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孙承宗

孙承宗(明末军事家)

戍边功臣 戎马帝师

孙承宗简介

孙承宗:孙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河北)人,明末军事家、教育家、学者和诗人。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而后转拜中允。元年(1621年),孙承宗官升少詹事。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于是自请为督师,还让蓟、辽等原来的将领监管各处,见机行事时不必受到其他人的限制。崇祯元年(1628年),皇太极绕过关宁锦防线,进入长城以内,京师告急,又是在危殆时刻,孙承宗蒙诏起用,起家陛见,议守京师,出镇通州,调度援军、追还溃将,重镇山海,袭扰敌后,迫敌出塞,收复四镇,再整关宁,却遭权臣掣肘,告老回家。在家高阳县住七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进攻高阳,孙承宗率领全城百姓及家人守城,城破后自缢而死。南明弘光元年(1644年),获追赠太师,谥号“文忠”;清高宗时追谥“忠定”。

孙承宗传记——

孙承宗(1563—1638年),保定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刚刚入朝,正赶上清兵犯境,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除了被罢官在家闲居七年以外,他把一生都献给明朝的边防事业。

他冷静机智,老成持重,帮朋友妥善处理了“梃击”一案。他胸怀韬略,着眼大局,在任督师的四年里,大刀阔斧地整顿了关外防务。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命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前往宁远(今兴城)筑城,距山海关二百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历经四年的艰苦战斗和苦心经营,终于拓展疆土四百余里,天启初年的失地全部收复。

就在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东林党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孙承宗是东林党人,因此,他的军国大计受到魏忠贤的多方掣肘。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孙承宗麾下的大将马世龙出师受挫,被魏忠贤弹劾,孙承宗也不得不解甲归田。

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绕过宁远、锦州,深入腹地,直捣京城。明朝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孙承宗,恢复了他东阁大学士的官职兼兵部尚书,镇守通州。在他的努力下,收复了永平、迁安、滦州、通化等地。在大凌河、右屯二城保卫战中失利以后,他被弹劾再次罢官还乡。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内蒙,深入京都以南,进攻孙承宗的老家高阳城。孙承宗率家人和全城乡民奋起抗击敌人,最终城破被俘,誓死不投降,被清军处死。

少年立志保家卫国

明王朝是一个边患不断的王朝。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一直骚扰边境,历届皇帝都很重视这件事情,或者亲率大军平叛,或者派大将驻守边疆。直到现在,民间还流传着“燕王扫北”的故事,“土木堡之变”的故事,清兵入关的故事等等。

孙承宗出生的年代是明朝走向衰落的时期。东北的女真族逐渐地发展壮大,经常骚扰边境。明政府特别重视边防,派重兵把守宁远、锦州一带。因此,人们也喜欢谈论保家卫国、建立军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孙承宗出生了。

孙承宗出生在保定高阳县一个农村家庭。他的家乡离当时的都城——北京很近,只有二百多里,他经常听说边疆的战事,父母也经常教育他长大以后要报效国家,因此,在孙承宗幼小的心灵中就有了建立军功的志向。传说他自幼天资聪颖,三岁就能背诵千家诗,十岁就考上了秀才,十三岁便中了举人。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嗓音洪亮,孩童时代在高阳城里的大慈坑边读书,当时正是盛夏,坑里有很多积水,成群的青蛙叫个不停,他感到很烦人,就对着池塘大喊:“别叫了,吵得心烦!”这一下还真管用,所有的青蛙立刻停止了鸣叫。据说在当地还留下了一个歇后语:大慈坑的蛤蟆——干鼓肚。《明史》上也记载他“与人言,声殷墙壁”,意思是说:他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把墙壁都震得嗡嗡作响。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还拜名师,学习十八般武艺,白天习文,夜间练武,从不间断。

孙承宗慢慢地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他不想呆在家里,一心想到边疆去感受、去历练,去寻找自己建功边疆的梦。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他终于辞别了父母,只身来到塞外。凭着他在家里学到的知识,他决定一边教书,一边结交豪杰,研究行军打仗的奥妙。他身佩宝剑,骑着快马,从飞狐关(河北涞源以北)、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一路上,他结交了很多豪杰,走访隐退在家的老将军和当地的老兵,询问他们周边的军事要塞,哪里最险要,如何布置军队,对北部边疆了如指掌。在游历中,也成就了他豪爽的性格。他曾经卖掉自己的马,与朋友饮酒高歌。于是,他了解了边疆的地理民情,行军打仗的谋略。一次,他跟朋友痛饮之后,拔剑击柱,长叹一声:“可惜我空有报国之志,却报国无门。”然后高唱岳飞的《满江红》,众人都非常感动。其中有一位大哥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参加科举考试呢?有了功名才能立身朝廷,到那时,何愁不能大展宏图呢?”孙承宗认为这位大哥说的有理,于是就回乡发奋攻读,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参加了科举考试,取得进士第二名的好成绩,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巧解“梃击”案

皇宫是个争权夺利非常激烈的地方,发生的案件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大臣的身家性命,而且会危及到朝廷的安危。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梃击”案,涉嫌谋杀太子,明神宗下令彻查此案。因为事关皇宫内部的权力斗争,办案大臣感到很棘手,此案经过孙承宗的谋划,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五月四日晚上,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冷冷清清,只有一个年老的太监在门口值班。这时,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手持木棍向慈庆宫里就闯,守门的太监李鉴,见有人闯太子宫,慌忙上前阻拦,却被那人一棍子打倒,继续往里冲。当他冲到前殿屋檐下的时候,太监韩本用等几个人听到呼喊的声音,赶紧从里面跑出来,大家七手八脚把那个男子抓住,捆绑起来,送到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那里收押。

皇太子朱常洛吓得一个晚上坐卧不宁。第二天,他将事情报告给皇上,神宗皇帝立即下令审理此案,严加追查凶手。当天,巡城御史刘廷元回奏:“人犯自称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说话颠三倒四,有点像个疯子。经过再三审问,也是说些语无伦次的话,看他的行为像疯了一样,看他的样子又觉得他很狡猾,他拒不说实情,臣以为这里面定有隐情。”

五月十日,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再次提审张差。这次倒不疯了,他说:“小人在家靠卖柴草为生,没想到柴草却被人烧了,于是我非常气愤,就进京告御状,我求告无门,气得神志不清,于是拿根棍子到处乱闯,却误闯入太子的慈庆宫。”胡士相,岳骏声认为此案可以了结了,于是就建议,按照在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伤人的律条,当斩;闯太子宫,涉嫌谋杀,罪加一等,立决。准备把这个处理意见上奏神宗皇帝。

刑部主事王之寀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第二天,他单独审问张差,在经过一番心理攻势之后,张差这才说出实情。原来,他受一个不知名的老公公指使,并带着他进入皇宫,指着太子的慈庆宫,让他进去,见一个打死一个,事成之后,给几亩地种。王之寀便把案件的最新进展上奏皇上,要求把张差一案在文华殿前朝审,或者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当时内阁首辅方从哲等觉得这是小题大做,没有采纳王之案等人主张。但也不好草草了结此案,于是就把卷宗移到蓟州。蓟州知州戚延龄很快把结果报上来了,和巡城御史刘廷元的说法基本相符,内阁大臣便打算以“疯癫”定案。

刑部官员觉得案情还没有弄明白,于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十三司再审张差,没想到却揭出了天大的秘密。原来,指使他的老公公一个叫庞保,一个叫刘成,都是郑贵妃的执事太监。当时人们都知道,神宗最喜爱郑贵妃,想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并且在朝堂上专门议论过这件事。现在,案件进展到这种程度,显然,郑贵妃涉嫌陷害太子。于是她就整天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委屈,太监庞保、刘成也矢口否认,死不招供,案子又陷入困境。

孙承宗墨迹内阁首辅大学士方丛哲觉得此案非常棘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皇宫大内,难道一个手持木棍的人能直接闯进去,里面必有阴谋。但是,他又不好管,一边是皇太子,一边是皇贵妃,他谁也不想得罪,也谁都得罪不起。他最希望早一点了结此案,以息事宁人。他忽然想到,新到任内阁大学士吴道南近日已经到了京师,何不把这件事推给他呢?于是,此案又转到吴道南的手上。吴道南经过认真考虑,觉得王之窠追根究底自然是好,但假如追查下去,真追到郑贵妃身上,还有可能牵涉到皇上,事情就不可收拾了。怎么处理呢?后来一想,应该找老朋友孙承宗商量一下。当时孙承宗是詹事府左春坊的左中允,担任太子的侍讲,很有头脑。吴道南就悄悄来到孙承宗的住处,二人一边喝茶一边交谈。

吴道南跟孙承宗闲聊了几句,就把来意讲了一遍,然后苦笑着说:“实不相瞒,我刚到京师,首辅就把这案子推给我了。我不能不接,接了以后又不好处理,特来请教,还望承宗兄不吝赐教。”孙承宗抿了一口茶,眉头紧锁。吴道南焦急地望着孙承宗,就听孙承宗缓缓说道:“梃击一案,传得已经是满城风雨,其中的内情,做臣子的不敢妄加揣度。但是,朝臣之中自有公论。当初,皇上迟迟不立太子,宠爱郑贵妃,冷落当今太子。如今太子遭到这样的攻击。试想,谁有这个动机?谁有这个能力?谁有这个胆量?假如追查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下官从保护太子的角度考虑,想出了四句话,请大人斟酌。”吴道南放下手中茶杯,赶忙问道:“哪四句话?”孙承宗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关皇宫,不可深问。”吴道南看着孙承宗,一脸的茫然。问道:“什么意思?请细细地讲来。”孙承宗喝了一口茶,接着解释说:“事关太子殿下的安危,又有首辅的安排,你都不能推托,这事你能不问吗?但是,事关皇宫,追查深了,恐怕不好收场。弄不好,你就要丢官罢职。所以,庞保、刘成之下,不可不问;庞保、刘成之上,不可深问。”吴道南若有所悟,轻轻地连连点头。就听孙承宗继续说道:“还有一句话,就是:唯独皇上能了结此案,不过需要您的密奏启发。”此刻,吴道南心中豁然开朗,高兴地对孙承宗说:“我听孙大人这番话,似乎包含着三层意思,不知是不是。一是说谋杀皇太子的事件,性质严重,若不追究,严肃处理,就会助长危害皇太子的势力,太子的安全就没有保障。所以,庞保、刘成以下,都应该依法处斩,这就叫做不可不问。二是庞保、刘成两位太监,牵涉到郑贵妃,郑贵妃又有皇上的宠爱,甚至是纵容,倘若深究下去,会使朝廷上下引发危机,这样的结果皇上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劳而无功,弄不好还有罪。因此,此案不可深问。三是事关皇上的家事,外臣不便插手,还是由皇上亲自处理为好。”孙承宗微笑着说:“对、对,您有密奏之权,请您把处理意见密报皇上,最后还是由皇上亲自处理。”吴道南既然知道了怎么办,心里轻松了许多,向孙承宗一抱拳,如释重负地说:“听君一席话,老朽茅塞顿开,还是您足智多谋,我在这里多谢了,告辞!”说完,起身回府。

第二天,吴道南升堂问案。事情的原委早已真相大白,立判太监庞保、刘成斩立决;判张差凌迟处死。然后,密奏神宗,说明为什么这么处理,神宗心领神会。既然已经结案,朝野上下也就停止了议论。神宗把郑贵妃、皇太子叫到一起,又召集了几个内阁大臣,劝解了一番。说太监庞保、刘成想挑拨贵妃和太子的关系,现在已经处死。这样一来,就把责任全部推到太监身上。郑贵妃心里有鬼,见没有追究自己,自然不再说话。太子生性老实厚道,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帝前侍讲参与军机

泰昌元年(1620年),那个不受神宗喜欢的皇太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归西了。他的长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熹宗。

此时的孙承宗,以广博的见闻、出众的才华,被选为左庶子,每天负责给皇帝讲课。由于他在边塞游历多年,耳闻目睹了许多奇闻轶事。他又天生的才思敏捷,虑事周到,对于治国安邦有一套自己的见解。所以,每当给熹宗讲课的时候,都能让他有所心得。他每次听讲完以后,总是说:“先生所讲的话,让朕明白了许多道理,您讲得真是太好了!”因此,熹宗对孙承宗一直非常尊敬,动辄给予优厚的赏赐,不久以后,升为少詹士,仍然担任皇帝的侍讲。

然而,熹宗执政不久,东北边疆就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后金努尔哈赤调动五万大军,分三路向辽河以西扑来。二十日,大军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守将罗一贵誓死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西平堡沦陷。当敌人攻打西平堡的时候,熊廷弼派王化贞增援,由于先锋孙德功的叛变,援军在努尔哈赤的阻击下,顷刻瓦解,三万多人被全部歼灭。熊廷弼见大势已去,带领大军退守山海关。王化贞随后也撤出关外,至此,山海关以外整个被后金占领。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舆论大哗。御使方震孺上疏,请求罢免兵部尚书崔景荣,由孙承宗接替他。朝臣们都知道孙承宗晓畅军事,对边关的防守、用兵很有一套,又谋事周密,老成持重,纷纷赞成。还有人提议,在兵部设侍郎一职,由孙承宗担任,主要负责东北边疆的战事。熹宗说:“东北边疆固然重要,但是,每一次先生给我讲课,都使我受益匪浅,朕实在舍不得让先生离开。再说了,朕知道的治国用兵之道多了,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这样也有利于大明的江山社稷。现在,我大明人才济济,众位爱卿可以推举他人。”朝臣们一再推举孙承宗,御史方震孺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非孙承宗不可挽救大局,请陛下三思。”熹宗沉默多时,同意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任东阁大学士。但是,不许他离开京城,以便于随时顾问国家大事。

孙承宗上任以后,上疏陈述当时军事体制和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请求改革,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兵多不练,饷多不核”。是说军队训练差,军人素质上不去;后勤供应管理混乱,有的冒领,有的不够,也影响战斗力。二是“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机制的弊端。这样相互牵掣,影响训练效果,影响将兵的沟通,最后影响的是战斗力的发挥。三是“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朝中不明白前线的具体情况,容易瞎指挥,出现决策性的失误。因此,他主张重将权,选择一位有韬略、有主见的大将,授予他临机专断之权,不要让他受不懂军事的文官的压制。此外,还要安抚辽西、抚恤辽民、裁减京都的军队等,这些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由于前线形势危急,熹宗又舍不得孙承宗前去,只好派王在晋去山海关督导军务。临行前,熹宗赐予他尚方宝剑,亲自送到午门以外,嘱咐他说:“东北的安全大计,就全靠你了。你一定要认真谋划、谨慎行事,千万不能有疏漏之处。等到边疆稳定以后,朕亲自为你摆宴庆功。”王在晋感激涕零,对皇上说:“承蒙皇上如此信任,臣一定尽心竭力,不辜负皇上的重托。”

王在晋到达山海关半个月以后,提出了“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方针。所谓的“抚虏”,就是由朝廷拿出大笔金钱收买蒙古贵族;所谓的“拒奴”,就是防卫后金的入侵。他幻想着由蒙古贵族军队抵挡后金军队,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坐致太平。所谓的“堵隘”,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称为重关。本来,王在晋还想利用蒙古贵族的力量攻打广宁,但是,他的好朋友蓟辽总督王象乾说:“得到广宁也守不住,罪过更大,不如不图广宁,而在山海关外再设置一道关,作为屏障,既护卫了山海关,也护卫了京师。”王在晋以为这是一条妙计,于是就把“抚虏堵隘”定为守关方针。五月,他正式提出修筑重关的计划。从芝麻湾或八里铺再筑一道城墙,长约三十多里,向北绕过山峰,向南修到大海,把关外的一片石、角山和欢喜岭等战略要地都包罗在内。这样就可以使关外有关,墙外有墙,再派四万人守卫,就可以使边疆稳固,抵挡后金的入侵。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花很多钱,用很多人力,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最后,他决定在八里铺地方修筑重关,估算了一下费用,需要用去九十三万两白银。他把自己的设想上奏朝廷,熹宗批准了他的建议,同意先发帑金二十万两,其余费用以后陆续拨发。

自从上次孙承宗提议重将权以后,边关主要将领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王在晋提出筑重关的建议遭到他的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认为王在晋修筑重关实在不是高明的办法,是一种怯懦的、保守的办法,不是根本大计、长久之计,于是就极力劝阻。王在晋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袁崇焕看到自己劝说不了王在晋,就向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写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叶向高做事还算稳妥,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拿到朝堂上议论,他说:“东北前线有两种意见,王在晋主张修重关,袁崇焕等将领们反对修重关。一方说,重关万万不可少,作用很大;一方说,重关没有作用,白白地劳民伤财。这件事我们要慎重对待,不能主观臆断,轻易下结论。大家说怎么办呢?”话音刚落,就听一人声如洪钟,高声说道:“要想决定边防大事,就要亲自到前线看一看,然后才能确定谁是谁非,我愿亲自去边疆察看。”正在熹宗愁眉紧锁的时候,他一看是自己的老师出面了,心中既高兴又有点怅然若失。不过,熹宗深信老师能把这件事处理好,最终还是批准了老师的要求。

钦差巡边拒修重关

孙承宗这次出行,受到了熹宗的重视,也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特加封太子太保,赐给蟒玉、银币。临行时,熹宗率群臣送到午门以外。君臣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已经有了深厚孙承宗的车营类型的感情,此时的分别,自然是依依不舍,熹宗说:“你去边疆,就和朕去边疆一样,愿先生早日料理完边疆的事务,早日回朝,再为朕论天下大事。”孙承宗说:“陛下厚爱,臣一定以死相报,请陛下回宫吧。”

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由兵部主事鹿善继等陪同到达山海关,也没有休息,当即就认真巡视了山海关和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他一看,所谓的新城指的是再向南推进四里地,其实相当于旧城的加固,而且工程很大,恐怕还没有修完敌人就已经打进来了。于是,就这一问题同王在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孙承宗心平气和地说:“王大人想修新城、构重关,不知用意何在?”王在晋自以为是,侃侃而谈:“山海关以南是大海,如果敌人从海上进犯,很快就到了,这是防卫薄弱的原因之一;山海关以北是山,山比关高,敌人如果占领高山,再从山上向下攻击,山海关也守不住啊。因此,我修的这一道重关南到海边,向北绕过一片石、角山、欢喜岭等战略要地,山海关的防卫从此就可以没有忧虑了。”

孙承宗静静地听完王在晋的发言,疑惑地问:“新城建成以后,立刻把旧城的四万守军调过去吗?”王在晋说:“不,应当再派兵守卫。”“这样一来,八里之内就有守军八万多人。那么,一片石的西北就不能设重兵吗?而且在八里之内修筑重关,新城的背后就是旧城,城中埋着大量的陷坑和地雷,这是为敌人设的呢,还是为新兵设的呢?新城如果可以守,还用旧城干什么?如果不可以守,那么如果四万新兵一旦溃败,是开关放行呢,还是闭关让敌人杀戮呢,还是让他们投降呢?”孙承宗提出自己的疑问。王在晋说:“新城有三道关口,假如战败以后,可以从那里撤退进关。”“如像你所说的那样,敌人打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军队还像以前那样逃跑,你修这道重关还有什么用处呢?”孙承宗盯着王在晋的脸,步步紧逼。此时王在晋有点心虚,红着脸说:“我准备在山上再建三座寨,用来接应逃跑的士兵。”孙承宗很生气,为了不至于闹得太僵,他强压怒火,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王大人,这可不是用兵之道。该进军的时候,后退的人要斩首;该撤退的时候,要有组织的撤退。大人不想练兵,只知道修城,这不是取胜的根本。军队还没有打败仗,你就先修寨等待他们,这不是教他们临阵脱逃吗?况且如果打败的兵能进关,敌人就不会跟着杀进来吗?现在,你不打算收复失地,还劳民伤财修重关以图自保,丢弃以前的城池,山海关以外,你是不想要了。天天在内部吵着要修关防守,京师以东还有安宁的地方吗?”

王在晋在用兵打仗上比孙承宗差得远,经过这一番追问,竟然哑口无言。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你讲的何尝不是,但是目前只有防守了。”孙承宗见不能说服王在晋,话不投机,就起身告辞。

第二天早上,孙承宗忧心忡忡,来到中前所视察。他登上城楼,向东北方向眺望,但见山峦起伏,莽莽苍苍,在朝阳的照耀下分外的壮丽。前面的临海靠山之处,不就是宁远吗?觉华岛耸立在海中,与宁远遥相呼应,好像人的左右腋,可以作为遏制敌人进攻的有利地形,这个地方哪能不守呢?他简直就是天然的重关啊!他指着宁远的方向,豪迈的说:“只要坚守此地,二百里大好河山,尽归我大明王朝。从此,京都可以安享太平了。”孙承宗做到了心中有数,马上召集众将商议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张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以东三十里海中,现在叫做菊花岛),袁崇焕主张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张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孙承宗听取了众人的发言之后,也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觉华岛孤孤单单的耸立在海中,如果敌人在陆上进攻,显然不能阻挡;中前所离山海关太近,没有必要再设重兵;唯有宁远,依山靠海,实在是咽喉要道,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防守好了,远离京师,京师就很安全了。我同意袁崇焕将军的意见。”

王在晋这个人算是顽固到了极点,虽然明知道理亏也不服气,仍然坚持修重城的主张。孙承宗为了朝廷大局,本来很火暴的脾气也杀了不少,王在晋毕竟是朝廷派来的钦差,正确的主张必须得到他的支持才行,于是就苦口婆心地劝导他,推心置腹的跟他谈话,一直谈了七天七夜,王在晋最终还是没有同意孙承宗的意见。孙承宗出示袁崇焕给朝廷的奏疏,劝说道:“前方的将领多数主张守宁远,他们已经上奏朝廷,王大人不要让前线将领们寒心啊。”王在晋一见奏疏,先是大吃了一惊,随即就平静了下来,倔强地说道:“我为朝廷经略边疆,忠心耿耿,问心无愧,我自有主张。”孙承宗见实在说服不了王在晋,徒留无益,就起身返回北京。

孙承宗回到北京,受到了熹宗的热烈欢迎,没等孙承宗回府休息,就问起了前线的情况。孙承宗说:“我到了山海关以后,详细考察了地形,发现宁远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天然的重关。王大人主张修重关实在是置关外的大好河山于不顾,一旦此关一破,唇亡齿寒,京师危在旦夕。况且此举劳民伤财,臣以为不是上策。上次努尔哈赤入侵,敌人还没有到达镇武,而我军自己烧了宁远、前屯,这是前任经略熊廷弼等人的罪过;现在,敌人还没有来,我们就把宁远、前屯放弃了,并且不敢出关一步,这是现在经略和将领的过错;如今,经略和将领们龟缩在关内,我没有能力把他们的畏敌之心转化为畏法之心,把他们为自己谋利益的智慧转变为攻击敌人的智慧,这是我和经略大臣的过错。现在,与其用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浪费在无用的修筑重关上,不如用在修筑宁远要塞上。把守八里铺的四万人放在宁远要冲,和觉华岛成为犄角之势。假如有敌人前来进犯,就令岛上的士兵从三岔口出兵,截断辽河上的浮桥,绕到敌人的后面攻打他们。这样一来,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必然大败而回,我军就会收复二百里的疆土。总之,敌人的营帐一定不能靠近山海关,杏山的难民一定不能置之不理。现在,不打破庸人的防守论调,山海关外的大事是做不成的。”他还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他说:“王在晋保守怯战,而且固执己见,不听众位将领的意见,一意孤行,我苦口婆心地劝了他七天七夜,都没有让他回心转意,继续用此人在前线,恐怕会耽误军国大事,请陛下撤去王在晋辽东经略的职务,选派他人前去。”熹宗说:“王在晋的主张虽然保守,但是,还没有过错,就这样撤了他,我怕人心不服。”孙承宗说:“半年以来,他没有做一件切实际的工作,兵一次也没有训练,将一次也没有统兵,唯独有想逃跑的官吏、想逃跑的将军,只知道议论修筑重关,口口声声说要据守,实际是在掩饰他的胆怯和逃跑的心理。不选拔激励将领,不苦练士兵的杀敌本领,凭什么守城啊?难道只凭借把城墙修得高一些,修得坚固一些?”熹宗听了这话,深深地被打动,于是就下定决心撤换王在晋。把王在晋调往南京任兵部尚书。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提修筑重关的事了。

自请经略建功边疆

天启二年八月,王在晋被免去辽东经略的职务,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孙承宗主动上疏,自请督师。他说道:“如今强敌屡次犯我边境,亡我之心不死,朝众多明哲保身之辈;军前多怯懦避战之徒。筑城自保,不如力图恢复。臣愿领旨去辽东督师,修筑险要之地,伺机收复失地。”熹宗虽然舍不得孙承宗离开,但是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沉思片刻之后,就命人拟旨。孙承宗仍然担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时让他督导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的军务,授予他临机专断之权,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军务,不受兵部的制约。同时任命闫鸣泰为辽东巡抚。孙承宗又推荐鹿善继为主事、王则古为赞画,请拨发帑金八十万,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到了出发的那一天,熹宗赐予孙承宗尚方宝剑、坐蟒,他亲自率领内阁大臣为孙承宗送行,直送到崇文门外,目送自己的老师远赴边疆。

快要走到山海关的时候,孙承宗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豪情在胸,少年之志,如今终于可以实现了,他豪迈地说:“前任经略已经去了,代替他的又将如何?我虽有满腔豪情,前途也未可知。与其以天下之大交付给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交付给不可知之我!”

到了山海关以后,孙承宗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在边疆建功立业了。他马不停蹄,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整顿。他命令总兵江应诏负责重新制定军制,袁崇焕负责修建军营房舍,李秉诚负责操练火器,鹿善继负责整顿后勤,管理军中储备,沈棨、杜应芳负责制造盔甲营帐,孙元化修筑炮台,宋献、程仑主要负责购买军马,万有孚主要负责采伐树木。在前屯,他命令游击祖大寿帮助金冠于觉华,副将陈谏帮助赵率教。游击鲁之甲负责帮助救济难民,副将李承先负责训练骑兵,参将杨应乾负责招募辽人参军。

针对兵将分离,管理混乱,调动不迅速这些弊端,他们重新制定了兵制:“一、建立营房。三千人为一营,五人为一房,把十五营分为三部。二、将帅把营部作为坚守的岗位,兵不离将,将不离帅。三、负责带兵的和负责教练的分工明确。经过这样整顿,提高了军队调动的灵活性,增强了战斗力。”

当时,驻守山海关的兵力名义上是七万,但纪律散漫,有很多人冒领粮饷。孙承宗逐一检阅士兵,重新核实造册。淘汰的士兵约有几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的老弱残兵一万多名,把他们的盔甲发放给所救的难民,其中的七千人参了军,负责守卫前屯。

在修关御敌方面,孙承宗虽然反对修重关,但不等于不修。在水路方面,在望海台安装大炮,以防敌军从水路进犯。陆路方面,从海边到石城修三道关,可以驻扎一万多人。经五个月的精心经营,基本稳定了山海关的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提供了强劲的后方。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八日,孙承宗带领大军出山海关,向东巡查三百多里,到达宁远城东的杏山附近。通过这次东巡,更加坚定了他发展宁远的决心。

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修宁远城的时候,却受到了来自保守官员的压力。当初鸣泰之所以成为辽东巡抚,是由于孙承宗的推荐。后来,发现第二天早上,孙承宗来到中前所视察。他登上城楼,向东北方向眺望,但见山峦起伏,莾莾苍苍,在朝阳的照耀下分我的壮丽。有名无实,很多军机大事都不跟他商量。鸣泰很不高兴,上疏皇帝说自己有名无实,说承宗独断专行,不如及早回京。孙承宗听说以后,也称病辞职。言官们都上疏皇帝,要求保留孙承宗的职位,指出鸣泰的错误之处,巡关御史潘云翼说:“鸣泰身为巡抚,不知与孙大人同心协力共同扶保我大明江山,在边疆时,一计未出,寸功未立,反而以个人权利的得失心存不满,臣请罢免鸣泰。”熹宗见群情激奋,言之有理,就罢免了鸣泰的巡抚之职。

鸣泰虽然没有功劳,但也并不阻挠孙承宗的军事方针的实施,他被罢免以后,朝廷派来了胆小如鼠的张凤翼。有了上次鸣泰的经验,孙承宗怕落个独断专行的名声,军事上的事往往同张凤翼商量。张凤翼生性怯懦,极力主张守关。孙承宗非常不高兴,有一次带领众将出关巡视,到达宁远以后,孙承宗把众将召集到一起,再次讨论防守的重点。没想到,大部分赞成张凤翼的看法,他们看到塞外这么荒凉,实在不是驻守的好地方,唯独马世龙提议驻守中后所,而袁崇焕、鹿善继和副将茅元仪等人极力主张守宁远。孙承宗赞成袁崇焕等人的意见,但是佥事万有孚、刘诏极力反对。孙承宗看到意见统一不了,将领多有怕苦厌战的心态,只好临机独断,力排众议,当即命令满桂与袁崇焕共同守卫宁远城。

虽然孙承宗的边防大计仍然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去办,但在边疆始终是两个声音。跟孙承宗唱对台戏的就是张风翼,他竟然说:“辽东贫瘠荒远,国家就是放弃整个辽东,也还是全盛的中朝大国。比如大宁、河套等地现在都已经放弃了,对国家有什么损害?现在,全国之内没有一个人打算恢复全辽,他孙承宗一个人就能恢复吗?”他甚至对别人说:“孙承宗把我放在宁远这荒凉的边塞,这是在杀我啊!”他害怕得要命,急忙把孩子老婆送回老家。为了稳定军心,让朝廷支持自己,孙承宗于天启四年(1624年)二月上《边防大计疏》,驳斥了张凤翼的亡国言论,他说:“山海关以外的各个城池,其中的居民又是民又是兵,我们是在以辽人守辽土,辽人安居乐业,努力耕种,就会使山海关以外的战备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样,关内的战备就不用那么紧张。如果守在关内,那么,我们的战略纵深就很浅;如果守在宁远,那么它就成了山海关的重关,我们的京师于是就远在千里之外。假如后金前来攻城,由于是辽人世代居住的地方,所以辽兵必然死守,何愁宁远守不住呢。现在,朝中一些保守的庸人,要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实在是亡国之计。望陛下当机立断,坚定守宁远的决心,臣愿肝脑涂地,报效陛下。”熹宗为孙承宗的忠心和保卫边疆的决心所感动,当即准奏。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烧毁的宁远城,并命令驻军尽快重建从山海关到宁远之间被烧毁的各个城池。号召辽人回归故居,开荒种地,重建家园。同时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各项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当地人民逐渐的富足,为对敌军事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宁远城修好后,孙承宗派袁崇焕镇守。他自己则坐镇山海关。随着宁远城经济的发展,防卫的日渐巩固,明军的防线也不断向前推进。天启五年(1625年)夏天,孙承宗派遣军队分别据守锦州、松山、杏山、石屯以及大凌河、小凌河等各个城池。明军的防线从宁远又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这样,从天启二年关外沦陷以后,在孙承宗的努力下,向东向北拓展国土四百多里。当年的失地全部收复。这道防线不仅保卫着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基本上稳定了河西走廊的战局,使后金难以从这里突破。

孙承宗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自己的雄才大略,正确的方针。主要是建立了以宁远为中心的防卫体系。然后是调动安抚各方面的力量。“以辽人守辽土”,命杨应乾所招募的辽人士兵戍守宁远,节省了很多朝廷的经费,提高了士兵的守土热情;派使者去朝鲜,使它声援大明;在东江犒赏毛文龙部。毛文龙部虽然名义上归朝廷管,但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危难时刻,只有好好安抚。现在形成了辽人、朝鲜、毛文龙部以及朝廷军队四方势力共同抗击后金的局面。

其次是用人得当。大将袁崇焕,忠君报国,有勇有谋,在驻守山海关的时候为大明王朝立下了不世功勋。孙承宗慧眼识英才,知人善任,大胆起用了袁崇焕。关键时刻商议大事,总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在实现自己的守关方针过程中,孙承宗如虎添翼。

第三是时局发展的有利。朝廷方面,魏忠贤独揽大权,他想拉拢孙承宗,同时也为了讨好皇上,派他的党羽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向前线运输大炮、盔甲、弓箭等军用物资数以万计,又赠送白金十万两,蟒、麒麟、狮子、虎、豹等各种样式的金币,赏给有功的将士,赏赐给孙承宗蟒服、白金,以表示慰劳之意。敌军方面,后金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财物不足。劳师远征,士兵也是怨声载道,所以暂缓对明朝的进攻。

纷乱的朝臣之争

当初,蒙古虎墩兔素是总督王象乾的招抚对象。他的部下抽扣儿,经常出去抢劫。这一天又到边境上抢劫,被赵率教抓住,当场斩杀四个人。招抚佥事万有孚与赵率教有过节,于是就以故意破坏招抚大事为理由,告诉总督王象乾。王象乾把这件事告诉兵部尚书董汉儒,依法当斩。孙承宗听说以后,给董汉儒写了一封信,说赵率教屡立战功,这次杀抢劫之人,也情有可原,希望让他戴罪立功。孙承宗在朝中有很高的威望,又是皇帝的老师,所以,赵率教免得一死。还有一次,孙承宗派遣王楹戍守中右所,保护着他的部下出去采伐木材,被西部朗素所杀。孙承宗大怒,派马世龙前去征剿。王象乾害怕破坏安抚大局,劝说孙承宗不要征剿。孙承宗刚要上疏争辩,王象乾知道争不过他,这里面的矛盾实在难以处理,干脆自请辞职。

孙承宗看到总督和督师之间往往有矛盾,就建议督师、总督只设一个就行。如果设总督,就罢了自己的督师的职务,不罢自己的职务,就不要设总督。还有巡抚,层层掣肘,工作很难开展。巡抚张凤翼拒不同意孙承宗的观点,胆小怯战,坚决阻止守宁远城,孙承宗让其搬到宁远去住,这一下可激恼了张凤翼,说孙承宗想让他去死,孙凤翼就跟孙承宗结下了深仇大恨。孙凤翼就和他的同乡凌云翼、万有孚等人极力诋毁马世龙,来打击孙承宗。居无何、万有孚被蓟州巡抚岳和声所弹劾,更加怀疑是马世龙和袁崇焕设计陷害,这两个人也与孙承宗志同道合。于是,复杂的斗争就开始了。他们就纠集起来,共同找到万有浮,阻挠出关大计,给事中解学龙也大力抨击马世龙。孙承宗非常气愤,向皇帝上疏,慷慨陈词:“把敌人阻挡在家门里面,与阻挡在家门外面,形势是不一样的。把敌人阻挡在二百里地以内,与把敌人阻挡在二百里地以外,形势又不一样。广宁这个地方,离我们远而离敌人近;宁远这个地方,离我们近而离敌人远。我们不进逼敌人,敌人将会进逼我们。今天既然不能恢复辽东,但是宁远、觉华坚决不能放弃。请陛下不要考虑廷臣所议论的主、客之兵是否可以长久的戍守,内地的粮饷是否能长远的输送,关外的土地人民是否可以放弃,修城屯粮备战防守是否可以继续。再看看敌人情形,是否可以坐着就可以消灭。臣不敢做百年的长远大计,只考虑五年之内究竟怎么样。如果臣所说得不恰当,立即罢斥微臣以定国家大计,不要犹豫不决,使那些明哲保身、怯懦怕战的庸俗之臣众口附和,以杀臣一个人而误天下大计。”然后又为马世龙辩解,而告发万有孚等人的暗中结交的阴谋。奏折递上去之后,孙承宗因为言语过激而被训斥,张凤翼也请求罢官回京,而让喻安性代替他。关于总督的裁撤问题,经过朝臣议论,总督不可以裁撤,命吴用先代替王象乾为总督。孙承宗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他感到报国之心不被理解,做个好人真难啊!既要努力工作,还有人在一旁妨碍。于是他就称病辞职,却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

孙承宗经过这一番的斗争,朝臣们也有所忌讳,不敢阻碍他的守关大计。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他命袁崇焕同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二千人,东巡广宁,经过十三山、右屯、三岔河,改由辽东湾航海返回宁远,向后金显示了明军的实力。当宁远城修缮完毕以后,此时的辽东一带,守备俱足,粮草充盈,孙承宗想起兵大举讨伐后金,永远消灭这个心腹之患,于是他上奏说:“我军的前哨已经设置大凌河一带,请火速拨发饷银二十四万两,那么,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后金。”熹宗一听,大喜过望,当即传旨,命有关部门立刻拨发。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在一起谋划道:“孙承宗的粮饷充足以后,他立刻就会胆大妄为,不如只答应他而不给他,让他在来回传送文书的过程中耽误时间。”孙承宗再三上疏催促,把具体情况如实反映到熹宗那里,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如果错过去,后悔就来不及了。熹宗向各部催促,他们却以各种理由拖着不办,终于,讨伐大军因为粮饷不到而不能发兵。

宦官弄权忠臣辞官

魏忠贤是肃宁(今河北肃宁)人。年少时不学无术,本名李进忠。万历年间自阉入宫,认识了熹宗的乳母客氏,两个人打得火热。熹宗即位以后,因为客氏的推举,被提拔为司礼太监。他有机会接触熹宗之后,经常诱导熹宗听歌看舞、狗马射猎、游逸无度,逐渐取得了熹宗的信任。后来让他兼管特务机构东厂,改名魏忠贤。他掌握大权以后,培植党羽,打击异己。后来引荐他的党羽魏广微进入内阁,从此以后权势一天天的膨胀起来。熹宗即位以后,东林党的人主导朝政,奸邪的人多被排斥。被排斥的人大多数归附于魏忠贤,于是就结成死党。魏忠贤让他的党羽攻击正直的大臣,汪文言、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人,或被杀害,或丢官罢职。他有机会就安插自己的党羽在要害部门。他的权力之大,竟有人称他为“九千岁”。

当初,孙承宗在边疆屡立战功,深得皇上信任。魏忠贤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曾经极力拉拢。有一次,魏忠贤派他的党羽刘朝等四十五人前往山海关犒赏三军。孙承宗并不买他的账,反而非常厌烦。当时孙承宗刚刚准备出关,打算远巡宁远,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给皇帝上疏,表示反对:“让太监视察前敌、犒赏三军,是宦官窃国的前兆,望皇上收回成命。”不过,刘朝等人已经出发,熹宗也信任魏忠贤,认为魏忠贤也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孙承宗有点不近人情,也就没有阻拦。当刘朝等人到来以后,他们原来以为肯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谁知道他们把东西放好,走进孙承宗的大帐,孙承宗才从里面出来,面无表情地说:“不知几位公公驾到,一路辛苦了。这里条件简陋,仅有清茶一杯,公公不要嫌弃。孙某还有军务在身,恕不奉陪。”说完,转身就走。这时太监刘应坤说:“将军慢走,魏大人有几句话让我说给您。”孙承宗冷冷地说:“那你就说吧。”刘应坤说:“魏大人仰慕孙大人的文韬武略、治军有方,有意跟孙大人做个朋友,不知孙大人意下如何?”孙承宗鄙视地哼了一声,一句话也不说,大踏步地离开了。这一下可把几个太监气坏了,他们到哪儿都是颐指气使、前呼后拥,哪里受过这样的冷落。他们一气之下,当天就返回了京城。他们见了魏忠贤,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魏忠贤虽然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孙承宗西巡,想到他给朝廷的奏折皇帝不一定能亲自看到,就决定趁庆贺熹宗生日的机会回京面奏。在回京之前,他先给熹宗发了一份请示的文书,其中写道:“老臣已经三年没见到陛下了,非常想念。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远望京师,无比的想念、眷恋。现在我巡查东北,离京城几千里。我计划十二日进京,十三日随班早朝,十四日与同官恭贺万岁的生日,再选其他日子上奏机要大事。可以吗?办完事我就返回边疆。”

孙承宗打算回京的事,被魏忠贤的同党魏广微知道了,他急忙告诉魏忠贤,他根据自己的想像,怀疑孙承宗这次进京是冲着魏忠贤来的,就添油加醋的说:“孙承宗带领数万军队,将要回京‘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作他的内应,到那时,你的下场可就惨了!”魏忠贤陷害忠良,做了不少亏心事,就信以为真,他急忙跑到熹宗面前,跪倒在床前痛哭流涕,哀求熹宗给予保护。熹宗向来宠爱他,他这么一哭,觉得他很可怜,于是就让内阁拟旨,阻止孙承宗进京。圣旨说:“将军督师关外,劳苦功高,他日应当另行嘉奖。然而,边关军事重地,主帅不可擅离职守。将军对朕虽有教诲之恩,但是,无旨擅自离开守地,不是祖宗的律法所能允许的,违反以后,决不宽容。”魏忠贤得到圣旨,兴冲冲地回到府里,立刻命人带上圣旨,前去阻止孙承宗进京。这时候,孙承宗没有带一兵一卒,只身一人来到了通州,他连续接到快马传来的三道命令,被迫返回山海关。但是,魏忠贤仍然不放心,派东厂特务前去侦查,发现孙承宗真的回去了,这才放心。魏忠贤把孙承宗看作最大的危害,指使党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等人连连上疏诋毁他,甚至把他比作王敦、李怀光。孙承宗听说以后,有些情绪,也上疏请求罢免自己。熹宗也没有糊涂到极点,仍然信任孙承宗,对他们的诬陷置之不理。熹宗知道,自己的老师虽然性情耿直,得罪了不少人,跟一部分朝臣没有处理好关系,但还不至于反叛朝廷。魏忠贤见皇帝不认可,只好耐心等待时机,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是孙承宗的部下,听信从后金逃回来的刘伯漒的话,派副将鲁之甲为前锋、参将李承先殿后,领兵偷渡柳河,想一举拿下耀州。当时渡河时间紧急,只借了少数的渔船。因此,渡河时间很慢,过了四天四夜还没有渡完。这件事情被后金的探子发现了,后金在对岸布下伏兵。一天夜里,就听一声炮响,喊杀声四起,后金突然发动袭击。马世龙知道中了埋伏,慌忙命人抵抗,无奈事出突然,明军正在渡河,有的正在休息,盔甲也没有穿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杀得大败。明军被射死、杀死、落水而死的共计四百多人,马匹六百多匹,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全都成了后金的战利品。这次战役在历史上叫做“柳河之役”,损失虽然并不大,也是马世龙背着孙承宗自作主张发动的袭击,但是,却成了阉党攻击孙承宗的口实。

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顾秉谦、魏广微等人连连向皇帝上疏,要求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要求把马世龙抓捕归案,孙承宗有领导责任,也应该予以惩罚。奏折由阉党们轮流递上,前后达几十封之多。孙承宗极度地气愤,连上两道奏折,要求把自己罢官。

不管怎么样,熹宗对自己的老师还是尊敬的、信任的。前几次,孙承宗要求把自己罢官,熹宗总是苦苦的劝慰、挽留,这次依然是没有批准。这可能是在阉党的打击下,唯一可以受到礼遇的人。其他的东林党人如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都相继死在狱中。他们知道熹宗对孙承宗的尊敬和感情,所以也不敢太过分了,以免自身难保。他们只好从长计议,逐渐的排挤孙承宗。魏忠贤曾经派他的党羽梁梦环到边关巡查,想抓住孙承宗的把柄,再治他的罪,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

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迫使孙承宗下台,魏忠贤把他的党羽高第推举为兵部尚书。高第非常害怕担任这个职务,不敢接受。他找到魏忠贤,一边叩头一边大哭,求魏忠贤放过他,自己实在不能胜任。魏忠贤生气地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别人想当还当不上呢。前面就是火坑你也得跳,不要再说了。”高第见没有希望辞官,灰溜溜的走了。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五日,皇帝下旨,正式任命高第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高第把心一横,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了。

高第来到前线以后,大力推行排挤孙承宗、退守山海关的“政策”,孙承宗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经常反驳得他哑口无言。高第自叹不是孙承宗的对手,深深的遗憾不能完成魏忠贤交给自己的任务。

经历了这一次次的斗争,孙承宗已无心恋战,两军阵前,他从不退缩,朝中的斗争却让他心灰意冷。于是,他更加迫切地要求辞去自己的职务。硬说自己病得厉害,实在难以胜任。熹宗见孙承宗去意已决,也没有办法,只好批准他的请求。熹宗特地把孙承宗加封为光禄大夫,赏赐了很多金银绸缎等东西,又派专人送他荣归故里,同意孙承宗回老家养病。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被围。实际上当时的士兵有十多万人,高第上疏说守宁远的士兵只有五万,根本守不住,请求撤兵。孙承宗知道以后,通知户部:“高第初次来到边关的时候,拨给他的是十一万七千人的粮饷,如今只给他五万人的粮饷就足够了。”高第知道这件事以后,吓坏了,真的按五万人的粮饷发下来,哪里够用啊。于是又上疏说自己搞错了,高第因此以“妄言”获罪。

败军之际再次掌兵

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突破山海关,十月,进入大安口,攻占遵化,将要迫近北京。新皇帝名叫朱由检,史称思宗,执政时间不长,没有经验,所以非常惊慌,忙问群臣是否有退敌的计策,朝廷大臣众口一词:“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非孙承宗挂帅出征,不能挽救时局。”思宗赶忙下诏,召孙承宗进京,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镇守通州。国难当头,义不容辞,孙承宗火速进京,入朝进见思宗。思宗慰劳了孙承宗以后,急忙问守城退敌的计策。孙承宗上奏道:“臣听说袁崇焕驻守蓟州,满桂驻守顺义,侯世禄驻守三河,这样很好。我还听说尤世威回到昌平,尤世禄驻守通州,好像不太合适。”思宗问:“你想固守三河,是什么意思?”孙承宗说:“固守三河可以此为据点,防止敌军西进和南下。”思宗说:“太好了,还是先生胸有城府,深谋远虑。不过,你怎么样为朕保护京师?”孙承宗说:“当危急时刻到来的时候,守城的士兵苦于挨饿受当时,北京城外就能看到遍地烽火在燃烧,孙宗带领二十七骑人马出东便门,以最快的速度赴通州,以至于路上跑丢了三个人。冻,这不是好办法。应该修筑有利的工事,加大犒赏的力度,以此来稳定人心。”他们谈了很多,孙承宗所说的每一条建议,思宗都非常认可。最后,思宗说:“先生不必到通州去了,你为联总督京城内外防御事务,留在朕身边随时参谋,不更好吗。”等孙承宗从皇宫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他也没有睡觉,连夜巡视都城的防卫情况。黎明的时候,又起身巡视外城。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才放心。

到了第二天半夜里,忽然传来圣旨,说是敌人马上要攻打通州,形势危急,要孙承宗立刻赶往通州,主持军务。当时,北京城外就能看到遍地烽火在燃烧,孙承宗带领二十七骑人马出东便门,以最快的速度奔赴通州,以至于路上跑丢了三个人。到了通州城下,守门官兵拒绝任何人进城,后来总兵大人来到以后,才放他们进来。进城以后,也没有时间休息,立刻与保定巡抚解经传、御史方大任、总兵杨国栋登上城上的矮墙固守。这时候,大清兵已经迫近都城,于是又急忙派遣游击尤岱率领骑兵三千人支援,派遣副将刘国柱督军二千与尤岱会合,同时征调密云兵三千人在东直门扎营,保定兵五千人在广宁门扎营。

北京方面,思宗忙调集各路大军勤王。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也马上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去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同围攻广渠门的清军激烈交锋,其他各路勤王军也陆续赶到,一场恶战,把清军杀退。

努尔哈赤看到,阻碍自己攻破城池的主要是袁崇焕。他驻守的宁远坚不可摧,如今又来救援京师,就想除掉他,于是就派人使用离间计,放出风来说袁崇焕想谋反。崇祯皇帝本来就怀疑袁崇焕,况且有不经请示擅杀毛文龙的事,也担心他在宁远拥兵自重,就相信了传言。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一日,思宗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人入朝,当场质问袁崇焕以前杀毛文龙和现在要进京犒赏军队这两件事,袁崇焕一时间答不上来,当场就被逮捕,打入死囚牢。

袁崇焕被捕以后,很多人落井下石,内阁大学士温体仁连续五次上疏,认为袁崇焕欺瞒皇上,私通敌人,极力主张杀掉袁崇焕。兵部尚书梁廷栋曾经和袁崇焕在辽东共事,也跟他有过节,这时候乘机攻击袁崇焕。朝中大臣中有很多人看出这是一桩冤案,但是因为害怕温体仁和梁廷栋位高权重,不敢相救。

由于袁崇焕在前线与众位将士同生死、共患难,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他的被捕引发了混乱。将士们一片惊惶,不知所措,军中很多人大哭,弄得人心惶惶。在城头上,士兵们乱掷石块,因不满而谩骂,使得一万多精锐部队顷刻瓦解,一哄而散。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四日,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见袁崇焕被捕,害怕朝廷也把自己杀掉,就和副将何可纲等人率领自己所辖部队一万五千人向东溃散,声势很大,严重影响了军心民心。崇祯皇帝听说以后,有些后悔,在这危急时刻,不该先杀大将。现在,只有袁崇焕能收拾局面。他让人到狱中取来袁崇焕亲笔信,派使臣飞速追赶,想要召回祖大寿。但是,祖大寿已经回到锦州。使臣又追到锦州,拿出袁崇焕亲笔信让祖大寿看,祖大寿才下马捧着书信,大声哭喊,悲痛欲绝,全军将士无不落泪,一片哭声。孙承宗听说以后,急忙派遣都司贾登科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安慰祖大寿,同时命令游击石柱国去安抚各军。

祖大寿见到贾登科以后,遗憾地说:“我们的士兵急急忙忙去京师救援,打了许多胜仗,希望得到丰厚的奖赏,谁知道却被城上的士兵骂为贼,并且投石块砸死很多人。我们派遣的巡逻士兵,被当作间谍杀掉。我们这样舍生忘死,拼命厮杀,却被当作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逃跑。”

石柱国追上逃散的军队以后,将士们都严阵以待,拿刀动剑,很有敌意。等到说明来意,士兵们都哭了:“督师袁崇焕既然被杀,又将用大炮击毙我们,所以我们才逃跑啊。”石柱国再向前追,祖大寿已经走远了,只好原路返回。他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孙承宗。孙承宗知道皇帝很着急,连忙写下奏疏,上奏道:“祖大寿听说袁崇焕被杀,疑心自己被牵连,又不肯受满桂节制,所以对士兵说皇帝将要杀死他们,不是所有的部下都想叛变。所以,应当大开生路,收服众人的心。辽将中很多都是马世龙的旧部,臣根据情况,派马世龙去告知皇上的本意,那些将士必然放下武器归来,祖大寿不足以忧虑。”思宗很高:兴,同意孙承宗的做法。孙承宗写了一封密信告诉祖大寿,抓紧上奏士卒混乱的原因,并且要立功赎罪,而自己当代替祖大寿向皇上解释。祖大寿收到信以后,同意了孙承宗的建议,把自己带领军队向东溃败的原因一一列出,反映了广大将士的心声。思宗下诏,既往不咎,并且赏赐一些物品安抚士兵,命孙承宗移师镇守山海关。诸位将领听说孙承宗、马世龙到了,很多人自发地归队。祖大寿的妻子左氏也劝说他,祖大寿这才完全心回意转,集合好士兵,随时等候命令。

当初,溃败的士兵退出山海关以后,关城被敌人抢劫,闹得家家户户人心惶惶,都关着门,买卖也不做了。孙承宗来了以后,人心才开始稳定下来。以前的关城长十六里,卫城只有二里。现在让敌人破坏得不成样子,于是重新修筑城墙,架上大炮,严加防范。城中的水不够用,一昼夜内竟然打了一百眼井。以前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都分派给具体的任务,巡逻的、守粮仓的,各就各位。这样内部就减少了作乱的因素,外部如果有刺探军情的,也都及时地被巡逻抓住。山海关整顿好以后,派遣马世龙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支援北京保卫战,派游击祖可法等人率骑兵四个营向西去戍守抚宁。

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祖大寿整顿好军队,入关拜见孙承宗,他的亲兵五百人全副武装等候在关门口。孙承宗推心置腹地跟祖大寿谈话,祖大寿深受感动,当天就把自己所统领的步兵、骑兵三万列在教场中,举行誓师典礼,彼此完全消除了误会。当时清军已经攻下遵化城,正月四日占领永平,正月八日占领迁安,紧接着攻克滦州。同时分兵攻打抚宁,因为祖可法等人坚守城池,所以没有攻下来,又向山海关进军,离山海关三十里安营扎寨。副将官惟贤等拼命苦战,山海关安然无恙。清军又回师攻打抚宁和昌黎,守军顽强抵抗,没有攻下来。这时战局已经稳定,孙承宗重新经营山海关。

山海关西南有三座城:抚宁、昌黎、乐亭,西北有三座城:石门、台头、燕河。这六座城向东护着关门,向西围绕永平,都是靠近山海关的战略要地。孙承宗命令这六座城严防死守,然后以此为据点,开始收复失地。

当京师正在戒严的时候,天下勤王兵先后来到的有二十万人,都驻扎在蓟门以及京师近郊,他们相互观望,没有拼死冲杀。皇帝屡次下诏督促,诸将也不时的出击,然而却杀不退敌人。

在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马世龙请求先收复遵化,孙承宗说:“不行,遵化在北面,想攻下来很容易,却难以守住,不如暂且留下它,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如今应当大造声势,佯装攻打遵化,使放人派不出军队,我们调集丰润、开平的军队,联合山海关的军队攻打滦州,同时派骑兵攻占永平。打下滦州、永平,那么山海关、永平就连在了一起,这时候再攻打遵化就容易了。”商议好以后,孙承宗亲自督战。五月十日,祖大寿和张春、邱禾嘉的军队先到达滦城外,马世龙和尤世禄、吴自勉、杨麒、王承恩相继来到,第三天攻下滦州。副将王维城等也收复迁安。清军看到永平难守,也撤兵回去了,孙承宗大军进驻永平。十六日,谢尚政率军收复遵化。清军见大势已去,慌忙撤走了全部军队。

战争胜利以后,思宗论功行赏。加封孙承宗太傅衔,赐蟒服、白金,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孙承宗接受了其他的赏赐,却坚决辞去太傅的封号,并且屡次上疏要退隐田园。思宗好言劝勉,不许他退隐。后来有小股的反叛势力作乱,孙承宗令大将王威打败了他们,皇上又赏赐银币。册立东宫的时候,加封太保。以后还有加封,每次他都要求辞去封号,坚持辞官回家。思宗命内阁大臣商议孙承宗的去留问题,谁也决定不了。思宗亲自派特使降旨慰问,孙承宗没有办法,只好担负起职责,视察军事。

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孙承宗出关东巡,到达松山、锦州。刚刚入关,又向两巡视,协十二路全部巡查完毕才回去。根据巡查的情况条陈上疏边防政务共八件事,都被思宗采纳。到五月,这一任期的政绩考核完毕,皂帝下诏加太傅衔兼食尚书的俸禄,世袭尚宝司丞,赐予蟒服、银币、羊酒,他还是坚决辞去太傅衔不接受。

崇祯四年(1631)七月,孙承宗打算恢复以前那种牢固的防守,就令祖大寿等人率兵四千驻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的城墙刚刚修完,城上的矮墙刚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发兵攻到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之间紧闭城门,拒不出战。孙承宗听说以后,亲自来到锦州,派吴襄、宗伟前往大凌河救援。但是,宁远巡抚邱禾嘉向后推迟了好几天,吴襄、宗伟被阻击,大败于长山。到了十月,大凌河已经被围困三个月,守军物资耗尽,祖大寿假装投降,借机跑回锦州,大凌河城又被拆毁。大凌河的失守,引起了朝廷内部的攻击,说他们修筑大凌河是错误的决策。孙承宗很生气,连连上疏称病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中的不满情绪,批准他回家养病。

大明将亡城破身死

孙承宗在家闲居,享受了一生中最平静的一段日子。平静的日子倍觉短暂,一转眼就是七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孙承宗已是76岁的老人了。这一年,清兵大举进兵,统帅是大将多尔衮,他是皇太极的弟弟。他想马上带兵攻打北京城,皇太极拦住他说:“我们要先攻高阳,再攻北京。孙承宗在高阳闲居,我们把他捉住,明朝就没能人了。”

多尔衮带兵包围了高阳县城。他本来想攻下高阳轻而易举,等到了城下一看,却惊呆了,只见城墙上戒备森严,城头上威风凛凛地站立着须发皆白的孙承宗。他带领自己的家人,组织好城里的乡亲,准备迎接进攻。

多儿衮面对孙承宗高声喊话:“孙将军,我敬佩你是大明朝的英雄,你如果停止抵抗,我就会饶你不死,你如果负隅顽抗,大军一过,你们谁都活不成。”

孙承宗冷笑一声说:“我一生征战多年,宁可战死沙场,决不投降,你也不必多说废话,快放马过来。”

多儿衮见劝降无效,就下令攻城。哪知城上早有准备,滚木、檑石、弓箭像雨点一样砸了下来,使攻城的清兵死的死伤的伤。多尔衮非常生气,下令强攻。清兵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孙承宗终于因为寡不敌众,城破被俘。他的儿子、孙子全部战死。

思宗听说以后,非常悲伤,命有关部门优加抚恤。首辅杨嗣昌、薛国观等人暗中不执行,只是官复原职,厚葬罢了。到了南明福王时,才赠予“太师”的称号,谥号“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