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简介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官至司寇。后罢职，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归国后闭门治学，潜心研究礼仪。
生卒年：前551年～前479年
性格特点：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安贫乐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直道而行。
历史功过：整理过《诗》、《书》等古籍，后将其称为“六经”，亦或“六艺”。现存《论语》一书，记有孔子的谈话以及孔子与门人弟子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名家评点：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
孔子传记
三十而立 招收弟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的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三岁。
今曲阜城东南有一座昌平山，山下即古昌平乡，昌平乡东有一座不太高的小山，原名尼丘山，因避孔子讳，省去“丘”字，改名为尼山。这里山明水秀，林壑幽美，海拔340余米，五峰莲峙，其中环抱的即为尼山，远望尼山五峰好像五位老人，故又名“五老峰”。相传两千五百年前，我国的文化伟人孔子便诞生在尼山脚下东侧的坤灵洞（又名夫子洞）中。
孔子的祖先本系春秋时宋国的贵族。宋国贵族原是殷商子姓王族的后裔。
正考父以谦恭俭朴和熟悉古文献见称，是辅佐过戴、武宣三公的三朝元老，据传《诗经》中的《商颂》就是经他整理的。其子孔父嘉已沦为大夫，因参与宋国贵族华氏内争被杀，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至防叔时，遇上国家战乱，逃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复生叔梁纥，叔梁纥即孔子之父。由于当时一般取五代祖先的字为“族名”，因此，孔父嘉的“孔”成了孔子的“族名”。
家道传至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已经没落了， 他已成为一个失去世袭贵族地位的官位不大的武土。叔梁纥曾娶过鲁国人施氏为妻，生了九个女儿，没生儿子，又娶妾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个有残疾的跛子，取名孟皮。叔梁纥感到孟皮不能继承他的家业，又向颜家求婚，颜家是鲁都的大姓，有三个女儿，只有未满二十的小女颜微在愿意嫁给叔梁纥。此时，叔梁纥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老夫少妻，年龄相差太大，古人认为这种婚姻不合礼仪，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以“野合”一词来描述这门婚事。
“野”字古时有两种解释，一说指野外，一说指不合礼仪。有的学者以此而认为孔子是私生子，这种说法比较武断。
传说叔梁纥与颜微在婚后，很想早日生个儿子继嗣，为此多次上尼山向天神祈祷生个男孩。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当他们同去尼山祈祷后下山时，生孔子于山下东侧的一个山洞里。古书上关于孔子诞生的神话很多，如《祖庭广记》上说，孔母祷于尼山时，当她走进山谷时，连脚下草木的叶片都下垂，当她走出山谷时，草木的叶片又都抬起头来。后世传说尼山的荆棘朝下，是为了避免刺伤孔母与孔子，可见降生圣人时连尼山的草木也为之感动。由于孔子生于尼山脚下的山洞中，后人为了纪念颜微在母子，名此洞为“坤灵洞”，又名为“夫子洞”。
孔子出生后，其父母给他取名叫“丘”，这是因为孔子刚生下来时，头的形状有点像圩顶，所谓圩顶，通常是人们形容山的周围高而中间平的形状，这种头形很像这种山，因此取名为“丘”。又别名“仲尼” ，“仲”是老二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是前面提到的跛足的“孟皮”。
尽管孔子降生尼山的故事是那么神圣而不平凡，然而幼年的孔子在人世间的道路则是十分不幸而艰难的。孔子三岁时，他的父亲叔梁纥含着眼泪、怀着对三岁的儿子的一片爱心与期望，离开了人世。母子俩孤苦伶仃， 相依为命。迁往鲁都的娘家。当时的鲁都曲阜是鲁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典籍丰富，名师众多，孔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这种良好的文化环境中完成学业。因此，孔子自幼就生活在曲阜的传统文化气氛中，接触到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周王朝的典章文献、礼仪制度。孔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继承先圣商汤的伟绩，长大后成为有出息的人，教他学习通晓周王朝的《诗》、《书》、《礼》《乐》。
在孔母的严格教育下，尽管生活清贫，但仍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认真学习贵族的礼仪，《论语》上记载孔子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是说孔子在十五岁时，就立志求学，又两次记孔子“人太庙，每事问”。
孔子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孔母死时才三十多岁，这对孔子又是一次痛苦的打击。
说起孔子，人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孔庙里孔子的形象。但孔子的形象到底如何呢？从有关典籍中可以看出，十八九岁的孔子身材魁梧。《荀子。非相》上记载：
“仲尼长，子弓短。”《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一尺度当属周制，周制一尺合今19。91厘米，折算下来，等于今天的191厘米。《庄子。外物》上记载孔子体型：“修上而趋下”，即上身长，胳膊长，下身短。其“肩背伛偻”。孔子体格十分强壮，筋骨劲健，力大过人。《列子》与《淮南子》上也有类似记载。王充《论衡●效力篇》上说：“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这与孔子从小习武，精通射、御之术有关。《吕氏春秋。慎大》上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据此可知孔子决非文弱的书生。孔子的头部更有特点，头形中凹而四周高起，古书上称为“圩顶”。孔子又有两颗像兔子的大门牙，露在外头，古书上称孔子的门牙是“骈齿”。关于孔子的外貌特征，《孝经。钩命诀》上说：“仲尼斗屑，舌理七重”，“龟脊、辅喉、骈齿，面如蒙俱。”古书上载帝喾、周武王、南唐后主李煜都生有骈齿。于是，骈齿非但不是不雅观，反而成为圣人的一大特征相貌。孔子是否有骈齿，可以另当别论。不过，今天不少有关孔子的图象雕象中，确有不少作品里的孔子是有骈齿的。关于孔子的服装，《孔子家语》中有一段记载，谓孔子见鲁哀公时，公日：“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农。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以乡，丘未知其为儒服也。”从这段记载，可知孔子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帽子，都是乡服，亦即为鲁人所穿的服装，为宋人所戴的帽子，并不是代表儒者身份的制服。因为孔子是一位不耻恶衣恶食的平民身份的知识分子，以他的身份是不会穿那些华贵精美的服装的。
十九岁那年，孔子与鲁国的一位青年女子亓官氏结婚。传说亓官氏也是殷人之后，婚后第二年，亓官氏生下一个男孩，孔子很高兴。
当鲁昭公获悉孔子得子时，也专门派人向孔子道喜，还送去了一条大鲤鱼。为了纪念这件很荣耀的事，孔子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鲤”，又取字为伯鱼。大概这时，鲁国国君已将孔子视为叔梁纥的继承人，至此亡父的家族也都承认孔子的合法地位。孔子二十岁左右时曾做过两次小吏。一次是做乘田，乘田的职务是管理牛羊。另一次是做委吏。委吏的职务是管理仓库，孔子在青少年时，干过很多的低贱的工作，人家死了人，他就去给人送葬，当吹鼓手；孔子很熟悉葬丧之礼，并为人办丧事。《论语》中记孔子说：“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傩是一种赶鬼的仪式，孔子也参加。经过刻苦学习，孔子逐渐成为一位博学多能的人。
孔子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体验到人生的艰辛，由于其父亲在孔子幼年即去世，因此实际上孔子的生活已由贵族下降为平民，及至他后来被门人弟子尊为师表、誉为圣人时，他的西家邻人仍称呼孔子为“东家丘”。就这一点看，孔子自幼平易近人，即在他名声大扬时，仍不失他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
孔子自幼好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无常师。鲁国东南方有一个鲁国的附庸小国郯国的国君郯子来鲁国朝见昭公，郯子自称是少昊氏子孙，在鲁昭公举行的宴会上，鲁国的大夫叔孙昭子向郯子问起少昊氏“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古代官名的由来。孔子听到郯子来到鲁国，便抓紧时机拜见郯子，向他仔细打听少昊氏时代的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郯子向孔子介绍了古代东海岸有关鸟图腾的传说。孔子终于弄明白殷商文化与东海岸鸟的神话传说的关系。郯子的讲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向郯子求教后感叹地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官失其守”，文献典籍四散，西周王室的巫、史、祝、宗和礼乐之士流散民间的时代里，孔子不得不以其强烈的求知欲，四处求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
公元前523年，孔子二十九岁。相传孔子这一年从山东跑到山西，向晋国著名音乐家师襄子学鼓琴。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三十岁。这一年，郑国的大夫子产逝世。子产是一个政治上十分开明的人，当时的老百姓议论政治，在乡校里批评执政，有人建议子产捣毁乡校，但子产反对这种专制野蛮的做法，给乡校中的士人以批评执政者的权利，可见他有着政治家的胸怀与风度。孔子对郑国这位政治家思想家十分敬佩，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子产的很大影响。当孔子惊悉子产去世的消息时，他悲痛地哭了，孔子评价子产是“古代留下来的最后一位仁人君子”。孔子后来成为圣人，多少与子产的影响是有关的。
孔子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修养与治学的历程，他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在十五岁时开始立志于学，到三十岁，就打下了坚实的根底，不仅精通了一般贵族子弟在进入上层社会、从事政治活动之前所要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精通了古代大学中所掌握的高级的“六艺”，即汉代之后被尊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已有很高深的造诣，他的学识与声望已相当的高，基本。上确定了他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原则，并为他后来治学施教、参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孔子自述“三十而立”，除了他已熟悉、精通《六经》等古代的大量文献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孔子面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和政治动乱的社会现状，他已立下了救世的宏愿，形成了他的以西周礼乐文明为典范的立身处世的思想法则，确定了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原则比较完整的伦理观、政治观、社会观。他开始在民间创办私学，“始教於阙里” ，并以小型学术团体的形式，开始了儒家学派早期的学术活动。这时他已是一个为鲁国人所周知的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知名人物，求教他的学生自远方接踵而至。从此时起，一直到他仕鲁之前，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与从事教学方面。
大约在三十岁左右时，孔子开始招收第一批弟子，这中间有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孔子的另一位著名弟子子路，也属于这第一批弟子之列。 子路比孔子小九岁，他拜孔子为师时大约二十一二岁。子路出身贫贱，为人性格豪爽、耿直，起初他对孔子很不尊重，还欺凌过孔子，但孔子以德折服了他。子路后来成为孔子最忠实、最可靠的学生。在孔子招收的第一批弟子中， 还有伯牛、冉有、子贡、颜渊、闵损等人，而孔子晚年招收的子游、子夏、曾参等人，则属于后一辈的弟子。所谓门徒三千，当然有点夸张，就是“七十二贤”，也不是同时共学的。他们在孔子那里主要学习《诗》。《书》、《礼》。《乐》，但重点是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准备担负起闻道救世的重任。孔子在鲁都杏坛（曲阜城北的学舍）向他们讲学，但弟子们也跟着孔子四处出访，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随时问难，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开门办学。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一般平民是无资格得到求学机会的。自从孔子创办私学后，才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这在当时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鲁国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招收一大批学生，进行了认真的教育培养，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孔子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
孔子办学成名，与当时民间流传的“圣人降生”预言有关。那就是孔子是殷人之后，早在孔子之前，当周初灭殷之际，就在殷人的遗民中流传着将有“圣人出世”的预言。这位圣人是谁呢？人们纷纷猜测。这就是所谓殷商灭亡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孟子》最后一章就专门提到这件事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上距殷商武庚灭亡，约有五百多年。这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传说，曾经勾起宋襄公复兴殷商的野心。但宋襄公是一个失败的仁君。然而这个“预言”仍在殷民中流传着，到孔子出世的时代，这个将有圣人复起的预言已有五百多年了。这时候，在殷宋公孙的一个嫡系里忽然出来了一个天资聪明的贫贱少年，传说中又有那么多“圣人降生”的神话，于是在鲁国的贵族中间与民众的目光中，孔子成了伟大的圣人。（参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说儒》）。
早在孔子十七岁时，鲁国有位孟僖子，他是“三桓”之一，政治地位仅次于季平子，是鲁国第三号人物。这一年是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孟僖子陪同鲁昭公出访楚国，途经郑国抵楚，在引导鲁昭公参加对方欢迎仪式时，因为不懂礼节而出丑，孟僖子为此惭愧之极，归国后便到处向人求教，曾向青年孔子问礼，孟僖子从此十分敬佩孔子的学问。
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 ，孔子三十四岁。孟僖子在临终前，将他的两个儿子叫到床前，长子仲孙何忌快三十岁了，次子南宫适也已十几岁了。孟僖子向他们讲述礼的重要，讲述自己不知礼所得到的教训，又讲述了孔子的家世。他说：“听说我们鲁国出了个通达明礼、学问渊博的人，他就是孔丘。我告诉你们，他是圣人商汤的后代，他的祖先弗父何有功于宋国，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曾辅佐过宋戴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他们虽然地位很高，但谦虚谨慎，可见孔丘的祖先有谦恭的美德。当年我们鲁国臧孙纥说过：‘祖先有美德，其后世必定出现聪明通达的人。’现在孔丘年纪才三十多就已经知道许多学问，懂得许多礼节，他就是今天的圣人吧！我死后，你们要拜他为师，向他学礼。”
孟僖子的这一番话对于研究孔子生平很有价值。首先这段话证明孔子作为“圣人之后”已经得到当时鲁国贵族的普遍承认，同时也可看出孔子在三十四岁后，他所创办的私学在鲁国已有很大的名声，连鲁国的贵族也将自己的子弟交给孔子教育。另一方面，孔子之所以办学成名，也是因为他看到鲁国贵族在当时需要自己出来重新恢复礼乐文明。从此，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做了孔子的弟子。孟氏是鲁国掌权的贵族，自从孔子吸收了孟氏兄弟人学后，孔子办学的经费得到了国家的补给，私学的规模越来越大。
孔子的教学活动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结合社会实际进行教学。为了收集古代的文献典籍，为了弄清三代文化的演变，孔子早有去洛邑的打算，他对南宫适说：“我听说京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当守藏史的老聃博古通今，通晓礼乐文明的源头，明白道德学问的归宿。我们还得向这位智者求教哩！”南宫适将孔子的这一赴周都采访的愿望报告给鲁昭公，“请与孔子适周”，鲁昭公还派出车马仆役，支持孔子师生这一次长途出国访问活动。
洛邑（今河南洛阳）原是周王营建的控制东方的政治、文化中心，自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后，便成为东周王朝的统治中心。这里又有大量的古代的文物典籍，当时负责保管这些文献的是周王朝的守藏史老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博学多闻的老子。老子听说孔子来访，还专程坐车至郊外迎接孔子。今山东省嘉祥武氏墓群的石刻中有一块孔子见老子的汉代画像石，上面刻画了老子与孔子相见的情景：
头戴高冠、身着长袍的孔子，手捧一只雁，作为拜见老子的见面礼。老子也是高冠长袍，手拄曲杖，拱手相应。其后一人手捧简册，交孔子翻阅。这即是“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
认真考察周礼，是孔子这次赴洛邑的目的。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对他说：“你所讲的多半是古人的东西，这些人连骨头早就朽烂了，只不过留下了一些言论而已。君子遭遇明世就出来做官，不然，就隐居而自行其是。我听说一句古语：会做买卖的人深藏若虚，不把所有货物都拿出来；君子道德高尚，而容貌谦退，就像一个愚人。你应该去掉身上的骄气与多欲，不可抱有过大的志愿，这才有益于你的身心。”老子的这一连串讲话与孔子的人生处世的想法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老子作为周王室史官，还是将周代的具体礼制，尤其是丧礼，向孔子作了详尽的讲解。
孔子在洛邑参观了明堂，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最早的明堂可能是建造于神农时代。它是祭祀的场所，也是教育的场所，古代所有朝会、庆赏、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这里进行。明堂四面的大门上，画着尧舜、禹和桀纣的画像。还有周公相成王图也画在墙壁上。孔子在这里徘徊观望并且感叹地说：“此周公之所兴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君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兴一亡的历史教训了。”孔子又来到太祖后稷之庙，只见庙堂右阶之前，有一金人，口上贴有三道封条，背上有一行铭文，上写：“古之慎言人也。”相传这是周公的口嘱，劝人出言慎重，处世小心。多言多事，多事多灾，多灾多悔。孔子读完铭文，对其弟子说：“小子记住，这些教训合于一般人情，中于一般事理。《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立身处世，就不会闯祸了。”
当孔子辞别老子时，老子又以言相赠，向他讲了一番明哲保身的道理。孔子回鲁后，时时想起老子的教诲，时时在他的弟子们面前称颂老子，孔子说：“我知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走，但又时常见到鸟被人射下，鱼被人钓上，兽被人捕杀。可见飞、游、走不是真本领。至于龙， 我不知它如何乘风云而上天，但它能自由自在地乘风上天，使人无法捉摸，我今见老子，他就像龙那样的飘逸玄妙啊！”
孔子这次赴周室考察，开阔了他的眼界，看到了周代的许多文物、典籍，从而使他对周代的文明更加神往。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了周礼，内心十分敬重老子，但并没有接受老子那种消极避世、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老子比孔子年纪大，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也丰富得多，因此这一次会见，对孔子一生极有益，这时的孔子三十四。
岁，血气方刚，在求知与修身方面，积极热情，但不免急躁，在这方面五十多岁的老子是他的老师，给孔子很多启发。而在老子方面，他又似乎缺少孔子的那种人世的积极热情。因此，孔老这两人的会见，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极有意义的。孔子人世，老子出世；孔子积极，老子消极；孔子重人事，老子重天命。总之，他们在许多方面是互补的，由此构成了华夏文化的整体。
五十从政 辞官去鲁孔子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渴望取得某一位贤明君主的信用，出仕从政，以实现自己的“仁政德治”，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拯民于水火之中”，他等待这一机会的到来。然而生当春秋乱世中的孔子，要得到这一个机会又是多么的难得。当孔子偕南宫敬叔从周都洛阳返回鲁国时，鲁国正酝酿着一场内乱。
春秋末年，政治权力下移，先是周天子已无力号令诸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各诸侯国内的大夫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政在大夫”的局面。这种大夫专权的现象在鲁国尤其明显，鲁国的大权落在“三桓”的手中。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季友的后代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贵族。这三家贵族在鲁国世代相传、历任卿相，出现“三分公室”的局面。到了春秋末年，季氏的势力越见膨胀，鲁国的军政大事，皆由季平子专权。到了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季氏与哪氏的“斗鸡风波”，将鲁国上层的政治权力的斗争推向顶点。
斗鸡是当时鲁国贵族的一种娱乐和赌博活动。赌博的双方各放出一只勇猛好斗的公鸡，在场地上互相残酷厮杀，获得胜利一方的公鸡，其主人可以赢钱，这种娱乐在鲁都曲阜城内很是流行。恰好季平子在鲁都曲阜的寓所与鲁国另一家贵族邱氏为邻，这两家常以斗鸡为乐。季氏放出的公鸡，在鸡翅膀上偷偷撒上了芥子粉，局家的公鸡无论多么雄壮、凶猛总是被弄瞎眼睛，连连失败。后来扁家发现李氏斗鸡取胜的秘密，便也在鸡爪上装上锋利的小铜钩，于是反过来季家的鸡又总被抓瞎了眼睛，而以失败告终。这件事又被季家发现，于是矛盾扩大，双方彼此指责攻击起来。
季平子在鲁专权已久，他要邱伯让步，邱伯不肯退让，季平子怒而侵郦氏，一举占领了局伯的封地。另外季平子与臧昭伯也有矛盾，还将臧氏的家臣囚禁了起来。
因此，鄔氏与臧氏一起诉冤于鲁昭公。鲁昭公对季氏专权早已不满，一直想搞倒季氏，以恢复公室的权力，于是鲁昭公支持鄔氏、臧氏，出兵包围了季平子。季平子看看四周是军队，已无法逃命，表示愿意搬出曲阜，归还从哪氏抢来的封地。魯昭公不允许，季平子又表示愿意赔偿财产，囚禁自己，以示惩罚。鲁昭公仍不允许，鄔、臧二家一定要杀掉季平子。在这场斗争中，叔孙氏和孟孙氏感到季孙氏一倒，他们也会先后垮台，于是一起去救季平子，并将鲁昭公派来联络他们的局昭伯杀死。反抗三桓的这场斗争就在一天之内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齐国。当孔子得知鲁昭公逃到齐国的消息后，孔子也追随昭公赶到齐国。
齐国在齐桓公时，曾经称霸中原，做过各国盟主。这个国家的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首都临淄在中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大城市。 孔子初到齐国，对于这里的繁华景象十分惊奇，使他的眼界为之一开。
孔子在齐国大约住了二年，自昭公二十五年来齐，到昭公二十七年返鲁。在这二年中，孔子在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史记●孔子世家》）。不久，孔子通过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据说齐景公在五年前（前522年）到鲁国时见过孔子，齐景公知道孔子是当今的圣人，向他请教为政治国的道理，问孔子：“从前秦穆公国家很小，地方又偏僻，可是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孔子说：“秦国虽小，但志气很大，地虽偏僻，但行为正当。秦穆公又会用人，看中了养牛的百里奚，和他谈了三天话，便信任他，叫他执政。像秦穆公这样任人唯贤的做法，就是治理全中国也行，称霸一方算是最起码的。”齐景公又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就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只有做到国君像个国君，臣子才会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儿子才会像个儿子。”孔子认为一个国家上下的名分是不能乱的。这一政治主张也反映出孔子对当时鲁国君臣名分大乱的感慨。齐景公听了孔子这一番话，赞成地说：“是啊，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就是有饭吃，我也不能安心地吃啊！”齐景公进一步向孔子 请教治国之道，孔子针对齐国临淄人的生活豪华、奢侈浪费、讲究排场的弊病，向他提出了“政在节财”的治国原则。
齐景公十分满意孔子的看法，并准备将尼谿这块地方封给孔子，让他做一个有采邑的齐国大夫。根据《墨子》上的记载，正当齐景公打算任用孔子时，却遭到齐国的大臣特别是晏婴的反对。晏婴在齐景公面前批评孔子说：“这些鲁国的儒者，办事不依法制，只会说些漂亮话，他们对活着的人不能关心，却重视死后的事，治丧主张铺张浪费，埋葬死人又不惜倾家荡产，此风实不可长。他们到处游说，乞求高官厚禄。孔丘所提倡的礼仪，繁杂琐碎，令人一辈子也学不完，实在无益于治国。”经晏婴这么一说，齐景公打消了重用孔子的念头。此后齐景公对孔子开始疏远，见面时只是客气地说：“我们齐国有自己的习俗，要我像鲁昭公对待季孙氏那样，对您付以重任，恐不可能，我也不会像鲁君那样对待下卿孟孙氏那样对待您，我还是待您在季孙与孟孙之间吧。”不久，齐景公又对孔子说：“我已经老了，不能用您来改革齐政了。”这时的齐景公五十六岁，已是一个垂老之人，失去了改革齐国的信心。此外，齐国的一些贵族，怕孔子当政，实行改革损害他们的利益，又散布一些恐吓孔子的话，于是孔子匆匆地打点行李，离齐返鲁。
孔子在齐二年，在政治上毫无收获。闲暇时便时常去找齐国主管音乐的大师，探讨音乐。他从齐太师那里得知，齐还保存有禹舜的古乐曲《韶》，他要求大师让人演奏这首古乐。听着古乐，孔子大受感染，沉浸在古乐中，竟然有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并说：“想不到这首乐曲使我陶醉到这种境界！”又称赞《韶》乐，说这首曲子“尽善尽美矣”。
孔子回到鲁国后，仍然讲学杏坛，整理古代文献，但也时时静观着鲁国的政治形势，面对着鲁国大夫乱政的局面，忧心忡忡。
鲁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 ，流亡在外的鲁昭公死于晋国的乾侯，昭公的弟弟鲁定公继承了君位。这一年，孔子四十二岁。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六月，赶走鲁昭公的季平子也死了。季平子的儿子季孙斯嗣位，他就是季桓子。这时不但鲁国的国君之权为“三桓”削弱，连“三桓”的家臣的势力也在扩展，并且形成对“三桓”的威胁。当时，季桓子掌握鲁国的大权，但他的家臣仲梁怀、阳货和公山不狃闹得。
鲁国国无宁日。季平子在鲁昭公出走后，在鲁国当政七年，他颈上挂着一块叫“筠璠”的宝玉，表示自己是国君的代理人。在大殓季平子时，阳货主张将这块“玙瑶”放进棺材里去，却遭到仲梁怀的反对。阳货大怒，将仲梁怀囚禁，季桓子出来干涉，阳货又将季桓子囚禁，把仲梁怀驱逐出去，并杀死季氏族人公何藐，还把季桓子一家大小都捆绑起来，监禁在南门外的乡里，直到季恒子认输，才放了他。阳货在鲁国独断独行最终做了“太上皇”。阳货自知虽有权势，如果得不到鲁国最有名望的孔子支持，是很难站住脚跟的。因此，他极力去争取孔子，以求利用孔子的名望来抬高自己。有一天，阳货派人送给孔子一头蒸熟的乳猪，作为礼品。
按照鲁国的礼俗，身份高的人下赠礼物，受者要亲自登门致谢。孔子知其用心，是要逼他出来做官，故孔子选择阳货不在家时，前去回拜，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遇见阳货。阳货劝孔子勿将自己的本领藏而不用，应该出来做官，孔子只好口头上答应下来。但事后。
孔子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决不在阳货当权的时期出来做官。
三年后，即鲁定公九年（前501年），这时阳货自以为自己势力更大了，他勾结了对季桓子不满的人，想把“三桓”（季桓子、孟懿子叔孙武叔）一起除去，由自己取而代之。这年十月，阳货邀请李桓子到蒲园赴宴，打算在这次宴会上杀死他。季桓子获悉此事，在去蒲园的路上跑到孟孙氏家。阳货公开叛乱，劫持鲁定公、叔孙武叔，攻打孟孙氏。鲁国贵族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群起而攻之，一同声讨、反击，阳货战败逃到齐国，又投奔晋狃国，受到赵简子的任用。在这次阳货发动的叛乱中，李氏家臣公山不狃配合阳货，起兵占据费城，他知道孔子讨厌季氏的专权，就派人请孔子去费城，想以此为根据地反抗季桓子。孔子也有去公山不狃处的打算。鲁国政局如此之乱，他主张“强公室、抑私门”，加强鲁定公的君权，改革鲁国的政治，然而他的抱负得不到实现。他想到古代的周文王、周武王曾以西北的一块小地方丰镐作为根据地，最后统一了北中国，他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以费城为根据地、有一番作为呢？但是孔子想去公山不狃处的念头，因子路的劝阻而被取消了。孔子在阳货之乱时期，努力办学，不肯出来做官，他在教育上取得很大成绩，四方来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孔子从政的机会来得很晚，一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年）他五十一岁时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西） ，相当于中都县的县长（根据清人江永考证，孔子仕鲁之年，在定公九年）。
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之南、鲁国都西北约五十公里的地方。孔子治中都，将教育与政治结合起来， 一改当时衰颓风气，做了一系列整饬社会的工作，选拔了一批出身平民、学过礼仪、品格正直的人担任他手下的官员，取代了某些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贵族子弟。同时，还采取了安定民生、维护社会秩序的措施，围绕着爱民、养民、富民、利民、教民、安民的原则，对老百姓实施“养生送死”的礼制。诸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妇别深，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而坟，不封不树”等。即按人的年龄大小供给不同饮食，按体力强弱给以一定的工作。
路上别人遗失的财物不随便拾为已有，自然更不会偷窃他人财物。街上做小买卖的出售的器具不是外华内粗，不搞弄虚作假。“男女别深”是为了整顿社会秩序。
有关棺椁、坟陵的规定，是为了反对僭越，按不同身份办好丧事。一年以后，中都邑在孔子治理下，发生很大的变化。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社会秩序井然，令行禁止，孔子的政绩不胫而走，各地都效法中都的做法。不久，孔子由中都宰提升为“司空”。
司空是掌握全国土地、工程建设的官员。孔子上任后，立即带领人马走遍鲁国各地，勘察土地，测量山林、河流。孔子在司空任上，“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孔子家语。相鲁》）。所谓“五土”包括山林、川泽、丘陵、坟街（高原）、厚阖（平地），“别五土”以便针对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富强国家。不久，鲁国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国家财政收入增多，百姓生活改善，孔子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于是鲁定公又任命孔子为“大司寇”，这时，他已五十二岁。
司寇是负责司法的长官，同时兼理外交事务。孔子现在是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了。孔子在仕鲁的时间中，做司寇为时最长，这期间他除了致力整顿国家法治外，还参与了鲁国的外交、军事活动，并显示出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孔子虽然身为高官，但他仍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在朝廷上议事从容不迫，在上级面前，公正不阿，在同僚之间，平易近人。他司法听讼，不搞专断，而是从众议，并且提出了“无讼”的政治主张。在政治上，不惜屈已退让，搞好与三家贵族的关系。在经济上，主张发展生产，“使民以时”，重视劳动者的人格，关心百姓的物质生活。他反对采用暴力手段，迫使百姓就范，而是采取“德政”、“仁政”来感化教育百姓。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处理君臣关系时，他向鲁定公提出了“君事臣以礼，臣使君以忠”的原则。大约也是在这时，定公向孔子问起“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的问题。孔子说，如果国君知道“为君难”，臣下知道“为臣不易”，那就可以“一言兴邦”了。孔子又说：“如果说，国君的好处就是谁也不能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一切都由国君一个人说了算，言莫予违，就是说错了，也不允许臣下来纠正，那就难免导致亡国的灾祸！”
由于孔子为司寇，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措施，鲁国的社会秩序好转起来。《淮南子，泰族训》上说：“孔子为司寇，道不拾，市贾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负载，非法之所能致也。”有的古书上记载孔子当政仅三个月，社会上便出现了新气象。
做买卖的不再以次充好，乱开物价了。男女有别，在路上有秩序地走路。连在路上丢失的物品，也没有人去拾了。据说鲁国有位卖羊的沈犹氏，以前每天早上牵着羊饮水，再拿到市上去卖。有位公慎氏，老婆淫荡，但无法治她。慎溃氏生活奢侈，时时违反鲁国的法令。但自孔子当政后，沈犹氏不再给羊饮水，公慎氏将他的老婆休去，而慎溃氏越境逃去。
鲁国向来拥晋而不附齐，如今孔子从政于鲁，国力日盛，齐国警觉地感到，恐不利于自己。就在孔子任大司寇的这年夏天，齐景公根据大夫黎组的建议，派使者到鲁国，约定时间，两国君主在齐鲁边境的夹谷相会，重修和好。齐景公打算在这次外交会议上，以武力胁迫鲁国屈服，改变对齐的态度。鲁定公接受齐国举行和会的建议，决定参加这次会见。孔子为司寇又兼办外交事务，在齐鲁会盟前夕，他将作为这次会盟的随行大臣，协助鲁君参加会谈。临行前，孔子向鲁定公建议：“我听说在外交活动中，须有军事准备，而在战场上，也须辅之以外交手段，这样可以文武交相为用。”根据孔子建议，鲁定公决定加派负责军事的左右司马带兵同去夹谷，以备不测。
届时，鲁定公与齐景公都到了夹谷。夹谷山在今山东淄川县西南十五公里地方，一名祝其，其地处于泰山山脉中段，地理学上称为鲁山，海拔千余公尺，状颇雄伟。夹谷是一岭道，即齐鲁两国交通要道。会盟的坛设在有三级台阶的土台上，两国国君依照礼节互相揖让、献酒。礼毕，会议未正式开始，忽然齐国的管事官员走上前来宣布：“请奏四方之乐。”齐景公不等鲁定公表态，就回答：“好。”于是齐国的土著莱人高举旗帜，拿着盾牌，挥舞着长矛、短剑、大戟，大声怪叫着拥上台阶，试图威胁恫吓鲁定公。孔子见势急迫，感到来者不怀好意，一个箭步跨上三级盟台，扬起长袖，义正辞严地喝道：“两国国君相见，这是一种庄严隆重的会盟，岂可在此时用夷狄的乐舞，请司法官员依法处置！”与会官员一起将眼色投向齐景公，景公顿时面有愧色，不得已地挥手令莱人退下。齐国的管事也只好示意歌舞的莱人退下。
过了一会儿，齐国的管事官员又上前说到：“请奏宫廷音乐。”又有一队人上台，这是一群丑角和侏儒，边舞边嬉而上，演得不是庄严的宫乐。孔子大步跨上土台，又一次厉声宣称：“匹夫营惑，戏弄诸侯，罪当断首！”由于孔子勇敢机智、大义凛然，加上鲁国在军事上已作好准备，使齐景公始终未能在夹谷会上劫持要挟鲁定公，齐国只得对自己的失礼之举表示道歉。会后，齐景公埋怨他的大臣们说：“孔子是按古人的礼仪来引导他的国君的，可是你们却叫我采用夷狄的野蛮办法，耍小手腕。这是干什么呢？”盟会最后在缔订盟约时，齐人在盟约中提出齐人出征时，鲁人必须出三百兵车相从，否则是破坏盟约。如果这样，鲁国就降为齐国的附庸国。孔子当机立断，针锋相对提出，如果齐国不把他们侵占的汶阳之田归还鲁国，不将郓、灌、龟阴三地还给鲁国，而单方面要鲁国出兵车，也是破坏盟约。于是齐景公只得退还了以前所侵占的鲁国城池郓、灌和龟阴。这次夹谷会盟，由于孔子的据理力争，使鲁国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
《论语●李氏》上记载孔子论述春秋时代政治形势的一段话说：“天下 太平，制礼作乐以及出兵的决定都由天子出；天下昏乱，制礼作乐以及出兵的决定便由诸侯出。由诸侯出，大概传到十代，很少还能继续的；若是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传到三代很少还能继续的。天下太平，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不会在大夫之手。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不会议论国政。”孔子目睹春秋时代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局面十分忧心，他希望中国早日出现一个统一的、安定的政治局面。孔子在鲁国担任司寇后，就下决心从鲁国做起，实行他的“强公室、抑私门”的政策。而当时的鲁国正值“三分公室”的局面，鲁君大权旁落到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这三家家臣，各据一些城头。成邑是孟孙氏领地的城堡，邱邑是叔孙氏领地的城堡，费邑是季孙氏领地的城堡。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势力又在不断扩大，大有压倒鲁国国君的势头。为了使鲁国强大起来，首先要加强鲁国的君权，取消各地的割据势力，于是孔子提出了“堕三都”的计划。孔子向鲁定公进言说：“依照历来的制度，为臣下不该收藏兵器，大夫不该拥有百雉之城。”（指城墙周长三百丈，高一丈的城邑）这显然是针对孟孙、叔孙、季孙氏的都、邱、费三城而言的。鲁定公自然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三家中，季孙氏也支持孔子，因为季氏的费城被公山不狃占据着，李氏希望借助孔子，消灭公山不狃。孔子于是大刀阔斧地进行削城活动，他们弟子仲由（子路）直接担任执政季氏的家臣，执行“堕三都”的大事。这是发生在定公十二年（前498年）的事，这一年孔子五十四岁。
三家中，叔孙氏力量最弱，他的郈城最先被拆除，但费城的公山不狃联合了叔孙辄起兵反抗，他们率领费城的军队，一直打到鲁国城边。鲁定公吓得跑进季氏宫中，登上季武子台，躲了起来。孔子马上命申句须、乐颀带领军队反攻，打败了公山不狃。公山不狃与叔孙辄败逃齐国，费城也被拆除了。但孟孙氏的封邑邮，由于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违抗拒拆，鲁定公派兵围攻不克，以致孔子的“堕三都”的任务未能全部完成。但不管怎么说，三家贵族主力有两家的力量是被削弱了，孔子在内政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堕三都”未能全部完成，而孔子和季桓子之间的矛盾则公开化了。这在《论语》中也透露了出来：“公伯寮想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日：‘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日：‘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公伯寮是孔子弟子，他在季孙氏面前告发子路，就等于说孔子的坏话。公伯寮是孔子弟子，如今为了向季桓子献媚取宠，成了孔子的叛徒。子服景伯要替孔子惩办叛徒，而子服景伯，是孟献子重孙，李桓子对子路有“惑志”，其实与孔子和孟懿子有关系，孔子派自己的弟子子羔（高柴）为费宰，实质上是强公室，弱私家，自然使季桓子感到不满。因此，在“堕三都”这一件事上，孔子是为了加强鲁君的地位，这就必然与三桓的矛盾公开化。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部分废弃“宗法封建”关系，实行不彻底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孔子的许多弟子当时在鲁国，闵子骞为费宰，子游为武城宰，子羔为资宰，仲弓为季氏宰，子夏为莒父宰，子皋将为成宰。春秋时期鲁国的邑县长官称宰。孔子的弟子担任的是李氏的家宰或邑宰。家宰是家族的总管，邑幸是县邑的长官。这些邑宰只受谷禄而无封土，实质上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官僚性质的官吏。与当时鲁国有封土武装的贵族家臣是不同的。然而孔子的“强公室、抑私门”的主张在春秋末年的鲁国很难实行，因为当时鲁国的贵族经济和政治还相当巩固，又“周礼”在鲁国。
保存得最完备，“三桓”的势力很强，他们掌握了土地、人民和武力，而鲁君又无实力，孔子实行改革是靠着季孙氏的信用，季孙氏本身也是旧贵族，因此这一政治改革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随着孔子与季氏矛盾的公开化，孔子很难在鲁国呆下去了。
季孙氏不满于孔子“堕三都”支持鲁君、打击大夫的势力，而齐国的一些大臣又不希望看到他们的邻国鲁国渐渐强大起来，构成对自已的威胁。齐景公虽然有些后悔当年不重用孔子，但现在看到孔子治鲁取得成就，心中十分害怕，便召集群臣商议对付鲁的策略。还是那位在夹谷之会中出坏主意的黎钼又想出了新的花招。
他说：“鲁国现在强盛是因为鲁定公信用孔子的结果，只要设法离间孔子与鲁定公以及当权的季桓子的关系，不就釜底抽薪，把孔子搞下台了吗？这样，对付鲁国也就有办法了。”孔子治鲁，十分强调统治者自身的品德修养，他要求鲁定公亲君子，远小人，反对他们的骄奢淫逸、腐败享乐的生活。他一方面恪守周礼，反对大夫僭越等级，另一。方面通过限制君权，约束臣下，克已复礼，以求励精图治。齐国的大臣知道鲁定公和季桓子爱好享乐游玩。为此，他们选了八十名身材苗条、容貌艳丽、能歌善舞的女子，又弄来了三十辆缕金雕玉的马车，每辆车上配上四匹披着彩服的骏马，将这些美女与文马送给鲁君，企图使鲁国君臣玩物丧志。女乐和马车一送到鲁国的雉广］外，许多人都去围观。季桓子经不起这种诱惑，化了装前去偷看。鲁定公极想收下这一批齐国送来的礼物，却又不便马上公开说收下来，也假装到城外巡视，惊羡不已，对着这一。批美女，看了又看。孔子得知此事，极力劝阻，向鲁定公晓以大义，但鲁君十分贪婪好色，而季氏又从中怂恿，最终还是收下。这使孔子十分失望。从此，鲁君及其大夫沉湎在女色之中，再也不处理日常的朝政，也不与孔子商议国事了。子路气愤地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孔子不忍心离开鲁国，便对子路说：“再等一等吧！你知道鲁国就要举行祭天仪式了，如果他们也像往年一样，祭完天后，分给我们一。份祭肉，我们还是不能走的啊！”
根据古代的礼规，国君举行祭祀后，要把供神用的胙肉分赐给辅佐其祭祀的大夫等官员。结果，这一次没有按规定分送胙肉给孔子，这说明鲁君连对待孔子这一点礼仪也不讲了。于是孔子只得出走了。百余年后的孟子对孔子当时分不到祭肉时的心情是颇为理解的。他说：“不知者以为肉也，其知者以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不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不了解孔子的人还以为。
孔子是为了几块祭肉才走的，了解孔子的人就知道孔子是由于鲁国君主的无礼才出走的。孔子为不至显露君主的过错，因而想使自己带点小小的罪名而离开鲁国，并不是随随便便地出走的。这位孔圣人的所作所为，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孔子终于辞去了大司寇的官位，带着他的弟子们，乘着马车，缓缓而闷闷不乐地离开鲁国。这一年正是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他已五十五岁。
当孔子离开鲁国时，在一个叫屯的地方住了下来，鲁国的乐师师已追上孔子，在送行时说：“先生是没有过错的。”孔子听后长叹一声，吟出一首《去鲁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大意是：“美人的一张嘴啊，可以将国君依靠的大臣赶走；亲近那些妖艳的女人，会造成国破身亡的恶果。悠闲啊悠闲，我只有这样来度岁月了。”又《琴操》上记孔子离鲁时，作《龟山操》：“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子无斧柯，奈龟山何？”龟山是鲁国北面不远的小山，孔子离鲁出走时，不时回首眺望，当走到龟山背面，再回头望时，已经看不见鲁国了。他心中顿生无限惆怅。自恨手中无有劈山之斧，不能将龟山砍倒。孔子是将龟山遮目比作季氏惑政，这里也流露出孔子怀恋故土的赤子之心。还是这位孟子，在谈到孔子离鲁时的心情时说：“孔子去鲁，日‘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待师已返国，季桓子问：“孔子临走时说了些什么话？”
师已如实告诉桓子。桓子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孔夫子在怪我啊，大概是我接受了那一群婢女吧？”
传道救世 周游列国离鲁出走。孔子当然不会去齐国，夹谷之会时，已经触犯了齐景公，“齐赠女乐”的事也激怒了孔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东向去齐已不可能了。因此，只有西向卫国。
鲁、卫本是兄弟之邦，而且这时的卫国政治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富足。鲁、卫两国又有很多相同点。鲁国遵从周公和周礼，卫国也是如此。鲁、卫在历史上又都是殷民集中的地方，两国的风俗习惯相同，道德观念也比较接近，这又为孔子居卫提供了不少方便。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的目的，是为了讲学布道，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得“求仕”担任官职，施展抱负。孔子及其弟子们大都出身清寒，在鲁国由于鲁君与三桓厚同姓、薄异姓，又是一个主张实行“世卿世禄”的国家，很难找到进身之阶。而卫国自卫文公改革后，实行“任贤任能”的政策，不分同姓。异姓，也不分平民、贵族，只要有功绩，就可以升官，这对孔子具有一定吸引力。此外，“卫多君子”，根据《论语》记载，受到孔子称赞的卫国君子就有八位。孔子称赞仲叔圉善治宾客，祝鴕善治宗庙，王孙贾善治军旅。公叔文子能举贤才（见《宪问》） ，蘧伯玉有“直”的美德（《卫灵公》），公子荆“善居室”（《子路》）。
还赞美孔文子（仲叔圉）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公冶长》）。卫国的众多君子，也是孔子十分向往与接交的。还有孔子的学生子路与卫国的宠臣弥子瑕是连襟，孔子去卫，也可能是子路的建议，故孔子初到卫，就住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中（李启谦《孔子居卫之谜》，1989年第四期《孔子研究》）。
当孔子带着弟子们进入卫境时，马车的行进渐渐放慢了速度。孔子在马车上一路观光，当他看到卫国人口稠密街市繁华时，就说：“这里的人真多啊！”冉有边驾车边问：“怎样治理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呢？”孔子说：“首先让老百姓在经济上富起来。”冉有又问：“富了以后，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要进行教育，使老百姓学习礼仪，成为有道德的人。”孔子不是一个撇开物质生活专讲精神生活的人，也不是一个撇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专讲政治教条的人，他的“先富后教”的治国方针，对于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是一条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卫灵公听说孔子一行来到卫国，十分高兴，他知道孔子是当今之圣人，因此很礼貌地接待了孔子。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 ，孔子在卫国的都城帝丘（今河南濮阳县）见到了卫灵公。但卫灵公只是借孔子作为一块招牌，以炫耀他的“尊贤”之名。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享受什么待遇，并以与鲁国一样的待遇供给孔子及其弟子每年俸禄六万，相当于领取实物薪水粮食二千石。孔子固然要吃饭，但他来卫的目的是“谋道”和“行道”，实现他的“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但事实告诉孔子，灵公虽然敬重他，却未能采纳他的意见来革新国政。眼前的这位卫灵公远远不如当年的卫文公。孔子在卫所享受的待遇，还，引起卫国一些大臣的非议，有人向卫灵公进谗言，不久，卫灵公便对孔子起疑心，派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孔子考虑自已的处境，觉得有可能被诬，住了十个月便带着弟子们离开卫国。这时大约是鲁定公十三年冬（前497年）。随后孔子去匡过蒲，又返卫。
孔子于当年十月间离卫向南去陈，在路上遇到了麻烦。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初，孔予一行途经匡邑（今河南睢县西）时，忽然受到国人的包围。原来孔子的相貌很像阳货，正巧当孔子一行来到国城时，给他驾车的弟子颜刻一边赶车，一边举鞭指着匡城的缺口说：“我过去和阳货是从这里打进城的。”匡城人误将孔子当阳货，将他们师生团团包围。当时兵荒马乱，弟子们惊慌失措，孔子却十分镇定，还安慰大家说：“我身负继承周文王的文化传统的神圣使命，如果上天要毁灭传承周文化的我，后代就得不到这个文化；如果上天不让这个文化被毁灭掉，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在被围的五天中，孔子依然弦歌奏乐，安详自若。孔子这时已是“五十知天命”的岁数，他是以三代文化的精神领袖自居的。同时，孔子又派弟子求助于卫大夫宁武子，向卫称臣，由此得到宁武子的救援，这才使孔子一行突破匡人的包围。突围后，弟子们都分散了，颜回最后才赶到，孔子焦急地等着，怕他有三长二短，一见到颜回生还，激动地说：“回啊，我以为你不在了！”颜回说：“夫子在，颜回岂敢不在！”
但当孔子一行来到蒲乡时，恰遇卫国贵族公叔戌在这里发动反叛。孔子一行又被蒲人围住。孔子有位弟子叫公良孺，他“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在危难中挺身而出，说：“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他带头冲杀，奋勇抵抗围兵达数日之久。最后，公叔戌出来与孔子谈判，提出只要孔子不去卫国，就可以放行。孔子答应了公叔戌的条件，但一离开蒲乡，从东门出去，孔子就命车子绕向南方向卫都行去。子贡不理解地问孔子：“既然订了盟约，怎么可以违背呢？”孔子回答说：“在刀剑威逼下的盟约，是不必信守的，就是神灵也不会责怪我们。”
孔子因为遭到匡蒲之围，没有走成，又回到卫国。卫灵公十分高兴，还亲自赶到郊外去迎接孔子一行。卫灵公问孔子：“蒲乡可以攻打吗？”孔子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臣以为不可以打，现在蒲乡是防御晋、楚的屏障，用我们卫国的兵力去攻打，恐怕不可以吧？”孔子说：“蒲乡那里的男子皆有誓死战斗的勇气，妇女皆有守卫自己家乡的决心，都不愿意跟着叛乱。我们所讨伐的只不过是四五个叛乱头目而已。”卫灵公并未采用孔子的发兵意见。这次孔子返卫后，便住在已经退休而仍德望俱隆的蘧伯玉家中。
孔子曾经走到黄河的边上，面对着滔滔的黄河水，也曾想到去晋国。他希望与晋国的实权派赵简子合作，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当孔子一行正欲渡河去晋时，忽然传来赵简子杀了两位贤人窦鸣犊和舜华，孔子怅然站在黄河边叹道：“浩浩黄河水，多么盛大壮观啊！我不能过黄河了，这大概是天命的安排吧！”子贡走上前去问道：“夫子，这是什么意思？”孔子沉默良久，然后说：“窦鸣犊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不得志的时候，需要这两个人的帮助然后才能掌权，等到他得志后，竟然将他们杀了。我听说，剖腹取胎，杀死幼兽，麒麟就不会来到郊外；放干水池捉鱼，蛟龙也就不来调和阴阳，兴云致雨；毁坏鸟巢，打破鸟卵，凤凰就不会往这里飞翔了。这是为什么呢？君子忌讳杀害他的同类，那些鸟兽对于不义行为尚且知道躲避，更何况我呢？”孔子因而停了下来，作了一曲《陬操》，以表哀悼之情。孔子再也不肯去晋国了。
大约也正是在这时，晋国国内发生战争，赵简子和晋国另外两个贵族范氏、中行氏互相攻打，赵简子的家臣佛胖占据了中牟（今河南汤阴县境内）并宣布独立，佛胖还派人来请孔子。孔子便动过去中牟的念头，却遇到子路的反对。子路说：“我听老师说，如果一个人本身的行为不正当，好人是不会与他合作的，佛胖反叛赵简子，难道也是应当的吗？”孔子回答：“我是说过这话的，但我不是也说过，真正坚强的，磨也磨不成薄片；真正洁白的，染也染不成黑色？我不是苦瓜，怎能挂在半空中不吃东西呢？”孔子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他认为只有不怕磨削，不怕染黑，才是真正的坚硬真正的洁白。他认定只要自己有坚定的意志和清白的品行，就是去佛胖那里，他也会积极阻挠他们继续做出违背礼义的行为的。孔子将自己比为悬着的苦瓜，他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东方推行周朝的大道，不管境遇多么险恶，他依然充满信心。然而子路的劝阻最终还是发生了作用，使孔子打消去晋国中牟投靠佛胖的念头。
卫国有一位风流女人，名叫南子，是卫灵公的宠姬。此人原系宋人，据说与孔子还是远房亲戚。她听说孔子来卫，很想见见孔子，派人向孔子说：“各国的君子和我国国君交往时，都跟夫人见见面，夫人希望与您相识。”又说如果想得到卫君重用，还得由她来作主。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不愿见这位艳名远扬的女人。孔子起，初婉言拒绝，但南子却再三相邀，孔子只得勉强答应。南子在细葛市的帷帐中接见孔子。孔子人门，北面稽首，恭敬地叩头。南子在帐中回拜答礼，她身上佩带的玉环首饰发出了碰击的声音，见面时行的是君臣相见礼。孔子回来后说：“我不想见她，既然她一定坚持，我也只能以礼答谢了。”子路为此很不愉快，认为孔子与这位风流王后见面太失身份了。孔子急得赌咒发誓说：“我如果有半点不光明坦白的地方，让上天来惩罚我！”
不久，孔子又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卫灵公和南子邀请孔子同出一游。南子自从见了孔子后，对这位圣人油然而生敬意，并且很想在卫人中公开炫耀她与孔子的亲戚关系。这天，卫灵公与南子一同坐车出门，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而且又叫宦官雍渠坐在第三辆车上，车队在卫都的街上招摇而过。这种事很使孔子感到耻辱。事后，他气愤地批评卫灵公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卫灵公这种好色胜过好德的人。”
有一次，孔子被卫灵公召进宫中谈话，灵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打仗的事，还详细地问起作战的阵法。孔子说：“我只是听过、学过礼义俎豆之事，至于军队中的阵法，我不曾学过。”
又有一次，卫灵公与孔子交谈，孔子在谈话时，灵公看着天上飞雁，根本不注意孔子的交谈内容，孔子看出卫灵公已不是一个可以共事的君主。他年老昏庸，又听信夫人南子之言，由此在君位继承上酿成动乱。后来，卫灵公的世子蒯陕因为不满意他母亲南子的淫乱行为，想杀死她而未成功，于是出奔晋国，投靠赵简子。
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卫灵公死，孔子已五十九岁，离开了卫国。卫国立蒯陨的儿子辄登上君位，即卫出公。这时，晋赵简子帮助蒯陨回国与他的儿子蒯辄争夺君位，赵简子的军队到了晋卫边境戚地驻扎下来，齐国又助辄将威地的晋军包围起来。卫国的内争又进一步扩大到齐、晋两大国的武装干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孔子说的“鲁、卫兄弟之国”，不独指历史上鲁的祖先周公与卫的祖先康叔是亲兄弟，也指现时鲁、卫两国的内乱不已，真要算是难兄难弟了。
离开卫国，孔子带着一行弟子，一路经过曹国，但曹国没有接待他，于是又转到宋国。宋国本是孔子的祖国，这里有颜回的好友罕任大夫。孔子一行在宋受到他的热情款待，并通过他的引荐，见到了宋国国君。
宋国掌权的是大司马桓魈，他是宋桓公的后代，此人极受宋君信用，又专横跋扈。不久前他曾为自己造了一口石头的棺材套，花了三年的时间还没造好。孔子知道这件事时曾经批评说：“这样的浪费，还不如死了以后很快腐烂了好！”（见《礼记●檀弓上》）这话后来传到桓魃耳里，因此很是记恨孔子。当孔子来宋国，他生怕宋君赏识孔子，抓住一切机会在宋君面前讲孔子坏话，还对孔子进行威胁，并派人将孔子在宋讲学的场地上的一颗参天大树拦腰砍断，向孔子示威。弟子们担心桓魅要加害孔子，急着要尽快离开，孔子却毫无惧色地说：“上天赋予我神圣的使命，桓魃能把我怎么样？”但在弟子们的再三劝说之下，一天夜里，孔子换了一套服装在月光下急步离开宋国向郑国赶路，这就是《孟子●万章上》所记载的“微服过宋”的典故。
抵达郑国时，天色已经大亮，弟子们在一夜的急行军中，不少人已走散。孔子独自一人在郑国东门焦急地等候失散的学生。子贡最先发现孔子走失，招呼大家分头寻找。一位郑国人告诉子贡：“东门有一个人，两腮像古帝唐尧，脖子像尧时有名的法官皋陶，肩膀像郑国的子产，腰以下像人禹，相貌长得不凡，但那慌慌张张、疲惫不堪的样子，就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一听，心想莫非就是夫子，赶紧奔到城东，果然看见是孔子伫立在东门下。子贡就将郑人的话告诉孔子。孔子凄然一笑自我解嘲地说：“他说我的相貌像古代的圣贤，实在不敢当。但说我像一。条丧家狗，倒是很妙很妙啊！”
过了几天，孔子又离开郑国，带领弟子向陈国进发。鲁哀公三年（前492年）孔子六十岁。孔子一行人到达陈国，他们住在陈国大夫司城贞子家里。陈国在宋国南面，国都建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县） ，国君是陈滑公。由于贞子的推荐，孔子很快被陈滑公请进王宫。陈滑公很尊敬孔子，又很佩服孔子的学识，但由于陈滑公本人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这也就决定了孔子在陈也难以做出什么成绩。孔子只有在陈设坛讲学，陈国的很多年轻的官员也来听孔子讲课。有一天，一只被箭射下的鸷鸟从空中落到陈侯庭院里而死，箭仍留在鸷鸟的身上，箭头是石制的，箭杆长一尺八寸，陈滑公派人向孔子求教。孔子接过鸟和木石制的镞箭，仔细一看说：“这只鸷鸟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这支箭是来自北方长白山肃慎氏。从前周武王平定天下、灭亡殷商之后，打通了九夷、南蛮之地，让各方官吏交纳本地特产，使他们不忘进贡的本职，当时各国都向周天子献上贡物。肃慎国就向周贡献这种箭。周天子为使其政令及功德传播全国，并让人永远牢记，于是在箭杆上刻下肃慎氏贡矢的字样。后来，武王将此箭赐给大姬，并将她嫁给虞胡公，分封到陈国。古时候，将珍宝送给同姓是表示重视，将远方贡物赠送给异姓，是要他不忘侍奉天子。”孔子又对来者说：“这种箭，可能还保留在陈国的府库里，若派人去府库查一查， 肯定会发现这种箭。”陈滑公派人一查，果然如孔子所说，从此陈滑公更加敬重这位孔圣人了。
孔子虽身在陈国，却时时惦记着鲁国。这一年的夏天，鲁国发生火灾，起火的地方是一个小宫殿，但大火蔓延烧毁了鲁哀公的正殿，连鲁哀公的八代祖桓公、六代祖僖公的庙也烧了。桓公、僖公庙的存在说明季氏在鲁很有势力。按照周礼规定祖庙只保存四代，鲁桓公是当时上推的九代祖，僖公是六代祖，为什么还保存呢？
因为桓公是“三桓”的直接祖先，也是季氏的直系祖先，僖公则是给予李氏封地的鲁君。鲁国所以保存桓、僖二公的庙，与季氏当权有关，李氏为了纪念他们，才违背周礼，保留他们的庙。如今大火烧了这两座庙。孔子心想，这正是上天对违礼的季氏进行惩罚。到了这年秋天（前492年），季桓子病重，当他乘车出巡，目睹鲁都城墙时，又勾起了他对“堕三都”的孔子的思念，季桓子坐在车上叹气说：“我们这个国家本来是可以兴旺的，因为我没有重用孔子，又将他赶走，才落到今天这地步！”他回头对他的继承人季康子说：“我活不多久了，我死后，你一定要辅佐鲁君，召回孔夫子啊！”没几天，季桓子去世，季康子继位，将其父安葬后，就遵照其父遗嘱请孔子回鲁。这时公之鱼反对说：“鲁定公在世时，曾用孔子，但不能有始有终，被诸侯耻笑，现在您再用孔子，能保证始终如一吗？”季康子问：“那么怎么办呢？”公之鱼说：
“不如先请孔子的弟子冉有回来。请冉有，不就是请孔子吗？如果再有什么改变，也不伤面子。”季康子以为这办法很好。但未能立即去办。公元前488年，吴国迫使鲁国在鄧城（今山东枣庄市峰城南）会盟，吴国要鲁国拿出百牢（牛、羊、猪各一百头）作为贡品，吴执政大宰骖又叫季康子去见他，季康子不得已前往，并召回子贡与他同去。由于子贡的出使，才没受辱于吴。于是季康子决定将冉求召回鲁国。
孔子说：“这次鲁国召请冉求，不是小用，而是大用他。‘孔子在陈共住了三年，由于陈国夹在楚、吴两个强国之间，随时有亡国的危险。孔子原先选它为栖身之地，也是想像子产那样拯救这个小国，但是陈滑公不给他施政的机会。不久，陈国突然变成吴、楚争霸的战场，于是孔子只好离开陈国向蔡国进发。路途中遇到长沮、桀溺两位隐者。孔子叫子路前去问路，打听渡口。这两位隐者对子路说：”你们是孔丘的门徒吧？“子路说：”正是。“隐者以教训的口气说：”天下大乱，洪水滔滔，谁能改变呢？你们跟着孔丘只知躲避坏人，不如跟着我们躲避这个世界好啊！“子路将隐者的话转告孔子。孔子低头沉思，良久不语，接着感叹地说：”如果天下太平，我也就不同你们投入这一救世的政治活动中去了。“一路上，有一次子路落在后面，遇到一位拄着拐杖、背着柳条筐的老人，子路向他打听说：”您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什么老师？“说着放下拐杖，继续锄草。子路好容易赶上孔子，将此事告诉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位隐者吧？“再叫子路去寻找这位老人，但那人已经走远了。
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岁。这一年的年初，吴国攻打陈国，楚国为了反对吴国，出兵救陈。楚军与吴军在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对垒。据史书记载，楚昭王听说孔子一行人正在陈蔡之间，便派人聘请孔子。这一消息很快为陈、蔡两国大夫得知，并报告了他们的国君，于是两国都派兵将孔子一行围困在陈蔡之野。从陈国到楚国中间须经过一些吴、楚两国争夺的小国，其中之一是蔡国。蔡国的国都原在河南东南新蔡县内，在吴楚争战中，蔡倾向吴国而迁都到州来（今安徽凤台县） ，这时另一部分蔡国百姓又被楚国迁到负函（今河南信阳县），孔子从陈国到楚国去，必经负函。负函在名义上属蔡国。从陈都宛丘到负函，这一路上兵荒马乱，正是吴楚交战地。由于吴兵攻打陈国，孔子被陈蔡派来的军队围住，粮食吃光了，几乎有七天断炊，随行的人不少已经饿倒生病。但是孔子面对这种危险的形势，仍然诵诗，弹琴，唱歌，坚持向学生们讲课。
子路看到不少人病倒爬不起来了，内心很不平静地问孔子：”难道君子也有穷困潦倒的时候吗？“孔子温和地说：”君子当然也有穷困的时候，但他能够坚持自已的信念，不因穷困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原则，小人一穷困就会变节而无所不为了！“孔子又向子路提问：”《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何以在旷野上徘徊？‘我的政治主张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子路说：”恐怕是我们的仁德修行得不够，人家才不相信我们吧？或者是我们智慧不行，人家才不让我们实现自己的抱负吧？“孔子摇摇头说：”有这样的事吗？由啊，假如仁者都能见信于世，伯夷、叔齐怎么会饿死在首阳山上呢？假如智者必能用行于世，比干又怎么会被人剜去心呢？“孔子不满意子路的回答又问子贡。子贡说：”老师，您的哲理太高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容纳老师，我看，老师是否可将自己的哲理降低些呢？“孔子叹了一口气说：”遇，还是不遇，都要看机会，君子博学深谋而怀才不遇，多得很哩。一个好的农夫能勤勤恳恳地耕作，不一定保证得到丰收；一个技术高明的工匠能制造出巧妙的器物，不一定合乎某些人的需要；有才能有道德的君子可以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能按照一定的办法治理国家，然而不一定会被执政者所容纳。现在你不坚信自已的理想，而是只求被人容纳。赐啊，你的志向太不远了。“于是孔子又问颜回：
”《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何以在旷野上徘徊？‘我的政治主张既然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会困在这个地方呢？“颜回说：”老师的政治主张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容纳您，然而老师百折不挠地推而行之，天下不容有什么关系，正好表现出一个仁人君子的气度，越不被人容纳，越能考验出老师的道德高超，非一般人可比，要是提不出治理国家的办法，这才是我们的耻辱。要是我们提出完备的治国方案，却不受重用，这是那些当国者的耻辱。不能被容纳有什么关系，不能被容纳然后才看出仁人君子的非凡气度！“
孔子听了颜回的这一番议论宽慰地笑着说：”是这样啊，颜家小子，如果那天你有钱的话，我来为你做管家吧！“于是孔子派子贡到楚国联络，在楚军的保护下，他们才得以脱身，到达了楚国的负函（今河南信阳）。
楚国的大将沈诸梁正驻军在负函，他又是这地方的执政者，因为他曾经当过叶（河南叶县南）的长官，故又称为叶公。叶公对孔子十分尊重，并向孔子求教为政的方法。孔子说：”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说治国之道，要使远方的人能对你羡慕向往并由国外赶回来归附你，首先就得使你本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心悦诚服。又有一次，叶公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夫子是怎样的人？“子路一时无法以三言两语作出回答。后来，孔子知道此事便对子路笑着说：”仲由啊，你可以这样回答，孔丘的为人就是不知疲倦地学习，不知疲倦地教人，发愤用功时，连吃饭也会忘记。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别人以为他已经老了，但他自已始终有一股年轻人的朝气。“当时楚国与吴国正处在交战状态，楚昭王正在前线指挥军队。孔子知道他是一位能知大道的开明的君主，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打算借楚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据《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到了楚国，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知道此事后，心里很不高兴，担心孔子一旦受到重用，自己可能失势，因此极力反对，并在楚昭王面前进谗言说：”楚国的外交使臣才能不如子贡，统帅三军的将帅不如子路，辅佐君王的令尹不如颜回，办理政事的官尹不如宰予。如今大王欲封孔子七百里书社，实在是很危险的，想当初我楚国先君受封时，地盘仅数十里，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的疆域。当初周文王在丰，武王在镐，地仅百里，然而最终消灭了殷纣。如今孔子名闻天下，又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他的弟子中人才济济，文武兼备，一。旦封地给他，若照他的主张来治楚国，恐怕对楚国不是一件好事吧？“这段记载是传说，还是事实，还得不到其它材料证明。但据《春秋》，楚昭王死于鲁哀公六年秋七月；据《左传》，死于陈国的城父，而且从这年春天便率军”救陈师于城父“，没见到有关楚昭王死前回楚的材料，《史记●楚世家》也明言楚昭王军城父后，死于军中。因此关于楚兴师迎绝粮中的孔子一说似不可信，欲封孔子一说也不可信。
但是，孔子去负函确是在等待着与楚昭王相见的机会。孔子在陈都滞留时就是为了谒见昭王，他在那里几乎等了三年，此后为避陈国内乱，又去负函，也还是为了与昭王取得联系，大概楚昭王已经考虑接纳子路、子贡、颜回这三位孔子弟子，孔子期望着与楚昭王见面的时刻早日到来，以便将他们这三位优秀弟子介绍给昭王，使他们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为楚国的政治改革与统一中原作出贡献。但孔子没有想到一代有为之君楚昭王竟突然在城父的军中病逝了。当孔子及其弟子目送着楚昭王的灵柩前往郢都时，孔子感到自己的希望破灭了。他极度悲伤，险些倒在地上，弟子们搀扶着这位老人，他曾耐心地等着谒见昭王，而眼前看到的则是昭王的灵柩，真是”道之将行，天命也；道之不行，亦在天命“。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如今昭王一死，孔子一行人在楚国难以出仕了。
一天，楚国的一个名叫接舆的隐者，疯疯颠颠从孔子车前走过，唱了一首歌：
”凤鸟啊，凤鸟，你为何这般的狼狈！往事由它逝去，未来还可努力，如此而已，如此而已。现在从事政治的人，是处境很危险的哩！“孔子听完这支歌，很受触动，赶忙下车，想与这位隐者交谈，但歌者已经远远地离去了。
在楚国，孔子遇到很多隐者。有人唱”沧浪的水清可以洗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若浊可以洗洗我的脚“的歌曲来劝他，也有人讽嘲他徒然在滔滔的浊流中挣扎，实在无济于事，还不如弃世隐遁。孔子听了这些话万分感慨。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了救世，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奔赴苦难的道路。然而他确实走到了路的尽头。孔子感到他在楚国已经住不下去了。不久，就决定离开负函，再次回到卫国。
鲁哀公七年（前488年） ，孔子六十四岁，回到卫国，在卫又住了五年，直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 ，时年六十八岁，才归鲁国。
卫国经过近几年的内乱，君位终于仍由卫灵公的孙子辄继承，是卫出公，亦称卫孝公。辄父蒯聩在晋的庇护下流亡在卫晋之边境，一时无力夺回王位，因此卫出公的政权暂趋稳固。由于孔子的弟子多人在卫做官，卫出公也有意请孔子来卫担任重要职务。
孔子一回到卫国，子路见老师在卫有做官的可能，就去问他：”如果卫君请您协助他主持政务，您首先打算做什么事？“孔子说：”首先要做的是端正名份，使人的职位和名义相称，名称与实际相符。“子路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老师未免有点不切实际、近乎迁腐了吧？在这个时代，要想正名份，实在行不通啊！“孔子笑着说：”你啊，怎么这么粗鲁。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事，大都采取保留态度，怎么可以乱说呢？名份不正，说起话来就不能顺理成章，说话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办事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兴不起来；礼乐制度兴不起来，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当，老百姓就惶惶不安，手足无措。
所以，君子办事必须符合名份，说话必须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君子对于他说的话，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论语●子路》）孔子这次回到卫国是准备接受卫出公的邀请出来做官的，他向子路发表的这一番言论，可以说是在卫从政的总纲领。孔子认为卫国政治上的动乱归根结蒂是因为”君臣“与”父子“的名份已乱了。卫灵公死后，理应由蒯階接君位，但蒯隋不满其母的淫乱，谋杀未成，流亡在外，于是卫就立蒯辄为君，辄是卫灵公的孙子，也是世子蒯陨的儿子，所以孔子认为出公的王位是合乎名份的。虽然蒯陵是父，辄是其子，但辄既已继承了君位，则”父子“关系应从属于”君臣“关系。孔子既表示愿意”仕卫“，也说明他是承认卫出公的王位是合乎名份的。但是后来孔子发现卫国上层仍然潜伏着动乱的因素，他不愿意卷入这种内争，又打消了”仕卫“的念头。当孔文子为了和国内的太叔争斗并向孔子请教对策时，孔子终于决定归鲁了。
公元前484年的春天，齐国的军队逼近鲁国。季康子任命冉有主管军事，带领鲁军在鲁国的郎邑与齐军交战，取得了胜利。季康子问冉有：”先生对于军事，是学到的呢？还是有天才呢？“冉有说：”是跟孔夫子学来的。“季康子问：”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冉有乘机向季康子介绍孔子的才能。于是季康子便派公华、公宾、公林三人，带着礼物来卫国迎接孔子。尽管卫出公一再挽留，但孔子早有归心，况且，去年鲁人来报他的妻子亓官氏已去世，他的内心是十分悲痛的，又特别思念留在鲁国的儿子孔鲤。经过周游列国十四年的飘泊生涯，对于仕途他已变得十分淡漠了。
当他回到鲁国时，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天下先师 删述《六经》公元前484年，孔子经过十四年漂泊异国他乡之后，又回到了鲁国，这时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回到鲁国，虽不当官，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国事。由于冉求任季氏宰臣，孔门弟子在鲁做官的很多。早在孔子返鲁之前，子贡就曾为鲁国办外交，樊迟曾任左师副将，有若在季康子处做顺问。孔子回鲁后，子路任过蒲宰，不久又去卫任官。冉雍为季氏宰，宓子贱为单父宰，言偃为武城宰，子夏为莒父宰，公西华出使过齐国，季康子在闵子骞为费宰，但遭拒绝。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季孙氏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在鲁国以”国老“的身份，关心着鲁国的国事。鲁哀公和执政的季康子将他看成鲁国的元老并时时向他求教治国之道。鲁哀公曾向他请教为政的原则，孔子说：”政在选臣。“又问孔子：”何为而民服？“孔子说：”任用正直的人，斥退奸诈的人，人民就服从；任用奸诈的人，斥退正直的人，人民是不会服从的。“（《论语●为政》）。
通过十四年周游列国，孔子对春秋时代各国状况作了实地考察，他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不断发生动乱的根源在于各国执政者本身的骄奢淫逸和贪婪残暴。当季康子问孔子什么是政治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劝导季康子要努力改善自身的政治品质，藉此调节君臣、君民、臣民之间的关系。有一次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请教治理的办法，孔子回答说：”假若您自己不贪财货，就是悬令赏民行窃，他们也不会干。“季康子又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指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坚决反对用杀人的办法来治理国家，认为执政者只要以身作则，做到清正廉洁，不贪财货，不谋私利，老百姓自然会向善的。季康子问孔子日：”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当他的弟子子张向他问政时，他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这是执政者应具的美德，他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他向执政者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伦理原则。《荀子》、《大戴礼记》中均有鲁哀公向孔子问政的专篇，孔子仍想帮助鲁哀公树立鲁国公室的权威，甚至向他讲述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
我们从孔子晚年对季康子一系列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坚持反对季氏专权的。当孔子一回到鲁国，他的弟子冉求奉季康子之命向他征求实行”田赋“的意见。所谓”田赋“是按每年的田亩数征收军赋。孔子对此很不赞成，当冉求一再询问时，他说：”君子做事，应以周礼为准则，倘不以周礼为准则，贪得无厌，即使采用了田赋，也不能得到满足。现在有周公之典放在那儿，何必问我呢？“但季氏并没有接受孔子的劝告，于鲁哀公十二年春，实行田赋。孔子对此十分生气，《论语》上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提出周礼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孔子真想倒退到周公那个时代去，孔子不是迂夫子，他只是以”周礼“的名义来限制贵族们的贪财好利、剥削百姓的行为。孔子主张的是一种”裕民“政策，他主张对百姓”施取其厚“、”敛从其薄“。
孔子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主张先让老百姓富起来，认为只有老百姓富裕了，自然人心稳定，政权巩固。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弟子有若：”年成不好，收入不够，怎么办？“有若说：”收十分之一的税就是了 。“鲁哀公说：”收十分之二的税，还不够公室的开支，十分之一。怎么行呢？“有若便说：”只要老百姓够吃，您还担心什么呢？要是老百姓不够吃，您又向谁要粮食呢？“有若的这一观点与孔子的”裕民“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孔子是反对战争的，他希望鲁国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鲁国有一个很小的附庸国，叫颛臾（今山东费县西北） ，是鲁国惟一还未被三桓瓜分的公土。季康子打算出兵攻打这个小国，子路和冉有都在季氏那里做官，便将此事通报孔子。孔子说：”求（冉有）啊，这恐怕是你出的主意吧！颛臾这个小国，一向是鲁国的附庸，为什么要对它用兵呢？“冉有声明：”这是季康子的主意，我们并不想这样干。“
孔子说：”你们难道就没有责任了？笼中的老虎跑了，匣子里的美玉碎了，能不怪看守老虎和保管匣子的人么？“冉有又说：”颛臾的城堡很坚固，又靠近费城，现在不攻下，怕有后患。“孔子生气地说：”我最讨厌那种口是心非，又制造借口的人，我听说一个国家不怕人口少，只怕贫富不均；不怕穷，只怕不安定。你与仲由辅助季氏多年，却不能使境内的老百姓安居乐业，又不能令四方的人向往鲁国，反而在国内动起干戈。我恐怕季康子的忧患不在外而在内呢！“（《论语●季氏》）。
孔子晚年返鲁后，虽已退居”国老“，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国事。不过他越来越感到治国化民之道，非从教育人手不可。事实上，施教是贯串孔子一生的主旋律。
根据《史记》记载，他的教育活动最初是开始于三十岁即他赴周都游学前后，第一批学生如鲁国的贵族弟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是在这时侯拜他为师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孔子创办私学、始教阙里的第一阶段。
从三十七岁到五十岁，即从鲁昭公二十七年，自齐返鲁之后到仕鲁之前，由于当时鲁国政治是”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孔子不愿与这些权臣合作，坚持”卷而怀之“、”邦无道则隐“。《史记●孔子世家》说：”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时期孔子的弟子中，不仅有来自齐、鲁的学生，还有来自楚、晋、秦、陈、吴各国的弟子，孔子弟子几乎遍及当时各诸侯国。
这段时间可以算是第二期。
后来，孔子离开鲁国，在周游列国时期，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四处奔走，并以社会为课堂，在游说求仕的过程中，在与各国统治者的交际中，在社会的政治的实际活动中，进一步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学生，即使在极为困难与危险的环境中，仍然讲学不辍。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孔子扩大办学的第三时期。
孔子六十八岁返鲁之后，直到他七十三岁逝世之前，这中间共有五年时间。这五年中，孔子跨越了他一生中”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两种思想境界。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学问、品德修养已是炉火纯青，达到了”文圣“的最高境界。此时，孔子出于他对文教事业的真挚热爱和对于中华文化的承前启后的强烈责任感，决定不再”求仕“，而将主要精力致力于教育办学和整理古代经典文献这两方面。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孔子讲学洙泗的第四阶段。
考查孔子几十年的办学实践，可归纳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教育思想：
1.教育目的
首先，孔子办学是为了培养一大批能够参加春秋后期政治改革活动的志士仁人。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 礼崩乐坏“、政治动荡的时代，孔子对此怀着极大的忧虑，不断深思造成这种动乱的根源。孔子认为造成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主要根源，应该从人自身的内在精神世界方面去寻找。孔子的整个学说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认为人的内心的道德水平决定人的行为的高低，强调人的内在思想是可以塑造与改变的。他强调只有拯救人心，才能拯救世界。因此， 孔子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良好的道德品质，并将教育内容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而置德行于诸科之上。孔子认为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不得不依靠”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为要造就一大批”志士仁人“，就必须在办学中坚持将道德培养放在首位。只有那些自身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才是实现仁政德治的优秀人才。
孔子曾告诚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在孔子看来，这些”君子儒“应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投身到当时诸侯各国的政治改革中去。孔子办学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
他一生除了有四五年的从事政治为官治国外，几乎都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在政治上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达到了。传说他一生培养了三千多名学生，其中”受业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也有说七十二人。即所谓”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孔子创立了我国古代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
而且孔门教学又有四科，按学生不同的品行与才性施以教育，培养出参政与从教的不同人材，如德行以颜渊。闵子骞、再伯牛、仲弓修养最高；政事以冉有、季路最出色；言语有宰我、子贡；文学有子游、子夏。其中像冉求、子路、宰我、子游、子贱，曾为列国大夫或邑宰，子贡常相鲁、卫，在施政上很有政绩。至于没有从事政治活动而专门致力于学术教育的则有曾参、子夏、澹台灭明、商瞿等。曾参设教于武城，孟轲称其弟子有七十人（《孟子：离娄下》）。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李悝、田子方、段干木均是他的弟子。子夏在孔门中是传经之儒，汉代学者称儒家经学均由他所传授。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诸侯。此外，还有商瞿传《易》。澹台灭明和子夏的教育事业，又进一步将孔子的思想传播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
2,教育对象
孔子之前的古代教育制度是由国家办学，就是所谓五官之学，这种教育制度的特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这种官办的学校，教育大权由贵族垄断，只有社会上层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接受教育，而平民子弟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剧变，王室衰微，官学已经荒废停办，垄断在王官手中的文化典籍也散失四方，不少过去在官府教书的王官、巫祝、礼乐之士，也都流落到平民中间去了。因此，兴办私学已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私学的产生又适应了当时文化下移、平民知识分子兴起的需要。孔子目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官失其守“、”学在四夷“的局面，他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有濒临散失危险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教授弟子，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有教无类“是孔子提出的口号，也是他创办私学的最大特点。造成古代贵族政治与阶级政治的主要因素除了出身以外，另一个就是知识的鸿沟。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其目的正在于填平这一鸿沟，这对于当时的贵族政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孔子办学之后，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学术团体，许多著名学者带领门徒四处讲学，于是百家争鸣蔚然成风，形成了春秋战国的众多学派，出现了一种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新风气。
所谓”有教无类“ ，历来有不同解释。或指出身、贫富不分类，或指族种、地域不分类。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这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送来十条干牛肉，都收他做学生。大体上说，”有教无类“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贵族和平民的出身限制，一律施教。这种不分富贵贫贱一律教 育的作法，在中国教育史上是自孔子创始的。由于孔子教学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相传他门下的学生竟达三千人之多，其办学规模可谓空前。由此可见，孔子办学极大地扩大了教育对象。他认为人的天赋素质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论语●阳货》上记载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明确宣布，人之成为各种不同的人，主要是后天的影响造成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赋平等的人性论（张瑞播《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都是基于这种天赋平等的人性论，从而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平民，甚至贱人奴隶的范围，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大突破。孔子之所以成为文化伟人和万世师表而为世人所崇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从而为世界文化发展史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进步。
3.教育内容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夏、商、周贵族学校的教育内容是十分简单的，谈不上有多少理论性、知识性的教材，这是与当时的文化尚处于较低水平有关的。《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上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日六书，六日九数。“这里的礼、乐、射、驭（同御）、书、数等六艺，指的是保氏对国子（贵族子弟）施教的内容，其中射、御是属于军事性质的技能，这种军事技能以及和技能相配合的礼、乐活动，是当时贵族从事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所必备的素养。此外，礼是指待人接物的礼仪，乐是指音乐、舞蹈方面的艺术教育，还得掌握一些书写和计算的知识技能。这就是孔子之前贵族子弟的学习内容。孔子在办学中对教育内容作了重要改革，他研究整理了我国古代的大量文献，从中选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作为教课书。这六部经书后来被称为《六经》或”六艺“。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这六部书，也曾被列为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但那时还是未加工整理的、十分庞杂零乱的，并且充满着”怪、力、乱、神“荒诞迷信的内容，只是到了孔子手里，才排除了重巫。重祭的宗教鬼神文化的成份，注人了春秋时代人文主义的新精神，终于编订成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文化知识课本。经过孔子整理的”六艺“或《六经》的这一套教本，在中国古代的学校中，一直被使用了两千多年。
《礼记●经解》上记载了孔子对”六艺“或《六经》的解释：”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司马迁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又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又《庄子●天下篇》对于鲁国孔子的教育内容作介绍：”其在于《诗》、《书》。《乐》者，邹鲁之上摺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总之，孔子六十八岁倦游返国，赞《易》，作《春秋》，直至获麟绝笔，正寄托了他晚年的社会、哲学、政治理论，并形成了他的”同人“、”大一统“、”天下为公“等大同思想。因此，孔子的教育内容，固然包括《诗》。《书》、《礼》。《乐》，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易》与《春秋》。
孔子的教育内容基本上是以《六经》文献为主，这也是孔子的教育内容与孔子之前的教育内容根本不同的地方，孔子办学将文化教育放在第一位 ，孔子之被尊为”文圣“，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4.教育方法
首先是因材施教。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的教育原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孔子认为人的智力是有高低的，因此在教育上应有所区别。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这是说，对于中等以上水平的人，可以向他谈论高深的学问；对于中等以下水平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为了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孔子对他的弟子们有比较深人的了解，几乎掌握每个学生的特点和个性。孔子说：”柴也愚（愚直），参也魯（鲁钝），师也辟（偏僻），由也修（刚猛）。“又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他只用一两个字就刻画出高柴、曾参、子张、子路。颜回、子贡的个性特点，甚至连颜回、子贡二人的经济条件也十分清楚；并且对他的学生的优缺点也能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如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谁更好些？“孔子说：”子张办事过火，子夏办事不及。“子贡说：”那应该是子张胜过子夏了吧？“孔子说：”办事过火与办事不及都一样不够好啊！“又如子夏、子路、仲弓、子张都向孔子问政，对同一个问题，孔子根据他们对政治理解的不同倾向作出了不同的答复。于夏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问政，他说：”先之、劳之。“ 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张问政，他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由于孔子对他的学生很了解，因此对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培养，并且知道他们的专长和适宜于什么工作。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论语●公冶长》）
总之，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实践”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的三千弟子中能出现七十二贤人，也与孔子能了解自己的教育对象，因材施教是分不开的。
其次，启发诱导。孔子是我国古代启发教学的首倡者，也是世界教育史上启发教学的创始人。远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前470一前399年）提出启发法之前，孔子就已积累了丰富的启发教学经验。孔子认为，学习知识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过程。
他又是注人式教学最早的反对者。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朱嘉在《论语集注》中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愤则已用力于思，故可启以开其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既已得其意而未能发表，故可发以达其辞。“《论语●为政篇》记孟懿子同孔子什么叫做孝，孔子只是答以”无违“（不要违背礼节），孟懿子没有再往下问，孔子也就不往下讲了。学生提问到什么地方。孔子也就回答到什么地方，并且也是按照学生当时的理解程度和如何积极程度而定的。孔子又将此事告诉樊迟说：”孟懿子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又进一步问”无违“是什么意思，孔子这才进一步回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是在学生自身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时，才给以教导的。颜回曾经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论语●子罕》）颜回感到孔子善于有步骤地诱导他求学，既梦地学习古代的文献，又要求他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使他既有日，又能行，使他的知识成为有用的知识，激起强烈的求知欲，就是想停止学习也停不下来。
孔子教学中又运用”叩竭法“。这也是一种启发性的教学法。《论语●子罕》上按孔子的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是说，当有人向孔子提问题时，他并不是马上将答案告诉提问者，而是从问者的疑难处出发，从正反两面展开反诘，弄清问题的性质与内容，然后使提问者通过积极的独立思考自己找到合理的答案。
再次，教学相长。孔子办学主张教学相长，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一部《论语》就记载了大量师生之间互相讨论问答的情况。《论语●学而》上记载子贡请教孔子说：”穷人能不谄媚人，富人能不骄，如何？“孔子说：”这也算不错了。
但不如穷而能乐道，富而知好礼，这就更好了。“子贡于是说：”《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就是这个意思么？“孔子说；”赐呀！像这样，才可与你谈《诗》了。“由此可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教学上是互相取长补短的。又如《论语●八佾》记载，子夏向孔子问《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他说：”绘事后素。“子夏由此而悟道：”礼后乎？“孔子十分高兴子夏的回答，并赞扬他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他感到子夏在学《诗》的过程中，所发表的看法，对自己也有启发，因此，与子夏在一起才可言《诗》了。孔子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反过来，颜回在孔子面前从来不提相反的意见，孔子就批评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他希望颜回对他的教学多提意见，以便使师生之间互相促进提高。
最后，师生平等。教学民主。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亲如一家，孔子对学生平易近人，坦率真诚，学生对孔子敬爱尊重。他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陈亢向孔子的儿子孔鲤打听，问他从父亲那儿学些什么，孔鲤告诉陈亢除了教他学《诗》、学《礼》，再也没有其他功课了。陈亢知道了孔子将学生和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孔子对于学生的缺点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宰予昼寝，孔子批评他是”朽木“、”粪土之墙“，要他振作精神，不断上进。冉有为季氏宰，他搜刮民财以肥季氏，孔子见他损害老百姓，十分气愤地说：”这个人已经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都可打起鼓去声讨他！“（《论语●先进》）但孔子身为老师对自己也严格要求。孔子在卫国不得已去见南子，回来后，子路对他表示不满，孔子感到子路不理解并错怪了他，他就在子路面前激动地对天发誓，求得子路明白他的心志。（《论语●雍也》）子游为武城宰，孔子人武城”闻弦歌之声“而笑子游”割鸡何必要用牛刀“，子游不服气地反驳孔子说：”往日我曾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于道，便懂得爱人，小人学于道，便易于使命。“孔子觉得他讲得有理，就公开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已讲错话，并说：”学生们听着，子游说得对，我前面所说是和他开玩笑的。“（《论语。阳货》）孔子曾坦诚地向学生们表示：”我有什么事隐瞒大家吗？我的一切行为都是向大家公开的，这就是我的为人！“孟子曾经说：”以德服人者，中心说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正因为孔子在师生关系上主张民主、平等，有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他是一位“圣之时者” ，又是一位有热情、有感情。有爱心的文化圣人，因此弟子们对孔子十分敬爱，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师生之间也团结精诚，能够患难与共，相儒以沫。这可以说是孔子办学的伟大与成功之处。故《孟子● 公孙丑上》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日：’夫子圣矣平乎？‘孔子日：’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保存得较为完备，尤其是代表我国二千余年前古文明的文献典籍《六经》，直到今天还被保存并流传下来，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文献整理家孔子。孔子被后世尊为“文圣”，除了他首创私学的伟大功绩外，另一个伟大的功绩就是他对《六经》的整理工作。
“六经”之名 ，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作为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的这六部古典文献，在最初形成时期，并非儒家的专利品，也正因为如此，历来对于六经的成书及其与孔子的关系，始终存在争议。
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原是周公的旧典，是先王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孔子只是“述而不作”，章学诚、章太炎均持此一看法。 如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太炎则认为，孔子传播固有文化之功，不在尧舜之下，但也只将孔子当作历史学家看待，认为孔子是一位古代文献的保存者。总之，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所描述的尧舜时期的文化是真实的历史，《周礼》只是周公治国平天下所实行或理想的政治蓝图。在他们看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致灭亡，实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有自己的详备而不绝的国史的缘故。因此，孔子是华夏文化“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章太炎先生说：“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人，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国故论衡。原经》）这就是古文经学家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看法。今文经学家则不然，他们认为《六经》系孔子所作。《易》与《春秋》尤其是孔子明道经世之作。经书虽然是前代史料，但重要的是在其中已寄予“微言大义”。皮锡瑞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后世看成是“万世师表”，是因为他手订了“万世教科书”，而康有为则认为《六经》是孔子“托古创制”之说。孔子与《六经》的渊源，直到近代之前，只有这两种说法。（参见苏渊雷《孔学四论》）到了近代，又有人认为六经既不是周公之作，也不是孔子的“托古之作”，并认为《六经》即无信史、也无哲理和政治的价值（参见《古史辨》第一册，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也有人认为，《六经》只是周代通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关于孔子删述六经的记载。只是到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到了《史记》才说他赞《易》，序《书》，删《诗》；到＜尚书纬》才说他删《书》；到清代的今文家，才说他作《易经》，作《仪礼》。（《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孔子删述《六经》书）因此认为孔子与《太经》无关系，孔子非但未曾制作《六经》，就是删述《六经》之事也不可能。此说为钱玄同首倡，附和者亦不乏其人。
我们认为，《六经》的来源问题与孔子的文化历史地位有密切关系。否定孔子与《六经》之关系，也就是否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文圣”的地位。事实上，所谓“述而不作”正是说明孔子讲学有所依据。同样，孟子、司马迁以来相传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不是没有根据的。孔子时代的文化典籍是相当多的，也是十分分散的，孔子为此做了搜集与取舍的大量工作。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孔子的删述《六经》，正是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典籍做了一番“始条理”、“终条理”的整理研究工作。这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是一项极为浩大的文化整理工作。
孔子之前，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极为丰富。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议所说：“古者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早在殷代，就已有“典册”。《尚书●多士》上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代的“典册”是串联在一起的甲骨，还是用竹片串成的简册，至今尚不得而知。迄今为止，出土的简册，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大量的则是秦简和汉简，至今尚未发现殷代的简册，也很难考证这些简册是什么样的文献资料。殷代的卜人、史官、巫祝记录在甲骨上的卜辞，以及在铜器上的金文，是作为档案资料被保存在王宫那里供少数贵族与统治者使用的。但这些原始文献并未得到有目的的加工。整理。根据已有的文献可考，《国语●鲁语下》上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可见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曾对《诗》做过整理工作，他在西周末曾为宋国大夫，宋是殷旧贵族微子的封地，因此保存了殷商的乐章乐谱。正考父搜集了《商领》十二篇，“恐其舛缪，故就太师校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经过周太师的指教，才编定以《那》篇为首的次序。但正考父是怎样校正编定《商颂》的，我们至今不得而知。只是正考父的后裔孔子整理《六经》，确有依据。
殷政权垮台之时，根据《吕氏春秋。先识》上说：“商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奔周。”这位奔周的商史官向挚，携带的典册要以车载，可见其数量之多。及至周室东迁，典册文献流散的情况也就更为严重。到了春秋时代，在社会的动荡与巨变中，大部分旧王朝的史官、礼官、乐官、卜官流散民间。史称墨子南游，载书甚多（《墨子●贵义》）。《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人索》、《九丘》，”这些文献，现在已不可能见到，但孔子当时是可能接触到的。又《盂子。离娄下》提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都是当时各国的史书。
《管子。山权数》上也提到：“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所以卜凶吉利害也。”《国语。楚语上》又列举了当时所见的《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九种文献典籍。可见在孔子时，他听见的文献是很多的。这就为孔子整理六经提供了充分有利的条件。
春秋时代，鲁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先后受制于齐国、吴国、越国。可是鲁国是周公之后，虽是政治。上的弱国，但却是文化上的大国。当西周首都丰镐（今西安近郊）经犬戎之乱的摧毁，而东周首都成周（今洛阳）又迭经内乱的破坏，鲁国的文化，便成为周文化的代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来聘，观乐于鲁。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国的韩宣子来聘，看到鲁太史所藏的典籍，曾言：
“周礼尽在鲁矣！”这些都充分证明鲁国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
《诗》《书》《礼》《乐》、《易》、《春秋》，在孔子之前或可称之谓“古六艺，也就是所谓”旧法世传之史“，在周代的贵族官学里已被用为贵族子弟所学的教材，但这些教材十分凌乱，不成系统。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天下大乱、王官失守，大量古六艺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而只有当时的鲁国才是保存古典文献最为完备的国家。于是整理古代文献的历史使命便落到孔子的户上。
孔子自幼就好学不倦，他研读了大量三代的文献典册，及至青壮年时期包括他讲学杏坛、周游列国期间，一生始终注意考察、收集古代历史文化的传说、实物和文献。到了晚年更喜欢研究《易》。《礼运》上记载孔子的话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可见孔子不仅研究了《周易》，还研究了殷《易》。这就使孔子成为大学问家。因此，也只有他才具备整理古典文献的必要文化条件。加上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又极不得志，这就更促使他集中毕生精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通过整理文献，向他的学生们讲学传道。孔子认为他的删述《六经》、从事教育这两件毕生为之奋斗的大事，也能在政治上发生长远的影响，等于为后世百王立法垂教。这就是他整理古代文献的内在驱动力。
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回阔别十四年的鲁国时，已六十八岁。在周游列国期间，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到处奔波，大声疾呼，备尝斥、逐、困、厄，但始终未能得到各国执政者的理解与重用。当他返回鲁国之后，已不再热衷仕途了。”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而集中精力整理古代的文献典籍。他从周、鲁、杞、宋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古代中国的史系和学系，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为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存亡继绝做出了伟大贡献。
孔子编写整理《六经》，在我国古代的文化史上是首创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规模的文化典籍整理事业。孔子在”究观古今之篇籍“（《汉书●儒林传》）之后，认为历史文化是前后相继的，不可割断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的文化制度和礼乐文明又是可以改革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中，对于三代的礼乐典章进行了损益与扬弃，并加以新的解释。
首先，孔子整理古代文献是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的。在整理阐释《六经》的过程中，孔子将仁的观念作为一种哲学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注人《六经》中，通过对《六经》的阐释，创立了儒家的思想文化学说。由此将三代的文化典籍改造成为适应社会变革长远需要的儒家理论学说。
其次，”不语怪、力、乱、神“。上古三代的文献，原本由王官巫史掌握，作为”古六艺“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在其最初的起源上，与巫史祝卜的宗教巫术活动关系密切，因此含有大量的神怪荒诞的内容。但是，留传至今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六经》等典籍，却很少有涉及鬼神巫术的内容。其实这与孔子整理《六经》有很大关系；或者很可能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孔祥骅《”六艺“出自巫史考》，1992年第4期《学术月刊》孔子在比较研究了夏、商、周三代文化后曾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孔子在这里谈到殷周之间的文化差异，其实这也是我国古代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即以神为本位的宗教文化转变为以人为本位的礼教文明，由此也就完成了由巫官文化向史官文化的过渡。孔子在整理《六经》时，排除了上古流传下来的鬼神机祥之事，而注重于实践的理性的思考，致力于建设人伦日用的政教体系，强调人自身的德性与修养。本着春秋时代人文主义的新精神，对上古巫史文化加以改造、扬弃，这就是孔子在整理＜六经》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
再次，”述而有作“。孔子整理《六经》，其目的是将《六经》作为教本。他所依据的材料，毕竟是古代的文献，尽管他进行了删节，但他的态度是”信而好古“，基本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来的史事内容和表达风格。因此，这《六经》至今仍是十分有价值的史料。但另一方面，孔子在整理六经时，又是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的。
在整理与传授《六经》的过程中，孔子又作了引申与阐发，其中贯穿了孔子的正名、重民、仁爱等儒学精神，又寄托了他的志在改革春秋社会的政治意识，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批判精神。同时，孔子又描绘了他的”同人“”大一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政治理想。这也正如孟子在评价《春秋》一书时所说的那样：”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不》）不仅整理编修《春秋》是如此，其余绪经的整理、阐释、诠解都是本着这种精神的。因此我们认为，孔子在编订《六经》时，还是有所创作的，并根据春秋时代人文主义的新精神赋子《六经》以新的内涵的。因此，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既可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史料，也可看作代表孔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儒家学派的理论著作。
孔子言行十分谨严，删述必以文献足征，始为撰述，故《书》由尧舜记起，计时约有一千七百余年。孔子自认为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他对此一时期的文化遗产加以整理，存菁去芜，为后世享用。有人说：”有孔子乃有中国文化。“并非过誉之词。总之，孔子所整理的《六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一种开创的人文精神，并由此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确定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现将孔子对于《六经》的整理与删述，分别介绍如下：
《诗》的整理
《诗》原是歌谣。上古之时，没有 文学，只有口唱的歌谣，没有写的歌谣，一个人高兴或悲哀的时候，就将自已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来，聚在一处酬神作乐，一边歌舞，一边奏着乐曲。等到最早的文字出现，才有人将这些歌谣记录下来，这便是最初的诗。《诗》中的诗歌，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如《商颂》这一组诗。有人认为是殷朝所作，有人则认为是周代宋国的颂歌。到了周代，统治者为了丰富自己的宫廷生活，才出现了太师与乐工，他们又四处征集编写和整理乐歌，不但搜集本国的乐歌，还要搜集别国的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这些歌辞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删削，就成为《诗》。
孔子自幼用功于礼乐，早年以此为谋生手段，又曾从盲乐师处学弹琴唱歌，他一生办学又以《诗》为教授弟子的主要课程。为了整理《诗》，孔子几乎搜集了当时各国流行的全部诗的不同集子，并对此加以选择。到了晚年，他游历列国，回到鲁国后，对《诗》又加以修订，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由于当时各国的口语差距很大，在转相传授口耳流传中，内容多有不同，正如皮锡瑞说：”东迁以后，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经学通论●诗经》）孔子在教学中，参照了各种传本，进行了校勘整理。
《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感，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删《诗》的总原则是”取其可施于礼仪“ ，其态度是有褒有贬，既赞扬”殷周之盛“，又指责”幽厉之缺“。王充在《论衡。正统》上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又根据乐曲的正确音调，孔子对《诗》在篇章上进行调整，”雅“归于《雅》，”颂“归于《颂》，使之各得其所。经孔子整理的《诗》是古代中国留传下来的最完整、最可信的古籍，其历史价值可与希腊的《荷马史诗》媲美。
孔子根据诗的内容和形式分为风、雅、颂和赋、比、兴之类，此即所谓”诗之六义“。这样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分类整理体义的滥觞，并成为历代诗人批评的一定准则。孔子谙熟音乐，对《诗》三百篇，还做了认真的”乐正“工作，他校订的乐调，”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以求三百篇合乎风、雅、颂的乐调。《墨子●公孟》上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这种配上音乐，既可歌，又可舞，有一定的旋律、节奏的＜《诗》。《乐》，是孔子的一种创造。又孔子对于＜诗》三百除了与乐、舞结合外，又进行了文字、语音方面的校正，改正了方言的语音，使之合乎当时的通用语言，即合乎周代的普通话一雅言。 故《论语●述而》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国发生一件”西狩获麟“的奇闻。叔孙氏手下的一位赶车人，叫钼商，他在鲁国西郊钜野打猎，打死了一只不知名的怪兽，送到孔子那里去辨识。孔子看后惊呼：”这是麒麟啊！“传说麒麟是一种仁慈的兽，这种异兽的出现是一种祥瑞的象征，意味着圣君当道，天下太平。然而这样的仁兽在鲁国的郊外竟被打死了。孔子感到这是极不好的兆头，他长叹一声说：”麒麟是仁兽啊！它含仁怀义，叫出的声音像音乐，走路旋转合规矩，游必择上，翔必有处，脚不踩虫子，身不折青草，不群不旅，不入陷井，不人罗网，身上有美丽的花纹。其出必明王在位，以示祥瑞于世。帝尧时此仁兽游于郊外，万民知其为祥，不忍伤其生；周将兴，凤鸣于岐山，万姓以为瑞，争留其形，麒麟也曾现于野。自尧至今，麒麟两现于世，今次出现，无明王在位，非其时也，所以折足而死于奴隶之手，我怎么不感伤呢？“孔子说着就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地说：”吾道穷矣。“相传孔子这时正在编写《春秋》，当他获悉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时，就不再将此书写下去了。三天之后，孔子将在曲阜的众弟子召集起来，向他们说：”麟因出非其时而被害，吾道穷矣！好在所修的几部书均已完成，只有《春秋》一书，自平王东迁记起，直到现在，二百多年的大事都记载下来了，我将以获麟为《春秋》绝笔之日，今后的责任全靠你们了。“这就是孔子修《春秋》，”绝笔于获麟“的著名故事。
不久，大概也是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心爱的弟子颜回也死了。孔子非常器重颜回，颜回的一生一直很贫困，但他并不因为物质上的贫困而放弃自己求学的志向。孔子曾经称赞说：”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吃的是粗茶淡饭，喝的是清水。住在窄小简陋的巷子里，要是别人早就愁死了，但颜回安贫乐道，以艰苦学习为乐，他才是我最好的学生啊！“在孔门］弟子中，不但子贡等高足感到比不上颜回，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自己赶不上他。孔子是一个政治上有热情、志在救世的人，但并不迷恋功名富贵，颜回也是这样，他虽有宰相之才，也不急于做官，他对于孔子的道德与学问研习得最好。如今颜回一死，这对孔子是极大的打击与损失。孔子痛哭地呼喊着：
”老天要了我的命，老天要了我的命！“（《论语●先进》：”天丧予！天丧予！“）颜回的父亲颜路想给颜回买一副套 棺，但买不起，就要求孔子将他的车子卖了，换一套棺，孔子认为这是不符合礼制的，才不同意颜路的要求，但是孔门弟子仍然厚葬了颜渊，孔子只得说：”颜回待我像父亲，可我没能待他像儿子，我也作不了主了。“公元前481年夏天，齐国的陈垣（又叫田成子或田常）发动了政变，将齐国国君齐简公杀死，拥立齐平公，政权尽归陈氏。孔子的弟子宰予这时任临菑大夫，在政变中被陈恒所杀。齐国的这次政变是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先声，在某种意义上说，齐国这次的政变可以说是揭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
孔子知道齐景公、齐简公都很平庸，无所作为，更谈不上是圣君明王。而陈恒治齐很得民心，齐国的王公大臣、平民百姓都很赞扬他，至少陈恒善于收拢人心，如他曾为群臣向国君请求爵禄，又曾用大斗斛施于百姓，用小斗斛收回。齐国流传着这样的民歌：”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但在孔子看来，君臣各有名份，臣杀其君是。
大逆不道。为此，孔子十分气愤，急忙沐浴、更衣、整冠，斋戒后朝见鲁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出兵伐齐，声讨陈恒之罪！“鲁哀公怕事，而当时鲁国的兵权皆在”三桓“，于是只得对孔子说：”夫子，您还是去找’三桓‘吧！“孔子说：”因为我曾做过鲁国的大夫，所以不敢不来向您报告啊！“于是孔子又去报告三家贵族，但盂、仲、叔孙三家在鲁国的地位与齐国的陈氏差不多，季康子自己也是目无鲁君的权臣，也有取代鲁哀公的野心，只是还不具备陈恒的条件罢了，而且季康子与陈恒交往甚密，岂肯出兵讨伐。于是搪塞孔子说：”陈恒虽杀其君，但仍立旧君之弟嗣位，情尚可怒。此乃齐国内乱，不必由鲁出面干涉。“孔子的要求遭到拒绝，他一面退出冢幸府，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因为我曾做过鲁国的大夫，所以不敢不来向您报告啊！“第二年，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孔子七十二岁，他的弟子六十三岁的子路又死于卫国的内乱。这一年，卫出公的父亲蒯聩在卫出公主政十二年之后，回到卫国，从其子蒯辄（卫出公）手中夺取王位。这时，子路在卫国的一位贵族孔悝处做官。孔悝是蒯聩的外甥，但孔悝并不支持蒯聩回国夺三权。
孔悝的母亲，即蒯聩的姐姐，却欢迎蒯聩，因为在孔悝父亲死后，她钟情上一个叫浑良夫的仆人。蒯聩支持这件事，又买通了他们充当内应。当蒯聩潜回卫国，就住在孔悝的菜园里，孔悝之母就帮着蒯聩逼迫孔悝也参加政变，并胁迫孔悝登上签汀盟约的土台子：孔悝的家臣奕宁这时正在烤肉，没等肉烤熟，就赶快通知子路发生政变的事，自己找了一辆车，护送卫出公逃往鲁国。子路知道孔悝遇险，情况紧急，马上跑进城去营救孔悝，恰巧孔子的另一位在卫国做官的弟子高柴从城里逃了出来，高柴气急地劝阻子路说：”城门关了，情况危急，赶快离卫回鲁。“子路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自己受孔悝之禄，现在孔悝处于危难之中，岂有不救之理？“于是子路冲进城内找到蒯聩，要他释放孔悝。蒯聩不放，子路就在土台下放火，以为蒯聩见火后，会放了孔悝。蒯聩派出两名武士与子路格斗。子路受了重伤，连冠缨也被击断。子路倒在血泊中说：”君子临死时，也要将自己头上的帽子戴正的。“他爬起坐在地上将帽缨结好的时候，就被杀害了，身体被剁成了肉泥。蒯聩赶走了卫出公，取得了卫国的王位，这就是卫庄公。
孔子一听说卫国发生政变，就顿时感到不安，他悲伤地预言：”高架是可以安全生还的，仲由怕是回不来了。“果然不出所料，事后服耗传来，孔子站在院子里仰天大哭。当有人告诉孔子”子路被剁成肉泥“ ，死得很惨时，孔子伤心地叫人把厨房里的肉酱扔掉。
子路虽为人粗放，但他跟随孔子的时问最长，对孔子也最忠诚，是一个能按照孔子的教诲而躬行实践的好学生，为人诚笃忠信办事认真，他的勇力和社会关系又是孔子安全的保障。他一生保卫孔子唯恐不周，不愿孔子遭人非议，以致于在孔子处理同南子、佛胖、公山弗扰等人的关系上，都敢于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使孔子避免了不少过失。当孔子晚年有时感到文化的振兴以及社会风气的挽回实在难以实现，他的文教与道德感化的路很难走通时，他甚至想到乘木筏浮海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另谋传道的善地。他说：”在中国大道难以推行，我将打算飘洋过海去寻找新的陆地，到那时候，大概只有子路一个 人会跟我走吧？“（《论语●公冶长》）在孔门中，子路可以说是一位儒侠式的人物，他一生最忠诚于孔子的事业，一直到他在卫难中以身殉职时，在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刻，他仍履行孔子关于”君子死而冠不免“的教诲。子路之死，对于晚年已陷于困境中的孔子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六十七岁到七十二岁，在短短的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先后失去了自己的夫人、儿子，又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最可靠的弟子颜回、子路，这使孔子的灵魂变得更孤独，晚景变得更凄凉。孔子的最后两年，一直是在病中度过的。这位一生中时时梦见周公的人，已经好久不再梦见周公了，他感到这是自己衰退的征兆并唉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天天叨念着的凤鸟竟然还不来，天天巴望的河图竟然仍不出现，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人世痛苦地说：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有一天夜里，孔子做了一场恶梦，清早起来后，他颤抖着拄着手杖在门口呆呆地站着，只见子贡来探望他，就说：
”赐啊，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接着孔子唱出了他最后的歌声：
泰山快要倒了吧？
梁柱就要断了吧？
一代的哲人圣贤啊，。
也将如草木一样枯萎了。
子贡赶上前去，扶着孔子走进了屋里。孔子对他说：”夏代人死后的棺木是停放在东阶上的，周代人死后的棺木是停放在西阶上的，殷代人死后的棺木是停放在厅堂的两柱中间的。我昨天夜里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的祖先原是殷人，我大概活不长了，死后望弟子们依古礼将我的棺木停放在两柱之间。“从这天起，孔子病得更重了。七天后，他的那颗伟大的仁爱之心终于停止了跳动，安详而平静地离开了面前的这个动荡不宁的春秋末世，终年七十三年岁。这一年是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 ，时在周历夏四月已丑，当夏历春二月十一日。
这位文化巨人生前经尽苦难，但死后却得到了无比的荣耀，丧礼的隆重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诸侯。鲁哀公亲自为孔子作了祭文：”上天不仁啊，连这位国老也不给我留下，如今只使我一人在位，孤零零地担着罪过。唉！尼父啊，我今后还去向谁求教呢？“
孔子虽系殷贵族的后裔，但已很疏远，由于家道中落，他自青少年时代一直过着贫贱的生活。三岁丧议，十七岁丧母，不得不独立谋生，因此他的社会生活很接近平民，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司马迁说：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由于他是一个布衣知识分子，又十分了解人民的疾苦，所以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和教育宗旨在于重视教化人民，对老百姓要实行仁政德治，省刑罚、薄赋税。孔子的大量言论都说明他是一个时时看到人民，想到人民，处处关心人民疾苦。并与百姓站在一起的政治家，他一生努力步入政坛，希望通过出仕，拯民于水火之中。
孔子说过一句很重要的活：”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即”中庸“的观念。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有过论述，他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 书信选集》第147页）。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儒、墨、道三大文化学派，道家和法家的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到对立面，强调斗争性，主张对人民实行绝对的统治。墨家的学说则只看到统一面， 放弃了斗争性，专讲同一性，力主兼爱尚同。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则较为贴近对立统一的哲学法则，主张用礼来节制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藉此和缓社会矛盾，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以求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这一对矛盾同处于一个共同体中。由于孔子的中庸思想较为接近社会实际，因此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孔子的思想与学说二千多年来一直取得正统的地位，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与广泛的社会基础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关。
中国古代的大众文化，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言论与事迹，很大一部分也是与孔子的学说有关的。孔子是主张忠君尊王的，但他的尊君是有条件的，他忠的是明君贤王，他反对暴君污吏，念念不忘实现他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小康社会。他的”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平民可以求学，布衣知识分子可以议政、参政的思想，他的”仁者爱人“，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的思想，他的对老百姓主张”先富后教“的思想，长期以来，使孔子在民间、在历史上获得了极大的声望与美誉，获得无比尊崇。
此外，孔子的学说是极重伦理道德的学说。孔子提倡学悌忠信、礼义廉耻，提倡恭、宽、信、敏、惠，由孔子所创立的一系列伦理道德的观念成为一种准则， 孔子的学说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已经血肉相连，密不可分，构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因此，孔子被称为”文圣“，主要是历代对他的肯定与尊崇，最初并不是由帝王或统治者提倡起来的。具体来说，主要是由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先秦诸子的尊崇，后来又被历代文化伟人所尊崇而获得文圣的地位的。（参见《唐全毅先生全集》卷十九，《中国哲学原论》）
孔子在世时，已有人称孔子为”圣人“，但孔子本人并不接受”圣人“的称号，他说：”圣人，吞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老，斯可。“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有若则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类也，圣人之于民也。亦类也。“孔子死后，孔门弟子发生了分化，据《韩非子●显学篇》上说：儒家在孔子死后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但他们都尊崇孔子，认为自己一派是孔子的正宗。到了孟、荀时代，他们奉孔子为圣人。孟子称孔子”犬而化之谓之圣“（《孟子●尽心下》），又引孔子弟子有若的话说：”出乎其类，拔乎其卒，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并称孔子为”圣之时者“。荀子则称孔子是足以与三王和周公比德齐名的”圣人“。至于此后的道家、墨家和法家，也无不尊孔子为圣人。
《庄子》是道家的著作，其外篇中的《盗跖》、《渔父》等虽有贬抑孔子之语，然此数篇已被证明非庄子所作，而外篇中的《秋水》、《寓言》、《达生》、《田子方》都有尊崇孔子的话。《庄子》内篇中，如《人世间》。《德充符》。《大宗师》诸篇，对孔子与其弟子颜渊等之人格、德行，也十分称颂。墨子非儒，也只是反对儒家的礼乐。《淮南子●要略》上称墨子最初也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称《诗》《书》，尚仁义，可见他也是。上承孔子之教而来的。即使是儒家的反对派韩非，也称孔子为”圣人“，并说：”仲尼，天下圣人也。“据此可知，不只是孔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尊孔子为圣人，就是先秦诸子也同样尊孔子为圣人。这说明孔子的思想学说对诸子的影响很大，也说明先秦诸子出于百家争鸣的需要，抬出孔子是为提高自己这一学派的地位。
孔子被尊为”文圣“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宗教、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均有反映。
佛教、道教均认同孔子为圣人。在中国的宗教史上，外来的佛教与基督教，传人中国后，为了争取中国民众的信服，也都先后自附于中国的儒教，尊孔子为第二圣人。佛道、基督三教之间互相排斥，彼此视为异端邪说，而只有孔子在任何宗教中，皆居为第二位。中国的佛教徒、道教徒与后来的基督教徒，各于其教主之外，皆推尊孔子，尊之为”孔圣人“。
孔子在史学上的圣人地位则始于西汉司马迁的推崇。司马迁认为孔子所修的《春秋》是最成功的历史著述，是孔子垂之万代的不朽功绩，又自述他发愤著《史记》是志在继承孔子著《春秋》的大业。他在《史记》中又作《孔子世家》，集中论列孔子修订《六经》的功业，并尊奉孔子既是垂教后世的圣人，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开创者与传播者。司马迁之《史记》，为后世史书之祖，但他自称是继承了孔子作《春秋》之精神的，后之班固则更进一步尊崇孔子，并以孔子之言，论定历史上人物功过而著《汉书》。自此之后，历代史家在其史学著述中，无不以孔圣之言为是非标准。
孔子在中国哲学、经学。玄学、理学诸领域中被推尊为圣人则始于西汉。
在西汉，由于汉武帝提倡《春秋公羊》学，采用了董仲舒之贤良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而确定了孔子在经学史上的圣人地位。自魏晋至南北朝隋唐，其经史之学，又承两汉之绪，这一时期的魏晋玄学家如何晏、王弼、郭象虽讲老庄之学，但同时以孔子为圣人。尽管魏晋玄学家心目中的孔圣人不同于西汉经学家心目中的孔圣人，但他们谈义理多本老庄，而谈圣人境界，仍以孔子为标准。唐代的韩愈是新儒学的先驱，他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并开创了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先河，从而将对孔子的圣人崇拜揉人了”道统说“中去、宋、明儒者心目中的孔子，已非汉人之”素王“（即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禄位），也不是何晏、王弼、郭象心目中的”体无“之圣人，更不是佛教徒心中的菩萨化身。这时，孔子已经成为一位真正从事教育的”至圣先师“。以后明清之际，帝王也就不再以”文宣王“封孔子，而只以”至圣先师“封孔子。
宋明诸儒虽尊孔子，但认为孔子之圣德可学而致之。如周濂溪说：” 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二程亦深信”圣人可学而至“。孔子这时之所谓圣，对学者而言，只是师。学者之学可与师相等。在宋明儒者看来，一切人与孔子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思想到了王阳明那里则成了”个个人心有仲尼“，亦即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于是将孔子的圣火地位，安置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从此，不必以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或者是古代的圣人，而是认为孔子这位圣人就活在人们的心中。到了清代，孔子在文化中的地位，又与宋、明不同，鉴于宋、明之儒的空谈心性，清代重经史之考证，倾向汉代经师之法，于是孔子又变为一建制立法 者托古改制者革命排满者。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时期，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又进一步将孔子的文化精神灌输到文学艺术方面去。继司马迁在史学上继承孔子后，刘勰又在文学理论方面，继承孔子学说，其所著《文心雕龙》之书首就有《原道》。《征圣》《宗圣》三篇，该书最后一篇《序志》，与全书的主要内容，都可看出他在文学批评上，继承孔子的诗教与乐教。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推崇孔子的，有陶渊明、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陶渊明在诗中尊孔子为”先师“，自称”野外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李白则有诗云：”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至于陈子昂，据姚铉《唐文粹》。上说：”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庯蜀，始振《风》、《雅》。“其《感通诗》三十八首，乃言志之作，而最后一首，则始于”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之句，可见其志之所归。杜甫向被公认为”诗圣“。杜甫教人学诗”法自儒家有“、”应须饱经术“。他志在孔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他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千古名句，实来自孔子的爱民思想。又”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其所著《原道》，辟佛老而发扬孔子之道。韩愈之所以被公认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其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发扬孔子之道。
至于历代帝王之尊崇孔子之种种政治措施，实是为了顺乎人心之所向。春秋时代任何一国统治者并没有信用孔子，也没有将孔子的政治主张作为他们的治国之方针。而孔子死后，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抬高自己的尊严，为了争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们往往借尊孔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以求在汉族人民的心目中获得正统地位。当然，历代封建王朝中，也不乏某些明君贤相，他们尊孔，并且多少还按照孔子思想治理国家，使得历史上的若干时期出现了国泰民安、经济富裕、文化繁荣的盛世。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孔子的另一方面，即孔子之所以被历代君王尊崇，包括受到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的尊崇，还因为孔子的学说中又有”忠君尊王“的一面，并为统治者长治久安设计了很多的政治方案，于是人民心目中的”布衣孔子“，又成了为统治者献策的”王者之师“。
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就在曲阜阙里，以孔子之故居，立以为庙，置卒看守，藏孔子之衣冠、琴、书，并命”岁时奉祀“，谥号孔子为”至圣先师“。
历史上第一位光顾孔庙的皇帝是汉高祖刘邦。刘邦本是丰沛酒徒，向来不喜欢儒生，在楚汉相争、戎马偬倥的战争岁月，他曾向儒冠撒尿。可是夺取政权后，他看到宫廷荒嬉，群臣酣歌狂饮，乃至拔剑击柱，感到十分恼火。其后，叔孙通依据儒家周礼，制订了汉的礼仪，群臣峨冠傅带，井然有序地上朝廷，这才使刘邦感到儒家的礼乐制度的文治功用。于是，在高祖十二年十二月（前195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汉书●高帝纪》） ，此为历代帝王以太牢祭祀孔子之始。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即位，崇尚儒术，以举贤良，采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共进。“此后，《五经》立于学官，当时有人称孔子为”素王“，意即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
总之，历代帝王尊孔祭孔，以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一切都是在汉代奠定格局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变动频仍，玄学兴起，佛道盛行，儒学地位下降，但孔子的地位未曾动摇。如魏文帝曹丕赞扬孔子”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由于统治者重视孔子，这时期的孔庙仍不断得到整修。
隋唐时期，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封建统治者在崇奉释者的同时，更加尊崇孔子，提倡儒学。
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师尼父“。
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二年（619年）诏赞孔子”道济生民“。
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即位之初诏赞孔子”以大圣之道，天纵多能，王道借以裁成，人伦资共教义“。贞观二年（628年）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至此始定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贞观四年（630年），又令州县学皆建孔子庙，此为州县立孔子庙之始。公元618年，创立唐朝的李世民曾向人保证，中国人之得孔子，如鱼之得水。李世民治国颇得力于孔子之教训，在他治理国家时，全国监狱，只有罪犯五十人，被处死刑的只有四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北宋立国的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即拜谒国子监孔子庙，三年诏孔子庙用一。品礼，门列十六戟。他此后又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祭礼仪式，表彰孝梯，亲自主持进士考试。
宋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 ，宋真宗赵恒过曲阜，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宜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又改称”至圣文宣王“。”玄圣“是指有治天之德而不居其位的人，《后汉书》首先以此称孔子，”至圣“是指道德最高尚的人，司马迁首先以此称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赞》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古代，凡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政权，其尊孔、祭孔的活动之规模、修建孔庙的工程，甚至远远超过前代汉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如西晋末年，孔庙荒残，南渡的司马氏无暇顾及，但到了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年）则大修孔庙，还“雕塑圣容，旁立十子”，从此孔庙的供奉已不是一个木制的神位，而是面目清晰的孔子像。至于“十子”的陪侍，更突出了孔圣的中心地位。再如北部中国的金，修建孔庙凡四次，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他赞扬孔子儒学“使万世景仰”，皇统四年命盖大成殿。金章宗幼习《尚书》。《孟子》等经书，认为是“圣贤纯全之道” ，即位当年，就对孔庙进行大修，并在孔庙门前设置了下马碑。
建立横跨欧亚两洲的元朝，修建孔庙凡六次，元成宗（铁木真）即位时诏示天下，“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有家者所当崇奉”。大德十一年（ 1307年） ，武宗即位，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原是古代奏乐的用语，古乐一变为一成，九变而乐终，至九成完毕，称为大成，后来引申称集中前人的主张学说等形式的完整的体系。孟子是最早用大成赞颂孔子的，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
明、清两代，由于帝王权力的提高，孔子的王位也就保不住了，从王位降到师位。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登上明太祖帝位，翌年二月丁未下诏以太牢礼先师孔子于孔庙。三年（1370 年）下诏革诸神封号，惟孔子封爵仍旧，四年（1371年）礼部更定释奠孔子祭器礼物。六年定祀孔子乐章。洪武十四年（1381年） ，命全国各地毁孔子像，代之以木制牌位，称孔子为“先师”。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下诏修阙里孔子庙时道：“春秋之世，人纪废坏，孔子以至圣之贤删述六经，使先正之道，晦而复明，万世永赖，功莫大焉……孔子之功，与天地并立，故朕命天下通祈，以致崇报之意。”并于该年罢武庙独尊孔子。二十六年（1393年）颁大成乐于天下。郡县祀孔子于是始用乐。到了清朝，这个由松辽地区闯人山海关内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帝国，其修建孔庙，祭祀孔子的活动，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可谓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清朝的统治者深感孔子这位大圣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与威望，发现只靠军事力量是无法统治这样大的国家的，为此，他们只有对于汉文化采取认们同的态度，通过尊崇孔子来笼络人心。
清顺治二年（1645年），世祖福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取消谥号、封号。一应礼仪还照明朝旧制。世祖视学，释奠先师，王公百官斋戒陪祭。十四年（1657年）又改称“至圣先师”。圣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上次曲阜，诣先师庙，人大成殿，行九叩礼，亲题“万世师表”匾悬殿中，此为大成殿中悬匾额之始。从此，“万世师表”四字悬之于各地文庙。
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雍正亲诣视学，初春秋一祀，无亲祭制，至是始定牺牲笾豆，视丁祭行礼，二跪六拜，莫帛献爵，改立为跪，明年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诞辰，官民军士致斋一日。清高宗乾隆则有九次到曲阜，以表示对孔子这位大，圣人的崇敬与景仰。
总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运气较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一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全集》第6卷，第251页）
孔子之所以会在汉代之后，被捧为“圣人”，并且这“圣人”的脸谱又随时在变换，这都是历代尊孔者自身的需要，他们尊重孔子，只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同是一个孔圣人，汉代的孔圣人，不同于宋代的孔圣人。在汉代，孔子是个形体怪异、未卜先知的半神半人的通天教主；到了宋代，则变成了修身养性、道貌岸然的纲常礼教的化身。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幻，孔子的圣人形象也随之不断变换。改良派搞维新运动，孔子成了托古改制的鼻祖，洋务派办洋务，孔子又变成了将目光投向“四夷”的人物。革命党行共和新政，则又搬出了孔子的“礼运大同”学说，保皇党闹复辟，孔教会于是应运而生。即使那些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的侵略者，为了想征服中国人的心，也将这位孔圣人请出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他们都先后利用孔圣人作为他们的“敲门砖”，于是孔圣人变成了一位“摩登圣人”……在朝鲜，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箕氏朝鲜时代，孔子思想几乎与汉字同时传人这个国家。公元初年朝鲜半岛南部有个小国辰韩，“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马韩割其东界与之”（《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当时华人所到之处，儒家学说也随之传人。公元372年（小兽林王二年）朝鲜始“立太学教育子弟”，当时的高句丽国的最高学府，就传授儒家的“五经”。百济也很早受孔学影响，公元285年，百济王派遣王仁渡海向日本王子献上《论语》、《千字文》，由此可见在这之前，《论语》已传人百济，这是德经传人朝鲜半岛最早的记载。当中国南北朝时，公元541年，梁武帝就派遣《毛诗》博士和《礼》博士去百济讲学。百济的王公大臣深受儒学薰陶，义慈王“事亲以孝，兄弟以友”而被誉为“海东曾子”。公元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公元717年就在其首都设立国学，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开始在太学供奉，由于儒学在新罗的传播，该国名儒辈出。公元935年，高丽王朝一面尊佛，一面推行儒家教育，在文宜王庙扩充国学。
至于民间，由于孔子第五十四代孙孔昭于高丽恭愍王时以元朝的翰林学士陪鲁卫公女大长公主下嫁，也携妻室至高丽，居于宣源，建阙里庙，供奉孔子像，从此，在高丽也开始在民间进行祀孔仪式。至今在海外的孔裔以韩国最具代表性，约有五万八千多孔子后裔，恰为曲阜孔姓之半数，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一孔氏大宗会，有自己的族谱。孔教在韩国几乎成了“国教”。
公元1392年（明洪武25年），李氏王朝取代高丽，进人封建社会后期，至此李朝改变了高丽王朝儒、佛并重的文化政策，以儒教为惟一。正统思想，不过当时是以朱子学为正宗，为了满足儒学教育，李朝大力翻刻儒家经典。孔子思想在维护李朝长达五百年的统治中起了巨大作用。孔子被称为“素王”，儒教无异于国教。公元1466年，李世祖规定世子冠礼为戴儒冠。人太庙行谒圣礼，称孔子为“素王”。自此谒圣成为定制。
孔子思想传人日本是在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西晋武帝太康六年）。这一年百济使者阿直歧荐博士王仁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至日本，日本始学汉字。一般学者将王仁到达日本作为孔子思想传入日本的开端。孔子思想传入日本后为日本朝野所接受，并很快深人人心，结合日本国情不断向前发展，与日本国固有文化融为一体。
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儒学，日本又成功地进行了大化改新，并由此开始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次改新的幕后指导者就是在中国留学达二三十年的大儒家高向玄理和僧晏。大化改新和大宝令都是学习隋唐文化的结果，其中不少内容来自儒家经典。大宝令规定日本的大学和国家在每年春秋的两季都得举行两次丁祭祀孔，这种祀孔仪式一直在日本延续下来，并称孔子为“先圣孔宣父”。公元768年，日本也依唐开元之制尊孔子为“文宣王”。此后，祀孔不限于学校，政府官员也得参加。当时奈良王朝的执政者藤原基经更是“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儒学在日本继续传播。日本在镰仓幕府时期提倡“武士道”精神，这时孔子思想又被武士道理论家所利用，忠、勇、信、礼、义、廉、耻均被吸收作为论证武士道精神的根据。到了江户时代，孔子思想在日本空前兴盛。德川幕府奉儒学为圣教，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历。
代德川将军都是儒学的热烈拥护者，德川纲吉在本乡建立大成殿，置孔子与十哲像，按时举行释奠之礼。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日本是海外儒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1983年1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说：“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从明治初期的企业家、被称为日本工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到今天的垄断资本家，均以儒家思想相标榜，说孔子的儒学是“和魂”的基础。日本民众的精神素质形成确与中国孔子精神有密切关系，日本至今仍有二百四十七座孔庙分布全国各地，一年四季香火不断，祭乐长鸣。刚去世的井上靖所写的《孔子》一书，是1990年日本最畅销书。如果问起亚太地区发展的原因以及日本国发展的原因时，日本人大都认为他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因为受到中国儒学的影响。
孔子学说传人欧洲，主要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译作、著述和宣传有关，如利玛窦在意大利被称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他在儒学的研究和译著方面的成绩，使他获得“博学西儒”的雅号。他身为传教士，却又尊敬孔子，尊重儒学，并以儒学附会天主教义，将基督精神与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因而又被称为“基督教的孔子”。
1687 年由利玛窦等翻译的拉丁文的《四书》、《五经》在巴黎出版。这是孔子学说正式传入西方的一年。当时由殷铎泽等合编的《中国之哲人孔子》一书，对欧洲文化界影响很大。书中有《孔子传》和孔子画像，像上还题着：“国学仲尼，天下先师。”此书为最初全部翻译《四书》及详细作《孔子传》之始，从此欧洲学者始尊孔子为天下先师。欧洲人的心目中从此将中国、孔子、政治道德三者合而为一。意大利学者利奥纳格●兰乔蒂说：“当1687年出现了《中国的儒家哲学》后，欧洲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颂扬达到了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