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之战（后金与明朝宁远作战）
宁远之战简介
宁远之战：宁远之战是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后金与明朝在宁远（今辽宁兴城）进行的作战。明朝方面称之为“宁远大捷”。此战明军取得胜利，后金军战败，这也是首次明军打败后金军。
宁远之战过程分析——
努尔哈赤的崛起
就像恩格斯评价欧洲中世纪的结束和新世纪的诞生，是以但丁和他的《神曲》为标志，明朝中期和后期的历史分野，也可以用一个人和他的事业为标志——这就是张居正的去世和“一条鞭法”被废止。
万历十年（1582），首辅张居正去世。张居正生前权力炙手可热，世称“一代权相”。但在他死后尸骨未寒之时，却遭到万历皇帝的问罪抄家，在权贵和保守派的攻击下，他试图改革朝政弊端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
万历皇帝亲政后不久，即开始沉溺于奢侈堕落，不理朝政。之后的首辅和内阁大学士们，或者慑于张居正的悲惨下场，尸位素餐唯唯诺诺，或者结为朋党互相攻讦，大明皇朝的衰颓之势日益加剧，不可逆转。万历中期的援朝抗倭战争、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役、平定宁夏哱拜之役，又使明朝雪上加霜，可谓伤筋动骨，大伤元气，继而天灾人祸连绵不绝，各种严峻的危机摆到了明朝统治者的面前。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统治者的根基。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中原，都是从北方开始。他们要么来自蒙古的草原大漠，要么来自辽东的白山黑水。明朝立国后对此就有警惕。明太祖在东北地区设立卫所制度，对东北的女真族各部落执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而到了嘉靖、万历年间，东北的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势力壮大起来，暴力冲突导致的杀戮和劫掠时有发生。对明朝来说，女真各部的武装冲突使辽东边防感到 压力沉重，否则就不会有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成梁镇守辽东长达三十年。名将终有年老的一天，暮气难振，等到李成梁年逾八十的时候，明朝在东北的防区一再缩小，为东北地区民族部落的英雄在乱世之中崛起留出了空间。
努尔哈赤像
对女真各部来说，频繁不断的部族冲突加剧了内部的分化组合。到万历中期，随着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东征西讨，逐步消灭各方对手，一个独立强大的满族共同体开始诞生。从前，努尔哈赤向明朝称臣，接受“龙虎将军”的册封。后来他我行我素，渐行渐远，开始和明朝讨价还价。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与明边将立碑划界，从此自称为国，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岁。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近花甲的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自称为汗，立国号大金，定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元天命。从此开始了与明朝的全面对抗。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向上天祷告，逐一列举了明朝对女真各部的迫害，公开向明朝宣战。“七大恨”对明朝来说是一封政治宣言书，表明努尔哈赤从此与明朝的决裂，而对女真各部来说，更像是一次隆重的战前军事总动员。努尔哈赤统领女真各部落，举行庄严的告天仪式，宣读“七大恨”，然后拜天焚表，随即率领八旗劲旅，进攻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重镇抚顺。
努尔哈赤是真正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他在出发前举行隆重的战前仪式，并不意味要用蛮力拿下抚顺。恰恰相反，每次和明朝军队打仗，他最先用的一招就是智取和心理战，实在迫不得已，对方死活不肯归降的时候，才直接攻城。
这次，在进攻抚顺的时候，努尔哈赤就很讲策略。例如，进攻时间选在明抚顺守将李永芳开办马市的前两天，此时防备必然有所松懈。而且抚顺举办大型的贸易活动，也有利于八旗兵乔装改扮，化装成商贩和农民混进城，然后来个内外夹攻，发动突然袭击。
八旗军兵分两路，悄悄行进，夜宿古勒山潜伏。第二天，先头部队乔装成马商先行入城，后续部队兵分八路，尽量减小行进目标。次日黎明，八旗军已经悄然抵达抚顺城下。这次突然袭击由于内有接应，外有强兵，很快达到了预期作战效果：守备千总王命胤等人战死，游击李永芳身着朝服率领中军赵一鹤等投降。抚顺城就这样被努尔哈赤轻易攻占。
辽东巡抚李维翰是东北地区的最高长官，接到抚顺失守的战报后，他急忙向朝廷告急，请求调兵和饷银进行镇压，同时督促广宁镇总兵张承荫出战，击退努尔哈赤的挑衅，夺回抚顺将功折罪。
此时辽东地区的军务已经远不能比李成梁时期。多年来一直拖欠军饷，装备低劣，更何况巡抚李维翰是个文官，不懂军事，而且张承荫的部队平时训练松弛，最多集结一万多人，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进攻强敌，并无取胜的希望。李维翰手上没钱，头上又顶着失地的罪责，为了减少军饷支出和朝廷责难，他更急于驱逐后金出抚顺，因此多次发红旗催促出战。张承荫率领的明军兵少力弱，迫不得已出战又不敢紧追，只好蹑足其后，希望用虚张声势吓退对手。努尔哈赤久经沙场，一眼看出明军怯于力战的心态，果断下令出击，把明军这一万多人全部消灭。总兵张承荫等军官战死五十余人，士兵死伤无数，尸横遍野。至此，明廷才看出问题的严重，急忙商讨针对辽东乱局的方略。
东北地区当然是明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朝建国后招降了纳哈出，开始将辽东划入自己的防地，后来又设置过奴尔干都司，实行过有效的控制。再后来，就是边政腐败、民族矛盾加剧，导致有效控制区域逐渐缩减。但像抚顺、东州、铁岭一带，过去多有迁徙的汉人入居，明朝在这里已经长期固守，视为自己的禁脔。
这样，努尔哈赤声称的后金政权，在明朝眼中根本不算数，无非是崛起在东北一隅的地方割据力量。他公开独立向明军宣战，和当年的“万历三大征”杨应龙在播州造反一样，同属于犯上作乱，明朝怎么肯坐视自己的属地出现分割，脱离而去！更何况八旗军在明朝统治区肆意攻杀，造成明军全军覆没，天朝上国的颜面丧失殆尽。努尔哈赤还以胜利者的姿态挑衅明朝，从赫图阿拉到抚顺的 沿途多设精兵，联络不绝。这些都无疑从政治态度和军事手段两个方面，挑逗着明朝的敏感神经：要么是筹集兵力，镇压公开的反叛；要么是浑浑噩噩，继续听之任之。
自从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后，努尔哈赤多次公开表示忠顺明朝。在万历年间，努尔哈赤曾多次以明朝属臣的身份，代表建州女真进京参加朝贡。按照《国榷》的记载，最后一次是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也就是他在赫图阿拉称汗的前一年。
以晚明时期主昏臣聩的政治统治来说，对于努尔哈赤一方面扩大势力，拥兵自重；一方面又大耍两面派，他们是很难看出来的。因此，对东北这片穷乡僻壤一直没有投入足够的注意力。但这次大不一样了。自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第一次和明军交兵就夺得抚顺，后来阵斩总兵张承荫及其援军上万人，战火直接烧到了家门口。对手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按照清史专家张玉兴的统计，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至翌年二月的这十个月内，仅努尔哈赤侵扰不断，造成明地方报警和朝廷商议对策的记载，平均每三天就有一次。
清河：明朝一次失败的防御
努尔哈赤在攻占抚顺、消灭张承荫援军之后，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掳掠了辽东十多万人口。他用很短的时间就消化了胜利果实，对内进行战略的重新安置和军力调整，同时观察明军的军事动向，这都是为了下次主动出击而进行的必要备战。
反观明朝在筹粮、筹饷、集合兵力等方面，却进展缓慢。朝廷会议议而不决，征调的将领不肯出关，辽东前线各自为战。每当后金部队攻城略地的时候，这些分散的守军从来不敢出战，更不用说相互支援，能够虚张声势吓唬一下，已经算是尽了力。结果，开原以东的城堡丧失了一半，抚顺以东二百多里尽陷入后金的手中。
明军的缓慢行动给了努尔哈赤可乘之机。要扩大战果，就必须选择新的作战目标。除了抚顺之外，清河城离赫图阿拉最近，也是后金通向辽沈的一个重要门户。万历四十七年（1619）七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众贝勒大臣向清河城进 发，要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后金攻陷抚顺依靠的是偷袭和招降这两手，但在清河守将邹储贤面前却碰了壁。邹储贤将滚木雷石和火炮都摆在城头，力主闭关拒守，要和后金打一场防御战。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从早晨打到晚上，整整进行了一天。八旗兵将清河城围得水泄不通，架着云梯向上猛攻。守军凭险坚守，滚木雷石像雨点一样扔在冒死而上的八旗士兵身上。当进攻难以奏效时，努尔哈赤派抚顺降将李永芳到城下劝降。劝降未果再次攻城，到最后，八旗军是踩着叠起来的尸体冲进了清河城。
八旗军获得胜利最关键的法宝是楯车。所谓楯车，是后金用来对付明军火炮的防御性工具。车前挡板是五六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滚木和弓箭都奈何不得。楯车有轮可以推进，车后有弓箭手起保护作用。当楯车推到城下时，可以利用自身的重量和粗大的木柱猛撞城门，或者在挡板的掩护下，由士兵持斧镬凿开城墙。守军探身出垛墙投掷或射箭，则有可能遭到弓箭手的袭击。
八旗军在仰攻无效的情况下，推着楯车冲到城下，利用楯车的掩护，挖掘城墙脚下的土方。最后，清河城东北角的城墙被挖塌陷，在守军慌乱之际八旗军冲入城中。失去了城垣保护，守城官军被冲得七零八落，守备邹储贤、副将张旆连同六千多官军全部阵亡，加之巷战中殃及百姓，被杀之人数以万计。八旗军伤亡不详，史料中记载八旗兵八进八退，可见死伤极多。对努尔哈赤来说，也是代价高昂的消耗战。
邹储贤等人誓死不降的勇气固然可嘉，但究其防御失败而言，仍然有两点可以总结：
第一，清河城是战守之地，兵家必争，努尔哈赤早晚要攻取，对这一点明军心里很清楚，因此进行了必要的备战。但明军在备战过程中，过于重视刀矛、火炮、铅弹子这些士兵所持武器，而对修筑城垣却未尽力。这样，明军在杀伤攀垣而上的八旗军时采用了有效战术，但未能找到破解对方楯车的方法，致使城墙先被毁坏。努尔哈赤非常讲究攻取城邑的战法。他认为，攻打一座城邑，凡率先攻入城内的不算什么，而先破坏城池则立首功；率先攻入城内的士兵必然要受伤，而先破坏了城池，才有利于后续军队掩杀。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清河城才最终被攻破。
第二，清河失守还在于援军不利。战前，辽东经略杨镐曾提醒邹储贤，不要屯兵城内成困兽，而要沿途设伏尽量牵制敌人，但实际上杨镐的这一建议，对邹储贤来说完全是错误的，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明军在清河城的总兵力处于明显劣势，分兵设伏非但起不到牵制对手的作用，反而容易分散自己的力量，被对手各个击破。唯一可行的便是固守待援。但是明朝各路援军面对后金军的进攻，指挥无方畏敌如虎，明知将要进攻清河城，仍旧畏缩不前，坐等同僚的属地沦为一片废墟后才陆续到达，心甘情愿充当马后炮。他们从来都是将危险推给他人，只顾自保。明朝末年的腐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从清河之战就可以明显看出。即使有个别忠臣也难以改变辽东战局一而再、再而三的溃败。
萨尔浒：明朝一次失败的进攻
万历皇帝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谕旨作出战略部署，要求内阁和兵部推荐出一位总兵官，立刻走马上任，筹集兵丁粮饷，务必按期结束辽东虏势益张的局面。承皇帝的旨意，兵部开始选调熟悉辽东情况的大将，部署战略反攻，从而引出了杨镐和萨尔浒之战。
杨镐，河南商丘人，进士出身。当过知县和御史，驻守辽海道的时候曾经带兵作战，后来又率部进入朝鲜，抵抗过倭寇的入侵。凭这样的经历，他在朝廷大臣中，算是比较熟悉辽东的情况。但杨镐熟悉辽东，和李成梁完全不一样。李成梁是个典型的军人，打起仗来威风八面，又有长期统兵镇守一方的经历。杨镐却是个半吊子，属于文人将兵，勉强算是个军队中的文职干部，而且在入朝抗倭中也是胜少败多。他在朝鲜获得的那几次胜利，往往是集中数倍兵力通过袭击得手，一旦两军对垒旗鼓相当时，就鲜有胜绩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几次失败，主要是怯于力战，碰到强敌狼狈先逃；其次是私心太重，贪功于己，诿过于人。这些特点在萨尔浒之战中，都再次得到了验证。
杨镐在战场上虽然不算个内行，但在一团乱麻的官场上却绝对纯熟。他想方设法接近朝廷的核心集团，得到重臣张位、沈一贯、赵志皋等人的帮助，即便是打了败仗被人弹劾，至多也只是被冷落一段时间，最后总是安然无事。等到朝廷现在要反击努尔哈赤的时候，这个所谓熟悉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就被抬了出来，并免去了懦弱无能的巡抚李维翰。
万历皇帝将反攻获胜的希望寄托在杨镐身上，对他委以重任，并赐尚方宝剑一柄，对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可以先斩后奏军法从事。但当杨镐提出打仗不能差钱，向万历索要军饷的时候，爱钱如命的万历皇帝借口内帑空虚，把责任推给了户部。户部以抗倭和征伐播州之乱为例，按田亩加派分摊在老百姓头上，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辽饷”。
清河之战的失利，更加刺激了明朝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万历皇帝急不可耐，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上行下效，内阁首辅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部给事中赵兴邦等人，考虑的都是屯兵太久兵饷匮乏，怕花钱又想打胜仗，因此都主张速战速决，催促杨镐早日进兵。
再看杨镐这半年多的备战实在是乏善可陈，他和守边的总兵李如柏都主张讲和。李如柏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次子，李成梁统兵是“所向克捷”，而李如柏却是“放情酒色”。杨镐和这样的人结为友好，对他言听计从，备战的好坏可想而知。两人商量的结果，就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遣人前往努尔哈赤处进行和谈。他们的本意是希望通过雷声大雨点小的备战，用和谈的方式要求后金退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但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明朝先承认“七大恨”，并且尊封努尔哈赤为王，同时还带有经济要求。杨镐当然知道这绝对不能答应，因此，一场恶战迫在眼前。
在内阁的一再催促下，经略杨镐无计可施，经过与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商议，决定在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兵分四路出师：总兵杜松从抚顺关出塞，趋沈阳攻其西；总兵马林从靖安堡出塞，趋开原铁岭攻其北；总兵李如柏从鸦鹘关出塞，趋清河攻其南；总兵刘綎从晾马佃出塞，以朝鲜兵协助趋宽奠攻其东。四路兵马共计十万余人，对外号称四十七万，目标是在二道关会合，直捣后金的首府赫图阿拉。
这种作战部署，杨镐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就曾用过，结果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杨镐吃一堑，不长一智，现在老调重弹，带有很大的风险和赌徒心理。在这支队伍里，主帅和大将关系不睦，几员大将之间也意气用事。刘綎和杨镐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共过事，关系一向不好，这次分配给他的部队师老兵弱，行军线路最为孤立。刘綎知道后对大家说：当兵的为国打仗死而无憾，但杨大人这样排兵布阵，分明是要置我于死地，可怜你们是因为这样跟着我，干脆都抱着捐躯疆 场的想法投入战斗吧。
预定出师的前两天，天空降下了鹅毛大雪，积雪覆盖了道路，在泥泞不堪的雪地上行军异常艰难。天气非常寒冷，在凛冽的寒风中，未曾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的士兵士气低落。战争的胜利无外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明军一条也不占。按照杜松和刘綎的意见，必须等过了严冬才能考虑出兵。但无论是朝廷还是杨镐都等不到那个时候。恶劣的天气注定要延误四路大军的会合日程，而且军事行动计划事先就被泄漏出去。努尔哈赤早就做好了集中优势兵力的准备：“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四路大军中出发最早行动最快的是杜松一路。他从抚顺关出发，越五岭关直抵浑河，当军队渡河过半的时候，在河的南岸萨尔浒遭遇到努尔哈赤精锐部队的伏击，而杜松的车营枪炮还在河的对岸。杜松被八旗军团团包围，一直杀到天黑，杜松一路全军覆没。
开铁总兵马林听到杜松兵败的噩耗，急忙停下来在尚间崖结营自固，这时军中对前锋的失败早已一片哗然。乘胜而来的八旗军倾力攻打，庸懦不堪的马林带少数人马趁乱逃跑，撇下的部队被后金军全部消灭。
杨镐坐镇沈阳，听到两路兵败的消息后，急忙命令李如柏、刘綎停止前进旋即回兵。纨绔子弟般的李如柏在撤退时如野马奔腾，而刘綎这时已经孤军深入三百余里，又遭到努尔哈赤优势兵力的有力阻击。一场激战后，这位身经百战、骁勇忠烈的大将阵亡在最前线。
这场战役后人通称为萨尔浒之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朝的失败而告结束。明朝方面损失文武将官三百人，士兵四万人，战马两万八千匹，辎重器械无算。这场战争是明朝和后金战略关系的转折点。明朝最初的意图是平定由努尔哈赤引起的叛乱，消灭麻烦不止的边疆割据势力。为此明朝用了十个月的时间进行全国总动员，希望通过这一战，不仅仅是洗刷抚顺、清河之败的耻辱，而且要将后金政权置于死地。但战败的结果迫使明朝在辽东战场上开始转入战略防御，从此之后处处被动挨打。
对努尔哈赤来说，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使后金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国号，从此开始和明朝平起平坐。它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王朝举行了奠基礼。
从辽阳到广宁：明朝一败再败
萨尔浒战败的消息传入京师后，朝廷对四路溃师的惨剧震骇而哗然，有识之士纷纷上疏，要求商讨战守方略。当时的首辅方从哲被认为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万历皇帝更是以荒政出名。忧心忡忡的御史们有的指责是方从哲和赵兴邦误了国家大事，有的要求严惩前方作战无能的杨镐等人。几天后，万历传旨内阁，作出如下人事变动：逮捕为作战失败负有要责的杨镐，关入锦衣卫大狱，待诏论死；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出来收拾残局。
杨镐对战争失利当然要承担重大责任。但内阁和兵部屡次催促，使前方明军在军备未整、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进兵，同样也犯有重大错误。不过万历皇帝显然不这样认为。他不仅不会承认自己有错误，还提升兵部给事中赵兴邦为太常少卿，首辅方从哲对战败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明史·方从哲传》是这样评价他们：“（万历）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从哲独秉国成，卒无所匡救。……论者谓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
熊廷弼
数月来，辽东的局势持续恶化，无兵可守的开原、铁岭、静安堡等地相继被八旗兵蹂躏，军民惊溃四散奔逃。北京城的高官们一筹莫展，干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所作为。熊廷弼入京陛见后要远赴辽东，国子监司业张鼐请求调京大营三千精兵，跟随他一同前往以壮其行，结果无人愿去。八月，熊廷弼带着手下几百号人，像个孤家寡人来到了辽东战场。
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万历三十六年（1608）曾巡按辽东。当时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经很大，但表面上还忠顺明朝。辽东的边将仍看不出潜在的危险，经常跑出来挑衅，与女真各部产生摩擦。胸有远略的熊廷弼提出，防边以守为上，应着力修缮城垣堡垒。他任辽东巡按的那几年，杜馈遗，核军实，弹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短短几年，当熊廷弼旧地重游的时候，这片广袤土地的主人已经更换，树起了后金的纛旗。
熊廷弼离京前，开原沦陷。他一贯重视开原在辽东的肱股作用，为此上疏皇帝，提出了自己的战略主张：辽东是京师的肩背，河东是辽镇的心腹，而开原是河东的根本，欲保辽东必保开原。开原还在明朝手中的时候，努尔哈赤对外担心朝鲜王国和叶赫部、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诸部与明朝的协力。开原沦陷后，明朝在辽东的控制权被完全切割，这几个同盟军会更加惧怕后金而袖手旁观。
现在努尔哈赤正想控制东西势力，在辽沈大地上下交攻，明朝在辽东的防御压力陡增。为此，熊廷弼请求朝廷速派将士，准备粮草，修整器械，而且不要拖欠辽东前线的军饷，不要让旁人掣肘辽东的军事部署，不要把事情扔给他一个人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上疏十分重视，除全部允诺外，也赐给他一柄尚方宝剑，表示对熊廷弼的完全信赖，增加他在前方的威望。
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熊廷弼凭借自己的才干，经略辽东整整一年，取得了显著成效。熊廷弼整顿辽东残局，从稳定军心民心入手，先斩杀了辽东的逃将贪将刘遇节、陈伦等人，并弹劾掉无能的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取而代之。同时监督军士造战车修火器，挖壕沟修城垣，为他的长期防御战略做必要的准备。
在军事部署方面，他调集各路部队，分兵在清河、抚顺、柴河等要口，首尾接应，遇到小股敌军骚扰就分头堵截，遇到大批敌军入侵就相互支援。同时他还挑选精壮的战士不停地邀击敌人，使努尔哈赤的前沿防御叫苦不迭。由于他法令严明，几个月之后，辽阳的守备得到很大巩固，边民开始返回，商人不绝于途。
在晚明时期，像熊廷弼这样的大臣属于能文能武的典范。总的来说，他参加过科举考试，曾经在乡试中名列第一，当过御史，后来还在南直隶任过督学。在武将中，他属于具有独到战略眼光的干才，谈战守策略时，不好高骛远，能从实际出发，不像他的那几个内阁同僚，尸位素餐高高在上，根本不了解战争严肃性，轻言出兵，拿战争当儿戏。
熊廷弼始终认为，现在谈恢复疆域进剿后金，是草率冒失之举，必须以固营为稳，以守为战；只有在阻挡住了后金的进攻势头后，才有希望谈恢复。正像明史学家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所分析的：从当时的战略态势来看，熊廷弼不同意恢复、进剿两种方案，而主张固守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对熊廷弼来说真是幸运，因为万历皇帝也很欣赏这个方案，称之为审时度势的万全之策。
但当时朝廷的舆论反对声一片，并没有给熊廷弼留下足够发挥才干的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这个人脾气不好，不懂官场规则。他在南京当督学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杖毙儒生的事件，引起巡按御史的愤慨，后来在朝廷与人共事，又得罪了许多同僚。因此有人处处跟他唱反调，气得他一度要辞官不干。晚明的官场党争不断，相互攻讦，像熊廷弼这样的地方大员，由于位置的特殊和重要，只有得到皇帝的信赖和支持，才能侥幸安于官位，而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很快就会被弹劾掉。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去世，熊廷弼失去了最高层的支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被出于党派门户之见的言官弹劾而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袁应泰对军事一窍不通，辽东局势又陷入危机之中。
天启元年（1621），御史周宗建曾说：辽东局势的败坏，不是坏在无兵，不是坏在无饷，也不是坏在没有合适的经略将帅，而是坏在朝中大臣的无知。如果这话还有一些道理，那么用袁应泰取代熊廷弼，就是一次极不合适的人事变动，体现了朝中大臣对边患的麻木无知。这次辽东经略走马换将，正值明朝万历皇帝、泰昌皇帝相继去世，年幼的天启皇帝刚刚即位。权贵们为“红丸案”、“移宫案”吵得不可开交，朝政混乱之极。努尔哈赤打算利用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出兵向辽沈一带发展。原来有熊廷弼在，很难寻觅到破敌的良机，现在正好碰上了明朝自毁长城，用庸才替换良将。
平心而论，袁应泰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也不是酒囊饭袋之徒。如果在和平年代，他或许是一个出色的从事民政与水利治理的官员；就算是从军，充其量也只能在提供后勤保障方面，发挥一些类似萧何的作用。但战争的阴云竟把他压迫到了最危险的辽东前线，充当起了最高指挥官的角色。
在履新的时候，或许已经预感到了一定的危险，袁应泰斩白马，发誓将身家性命托付在辽东。他说：我愿与辽东的战局相始终，更希望文武诸臣不怀二心，对我协助一臂之力。如果有人借故托词逃跑坏事的，罪无赦！当时的人评 价袁应泰用兵非其所长，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战略方面，他缺乏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很随意地放弃了熊廷弼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第二，在治军方面，他失之于“宽”，军无法度号令不严；第三，在战术方面，他被努尔哈赤耍得团团转，被牵着鼻子走。正是因为没有完整的全盘规划，所以经常贸然出击，以攻对攻，最后上了后金的圈套。
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率领数万八旗兵，发动了辽沈之战，目标是拿下辽河以东的沈阳、辽阳，将明朝的力量全部赶到辽河以西。驻守沈阳的总兵官贺世贤弃城而出，与八旗军进行野战，这正中努尔哈赤的下怀。八旗兵在城外一举击溃明军的出城部队后，又猛攻沈阳，依靠城中潜伏人员的策应，最终夺得沈阳城。除了总兵贺世贤阵亡外，驰援而来的川、浙总兵童仲揆、陈策等人也相继战败身死。
紧接着下一个目标是辽阳。在明朝统治期间，辽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熊廷弼和袁应泰经略辽东时均驻跸辽阳。第一天，面对八旗军的进犯，袁应泰以攻对攻，督促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率五万人在城外决战，很快就被杀得大败。第二天，袁应泰再派遣三万骑兵步兵在城东门摆下战场，结果又被擅长野战的八旗兵冲击得土崩瓦解。第三天，面对八旗兵的冲击，一筹莫展的袁应泰只能坚守城池，作最后一搏。努尔哈赤惯于利用间谍战术，很早就派遣了大量人员潜伏在城中，他们四处放火，明军里里外外乱作一团。袁应泰见势不可支，于是自缢而死，辽沈决战以八旗军的大胜而告结束。
经略自缢、丧师十万、辽沈丢失，战略性的一败再败像狂风暴雨冲击着朝廷。天启皇帝急忙下御旨，召集大臣共商对策。和往日慷慨激昂不同的是，众多大臣对这次廷议保持了沉默，只有零星几个人还义愤填膺自持高见外，绝大多数已经拿不出良策。解决迫在眉睫的边患危机，看来只好再次请回熊廷弼。四月，徒有虚名的辽东巡抚薛国用以病重被罢免，换上了王化贞。五月，天启皇帝一再催促熊廷弼赶赴辽东。熊廷弼起初并不愿意，皇帝言之切切，就差下罪己诏了。
取得辽沈大捷后，后金开始在辽阳、鞍山一带大兴土木，准备长期据守。由于女真族的进入，这里民族矛盾开始激化，同时努尔哈赤还要兼顾与朝鲜、喀尔喀蒙古诸部的矛盾。有几个月的时间，后金与明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王化贞先于熊廷弼到达辽西，驻扎在广宁城。他召集逃散的民众，勉励军士，联络蒙古各部和朝鲜，同时调动各方力量共守辽西。人心安定后，破败不堪的混乱局势得到恢复，一时间王化贞也成为赫赫有名的堪当大任之材。但是王化贞的战略是进攻，是要一鼓作气荡平辽东，这和熊廷弼的想法格格不入。等到六月份熊廷弼到任后，经抚的矛盾开始凸显，最后发展到义气之争，导致了广宁之战的溃败。熊廷弼也因为倔强的性格和朝廷内部严重的派系之争，成为王化贞错误战略的殉葬品。
熊廷弼也有一个军事计划，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的“三方布置”。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以广宁为主，重点设防，沿三岔河两岸部署大量的步兵和骑兵，造成有利的积极防御态势，来迎击后金的进犯。
第二，在天津、登州和莱州各置水师，进行策应和牵制，并乘虚进入辽南沿海地区，从侧背对后金进行打击，迫使敌人在进攻时有所顾虑，不敢贸然进攻，或者分兵防御，从而起到收复辽阳的间接作用。
第三，在山海关设经略，屯重兵，全权负责节制三方，起到战略中枢的作用。后来，他又提出利用后金与朝鲜的矛盾，以及朝鲜对华的亲善立场，联络朝鲜，张其胜势，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对后金以防为主，防中带攻，兼顾牵制和威慑的战略合围。
王化贞制定的规划是战略进攻，属于“一举荡平”。他的依据是：第一，七月以来，征调援辽的人马已陆续出关，现在王化贞手上有新旧官军十三万；第二，前抚顺守将李永芳已经暗中归顺，允为内应；第三，西部察哈尔林丹汗允诺，派四十万大军协助破辽。因此部署如下：以重兵集结广宁，沿三岔河设立大营，分兵把守各要口；依靠东江毛文龙作策应，以李永芳为内应，然后倾力进攻，内外开花，彻底消灭后金主力。
平心而论，不能说熊廷弼久经沙场，最后死得冤枉，就算他的战略完全正确，但也和王化贞的战略规划一样，都有空想的成分。例如，熊廷弼如何能利用驻扎在山东的水师去援助辽南，而且一定能牵制后金的兵力？当然，他们都重视广宁的军事价值，不过在如何利用广宁的问题上，却有截然不同的攻守差别。熊廷弼根据后金军长于骑射短于攻坚的特点，主张利用广宁进行坚守，因此重 在修缮城垣和堡垒，与后金军打防御战。而王化贞利用广宁是主张进攻，把广宁当作进攻努尔哈赤的大本营。他看不到辽沈失陷后的艰难局势，屡次上疏请战，放言用兵六万就能一举荡平后金。
至于其他方面，王化贞的想法就更加简单。例如，他居然轻信早已投降的李永芳会在努尔哈赤战无不胜的背景下归顺明朝的谎言。他可能还不知道，李永芳早已经成了努尔哈赤的上门女婿，怎肯再为明朝的一顶乌纱帽而卖力？最后，他利用李永芳不成，反而被李永芳策反了总兵孙得功。还有，察哈尔林丹汗虽然也和后金有矛盾，但他哪里有四十万大军，让王化贞随心所欲！退一万步说即便有部队，在局势尚未明朗的时候，又有谁肯舍得花自己的本钱给别人挥霍。而当时，连朝鲜国王也一度存在畏惧后金的心态。
经抚之争一开始是战略规划的差异，但熊廷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而王化贞则是刚愎自用，“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一个好谩骂，一个好谩语，因此逐渐转成了人事之争和义气之争。他们互相弹劾，举凡一方赞成，另一方必反对，发展到“事事龌龊”的地步。
对前方最高指挥官之间的矛盾，朝廷当然很清楚，而且也想办法给予调解，不过大多数人无论为公还是为私，多偏向于王化贞而诋毁熊廷弼。为私，熊廷弼之谩骂，更像武人缺乏修养盛气凌人，因口无遮拦而得罪人不少，所以《明史·熊廷弼传》说他“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而王化贞之谩语更像说大话吹牛，并不涉及人事纠葛，兵部尚书张鹤鸣等人从私交情感上来看，主张专用王化贞而撤换熊廷弼。为公，王化贞主攻的战略更能满足朝中大员们的愿望。他们屡战屡败，急需要胜利来改变长期受辱压抑的心态。因此，出兵速胜雪耻，成为明朝君臣的急盼。
这样，王化贞在前线偶有的一两次所谓胜利，都被极端夸大，朝廷上下更加对他抱有厚望。而熊廷弼主守的战略，势必造成战争过程的持久漫长，所花钱粮浩繁，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熊廷弼提出要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二百万两，对此首辅叶向高的评价是：你要求征调三十万兵士，肯定不能实现，现在海内已经骚然浮动。如果继续征调不止，那么祸变恐怕不仅仅局限在四川等内地了。如果是这样确保了广宁，复得辽阳，但天下大事也就彻底完了。
在经抚争执不止的时候，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以五万对明朝的十三万，发动了夺取广宁的战役。明朝方面，西平堡守将黑云鹤轻敌出击，一战而亡。三路增援的明军中，总兵孙得功已经被收买准备投降。固守西平堡的罗一贯等不到援军，在勇猛杀敌后因弓矢已尽，便自刎身亡，西平堡陷落。惊慌失措的王化贞弃广宁而逃，途中遇到前来接应的熊廷弼。看到王化贞的败状，熊廷弼也不想接过这个烂摊子，遂率领溃散的大批兵民向山海关撤退，人数之多，使山海关的城门四昼夜无法关闭。
就在这样一个人人退却、上下自危的时刻，在兵部中有个人微言轻的六品职方主事毛遂自荐，他表示，只要“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矣”。说这番豪言壮语的就是袁崇焕，由此开始了明朝新一轮的防御作战。
老将孙承宗和新秀袁崇焕
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到天启二年（1622），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明朝在辽东的防线被后金打得千疮百孔，抚顺、沈阳、辽阳、铁岭、开原、广宁等大小城镇上百座，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掉。后金的铁甲骑兵踏遍了辽河两岸，沉重的马蹄声仿佛穿越了明朝的雄关漫道，震撼着京城。广宁之战失败后，明朝的人马只能退缩在山海关，不敢越雷池一步。如何挽救辽东的危局，怎样解决一败再败的困境，成为朝廷议论的中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刚刚到任的兵部职方主事袁崇焕，却一连多日不见了踪影，甚至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等他还朝之后，却大谈关外的形势和如何坚守，原来他跑到关外潜入危境，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这才说出了上面那番豪言壮语。
袁崇焕
袁崇焕，广西藤县人，祖籍广东东莞。虽然是以进士的身份步入仕途，授邵武知县，但为人慷慨豪爽，有胆略，喜欢同他人谈军事。在古代，文人论兵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从来不掌兵的书生，他们谈论兵事侧重于谋略，或者给《孙子兵法》这样的兵书写一些注释、案例，像唐朝的杜牧、宋朝的梅尧臣等属于此类。还有一种就像袁崇焕这样，谈论兵事不尚理论而重实际，心怀“宁当百夫长，不为一书生”的志愿，将来为国家效力。袁崇焕有时会遇到从前方退伍下来的官兵，他就打听情况，知晓对策，因此以“边才”自许。机会就是留给这些有准备的人。
不过，这个时候谈论国家大事，还轮不到一个小小的主事来出谋划策。广宁再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知是他力挺王化贞才酿下大祸，为了避罪，他装模作样地向皇帝提出，要去山海关督师巡查，居然被天启皇帝批准了，就这样把自己解脱出来。到达山海关之后，张鹤鸣命令锦衣卫逮捕王化贞，革去了熊廷弼的职务。辽东守军没有了指挥官，天启皇帝便打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无奈解经邦吓破了胆，死活不肯接受这项任命，恼怒的天启皇帝将他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一个月后，廷推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代替熊廷弼。王在晋也想推辞不就，但又担心步解经邦的后尘，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了山海关。这个时候，袁崇焕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天启皇帝还额外划拨内帑二十万两白银，供袁崇焕招募训练新兵。
到达山海关后，袁崇焕被命令驻守在关外的中前所，王在晋器重他，又提拔他为宁前兵备佥事。不过，袁崇焕却看不起王在晋，问题出在王在晋提出的所谓“重城”战略规划。
王在晋认为，现在辽东明军防御的现状，是边墙未葺，器械未整，兵马未足，钱粮未议。既然没有击败八旗军的实力，切不可轻言浪战，去恢复全辽。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守住山海关，不可前进一步。
但山海关的地理位置对京师太重要，万一将来在山海关开战，对京师的震动姑且不算，从军事上来看，简直相当于让对手打到了家门口。因此，王在晋又提出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筑重关，他把山海关附近的地势重新规划了一遍，说：在山海关的外面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大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扩，角山及欢喜岭全部包罗。这样的话，关上大门就可以固若金汤了。这个规划实际上是个苟且偷安的消极防御，不但身临前线的袁崇焕极端不满，在北京也遭到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的反对。
孙承宗，河北高阳人，相貌和性格像《三国演义》中的猛张飞。《明史·孙承宗传》说他“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他也和袁崇焕一样，喜欢询问老兵边关的事情，甚至亲自前往。早先，他以左庶子的身份充日讲官，口才极佳，给天启皇帝讲经筵，就是讲古代经史中的微言大义，总结得失成败，类似于现在的政治理论学习，居然让贪玩的皇帝听得津津有味，因此成为皇帝所信赖的人物。
孙承宗
广宁之战后，边关告急，孙承宗以通晓军事堪称干才，顶替王在晋出任兵部尚书，以阁臣的身份掌管兵部事务。他认为明朝的边防弊端虽然很多，但症结是出在朝廷里面的兵权运作方面。这一点不像王在晋，将眼光局限在边关的具体琐事上。
孙承宗上疏认为目前的问题出在：让将领来带兵，用文官来招练；让将领去临阵打仗，而军令却由文官发出；让将领在前方备边，又增置文官于幕后，设太监以监军；在边关任命了经略和巡抚，但战守之事却在朝廷商议。对于解决的方法，孙承宗建议加强武将的权力，对于前线的具体事务不加过问，选派果敢勇毅的将领，制定好攻防策略，慢慢地来恢复和扭转局势。
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将领，都对王在晋龟缩防守的“重关”之策嗤之以鼻，于是向朝廷上疏要求附议。首辅叶向高咨询对策时，孙承宗表示愿意亲往前方，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再作定论。天启二年（1622）六月，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在检阅了新城后，对这样一个战略布局果然很不满意。
他问王在晋：新城建成后，守新城的四万士兵是从老城派遣吗？王在晋说不，表示要重新招募。
孙承宗接着发出一连串质问：那么在八里之内就有守兵八万。而且，一片石西北的重要位置，是否也要派兵驻守？两个关这么近，新城紧靠着老城，老城的防御体系是防止敌人的，还是防御新城士兵的？如果新城可守，那还要老城 干什么？如果新城守不住，溃败下来的新城士兵，你是开城堡让他们进来，还是关上城堡，让他们和敌人厮杀被消灭？
王在晋听到上司严厉的指责，紧张得大汗淋漓，无力地辩解说：关外有三道关可让溃兵入。
孙承宗反驳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强敌来了，士兵还是一样想逃，那还要重关干什么？
王在晋脑子一转，又出了个主意：在山中建三座寨子接纳溃兵。
孙承宗对此不屑一顾：现在就建寨子准备接纳溃兵，这不是教会他们溃败吗？而且溃兵可以逃进来避难，难道敌人就不能尾随而来？现在不想着去积极防御，恢复疆土，却指望划关而守，尽撤藩篱，什么时候才能有所作为？！
在批驳了王在晋的消极保守方案后，孙承宗带着袁崇焕等人，筹划坚守关外之策。他回到北京后，给皇帝上了个奏折，里面说：广宁之战前，当努尔哈赤的军队还没有抵达镇武时，我军就惊慌失措放弃广宁，这是王化贞和熊廷弼的罪责。现在敌人并没有据守宁远，我军却不敢出山海关，就是现在统兵将帅的罪责了。前方的主帅只有畏敌之心，毫无谋敌之智，是不堪此任。与其再花大量的金钱，修筑毫无用途的重关，还不如把战线向前推进二百里，在辽东走廊的外口修筑宁远城。用四万兵士据守宁远，和觉华岛呈掎角之势。敌人胆敢进攻，我军可以两面夹击；敌人如果不进攻，我们还收复了二百里疆土。
孙承宗向天启皇帝面奏，说王在晋不称职，自请去山海关督师。天启皇帝求之不得，立即准奏。孙承宗到任后调整了指挥系统，任命总兵江应诏制定军制，袁崇焕修造营舍，李秉诚练火器，孙元化筑造炮台，开始了有声有色的备战工作。稍后，他觉得宁远城的战略位置实在重要，于是督促游击祖大寿加紧修筑宁远城，命袁崇焕和满桂把守。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袁崇焕坚守宁远，取得挫败努尔哈赤的大捷。
明朝大军退守山海关之后，关外的城池均遭到八旗军的严重破坏。孙承宗命袁崇焕坚守宁远，最重要的就是先修筑牢固可靠的城垣。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以骑兵的战斗力最强，擅长骑射，机动性强，所以野战很容易取胜，但攻打城池攀垣而上，则要付出很大的伤亡。
明朝前线的饷银总是捉襟见肘，要修筑牢固的城垣确非易事，费时费力费钱。何况朝廷对固守宁远城到底有多大决心都很难说，因此最初祖大寿监督筑城时，将宁远城修成了豆腐渣工程。现在宁远在防御战中的价值提高了，袁崇焕对城垣的防御要求进行了重新规划：城墙的高度三丈二，护人矮墙六尺，地基的宽度三丈，上面的宽度二丈四。第二年工程完工，宁远城成为护守山海关、连接十三山、阻断满洲和蒙古的前线重镇。
天启四年（1624）九月，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马世龙等，共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两千人，东巡广宁、北镇祠、十三山等地，最后由水路三岔河返回。袁崇焕这次大胆的行动，一是向后金展示明军守土的决心和实力；二是安抚当地涣散的军心民心，鼓舞士气；三是向掌权“阉党”分子问难。主战派为此才有了这次巡游。
虽然在这段时间，袁崇焕一直被加官晋爵，从兵备佥事升为兵备副使，又升为右参政，走上春风得意看尽桃花的坦途，但主帅孙承宗的日子却不好过。当时的辽东巡抚阎鸣泰是孙承宗推荐的，但上任后发现他不堪此任，有名无实，许多军事计划和活动干脆不与他商议。阎鸣泰心中倍感不快，申请离职，朝廷于是提拔右佥都御史张凤翼取而代之。
胆小懦弱的张凤翼在战略规划上，和孙承宗、袁崇焕等大相径庭，主张坚守山海关。他一到前线就放言，国家就是放弃了整个辽东，也不失为全胜！太祖、成祖占据的河套、大宁，不都是放弃了吗？国家有何损失？现在国家上下朝廷内外，有几个人打算恢复辽东！就一个孙承宗他能恢复吗？的确，即便在前线的将领当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张凤翼的主张，孙承宗不得不为此再三向皇帝上疏，陈述守宁远对整个局势的好处。
天启皇帝这个时候已经成为阉党的玩偶。阉党以魏忠贤为核心，伙同皇帝的乳母客氏，将宫廷内外的大权全部掌控起来。只要他觉得哪位大臣不顺眼，不愿意攀附在阉党的门下，就会被推到血腥迫害的行列之中。这是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像孙承宗这样的大臣，位高权重，清誉遍及朝野，魏忠贤想把他拉拢在身边，但刚直不阿的孙承宗根本不领这个情。
有一次，魏忠贤打着皇帝的名义，派遣自己的亲信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携带神炮、甲杖、弓矢等一批军用物资送往前线，还送给孙承宗以及前方将士一批金银。这在明朝虽然是一次正常的监军活动，但魏忠贤还是要拨打 自己的小算盘。他要借公事之名，行私人之惠，向孙承宗示好，达到拉拢的目的。谁知孙承宗根本不买账，向皇帝抗议太监前往监军之事，说什么“中使观兵，自古有戒”。但这次派遣太监监军是来自皇帝的谕旨，机会又被掌权的阉党巧取。孙承宗自知抗议无效，等到使者到达后，他仅备一杯清茶招待，冷落在一旁，表明了要与阉党划清界限。结果阉党分子碰了一鼻子灰。
还有一次，魏忠贤再次派遣太监刘应坤，携带着内帑十万两白银犒军，并赠送给孙承宗一些金银物品。他嘱咐刘应坤，一定要把拉拢之意申明出来，结果到了现场之后，孙承宗板着脸一言不发，再次拂了魏忠贤的面子。
其实在这个时候，孙承宗得罪魏忠贤也不是明智之举，他完全可以采用外圆内方的策略，戒急用忍，妥善处理与这个掌权太监的关系。因为举朝上下，已经没有一个堪用之才主张抗敌。他和屈原一样，都不懂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的道理。现在得罪这样的小人，除了要挑拨皇帝和他的关系外，势必要影响到辽东前线的备战工作。
魏忠贤等人此后经常抓住孙承宗的一两件小事，进行攻击或诬陷。有时则用指桑骂槐的办法，弹劾孙承宗的部下，先砍掉他的羽翼。万变不离其宗，目的仍是搞倒孙承宗。由于无端屡遭阉党的攻击，孙承宗被迫辞官回乡，天启五年（1625）十月，天启皇帝批准了孙承宗的致仕请求，临走之前，加封他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后来又加封他光禄大夫，荫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以最隆重和体面的礼节，结束了孙承宗的政治生涯。前线一大摊子事情，就这样扔给了袁崇焕一干人。
宁远城下大交兵
孙承宗致仕后，辽东军政大权归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高第。高第在政治上属于阉党，又不懂军事，原本只是魏忠贤斗争孙承宗的一颗棋子。现在孙承宗被逼得退休，就将这样一个从不习兵演武的人，推上了如此重要的岗位。高第当然知道自己的能耐和前途的危险，他多次向魏忠贤请求，再找个人来替代自己，魏忠贤不答应。高第被迫接受这个任务，哭哭啼啼地上了前线。
胆小如鼠的高第到了前线后，第一个命令就是龟缩防守。“谓关外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袁崇焕提出强烈抗议并拒不从命，表示：我的职务是宁前道，官在这里，死也死在这里，坚决不离开。但这阻止不了高第后撤的决心和步伐。他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防御体系，将所有的兵士都迁入关内，行动之匆忙以致十余万石军粮也扔下不要了。
当兵的走了，老百姓只好跟着撤退，导致的恶果就是“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袁崇焕对这一倒行逆施愤慨不已，提出辞职却没有批准，两个月后反而官升一级，从佥事升为按察使，但继续执行原来的职务。看来，高第要把这个不听话的部下置于死地。就这样，袁崇焕孤零零地坚守在宁远城，等待着后金的进攻。
这三年多来，努尔哈赤在辽东有何作为？在广宁之战后，他为什么长期对明朝不采取攻势？是因为惧怕孙承宗和袁崇焕这样的主战派吗？当然不是。广宁之战后，后金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给统治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后金的内部矛盾主要是如何处理新占领区的汉满矛盾，稳定内部统治；外部矛盾主要是如何处理与朝鲜和蒙古各部的关系，消除他们对明朝的幻想和依赖。只要明朝不主动对后金采取军事进攻，努尔哈赤就要腾出手来，先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先说后金的外交问题。从军事角度看，后金在这几年与朝鲜的关系并无太大的变化，只是明朝总兵毛文龙盘踞在鸭绿江口的皮岛，因为地理位置险要，牵制了后金南下之路，并且时常侵扰后金的腹地。努尔哈赤想用军事手段解决毛文龙，但当他派兵进攻的时候，毛文龙就躲到海岛上，八旗兵不擅长水战，也奈何不得。努尔哈赤拿毛文龙没办法，就要求朝鲜替自己解除这个“疥癣之患”。因为毛文龙盘踞的皮岛东江镇，属于朝鲜领土，而且毛文龙养兵用的钱粮，除了朝廷提供之外，大多来自朝鲜的支援，或者从往来的海船上收税。因此，努尔哈赤多次要求朝鲜停止援助毛文龙粮食军需，试图通过朝鲜来拔掉插在肋下的这个钉子，结果一直没有做到。
广宁之战后，后金与蒙古各部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前，后金拉拢蒙古各部是为了对抗明朝，随着明朝在辽东战场上的接连失败，后金占领区域扩大，这样就触动了蒙古各部的利益。例如，从前明朝对蒙古采取的是羁縻政策， 双方在边境开设互市，通过商品交换，蒙古牧民可以出售牛羊、木材，换取铁器、布匹等必需品，而且蒙古贵族还经常领取额外的贡赏。现在明军被打跑了，榷场关闭，贸易取消，使原来依赖明朝的部落经济损失很大。而辽东局势的迅速发展，使靠近东北的蒙古各部对后金敬畏不已。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的一部分蒙古贵族，仍然打算依靠明朝和后金对抗，而科尔沁部则开始投靠后金，这导致蒙古各部分化加剧。因此出现了察哈尔部进攻科尔沁部，而科尔沁部请求努尔哈赤援助的局面。
天启四年（1624）八月，察哈尔林丹汗统率南察哈尔、北阿禄部和喀尔喀部的大军，向科尔沁部发动进攻。科尔沁部首领奥巴被迫向努尔哈赤求援，努尔哈赤立刻派遣皇太极等七个贝勒的军队增援科尔沁。察哈尔林丹汗听说八旗军马上就到，知道抵挡不住，吓得连夜逃走，但沿途抢了不少科尔沁部的财物，还杀了不少科尔沁部牧民。
努尔哈赤鉴于蒙古各部出现内乱，察哈尔和喀尔喀两部对后金已经构成了军事威胁，及时制定了对付蒙古各部的战略方针：打击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的抗金势力，拉拢科尔沁部等蒙古的上层力量。由于明朝在辽东的影响越来越弱，也由于察哈尔林丹汗被逐出科尔沁，科尔沁部和喀尔喀部投靠后金的步伐逐渐加快。在这三年多时间里除察哈尔林丹汗的势力外，可以说努尔哈赤招抚蒙古各部取得了很大成就。
从广宁之战到宁远之战的三年多时间里，努尔哈赤被明朝视为“静伏三年”。除了外交问题时常要掣肘外，努尔哈赤在内政方面也遇到比较复杂的民族矛盾，处理起来颇为棘手，花费了不少精力，导致努尔哈赤不能对明朝轻易用兵。
例如迁都问题就造成了民族矛盾激化。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攻陷辽阳城后不久，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迁都之事，很多人认为迁都之事既不必要，也不紧迫，但努尔哈赤态度坚决，并将新都定在辽阳城。第二年，他又提出在辽阳东另筑城郭，然后派兵坚守，目的是要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筑城工作当然是由归降的汉民来承担。天启五年（1625）三月，努尔哈赤又提出迁都沈阳。对于大臣们提出的“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我国”的劝阻，他没有理会，坚决完成了迁都工程。
事实上努尔哈赤进入辽东时间不长，原本就孕育着随时可能爆发的民族矛盾。像这样不顾人民死活，屡上大型工程，派役抓夫，饥劳鞭打，不知要使多少百姓为此家破人亡，迫使占领区的辽东人民挺身而出反抗暴政。
辽东人民反抗的方式，除了直接袭击，或者协助明军斗争外，还有逃亡进入朝鲜，以及越海进入山东的登州、莱州。由于斗争的残酷，满汉各族人民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逃亡者长途奔波颠沛流离，起义者惨遭屠杀家破人亡。后金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辽东汉民分别编入八旗管辖，并且迫令汉民不断地迁徙。农业区居民像牧区一样迁徙，对汉族迁徙者来说，离别旧地，意味着失去田里未成熟的庄稼，由于早已存在的民族矛盾，沿途受尽了敲诈凌辱和野蛮屠杀，到了新的地方又要建房置物，花费大量的金钱。从生产上来说，不但要造成大量的土地抛荒，而且对新区荒地的开垦，由于土地情况陌生、资金缺乏、耕牛不足等原因，往往难有好的收成，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减产。兵荒马乱，居无定所，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这是努尔哈赤在辽东统治最后几年的社会写照。
按理来说，随着后金的壮大，社会状况不像前几年那么单纯，但是努尔哈赤政策的失误，导致社会发展忧大于喜。这样的情况是无法对明作战的，即便是勉强开战也无胜算。不过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外，努尔哈赤没有对明朝用兵还有几点军事因素。广宁之战后，努尔哈赤已经将明军全部赶入山海关，但很快就主动将后金主力撤回到了辽东。当时后金还是有足够的兵力继续对明朝作战，至少可以对山海关保持攻击态势。但是这一撤兵就是四年，还把山海关以北二百里的宁远城让给了袁崇焕。
努尔哈赤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后金对明朝发动进攻，始终强调两点：一是拔掉明军揳入的战略要地，使后金的势力范围太平无虞；二是尽量掠夺明朝财物，充实国库，犒赏官兵。一旦发现某些地方没有了经济价值，如明朝放弃并焚烧的大小凌河、杏山塔山等地，后金就没有了兴趣。所以，宁远之战前这三年多辽东无战事，既是努尔哈赤自己消极进攻，也是孙承宗、袁崇焕等积极防御换来的。而前一个因素更重要一些。
对明朝来说，幸亏战争又向后拖延了三年，因为这三年明朝的情况比后金更糟，正处于魏忠贤阉党统治的黑暗混乱时期。这给六十八岁高龄的努尔哈赤创造了放手一搏的机会，如果不是袁崇焕孤军奋战在宁远城，胜利的天平绝不会倾向明朝一侧。
对后金来说，宁远之战来得有点突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明朝主动龟缩挑起了后金的扩张欲望。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侦得了明朝换帅、撤关的一系列举措之后，开始集合军队果断出兵。大军从沈阳出发，越过冰封的河面，用了不到十天，如入无人之境般地抵达宁远城下。
沿途的右屯卫、大凌河、锦州一带，原本还有少量的明军，只能对付小股敌人的骚扰，现在已经跑到关内不见了踪影。遗留下来的粮食、房舍等，仿佛在无声地欢迎新的主人。明军的消极避战更加刺激了后金军占领宁远城的欲望，他们切断了宁远和山海关之间的联系，要用一场嗜血的胜利，教训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困兽”。八旗兵在离城五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孤城矗立，只等着隆隆的炮声打破战前的宁静。
宁远城里也为这场艰苦的决战进行着精心的准备。战前动员是作战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袁崇焕偕总兵满桂等集合全体将士，誓死守卫宁远。他们激以忠义，歃血而盟，划好各自的战区，相约互援。同时袁崇焕下令，尽毁城外房舍，迁民入关；为了防止奸细混入城中破坏捣乱，令宁远同知程维模率员稽查，巡防于街头巷口，很快就杜绝了内部的隐患。在武器部署方面，袁崇焕把从澳门购置的西洋火炮撤到城头，制作炮车，备齐弹药。这些火炮原本是葡萄牙传教士训练闽兵而制造的，由外国人亲自教授如何操作，水平大为提高。火炮从城外撤到城头后，由徐光启的门生孙元化反复计算，调整到最佳射击角度，因此可以发挥最大的轰击效果。
努尔哈赤在进攻前，释放一些汉族俘虏回宁远城劝降，试图以二十万兵的数目和高官厚禄，连哄带吓诱降袁崇焕。袁崇焕回答道：宁远锦州二城，是大王您放弃的土地，后来由我恢复，因此义当死守，岂有投降的道理！你说派遣大军二十万，这是夸大之言，我知道你最多只有十三万，你要以为你兵多，就来试试吧。
袁崇焕不仅用自己的言行来藐视对方，并且用大炮的怒吼，表达了他对后金诱降的拒绝。袁崇焕给家丁罗立下命令，让他向城北后金大营试放了一炮，看一看威力和效果。后金军猝不及防，伤亡达数十人，惊愕之余赶紧拔营离开。 努尔哈赤见劝降不成，于是命令八旗兵做好战斗准备，第二天强攻。
历史上对宁远大捷的说法众说纷纭，可见的记载有明朝方面的，有后金方面的，还有来自第三方朝鲜使者方面的。无论是参战方还是旁观者，由于立场不同和材料问题，每一方介绍的情况都各有利弊。明朝方面要大肆宣扬自己的胜利；后金方面则竭力掩盖自己的损失；而第三方的朝鲜使者是路过宁远城，正好赶上了观战，它的立场虽然相对客观，但由于距离战场较远，无法提供战争的确切数据，尤其是后金的情况，很难称得上是知己知彼，所以描述起来也未必准确。
例如在后金参战人数上，按照传统的史料是后金军十三万，努尔哈赤号称二十万。十三万是袁崇焕估算的。而辽东经略高第退缩到山海关，他根据奏报估算是大约五万。号称当然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而高第所根据的前哨奏报，他们只能看到其中一部分进行估算。袁崇焕所估算的结果，也同样是一个充其量的数字，或者是伪装了的数字。也有学者认为，后金军将近十万或八万比较准确，当然，这也只是根据当时后金的人口总数，然后推算出相应的士兵人数。
天启六年（1626）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军试图以人海战术淹没不足两万的明军。由于前一天在城北吃了点小亏，他们选择西南方向为突破口。袁崇焕在与朝鲜使团的翻译韩瑗寒暄的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他面色沉稳，丝毫没有露出惊慌之色，只是登上城楼推开轩窗，向下俯瞰说：敌人过来了。
城头炮声隆隆，西洋火炮震天动地。后金进攻的将士漫山遍野，杀过城壕后奋力登城。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这次对手极其顽强，不像往日一触即溃四散逃命，而是用滚木雷石和弓箭来迎击他们。后金军看强攻无法奏效，便推出了从前强攻清河城的法宝——楯车。楯车形状庞大，行动缓慢，许多还没有推到城下就被城头大炮击得粉碎。剩下的一些楯车推到城下后，隐藏在里面的后金士兵开始奋力挖掘城垣。因为西洋大炮和小型火铳都无法垂直向下射击，而且弓箭和滚木也奈何不了楯车，从这个相对安全的死角处，城墙被掘开数个大缺口，情况变得十分危急。这个时候，从城头的女墙间伸出又大又长的木柜，内藏甲士，投掷枯草、棉花、硝黄和油脂于楯车之上，然后投掷火把焚烧。顷刻间，被点燃的楯车烈焰飞腾，内藏的士兵都被活活烧死。
第二天，后金军想不出新办法，只好如法炮制继续进攻。冬日里的辽西地区天气格外寒冷，太阳西下得又早。后金军只有冒死攻城，寄希望于早日结束战斗。但是在昨天，后金军士兵的尸体没有办法运走，堆积在城下，头颅已经被趁夜色缱绳而下的明军给割走领赏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整天的进攻，也只能徒劳地增加城下的尸首。城头的火炮继续用低沉的吼声，表达着它在战场上的权威地位，上面黄烟一起，后金军士兵便要在炮火下丧生。大营早就后撤到炮火的射程之外，士兵穿过旷野的距离加长，更无法突破火铳和弓矢交织而成的防线。由于楯车大多被击毁，现在想靠近城下都很困难。督战的将领们也只能徒劳地挥动屠刀驱赶士兵，但始终无法靠前。
第三天，连努尔哈赤对宁远城也无计可施。在围城之余，开始转而攻打宁远城的后备基地觉华岛。该岛是明军的屯粮仓库，粮食和饲料有八万多石，由七千多士兵把守，当宁远城危急的时候，可以起到支援作用。觉华岛原本有地利优势，海水是八旗骑兵无法逾越的屏障。但努尔哈赤选择在冬天进攻，天气格外寒冷，明军士兵只好奋力将厚厚的冰层凿开，形成一道激流来阻断后金的进攻。但严寒很快又将海水冻上。无险可守的明军阻挡不住八旗骑兵的冲击，很快垮了下来。复仇的欲望驱使着后金军士兵到处截杀明军，七千将士无路可逃，鲜血染红了冰面，岛上无法运走的粮食和辎重统统付之一炬。袁崇焕在城头能看到觉华岛上腾起的浓烟，但苦于被围和寡不敌众而无法营救。
努尔哈赤围攻宁远不下，损兵折将，虽然在觉华岛上取得了胜利，但最初的战略目的并没有达到。连一个小小的宁远城尚且拿不下来，更不用说易守难攻的山海关了。战线拖得太长，蒙古方面和皮岛上的毛文龙都有可能是后方的隐患，带着这种无可奈何的失败情绪，他率大军从宁远解围东归，二月九日返回新京沈阳。
数月后，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病逝。对于他的死，历史上有过小小的争论。有的史料说他是背上长了毒疮，由于年事已高发作而亡；有的史料讲他在宁远城下中了炮火受伤，回去后反思自己一生作战所向披靡，这次却折戟沉沙而愤恨不已，在累恨成疾兼外伤的情况下病逝。清朝编写的官方史料对皇帝的去世多有避讳，世间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流传，努尔哈赤去世的原因也不例外，因此很 难窥出真情。尽管如此，宁远之战的失败使努尔哈赤心痛不已，他的心头受到猛烈而沉重的撞击。连钦修的《武皇帝实录》也记载：“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宁远之战这个结果，是出于努尔哈赤意料之外的。那么回过头看，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正月的宁远之战，努尔哈赤究竟犯了怎样的军事错误，或者说袁崇焕取胜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明军宁远获胜的功劳，很大一份应该记在孙承宗的名下。广宁之战王化贞败逃，新任兵部尚书王在晋畏缩不前，全赖孙承宗在前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他力主修筑宁远城，守具毕备。《明史·孙承宗传》记载，他在辽东督师近四年中，“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没有这样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就没有了袁崇焕坚守宁远城的胜利。
其次，从战前准备而言，由于高第突然撤军，走得很急，只留下宁远孤城，这就使努尔哈赤产生了轻敌情绪。在他看来，之前的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等都是明朝的巡抚、经略、提督，尚且是后金的手下败将，现在一个小小的宁前道守备困守孤城，怎么会是自己的对手！之前三年，后金军都没有和明军作战，将士的斗志并不坚定，求战欲望也不强烈，战马、器械也多不堪用。由于战前动员不充分，准备不到位，这次进攻宁远之战，对后金来说显得非常仓促。而明军一方，袁崇焕等人并不是准备逃跑的丧家之犬，或者撤退不了被围在宁远，而是要身先士卒，抱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烈心态，坚守在宁远城。经过充分的战前动员，全城将士同仇敌忾、誓死抗敌，因此在战争中人的因素上，明军已经先拔头筹。
再次，在战术安排上，明军抑制住了后金的优势。后金骑兵擅长野战，所到之处风驰电掣，锐不可当。凡是野战，明军必败。因此，后金试图发挥机动性强的特点，沿用之前的老办法，将明军诱出城外野战，一举歼灭。并且后金向宁远城内派遣了大量的间谍，在战斗爆发的时候，可以来个里应外合。但这次后金的办法没能奏效。明军在宁远城上始终婴城而守，坚壁清野，干脆用土将城门堵起来，就是不离开城头。然后将威力巨大的西洋大炮放置城头，无论如何都 要和后金在城垣之上决一死战。后金的铁骑再快，也跃不上冲不开宁远宽厚的城墙，楯车再坚固，也抵挡不住大炮的轰击。
最后，明朝第一次使用西洋大炮，在战场上出奇制胜，它对大量歼灭敌人发挥了巨大作用。之前明朝也有各种火炮，但是由于明军的布阵，没有考虑发挥火炮轰击凶猛的长处，反而在野战中被后金骑兵灵巧躲过。加之明军的炮手和护卫军很容易受到骑兵冲击，在失去安全保障的条件下，火炮的威力根本发挥不出来，很快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这次宁远之战，袁崇焕已经意识到西洋大炮的军事价值，因为它的威力远超过中国的火器。将它置于城头，用高城来保护火炮和炮手的安全，然后再用火炮轰击后金的骑兵、楯车和大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火炮的长处。炮声隆隆，威震数十里，“一炮歼虏数百”，后金军畏缩不前，努尔哈赤无计可施。他原本无意强行攻城，这次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贸然进攻，又遇到猛烈炮火的阻拦。努尔哈赤无法发挥自己的长处，又寻找不到破敌良方，只好用旧式战法来组织进攻，最后免不了吃亏。
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和后金军的失败而结束。这一仗并没有使后金军一蹶不振，只是挫败了他们的战略意图。但对于辽东战局却影响空前，明朝上下大为振奋，打破了后金不败的神话，更增强了抵抗的信心。
果然，一年半后，新称帝的皇太极卷土重来，再度围攻总兵赵率教把守的锦州和袁崇焕把守的宁远。皇太极在诱降和诱使出城决战无果的情况下，只好效仿其父再度攻坚。而袁崇焕依然“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取得了艰苦的胜利。这第二次宁远锦州之战，双方打了一个月。皇太极破釜沉舟，决心一定要拿下这几座孤城。但打仗是讲究战术方法的，上次宁远之战的失败，看来皇太极没有及时总结。这次仍然发挥不出八旗铁骑擅长纵横骑射的长处，只好屯兵城下，以己所短，攻敌所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皇太极撤兵的时候已经觉察到攻坚战太难打，愤恨之余，将明军放弃的一些工事城堡统统毁掉。看来要想获得新的胜利，用老办法是不行了。
两次宁远之战获胜后，明朝一方更是喜形于色。天启皇帝在嘉奖谕旨中表示：“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稍后崇祯皇帝即位，他拨乱反正，先剪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对袁崇焕寄予厚望，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出任督师 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将辽东军事全权委托。不过明朝一方真是高兴得太早了，包括袁崇焕本人在内轻敌情绪在滋长。宁远之战使袁崇焕崭露头角，他觉察出崇祯皇帝的急切心态，轻率地以五年复辽的大话来“聊慰上意”。
不光明朝一方有了轻敌的情绪，在宁远之战后，朝鲜和部分蒙古部落也公开表露出亲明的立场。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部、喀尔喀部，还有朝鲜都坚定地站在明朝一方，公开支持和声援明朝，使明朝抗击后金出现了一派大好的局面。
事实上，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早在萨尔浒之战后就已处于劣势。这两次能抵挡住后金的凶猛进攻已属不易。要想打败后金，收复失地，必须主动出击，具备和后金进行野战、攻坚战的能力，单靠防御战是赢不了对手的。可惜，明朝、朝鲜、蒙古几个部落都没有觉察出来，就一个个先喜形于色了。
这引起后金的极大震怒。从第一次宁远之战到第二次宁远之战期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认为，如果不彻底打消他们对明朝的幻想，将来一定有后顾之忧。因此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就派皇太极进攻与明议和的喀尔喀部囊努克，大获全胜，掠获人畜五万余，算是解决了西蒙古问题。皇太极称帝后四个月，又发动了对朝鲜的进攻，仅半个月就攻陷半个朝鲜，迫使朝鲜国王签订城下之盟，承诺与明朝断交，与后金结交。
那么这段时间，袁崇焕在辽西又干了些什么呢？他除了加强宁远等城的防御外，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和皇太极进行毫无成效的和谈，二是计斩了毛文龙。平辽将军毛文龙统率数万人，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个很大的威慑，起到不可忽视的牵制作用，成为皇太极进攻辽西的最大后患。崇祯皇帝锐意中兴，袁崇焕则急于平辽，为了军令统一，斩杀了与他不和的毛文龙，干了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客观上为后金清除了一个劲敌。
等到后金周边形势稳固，即在毛文龙被斩三个月后，皇太极力排众议、果断出师，避开宁远一线，绕道漠南蒙古，突破明军防御松懈的喜峰口长城诸隘，攻陷遵化城，京师戒严，史称“己巳之变”。这说明皇太极已经走出了宁远之战战败的阴影，决心放弃之前的笨办法，开始尝试新的战术。攻其所必救，将袁崇焕调出宁远，在运动战中发挥八旗骑兵的长处，相机克敌。
果然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看到京城危急，被迫回兵救援。他手下屡立战功的名将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黑云龙等或死或执，他本人也遭崇祯皇帝的疑忌，被磔刑处死。其实，从军事角度来说，袁崇焕的悲惨结局，是他无法解决明军的进攻、防御、运动、牵制等问题，仅仅指望用防御战来获胜，以不变应万变，这是远远不够的。这样，袁崇焕固守孤城和敌人决战的办法基本失效。《明史·袁崇焕传》评价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