由此，当时农民用一元银币换一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达三分之一，即三角钱以上。这完全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由此而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

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宋蔼龄运用掌握的国家金融机密进行金融投机活动，自己大发了横财后，居然又把消息透露给别人。当别人投机失败后，宋蔼龄还要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内拨款给予补偿，真可以说是天下奇闻了。原来，当宋蔼龄从孔祥熙与李滋罗斯的谈话中，了解到南京政府及宋子文等人即将在外汇交易方面采取应急措施，她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孔祥熙的密友杜月笙。但杜月笙因不了解币制改革的全盘计划，因而误解了她的好意，结果投资不当，损失了五万英镑，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杜月笙对此抱怨孔祥熙，认为是被孔宋夫妇出卖，要求中央银行给予补偿。孔祥熙初期亦感到杜月笙的这种念头极其可笑，因而断然拒绝。但是，杜月笙马上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对孔进行流氓讹诈活动。当天晚上，他派人将一口棺材抬到孔公馆门前，周围围着五六个送殡的人。宋蔼龄对此非常害怕，她要求孔祥熙答应杜月笙的条件。第二天，孔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决定补偿最近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杜月笙。

为了平息国民党各派系和民众对孔宋家族的愤恨，孔祥熙与宋蔼龄经过密议，由孔祥熙责令自己的“祥记”公司通知亚细亚火油公司，将以前存在该公司的25000英镑，按当时一英镑兑换16元法币的比率，换成法币40万元，以表示自己带头支持法币的地位。孔宋夫妇的这一“义举”，本意是作个表面文章，没料到后来真的吃了亏。抗战爆发后，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并发行伪储备券。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按汪伪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命令，将这笔40万元的法币押金，换成20万元的伪储备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规定伪储备券与法币的比率为200比1，祥记公司的20万元的伪币再折合成法币只剩下1000元。按当时外汇牌价，只值七美元或两英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也很“大方”，他们用一纸通知书附上结算单一页和法币1000元，把孔家押金退还给祥记公司，表示已经“银货两讫”。这样，十年前孔宋夫妇表示“义举”的25000英镑，就此化为子虚乌有。不过，孔氏家族的这一笔损失，比起此时已经积聚的巨额财富来说，仅仅是九牛一毛的损失。

天字第一号股市“炒手”

外人看来，宋蔼龄在币制改革的投机活动中无疑是发了一笔横财。但宋氏本人看来，这次的收益比起她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只是一次不无小补而已。孔氏家族的暴富，其主要手段正是宋蔼龄通过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投机活动所取得的，其中最为出名的证券投机活动是在30年代中期的“二三关”库券风潮期间。宋蔼龄通过股市证券投机活动到底赚了多少钱？没有人能够算得准，除了宋蔼龄之外，就连孔祥熙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30年代中期的几次证券投机活动中，孔氏家族成了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上海证券业起源于辛亥革命之前。那时只有少数人每天早晨在大新街一家茶馆内碰头，谈谈证券行情，成交一笔两笔生意，数字不大。此时的宋蔼龄尚在美国读书，完全没有想到日后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一条“巨鳄”。1914年，上海成立“股票商业公会”，开始形成公开的合法的投机市场。1921年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由此而形成证券交易的热潮。

但是，中国的证券业从一开始就具有欺骗的性质，所玩弄的戏法，不外是内部组织集团通过开拍本集团（即本集团买卖本集团）的股票，拉提价格，把近期证券和远期证券的差价拉得很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同时售出远期，从中套利投机，而自己则做反套利，即售出近期，买进远期，负担利息，吸引资金，又以到手的资金从事其他更高利润的投机事业。这样可以从这套戏法中无本生利，大发横财，但如不幸失败，就会弄得焦头烂额。1921年的“民10信交大风潮”和1926年的“九六风潮”，都是由于证券值狂泻而造成证券业一落千丈的悲惨局面。这个时期的宋蔼龄，也许还没有涉足证券业。但是，以她对上海金融及证券业历史和现状的关注，不能不受到或浅或深的影响。然而，也正是证券业和这种莫测风险，使她萌发了要在这一领域里施展一番的强烈愿望。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百业凋敝，独有银钱业经营鼎盛。它的主要业务是吸收民间存款，经营各种投机事业，其中又以买卖股票、公债、库券等各种证券为主要项目。在宋子文主掌财政部期间，为了替蒋介石筹措巨额军费，便是以发行内债作为最后一张王牌，从而使证券业更加畸形繁荣。为了使代表江浙财阀利益的银行家们乐意承购内债，宋子文的杀手锏就是对内债不按票面价值发行，规定为九六折，实际上一般要达到对折至六折不等。而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值十足支付，利息为六厘到八厘。所以承购内债的银行，一次就可以获得40％到50％利润。如此高额丰厚的报酬，当然使银行家们不愿将钱投入实业，而是竞相把资金投入证券投机活动。等到孔祥熙上台，蒋介石的军费开支更加庞大，需求漫无节制，孔氏又别无生财之道，唯一法宝也就是孔随宋规，捡起宋子文用过的老办法，一期一期地发行公债，并且把数额不断加大，把速度不断加快。而江浙财阀们如鱼得水，他们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一个个在证券市场上翻上沉下，获利易如反掌。

宋蔼龄直接涉足上海证券市场起源南方革命政府时期。陈洁如的回忆录说，在那次著名的“鸽子宴”上，宋蔼龄就与陈友仁大谈上海的证券股票交易经。因陈洁如对此一窍不通，无言以对，宋蔼龄才不得不转移话题。如果从宋蔼龄的天赋来说，从事证券投机活动，也许正是她的最好选择。“炒股”是所有的金融投机活动中风险最大，亦是获利最大的行业，它所需要的条件是：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金融知识、敏锐的经营头脑、冷静的心理素质、果断的“下注”魄力、坚强的风险意识等，而这些条件对于宋蔼龄来说，早就具备了。

宋蔼龄一出道，就把目光投向了上海证券市场，认为她理想中所要追求的工作环境正是股市的凶险莫测。但是，即以宋蔼龄的“炒股”天赋和能耐，又有宋氏家族的雄厚财力作依托，并且在上海证券市场上沉浮了十余年，她也并没有在上海股市中“炒”出什么名堂。宋蔼龄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名声大振，真正成为天字第一号“炒手”，也还是在孔祥熙执掌财政部与中央银行期间。由于在这段时间里，她的背景不同，实力非凡，每次入市便在上海证券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给上海证券市场带来毁灭性的震荡。宋蔼龄也还是原来的宋蔼龄，何以此宋胜过彼宋，说穿了此时的孔祥熙不同于彼时孔祥熙。宋蔼龄的秘密，就是她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孔祥熙能够掌握的权力，通过炒股来为孔氏家族牟取最大的财富。而孔祥熙的权力到了宋蔼龄手里，却又恰到好处地变成了“炒股”的三大要素：

第一，宋蔼龄可以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雄厚资本。她本有相当资金实力，此时又可以利用权势，用化名或化身从国家金融机关中取得大批放款，情况紧急时，甚至可以直接调动国库资金投入证券市场，这样的“财力”当然是无人能敌的。

第二，宋蔼龄可以随时掌握国家的金融机密，因而能够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上有未卜先知之明，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未卜先知”，还不能准确地道出其中的微妙之处。确切地说，交易市场上的信息有许多就是宋蔼龄事先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将股市导入她所需要的“价位”。那些制造消息的“谣言”贩子，大都是南京财政部与中央银行的负责官员们。他们所运用的手法不外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加以“验证”，使人们在凶险莫测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由此，在上海股市不断出现狂涨狂泻的局面前，宋蔼龄则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暗中以雄厚的资金操纵股市，一放一收，收收放放，从中攫取巨额暴利。

第三，宋蔼龄有一批身居财界要津的仆从们为之奔走策划，心甘情愿地供其驱使，使得宋蔼龄能够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地驰骋于证券交易市场，在上海股市的十里洋场上吞云吐雾，翻江倒海。由于宋的这些仆从大多是南京政府财政部、中央银行内身居要职的负责官员，诸如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之流，他们一方面为南京政府制定金融政策，掌握国家资金收支调拨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又负有为宋蔼龄的证券投机活动出谋划策，大发横财的义务。当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一旦与宋蔼龄的证券投机活动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不是想到如何去维护国家的政策法令，而是只想到如何去调整国家政策为宋蔼龄的“炒股”服务，与其说宋蔼龄在搞证券投机活动，不如说是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在为宋蔼龄“炒股”。宋蔼龄的“炒股”胜与不胜，据此可知。也还有一些人，诸如盛升颐夫妇之流，虽然在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领域里不居高位，不掌重权，但是他们都是久在上海十里洋场浮沉翻滚的人物，深谙证券交易市场上的种种黑幕，一旦为宋蔼龄这样的权势人物所用，最是能发挥他们曲意逢迎、无事生非的本领。本来，宋蔼龄就已经天赋过人，弄权作势，追逐财富，投机冒险等，无所不精。现在又有了这些一个个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的蟹脚们助力，宋蔼龄更是如虎添翼，八面威风了。于此，宋蔼龄每日里虽然深居简出，甚至足不出户，但是对证券市场的各种行情、头寸，无不了如指掌。诸如什么证券做多头，什么证券做空头，每天抛出什么吃进什么等等，每天晚上就在西爱咸斯路383—385号宋氏俱乐部里通过打牌跳舞等活动策划出来，第二天证券市场上或是水涨船高、波涛汹涌，或是风云突变、天昏地暗。接着，便有许多人破产，许多人嚎哭，跳楼、自杀者屡见不鲜。就在这满目凄凉中，宋蔼龄则在宋氏俱乐部大摆庆功宴，论功行赏那些出力颇大的蟹脚们。

照例在这样的庆功宴上，有三个人是要受到宋蔼龄的特别奖赏的，这就是徐堪、陈行、宋子良。三人中以徐堪的道行最深，此人的特点是肚子里的坏水层出不穷，亦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徐堪会想办法，但在宋蔼龄面前却是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人物。他为宋蔼龄摇鹅毛扇还唯恐不能讨其欢心，还要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上以出卖亲朋好友作为礼物以达到讨好宋蔼龄的目的，可见其人品格之低劣，人格之低下。由于徐堪诡计多端，用心险恶，手段毒辣，很多吃过他苦头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是“此人不堪”四个字。

陈行的道行不及徐堪多了，但此人的“优点”是庸庸碌碌、昏聩无能得十分可爱。他素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能，对宋蔼龄无其他贡献，唯有摇尾乞怜，低声下气，无条件服从，简直到了毫无自尊人格的地步。宋蔼龄亦认为此人无才无用、无贤无德，但是对于宋蔼龄来说，这也正是他的优点和长处，正可大用重用，由此陈行一样得到孔宋夫妇的欢心，并把他摆在中央银行副总裁的位置上始终不让他挪窝。陈行得此知遇之恩，自当感激涕零。从此以后，中央银行的一应大小事务，陈行无不向宋蔼龄请示汇报，时人对陈行的评价是“此人不行”。

宋子良是宋蔼龄的二弟。在宋蔼龄与宋子文的家族角斗中，宋子良是甘草型的人物，在宋蔼龄和宋子文的中间起着缓冲作用。由此，宋子良是左右逢源，甘蔗两头甜，同时受到宋蔼龄与宋子文的器重。宋子文把他摆到建设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上，孔祥熙也为他安排了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的位置。宋子良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政治上虽没有什么野心，生活上则极尽奢侈腐化之能事。要说他还有什么追求，也就是想着能像他的大姐宋蔼龄与大哥宋子文那样如何能多捞几个钱。因此，宋子良的生活信念是，无论是宋子文当政还是孔祥熙当政，谁给他财发他就跟着谁干。宋蔼龄就是利用他这一点，拼命把他抓在自己手中，为其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服务。

这样在宋蔼龄的亲自主持下，形成了一个专事在上海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就是宋蔼龄、徐堪、陈行、宋子良三个人物。每次，根据宋蔼龄的策划，徐堪以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的身份主持其事；陈行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身份从旁协助，参与机要，并在必要时负责从中央银行国库里划拨资金；宋子良的任务是：负责掌握各种可以在必要时充作替身的证券字号以及化名散户的“毛人”，令他们随时吃进吐出暗中拉抬价格，并及时通过中国国货银行向证券交易所调拨头寸。

在宋蔼龄的组织指挥下，徐堪、陈行、宋子良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果然是身手不凡。每次出场上海证券市场上无不地动山摇，股市价格暴涨暴落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富商大贾，昨天还是腰缠万贯，颐指气使，一夜之间因中“三不公司”的圈套而倾家荡产，形同瘪三。至于小户破产的，更是数不胜数了。也有实力颇为雄厚的银行钱庄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不久，人们很快弄清楚操纵上海证券市场的这股神秘力量，原来就是一个势力极其强大的秘密集团在兴风作浪。这个秘密集团不但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而且有南京政府财政部与中央银行的力量为其服务。人们虽然一时还不能弄清楚这个秘密集团的名称是什么，但是却巧妙地抓住其中三个主要负责人在人格和名字上的特点，将他们称之为“三不公司”，即所谓徐堪的“不堪”，陈行的“不行”，宋子良的“不良”。“三不公司”虽然是时人对官僚资本倚势凌人、弱肉强食表示切齿痛恨之后的一种“私谥”，却也准确地道出了“三不公司”几个头面人物的恶形恶德与人格特点。于此，“三不公司”的鼎鼎大名很快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及金融工商界中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整个上海都知道了“三不公司”。至于一些接近国民党政权高层的人物，谁都清楚“三不公司”的背后是宋蔼龄在牵线操纵，然而谁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摸它的虎须。于是，30年代的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上，宋蔼龄犹如一条神龙一而再、再而三地兴风作浪，横行无忌，成为“当之无愧”的天字第一号股市“炒手”。

中国股市“三大炒”

中国自有证券股市以来，最大的炒手当数宋蔼龄。而宋蔼龄称霸股市的最大杰作当数发生在30年代中期的“二三关”库券、“九六公债”、“统一公”三大风潮，亦称中国股市“三大炒”。

第一炒发生在1935年的“二三关”库券风潮。所谓“二三关”是证券的简称，它的全称是“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先后发行的盐税库券、统税库券、卷烟库券一样，是一种以关税担保而不以关税为名的善后库券。发行关税库券本是宋子文的一大创造，起源于1929年的“民国十八年关税库券”，简称“十八关”。“二三关”是孔祥熙上台后于1934年发行的，总额1亿元。照公债发行条例的规定，每100元实收98元，事实上以对折抵押给银行然后送证券交易所开拍，做出来的行情一般在六折左右，再以低于行情一折半与银行结价，银行有40％的利润可得所以乐于承购。“二三关”所不同的是在交易所开拍时，价格高一折，即开出的市价在70元以上。银行界认定这个价格是没有先例的断定这个行情站不住，于是在财政部结价之前纷纷以七折价格在交易所卖出“二三关”，买进其他六折价格的库券。银行界依据过去的经验，认为财政部迟早要与银行结价，过去在对折左右，这次把价钱结得高些至多结六折吧。由此，不独有利可图，并且谈不到有什么风险，因而存在笃定思想。

但是，银行界的这一次经验主义的做法铸成了大错。他们没有弄清此时的财政部已经不同于彼时的财政部。他们更没有想到这一次“二三关”库券在交易所开拍时价格会比过去高出一折，原因就是有人事先故意布下圈套专等银行界来钻。

原来，在发行“二三关”的同时，宋蔼龄已经与“三不公司”进行了周密的策划研究。“三不公司”的军师徐堪根据过去发行公债、库券的经验认为要引诱银行界上钩并不难，关键是只要他们把作为抵押品的“二三关”在与财政部结价之前卖出，再由“三不公司”暗中大量吃进。这时再派人散布谣言，意即政府准备收回“二三关”库券改为发“二三”关税公债。银行界据此情况，为了避免被扣上私自盗卖“二三关”的罪名，必定要以补空的姿态从市场吃进。而在一出一进、一放一收之中，“三不公司”正好可以通过拉提价格，于中牟取暴利。

宋蔼龄听了徐堪的一席妙计，不觉拍手叫好，并与陈行、宋子良等人分头落实，合作经营。分工宋子良在“二三关”送交易所开拍时，暗中找一些毛人负责哄抬价格，故意把开出的市价比正常高一折以上，使银行界对行情产生一种虚假和靠不住的感觉。分工宋蔼龄的任务是：当银行界纷纷把“二三关”在结价前以七折高价卖出时，宋蔼龄要每天掌握交易所存账逐日增加的具体数量，然后选择一个最好的“轧空”的机会下令“三不公司”乘财政部尚未与银行结价之前大量吃进。等到宋蔼龄的“多头”计划完成后，即由徐堪将“决定收回二三关”的消息有意识地泄露给他的亲信刘子余，并表面上委托刘代为买进。刘当时任中国实业银行设立的中记号经理兼中国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并充证券交易所第32号经纪人。刘子余亦自以为徐堪是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而徐堪不独是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而且也是负责发行证券与交易的财政部最高负责官员，徐堪的消息应当是最权威的。按徐堪的交代去做，不啻是“看见骰子押宝”，是十拿九稳的好事。于是，刘子余也跟着大做“多头”。

刘子余的异动很快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不但中实银行方面的许多人随风转舵，而且牵动了银行界的很多朋友“跟批头”，认为在赵公元帅的照顾下一定可以发财。由此，许多人借了钱来“跟批头”。其中押注最多的是中国实业银行储信部经理沈宝昌，他将当年任上海知县十余年的造孽钱50余万元全部用来购买“二三关”，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来打这一稳操胜算的仗。另一位押注很多的是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蒋履福。蒋的女婿是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宋子文的亲信贝淞荪。连蒋履福这样直接负责公债业务的财政部高级官员都对“二三关”的行情深信不疑，可见徐堪欺骗手段之高明。至于其他一般中小散户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也有一些银行界的大亨们对收回“二三关”的传言将信将疑，心想如此大事，不可轻易决策，总要弄个水落石出，才好决断。于是，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兼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馥荪就曾经到南京去见孔祥熙，询问收回库券、改发一亿元关金公债之说是否确实。孔祥熙早已按照宋蔼龄的交代把一番说词编得天衣无缝。孔说：“政府为了财政上的需要，确有这么一个打算。库券仅有5000万元，若照以往与银行结价的通例，财政实收不过2500万元，这是无济于事的”等等。

孔祥熙这种“莫须有”的答复，无疑是给本已扑朔迷离的上海证券市场火上浇油。当77号经纪人福大（背景是中国实业银行）均以76元的高价收进时，市价开始直线上涨。因为“二三关”库券刚刚发行尚未结价，市面流通额子不多，在“三不公司”的哄抬之下竟将行情抬至九折以上。当时“二三关”库券票面余额已不到90元（库券分期还本），而市价最高的竟做到81元，距离票面余额只剩下六元。证券市场的谣传仍然很盛，竟有说涨到百元超过票面值的。此时市场各帮的眼光都集中在“二三关”上，银行界的许多“空头”户亦感到这项谣传可真可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将来如果交不出债票，被财政部扣上一顶“破坏债信”的大帽子，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于是，银行界的“空头”大户们只得忍痛用高价从市场补进，从而又进一步牵动“二三关”的买卖更加旺盛。此种市面，实为上海自有公债史以来所未有。

早就在暗中等待银行界的这条大鱼浮出水面的宋蔼龄，此时才感到是收网的时候了。宋蔼龄经过一番计算，认为市面已经做足，当即指示“三不公司”将吃进的“二三关”多头出笼，并且乘机翻空，待他们的大额空头做出后市场骤起回风。财政部发言人又乘机公开发表谈话，声明没有收回“二三关”之事。结果，造成“二三关”跌势加剧，市价狂泻，市场上极度混乱。一群自命为消息灵通及“跟批头”的淘金客因随着“三不公司”买进，以致倾家荡产。原先倾其所有做“多头”的中实储信部经理沈宝昌因出手太慢，结果全部家产在“二三关”市价的惨落中被宋蔼龄的“三不公司”席卷而去，证券字号闻讯纷纷上门向其追缴保证金，沈因刺激过度次日即发脑溢血症而死。至于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蒋履福居然也被徐堪出卖，受了很大的损失，而且还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宋蔼龄与“三不公司”吃饱之后，反转过脸来给银行做个“人情”，准许银行按照条例结价，即每百元实收98元。银行以货物业已卖出，不敢担当盗卖罪名，只好吃一次硬亏。这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的十年中唯一按照条例发行的债券，原因就是为了帮助“三不公司”轧空不能不牺牲一下江浙财团的利益。虽如此，银行界的损失不过是少赚几千万元，而且他们还可以取偿于一般存户身上。最苦的莫过于被出卖的中小散户，一个个成了替罪羔羊，一贫如洗，有的则因此而丧失性命。

第二炒是宋蔼龄制造的“九六公债”风潮。九六公债是北洋军阀政府发行的旧公债，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作出了维持旧债的承诺，九六公债与其他旧债一起得以继续存在。但因国民党南京政府发行的新公债、库券不断出笼，且花样翻新，数额更加巨大，银行获利又颇丰，故北洋政府发行的旧债都已无人问津。加之九六公债曾于1926年发生过一次风潮，当时在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所设的骗局下，九六公债市价由五六十元狂泻到十余元，北京的大官僚受骗者亦不在少数。此时，金融界大亨、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在与安格联接洽后又放出空气说：已与安格联谈好，一定维持债信，因此市价步涨。张表面做多头，实际是放空。不久债价暴落，张获利甚丰，许多人却因此而受害破产。自此以后，九六公债被逼到臭不可闻的地步，无人再肯去理睬，真正有钱的大户更是绝少涉足，只剩下一些中小散户在勉强支撑维持局面。

“二三关”风潮刚刚平息，证券市场经过一段短期调整，一些炒家们不甘寂寞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比较抢手的公债库券。上海大陆银行储信部经理沈尔昌、副理钱翼如另辟蹊径，从一般炒家们冷之的九六公债中动起了脑筋，看准了机会。

沈尔昌、钱翼如都是上海滩的著名炒手。大陆银行本是北四行中公债投机生意做得最大的一家银行，上海储信部是大陆银行专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投机生意而成立的一个部门，并将上海分行的一部分资金和储蓄部的全部资产负债转到储信部。“大陆”储信部经理沈尔昌是“中实”储信部经理沈宝昌的弟弟，副理钱翼如又是财政部公债司长蒋履福的亲家。可见沈、钱两人与上海滩上的“炒手”都有很深的渊源。难得的是沈宝昌与钱翼如从“二三关”风潮中得到教训，热门证券虽然利大，相对而言风险亦大。冷门证券利微，但风险小。九六公债虽无利息，更难以炒热，然而每百元的远期比近期约有高0.2元的差额，亦有一定收入。

沈和钱为自己的这个天才发现十分兴奋，并立即付诸实施。他们起先是利用储信部附设的信大证券号（48号经纪人）散户九六“多头”转账，即由沈尔昌、钱翼如等人做“空头”，在每个月的散户“多头”调期、即卖出近期，买进远期时，沈、钱等人即可获得这笔差额。他们为此自鸣得意，认为这是无本套息，并成为他们每月的固定收入。初期，沈尔昌经常放200万元“空头”，每月贴进4000元。以后越做越大，在交易所存账上也有一定的“空头”额子了。

一个人得意了总难免要忘形，沈、钱两人大概也属于这一类。钱翼如钻了这个空子，自感九六公债本是死蟹一只无人问津的，却居然被他从中榨出油水来，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自己熬不住要找人自吹自擂一番。有一次，他将这个办法透露给他的亲家蒋履福，蒋又忍不住要将这个上海交易市场上的新动向在圈子中进行“笑谈”。事由徐堪、陈行等人获悉，当即向宋蔼龄汇报。宋蔼龄脑海中灵光一闪，认为有机可乘，当天晚上在西爱咸斯路宋氏俱乐部里召集“三不公司”会议，进行具体策划。商量的办法是：先由“三不公司”在储信部里面制造九六公债将停止上市的谣言，蒋履福抢先得到消息，又通过财政部的内部渠道先后从孔祥熙、徐堪等高层领导那里得到一些可真可假的“证实”，当即信以为真。于是，蒋履福除了在自己开设的福大号（77号经纪人）放空外，并向自己的亲家钱翼如传播。接着，沈尔昌、钱翼如在信大证券号（48号经纪人）空头加码，意在拼其一搏。

虽如此，宋蔼龄认为九六公债的行情没有达到她预期的价位，于是指示中国国货银行附设的46号国祥把九六公债大量卖出。这一着果然厉害，许多原先尚在徘徊观望的散户“多头”大起恐慌纷纷跟着46号国祥翻空，市价一路下跌，最低跌到六元（票面值100元），为交易黑板上有史以来的最低价。实际上，宋蔼龄已指示“三不公司”暗中化成许多户头充作散户，向各经纪号买进。到后来所谓九六公债停止上市的谣言不攻自破，国祥、福大再以补空姿态抬价买进，实际是“多头”加码。结果，宋蔼龄的这次翻空不独把沈尔昌、钱翼如的长期积蓄一扫而光，而且在一跌一涨之间，真正的散户都吃了她的两面耳光。九六公债对于宋蔼龄来说，虽然是一次随意小吃，但是由于真正有钱的人是不做九六公债的，所以宋蔼龄的这一次翻空制造了一场大惨剧，她给许多普通老百姓带来的沉重打击，比起“二三关”风潮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海证券市场上的第三炒是由宋蔼龄策划而发动的统一公债风潮。宋蔼龄作为一个天才“炒手”，她在“二三关”及九六公债风潮中取得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巧妙地制造谣言。虽然戏法人人会玩，谣言也是人人会造，但是巧妙高下自有不同。宋蔼龄的高明之处，当然也是她的优势所在，就是利用她的权势地位操纵南京政府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等负责部门的高层人物出来为她散布谣言，这样的谣言攻势自有与众不同的强大力量。如果这样的谣言还不能诱惑一些大户上钩，那么，她可以指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出来讲话，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扰乱人心，对这些大户们的心理防线进行最后一击。要是这个目的还不达到彻底摧毁这些人心理防线的目的，那么宋蔼龄就只好拿出她的看家本领，索性运用政权的力量无情地打击对方，迫使对方就范。这也就是她的最后一张王牌了。

本来，经过“二三关”和九六公债两次风潮，上海证券市场迭次受到惨痛打击，“炒手”及股户们都老奸巨猾起来，一个个也都开始“玩深沉”，变得不那么激动了。宋蔼龄也知道自己的戏法已经陈旧，再唱也没有什么新意了。特别是南京政府自1927年成立到1936年，财政部共发行公债达45种之多，总计法币达39亿元，此外还有英金公债150万镑。如此之多的公债，早已使人们倍感厌倦，难以再让人们上当受骗。然而，在证券市场上又总有一批炒家由于发财心理特别强烈，他们只要能看到有1％的机会就要作100％的冒险。宋蔼龄认为戏法虽然只能玩一次，但只要戏词能不断翻新，谣言只要能顺着人们的心情去造，总还是会有人上当。宋蔼龄正是掌握了这部分人的心理，居然能把戏法又一次地玩下去。

1936年，宋蔼龄研究了人们当时对南京政府一方面巧立名目、滥发公债，一方面又操纵市场、大发横财的憎恨心理，指令“三不公司”放出整理公债的空气，扬言打算发行一种新公债（即统一公债）来掉换旧公债，重新订定利息，以免市场混乱等等。过了不久，宋蔼龄犹嫌气势不足，又叫“三不公司”再次散播烟幕，说这次政府整理公债是因财政困难，对旧公债将延长还本期限十年，停止付息。又说即令不停止付息，亦将减息为二厘等等。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小“炒手”，都是极其敏感的。他们在心理上早已对各种公债产生了不信任感，当时政府财政又入不敷出，迟早一定崩溃，因而“三不公司”的谣言一出，很快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冲击。人们认为证券交易市场上关于统一公债或公债延期减息、乃至停付本息的传言极有道理。于是证券市场的行情一致看低，许多中、小散户纷纷把手里的公债向市场抛售，使各种旧公债的价格在几天内一落千丈。

上海证券市场一时沸沸扬扬动荡不定，一些大户对此持审慎态度，特别是他们在经过“二三关”与九六公债两次风潮后，早已领教了宋蔼龄与“三不公司”的厉害，这次决不肯轻易上当。他们认为债信是何等大事，政府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自毁信誉，丧失民心。这些大户还分析，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后，外汇基金有美国作靠山，法币的价值从此可以稳定，银根松滥，存款利息一定可以降低，公债与法币已经结成一体，与其存法币不如投资于公债，既有优厚的利息，又能按期还本。为了验证交易市场上的传言是否可信，上海总商会电请南京政府财政部表明态度，澄清谣言，维持债信。徐堪接电后，先与宋蔼龄作了一番密商，然后再向孔祥熙报告，继续拿出在“二三关”风潮中对付江浙财团的老办法，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政府整理公债，就是维持债信云云。银行界手中公债最多，当然最为关心。便推派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常务董事钱新之率五人代表团到南京与财政部联系，并探询真相。

钱新之等人到南京后，一方面与孔祥熙、徐堪等财界的官方人士周旋，穷究政府态度；另一方面调动各方面的关系，掌握宋蔼龄等幕后决策人物的底牌。终于基本弄清这场风波的内幕，又是宋蔼龄和“三不公司”在变戏法。

钱新之一行五人返沪后，心中虽然已经有数，但是让他们感到为难的是，他们并不敢把这个“数”向银行界的广大同仁公布道破宋蔼龄的真相。这就是：如果钱新之等人说破真相，不独要与“三不公司”作对，而且孔宋夫妇恼羞成怒，一旦把整理公债弄假成真，岂不是自己本想道破真相最终反倒成了谣言。如果帮助隐瞒真相，岂不是有负上海银行界同仁的一片厚望，助纣为虐，客观上帮助宋蔼龄和“三不公司”兴风作浪，攫取横财。

如此想来想去，终无两全之策。最后一狠心，针不能两头尖，这件事也只能装聋作哑了，先保自己要紧，顾不得他人短长了。于是，顾左右而言他。结果这样一来，市场谣言更盛，价格一路下跌，一些中小散户源于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悲观看法以及对政府公债的怨忿心理，加上市场上一日紧似一日的谣言和财政部故布疑阵的舆论误导，几乎是恐慌性地抛售各种公债。在这种铺天盖地的风潮裹挟下，一些大户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冲垮，他们也开始沉不住气，陆续加入了“做空”的队伍。大陆银行储信部不甘心于九六公债风潮中所受的打击，大做“空头”。经理沈尔昌更是孤注一掷，本人卖出更多。一时间，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一片凄风苦雨。

宋蔼龄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指挥徐堪、陈行、宋子良等人调动雄厚的资金乘低价大量吃进。但是，出乎宋蔼龄意料的是：这次“空方”集团的力量十分强大，虽经“三不公司”全力收购，市价仍然疲软，无力回升。宋蔼龄问计于徐堪。徐认为这次“多方”不敌“空方”，其原因一是“空方”在人数上比前两次大大增加。卷入“二三关”风潮的主要是银行界的大户，在九六公债风潮中被吃的主要是中小散户，而这次介入风潮的几乎是大、中、小户头都有，力量自然不同；二是“空方”在持有公债的数额上特别巨大。前两次风潮中被炒的对象都集中在某一种库券或公债上，市面流通数额有限。仅以“二三关”库券来说，发行额总计一亿元，因当时尚未结价，能够进入市面流通的数额更加有限，所以“三不公司”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市面。而这一次被炒的对象，抛的是过去南京政府发行的各种旧公债，数量有数十种之多，金额有数十亿之巨，“三不公司”肚皮虽大也难敌其锋。在这种局势前，宋蔼龄决定改变对策，扭转被动局面：第一，发动“三不公司”的每个代理人，诸如大陆银行的沈籁清（此人后来在徐堪任财政部长时居然做到财政部政务次长）、国华银行的瞿季刚（美国人把持下的国际开发银行常务理事）等人，在证券市场上大放谣言，以利多的说法全力扭转所谓市场行情看低的心理定势；第二，由中央银行降低套利利率（最低做过四厘）来哄抬市价，最高时全部债券都涨到八折以上，以便向人们证实沈籁清、瞿季刚等人散布的利多并非谣言；第三，由孔祥熙亲自出面电复上海总商会，请求维持债信。电报中大骂社会上关于公债延期减息或停付本息的传言是：“混乱黑白……为投机者利用”，并命令中央银行也停做套息，从而进一步证实利多的消息；第四，由宋子良扎了一些毛人，手持十足保证金，分向各证券号上门做多头交易。通常的情况下，一般有信用的熟客户在交易所买卖时，并不需要交付十足保证金，宋蔼龄此举不过是要从各方面造成利多空气；第五，由财政部命令上海交易所：“为了制裁奸商扰乱金融，操纵债市，所有公债卖户均应一律现货交易。”此项严格措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没有前例的。按交易所法施行细则第24条规定交易所买卖除交证金（包括本证、特证、追证）外，并无必须提交现货的规定。所以财政部的这项措施是由宋蔼龄利用政权的力量在证券市场上打击对手的特例；第六，由陈行从中央银行的国家金库紧急调拨资金供“三不公司”进一步投向上海证券市场，以便孤注一掷地与“空方”搏斗；第七，徐堪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亲自从南京赶到上海，坐镇在外滩15号中央银行大楼的3楼——陈行的办公室内，直接向经纪人发号施令，布置买进抛出。

在这样紧锣密鼓、软硬兼施、内外夹攻、上下齐压的措施下，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上的“空方”终于支持不住，开始向“多方”投降，于是回风顿起公债行情重新看涨。特别是一些做“空头加码”的大户，因卖出债票过多现在无物可交，感到十分狼狈和恐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陆银行储信部，在行情暴涨后，多头们纷纷逼上门来，迫令现货交割。大陆银行无法过关，只得由总行出面商请“四行储蓄会”、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金融界大亨们鼎力相助，借给现货支撑过关。条件是每百元债票由大陆银行储信部贴费两元，一部分竟贴到四元。这样，难关虽然渡过，但所受损失太大。沈尔昌更是弄得焦头烂额，绝望之中干脆来个仿效其兄沈宝昌，一死了之。但又觉得这口气怎么也难以咽下去，后来跑到汪伪政权里当了财政部次长。

这一次统一公债风潮，受宋蔼龄打击的不独是许多大户，就是一般中小散户也是无论多空都是一网打尽，另有一些下台军人、失意政客等亦不能幸免。在广东革命政府时期曾任粤军总司令的许崇智，因受蒋介石算计而被迫离职。这一次他也在上海用“吴福记”的户名，做起了证券投机活动。由于他在政治上一贯反蒋，主观上对公债行情总是看低。凡是市场上看高的消息，他总是摇头不信，说是靠不住。可是，市场上刮起了看低的传言时，即使消息离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也深信不疑。这一次统一公债风潮，行情看低，别人还在观望犹豫，将信将疑，他已经是义无反顾，坚信不疑。于是，他把蒋介石为拉拢他而赠送在南京中山陵园修建住宅的六万元款，挪用到交易所大做“空头”，结果因并不出现货而惨遭失败。最后还是由杜月笙出面，通过徐堪，由南京政府财政部代他交货了事。

30年中期的上海证券交易市场，自受过宋蔼龄连续策划实施“二三关”、九六公债、统一公债等三大风潮的惨痛打击后，从此一蹶不振。而孔氏家族则以此为转折点，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巨富。

五、院长夫人

封杀政敌

平心而论，宋蔼龄本人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大野心（孔祥熙除外），在官场上也没有投机钻营、向上爬的强烈欲望。因此，她在政治上也就没有什么势不两立的敌手。要说她本人有什么政敌，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但是，宋蔼龄要捞钱、要发财，难免要同他人或一些派势集团产生冲突，也难免要形成对手。假如这些对手是一些小鱼小虾，经济上没有多大实力政治上又没有相当靠山，结果不堪一击，被她顺便吃掉，当然是无话可说。然而，也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宋蔼龄在市场投机活动中遇到一些大鱼大虾，这些人不独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政治后台也很硬，这样就难免要形成长期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宋蔼龄不得不运用自己在政治上的能量从各方面对敌手施以无情打击，直到把对手彻底打倒为止。

宋蔼龄在政治上到底有多大能量？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就是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人士中也是没有多少人能够一下子说得清的。宋蔼龄的能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她不大，是因为她在政府方面没有任何头衔，在政治上也不负任何责任。说她不小，是因为她的身份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不久又升任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的夫人，又是蒋介石的大姨子，宋子文、宋美龄的大姐。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家族姻亲的头衔中，宋蔼龄无论是运用哪一个头衔，都可以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声势轻而易举地把对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发生在1937年的上海棉纱案就是一例。

1937年，宋蔼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捞足吃饱之后，开始转移阵地到上海花纱布交易所兴风作浪。这一年的春天，宋蔼龄联合杜月笙，在上海花纱布交易所大做棉纱投机生意。不料，暗中遇到由政学系支持的北四行（即金城、盐业、大陆和中南银行）的对抗，双方力量旗鼓相当，一时竟难分胜负。结果，这场风波闹了几个月，使得大多中小商人和散户惨遭浩劫，其中不少家破人亡，社会上一时舆论哗然。蒋介石初时尚不知道有宋蔼龄介入在其后充当后台大老板与政学系进行决斗，只以为是一般奸商在兴风作浪，于是闻讯大怒。他立即派经济部长吴鼎昌赴上海调查此案。蒋的猜忌心本就很重，使用部属的办法历来又是一静一动，相互为用，或以静制动，或以动制静。总之，每遇一件大案要案，绝不轻易交给一人去办，以免受其欺骗和牵制。蒋素知吴鼎昌与政学系关系很深，这件事也就更不能让他一人去负责了。于是，又用两年前调查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二三关”风潮的老办法，在吴鼎昌前脚离开南京时，他于暗中又密派戴笠再赴上海对此案负责进行调查。

吴鼎昌和戴笠分两条线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很快都弄清这次投机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宋蔼龄和杜月笙。但是，对于处理手法吴、戴之间却有微妙之处。宋蔼龄是中国的无冕女王，杜月笙是中国的黑道皇帝、上海的无冕市长。两个人在中国都是法力无边的人物，也都是具有司法豁免权的特殊公民，吴鼎昌和戴笠当然不能其奈“我”何。可是，依吴鼎昌与戴笠在当时的权势要处理几个宋、杜手下的蟹脚，也还是有这个能量的。于是吴鼎昌动手了，他下令扣押了宋蔼龄手下直接参与此事的财政部税务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盛升颐。戴笠也不甘示弱，但是他存了一点私心，他没有动宋蔼龄手下人，而是把杜月笙手下的大将徐懋裳的弟弟徐懋昌扣押起来，以便做做样子。一时间，蒋介石、吴鼎昌、戴笠都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的面孔，似乎要挥泪斩马谡了。

宋蔼龄是久经战阵之人，面对危局并不惊慌。相反，她早已策划好了应对之策。首先，她深知蒋的家族观念是高于一切的，而蒋的脾气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只要自己一个电话过去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次投机活动是自己干的，蒋必定不至于穷追不放；其次，她策动杜月笙直接上庐山见蒋，面求蒋介石不要逮捕徐懋昌，并由杜动员徐氏兄弟“捐款”购买飞机献给国家以求蒋的谅解等等。这两步棋走完后，宋蔼龄再组织力量暗中搜集政学系支持“北四行”参与棉纱布交易所投机活动的材料，然后亲上庐山向蒋告状，以求后发制人。

宋蔼龄的这些对策和办法步步奏效。蒋在庐山接到宋蔼龄亲自打来的电话后，果然马上改变了态度立即吩咐吴鼎昌放人。这边吴鼎昌还没有来得及将蒋的指示传达下去，那边宋蔼龄已经派财政部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边定远将吴启鼎、盛升颐接走。接着，杜月笙也到庐山跑了一趟，徐懋昌的问题也烟消云散。外面的事再由杜月笙出面了结，一切也就平安无事了。

这一场吴鼎昌与宋蔼龄的斗法，在政学系来说虽是蓄谋已久也是等待已久，但是在宋蔼龄来说则是略施小计三拳两脚也就对付过去。结果，宋蔼龄毫发未损，杜月笙安然无恙，吴启鼎、盛升颐平安无事。一场天大的祸事在瞬息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吴鼎昌辛辛苦苦一场却是劳而无功。政学系认为此次未见胜负，这件事也就就此了结了。谁知，政学系要挂免战牌，宋蔼龄却不依了。她认为这次赴上海调查处理的虽然是吴鼎昌与戴笠两人，但是戴笠并没有与孔家作对，他也是奉蒋命行事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好向蒋交差，抓个把杜月笙的人应付一下舆论，这件事不能怪他。倒是这个吴鼎昌完全是挟嫌报复，甘作政学系的应声虫专与孔家作对，这个人这一次不能饶他。于是，宋蔼龄拿着杜月笙及自己的手下人搜集的一大批材料于1937年6月初亲上庐山，当面向蒋出示受政学系暗中支持的北四行在春季的棉纱布投机风潮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的一系列活动材料。蒋听了宋蔼龄的告发，看也未看宋蔼龄递上的一大叠材料，当即连连点头说：“嗯！嗯！很好！很好！”马上指令身边的侍从秘书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山听训。

宋蔼龄上山告状的消息很快被政学系安排在蒋身边的内线工作人员弄到，抢先一步通知了吴鼎昌。吴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吴鼎昌是当时中国的北方财阀之一，也是民营《大公报》的后台大老板。他既当上南京政府的经济部长，可以说一身兼跨财界、政界和舆论宣传三大领域，加上他在政治上与政学系关系密切，因而自认为来头很大，也就处处十分自负，即使碰到宋蔼龄这样的天字号人物也是不肯买账，而要与之较量一番，并自信胜券在握。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蒋在这个问题上竟会出尔反尔，不讲信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拿自己问话。如此一来，吴鼎昌顿感黔驴技穷，难以应付了。到了这一步，他不得不去找政学系的首领张群密谋善策，以作退敌之计。

张群作人才荟萃的政学系的首领，是有这个资格的。他老谋深算，诡计多端，深谙各种人事关系。由于他长期在蒋身边工作，参与蒋的历次重大政治决策，因而对蒋的为人和各种人际关系莫不了然于胸。当吴鼎昌问计于张时，张仅寥寥数语即给吴指出一条生路，吴连连称谢，立即回去依计行事。

原来，张群的计策不外是以毒攻毒，或者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宋蔼龄的杀手锏不外是利用蒋的人情观念亲上庐山向蒋求情，蒋也不能不卖给她一个面子。因此宋蔼龄算准了这一点，才有这个胆量与政学系较量下去。张群亦吃准了这一点，只不过他自己尚没有这个能量与宋蔼龄争锋。但以中国之大，能够与宋蔼龄在蒋介石面前一争短长的也还是大有人在，这个人就是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叶琢堂。张群向吴鼎昌授计，如果能请得叶琢堂上山，则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叶琢堂是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阿拉同乡，又是浙江财阀中的领袖人物。他与蒋的渊源之深，不但在浙江财阀中无人能及，就是宋蔼龄也是不可以超越的。蒋当年能够在上海交易所里跑进跑出，就是通过他的关系。蒋在交易所失败后，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入不敷出，也是常常向叶告贷，叶不但每求必应总是满足蒋的要求，而且难得之处是在蒋每有所求时叶总是面无难色，出手爽气，不使蒋难堪。因蒋是个自尊心与虚荣心都极强的人，能得到这样一个大佬的如此照拂，蒋感激颇深，因而对叶之为人十分尊重。平时，每当交易所散场后，蒋总是及时赶到叶家，在叶同朋友打牌时由蒋毕恭毕敬地站在背后，替叶端茶送烟，侍候客人。叶也以对待学徒的态度对蒋，使唤蒋时就叫他“阿瑞”（蒋的乳名）。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时，叶慷慨地赠送300元旅费。由此，蒋把叶看成是自己的恩师。蒋发迹后，只要叶有所求，蒋莫不满足。1927年秋，蒋到日本向宋母请求恩准自己与宋美龄的婚事，还特地带了叶的女婿李叔明同行。对蒋叶关系知之颇深的李叔明向人介绍说：凡遇蒋咆哮如雷、大发脾气时，只要他丈人一到，蒋的脸色立变，不论叶讲什么话，蒋总是和颜悦色地顺从。据说，最初蒋曾考虑由叶接替宋子文的财政部长，叶知难而退向蒋表示：“我只会经商，不会做官。”以后，叶出任有蒋介石“私人银行”之称的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再兼任负责购买军火业务的中央信托局局长职务。这两个职务都是非蒋的亲信莫属的，由此可知蒋叶之间的关系了。这些方面，外人往往是若明若暗的，但张群是蒋身边的亲信总管，当然知之颇深。

叶琢堂虽非政学系分子，但是他与政学系的一些头面人物关系很好，原因就在于他作为浙江财阀中的老牌人物与作为北方财阀中的老牌人物吴鼎昌之间，在语言和感情上更容易沟通。而宋蔼龄完全不讲传统的交易规则和道义信誉暗中组织“三不公司”，一味只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和黑吃黑的手段在交易市场上兴风作浪，大小统吃，无情地扫荡江浙财阀的财富，早已引起叶的不满。加之，叶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中央信托局局长，也本已对宋蔼龄弄权作势、处处掣肘感到愤恨。因而，叶对于吴鼎昌所求竟一口答应，当即带上李叔明赶到庐山牯岭，着人通报要求见蒋。这时，上海棉纱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看到这场风潮已闹到蒋介石那里，怕脱不了干系，也主动赶到庐山听候蒋的处理。

叶琢堂到达庐山牯岭的第二天，蒋即以盛宴款待。席间，叶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分钟，蒋果然允其所求，当即着人通知下去吴鼎昌不必赶到庐山听训，听候处理，并安心做他的经济部长。于是，宋蔼龄和吴鼎昌打了个平手不分胜负，皆大欢喜。只苦了那些深受上海棉纱交易案之害的平民百姓和正直的商人，他们被坑被骗却无处伸冤，无处出气，做足了冤大头。

宋蔼龄的一击，虽由叶琢堂出山救驾被挡了回去，但到底把吴鼎昌吓出了一身冷汗。自此，吴氏始知宋蔼龄仍是劲敌，不可轻易去挑战，于是宋、吴之间到底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当然，叶能帮忙吴氏，不独当年有恩于蒋，而且他在主持农民银行工作期间对蒋帮助甚大，可以说是掌握了蒋在财政经费上的全部黑幕。有了这一张王牌，即使是无冕女王宋蔼龄，也未必是他的对手。由此可见，叶的道行之深，宋蔼龄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在30年代的民国政坛上，能够像吴鼎昌这样敢与宋蔼龄真刀真枪地较量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吴虽有政学系做背景并且搬出叶琢堂做救兵才免遭覆辙，其他要与宋蔼龄为敌其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对付这些政敌，宋蔼龄也无须车途劳碌亲上庐山牯岭向蒋告状，只需一个电话打给小妹美龄，一切问题也就可以摆平了。当时，宋蔼龄将徐继庄从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的宝座上赶下来就是一例。

徐继庄在金融界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20多岁的年纪就当过外交部的科长、江海关二五附加税处处长、国民军总司令部经理科科长、国民革命军上校。1928年，徐继庄进入宋子文初创的中央银行，任中央银行蚌埠支行经理。当时，中央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所谓分支机构只有南京的一个分行，蚌埠、徐州的两个支行。蚌、徐两个支行经理被称为宋子文总裁的哼哈二将，由此可见徐继庄在宋子文面前的地位了。但是，如果人们了解徐继庄的出身经历，也就不足奇了。

徐继庄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塾师徐青甫，干父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外交部部长黄郛，世伯是江海关监督俞飞鹏，叔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徐桴。有这样多的光华闪烁的大佬们做背景，无怪乎徐继庄能够少年得志了。徐继庄在蚌埠支行过渡了一段时间，又很快在蒋主席的暗示下，由宋总裁提携升任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副理，济南分行、汉口分行经理。特别是汉口，当时既是蒋的汉口行营所在地又是中央银行钞票的主要平汇地，其地位相当重要，非蒋放心的人是不能出任的。

大凡少年得志的人，大概都要有一个共同的毛病，这就是都要有点自负和清高的样子。徐继庄不能免俗，亦复如此。1933年，在宋蔼龄的照拂下，宋子文下台，孔祥熙上台。这本是蒋介石的家事，外人是不足道的。但是，徐继庄似乎跟宋子文干久了，对孔庸之之“庸”很有点瞧不起，并且学着宋子文的口吻对孔进行品评：“他能干什么？”于是，别人都转舵了，他却显得颇有正义感，也颇有点骨气的样子，齿于与孔同流合污。他甚至雄心勃勃地要去挖孔的墙脚，这无疑引起了孔宋夫妇的不快。但是，这段时间里，孔与徐之间的冲突不多，宋蔼龄还能以静观的态度加以忍耐。事态发展的契机是在1934年的夏天。因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总经理郭外峰病死，经黄郛推荐徐继庄得以抢到这个职位，并由蒋介石在庐山亲自召见垂询，给以嘉勉。

四省农民银行成立于1933年4月，资本额250万元，以特税（鸦片税）拨充，一时有鸦片银行之称。该行业务活动十分特殊。当时，蒋在江西剿共各方面用钱无度，单靠财政部与中央银行支应远远不够，而且远水不解近火。于是，蒋把禁烟的鸦片税抓在自己手中，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均不能过问全部归四省农民银行，与中央、中国、交通银行没有关系。每年收入的鸦片税达两三千万之巨，全部在蒋的支配下化为乌有。支出的项目，据说主要是对各省军阀的补偿、私人应酬、弥补剿共经费不足部分、特务经费额外津贴部分等。说四省农民银行是蒋的私人银行即由此而来。

四省农民银行总经理郭外峰，宁波人，在日本开过豆腐铺子。蒋在日本时得过他的好处，后来蒋回国到上海交易所混世界，郭又是他的密友。有这几层关系，蒋才能放心地把四省农行交给他掌握。郭死后，由徐继庄继任。可见，在这段时间里，蒋也是把徐继庄作为自己人看待的。

徐继庄进入四省农行后，立即实施他雄心勃勃的倒孔计划，并且干得有声有色，使本就不睦的孔、徐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以致宋蔼龄在幕后再也不能稳坐钓鱼台视而不救了。

徐对孔的攻势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更改行名。徐上台不到三个月，就把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这当然是经过蒋批准的。但是，按照程序应先财政部批复备案。然而徐不等财部批复，就先行指令各地改称了，这样有恃无恐、咄咄逼人的态度使孔十分难堪。

第二，拼命扩大地盘。中国农民银行挂牌后，徐不甘心坐困四省之地，很快在上海、南京、太原、重庆、兰州等地都开了分行。一下子农行机构之多，反倒跑到中央银行前面去了。这当然也是让孔极难堪的事。

第三，农民银行原先的业务是做鸦片烟押款。徐觉得这个业务太不体面，改与中央银行争军队存款业务。这使中央银行的一班官僚们开始愤愤然了。

第四，增发大钞。中国农民银行过去只发一元券和角券，本重利薄。徐得蒋的点头，增发五元券、十元券，使孔大伤脑筋。徐赴农行上任带去的是中央银行的人马，这些人科班出身，抢发票子的一套相当熟悉，也很有成绩。各地的中央银行经理看到农民银行的人都很头痛。于是，他们纷纷在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与徐继庄之间不断增加矛盾，扩大裂痕，以便撺掇宋蔼龄把徐继庄赶走。

第五，拒绝回佣。徐继庄定印一批五元、十元券，外国钞票公司照例附给他4000元美金的一张支票，算是佣金。徐不但当即退回，还复信说，他是从来不知道要回佣的。洋人觉得十分开心，也回一函，表示千恩万谢，非常恭敬他。徐得意之余，为此给各分行经理发了一次通函，并把洋人颂扬他的那封信附上，以示证明。徐继庄此举，无疑是对孔、宋夫妇的挑战。在当时，中央银行印钞票的回佣，界线划得很清，什么公司的回佣归发行局，什么公司的回佣归总裁室，什么公司的回佣又归宋蔼龄，还有国内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大业印刷厂等承印的角券也都是照此办理。徐继庄这一举动，不独孔的左右骂他是沽名钓誉、利权外溢，孔祥熙、宋蔼龄更认为他是有意揭自己的疮疤，给孔门难堪借以抬高自己。

第六，拒绝移交法币准备金。改革币制时，孔祥熙宣布：只有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发行的票子是法币，其他银行发行钞票的准备金全部移交中央银行。这本是孔宋夫妇对徐继庄猛击的一拳。但徐继庄并不示弱，他打电报给各地分行拒绝移交，并且电报的措词非常严厉。结果中央银行没有收到农民银行的一块铜板，而且从农民银行传出消息说此举是经蒋介石点的头。

第七，拒绝财部借款。一次，财政部电商农行商借100万元。所谓商借，不过是一种官方的文书语言，没有哪一家银行是敢抗拒不借的。但是，徐继庄敢，他偏不识相，居然给孔复电说：“歉难照办。”财政部秘书们接到这个电报后，故意压下，专等孔氏不顺心时递上去。当天的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会上，孔看了电文后，怒不可遏，掷笔于地。他连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这个董事长、财政部长还能当得下去么？”后来，中央银行为此事责询徐继庄，徐竟轻松地说：银行经理对财政当局婉却借款，民国以来，成例甚多，这又算什么呢？孔对此无话可说。

第八，制造和传播孔门笑料。孔家有个奶妈的儿子不识字，由宋蔼龄发话给官邸秘书处录用为办事员。秘书处依成例签叙办事员的最高薪水是月薪240元。孔祥熙阅后，一面提笔一面连说：“糊涂！糊涂！哪能给这么多。”于是，批了一个230元，减去了十元。徐继庄听到后，也就眉飞色舞地到处宣传。孔祥熙和宋蔼龄知道此事，极为愤恨，去徐之心越发坚决。

第九，参奏孔祥熙的劣行。徐以农行总经理的身份见蒋的机会是很多的。他的得意之作，是利用蒋孔之间的龃龉寻机在蒋的面前告发孔祥熙的种种劣行劣德。一次，徐在庐山牯岭见蒋时，乘机将孔祥熙的丑事儿全部抖搂出来。孔到庐山见蒋，蒋竟然不等见面就飞离庐山，这在孔是从来没有过的。孔大失了面子，不得不称病赴杭州休养，颇有倦勤之意。徐得意之余，竟告诫大家要廉洁，俨然以未来的财政部长自居了。

面对徐继庄咄咄逼人的进攻，孔自感阵脚大乱。不得不催促宋蔼龄早谋善策，以拔掉这颗眼中钉、肉中刺。其实，宋蔼龄何尝不想如此。只是她经过冷静分析：徐继庄正是得宠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劣迹暴露出来作为他人的把柄，因此不宜下手过早。不过，宋蔼龄始终躲在暗中观察，待机出击。

机会终于出现了。1937年，币制改革虽已完成，但由于外汇储备不足，汇价并不稳定。为此，蒋有意叫孔祥熙利用赴英贺英王加冕典礼的机会，进一步活动向英借款。宋蔼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即制订出一个利用洋人之力压蒋去徐的策略。于是，孔祥熙告诉蒋介石，英国人提出：借款成功与否，要以去徐为先决条件。因为徐继庄是破坏法币政策的元凶。在这同时，宋蔼龄又雇人写了一篇文章送到一份美国杂志上刊登。一天，蒋介石携宋美龄住在杭州湖滨别墅里，黄昏过后宋美龄在床上看这份预先备好的美国杂志，突然一惊一乍地说，她发现这篇杂志上有一篇谈中国法币前途的文章。当时蒋正为此事弄得心神不宁，听到宋美龄一说，果然中计，当即要宋美龄讲给他听听看看外国人有什么高见。宋美龄其实都可以把这篇文章背下来。于是，她告诉蒋，外国人说法币政策最终能否成功要看中国农民银行能否停止发行权，要看徐继庄这类总经理能否换掉等等。蒋听完后，为之动容。深悔孔祥熙当初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没有引起重视。更自责徐继庄其人在外国人心目中观感如此之坏，而自己竟一点也没有察觉。由此，蒋作出了去徐的决定。

蒋回到南京后，当即令侍从室打电话通知徐继庄，说是要传见。徐兴致勃勃地从汉口赶回见蒋不想吃了一个闭门羹，蒋传话回行听命，徐当即目瞪口呆。不久，徐继庄被蒋一纸手令，交卸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一职。徐到了这步境地，宋蔼龄仍然不肯放过。她要孔对蒋说：“徐继庄很好，我要用。”于是，孔发布徐为中央银行发行局副局长。徐自知中央银行早已成了孔宋夫妇的虎狼之窝，视之畏途，哪里还敢“赴汤蹈火”，结果依靠世伯交通部长俞飞鹏的疏通，才由交通部发布为邮汇总局副局长，总算逃脱了孔宋夫妇的“追捕”。徐继庄经此一击，从此一蹶不振。1948年，他在邮汇总局局长任上又因亏空公款甚巨潜逃香港，蒋亲下手令通缉。

三姐妹的“统一战线”

自币制改革完成后，孔祥熙在南京政府的地位迅速上升。西安事变发生，孔受命代理行政院长，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一定作用，更加得到蒋的信任。1937年4月，孔祥熙携宋蔼龄及长女孔令仪、次子孔令杰赴英伦三岛参加英王加冕典礼，随后孔氏又赴法、德、比、捷、意、美等国开展外交，洽谈借款与购买军火活动。孔此次的西方之行备受国际瞩目，在国内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所有这些，都为他在日后政治上的进一步蹿升创造了条件。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国家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1938年1月，蒋介石以“身为最高统帅”、“前线战事紧急”为由请辞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随即根据蒋的提议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1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就职，他从此达到一生的顶峰阶段。

孔祥熙荣升行政院长后，夫贵妻荣，宋蔼龄的权势更大。但是，由于受抗战大潮的影响，她在这段时间里也主动参加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公益事业，并参加了一些战时妇女活动。抗战初期，她身为国民党重庆政府行政院长的夫人，出于动员妇女界参加抗战的需要不得不撩开神秘的面纱，公开出席一些礼宾、社交或公益活动，从而频频露面在公众场合。宋蔼龄参加政治或公众活动时留下的照片，大都是在这个时期拍摄的。宋蔼龄第一次成为新闻舆论界从正面进行追踪和宣传报道的热点。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宋氏三姐妹自辛亥革命以来始终是大众传播媒介追踪的热点。但是，三姐妹对新闻媒介的宣传报道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宋庆龄为了宣传阐述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维护和贯彻他的革命理想，她可以在任何险恶的环境或场合下出现在新闻界或公众舆论面前，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回答人们的问题和疑问，表达她与恶势力决不妥协坚决抗争到底的决心。否则，她总是能轻而易举地避开所有新闻记者的采访，保持缄默。宋美龄是三姐妹中曝光频率最高的家族成员，也最善于和新闻记者打交道。她注意抓住各种机会在报刊上撰写文章，在广播上发表演讲，在记者面前回答问题。这一切，她都是做得那么得体、老练、从容不迫，应付自如。

至于宋蔼龄则是新闻记者感到最难抓住也是最难合作的宋氏家族成员。她从未想到要接见记者，更从未想到过要在广播上发表演讲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她对这些有一种天生的冷漠感。她喜欢藏而不露，在幕后操纵。为此，她可以干得非常出色，也极为熟练。她的最大兴趣，是在幕后观看自己创作的“剧本”如何在“舞台”上有声有色地演出。总之，她一生中只习惯于安排和指挥别人。现在，要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按照别人的思路去回答那些比法官还要苛刻的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她会显得紧张、窘迫以至战栗和恐惧。宋蔼龄恐惧和敌视新闻记者的根本原因：一是源自她的市侩型的人生哲学。她认为只有权力只有实际利益才最重要，其他方面都没有巴结逢迎的必要；二是源自她一生中所从事的活动大多是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的行为，从她的内心来说，也始终有一种做贼的感觉。新闻舆论的曝光，将会使这种负面效应更加扩张，也使她的这种做贼的感觉更加浓烈。久而久之，她的这种恐惧和敌视变成了一种神经质，但凡一听说是新闻记者找上门来，避之犹恐不及。在抗战初期，一位美国记者出于宣传宋氏家族对于抗战态度的需要，费尽心机终于说服宋蔼龄对妇女参加抗战问题发表谈话，并同时刊登她的一幅“玉照”。然而，就在临刊出前夕，她彻底丧失信心坚决要求撤回她的谈话记录和照片。这位美国记者为此目瞪口呆，新闻舆论界对于她的这种恐惧态度百思不得其解。物以稀为贵，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在新闻传播媒介面前的价位也是越高的。由此，宋蔼龄的新闻价值一时间竟超过了她的两个先后位于中国“第一夫人”的妹妹。

然而，战争既然能改变世界，当然也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对于宋蔼龄来说，亦复如此。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宋蔼龄正住在上海。国家民族的存亡使她第一次开始注意到这个世界上竟还有比炒股与投机发财更重要的事情。严重的战争形势也使她无暇顾及新闻媒介及公众对自己的说长道短，她开始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象牙塔，频繁地出入西爱咸斯路的寓所来到租界难民营、医院或学校进行视察。战争的悲惨状况使她感到震惊，她在自己重门深锁的深宫后院里，在自己那纸醉金迷的豪门生活中，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竟还有这样惨不忍睹的生活。她由心灵的震颤而开始奋起。于是，她及时组织人们把粮食运送到濒于饥饿状态的难民营内；她自己花钱购买了3辆救护车和37辆军用卡车送给医院与红十字会；她为航空部队购买了20多辆军用卡车用于运送机械和驾驶员，并订做了500套皮衣赠予空军飞行员。宋蔼龄预见到汽油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当她把8辆满载汽油的车辆开到松江前线时，早已对汽油望眼欲穿的战场指挥官们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出于一个女人的主意。当然，所有这些捐助的金钱实物，对于宋蔼龄已经拥有的财富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如果考虑到宋蔼龄的一贯个性，她如果能从相当于阿里巴巴发现的那样巨大的个人金库中拿出一个铜板来捐给公众，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进步。

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伤员大量增加。为此，全国成立了“伤兵之友总社”，由孔祥熙担任理事长，宋蔼龄以理事身份加入工作，实际上她才是真正的理事长。上海沦陷后，宋蔼龄迁居香港，又兼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会长。担任这种民间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对于宋蔼龄来说，如果不是唯一的一次，那么也是很少有的一次。

宋蔼龄即使是在帮助伤病员方面，她要求“伤兵之友总社”的各级组织必须保证每个伤员出院或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服，一包食品和一些零花钱。这对于那些本来一无所有的伤员来说，比从国民党官僚们那里得到许多空洞廉价的理论和口号实惠多了。不久，宋蔼龄参与发起和组织征集伤兵之友活动。这项活动于1940年4月结束，至时，全国共有伤友70万人，捐款133万余元。

战争给一个民族造成的最深也是最难愈合的创伤，是导致无数儿童丧失亲人并把他们驱赶走上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道路。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为此筹设战时儿童保育会，宋蔼龄一方面认领了100名战时难童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亲自创办全国儿童福利会，动员各界捐款解决儿童福利，并出资购买礼品赠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

宋蔼龄在战争初期参加的这些公益活动，虽然一方面是出于作为宋氏家族成员对抗战所应该表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夫人的应景活动。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民族战争对她所具有的感召作用。同时，她的这些活动归根到底对支援民族抗战是有益的。

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左起）行进在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的重庆街头

 

如果说宋蔼龄一生中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那么她出席政治性的公众集会就更少了。宋蔼龄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可能也是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是庐山妇女座谈会。1938年5月20日至25日，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及无党派的妇女领袖、妇女工作者40余人在江西庐山举行座谈会，目的是为了广泛地动员全国妇女参战。出席会议的既有中共著名的妇女领袖邓颖超，也有救国会方面的著名妇女活动家史良等人，宋蔼龄以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身份出现。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成立了一个妇女指导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虽然是妇女指导委员会，但是她们在政治上的斗争与男人们毫不逊色。实际上，她们中不少人都是在代表各自男人的政治观念在讲话。斗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她们每年为三八节的宣传口号问题都要发生严重的争执。然而，毕竟不失为女人，因为男人们当时尚没有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她们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最早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之一。无论是来自国民党、共产党或是来自无党派的妇女领袖们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参加对会议内容的讨论。男人们对女人们的这种宽容精神感到艳羡和嫉妒。

宋蔼龄以宋氏家族大姐和行政院长夫人的身份，在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活动中，其言行无疑备受各方瞩目。但宋蔼龄的人情练达之处正在于此。她始终在政治上保持一种低姿态，与各党各派的妇女代表融洽相处，并且与史良等妇女领袖成为好朋友，这对当时形成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起到了有益的促进作用。

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在重庆参加“献机爱国运动”的情景

 

但是，宋蔼龄真正的惊人举措是发生在1940年。这一年，自大革命以来势同水火的宋氏三姐妹，居然达成了“统一战线”。

上海沦陷后，宋蔼龄、宋庆龄先后撤往香港。1940年初，宋美龄出于健康原因也来到香港暂时疗养。本来，民族战争已经给政见不同的三姐妹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而宋美龄到来恰又为她们提供了重温当年在马克谛耶女子学校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共同生活时的姐妹亲情的机会。宋蔼龄以大姐的身份，先把美龄接到自己的住宅里一起生活。接着，她又与美龄一起邀请庆龄一同搬来居住。接下来的日子，确实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她们都第一次丢开了原先披在身上的沉重“政治铠甲”，轻松愉快地尽情享受姐妹亲情给她们带来的温馨和欢乐。她们不再谈政治分歧，不再谈国共两党的斗争，不再谈谁是孙中山的叛徒而谁又是苏俄的应声虫。她们只在一起闲话家常，一起下厨房烹调，一起试穿彼此的衣服，相互开着轻松幽默的玩笑，说着外人不得而知的生活趣事。为了使这样愉快的生活不致遽然中断，美龄坚决邀请大姐与二姐一同和她回重庆生活一段时间，美龄还为蔼龄买了两条裤子，她坚持要大姐将来回重庆时穿着它以便适应重庆的气候。

可是，这种宁静的生活再也难以为继。原因是在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并标榜是“还都典礼”，以便向重庆的国民党政权的正统性进行挑战。这对于当时一部分中间人士和悲观论者的抗战信心来说，的确是重重的一击。与此同时，日本的报刊电台抓住宋氏三姐妹相聚在香港一事大做文章，宣传宋氏家族正在抛弃中国这艘沉船，带着装满成箱成袋的金银细软和国宝潜逃，以便到一个中立国家或地区过享乐生活。

无论如何三姐妹不能沉默下去了，她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表示她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表示她们与重庆政府站在一起，表示宋氏家族在抗战问题上的一致意见。于是，她们破天荒地选择了一种方式，以三姐妹共同出现在公众舆论面前的办法来表达她们的明确态度。我们弄不清这个主意是谁最先想出来的，也许是孙夫人，也许是孔夫人，当然最有可能提出这个办法的当然是蒋夫人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姐妹在分道扬镳了十年后，终于第一次走在一起了，在这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足以让世界上所有知道宋氏家族的人大吃一惊。

在实施这个计划时，宋蔼龄把她们的朋友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宋美龄传》等书的作者）请来，兴奋地对她说：“我的两个妹妹说服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准备今夜去香港饭店共进晚餐，我想这次聚会是值得一看的。”

三姐妹在公开场合共进晚餐的消息，瞬息之间成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埃米莉·哈恩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她们靠墙坐着，注视着香港所有的名流、英国洋行的经理和官员、漂亮的英国女郎以及几个中国富翁偕其夫人在那里又吃又喝又跳舞。”

“消息很快传开，顷刻间舞厅看来有点像温布尔登的人群一样拥挤，一对对舞伴沿着长桌翩翩起舞，他们的头转来转去，好像猫头鹰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一双双眼睛按英国礼貌所允许的限度紧紧地盯着她们。千真万确！宋氏姐妹在那里，全都在那里；举止文静而衣着华丽的孔夫人，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蒋夫人，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孙夫人。”三姐妹的出现，甚至连一些新闻记者目睹之后也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相信她们俩在那里”，一位记者断言：“我不相信孙夫人在那里。她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同其他两个人一起光临这个大英帝国的前哨阵地。”的确，宋氏三姐妹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种场合出现过，十年来，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她们聚在一起。她们在安静地用餐，一如平常，不慌不忙，气质高雅而超凡脱俗。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几乎让新闻界目不暇接了。

香港大饭店的那次轰动之夜后，宋蔼龄与宋庆龄决定共同接受美龄的邀请，赴重庆一行。她们此举之目的，是进一步向世界展示宋氏三姐妹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捐弃前嫌，坚定地与国家、民族站在一起的决心。

3月31日（汪伪的南京政府登台演戏的第二天），宋蔼龄率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第一夫人乘坐中国民航专机DC.3号联袂到渝，成为陪都重庆的新闻热点。一时间各大报纸争相追踪，《新华日报》也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对第一次来到重庆的孔夫人宋蔼龄，也表示致敬慰问。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成了举国盛事。

从4月3日开始，宋蔼龄率庆龄、美龄频繁地参观重庆及成都两地的孤儿院、医院、防空洞、工厂、学校、机关。在这些社会活动中，宋氏三姐妹身边照例簇拥着一大群新闻记者，每天对她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进行详细的跟踪报道，以满足人们对她们的好奇与景仰，许多人则千方百计地一睹三姐妹的风采。在4月份的整个月里，公众传媒对三姐妹生活行止的报道，要比过去几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特别是宋蔼龄，现在一下子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像一件新潮商品那样接受人们的评头论足。面对全世界的新闻舆论，她不但要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精神状况，处处表现得得体、大方、自然、熟练，在仪表方面要典雅大度、雍容华贵以显示自己的高贵气质；更重要的是，自己作为大阿姐在三姐妹中处于帅位，扮演着主要角色。对新闻记者和公众的突然提问和突发事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她一方面要从容不迫，神情自若，显得很有风度；另一方面又要小心谨慎，妥为应付，以避免出现政治上的麻烦。实际上，宋蔼龄在这方面极少有过训练和锻炼的机会，比起她的两位当过第一夫人的妹妹来说无疑要逊色多了。从当时留下的大量新闻照片中，人们不难看到三姐妹在公众面前的不同神情。一般来说，庆龄的神情自然、质朴、安详、恬静，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美；美龄的神情愉快、满足、高傲、自负，有一种洋洋自得的神气；至于蔼龄，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紧张、严肃、冷漠、自尊，有时甚至是一种装腔作势的矜持。尽管宋蔼龄的重庆之行，在心理调整方面，她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她的所得远远超出了她的所出。她是重庆之行的最大受益者。从宋庆龄来说，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历来如此。重庆之行，只是她的一贯态度罢了。至于宋美龄，她以蒋夫人的身份从事这样的应景活动，亦属正常姿态。而宋蔼龄则不一样了，在这之前她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是一位弄权作势、垂帘干政、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贪婪、奸诈的形象，无疑重庆之行对改善她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宋氏三姐妹在战时陪都重庆

 

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视察孤儿院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视察保育院（一）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视察保育院（二）

 

4月8日，宋蔼龄以“伤兵之友总社”理事的名义向两位妹妹发出参观伤兵之友总社医院——重庆陆军第五医院的邀请，庆龄、美龄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一天，三姐妹在慰劳伤兵时表现出的那种关切之情，竟使许多伤兵感动得涕泪横流。

重庆陆军第五医院坐落在嘉陵江北岸相国寺。三姐妹在医院院长和科主任的引导下，来到三号病房第一张病床前。她们听取了主治大夫介绍伤员伤势及治疗情况后，宋美龄温存地拍了拍这个伤员的肩膀对他的勇敢表现表示鼓励。她们来到另一个病床前，这是一个老兵，因腹部伤重不愈刚刚死去。宋庆龄听完介绍后，双眼溢出悲痛的泪花，将手中捧着的一束鲜花放在老兵的床头柜上以表达自己的崇敬、哀悼之情，然后又亲手拉起白布单盖在死者面部。同室的伤病员们见此情此景，一个个都按捺不住激动的情感，当场抽泣起来。宋蔼龄在妹妹的感染下，当即摘下白丝手套挨个与躺在床上的重伤员握手。这一举动完全超出了事先安排的视察内容。在她说来，也的确是需要勇气的。宋蔼龄还以“伤兵之友总社”理事的名义，从随行人员手中接过一袋袋慰劳品轻轻地放在这些伤病员的床上，温情地说一些慰问或鼓励的话语。伤病员们从三位夫人的接触中感受到一种不能忘怀的幸福与荣耀。

从病房出来，蔼龄与庆龄、美龄一起来到手术室，视察手术情况。蔼龄不时深情地关照医生说：“轻些，再轻些！”离开手术室，宋蔼龄显得十分大度豁达地对院长和医生们说：“你们要多给他们输血，多用点好药，钱由我付。”宋蔼龄的这些活动，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宣传报道，通过街谈巷议的极度夸张渲染，使她昔日的贪婪、势利、冷漠、自负的形象一下子在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位乐善好施、充满人情味的高贵女性。

宋蔼龄一生中极少与底层人接触，也极少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在她的记忆中，甚至不知道饥寒交迫为何物。她所受的痛苦，除了在旧金山港口的那次不得入境的遭遇外，也就是在证券或棉纱交易市场上居然有人敢和她作对，不让她发财了。这一次的重庆之行，对于她来说多少是一个突破，使她从生活的另一个层面看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情景。其惨痛之状，连她也感到实在说不过去。她在视察防空设施时，看到那些负责建造和管理民用防空洞的官方人员中渎职与草菅人命的官僚作风，居然也忍耐不住地大发贵夫人的脾气，严厉地责骂他们说：“应该把你们这帮人关在这种洞子里。”在随后视察成都的几天之行中，宋蔼龄与两个妹妹甚至经历了四次空袭，并且与普通人一样被人流堵在大街上动弹不得，晚上则住在当地简陋的旅社里挨臭虫咬，被蚊子叮。夜里睡不好觉，白天还要精力充沛、马不停蹄地视察各种公益机关。一位外国记者认为：正是在宋氏三姐妹的成都之行后，他才开始欣赏这几位女人。在中国旅行，住住小旅馆是习以为常的事，臭虫和飞机声都没有什么，但是绝难想象像孔夫人那样的人也能对此怡然自得。娇生惯养的她们，此时都显得很坚强。在成都的一次空袭中，她们不顾旅途劳累微笑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精力过人。连我们之中最强壮的人都不太吃得消空袭，她们却好像没事一样。这个外国记者的感想说明，宋氏三姐妹的重庆、成都之行，不但改变了许多中国人对宋氏家族的一贯看法，也改变了一些外国人对宋氏家族的看法。当然，宋庆龄是个例外。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陆军第五医院慰问伤员

 

宋蔼龄在重庆之行中最惊人的变化，是与庆龄、美龄一起于4月18日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之邀向美国听众发表广播演讲。那天凌晨，日机突袭重庆，电台工作人员都以为宋蔼龄一定不会来了。然而在7时半，宋蔼龄却冒着被空袭的危险准时乘车来到中央广播电台。这使电台人员大为感动。宋蔼龄在演讲中用充满感激之情的口吻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敌行为，强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抗战的信念。宋蔼龄还回忆起自己在美国生活学习期间而留下的美好感情，呼吁美国人民继续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支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等等。蔼龄第一个讲完后，庆龄、美龄分别对美国人民进行了讲演。引人注目的是，庆龄的讲话最为简短，其中却用一半的时间赞扬了她的大姐宋蔼龄。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大概是源于宋蔼龄自抗战以来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与介入，连庆龄也受到感动。三姐妹的广播演讲，在美国人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虽然庆龄与美龄都有演说的实践和长才，但是，对于蔼龄来说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她过去本就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演说机会就更是绝少了。至于在广播电台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她所熟悉的美国人民发表长篇演讲，那是连想也没有想过的。

宋氏三姐妹用英语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

 

宋氏三姐妹的“统一战线”的确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重要的反响，它对鼓舞人民的抗战热情具有重要影响。即使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也不能认为宋蔼龄在抗战初期的这些活动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或应景举动。我们不妨从宋蔼龄以下的一段讲话中了解她当时的一部分心态。

4月7日下午，宋蔼龄应邀出席宋美龄于私邸草坪举行的一次在渝妇女各界茶宴。宋蔼龄即席讲话。她说：“能够认识大家是很兴奋的事情。我虽然在国外，心却一直记挂着国内。我希望全国姊妹们继续努力工作和彻底合作，因为只有合作，才能得到真正的团结！我在这里答应各位姊妹，我们要以忠诚来贡献祖国，这只是为了一个可以在短时期内达到的目的——造成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应当说，宋蔼龄的这个讲话多少流露了她当时的一些内心感情。她在抗战初期能够积极参加抗战活动，所做过的一些有益于祖国、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应当得到客观评价。

宋氏三姐妹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活动后离开

 

河东狮吼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个家族能够像宋氏家族那样，对中国的政坛和政治产生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一部宋氏家族分分合合的历史，其实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历史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氏家族内部关系的变化，也就是中国政治气候及国共关系变化的风向标。因此，在风云际合数十年的中国现代史上，宋氏家族内部几乎从来没有平静过，也几乎没有能在哪一个重大事情上形成过一致意见。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是个例外，这就是在抗战初期开展的“工合事业”。这一活动得到了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包括宋子文在内的所有宋氏家族成员的一致支持。宋蔼龄甚至以她对孔祥熙的控制力，发挥了重要的开创作用。如果一定要说宋蔼龄在垂帘干政中曾经起过什么积极作用的话，这也许可以算是唯一的一次。

“工合”事业起源于1937年，它的全称叫“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一年的11月，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事业的国际友人斯诺夫妇与路易·艾黎在上海目睹许多工厂在战争中受到的严重破坏，沿海工业区逐步沦陷，后方工业品奇缺，由此他们萌生了“在非敌占区发起一个建立一连串的小工业合作社的想法”。于是，他们起草了一个方案，印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散发，并得到上海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参加的“星一聚餐会”的响应，该会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救国组织。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选时任上海工部局工业科长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召集人，邀请一些专家拟定了一份在全国范围内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计划，目标是使千百万人得到新的工作，并尽快使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

中国“工合”运动发起后，发起者和组织者都认为：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运动固然要保持自己的群众性和民主性，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包括蒋介石、孔祥熙在内的国民党官方巨头的有力支持，也是绝对行不通的。为此，他们经过研究，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由路易·艾黎和斯诺立即把“工合”计划送给宋庆龄。他们认为宋庆龄是宋氏家族中的民主派和革命派，通过她的支持，一方面可以扩大这一计划在国内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步影响宋氏家族其他成员，并进而影响蒋介石、孔祥熙等人的态度。果然，宋庆龄很快为“工合”运动的设想“深受感动”，并对此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宋子文也很快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他还以个人身份答应给实施这一计划以财政上的援助。宋子文还以权威人士及内幕知情人的身份帮助出点子说，可以通过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两人去做蒋介石的工作，以便“最好取得蒋介石的正式同意”，如果得到政府正式的批准文件，就易于得到更多的同盟军的协力。

其次，斯诺等人又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约翰·亚历山大争取英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的支持，这位大使详细听取了“工合”计划的目标和内容，并决定亲自到汉口去呈送及说服蒋介石与孔祥熙接受和批准这一计划。

另外，由艾黎·路易及斯诺派人携带计划去汉口，当面向行政院长孔祥熙汇报，以便让孔祥熙能够深入了解“工合”的实质内容与推进的方法步骤，从而能得到孔的理解和支持。

“工合”计划初期似乎进展很顺利。宋庆龄是宋氏家族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合”事业的，宋子文是第二个。受宋庆龄的影响宋美龄成了第三个，她对“工合”也表示赞许，并保证说服政府支持这一计划。这样，“工合”事业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们都非常高兴和庆幸，认为有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的先后加盟得到蒋介石与孔祥熙为代表的政府方面的支持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都令人出乎意料的冷淡。孔祥熙明确表示“不予考虑”，即使宋美龄站出来鼎力相助也未能使孔祥熙改变态度，“工合”切切实实地面临着胎死腹中的危险。宋美龄因未能兑现自己对“工合”发起者们发出的诺言，感到大失面子。为此，她气得大哭了一场。这时，英国驻华大使克尔爵士似乎也在蒋介石、孔祥熙面前碰了壁。于是，宋美龄、克尔爵士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这就是寻求宋蔼龄的援助。原因非常简单，能迫使孔改变态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宋蔼龄了。既然蒋介石对“工合”事业不热情，并且怀疑是共产党在暗中煽动和组织，此路显然不通，剩下来的办法也就只有寄希望于宋蔼龄了。而且孔祥熙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如果他能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方面的工作也就好做多了。

果然，宋蔼龄听了英国大使的建议和小妹美龄的“投诉”怒不可遏。她感到孔祥熙对宋氏家族太傲慢无礼，尤其是对小妹太残酷无情。出于对“工合”事业的构想感到很新奇和刺激，她决定对此事进行干预。她特地从香港赶到汉口，当面气势汹汹地责问孔祥熙：为什么要拒绝“工合”计划？仅此一声狮吼，就已经使孔祥熙作答嗫嚅。接下来是战线全面崩溃，孔不得不乖乖地听命改变主意，全力支持“工合”计划。于是，一度搁浅的“工合”出现了转机，孔祥熙在宋蔼龄的亲自督导下，态度异乎寻常地热情起来。他不但表示将由自己亲任“工合”理事长一职，而且接受英、美驻华大使的推荐由政府正式任命艾黎为中国“工合”的首席技术顾问。另外，孔还承诺由政府对“工合”提供行政经费和贷款500万元，作为“工合”的开发基金。孔祥熙如此前倨后恭180度的急转弯转得之快，足见河东狮吼的威力。

宋蔼龄是宋氏家族中介入“工合”事业的第四人，她的起步虽迟却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从现象上看，宋蔼龄能够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支持“工合”事业，是出之于对小妹的同情和对孔祥熙霸道作风的义愤，或许是出之于维护娘家人的权威惩戒一下孔祥熙对宋氏家族的傲慢无礼。其实，宋蔼龄绝不是一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她出于同情或义愤固然不错，但是，除此以外也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潜在心理因素，这就是宋蔼龄在听完了宋美龄等人对“工合”计划的详细介绍后发现“工合”与她早几年创办实验工厂的设想不谋而合，于是才有“河东狮吼”之举。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宋蔼龄是否读过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著述，但是以她的出身和经历对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尖锐矛盾和阶级对立，她似乎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她目睹早期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与工厂主的一次次罢工或怠工斗争，从维护资本家与工厂主的利益出发常常在考虑：为什么劳资双方不能共存？怎样才能协调资本家和劳工间的冲突？她当然并不奢望两者之间的对立能够完全消除，而只希望能使双方和谐共处。宋蔼龄比一些当政者高明之处，正在于她已经看到永远不可能通过立法行动或暴力镇压来达成这种平衡共存，因为立法或镇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造成社会不安。宋蔼龄认为，如果能创造一种形式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就能够消除劳资之间的对立，从而达成资本家与劳工阶级的和谐共处。为此，宋蔼龄经过冥思苦想和深思熟虑，提出了一套以创办实验工厂为核心内容的消除劳资对立的理论。

首先，宋蔼龄设想在城乡建立许多模范村，模范村中建立实验工厂、棉纺厂、学校、母亲训练中心、共有企业等，并提出要以自来水、电来帮助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次，宋蔼龄考虑在这些新式的企业中建立新的雇佣关系与新式利润分享制度。比如，可以将棉纺厂的股份作为工人的奖励，这样一些工作多年的老工人也可以成为工厂的股东之一。宋蔼龄自信地认为：“除非资本家自愿帮助劳工。资本家总是有门路可以影响立法，这是举世皆然的事实。我们的工厂将证明，公平的待遇方是长久之计。这样甚至可以防止罢工！”

宋蔼龄曾经尝试用她的这些计划去说服她的好友，并尽可能地促进实施。她说：“也许行不通，但值得一试，就算是小规模亦可。当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还可以尝试去解决别的问题。例如童工的雇佣并不是口头就可禁止的。雇佣童工固然不对，但如果不工作就要饿死的话，也就不能怪父母要送孩子去做工了。我们应该减轻其工作量，直至完全能消除为止。”

事实上，早在五年前当蒋介石、宋美龄在江西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宋蔼龄为了能使她的理论得到举世的肯定，经过与新生活运动的顾问薛柏德商议以后就开始搞了一个“农村重建运动”。她派遣了一批大学生利用放假期间，到内地去教导农民种植和经销粮食，在农村组织建立学校，帮助农民开展不同的健康活动等等。利用这一机会，宋蔼龄选择在陕西省的一些小城镇来推行她的建立模范村与实验工厂的计划。但是，事实很快证明这种乌托邦式的超阶级设想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以后随着西北地区内战的逐步升级，宋蔼龄不得不颇为惆怅地将模范村与实验工厂的计划搁置起来。

“工合”计划的出现，宋蔼龄顿感有了知音和新的实验机会。因此，宋蔼龄对“工合”计划感兴趣的不是怎样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生产支持抗战，而是认为可以再度将她的乌托邦理论付诸实施，从而证明她的模范村与实验工厂的设想是绝好的计划。当然，推行“工合”还让宋蔼龄存着一点小小的私心，她对孔祥熙说，如果将“工合”能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那么既可以让“工合”事业的生产方式能够采取一种让孔氏家族的私人银行进行剥削的经营活动，又可以从政府的拨款中得到数量可观的回扣，还可以通过领导“工合”在国内政治斗争及国际影响方面积累政治资本。

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孔祥熙按照宋蔼龄的旨意亲任理事长。经孔提议，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20名理事中，分别有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救国会等民主党派方面的代表，实际工作则由技术顾问路易·艾黎、总干事刘广沛、组织组长卢广绵等进步人士主持。同时，宋子文、宋庆龄在香港都表示要尽其所能地支持“工合”事业。宋美龄认为自己的名誉理事长仅是个总顾问的职务加之社会活动繁忙精力难以专一，她希望并劝说宋蔼龄进入“工合”总会出任理事及主任一职，担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宋蔼龄虽然从心理上并不反对出任该职，并认为自己一定能有所作为。但是，她经过反复考虑后认为一旦负起实责后将会束缚自己的行动，加之她不愿意抛头露面的天性，最终还是推脱了理事与主任的职务情愿挂个顾问的虚衔，继续发挥她幕后策划的作用。

“工合”总会成立后，宋蔼龄以顾问的身份对“工合”的各项工作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她亲自找艾黎详细讨论“工合”发展计划的现实性，仔细研究如何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宋蔼龄还决定在“工合”运动的众多生产部门中进行投资，出于受其父宋耀如当年热衷于投资和经营丝绸印染业不幸夭折的影响，宋蔼龄对纺织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由此投资建立了一座小型纺织企业以便实现父亲当年的遗愿。

在宋氏三姐妹的支持与推动下，经过“工合”及各级组织的努力工作，工业合作社很快在广大的非沦陷区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工合”数量达数千家以上，生产种类有纺织、服装、鞋帽、日用百货、食品加工、文具、印刷、医药、化工、五金、机械、采矿、交通等50多种。它们不但安置了千千万万个难民，而且生产了大量军需与民用品，对安定后方、支援前线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工合”的最大困难还是经费问题。孔祥熙应允的500万元政府贷款因艾黎等人拒绝高额回扣，孔祥熙很不情愿兑现，他当然不肯再拨给更多的款额。艾黎和他的工作人员一方面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还要拿出个人积蓄去资助第一批试办的合作社。宋庆龄也将宋子文资助的20万元汇给艾黎，支援“工合”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资助国内的“工合”事业，1939年1月，宋庆龄与斯诺在香港发起组织“工合”国际委员会，向国外大力宣传“工合”，筹募支持“工合”发展的独立基金。“工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接受了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款2000多万元，保证了生存及发展的资金。然而，“工合”获得大量国外捐款后引起了CC集团的垂涎，他们一再扬言要改组“工合”总部，并提出建立“合作社管理局”，以便借此染指和控制“工合”事业。

对于“工合”再次面临的政治危机宋蔼龄再一次挺身而出，利用在1940年4月重庆之行的机会，与庆龄、美龄一起大张旗鼓地频频视察重庆及成都等地的“工合”企业与事业单位，借此向CC系表示宋氏三姐妹都是“工合”事业的强大后盾，迫使CC集团知难而退。

1940年4月5日下午，宋蔼龄率庆龄、美龄参观了军毯合作制造厂、印刷合作社等企业。宋蔼龄在参观中对厂家的工作效率与产品质量表示满意，并详细询问了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当她发现有的女工背负婴儿在勤奋工作时，颇为感动，当即吩咐“工合”总干事刘广沛要为各“工合”组织建立公共育婴室。

4月下旬，宋蔼龄姐妹三人从重庆出发赴成都视察，沿途所经各县时分别参观当地的“工合”事业。到达成都后，又相偕至成都“工合”事务所参观。该所下属合作社52个，有纺织、服装、印刷、机械、皮鞋、制药、卷烟、洗染等各门类，拥有纺毛女工5000人。为欢迎三位夫人讲话，“工合”成都事务所在华美女中广场组织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由女工当场进行纺毛操作表演，然后又请三位夫人分别致训词。宋蔼龄看到“工合”事业的迅速发展，认为是她的“实验工厂”理论成功实践的结果，特别感到兴奋。她在致词中热情洋溢地说：“今日至此参观，与各位热心工合事业之朋友及努力工作之职工社员相见，无限欣慰。此次由渝来蓉，沿途所经各县，曾先后参观各种妇女工作、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下之各种事业，成绩皆佳，对于生产事业，尤觉快慰。今日我国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合作社之目的，于协助抗建工作之外，更求民主主义实行，是以余希望工合事业在各地普遍的成立，同时更希望各合作社均有完美之成功。”

欢迎仪式结束后，三位夫人以相继参观“工合”出品展览会等机构，并由随行的美国摄影师格里芬当场摄成电影，与“工合”其他影片一起寄往欧美进行宣传放映，扩大国际影响。

宋蔼龄及庆龄、美龄三姐妹对“工合”事业的再次关注、支持，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新华日报》连续追踪报道，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极力称誉宋蔼龄“对工业合作社素具热忱，故此次视察尤堪注意”，“孔夫人之热心赞助尤为合作事业发展之主动力量”，“合作事业得有今日之成绩”宋蔼龄等“皆有力焉”。

然而，“工合”作为当时抗战时代的产物当然不会是宋蔼龄一声“河东狮吼”的结果，更不是她的“实验工厂”的翻版，而是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经过海内外广大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事业的进步人士与中国广大民众共同努力的成果。宋蔼龄作为当时国民党集团中主张支持抗战的进步分子对“工合”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作用不应抹煞但也不应夸大，仅此而已。

宋氏三姐妹与蒋介石合影

六、孔门黑幕

“宋氏母子店”

八一三淞沪战后，上海沦陷，宋蔼龄不得不离开她的发祥地、中国财政金融活动的重要指挥中心——上海西爱咸斯路383—385号，退居香港，住进临近海湾的沙松路半山公馆。从表面上看，宋蔼龄此时隐居一方“净土”，远离国内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宋蔼龄从来不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她的脑海中从来没有过一分钟的平静。对她来说，离开对财富的追求她就会感到生命黯然失色，人生变得无聊、空虚而毫无意义，甚至丝毫没有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宋蔼龄即使在香港这一弹丸之地也没有放弃她发财的强烈愿望。她通过中央信托局，为孔氏家族攫取了巨额财富。

中央信托局成立于1935年，业务范围是负责办理财政部指定的信托活动。开办时，由国库一次拨足资金1000万元。孔祥熙在筹建这一机构时，已经得到宋蔼龄的暗示要让她实际控制中央信托局的业务。为了贯彻宋蔼龄的“密旨”，孔祥熙在人事安排上颇动了一番脑筋。反复筹划的结果，他决定由自己以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亲任理事长职务，另调老资格的金融界领袖张嘉璈以中央银行副总裁身份兼任局长。另设两名副局长，一名是孔门大将张度，一名是张嘉璈的亲信刘攻芸，算是孔、张之间平分秋色。但是下面的部门经理大多是孔系人马，不但刘攻芸指挥不动，就是张嘉璈也难以发号施令。孔祥熙、宋蔼龄这一釜底抽薪之策果然高明，从此以后，中央信托局的一应大小事务无不受宋蔼龄在幕后遥控指挥。

1936年，宋蔼龄因对张嘉璈看着碍眼竟连摆设也摆不下去，终于责令孔祥熙找个借口把他挤到南京去当明升暗降的铁道部长。张看到中央信托局早已成了宋蔼龄的禁脔也感到毫无留恋之处，故飘然而去。丢下的中央信托局局长这一要职，孔祥熙不肯放弃，宋蔼龄又不好意思赤膊出任，子女和亲信的资望又不够，够资格的又不想在宋蔼龄的“雌威”下当傀儡，一时竟难以找到合适人选。结果，蒋介石瞅个空子，下手令叫叶琢堂当局长。

叶琢堂是被蒋介石在人前人后称作“琢老”的人物。他久经江湖磨砺，对人情世故早已看得很透。他知道自己在蒋面前的地位完全得之于当年有恩于蒋的一点情分，对于蒋今日的政治统治来说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宋蔼龄则不然，她不但是蒋的皇亲国戚，与蒋共享荣华富贵，而且有英美势力做背景，对巩固蒋的统治地位有极大的利害关系。蒋对宋、孔家族虽时有不满，但是那只是他们贪得无厌做得太过火罢了。真正闹翻了，蒋对他们也是得罪不起的。由此，叶琢堂知难而退，在中央信托局局长任上奉行的方针是挂名不视事，到职不掌印，一应大小事务宋蔼龄要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概高挂“免战牌”，一心只在他的中国农民银行的领地里发展势力。中信局还是原来的中信局。宋蔼龄见他老而知趣，倒也不过分为难，冠冕堂皇的事也还是让他去干，比如批阅个文件什么的。宋、叶一时倒也相安无事。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中央信托局的一部分人员撤往汉口、重庆，总局却随宋蔼龄撤往香港，租用皇后大道112号汇丰银行二楼里面的20间办公室办公。这时，中信局除叶琢堂在港外还有尚未开缺的上海市长俞鸿钧，一方面担任国民党政府驻香港的正式外交代表，一方面以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身份兼视该局的重要公事。但是，宋蔼龄并不把叶、俞两人放在眼里，叶、俞虽然并不在中信局与她争锋，但到底他们也是有身份的人，要他们对宋点头哈腰处处巴结逢迎，甚至早早晚晚地到半山公馆去向她请示汇报，当然也难以做到。而宋蔼龄亦觉得不能像对待自己的那些蟹脚们一样，随心所欲地对他们吆来喝去。于是，她索性让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的身份手令大少爷孔令侃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直接掌握业务和用人大权。这样，不独局长叶琢堂对中信局的诸事不闻不问，每天只是在他那一间既是中信局长又是农行总经理的大办公室里对中信局的来文盖盖图章而已，就是本来负实责的常务理事俞鸿钧对中信局的一应大小事务也绝不自作主张，只是例行签字画押完事。至于此时的两个副局长，一个是张度，他一向专管业务，为人谨小慎微，从不敢与人争锋，当然也是唯小孔马首是瞻了；另一个则是赵季言，此人干脆成了宋蔼龄的私人账房，宋氏买卖金融外汇、外国股票大部分都交由赵季言出面联系成交。如此一来，中央信托局道道地地成了宋蔼龄与孔令侃的母子店。

孔令侃少年得志，气势正旺，又自恃是中国第一豪门的第一少爷，出身背景都是无人比拟的。由此，他既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也无须顾及什么人情世故，只知在前台表演时大权独揽，飞扬跋扈，处处学着他的姨父蒋介石的样子诸事说一不二，独断独行。不但中央信托局的一应大小事务要经由其手全凭其裁决圈点，就是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南四行、北四行等金融机构的驻港业务，他也要插手过问。弄得这些驻港机构的大佬们，一个个对他侧目而视，且又敢怒而不敢言。有孔令侃在前台冲锋陷阵，宋蔼龄则在后台总管。中央信托局从局长叶琢堂以下没有人不知道只有她才是中信局的真正的后台老板，但凡大事要事，诸如人事安排、经营活动、重大投资等，都必须经由她在半山公馆里发号施令才能算数，孔令侃也是不敢自作主张的。

1940年，叶琢堂因患胃癌死于美国纽约，局长一时出缺。许多人虽然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肥缺禁不住垂涎欲滴，但是由于谁都知道有宋蔼龄在那儿一“妇”当关，自然也是万“夫”莫开了。而宋蔼龄为了更方便她的“垂帘听政”，也就不准孔祥熙另派局长，只同意由俞鸿钧以常务理事的身份不挂名而视事，具体事务则由几位副局长分别主管，单独向宋蔼龄负责。结果，俞鸿钧名不正言不顺，很识相地不问事，在中央信托局里甘居末座当一名签字画押的橡皮图章，出了问题则负责替宋蔼龄抵挡外面的舆论；几位副局长则是问事不挂名，下面的各部门主管、经理更是宋蔼龄的一班大小蟹脚，他们为了能讨得宋氏欢心谁也不肯服谁，有事都是走“通天”的捷径直接到半山公馆里找宋蔼龄请示汇报。内部事务，一片乌烟瘴气。但是，宋蔼龄却在这一片混乱状态中牢牢地控制着中信局的一应大小事务。可见，从中信局成立开始宋蔼龄控制中信局的重要手法，就是不准孔祥熙任命铁腕人物出任局长一职，长时间内以几名副局长分别维持，造成局内各自为政，内部派系纷繁，便于宋蔼龄居中协调平衡掌握驾驭。

中央信托局的主要业务是办理保险、有奖储蓄、信托、购料（主要是向国外订购军火）、运输等事宜，这些项目在抗战期间都是黑幕重重的领域，最终都成了孔家侵吞掠夺国家资财的主要机构。

中央信托局除成立时一次拨足1000万元之外，抗战开始又由国库再增拨资金4000万元，合计资本为5000万元。这样雄厚的资金已经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并驾齐驱了。不过，中国、交通两行还有商股控制，中央信托局则100％的官股，而且营运资金还可以无限制地向中央银行透支。显然，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方便宋蔼龄能够利用该局的雄厚实力为孔氏家族牟取财富。宋蔼龄有了这个机构，可以根据家族利益的需要为所欲为，无所顾忌，能做的当然要做，不能做的也是要做的。

中信局完全成了宋蔼龄母子的私营店号，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结果，这个机构因人设事，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叠床架屋，成了孔家安插私人、朋比分肥的官僚机构。抗战初期中信局一分为二，首脑机关设在香港，另有一小部分人员到重庆设立办事机关。重庆总局没有什么主要业务，业务行政都由宋蔼龄与孔令侃在香港遥控指挥，后孔令侃出走美国后业务行政表面上由孔祥熙以理事长名义直接领导，实际上还是宋蔼龄在幕后策划操纵。

中信局香港总局的机构之繁杂庞大，自不必说。就以重庆总局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业务可言，管理机构也是空前庞大。在全盛时期，重庆总局十几个部处，每个部处下面又有两三个科室，科室下面又分小组。除了正规上班的大小职员以外，还有挂名支薪的顾问、专员、调查员等，究竟有多少人支薪办公，在什么地方办公等等，连人事部门都搞不清，但常年支薪的人数至少在1000人以上。

能够进入中信局的中、高级职员，当然都不外是孔祥熙、宋蔼龄、孔令侃的亲友故旧或大小蟹脚。但是，由于中信局并无机构与编制限制，于是孔官邸的大小爪牙看准了这是一块人人都可以去分一点肥的风水宝地纷纷向中信局安插私人。当时物价高涨，一般军政机关的普通公务员工资微薄，而银行及中信局等金融信托机构为了拉拢职员替他们工作，不惜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资金在工资待遇方面巧立名目，变相分赃，使职员成为高薪阶层。中央信托局的一般职员，有的是在成立时由各银行或机关抽调来的；有些雇员、练习生以及管理员、助理员是通过招考或雇佣的；又有一些是通过蒋、宋、孔家族在各方面的关系介绍录用的；甚至还有一些行政机构中司、处长级的行政干部宁愿不要虚名只求实惠，到中央信托局当一名职员的。

中信局机构如此庞大，但是各部处的业务却又少得可怜。有些中级以上职员虽然每天也是到局里办公，却是多少年也看不到一件公文，每天来了不过是看报喝茶而已。有些人则干脆不来办公，可是一个月却要有好几次到局里领取工资津贴。有些人则由香港半山公馆派人拿了一张名单全部代领，那名单上的人名有些是人事处都没有见过一面的。

中信局自身没有什么任务或业务可言，但是中信局为宋蔼龄办理的业务却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宋蔼龄要利用中信局炒汇、炒股，美国股票外汇经纪人新丰洋行办公室就设在中信局所在的汇丰银行东二楼。他们一位接电话的女职员李乃莉曾说：中央信托局的几根专线是最忙的客户。宋蔼龄要哄抬操纵市面，可以一声令下指挥其他银行代她兴风作浪，投机倒把。银行界有些人与宋蔼龄或孔家关系密切的近水楼台，跟着买进卖出，多少也能捞到一些好处。但是，有关市价大起大落的消息，宋蔼龄与孔家是从来不准外传的。为宋蔼龄具体主管和掌握这项业务的中信局副局长赵季言就是由于口紧，办事精干，而备受宋蔼龄的青睐。

为了能沟通香港与重庆之间的联系，掌握两地的金融、外汇行情，宋蔼龄指挥孔令侃在香港九龙弥敦道财政评论社的办公楼设立了一部秘密无线电台，每天与重庆的孔祥熙院长官邸秘书处直接通报，内容包括香港及国外外汇及金银、公债证券、美国股票行情等方面。当时，香港方面为这部直通电台用了不少报务人员译成专用密码，昼夜拍发。而重庆孔院长官邸秘书处只有一个中央银行秘书处办事员陈延祚，此人译电很快。宋蔼龄与孔祥熙之间有要事相商，在通报过程中，情况紧急时重庆方面是有问有答，随问随答，香港方面却要好几个人才能手忙脚乱地应付过去。由此，陈延祚深得宋蔼龄与孔祥熙的赏识，很快升为孔祥熙的机要秘书兼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

自从有了这部私人电台，宋蔼龄不但随时可以掌握国外金融市场行情，而且也能随时掌握重庆及国内的重大金融机密。1939年夏，美国政府为了限制中国国外资金转移决定冻结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的存款，由美国驻重庆代表福克斯向孔祥熙秘密作了传达。孔祥熙知道后，先是不动声色，借口要向蒋介石汇报而把这一重要消息压下不报，然后用私人电台诡秘地告诉了住在香港半山公馆的宋蔼龄。宋蔼龄接电后，当即将赵季言召到半山公馆令他第二天立即飞美国，把孔家存在美国的巨额资金全部化名转移。赵季言奉命匆匆赶到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宋蔼龄的手脚做得一干二净后，孔再通知中央银行正式公布美国政府冻结中国私人存款的决定，外汇市场的价格行情由此发生很大波动。

这期间，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正在美国，听到风声后将有关存款随之转移。可是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却未及预闻，因此上海商业银行在美存款400万美元被冻结。更有些银行由于措手不及，资金周转大受影响，宋蔼龄通过这一手段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外汇管理的大权，使一些虽有外汇存款的商业银行由于被美国政府冻结不得不俯首听命于孔宋夫妇的摆布。

中央信托局落入宋蔼龄的控制后，丑闻层出不穷。1942年发生的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的重大走私案，一时震动朝野，各派系以此作为攻击孔氏家族的口实。宋蔼龄见势不妙，叫孔祥熙正式发表俞鸿钧以财政部政务次长身份兼中信局长。俞鸿钧本是一个老官僚，原本接近政学系，后来见孔门得势又不惜转舵改投宋蔼龄，由此得到宋蔼龄的谅解，被孔祥熙拉进财政部和中信局。俞鸿钧走马上任后，对孔宋夫妇的全部人马一律不动，自己只带一个秘书处副处长王绍斋和局长室专员张廷荣、张似旅替他看家。萧规曹随，一切照旧。然俞鸿钧当局长后，宋蔼龄毕竟不好还像过去那样插手控制，事无巨细件件过问。一些处长、经理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三三两两地各人跑孔公馆，当面找宋蔼龄请求汇报了。加之孔祥熙逐渐失势，对中信局的控制力相对减弱，于是俞鸿钧开始逐步起了一点统一号令的作用。宋氏母子店的状况也有了改变。

一颗希望之星的陨落

孔祥熙由一个山西的乡巴佬一跃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新贵，一身兼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三要职，其权势、地位除蒋介石外，几乎找不到第二人了。

但是，宋蔼龄并没有满足于此。她认为，老公孔祥熙的天分并不高，但很听话，在自己的督导下还不是一样作院长、作部长、作总裁，并且干得还出色。现在儿子孔令侃的才气、勇气都不在老子之下又为什么不能作总裁、部长？于是，宋蔼龄开始筹划要在子女一代中培养出一位南京政府的部长。

宋蔼龄共有四个子女，长女孔令仪、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次子孔令杰。到30年代中期，四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但令仪、令伟究属女性，自然难以向政坛发展。令杰尚小，能否出将入相须待时日。剩下一个孔令侃，理所当然地成了宋蔼龄的希望之星。

宋蔼龄是个绝对的务实主义者，她认为只有金钱及利益关系才是驱动这个世界转动的动力。同时，她思考问题的方法又十分简单，即依靠权力去解决一切、攫取一切。在培养孔令侃从政的计划中，她同样依靠这个极简单又极有效的办事原则，不断地用权力为孔令侃铺平通向政坛的道路。对此，孔令侃曾直言不讳地对他的同学说：“咱们给院长办事，大家好好干，你们现在多辛苦些帮助我，把我捧上去，我就可以把你们一个个地拉起来了。”并忍不住地炫耀：他的姨母（指宋美龄）有意将来叫他当部长，咱们将来都错不了。

宋蔼龄也很清楚，孔令侃是在豪门温床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要搞政治仅有权势庇护是不行的，还要有经验、班底、人望及政治资本等。而在这些方面，孔令侃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为此，宋蔼龄进行了精心策划。早在1932年，孔令侃刚进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宋蔼龄就为他从孔祥熙那里谋得一个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常务理事的要职，目的就是让他早日跻身官场历练。除此以外，宋蔼龄还交代孔祥熙，让他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在上海的一部分公事让孔令侃带到学校里去批。这样，先生在上面讲课，小孔就在下面用红蓝铅笔替老孔批公事。小孔批好了自己签一个字，或者盖上孔祥熙的图章，一样算数。如此做官，又如此处理公事，简直是闻所未闻，从中可见宋蔼龄为了培养孔令侃从政到了不惜打破政坛上一切清规戒律的地步。后来，上海黑道皇帝杜月笙以父执辈的资格与小孔开玩笑：“像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已经会看公事，批得很老练，真是不容易啊！”小孔哪里懂得杜月笙话里的潜台词，居然还颇为得意地讲了他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批公事的经过。

孔令侃在宋蔼龄的耳提面命下，不独公事批得老练，而且政治上的野心膨胀得很快。他按照宋蔼龄设计的蓝图，在大学期间就私结党羽，纠集力量，组织了一个秘密班底。参加这个秘密小集团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他的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并且取了一个很怪的名字，叫“南尖社”。经考证，这“南尖”二字原是取自德语“纳粹”的同音，以示仿效希特勒纳粹党的团结与忠诚，由此可见孔令侃的野心之大。为了对外遮人耳目，小孔规定“南尖社”的宗旨纯粹为研究学术，相互联络感情，并无政治意义。为此，小孔故意不出面而让他的同学沈震百当社长，他自己则在幕后指挥。这种务实的作风，也深得其母真传。至于那些被小孔看中而予以笼络的人，也都认准孔令侃的政治背景和远大前程，一个个如蝇逐臭般地围着小孔身边转，以便在小孔一跳龙门后好乘势取得高官厚禄。

1936年，孔令侃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如何安排小孔进入政界，又颇使宋蔼龄踌躇了一番。她认为，此时如贸然进入高层政界能够弄得一官半职，当然不是难事，但也不一定是好事。素来树大招风，小孔根基不深，上升太快极易引起舆论非议。况小孔经验不多，班底亦不雄厚，即使上去了也很难说能够在政界立足。如果让他先从底层开始磨炼，一步一步上升，固然基础牢实，但速度未免太慢，难说不会夜长梦多，亦不是善善之策。宋蔼龄毕竟是长于幕后策划之人，正在久思苦无良策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当即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先由老孔下条子给小孔在南京财政部挂上一个“特务秘书”的名义，但是并不一定到南京财政部上班而是在上海西爱咸斯路的孔公馆里成立一个办事处，让小孔以特务秘书的身份出任办事处主任，并由老孔授权让他处理财政部、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等国家金融机构在上海的一切事务。这样既可以不显山不露水，以避免招各方非议，又可以一步登天进入政坛中枢历练，真是两全其美。

遍查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小机关的编制和机构，既没有“特务秘书”这个稀奇古怪的职衔，也没有“孔公馆办事处”这样一个特别机关。但是，妙就妙在它是宋蔼龄独创的，是没有先例的，许多怪事才可以不断滋生出来。比如，这个特务秘书的权力之大，简直是无可测度。他既可以替孔部长当家作主，又能指挥自副部长以下的财政部大小官员。如果他以孔公馆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则既可以替孔部长办理任何一件机密之事，又可以借此熟悉政坛中枢的公事广泛结交各界名流，不断提高声望。为此，孔令侃随心所欲地把办事处的编制搞得很庞杂，分别设有机要、秘书、总务、财务、情报等组，成员中大多是孔令侃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结交的一批“南尖社”社员或同学，少部分是财政部、中央银行及中央信托局里追随孔宋夫妇的亲信心腹。办事处处理的问题，上至财政金融、政治动态，下至孔家私事，无所不包。上海沦陷后孔祥熙暗中与日本方面密谈和议一事，也由该处机要组负责处理。小孔则每日夹着皮包到中央银行总裁室坐一会儿，俨然以总裁代表身份召见行中各局长、处长、经理、副理等，煞有介事地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大过官瘾。下面一批官员们，无论资格多老见到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不得不点头哈腰，应付几句。由此，孔令侃更加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很有一点“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味道。有一次，小孔在与同学纵论政坛的领袖人物时不无讥讽地揶揄说：“现在官场的人物，论能力不过尔尔，论学问没有真才实学。father（指孔祥熙）办事经验丰富，但是他的英文不灵，不如我。”其洋洋自得之意，溢于言表。以老孔的身价尚不在小孔眼中，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20多岁的孔令侃一手掌握中央银行的金融大权，权力之大难以想象。据说，他对江浙财团中的一些领袖人物，除几个父执辈外，如叶琢堂、杜月笙、许世英等人，他还能买点老面子锋芒收敛一些，表面上客客气气，对其余的人都是颐指气使、直呼其名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就曾发牢骚说小孔对他一点都不客气，一次打电话给他说：“你是笔江吗？我是刚父，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事商量。”胡笔江抱怨说：“这个孔大少爷，怎么一点礼貌都不讲，我和他父亲是朋友，算是他的长辈，开口就叫我名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一点都不客气。”胡笔江当时尚算得上是金融界的“大腕”类人物，在小孔面前尚且受到如此待遇，等而下之的更不必谈了。

小孔和老孔一样，喜爱用电话或当面训人，声色俱厉，毫不留情，有时甚至是强词夺理，不容争辩，以发泄自己的领袖权威。稍有知趣的人，莫不敬鬼神而远之，唯恐栽倒在他的手上，大跌面子。即或如此，巴结逢迎者仍然是络绎不绝。因为大家知道，小孔的底牌无非是孔祥熙、宋蔼龄，孔祥熙、宋蔼龄的底牌又是宋美龄、蒋介石，巴结小孔虽然有点掉价，但曲径通幽的妙用是人人都能领会的。于是，有些人虽忝属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的要员，但在孔令侃面前则是“大少爷”、“刚父兄”的叫个不停。更有一些宵小之徒纡尊降格，拍马溜须，无所不用其极，其恶形恶状卒不忍睹。

1938年初鉴于南京政府西迁，上海港口均被日军控制。为安全计，孔令侃奉宋蔼龄之命从上海秘密潜赴香港，一边在港成立孔公馆办事处，插手驻港的南京政府所属各财政金融机构的事务；一边利用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的职权，大做军火生意，以攫取巨额利润。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沦陷后，香港既是中国许多达官贵人避难的海外孤岛，又是国民党重庆政府联接欧美各国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国民党的金融机构，都把主要实力撤往香港，而只在重庆成立分支机构。一时间，香港几乎成了国民党经济、金融及商业、交通、文化中心。正是出于对香港所处位置重要性的考虑，宋蔼龄决定将孔令侃调到香港，以便让他在远离重庆的情况下并利用中国驻港机关群龙无首的局面，独挡一面地负起重庆政府重整驻港财政金融事业的重任，借此造成影响，扩大声誉，为以后能在政治上进一步蹿升积累政治资本。

孔令侃到港后，利用当时国内急需补充扩大军火的机会，积极向蒋介石申请办理购买军火业务。抗战以前，德国是中国主要的军火供应国之一。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中德的军火贸易不便公开进行，但是仍然偷偷地进行暗中交易。其时军政部兵工署自署长俞大维以下都是留德学生，全部武器装备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武器和弹药配件，兵工署以大陆华行的名义作为掩护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通过中国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在柏林进行接洽，商定由德国继续供给中国军火，中国用土产出口偿还贷款。但是，这项活动与当时宋子文掌握的通过英美借款购进军火的宗旨相抵触，所以蒋介石不敢让这件事给宋子文知道，经过孔祥熙、宋蔼龄的策划，由蒋介石直接下手令交给孔令侃办理。宋蔼龄对抢到这项业务十分兴奋，认为通过办好这件事，一方面可以提高孔令侃在蒋心目中的分量，另一方面还可以攫取一笔横财。

这样，孔令侃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办理民国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了一个兵工储料处，直接办理土产出口与军火进口事宜。因为是宋蔼龄在幕后策划，孔令侃在前台主持，所以连当时财政部规定应办的许多公文手续都一律给予免除。

兵工储料处尽管挂着中信局的招牌却不属于中信局的编制范围，而是由宋蔼龄、孔令侃母子亲自掌握，中信局局长、副局长都不能过问。内部人事待遇虽不及中信局，但是一无预算，二无编制，用人多少，全无限制。孔门自宋蔼龄以下的大小爪牙，不少人都在里面挂名兼差，支领薪水，诸如孔令侃的私人秘书钱起凤是中信局办事员，又以钱肇兴的化名在兵工储料处任技士另支一份薪资。又有一个何然棣，是中信局办事员，从来没有到局办公，却另以何仁山的名字在兵工储料处支薪。更有的孔门亲信，在宋蔼龄与孔令侃大做军火生意攫取横财的同时，利用掌握该处黑幕的便利进行黑吃黑的活动。兵工储料处的办事员吴敬安利用经手购买飞机的机会，就曾席卷了一笔巨款潜逃离港。

另有一个所谓“合步楼”的中德易货专案，也是宋蔼龄与孔令侃母子在香港期间联手导演的杰作之一。

“合步楼”是德文Hapro的译音，“合步楼”专案是指由德国几家大商行利用中国资金在上海等一些日军占领地区收购中国土产或其他物资，运往德国，折充贷款。宋蔼龄见此项活动有利可图，也在内地代德国洋行收购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蛋品等战略物资，当然好处都进了宋蔼龄的腰包。因为这些事要避讳英美和日本方面，所以搞得鬼鬼祟祟，神秘异常。为此，宋蔼龄还指示孔令侃派人到马尼拉设立办事处，兼办此案。

1939年9月，在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攻击的前几天，驻香港的德国洋行派人给兵工储料处送来几大箱文件，并告诉宋蔼龄的亲信、兵工储料处的经理凌宪扬说接到德国政府训令立即撤离香港。他们一部分人去上海，一部分人去澳门，几箱重要文件托中信局贴上外交封条立即送重庆，不能让英国人知道等等。孔令侃从德国人突然撤离香港的紧张气氛中看出了苗头。当年夏季，欧洲局势已经被希特勒“炒热”，战争一触即发。这时德国人的匆忙撤退，极有可能是大战的前兆。于是，孔令侃马上把这一异常情况向宋蔼龄报告。宋蔼龄看到儿子有如此见识和长进十分欣赏，并立即指示她的账房赵季言等人倾巢出动，挪用国家外汇资金大肆收购美国军火厂商的股票。果然，数日之后德军入侵波兰，世界大战由此引发，美国军火商的股票也随之狂涨，宋蔼龄很惬意地赚了一票。

宋蔼龄是看得很远的，她清楚要帮孔令侃圆部长梦仅仅依靠做几笔军火生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财政金融及其他政治活动上拓展空间，做出成绩，才能攒足政治资本。孔令侃在宋蔼龄的启发下，心有灵犀一点通，野心大长，很是做出了几件政治色彩颇浓的事情。

其一，编辑出版《财政评论》杂志。这一刊物于1938年底在香港筹办，于1939年1月发刊，中间断断续续，数次搬迁，但始终没有停刊，竟也成为国民党财政金融方面的一份重要刊物。创办该刊的主意，表面上出自孔令侃，但显然是宋蔼龄在幕后策划指使。其目的在于，一是可以凭藉这一刊物为孔祥熙出任财长期间的政绩进行吹捧，以便巩固孔祥熙的地位；二是可以借助这一刊物树立孔令侃作为财政金融理论权威的形象，以便进一步增进孔令侃的政治实力；三是可以帮助孔氏父子结交一些财政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来自国民参政会、立法院方面的孔门对手，以缓冲和抵挡日益丛集的内外指责；四是可以利用这一刊物增强孔氏家族对财政经济政策的影响，为维护孔氏家族的利益服务。

但是，为了不使人们识破该刊幕后的主使者和操纵人，宋氏母子不得不用遮人耳目的手法进行掩护。宣传该刊宗旨是探索、述评、检讨财政经济的原理、制度及设施，标榜“对中外财政作忠实批判，对世界经济作综合研究”等，宣称要注重学理探讨，勿涉政派纷争，并认为只要内容出色，一炮放响，在学术界有了声誉，不难成为第一流刊物。实际上，该刊初出各期还能对财政当局的政策措施指陈一些利害得失，一般观感尚属正常。几期以后，稿件大多开始连篇累牍地阐释施政者的意图，至于指陈时弊的稿件犹如凤毛麟角，更不用说敢于批一下蒋、宋、孔家族的“逆麟”了。

《财政评论》由孔令侃的亲信许性初任社长，孔令侃只在幕后指挥（孔令侃出走美国后，直接听命于宋蔼龄）。所有人员，都是孔令侃、许性初找来的同学故旧之类。每月以2500元官价外汇港币作经费，也是由孔令侃给上了一个报告，由老子审批发下。该刊自成立以后，一批孔家班的角色纷纷上场，为孔祥熙的“政绩”捧场叫好，很是热闹了一番。只不过孔令侃的部长梦，没有等到刊物发生什么影响就破灭了。

其二，孔令侃独资创办了大时代书局，出版《文摘》等进步书刊。他不满足于在财政金融方面有所作为，把目光和触觉进一步伸向文化宣传领域，超过了宋蔼龄原先给他圈定的范围。1939年《文摘》因缺乏资金面临停刊的危险，孔令侃当即提出拨款十万元港币，成立“大时代书局”，出版和发行《文摘》。由于《文摘》在群众中的声望，国民党中宣部等部门都想通过补助经费的手段插手控制《文摘》，均被《文摘》负责人孙寒冰教授婉拒。孔令侃深知以自己的出身背景和声誉，难以被《文摘》负责人认同接受。于是，他向《文摘》负责人孙寒冰教授提出三项优惠条件：第一，十万元港币只是私人资金，与国民党机关的官费补助不同；第二，大时代书局由许性初挂名总经理，但只是起一个联系人的作用，对书局的一切业务许不干预，孔亦不干预；第三，由孙寒冰教授以总编辑兼经理的名义，全权负责书局的人事、出版计划及日常工作。这样优惠的条件果然吸引了《文摘》负责人。于是，大时代书局成立不但继续出版发行《文摘》，而且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其中有苏联瓦尔加、高尔基、美国的史迪贝等进步作家的译本，甚至还准备出版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为大时代书局写作的一些中国作者也基本上是被公认为进步的甚至是红色的作家。孔令侃独资创办大时代书局的目的是为了猎取名声，同时也是与孙寒冰有约在先不便也没有必要加以干涉。另外，孔令侃与许性初当时都是忙于做官的人，对于书局出了什么样的书当然无暇顾及了。

其三，孔令侃暗中插手蒋日和谈活动。1937年夏孔祥熙奉蒋密令，通过自己的亲信学生与同乡贾存德在上海与日方代表萱野长知秘密进行会谈，先后持续了数年时间。这中间，贾存德与萱野长知和谈的秘密情报一般都由上海发香港，再由孔令侃通过私设的电台转报重庆。有时也直接发渝，但须抄报香港孔令侃处一份。小孔这时已有独树一帜的野心，即使是老爸孔祥熙与日方和谈这样极其机密的大事小孔也要轧上一脚。当初，孔祥熙并没有叫贾存德把这件事让孔令侃知道，但孔令侃不但要知道和谈经过而且还叫贾存德把密码本交给他，并规定以后凡是贾给老孔的情报都必须经过他收转。贾存德不明老孔与小孔之间是不是有约在先，不敢贸然拒绝只好应付说：“你父亲叫我直接同他联系，由你收转不大好。以后凡是给你父亲的情报，同时给你抄一份，你看如何？”小孔见主要目的已达到也就同意了，并承诺以后要在经济上对贾存德给予资助。

从1936年孔令侃大学毕业后进入财政部任“特务秘书”开始至1939年秋间是孔令侃三年从政的阶段，也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在1938年至1939年间，孔令侃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机关驻港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这与宋蔼龄为他设计的部长前程几乎只剩下一步之遥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以宋蔼龄的深谋远虑，她为孔令侃精心设计的部长前程却毁于港英当局的一次搜捕行动，真可说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了。原来，孔令侃在香港私设电台与上海、重庆两地日夜联络，并未得到港英当局的许可。当时，经港英当局许可设立电台的中国驻港机关只有三家。一是中央银行，因代表国民党财政当局而被批准；二是西南运输处，因该处受军统节制，而军统素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故被特许；三是由交通银行公开设立对外营业的中国电报局。孔令侃私设电台后，为避人耳目，一度设在船上，以后又秘密转移到香港九龙乐道13号的《财政评论》社。但该台日夜发报，忙个不停，无论怎样搬来搬去也难以隐藏形迹。结果，日本人很快查清电台地址，并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英国人本来歧视中国，在日本人的高压下又要标榜“中立”，故于一天下午出动大批警察将九龙乐道13号层层包围，查抄全部文件、密电码和来去电文底稿，带走了小孔的心腹亲信钱起凤、申剑秋等几个工作人员，又在报上宣传说破获了一个所谓间谍情报电台现已获得全部案卷、证词、证件等。

这一着真是大出孔令侃的意外，就连宋蔼龄也没有料到会有这等祸事。母子俩只得连夜商量对策，一方面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与交保手续，先把几位蟹脚领了回来；另一方面托军统特务陈质平出面向英国情报机关疏通，再向港警头目大量行贿，以求大事化小。英国殖民地当局因此案牵涉孔、宋家族和中国政府机构，不便把这篇文章做得太大，于是把全部案卷供词证件等送交中国政府驻港代表俞鸿钧，并明确表示孔令侃是港英当局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希望他继续留在香港，要他赶快走路。

俞鸿钧这时正在极力巴结宋蔼龄和孔祥熙，接到港英当局的这一通知不是立即向中国政府报告，而是先到半山公馆向宋蔼龄请求机宜。经与宋蔼龄字斟句酌地商量好了如何向重庆方面报告的措辞以后，才正式向蒋介石和重庆政府外交部做了汇报。蒋介石并不是傻瓜，他知道以孔令侃的地位和出身背景一般问题绝不会弄到英国人大动干戈的地步，此事当不会如俞鸿钧的报告中那样简单。于是，蒋介石在俞鸿钧的报告上批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向有关方面报告一切。宋蔼龄得讯后，知此事恐怕不能善后，因孔令侃私设电台搜集和掌握重庆政府与国外的各种机密情报，事涉政治上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孔令侃就此回国，极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借此进行反孔，而动摇国内的大局。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小孔到了这一步，也只能一走了之了。宋蔼龄当即临时决定，送孔令侃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重庆方面则由孔祥熙和俞鸿钧妥为应付。

1939年秋天孔令侃终于灰溜溜地离开香港，到美国暂避风头去了。孔令侃这一走，离开了中国政坛无疑是宣告了部长梦的破灭，这对于宋蔼龄来说，的确是很伤心的。几年来，她为他精心设计、筹划，在各方面疏通关系、扫清障碍、制造声势，似乎干得轰轰烈烈，前景不坏。谁知瞬息之间，一部私设电台竟坏了全部大事。一旦涉及国家外交关系，宋蔼龄纵有满腹经纶也是束手无策，实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得已，这才出此下策，把孔令侃送到美国“保护”起来。

孔令侃到美国后，宋蔼龄为这位孔氏家族的希望之星办好了两件事：一是进哈佛大学读书，先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证书，以便在避过风头后再回到国内政坛上东山再起；二是把孔氏家族在美国的资产集中起来，交给孔令侃进行经营投资。孔令侃按宋蔼龄的布置，一方面在纽约设立了规模很大的办事处，雇佣了不少美国律师，替他奔走，大发战争财；另一方面，又由宋蔼龄加派她的两位亲信蟹脚、中信局的副局长赵季言和李耀煌带了一部分得力干将去美国替孔令侃效力。

孔令侃在美国搞经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自无问题。问题是要他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究非所长，也真是强人所难了。但是，孔令侃到底不是平庸之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自己做学问的本领是没有的，还不如让人捉刀代笔吧。于是，他将香港中信局职员吴方智调到美国，令他顶着自己的名字在哈佛大学缴费注册上学。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吴方智成了“孔令侃”在哈佛大学上课，用心听讲，记笔记，跑图书馆，撰写论文，参加考试，进行答辩，勤奋用功，刻苦攻读等等，忙得不亦乐乎。终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弄到了一张硕士文凭，上面写着孔令侃的大名，然后捧着它向孔令侃交差。

吴方智读书在行，投机拍马并不精通，虽有大功于小孔，但在小孔身边的小圈子中并不显得吃香，孔令侃也怕他久在美国行走，遇到他的那些美国哈佛同学还把他当真孔令侃对待，将诸多不便。如一旦有人就此闹出一幕真假孔令侃的戏文，美国人又最是喜欢捅权势豪门人物新闻的，岂不是弄巧成拙了。于是，孔令侃让吴方智功成身退，回到国内任中信局购料处副经理以为补偿。知道这段内幕的人，戏称吴为“地下硕士”，吴也是一笑了之。在吴方智认为，这件事虽多少使得他有点委屈，可是如果没有小孔的资助，这哈佛大学的校门本也不是自己能够进得去的；况且自己学成之后，交出去的只是一张硕士文凭，而肚皮里的硕士知识并没有交出去。孔得名，吴得实，也是各得其所了。故吴安于此状，并无不悦之色。现小孔让他能当上一个副经理，亦算是对得起他了。

从飞机洋狗事件到林世良走私案

孔令侃被迫出走美国后，宋蔼龄在香港顿失重要帮手，一些重大事情，她不得不直接向各方面发号施令，至于一些等而次之的事情，她则逐步交给次女孔令伟去办理。由此，孔令伟亦开始头角峥嵘起来。

孔令伟，即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洋名珍娜，生于1919年9月。因从小受豪门权势的娇宠和庇护，故养成了桀骜不驯与喜怒无常的性格。她的童年伙伴多半受过她的欺侮。有时，她专门挑唆别的孩子互相斗殴，使双方打得头破血流，她在一旁坐山观虎斗，以此寻个开心。孔令伟13岁时，就已经学会开车、骑马和打枪，至于驯狗、玩鸟等更是无所不能了。她放荡不羁，横行霸道，仗势欺人，心狠手辣，不是三言两语能尽述的。有一天，她在南京开车兜风时，因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拦截下来，进行了一番训斥。孔令伟不开心了，一怒之下当场拔出手枪将警察打死，然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当时南京可以说是天子脚下，贵为京都。这样的地方，就是封建帝王时期的皇亲国戚，也是不敢乱来的。可是，孔二小姐不管这些，她兴之所至要拔枪玩玩，小小的警察就只好权当一回靶子，委屈他少活几年了。

孔令伟生得眉清目秀，玲珑剔透。她虽然没有认真上过什么学，可是人极聪明，也能说几句上海洋泾浜的英语或法语。她虽忝属女流，却极不爱穿女子服装，平时则喜欢留着大背头的发型，着一身西装革履或草绿军装，有时则和商人、阔少一样身穿软绸大褂，翻出雪白的袖口，歪戴礼帽，轻摇纸扇，足登薄底缎鞋，身边簇拥着妖艳丽人，手牵狼狗，招摇过市，其形状令路人雌雄莫辨。

孔令伟小小年纪，人却颇显老成历练，诡计也多。也许正是这一点，从十六七岁始，孔令伟就跟着其母宋蔼龄在上海证券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学会翻云覆雨，操纵股市。几年下来，练得眼快、心狠、手辣，在上海证券市场上也算是小有名气的炒家了。不少股市炒手都拼命想跟她搭上关系，以便“跟批头”发财。

孔二小姐如此狂放却备受宋蔼龄的青睐，称赞她敢作敢为，豪放大度，有男子汉气质和独立生活能力等。宋蔼龄如此说，宋美龄亦如此说。她常夸奖令伟“天生豪放，女生男相，很像我”。宋美龄对孔令伟倍加宠爱、视如亲生，使得宋蔼龄也另眼相看。

由于孔令伟在宋美龄眼中的特殊地位，她可以出入蒋介石的官邸，甚至敢于翻弄蒋的公文，即使弄出了问题蒋对之亦无可奈何。就是在自己家中，孔祥熙也根本拿她没有办法。不论孔“老爸”的什么公文，她总归是拿过来就看，看完了就批。至于背着“老爸”胡乱下条子派差事，孔祥熙虽然感到头痛，但是对受到各方宠爱的二小姐也只好眼睁眼闭。至于她在外面胡闹的程度，也就只在于她的智商是不是能够想得出来了。

孔令伟与宋美龄

 

上海沦陷后，孔令伟随宋蔼龄移居香港。因大英帝国不大肯买孔氏家族的账，孔二小姐在香港当然也抖不起豪门威风，比如香港的警察很多也很厉害，孔二小姐只好老老实实，不敢在皇家警察面前耍她的小姐脾气。如此，孔二小姐在香港不得不“雌伏”了一段时间，一时精力无处发泄，于是也就开始在其母的鼓励下插手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业务，甚至为此与乃兄孔令侃争夺业务控制权，大做走私贩运的黑道生意，以便从中分肥渔利。特别是在1938年秋间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广九、粤汉铁路交通断绝，中国与外国联系的陆上通道只剩下越桂公路、滇缅公路与滇越铁路三大通道。这些交通命脉，都受军事委员会、军统局、交通部共同节制的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孔氏家族虽然可以打着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的招牌装运一些私货，但到底碍手碍脚，不甚方便。于是，宋蔼龄经过谋划，决定由孔令侃出面，在中央信托局成立运输科，派孔门的忠实管家、原中央银行庶务科主任林世良为主任，买了一大批卡车，打着“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及替中央银行运钞票、装运特种物资的旗号大肆贩运走私物资。当时，在一些内地省份种植收购的鸦片，一部分由杜月笙与戴笠合作，运往东南沿海地区销售，一部分就是由中央信托局运输科替鸦片承包商——法商欧德南洋行运往印度支那各地销售，其所得利润十分巨大。

在孔氏家族中，宋蔼龄具有左右一切的权威，但是她并不是包揽一切，而是放手让家族成员去发展各人的势力范围，一般情况下她只起居间调停的作用。这样，从宋蔼龄、孔祥熙到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伟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人马。他们在孔氏家族的整体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在相互的利益关系中往往也因所得多少而发生勾心斗角的争夺，界线十分鲜明。就是宋蔼龄和孔祥熙之间，虽然不愧为一对恩爱夫妻，但是一旦涉及各人利益也是锱铢必较的。于是，双方分别设立银行账户，赚了钱按比例分成各进各的账户，支出用度也是按人头分摊，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亲夫妻明算账。一次关于裕华银行的纯益分配就是例证。孔氏家族的私人银行——裕华银行在1932年至1936年间全行除一切开支外，净获纯益计55万元。这笔收入交到宋蔼龄手上，宋蔼龄说：“此项纯益是由我动脑筋赚来的，不是由银行经营业务所得，应由我分配。”于是，宋蔼龄分配的结果是先给“合记”（宋蔼龄的私人户头）拨上30万元，再给“庸德堂”（孔祥熙的私人户头）划进20万元，其余的五余万元由行内同人分红，每人工资一元可分到一元二角。由于宋蔼龄的这一套激励机制与财务制度相当完善和严密，于是到了子女之间更是活力大增，无不相互挖空心思广开财源，争相招财进宝，以致有时姐弟竞争、兄妹相残亦在所难免。

中央信托局运输科成立后在孔令侃的控制下除了给中央银行运钞票外，还打着财政部、中央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的旗号暗中为孔氏家族走私贩运各种紧缺商品，具体从冰箱、沙发到烟酒、罐头、卫生纸一直到孔二小姐的几条狼狗所吃的进口狗饼干都一律包办，并且是捐税杂支分文不交。巧取豪夺，空前绝后。而其中所得，照例是大部分进了宋蔼龄与孔令侃的私人户头。

孔令伟对其兄一手控制中信局运输科早已心存不满急于插手分肥，只是由于孔令侃防范甚严，加之此时的孔二小姐羽毛未丰，难以取胜，只得忍气吞声地从中分一杯残饭剩羹聊以自慰。所幸者孔令侃很快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随之对中信局运输科的控制力下降。于是，孔令伟经宋蔼龄同意当即乘虚而入，开始以新主人的身份过问运输科的业务，并亲下手条派自己的亲信汪建才为运输科副主任，带了一部分人进驻滇缅路的枢纽——昆明办事处。不久，运输科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改为中信局运输处，林世良、汪建才分任正、副经理。双方各为其主，各搞一套，竞争十分激烈。结果，利害冲突，互相掣肘，不独苦坏了下面主持业务的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而且埋下了日后互相火并的种子，终于导致发生震动朝野的林世良走私案。而在这之前早已因飞机洋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政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批判豪门势力的浪潮使孔祥熙、宋蔼龄第一次处于十分狼狈难堪的境地。事情的起因源于《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经理胡政之陷于香港。在形势危急时，《大公报》派人找到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请他设法援救胡政之出来。陈布雷旋即告知《大公报》社说：“蒋委员长已电告香港机构，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在这同时，蒋介石会同有关方面亲自开拟了应该乘坐飞机的名单，其中主要是宋蔼龄、孔令伟、原“南粤王”陈济棠、中央委员陈策等在港要人，胡政之是首先被关注的要人之一。重庆为此派出了好几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执行撤退任务。12月9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航机停在香港九龙启德机场。这时孔家人员早已捷足先登一拥而上，孔二小姐还同时将携带的许多箱笼一起塞进座舱占据座位，而胡政之等许多要人根本连乘机的通知都没有接到，陈济棠等人打听到飞机到达的消息及时赶到启德机场好不容易挤上飞机。陈刚刚暗自庆幸能找到一个座位坐下，但此时因孔二小姐的两条狼狗还没有座位，她素来爱狗如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刻哪里还会想到什么“蒋委员长手谕”当即喝令保镖卫士把陈济棠拉下飞机。这位当年八面威风的“南粤王”早已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身边既无卫士保镖，手中又无寸铁，形势格禁，只得悻悻然地退下让两条狼狗上座。陈济棠和妻子曹秀英只好化装由大鹏湾偷渡，沿途损失之大自不必说了，这还算是好的。至于中央委员陈策，只有游泳过海逃生的份了。另有驻港金融机构和其他国民党机关的大大小小的职员，以及滞留在港的各界爱国人士等等，只能各自想办法逃命，否则只好受日军的屠杀和蹂躏。中信局副局长张度带着俞鸿钧的老婆及三个女儿就是搭了一艘伪装走私棉花的帆船，闯过日军的海上封锁线，脱险到达广西南宁，然后辗转到达重庆的。陈济棠到达重庆后，见到蒋介石大发了一通人不如狗的牢骚，蒋不得已委以他个农林部长，算是敷衍一番。

12月9日，满载孔门主人、亲信、佣仆、箱笼、洋狗的飞机到达重庆。因这是从香港飞出的最后一架航班，重庆珊瑚坝机场上挤满了翘首以待的人群，这其中亦有到机场迎候胡政之的《大公报》人员。然而，机门打开后并无令《大公报》社人员望眼欲穿的胡政之出现，却见大批箱笼、几条狼狗和老妈子们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大公报》重庆版总编王芸生闻报，甚是气愤。过了多日仍无胡政之的下落，王芸生忍不住了，恰在此时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于12月22日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就此借题发挥，写了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发表在12月22日的《大公报》上。社评主张裁并重复机关，裁冗员，禁兼差，这乃是“紧缩论”；以下就谈到尖锐问题了：“此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所谓“持盈保泰者”，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指孔祥熙。《大公报》的这种言论在当时讲出来，的确是要点胆量的。

当时大后方人民早已对豪门势力深恶痛绝。1938年，以国民党驻香港代表陈其尤等发起的揭露孔氏家族倒卖军火生意浪潮，人们仍是记忆犹新。政学系、CC系和军统、宋子文等各派系与孔氏家族的结怨也已久，乘机发作，大骂孔氏家族。《大公报》这篇社评拉开了正面反孔的序幕，朝野争说飞机洋狗事件，孔氏家族的声誉和影响开始从顶峰上摔落下来。不但孔祥熙的政敌们借飞机洋狗事件发难向孔氏家族发起了新的进攻，甚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由此引起学潮，一方面罢课罢学，一方面举行反孔游行示威，喊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孔祥熙的口号。一时民怨沸腾，朝野震动。蒋对此甚为惊恐，使出了当年囚禁陈其尤于息烽集中营的伎俩，命特务头子康泽赴昆明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扑灭学潮。

宋蔼龄、孔祥熙当时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受此一击，当然不愿意了，孔二小姐更是被捅得大吵大闹。对于蒋介石来说，孔家在飞机洋狗事件中的做法实在是不成体统，有失观瞻。但是，因事涉孔家不好过分深究，也只得罢了。并且，蒋又最是疑忌之人，《大公报》的这一番抨击孔门的激烈言词被蒋认定是《大公报》对政府的不合作态度，故甚为不满。加之宋蔼龄、宋美龄姐妹就《大公报》发表社评一事共同向蒋施加压力，孔二小姐也来哭诉，蒋不得不让这件事对孔家、对社会有个“说法”，以平息众怒。

12月29日，交通部长张嘉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亲自致函《大公报》要求更正社评。信中闪烁其词地辩解：箱笼是中央银行公物，洋狗四只乃是美籍机师携带，殊属不合，已由本部严予申儆等等。《大公报》在蒋的高压下，只得将这封信标上“交通部来函”字样刊于12月30日的报末。

张嘉璈

 

谁知“交通部来函”刊登后并不能平息宋蔼龄心头的愤怒，她继续通过宋美龄向蒋施加压力，孔祥熙亦以连日高烧、身体欠安为借口，拒绝到部视事。蒋介石看这事不得收场，无奈之下只得叫陈布雷以新闻界前辈的身份找王芸生谈话，要他再写一篇社评，一方面安抚孔宋夫妇，一方面劝学生不要再借飞机洋狗事件闹事。王芸生奉谕写了一篇题为《青年与政治》的社评，发表在1942年1月22日的《大公报》上，距离《拥护修明政治案》一文的发表虽然仅一个月，但《大公报》的论调却完全变了调，变成检讨自己“阐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凭所闻，列举一二事例，并非立论之中心，且关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公物，本报既于上月30日揭载于报端，而此函又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负责文件，则社会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等等。《大公报》在反复抚慰宋蔼龄之后口气立变，以严厉的口吻斥责学生说：“乃据最近所闻，竟有若干学校之学生因诵该文而荒废学业，作越轨之举动。此种无益于国家有害于学业之事，若万一蔓延，或将使抗战以来一般青年日趋严肃笃实之学风濒于堕弃。因此，使我们深感立言之难，而为心疚。”在孔氏豪门势力的高压下，《大公报》发表了这篇违心之论，很快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质问《大公报》的言论为何出尔反尔，前恭后倨，判若两人，《大公报》自然无言以对。

宋蔼龄好不容易挨过了飞机洋狗事件的舆论冲击，岂知又因林世良走私案而再次把自己卷入舆论抨击的漩涡。

珍珠港战后日军横扫南洋，中国的越桂公路与滇越铁路相继断绝，中国大后方对外的海陆交通线只剩下唯一的滇缅公路，被称为是当时的“黄金之路”，一时成了各方竞相掌握的运输通道。一些人通过这唯一的地区通道，大搞走私贩运大发洋财的勾当。蒋介石为了保证军运需要，只得亲自派他的表弟俞飞鹏以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的身份驻节缅甸仰光，采用高压手段进行指挥，强行规定任何公私车辆一律要承运西南运输公司的军用物资。

俞飞鹏的禁令虽然唬住了不少人，但是不买账的也大有人在，头一个不买账的就是中信局运输处。这时的林世良，因为通过滇缅公路的走私贩运几年来为孔氏家族攫取了巨额财富，深受宋蔼龄的赏识。于是才有运输科升格为运输处之举，林世良也自然由科主任升格为处经理。林世良为报答孔家太太、少爷、小姐的恩宠，也就不惜违禁犯法把生意越做越大。在中信局运输处的影响下，滇缅路更加被搞得乌烟瘴气。俞飞鹏虽然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随时可以借几个人头号令全路，但是林世良手中拿的是宋蔼龄从孔祥熙那里弄来的中央银行运钞票的手令。俞飞鹏的胆量再大，也不敢扣押运钞票的专车。林世良把俞飞鹏的禁令踢到一边，结果其他一些有后台的机构，诸如航空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信托部等等，也都打着各种旗号照运不误。

俞飞鹏虽然斗不过宋蔼龄的豪门势力，但是有一个人却早已瞄准了林世良等人，并在窥待机会伺机进行打击。这个人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戴笠就其本质来说也是豪门鹰犬，与孔宋夫妇也没有什么过节，缘何要冒此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向宋蔼龄、孔祥熙挑战，原因就在于当时情况的变化。一是戴笠当时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孔家走私，戴笠缉私，此时已成一对矛盾，故孔戴因而结怨，关系开始恶化。久而久之，戴笠在缉私方面做不出成绩，屡受社会各界责难，而以宋蔼龄为代表的豪门势力又不允许他在缉私方面做出成绩，双方关系更加势同水火。于是，戴笠萌生了要借一两个豪门蟹脚开刀打击一下豪门势力的念头。二是戴笠与宋子文的关系很深。而宋子文自抗战以后，与孔宋夫妇的关系已形同路人。孔戴交恶，实际上成了宋蔼龄与宋子文关系交恶的继续和深化。三是戴笠的特务势力在抗战期间极度膨胀，而孔门势力自飞机洋狗事件后已开始走下坡路。此消彼长，戴笠已具备了与孔门抗衡的实力。加之当时在大后方以宋蔼龄为代表的豪门势力，已经受到朝野政治势力及普通民众的一致抨击。戴笠意图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打击孔门势力改善一下缉私署历来“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形象。四是按当时缉私条例规定，每破获一案如走私物资充公，缉私人员可得按走私数额的十分之一提取奖金。这样，戴笠有时不惜采取非常手段抓住一些大案大做文章，目的也就是黑吃黑。五是当时军统特工组织已成为蒋的最后一张王牌。当豪门势力已经开始威胁到蒋介石的自身统治地位时，蒋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有时不得不借戴笠之手稍稍抑制一下豪门势力的极度膨胀。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戴笠很早就在暗中布置收集林世良走私违法的材料。在这件事上，戴笠意外地得到了中信局运输处副经理汪建才的协助。林世良倚仗宋蔼龄、孔令侃的宠信，极力压制孔令伟派来的汪建才。孔二小姐一怒之下，当即指使汪建才也把平日了解和收集到的一些林世良违法材料暗中送交军统局。恰在这时，戴笠通过内线了解到林世良为私商大成公司向中信局申请办理押汇业务，企图以合法手段来掩盖一批价值达3000万元的走私物资。戴笠闻讯后，当即派滇缅公路警务处处长、军统特务李崇诗在畹町检查站将这批走私物资截留。然后在证据齐全的情况下向蒋告发，要求逮捕林世良。这时，俞飞鹏因从滇缅路后撤过程中下令焚烧大批物资，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俞飞鹏为转移舆论攻击的视线也向蒋介石哭诉，说林世良倚仗宋蔼龄的宠信假公济私，阻挠军运，以致他号令不灵，无法统制，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等等。蒋介石在滇缅公路猖獗走私的问题上早就要找一个人开刀，以杀一儆百，摆平舆论。现在既然各方面都把矛头对准林世良，那么林世良就该死了。于是，蒋亲下手令给戴笠，令其赶赴昆明逮捕林世良，用飞机押解重庆，关进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土桥监狱内。

林世良被扣押后，宋蔼龄当即派人上下打点，疏通搭救。林世良也自认为后台坚硬，不久就可放出。岂知戴笠就是要他的人头才能得到奖金，岂能让已经入网的大鱼脱逃，于是暗中策动各方势力向蒋施加压力。美国人也乘机指责中国政府在滇缅公路上走私贩运、贪赃枉法的种种不法事情，以触蒋怒。这时，军法总监部在孔宋夫妇的压力下仅将林世良判处无期徒刑，并许诺在事后由林家保释等等。可是，当军法总监部把案卷送到侍从室转蒋介石批示时，侍从室二组组长於达、四组组长陈方受到戴笠的关照，均认为军法总监部执法不公，并共同附签向蒋陈述理由。认为林世良利用职务直接图利，为害甚烈；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帮办则援引成都市长杨全宇因贪污案被公开枪决的成例，也向蒋书面呈送意见。蒋在这样的局面下，不得不咬一咬牙牺牲一下孔门的利益了，他于12月21日批示将林世良枪决，并于当晚电话告知军法总监部限于12月22日执行，以防止孔家派人营救。

林世良一案的结果，大出宋蔼龄的意外，这是宋蔼龄自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在过去，孔家如有所求，蒋介石无不尽力满足。这一次却因3000万元的走私案，蒋竟然下令腰斩孔门大将林世良，这的确使宋蔼龄很是伤心。宋蔼龄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孔家的老本已经被啃得差不多了。飞机洋狗事件和林世良案件，对于孔家来说，的确是个不祥之兆。

豪门婚姻

30年代中期以后，宋蔼龄的四个子女，依次到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年龄。婚姻关系，对于豪门望族来说，本来就是一次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重新组合排列的过程。

受宋氏三姐妹的世纪性婚姻的影响，宋蔼龄对孔家第二代子女的婚姻寄予莫大的期望。她希望能通过第二代子女的联姻再度扩大孔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巩固以蒋、宋、孔家族为核心的中国权势集团的统治地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宋蔼龄雄心勃勃地运用她们那一代的成功经验以她的敏锐目光、政治野心和精明手腕来策划第二代的政治婚姻时，都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失败或挫折，并且给孔氏家族带来了一连串的婚姻丑闻。结果，第一代的辉煌婚姻与第二代的丑闻婚姻恰成鲜明的对比。

在孔氏家族的第二代中，第一个违背宋蔼龄的意愿坚持选择平民婚姻的就是大小姐孔令仪。孔令仪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与她的弟弟孔令侃、妹妹孔令伟相比，算是比较安分守己的，因而不大引人注目。但是，宋蔼龄对这位大小姐寄予莫大的希望，总想替她找一个在门第、权势、地位等方面与孔氏家族都能匹配的夫婿。

第一个进入宋蔼龄择婿视野的是孙桐岗。孙桐岗是空军飞行员，在意大利学过航空。毕业后，驾驶了一架意大利木制飞机返回中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虽说空军飞行员是当时的“军中骄子”，而孔祥熙、宋蔼龄到意大利走了一圈后，通过与墨索里尼的一席谈话都极力鼓吹“空军制胜”、“空军建国”，但是仅凭这一点本钱要想与孔氏豪门联姻也还是不够格的。孙桐岗的本钱不在这里，他的权势与地位在于他的哥哥孙桐萱，孙桐岗的哥哥孙桐萱是韩复榘部的军长。当时，韩复榘在山东省政府主席任上占山为王，独断专行，藐视中央，抗命不尊，甚至截留税收对抗南京。这使蒋介石和孔祥熙感到头痛，但又无可奈何。经过孔门亲信、财政部参事李毓万的密策，蒋、孔策划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来控制掌握韩复榘。李毓万是山东人，在韩复榘部有不少可供利用的关系。他了解到韩部最有实力的军长是孙桐萱，如能通过孙、孔联姻的办法将孙桐萱争取过来，再迫使韩复榘就范就不是难事了。

孔祥熙夫妇与长女孔令仪（左）

 

这个计划虽然多少带有牺牲色相的味道，但是在宋蔼龄认为，孙桐岗既是中国空军的新秀又有乃兄的军界背景，倘若亲事得成，既挖了韩复榘的墙角解决了山东的财政税收问题，又可以为孔氏家族培养一个军界人物，也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吧！假如韩复榘在山东不听话，由孙桐萱来个“倒韩”，那么孙桐萱岂不是又成了“山东王”，到那时再请“介兄”给阿婿孙桐岗弄个师长、军长干干当不是难事。如此一想，宋蔼龄当即拍案定夺，恩准孙桐岗来向孔令仪求婚。

这件婚事孔宋夫妇点了头，蒋宋夫妇亦是点头的。其实，蒋早已看出韩复榘是一个桀骜不驯、心怀异志的人物，因而已在暗中积极拉拢孙桐萱预谋实施倒韩计划，只是一时还难以得手。现在有“红粉佳人”可资利用，他当然连连叫好了。

孙孔联姻问过了孔祥熙，问过了宋蔼龄，亦问过了蒋介石、宋美龄，似乎已成定局。但是，他们还没有问过两个当事人孙桐岗和孔令仪。结果，这场婚姻遭到了两个当事人顽强抵抗。孔令仪素来看不起军人，更反对把自己当作政治的筹码和牺牲品。孙桐岗这时已有女友，并且双方感情很好，无意弃巢他飞另择高枝。然而在蒋介石、宋美龄、宋蔼龄、孔祥熙等的高压下，孔令仪不敢断然拒绝，孙桐岗亦不敢公开抗命，但是，他们都不肯明确表示接受。双方一时处于对峙和胶着状态之中。

就在孔令仪、孙桐岗彷徨无计、一筹莫展的时候，不想半路里杀出一个路见不平的“绿林好汉”孔令伟。孔二小姐在孔府中素以敢作敢为、胡作非为、无所不为著称。她见姐姐孔令仪并不满意这门亲事，又见孔门上下却煞有介事地为此忙忙碌碌，终日乐此不疲，不觉一下子引发了她的“侠义心肠”，要替孔令仪把这件事摆平。想来想去，她认定这件事是李毓万出的馊主意，要拿就拿李毓万开刀。孔二小姐本是恶作剧的高手，其他本事没有，想主意害人实在是小事一桩。于是，她暗中指使人印制了许多结婚喜帖，上写“李毓万长女李淑媛和孙桐岗于某月某日在威海卫路某号李宅举行结婚典礼，敬请阖第光临”。下具李毓万夫妇的姓名。然后派人向财政部、中央银行设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机构广为散发。

李毓万是孔祥熙手下“山东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从孔祥熙入主南京政府的工商部开始至实业部、财政部，李始终充当孔的亲信随从秘书，一切重要文件不通过李毓万之手，孔是不会直接看到的。而孔的指示决定，又多根据秘书的签拟办法写上“如拟”两字，就成为定案。有时甚至由秘书掌管孔的图章，在文件上盖上孔的图章就算了事。由此可见，李毓万在孔祥熙身边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点，财政部、中央银行等财政金融机构里许多既不明内幕又慑于李的权势的人，但凡接到孔二小姐代为散发的结婚喜帖后，莫不纷纷赶到李家送礼道贺。当时，李毓万的长女尚未成年，突然之间却有成群结队的人登门恭送结婚礼品，不禁弄得李家啼笑皆非和狼狈不堪。李于晕头转向和惶惑尴尬之中，连忙多方派人收回喜帖，并向孙家道歉。等到他弄清事情原委，原来是孔二小姐要替乃姐打抱不平出一口恶气时，气得他提笔写了一份辞呈交到孔祥熙手里，一连好几个月没有到部里上班。后来宋蔼龄不得不对二小姐训示一番，并由孔祥熙对李毓万加以抚慰和挽留。但是，经过这一次风波，孙孔联姻倒是从此寿终正寝，再也没有人提起。

一晃几年过去，虽然孔门在婚姻问题上很是安静了一段时间，然大小姐终是要嫁人的，于是又有好事者上门。这一次被宋蔼龄看中的倒是门当户对的一个人物，名字叫卫立煌。卫祖籍安徽合肥，生于1897年，是国民党内老资格的粤军将领。国民革命军创建初期，曾任蒋介石的黄埔第一军团长，从而与蒋介石产生联系。卫素以作战勇敢、精通谋略著称。1932年，卫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军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因其攻克苏区金家寨，南京政府特在金家寨设“立煌县”以示褒奖，这是国民党将领中极少能有人享受的“殊荣”，可见他备受蒋介石的赏识。卫在历次作战中不断升迁，至抗战爆发已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与保安司令，成为非黄埔军人出身中升迁最快的将领之一。但是，卫既非蒋的同乡，又非蒋的学生，更非蒋的姻亲，因而终难成为蒋的核心亲信。为了能把卫进一步笼络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听说卫立煌的夫人去世后，当即想到把孔令仪嫁给卫立煌的续弦之策，并由宋美龄将此事就商于宋蔼龄和孔祥熙。宋蔼龄本就是轻名重惠之人，现在卫立煌的地位、权势、声名皆备，如果卫孔联姻得成，卫从此进入蒋的心腹亲信将领的圈子，其前程不可限量。如此一想，宋蔼龄欣然应允，并趁卫立煌到重庆出席军事会议的机会特意安排卫立煌与孔令仪在某一个场合“偶然”相遇。然后，宋蔼龄再派人向卫立煌提亲。

令宋蔼龄与孔祥熙极为难堪的是，卫立煌和孙桐岗一样，对与豪门联姻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卫立煌亦不便断然拒绝，他只能临时找出一个借口婉转地进行搪塞，说是不久前有人已在美国为他撮合了一个女子，并且即将举行婚礼云云。宋蔼龄知道他在编造谎言，但是美国万里迢迢，谁会去证实他的这位莫须有的女人到底在哪里！

以中国之大，宋蔼龄要为大小姐找一门当户对的东床快婿，却是多年不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小姐青春易逝已是年近三十，仍然待字闺中。孔令仪不愿意了，她深恨父母亲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全不顾惜女儿青春年华的做法。一怒之下，当即把家里为她介绍的对象都一一回绝，自己作主选上了孔令侃的同班同学陈纪恩，并在私订终身后才向宋蔼龄、孔祥熙禀明。宋蔼龄初不知陈纪恩是何方高人，当即派人对陈纪恩的出身与职业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陈纪恩虽然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但父亲只是上海一个舞厅的音乐指挥，出身寒门，职业低微，因而坚决不同意。孔祥熙为此训斥孔令仪说：“陈纪恩家不是名门望族，没有名气。门不当，户不对，我们这种世家结这么一门亲要被人家耻笑的。”孔令仪不以为然地回答说：“钱、势、地位，我家里都有，你可以马上替他解决，同我家结了亲，自然也成了名门望族。你们认为缺少的，实在不稀奇。可是他人生得漂亮，性情温柔，我认为需要的，认为满意的，而这一切你们都无法找得到。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反正嫁定了。”

孔令仪说到做到，她感到在国内与陈纪恩结婚无望，就约陈同往美国留学，在纽约结婚。宋蔼龄、孔祥熙在国内得到消息，极为愤怒，但见生米已做成熟饭，也只得由她去了。于是，孔祥熙下了一个手条，任命陈纪恩为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拿了官员护照去美国公干，过高级生活。1943年，宋蔼龄反对陈孔联姻的怒气渐消，决定替孔令仪补办嫁妆。批令由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的老婆主持的财政部妇女工作队日夜加工，精心绣制了全部嫁妆，共计装满了八只大木箱，包了一架专机，连同古玩珍宝，直接飞美。可是飞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不久，即失事全部焚毁。一时引起全国舆论哗然，纷纷予以抨击。但宋蔼龄对此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过了一段时间，又加工赶制了六大木箱嫁妆送往美国，比原先的数字减去两箱，算是对舆论的敷衍。

对于制作嫁妆及飞机失事前后的耗资情况，《大公报》长沙版曾作过一次统计：如果仅以损失一架飞机计算，则可以救济2000名以上的饥民，使他们衣食不愁；如果把孔令仪结婚的一切开支及14箱嫁妆一并计算，那10000名饥民可以破涕为笑了；如果用这些费用去制作军衣，则可以解决两个师的军服，或者可以为50个兵站医院的伤兵每人解决一套新衣，或者可以开办一所设备颇完备的大学。如此巨大的费用宋蔼龄不出分文，都由她的那些蟹脚们用各种名目记在公账上，无怪乎孔宋夫妇优哉游哉，若无其事了。

孔令仪的婚事尽管不能让宋蔼龄满意，但宋蔼龄毕竟还是同意了，并且还于事后补办了嫁妆，以了却为人父母的一片亲情与责任。应该说这件婚事对于做父母的来说，到底还算是体面的了。若以孔令侃的婚事来说，真是使天下所有做父母的颜面尽失，不用说是豪门之家的宋蔼龄了。

大少爷的婚事，自始至终使宋蔼龄既无从反对又无法承认，其尴尬之状，实在使宋蔼龄有说不出的难过。还在孔令侃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时，宋蔼龄就打定主意要替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以便早日完婚，替孔门繁衍后代。偏偏孔大少爷这也看不中，那也不满意，却语出惊人地提出要娶宋子文老婆张乐怡的小妹为妻。外甥要娶娘舅的小姨子为妻，不管娘舅、舅母与其小妹怎么想，也不管别人怎么想，首先宋蔼龄就不会同意，认为这无论是从伦理道德观念还是从家族关系上说，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孔令侃不管这一套。当时小孔与娘舅在香港互相斗法，正是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故而有意要给娘舅一点难堪。于是振振有词地回答说：“娘舅归娘舅，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如果不是张乐怡的妹妹，我还看不上，也选不中她呢！”这件婚事到底没有人敢向张家去提，当然是胎死腹中了。

然而，比这更可笑也更难堪的事发生了。抗战初期，宋蔼龄避居香港期间，跟随身边的有得力蟹脚、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盛升颐夫妇。不久，孔令侃到达香港正式出面主持香港中信局的工作，盛升颐等一班宋蔼龄的心腹亲信也都受宋蔼龄暗示转舵为“少主”服务，听候小孔的调遣运用。盛氏夫妇本就是交际场上的“人精”，深谙豪门中的人情世故，他们当然了解到宋蔼龄的心理动机是要急于把小孔推上政坛以便出人头地，当上一个部长什么的高官，逐渐在孔门第二代中造成声势，壮大孔氏家族的势力。由此，盛升颐夫妇看准了小孔的远大前程，也就不惜在孔令侃面前下足了本钱，巴结逢迎，曲意承欢，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最后用美色勾引连自己的老婆也上阵，戴上一顶绿帽子也在所不惜了。

孔令侃在港期间，住在九龙，每天到香港本岛办公。盛升颐夫妇瞅准这个机会，就在每天中午邀请孔令侃到他的香港本岛寓所用餐，餐后就安排孔令侃在他家午睡。当时孔令侃二十三四岁，正是极易疯狂胡来的时候。盛升颐的老婆白兰花30多岁，由于保养得法，打扮入时，仍十分风韵。加之此女是风月场中的老手，深谙如何把握男人的心理煽起欲火，引诱男人下水，而盛升颐又有意纵容她勾结孔令侃营私分肥。于是，白兰花抓住每天中午的机会精心侍候孔令侃吃饭睡觉，伺机卖弄风骚，大献殷勤。孔令侃本是一花花公子，只知渔色，哪里知道白兰花背后的动机。结果，在盛妻锐不可当的凌厉攻势面前早已不能自持，丑事由此发生。一时间，两个人竟有如干柴烈火越烧越旺，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1939年秋，孔令侃被港英当局驱逐出港，孔令侃坐船经菲律宾赴美竟荒唐地携同盛妻一同前往，并在盛妻的撺掇下即在船上与盛妻举行了婚礼，然后才打电报到香港报告宋蔼龄知道。宋蔼龄闻讯后，差点没有背过气去，她认为白兰花不但是有夫之妇，而且比孔令侃大八九岁，出身卑微，操守不洁，豪门大户往往要视这种人为“污秽”之物，与宋蔼龄想象中的名门闺秀相去何止万千。暴怒之余，宋蔼龄当即复电孔令侃，令其取消婚约。岂知孔令侃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办法，对宋蔼龄置之不理，继续带了他的“少奶奶”到美国度蜜月和上学去了。宋蔼龄在香港的半山公馆虽然气得终日大发她的女王脾气，但是终因鞭长莫及，到底是无可奈何。结果，这门婚事使宋蔼龄如骨鲠在喉咽不进，又吐不出，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和难堪，并常常为此暗自饮泣或扼腕叹息。

孔门丑闻连绵不绝，也是有人尴尬有人笑。在重庆的社交圈子中，这一新闻一时竟成争相传告的热门话题。很多人本来都是知道孔夫人与盛升颐之间的暧昧关系的，现在盛升颐之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竟然略施小计把孔令侃拐走，还宋蔼龄以颜色。在重庆国民党上层圈子中，宋氏母子这种轮回相报的新闻也成为许多人的笑料。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四组组长陈方就曾经以此告诉六组组长唐纵，谓“孔夫人之姘夫，其妻顷姘于孔之公子，恶恶相报，丑孰甚焉”。

如果说孔令仪、孔令侃的婚姻仅仅是由于在门第、地位、权势上的差距，就已经使宋蔼龄为此伤透了脑筋，那么孔令伟的那种阴阳倒错的同性恋，更使宋蔼龄哭笑不得，苦不堪言了。

孔二小姐好以男装示人，凡事争强好胜不肯雌伏，并由此得到宋蔼龄、孔祥熙甚至蒋介石与宋美龄的钟爱。这种抚爱，也更加助长了孔二小姐的变态和乖张心理。从此以后，她不但处处模仿男人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行，而且像花花公子那样身边簇拥着大批妖艳的女人，供她“拈花惹草”，以满足她那种畸形变态的性心理。久而久之，孔二小姐把自己视为男人，当然在婚姻问题上也已经淡化了要嫁男人的愿望，相反，却热衷于要找个“太太”，并为此先后结交川军师长范绍曾的邓太太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驻重庆办事处庞处长的葛太太。邓太太病故后，孔令伟与葛太太同居，同进同出，双宿双飞，俨同夫妇。结果，在孔令伟的公司里，手下人索性称孔二小姐为总经理，称葛为太太，可见其荒唐之极。

孔令伟终日醉心于扮男人，娶太太，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作人妻，为人母。由此把个人的婚姻大事晾在一边，一年一年地拖延耽搁下来。但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孔令伟不慌不忙，倒是急坏了宋蔼龄与孔祥熙。本来，大小姐与大少爷的叛逆婚姻已经使孔门声名狼藉在豪门中抬不起头来，如果二小姐的婚姻再不能为他们挽回一点颜面，他们何以自容！只是孔二小姐不但对个人婚姻毫无兴趣，而且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居然学着上海娘娘宋美龄当年的口吻发誓非英雄不嫁。这样一来，更使许多意欲向孔门献媚的“红娘”望而却步，哪里还敢给孔二小姐作伐做媒。

孔令伟久不嫁人，也牵动了不少国民党要人。国民党CC系的大头目陈立夫也想“借花献佛”做一回月下老人，决计把她介绍给自己的湖州同乡胡宗南。胡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坐镇西安，节制陕、甘、宁、青数省40余万大军。包围中共陕甘宁边区，有“西北王”之称，被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黄埔军人鼓噪为“青年将领”、“蒋校长的得意门生”、“黄埔军人的领袖”等等，更有人把胡视为是蒋身后的“三大接班人”之一，与何应钦、陈诚并驾齐驱。

胡宗南是军界新星，政坛得意，前程辉煌，却是个单身贵族。自前妻去世后，胡宗南一边用“国难当头，何以家为”来标榜自己为国忘家的献身精神，一边却在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养着一个情妇。每隔一段时间，便以医牙为名赴成都华大医学院与情妇幽会盘桓数日。

胡宗南如此身价，他的婚姻当然不乏有人关心。以陈立夫的地位与权势，当然有资格给孔令伟与胡宗南作“红娘”。并且，以陈立夫的精明，他也深谙胡孔联姻背后所深藏着的政治含义。当时，陈氏家族和孔氏家族的日子都是不好过的。自抗战中期以后，孔、陈两大豪门都已过了巅峰期。以二陈为首的CC系在政学系与黄埔系的双重夹击下，已呈智穷力竭、节节后退的败象。孔派势力在宋子文系与政学系的两面进攻下，也是日坐危城，朝不保夕。自陈氏集团在十年前助孔祥熙上台逼退政学系后，这中间双方关系虽然磕磕碰碰，坎坎坷坷，但总没有坏到哪里去。现在双方都面临着强大的对手，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当然有联合拒敌的必要。陈立夫还认为，胡宗南是黄埔系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又是自己的死对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政治盟友，如果能借此把胡宗南拉拢过来，不独削弱了黄埔系的力量，打击了戴笠的势力，而且壮了自己的声势，可谓一箭三雕了。宋蔼龄、孔祥熙也认为，果真能有这么一位“天子门生”、“黄埔领袖”、“青年将领”为婿，不但门第相当，声名显赫，或许多年后又是一个“蒋介石”式的铁腕人物出现，也未可知。宋蔼龄原本以撮合政治婚姻著称，胡孔联姻的潜在政治意义当然不需要陈立夫再来给她上课。于是，当陈立夫到范庄登门为胡宗南作伐时，宋蔼龄自是点头称许，孔祥熙更有喜不自胜之状。

胡宗南原是个大野心家，当时他正与陈诚争锋，争当蒋介石身后的第一人。而陈诚的老婆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如此，胡宗南明显处于下风。于是，他亟欲增强与陈诚抗衡的实力地位。现在党国元老陈立夫亲自把孔府“千金”孔二小姐送上门来，无疑把自己一下子与蒋、宋、孔、陈四大豪门结成血水相融的姻亲关系，此事得成其实力地位当不在陈诚之下。但是，胡宗南不独是个政治野心家，而且是个封建正统思想及夫权意识极为浓厚的“正人君子”。还在他当年在家乡当小学教员时，糟糠之妻只因违背他的家规晚上私自外出看了一场社戏，就被胡斥之为“不守妇道”，“有伤风化”，自此被打入“冷宫”，视为路人而不加理睬了，夫妻关系也名存实亡。其妻在家因思夫情痴以致精神崩溃，变成歇斯底里，最后一病而亡。胡宗南有此个人感情生活中不幸的“教训”，对孔二小姐也不能不防一手。况且他原本便听到孔二小姐的不少艳闻，说她生活浪漫、性格豪放等等，心里到底有些不放心。于是，便向自己的密友戴笠了解孔二小姐的品德操守与生活作风。戴笠历来就与陈立夫、孔祥熙处于互不相容的地步，如何肯为孔二小姐美言几句，当即如实相告：这位孔二小姐虽然出身豪门，身份不可谓不高贵。然此女子却是举止粗鄙，言语粗俗，且经常女扮男装，短发西服，雌雄莫辨，手挈数条狼狗及悍仆丽人出游，昂首阔步，横行市井，行人避之唯恐不及等等。

虽然戴笠本是如实相告，没有添油加醋。但是，胡宗南听了却早已大惊失色，心中对这门亲事顿生怯意。然而他转念一想，戴笠与陈、孔不睦，莫不是戴的离间之计也未可知，此事不可不防一着。于是，胡对这门亲事不道“然”，亦不道“否”。而是在孔二小姐到西安相亲时，自己先化装成一个胡宗南派去的勤务兵到孔二小姐下榻的寓所实地侦察了一番，证实戴笠所言不差。如此再不敢践约与孔二小姐见面，当即一面连夜避走前线去军中视察防务，一面着人送信给孔二小姐，推说前线军情紧急难以分身见面，同时写信给陈立夫，婉言谢绝厚爱，并标榜自己说：“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一番冠冕堂皇的话使陈立夫知难而退，孔祥熙尴尬不已，宋蔼龄心怀怨愤，只有孔二小姐似乎处之泰然。本来她就对嫁男人不感兴趣，现在胡氏不知好歹，她也就乐得与葛太太胡作非为，终日声色犬马了。1947年，胡宗南在内战中进占延安后，与戴笠替他物色介绍的军统女特务叶霞翟结婚，此时孔氏家族已被赶下政坛，威风已不复当年了。

其实，孔二小姐的同性恋，也有可能不完全是为自己打算的。当时，侍从室二处四组的组长陈方就曾经把这方面的情报告诉二处六组的组长唐纵，说是孔二小姐搞同性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渔猎女色以献给其父孔祥熙，便于其间操纵中央银行，这种情报出于陈方之口，可见不是马路新闻。

宋蔼龄纵有万贯家财，权势熏天，在子女中却终不能撮成一件令她称心如意的婚姻，相反却是丑闻不断，其尴尬、失望、愤懑，真是百感交集。倒是她小儿子孔令杰，因成长于孔祥熙和宋蔼龄在政治上失宠之后，故能老老实实地在国外读书，长大后被台湾蒋政权派为驻联合国和美国外交官。50年代，又在美国“下海”经营石油业，大发石油财，成为亿万富翁。这位孔门小少爷，不像孔令侃、孔令伟那样劣迹斑斑，个人婚姻在孔门中也算是比较体面的，娶的是美国前电影明星德布拉·派吉特为妻，并生下一个儿子。这大概是唯一能得到宋蔼龄与孔祥熙认可并使他们感到满意的一门婚事。

七、豪门恩怨

宋氏家族的第三次分裂

宋氏家族自从在中国政坛崛起后先后经过两次分裂，虽经宋蔼龄巧为周旋，勉强维持一种面和心不和的状况，但由于矛盾深种，危机暗伏，随时都会出现爆炸性的局面。

30年代初期，宋蔼龄巧妙利用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落井下石，趁势把宋子文推下水，而把孔祥熙拉上政坛高位取代了宋子文，形成蒋孔合作的新体制。宋子文认为是宋蔼龄在关键时刻挖了他的墙脚，因而始终不肯对宋蔼龄表示谅解，每每思及，常有刻骨铭心之痛。但当时宋子文还有一种幻想，认为蒋让他休息不过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要办好中国的财政是非宋子文不可的。一年、或许是两年之后，孔祥熙这位“阿混”混不下去了，蒋介石还是要请他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理财专家出山主持财政。有了这个如意算盘，宋子文也就天天望眼欲穿，指望中国的财政局面崩溃，以便让他出来收拾残局。

谁知几年过去了，这样的局面不但没有出现，蒋孔合作的体制反而更为巩固，蒋介石也毫无请他出山的暗示，这使宋子文在无限失望之余不由产生了一种被蒋介石与宋蔼龄合伙捉弄的感觉。对蒋，他素来没有好感，蒋要捉弄他，他认为固属正常。对宋蔼龄，他认为阿姐与外人串通起来捉弄他，毫无道理，也实在太不应该。因而心中的“梁子”也就越结越深，并决心采取报复措施。由此，在宋氏家族中，长姐与长兄的矛盾逐渐尖锐，斗争也更加表面化。

两宋之争的第一个回合，是发生在抗战初期争夺金融界领导权的一场较量。

宋子文自交卸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三要职后，表面上不问政事，仅以一个在野者的身份从事金融活动，诸如参与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改组，领衔谋划币制改革等等。但是，宋子文以他的英美背景、同政界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与江浙财团的紧密联系、安插在财政金融界的人事关系，以及控制掌握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实力等筹码，依然是政坛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尤其在金融界仍然稳坐“老大”的交椅，并没有把孔祥熙放在眼里。例如，宋子文在1933年经手办理的美国棉麦借款，就从来不肯让孔祥熙知道。有些事，他宁可直接交给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和郭锦坤办，也不肯向孔祥熙汇报。孔只能从侧面了解一些情况。其实，如果仅仅是这些方面，宋蔼龄和孔祥熙还能忍着。宋蔼龄最恨的是宋子文始终抓住财政部所属的一些油水颇丰的机关不放，诸如关税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远、盐务局长缪秋杰等，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干将。这些机关既有外国人传统的一套人事规章制度，又被南京政府指定作为公债借款担保，一直由宋子文严密控制，孔祥熙的号令在这些机关就不响亮，宋蔼龄的蟹脚更是钻不进去。平时，孔、宋手下的人，也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少有私人交往的。尤其是宋子文手下的人，受他的欧美作风影响很深，洋气十足，独往独来，很是瞧不起孔手下的那些“土老鳖”们。

宋子文在财政金融界的“霸气”，迫使宋蔼龄不得不在幕后帮助孔祥熙策划，向宋子文进行反击。最后，宋蔼龄制定的谋略是：（1）大刀阔斧地调整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的高、中级人事，以削弱宋子文的势力，换上孔家班角色。（2）将中央银行的资本额由3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元，比宋子文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全部资本还要高出2900万元，以加强孔祥熙在金融界的领导地位。

在宋子文与孔祥熙的争锋中，宋蔼龄最厉害的一着就是从不让孔祥熙正面与宋子文发生冲突，而是在向蒋争宠方面下工夫。宋蔼龄认定，国民党政坛的事情虽然是变化无常，但终归是蒋说了算，把蒋的性情摸熟了，宋子文的本领再大，实力再强，也不能跳出蒋的手心。孔祥熙按照夫人的吩咐，处处唯蒋的马首是瞻，对蒋恭顺逢迎，无所不用其极。蒋在财政经费上予取予求，孔从不违拗，但凡侍从室送来的额外支付命令，孔无不照办；蒋把军队视为禁脔，孔就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军人结交，绝不搞武装，并主动把宋子文原先建立的税警总团交了出去；蒋极力防止手下任何一派的势力过度膨胀以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孔就锋芒内敛，循规蹈矩，不肯与蒋、宋、孔之外的“外人”联合，以免招蒋猜疑；蒋唯我独尊，狂妄自大，孔就顺其好恶，小心侍奉，以讨其欢心等等。孔的这些长处恰恰都是宋子文的短处，如此，宋、孔在蒋面前争宠的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一般说来，宋精明而孔庸碌，但如果把宋蔼龄的才智考虑进去，双方的态势就变化了。况且，孔虽庸碌而不糊涂，有时即使装糊涂也是为了应付一时环境。孔祥熙的软功夫，再加上孔夫人的精明厉害，的确使宋子文难以招架了。

孔祥熙坐稳了财政部长宝座免除了后顾之忧，开始还击宋子文。宋子文下台后，主要利用中国银行的实力地位再联合交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势力抗衡。孔祥熙见此，就毫不手软地对中国银行的事处处给予留难。但凡提到中国银行的人和事，孔反感极深，往往开口就骂。宋子文见孔祥熙小人得志越发神气了，而蒋介石对孔又极为宠信，盛怒之下只得负气避走香港，不肯与蒋孔效力。以致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密令人专程赴港找宋子文，劝宋与孔合作，说国难当头，希望他出来参与筹划和负责战时财政金融工作。宋听了无动于衷，当即拿起球拍子对手下人说：“我们去球场打球吧，国家事，有他们去办，用不着我们了。”可见这时候宋的负气还是很深的。一直到上海战事发生，孔在海外未归，宋子文这才回到上海，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并就此在上海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派中国银行副总稽核霍亚民兼任四联总处主任秘书，全面主持金融方面的业务。

由于宋子文卷土重来，孔祥熙在国外鞭长莫及，宋蔼龄当即中断出访，先期回国，谋划对策。宋蔼龄回到国内发现情况不妙，然自己又不便直接出面与宋子文争锋，便把子女辈的孔令侃推了出来在上海恢复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与宋子文唱对台戏。办事处表面上是财政部次长徐堪领导，实际上由孔令侃主持。孔令侃打着财政部的旗号每天到中央银行总裁室上班，处理行务，抵制宋子文的势力，才暂时稳住了“孔家班”的阵脚。

不久，孔祥熙由海外匆匆赶回上海，国民党军队西撤，四联总处与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才同时停顿下来。后四联总处在汉口恢复，由孔祥熙任主席，并由公馆派的核心干部谭光接任秘书，这才重新控制了对全国金融界的领导权。但宋子文始终留在香港，不肯出席汉口四联总处的活动，也不派高级干部参加，虽有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出席，然遇事不能作主，结果四联剩下三联，机构形同虚设。四联总处由汉口而重庆，中国银行联合交通银行继续进行抵制活动，遇事阳奉阴违，态度消极，对于四联总处的决议每多推诿不办，使理事会孔主席一筹莫展。孔对宋无可奈何，不得不与宋蔼龄密议，表面上主动撤退，建议由蒋介石以农行理事长的身份自兼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负实际责任，以财政部次长徐堪兼任秘书，如此，宋子文才无话可说，逐步缓解了抵制现象。

两宋之斗的第二个回合是甥舅“双包案”之争。

抗战初期，宋子文滞留香港，宋蔼龄、孔令侃亦在香港避难，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农民银行总经理叶琢堂等金融界大亨及国民党的金融重心也都转移到香港。宋子文与宋蔼龄在财政金融领域里的争权夺利，也就直接在香港展开。

宋蔼龄与宋子文有手足之情，本不应姐弟自残。况且宋蔼龄有宋氏家族掌门人之尊，更应在宋、孔家族之间尽量摆平起一种缓冲作用，不应孰亲孰疏，加深裂痕。然而，30年代以后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宋子文贵为宋氏家族的长子，又是南京政府的重臣，早已头角峥嵘，野心勃勃，不再甘心受宋蔼龄的节制；另一方面是孔祥熙本是取代宋子文登上政坛高位，孔令侃长大成人后也要在财政金融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财政金融领域被宋子文视为是他开拓的“自留地”，老孔、小孔要向财政金融领域发展必然要直接损害宋子文的利益。在宋氏家族与孔氏家族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宋蔼龄面临的是两难选择。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宋蔼龄最终选择了首先维护孔氏家族的利益，即使是损害到宋氏家族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况且，在30年代传统意义上的宋氏家族已不复存在，不独宋庆龄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家族的利益范畴，即以宋美龄、宋蔼龄来说，也已经与蒋氏家族、孔氏家族的利益结为一体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另外，从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这方面来说，宋蔼龄等三姐妹已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宋氏家族的真正掌门人不应该再是大阿姐宋蔼龄而应该是大阿哥宋子文。可是，宋蔼龄从心理上到感情上又都不能很冷静地接受这个现实，自觉地把宋氏家族掌门人的“权杖”交出去。于是，宋氏姐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矛盾。由此可知，两宋之间的龃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宋氏家族掌门人那把权力之杖的争夺。

宋蔼龄与宋子文虽然势同水火，但是她顾及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家族的名声从没有与宋子文在任何公开场合较量过。她始终是进行幕后策划，由孔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与他决斗。在香港时期，孔祥熙贵为行政院长，也不便为家族利益公开与宋子文争吵不休，同时孔此时大多数时间在汉口、重庆对香港的明争暗斗难以直接介入。于是，宋蔼龄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让孔门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孔令侃出阵与宋子文较量。其实，这一手正是宋蔼龄的高明之处。由小字辈赤膊上阵，外甥斗阿舅，不但可以免除许多顾忌，而且在态势上始终处于有利地位。无论成败，皆能可进可退。而宋子文则顾虑这顾虑那，处处放不开手脚，自然要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了。

孔令侃不愧是孔氏家族第二代的杰出代表，他继承了父母一代的“长处”，公开与宋子文对着干，对娘舅毫不服帖。平时，甚至连一些表面的客气与礼节也都免了。当孔令侃在港主持中央信托局的工作插手国民党驻香港金融机构的各项业务时，但凡在有关重庆和国外的重要电报文件往来时，孔令侃看过后批一个“转T．V”就批给宋子文，宋只好硬着头皮接收。在个人婚姻方面，如果不是白兰花把孔令侃半路拐走，说不定他也会在宋子文的小姨子身上玩出什么新花样。但是，外甥战娘舅的一场混战是发生在关于收购猪鬃出口问题上的一个“双包案”。

宋子文在经手了向美国的棉麦借款5000万美元之后，即通过贸易调整委员会所属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及设在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公司，低价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镁砂等出口物资抵押借款，并由南京政府明令公布为统购统销的出口物资。即使财政部直属的海关与盐务总局的收入，也被宋子文以维持债信的名义一手垄断，从中渔利。

宋蔼龄与孔令侃后来居下没有捞到一点出口货源，不独出口方面得不到一点好处，就连外汇的来源也大成问题。当时，出口及向国外借款等项目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渠道，而这些渠道大多控制在宋子文的中国银行手中，在老孔的中央银行汇源十分短缺时宋子文都不肯痛快地支付，何况小孔的中央信托局。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宋蔼龄无计可施，孔令侃更无法可想了。于是，孔令侃在宋蔼龄的默许下只好搬出他的看家本领，一味蛮干了。他再次打出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擅自划归中央信托局统一办理。孔令侃自己决定算数，当即一个电报打到重庆，叫重庆政府财政部明令公布所有全国范围内有关各色猪鬃之收购运销事宜由中央信托局派人办理。财政部经办人员明知这事有些蹊跷，但涉及孔、宋的家事谁也不敢去查究，只有按照上面的去办。结果，糊里糊涂地搞出了一个猪鬃出口“双包案”。

孔令侃得到财政部的通知后，马上命令中央信托局易货处在桂林、衡阳、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易货处，派出人员贴出政府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这些地方都有宋子文的复兴公司收货处在收购土产，并且打出的旗号是为了偿还美国棉麦借款。双方都有很硬的后台，谁也不买谁的账。开始时，还能各自勾结当地批发商，通过不断抬价抢收弄到几把毛货。后来双方都认为吃了大亏，感到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坚决地把对方挤走以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于是，相互扯皮打起官司，由香港一直闹到重庆。孔家班打出的王牌是办理“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宋家班打出的王牌是必须确保美国棉麦借款债信。蒋介石反复权衡了一番，认为还是确保美国的棉麦借款债信要紧。德国与美国相比，毕竟美国比德国重要，否则得罪了美国这个后台大老板以后恐怕再借不到美国人的钞票了。而且，所谓“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是个什么东西，对外是张扬不得的。于是，蒋介石在裁决后，当即又追问何以财政部会弄出个“双包案”，孔祥熙只好硬着头皮承认是财政部办事马虎的结果，至于宋蔼龄的幕后策划、孔令侃的蛮干，他都省略不讲了。这时，孔令侃也已经灰头土脑地被英国人赶到美国“读书”去了，宋蔼龄则被白兰花拐带孔令侃一事弄得大倒胃口再也无心过问这件“双包案”的“善后”。于是，中央信托局趁势收篷，撤出与复兴公司的“战斗”，猪鬃收购出口也仍由复兴公司独家经营去了。

宋蔼龄与宋子文角斗的第三个回合是所谓“邓勉仁汉奸案”。

自孔令侃出走后，宋蔼龄在香港孤身一人要面对宋子文的强大压力，似乎是无计可施了。但是，宋蔼龄做事是从不肯承认失败的，既然老孔、小孔都一时不能借力，她就只好利用孔家班中的一些小角色对付宋子文了。

宋子文抗战初期在港期间，以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在香港德辅道所在的广东银行楼上办公。中国银行的一班人马，有了宋子文在港亲自主持工作声势自然不同，与孔家班发生冲突也是取攻势的多，取守势的少。宋子文的亲信干将邓勉仁是宋子文的美国同学，一向跟随宋氏做事，关系极为亲密。其时，邓已被宋氏提拔为他自己开设的广东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等职。有这样的背景和靠山，邓氏在宋家班中也就算得一个不小的角色了。大概出于忠心报主的动机，在香港银行界中邓勉仁也就处处带头公开指责孔门母子，宣扬孔门的丑闻。宋蔼龄闻报早已对其恨之入骨，也指使孔家班的小角色以牙还牙，伺机铲除邓勉仁。

1941年底，日军攻占香港。其时，宋子文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身份，已经正式赴美上任，宋蔼龄也率领孔氏家族的成员回重庆去了。留在香港的孔、宋豪门干将们，分别以邓勉仁和中央信托局副局长钟秉铎为代表，居然打着白旗领着香港银行界的一部分人，欢迎大日本皇军占领香港。并在1942年元旦，联名拍电报向汪精卫致敬。一年以后，邓勉仁和钟秉铎在看到日本人大势已去，又分别取道溜回重庆，各奔旧主。宋子文派邓勉仁做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兼任他私人控制的南洋烟草公司总经理。钟秉铎也被宋蔼龄安排为中央信托局信托处经理，接替因受林世良一案的牵连而被捕的许性初的职位。两个豪门蟹脚做汉奸居然做出了一点名堂，成了有功之臣，照样占据要津，为孔、宋豪门奔走办事。

但是，邓勉仁在取道回重庆时选择的是取道澳门的一条路线，并在行前通过日方搞到一份日本陆军驻澳特务机关发的护照，护照上写着：“邓勉仁先生从澳门回内地，希沿途皇军放行，并予保护。”签发者是特务机关长泽荣作大佐。据说，这个护照的秘密被宋子文的另一个亲信陆文澜打听到，陆与邓因在宋子文面前争宠屡吃败仗而结怨甚深。为此，陆久欲给邓以颜色的念头，只是苦于抓不到把柄。现在得到这么一个机会，当然不肯错过。于是，陆当即向军统告发邓是日本间谍。陆素知戴笠与宋子文关系很深，为保险起见又把这个情报暗中向孔门通报。宋蔼龄得到消息如获至宝，当即派人报告蒋介石，告发此人在香港如何领头欢迎日军，又是如何领衔向汪逆精卫致电效忠，并且一贯在外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攻击诋毁蒋、孔家族，尤其是这次带着日军特务机关的护照企图潜往重庆进行特务活动等等。

蒋介石本不知邓勉仁是个什么东西，完全可以把他交给戴笠去处理。恰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与宋子文在曾家岩官邸大吵了一场。宋子文在情绪激动之下，不仅用英语对骂，而且把一只茶杯也摔得粉碎，转身要拂袖而去。蒋本是懂得一点英语的，当然也能听懂宋子文骂他的意思，于是，蒋在盛怒之下立即着侍卫人员将宋子文拦截下来，不让他离开，意图软禁。后经宋美龄闻讯赶到，反复调解劝说，蒋才勉强同意将宋子文放走，但心中的余恨并没有消除。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宋蔼龄派人来告发，宋子文的亲信干将邓勉仁是日本汉奸和间谍。邓勉仁运气自然是不好，替宋子文白挨了一刀。蒋为了泄恨，也为了警告宋子文，当即命令戴笠将邓勉仁逮捕枪决。

邓勉仁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宋子文手下的一些骨干分子在中国银行大楼准备公宴邓勉仁。宴席预定晚7时开始，可是下午5时军法执行总监部派人拿着蒋的手令，将邓勉仁逮捕送进重庆南岸土桥监狱，立即执行枪决。此时，中国银行宴会大厅里灯火辉煌，客人还没有完全到齐，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已经打来电话要中国银行庶务科派人前往收尸，办理后事。宴会大厅里的客人们闻讯，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相互间不断询问猜测何以会弄出这等祸事？热闹非凡的气氛一瞬间变得凄凄惨惨，一片肃杀景象！

邓勉仁送命，而同样媚敌的孔门干将钟秉铎不仅没有问题，反而做官了，从中央信托局信托处经理又做到中国信托局代理局长。1945年，时任财政部部长的俞鸿钧为报答宋蔼龄的知遇之恩，决定保荐钟秉铎出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蒋介石接到报告，一时想不起这位姓钟的是哪条道上的“英雄好汉”，就向自己身边的侍卫人员垂询。一个侍卫官抢着说：就是前几年从香港送一个大乌龟（玳瑁）来的那一个人。蒋一听，面色铁青。此时，孔祥熙已经失宠，宋蔼龄也声名狼藉，况宋美龄于两年前在重庆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士的风流韵事，蒋至今耿耿于怀。于是，蒋打破常规，决定直接插手金融机构的重要人事安排，马上命令召见四联总处秘书长刘攻芸，任命刘为中央信托局局长，搞得俞鸿钧极为狼狈。钟秉铎知道自己在中信局无法再呆下去，主动递上一份辞呈，悻悻然地离开了。当时，有了解内幕的人说：“钟秉铎该倒霉的时候却升官得意，该升官得意的时候却倒霉丢官。拍马屁的人被马踢了一脚，送了一个乌龟，丢了一个局长。”宋蔼龄的亲信钟秉铎走路，宋子文的亲信刘攻芸上台。真是星移斗换，世事殊难逆料。

再次争夺财政部长宝座

在抗战初期或是整个30年代，孔、宋之间的冲突尚属小打小闹，还未到给对方伤筋动骨或企图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孔祥熙不但始终稳如泰山地占据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宝座，而且在行政院副院长、代理行政院长、行政院长等位置上轮流交替着坐。

当然，宋蔼龄对宋子文仍然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政权中，孔、宋都以理财干将著称。能够对孔祥熙的地位构成威胁的，除了宋子文外，几乎不作第二人想。况且，孔祥熙自任财政部长以来政声不佳，豪门贪赃枉法事件又迭连发生，弄得孔氏家族早已成了国内外舆论争相抨击的目标。而宋子文不独以抗战派著称，在这段时间里又因远离政权中枢受政坛各种丑闻牵连较少，在政誉上自然又要比孔祥熙高出一截，并且在当时的舆论上确有许多人呼吁让宋重新出山取代孔祥熙执掌财部大印。这就不能不使宋蔼龄担心和防备宋子文东山再起，取孔而代之。

1940年6月，蒋介石突然决定派宋子文以私人代表的身份专程赴美洽谈援华事宜，这一任命很是出乎宋蔼龄、孔祥熙意料之外。在这之前，国民党政府曾先后向苏、英、法、美等国寻求援助。其中，苏联共提供2.5亿美元，用于向苏购买军火；英国共提供800万英镑，用于平准基金和购料；法国提供铁路贷款1.8亿法郎；为了能争取美援，重庆政府先派著名学者胡适任驻美大使开展国民外交，后派著名金融家、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赴美谈判和签约桐油和华锡借款计4500万美元。这两个人与孔祥熙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现在蒋介石重新起用宋子文，可见是对胡、陈两人谋求美援的成效不甚满意。宋蔼龄认为：蒋介石的“代表”虽然不是什么正式官衔，但是它预示蒋已开始注意并借重宋子文。当时，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未受战火袭扰的美国已日益成为中国得以获得援助的最主要国家。同时，美援问题一旦由宋子文接洽谋划，实际上也就从此脱离了孔祥熙的掌握，孔祥熙的战时财政工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了。更使宋蔼龄和孔祥熙忧虑的是，宋子文很有可能以借美援的成功作为政治资本，再次染指夺取孔的财政部长宝座，到时候谁胜谁败也就很难说了。况且，这个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就很值得玩味，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任命。说大不大，是因为在国民政府的职官序列中从没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职级，只能按打入“另册”计议。说小不小，是因为它是蒋的“私人代表”，在美国他可以代表蒋介石说话，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过问。由此看来，这个职位可以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看待了。

宋子文渴望重返政坛，重新执掌财政部，他的确把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驻节美国、争取美援的任命作为他重返财政部长宝座的第一步。由此，宋子文到美国后一次又一次地奔走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之间，谒见总统及各部门权要人士，或慷慨陈词，或恳切相求，或软缠硬磨，终于逐步打开局面使美援开始源源而来。1940年10月，达成了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941年2月，又达成了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金属借款。1941年4月，再次达成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并与英国也达成了10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借款。

宋子文争取美、英援助的佳绩对当时中国的抗战起了重大作用，连蒋介石也亲自去电宋子文：“祝谢其劳苦与成功。”这使宋子文的声誉迅速提高，国民党内不少人再次发出要宋子文上台的呼声。CC系的大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在筹备召开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前，就曾数次致电宋子文询问宋子文是否返国出席全会，希望宋能“出面赞襄”蒋介石主持政务，缓解当时因皖南事变而出现的国共合作危机的局面，并一再强调“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等等，反映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拥宋派的呼声。尽管拥宋派的呼声甚高，宋子文对是否马上回国是有考虑的。他在给国内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的电文中说：“以弟观察，介公仍被孔等愚弄，回国亦无意义。”钱昌照与宋子文关系极深，在孔、宋大战中他也是坚决支持宋子文的拥宋派，因此钱在国内经常向宋提供政坛情报供宋对国内局势进行咨询决策。钱昌照在与重庆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密议后，也认为当时“国内政局尚未到明朗化，除非介公电催速回，届时加以考虑外，似不必遽作归计”。顾孟余是国民党内老资格的政治家，与宋子文关系甚好。他们的看法是国际政治的中心在华盛顿，宋子文应继续留美开展外交活动，一方面提高国际声誉增强政治资本，另一方面静观国内政坛局势的发展以便待价而沽。面对宋子文扶摇直上的声誉和拥宋派的呼声，宋蔼龄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进行有力的反击，以巩固孔的地位。

首先，宋蔼龄指使孔祥熙极力对宋子文争取美援的活动设置障碍，进行种种牵制。当时，宋子文与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不能很好合作。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注意开展国民外交，经常发表演说和讲话，以争取美国公众和舆论的支持，而宋子文的特长是擅长走上层路线与权势人物交往、谈判。本来，两人互有短长，相得益彰，再好不过。但宋子文知道胡适与孔祥熙的关系密切，担心胡适助孔暗中对宋设置障碍，因而对胡怀有戒心，诸事均唱独角戏，并且多次致电蒋介石认为胡适只知道高谈阔论没有外交才能，对他争取美援不能有所助力等等，要求蒋召回胡适，另派曾经三度使美的职业外交家施肇基继任驻美大使。宋蔼龄、孔祥熙知道宋子文的意图后极力反对以施代胡之议，况且与胡适关系甚好的政学系的人物也出面为胡说话，加之蒋一向对施肇基印象不佳，宋子文的以施代胡之议始终未能实现。由于宋、胡不能很好合作，宋子文以蒋的私人代表身份在美活动，许多事情没有正式手续，美国人又处处以“老大”自居不吃“私人代表”那一套，宋子文办事常吃闭门羹，美国国务卿甚至训令美驻华大使高斯向蒋介石表示宋子文在美开展有关活动的文电“皆请用正式手续”云云，这不啻是对宋子文的一种约束与警告，使宋子文颇感伤心。

宋子文屡次请求以施易胡而不得，只好表示灰心泄气，不再提什么要求了。同时又将他与罗斯福总统及美国陆、海军参谋本部商谈的由美派遣军官团援华的消息擅自交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目的在于与胡适争功，由此泄露了外交机密激怒了美国人，宋子文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孔祥熙于中更是推波助澜，批评宋子文“气量狭小”，在美接洽碎屑零星，陈光甫赴美达成桐油、华锡借款全靠他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私人关系，而宋子文赴美接洽借款希望极小等等。

对于宋子文争取美援谈判过程中的一些条款，孔祥熙也多方加以反对。在中美进行平准基金管理机构问题的谈判中，宋子文为了将掌握外汇事项审核权从孔祥熙控制的四联总处争夺到自己手中，向美方提出：由国民政府另组一个“直属委员长”的外汇机构控制，管理外汇。孔祥熙闻讯当即表示反对，他从国内给宋子文打电报提出“仍应保持现行系统”，并以蒋的名义来压宋，但宋以“赶办条约”为由不予考虑，仍按原方案与美签约。为管理与统制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以维持法币的稳定，中美商定设立平准基金五人委员会，其中三人为华籍。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推荐宋子文、陈光甫及孔的亲信席德懋为中方委员，但当即遭宋拒绝，孔只得另以宋的亲信贝祖诒代替。孔祥熙利用职权，虽然极力为宋争取美援的活动设置障碍，由于宋是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并不受孔节制，孔也无可奈何。

其次，宋蔼龄、孔祥熙动员国内拥孔反宋派的力量对宋子文争取美援的成绩极力进行贬抑。1941年3月，国民参政会召开二届一次会议，随后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在这两次重要会议上，孔祥熙都按照宋蔼龄的布置赤膊上阵，竭力攻击宋子文在美争取援华活动中的种种失误。宋蔼龄还指使孔祥熙趁开会时机轮流在范庄官邸及酒楼饭店等地宴请参政员与中委，席间，每以宋子文为攻击对象。大骂宋子文对美、英交涉不力，致使美、英政府在谈判过程中一味延宕、横生枝节，同时斥责宋子文在美未能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使当年的棉麦借款与现在的钨砂借款、金属借款及平准基金借款办理不善，使美方援华不能彻底云云。孔祥熙大骂中美平准基金协定文字的严厉、某些条款的苛刻像是出于华盛顿的典当专家和高利贷者之手，他和蒋“都为宋子文在这样一份协定上签字而惊讶”，协定条款是单方面的，简直就是一份殖民地协定等等。孔斥责宋子文言词之尖锐、严厉，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宋蔼龄向蒋建议，由宋子文任驻美大使，以绝宋返国从政之路。宋蔼龄感到，如果宋子文挟争取美援成功之威得胜回国，孔、宋之间自不免有一场生死决斗。与其让他回国抢孔祥熙的宝座，不如就让他长期出使美国以绝后患。当时，正是宋子文在美国积极活动以施代胡的时候，而蒋对施没有好感，驻美大使人选一时没有确定。为此，宋蔼龄于1941年4月初在香港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派专人送到重庆，并请美龄转呈蒋介石。信中宋蔼龄直接提出请蒋委任宋子文为驻美大使，以利于宋子文争取美援的活动。在这之前，宋子文等人曾推荐俞鸿钧出任外交部次长，宋蔼龄在这封信中也强烈表示反对这项任命，并推荐由俞鸿钧出任财政部次长。俞鸿钧在香港期间，以中信局理事的身份积极协助孔令侃主持中信局的活动，深受宋蔼龄的赏识。由此，宋蔼龄已把俞鸿钧视为自己的重要干部。宋子文联合政学系的人推荐俞出任外交部次长，宋蔼龄“恐被他人夺其干部；极力荐为财次，以便充分利用”。宋蔼龄的这些活动被宋子文安插在国内的亲信古达程获悉，古当即将这一重大情报向宋子文报告。宋子文接电后，颇为忧虑。他知道宋蔼龄虽非党国要人，但干涉政事是她的一大特长。不但孔祥熙唯命是从，宋美龄顺从听命，就是蒋介石在一般情况也不愿拂逆她的要求。宋蔼龄对高层人事的干预大都不是自己出面，而假手孔祥熙、宋美龄进行，以免引起蒋的反感。现在由宋蔼龄亲自向蒋提出人事更动的要求，说明此事在孔、宋夫妇心目中已到十分重大的地步，并且也说明了宋蔼龄志在必得的决心。对此，宋子文极其关心，他于4月6日很快给古达程复电说：“孔夫人又拟支配政治，甚为明显。委座对弟究竟如何？应否回国，以免被迫为大使？”“均盼密告。”宋子文志在掌握中枢，当然不愿屈就驻美大使一职。但他的升沉荣辱，最终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因此，他指示古达程必须迅速了解和研究“委座对弟究竟如何？”1941年6月5日，古达程终于复电宋子文，告知：国民政府已经内定俞鸿钧由外次改任财次，“该项命令于孔夫人抵渝之翌日，即行发表”。果然，宋蔼龄不让俞鸿钧当“外次”，俞就不能当；推荐俞当“财次”，俞就一定当得上，而且任命状还必须在宋蔼龄自港飞重庆，由她找俞鸿钧面谈后的第二天才能发表。宋蔼龄左右支配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并不是寻常人能够想象的。所幸的是这次蒋介石居然没有满足宋蔼龄拟请宋子文出任驻美大使的请求。这说明蒋已十分赏识宋子文在争取美援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因而也无意于让宋屈居驻美大使一职，但至于对宋子文将作何种安排蒋似乎还没有决断。因为蒋指示宋子文还须继续留在华盛顿，不断地争取更大数额的援助。

宋子文对宋蔼龄、孔祥熙在国内的种种不合作、刁难以至对他攻击、排挤的活动，十分愤怒。由此决定予以还击，并积极开展倒孔活动，意图把孔祥熙拉下财政部长的宝座。

第一，宋子文直接向蒋介石告状，回击孔祥熙、宋蔼龄在国民参政会与五届八中全会期间对他的攻讦。1941年4月25日，平准基金借款合同在美正式签字，宋子文在致电向蒋报告这一好消息的同时在电文末尾又加上一段说：“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本日起对维持法币问题，悉听财政部措置，文未便再参末议矣！”所谓“有人”，蒋介石当然知道宋子文系所指何人。这一段时期以来，宋子文在美遥控国内派系逼孔下台，以便取而代之。宋蔼龄老谋深算，建议蒋把宋子文外放为驻美大使，以绝宋子文再次上台的危险。蒋面对来自家族内部两方面的夹攻似乎不为所动，采取折中方式，既不让孔下台，也不任命宋为驻美大使，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结果，孔、宋两家都对他更加忠诚、驯服。现在宋子文从美国来电告状，蒋心中有数，批一“阅”字，将电文留下存档了。宋子文知道孔祥熙当时圣眷正隆，也不愿过分紧逼让蒋难办，也就静观待变，伺机再作处置了。

第二，在以施代胡的问题上，进行冷处理。本来，宋子文曾通过钱昌照搬出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向蒋介石进言，以美援成功与否作为筹码压蒋让步。蒋架不住宋子文多次请求，本已同意，但由于外交部长郭泰祺坚决反对以施代胡之议，蒋的态度原本勉强，结果此议再次搁置。等到宋子文知道宋蔼龄在幕后积极活动以宋代胡之议时，宋子文认为此时已不宜再提出压蒋去胡之策，决定采取韬晦之策不再提以施代胡问题，以免中了宋蔼龄的守株待兔之计。为了能利用施肇基十年使美期间与美国朝野各方建立的良好关系，宋子文聘请施到美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处理美国援华物资。对于胡适，则完全把他抛到一边，诸事不使与闻，以免被孔利用，同时逼胡适知难而退。结果，胡适成了孔、宋斗争中的一个牺牲品。宋子文对胡适的排挤，甚至连一些旁观者也看不下去。时在美国讲学的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教授致函王世杰，批评宋子文“在华盛顿遇事专擅，不顾体统，颇使适之不快”。王世杰则致函胡适，认为宋子文“有能干而不尽识大体”，希望胡适以“宽大”态度与之相处合作。胡适虽然日子不好过，精神苦闷，但毕竟是一代超级大儒，倒确能做到以“弘大度量”宽容地对待宋子文。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函翁文灏、王世杰两人，声称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到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又称：“我忍耐至今，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了‘恋栈’了。”同年8月15日，宋子文对胡适的冷处理果然有了效果，在胡适的要求下蒋介石同意免去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但是继任的不是施肇基而是宋子文不欢喜的魏道明，这是蒋介石对各派系折中平衡的一贯手法，宋子文也只好以苦笑对待了。

第三，宋子文调动各种反孔派的力量，积极开展倒孔活动。当时，国内各方反孔的呼声很高，甚至有一些关于孔在舆论压力下将放弃财政部长、交由陈光甫接任的传说。宋子文对此自然十分关心，因而致电钱昌照询问：“各方对孔不满。孔有无放弃财部交光甫代理意？”岂知，由于孔夫人巧为周旋，蒋介石公开袒护，孔祥熙的财政部长宝座依然坐得很稳。由此，宋子文决定从三个方面调整部署，继续开展倒孔活动。一是联合政学系的力量，拉孔下马。政学系与孔的矛盾很深，倒孔活动也由来已久。在五届八中全会期间，政学系的首领张群与核心人物王世杰就曾经密议“改组政府事”，要求在全会后更动财政部长人选。张群甚至当面向蒋力谏。然而，由于蒋一味袒护，政学系的活动未能成功。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载：“此次全会，外间切望财政部长人选有更动，会毕，竟无更动征象，外间不免失望。”二是请出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向蒋进言倒孔。李石曾时任北平大学校长，是同盟会的老人，与蒋的关系很深，但又不属于蒋的亲信，故而是能够凭藉老资格向蒋进言的。于是，在李石曾到达重庆后，宋子文要钱昌照将一年以来政坛内幕向李作了详细介绍，然后仔细研究谒蒋应持的态度与策略。但是，李石曾两次见蒋，均无适当机会提及倒孔的话题。后来，蒋约李赴重庆黄山官邸详谈，李也还是没有敢提及倒孔的话题，宋子文对此颇为泄气，对李石曾也缺乏信心了。三是动员美国人出面向蒋施加压力。宋子文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唯一能向蒋施加影响和压力的只有美国人了。于是，在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斯到任时，宋子文指示钱昌照与之进行洽谈将孔氏家族的有关情况向高斯进行介绍，以便高斯能够向蒋表示意见。宋子文的这一手是颇有效果的，几年后美国朝野迅速形成了一股反对孔祥熙的势力，终于导致孔的垮台。

第四，宋子文联合军统头子戴笠，意在借助特工力量推进倒孔活动。数次倒孔失败的经历，使宋子文意识到以孔宋夫妇的根深蒂固倒孔必须用非常手段，这个手段非特工不行。因为蒋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往往只相信特工的情报和判断。宋与戴笠之间原本没有什么交往，因戴笠替宋子文抓获了1931年上海车站狙击案的两名凶手，替宋出了一口恶气，故深得宋的赏识。宋、戴又都是有很大野心的人，宋看准了军统的特殊手段和特殊作用可以在与孔宋夫妇的角逐中有借重之处，戴看准了宋在政坛的潜在实力和国际背景，有朝一日宋仍将上台掌权对戴有提携之时。由此，宋戴一拍即合，相互联合起来。尤其到抗战中期，戴笠的军统力量恶性膨胀经费入不敷出，宋子文一方面在经费方面不断接济，另一方面利用在美负责美援的便利帮助戴购进了许多特工武器与器材，使戴深为感激。1940年底，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为抑制豪门走私活动断然任命戴笠为财政部缉私处长（后升任署长），意在用特工手段打击走私力量，压制豪强集团。当戴笠把自己就任缉私处长的消息报告远在美国的宋子文时，宋当即复电“兄就缉私处，须防范，勿为中伤”。果然，孔、戴关系不断恶化，从而有林世良走私案的发生。从此，孔氏豪门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而戴笠的缉私署长也经过宋蔼龄的一番谋划就此丢去，真正的得利者却是宋子文。孔祥熙的衰落，进一步促成了宋子文的崛起。

第五，宋子文注意整饬拥宋派内部力量，以防被孔、宋夫妇抓住把柄自毁组织。自香港被日军攻占后，宋蔼龄被迫长住重庆直接指挥孔门力量与拥宋派进行权力角逐，孔祥熙因而渡过难关，地位得到巩固。宋子文在美国对此也看得很清楚，哀叹“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有清一色之势”。由此，宋子文告诫国内的亲信部下，要更加小心谨慎，谨言慎行，以防被宋蔼龄、孔祥熙击中。有一度，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企图赴美，想通过宋子文斡旋。宋子文马上复电说：“孔对弟嫉视有增无减，是以兄来美之议，以另筹善策，托他人提出较妥。”以宋的权势和地位，连手下一个人的出国问题都不敢提出，可见宋子文对孔的恐惧和谨慎已到了何等地步。宋子文还对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及贝祖诒发电告诫说：“孔对行及本人，蓄意摧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人虎头蛇尾，两兄不必过虑。但我行内部，如有侵害社会、自私自利之徒，亟当不待外间指摘，随时自行察办。所谓西北助长囤积，本行在该区共放款若干？西北货栈案，油饼厂及豫丰等事，内容如何？希即详细电告，交光华加码密转，以便检讨，决定今后方针。请告外间，本行港沪损失奇大。决非意欲以零星剥削抵偿也。至于总处统筹管理，严加督导，乃我辈寻常应办之事，即请特别注意。”宋子文为了避免被孔祥熙抓住把柄“蓄意摧残”，对中国银行业务方面的活动竟考虑得如此仔细，从中也可知道他对孔宋夫妇的恐惧之甚了。

抗战爆发后，以宋蔼龄为核心的孔氏家族与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争斗愈演愈烈。1941年，这种角逐发展到顶点，几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蒋介石感到，如果不能缓解孔、宋之争，将直接影响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及利益。为此，蒋决定对宋子文作必要的适当安慰。一方面，宋子文出使美国，以“私人代表”的身份争取到大量美援，功不可没；另一方面，随着远东战局和外交格局的变化，宋子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需要进一步调动宋子文的积极性。但是，宋子文的目标是财政部长的宝座，如果以宋代孔未免使孔宋夫妇感到寒心，在夫人宋美龄面前也难以通过。经过一番考虑，蒋决定免去外交部长郭泰祺职务，由宋子文出任外长，并决定宋子文继续常驻美国进行交涉。

宋子文经此一番安抚，心理有所平衡，也就放慢了对孔宋夫妇进攻的节奏和势头。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部长常驻在国外，这在国际外交史上也实属罕见。

八、疯狂的聚敛

“不趁我在台上的时候弄钱……”

宋蔼龄既不出任政府里官长，也极少在公共场合或新闻舆论面前曝光。因此人们很难说，宋蔼龄一生中最大的特色和爱好是什么，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追求财富应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嗜好。

虽然人们毫不怀疑宋蔼龄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女人，但是，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谈论她对金钱的看法和态度，她对这一点讳莫如深。如果人们要从这方面了解宋蔼龄，最后只剩下一个渠道，这就是了解孔祥熙。完全可以这样说，孔祥熙的生财观念和弄钱手腕不过是宋蔼龄的一个折影。这个折影虽然有些模糊，但是对于它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怀疑的。

与宋蔼龄不同的是，孔祥熙不但喜欢抛头露面，在各种场合直言不讳地大谈他的理财观念和生财手法，而且表达的方式直露不讳，以致有点憨态可掬了。对于如何捞钱，孔祥熙有句名言，这就是：趁手中有权的时候赶快弄。有一次，铭贤学校聚集在重庆的毕业生举行一次集会，恭请校长孔祥熙出席。在这次集会上，孔祥熙对这些衣钵传人没有能学会像他那样捞钱的本领大为不满，居然在会上大发一通脾气，然后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向这些爱徒们传授自己的捞钱名言，说：“不趁我在台上的时候赶快给学校弄几个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句大白话，虽然不大中听，却是十分管用的。作为为人师表的孔校长，对自己的学生尚且如此露骨地传授，对自己的家族成员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抗战期间，有不少海内外舆论揭露和抨击孔氏家族的财富其来源是通过徇私舞弊和贪赃枉法的途径积聚起来的。也有的知情人揭发孔祥熙的老底，证明他祖上并没有多少钱，他在掌权之前的经商也没有弄到几个钱，他的暴发正是在掌握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以后。

为此，孔祥熙不得不站出来辩解了。他说：“我本来就有钱，后来做了官，自然也积聚了一点，加上平时省吃俭用，这样财富才有所增加，那些穷小子自己不会弄钱反而来攻击我，实在太无聊了。”

在另一个场合，孔祥熙进一步强调他的财富来自从政之前。抗战初期孔祥熙参加国民参政会，有的参政员当场向孔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的口号，言下之意要孔祥熙带头在“有钱出钱”方面做出示范。孔不敢在国民参政会上申辩，却跑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上进行辩解。他一手摸着大肚皮，一手拍着自己的腰包，大言不惭地说：“我的钱是在没有从政以前做生意赚来的，我哪里是豪门。我虽然管财政，但很清白，从未把公款装进自己的口袋。”孔的话音未落，课堂上就引起了一阵骚动，学员中更有不少人发出讥讽的笑声。

自从宋蔼龄利用权力大肆捞钱的丑闻不断在舆论上曝光以后，孔氏家族越来越成为海内外各种传媒抨击的主要目标。为此，孔祥熙也就越加急于要向世人表白自己的财富是来自祖传和从政以前经商所得。但是，对孔祥熙知根知底的人，谁都了解他的家世、他的肮脏的发财历史，谁也不相信他一再向世人的表白。

孔氏发财，源于第一次欧战期间从山西阳泉倒腾了一批生铁卖给美商挣了一笔钱，作为起家的本钱，并由此开始筹办祥记公司。祥记公司完全是个买办性的商业企业，主要经营亚细亚煤油、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及僧帽牌蜡烛、肥皂之类的洋货。祥记公司的总号设在太谷城内西街（今西大街37号），总经理是孔祥熙的族弟孔祥吉，外号孔老七。自从孔祥熙与宋蔼龄结婚后，宋蔼龄开始以老板娘的身份逐步介入祥记公司的业务经营和管理活动，祥记公司的买卖也越做越大，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尤其是天津、上海等码头的分公司，职权很大，所以太谷的总号慢慢地只成了一个老号，经营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天津、上海等地的分公司。

孔祥熙最初赚的钱，也是按照山西人习惯，把它铸成1000两一个的大锭，称为“莫奈何”，用以防贼防盗。传说孔氏当初先后铸了三只，共3000两，这也就是孔氏从政以前的最初财富了。孔与宋蔼龄结婚后，受宋氏家族现代资产阶级经营思想的影响，“莫奈何”当然不会再铸，并且开始重视和涉足金融领域。一方面独资开办裕华银行，另一方面积极投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据说，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起人集股的十万元资本金中有孔祥熙的一万元股金，而这笔钱是宋蔼龄的私房钱。

孔祥熙在政坛发迹后，有关孔氏家族控制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基本上都交给宋蔼龄负责管理，孔祥熙的任务是只在职权上为宋氏发财提供方便。因此，孔氏家族暴富后究竟发了多少横财，这个数字恐怕连孔祥熙自己也说不清，因为这本账在宋蔼龄手里。宋蔼龄是老板和决策人，孔祥熙只是一个“老板夫”和执行人。孔氏家族的这些横财到了宋蔼龄手里，一部分被用来进行各种投资和经营活动，以不断产生新的利润，一部分则被存放在美国、法国和瑞士等外国的银行里，不但继续以钱生息，扩大财富，而且成了真正的“莫奈何”，山西人的“莫奈何”与之相比，恐怕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孔氏家族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商业资本，很少涉足实业，因为孔宋夫妇都认为商业来钱比实业快。到30年代，宋蔼龄开始介入上海证券市场，更认为金融资本比商业资本弄钱还要容易。所以，到抗战期间宋蔼龄只把精力放在金融方面，集中力量经营裕华银行等机构，商业则完全交给儿女去办。抗战期间，孔二小姐曾向宋蔼龄、孔祥熙要求把裕华银行、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源等四个机构合组一个总管理处，由她负责管理，宋蔼龄未同意，仍然把裕华银行控制在自己手中，由此可见她对金融资本的重视程度。

裕华银行创立于1915年，天津、上海、重庆的分行都是在它后面逐步设立的，这是因为孔宋夫妇的发迹道路是从山西而天津、而上海、而重庆的路线走过的。

孔氏家族所办的银行或企业，不讲求外表，不重视宣传，只求实惠。这是因为孔氏家族的财富源于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不正当的途径直接从国库或人民头上划拨的，数量巨大，手法卑劣，所以既不需要外表与宣传，也不能讲求外表与宣传。从这方面看，这也完全是宋蔼龄一贯的为人和作风。

孔祥熙在当上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后直接掌握和控制国民党的财政金融大权，宋蔼龄很快意识到孔氏家族大发横财的机会到了。于是，她亲自对裕华银行大加整饬，以便能适应扩大金融业务活动的需要。宋蔼龄先是重金聘请中国银行驻张家口分行的经理温忠保任裕华银行总经理，然后再调整充实天津分行、上海分行、太谷分行、运城办事处等分支机构的人事。唯上海分行名义上属总行管辖，业务却不归总行领导，而由宋蔼龄在上海就近直接指挥。在宋蔼龄的授意下，孔祥熙示意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于1933年5月15日密函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达，令他与天津裕华银行保持特别联系。李达马上复函称：“总裁于该行（天津裕华银行）既甚注意，遵当与该行特别联系。”从此，裕华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扶植下，不但资金雄厚（可以随时向中央银行透支），而且信息灵通，但凡国家财政金融政策有什么变化，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总是要首先通知裕华银行董事长，裕华银行有此后台加之又有“金融奇才”宋蔼龄亲自运筹帷幄策划指挥，当然是无往而不胜了。

裕华银行在宋蔼龄的领导下，金融业务活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活动几乎成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业务的一部分。例如，裕华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有一项是代财政部汇交阎锡山所部军饷，每月高达50万元之巨。裕华银行在具体承汇过程中得财政部默许，每月均可向山西迟解三至五天，以月息六七厘计算，每次即可净得数千元，通年可得万元左右。若遇利息稍涨，或用其他方法抽调，则获利更多。裕华银行还有一项便利，就是可以出放国民党财政贷款。1937年春，财政部以统一公债押借裕华银行贷款1000万元，月息九厘。在这一项目上，宋蔼龄本人存进200万元，银行账上原有100余万元，抽缺达600余万元。宋蔼龄有的是办法，她又以财政部押借的统一公债再向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以月息六厘五或七厘转借。前后约有半年之久，从中获利14万元。在当时，私人银行虽然可以向国家银行转抵押借款，但是用国家机关押借贷款的公债再向国家银行转押借款然后再向国家机关放出，说明白一点吧，就是先用低息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再以高息放给国家银行，如此滑稽荒谬的事情在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得到的。

裕华银行的最大业务是代中央银行销售公债。国家公债本来只委托国家银行兜售推销，私人银行是没有资格的。但是，裕华银行的老板是孔祥熙、宋蔼龄，在他们的头脑里国家和私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于是，裕华银行亦被列为委托银行之一承担这项业务。在承诺中，如果仅按每百元抽手续费两元计算，若通年分售1000万元，手续费即可达20万元。若交易所票面稍涨，银行伺机抛售，则好处更多。宋蔼龄是个中老手，所得好处，自然难以尽数。

裕华银行的最大收入，是在宋蔼龄的指挥下经常利用国际信息买卖美国股票。例如，中日战起，美国航空、汽车股价大涨，各银行股票则大跌。宋蔼龄得风气之先，随时指令裕华买进卖出，数年之间所得利润之巨，令人难以想象。至于宋蔼龄指挥裕华银行在上海交易所投机，大做证券、股票、棉纱、黄金等买空卖空的皮包生意，所得利润更是不可胜数了。

裕华银行在创办时只有资金五万元，20年代增至20万元，30年代已达到200万元，抗战初期即增至2000万元，并可向中央银行透支3000万元，到抗战后期资本已达一亿元。而30年代中期币制改革时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私人资本也只是分别为2000万元和900万元的话，对于裕华这样一个私人银行增资如此之快，就不能不令人咋舌了。至于孔宋夫妇投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参股创办中国国货银行，其间所获得的利润都是十分巨大的。

金融之外，孔宋夫妇也曾办过一些实业公司。孔宋夫妇办工业，大多是挂名巧夺，个人并不肯出资。原因很简单，办工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没有办金融、办商业来钱容易，所以孔宋夫妇不愿冒这个风险。但是，抗战期间孔祥熙掌握了四联总处，有信用膨胀之权，于是便开始乘机插手工业，控制或吞并大后方的一些民营企业。例如，孔氏夫妇曾参与著名民族资本家刘鸿生合伙创办的中国火柴原料厂、中国毛纺织厂、西北毛纺织厂以及由四川地方财团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与盛升颐合办华福烟草公司等。孔宋夫妇在这些企业中虽占有一定股份，但照例是通过信用膨胀之权交换来的，自己不肯掏出分文。

在商业方面，孔氏家族是公司林立。最早的公司除祥记公司外，还有以经营药材为主的铺子广茂兴，当年孔祥熙在日本向宋蔼龄求婚时曾经说药材铺是他的恋爱资本，可见当时的广茂兴的分量。广茂兴之后，又陆续增加了晋丰源、七星公司、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当时，南到广东、四川，北到包头、蒙古、东北，都有孔氏家族的商业机构。

宋蔼龄在房地产生意上也有独到的眼光。1915年，宋蔼龄婚后不久就鼓励孔祥熙在上海亚尔培路购进德侨的一所住宅，用银16000多两，旋即于1917年转手卖出，得银三万多两。再买福开森路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黄兴的原住宅，卖出时得银65000两，再买进西爱咸斯路的住宅。由于初期在房地产生意上得利颇丰，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先后在南京、汉口、天津、山西等地大力购置房产。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避居重庆一隅，因人满为患，重庆房地产价格暴涨，寸土寸金。孔祥熙除了在川军师长范绍曾赠送的范庄设立官邸外，又分别利用权势在南温泉、新开市等处购置住宅，大发国难时期的房地产财。重庆南岸黄山是著名的风景区，其间花木茂盛，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十分幽静，夏季气温要比市中心区低五六度。由于重庆是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之一，因而黄山成为重庆的避暑胜地，达官贵人、豪门巨贾争相在此修建别墅。蒋介石的黄山官邸就建造在黄山凉风垭之下、老鹰岩之右。但是，黄山的最大建筑，既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哪个巨商大贾的，而是孔二小姐的住宅，其建筑仅正房就有26间。当时，蒋介石的黄山官邸只有云岫楼（蒋氏住宅）、松厅（宋美龄的住宅）、草亭（接待宾客的地方），三处房子加起来仅及孔二小姐住宅的四分之三。由此可见，孔氏家族在房产上的投资规模之大与何等的奢侈豪华。到战后，宋蔼龄再次回到上海居住，更是大规模地购置房地产，计有四川路的嘉陵大楼，淮海路上的培恩公寓、新康花园、武康大楼，永嘉路上的庸村等，时价达数百万美元之巨。仅以嘉陵大楼为例，它坐落在上海南京路、四川路口，原是一座古老巍峨的高大建筑，最初是犹太富商哈同所有，孔氏家族盘购时花了4000条“大黄鱼”，其中二楼和四楼由孔家的公司占用，其他的写字间出租，每间租金是50万元，预付三年，约计十条“大黄鱼”。仅仅是这笔租金的收入账，就十分可观了。

孔宋夫妇办银行、办工业、办商业，表面上看是在通过正当途径赚钱发财，实际上他们的经营诀窍完全是通过依靠权势，欺行霸市，恃强凌弱。诸如军火买卖、公债投机、炒卖外汇、黄金买卖、物资买空卖空、囤积居奇等等，无不显示了这方面的经营手段。在孔宋夫妇的私财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直接通过触犯国家法律悬禁从走私贩毒、贪赃勒索、营私舞弊等渠道牟取的。这些活动一般是先经过宋蔼龄精心策划，然后由孔祥熙的权势提供庇护和方便，再由孔家班的爪牙们去执行。一旦出了问题，则由宋美龄出来化解通融。抗战中期发生的林世良走私案，孔宋夫妇没有保护住，被蒋介石手起刀落，人头落地了。然而，林世良毕竟只是孔氏家族的一个小角色，并不能说明豪门走私的真实状况。真正的豪门走私，不但是绝对的安然无恙，而且就是在海关也是通行无阻的。甚至在他们看来，还常常感到是堂而皇之、十分光彩的行径。即以孔令侃来说，每次派人携带大批走私物资回国，只需由有关人员和当天海关值班的外勤关员联系一下说都是“夫人”（指宋美龄）的个人生活物品，叫他们免验放行，以免弄到南京大兜圈子，面子上不好看，如此等等。仅凭这几句话，并没有其他任何凭据手续，海关验货人员当即在那些打不开的铁皮箱子上用粉笔依次签个名，就算已经执行了他的海关“检验”手续，然后“依法”放行。而所谓的私人物品，有时数量竟达六卡车之多。有时中央航空公司替孔家走私，竟然用飞机装满走私物资，着陆时直接开进机库，尔后再用汽车装运送进孔宋夫妇的家中或指定的地点。甚至许多违法的关单，只要他们自己批注“孔二小姐的”、“孔大少爷的”等五个字，海关也一律同意进口，照签无误，挥手放行。一次，孔二小姐走私了一箱柯乐脱手枪，海关也竟然凭关单上“孔二小姐的”五个字一路绿灯，通行无阻，无人敢问进口这批手枪的批文、用途和去向。

又有一种情况是，孔氏家族虽然不是直接组织走私贩毒，但是却可以凭藉办理财政部放行的批文或护照参与坐地分赃。这当然是一种“大腕”与“大款”之间才能进行的交易了。抗战初期，杜月笙勾结戴笠，将一批四川烟土贩运出境。一切准备就绪，唯缺财政部放行的护照，为此底下人动足了脑筋，财政部那头总是不见动静，一个个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紧急关头，杜月笙拿出一张500万元的支票，由与孔祥熙私交颇好的范绍曾送给孔氏。孔接过一看，一边赶忙塞入口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便拿到手了。杜月笙与戴笠把这批烟土出手，获利达3500万元之巨。范绍曾只因跑腿给孔祥熙送支票的一点苦劳，竟也得到100万元的酬劳。

如果是孔祥熙与宋蔼龄直接走私毒品，一般来说，他们是极其小心谨慎的。为了达到绝对保密和万无一失的目的，宋蔼龄总是先把贩毒过程分解成若干环节，然后再安排不同的人经手，使每一个人只了解事情的一小部分，不让他们掌握全貌。一次，孔祥熙搞到100多吨烟土委托法国商人奥迪南兜售，再由孔祥熙负责将这批烟土运到交割地点，又移交给宋蔼龄的亲信俞鸿钧办理交割问题。孔宋夫妇通过其中的各个中转环节到底赚了多少钱，除他们自己外，是没有人能弄得清的。

马寅初三问豪门

孔祥熙表白，他的财富主要来源除了本来就有钱与做官积聚了一点外，其余的就是靠平时“省吃俭用”的结果了。如果要查孔氏一家平时生活的账单，“省吃”一词固然不实，“俭用”一说却是不虚。

孔氏家族豪门生活的奢侈豪华，在民国政坛上是出了名的。仅以掌门人宋蔼龄来说，就是一位以追求生活享受而在海内外著称的贵夫人。她的衣食住行，无不在当时的豪门中首屈一指。仅以一个“吃”字来说，孔家就分别延聘有中、西名厨。中式名厨中，又区别为烹饪上海菜与山西菜的。每日里，孔府中大小宴席不断，有时为了改换口味，或因临时设宴而准备不足，就从市内各大饭庄的名厨那里订做整桌宴席。每次宴席，无不是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应有尽有。孔门上下，每日里享受的都是一种笙歌燕舞、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如此奢侈豪华，铺张浪费，不但一般权贵之家不敢作如此想，即使是天下唯我独尊的蒋介石为了矫情自饰，号令天下，也是不敢的。

孔氏家族每天的支应之大，在外人是难以计算的。当然，对于孔门积聚的巨额财富来说，这些也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当家人宋蔼龄也丝毫不会放过每一个“俭用”的机会。她总是把孔公馆的一切费用支出通过花样百出的手法，列入公费报销的范围。于是，在孔公馆中，上至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伟等每人一部专用车，下至管家、佣仆等人的肥皂、草纸费用，宋蔼龄要求都要由中央银行付账。宋蔼龄完全把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看成孔家的私人账房，一切支出都是予取予求，毫不吝啬。中央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的总务人员林世良、顾心逸等，实际上就等于是孔家的采买人员，而且在孔家办事的时间要比他们在中央银行与中央信托局的本职岗位上做事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些人别无长处，却以专门讨好夫人、少爷、小姐为能事，只要宋蔼龄或少爷、小姐们想买什么东西，或者想送礼，或者想看戏看电影，只要稍一示意，不用开口，也不要破费分文，就会给他们办得遂心如意，心想事成。在孔祥熙与宋蔼龄出使英王加冕典礼期间，他们不但用公款大买各种珍贵礼品，即使一般生活用品也是大买特买，仅夫人、小姐的长筒丝袜就一下子买了几百双。以至一般随从人员无不上行下效，从手枪、手表、珠宝、服装一直到春宫照片都以公务需要为名出了公账，将宝贵的外汇大肆挥霍。

孔祥熙的头脑里虽然毫无国家与家族之间应划清界限的概念任由宋蔼龄与儿女等胡作非为，但有时又要装模作样地问问公馆的日常用度和伙食价格情况，以示这位经济学博士对物价的关心，并且算一算小菜账。手下人很知道孔氏的习惯，每天让人照他主观想象的物价来报账。抗战八年物价上涨的倍数，几乎要以天文数字来计算，可是，对于孔博士却始终只以三元钱来开支，不够的则由中央银行等机构来报销。即以抗战初期的重庆物价来说，一个人吃一顿普通客饭三元钱也是不够的，不用说抗战后期的重庆物价了。1940年，孔祥熙有一次在四联总处训话时说：“大家都说现在的物价贵，公务员薪水低，入不敷出，我看不见得。这几年抗战，物价涨得并不多，我家里伙食费每天三块钱，十几个人吃饭，小菜很好。你们收入也不少，怎么老是有人叫苦，说不够用呢？”台下的这些金融里手们听了孔的理财经，一个个不禁目瞪口呆，真弄不清这位保养得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孔院长到底是大白天说梦话呢？还是在神侃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更滑稽的是，孔祥熙在家中吸的是进口高级香烟，但在外面开会，手下及拍马屁的人为照顾孔部长的影响，不好意思在他面前独放一听什么“三五牌”、“茄力克”，只是拿一个中国香烟听里面装满“三五牌”，孔一面开会，一面抽烟，居然品出这种“中国货”并不比外国烟差，于是振振有词地批评那些喜欢吸外国烟的人：“你们看，这种国产香烟绝不比外国烟差，不信你们抽一支试试。”大家接过香烟，一看牌子，不禁相顾而笑，嘴上连连说果然不比外国烟差，一个个却在心下里对孔祥熙的无知感到吃惊。后来，宋蔼龄的干儿子盛升颐感到这样长久下去似乎有损孔部长的形象，索性依靠孔家的特殊势力在重庆与宋蔼龄合资开了一家华福烟草公司，把“三五牌”拆开来回车，用三五牌烟丝制出华福牌香烟让孔祥熙吸，如此一来孔祥熙更加振振有词了。

孔祥熙、宋蔼龄能够把孔公馆的一应大小开支与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收支混为一体，关键是中央银行与中央信托局没有预决算制度及在法律监督下的稽查制度。这样孔公馆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一次，侍从室接到一份揭发人联名告状的信，要求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账目。侍从官将此件附上一件公函，转行政院办理。曾任孔院长官邸秘书处秘书、时任行政院参事的夏晋熊不知深浅，一看是侍从室来文不敢怠慢，当即拟了一个签呈建议由行政院组织人力到中央银行查账。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或因事忙没有看到，或因老奸巨猾，故作不知，总之，他没有在这件公文上签字，就径直送到范庄孔院长官邸秘书处呈孔氏批阅。孔一见，大为震怒，马上质问张厉生，这是谁的点子？张看是夏晋熊的笔迹就说，大概是晋熊的意见！孔对张厉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账。”结果，张碰了个大钉子，回来垂头丧气地把这件公文扔到一边，责怪夏晋熊说：“你真太幼稚了，侍从室也不过把这件公文往我们这儿一送，就算了事。”从此，查账之说寿终正寝，再没有人敢于提起。

孔宋夫妇在公馆开支及私人用度方面是“俭用”而不省吃，如果要他们拿出私人财产支援抗战大业，更是精打细算，绝不肯轻易“放血”的。一次，蒋介石了解到国民党的党员们缴纳的党费为数很少，企图采取党内募捐方式筹集一部分党费，充实国民党的活动资金。并指名要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位国民党员兼大亨带头示范，多出点钱。可是，孔、宋口诺而实不至，一味推诿敷衍，蒋介石对之也无可奈何。抗战期间，重庆银社召开献金大会，孔祥熙也跑到这次会上动员大家为抗战大业献金。人们见孔一味唱高调全无实际行动，早已对其不满，于是，便有人故意振臂高呼：“请孔副院长拿出钱来！”便又有人接着振臂高呼：“100万！”这种场面，在一般人来说，也许是至为尴尬的。可是，孔祥熙则显得极有绅士风度。他不但毫无不快的面色，反而笑嘻嘻地大叹苦经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薪水才800块，我捐一点，这是因为我还做一点小小的生意而已。”可见，一旦涉及金钱问题，孔立即就会变得无比的精明加狡猾再加厚颜无耻。

孔、宋豪门的贪婪和吝啬，早已成了舆论抨击的热门话题。但是，慑于豪门势力，当时是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说话的。于是，曲笔影射便成了重庆传媒的一大时髦。1939年春间，国民党政府由宋美龄等人出面大搞所谓“节约献金”运动，强制献金所及连学生、歌女亦不能幸免，然独不见孔宋豪门有所举措。私营报纸《新民报》据此在3月8日的副刊《最后关头》的头条上，以杂文的形式讲了一个《狮子献血》的童话故事，借以鞭挞孔宋豪门的吝啬。童话的大意是说：狮子病了，需要输血。狐狸替它抓了几千几万的田鼠、蝙蝠以及蜜蜂、蚂蚁来输血，蜜蜂、蚂蚁因血尽而死的不知有多少，但狮子的病仍毫无起色。一只百灵鸟对狮子说：照这样，杀生既多，对大王贵恙却无好处，依臣愚见，只要三者便可治大王的重病，这三者便是洞后的老虎、洞前的大狼和捉蜜蜂等的狐狸。它们平日都吃的是小动物，身上有的是血，只要它们肯在身上一割，便足治大王之病。狮子半信半疑，姑且把虎、狼、狐狸抓来输血，果然不到一半病就好了。

这篇童话登出后，颇受时人好评。蒋介石与孔宋家族却被刺得有苦说不出。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一次机会给《新民报》算总账，大骂该报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挖墙脚”。

《狮子献血》所以用曲笔手法，为的是怕直接触怒孔宋夫妇，遭豪门权势的报复。一个标榜自己的民间报纸的新闻机构尚且对孔宋豪门如此惧怕，可见一般民众的处境了。但是，在当时孔祥熙与宋蔼龄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情势下，也有一种铁骨铮铮的人，不畏权势，公开对孔宋豪门的种种不法行径进行揭露和抨击，以至其辞锋所向，直接指向蒋介石。这个人就是马寅初。

马寅初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又先后出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他于1928年创办并出任社长的“中国经济学社”，汇集了当时全国所有著名的经济学者和主管国家财经工作的高层人士，宋子文、孔祥熙都是该社的永久社员。马寅初不畏权势，敢怒敢言，早已声誉卓著，孔宋之流更是畏之如虎。抗战爆发后，马寅初认为以宋蔼龄为代表的孔宋豪门利用权势贪污勒索，徇私舞弊，恃强凌弱，巧取豪夺，走私囤积，大发国难财等等不法行径，“其误国之罪远在汉奸、奸商之上”。

1939年物价已开始上涨，法币则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美钞的投机买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突然公布将当时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半，以致人心震动，物价暴涨，市场一片紊乱。而宋蔼龄、宋子文等一批与财政当局有密切关系的豪门权贵，早在降低法币汇价公布之前，均不遗余力地大量购进美钞、黄金、银元和一切紧俏物资，一夜之间许多人顿成巨富，而孔宋豪门的财富则翻了一番以上。当时，宋蔼龄坐镇香港，凭借手中的特殊权力操纵指挥国内的徐堪、陈行、宋子良等人向银行调拨头寸，借入巨额法币抢购黄金、美钞。几天后，用一半美金偿还银行本金，虽是白手起家，获利却在一倍以上。其贪赃枉法的胆量之大，发财途径之方便，由此可见一斑。对于这些权贵豪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大肆侵吞人民资财的丑恶行径，人们因畏惧宋蔼龄等人的豪门权势，莫不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唯马寅初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不假辞色，公开进行抨击。1939年秋，在重庆道门口银行公会场址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事前，马寅初亲邀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与会，孔不知是计，欣然前往。会上，马寅初“坚请”孔氏上台对国家财经情况和政策作出说明，先给孔氏当头棒喝。当孔祥熙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红耳赤地在台上敷衍一番，发言将毕时，马寅初以三问部长先生的形式三次将孔祥熙的“军”，猛烈抨击当局的财经政策和豪门权贵的徇私舞弊的不法行为，致使孔祥熙在台上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尴尬难堪，出乖露丑，一时人心大快。

马寅初在第一问中单刀直入地说：“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更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

一问之后，孔祥熙无言以对。马寅初开始触及宋蔼龄等权势人物利用法币汇价调整之机，大肆套购外汇获利的黑幕。马寅初义正词严地追问：“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之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地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

二问之后，孔祥熙面色发白，汗珠爬额。马寅初更是声色俱厉地大声问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的微末的储蓄，都是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和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三问之下，孔祥熙呆若木鸡，脸色由白转青，嘴唇由红转紫，在台上如坐针毡，却又无法下台。台下的会员们因感于马寅初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顿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后有人提议会间休息十分钟，孔祥熙才得以走下主席台，托言有事而溜之大吉。孔祥熙内心里对马寅初无情鞭挞的“三问”，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1940年，马寅初在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期间，三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更严厉地抨击孔宋豪门及官僚资本。5月29日，马寅初在重庆社交会礼堂发表演讲，痛斥孔、宋贪污，大发战争财和国难财。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并指明要从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开始。马寅初的演讲在海内外舆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孔、宋家族在社会上承担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为此，宋蔼龄、宋美龄不得不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由此通知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来见他。一见面，蒋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蒋表示要同马寅初谈谈，孔祥熙甚至也企图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以资拉拢，但均遭马寅初拒绝。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之邀，在重庆实验剧院再次发表演讲。这一次，马寅初鉴于蒋介石屡次包庇宋蔼龄、孔祥熙等权势人物过关的事实，不但骂了孔宋豪门，还直接骂了蒋介石。马寅初在讲演中大义凛然地说：“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11月24日，马寅初第三次发表演讲，再次义愤填膺地大声疾呼：“请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

马寅初由骂宋蔼龄、孔祥熙、宋子文，又骂到蒋介石，言词激烈犀利，甚至发出“救蒋杀孔灭宋”的呼吁，真可谓大快人心。然而，马的言行终于彻底激怒了孔宋豪门，蒋介石也为之恼羞成怒，即令戴笠严厉“管教”姓马的。12月6日，特务们将马寅初从家中的早餐桌上带走，先后押在江西上饶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监禁达21个月之久，对外则托词送他到第三战区考察战时经济云云。

马寅初被送走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亦认为孔宋豪门势力的恶性膨胀已经构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一大挑战。于是，决定成立财政部缉私处（后升格为缉私署），手令由戴笠任处长，意图借特务手段来抑制豪门势力的无限扩张。

“都是老可、二老板干的好事”

挨骂尽管挨骂，宋蔼龄并没有放慢她发财捞钱的步伐，而且在手法的卑劣上，比之以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战以后，国民党政府偏居大西南一隅，其气势自然不能与抗战前相比。即以依附国民党政权的庇护而发迹的权势豪门来说，由于丢失了上海、南京等经济中心城市，原先的生财之道迭次遭到破坏，损失之大自不必说。尤其是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香港又被日军占领，以宋蔼龄、宋子文、杜月笙等人为代表的豪门势力又被日军用刺刀将他们从“海外净土”香港赶了出来，纷纷拥进大后方及陪都重庆，重新开辟生财之道。一时之间，诸路财阀拥挤在重庆这一弹丸之地，对大后方的经济利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很快，在大后方的政坛及财政经济、金融、工业等各个领域里，由于争权夺利、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而导致的种种丑闻层出不穷。

在这些豪门大贾当中，由于孔祥熙最先到达重庆抢占了有利“地形”，因而得地势之便。珍珠港事件后，宋蔼龄又随后抵渝，直接主持孔氏家族在大后方的发财活动，这样声势更壮，阵营更为强大。而在这段时间里，宋子文、杜月笙等权贵、大亨及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们均滞留在港，等待观望形势，结果在大后方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让孔氏家族的势力捷足先登，形成天时、地利、人和尽占之势。宋蔼龄到达重庆后，更是利用抗战时期经济凋敝、物资奇缺、通货膨胀的有利局面充分运用权势，上下其手，左右逢源，创造和开辟了许多新的发财门路。

宋蔼龄的应变能力是很强的。她的最大特色，就是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及时开辟出新的生财之道。在20年代，宋蔼龄主要依靠经营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积聚财富；在30年代前、中期，她主要从上海交易市场上攫取巨额财源；抗战初期，她主要在香港通过中央信托局从事军火贸易发财；抗战中、后期在重庆，宋蔼龄的主要手法是利用大后方短缺经济加通货膨胀的局面，更为直接地依靠政坛权势和官僚资本的力量，完成孔氏家族的聚敛活动。同时，又由于孔门声誉扫地，不得不在聚敛方式上变得更加隐蔽，更多地假手一班公馆派的蟹脚们去完成目标。在这些人当中，以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人所起的作用最为恶劣。为了便于保密和联络，在这个地下集团中，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称呼。比如，称宋蔼龄为“夫人”，称孔祥熙为“大老板”，称陈行为“二老板”，称徐堪为“老可”。在营私舞弊的过程中，每个人又有固定的分工。宋蔼龄主幕后筹划决策；孔祥熙则从政府政策和权力方面提供服务；徐堪、陈行则与各方巧妙周旋，讨价还价，敲诈盘剥；郭锦坤则居间往返传递，呼朋引类，诱人上当。如此达到宋蔼龄一声“高呼”，则孔、徐、陈、郭等人于八方呼应的效果。他们用这种方法纵横大后方财政经济的各个领域，屡试不爽，其中最明显的实例莫过于宋蔼龄盘剥三才生煤矿的过程。

三才生煤矿是由四川著名的民族实业家黄锡滋于20年代创办的，后由其子黄明安等人接管。抗战以后，因外受实力强大的天府煤矿的排挤，内受经营管理不善的困扰，加之又有通货膨胀的影响，造成成本剧增、产品积压等，三才生的亏损日益加剧，资金短缺更加严重，生产经营均难以为继。为了能摆脱困境，黄明安不得不求计于老朋友徐堪。徐堪听完了黄明安的介绍，心中暗自窃喜，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只是虚情假意地对三才生的处境表示关切和同情。并说：三才生有前途，应设法克服目前的困难。最后，暗示黄明安应去找孔祥熙。

黄明安与孔祥熙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当时也是为三才生的困难去求助于他。不过，见面的情景至今仍让黄明安感到滑稽。其时，黄明安与三才生煤矿的几位负责人经人介绍后，到重庆范庄向孔汇报情况，希望孔能对三才生经营发展方向发表一些真知灼见。结果，孔在接见时，手里拿了一盒巧克力糖，先是颇为大度地给了黄明安等每人一块糖吃，然后则是环顾左右而言他，说了几句，大意是：“我看四川的问题，在于发展水利……”这一番宏论，真正使黄明安等几位煤矿业大亨们如堕五里雾中，不得其要领，实在弄不清孔祥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现在，徐堪再次示意要黄明安去找孔祥熙，黄早已对其丧失信心，当即以没有门路为由加以拒绝。徐堪于此这才假惺惺地指点黄明安可以走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的路子。

黄明安与陈行本是混得很熟的牌友，谈话当然可以没有任何顾忌。于是，陈行直言不讳地道出真情：拜佛要拜真佛，要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帮忙，得先打通宋蔼龄的关节。郭锦坤是宋蔼龄的干儿子兼私人账房，只有他才能真正掌握宋蔼龄的筹码！

黄明安兜了几个圈子，这才找到宋蔼龄的传达室，从这一天开始黄明安每天到中央银行业务局“上班”，以便听取郭的信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郭锦坤才羞羞答答地对黄明安说：“大黄，你知道我从来未干过这些事，都是‘老可’、二老板干的好事。”黄明安一看郭锦坤松了口气，便知是宋蔼龄那里的门路已经被打通，当即趁机向郭提出贷款的要求，同时又请徐堪、陈行从背后催促。这中间，黄明安从自己的400万元股票中，拨出200万元，开了一个假名的抬头交由郭锦坤转送宋蔼龄，又拨出30万元送给陈行，30万元送给徐堪，20万元送给郭锦坤。宋蔼龄、陈行、徐堪、郭锦坤等人果然是欣欣然地收下礼物，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宋蔼龄收下200万元三才生的股票，开始对孔祥熙发话。孔氏此时亦不再高唱“我看四川的问题，在于发展水利……”之类的高论，而是交代徐堪、陈行、郭锦坤三人帮助三才生策划一场增资改组的鬼把戏。办法是将三才生现有股本总额800万元凭空升值50％，达1200万元，另由徐、陈、郭用“春裕长久富延年益寿如松茂”12个字为记名填入700万元，再由黄明安兄弟两个人用“明记”、“谨记”各填入50万元，都是假名虚记。这样，三才生股本总额在一个铜板也未增加的情况下一下子升值为2000万元。

三才生“增资”之后，便是改组。经宋蔼龄和孔祥熙策划，三才生临时董、监事会议进行改选。三才生董事长由陈行担任，徐堪、郭锦坤则由孔指定为常务董事。至此，三才生已成为宋蔼龄的掌中之物。按孔祥熙的说法：“三才生是我在做。”于是，三才生任意编造“收支概算表”、“资产负债及现值估计表”和贷款申请书，提出以现值9300万元的全部资财作为抵押，向四联总处申请贷款6000万元。申请书先由郭锦坤转陈行，又由陈行转孔祥熙批交四联总处办理。四联总处放款组很快就“审查”通过，然后将全部贷款委托交通银行办理。可是，早在借款合同正式签订之前，三才生已经在向交通银行支用款项。仅其中的2000万元工程款就提前支用了1500万元。据黄明安自己承认，这笔贷款的金额之大、批准之快、贷期之长、利息之低，完全打破了重庆煤矿业贷款的先例。然而，这笔巨额放款，不但没有能挽救三才生的命运，反而自己也是有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回头了。

抗战期间，孔氏家族把聚敛的主要方向对准四川地方财阀控制的民营企业，企图形成庞大的孔氏托拉斯家族。经孔宋夫妇策划，他们在抗战期间最成功的一次吞并活动是强行掠夺、接管华西兴业公司。

华西兴业公司是由四川著名实业家胡仲实、胡叔潜兄弟联合地方军阀、官僚政客及金融界的大亨们共同投资创办的一个托拉斯集团，拥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华西猪鬃厂、华西建筑工程部等企业，并办有铁矿、煤矿、耐火材料矿及华西专科学校等。华西兴业公司因其实力雄厚而名噪西南，由此而成为各方注意的目标。孔宋夫妇入川后，原先在上海、南京、天津、太原、香港等地的基业逐渐丢失，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大西南，力图通过黑吃黑的手法插手或掌握、控制四川的民营企业，在大后方发展经济势力，重振雄风，垄断财源，聚敛财富。因此，华西兴业公司自然成为孔宋夫妇首选并策划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华西急于谋求贷款，以图发展。宋蔼龄闻讯后，先派徐堪从中撮合，再派孔门亲信、中央银行总务处长、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沐波与华西代表进行初步接触，然后派孔祥熙亲率徐堪、陈行、孔令侃、傅沐波、盛升颐等人与华西代表进行谈判。宋蔼龄的本意是想将华西全部“吃进”，尔后加以综合扩建，使之成为孔氏家族掌握的“重工业之霸”。

这时，宋子文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都在大后方拼命抢夺民营企业。宋蔼龄唯恐华西落入他人之手，就密令由孔令侃控制的中央信托局先期给予华西60万元贷款，暂时把华西拴住。当华西工程上马，要求续借时，宋氏则令徐堪、陈行、孔令侃等人有意刁难以“前账未清，碍难照准”的理由，予以驳回。在华西骑虎难下的境地下，再派人向华西提出“官商合办”的动议。胡氏兄弟在孔宋夫妇软硬兼施的夹击之下，只得接受了孔祥熙提出的以官股投资合组中国兴业公司的建议。于是，由宋蔼龄暗中策划安排，孔祥熙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的雄厚实力，首次投入官股就达中国兴业公司资本总额的81％强，后又通过两次增资活动逐次将比例提高到89％和95％，共计5331万元；而胡氏兄弟等人控制的商股则逐次降为5％，仅为669万元。至此，中国兴业公司完全成为孔氏家族手中的玩物。

宋蔼龄在掌握了中国兴业公司的控股权后，又开始将孔氏家族控制的私营资本中国实业银行、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也趁机打进中国兴业公司，以官股的名义占有一席份额，以谋私利。在官股占绝对优势的压力下，胡氏兄弟乖乖交出了中国兴业公司的领导权，孔祥熙自然是稳居董事长的宝座，徐堪、陈行、孔令侃、傅沐波等人为常务董事，公司总经理也由傅沐波出任。其后，宋蔼龄通过傅沐波在中国兴业公司各部门大量安插私人，排斥商股人员，至此，整个企业已经均为宋蔼龄一手把持，成为孔氏家族的一块重要领地和一条重要财源。这是宋蔼龄在抗战期间对民营企业的一次最大的吞并活动。

除了对华西公司的鲸吞外，宋蔼龄的另一个进攻的目标是民生公司。民生公司是由长江船运业巨头卢作孚控制的大型企业，抗战期间仅拥有的大小船舶就达115艘之多，几乎控制了大后方的主要运输任务，由此而成为孔宋夫妇猎取的对象。宋蔼龄的手法仍不外这样几种：第一，叫人向卢作孚表示很愿意在财政上给予援助，打算由中央信托局向民生投资200万元。但是，卢作孚深知孔宋夫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而婉言予以拒绝。宋蔼龄首次进攻受挫，又利用民惠轮在小南海翻沉事件要孔祥熙借题发挥，在行政院院务会议上亲自提出“民惠轮沉没调查案”，对民生公司大肆抨击。并发动孔系报纸《时事新报》、《国民公报》等，大骂民生公司是“民死公司”，企图在政治上彻底搞垮卢作孚。但卢作孚也不甘示弱，当即走了政学系的门路，又在民联船上举行宴会，招待新闻记者，说明事件经过，因而得到新闻界的谅解，宋蔼龄的第二次进攻只得到此为止。

孔宋夫妇吞并民生公司未能奏效，并不甘心，决定利用手中掌握的财政金融大权继续对民生公司的日常资金周转问题设置障碍，使民生公司的短期借贷资金不能顺利进行。民生公司财务处襄理王世均因负责为民生跑“头寸”（贷入短期借款，作周转资金），需要与宋蔼龄的干儿子、中国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打交道。宋蔼龄于暗中密嘱郭锦坤，由郭给王世均放出空气说：“如果要彻底解决民生公司财务上的困难的话，最好找孔先生投资和出任董事长。”卢作孚从王世均那里听到孔祥熙要当董事长的传言，虽然也很紧张，但自恃有政学系作后台，自己又有相当政治地位，依然不肯在孔宋夫妇的威胁面前轻易就范。

宋蔼龄与孔祥熙等了一段时间，见卢作孚那边依然没有动静，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压卢让步。一方面，孔祥熙派人给卢打招呼，要卢将中央银行隔壁的一座民生公司财务处的四层大楼让给中央银行；另一方面，通过收买民生公司主任秘书张梁，令他从侧面调查民生公司的主要股东姓名及所占股份，企图在私下进行收购。卢作孚知道了这两件事后，当即一边将财务处办公大楼无条件地拱手相让，以便息事宁人；一边则对张梁严加戒备，并通知财务处对于股票过户严加注意，防止被大户收购。结果，宋蔼龄与卢作孚数年斗法，除了得到一座民生公司的四层办公大楼外，其他方面均一无所获。这使宋蔼龄与孔祥熙至为遗憾，不得不承认卢作孚的确是他们一位强劲对手。

抗战期间，由于经济凋敝，百业不振，国家经济呈现严重的短缺现象。为防止商人利用短缺经济大搞囤积，牟取暴利，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强化对经济的严格管制。由此，争夺对经济管制机关的控制权，成为国民党各派系们贪污自肥的一个重要手段，孔氏家族当然也不能“免俗”。抗战期间，围绕行政院经济部的领导大权，孔宋夫妇与政学系、宋子文系曾数次发生尖锐的冲突和激烈的争夺。

经济部是于1938年3月由原实业部、农林部、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合并组成，任务是执掌战时全国生产及经济统制，其权力之大可以想象。偏偏这个部落入政学系的翁文灏之手，孔宋夫妇自然心有不甘。于是，利用1939年大后方第一次出现的物资奇缺、黑市充斥、物价狂涨、通货膨胀的风潮，指挥孔家班的人马纷纷上场，大造舆论，攻击经济部营私舞弊，工作失职。蒋介石也因当时战场上屡战屡败，国土日失，从而心情欠佳。此时听了孔祥熙与徐堪的谗言，当即一个手令，先将经济部负有物资管制责任的商业司长章元善送进军法执行总监部重庆土桥监狱，主管粮棉的经济部次长何廉也险些锒铛入狱。翁文灏是书生学者从政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当即吓得胆战心惊，也自请免职，后经蒋挽留，总算勉强留任，但早已锐气大减。

这次风潮后，蒋采取孔的建议（其实又是宋蔼龄的计策），将经济部的职权分散，以便分而治之。一是把粮食业务从经济部划出，另组粮食局，过渡了一段时间后再升格为粮食部。为犒赏徐堪多年来对孔门的一片忠心，宋蔼龄指令孔祥熙把这个部长宝座赏给了徐堪；二是将花纱布业务交给孔门亲信穆藕初掌管，也算是从政学系的虎口中夺回了一块肥肉。

由于花纱布管理空前混乱，尤其是宋蔼龄带头与一班不法奸商勾结大肆贪污自肥，大捞油水，就连蒋介石也感到看不下去，故以稳定物价、加强统一管理为由于1942年2月又宣布成立物资局，隶属于经济部，专业执掌花纱布管制任务，而局长则由翁文灏系的亲信何浩若担任，穆藕初则调任农本局总经理。这样，从表面上看来，是穆、何相争，实际却是孔宋夫妇与政学系在斗法。从体制上说，农本局应在物资局的领导之下；从后台上说，穆藕初直接听命于孔祥熙与宋蔼龄，何浩若则受命于翁文灏。因此，在气势上，何浩若是不敌穆藕初的。比如，何浩若提出管制花纱布的方法是：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并向各纱厂老板许诺，所需棉花由农本局负责供应。然而，何局长的“金口玉言”到了穆总经理那里，是狗屁一个。结果，纱厂用棉得不到供应只得到市上采购，棉商则乘机哄抬价格使陕西棉价暴涨，黑市价越跳越高，以致惊动蒋介石，何浩若遭到蒋的严厉申斥。何只得亲自去西安宣布陕棉为统购统销，由物资局负责征购10万担，担价为900元。但是，穆藕初依然不肯买账，他用孔祥熙的口谕作挡箭牌将何浩若签呈的900元的担价核定为600元，再一次使何浩若大丢面子。后来，何浩若又决定将棉纱价格调高20％至25％，此举又遭穆的强烈反对。双方为此闹到国家总动员会议上，牵动了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进行调解，并指示“纱价可以调整，但幅度不要太大，请翁部长与孔部长会后再商量决定”，算是顾及双方的面子，和了一次稀泥。

棉花与棉纱定价的两次争斗，使穆、何及孔、翁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深受其害的则是各纱厂的老板们。他们对穆藕初的积恨越来越深，但也深知仅仅依靠何浩若、翁文灏等人是斗不倒穆藕初的，须得另辟蹊径。于是，由豫丰纱厂老板束云章出面暗中去找宋子文告状。宋子文本就对穆藕初充当宋蔼龄与孔祥熙的走狗夺取了他对棉花市场的控制权心怀怨恨，现在又听了束云章介绍的孔、穆之间的种种恶形恶状，认为这不失为打击孔宋夫妇的极好机会。如此，在国家总动员会议开会时，当着蒋介石的面，宋子文严厉指责穆藕初切断各纱厂的原棉供应、压欠纱厂纱款、阻挠调整纱价、压价收购陕棉，造成陕棉减产，纱厂生产困难，动摇后方经济，影响抗战大局等等。蒋介石听了宋子文滔滔不绝的发言勃然大怒，立即指令行政院对穆藕初给以撤职查办处分。

穆藕初虽然被宋子文当头一顿棒喝，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但孔祥熙不会坐视不救。孔宋夫妇都知道蒋有时对自己说过的话，常常不能贯彻始终，只等风头一过，再到蒋介石面前以穆藕初“用心未错”，“对委座一片忠心”等语，替穆开脱，以取得蒋的谅解。果然，不久后行政院开会，讨论机构重叠的问题。何浩若提出撤销农本局，孔祥熙则提出撤销物资局。争论的结果，蒋断然决定“农本局撤销缓议，物资局着即撤销，业务暂由农本局接管”。孔祥熙终于斗倒了何浩若。1943年初，孔祥熙索性把农本局从经济部拿了过来，隶属财政部领导。一段时间后，又改为花纱布管理局，派亲信尹任先为局长，穆藕初为副局长。从此，宋蔼龄、孔祥熙才真正取得了对后方花纱布的全部控制权，可以为所欲为地聚敛发财了。

孔宋夫妇在抗战期间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所谓举办专卖事业。实际是孔宋夫妇打着维持战时财政的旗号，用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即征收专卖利益）的方法，实行市场垄断。专卖的产品，主要是食盐、食糖、卷烟、火柴四种，因为糖、盐、烟、火柴一向为民族资本家经营，孔氏家族在这方面素无基础。实行专卖后，就可以通过政权的力量达到由孔氏家族一手垄断的局面。由此，在公布专卖法令后，孔宋夫妇首先在各级负责专卖的行政领导机构中大力安排亲信。比如，财政部专卖司司长朱契、卷烟专卖局局长刘振东、川康区食糖专卖局长曹仲植等等，都是宋蔼龄、孔祥熙手下的聚敛能手。至于下面的分支机构，更是由孔门亲信相互提携安插，非孔系亲信很难进入。这些人在执行管制的时候也都是上行下效，利用职权，排斥异己，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以至官商勾结，无所不为。比如，在卷烟专卖管制的过程中，一方面禁止卷烟纸和外国卷烟进口，另一方面孔门却大量从国外私运入境，高价出售。盛升颐与宋蔼龄合办的华福烟草公司就是如此。结果，专卖事业举办后的两三年中，先后发生了川康区食糖专卖局长曹仲植营私舞弊案、1943年的烟价风潮案、王巽之卷烟走私舞弊案、火柴专卖风潮案等震动大后方朝野的巨案。至于一般的黑市猖獗、走私盛行、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案件，更是难以尽述。

孔祥熙举办专卖事业，打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幌子，实际上增加收入的部分，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以1942年计算，食糖、卷烟、火柴三项专卖收益为3.17亿元法币，比1941年三项产品统税收入一亿元法币超出两倍。但物价在这两年中的上涨，远在两倍以上。因此，举办专卖的结果在财政收入上可说是完全失败的。然而，通过举办专卖事业孔氏家族及孔门亲信从中到底得到了多少好处，局外人实难计算。

专卖事业在经济上的消极影响不但是摧残生产、影响贫民生计、加重消费者负担，助长了社会的腐败风气，而且因权贵豪门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倾轧和攻讦。宋子文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因为专卖法令而大受损失，并且受到宋蔼龄的华福烟草公司的“竞争”与打击。由于烟草专卖局是孔门亲信在掌权，他们往往公开站在华福一边对南洋横加刁难。这使宋子文大光其火。于是，在1944年底孔祥熙失宠出国避风，宋子文再度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取消专卖事业机关，停办四种产品的专卖活动。其原因，盖出于此。

民国最大的贪污案

如果说过去的所有聚敛活动，都还不足以说明宋蔼龄是如何依靠权势贪赃枉法的话，那么，发生在抗战期间的鲸吞美金公债案则是最有力的印证。

美金公债的发行始于1942年春。在这之前，由于太平洋大战爆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美国从长远利益出发为了加强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牵制更多的日军精锐，减轻太平洋美军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的借款。

这样一笔巨额借款，不但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对华借款规模，甚至也超过了历次对华借款的总和。如以1941年重庆政府的国税收入来说，仅为13亿元法币左右。而五亿美元的数字，仅以官定汇率来折算，也达到100亿元法币之巨。无怪乎消息传到重庆后，不啻喜从天降，蒋介石当即要孔祥熙计划如何运用。孔找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一些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的方案，决定以三亿美金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一亿美金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一亿美金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储蓄券和公债券都按照商汇牌价用法币购买（即法币20元折合美金一元）。

如此使用美金的方案，表面上看是达到收回通货、稳定金融的目的，实际是暗藏着宋蔼龄的私心。原因就是虽然美金储蓄券和美金公债券都是公开发售推销，但是，当时一般平民百姓早已囊空如洗何来余财购买这种“劳什子”，即或有人愿意买一点开一下“洋荤”，又不懂到期后对美金支票如何兑现处理，索性一并放弃，甘心让别人发财。不少豪绅巨贾手中虽然握有大量游资，也有实力购买，但这些人更相信囤积居奇，通过抢购物资、哄抬物价的途径来大发横财，他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这样的发财方式更为保险。结果，一亿美金储蓄券绝大部分被一些豪门权贵购去。至于宋蔼龄于中到底购买了多少，以她精明过人的目光和手腕，其数额当然是大户中的“老大”了，至于一亿美金的胜利公债，由于用的是“同盟胜利”的字样，人们弄不清同盟国何年何月才能取得胜利，这种公债又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真正兑得美金！因而在开始阶段，美金公债的销售，情景很有点不妙。发售工作从1942年冬季开始但直到1943年10月，实际售出的数额仅为5000万美元左右。然而，问题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其实，也可以说这是宋蔼龄久已策划而等待多时的一个机会。

如前所述，由于国人初期对美金公债缺乏信心，加之普通小民就是有心爱国，也是心有余而“财”不足，无力捧场，故开始阶段买者寥寥。国民党重庆政府不得不用配额推销的办法，强制性地向各省推销。各省的办法无非是依样画葫芦，向各市、各县强制推销。如此一级压一级，最终是保长压小民。结果，豪门大户没有购买，倒是余财不多的人在压力之下购得后多愿折本脱手，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金公债在黑市上的价格，曾由官价20元下跌到17元至18元左右。

美金公债的前景黯淡，但是却有一个人在时刻注视着美金公债的发售情况，这个人就是宋蔼龄。宋蔼龄的长处就在于她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机会奋力一搏，大捞一记。她通过对国民党财政金融形势的具体分析，已经清楚地看到法币的地位已经处于摇摇欲坠之中，美金与法币之间1比20的兑换汇率，快则数月，慢则一年左右，就将被汹涌的通货膨胀的浪潮所冲垮。宋蔼龄作这样的预测是有依据的，她从财政部国库局得到的保密数字是：1941年国民党重庆政府的支出总数为108.9亿元法币，其中靠通货膨胀来弥补的数额就达94.4亿元法币。1942年预计支出数额为266亿元法币，其中依靠通货膨胀维持开支的数额将达到200.8亿元法币，超过1941年一倍以上。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美金与法币1比20的官价汇率体制的崩溃只在早晚之间。

宋蔼龄固然是看准了美元的地位稳如泰山而法币的形势危于累卵，两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宋蔼龄不愧是聚敛财富的大手笔，如果要让她按1∶20的汇率先拿出私财来购买美金公债放在家里等待美金的看涨，显然不是上策。宋蔼龄是做惯无本买卖的，白手起家“打天下”本是她的拿手好戏。在美金公债问题上，她当然不会放弃偌大的一笔无本生意不做。这就是她为什么一开始甚至不肯掏出一文钱来买美金公债券，而只是在暗中窥测时机的道理。结果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贪污案得以发生。

五亿美元借款协定是由宋子文在美国洽谈签约的。对于如何使用这笔借款，美国政府同意中方的要求不再附加种种限制性条件，只提出一点，中国政府在动用借款之前应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通气，并且此点已在签署借款协定时由宋子文致美国联邦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信函中得到确认。早先在这一消息传到重庆时，宋蔼龄分析认为是宋子文企图借此控制这笔巨额借款的使用，而这正是宋蔼龄极力加以提防和戒备的。于是，宋蔼龄要孔祥熙不等中美借款协定正式签署，便开始紧急研究借款的使用方法与途径。而使用借款的基本原则，必须达到方便孔氏家族进行秘密聚敛的最大利益。

当时，抗战正处于最关键的阶段，国内经济又处于百业萎缩、经济凋零的境地，五亿美金理应能更好地在抗战中发挥资金的启动作用。但是，孔祥熙则按宋蔼龄的意见仓促提出了一个“511使用方案”，并指定由中央银行来具体组织推销业务。这在宋蔼龄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因为在郭锦坤领导下的中央银行业务局无疑是宋蔼龄的私人账房。为了防止宋子文向孔祥熙争夺这笔五亿美元借款的控制权，也为了戒备中国银行染指这笔借款的推销业务，孔祥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公布了这笔借款的使用方案与经办银行，使宋子文失去插手的机会。

宋子文是在1942年3月21日与美国政府代表摩根索签署借款协定的。3月24日，孔祥熙就在重庆宣布了五亿美元的“511使用方案”，并指定中央银行为中国政府的代表银行将在美国联邦政府储备银行开户。至3月27日，孔祥熙才将此事电告宋子文，并要宋转告摩根索向联邦政府储备银行内国民党中央银行户头下拨存两亿美元。

宋子文对孔祥熙、宋蔼龄采取这种“生米做成熟饭”的手法，极为不满。宋氏认为：他在美国辛辛苦苦争取到的这笔巨额借款，现在不但被完全剥夺了对使用这笔借款的发言权，而且还指定由中央银行经办也完全堵塞了他在这方面的财路，多年来的一番努力不啻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由此，宋子文很快电复孔祥熙，借美国财政部之口严厉指责孔的“发行债券、储蓄券办法，细审颇不彻底”，“于抑制通货膨胀效力不大”等等。宋子文还感到不能平复内心的不满，又另行致电蒋介石，报告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对中方做法的反感，攻击孔祥熙在处理重大财政金融问题上的失当与无能。宋子文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狂怒不安，固然是由于孔在这一问题上与宋协调不够，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宋蔼龄把这笔美元借款的经办权假手中央银行而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宋蔼龄从宋子文手中夺得发行和销售美金公债的控制权以后，下一步就是等待和抓住鲸吞这笔美金公债的时机了。宋蔼龄深知：这件事要做得天衣无缝，什么时间下手是至关重要的。下手早了，法币汇率的官价与黑市价差距不大，油水不丰，且容易暴露马脚；倘若下手晚了，公债售罄，当然也就没有油水可捞了，岂不是白忙乎一阵。经过反复计算和分析，宋蔼龄选择1943年10月15日作为下手的时间。她的理由是：（1）此时美金公债的黑市汇价逐步上升，已由初发行时的17元左右上扬到30多元。（2）1943年的通货膨胀速度进一步加快。宋蔼龄从国库局长吕咸那儿了解到的数字，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1943年，国民党重庆政府的总支出将达到633.5亿元，比上年度增长238％，其中依靠发行纸币来弥补收入不足部分竟高达408.6亿元，比上年度增长432.8％。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竟比支出增长的速度还要高出194.8个百分点，这说明大后方的经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财源逐渐枯竭，税收日益减少，财政金融时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3）美金公债从1942年冬季开始销售到1943年10月，实际上售出的数额已达一半，剩下5000万美金在一般人眼中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在宋蔼龄眼中却仅仅是个能够让她感兴趣并能一口吞下的数额而已。如果再不下手，机会稍纵即逝，肥水流失岂不前功尽弃。于是，宋蔼龄按照她精心策划的既定部署，开始周密地实施她的计划。

第一步，宋蔼龄指示孔祥熙由孔氏于10月14日当面关照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要他从15日开始停止出售美金公债，并令郭通知各地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切实照办。孔氏要求将尚未售出的5000万元美金公债，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完案。孔并明确指示郭，如果有人询问可以“业以售完”为理由应付。其实，郭在这之前已得到宋蔼龄的密嘱，现在再由孔当面关照，无非是走个过场而已。其时，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顾翊群及国库局长吕咸等都没有来得及接头，事前毫无所知，事后都纷纷向郭质询，郭告知是孔的面谕，也就无话可说了。

第二步，寻找替罪羔羊和制造挡箭牌。宋蔼龄清楚，如此巨额美金公债一下子从各地金融机构“失踪”，不但会迅速引起各地黑市公债价格暴涨，而且也将很快引起各官僚派系集团的瞩目，必得事先设好圈套弄一些小人物作替罪羔羊，一旦东窗事发，就先把他们这些倒霉鬼抛出去抵挡一阵，然后再设法从容脱身。当时，国库局得到郭锦坤转达的财政部“密函”，吕咸立即转令各省中央银行分行迅速将尚未售出的美金公债余额如数归解该局。按照正规手续，该局于收到各地美金公债后应立即转交业务局承购，缴存国库。事实上，这些美金公债在陆续缴存国库局后，很快就被宋蔼龄于暗中“购”走，另由吕咸在得到孔的同意后拿出其中的一小笔分给国库局职员，理由是犒赏行里推销有功人员。再由郭锦坤奉孔祥熙、宋蔼龄面谕，拿出一小笔分给中央银行内副处长、副局长以上高级职员，理由亦是调剂行中同人生活。而这些活动都由孔向有关人员面谕，并无片纸只字进行存档，以便做到不留痕迹。而吕咸等人因贪图蝇头小利，落入宋蔼龄的既设圈套，以致成为孔宋夫妇日后挡箭牌。

第三步，用假名、假地址套购美金公债。为了故布疑阵，遮人耳目，宋蔼龄在“购买”美金公债时将买主宋蔼龄冠以各种别名、化名，地址也是含糊不清，有的甚至用的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即使事发别人也无法去核对验证。这些“买主”中唯一与宋蔼龄有些瓜葛的也就是孔祥熙的山西铭贤中学，但金额为数不大，只二三万美金。事实证明，宋蔼龄的这一手十分巧妙和厉害，日后果然以此而脱身。

第四步，运用“空转”等手法达到无本起家的目的。宋蔼龄的胃口之大，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在这次鲸吞美金公债的过程中，本来已有近于天文数字的巨额利润，但宋蔼龄并不满足，她仍然想通过一毛不拔的手法分期分批地把5000万美金公债全部鲸吞干净。为此，业务局和国库局把第一批美金公债35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7000万元，尽先送给宋蔼龄一人独吞。当350万美元付出传票后，照例须附有签名领据，但宋蔼龄指示郭锦坤、吕咸打破这些正常必需的手续，既然没有人签名具领，当然也就没有领据好附了。仅以债券科副主任徐俊卿收据一纸为附件，就闯关而过。而且，这350万美元付出之后，宋蔼龄并没有照官价支付7000万元法币，只是由郭锦坤通知中央银行业务局有价证券公记户内及该局贴放科内各自空转一笔，然后将所谓“债款”越过债券科、出纳科等职能科室直接转保管库，开列专户保管，实际上完全是个空头支票，业务局并未办过此项债款的收付，当然也就不欲让更多的人知道内幕。随后的799万美元、1530万美元、710万美元等几笔美金公债都采取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法，由宋蔼龄一文不付地套购取走，抛到黑市市场上兴风作浪去了。到最后，仅在半年多时间里5000万美金公债全部被鲸吞完毕。

美金公债一旦停售，黑市市场上的价格很快扶摇直上，由最初的20多元、30多元一下子猛跳到100元以上，到1943年底已冲破200元大关。仅以1944年1月重庆《国民公报》经济栏所载的美金公债市场价是：最低价为该月20日的250元，最高价为该月16日的273元。由此，若以官价每一美元折合法币20元售出，即使价款全部缴入国库，宋蔼龄等人所获暴利就已达115亿法币之巨，然而，如此巨大的暴利宋蔼龄是在没有支付一文法币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样一个贪污巨案，不但可以说是中国之最，即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其实，这仅仅是宋蔼龄从后期5000万美金停售中得到的好处，如果加上在这之前购买美金储蓄券中得到的收益，数额之巨更是要令人咋舌了。即使如此，这也是宋蔼龄从五亿美元中收益的一部分。因为在五亿美元的借款中，另有三亿美元直接由孔祥熙命人在美购入黄金存于美国银行。在法币不断贬值的时候，孔祥熙按宋蔼龄的策划，借口收缩通货用中央银行名义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向市场抛售黄金，吸收法币，抑制通货膨胀。结果，这些每块400盎司的黄金，大部分均被化公为私，先后进入孔氏家族的私家金库。宋蔼龄利用郭锦坤，勾结大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借口承印中央银行钞券预付购料款，一次在黄金宣布提价的前一天，购进黄金3.33亿两。而在这之前，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共售出黄金160万两以上，可见，其中进入孔氏家族私家金库的黄金数字又是一个巨额数目。这种出售黄金事项，从来只由孔祥熙一人口头嘱咐，始终未见公文，而售价则由中央银行业务局郭锦坤随时通知中国农民、中国国货银行照办，出售数量也是如此，即使财政部亦不知道。所有这些活动均由宋蔼龄通过郭锦坤单线指挥联系。至于宋蔼龄到底从五亿美元的借款中贪污了多少，除了宋蔼龄自己，实在是一个无人能够测度的问题。

宋蔼龄鲸吞、贪污美金公债巨款案，终因数额巨大而引起各方注目。但是，因宋蔼龄事先做了手脚，起初传出的信息只是中央银行职员私分剩余美金公债，由此引起舆论哗然，宋蔼龄则稳坐钓鱼台，悠然自得。但是在各方穷追深挖之下，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宋蔼龄的蛛丝马迹也渐渐露了出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时，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等为此联名提出质询案，事情终于闹到蒋介石那儿。蒋一方面找傅斯年谈话，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进行压制；另一方面密令代理财政部长俞鸿钧（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金融会议）彻查该案内情。结果弄清所谓中央银行职员私分美金公债的说法不过是被人故布疑阵而已，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宋蔼龄。但是，该案从头至尾被遮盖得十分巧妙，孔祥熙的一切指示都只是向郭锦坤等心腹亲信的面谕，既没有片言只语可以验证，也没有其他真凭实据可以佐证。蒋介石闻报这些都是宋蔼龄的所作所为，不得不收手。于是，蒋先是指示监察院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接着在公布的检查结果中，按照宋蔼龄原先的设计方案，抓住中央银行职员私分公债问题大做文章。然后又是冠冕堂皇地对郭锦坤提出弹劾，并将郭移送法院扣押法办。所有这些动作，都没有触及宋蔼龄或孔祥熙的一根毫毛。

等到第一个浪头过去后，宋蔼龄开始救人了。她经过一番里里外外的疏通，一场天大的祸事很快消弭化解。这时，孔祥熙已经从美国开完会，大摇大摆地回到重庆。不少人都很为孔担心，可是孔不但感到若无其事，而且颇有点肝胆相照的侠客之风。当时，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锦坤被捕，想到自己发给国库局同人的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一旦孔反悔赖账如何是好？吕咸自感坐立不安。因而等到孔一回国，马上拟了一个签呈，内容是：“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赀，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符合政府吸收游资原旨，并用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签呈写好后吕咸再来个倒填日期，将时间填到1944年1月，然后送范庄孔公馆。吕咸的本意，也就是“树大好乘凉”，请孔承担一部分责任。因此，吕咸把这个签呈送上去后，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不安，总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错事有点对不住孔的样子。在向孔递过签呈时，对孔的脸色也就格外的巴结，作出一副可怜状。在吕咸认为，孔总是要推诿拖延一番的。然而，出乎吕咸的意料的是，孔似乎对此并不在乎，他拿过签呈毫不迟疑地大笔一挥，批了个“可”字，虽没有签上孔祥熙的大名，但也盖上一颗“中央银行总裁”的小官章，总算是给了吕咸一个“说法”。

孔给了吕咸一个“护身符”，马上又开始了援救郭锦坤的活动。在宋蔼龄的安排下，孔先用重金请了当时的名律师端木恺替孔宋夫妇奔走，为郭辩护，暗地里则由宋蔼龄通过宋美龄施以援手向各方面打点关节。结果，郭锦坤仅被关了几个月，宣布无罪释放。在郭锦坤走出牢房后，孔宋夫妇当即在范庄设宴，邀了一些亲信故旧赴席，为郭压惊。孔拉郭坐在上席，频频说：“K．K（郭锦坤的英文名字缩写）辛苦了。”如此一来，美金公债案的主犯全部解脱，逍遥法外了。

后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四届一次大会。云南省参政员陈雅赓等人再次向大会提出孔祥熙贪污美金公债案，追究孔的罪行。经蒋介石授意，先是由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世杰出面劝说陈雅赓，辩称：“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并威胁说：“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继而，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又以新闻界前辈身份访陈，再次下以说词，说这个提案固然很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美、英、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然后，陈布雷建议，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主席团负责亲交主席蒋介石认真查办，比较妥当等等。结果，陈雅赓等人检举孔宋夫妇的议案资料，终在各方的压力之下上交，从此有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了。后由傅斯年在大会上搞了一个口头质询案，虽然也曾轰动大会，但原稿仍被侍从室强行提走，说蒋介石要提前看，事实上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蒋介石对此案唯一交代，就是在参政会闭幕后约一个月左右，以一则轻描淡写的消息见诸《中央日报》，称谓：“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等等，这已是后话了。

“包装”孔祥熙

抗战以后国家经济越来越糟，1939年已达到通货膨胀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国库支出为30.6亿元法币，其中税款收入仅为4.8亿元，只占16％，其余只能靠滥发钞票的办法来维持局面。1942年通货膨胀加速推行，达到第二个高潮。这一年，国库支出266亿元，依靠印发钞票解决了200亿元，说明国家经济已到挖肉补疮、饮鸩止渴的境地。当时，曾有一位美国新闻记者问孔祥熙对中国经济前途的看法，孔以幽默而又轻松的口吻举例回答：“中国的财政经济前途，好像一个人从纽约帝国大厦108层高处失足跌下来，身体还在三四十层楼空间，还是‘So far，so good’（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这说明孔祥熙作为中国财政当局的最高主管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前途，实际上看得比谁都清楚。中国的经济迟早要崩溃，时间拖得越长，也许崩溃得越彻底。

孔祥熙、宋蔼龄他们知道，孔氏家族财富的急剧增长并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金融奇才，他们的全部法宝就在于权力的转化。这种方法离开了权力，则一事无成。抗战期间尤其是自飞机洋狗事件以后，孔门声名狼藉，在政治上及舆论上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加之政学系、CC系、宋子文系、戴笠的特务势力等，几乎是组成联合阵线，开展倒孔活动。宋蔼龄于内外交困中意识到，情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孔宋势力和蒋孔之间的关系已不复当年，因此，要保住孔祥熙的权位看来除了要继续保持从宋美龄到蒋介石这条内线畅通外，还要借助外力，抓住舆论宣传的威力，改善孔祥熙及孔氏家族在国人中的形象。于是，宋蔼龄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宣传孔祥熙理财功绩的舆论攻势。

第一个动作就是为孔祥熙大搞庆寿活动。1939年9月，孔祥熙60大寿。9月1日，德国突然袭击波兰；9月3日，英国、法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9月10日，长沙吃紧，日军不断集兵，战事一触即发。在这种国内外形势极其紧张复杂的境地下，9月11日，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及五院首长、部会主管、封疆大吏、经济界头目一起出动，群集重庆一起为孔祝寿。各方馈送的礼品琳琅满目，难以计数。蒋介石带头为孔评功摆好，在“孔院长庸之亚兄先生六秩序”中宣称：“庸之先生以孔子之后而服膺总理之教，深知笃行，终其身而不倦。抗战以来，任行政院长兼管财政部，艰难持拄，于兹两稔，忧劳况瘁，非寻常可堪。”蒋介石的这番赞词语，颇使孔受宠若惊，感激不已。

但是，官方的宣传似乎只在表面上起到一些作用，对改变孔氏在社会名流、平民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海内外舆论上的观感显得效果不大。于是宋蔼龄设计了第二个动作，找一些名人学者出来撰写几篇捧孔的文章在一些民营报纸与刊物上发表，以加强宣传的深度。恰在这时，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挺生想弄笔外汇到美国走一趟。而外汇审批的大权完全操于孔手，卫不得已走了孔的门路，向孔伸手求援。孔在外汇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一个并无多大权势的公务人员凭空申请外汇出国谈何容易。

卫也算得上是一个当时的知名经济学学者与财经专家。宋蔼龄了解卫的背景，当即抓住这个机会派人与卫商定，由卫撰写一篇宣传孔祥熙政绩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作为交换条件，孔则批一笔外汇让卫赴美国一游。卫想了想，觉得宋蔼龄提出的条件虽过于市侩，但也合理。因为你既然要想得到外汇，便拿不得架子，顾不得清高了。于是，孔与卫达成相互交换的条件。孔指示由官邸秘书夏晋熊负责到财政部、中央银行收集有关资料，卫在撰稿过程中对文章的观点、取材、细节和措辞都一一与孔祥熙单独研究。文章写成后，卫挺生又按照孔、宋夫妇的要求，设法在一贯对宋蔼龄、孔祥熙的豪门势力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大公报》上发表。至此功德圆满，由孔赏给1万美金及一个赴美考察的名义，欣欣然地出洋到美国去了。宋蔼龄、孔祥熙也如愿以偿，用国库的资金买了一篇捧孔的文章，给反孔派一个回击。

宋蔼龄设计的第三个动作是，利用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十周年的机会掀起一次庆祝孔氏就任财长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以便扭转由飞机洋狗事件和林世良走私案形成的颓势，抑制倒孔派的猖狂进攻。

1943年春，宋蔼龄在香港率先通过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对孔祥熙的所谓政绩大加吹捧，拉开了这次舆论宣传活动的序幕。事情是由著名作家海明威及夫人要到中国考察战时生活、收集写作素材引起的，海明威夫妇本是作为宋蔼龄的客人而受到中国有关方面邀请的。宋氏在港期间特地打电报给孔祥熙，由孔氏派官邸秘书夏晋熊专程赴香港迎接，陪同他们前往前线等地视察。夏晋熊到达香港在等候海明威夫妇的过程中，常到浅水湾孔公馆看望宋蔼龄。宋则就此开始实施她早已策划好的周密计划。

一天，宋蔼龄对夏晋熊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麦克唐纳，令夏代为联系。麦在香港新闻界中是一位资深的知名记者，声望颇高，架子也颇大。夏晋熊与他素昧平生，现在宋蔼龄要他在麦、宋之间穿针引线，似乎是强人所难，因而面有难色，但慑于宋蔼龄的权势又不敢直言回绝，只得口头答应。其实，宋蔼龄早已看透了夏晋熊的心事，当即指点夏晋熊说：“你可以利用海明威夫妇到中国的消息作引子，去把这件事告诉麦，说海明威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接着就可问他愿否跟我见面谈谈。”夏晋熊照着宋氏的指示找到了麦克唐纳，将以上的谈话复述一遍，麦果然对会见海明威与宋蔼龄极感兴趣。海明威是世界著名作家，宋蔼龄是中国无冕女王，这两个人身上都是很可以出新闻题材的。尤其是宋蔼龄，平时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现在主动提出见面，一定是有什么非常要求。

第二天，麦克唐纳如约来到浅水湾孔公馆与宋蔼龄进行交谈。在谈话中，宋蔼龄通过介绍中国财政经济状况，大肆吹嘘孔祥熙如何主持中国的战时财政工作，又是如何做出了诸多业绩等等。不久，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出了宋麦会晤的消息及谈话内容。

宋蔼龄此次打破常规是颇不寻常的，这是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通过主动约见外国新闻记者的方式为孔祥熙的财政经济活动进行辩护。目的在于影响外国舆论，特别是英、美等国政坛人士对孔的观感。

1943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宋蔼龄与宋美龄的压力下，在重庆为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十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经过拥孔派的一番努力，与会的各界要员及来宾达600多人。蒋介石亲自颂词，何应钦以军政部长身份向孔祥熙致贺，并为之吹捧说：“财政部在孔部长策划下，对长期抗战之所需均能供应无缺，不虞匮乏，而使我们的军事形势稳定下来。……现在前方将士，士饱马腾，军粮无缺，均为孔部长所赐。我谨代表全国陆海空军将士，向孔兼部长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在纪念大会上，甚至宋子文也被逼不得不说些装饰门面的话，表示：“本人以往曾一度担任财政部工作，深知抗战财政有一般想象不到的困难”，“因此在抗战六七年当中，孔兼部长担当艰巨，为国家辛勤奋斗，卒能克服一切困难”，“这种成就，实在是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为历史上显著功绩”。

在蒋、宋、何的带领下，许多国民党要员对孔祥熙的吹捧几到肉麻的地步，而孔更加踌躇满志，在纪念大会上欣欣然地发表讲话进行自我吹捧。为全面表彰自己的功绩，孔祥熙一口气讲了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关税改革、实行币制改革、创办直接税、举办专卖事业、施行主计制度、推行公库制度等十个方面的成就，并冠冕堂皇地总结了所谓理财的三大诀窍：第一，政重于财；第二，民重于官；第三，事重于人。这些话听起来也有道理，但是就连孔祥熙自己也认为这无非是些骗人的鬼话而已。比如，他解释“民重于官”的诀窍，主张对漏税逃税的无知商民处罚不妨从轻，而对中饱私囊、徇私舞弊的官吏处罚应当从重。一切税源的启发蕴积，只要藏富于民都不妨酌量宽大，一切征收输将对象，最好是有钱者多出钱，然后推及于普通人民。善执政者，驭吏严，驭民宽，足为理财者法。这些话听起来倒是不错，可是，在中国最大的中饱私囊、徇私舞弊的官吏就是孔祥熙本人；最有钱的征收输将对象，也正是孔宋家族。然而，法律对于他们来说，不要说从重处罚，就是从轻处罚一下做一做样子，也是不可能的。反而他们贪污舞弊的行为更为猖獗，更为频繁，这才是孔祥熙理财的真正诀窍。

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很是热闹地走了一场。事情到此地步，孔的形象该是名扬四海，颂歌叠起吧？然而，到抗战后期孔氏却是声名狼藉，就连美国政府的要人们也忍不住频繁地对孔氏家族进行指责。

1944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要到重庆访问与中国政府商谈财政经济等双边问题。孔祥熙为了掩饰国内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给美国舆论制造假象，特地把时任行政院参事、国家总动员会议副秘书长的夏晋熊找来，指示他用英文写一篇论述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的文章。孔见夏面有难色，毫不迟疑地对夏说：“你是学财政经济的，你会懂得怎样找理由。”夏奉命行事，挖空心思，东抄西袭，编造了一连串所谓“就业增加”、“国家经济建设扩大”、“有生产意义的支付增加”、“沦陷区的货币回笼”等理由，又凑了一些数字向孔交卷。孔看了后，认为此卷虽通篇都是谎言但也还自圆其说，居然颇为欣赏，除送了一份给居里外，还寄了一份给英国工党的领导人克利浦斯先生，以便让英国人也能领略一下孔兼部长的显赫政绩。

结果，居里到中国后似乎并没有认真阅读夏晋熊的这篇呕心沥血之作。当居里与中国政府代表在会谈中涉及财政经济问题时，这位美国人一时傲气大发，大肆揭露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吏和权势豪门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到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公寓生活，其中点出了孔宋夫妇的少爷和小姐，以及孔宋夫妇的心腹亲信徐堪的儿子。这使孔祥熙极其难堪，大骂这位美国人不通人情世故，以发泄他的强烈不满。

衣钵传人：宋蔼龄二世

一向以大权独揽从不喜欢他人假手的宋蔼龄，随着孔氏家族产业遍布海内外，并继续拓展，已觉力不从心。加之飞机洋狗事件和美金公债案等丑闻的败露，使她常有被舆论围剿之感，许多事情不便再亲自出马。于是，孔氏家族的对外发展业务，她不得不逐步移交给第二代去完成。

从当时孔家的第二代传人来说，豪门权势的温床早已把他们养育成一些自命不凡的野心家。他们效法乃母乃父还不满足，是男孩子还要以姨父蒋介石自比，是女孩子则用上海娘娘宋美龄来作榜样。结果，这些孔家的少爷小姐们虽然一个个年纪轻轻，在深谋远虑、老奸巨猾方面比母辈、父辈略逊一筹，但是若论权势野心、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胡作非为方面，却十分在行。其中，大少爷孔令侃、二小姐孔令伟更是两个杰出代表。他们不但得到宋蔼龄、孔祥熙的宠爱，而且也深受上海娘娘宋美龄的青睐。

事实上，孔宋夫妇的子女在性格、作风方面，基本上接受乃母宋蔼龄的熏陶和影响，而孔令侃、孔令伟完全可以说是乃母的翻版，的的确确的宋蔼龄二世。

孔家的规矩都由宋蔼龄一手制定，孔家的子女当然也是从宋蔼龄设计的模具里浇铸出来的产品。宋蔼龄培养子女并无更多的办法，有的只是宋家世代相传的秘诀：“不计毁誉，务必占先”这八个字。她放手让他们到外面去闯世界，独立发展。从宋氏家族的祖辈下广东、闯海外开始，到宋耀如9岁与人结伴出洋，再到宋蔼龄5岁住进教会学校、15岁单身赴美留学等等，都是这么做的。不畏风险，甘为人先，自强自立，敢作敢为，这就是宋氏家族教育子女的主要特色。

但是，到了孔氏家族子女这一代，家庭、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初，宋氏祖先世代赴海外拓荒历险主要是出于谋生的需要，而今天的孔氏传人们生长在豪门权势的温床上，他们依靠家族手中掌握的权力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完全用不着像祖先那样再去海外重蹈一下历险拓荒的过程。他们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能在权势的庇护下，或是能迅速登上权力的高位，或是从事手到擒来的发财生意，或是尽情享受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和宋氏祖先相比，孔氏传人不但从小生活优裕，养尊处优，娇生惯养，而且在专横跋扈、气焰嚣张、胡作非为方面，可以说是在家族中前无古人。若论他们受教育的条件虽然比先辈们优越千百倍，然而他们却无真才实学。即以孔家大少爷孔令侃来说，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时，真正能够静心读书、潜心做学问的时间满打满算，大概不会超过半个学期。之后，就开始热心做官之道，而无心读书了。比如，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是孔大少爷迷恋跳舞几乎每天要邀同学去舞场，有时因回来太晚校门已关，就越墙而入，有时就索性不返校住在外面。孔令侃每次回家、外出或归校，均由汽车接送，平时一辆，星期天、假日则增加到两辆，一辆轿车供他自己乘坐，一辆敞篷车坐着几个便衣卫兵，充作他的保镖。学校规定，学生在校的饮食一律由学校大灶供应，需要添菜的也可以另由小灶定做。但是，孔大少爷觉得大灶小灶的饭菜都不堪下咽，于是另由宋蔼龄吩咐西爱咸斯路383—385号每天派专人送菜，每顿至少四样。学校当局对此装聋作哑，眼睁眼闭，也就由他去了。至于孔大少爷的宿舍，不但破例由学校拨给单间，而且还从孔公馆搬来了双人书桌、转椅、衣柜、五斗橱、弹簧床、沙发、地毯、立地灯、唱机、收音机等，并随时备有糕点糖果，完全是一种公馆化的贵族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校长卜舫济（美国人）对他另眼相待，教务长沈嗣良则竭力拉拢，个别教职员工对他也巴结奉承。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大少爷如何做得学问，唯一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寻欢作乐、贪图享受，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自命不凡、滋长野心等等。由此，在数年之后的美国哈佛大学里更出现了真假孔令侃的故事，这大概也算得上宋蔼龄的衣钵传人对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史的一大突出贡献。

在孔氏家族中，另一个耻于读书的是二小姐孔令伟。因她不肯静下心来读书学习，连宋蔼龄也拿她没有办法。为了能给她弄到一张大学文凭替豪门之家装点门面，宋蔼龄不得不亲自出面把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美国教授武道请到重庆，请他想办法为孔二小姐弄一张圣约翰大学的毕业文凭。这个美国人果然是聪明绝顶，他想出的办法是：由宋蔼龄就近在重庆找一些老师，权作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专教孔令伟读书，待读到一定学分后就算毕业。宋蔼龄对武道教授的建议极为欣赏。为了省事，索性就让孔祥熙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麾下挑选有博士衔的几个留学生作为授课教师，计有哈佛大学毕业的王元照，康乃尔大学毕业的邓辉，在法国巴黎留学归国的夏晋熊以及武道自己。每次上课说是一小时，实际上仅十余分钟而已，其余时间就是陪孔二小姐聊天游玩。如此混了一年，孔二小姐的圣约翰大学毕业文凭居然到手。联想到宋耀如当年在美国为了能争取到读书的机会，竟然放弃波士顿丝茶店的遗产出逃后到海上流浪漂泊，由此争得读书的机会，并为宋氏一门六个子女争取到了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教育的优裕条件。然而，到了孔氏第二代，居然出现了为骗取一纸文凭而弄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戏法，这是对当年宋氏家族两代人在域外历尽千辛万苦、勤奋求学的尚文精神的一种嘲讽。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知道，宋氏家族（抑或是孔氏家族）的衰落，已经是为期不远了。

一方面是在豪门权势的庇护下，一方面是有宋蔼龄的言传身教，孔氏第二代传人虽不学无术，却在经商发财方面“有术”。从抗战后期开始，以孔令侃、孔令伟为代表的“宋蔼龄二世”开始在商业资本上崛起，并逐渐成为孔氏家族对外发展的象征。

孔令侃被港英当局驱逐出港后转赴美国，实际上已从宋蔼龄手中接下了一部分孔家在美国的产业，开始了独立经营发展的历史。但是，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始于1942年的宋美龄的访美。

1942年秋冬之间，蒋介石决定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访华特使威尔斯的建议，派宋美龄访美。在公，是通过宋美龄执行公关任务向美国各界进行游说，进一步争取美援；在私，宋美龄是为了到美国治疗自己的慢性皮肤病，并对在1937年因赴上海前线时翻车负伤留下的残疾进行疗养。宋蔼龄闻知小妹将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访美，马上意识到这个机会对于孔氏第二代的崛起所具有的潜在意义。

其时，孔令侃已经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文凭拿到手，正寓居美国无事可干。孔家虽有一些产业让他管理，但苦于在美国没有权势可以运用和保护，与美国政界、商界、金融界又没有什么联系，也就难以有什么成就。现在宋美龄访美，正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让孔令侃权充宋美龄的随员广泛与美国政界要员、商界名流、金融界大亨、实业界大腕等方方面面、头头脑脑们频繁接触，建立关系，开辟渠道，为孔令侃以后的商业活动打下基础。

于是，宋蔼龄跟阿妹商量，嘱咐她对孔令侃多加照拂。宋美龄本来对孔家子女就视同己出，宠爱有加，又因此时蒋介石前妻所生二子经国、纬国都已步入政途，羽翼渐丰，而宋美龄既无子嗣，宋孔两家的子侄辈中又无出类拔萃的人才能够与蒋家传人抗衡，每每思念及此不免有晚景凄凉之感。现在阿姊亲自出面，要她对蜗居美国的孔令侃多加照拂提携，宋美龄不但欣然应准，而且当即任命孔令侃为她的私人秘书，作为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参与决策和安排访美期间的一切重大活动。

宋美龄于1942年11月27日由重庆乘专机辗转抵达纽约，又于1943年6月28日自美国乘专机启程回国，访问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这一方面固然是疗病和争取美援的需要，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能帮助孔令侃与美国的政界、商界、金融界、实业界的人物建立关系。

宋美龄到美国后，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及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举行记者招待会等等，终日忙忙碌碌。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阿姊的嘱咐，仍然挤出时间带着孔令侃到美国各地周游访问，与美国各界名流和垄断财团周旋交往，不失时机地把孔令侃推荐和介绍给他们。并且用重金礼聘了几个与美国大财团及托拉斯企业关系密切的掮客，作为孔氏家族产业在美国的代理人，居中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最受宋美龄和孔令侃赏识的是个叫约翰逊的美军退役上校，因其关系众多，消息灵通，踏实肯干等，成为孔令侃与美国金融财团进行沟通的主要代理人。凡是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什么新的举措，约翰逊总是能很快从内线得知消息，抢先一步告诉孔令侃。而孔令侃回国后有什么业务要在美国办理，也大都交给约翰逊去做。于是在约翰逊的鼎力相助下，孔令侃在美国的局面很快打开，并取得美国许多大厂商的在华总经销合同。以此为本钱，孔令侃回国后很快办起了“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完全由孔令侃自己控制，这标志着孔氏产业向第二代转移的开始。

扬子公司的建立，也标志着宋蔼龄对孔氏第二代的安排有了新的考虑。在当时，宋蔼龄深知要依靠孔家的力量扶植孔令侃向政界发展，已殊非易事。即以孔祥熙在政界的地位来说已属强弩之末，垮台也只是早晚之间的事罢了。由此，孔氏家族要想在中国政坛重新崛起不得不另辟蹊径，走一条曲线发展的道路，这就是通过办商业、办实业、办金融不断积聚财富，成为金融和商业巨头，然后以金钱影响政坛，支配政治，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对此，孔令侃曾向他的亲信部属扬子公司工业部副经理兼利威汽车公司经理宋子昂说得十分明白：“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先把扬子公司办好，逐步扩大，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就不难像华尔街富翁那样也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

扬子公司由孔令侃挂帅并主持，由宋美龄帮助开辟业务关系，但在背后仍然少不了宋蔼龄的运筹策划，它的许多经营原则充分反映了宋蔼龄的一贯务实作风和经营观念。比如，在扬子公司酝酿成立之初，宋蔼龄就已经预见到这种靠豪门特权建立起来的买办企业将来一定会在政治上惹起许多麻烦，为此在扬子公司注册成立时，宋蔼龄坚持将公司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一些“股东”共同发起投资扬子公司的假象，以避免扬子公司是孔家独家资产的印象，减少可能会受到的各方的攻击。几年后，孔令侃从英商手中收购了在香港注册、在上海开展活动的“利威汽车公司”95％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的实际老板。虽然英商已将股权转让书全部签署后交给了孔令侃，但孔令侃只是将那一堆转让书等往保密箱中一锁，始终没有到香港去变更股权登记，在股东名册中的英商股东的名字也始终没有换过一人。这样，孔令侃既可以在幕后实际操纵控制利威公司，又可以在法律上继续保持其英国企业的性质，必要时可以借英国人的法律予以保护。由此可以看出，宋蔼龄的轻虚名、重实利的人生信条，已经被孔令侃忠实继承。

孔令侃不愧是宋蔼龄的忠实传人。就扬子公司的经营原则和经营手腕来说，较于宋蔼龄、孔祥熙的老派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有许多新的发展，这也是孔令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

孔令侃的最大特色是只做进口生意，并且通过充当英美大企业产品经销商和代理人的方式垄断这些产品的国内市场，牟取巨额暴利。仅以扬子公司代理并经销的英美汽车公司“奥斯汀”、“雪佛兰”为例，进口成本只有每辆1800美元左右，而在国内卖出的垄断价格却可以达到每辆5000美元。又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汽车实行限额进口政策，对于普通商来说一般只有七辆的进口计划，宋子文的孚中公司经销的美式“吉普卡”，因有特权保护一次进口可达数百辆，而扬子公司经销的英美汽车数量比孚中还要巨大，其获利之丰，可以想象。

为了能获得欧美大企业产品对华独家经销或代理权，孔令侃不惜用重金聘请一些神通广大的欧美及国内各界名流或掮客作为扬子公司的高级职员。仅扬子公司的总分支机构中，总、副经理一级的高级负责人共约30多人，其中只有四人是真正的业务出身，其余的都是英国、美国军官、纳粹战俘、英国勋爵、华尔街代理人、财政部及信托局的官僚、军政部的军官和孔令侃在大学里成立的纳粹组织“南尖社”的社员同学等。这些人在扬子公司除了按时支领一份丰厚的薪酬外，并不需要负责具体的业务，而只需要为扬子公司打通各方面的关节牵线搭桥，疏通渠道，是名副其实的“公关先生”之类的人物。比如，孔令侃依靠纳粹战俘毛勒、迈尔柯等人很快取得了德国颜料商的对华经销权，因而有了扬子公司由德俘到“德孚”的广泛流传的说法（德孚洋行是战前德国人在华最大的颜料独占商）。同时，孔令侃将善后救济总署负责分配物资的美军军官杨孟东上校聘任为扬子公司工业部副经理，结果在美援物资的分配中大捞油水。

对于孔令侃的这些经营手法，宋蔼龄赞扬不已。她联想到自己长期以来依靠的一班“蟹脚”，无非是占据财政部、中央银行等财政金融机构中的关键岗位弄权作势，以权谋私罢了，其实是算不得有什么真本领的。即以徐堪、陈行、盛升颐、郭锦坤这些人来说，虽然名声很大，假如要他们在国内替孔家奔走为非作歹一番，或许能不负宋蔼龄所望，然而，若走出国门到洋人那里去打通关节，是寸步难行的。可是，孔令侃的一班小“蟹脚”，不但有盘踞国内政坛的权要，而且有国际上的绅士名流。这使他一下子成了国际国内都兜得转的大亨，比起宋蔼龄来，也可以说是技高一筹了。

然而，孔令侃的最出色的拿手好戏，还要数靠倒腾官价外汇做黑市贸易的买卖。孔令侃与宋蔼龄一样，做生意只做没有风险的生意，所谓期货贸易是不做的。售货也一律以美金计价，收款则以美钞为限，黄金或许可以通融一下，但法币就免伸尊手了。原因就是因为由孔祥熙亲手发行的法币，在价值上已经没有保障。倘若万不得已收进法币，必须要在当天晚上换成美钞或黄金，否则后果难以预料。可见孔令侃对法币恐惧之甚。

扬子公司手中掌握的都是美钞、黄金或其他外汇，但是他们做生意还要无限制地向国家银行“申请”（套取）大量外汇，原因只在于孔令侃向国家银行套取的是官价外汇，而官价与黑市的差价，在抗战后期至战后一如背道而驰的两驾马车早已是谁也看不见谁的背影了。仅以1947年8月为例，官价外汇的牌价为一美元比12000元法币，黑市汇价则已在四万元法币以上。就在这一个月里，扬子公司的工业部一次就从中国银行获得美汇达11.8万元。可以想见，该部一个月所得官价外汇还不知多少。而扬子公司像工业部一类的机构达20多个，他们共同所得官价外汇更不知多少了。如果仅以11.8万美金的官价外汇计算一下国民党政府替孔令侃“节约”的法币，就已经达到33亿元以上。可见国民党政府每年仅在官价外汇方面替孔氏家族节约的财富，早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而据国民党的官方报纸《中央日报》揭发，并有凭据证明扬子与孚中两个公司在战后套取的官价外汇即达三亿美元之巨。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孔祥熙已经在政坛上失势，所有的职务中只剩下一个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孔令侃尚能在这种环境下呼风唤雨，已当刮目相看。但是，扬子公司是由宋蔼龄一手策划、宋美龄一手提携的“皇家”公司，这又不足为怪了。扬子公司与宋蔼龄的关系自不必说，据说扬子公司与宋美龄之间也有一种“分肥”的默契。据利威汽车公司经理宋子昂回忆，孔令侃一次就将美金几十万元由宋子昂通过英商有利银行买办虞鲁伯之手送交宋美龄设在美国纽约利佛台尔街的秘密别墅。这笔巨款当然也是宋美龄提携照拂扬子公司发财的“拆账”所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虽属至亲，然“亲兄弟，明算账”，别人做得，宋美龄便做不得？只是这样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荣辱与共的关系，当然能使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处于不败之地。

宋蔼龄在培养“二世”方面，观念的确是极开放的，也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男女均权主义者。她的主张是，男孩子能做到的，女孩子也应该做到，而且应该做得毫不逊色。孔家大少爷办了一个扬子公司，并且搞得有声有色，海内外震动，八方侧目。二小姐孔令伟看了后，忍耐不住了，也不甘寂寞地跃跃欲试一番。宋蔼龄知道后，一样予以支持，并同样为其运筹策划，在抗战后期帮助她搞起了一个嘉陵公司。但是，宋蔼龄对这个“掌上明珠”的为人也是看准了的，知道她在胡作非为方面或许确有一手，要是正正经经地做生意，恐非其才。真要是让她一个人去“混世界”，只怕是“出师未捷身先臭”，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思来想去，宋蔼龄认为必得能有一个“罩”着二小姐的人在背后帮衬扶持，或许能修得一点正果，也未可知。问题是偌大的中国，谁能“罩”得住这位在蒋介石头上也敢动土的混世女魔王！苦苦思索的结果，宋蔼龄认准此人非杜月笙不行。宋蔼龄的理由是：第一，杜月笙虽然目前只是一名流落重庆的江湖皇帝作为不大，但此人脚踏黑白两道，手眼通天，功力非凡。而且此人正事、邪事都来得，好人、坏人都会做，要装正人君子，此人能当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出使域外，替国家露脸；要做流氓阿飞，此人是鸡鸣狗盗、杀人越货、吃喝嫖赌等，更是无所不能。第二，杜月笙与自己一样，政府方面没有一官半职，一介草民，闲云野鹤，自由自在，没有什么政治包袱。即使二小姐出了什么娄子，以杜的在野之身，想来也不会有什么政治上的大麻烦。并且，杜是很会捧场的江湖异人，人情练达，是他的一绝。以孔杜两家的交情，请他出山帮助孔二小姐打天下，想来他不会拒绝。

孔二小姐令伟

 

果然，宋蔼龄着人到杜公馆一说即中，杜月笙欣然应准。正在宋、杜紧锣密鼓策划期间，盛宣怀家族的老五盛泮臣从老七盛升颐那里听到宋蔼龄要为孔二小姐成立一个什么公司，并且有杜月笙在上面打伞，盛老五感到一来也是向孔宋夫妇献媚邀宠，二来也是认为这里面有“头寸”好调，于是主动提出加入，并愿以巨资注入公司。有这样的好事，宋蔼龄和杜月笙当然乐意接受。

经过宋蔼龄、杜月笙、盛泮臣、孔令伟策划，决定成立中国嘉陵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扬子股份有限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资金由宋、杜、盛三家共同投入，但最大的股东却是盛泮臣。董事长杜月笙，副董事长盛泮臣，总经理则是孔令伟。另有一个叫边定远的，虽然官居财政部总务司司长，但是却心甘情愿地充当孔二小姐的助手，出任嘉陵公司的副总经理。

嘉陵公司成立后实际上是孔二小姐的独立王国，杜月笙的董事长和盛泮臣的副董事长两职都是形同虚设。难能可贵的是，杜月笙、盛泮臣都很潇洒大度地放手让孔二小姐独断独行，从不去过问企业内的事务。

嘉陵公司的企业精神，一如孔二小姐的为人，她是不管什么黑道白道的，什么赚钱干什么，什么利大干什么，至于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套汇走私等，无所不为，什么商业道德、企业信誉都是不加考虑的。耸人听闻的是，一旦涉及企业利益的时候，孔二小姐甚至主张大开杀戒来达到保护企业利益的目的。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市长贺耀祖接到蒋介石的一份手令，要他迅速查清重庆的几家私家仓库，其中有一家即是孔家仓库，库中囤积有百货、西药、布匹等物资达4000多万元。这家仓库由市府秘书吴浩宇持手谕亲自率军警前往办理。当时，负责看守仓库的周经理突遇奇变不免惊慌失措，彷徨无计之中，只好用电话向孔家问计。孔令伟闻讯，立即主张把吴浩宇当场干掉，然后再与贺耀祖斗法。幸亏有孔祥熙在一旁献计，主张采取刚柔相济法，宜先智取，设若智取不成，再强攻不迟。并授计周经理用“称同乡，饮三杯”的做法预先在酒中下药，骗得吴浩宇把酒饮下。吴亦不知是计，自恃酒量甚大，量三杯酒玩不出什么花样也就毫不设防，结果当场被药倒，由周经理派人将其抬上汽车送回家中。孔令伟则趁机组织人员将仓库物资全部突击运走。事后，吴浩宇被贺耀祖告知，如果吴氏当时不肯饮酒，则孔二小姐已经给他准备了子弹，就要恭请他饮弹流血、壮烈牺牲了。贺耀祖也不得不承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己的确不是孔家对手，称幸吴浩宇能“入虎穴而平安归来，真是吉人天相！”由此可知，孔令伟的心狠手辣。但是，孔令伟的道行终是不及乃兄孔令侃，嘉陵公司的声势也终不及扬子公司那样大进大出、大吞大吐。

宋蔼龄的另外两个孩子孔令仪、孔令杰虽然不是平庸之辈，但比起令侃、令伟的声名卓著到底逊色多了。孔令仪当时主要秉承母意，负责孔家送往迎来的一类“内闱”事务，野心不大，锋芒也就不似其弟、其妹那样外露。孔令杰当时年纪尚小，还不到头角峥嵘的时候，因而劣迹也就不似其兄姐那样昭彰。不过，孔令杰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南部做石油生意时很是赚了一票，并据此搞了一个神话般的休斯敦秘密大院，以作为孔氏家族在发生世界原子大战时的最后避难所。

九、成也宋霭龄，败也宋霭龄

调解蒋史冲突

1944年11月1日，是孔祥熙出掌财政部11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孔正衔蒋命出使美国，而蒋介石等不到孔祥熙回国就隔洋解除了孔的财政部长职务。孔氏下台并不出人意料，这是早晚都要发生的事，其原因一言难尽。然而，最直接的导火线也还是宋蔼龄引起的，起因则是宋蔼龄于1943年秋介入了“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是美国陆军中将，1942年3月来华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一职。中国战区的统帅是蒋介石，因此，史迪威的参谋长一职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应该理解为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但是，美国人似乎不重视这一点，而史迪威则似乎是有意忽略这一点，一切矛盾和冲突也都因此而产生。史迪威不但是一位美国的职业军人，而且也还是一位中国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这之前，他曾经三次来华工作，先后任美军驻天津部队参谋长、司令官，驻华大使馆武官等职，使华时间前后达十年之久。此公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政界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内幕之争相当熟谙。美国军方挑选他出使中国，本也是看中了这一点，企图通过他的这一优势来协调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共同对日作战，以切实减轻美军在南太平洋的压力。然而，事情糟也就糟在这一点上。

史迪威是个中国通，他知道中国的问题很复杂，豪门贵族的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当权者之间的拉帮结派、明争暗斗；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四分五裂、生死搏斗等等，都是局外人难以窥测其奥妙之处的。因此，中国的事情，靠蒋介石是靠不住的。史迪威的结论是：中国军队要能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必得由自己亲自从蒋介石手里接过军队指挥权，直接指挥中国各党各派的军事力量团结抗战，共同对日，才能有胜利的希望。

不能说美国军方的初衷不好，也不能说史迪威这个美国佬的忧虑毫无道理，但是他毕竟是个美国的职业军人。他虽然把中国问题看得很复杂，但是却把解决的方法想得很简单。他根本不了解用5000年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厚传统熏陶出来的那些中国的政治家们每一个都是老谋深算，道行高深，一个史迪威又岂是其对手。于是，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很快遇到了麻烦。中国的军方不肯与他合作，他的统帅蒋介石对他则表示厌恶和憎恨，而原先把他从美国请来的宋子文更是翻脸不认人，多次向美国军方交涉，建议由美国军方主动召回史迪威，为达此目的宋子文在美国政坛军界幕前幕后上蹿下跳，态度坚决且极其活跃。一时之间，史迪威犹如一片又黑又厚的云层横亘在太平洋上，使中美两国军政两界的领袖们的关系相当紧张。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和冲突涉及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不外是一个要以日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一个则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是两国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公事，本与中国的“普通公民”宋蔼龄风马牛不相及，也不需要她“出山”进行调停充当蒋、史之间的和事老。但是，中国的事复杂也就复杂在这里。因为蒋、史之争及史迪威的去留问题直接涉及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利权均沾问题，所以宋蔼龄不能坐视不理。

事情的原委在于史迪威当初赴华时，有一项职权是美国军方赋予的办理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军贷援华事宜，实际上也就是充当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管制人。

军贷援华物资事宜是根据美国的《租借法案》，以租借形式对中国提供武器、军用物资及粮食的援助方式，条件当然是十分优厚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并宣布，中国可在《租借法案》项下获得5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宋子文据此代表中方与美方签订了《中美租借协定》。宋子文亦由此组织了一个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美国登记注册，全权负责与美方接洽所有军贷援华物资事宜。宋子文趁机通过请示蒋介石后作出决定，自该公司成立后，军政部与航空委员会等部门派到美国采办军火装备的人员一律归属该公司领导；中方的所有采购计划，必须由宋子文统一向美方提出；美方确定供应中方军需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必须由宋子文统一交中国国防公司执行及具体办理催货与运输事宜；即使是不属于租借法案范围的军需品购买，也要由这个公司统一办理。与此同时，宋子文为加强对军贷援华物资的控制还从国内将自己的亲信施肇基调到美国，协助他负责军贷援华物资的联系接洽工作，又将宋子良调任交通部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具体管理滇缅路上运输军贷援华物资的业务。这样，宋子文不但成为在美负责采购租借法案项下军火装备事宜的中方全权代表，而且把军贷援华物资从采购计划、催促交货一直到办理从美国到中国的运输等事宜的全过程，全部严格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别人无法染指。

国民党政府或军方的权势人物，历来都是把购买军火看作是第一大肥缺的美差，凡有一二可能的莫不施展出浑身解数以便能揽到一两件军火购买业务，发上一笔洋财，其好处大概可以终身受用了。因此，这里面的重重黑幕绝非局外人所能明白。然而，现在宋子文狮子大开口一手遮天，竟然把对美采购军火的全部业务控制在自己手中，即以孔祥熙、宋蔼龄、何应钦这样手眼通天的人物也分不到一杯羹，这当然使宋子文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变为各方竞相攻击的主要目标。于是，宋子文利用军贷援华事宜贪污自肥、中饱私囊的种种传闻便在重庆政坛流传开来。当时，一条广泛传闻的消息便是：一条装载着60辆新型坦克及其他大批昂贵军火装备的船只在太平洋上被敌军击沉。又说：实际上，据有关方面调查的结果，这种坦克还没有制造，当然也没有任何载运这种坦克的船只离开美国西海岸的事实。这些传闻当然会有人一次又一次地报告给蒋介石。蒋是深知孔、宋家族嗜财如命的本性的，当然也知道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发财机会，对宋子文的敛财手段也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蒋也有自己的苦衷，一方面，苦于宋子文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大洋彼岸进行的，自己手下的特务虽多可是要叫他们到美国去调查，尚有力不从心之感；另一方面，宋子文与美国军、政、商各界的关系已经很深，盘根错节，一时也难以动摇，特别是如果一旦将宋子文在美利用军贷援华事宜贪污舞弊的情事曝光，恐将投鼠忌器影响美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观感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军贷援华事宜。因此，蒋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是：表面上敷衍，暗中则等待机会，密派适当人员赴美进行调查。

蒋介石对宋子文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一个人却不肯买账，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史迪威使华有四项职权，第一项就是对军贷援华物资拥有管理权与支配权。史迪威很清楚，中国的孔、宋家族都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高手，宋子文的手段虽然比孔祥熙、宋蔼龄要隐蔽一点，但是也不例外。于是，史迪威在军贷援华物资这个问题上也就十分留心，从军火装备的采购计划、途中的运输到分配装备到部队一概要加以详细过问，并亲自进行安排和统制。这当然使宋子文的情绪愉快不起来，很快宋、史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史迪威原本对宋子文就没有好感，认为他“不光明正大，而且很滑头”，加之美国人又总是以一种“救世主”的身份发号施令、恃“财”傲视、飞扬跋扈，这更让宋子文感到受不了。结果，当1942年7月间蒋介石与史迪威因军事指挥权问题第一次引发了严重的冲突后，宋子文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充当起倒史先锋，借机发难，积极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然而，蒋宋的倒史计划遭到美方的断然拒绝，并明确告诉宋子文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他也将负有同样的任务对根据《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行使同样的控制权。宋子文第一次倒史活动失败。

在宋子文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宋蔼龄始终在一边冷眼旁观。从内心来说，宋蔼龄对史迪威并无好感。因为史对中国的豪门势力一概取轻视排斥的态度，经常在讲话中进行嘲讽和谩骂。他甚至认为美国政府“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史迪威有一个长处很可爱，这就是由于他在严格控制军贷援华物资的管理权与分配权问题上与宋子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使宋蔼龄感到很开心。

对于宋子文在美国一手垄断军贷援华物资大权，宋蔼龄早已表示强烈不满和妒忌，然又无法分其杯羹，只能在背地里利用宋子文在美贪污舞弊的各种传闻推波助澜地进行扩散，有时甚至不惜借用“拆烂污”的手段极力向宋子文身上泼污水，再通过各种内线渠道向蒋吹风加强蒋的疑忌心理，不断动摇宋子文在美的地位。1942年宋美龄访美时曾负有蒋介石的一项秘密使命，暗中调查宋子文在美的经济活动。宋蔼龄知道后，预先与宋美龄反复酝酿调查计划，拟订赴美后的调查方案。宋蔼龄为此还先期密电已在美的长子孔令侃，令他预先在美对宋子文的经济问题进行调查，搜集有关证据，掌握各方面的材料，待上海娘娘宋美龄到美后切实加以配合等等。

虽然有这些方面的活动，宋蔼龄清楚：要想从根本上动摇宋子文在美的地位，绝非一日之功。盖因今日对美外交完全是宋子文一手开辟的结果，搬掉宋子文就要直接损害中美关系，这一点蒋介石看得比谁都清楚。所以，蒋介石尽可以怀疑宋子文在美有不轨行为，尽可以在重庆大骂他这个“娘希匹”，但是却不能抛弃他，这是蒋介石的苦恼之处，当然也是宋蔼龄的苦恼之处。不过使宋蔼龄聊以自慰的是，史迪威突然从中横插一杠，将宋子文原先一手垄断的权力分其大半，而使宋子文有处处掣肘之感。虽然这样做对宋蔼龄并不见得有什么额外的好处，但与其自己得不到索性也叫对手得不到，这就是“敲破狗食盆，大家吃不成”的道理了。

宋美龄访美期间，陪在左右的孔令侃（右一）、孔令俊（右三）、孔令杰（左一）

 

1943年秋，因史迪威提出用一部分军贷援华物资武装八路军等中共军队的建议，并且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由他直接指挥中国军队的要求，结果与蒋介石的矛盾重新激烈起来。为此，宋子文根据蒋的指示又一次在美开始“倒史”活动。宋子文并且提出了一份对美方作诸多让步的“改组中国战区”的方案，企图换取美国总统罗斯福和美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对撤换史迪威动议的支持。宋子文的活动终于有了成效，美国军方考虑“撤史”将成定局。但是，消息传到国内被宋蔼龄釜底抽薪的一着妙棋使宋子文积经年之功的成效顷刻间付诸东流，并且帮助蒋史关系渡过危机。

密切注视蒋史矛盾发生发展过程的宋蔼龄认为：撤换史迪威，巩固蒋的地位和权力，本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在于，史迪威走了谁来掌握控制军贷援华物资，必定是宋子文了。这当然是宋蔼龄极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出于阻止让军贷援华物资的控制权再次落入宋子文之手的考虑，宋蔼龄不肯再袖手旁观了，她决定打破过去从不公开介入政坛矛盾的传统破戒出山，亲自调解蒋史冲突，使宋子文的“倒史”阴谋不能得逞。

宋蔼龄的特点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缜密设计和精心策划，不击则已，一击必中，在涉及中美关系的蒋史冲突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宋蔼龄预先分析，蒋史矛盾固然错综复杂，但核心则是一个领导权问题。一个是军队的领导权，一个是军贷援华物资的领导权。这一次，史迪威竟然提出要分一部分军贷援华物资去装备共产党的军队，并且压迫蒋介石要把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50万胡宗南的大军东调抗日前线，共同打击日军，这不啻是一种“资共”行为，如何能让其得逞！“介兄”在这个问题上发神经，不惜与美国人翻脸也不肯做出让步，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史迪威的头脑简单，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足为怪。问题是，宋子文为了与史迪威争夺对军贷援华物资的控制权极力从中推波助澜，又加重了史迪威与“介兄”的矛盾。如果不是宋子文“拆烂污”大肆贪污军贷援华物资，从中挑拨蒋史矛盾，史迪威或许不会如此固执地提出种种稀奇古怪的建议，以致弄得“介兄”六神无主，应接不暇。然而，宋蔼龄的策略是：

第一步，先将蒋史矛盾的祸水引到宋子文身上，让蒋介石了解宋子文所以积极开展“倒史”活动并不是为了对蒋表示忠诚，而是为了夺回对军贷援华物资的控制权，实现他的私利。宋蔼龄的办法很简单，也很有效。她深知蒋很注意英美舆论对中国政坛的报道和评论，就通过宋美龄及由宋美龄控制的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等机构搜集或制造出一些英文报刊上对宋子文的不利文章，然后送给蒋阅，有时则直接由宋美龄读给蒋听。这些文章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美国人最痛恨的就是中国国内以宋子文为代表的豪门贵族鲸吞美援物资，大发国难财，所以才导致史迪威这一批头脑简单的军人对国民党政权与军队的怨愤与失望，终致极端，甚至产生出要把美援物资拿去武装共产党军队的荒谬念头等等。以蒋介石的聪明，当然不是宋氏姐妹就能操纵的。宋氏兄妹的势同水火，积不相能，以至相互攻讦诋毁，蒋何尝不是一目了然。问题是蒋对宋子文也是深有戒心的，他对宋氏姐妹的进言或许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他对英美报刊上舆论往往是深信不疑的。由此，蒋也开始怀疑宋子文“倒史”的动机和目的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宋子文的圈套，被宋子文在利用。蒋是极自负的，他最恨的也是别人把他当成傻瓜而想利用他。想到这里，蒋固然怨恨史迪威，但也开始怨恨宋子文了。宋蔼龄一击而中。

第二步，宋蔼龄决定亲自出面对史迪威进行安抚开导。宋蔼龄通过宋美龄向史迪威发出见面的邀请。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安排在重庆新开寺的蒋介石官邸内，以后的几次见面则选择新开寺蒋官邸与范庄孔官邸两处轮流进行。从1943年9月13日至28日的半个月的期间内，宋蔼龄、宋美龄与史迪威先后进行了六次会谈，以宋蔼龄过去深居简出的习性来说，这完全是不同寻常的，并且是与一位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人物频繁见面更是绝无仅有的。谈话的内容在当时是被视为高度机密的材料，但是史迪威在日记中作了详细记载。史迪威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签订了攻守同盟。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现在很当真，或许我们能获得一些成就。”所谓攻守同盟，实际上就是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各自接受对方的条件。宋蔼龄很坦然地告诉史迪威，中国的情况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的确很糟，但并不是到了无所作为的地步。如果把主管战备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拿掉，事情还是有为的。宋蔼龄、宋美龄都很郑重地向史迪威承诺，将在蒋面前施加影响尽快撤换从中作梗的何应钦。同时，宋蔼龄暗示有人正在美国进行活动，企图向美国总统与美国军方施加压力压迫美方将史迪威撤换回国。史迪威当然知道宋蔼龄所指的这个人是谁。不过，宋蔼龄明确地告诉史迪威，问题的关键不在那个人，那个人的权力其实有限。问题的关键在蒋介石，蒋不点头，一切都是徒劳的。可是，蒋现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处境很难，如果史迪威能主动到蒋介石面前去说几句道歉的话，仅仅是几句道歉的话，措词当然由史迪威本人斟酌，宋氏姐妹保证一切都会“OK”！事情会很顺利地过去，而且保证至时不会使史迪威有任何难堪。显然，这位美国陆军中将也懂得怎样权衡利弊，以及如何以屈求伸、韬光养晦。于是，他接受了宋蔼龄的条件，虽然这和他的以“醋罐子乔”的诨号著称的一贯性格极不相容，但是在宋蔼龄的雄辩说词以及开出的不算太苛刻的条件面前，史迪威屈服了。

第三步，宋蔼龄安排宋美龄去向蒋介石通报她们与史迪威会谈的结果，并且力劝蒋介石保持冷静接受史迪威的道歉与悔悟。蒋介石初时对宋氏姐妹不经请示私下与史迪威会晤，而且还作出了交易，大发雷霆。但是，宋蔼龄对此已有预料，因而宋美龄对此也早有遁词。她们说她们正是为了蒋的江山社稷才这么做的，况且，政治就是秘密，无秘密也就无政治可言，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最后，宋美龄使出杀手锏，如果蒋对此并不领情那么并没有什么关系，她们会马上派人通知史迪威过去达成的默契都已经不作数。于是宋美龄泪珠溢出，伤心委屈似地哭诉着：你尽可以赶那个美国佬回国，中美关系也尽可以逆转，抗战和反共大业也尽可以付诸东流了。这一招也真灵，蒋介石只好安抚夫人，并表示接受她们的安排等等。其实，蒋介石完全不是屈服于宋美龄的眼泪，而是屈服于美国人的实力。一旦与美国人闹翻将会出现什么后果，蒋介石不敢想象，也不敢冒这个风险。他所发怒的并不是宋蔼龄与史迪威达成的交易，说实话他从内心里对这个结果是很感兴趣的，既能在美国人面前捞足了面子，又不要承担中美关系闹僵的风险。蒋发怒的是不愿看到宋蔼龄私自介入中美关系，而使他成了一个局外人，接受她们的既成事实，充当一个傻瓜式的人物。不过，大阿姐的聪明和才干又着实使他佩服，甚至在内心深处是一种嫉妒。史迪威那个人如此“娘希匹”，居然让大阿姐教育得有了悔悟之心，可见得这个女人不寻常。另有一个迫使蒋对史迪威作出让步的原因是，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在积极活动争取让蒋介石出席在开罗召开的美、英、中三强会议。蒋介石渴望能成为世界强国的领导人，所以他也不想在这个时候与美国人把脸皮撕破。现在，大阿姐与夫人充当和事老，虽然是预先把蒋晾在一边做成既成事实，蒋在耍了一顿小孩子脾气后也不得不乖乖地听从宋蔼龄的安排接受史迪威的道歉，从而打消赶史回国的念头。

10月17日，由宋蔼龄导演的这场“喜剧”开幕，史迪威对蒋说：他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好，如果他有错误那并非有意。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的这个“道歉”，与史迪威握手言和，表示一切重新开始。这一天，双方都在日记中对自己当天的感受作了记录。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口吻写道：“最后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史迪威则并未如蒋介石写的那样有悔改的表现，他在日记中大骂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蒋史言和，蒋沾沾自喜于史迪威的“悔改”，而史迪威称自己被“响尾蛇”咬了一口。可见，此公全无悔改之意，只不过迫于形格势禁避过当时被免职的风头罢了。可知：蒋史言和，完全是宋蔼龄利用双方的一时需要而迫使双方作出的表面让步。

11月6日，宋蔼龄、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见史迪威，商讨在开罗会议上的提案问题。这一天的气氛异常好，可以说是史迪威使华几年中最好的一次。宋美龄先以开玩笑的口吻称史迪威为“乔大叔！”蒋的情绪亦“喜悦非常”。史迪威的印象是“这条响尾蛇温存极了”。而宋蔼龄的回忆则说：对于这一天的谈话“不仅感到高兴而且愉快”，“是我们从没有过的最令人满意的谈话”。

蒋史冲突暂告平息，宋蔼龄成了赢家，输家自然是宋子文了。当宋子文信心十足地带着与美国方面达成的“换史方案”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冷冷地告诉宋子文他准备让史迪威继续在中国干下去。宋子文的第一个感觉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第二个感觉则是认为自己被蒋介石彻底耍弄和出卖了。他不仅是惊讶万状，怨愤万分，而且最为痛苦的是却无从发泄内心的这种怒气。失衡的心境使他到了丧魂落魄的境地，接下来的情形似乎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双方都在心情极糟的情况下发生了争执，甚至发展到君子动口也动手的地步。

事情的起因传说是蒋介石让宋子文陈述对处理经济问题的意见。宋回答说：经济缺乏有效管理是由于机构太多，互相掣肘而都无所作为。只要建立一个机构并赋予足够的权力处理一切经济问题，形势就会好转。宋的意思是只要让他当这个机构的头头，问题就一定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一年多时间，由于遭到孔祥熙的强烈反对，蒋不得不否定宋子文的这个意见。于是，蒋婉转地回答说：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会打乱整个政府机构，是不符合政府组织法的。宋子文知道蒋的这个话无非是在转述孔祥熙、宋蔼龄的一番理由罢了，心中的一股无名怒气陡然升腾起来，他想起刚才蒋在史迪威问题上出尔反尔、随心所欲的行为，更是忍无可忍了，当即反唇相讥地说：“你一向能够改变政府组织法的，只要你愿意——比如你决定要当总统——的话。”也许是“要当总统”这几个字刺痛了蒋的神经敏感之处，也许是蒋对宋策划的“倒史”阴谋要进行一次报复，总之，蒋确实是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他抓起桌上的一只茶杯，对准宋子文的头奋力砸去。宋子文慌不择路地抱头鼠窜。

这个传说在细节上是不是被人渲染夸张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的确确是大闹了一场。对此，蒋介石的情报总管、侍从室二处六组组长唐纵在日记中曾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唐纵在10月16日（亦即史迪威向蒋介石表示“道歉”的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来渝。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止。近年来罕觏之事。”蒙巴顿到重庆正是为了调解蒋史冲突一事，而且宋子文与蒙巴顿是同机返渝。唐纵此时并不清楚蒋向宋发怒的真正原因，但是摔饭碗抑或摔茶杯之类的事，如果出自于唐纵之口，可见不是虚诳之言。10月21日，唐纵再次在日记中对此事作了追踪记录：“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恐系孔、宋间之问题，否则无此火气也。”唐是蒋的近臣，不但深知蒋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特点，而且了解蒋、宋、孔之间的内幕关系，故有此猜测。直到11月5日，唐纵终于从侍从室秘书、宋子文安插在蒋身边的心腹亲信古达程处听到了确切的消息，并在日记中作了补充说明：“据古秘书云，此次宋部长与委座意见冲突，闻系为史迪威事。当初委座欲换史参谋长，宋部长不赞成。其后宋部长已向美方交涉撤换。委座以情形变化，不换。宋部长表示难于接受，态度倔强，其中所说何话不知。委座因而大怒，至今尚未与宋见面。”这段话中除了“当初委座欲换史参谋长，宋部长不赞成”一句恐系宋子文的自我表白外，其余的均与前述相符，亦可作为信史看待。其后一天，正是宋蔼龄、宋美龄两姐妹陪同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春风满面、喜气洋洋地约见史迪威共商开罗之行的日子。蒋介石会见史迪威筹备开罗之行，本无可非议，问题是这样重大的外交大事不让外交部长宋子文陪同，却由宋蔼龄出来忝列末座，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不过，了解蒋史冲突的来龙去脉后也就见怪不怪了。

宋子文企图通过“倒史”而重新掌握军贷援华物资的打算，在宋蔼龄略施小计并亲自出马干预后，受到重重的一击。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藏。宋蔼龄由于介入蒋史冲突，而不得不使她付出沉重的代价。

四面楚歌

调解蒋史冲突，是宋蔼龄一生中最后一次运用她的政治权威干预政事的杰作。干预的结果是史迪威得以留任，宋子文失宠于蒋。然而，也正是这次干预埋下了蒋孔危机总爆发的种子，促成了孔祥熙日后的彻底垮台。

宋子文在蒋史冲突中受到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因倒史未成，他失去了重新控制军贷援华物资的大权，还被蒋介石砸了一茶杯，而且最倒霉的是他从此被蒋介石召回重庆，打入“冷宫”达半年之久。

1943年11月，蒋介石作开罗之行，随侍人员一大批。可是，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却被晾在重庆，无人理睬。而在这之前，涉及这次中美英三巨头会议的文件资料的准备工作以及与英美盟国的重大外交活动，都是宋子文一手负责和主管的，现在蒋介石却不要宋子文了，这在宋子文来说不啻是奇耻大辱。

接着，从1943年末至1944年6月，宋子文几乎从国民党政坛上失踪。美国驻华大使及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都曾经为此事向美国政府作过切实的报告，以便作为调整对华政策的参考。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宋子文尽管失宠坐起了冷板凳，然而他并未像过去那样对蒋提出辞职以进行要挟，蒋亦未以免职进行惩戒。可见，双方在这次冲突中都留了一手，以便能够有重新和解与合作的机会。事实说明，蒋介石和宋子文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冷静而理智的。

另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是，这一次的蒋宋龃龉并没有造成蒋孔接近。蒋史矛盾暂告平息后，孔祥熙的地位不但未能改善，反而越发不妙。

国民党内的派系林立，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各派之间也是分分合合，变化无穷。或者甲联合乙，共同对付丙；或者乙、丙携手，合力打击丁；或则丙借丁力，向甲进攻等等。总之是，没有永久的朋友，亦没有永久的敌人。但有这样一个派别，遭到各派的一致围攻被各派一致唾弃和不屑为伍的，就是孔祥熙、宋蔼龄和他们的公馆派了。到抗战中期以后，孔派势力在国民党内已处于天人共怨的境地，其情景至为凄凉。

从政学系方面来说，1933年秋为争当财政部长一事早已与孔不睦。及至孔氏由财政部长而行政院副院长而行政院长，官越做越大，位越爬越高，更使政学系的官僚们为之侧目；加之以宋蔼龄为代表的孔门一族，上上下下均是弄权作势、为非作歹的高手。在上海交易市场上，政学系又数度败于宋蔼龄之手，更加使政学系对孔派势力切齿痛恨。虽说政学系的一批老官僚们久经宦海沉浮，城府均深不可测，但是也自感不是宋蔼龄的对手。于是，才有当初政学系要借助自己的喉舌《大公报》所做的社评，意图通过新闻舆论工具把飞机洋狗事件搞得沸沸扬扬，海内外皆知，彻底把孔门搞臭。再如，在1942年7月初的行政院例会上，为奉行蒋介石的手令一事，行政院秘书长、政学系的大将陈仪竟与代蒋主持行政院工作的副院长孔祥熙当场拍桌大骂。孔斥陈失态，陈亦反唇相讥孔已无态可失。两个堂堂的国府大员竟到了大闹公堂的地步，实在是有失体统。特别是陈仪竟然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孔祥熙拍桌子、相互辱骂不休，可见得政学系对孔的积怨之深，已经到了不宣泄无以自持的地步。

就CC系方面来说，与孔氏之间原无宿怨。但是，CC系主党务，孔氏主财政金融。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相比，CC系干的这一行当只能算是清水衙门一个。陈氏兄弟也素以清贫、廉洁的操守进行自我标榜，而孔氏主管的财政金融部门则遍地是金，遍地是银。偏偏孔门上下，又一个个不知自爱，监守自盗，以至完全不顾廉耻。相形于陈氏兄弟的“两袖清风”、清癯干瘦之状，无疑在CC系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不平衡。然而，CC系清贫也还是有一块领地，这就是盐税部门，素来由陈氏兄弟把持，算得上是蒋给陈氏兄弟的一块“自留地”。陈氏兄弟得陇望蜀，由盐税而认为各税也亦在自己掌握之中，结果与主管税务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生了严重冲突。以致孔祥熙手下的大将高秉坊举办税训班为了能不让陈果夫插手，不得不借黄埔系大将桂永清之力与CC系抗衡。于是，CC系与孔祥熙由此结下“梁子”，亦成了冤家对头。

从黄埔系的力量来讲，属于国民党内的少壮派阵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还是比较有爱国心的。这些人看到孔宋夫妇利用蒋介石对宋、孔家族的宠信把持朝政，败坏朝纲，极为不满，反孔倒孔之念也就油然而生。那些黄埔系安插在蒋身边的一些宠臣内侍，对孔氏豪门切齿痛恨。他们利用近侍的有利“地形”或将“上情”下传，“内情”外泄，对孔门进行“诋毁”；或将“下情”上达，“外情”内递，对孔门进行“中伤”。黄埔系的内侍们这种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的功夫犹如空穴来风，有神鬼莫测之效。他们言语不多，却能一语中的；下手不重，却能入木三分。使孔宋夫妇既感应接不暇，更感到无从应战。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黄埔系的这些宠臣内侍们往往用三言两语就能概括出蒋孔之间的本质关系。在重庆国民党的上层圈子中，曾经广泛流传着“委座之病，唯夫人可治。夫人之病，唯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治。”这两句颇有深意的谚语，即是由蒋介石的侄孙、侍卫官蒋孝镇通过黄埔系的戴笠、唐纵等人广为扩散的。时人闻之，莫不认为一语中的，道出了蒋介石、宋美龄、宋蔼龄、孔祥熙之间相互关系的真相。

黄埔系的中坚分子唐纵是倒孔的干将之一。仅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孔门一族的强烈不满。1940年8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闻重庆屯户甚多，委座下令缉捕。缉捕后为孔祥熙保释。闻者无不叹气。”同年12月8日，唐又写道：“马寅初迭次公开演讲，指责孔宋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因孔为一般人所不满，故马之演说，甚博得时人之好感与同情。但孔之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特向委座要求处分，委座乃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之不满情绪之煽动也。”马寅初本是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奉蒋命逮捕送息烽集中营关押的。唐纵是军统大头目，又是蒋的亲信心腹，但是，在马寅初的问题上唐明显地发泄对孔的强烈不满，对马寅初则表示了某种同情。1940年12月底，蒋介石批准推行平抑物价办法，并下令由孔祥熙主持实施。但孔并不赞成这一办法，故多方推诿。唐纵对此极为气愤，因而大骂孔祥熙：“现在还在资本家官僚者把持得势之时，凡是违背他们利益时，任何主张意见均无法实施。故虽委座苦口婆心，终无效力。”由于唐纵位居中枢情报主脑的要职，故能利用职务之便多方搜集整理对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不利的情报，迭次送于蒋前，以触蒋怒。因而孔之最后倒台，黄埔系不无微功。

在政学系、CC系、黄埔系之外，许多国民党的元老派人物也都先后加入了倒孔阵线。1941年1月15日，张继、吴稚晖、孙科、孔祥熙等一批国民党要人在青年会聚餐，宴会主持人初请辛亥革命老人、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张继讲话。张对孔的贪污劣迹早已不满，故当场提出“一切归还于党”的口号来影射孔祥熙，敦请孔把财产归公。主持人又请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老谋士吴稚晖讲话，吴一样毫不客气地提出：“党应酬一笔基金”用于党的建设，意思也是请孔拿出钱来。接着，立法院长孙科讲话，孙更是语语针对孔氏，谓“党应恢复革命精神，革命生活。革命精神就不怕难，统制更有何难。革命生活是刻苦，现在何能发国难财过太平生活。由自由经济者来公卖，无异替私人造机会”。孙科的一番“大义灭孔”的宏论，当即博得全场的数次掌声。但是，孔之为孔自有常人不及之处，虽为众矢之的，也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并且泰然自若地站起来当场发言，振振有词地讲了一通颇出人意料的“高论”，大意是现在革命成功了，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不小；现在抗战胜利又快到了。言下之意即做大官，发大财，亦属理所当然。出席宴席的国民党中的新人老人，对孔之如此厚颜无耻地替自己辩护莫不瞠目结舌，既无辞以对，又感到无可奈何。

在国民党内，有蒋介石的铁笔文胆之称的侍二处主任陈布雷素以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而著称，故而持论能比较公允，为人也颇正直廉洁，有名士之风，在国民党内也有较高声望。但是，他也早已对孔到了切齿痛恨的地步。早在飞机洋狗事件引起的学潮期间，蒋介石外受新闻舆论的压力内受宋蔼龄的聒噪，宋美龄甚至为此与蒋大吵大闹，蒋在如此内外夹攻之下每日里怒不可遏，情绪极坏。当时，孔祥熙正值伤寒病重，体温均在华氏103度上下，不能视事已半月有余，财政、外交等一应大事均由蒋亲自主持。然而，自学潮一起，蒋正是代孔受过被各方围攻的时候，孔祥熙却在1942年1月27日的报纸上刊出消息谓孔副院长已病愈视事。此举无异给情绪本已十分激动的青年学生火上浇油，亦给本已处境维艰的蒋介石雪上加霜。见到这一情景，陈布雷与侍二处四组组长陈方、六组组长唐纵一起讨论孔为什么要在此时“复出”？其居心何在？唐纵直言不讳地说：“也许孔故意为此，使委座不得不为之解脱，而彼得以一劳永逸也。然天下人无不叹息委座为之受过也。闻为此事，委座与夫人闹气者多日。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对于学潮问题，陈方与唐纵均认为“直接压抑，不会有何效果，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有效之方法，莫若孔氏表示辞职”。陈布雷听到这里，一反以往谨言慎行的持重态度，亦愤然说：“孔不但不辞职，而且要登报，表示病愈视事。”陈布雷旋即扼腕而叹说：“孔氏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举。”

孔祥熙早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但自恃有宋蔼龄为之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又有宋美龄为之保驾护航，消灾去祸，故仍然是稳坐船头，悠然自得。蒋介石当然也是知道此人名为“祥熙”，却是既不“祥”，亦不“熙”。但毕竟是姻亲至戚，贪心归贪心，庸才归庸才，却终归是自家人，忠心则是不用说的。同时，蒋亦有蒋的苦衷。由于蒋是依靠宋氏家族的支持而建立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具有家族统治的性质和特征。蒋之用孔，亦属不得已而为之。自抗战中期以后，孔把财政经济搞得一团糟糕，到了声名狼藉、千夫所指的地步，蒋也为之大伤脑筋，并把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叫到官邸厉声训斥说：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以为我不懂经济，其实我何尝懂军事懂外交。我的军事是苦干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势也是我们苦干的结果。如果你们懂经济，拿出办法来，否则就应听我话，照我的意见去做。蒋的这一番话，无非是叫魏传达于孔，斥责孔的无能与不能贯彻蒋的意旨。蒋说这个话时是1941年初，这是蒋示意要在经济上对孔进行干预的最初表示。

到了1942年9月28日，蒋见孔在经济上仍然是毫无办法继续通货膨胀，弄得民怨沸腾，不得已亲下手令给孔祥熙提出以“平定物价”为中心的五点财政经济政策纲要和实施办法，并于9月30日亲自主持国家总动员会议说以后将以大部力量主持经济问题。又说他所决定的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蒋像这样直接地介入经济决策问题说明蒋已对孔失望至极，也无疑是剥夺了孔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权力。

到了1943年国家财政经济依然是每况愈下，而孔宋夫妇贪污舞弊、中饱私囊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感到实在看不下去，不断加以抨击。蒋于此时也感到孔宋夫妇之行径无异于月黑风高之夜的强人打劫，实在不成体统。同时，蒋也认为如此下去将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开始产生痛恨，并将这种心境数次写入日记。蒋的日记，本是严格保密的，即使是贵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也是不准许阅看的。岂知夫人的手段也是很厉害的，蒋介石越是不让她了解的事情，她越是要打听。并且，她是把检查蒋的日记看成是考查蒋的行为的重要举措，当然不可以轻易放弃。不过，这在宋美龄来说往往也是做得极机密的，大多是暗中偷看而已，并不让蒋介石知道。但蒋夫人在偷看日记时，竟然看到蒋在日记中对孔祥熙、宋蔼龄多处进行中伤，不觉勃然大怒。当即忍耐不住地对蒋当面进行责问：如此诉诸文字，是何居心？蒋发现她竟敢私阅自己的日记公然侵犯自己的隐私权，不觉也真正动了肝火，与宋美龄争执起来。宋美龄一看蒋这一次态度竟如此强硬，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一时之间，夫人无计可施，不得已只得祭起中国女人对付丈夫的镇山法宝，一言不合回娘家。当即拂袖回到范庄孔夫人处住下，一连数日不归。

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宫中亦不可一日无后。蒋唯恐事态进一步扩大有碍观瞻，不得不低眉敛首，亲到范庄孔家迎接夫人回家。宋美龄初时意志尚坚，表示蒋不悔悟，绝不屈服。但此时恰逢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蒋由行政院长而依法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进而经国民党中常会推选正式代理，再以后则由代理扶正而正式出任国府主席，而蒋介石有意将行政院长职务交与外交部长宋子文接任。这个消息很快被宋蔼龄打听到，当即就商于小妹蒋夫人。蒋夫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与蒋介石谈起了回家的条件，立逼蒋介石在一旦辞去行政院长后须将此职交与孔祥熙担任。

蒋介石已知，宋蔼龄的贪心和孔祥熙的无能早已使孔氏家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何敢再作此天下之大不韪之事，然而在夫人的紧逼之下，道“然”不行，道“否”亦不便，只能是支支吾吾，哼哼哈哈，一味拖延过关。宋美龄见他始终不肯明确表态，索性一硬到底，明确声明：蒋氏一日不答应她的条件，她则一日不归蒋官邸。蒋虽然数次去恭请回家，均被夫人断然拒绝。最后，蒋只得仍搬出他的中庸之道，行政院长一职，宋子文当不得，孔祥熙亦当不得，索性委屈一下自己，由国府主席蒋介石提名前任院长蒋介石连任。蒋并允诺，行政院的常务也还是交给副院长孔祥熙代拆代行。如此，夫人也才就驴下坡暂弭争端，于1943年10月上旬跟着蒋回到官邸，此时已距宋美龄从8月中旬出走近两月了。

最使蒋介石难堪的是，宋蔼龄精心策划了一个孔祥熙兼财政部长十周年纪念。因孔氏此时臭不可闻，路人皆侧目而过。可是宋蔼龄亲自策划搞这个纪念活动，又是登报，又是出书，为孔祥熙歌功颂德、评功摆好，到处吹吹擂擂，好不热闹。蒋介石被逼不过，虽然也写了一篇应景文章，赞扬了孔祥熙几句，但那不过是出于至亲的关系和官场上的面子应付一下差事，何曾想到较真。然而，宋蔼龄却卖乖坚持要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并于1943年11月1日假座广播大厦进行。宋蔼龄还通过宋美龄给蒋介石打招呼，要求蒋到时一定要参加这样的会议以壮声势，借此提高孔的声誉。

孔祥熙

 

宋蔼龄的这一番苦心，蒋心里一清二楚。孔氏已是满身臭气的人，如应宋蔼龄所请出席大会，必遭朝野的一致不满；如坚不应邀，未免绝情太甚，伤了孔夫人之心不说，蒋夫人必定又要大发神经，从此后宫又是不得安宁。如此是去亦不好，不去亦不好。蒋介石思来想去，忽然想起《论语·阳货》中讲到孔老夫子计赚乳猪的故事。鲁国大贵族季康子派家臣阳货向孔子问计，孔子避而不见。阳货无奈，不得不走后门给孔子送了一只烤乳猪。这在当时的风俗是孔夫子既收了人家的礼品，是必定要回拜的，阳货就可以借此机会向孔子问计了。然而，孔老夫子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岂无应对之策。他一边大嚼香喷喷的乳猪，一边早已妙计在胸。第二天，专等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望，岂不是烤猪也吃了，礼教也维护了。如此一想，蒋介石灵机一动，茅塞顿开。11月1日，蒋轻装简从，如约赴会，但是却不是去广播大厦，而是赴财政部大楼。结果，因孔氏不在，自然打道回府。于是，蒋对外、对内，对宋蔼龄、宋美龄都算有了一个交代，其用心可谓良苦。孔夫人、蒋夫人虽明知蒋之老奸巨猾，但抓不住把柄，也只得罢了。然而，蒋孔关系到了这步境地，孔氏的财政部长还做得久吗？

冰山倾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孔氏垮台，亦非一日之兆。然而，对孔氏的致命一击，是蒋史矛盾的再次爆发。

本来，经宋蔼龄出面调解，史迪威向蒋表示“悔过”，蒋内心很高兴，觉得自己终于打赢了一仗。并且，通过这一仗，既能把史迪威收为己用，又能避免与美国政府闹翻。所以，蒋介石收回赶走史迪威的成命，并一度让宋子文坐起了冷板凳。

但是，蒋介石很快发现史迪威欺骗了他。史迪威不仅未能如他所说的那样表示悔改，而且他的所作所为比之从前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涉及战场决策等大事史迪威竟然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擅自指挥中国远征军孤军深入甸北作战，冒险向日军发动进攻；在对华租借物资问题上，史迪威依然顽固地坚持要以美国武器来装备中共军队，并主张装备非蒋嫡系的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的军队；在中国战区部队指挥权问题上，史迪威仍要求将新成立的美式装备的四个方面军及预备方面军部队中军长以上，或者至少是集团军总司令以上的中国将领一律撤换，改由美国军官担任。史迪威并威胁蒋说：“如不撤换，中国军队就不可能对日反攻。美械以后也不再装备蒋军，而装备八路军和新四军。”

史迪威的这些主张使蒋大为光火，也深为愤恨，产生一种被捉弄、欺骗及侮辱的感觉。当然，蒋还是担心与史迪威就此摊牌会与美国政府发生更深的抵触，因而，面对史迪威的行为蒋不得不尽量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这在蒋来说，的确是难以忍受的。蒋历来心胸褊狭，睚眦必报。现在，史迪威这个美国大兵竟然自恃不是他的“臣民”，又偏不肯买他的账，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令他深受其辱，他既不能“格杀勿论”毙了这个洋人，又不能罢他的官撤他的职，更不能当面掌他的耳光踢他的屁股。蒋的心头之恨无处发泄。他想来想去，想到宋美龄、宋蔼龄、孔祥熙这一干人等。当初，如果不是他们合谋设下圈套与史迪威达成什么交易，何能有今日之辱。由此，蒋开始把满腔的怒气转移到宋蔼龄、孔祥熙身上，原先对孔氏家族尚存的一些恻隐之心也荡然无存了。

蒋对孔氏集团表示强烈不满，宋蔼龄、孔祥熙等人对蒋也到了牢骚满腹、大为不快的境地。在宋蔼龄看来，是她们帮助蒋调解与史迪威的矛盾改善了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使蒋能顺利出席开罗的同盟国“三巨头”会议，从而跻身于美、英、苏、中“四强”之列，她宋蔼龄是立了大功的。现在蒋对孔不仁，孔亦要对蒋不义了。于是，在宋蔼龄的具体策划下，孔祥熙对蒋发难了。1943年12月15日，行政院召开预算会议，孔祥熙以副院长身份出席并主持。孔报告1943年的财政预算原为365亿元法币，实际支出634亿元法币，比预算高出74％，比上年度的实际支出高出1.4倍。1944年的预算又比1943年高出一倍以上（后来的实际支出是1828亿元，比1943年的实际支出又高出1.9倍）。孔借题发挥，认为现在财政经济状况如此糟糕并不是财政部不会理财，而是领袖交下来的支出项目太多，预算太大，财政部无法维持。孔祥熙说现在中央公务员就达30万人，可是经过领袖批准的编制人员每天还在增加，如果领袖不能决心裁员减政，财政负担不了，财政部的工作也无法做了。说到开源方面，孔氏又说他本有许多好的主意和建议，比如“免役税”等等，但是领袖不同意，所以未能实行。

孔祥熙直接而且是公开地批评蒋介石，使参加会议的政府大员们十分惊愕。因为在这样的政府“高干”会议上，从来没有哪一个阁僚敢对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如此不恭的；又因为按照孔的一贯为人，他对蒋历来是唯命是从不敢道一个“不”字的，也是从不对蒋在公开场合置一言非议之辞的。现在竟然在行政院会议上对蒋大加批评，不啻是对蒋的一种公开挑战，当然是大出意料了。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与会后，因神经“甚受刺激，精神极不愉快”，10日中竟不能恢复。在陈布雷看来，孔祥熙对领袖的信口批评不仅极不应该，而且简直说是毫无道理。比如孔说到中央公务员竟达30万之多，可是其中财政部就占了16万，孔氏何不先从财政部裁员减政开始，为什么却要把责任推给领袖呢？可见孔氏如此不负责任发表言论，实属居心不良。

孔祥熙在宋蔼龄的指挥下向蒋发难，宋美龄亦被宋蔼龄调动起来时时与蒋较劲，偏是要为孔氏家族讨个“说法”。由此，在这段时间里，蒋氏说东，夫人偏要说西；蒋氏爱白，夫人偏要喜黑，直闹得蒋介石不得安宁。最了解个中内情的要数陈布雷了。

宋美龄主管海外与国际宣传，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对外讲话、文告及宣传材料之类一般均是先拟成中文稿送蒋氏改定，再译成英文，送夫人审定。夫人改动后还要再译成中文送蒋阅示，蒋氏再要改动时，这件事就麻烦了。因夫人改定的文稿，是不允许再作改动的，即蒋氏亦然。此时夫人正与蒋氏闹别扭，文稿稍有疏漏就会酿成一场家庭“内战”。蒋氏与夫人都无所谓，因为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苦了下面这些办具体事的侍从秘书们，每遇这种情况他们也就成了“钻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左右为难。即使是备受蒋氏的夫人青睐的陈布雷，他也十分头疼地说，他最怕的就是英文稿。陈氏如此，其他人也可想而知了。

宋蔼龄率领孔氏集团向蒋发难，并且是外线、内线一齐上，闹得蒋颇为头痛。以蒋的性格，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不过，蒋的手法毕竟要高明一些。一方面，他放手让社会各方的舆论对孔进行批评责难，使孔宋夫妇如坐针毡；另一方面，他加强对财政金融的直接控制，使孔宋夫妇处处受制。1944年1月，蒋介石对行政院各部年度工作的第一个手令，就是写给财政部孔祥熙的。在手令中，蒋强硬地告诫孔氏：“本年度财政部应特别注意之工作如下：（1）严格实行对缉私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以及财务人员之监察，研议具体实施有效办法；（2）加强统制公私银行与钱庄，此项工作去年办理结果如何以及实施有何流弊，希检查具报；（3）厉行公库法并将去年实施成绩如何查报。以上希拟具具体办法切实实施为要。”蒋的这三点指示，无不抓住孔氏家族谋私发财的要害问题开刀，孔祥熙对此只得哑巴吃黄连了。

在各方势力的攻击与责难下，孔祥熙犹如度日如年，尤其是蒋介石对他软硬兼施，日子更不好过。虽有蒋夫人全力支持，但蒋介石与夫人的关系也是阴晴难定，其中亦颇有微妙之处。加之社会上谣传纷纷，谓蒋介石将于1944年5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对政治与人事进行重大改革，其中的重要目标就是罢免孔祥熙的财政部长职务等等。宋蔼龄闻报后分析，认为这些谣传固然真假难辨，但蒋之居心叵测的确可虑。为了能测知蒋的真实意图，宋蔼龄决定“投石问路”，让孔祥熙于全会开幕前夕向蒋介石提出辞呈，以观蒋的态度。

蒋固然有去孔之心，但认为此时尚不是下手时机。一是夫人那边必定不依不饶，又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了；二是孔氏兼掌财政部十年有余，劳苦功高中虽然“功”算不上，但“劳”还是有的。贸然去孔，也得有个“说法”，好向各方交代；三是去孔之后谁来继位，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一旦策划不周，又要引起各方厮杀一番。

蒋一时不想对孔施以“杀手锏”，但也不想对孔亲自予以慰留。思之再三，蒋介石把陈布雷找来，嘱其将孔氏辞职的原信退回并代其转达慰留之意。蒋将这件事交代完毕，当即问起陈布雷究竟外间对孔舆论如何？陈布雷答是：普遍的批评，孔做生意。陈布雷并说：在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尚有平津之距离；在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尚有京沪之距离；今者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合二而一。同时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带头违背政府政策行事等等。

蒋素知陈布雷是一个说话办事都极其谨慎、并且较少掺入主观好恶的人，尤其难得的是此人从不在他人面前飞短流长。今陈氏对孔氏尚且如此深恶，且所言又如此肯定，可见孔氏确是不可救药了。蒋闻陈氏之言后默思良久，方才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接替。陈布雷出而叹道：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

陈布雷奉蒋命来到范庄孔公馆，代表蒋对孔表示了慰留之意。并说：不能因外间之非议而有所表示，愈表示反而增加社会之不安。止谤莫如自省，如果切实反省，改变作风，国家之福。陈布雷一番话不卑不亢，言之凿凿，孔虽不快，亦不能有所表示。在孔宋夫妇看来，这一次“投石问路”，虽然辞职没有获准，但是蒋连当面说一句慰留的话也不愿意说，而是叫陈布雷登门不冷不热地揶揄了几句算作应付，也许是蒋的部署还没有调整好的原因。这样看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的难关虽然可以渡过，但以后的日子大概不好挨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宋蔼龄决定开始对以后的行止预作筹划和准备。果然，几个月后重庆的形势很快起了重大变化。

1944年6月，重庆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华氏访华并不使人意外，意外的是负责接待和安排的人正是在重庆政坛上寂寞了半年多时间的宋子文。二是蒋介石决定派孔祥熙率团出席在美国布雷敦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本来孔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主持院务，公务繁忙，自抗战初期从欧美出访回国后就从未出国门一步。如今公务并未清闲，却要他出国开会。两件事凑在一起，岂不耐人寻味！孔祥熙于6月22日启程赴美。果然，孔氏此次出国，就成了他离开中国政坛的起点。一年后，当他从美国回国时几乎已成一介平民。这大概是孔祥熙离开重庆时没有想到的。此消彼长，宋子文却再次在政坛窜起，蒋宋合作体制再次形成。

最先感受到这种微妙变化的当然还是宋蔼龄。宋蔼龄从宋美龄处得到消息证实，蒋介石顶不住国内各派系的压力，决定抛弃孔祥熙了。特别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华期间，向蒋介石正式转达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口信，美国人希望看到中国政府罢免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职务。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走马换将了。在蒋介石与华莱士的会谈中，蒋介石向美国人保证：孔祥熙已不在重庆，宋美龄、宋蔼龄都将很快出国，宋子文将代表我成为与阁下谈话的唯一代表。华莱士对此表示满意。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左二）访华，宋蔼龄陪同其参观重庆市区

 

不久，宋美龄“按照医生的建议”离开中国前往美国与巴西疗养，而陪同她的正是孔夫人宋蔼龄。一切都如蒋介石向华莱士保证的那样。这表明，蒋介石正在下决心把孔氏家族赶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而宋蔼龄也只得识时务地退出中国的权力角斗场。

国内的形势变得对孔宋夫妇越来越不利，一个新的坏消息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并且逼得蒋介石到了非摊牌不可的境地。原因是，1944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因而向蒋介石提出“紧急建议”，称史迪威已晋升为上将，要求蒋介石迅即让史迪威“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需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

蒋介石不能再坐视不理了，因为这是美国总统正式发给他的电报，而这种情形是过去从没有过的。接受这个建议，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一旦把军队指挥权交到史迪威手里，无异于把蒋的命根子交出去，断断不行。如果拒绝这个建议，又怎么向罗斯福交代？中美关系怎么办？离开了美国人，重庆政府还能支撑得下去吗？自己的领袖宝座还能坐得下去吗？每每想到这些，蒋介石就感到心乱如麻，几乎是一点主张也没有了。由此，他不断地大骂罗斯福这个帝国主义者，大骂史迪威这个野心家，接下来是大骂宋蔼龄。他憎恨这个女人坏了他的大事，一年前正是她把史迪威留了下来，终于惹出了这等祸事，可恨的是自己竟上了这个女人的当。蒋越想越气，越气则越恨。他觉得当初宋蔼龄虽然对建立南京政府立有大功，但是，蒋自认为对孔、宋家族也不薄。多少年，宋蔼龄弄权作势，贪得无厌，早已把民国政府的底子掏空，这些方面蒋都忍了。可是她现在竟要把自己的基业玩完，蒋不能不管了。何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日再不痛下决心，江山也就不再由蒋来掌握了！于是，蒋在这段时间里作出了彻底抛弃孔祥熙的决定。

当务之急，蒋考虑的是如何阻止孔祥熙回国。本来，孔祥熙在开完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后理应按期回国。蒋却索性给孔祥熙一个私人驻美代表的名义，让他专职在美负责游说美国军政两界放弃支持史迪威，阻止史迪威取得中国军队的统帅权。孔祥熙在美得到这样一个任命后，虽然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从。从此，孔祥熙赴美成了遥遥无期的“流放”。

孔祥熙被迫滞留美国，宋蔼龄已经窥测到蒋的用心所在。于是，她以陪同宋美龄出国疗养为名执行一项极秘密的计划，开始物色向国外转移孔氏家族巨资的地点。宋蔼龄偕宋美龄经美国来到巴西的瓜纳巴拉湾中心的布罗科约岛上休养，这里是巴西政府供要人们玩乐的一座小岛。在一幢诺曼底风格的大厦里，她们隐居了两个月之久。宋美龄就医，宋蔼龄则与巴西的铁腕人物热图利奥·瓦加斯接触，策划如何将国内的资金财产转移到巴西的计划和具体细节。

宋蔼龄再一次显示出她的深谋远虑。在国内，孔祥熙的地位已到岌岌可危的境地；蒋史矛盾的再次爆发无疑加快了孔祥熙垮台的过程；蒋介石突然派孔祥熙为驻美私人代表，则是对孔的职务的一种变相罢免。而在国外，宋蔼龄未雨绸缪，除了在香港、美国等地已有的投资外，又在美丽富饶的工业城市圣保罗转移资金，投资实业，购买资产，并通过圣保罗进一步向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南美各地的银行存入巨额资金。据说，宋蔼龄这次在南美投入的产业计有石油、采矿、航运和其他运输业，投入的主要方式是购买股票。

宋蔼龄未将家族的巨额资产全部投在金元帝国的美国，而是将其一部分分流到南美各地，足见宋蔼龄的远见卓识。当时，美国朝野对孔氏家族一片讨伐之声，尤其是对以宋蔼龄为代表的豪门势力的贪污舞弊现象更为深恶痛绝。美国情报部门曾经向美国民众提供材料说，美国纳税人用来支援中国抗战的贷款，其中有两亿美元之巨由孔祥熙按照宋蔼龄的指令用作向上海的企业购买货物，而这些企业正是孔宋夫妇与杜月笙及日本人共同拥有或控制的。另据美国金融部门提供的资料说，中国的豪富阶层存入美国银行被冻结的资金竟达33亿美元之巨，如果移作军用可作五年的费用。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来华，中国方面有关人员曾与之商讨如何能将这笔巨款移作军用的问题。但居里提出美国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政府不能提用任何私人的银行存款，除非法院宣布其为贪污赃款。这无疑是一种暗示，由此，宋蔼龄认定孔氏家族的财富必须实行分散化配置的决策，以避免成为美国注意的重要目标。宋蔼龄的巴西之行正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1944年九十月间，蒋史矛盾达到新的高潮。先是罗斯福总统两次来电，坚持要蒋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对中国战场所有的军队有指挥、考核、经理、卫生之全权，并在后一封电报中严厉指责蒋迟迟不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以致在日军的夏季攻势面前损失了中国东部的重要国土。接着，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与何应钦、宋子文谈判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美方要求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之在欧洲，而艾氏在欧洲为英军统帅。再次，史迪威更直接地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提出了三点要求：（1）关于租借物资，除民用者外，一律由他统制分配；（2）关于指挥权问题，要求撤销战区，由他直接指挥到战斗部队；（3）关于中共军队，由他全权处理。史氏表示，如他去延安，三日即可解决问题。在这同时，美国舆论亦对蒋介石发动强大攻势。令蒋介石有应接不暇之势。

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察蒋在这段时间里的心境不顺，心态极为矛盾。如果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场的总司令，后果将会怎样？如果拒绝任命，美国人的下一步棋将是什么？蒋介石终日被这两个问题所困扰，弄得寝食不安，昼夜不眠。这真是蒋介石平生遇到的最难堪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有时蒋独处一室，神思恍惚，终日所思却不知所思何事。有时蒋甚或为一小事而神经质地大发雷霆，令部属们莫名其妙，心惊胆战不已。如果有人知道驻足万仞悬崖时是什么滋味，那么他就能体会到蒋这时的心境了。

9月10日，蒋介石再一次把陈布雷找来，极为焦急地问道：“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陈布雷小心翼翼地回答：“非也！”然而，蒋仍然愤然地认为美国人的目的一定是这样的，并表示中国宁可不当“四强”也绝不向美国人屈服。9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针对罗斯福压他向史迪威交出军事指挥权的做法，写道“实为余平生之最大之耻辱也”。他横下一条心，不惜一切后果，要赶走史迪威。

这期间，宋蔼龄偕宋美龄由巴西经美国停留后回到重庆，开始具体实施将孔氏家族的巨额资金与财产由国内逐步向海外转移的计划。蒋史矛盾的再度激化，使宋蔼龄深感不安。她开始认识到一年前的“调解”或许是一生中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此举的后果，无疑将导致蒋孔关系的彻底破裂。为了进行适当的弥补或挽救，宋蔼龄不惜在最后关头，通过宋美龄派人把史迪威约到范庄孔公馆企图再次施展其雄辩的演说才华，并利用一年多来她与史迪威之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劝说史迪威放弃出任中国战区军队统帅的职务。宋蔼龄说：“第一，中国军队历来重历史，重关系，重感情，这样的军队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去指挥？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不但有损你个人声誉，而且不利于中美远东合作局面；第二，你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到中国是与中国政府合作，不是与某一党某一派合作。你对中共军队如此偏爱，不是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吗？第三，你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参谋长，辅助统帅是你的职务，绝无取而代之之理；第四，如果由你统帅中国军队，日本人就会抓住这个口实，宣传‘中国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的政策是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办法，以遂其侵略野心’，这不是有损于美国的民主政治形象吗？”

但是，这一次宋蔼龄的“雄辩”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史迪威并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友谊。蒋史矛盾没有出现任何缓解的迹象。9月25日，蒋介石在经过一阵痛苦的抉择后，甩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他将一份备忘录交美国特使赫尔利电转罗斯福总统，以“不能让共产主义赤化中国”、“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等三点理由坚决要求美国总统撤换史迪威，另派美军将领前来接替。蒋介石并在备忘录中威胁说：“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惜。”

蒋介石在孤注一掷地送出了这个备忘录后，顿感心力交瘁，体力不支。当即于9月29日赴重庆北温泉休息两天，等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判决”。

10月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蒋在会上说明了已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备忘录要求其召回史迪威一事。并表示，如罗斯福不赞成，即宣告决裂亦在所不惜。蒋在会上自称：本不愿任国民党总裁，但在战时决不轻言退让，胜利后即行辞退。如果不辞退，只有自杀。

然而，在这场政治赌博中，蒋介石胜利了。美国不敢想象在中美关系破裂后，蒋介石如果向日本人妥协或投降，太平洋战场将会出现什么局面。10月19日，罗斯福总统复电蒋介石同意将史迪威召回，另派魏德迈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回国。10月25日，美国当局正式公布了这个决定。

史迪威离职，蒋史纠葛不复存在。但是，美国舆论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响。《纽约时报》带头发难，对国民党进行讨伐，并于10月31日在第一版刊登报道：称史迪威是在中国最能干的战场指挥官，他的“缺点”只是“个人无法对蒋介石采取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召回史迪威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认为美国仍然支持一个“在中国越来越丧失民心和得不到信任”的政权，“实际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它不能代表堪称我们好盟友的中国人民”。接着，美国的新闻媒介连续不断地发表特写、社论、专栏作家评论、电台评论员评论等，对召回史迪威一事大张挞伐。以致把罗斯福总统也弄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和解释各式各样的提问与责难。

在重庆，蒋介石一方面是为了安抚一下大洋彼岸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一年前宋蔼龄的调解活动进行秋后算账，蒋介石开始对国民党政府的高层人事进行调整。重点打击的矛头，当然是美国人恶感最深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找当时代理财政部长的俞鸿钧谈话，要他正式接任财政部长一职，并要他转告孔祥熙中央将解除他的财政部长职务。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最好他能主动辞职等等。

俞鸿钧自从抗战初期在香港受宋蔼龄、孔令侃母子驱策后，与孔家的关系一直在升温，因而宋蔼龄把他从宋子文手中抢过来在徐堪调任粮食部长后，立即填上空缺，继任财政部次长。蒋现在要他执行赶孔下台的使命传递这一不愉快的消息，着实是强人所难了！不去吧，蒋命难违！去吧，孔夫人作何感想？踌躇再三，也只有硬着头皮驱车去范庄孔公馆向宋蔼龄“报丧”！

其实，蒋自己不出马亦不假手于他人，却一定要俞鸿钧来执行这一使命，这正是蒋的高明计谋。第一，以孔俞关系之深，俞鸿钧自会懂得怎样在宋蔼龄面前进言而不致使孔夫人太受刺激；第二，俞鸿钧是宋蔼龄“口袋”里的人，由俞继孔，宋蔼龄心理上会多少得到一些平衡；第三，俞是继孔人选，孔若“恋栈”不肯他去，俞则升迁无望岂不扫兴，深谙人情世故的孔夫人自会懂得如何自处；第四，蒋要孔主动辞职不啻于是一种“城下之盟”，只是遮掩外人耳目而已。如此，只有将此事托付于与孔家关系较深的俞鸿钧去转述才不致泄密。况且，在蒋认为，因史迪威一事正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孔夫人、蒋夫人都难以辞其咎，而孔祥熙此时又远在美国，唯有这个时候赶孔下台孔夫人不好闹，蒋夫人不敢闹，孔祥熙不能闹，当其时也！

蒋是聪明人，宋蔼龄也是聪明人。聪明人与聪明人，有时也颇好办事。其实，蒋并不知道，宋蔼龄这个时候已知大势已去，并不想作以卵击石的无谓之举。并且，她已经在暗中作弃国他去的准备，已经放弃了与蒋一争短长的计划。于是，宋蔼龄通知在美的孔祥熙作辞去财政部长一职的表示。孔的财政部长本是她替他弄到的，现在还由她从他手中拿走，孔当然也是无话可说。1944年11月1日，孔祥熙从美国电渝请辞财政部长职，并推荐俞鸿钧任财政部长。

11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国民党各要人开会，讨论政府改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决定行政院财政部、军政部、教育部、内政部更换人事。20日上午，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四部人事更迭事宜并正式公布。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自抗战以来第一次人事大革新。重庆朝野上下对孔祥熙的去职，莫不拍手称快。一些人甚至由此而对重庆国民党政府又有了一些期盼的心情。

出走海外

从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对于宋蔼龄和孔氏家族来说，有世界末日之感。

抗战期间，重庆有两大官邸是无人不知的，一是曾家岩蒋官邸，一是范庄孔官邸。如果说曾家岩蒋官邸是重庆的政治军事中心的话，那么说范庄孔官邸是重庆的财政金融中心也是不为过誉的。回想昔日的范庄孔官邸，终日门前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达官贵人，络绎不绝于道。不少政客、军阀、社会名流、党国要人等都有一登孔门如上龙门，顿时身价百倍，荣耀异常。如今的范庄官邸，则是一派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凄凉景象，不用说一些较为自爱的党政要人耻于出入范庄官邸，就是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如今见范庄已是无炎可趋，无势可附，也都一个个“大限来临各自飞”，纷纷自找门路，另投靠山去了。更有一些惯于落井下石者，还要狠狠地抖落一番孔门的“不洁”之处，以避昔日投靠孔门的嫌疑，借此取信于新主人。遇到这样的人，孔祥熙与宋蔼龄也只能自认晦气，大骂自己当初瞎了眼了。

宋蔼龄天性是个不甘于寂寞之人。尤其是她的权势欲十分强烈，现在手中一日无权，确有一种被人人讨嫌的滋味。偏偏在这种时候，宋蔼龄想要独自打发寂寞凄凉的岁月亦不可能，在重庆可以说是有关孔门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使她终日里心惊肉跳，如坐危城，只能在孔公馆里苦撑苦熬。

第一件令宋蔼龄不开心的事，是关于孔祥熙的被“放逐”。本来，当初孔祥熙的使命只是出席美国的布雷敦森林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可是当这个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以种种借口把孔滞留在美国，等到史迪威滚蛋后，孔祥熙与宋蔼龄都认为孔这次可以回国了，谁知蒋又提出由孔继续在美负责催讨驻华美军的六亿美元欠款问题。

这笔债务本是中国政府主动给驻华美军的生活垫款，所谓六亿美元的数字也是中国人以一美元兑换20元法币的官方汇率计算出来的。可是，美国人并不笨，他们另有一本账。当时中国市场上的美金黑市汇率已冲破200元法币的大关，于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只同意按1比200的黑市汇率计算中国政府对驻华美军的法币垫款。这一次的谈判相当艰苦，终日毫无进展。可是，这一段中美之间的欠款“公案”一日不解决，孔则一日没有希望回国。也就在孔祥熙滞留美国期间，国内反孔声浪一次次地掀起，孔祥熙的财政部长丢了自不必说，政敌们居然又在窥视孔氏的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对此，宋蔼龄虽坐镇重庆策划应对之策，但是没有孔祥熙在前台奔走实施，往往是虽有妙策也难以收到奇效。至此，宋蔼龄也才认识到蒋介石当初调孔出国的险恶用心，叫宋蔼龄有劲使不上，有苦又说不出。

坏消息接踵而来，令宋蔼龄真正感到束手无策而又无所作为的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失宠。本来，宋美龄是宋蔼龄安插在宫中的内线，也是她在政治权势上的坚强后盾。过去，孔祥熙所以能屡战屡胜，宋蔼龄违法乱纪的情事所以能屡次过关，莫不与第一夫人在宫中施以援手、一手遮天有关。可是，自1944年开始宋美龄的处境逐渐不妙，不但她的许多话似乎在蒋那里失去了作用，就是她本人在宫中的地位似乎也发生动摇。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整个重庆无人不在传说蒋介石的金屋藏娇，又在与那个当年被她们打败而赶出中国的陈洁如重温鸳梦。事情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蒋介石不得不煞有介事地公开进行一番表白。1944年8月12日，蒋介石在山洞园林官邸召开了一次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高干”会议，在会上对此事进行辟谣。其实，如果确无其事，又何用辟谣！如果确有其事，辟谣又有何用！真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尤其令人可笑的是，居然要请出党政军的各界巨头们出来为蒋氏证明，岂不正说明蒋宋婚姻的危机之深。甚至这件事也闹到大洋彼岸，连美国人办的报纸上都在盛传蒋介石有第二个夫人一事。

可是，宋美龄的这一失宠不要紧，只是害得宫中自此再无人替孔家说话了。有些事情，宋蔼龄以一介平民的身份终究不便久在宫中行走。现在，宋美龄在宫中难以助劲，孔祥熙在美国又是归期迢迢，宋蔼龄也就难以有所作为了。过去，宋蔼龄虽然是打遍国中无敌手，但那时的所谓功力说穿了不过是“借力打力”而已，或者是借孔祥熙之力，或者是借宋美龄之力，现在无“力”可借何以打“力”？

孔氏出走，美龄失宠，宋蔼龄的左膀右臂皆断，此时空有满腹经纶也只好向隅而泣。宋蔼龄眼睁睁地看着政敌们一个个重新神气活现起来。特别是宋蔼龄最为痛恨的宋子文自史迪威事件再次爆发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又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很快在政坛上张扬起来。先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不仅由宋子文负责安排华莱士在华的各项活动，而且还参加了蒋介石与华莱士的多次会谈。

不久，美国政府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来华考察中美战时经济合作事宜，宋子文又一次主管纳尔逊在华的行程安排，出席蒋介石同纳尔逊的会谈。连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都说：“纳尔逊访华的真正效果之一，就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宋子文的显要地位。”

但是，对宋蔼龄来说，事情的糟糕远不止于到此为止。1944年12月，宋子文竟然受命代理行政院长。这表明11年来的蒋孔合作终于结束，而蒋宋合作体制已经正式开始。到了这一步，宋蔼龄感到有宋子文在前头挡道，孔祥熙要想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只恐不易了。

果然，宋子文一上台，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对孔系人马进行清算活动，意欲堵死孔祥熙的再起之路。最轰动的事件就是当时对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的打击。从1928年孔祥熙任工商部长起，高就是追随孔氏左右的一员大将，高对孔的忠诚是无可挑剔的。等到孔氏交卸财政部长一职，一些与孔牵连过深的人物也都采取与孔同进同退的策略，主动让贤了，唯高依然在直接税署署长任上苦苦撑持，勉强维持局面。孔门也有一些蟹脚企图以高秉坊为榜样，并不肯在孔祥熙回国前主动撤退，仍然心存侥幸过关的心理。宋子文和孔的政治对手们认为这也许是孔祥熙和宋蔼龄在暗中指使，打孔先打高。于是，宋子文联合CC派与戴笠等派系的人借审计署清查“丙保证金”一事大做文章，揭发高秉坊的贪污问题。先由军委会于1945年2月将高撤职，然后将其送进军法总监部土桥监狱，再由法院奉蒋谕判处死刑。好在法院的大法官们对国民党的官场了如指掌，他们懂得但凡涉及孔、宋豪门的案子，其结局往往是变幻莫测的。现在死刑是奉命判了，但蒋并未批示何时“斩首”，这里面的变化还是大有讲究的不可轻举妄动。如果手起刀落人头落地，一旦有人出来转圜说项，蒋又幡然悔悟要法院刀下留人，法院将何以善后？如此一想，法院就多了一个心眼，高案仅止于判而未言及执行。果然，等到孔祥熙自美回国，商请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说项，婉言罪只贪污，判死刑有欠民主法度。蒋表面上责孔以家事不当诉诸外使，但高的死刑随之也就改为无期了。法院方面亦庆幸没有鲁莽从事，到底为高保留了一颗人头好向蒋、孔交差。

高秉坊先后在工商部、实业部、财政部的总务司长、赋税司长、直接税署长任上蹲了16年之久，在国民党政府中也算是有点根基的重要人物，但是，孔祥熙一旦背运尚且被控以贪污罪而判处死刑，其他一些等而下之的喽罗当然更不在话下了。在国民党政府里，孔氏力量主要集于财政部、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三大领域。财政部由于是俞鸿钧接掌，故而不愿对孔派人物立下杀手；中央银行总裁一职也还是孔祥熙在美国暂时遥领，一班孔系亲信也得以苟延残喘；唯中央信托局的境况有些不妙。中央信托局原是宋蔼龄的私营字号，孔门力量也最为雄厚。后来，虽然由俞鸿钧接管，宋蔼龄的控制力相对削弱，但要津也还是孔门亲信在把持，因而内部贪污舞弊的事情仍然是不断发生。随着孔祥熙的逐渐失势，中央信托局也成了众矢之的。俞鸿钧见此，只得急流勇退，主动辞去局长兼职，由宋子文推荐、蒋介石直接手令刘攻芸接掌中央信托局。刘本是中信局初创时的两名副局长之一，当初因受宋蔼龄的排挤，故愤而挂职他去。现在衔蒋命打回中信局，且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自然要算一算十年前的这笔账的。于是，刘攻芸上任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表示要裁并机关，彻底整顿内部。结果，第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就是代俞鸿钧主持局务的副局长张度。张是中信局初创时的另一名副局长，资格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张当时代表的是宋蔼龄与刘攻芸正是死对头，如今刘来了，张到底是有身份的人，只得主动卷了铺盖到中央银行当秘书处长去了。而中央信托局副局长一职也由刘找来的湘桂铁路总经理沈熙瑞接任。

接下来，刘攻芸通过各处室机构大合并，人员大精简，开始大肆扫荡宋蔼龄的亲信心腹了。凡与孔门有点瓜葛的职员，无论职务高低，莫不被赶下台来。有门路的，或者主动辞职他去，免得至时丢脸；没有门路的，当然不敢送一份辞职报告，只得在刘攻芸的整肃政策下悻悻然地下台候差，由刘攻芸设计了一个专员的虚衔挂了起来，算是勉强赏了一口饭吃。

中央信托局的孔门骄子们，当年都是神气十足的政坛宠儿，何尝受过这种冷落。如今见自己好端端的饭碗被刘攻芸用脚踹了，心中的那一份难受也就不需多言了。其中有不甘心的，也就纷纷到范庄孔公馆向孔夫人哭诉。孔夫人听了心中一样是不好受的，只是手中无权无势也就好汉不言当年勇了。思之良久，只得卖点老面子亲自给俞鸿钧挂了一个电话，请他照拂一下中央信托局的人事，不要让刘攻芸胡来。

俞鸿钧此时虽然已辞去中央信托局局长的兼差，但他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仍然兼领中信局理事长的名义。以理事长一职，对中信局的一般人事虽然无权过问，对副局长以上的高层人事也还是有决定权的。俞与刘本无宿怨，但是他对刘攻芸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排斥宋蔼龄的势力感到锋芒太露，做人也太绝情。况且，这些孔家班的角色纵然是混蛋一批，其中也还有一二是有真才实学的，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横扫过去，何以为法度？

于是，俞鸿钧在接了宋蔼龄的电话后，当即找刘攻芸了解中信局的人事变动情况，并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说：“你调动各处主管人员，裁并机构，我都没有意见，不过我认为秘书处处长李晓在山西人当中有些真才实学，作风正派，也有一定工作能力，希望能维持不动。”但刘攻芸说他已经约了交通部航政司司长何墨林接任秘书处长，因而对俞鸿钧的建议表示碍难接受。俞大怒，认为自己以理事长之尊连一个小小的秘书处长都留不下来，不免感到刘攻芸欺人太甚，如此下去，今后还能做事吗？于是，索性运用一下理事长的权威，也让刘攻芸开开眼界。当即以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名义将李晓派为理事会主任秘书，而将原代理主任秘书罗吟圃派为中信局副局长。俞鸿钧一方面借此给宋蔼龄一个交代，安定一下宋氏亲信人物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给刘攻芸一点颜色，杀一杀刘的嚣张气焰，同时在刘身边安插一颗钉子，使刘今后不能为所欲为。结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罗吟圃原是孔令侃的小团体“南尖社”中的领袖人物。初在香港替孔家办一份私人的黄色报纸《星报》，挂了中信局购料处一个科的副主任名义。后来，孔令侃赴美、香港沦陷、《星报》停办、中信局理事会原主任秘书许性初因林世良一案被判刑，罗吟圃由此捡了个便宜顶上许性初的空缺。这一次更是时来运转连升数级，当了副局长，也是孔门人材凋零，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

这边俞、刘大战正酣，那边宋蔼龄又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压迫，一股势力是来自国民参政会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提案，吵吵嚷嚷地叫喊要彻查曝光；另一股势力是来自国民党六全大会筹备会议，一批党棍联合宋子文、政学系的力量，共同压蒋罢免孔祥熙的中常委与行政院副院长等党内外职务。蒋介石也于这时传出话来，要孔祥熙主动请辞行政院副院长职。

到了这种境地，宋蔼龄几乎连讨价还价的本钱也没有了。宋蔼龄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孔祥熙自动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蒋介石保证对孔祥熙的鲸吞美金公债案不予追究。于是，孔祥熙的辞呈如期从美国发出，而蒋介石也以投鼠忌器影响友邦对重庆政府的观瞻为借口，派陈布雷从国民参政会取走提案正本并逼迫提案人撤回提案，使所谓鲸吞美金公债案胎死腹中。

不久，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虽然宋蔼龄鼓起余勇，竭尽全力在幕后操纵策划，对各方代表收买拉拢，但孔祥熙还是中箭落马，连中委一职也未能选上。后来，蒋介石不得不拿出他的总裁“圈选”特权，提笔将孔祥熙圈了个中委，然在常委选举时，虽然中委人数由前届15人一下子增加到35人，却无孔祥熙的一席之地。孔只好名落孙山，成了前任常委中唯一落选的要员。

1945年5月3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向国民党六全大会一中全会全体中委宣布：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副院长孔祥熙辞职获准，以宋子文、翁文灏继任正、副院长。大会为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1945年7月，孔祥熙在出国一年后回到重庆。当月，孔按蒋命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一职。至此，孔祥熙只剩下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两个虚衔，比之宋子文当年从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任上被蒋赶下来还要不如。后来，蒋为了安慰一下宋蔼龄与孔祥熙的情绪，把宋子文原先兼任的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赏给了孔祥熙，算是看在姻亲的份上给孔留一点差事。

对于孔祥熙先后被罢免的各职，各派势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蒋吸取以往的教训，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不使权力过分集中。即中央银行总裁交给俞鸿钧兼任，四联总处副主席由宋子文兼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则赏给陈果夫去过瘾，这也是CC系第一次打入财政金融领域。由是，由孔、宋两大家族轮流控制财政金融系统的局面不复存在。

孔祥熙的所有职务丢光后，恰逢抗战胜利。此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宋子文、俞鸿钧、陈果夫等一批要人，也都登上孔氏原先占据的宝座，忙着到上海、南京等全国各地去发胜利财。只是苦了孔祥熙、宋蔼龄一对夫妇终日闲居在重庆范庄官邸里怅然若失，郁郁寡欢，自认为辛辛苦苦忙了八年到头来却为别人做了嫁衣裳，让别人去做大官，发大财，未免心有不甘。

1945年秋，宋蔼龄感到再在重庆住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就与孔祥熙一起告别了重庆范庄官邸，冷冷清清地回到上海西爱咸斯路383—385号旧宅。在这里，宋蔼龄睹物思旧，差一点要流下泪来。抚今忆昔，房子也还是战前的房子，主人也还是战前的主人，所缺的正是当年的热闹景象。现在，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的景观已经绝迹，达官贵人摩肩接踵的盛况也不复出现。当年，在楼上楼下，院子内外，“孔院长”、“孔部长”、“孔总裁”的声音不绝于耳，而一声“孔夫人”更令人有神鬼皆惧之威！可是，今天的旧宅内外，只剩下一个酸溜溜的“孔先生”的称呼，至于“孔夫人”三个字亦不复当年响亮了。在这所已是门可罗雀的豪门深院中，唯一能使宋蔼龄聊以自慰的是孔令侃的扬子建业股份公司正在商界大显身手。

在经过了这一段凄凉而寂寞的生活后，宋蔼龄完成了在她一生中的又一次最重要的也是最痛苦的抉择。她深切地感到，她在中国已没有什么事可做，而且以他们昔日的辉煌，以他们过去与当局的人事关系，以他们以往的所作所为，他们已不适宜在中国继续居住下去，孔氏家族是离开中国的时候了！

于是，宋蔼龄决定加快清理孔氏家族万贯家产的频率和速度。首先是分布在中国山西、北平、天津、重庆、上海、南京等各地的不动产，都在悄无声息中先后换了新的主人。其次，宋蔼龄则把巨额资金逐渐转移到国外，投向房地产、证券股票等各个领域。不久，从香港到美国、巴西，到中南美洲在这样一条纵贯半个地球的漫长国际黄金通道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企业或财团的股份逐渐转移到了孔氏家族的名下。而这一切，都是在不为外界注意的状态下悄悄地进行的。

宋蔼龄

 

1946年下半年，宋蔼龄在上海对孔氏家族的财产进行了最后一次清理，并在美国的里弗代尔独立大道购买了一幢新的住宅作为自己流亡海外的居住地。

1947年年初，宋蔼龄决定在最后离开生她养她的中国前到几个地方走一走，对故国故土作最后的告别。第一站是到南京看望小妹美龄。在京期间，美龄陪伴大姐，每日或作竟夕长谈，回忆几十年来宋氏家族的兴衰沧桑；或游览京华名胜，饱览故土山水秀姿。农历正月15日观灯节，宋美龄特地邀约大姐及孔家公子、小姐们到夫子庙游览，这是宋蔼龄最后一次观赏中国花灯。为了能够玩得尽兴，宋美龄特地关照侍从人员到南京著名的酒家——六华春菜馆预订了一桌酒席。美龄知道大姐这些天心情不好、饮食欠佳，因而再三交代侍从人员要求菜肴口味清淡纯正，以便刺激一下孔夫人的食欲。

六华春接到第一夫人的“懿旨”，当即挖空心思，大动脑筋。最后想到蒋夫人、孔夫人都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人，以她们的生活条件什么样的美味佳肴没有见过，所缺者仅民间小菜耳！如果至时以南京地区的地方风味小菜奉献，或许可以收到出奇制胜之效。于是，当宋美龄偕宋蔼龄等一群皇亲国戚来到六华春菜馆用餐时，六华春先是上完了传统的口蘑锅巴、汽锅鸡、冰糖银耳等特色大菜，然后竟是以一碟小磨麻油拌腌菜心、吃粳米稀饭作压轴戏。果然，宋蔼龄见是一碟腌菜上桌色如碧玉，清香扑鼻，鲜嫩异常，不但食欲大振，而且多日来委琐阴暗的心情也似乎开朗了一些。这一餐，宋蔼龄吃得十分开心满意，边吃边赞不绝口。宋美龄见状，立即着人唤来该菜馆的名厨胡天保、殷长贵，询问小菜的具体做法，宋蔼龄命人详细记下，以便到异国他乡时依法炮制。临走时，宋美龄还着人要了一小缸带走，说是给大姐平时下饭。事后，宋蔼龄自称这是多少天来玩得开心，也是吃得开心的一次。

在南京小住数十日后，宋蔼龄先后陪伴孔祥熙到达北平、天津、太原、太谷、青岛等地作北方的告别之行。在北方巡游期间，孔宋夫妇除了会见当地军政巨头或财政金融界大亨外，还分别在北平与青岛会见了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尔上将。会谈的中心内容当然已不是国民党的内政外交，而是有关孔宋夫妇一家在美国长期居住的细节安排问题。

北方巡游告一段落，宋蔼龄因身体不适决定先期赴美疗养，并对移居问题进行必要的安排。孔祥熙则暂时滞留国内，对孔氏家族在国内的一些遗留问题作善后处理。

1947年秋，孔祥熙将国内问题处理完毕，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离开上海，飞赴美国。从此以后，宋蔼龄、孔祥熙终其一生均没有重新踏进中国大陆一次。如果从1927年宋蔼龄扶助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算起，孔氏家族在中国大陆整整显赫了20个春秋。

盖棺论定

以“流亡”二字形容当年宋蔼龄的出走，未免不尽恰当。《辞海》上对“流亡”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因在本土、本国不能存身而逃亡在外。”从1947年夏秋之际的形势来看，国民党政权的处境固然很不妙，但也还未到立逼宋蔼龄、孔祥熙逃亡的地步。如此看来，我们又不能不佩服宋蔼龄的远见卓识了，即使在逃亡这个问题上，她也至少比那些自诩为政治家的国民党要员们“进步”两年。因为还在这些政治家、军事家们吹嘘用三个月或一年的时间彻底打败中共军队的时候，宋蔼龄已经在紧张地收拾行装细软准备出国定居了；当国民党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们正在侈谈如何以长江为界国共两党实行南北分治的时候，宋蔼龄与孔祥熙已经到美国的里弗代尔“安居乐业”了。这说明，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命运，宋蔼龄是早已替他算准了的。

20年前，宋氏家族中是宋蔼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从而催生了蒋家王朝。今天，宋氏家族中又是宋蔼龄（宋庆龄不在此例，因为她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宋氏家族）第一个离弃了蒋家王朝，漂洋过海到美国过高级白华生活去了。两年后，当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的凌厉攻势横扫中国大陆，一些当年的国民党政治预言家们方才如梦初醒开始作鸟兽散的时候，不但宋蔼龄富可敌国的万贯家财未受任何损失，而且她投资在香港、美国、巴西及中南美洲的许多资产已经开始生财。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蔼龄出走海外，表面上看是一个逃亡的身份，实际上却是一位真正的胜利者。在这一点上，再一次反映了宋蔼龄的那种务实的生活价值观念和作风。她从不在乎外界怎么评价，而只在乎孔氏家族的实际利益。宋蔼龄、孔祥熙是数以万计的国民党要员中第一对逃亡海外的重要人物，可是，如果计算他们在处理和转移资产时的市值与两年后相比，无疑宋蔼龄又为孔氏家族狠狠地大赚了一票。

1910年，宋蔼龄从美国学成回国，行李中的全部财富只是一张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毕业文凭。1947年，当她从中国再次回到美国生活时，她带走的是比当时国民党政府金库里的财产还要多的财富。除此以外，她还在中国大陆上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比如，是她在1914年巧妙地把大妹宋庆龄送到孙中山身边，从而促成了孙宋联姻；1927年，又是她突出奇招把小妹宋美龄送到蒋介石身边，策划了蒋宋联姻。同时，她始终是一名热衷于政治的女杰，策划与实施了一件件震撼与摇动民国政坛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所有这些活动，在国民党的官方史册上都是没有任何记载的。一方面，宋蔼龄在国民党政府里没有任何公职，她所从事的活动既不代表国家，也不代表政府，当然也不便于青史留名；另一方面，宋蔼龄所策划的活动都是有悖于国民党政府官方所宣扬的政治规范与道德传统，也可以说是完全不讲道义，不讲信誉，践踏法律，蔑视传统的。宋蔼龄处理问题的最高人生信条：只在于牟取和维护家族利益。违反了她的这一最高原则，一切的一切她都要毫不犹豫地也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至于什么道德、信义、法纪、制度等，在她认为都是不值一个铜板的迂腐教条。

宋蔼龄赴美后，初在里弗代尔独立大道4904号居住。宋蔼龄之所以选中这个地方，是因为她看中这里比较偏僻，一幢幢楼房隐藏在绿树丛中，彼此相隔很远。在这里，没有谁会去打听另一幢楼房的主人是谁。因而，很适宜于像宋蔼龄这样的人作隐居地。不久，宋蔼龄又挑选到一个更好的隐居地点，这就是纽约长岛蝗虫谷的菲斯克巷。蝗虫谷坐落在纽约长岛北岸，如果从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坐火车到蝗虫谷，约需1小时10分钟的时间；如果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驱车前往，约需半小时路程。但是，这里的生活环境与纽约市区相比，似乎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由于蝗虫谷镇公所颁布极严格的法令，在这片景色宜人的地区建筑房屋时，都必须留下至少两英亩以上的绿化园地。因此，这里的家家户户，都似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幽林之中。所以，能够在这片风景优美、地价昂贵的地区买地造房的大都是巨商大贾，普通的蓝领阶层与这里是无缘的。宋蔼龄流亡生活选择的定居地就是要一个这样的上流社会生活的安静偏僻环境。于是，宋蔼龄与宋美龄合资在蝗虫谷购买了37英亩的土地，兴建了一组庄园式豪华建筑。主建筑共有三幢，每幢的房间在30套左右。其中的一幢由宋美龄居住，其余两幢由宋蔼龄、孔祥熙与子女们居住。三幢房屋都坐落在林荫深处，距小马路最近的距离也在500米以上，所有路人只能从大门口远望而无法近观。这对于喜爱保持一种神秘生活的宋蔼龄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宋蔼龄建造这一组庄园式建筑共花了172.5万美元（30多年后涨到2000万美元以上）。

宋蔼龄赴美定居后，即开始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她决不与随后潮水般从大陆逃亡到美国的达官贵人、遗老遗少们交往，更不接受各界新闻记者的采访。除了孔氏家族的成员与宋美龄等至亲外，无论多么高贵身份的人也很难受到她的邀请。在蝗虫谷，她像一条已经上山的蚕一样用自己吐出的丝把自己一层又一层地严密包裹起来，而昔日的辉煌、昔日的气焰、昔日的权势统统变换成无数的金钱财富，静静地躺在孔氏家族的金库里。这时，她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在厚重的帷幕后面仍然是用鹰一样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孔门后代是如何继承她的衣钵在海内外大展身手了。

使宋蔼龄感到欣慰的是，她虽然永远离开了中国大陆，但是她的影响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她的衣钵传人孔令侃就是在她已经离开了中国大陆的情况下，在上海打败了蒋氏家族的衣钵传人蒋经国。对于这次蒋孔两大家族的“传人”之战，宋蔼龄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对局势的变化发展过程无不了然于胸。蒋太子与孔公子大战出手，这在20年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然而，这样的事却发生了。交战的内容已经是尽人皆知的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但是，打虎打到真“老虎”孔令侃的头上，说明蒋太子对孔家的势力有轻视之心。以当时的力量对比来说，蒋经国代表着整个政权的力量，背后又站着蒋介石，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了；而孔令侃代表的只是一个衰落中的豪门势力，宋蔼龄、孔祥熙的出走更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可是，宋蔼龄自有她的锦囊妙计，她的远见卓识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几年前扬子公司成立时，宋蔼龄就指点小孔必须把宋美龄拉为扬子公司的大股东，所得利润也要定期与宋美龄分肥。这样，表面上扬子是孔令侃在做，实际这个公司是蒋孔两家在合伙经营，蒋孔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死活都拴在一起了。孔令侃有这样一件秘密武器，当然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当时，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许多人都替小孔忧虑，恐遭不测。宋蔼龄听到这些好心人的劝告，只是嫣然一笑，她不相信蒋经国的道行能跳出她的算计，她也不相信孔氏家族会失败。

果然，在蒋经国与孔令侃正式摊牌的时候，宋美龄仅用一个电话就将蒋介石从北平国共决战的前线召回上海，当即以公布扬子公司的股东与红利分配的账目相威胁，终于迫使蒋介石取消了蒋经国的“查封扬子公司囤积案”计划。于是，扬子公司安然无恙，孔令侃安然无恙，而蒋经国却从此被赶出上海，所谓全国经济管制方案亦就此夭折。据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失败后，一连几天神情木然，独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喝得酩酊大醉，一会儿狂笑，一会儿狂哭，状如疯人。可见其受刺激之深。不过，经此一战，孔家虽然险胜，但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也就此埋葬了。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宋美龄的威胁面前最终做了让步，可是他却认为是宋蔼龄预先设计的一个陷阱逼着蒋家人往里面跳，这个仇恨和屈辱他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失败后，北方的军事随即发生了雪崩性的溃败；接着是全国人心摇动，经济彻底崩溃，局势更加不可收拾。几个月后，蒋就被迫宣布下野。由此，蒋把这一股怒气部分归咎于孔氏家族在上海经济管制过程中与蒋经国的不合作态度，从而导致了他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全面失败。1949年春，蒋介石退居溪口，江山动摇，一夕数惊。蒋痛定思痛，对孔氏家族更是怨愤难消。偏在这个时候，孔令侃奉孔祥熙、宋蔼龄之命带了十万美金到溪口见蒋。蒋没有好气地问小孔到此何为？小孔满面得色地回答：恐这里需要开支，奉父母之命送十万美金来的。蒋不听犹可，一听之下勃然大怒，立即拍桌子对小孔痛加斥责，并令他马上滚回去。小孔见此，吓得不敢在溪口停留，当即坐车匆匆离开，竟然没有在溪口过宿，这也是过去没有过的。

本来孔祥熙、宋蔼龄以为，当蒋介石值此危难时期一定是需钱应急的时候，因而他们不计前嫌一出手就以十万美元无偿送蒋花用，以显示孔家的豪爽大方。然而，在蒋看来，这笔钱是万万不能拿的。拿了这笔钱，无异于自己被孔宋夫妇看成穷困潦倒的乞丐，极大地伤了他的自尊心。故而火气大发，让孔令侃碰了一鼻子灰。这也是蒋介石对孔氏家族成员第一次声色俱厉的训斥。从此以后，蒋、孔两大家族天各一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互咸淡不加理睬了。

宋蔼龄从中国政坛消失，也逐渐被世界舆论冷淡和遗忘。但是，有一个话题仍然使中国和美国朝野各方感兴趣，这就是宋蔼龄一生中到底为孔氏家族积聚了多少财富？半个世纪来，各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始终未有定论，因而成了一道世纪之谜！现笔者仅将各方的分析估计笔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抗战期间对孔、宋家族财富所作的周密调查，认为截至1943年1月，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则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中存了1.5亿美元之巨。但是，联邦调查局指出，这都只是他们巨大资产的一部分，因为宋子文的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放在他的旧金山广东银行里，宋蔼龄的资产则有很大一部分存在纽约的中国银行和西雅图与波士顿的银行里。这还不包括宋蔼龄当时在香港及中国大陆的资产数额。

据孔祥熙的部属、原先长期在中央信托局工作的徐家涵先生估计，孔氏家族的资产在抗战期间约十亿美元以上。

据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1946年估计，孔氏家族的资产约有40亿美元之巨。

据南京《大众新闻》在1948年综述各方资料佐证，估计孔氏家族的资产约相当于20倍哈同的财富。而哈同在20年前（即20年代）的资产是1亿美元。这样，估计孔氏家族的财富约有20亿美元左右。

据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战后的估计，孔、宋家族在美国的私人存款约有10亿美元。可是，杜鲁门的助手告诉总统这个估计太保守。因为据美国银行界人士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的几家大银行里。这个材料是由《宋家王朝》的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书中披露的。他本人也说，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孔祥熙与宋蔼龄“一共拥有将近十亿美元的财产”。杜鲁门后来得到具体的调查材料证实，美国政府前后援蒋共计38亿美元，被孔祥熙、宋子文先后从其中偷了7.5亿美元。杜鲁门极为气愤地说：“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据美国纽约《镜报》编辑布朗在1950年3月发表的文章认为，宋蔼龄与宋子文两人仅在美国的私人财产就达8.5亿美元。美国纽约广播电台的一位评论家在介绍世界首富时，也把孔祥熙列为其中之一。

据美国《得州月刊》报道，孔氏家族的财产达32亿美元，单是孔宋夫妇的小儿子孔令杰一人拥有的资产就超过1亿美元。单从孔令杰用1800万美元建造休斯敦秘密大院那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就可知此人确是亿万富翁。

但是，1954年于台湾第二届“国大”召开前夕，蒋介石邀请几位资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官邸聚餐，席间谈到孔宋夫妇的财产时蒋介石的判断和结论是：“我对孔先生知道得最清楚，不错，他过去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本党的革命运动初期也曾经得到他的许多帮助。……说到他现在的财产，我想不会超过50万美元吧！”

以蒋介石的估计也作为一种估计吧，那么，综上所述，宋蔼龄一生中积聚的财富应在50万美元至40亿美元之间，这中间的差距未免使人不敢想象。如果说马寅初先生的40亿美元之说很可能是出于他被蒋介石多年关押的愤激之言，那么蒋介石的50万美元之说，则多少带有滑稽的色彩。其实，对孔氏家族的财产作任何揣测都是十分荒唐的，因为除了孔氏家族成员主动公布外，这将是一道永远的“谜”，是没有人能弄得清的。

1967年8月16日，中国人最早荣列于世界首富之林的孔祥熙因心脏病死于纽约医院，终年88岁。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无论孔氏家族多么富有，他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他生前享受的部分。

孔祥熙死后，宋蔼龄又活了六年。1973年10月19日，宋蔼龄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医院去世，终年85岁。对任何名人的去世都不放过报道的《纽约时报》，对宋蔼龄的去世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刊登她的讣告时，简短得像在应付差事。不过，几句悼念她的话倒是说得颇为中肯。一位记者写道：这个世界上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她的财富之多仅次于她的弟弟宋子文，她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富有的女人。她的财富全靠她个人狡黠聚敛起来。她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婚姻的媒人，是宋氏传奇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宋家王朝在权力上扶摇直上的真正设计师。

但是，对宋蔼龄的最权威的评价莫过于来自宋氏家族早期的重要成员之一、她的大妹宋庆龄的论断。宋庆龄说：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宋庆龄虽然是宋氏家族的叛逆者，也是宋蔼龄的重要政敌。然而，当她说这番话时是在1942年，当时因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而使得宋氏三姐妹的关系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因此，应当说宋庆龄的这个评价是没有附加多少主观色彩的。在此，作者仅将其作为对宋蔼龄其人的盖棺论定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