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亚圣）
孟子简介
孟子：战国时期鲁国人。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仉氏。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
生卒年：前372年～前289年
性格特点：敢说话，关注民生
历史功过：《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有七篇传世：《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
名家评点：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传记
母教一人 三迁而居
孟子的母亲出身于名门，是一位知书达礼，聪明贤淑的女人。她非常重视对孟子的教育。
孟子出生的时候，由于穷困，一家人住在郊外较为偏僻的地方。离他家不远，有一大片基地一平时经常有人抬棺材来埋葬，一路上吹吹打打、哭哭啼啼，每逢扫墓期间，前来祭奠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显得极为热闹。
孩子总是好奇的，看到什么就想模仿什么。孟子住在这种环境里，经常看到一些送丧行列，以及提了祭品、烧纸磕头的扫墓人，他也经常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玩起埋葬死人的游戏来了。
孟母看到孟子在这种环境里成长，心里感到忧虑。孟氏也是贵族之后，但目前已经败落了。孟母对孟子期望甚高，希望他努力上进，将来有一天能恢复家庭往日的荣耀。可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孩子们所接触的都是葬礼和扫墓的人，这样会对孩子的成长带来不好的影响。
于是，孟母决定搬家。她在城里找到一个住处住下来。那里紧挨着集市，人来人往，店铺云集，非常热闹。
才搬去不久，孟母又感到不妥。集市里的小商贩们整天扯着嗓子高声叫卖，使孩子们觉得新鲜好玩。孟子在集市里耳濡目染，也模仿着商贩们吆喝起来。孟母感到这种环境只能造就斤斤计较的小商贩，决定必须再度搬家。
最后，孟母终于在一所学校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立即带着孟子搬了过去。，学校里进进出出的，全是循规蹈矩的读书人。古代的读书人，非常注重礼节、谈吐，他们的言行，在社会上深受尊敬。
孟家在这里定居下来以后，孟子在学校气氛的熏陶下，开始学习学校里那些学者的行为、礼仪。孟母终于找到了一个教育孩子的良好环境。心里非常高兴。
孟母经常教育孟子做人要诚实。她注意在日常小事上培养孟于诚实的品德，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于言教。
有一天，孟子看到附近有一户人家在杀猪，他跑回家问母亲说：“妈妈，那家人为什么杀猪？”
母亲正在忙着干活，就笑着随口说道：“是给你吃啊。”
孟子听到有肉可吃，小脸上马上绽开了笑容。因为家里。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肉了。
孟母说完就后悔了。心想明明不是为自己孩子杀的猪，我为什么要欺骗他呢？
这不是教孩子说谎吗？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尽管家里非常穷，孟母还是拿出一些钱，到杀猪的人家买了一些肉，带回家里做了给孟子吃。
孟母就这样，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教育孟子养成诚实的品格。
孟子的父亲早逝， 一家的生计以及教导孩子的责任，全落在孟母一个人身上。
她靠织布维生，尽量省吃俭用，把剩余的钱，留作孟子上学之用。
有一天，孟子从学墊放学回家，母亲问他最近学习的情形。孟子很不在意地应道“马马虎虎，跟以往差不多。”
母亲一听，脸色陡变，随即取来一把剪刀，将织机砍断，泪流不止。孟子吓坏了，他低声地问母亲为何要把织机砍断。
孟母含着泪说：“儿啊，你知道，我辛辛苦苦为的是什么？”
“为了我们的生活。”孟子诚惶诚恐地回道。
“还有呢？”
孟子想了一会儿，说道：“为了让孩儿读书。”
孟母乘机教训他说：“你既然知道我们这么苦，仍然让你去读书，你怎么可以不求进取？如果你读书读到一半中途而废，这跟织布织到一半砍断织机有什么两样呢？我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吗？”
孟子看到母亲因自已不能专心读书而伤心，而且砍断了织机，小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趴在母亲的膝上，痛哭流涕。他向妈妈发誓今后要努力学习，再也不贪懒，惹妈妈生气了。
有这样的母亲，才能有日后成为一代大学者的孟子。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断机教子”的故事。
游学鲁国 增长见识孟子年岁稍长，如果继续待在故乡的话，对于自己的学业不能再有所进展，所以他准备外出游学，访求名师，增加见识。
当时的游学风气很盛。例如孔子时代，前来受教的，南及江淮，西至山、陕，全国各地的人都有。
孔子死后不到一百年，由春秋时代转变为战国时代，周朝皇室更为衰微，各国竞相改革图强，纷纷讲求富国强兵之策，于是养士之风大盛。
影响所及，从好的方面来说，言论开放，百家争鸣，专家学者等人才辈出。但是，坏的一面，却造成了许多投机分子，凭口才及溜须拍马以求功名富贵，形成一股不良风气。
孟子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更需要外出遨游，看一看故乡以外的广阔天地。
孟子一直是学习孔门学说的，他怀着年轻人的一股热情，向儒家的发祥地——鲁国国都。那儿有着浓厚的文化传统，他理想中的圣人形像一 孔子，早就深深地铭刻于心了。
到鲁国国都以后，孟子师从孔子的孙子一子 思的门人，专心攻读孔子的学说。
踏上仕途 施展抱负孟子学成后，虽然热切地期待着继承孔子的理想，以求拨乱反治，解救众生，但时局混乱不堪，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在这段期间，孟子把全副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他先后培养出了公孙丑、公都子、万章、陈臻、屋卢子、充虞等杰出弟子。
孟子眼看时局混乱，自己的抱负和理想难以实现，心中非常苦闷。他曾把自已比作伊尹，来抒发心中的抱负。
有一次，万章问孟子说：“传说伊尹曾经以宰割烹调的手艺得以见到了汤，并要求汤任用他，不知有没有这回事。”
孟子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告诉万章说：“伊尹在有莘（古代国名）的乡间耕作时，就喜欢唐尧、虞舜之道，倘若不合尧舜之道，即使把天下的禄位都给地，他也不肯接受的，即使给他几千匹马，他也不会正眼瞧一下的。商汤曾派人备了重礼去聘请他，他却说道：”我要汤的这些礼物有什么用？如果我去做官，那里能够像现在这样住在田野间、这样自由自在地思考尧舜之道吗？“后来，商汤第三次派人去聘请他，他才略微改变了原来的心意，他说：”与其独自住在田野，研究尧舜之道，何不使国君们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呢？何不使人民都成为象尧舜时代那样好的人民呢？我何不亲身去看看尧舜时代的复现呢？
上天生下这些人民，是让先知道事理的人，去觉醒那些后知道事理的人。我就是人民当中的先知，我应该去让普通人民都知道真理，我若不去觉醒他们，还有谁呢？“
伊尹的意思是，他认为天下的人民，不论男女，若有一个不能蒙受尧舜的恩泽，就如同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他把天下的重担自己一人担起来，所以他一到商汤那里，就劝商汤立即讨伐夏桀，以拯救人民。我没听说过自身不正而能匡正别人的，更何况要匡正天下呢？圣人的行为，虽然与众不同，或是远走隐遁，或是亲近国君，或是不愿为官，或是固守本职，但总之要保持自身的正直。
我只听说伊尹是以尧舜的道理，要求商汤实行，却没有听说是以烹调的手艺去求商汤任用他。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孟子那拯救众生的远大抱负。
孟子学成后，很想回到老家邹国，报效祖国。邹国国君穆人，早已听到孟子的名声，于是派人请孟子回国从政。
当时邹鲁之间，曾发生冲突，相互交兵。穆公告诉孟子说：”我方官员战死的有33人，而士兵却没有一个肯为他们而丧命。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长官战死而不肯去救，这该怎么办啊？“
孟子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年老体弱的都免不了一死，被抛弃在田沟山涧里。年轻力壮的都四处逃亡，总数有数千人。可是您的粮仓里却堆满了粮食，国库里的钱财也很充足。而那些地方官却不把民间的疾苦向您禀告。这就是当政者不关心政事，从而害苦了贫民百姓。“
”曾子说过：‘要小心，你做过的恶事，一定会给你带来报应。那些老百姓平时受当官的欺压，无处发泄，现在得到机会报复，您怎能怪他们呢？今后只要王爷您施行仁政，百姓自然拥戴他们的长官，一旦有事，也就会为长官拼命了。“穆公对于孟子的建议，未能完全领悟，表面虽然尊敬他，却并不重用他。于是孟子准备采取孔子当年的办法，到各国去游说诸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周游列国 弘扬学术公元前322年，孟子51岁，他开始了巡游列国的旅程。他第一个对象是位于鲁国北方的齐国。
当他还在邹国的时候，任国的当权者季任曾送礼物给孟子，孟子接受了，却没去拜谢。后来在齐国平陆的时候，齐国的宰相储子也送礼物给孟子，孟子也接受了而不去拜谢。
孟子从邹国到任国时，立即去见季任。到了齐国后，却没有去看储子。
屋卢子（孟子弟子）问孟子：”夫子您一到任国，就会见季任，到了齐国，却不去见储子，是不是宰相不及国君尊贵的缘故？“
孟子说：”不是，《书经》上说：奉献礼物要以礼仪为重，假如礼仪不周，就等于没有奉献，因为他不是以真心来奉献。我不去见储子，就是因为他礼仪不周的缘故。“
屋卢子明白了，季任有守国的重任在肩，当然不能到邹国去见孟子。而储子是齐国的宰相，本可以亲自带了礼物到齐国的平陆去见孟子。
储子曾在齐威王面前推荐孟子，威王将信将疑不想一下子重用孟子，并派人去暗中加以观察。孟子则坚持不主动靠近威王的策略，使威王对他产生由衷的尊敬，于是派人去正式邀请，孟子这才率领众弟子进入齐都。
齐国威王以尊重学者而闻名于天下。在齐国临淄专设了”稷下馆“。就是为了召集天下杰出学者而特建的大住宅。凡是前来投奔的杰出人物，都在那儿受到优厚的礼遇。这些被称为”稷下学士“的人们，都由国家供养，他们可以整日思考、研究、谈论。
公元前322年，孟子率领弟子们到达齐国的临淄，希望在齐国能够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在这期间，苏秦主张”合纵“之说，顺带六国相印。张仪则出任案相，主张”连横“。公元前318年，燕、赵、韩、魏、楚等五国联合攻仄，兵抵函谷关时，秦国开关迎敌，五国联军却畏而不前，终于败逃。而宋国的宋偃宣布称王，建立宋朝。当时的世局，真是混乱如麻。
齐威王听到孟子来到齐都，立即欣然接见，并拜他为卿。齐威王首先问到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称霸事迹。
齐威王对这两位霸主的彪炳功绩，深为景仰，也希望步他的后尘，因此，才提出这个问题来。
孟子对这个问题，表现得很冷漠，他只淡淡地表示，孔子的门徒，并没有讲到桓公、文王两位霸主的事迹，因此，没有流传到后世，所以他也不清楚。
孟子不谈则已，每当论及为政之道，必举尧舜为例。
公孙丑问孟子说：”假如夫子当了齐国的宰相，能够推行大道，虽然可以使齐国称霸于诸侯，甚至于称王天下，也不足为奇。果真有这样的机会，夫子会不会动心呢？“
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时就不动心了。“
孟子对齐威王的称霸野心并不赞成，因此威王虽然对他非常尊敬，却并未授以实权。
有一次，齐王派孟子到滕国去吊丧，同时另外派了盖邑大夫王驭作为副使。王驭这个人是个善于逢迎谄媚的人物，深受齐王的宠爱，他名义上是被派作为副使，实际上却非常专横。
孟子和王驭往返于齐、滕之间，却始终未曾谈及出使的事。公孙丑（孟子弟子）看在眼里，觉得很奇怪。于是找了一个机会问孟子：”齐国的卿位，不能算不高；齐国到滕国的路途，也不能说不远，可是在路上一往一返，夫子却不曾和王驭谈起过出使的事，这是为了什么？“
孟子说：”这件事既然有人办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孟子的意思是王驭名义上是副使，但他仗着齐王的恩宠而独断专行，并没有把孟子放在眼里。孟子对于这种阿谀奉承之辈，深为不齿，当然不愿意与他说话了。
齐国另一个大夫公行子，某次他办理儿子的丧事，一般的卿大夫都奉了国君之命去吊丧，王驭也去了。因为他是国君宠信的人，大家都想巴结他，纷纷走向前去和他寒暄打招呼，也有离开自己的座次特地赶到他旁边和他交谈的，只有孟子视若无睹，不前去打招呼。王驭心里感到很不痛快，他对别人说：”诸位都来和我说话，只有孟子独独不和我说话，这明明是把我王驭不放在眼里啊！“这话传到孟子那里，他说：”依照礼法，这种场合的礼节是和朝廷所行的是一样的，各人有一定的座位，不能擅自离开去和别人说话，也不准越过自己所在的行列去和人作揖。我遵守礼法，王驭却认为我轻慢了他，这不是很奇怪么？“又有一次，孟子一个弟子名叫乐正子跟随出使到鲁国的王驭来到齐国，来见孟子。孟子说：”你还会来见我么？“
乐正子说：”夫子为什么说这话呢？我当然要来啊。'
孟子说：“你来到齐国几天了。”
乐正子说：“昨天到的。因为旅舍还没有安顿好，所以没有立即赶来拜望。”
孟子说：“你听谁说过，一定要把旅舍安顿好了，才能来见长者的？”
乐正子赶快陪罪说：“我知道错了。”
孟子说：“你跟王驭这种人到齐国来，只是为了吃喝罢了。我想不到你学古人的道理，却是用来博取吃喝啊。”
孟子不齿王驭的为人，所以才责备乐正子不应跟随他。
齐国有位大夫名叫柢龙，他辞去灵丘的县官职务，改任狱官。
有一天，孟子对他说：“你辞去灵丘县官之职，改任狱官，似乎很有道理，因为狱官可以经常接近国君，便于向国君进谏。如今你已经出任狱官好几个月了，难道还没有到进言的时机吗？”
经孟子这么一提，柢龙就去见齐王，请他修改刑罚，可是齐王却不予采纳。柢龙因此辞官而去。
齐国人在背后议论孟子说：“孟子替詆龙出的主意倒是不错，至于他对自己有什么打算，我们就不知道了。”
他们的意思是，孟子既不进谏，也不离开，不知他究竟作何打算？公子都把这些流言告诉了老师。
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位职守的人，如果无法尽其职责，就该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进言不被采纳，也该离去，我既没有固定的官位职守，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我的行动或进或退，岂不是有很大自由么？”
话虽这么说，孟子在决心离开齐国以前，遇有机会，仍会尽力进言，决不袖手旁观。
有一次，孟子到边远的平陆县去巡视，对县官孔距心说：“假如你手下的士兵，一天之内有三次走错行列，你是否开除他？”
孔距心说：“不必等到三次。”
孟子说：“既然如此，那你自己失职，就和士兵走错队列一样，已经很多次了。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你管理下的百姓，年老体弱的抛尸露骨在田野里，年轻力壮地则纷纷逃走。”
孔距心辩解说：“我的力量有限，这种事，我也是力不从心啊。”
孟子说：“譬如现在有个人，他接受了主人的牛羊，去替他放牧，那就一定要找到牧场和水草。如果找不到的话，他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牛羊饿死呢？”
孔距心听了这话，痛感自己的失职，非常惭悔。
过了几天，孟子去见齐王说：“国王您派去治理都邑的人，我一共认识五个，但是能够知道自己罪过的，就只有孔距心一人。”
齐威王听了，心里不悦，就敷衍孟子说：“这都是我的过错啊。”
孟子看到威王宠信谀媚之徒，而对自己的政见不予以采纳，渐生去意。于是向齐威王提出辞呈。齐王表面上仍然要挽留一番但孟子去意已定。齐王勉强答应了孟子的辞呈，并派人送去二千两黄金，但盂子婉拒了。
孟子整顿行装，准备率众弟子启程回家。这时，齐王亲自登门来看他。
齐王深表遗憾地说：“以前我想见夫子，却不能如愿，现在能够经常在夫子身旁领教，和夫子在同朝研商国事，感到无比的高兴。如今夫子却又要抛弃寡人而去，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机会再见？”
孟子说：“我心里一直盼望将来能够与您再见，只不过不敢提出请求罢了。”
一天后，齐王对大王时子说：“我想在国内选择一处适中的地点，替孟子盖一所房子，每年给他1万钟的俸禄，以便供养他的弟子，使得各位大夫和全国的百姓有一种敬慕的模范，你何不替我去向孟子谈谈。”时子把这番话透过陈臻（孟子的弟子）去告诉孟子。
孟子说：“时子怎么不知道我是留不住的啊！假如我想发财的话，辞掉10万钟的客卿地位，却去接受1万钟的教书职业，这算是发财么？从前鲁国大夫季孙氏曾经说过：’子叔疑这个人真是奇怪，自已想做官，国君不肯用他，那也就罢了，却又四处设法，要使弟子们去做官。‘谁不想富贵？但如果象子叔疑那样一味追求，将会遭到世人唾弃。”
就这样，孟子离开了齐国。，
孟子原来准备打算回乡，听说宋王偃有心实行仁政，孟子很想趁此机会去看看。于是，浩浩荡荡地来到宋国，宋国君臣及全体人民，都极为兴奋，列国间也都知道宋国将实行仁政了。
孟子的弟子万章曾忧心忡忡地对孟子说：“宋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如果想实行仁政，必定会遭到齐、楚等大国的嫉妒，如果他们要出来征伐，将如何应付呢？”
孟子答道：“从前商汤在亳邑，与葛国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祖先，汤便派人去问他，为何不实行祭祠？葛伯说，没有牲畜可供祭祀。汤就派人去送牛羊，葛伯把牛羊宰杀吃掉，仍不举行祭祀。汤又派人去问，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又推说没有粮食可供祭祀。汤又叫亳邑的壮年人去替他们耕种，老弱的送饭菜给耕种的人吃。葛伯却率领手下人在路上拦截送饭菜的人，把酒和饭菜抢夺下来，抵抗的就杀掉。汤知道这件事后，就起兵去讨伐。大家都说，汤这次讨伐的动机，并不是想把天下的财富占为己有，而是要为天下的平民报仇。从葛国开始，汤前后一共出兵征伐11次，所向无敌。当他向东征伐时，西边的夷人就抱怨；向南征伐时，北边的狄人也埋怨，都说，为什么忘了我们呢？人民仰望他，就像旱天盼望雨水一样。商汤军队所到之处，商场照样交易，农村照样耕作。杀了有罪的国君，安慰受苦的百姓，好像是及时雨，百姓们欢呼雀跃。
如此看来，宋国不施行仁政便罢，如真能施行仁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会抬起头来仰望他，要奉他做君王。齐、楚两国虽然强大，又有什么可怕？”
这便是孟子“仁者无敌”的政治理想。
戴不胜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孟子对他说：“你想使你们的国王成为一位贤君么？我明白地告诉你：比方说，有一位楚国的大夫，想使他的儿子学说齐国话，那么，请齐国人来教他呢？还是请楚国人来教他？”
戴不胜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请齐国人来教啊。”
孟子微笑着说：“一个齐国人在教他说齐国话，而许多的楚国人却用楚国话来喧扰他，即使天天鞭打他，要他把齐国话学好，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让他在齐国繁华的首都住上几年，即使天天鞭打他，让他仍旧说楚国话，也是不可能的。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所以举荐他随侍在宋王左右，以便时时劝谏宋王施行善政。试想，在宋王的左右，无论是年纪大的小的，官位低的高的，都能像薛居州一样正直，有才干，那么谁会鼓动宋王做坏事呢？反之，如果宋王左右的人，都不是像薛居州那样正直、有才干，那么谁会鼓动宋王去行善政呢？单靠薛居州一人是没用的。”
孟子来到宋国，当然也要一尽心意，期望能协助宋王实行正道政治。某次，他和宋国的大臣们谈论到税收的问题。盂子的意思是，原则上应该减税，田赋是按十取一，并须免除关卡及商品的捐税，唯有如此，天下的商贾才会闻风而至，不需多久，宋国便能富强。
宋国大夫戴盈之对于孟子的这套办法，不便当面反对，但却认为难以实行，他藉词推托说道。“夫子建议我们征收田赋时，采取古代井田制，征收十分之一租税，并免除关卡及商品的捐税，现在可能还做不到。只好请宋王把旧税减轻一些，等到明年才完全废止。”
孟子说：“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家的鸡，有人警告他，这不是君子的行为。偷鸡的人说，好吧，那就每个月偷一只，到明年就不干了。试想，这话说得通吗？如果知道一件事不合理，那就赶快罢手，何必一定要等到明年呢？”
孟子又进一步说：“古时的赋税，分为春天征收的布税，秋季征收的谷税以及冬季的劳役。有道的国君，每季只征用一种。假如一季中同时征用两种赋税，人民中就会有饿死的。假如三种一齐征，人民就要父子离散了。
孟子在宋国的这段时间，曾经会晤了滕文公。当时滕文公还是滕国的太子，有一次要到楚国去。听说孟子在宋国，特地经过那里，目的是去见孟子。
孟子见他虚心地前来请教，也就诚恳地把人性本善的道理向他讲解，并列举出尧舜的言行来予以证实。
过了几天，太子从楚国回来，又来到宋国来看孟子。
孟子说：”太子怀疑我的话吗？做人的道理，在于人性本善。从前齐国的勇士成闲向齐景公说：’他是个男子汉，我也是个男子汉，我为什么要怕他？‘颜渊也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有志去做，也可以像他一样。‘现在的滕国虽小，但截长补短，差不多也有五十万里的土地，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完善的国家。希望太子了解人性本善，人人可以按尧舜之道做人，不要自暴自弃，认为尧舜的道理高不可攀，不肯下决心用它来振兴滕国。“孟子看出宋国的权臣们缺乏推行仁政的热忱。凡事只想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纵然宋王有心实行仁政，但没有多少人响应，看来很难有所作为。
于是，公元前321年，孟子启程回乡，这时孟子已52岁。
孟子在宋国的期间，膝文公以滕国太子的身份去拜访过孟子，领受不少教益。
后来，膝文公父亲定公逝世，文公特地派他的老师然友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有关办理丧礼的细节并邀请孟子到滕国去。
然友奉命来到邹国，见到了孟子。孟子说：”太子派你来问丧礼的事，也是一件好事啊。办理父母的丧礼，本是做子女的应尽的义务。“孟子说：”父母在世时，服侍父母要依礼节；父母去世时，安葬要依礼节、祭祀也要依礼节，这样就可算是一个孝子了。至于诸侯的丧礼，我却没有学过。虽然如此， 我曾听人说，父母死后，子女行三年的丧礼，穿的是粗布孝服，吃的是稀粥，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
然友回国去向太子复命，于是滕文公决定行三年的丧礼。可是宗族长辈以及朝中百官都不赞成。他们一致表示说：”我们的宗主国鲁国的先王们都没有这么做，膝国的先王也都没这么做，到了您的身上，却要违反前代的规矩，这是不行的。
古书说，丧礼的礼节，应依照前代祖宗立下的规矩。怎么可以任意变更呢？“太子再告诉然友说：”我平日没有研读学问，只喜欢骑马舞剑，现在宗族长辈和朝中百官都对我不满，恐怕无法把葬礼的事办好，请您再去替我问问孟子。“然友奉命，再度来到邹国。
孟子告诉他说：”是啊，我就料到他们不会同意的，这种事原本不能找别人做主的啊。孔子曾说过，国君死了，一切政事听任宰相去处理，继任的新王只是竭尽哀思，每次只喝一点稀粥，脸色黛黑，站在灵位前哭泣，朝中百官和所有的办事人员，就没有不敢不哀痛，这是因为新王的诚心和孝心感动了他们的缘故。本来，在上面的人，如果做出一件善事，那么在下的人就会做得加倍的好。在上的君子，好比是风，在下的小人好比是草，草被一阵风吹过，就会随着起伏。由此可见，关于丧礼这件事，全在于太子自己了。“
然友回复太子，太子恍然大悟，”不错，这事确实是在于我自己。“太子作了决定后，便在中门外的偏屋里守丧五个月，在这期间没有颁布过任何命令。朝中百官以及宗族长辈们，都夸赞太子知礼，到了安葬的日子，四方的人都来观礼，看到太子神色的悲戚、哭泣的哀痛，使那些前来吊唁的人赞叹不已。
孟子听到这件事以后，十分高兴。心想，滕国虽小，但这位新君看来颇有作为。
于是又兴起游历的念头，准备前往滕国了。
快近滕国国境时，就听说滕国国君一心想施行仁政，所以楚国农学家许行、宋国的陈良之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都纷纷前来。可见滕文公已经颇有贤名了。
孟子一行人到达滕国后，立即被安排在宾馆安顿下来。第二天就被邀人宫，滕文公对孟子极为尊敬，首先请问滕国如何在齐、楚两强之间的夹缝中立足。
孟子说：”这些大国之中，谁更靠得住，到底应该依靠谁，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但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把护城河挖深，城墙筑高一点，然后施行仁政，和人民齐心防守，使人民都愿拼死保卫，决不弃城而逃。这倒是可以做得到的。“当时，齐国的孟尝君在他自己的封邑一薛，正准备修筑城池，对滕国是一大威胁。滕文公为此忧惧不已，他请教孟子说：”齐国人将要在靠近我国边境的薛地筑城，使我国深受威胁，我心里十分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孟子说：”以前周太王住在分地，狄人侵犯他，太王就离开那儿，逃到歧山脚下去居住。并非是太王选中这块地方，实在是不得已啊。君王只要仿效太王施行仁政，后代的子孙，一定可以称王于天下的。有道德的君子创造基业，就是要后代的子孙能继续不断下去。至于能否成功，那就要靠天命了。现在，君王对齐国又能怎样呢？只有努力施行仁政，使后人继续努力罢了。“滕文公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有一次，他又提起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个小国，虽然尽力侍奉大国，仍免不了被侵犯，该如何应付？“孟子说：”从前周文王立国于邪地，狄人来侵犯，太王就拿皮货和钱财去奉献，却还免不了遭受侵犯。太王召集邪地的父老们，告诉他们说：狄人所要的，分明是我们的土地。我曾听说过，君子不因争夺土地而为害人民，你们大家不必忧郁没有好的君主，我准备离开这里了。“于是，太王就离开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造一个城邑，居住了下来。当时邠地的百姓都认为太王是一个仁君，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跟着太王走，没有一个人离开。”
孟子认为滕国若想依仗外力而自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任何列强都有扩增领土、吞并弱小国家的野心。为今之计，惟一的途径，先求内部的团结，换句话说，要先得人心。如何深得人心呢？唯有施行仁政，这才是根本之道。
果真能施行仁政，即使自己这一代，不能目睹成功，但继承者定会享受到成果，历史正以小小的领土，终能称王于天下的例子，不是没有，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就是最好的明证。一国的君王，不怕外来势力，只要自问是否勤政爱民。如果能尽职尽责，广行仁政，成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孟子又进一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譬如周围只有三里宽阔的城墙，七里宽的外城，围攻它，却不能攻下，这就是天时不如地利的缘故。”
“但也有这种情况，城墙不能说不高、护城河也不能说不深，兵器盔甲不能说不坚固锋利，粮食也不能说不充足，结果却弃城而逃；这说明地势险要，但失去人心还是会失败，即地利不如人和。”
“所以，统治人民，不能靠封锁边界；巩固国防，不能靠高山深涧的险要；征服天下，不是靠兵器的锋利。”
“凡是靠推行正道治理国家的，就必定有人帮助；失去正道的，就很少有人帮助；得道的君王最终能够收服天下臣民，而失道的君王则会众叛亲离。这样得正道的国家必定能在战争中战无不胜。”此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有一次，滕文公询问治国之道。
孟子说：“农民的耕作绝对不能耽误。《诗经》上说，白天去割茅草，晚上赶快把绳索搓好。趁农事空闲的时候，赶紧把屋子修好，因为一到春天就要开始播种了。因为普通老百姓，必须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才有积极性。如果没有财产，人民就失去积极性，从而施荡妄为。等到他们犯了罪，才用刑罚来惩罚他们，这岂不等于是预设了机关来算计人民吗？所以，自古以来的贤君，都是恭敬节俭，以礼法对待下面的臣民。向人民征税，也有一定的限制。从前阳虎曾说，假如要发财，就不能行仁道；要行仁道，就不能发财了。”
“夏朝的制度，每个成年人给他50亩田，只收他五亩的田租，这种税法叫做贡。殷朝的制度，每个成年人给他70亩田，其中7亩是公田，要他帮助公家耕种，这种税法叫做助。到了周朝，每个成年人给他100亩田，征收10亩田的产物作为赋税，这被称为彻。其实这些都是1／10的税率。古时候的贤人龙子说：’征收田税的办法，没有比助更好的了，没有比贡更坏的了。‘”
“一国的国君，号称人民的父母，却使人民终年辛劳，仍不足以奉养父母，还得借债去，上税，年老的和年幼的饥寒而死，露尸荒野，这样怎能算是人民的父母呢？
减少税收，使人民有了自己的财产。还要再设立教育机关来教化他们。要设：
立各种各样的学校，来教导人民，使他们知书达礼，并学会武艺。假如滕国的官员们都明白做人的道理，那么普通百姓们自然能够团结一致。
诗经上说，周虽然是古老的国家，但却充满了新气象。这是赞美文王的诗句，希望君王也能励精图治，努力去做，必能使贵国气象一新。”
滕文公接着又派毕战去向孟子请教有关井田制的问题。
孟子对他说：“你们的国君想施行仁政，在众臣里而特地选出你，你一定要好好努力。讲到施行仁政，必须先从画正田亩的界限开始，如果田界不正确，井田就不平均，征收的米谷也就不能公平。所以暴虐的国君和贪污的官吏，一定要使田界混乱，才好从中渔利。如果田界已经划分正确，然后分配田亩，制定俸禄，就可毫不费事地办妥了……滕国土地虽小，可是也有享受俸禄的官吏和在乡村中耕种纳税的农民。没有官吏，就没有人管理百姓；没有耕种的农民，也就没有人供养官吏。现在可以把乡村的土地，按照井田制，在九区里划出一区公田。在城市中则采取另一种税法，使人民自行纳税。官吏自卿以下一直到大夫、士人，一定要有专供祭祀用的田地，每人分给50亩。一个家庭里，如果还有未成家的成年子弟，叫做余夫。每一余夫给他25亩。这样，无论是死者安葬或有人迁居，都要受固定的产业所限，不会越出本乡的范围。人民在同一个井字形的乡村里生活，出去耕作和回家休息，都是很多人在一起。保卫城池和防御盗贼，都互相帮助，有了疾病，也都互相照顾，那么，人民自然亲如一家了。说到井田制，就是将方圆一里的地方划成一个井字形，把它分成9区，叫做一井。每井占地九百亩，中央部分是国家的公田，其余分给八家，各有私田100亩。公田部分由八家共同耕种，必须把公田里的活干完，才可以照料自己的私田。这种先公后私的规定，是下等社会的人对统治阶级应尽的义务。也就是说，各尽本职，各享权利。这便是井田制的大概情形，至于实行时如需增减，酌情变通，那就全在国君和你自己了。”
滕文公确实是位贤君，他有心施行仁政，属下的臣民也都能尽职尽责，全力辅佐君王。无奈国土狭小，又介于列强之间，左右为难，不胜其苦。在这种情势之下，毕竟难有大的作为。孟子认为，若想实现其政治理想，以拯救人民，仍应由大国着手，较容易收到成效。于是，孟子决定离开滕国。
魏国是“晋国三分”后的一个国家，开国之主是魏文侯，他以重视学者而闻名于列国。传到他的孙子惠王，更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野心家，在中原诸国中首先称王的就是他。
魏惠王，因为受不了西方秦国的威胁而迁都于大梁（河南开封），所以又称“梁”。
由于军事上的连遭失败，曾先后败于齐、秦，这位野心勃勃的惠王，希望发奋图强、重振雄风。于是，向外发生求贤的呼吁。
孟子听到了消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毅然决然地率顿弟子们，启程前往大梁。
这一年是公元前320年，孟子已经53岁。
孟子这一行人走到一个名叫石丘的地方，遇到宋国人名叫宋钎的，他是一位反战者，孟子很尊敬这位前辈，于是很恭敬地问他说：“不知道先生将往哪里去？”
宋研说：“听说秦、楚两国准备出兵交战，我准备到楚国会普见楚王，劝他罢兵。如果楚王不高兴听，我就再去见秦王，劝他罢兵。我想，这两个国王中间，总有一个肯听我的劝告的。”
孟子说：“我不想请问详细的情形，只希望听一个大概的情形，您究竟将怎样去劝说呢？”
宋铄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所带来的恶果。”
孟子说：“先生的志愿诚然伟大，可是，先生所呼吁的理由却行不通。先生是准备用’利‘这个字去劝说秦、楚两国的国君，如果他们都贪于利而停止出动三军，三军将士也就贪于利而乐于罢兵了。于是，做臣子的，怀着’利‘的念头去侍奉他的君王；做儿子的，以”利’为标准去侍奉他的父亲；做弟弟的，怀着‘利’的念头去侍奉他的哥哥。这么一来，使得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到了最后，完全抛弃了仁义，大家都怀着利心互相交往。到了这个地步，要想不亡国，那是不可能的了……如果先生拿仁义去劝说秦、楚两国的国君，秦楚两国的国王都喜爱仁义而停止出动三军，三军将士也就为了仁义而乐于停战罢兵，做臣子的，怀着仁义的思想去侍奉他的君王；做儿子的，怀着仁义的思想去侍奉他的父亲；做弟弟的怀着仁义的思想去侍奉他的哥哥。这么一来，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统统抛弃‘利’的私念而怀着仁义之心，那样的话，何愁不能统治天下呢？又何必一定要说一 个‘ 利’字呢？“当孟子一行抵达大梁时，梁惠王兴奋异常，待之以上宾之礼，他俩初次见面时，梁惠王劈头就问道：”您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可有什么妙计有利于我国吧。“
孟子回答说：”君王何必说到这个‘利’字呢？除了利，还有仁、义二字呢。假如一国的国君说，怎么可以使我国有利；大夫们说，怎样可以使我家有利；一般的读书人和老百姓也都说，怎么可以使我身有利，像这样上上下下都交相夺利，那么，这个国家便危险万分了。凡是拥有兵车万辆的国家，弑天子的，必定是天子属下有采邑、分掌兵车千辆的公卿。拥有兵车千辆的诸侯小国，弑杀君王的，必定是享有采邑、分掌兵车百辆的大夫。从万辆兵车里取得千辆，从千辆兵车里取得百辆，不能算少了。假如臣民不讲仁义，只以私利为前提，当然不篡夺君位便不能满足。可是，从来没听说过讲仁爱的人却抛弃了自己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讲义理的人反把君王抛于脑后的。还是请君王谈谈仁义吧，何必谈利呢？“
孟子这一番话，听在惠王的耳朵里，当然不是滋味。
其实，当时的社会，盛行实利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这也是时势所造成的。
因为战国时代诸侯间彼此攻伐，无有宁日，不论大国小国，无不力求富国强兵之策，在内政上，在外交上，都争于希望迅速有效地见到实际成果。换言之，就是急需得到”实利“。
无怪乎宋铄要以‘利’去劝说秦、楚两国罢兵言和，而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以利相询。
可是，孟子认为宋钎只求达到罢兵的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么一来，它所带来的危害，较当前利益更大。
至于梁惠王的求利思想，使世局更为混乱，因此，他才直言指摘说，一国上下如果都追求私利，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
孟子认为若想在纷乱的世局中，建立起一个新秩序，就得从根本上着手，也就是说，要把仁义思想深植于人心，使人们从内心里发出主动的自觉，才能使社会安定、和谐。
孟子是一位执着的学者，他对于自已的这一政治理想，从不改变或安协。
一心发奋图强的梁惠王，第一次和孟子见面时，就受了他一顿教训。当时虽然满心不悦，事后想想，孟子是一代贤人，又是一位学者，他的那一套，纵然不合时宜，显得迂腐，但从道理上讲，仍是无可辩驳的。因此，对他仍然极为礼遇，经常请他进宫，谈论一些为政之道。
有一次，孟子去见梁惠王的时候，惠王正好站在园圃的池塘边，欣赏着他们豢养的一些鸿雁糜鹿。
他问孟子说：”讲仁义的国君，也喜欢玩赏这些鸟兽么？“孟子回答说：”正因为是贤君，才能享受这些乐趣，至于那些不贤的国君，纵使有了这些东西，也不能尽情享受而感到快乐的。《诗经》上称赞文王说：‘文王开始准备建造灵台，正在计划着如何布置，如何营建时，百姓们知道了以后，就一起来动手建造，没有几天很快地就完成了。文王的本意，本不想急着完工，可是，众多的百姓们，却好像儿子为父亲做事一样，大家赶来帮忙，所以一下子就建造完成了。文正在灵台游玩，看到那母鹿安静地伏着不动，全都是肥满油亮；白色的鸟儿，羽毛都是洁白干净。文王又走到灵沼旁，看到满池子鱼儿，在活泼地跳跃着。
文王使用人民的劳力修筑高台和深地，人民反而欢喜快乐。这就是因为古时的贤君能够与民同乐，所以他自已也能充分地享受快乐。
《书经》上记载人民怨恨夏桀的情形：’他们暗地指着桀说，这个天天在我们头顶上像烈日似的暴君，什么时候才会灭亡呢？我们愿意和你一同灭亡。‘人民怨恨到这种地步，即使有台池鸟兽，他能独自享乐吗？“梁惠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不由得频频点头赞许。
接着，他俩相偕回到宫内，梁惠王感慨地说道：”我对于国政，可以说是把全副心力都用上去了。譬如说，如果河内的地方发生饥荒，我就把河南少壮的劳力迁到河东去，再把河东的粮食运送到河内去，以赈济留在那儿的老弱妇孺。如果河东发生了饥荒，也是同样的办法。可是，观察邻国的行政，从没有像寡人这样用心爱民的。偏偏邻国的人并不见得减少，而我国人民也未见有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回道，”君王您是喜欢谈论战争的，就以战争来做比喻吧。当敲响战鼓，挥军前进时，兵器一经接触，就弃了盔甲拖着兵器败下阵来，有的逃跑了100步后，就站立下，来，有的只逃了50步停住，那些只逃了50步的人，居然讥笑那些逃了100步的人胆子太小，您说说看，可以不可以？“
梁惠王说：当然不可以，逃100步跟逃50步。同样是逃阿。
孟子说：君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那就不必希望人民的数目多于邻国了，反正都是一样啊。只要不耽误农家耕作的时令， 五谷就吃不完；不把细密的鱼网放到低洼的池子里，鱼虾也就吃不完；在适当的时令，到山林里去砍伐，木材就用不完。
五谷和鱼虾都吃不完，木材也取之不尽，这就能使人民在养生送死方面都没有缺憾，能做到这样，便是推行王道的开始了。
再进一步，使每户农家在所受王亩的住宅墙边，种。上一些桑树，以便养蚕，那么50岁的人，就可以穿绸缎衣服了。此外，饲养一些鸡、狗及猪，那么，70岁的老人，日常就可以吃到肉了。
每家配给100亩田，不要因其他的差役而耽误农时，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
然后，重视大举兴办学校，教育人民孝顺父母，恭敬兄长的道理，那么白头的老者就不用亲自干活了。
老人可以穿绸吃肉，年轻人不愁挨饿受冻，像这样还不能称王于天下，那是不可能的……
看看如今的国君，五谷丰登粮食过剩却不知道节省，就连猪、狗也喂以人吃的粮食，从不设法收购余粮，以防饥荒。万一遇上了荒年，就不能打开仓库，拿存粮来救济饥民了。
人民被饿死，却推卸责任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是荒年啊。“这和拿刀杀人，却说不是我所杀而是刀子杀死的，有什么两样呢？
只要君王自己负起责任，不把它推卸到天灾上去，那么，天下人都会来归服了。”
梁惠王谦恭地说：“寡人愿意安心承受教诲。”
孟子又反问说：“用木棍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不同呢？”。
“没有。”
“用刀杀人和用暴政杀人。有什么不同吗？”
“也没有。”
孟子接着说：“如今的国君，厨下有肥肉，马房里有肥马，而人民的脸上却显出饥饿的样子，田野里有饿死的尸体，像这样豢养禽兽，却饿死了人民，这简直和率领禽兽去吃人是一样啊。这怎么能算是人民父母呢？”
孟子并非是为了求取个人的高官厚禄，而是想劝说居高位的人，除去暴政，重视人民的福利，因而为民请命。而梁惠王不知反省，却还为自已辩护说，他为国家已经尽心尽力。孟子不客气地指出，他所施行的小恩小惠，和别的国君比起来，只不过是50步与100步而已。
孟子进一步告诉惠王，要怎样爱护百姓，怎样不失农时，怎样教育人民，才能使天下归服，实行王道统治。
孟子提出这种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理想，希望能说服满脑子功利思想的梁惠王，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过，他仍不气馁，仍要尽力而为。
又有一次，梁惠王请孟子人宫，问他报仇雪耻之道。他说：“晋国的强大，普天之下是无可匹敌的（晋国后来分为魏、赵、韩三国）。这是您所知道的。可是到了我的手上，在东方被齐国打败，我的长子就是在那次战役平被俘而死。在西方又割让了700里的土地给秦国。在南方则饱受楚国的侮辱，这些事，使寡人感到无比的羞耻，真想振作一下，以便替那些战死者报仇雪恨，可是，要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
孟子回答说：“即使只有100里土地的小国，也可以称王于天下，何况梁还是个大国呢。君王如果能够施行仁政，减轻刑罚，薄收赋税，教人民辛勤耕作，努力生产，使年轻人在闲时学习忠孝之道。如果能做到这点，那么即使他们拿着木棍一类的武器，也可以痛击秦、楚两国装备精良的军队。
至于那些敌国的国君，夺去了人民耕作的时间，使他们不能耕田锄草，没有收获拿来供养父母，以致他们的父母挨饿受冻，兄弟妻子离散到四方各自谋生。敌国的国君把人民推进苦海，人民自然心生仇恨。
君王如果在这个时候去讨伐，还有哪一个可以与君王为敌呢？古人说，仁君无敌于天下，这话讲得很对，请君王不必怀疑。”
试想，野心勃勃，充满功利思想的梁惠王，对孟子的这番说教，怎能听得进去？
在他看来，孟子的主张是“迂腐而脱离实际” ，这种理想主义，根本不切合当时的需要。
孟子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梁国是不能被采用了。他曾向弟子们感慨地说：
“对不讲仁义的人，怎能和他说仁义的道理呢？私欲遮蔽了他的心，颠倒而错乱，明明是危险，他却当做安全。明明灾祸将临，他却看成有利。只喜欢做那些荒淫暴虐的亡国行为。如果对于不讲仁德的人还可以和他讲仁道的活，他又怎会弄到国亡家败的地步呢？”
孟子接着又说：“夏桀和商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要想得到民心，就要给予人民所需求的，而废弃人民所厌恶的。
人民归服仁君，就如同水往低处流，野兽向往旷野一样。如果现在有一个喜爱施行仁政的国君出现，那么各国的暴君，就将替他驱赶自己的人民去归服。即使他不想称王，也一定会称王于天下。
所以说，现在那些想称王于天下的人，如果不立志施行仁政，那么，他的一生徒然生活在忧愁和耻辱之中，最后必将自陷身死国亡的绝境。”
孟子在梁国的第二年，惠王因病去世，他的儿子赫继位，称为襄王。
这时候，孟子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梁襄王的身上。他认为，这么一位年轻君王，也许较有朝气和干劲。同此，梁襄王即位不久，孟子即去求见。
襄王开始就问道：“怎样才能安定天下？”
孟子回答说：“天下归于统一，就会安定。”
“谁能统一天下？”
“不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
' 谁将归服不好杀人的国君呢？'
“天下没有不归服他的。君王可知道那禾苗么？若是七、八月间久不下雨，禾苗就会枯萎，假如出现一片乌云，随即带来一阵滂沱大雨，那即将枯萎的禾苗就立刻蓬勃地复苏了。国君如果能像及时雨那样解救民困，谁还能阻止人民来归附呢？
如今天下的国君，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假如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的人民，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要是真能这样，人民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无人能阻止。”
孟子对襄王说了这番道理，但内心里对襄王很失望，他事后对别人说：“梁襄王这个人，远看毫无风度，不像是个国君；近看觉得他丝毫没有威严，不足以使人敬畏。”
孟子不能见用于梁惠王，而继任的襄王，在孟子的眼里，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于是孟子打算离开大梁，再到齐国去。
孟子和弟子们乘坐数十辆豪华的马车在路上奔驰，这和孔子当年的情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弟子彭更唯恐太过招摇而遭非议，他小心翼翼地询问说：“后面跟随的车子有好几十辆，随从的人有好几百人，到处接受诸侯们的饮食供应，是不是有点过分？”
孟子断然告诉他说：“如果不合道理，即使一小竹篮的饭也不能接受，如果合理的话，哪怕是舜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算过分。照你的意思，舜接受尧的天下，是过分么？”
彭更恭敬地回答说：“当然不算过分。我是说，士人一点事不做，白白受人供养，是不应该的。”
孟子说：“你如果不和别人交换产品，分工合作，把自己多余的去补别人的不。
足，那么，种田的农夫就有剩余的米谷，织布的女子就有多余的布匹。你若是和别人交换，虽然是木匠或车工，也都可以把自已的劳动成果换成生活必需品。假如有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父母，出外能尊敬亲友长辈，遵守古代圣王的道理，并传授给后起的学者，他却不能获得一切生活所需。 照这样看来，岂不是忽视了那仁者，而单单看重木匠或者车工么？”
彭更仍不能完全领会，他继续问道：“那木匠、车工，他们的目的，本来只是为了要吃饭。君子修仁行义，难道也是为了找饭吃么？”
孟子纠正说：“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目的两个字呢？只要他有功于你，可以供应他生活就供应他便是了，我且问你，你供给别人饮食，是由于他的目的呢？还是因为他的功劳？”
彭更说：“是基于对方的目的。”
孟子说：“譬如有个人，他毁坏了你屋上的瓦片，割破你车篷的顶盖，他的目的是要找饭吃，你也会给他饭吃么？”
彭更说：“不给。”
孟子说：“这不就很明显么？你不是因为别人的目的而给他饭吃，而是要看他的功劳才给他饭吃啊。”
公元前318年，是齐宣王宣布继位的第二年，孟子经过范邑到齐国都城的途中，远远看到齐王的儿子，不禁慨叹着说：“地位和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度，享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体态，地位和环境的影响力真大啊！他不也是人家的儿子么？
王子所住的房子，乘坐的马车使他有如此的改变啊。何况那处于天下最高地位的人呢？从前鲁君到宋国去，怒呵着命人去叫守城的人开城，守门人说：’这不是我们的国君，可为什么他的声音很像我们的国君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地位相似的缘故啊。”
齐宣王听到孟子再度来到临淄，赶快派人殷情接待。第二天，就亲自接见，并和威王时代一样，任命孟子为客卿。
齐宣王和威王一样首先提出他先祖的事情，他说：“齐桓公、晋文公这两位霸主的事业，可以讲给我听听么？”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并没有讲过齐桓、晋文那种偏狭的霸业，因此没有流传下来，我也没有听过。假使君王一定要我说的话，就谈谈以仁政治天下的道理吧。
齐宣王说：“要怎样的德行，才能实行王道政治而称王于天下呢？”
孟子回答：“施行保护人民的仁政而统一天下，就没有人能阻挠了。”
宣王说：“像寡人这样，能保护人民么？”
孟子说：“可以。”
宣王追问说：“您怎么知道我可以保护人民呢？”
孟子说：“我曾听到君王的臣子胡齿说。”有一天，君王坐在堂上，有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君王看见了，就问把牛牵到哪儿去？那人报告说，是牵去杀了取血，用来涂抹新铸的钟。君王就告诉他说，放了它吧，我不忍看到它恐惧发抖的样子，就好像把没有罪的人拉去处死一样。牵牛的请示说，是否要废止取血涂钟的仪式？君王说，这怎么可以废止，就用羊来替代吧。’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宣王说：”确实有这回事。“。
孟子说：”具有这样的仁心，如果扩展开来，就可以实行王道政治了。可是，却有一些没知识的百姓，还以为君王小气，是吝啬一头牛呢！我早就知道君王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这头牛去死啊。“
宣王说：”是啊，真有这种无知的百姓。齐国的疆土虽然狭小，我又何至于吝啬一头牛呢？实在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它那种恐惧颤抖的样子，所以才叫他们用羊去替换啊。“
孟子说：”君王对于老百姓认为君王吝啬这件事，倒也不必责怪他们，他们只看到用一头小羊去换一头大牛，怎能了解君王的用心呢？君王如果真的不忍心，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宣王笑着说：”真不知道他们存的是什么心？我并不是吝啬价值高的牛而换上价值低的羊啊。从表面上看，也难怪他们会以为我吝啬呢。“孟子说：”这没有关系，这正是仁术啊。因为君王只看到那头牛恐惧发抖的样子，却没有看到羊啊。有道德的君子对于禽兽，看到他们活得好好的，就不忍看到他们的死。听到他们被宰割前的哀鸣，就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没法远离厨房的。‘
宣王听孟子这么一解释，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他说：“《诗经》上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猜出来。这就像说的是夫子啊。我做了这件事，如今回想起来，竟想不出当时的心理状态。现在经过夫子的说明，正合我意，使我颇为感动。不过，这种心意就能合于王道吗？”
孟子说：“假如有人跑来告诉君王说，他的力气可以举起3000斤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他的眼力可以看清楚秋天鸟类换毛后的细毛末端，却看不见装满一车的柴薪。请问，君王肯相信他的话吗？”
宣王说：“当然不能相信。”
孟子于是进一步说：“ 君王的恩惠能够及于禽兽，却不能将功德施于百姓身上，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像刚才的比喻，拿不起一根羽毛，是因为他不肯用力去拿；看不到一车柴薪，是因为他不肯用心去看。百姓没有受到保护，是因为君王没有施用恩惠。所以，君王没有实行王道政治，不是力量不及，而是不肯做而已。”
宣王似乎有点装傻，他反问孟子说：“不肯做和不能做，怎么能区分开来呢？”
孟子说：“假如让一个人挟了泰山而跃过北海，他说，力量不够，这的确是做不到。又譬如叫人去替长辈折一根小树枝，他说做不到，这是他不肯做，而不是真的做不到。
所以，君王的不实行王道政治，不是一手挟了泰山而跃过北海的那种，君王之所以不实行王道政治，乃是属于不肯攀折树枝的那一类。
实行王道政治并不难，可以先从我做起，推已及人。先敬重自己的父母、长辈，由此推广开去，同样敬重别人的父母、长辈；先爱护自己的子弟，再推而广之，同样爱护别人的子弟。这样的话，天下就可以握于您的掌心了。
《诗经）上说，文王能够修身以作为妻子的榜样，再推及兄弟宗族，更进而推广到所有的家族和邦国，从而使天下大治。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拿这个仁心，推广到别人身上而已。
能够推广恩惠、保护百姓，就足以保有天下。不能推广恩惠、保护百姓，就连妻子也没法保全。古代的贤王，之所以能远胜别人，就是因为能够推己及人。
现在君王的恩惠能够及于禽兽，可是，君王的功德却不能推广到百姓身上，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譬如一样东西，必须用秤去量，才知道它的轻重；用尺量过，才知道它的长短。任何物品都是一样，人心更是如此。
请君王仔细斟酌，称度一下自己的本心吧！也许君王正想动员军队，使将士臣民冒战争的危险，和列国诸侯结下仇怨，然后才觉得心里痛快吧。”
宣王赶快否认说：“不，我怎么会由此而感到痛快呢？我只不过是想实现我最大的心愿而已。”
孟子一时好奇，便迫不及待地追问：“君王的最大心愿，可以说出来听听么？”
齐宣王笑而小答，因为他说不出口。
孟子猜度着说：“是为了肥美甘芳的食物，不够口腹享受么？轻暖的衣服，不够穿着么？或是绚丽的色彩，满足不了视觉么？美好的音乐，满足不了听觉么？再不然，是随侍左右奉承旨意的人，不够使唤么？”
据我看，这些事，君王的许多臣下都能充分地供应，君王难道真是为了这些事么？“
宣王连声否认说：”不，不，我不为这些。“
孟子也就直言不讳地点破说：”那么，君王的最大心愿，也就可想而知了。要想开疆拓土，使秦、楚都来朝贡，不但威临中国，而且征服四方的蛮夷。以君王现在的作为，要想实现这样他心愿，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怎么可能呢？“宣王说：”有这么严重么？“
孟子说：”事实上，比这还严重呢！爬到树上去找鱼，虽然找不到鱼，却也没有什么灾祸。但是，君王现在的作为，要想实现君王的心愿，假使耗尽心力去做，到后来一定有灾祸降临。“
”可以说给我听么？“宣王很有兴趣地追问着。
孟子说：”假如邹国人和楚国人打仗，君王认为哪一方可以获胜？“”当然是楚国胜啊。“宣王不假思索地回答。
孟子说：”照这么说，小国不能抵挡大国，兵少的不敌兵多将广的，弱小的打不过强大的。如今，四海之内，方圆9000里的有9份，齐国四方兼并的结果，只占了9份中的一份。想以这一份的力量去征服另外的8份，这和邹、楚作战有什么区别呢？
君王实在应该回头反思根本之计了。现在，如要君王决心改革政治，施行仁德，使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齐国来做官；农人都想到齐国来种地；商人都想到齐国来做生意；过往的旅客，都想到齐国来看看；天下怨恨自已国君的人，都愿意赶来向君王诉苦。四方的人民像这样自动地来归附，谁还能阻止他］呢？“宣王说：”现在，我的头脑非常混乱，对您的理想，难有进一层的体会，恐怕不能做到这一步，盼望夫子能辅佐我的志问，明明白白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敏，也请让我照着夫子的话去试着做。“
孟子说：”没有固定不变的财产，却有固定不移的理想，这只有读书明理的人才能做到。至于普通百姓，就因为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固定不移的信念。假如没有固定不移的信念，那就会干出各种越轨犯法的勾当。
所以，贤明的国君，制定人民的财产，原则上必定使他们上足以侍奉父母，下能养活家小。丰年固然吃得饱，即使遇到荒年，也不会饥饿而死。然后施行教化，督促他们向善，这样，人民就容易服从统治了。
如今，国君分配给人民的产业，上不能侍奉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儿。即使是丰年也是一年到头受苦 ，遇到了荒年，就免不了饥饿死亡。这么一来，他们自身难保，哪还有心思去讲究礼仪？“
为此，若想实行王道统治，必须从根本着手，推行井田制，让农民拥有自己的田地，这样，才能使民心顺服，使社会进步。
孟子把他这一套以”保民“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先后向梁惠王及齐宣王加以阐述，目的是希望恢复到圣人之治的境界。
孟子说：”人民最重要，国家次之，国君最轻。所以，能够得到万民拥戴的，便可以做天子；受到天子赏识的，便可以做诸侯；受到诸侯赏识的，便可以做大夫。如果诸侯无道，其所作所为危及国家的话，就要改立一个贤君 。“这种民贵君轻的论调，在当时看来，无疑是一颗震撼人心的炸弹。
有一次，齐宣王和孟子讨论卿相职责的问题时，孟子说：”不知君王问的是哪一种卿相？“
齐宣王感到有点奇怪，于是反问道：”卿相也有不同么？“孟子答道：”当然有所不同，有同姓亲族的卿相，也有异姓的卿相。“宣王说：”请问同姓亲族的卿相应该如何？“
孟子郑重地回答说：”如果国君有重大的过错，就要劝谏，一再劝谏，仍不接纳的话，那就该更换国君，另立宗族里的贤人。“
宜王一听，立刻变了脸色。
孟子赶忙解释说：”请君王不要见怪，是君王先问我，我不敢不以正理相告。“宣王的神色安定下来后，请孟子接着谈异姓的卿相。
孟子说：”国君如有过错，就要劝谏。一再劝谏，仍然不采纳的话，那只好离去了。“
在权威至上的统治者面前，孟子居然敢说出更换国君，另选贤能的言论，可见他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民主思想。
这种思想，经常见之于孟子和弟子们的日常谈话中。
有一次，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孟子说：”请问夫子，听说帝尧把天下给予舜，有这么回事么？“
孟子说：”不，天子不能把天下给予别人的。“
”那么，舜有天下，是谁给的呢？“万章不解地问道。
孟子告诉他说：”是天给予的。“
万章又再问道：”天给予他的时候，是不是郑重地说明是给予他的？“孟子说：”天并不说话，不过，舜的德行和业绩暗示着天把天下授予他。“万章说：”此话怎讲？“
孟子说：天子可以向上天推荐贤人，却不能使上天给予他天下，正如同诸侯只能把人才推荐给天子，但不能使天子让他做诸侯。同样的道理，大夫也只能把人才推荐给诸侯，却不能使诸侯让他做大夫。
从前帝尧把舜推荐给上天，上天就接受了，他的德行和业绩可以说明这一点。
孟子曾经告诉宣王说：”假如国君把臣下看成是自己的手足，尽心爱护，臣民就会把国君看成是自己的心腹，竭力保卫。假如国君对待臣民如同犬马，毫不尊重，臣民就会视国君如同陌路人，漠不关心。假如国君把臣民视同泥土、草芥般地任意践踏，臣民就会对国君象仇敌般切齿痛恨。“
宜王听孟子这么一说，不由得冷汗直流，深自警惕不已。
有一天，齐宣王问孟子说：”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武王出兵在牧野讨伐殷纣，真有这种事么？“
孟子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桀、纣是天子，汤、武是诸侯。一个是君，一个是臣，以臣弑君可以么？“
孟子正色说道：”毁伤仁道的人，叫做贼；毁伤义理的人，叫做残。贼仁残义的人，必定众叛亲离，所以称之为独夫，却没听说武王杀死国君啊。“孟子又进一步劝谏宣王对人才的使用和用刑必须十分慎重，才能立国久远。
宣王请问孟子怎样能明察手下人的才干而加以任用。
孟子说：”国君任用贤人，到了实在不得已的时候，势必会使位卑的超越位尊的、关系疏远的超越关系亲近的。这种事必须慎重处理。
如果左右近臣都说某人很有贤能，不要马上相信；满朝的大夫说某人有贤能，也还不能相信，等到全国的人都称谓某人非常贤能，然后再审察一番 ，认为确实很有贤能，这才录用他。
至于用刑，也要同样地慎重。假如左右的人都说某人该杀。不能马上听从；满朝的大夫都说某人该杀，也还不能听从；等到全国的人都说某人该杀，然后再亲自去加以审察，判明某人确实该杀，这才杀了他。“
孟子被齐宣王任命为卿相。他当然尽心竭力地辅佐宣王。遇有机会，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及时规谏。
公元前316年，北方的燕国发生了动乱。由于燕王决定把王位传给宰相之子，国内的人不服，因而引起了内乱。
齐宣王认为有机乘，想要出兵伐燕。有位大臣名叫沈同，他为了这件事，曾经私下去问孟子，可以不可以伐燕。
孟子说：”可以的。现在天子还在位，燕王子哙不应该像逊位似的把燕国私下给予别人。燕国的臣子子之更不该像受禅让似的从子哙手上接受燕国。这是不可以的。“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国章为帅，率军攻燕，大获全胜，子哙和子之均被杀。
宣王志得意满之余，希望吞并燕国，但又顾忌到别国的干涉，于是，宣召孟子进宫，向他请教说：”有人建议我不要占领燕国，也有人建议我占有它。以我拥有兵车万辆的齐国，去攻打同样拥有兵车万辆的燕国，五十天就把它征服了。单靠人力是不可能这样的，这必定是天意。如果不占领它，就是违背天意，一定会受到天降的灾祸，就干脆把它占领了，好不好？“
孟子说：”如果占领后燕国人民心里高兴的话，那就占领好了。古时候也有人这样做过，周武王讨纣就是一例。占领后如果燕国的人民心里不高兴，那就别占领。古时候也有人这样做过，周文王不肯伐纣就是例子。
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同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对方人民自动地用竹筐盛满了饭菜，用壶子装满了酒浆，拿来迎接君王的军队，它是有别的意思？不过想避开水淹火烧般的暴政啊。倘若水淹得更深，火烧得更热，使他们更加痛苦，他们只好转向别国逃生求救去了。“
孟子的意思是一切要以老百姓的意向为依据，如果换汤不换药，人民还是会反抗的……
宣王找孟子来谈这件事，无非是想找一个借口以达到他吞并燕国的目的。孟子的这套理论，他是听不进去的。
宣王终于不顾一切，吞并了燕国土地。果如孟子所料，燕人起而反抗了。经过一年多，燕国立太子平为君，他就是燕昭王，正式起而抗齐。列国诸侯，也打破了平静，准备出面干涉。
齐宣王可吓坏了，他又和孟子商量说：”许多国家都想出兵助燕来攻打我，该怎么对付？“
孟子答道：”我听说仅凭七十方里的土地就能统一天下的，那便是商汤。却没有听说纵横一千里的大国，会恐惧别人的攻击。《书经》上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的人民都相信商汤是拯救人民，所以商汤向东方进军，西方的夷人就抱怨；向南方进军，北方的狄人也抱怨。大家都说，为什么把我留在后面，不先来解救。
天下的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的强大，现在又占领了燕国，增加了一倍的土地，却还不施行仁政，这明明是自己引发天下的人在征伐自己啊。君王应该赶快与燕国人民商议，让他立一个贤君，然后撤军离开燕国。“孟子这一番逆耳忠言，齐宣王当然听不进去。结果是，燕国人民大加反抗，在列国军队的协助下，齐军大败。
齐宣王经过这次教训以后，深深感到自己在外交上彻底的失败。他问孟子关于与邻国交往之道。
孟子回答说：”唯有仁德的国君才能以大国的身份去侍奉小国，是顺着天理，不肯欺负弱小。唯有仁德之君才能以小国的身份去侍奉大国，这是敬畏天理，不敢得罪强大。顺服敬畏天理的人，可以保住自己的国家。“。
有一次，孟子对宣王说：”比方君王有一位臣子，即将到楚国去游历，他在行前把自己的妻子托付给一位好朋友，请他代为照顾。等他回来，却发现自己的妻子挨饿受冻。对于这种朋友，应该怎么办？“
宣王说：”跟他绝交，不再往来。'
孟子进一步说：“假如有一个国君，在他四方国境内治理混乱，那又该怎么办？”
宣王听了，针对自己的指责，只得装着左顾右盼，把话题岔开了。在宣王的心。
目中，孟子是一个棘手人物，成天仁啊义啊，对于齐宣王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君王，孟子的理论是不切交际的。而孟子与宣王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
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有人建议我拆掉泰山的明堂。你是拆了好了，还是不拆？”
孟子说：“明堂乃是天子所造的宫室，天子巡游到东方，用来朝会诸侯的。君王如想实行称王天下的仁政，将来还有用得到它的一天，那就不必拆了。”
孟子又对宣王说了一番实行王道的道理，并问他为什么不去实行。
宣王说：“寡人有个毛病，寡人好财。”
孟子说：“这没关系。从前公刘也好财，但公刘和百姓们共同享受钱财。”
宣王说：“寡人还有一个毛病，寡人好色。”
孟子说。“这也没有关系，从前太大王也喜好女色。但君王何不学太王，使老百姓都有配偶？”
孟子对齐王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求去之心也越来越坚定。
他向弟子们感慨说：“齐王的不聪明，不足为怪。我和齐王见面的日子很少，我退居在家时，那班小人经常和他接近。即使我能使他的善心萌芽，但又有什么用呢？”
辞官还乡 教学著书公元前311年，孟子终于离开待了7年之久的齐国。
孟子从公元前321年开始，先后到齐、宋、滕、梁等地游说诸侯，如今已十有一年了。他怀着满腔热忱，基于仁义理想，倡导王道政治，希望见到仁政施行于天下。
可是，10年的岁月已无情地流逝，而自己的抱负依然未能受到重视。孔子晚年曾叹息说：“没有人知道我。”这种心情，孟子也体会到了。
一股落寞的心情油然而生，身心倦怠的他，不想再去游说诸侯了。
陈代（孟子弟子）希望老师振作起来，再到别国去试试。他说：“夫子不愿去见诸侯，似乎太拘小节了。现在如果去见诸侯，一旦有机会，远处说，可以使他们施行仁政，称王于天下，退一步讲，也可改革局面称霸于诸侯。”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的时候，拿旌旗招唤管理猎场的人，那管理人因为景公不按礼法，不用打猎时戴的皮帽去招他，所以不肯来。景公大怒，准备杀了他。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对那管猎场的人十分赞扬。因为有志之士，坚守节操，纵然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我如果不等诸侯依礼招聘，自动去求见，这算是什么呢？”
万章也曾以同样的问题问过孟子，孟子也以类似前面的说法，解释给他听。
陈臻问道：“请问夫子，古时候的君子，要怎么样才出来做官？”
孟子说：“就任官职，有三种情形；辞去官位，也有三种情形。如果接待时既恭敬又有礼貌，并且能采取他的建议，那么就可以出任官职。倘若礼貌虽然周到，可是建议不予采纳执行，那就该辞官而去。次一等的，虽不能采用自己的建议，但接待时很恭敬，礼貌周到，也可以出任官职。如果礼貌减退，那就辞官而去。最次一等的，则是为免于穷困而出任官职。”
孟子一行人离开了临淄以后，当晚歇宿在齐国西南的画邑。
有一个人想为齐王挽留孟子，他恭恭敬敬地坐在孟子歇宿的旅舍里，对孟子说一些挽留的话。孟子却不予理睬，只管伏在案上打盹。
那位先生心里十分不自在，他说：“弟子是斋戒过，诚心诚意才敢向夫子说这些话的，夫子却只打盹不理我，我只好走了，以后再也不敢来见夫子了。”
孟子抬起头来，对他说道：“你且坐下，我明白告诉你，从前鲁缪公尊敬子思，假如不经常派人去伺候子思，转达诚意，他就不能把子思留下来。又如鲁国的贤士泄柳和子张的儿子申祥，贤能不及子思，却能在鲁国安然居留。你替我这个长者着想，却不去想缪公是如何对待子思的，你不去劝齐王改变态度，只凭几句空话想留住我，是你拒绝长者呢，还是长者拒绝你呢？”
孟子走出齐国国境以后，齐国一位名叫尹士的人，他对别人说：“如果孟子不晓得齐王不可能成就商汤，周武王的事业，那就说明他糊涂。如果明明知道，却还要到齐国来，那就说明他贪求富贵。他大老远的跑来，又因意见不合而离去，然而却又在画邑停留了三天，为什么这样慢腾腾呢？我就不喜欢这一套！”
盂子的弟子高子听到这些话，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尹士怎知道我的心意呢？我以老远的地方来见齐王，这是我自愿的。至于因意见不合而离去，难道也是我愿意的么？实在是不得已啊！至于我在画邑停留了三天，在我心理上还认为太快呢。我希望齐王或许能够改变态度，齐王如果悔改，那就一定要追我回去，直到我走出画邑而齐王仍未派人来追，这才决心归去了。
虽然如此，我岂肯完全抛弃齐王？齐王天资朴实，还能够教他推行一些吾政。假如齐王肯用我，何止齐国人民可以安定，天下人民都可以得到安定太平了。我天天盼望着齐王能够悔改，我不会像那些气量窄小的人，向国王劝谏，国王不听，就大发脾气，显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离开的时候，一口气地奔跑，不到精疲力竭不止。”
孟子从齐国回到老家邹国，从事教学著书工作。这段时间前后持续了20年。
孟子从50岁开始游历各国，前后共10余年。虽然备受礼遇，但自已所鼓吹的政治理想，却最终未能实现。公元前289年，孟子逝世，享年84岁。
孟子去世以后，他的门人遍布邹、鲁、齐、宋滕、晋、楚等国，继续鼓吹孟子的以“仁义”为中心的王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