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丁与基督之战（维京人征服英格兰）

奥丁与基督之战简介

奥丁与基督之战：千年前在不列颠群岛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之间曾发生过持续两百余年的争斗。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徙定居、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之间的争斗，到维京人的由来，再到两次维京人入侵，尽在奥丁与基督之战。

奥丁与基督之战过程分析——

在英国早期的历史上，发生过一场另类的“百年战争”，交战双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这两个民族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们之间会进行一场持续两百余年的残酷战争？最后的赢家又是谁？本文将带你走进千年前的不列颠群岛，探寻这场战争背后的故事。

迁徙之潮：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建立

在叙述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的战争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前者的历史渊源。

公元前55年，恺撒从高卢出发，踏上了不列颠的土地，拉开了罗马人对这个偏远岛屿进行统治的序幕。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派遣军团出征不列颠。罗马军人沿着恺撒的航路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了不列颠岛的大片土地，并在此建立行省。虽然经历了公元60—61年布狄卡女王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叛乱，但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还是逐渐稳固，士兵人数也随之增加。在巅峰时期，大约有4万—5.5万名军团士兵驻扎在这里，占到了罗马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克劳狄乌斯死后，即位的图密善对不列颠的兴趣不大，撤回了很多部队，但这并不能使罗马军团停下扩张的步伐。公元83年，当图密善正怒发冲冠地在皇宫中搜捕皇后的奸夫时，第二奥古斯塔（Ⅱ Augusta）、第九西班牙（Ⅸ Hispana）、第二十瓦莱里亚·胜利者（ⅩⅩ Valeria）和第二辅助（Ⅱ Adiutrix）军团这4个军团在行省总督格奈乌斯·朱利乌斯·阿格里科拉（Gnaeus Julius Agricola）的率领下，拔营北上，寻找不列颠最后的抵抗力量。在格拉皮乌斯山（Mons Graupius），罗马军团击败了聚集在那里的凯尔特联军，1万余名部落战士横尸疆场，而罗马人的伤亡仅为360人。经过此战，不列颠的反抗力量基本瓦解，整个岛屿成为罗马人的囊中之物。然而，命运女神和罗马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就在格拉皮乌斯山战役后不久，日耳曼部落对罗马帝国的莱茵前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牵制了罗马人的精力和兵力，让他们无力消化在不列颠北部取得的战果。军团在凯尔特人无休止的骚扰下，被迫放弃了北方的一系列领土和堡垒，逐渐后撤。到了五贤帝时期，罗马人在不列颠修建了两条长城，即著名的安敦尼长城和哈德良长城。前者在2世纪末被废弃，后者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文明世界和蛮族领土的分界线。

◎不列颠总督阿格里科拉的塑像，他将罗马人的疆域扩展到了极北之地

在罗马的统治下，哈德良长城以南的不列颠享受了近400年的和平与繁荣。拉丁式的城镇被建立起来，大庄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商品经济和国内外贸易十分发达，宽阔耐用的罗马大道贯通南北，军团则在边境地区驻守，赶走一切觊觎这里的外敌。在这样的盛世下，罗马人和当地土著逐渐融合，形成了罗马—不列颠民族。不过好景不长，公元4世纪末期，罗马帝国逐渐走向崩溃和衰亡，作为帝国海外行省的不列颠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奴隶贸易的萎缩让大农场无以为继，货币的贬值则让商品经济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城市也因为各种原因日趋衰落。最重要的变化是罗马军团的撤离，他们或跟随指挥官争夺帝位，或因为别处战事被调走，让不列颠成了不设防的地区。罗马—不列颠人惊恐地发现，没有了军团的支撑，保护了他们上百年的边境线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屏障：在北边，凯尔特人的旁支皮克特人大举南下，频繁劫掠富饶的南部地区；在西边，苏格兰人从爱尔兰岛渡海而来，占据了大片土地并定居下来；在东边，撒克逊人（Saxons）海盗则蠢蠢欲动，他们勾结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表亲们，时刻准备里应外合洗劫不列颠的沿海城市。

在上述入侵的野蛮人中，来自高原的皮克特人是罗马—不列颠人的最大威胁。罗马人在统治不列颠时发现，一些来自北方的蛮族喜欢用靛蓝色的颜料在身上画出各种花纹，因而称呼他们为皮克特人，意思是“在身上涂抹颜料的人”。从语言学上来看，皮克特人的语言与不列颠凯尔特人和高卢人的语言相去较远，而与古爱尔兰语较为相近。一些历史学家据此提出，皮克特人可能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或者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在爱尔兰停留了较长时间，受到了古代爱尔兰居民的影响，就像来自北欧的伦巴第人在迁徙至潘诺尼亚后变成游牧民族那样，来自别处的皮克特人也可能在爱尔兰改变了语言和习俗。皮克特人聚居区的分布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他们的据点密集地分布在奥克尼群岛和苏格兰沿海地区，而在内陆地区则少之又少，这证明了他们的祖先确是渡海而来。

与其他蛮族相比，皮克特人有着令人惊讶的向心力。他们称自己的祖先名叫克鲁特尼（Cruithne），是从西徐亚来到不列颠北部的，并统治了这里100年。在他死后，他把土地分给了7个儿子，于是形成了7个皮克特王国。这一传说本身就体现了皮克特人的统一观念，他们并不认为各个部落是分散独立的，而是认为所有皮克特人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首领。在现实中，的确有7个主要的皮克特部落，它们分别有一位国王和一位副王，后者通常是前者的继承人。在这7个王之上还有两位至高王，其中南方至高王统治法夫以南的4个部落，北方至高王统治法夫以北的3个部落。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位至高王统领所有7个部落的情况。史学家估计，在遇到战事时，至高王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起3000名部族士兵，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动员起超过1万人的大部队，而同时期的萨利克法兰克人依靠3000—5000名士兵就横扫了高卢全境，足见皮克特军队规模之大。

皮克特人的优势不仅仅存在于数量上，他们本身还是勇猛的战士。在皮克特诸部落中，男孩从小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剑、矛、斧等各种常见武器。当这些年轻人长大后，一些贵族会来邀请他们加入自己的团队，一起出去烧杀抢掠。在这样一支队伍里，出身高贵的人会骑马驾车作战，出身卑微或家境贫寒的人则充当步兵。皮克特人并不善于使用弓箭，主要的投射武器是标枪。此外他们还从罗马人那里学到了弩的制作以及使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远程火力的不足。除了常规的步兵、骑兵和车兵之外，皮克特人还会饲养大型战犬，这些凶猛的狗不仅能担任警戒和追踪的任务，还能在战场上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混乱，很多关于战斗的诗歌和壁画中都有它们的身影。

皮克特人虽然勇猛，却也有着致命的弱点。首先，皮克特人的盾牌多为方形或圆形的小型手牌。这种盾牌轻便结实，在格斗中既可以用来格挡对手的武器，也可以作为一件钝器来击打对手没有防护的身体部位，是攻守兼备的利器。然而，这种盾牌的面积太小，对身体的遮蔽很差。当几件武器同时袭来时，皮克特人不能像罗马士兵那样缩到盾牌后面保护自己，只能选择后退或者躲闪来避免伤害，而这样的行为在人员密集的大规模战场上是很难做到的。第二，皮克特人虽然使用长矛，但是它的长度很短，只有1.7—2米，种类也很单一。这使得他们既不能像马其顿人那样组成密不透风的长矛方阵，又不能像日耳曼人那样使用2.5米长的双手大戟在近战中大杀四方，只能把长矛作为一件辅助近战武器，和剑配合使用，因此不能发挥它作为长兵器的优势。第三，皮克特人严重缺乏盔甲。在战斗中，皮克特人多袒胸露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确悍不畏死，且希望用身上可怕的刺青威吓敌人，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没有多少防护器具。事实上，只有国王和他身边的少数亲兵能拥有一身残破的铠甲或皮甲，铁质头盔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缺点在攻城战中尤为致命，守军可以从容不迫地用弓箭、石块、滚木和标枪等各种手段杀伤缺乏防护的皮克特士兵，后者却因缺少合适的远程武器，对躲在墙后的守军无可奈何。综合以上三点因素我们可以看出，皮克特人并不善于正面作战，他们的武器装备让他们更适合进行偷袭和劫掠作战，而不是野战与攻坚。

在外敌频繁入侵的同时，罗马—不列颠人内部也矛盾重重。罗马人撤离后，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众多拉丁化的罗马—不列颠贵族为了争权夺利，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内战，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崩溃，民众时常推翻国王，选举新的领袖，贵族也压榨人民，不顾天灾人祸加重赋税。作为精神领袖的原始基督教会对此无能为力，此时的他们还不具备日后教廷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组织力，还只能依附于某些皈依基督的王公，在世俗权威的阴影下提心吊胆地度日，更别提出面调停不列颠人的内部纷争了。

在罗马—不列颠人社会中，城镇生活依然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一些罗马时代建立的城镇衰落了，但另一些则在强势贵族的领导下展现出繁荣的景象。在圣奥尔本等城市中，新的罗马式水管和装饰有马赛克图案的大厅被建造出来，甚至还出现了地下供暖体系和私人浴室，这说明罗马—不列颠统治阶层的生活依旧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一些铁器时代先民建立的山顶要塞也被重新利用起来，成了新的中心城镇。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们在卡德伯里以南的旷野里发掘清理出一座5世纪时期的大山寨，它耸立在一座500英尺高的山头上，俯瞰整个萨默塞特平原。这座山寨共有5层土制城墙，它们从低到高依次排布，每道墙的顶上可能还有过木栅栏，现在已经腐朽，只剩下一些桩子。在山寨的顶端有一块面积达18英亩的平地，这是罗马—不列颠人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他们的耕地和房屋都在这里。平地的中心部位有一座大厅，可能是领主自己的居所。这种半堡垒式的定居点可以有效抵御皮克特人的骚扰，所以在5世纪的不列颠非常多见。

城镇的繁荣使得商业活动能够顺利开展，罗马—不列颠人不仅有着国内贸易，还与很多海外民族有着商贸往来。不列颠主要的出口物有两种：第一种是高品质的锡，不列颠的锡纯度很高，所以很受欢迎，甚至远销东欧和亚洲，以至于拜占庭的文献中直接将锡称为“不列颠金属”；第二种大宗商品是盐，古罗马帝国时期，德罗伊特维奇附近的盐井就被开采出来，和海盐相比，这里的盐含有的杂质少，所以很受帝国上层人士欢迎。罗马帝国退出不列颠后，当地贵族接管了这些盐井，他们将开采出来的盐从陆路运到伦丁尼姆（即今天的伦敦）等港口城市，再远销海外，盐的开采地和港口之间的路则被命名为“盐路”。除此之外，不列颠还出口奴隶、猎犬等一系列商品。不列颠主要的进口商品是葡萄酒和油，以及日耳曼尼亚地区出产的高品质武器。据估计，每年有多达100艘来自地中海的船只来到不列颠的南部港口，可见贸易的繁忙。

根据上述信息，一些西方史学家推断此时的罗马—不列颠统治者和军事精英阶层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半封建关系”：领主册封封臣，封臣对领主宣誓效忠，但是维持二者关系的并不是土地，而是来自海外的奢侈品。领主会定期将农民上缴的实物税和海外进口的奢侈品分给部下，并定期设宴款待他们，以此来获得他们的忠诚。这样，罗马—不列颠的统治者们既可以拥有一批封臣，又不至于损失宝贵的土地，可谓两全其美。可是实际上，这种半封建关系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海外贸易的畅通。一旦商路被切断，领主得不到足够的奢侈品，部下就会生出二心，即便此时领主愿意将土地分封下去，没有管理经验的封臣们也不一定愿意接受。这个危险一直潜伏在罗马—不列颠社会中，并在5世纪后半叶成了现实。

公元449年，一位被称为沃提根（Vortigern）的不列颠王正在烦恼：皮克特人屡屡南下，劫掠他和他盟友的领土；长城附近的不列颠小王国非但没有制止这种行为，反而一起参与了抢劫；西方，他的劲敌、罗马遗民领袖奥利安努斯（Aurelianus）正在扩张势力，时刻威胁着他的统治地位。面对咄咄逼人的敌人们，沃提根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那么该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自以为是妙计的解决方案，就是雇佣大陆上的日耳曼蛮族，让他们来为他作战！沃提根为自己的“智慧”欣喜不已，立刻派人渡海去邀请蛮族首领，殊不知他已经亲手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沃提根的使者没有空手而归，盎格鲁人（Angles）和朱特人（Jutes）的首领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两兄弟响应了他的号召，带着3条船的战士来到了不列颠。他们受到了沃提根的热烈欢迎，双方马上达成了协议，盎格鲁人作为宫廷近卫住进了沃提根的宫殿，时刻保卫他的安全。不久后，一支强大的皮克特军队南下，进入沃提根领土的北端烧杀掠抢。沃提根立刻集结不列颠军队，和盎格鲁人一起前去迎战皮克特人。亨吉斯特和霍萨率领麾下的亲兵奋勇作战，不列颠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出手，盎格鲁人就已经击溃了皮克特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欣喜若狂的沃提根在宫廷中设宴款待亨吉斯特和霍萨，将很多北部的土地赏赐给他们，让他们成为阻挡皮克特人南下的屏障。亨吉斯特接受了这一封赏，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送信给还在大陆的同胞，让他们也渡海而来，为沃提根效力。沃提根同意了这一请求。

◎18世纪画家威廉·汉密尔顿的画作《沃提根与罗威娜》

在发往大陆的信中，亨吉斯特撕下了伪装的面具，他赤裸裸地告诉故乡的日耳曼同胞，不列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这里的人非常怯懦，所以只要有足够的援军，他们就能赶走这里的不列颠人，自己占据这片沃土！收到亨吉斯特信件的日耳曼人大受鼓舞，除了他的同族外，撒克逊人也参与到了这一冒险活动中去。他们派出了18艘满载着最优秀战士的船前往不列颠，还带上了亨吉斯特美丽的女儿罗威娜（Rowena）。看到这么多新来的移民，沃提根有些担忧，他害怕日耳曼人的实力过强，会不受他控制。然而，这一切不满在他看到罗威娜后都烟消云散了——他爱上了美丽的罗威娜。在一次宴席上，喝醉了的沃提根向亨吉斯特提出，他想娶罗威娜为妻。亨吉斯特爽快地同意了，不过他同时又向沃提根大倒苦水，说自己在北方的统治十分不稳固，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治下的人民又心向奥利安努斯，不愿意服从自己的指挥。他请求沃提根把他和他的族人安置到南部沿海的肯特，称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沃提根被美色晃了眼睛，失去了判断力，再一次同意了亨吉斯特的请求。

亨吉斯特和霍萨带着族人来到了肯特。这里位于泰晤士河的河口，土地肥沃，利于种植庄稼，更重要的是，它距离大陆很近，是最佳的登陆地点。亨吉斯特再一次呼唤援军，这一次300条船的大部队跨海而来，加入了他的麾下。羽翼丰满的亨吉斯特不再臣服于沃提根，公然叛变，开始屠杀不列颠人。猝不及防的沃提根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坎特伯雷的王宫也很快陷落。不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残酷行径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情绪，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走上战场，连沃提根的老对手奥利安努斯也加入了抗击入侵的阵营。455年，在埃耶尔斯雷普的战斗中，日耳曼人经过艰难的战斗获得了胜利，但首领之一霍萨战死沙场，普通士兵更是死伤惨重。受到重创的亨吉斯特又耍起了鬼点子，他声称要和不列颠人和谈，邀请后者的首领来和他谈判，商讨具体事宜，并规定双方都不携带武器，以确保人身安全。信以为真的沃提根和奥利安努斯带着300名不列颠贵族空手赴会，却不知亨吉斯特让部下偷偷把短刀藏在了鞋子里。等到宴会进行了一半的时候，撒克逊人突然发难，杀死了所有赴会的不列颠人，不列颠贵族之花在此凋谢。

阴谋得逞后，亨吉斯特率领盎格鲁—撒克逊人乘胜追击，群龙无首的不列颠人一败涂地，彻底退出了肯特，像躲避野火一样躲避撒克逊人，而亨吉斯特自己则在这片土地上称王，建立了肯特王国。看到亨吉斯特获得了成功，其他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依法炮制，纷纷乘船来到不列颠，占山为王。对于不列颠人来说，覆灭似乎近在眼前了。领主们失去了肯特地区的港口，他们虽然依旧控制着盐和锡等大宗出口商品，却不能用它们换来足够的海外奢侈品以维持手下的忠诚，东南部肥沃的土地也落入侵略者之手，政治经济体系渐渐崩溃。于是，一些不列颠人渡海逃亡到布列塔尼，留在故土的幸存者们则在屠刀之下战战兢兢地生存着，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末日。

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军制较为优秀。与皮克特人和罗马—不列颠人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规模要小一些，但他们的组织要紧密得多。盎格鲁—撒克逊军队中最精锐的是首领的个人卫队——“Hearthweru”，意为“壁炉边的守卫”。卫队成员叫哥赛斯（Gesiths），意为“伙伴”。从称呼中可以看出，这些人和首领的关系十分密切，和他同吃同住形同兄弟，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全部来自领主的赏赐和战斗的缴获。哥赛斯和领主之间有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他们不会像罗马—不列颠人的军事精英阶层那样轻易背叛主君。他们在战斗中甚至会分出几个人只持盾牌不拿武器，专门保护主君的侧翼和后方，丝毫不顾及自身的安危，其忠诚度之高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炉边守卫”带有很强的常备军性质，所以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对战争时，不需要像皮克特人那样花费时间召集部队，而是随时准备作战。盎格鲁—撒克逊军队中的普通士兵则来自刻尔（Ceorl）阶层，这些人都是自由民和小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渴望促使他们团结在领主和“炉边守卫”的大旗下，向不列颠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战斗意志远强于半农民半奴隶的底层不列颠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主要的武器是矛和盾牌。和皮克特人的短矛小盾不同，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是长矛大盾，非常适合集团作战。当面对不列颠人骑兵的冲击时，他们会组成紧密的方阵，遏止对方的冲锋。剑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属于奢侈品，只提供给贵族和他的哥赛斯使用。就算是在最富裕的肯特地区，也只有22％的墓葬中有剑陪葬，而在贫穷的北方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远程武器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选择比皮克特人还要贫乏，后者至少还有弩弓可以使用，前者除了少量的投矛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远程打击手段。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极度缺乏甲胄，只在几个王公的墓葬中发现了少量的链甲和头盔，而且它们制作精美，更像是仪式用品而非战场上的防具。可能普通士兵所能依靠的唯一防具，就是手中的盾牌了。总体上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装备是比较单一而简陋的，这是他们的主要弱点。不过，他们的蛮勇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装备的不足，缴获自罗马—不列颠人的武器也可以弥补一些装备上的弱点，所以在征服战争初期，他们的弱点还没有表现出来。

◎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柄铁质“Seax”，“Seax”也是撒克逊人（Saxon）这一名称的来源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冲击之下，几乎所有罗马—不列颠人都陷入了绝望。然而，上帝其实并未抛弃这个苦难的民族。在亨吉斯特屠杀不列颠贵族之时，老奥利安努斯的两个儿子因为过于年幼而没有参加宴会，捡回一命，他们的名字是安布罗修斯·奥利安努斯（Ambrosius Aurelianus）和尤瑟·潘德拉贡（Uther Pendragon）！

作为传说中亚瑟王的叔叔和生父，安布罗修斯和尤瑟的身世是部分可考的。生活在5、6世纪之交的不列颠僧侣吉尔达斯在其著作《不列颠的毁灭》（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安布罗修斯的事迹，而尤瑟的名字则在古威尔士诗歌中被多次提及。诚然，关于亚瑟王的故事大多为虚构，然而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的确有一位强有力的罗马—不列颠人领袖在5世纪末击败了撒克逊人，让后者的侵略暂停了接近半个世纪之久，这位领袖与安布罗修斯和尤瑟的关系十分密切。为了行文的流畅，我们就暂且将这位无名的罗马—不列颠人领袖称为亚瑟，叙述他的事迹。

◎印有奥勒良皇帝头像的钱币

吉尔达斯声称，安布罗修斯的家族十分尊贵，他的祖先曾经身穿紫袍，而穿着紫袍是罗马皇族的特权，所以很多史学家据此推断，安布罗修斯可能出自某位罗马皇帝的远支。有人认为这位皇帝就是著名的鲁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奥勒里安努斯（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光复者”奥勒良（Aurelian）皇帝。他结束了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灭掉了高卢帝国和帕尔米拉王国，重新统一了罗马。在征讨高卢的过程中，他的旁支很可能进入了不列颠，并在这里生根发芽。另一些史学家则认为，安布罗修斯和尤瑟的祖先不是皇族，而是一个生活在4世纪、地位同样崇高的名叫圣安布罗修斯的米兰大主教。他的家族在不列颠很有影响力，是当地的豪族。

不管哪种假说为真，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安布罗修斯和尤瑟的确出生在一个非常高贵的家庭中。他们的父亲老奥利安努斯被亨吉斯特杀害后，兄弟二人并未因仇恨失去理智，而是向西逃去，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安布罗修斯逃回了他父亲的大本营巴斯（Bath），这座城市坐落在今天的萨姆赛特郡的埃文河（River Avon）河谷中，因为温泉和罗马浴场得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的浪潮中，巴斯由于位置偏西，受到的影响较小，所以很多东部的难民纷至沓来，反而增加了此处的人口。到达巴斯后，安布罗修斯立刻安顿难民，并在这些人中选拔士兵，用罗马军队的方式训练他们，他再从中挑选勇武过人者组成自己的卫队，称之为“combrogi”，意思是“国人同伴们”。这支卫队是一支规模不大但骁勇善战的骑兵，他们和晚期罗马帝国的骑兵十分相近，装备有长枪、斯帕沙长剑（spatha）、鳞甲和骑兵盔等。

有学者指出，这支骑兵部队很可能受到了萨尔玛提亚人的影响，甚至它的部分成员就是萨尔玛提亚人的后裔。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早在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统治的年代，就有约8000名萨尔玛提亚人加入罗马军团，其中有至少5500人来到了不列颠戍边。4世纪时，这支部队的规模大大缩水，但仍有500名萨尔玛提亚骑兵驻守在今天的兰开斯特（Lancaster）附近，并一直持续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萨尔玛提亚人的某些习俗也和亚瑟传说非常接近，比如，希腊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inus）记载过萨尔玛提亚人的一种特殊祭祀仪式，他们将剑拔出鞘，插在一堆隆起的泥土里，再宰杀牛羊供奉给剑，这与石中剑的传说简直不谋而合。除此之外，萨尔玛提亚人在战斗中使用的龙旗（Draco）也和亚瑟传说中的龙极为相似，圆桌骑士也与草原武士有很多共同点，所以亚瑟王时代的精英骑兵们确有可能受到了萨尔玛提亚人的影响。

尤瑟没有和安布罗修斯一起前往巴斯，他继续向西，往今天的康沃尔地区进发。他的目的地是一座海边的要塞——廷塔杰尔（Tintagel）。这座堡垒坐落在康沃尔北部的一个小半岛上，该半岛与大陆仅有一条险要的陆桥相连，是易守难攻之地，又有港口可以停靠船只，所以该地既是军事堡垒，也是康沃尔地区的财富和贸易中心。关于尤瑟在这里的活动，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在其著作《不列颠诸王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宴会上，尤瑟看上了廷塔杰尔统治者康沃尔公爵的夫人伊格赖因（Igraine），他恳求魔法师梅林帮忙，梅林就把他变成了公爵的样子，趁着公爵外出的机会，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城堡，和伊格赖因相会，并让她怀孕，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亚瑟王。这个传说当然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瞥见历史真相的一角。尤瑟到了康沃尔后，很有可能依靠自身的勇武成了军事精英阶层的一员，当老统治者战死或者因病去世后，他迎娶了守寡的遗孀，顺利成了廷塔杰尔的主人。不久之后，他的儿子亚瑟，也在这座海滨城堡里悄然降生了。

当安布罗修斯和尤瑟培植自己的势力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颠的侵攻并没有停止。473年，亨吉斯特和霍萨的儿子埃什继续攻打不列颠人，将战线进一步向内陆推进。而在南部沿海，新的撒克逊入侵者驾船到来。477年，一位名叫埃拉（Aelle）的撒克逊首领和他的3个儿子——基门、乌伦金、奇萨一起来到不列颠，在今天的苏塞克斯（Sussex）郡沿海登陆，并用大儿子的名字将登陆点命名为基门索拉，意思是“基门的海滩”。他们一上岸就开始驱逐不列颠人，占据了他们的土地，建立了苏塞克斯王国。

488年时，年迈的亨吉斯特去世了，这位诡计多端而又残忍好杀的开国君主没有留下子嗣，王位落到了埃什头上。在亨吉斯特死后，苏塞克斯的埃拉接过了统帅的大旗，发动了对不列颠人的新一轮攻势。他先是带领军队包围了安德雷兹切斯特，该地有罗马人建立的堡垒，是不列颠人在东南部最后的据点。经过长期的围攻，埃拉终于在491年攻克了这个据点，并屠杀了其中所有的不列颠人，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埃拉在493年集结起一支大军向西进发，兵锋直指不列颠人的抵抗中心——巴斯。此时，安布罗修斯和尤瑟都已去世，已经成年的亚瑟从父辈手中继承了王位，并把两个独立的王国联合了起来。他是一位虔信基督的君主，不仅在自己的盾牌上绘制了代表基督的希腊字母，还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缝在了披风上。埃拉进军之时，亚瑟似乎并不在巴斯附近，可能是在北方与皮克特人作战。得到敌人来犯的消息后，他立刻结束了手头的战事，往南方回军。由于埃文河有好几个浅滩可以渡过，亚瑟不确定埃拉会从哪里渡河，于是他集结了自己的部队，在其中一个浅滩把守，静候撒克逊人的到来。

不幸的是，埃拉没有从亚瑟设伏的浅滩渡河，他甚至都不知道不列颠人的主力已经回军，所以直扑巴斯而去，无意间将亚瑟甩在了身后。亚瑟得知了撒克逊大军的前进方向后立刻拔营追赶，可惜还是迟了一步，撒克逊大军已经从容不迫地渡过了埃文河，对巴斯发起了猛攻。在战斗中，罗马人建造的石制城墙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撒克逊人奋战了两昼夜，城墙依旧被不列颠人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如铁壁般岿然不动。到了第三天，亚瑟王带领着骑兵出现在地平线上。看到不列颠人的骑兵出现，埃拉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撤退，因为撒克逊士兵此时已经有些慌乱，自己若是转身逃跑，必然会导致全军瞬间溃散。他收拢起部队，缓缓退到一座名为巴顿山（Badon Hill）的小山丘上，据险固守。

亚瑟王不想放跑这批入侵者，他集结了城内和城外的军队，对撒克逊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亚瑟走在军阵的最前方，风吹动他手中擎着的龙旗，猎猎作响。在他的身旁，是全副武装的罗马—不列颠骑兵，他们的鳞甲在太阳的照射下闪耀着夺目的光泽。低沉的号音响起，骑手们身下的马匹缓缓加速，他们像罗马祖先那样排成整齐的队形，逐渐靠近撒克逊蛮族的军阵。当对手进入标枪的射程时，不列颠骑兵奋力投出手中的标枪，再拔出腰间的斯帕沙长剑，高呼着基督和玛利亚的圣名，舍生忘死地全速冲向敌人。罗马军团在不列颠的最后一缕残魂，绽放在这片大地上！

在不列颠骑兵猛烈的冲锋下，撒克逊人终于坚持不住，在傍晚时溃败了。他们丢弃了武器和盾牌，争先恐后地向东方逃去，将毫无防备的后背暴露给追杀的不列颠人。埃拉本人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他跑回了苏塞克斯的大本营，在那里又当了21年的国王，终其一生不敢再领兵西进。一些逃脱了屠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向自己的亲友讲述了悲惨的遭遇，使得很多人心生畏惧，纷纷坐船驶离了不列颠，回到了大海对岸的故乡。这一场大战的影响甚至超出了西欧，连远在拜占庭的普罗柯比都在《战记》中写下了一则相关的记录。他说身处不列颠的日耳曼人死后，其魂魄被放入船中，顺着海浪漂流到了弗里西亚的沿海。这显然是在讲述巴顿山战役的死者遗体被送回大陆故土这一历史事件。

◎基督教英雄挂毯上的亚瑟王，标志性的三个王冠

巴顿山之役给不列颠人带来了一段难得的和平，然而好景不长，在亚瑟王去世后，不列颠人内部再次爆发了纷争，内斗严重消耗了他们本就不雄厚的实力。与此同时，不甘放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又有了新的进展。547年，盎格鲁人伊达（Ida）在北方的班堡（Bamburgh）登陆，他在那里建立城堡，并创建了伯尼西亚（Bernicia）王国，从北方威胁不列颠人。终于，在两面夹击之下，不列颠人逃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躲进了威尔士和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的崇山峻岭之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不列颠的主人。

七国之争：维京入侵前的盎格鲁—撒克逊诸国

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英格兰地区的拓殖运动，最开始是以小股移民的方式进行的。跟随传说中的亨吉斯特和霍萨来到不列颠的人，不仅有战士，还有老弱妇孺和工匠。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盎格鲁—撒克逊人内部也产生了一个松散的军事同盟，但是这个同盟在巴顿山之役后冰消瓦解，各部落又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要不是不列颠人发生内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进程可能会被推迟近百年，甚至形成高卢那样的日耳曼移民和拉丁裔土著和平融合的局面。

5—6世纪，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小国，这些小国经过长时间的内战和兼并，逐渐形成了7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盎格鲁人建立的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麦西亚（Mercia）和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撒克逊人建立的埃塞克斯（Essex）、苏塞克斯（Suseex）和威塞克斯（Wessex），以及朱特人建立的肯特（Kent）。在这些国家中，最强有力的国王被尊为“Bretwalda”，意为“不列颠的统治者”。第一位霸主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苏塞克斯王埃拉，他也是“不列颠统治者”这一头衔的创始人。

◎盎格鲁—撒克逊诸部落在不列颠的分布

埃拉在巴顿山战败后，新的霸主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直到556年威塞克斯王查乌林（Ceawlin，也译作卡伊琳或凯奥林）继承了这一头衔。他指挥盎格鲁—撒克逊联军在今威尔特郡的巴伯里（Badbury，Wiltshire）同不列颠人作战，该地距离巴斯不远，有一个自铁器时代留存下来的山顶堡垒，所以很可能是亚瑟王的后继者拥有的一个外围堡垒。史籍中并未叙述此战的结果，双方的损失可能都很惨重。568年，查乌林又转过头来和肯特王国作战，杀死了肯特人的两名郡长（ealdorman），取得了胜利。577年，查乌林赢得了对不列颠人的决定性胜利，他在一个名叫迪勒姆的地方大败不列颠军队，杀死了三名王公——康梅尔（Coinmail）、康迪丹（Condidan）和法林梅尔（Farinmail）；随后攻占了格洛斯特（Gloucester）、塞伦赛斯特（Cirencester）和不列颠人的抵抗中心巴斯这3座城市。不过，这场辉煌的胜利之后，武运就离开了查乌林。584年，在牛津东北一个叫费森利（Fethan Leag）的地方，查乌林最信任的副手卡萨在与不列颠人的战斗中阵亡。查乌林悲伤之余，蹂躏了当地的村庄，却无法攻破不列颠人的山寨，无奈下只好返回本土。592年，在威尔特郡的一个被称为“沃登古冢”的新石器时代大墓附近，查乌林的军队被不列颠人杀戮殆尽，他自己逃回了威塞克斯，于第二年去世了。

第三位“不列颠统治者”是肯特的埃塞尔伯特（Aethelberht），据说他是亨吉斯特的直系后代，出生于560年，从6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统治肯特，他在查乌林死后接过了“不列颠统治者”的头衔。埃塞尔伯特还在当王子的时候，就迎娶了法兰克王查理伯特一世（Charibert Ⅰ）的女儿伯莎（Bertha），这让他得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强有力盟友。在统治期间，他南征北战，把影响力一直扩展到了亨伯河，还颁布了整个日耳曼世界最早的成文法典《埃塞尔伯特法典》。不过，他最为人瞩目的事迹不是战功也不是法典，而是皈依基督教。

◎伟大的圣人、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他为中世纪罗马教廷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公元596年，被誉为“上帝执政官”的伟大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Ⅰ，也称为大格里高利或大额我略）派遣奥古斯丁（Augustine）出使不列颠，他的任务是让信仰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597年，奥古斯丁带领40余名僧侣和一些法兰克翻译到达肯特东北部的萨尼特岛（Thanet），并在那里觐见了埃塞尔伯特国王。生性谨慎的埃塞尔伯特害怕这些来自罗马的僧侣有什么特别的妖术，所以不愿意待在房间里，而是带着护卫在空旷的野外接见他们。奥古斯丁用言语感化了埃塞尔伯特，后者邀请他们去自己的王都坎特伯雷居住，并建立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就是后世著名的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前身。

事实上，埃塞尔伯特接纳基督教并不是单纯的宗教行为，其背后有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考量。首先，来自法兰克宫廷的伯莎王后是罗马正教的虔信者，她嫁到肯特时不仅带去了丰厚的嫁妆，还将几个牧师也带了过去，足见其对基督教的热衷。在王后的潜移默化之下，埃塞尔伯特显然对基督教并不陌生，他想要得到法兰克人更多的支持也必须要讨好王后，所以埃塞尔伯特对罗马教廷的善意也就不难理解了。甚至有人推测，在奥古斯丁来到英吉利之前，埃塞尔伯特已经完成了洗礼，只不过是秘密进行的，只在编年史的记录中留下了蛛丝马迹。第二，埃塞尔伯特需要借改宗一事来宣扬自己高于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君主的超然地位，他可能事先向罗马教廷透露了自己想要改信基督的愿望。雄才大略的格里高利教皇在向盎格鲁—撒克逊人传教一事上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多次催促奥古斯丁前往英吉利传教。对于使团中一些积极性不高的普通教士，格里高利向他们保证，奥古斯丁“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使你们的灵魂得享恩惠”。他还要求法兰克诸教会给使团提供尽可能大的排场，仿佛奥古斯丁并不是前往一个蛮荒的未知之地进行危险的传教，而是去完成一个结果早已确定的轻松使命一样。如果埃塞尔伯特和格里高利早有协议的话，这些反常之处就都变得可以理解了：埃塞尔伯特需要基督教会赋予他新的权柄，格里高利需要为上帝再添新的子民。二人的需求相吻合，达成一个秘密协议也并非不可能。

◎现在的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

不过，尽管埃塞尔伯特费尽心机，基督教却并未给他的王国带来长久的昌盛。616年埃塞尔伯特去世后，即位的埃德博尔德（Eadbald）在基督教和异教之间摇摆不定，他的这一行为使得国内发生了激烈的动乱，肯特王国的霸权也随之丧失。

埃塞尔伯特死后，有两位强大的国王具有竞争“不列颠统治者”头衔的能力，一位是东盎格利亚王雷德沃尔德（Raedwald），一位是诺森伯里亚王埃塞尔弗里斯（Aethelfrith）。这两位国王之间本身就有矛盾，埃塞尔弗里斯即位成为诺森伯里亚国王后，流放了王后的兄弟爱德文（Edwin），后者几经辗转，最后来到雷德沃尔德的宫廷里避难。埃塞尔弗里斯知道这一情况后，几次三番对雷德沃尔德威逼利诱，声称只要后者交出爱德文他就会支付一大笔钱，否则就要派兵攻打东盎格利亚。雷德沃尔德对埃塞尔弗里斯蛮横的态度十分生气，他本身就是一个富有的君主，麾下又有很多军队，所以既不屑于接受贿赂，也不怕武力的威胁。况且，如果他答应交出爱德文，那么就自己破坏了曾经立下的誓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是很严重的失德行为。不过，由于东盎格利亚南边有强大的肯特王国，肯特人和诺森伯里亚向来交好，雷德沃尔德担心自己若贸然兴兵，可能会被两面夹击，所以只好先与埃塞尔弗里斯虚与委蛇，等待时机。

◎埃塞尔伯特死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诸国

616年埃塞尔伯特去世后，肯特陷入内乱，无暇北顾——机会来了！雷德沃尔德立刻集结起一支大军，和爱德文的支持者一起，向诺森伯里亚进军，他要用剑和长矛把埃塞尔弗里斯从王座上拉下来。得知雷德沃尔德领兵前来，埃塞尔弗里斯没有时间集结起全部军队，但他认为自己的士兵常年征战，比东盎格利亚人更加勇猛，所以带上亲兵和仓促征召起的部分军队，开到了艾德河的东岸，迎战雷德沃尔德和爱德文的联军。雷德沃尔德将军队分成了3个部分，他自己、他的儿子里根希尔和爱德文各领一军。埃塞尔弗里斯则将军队排布成一个较为松散的阵形，他认为这样能最大程度上发挥士兵个人能力的优势。战斗开始后，埃塞尔弗里斯将里根希尔误看成了爱德文，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他向着里根希尔的部队全力进攻，诺森伯里亚人撕开了东盎格利亚人的军阵，杀死了里根希尔。目睹爱子阵亡，雷德沃尔德悲痛欲绝，却没有失去冷静。他指挥剩下的两支部队合围了诺森伯里亚人。一阵激烈的战斗后，埃塞尔弗里斯战死沙场，他的卫队几乎全部殉难。这场胜利在将爱德文送上诺森伯里亚王座的同时，也让雷德沃尔德成了第四名“不列颠统治者”，他也是最后一位信仰异教的霸主。

雷德沃尔德接下来的统治乏善可陈，他在624年去世，东盎格利亚的霸权随之衰落。不过，雷德沃尔德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他的墓葬。1939年，英国的考古学家在一个名为萨顿胡（Sutton Hoo）的小镇附近发掘出了一座巨大而豪华的墓葬，墓的主体是一条保存十分完好的海船，它由粗大的橡木制成，长26米，最宽处有4.4米，深1.5米，连接处由铁制铆钉固定。在船体的中央有一间墓室，墓主人的尸体早已腐朽，但他的随葬品保存完好，包括一个带有覆面的精美头盔、一副链甲、许多武器、表面雕有华美纹饰的金属钱包、做工精细的棋盘和棋子、银酒杯和银餐具等等。依据钱币的铸造时间和铭文，考古学家确定，这里埋葬的就是7世纪的雄主雷德沃尔德。在主墓的周边还有许多从墓，这些小墓的主人多为健壮的男性，并有长矛、剑、盾牌和战马等物随葬，他们生前很可能是雷德沃尔德的卫队，死后也要护卫在君主的身边。这种豪华的异教风格墓葬被英国学者称为“亲王墓”（Princely Burials），雷德沃尔德的墓葬是亲王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在它之后，基督教简朴的丧葬礼仪流行开来，亲王墓也就此消失。

雷德沃尔德的死标志着英格兰异教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开始：诺森伯里亚的时代来临了。在他之后，第5、6、7三位“不列颠统治者”都是诺森伯里亚的君主，他们分别是爱德文、奥斯瓦尔德（Oswald）和奥斯维（Oswiu）。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诺森伯里亚雄霸北方，成了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第一个能够稳定持有霸权的国家。不过，诺森伯里亚取得霸权的过程并不轻松，在取得了霸权之后也时常受到挑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诺森伯里亚是由德伊勒（Deira）和伯尼西亚（Bernicia）两个王国合并而成的，两个国家的王族都有实力问鼎诺森伯里亚的王位，二者之间的斗争几乎从未停歇。

前文已经提到了爱德文取得王位的过程，他出自德伊勒王族，伯尼西亚王族的支持者对他非常反感，阳奉阴违，导致诺森伯里亚内部危机重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爱德文采取了和埃塞尔伯特相同的方法——改信基督教。在爱德文统治的早期，诺森伯里亚与爱尔兰北部的乌尔斯特地区的达尔里阿达（Dál Araide）王国之间，为了争夺曼恩岛（Isle of Man）爆发了一系列战争，直到达尔里阿达国内发生政变，战争才告一段落。625年，腾出手来的爱德文立刻开始准备改宗事宜，他先是向他政治上的盟友肯特国王埃德博尔德提亲，信仰异教的后者正为自己的基督徒妹妹埃塞尔伯格（Aethelburg）的未来发愁，接到爱德文的来信，他十分高兴，立刻同意了这门亲事，并让坎特伯雷的波莱纳斯（Paulinus）主教陪新娘一起前往诺森伯里亚，实际上是将二人打发走。得到这二人的帮助，爱德文紧锣密鼓地开展改宗的准备工作，但是此时，诺森伯里亚国内的异教势力和反爱德文势力联合了起来，力量空前强大，爱德文的改革面临极大阻力。

◎出土于萨顿胡的头盔（左为修复过的，右为复制品），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工艺品，一般认为它的原主人是雷德沃尔德王

626年的复活节那天，爱德文正带着自己的王后和亲卫在特伦特河（River Trent）畔的一个皇家庄园里休憩。此时，王后已经怀胎十月，随时可能临盆，因此所有人的心思都在即将诞生的小王子或者小公主身上。正当爱德文守在王后床前为自己孩子的平安祈祷时，一个卫兵走了进来，告诉他有一个名叫尤莫的人在门外求见。这个尤莫说自己的主人让他把一个重要的口信带给国王，却死活都不说自己的主人是谁。爱德文感觉非常奇怪，他想不起有哪位贵族有一个叫尤莫的下人，也许他是一个密探？带着种种疑惑，爱德文接见了这位尤莫。尤莫果然带来了一条重要的消息，他说国内有叛徒正在准备谋反。爱德文听后大惊失色，赶紧屏退了大部分卫兵，只留下最忠诚的几个守在身旁，并让尤莫赶紧说出叛徒是谁。尤莫神神秘秘地走上前去，当国王和卫兵们都以为他会说出几个名字时，他突然掀起外衣，拔出一柄短刀，刺向爱德文王！事起突然，爱德文来不及拔剑，刀尖就已经到了他的面前。在这紧急关头，一位名叫利拉的亲兵扑了过来，用身体挡住了刺向国王的利刃。刺客的力量非常大，刀刺穿了利拉的身体，让这位忠诚的卫士当场毙命，还伤到了他身后的爱德文。这时，如梦初醒的卫兵们才纷纷拿起武器砍向尤莫，这位武艺高超的刺客又杀死了一个名叫福瑟尔的卫兵后，才被乱剑砍死。

◎爱德文王像

经历了这场刺杀后，惊魂未定的爱德文王立刻意识到了其中的机会，他召集了包括波莱纳斯主教在内的多位近臣，商讨如何应对此次暗杀事件。之后，他对外宣称，这次刺杀的主谋是威塞克斯的国王奎切尔姆（Cwichelm）。乍一看，这个结论简直荒谬至极：远在英格兰最西南角的奎切尔姆，为什么要派一个刺客千里迢迢地跑到英格兰最东北的诺森伯里亚，去刺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爱德文？将这一结论用中国的历史做类比的话，就是位于云南的南蛮首领孟获突然脑子抽风派遣刺客去幽州暗杀公孙瓒，显然这是不合常理的。不过，这样的宣传手段正是爱德文的高明之处。他当然知道，这次暗杀是国内反对派精心策划的，但是仅仅一个刺客并不能提供足以扳倒他们的证据和条件，如果贸然宣布真相，诺森伯里亚很可能会陷入内战。这种情况下，将矛头指向威塞克斯，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步妙棋。首先，此时的威塞克斯较为弱小，爱德文可以借刺客之名讨伐他们，增加自己的战功和名望；第二，这样做可以麻痹国内的反对者，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懦弱，不敢妄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进入战争状态，作为最高统帅的国王便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他可以编造各种理由，随意处置那些潜伏在暗处的敌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爱德文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伪装，甚至上文提到的他被刺伤一事，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宣传，因为刺客使用了涂满毒药的短刀，这种刀不太可能刺穿利拉后还能伤及后面的爱德文。可能是爱德文发现刀刃上的毒药后故意放出的假消息，好让他的敌人们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准备妥当后，爱德文集结起一支大军，向威塞克斯开去。

正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威塞克斯国王奎切尔姆得知爱德文竟然将刺杀一事的黑锅扣在了自己的头上，还要因此来攻打威塞克斯，震惊异常。他一开始还希望北方的麦西亚和贺威西（Hwicce）能够帮助抵挡爱德文的步伐，可惜这两个国家都畏惧爱德文的兵锋，不敢有丝毫反抗。绝望的奎切尔姆慌忙组织了一支联军去迎战诺森伯里亚大军，结果毫无悬念地战败了，联军中5个小国王都战死沙场，奎切尔姆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立刻向爱德文称臣纳贡。击败奎切尔姆后，爱德文又“或杀死或活捉了他认为企图暗算他的人”，大获全胜地回到了诺森伯里亚。现在，没人能阻止他改信基督教了。

当爱德文向自己的重臣正式传达改宗一事的时候，最先出来表示赞同的是一个出人预料的人物——沃登大神的祭司长科伊弗（Coifi）。也许是被爱德文之前清除异己的雷霆手段给吓坏了，这位本该是基督教最坚定反对者的祭司长一开口就痛骂起自己前半辈子所信奉的宗教，说它“既无效能又无益处”。不过他对此的解释不像是违心之辞，更像是发自内心的抱怨。他说：

◎不列颠的原始宗教德鲁伊教的圣者，他们在基督教传播后逐渐消亡

在您的臣民中没有人能比我更热心地崇拜我们的神祇了，但是尽管这样，许多人却能从您那里得到比我更多的好处和更高的职务。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比我成功；无论想得到什么，都比我容易。如果这些神有什么本事，他们一定宁可帮助我，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热情周到地供奉他们。因此，只要您经过仔细考虑，认为新近向我们宣传的这些东西（指基督教）更好、更有力量，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加以接受。

说完了这一席亵渎神灵的话后，祭司长不顾年事已高，向国王讨要了一匹公马、一套盔甲和很多武器，在众人惊骇不已的眼神中，他穿好盔甲，挎上长剑，扛起标枪，颤颤巍巍地爬上了马背，一骑绝尘而去。周围的民众都以为他发了疯，因为按照诺森伯里亚的习俗，祭司不能穿盔甲，骑马也只能骑母马。老祭司一意孤行地赶到异教神庙边，把手中的标枪向神庙大门投掷过去，做完了这个标志与旧神决裂的动作后，他还命人把这间神庙烧成白地，这才满意地向爱德文复命。

在祭司长的带领下，改宗活动成功地推行开来。在遇刺事件发生整整1年后，爱德文王带着他的儿女和国内的所有权贵，一起在约克接受了洗礼。英格兰的北方霸主诺森伯里亚王国正式皈依了基督教。

作为新的“不列颠统治者”，爱德文致力于推动基督教的传播。他不仅在国内要求人民改信基督，还写信给各国国王，劝说他们抛弃过去的信仰，投入基督的怀抱。然而，爱德文的传教行为引起了一个强大的异教徒国王的不满，他就是麦西亚的彭达（Penda）。

彭达出生年月不详，他早年主要活动在塞文河（River Severn）中下游地区，有人据此推测他可能是贺威西王国的一个小王公，对麦西亚和所谓的“高地盎格鲁人”王位也有继承权。628年，彭达收到了关于爱德文劝告大家改信基督教的消息，这位好战的国王对“软弱”的基督教嗤之以鼻，在他的心里，男人需要的就只有鲜血和战争。那么，先挑选谁作为对手呢？彭达环顾四周，最后将视线落在了西南方：决定了，第一个对手就是你，威塞克斯的奎切尔姆！

对于奎切尔姆来说，“祸不单行”是他此时遭遇的最好形容词。在一年前，他刚刚被爱德文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暴打了一顿，盟友死了，军队没了，还要和爱德文签订城下之盟，耻辱至极。还没等他恢复元气，彭达又气势汹汹地率军南下，不讲道理地占据了塞伦赛斯特，在他的伤口上撒了把盐。奎切尔姆只好一边哀叹命运的不公，一边收拢部队北上抗敌，然后再次被打得落花流水，割地称臣。签订了协议之后，双方都班师回朝，只不过彭达是兴高采烈，奎切尔姆是生无可恋。对于同时向两位国王称臣一事，奎切尔姆似乎毫无心理负担，可能在他看来，爱德文想要向他问罪的话必须穿过彭达控制的区域，这样两位国王必然会先打一仗，鉴于爱德文现在忙于传教，多半没有功夫来管自己这个手下败将；而不向彭达称臣的话，自己的脑袋估计会当场搬家。他没有想到的是，两位国王的对决很快就到来了，而且这场战争是相对弱小的彭达挑起的。

◎威尔士诸王国疆域图，最北边的就是圭内斯

彭达发起战争的底气来自他的表亲——圭内斯（Gwynedd）的国王卡德瓦龙（Cadwallon ap Cadfan）。圭内斯王国是罗马—不列颠人的后裔在迁徙至威尔士后建立的国家，它的领土包括安格尔西岛（Isle of Anglesey）和岛对岸的一些沿海区域，是威尔士地区最强大的王国之一。卡德瓦龙虽然信仰基督教，但是和他的表亲彭达一样，他热爱战争与杀戮。他和彭达合兵一处，挑战爱德文王。在唐卡斯特（Doncaster）附近的哈特菲尔德（Hatfield），两军进行了决战，诺森伯里亚军寡不敌众惨遭失败，爱德文王战死，他的两个儿子也一同阵亡。这一年是公元633年。

爱德文死后，其遗孀埃塞尔伯格带着幼子、公主和长孙逃亡大陆，群龙无首的诺森伯里亚迅速陷入了分裂。爱德文的堂兄弟奥斯里克（Osric）继承了德伊勒的王位，伯尼西亚的王位则由先王埃塞尔弗里斯的儿子伊恩弗里斯（Eanfrith）继承。此时，彭达已经回到了麦西亚，卡德瓦龙依旧在诺森伯里亚作威作福。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充分诠释了“波谲云诡”这个成语。634年夏天，矢志复仇的奥斯里克率领军队把卡德瓦龙围困在今天约克郡埃伯拉坎（Eboracum）的罗马遗迹中，眼看着就可以光复国土，为爱德文王报仇了；然而，卡德瓦龙在某天突然率领军队冲出了城堡，不仅摧毁了围城的德伊勒军队，还杀死了奥斯里克。接下来的一年里，卡德瓦龙带领圭内斯军烧杀抢掠，蹂躏了德伊勒全境，当他要进入伯尼西亚的时候，伯尼西亚王伊恩弗里斯没有选择和他交战，而是带了区区12名护卫就深入卡德瓦龙的军营，要和后者谈判。谈判的内容和过程不为人所知，但是结果却是相当明确：卡德瓦龙处死了伊恩弗里斯。就在大家都认为卡德瓦龙已经大获全胜，将把诺森伯里亚人全部赶进大海之时，伊恩弗里斯的兄弟奥斯瓦尔德不知从哪里聚集起一支军队，趁着夜色袭击了圭内斯军的营地，斩杀了卡德瓦龙，成了最后的赢家。

这一串事件背后，必然有着无数阴谋和背叛，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文献材料来揭示它的全貌，只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一些端倪：伊恩弗里斯很可能早就和卡德瓦龙有勾结，爱德文和奥斯里克两位德伊勒国王在战场上的失败也许并非单纯的军事因素导致，怀着深刻仇恨的伯尼西亚王族和支持者们恐怕为卡德瓦龙出了不少力。然而在卡德瓦龙眼中，不论伯尼西亚还是德伊勒，都是侵占他们领土的异乡人，所以伊恩弗里斯与卡德瓦龙的谈判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至于最后的胜利者奥斯瓦尔德，他的耐心和对局势的把握能力是成功的关键。

无论真相如何，奥斯瓦尔德坐上了诺森伯里亚的王座，并继承了“不列颠统治者”的名号。在他和平地统治了6年后，阴影再次降临诺森伯里亚：彭达又来了。

641年，麦西亚的战神彭达拔剑四顾，寻找着下一个目标。倒霉的威塞克斯王奎切尔姆早在636年就已经蒙主恩招，离开了这个让他郁闷无比的世界，不用再做人肉沙包了；继任的琴瓦尔（Cenwalh）刚一上台就娶了彭达的妹妹，并且夹起尾巴做人，态度非常恭顺。东盎格利亚在一年前刚刚被彭达打败，他们的两任国王西格伯特和埃格里克都战死沙场，继任的安纳（Anna）对彭达俯首帖耳，丝毫不敢有任何不敬。肯特老王埃德博尔德去世不久，新即位的厄康伯特（Eorcenberht）正忙于宗教改革，摧毁国内的一切宗教偶像，所以在对外问题上也保持了很大的克制和忍让。苏塞克斯和埃塞克斯过于弱小，彭达对它们提不起兴趣，更何况这两个国家还是诺森伯里亚的附庸国。这样一来，剩下来的强敌只有奥斯瓦尔德统治下的诺森伯里亚了，彭达于是集结起军队，再次踏上北伐的征程。

641年8月5日，麦西亚军和诺森伯里亚军在一个叫马赛菲尔斯（Maserfelth）的地方相遇，一场恶战随即爆发。在混战中，奥斯瓦尔德被杀，彭达再一次成了胜利者。战后，麦西亚士兵残忍地将奥斯瓦尔德的尸体肢解，并按照异教的习俗将他的手和头挂在矛尖上，巡回示众，然后丢弃在荒野中。由于奥斯瓦尔德是在和异教徒作战时被杀的，基督教会封他为圣徒，并派僧侣将他的遗体收拢，带回班堡等地保存。出人预料的是，胜利后的彭达并没有吞并诺森伯里亚，而是带着军队回到了麦西亚，和他上次战胜爱德文后的行为出奇地一致。从彭达的生平来看，他绝不是一个缺乏野心和欲望的人，所以这两次撤军可能是因为麦西亚人自身在战斗中也损失颇大，没有信心占领诺森伯里亚全境。

奥斯瓦尔德死后，诺森伯里亚毫无悬念地再次分裂了，他的兄弟奥斯维继承了伯尼西亚的王位，爱德文的孙子奥斯温（Oswine）继承了德伊勒的王位，两人都向彭达表示了臣服，以换取自身的安全，奥斯维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彭达的儿子。马赛菲尔斯的胜利和这之后的一系列外交动作，为麦西亚和彭达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声望，因为此战标志着长期拥有“不列颠统治者”头衔的诺森伯里亚屈服在了麦西亚的刀剑之下。现在的彭达俨然成了新的“不列颠统治者”，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不比以往任何一个“不列颠统治者”来得小，区别只在于他不屑于接受这个名号罢了。

645年，正当彭达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威塞克斯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国王琴瓦尔把自己的原配夫人、彭达的妹妹给休了！彭达闻讯大怒，亲率大军攻打琴瓦尔，后者不敢抵抗仓皇出逃，躲到了东盎格利亚寻求庇护。得知琴瓦尔已经逃走的消息，彭达也没有再进行过分的杀戮，而是接管了威塞克斯王国，任命各级官员进行统治。这次事件中有诸多疑点：琴瓦尔在事前一直对彭达恭敬有加，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老老实实地在温切斯特修教堂；而在休妻事件之后，他似乎没有做任何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在面对麦西亚侵略时扔下一切逃到了别的国家；麦西亚这边的准备也显得过于充分，仿佛早就知道会发生此事一般，事件爆发不久就直接派兵入侵。这些都不太符合常理。所以，彭达很可能早有吞并威塞克斯之心，只是碍于姻亲关系不便下手，故才会让妹妹假装被琴瓦尔抛弃，自己好师出有名。只可怜被“净身出户”的琴瓦尔，他与威塞克斯先王奎切尔姆一样，继承了光荣的背锅传统，吃了个闷亏。事到如今，彭达的真实目标也展现了出来：他要统一七国，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列颠统治者”！

651年，在诺森伯里亚的一次内战中，奥斯维击败并处死了奥斯温，可还没等奥斯维消化完胜利的果实，早在一边观望的彭达就带着大军杀了过来，后者还得到了满怀仇恨的德伊勒人的鼎力支持。吸取前两位诺森伯里亚王面对彭达时战死沙场的教训，奥斯维毫不犹豫地收拢军队北逃，一头扎进了易守难攻的伯尼西亚首都班堡要塞，死活不肯出来。面对奥斯维彻底的缩头乌龟战术，彭达也相当无奈，他想尽了办法，却始终不能攻破这座城堡。彭达先是派人破坏了班堡周边的所有村镇，想引诱诺森伯里亚人出城，结果奥斯维毫无反应——失败；接着，他又出动士兵攻城，然而该地过于险要，士兵无法登上城堡周边的悬崖峭壁——再次失败；最后，彭达让手下将所有能收集到的可燃物堆在城下，想火攻城墙，结果由于风向不好，燃起的大火反而向城外的麦西亚军队烧去——还是失败。彭达一时间黔驴技穷，后方的威塞克斯偏又开始闹事，他只好率军撤退，在身后留下了一片焦土。此战彭达虽然没有获得全胜，但还是借为奥斯温复仇之名获得了德伊勒地区的控制权，同时极大地削弱了伯尼西亚的实力，总体上说相当成功。

就在彭达围攻班堡之时，琴瓦尔偷偷回到了威塞克斯，想要重夺王位。可惜，他的努力在率军回师的彭达面前冰消瓦解。652年，在埃文河畔的布拉德福德（Bradford），威塞克斯起义军被麦西亚军队轻松挫败，琴瓦尔本人则再次逃亡——不得不说，虽然霉运缠身，但是各任威塞克斯国王的保命能力都是一流的。彭达没有就此停下扩张的脚步，654年，他率军攻向了东盎格利亚，理由是东盎格利亚国王安纳之前为琴瓦尔提供了庇护。安纳虽然拼命抵抗，但仍然兵败被杀。战后，安纳的一个兄弟埃塞尔西尔（Aethelhere）接过了东盎格利亚的王位，不过，实际上他只是彭达手中的牵线木偶罢了，东盎格利亚的一切重大事务都需要后者的首肯。现在，不肯服从彭达统治的，只剩下伯尼西亚国王奥斯维一人了。

655年，彭达聚集起一支规模空前的大军，它由30个王公的军队组成，其中包括东盎格利亚国王埃塞尔西尔、德伊勒国王埃塞尔沃尔德（Aethelwald）、圭内斯王和一些其他小王公，士兵们都骁勇善战且装备精良。这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标准来说人数众多的联军开进伯尼西亚的领土时，奥斯维选择了和上一回相同的策略——躲进城堡里。这次他没有选择伯尼西亚的旧都班堡，而是继续向北走，一直到了伯尼西亚的北部边境，进入了斯特林（Stirling）附近的卢迪乌（Ludeu）城堡。不久后，彭达衔尾而来，团团围困了城堡。卢迪乌堡虽然不及班堡富庶，在地形的险峻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难以攻取。奥斯维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囤积了大量粮食和财宝，把包括刚出生的女儿在内的所有王族以及一批最忠实的支持者都迁了进来，做好了长期固守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彭达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吸取上一次强攻班堡失败的教训，围而不攻，想迫使奥斯维屈服。

◎从东北方看今日的班堡要塞

◎俯瞰今天的斯特林城堡，卢迪乌城堡很可能与之相似

转眼间，冬天降临了。北海的寒风吹拂着这片土地，带来了大片的雪花，给攻守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城内给养已经有些不足，但奥斯维还是硬撑着不放弃。他曾经向彭达表示，如果后者愿意率军离开，他愿意支付一大笔金钱，但就是不肯称臣或者投降。另一方面，彭达的军队也面临很多问题。卢迪乌堡实在太靠北，距离彭达领土最北端的利兹都超过350公里，在7世纪的西欧，这样的距离意味着彭达无法从后方获得任何补给。而在周边地区，彭达也无法通过抢劫获得粮食：西边是斯特拉斯克莱德威尔士人，北边是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他们都对彭达的大军满怀戒备，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动向。所以，彭达面临的补给问题比奥斯维还要严重。与此同时，联军内部也人心浮动，很多王公由于长久离家，担心国内发生叛乱或政变，都想尽早回国，普通士兵也因为思念家乡和亲人，抱怨连连，甚至有人做了逃兵。面对糟糕的士气，彭达决定做些什么。他接受了奥斯维献上的“买命钱”，但没有退兵，而是把这笔钱分给了手下的王公贵族们，鼓励他们继续作战，一定要把城堡拿下。

出乎彭达预料的是，这笔钱没有提升军队的士气，反而进一步消磨了他们的战意。很多王公咬着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就是因为此战花费巨大而一无所得，他们要攻破城堡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既然现在奥斯维“识相”地交出了财宝，大家也都拿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那何必还要在这里受苦呢？圭内斯王第一个做出了动作，他趁着夜色拔营，带着自己的士兵和财宝不辞而别，回自己的国家去了。彭达对此暴跳如雷，但毫无办法，手下也劝他见好就收，尽早退兵。见到士气如此低迷，彭达也非常无奈，终于宣布退兵了。他们离开了卢迪乌，纷纷启程回家。奥斯维等待多时的反攻机会，终于来了！

在反击正式开始前，奥斯维带着亲兵和家人向上帝许愿：若是此战胜利，他将捐献出12块土地用于修建修道院，并让他的小女儿进入修道院侍奉基督。祷告结束之后，他带着一支精干的小部队出发，追寻麦西亚人的踪迹，最终于11月15日在温沃伊德河（River Winwaed，可能是亨伯河的一条支流）附近追上了他们。此时，联军正乱哄哄地准备渡河，奥斯维率人突然杀出，联军立刻一片大乱。彭达当即呼唤负责防卫工作且也是现在联军唯一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德伊勒军前来救援，谁知道德伊勒王埃塞尔沃尔德早已同奥斯维暗通款曲，在这关键的时刻不听彭达的号令，甚至帮助伯尼西亚人砍杀联军士兵。在这绝望的形势之下，联军士兵纷纷跳水逃生，几乎都淹死在冰冷的河水中，而包括彭达在内的王公贵族们则尽数阵亡。麦西亚战神的一生就此终结，统一七国之梦也随之消逝。

温沃伊德河之战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之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在最后的“不列颠统治者”奥斯维死后，诺森伯里亚的霸权旁落，它虽然还是盘踞在英格兰北境的骄傲雄狮，但亨伯河以南的国家不再将其看作共主，取而代之的是麦西亚。彭达的征服虽然没能成功，却为麦西亚王国打下了很好的底子，后世麦西亚诸王依靠军事威胁和外交拉拢，软硬兼施地控制了除诺森伯里亚外的几乎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小国，并在奥发（Offa）时代达到了巅峰。奥发王强大而富有，他和法兰克帝国的查理曼大帝称兄道弟，二者虽然因为联姻问题有过冲突，但是不久后就重归于好，可见奥发的实力不容小觑。为了炫耀武功，奥发还命人在麦西亚和威尔士边境上修建了一堵新的“长城”，名为“奥发之墙”（Offa's Dyke）。国内的和平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出现了比德（Bede）和阿尔昆（Alcuin）这样享誉西欧的著名学者，后者还长期做客查理曼的宫廷，是这位大帝最欣赏的学者之一。

◎印有奥发王头像的钱币

然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知道，当他们终于摆脱了内战，沉浸在知识的长河中时，在寒风刺骨的北海上，一群骁勇而残忍的战士正一面磨砺剑矛，一面用贪婪的眼睛眺望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他们，就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

奥丁之民：维京人的由来

对于每一个了解欧洲中世纪史的人来说，维京人（Vikings）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每次提到它，战争、鲜血和海盗等字样就会浮现在脑海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称呼的来源和背景，以及它所适用的场合。

在古诺斯语（Old Norse，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流行的语言）中，“viking”一词的原型是“vikingar”，意思是“海上的强盗”，这个词在中世纪很少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的文献中，所以“维京”一词实际上是中世纪早期该地区居民对海盗和劫掠者的一种统称，没有族群和国别上的特殊指代，也不是他们常用的自称。对于这些欧洲最北端的居民来说，在某些场合，“viking”一词带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含义。他们将发起一次盛大远征称为“go a-viking”，这个词组中包含的意味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可以将其理解为异教环境下的一次没有确定目标和终点的十字军东征，或者更通俗地说，是一次规模庞大的烧杀掠抢，同时也是每个参与者个人价值的最好表现机会。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维京”一词才被用来指代8—11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居民，并沿用至今。

在欧美学界，关于“viking”一词词源的争议从未停止。主流观点认为，“viking”的词源是古诺斯语中的“vik”，意思是峡湾。如果这一假说成立，“viking”一词的原始含义就应该是“峡湾中的人”。也有人认为，“vik”应该是挪威北部的一个地名，“viking”一词最初指的是居住在那里的人。除了“vik”说之外，还有几种不同的“viking”词源说：有人认为它的词源是“vig”，意为战斗，那么“viking”的原意就是“战斗之人”；有人认为应该是“vikja”，意思是航行；还有人认为应该是“wic”，意思是军事营地，等等。现在关于维京人的研究大多还是认可第一种假说，即认为“viking”的词源是“vik”（峡湾）。

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对维京人有着各式各样的称呼。法兰克人称他们为“Nordmanni”，意思是“北方人”，这个词常见于英格兰和德意志莱茵河地区的文献中，算是西欧国家对维京人最普遍的称呼。当部分维京人在法国塞纳河河口地区定居时，该地随之被称为诺曼底，意为“北方人的土地”。北德意志地区的编年史学家称呼维京人为“Ascomanni”，意为“白蜡木之民”。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称呼，对于它的缘起，学界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人推测它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世界树“尤克特拉希尔”（Yggdrasil），它是一株白蜡树，但没有更多证据支持这一说法。西班牙的穆斯林称他们为“al-Madjus”，意为“异教的巫师”。斯拉夫人称他们为“Rus”（罗斯人），这可能来源于法兰克语中对瑞典一带的称呼“Rotsi”（罗斯），这一词后来成了“俄罗斯”（Russia）的词源之一。拜占庭人称他们为“Rhos”或“Varangoi”，前者的意思是“脸色发红的人”，后者可能源于古诺斯语的“var”，意为“宣誓效忠之人”。只有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语言上将维京人划分成几个不同的族群，古英语中将来自日德兰半岛北端（今丹麦）的维京人称为“Dene”或“Dani”，发音已经和现代的“Danmark”（丹麦）有些相近；爱尔兰人则将维京人统称为“Lochlannach”（北方人）或“Gaill”（外乡人），同时将来自丹麦的维京人称为“Dubh-gaill”（黑外乡人），将来自挪威的维京人称为“Finn-gaill”（白外乡人）。

◎雷神索尔大战巨人

由于缺乏文字材料，我们对维京人的起源和早期生活了解不多。不过，借助详细而丰富的北欧神话，我们或许可以一窥早期维京人的精神世界。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整个宇宙是被名为尤克特拉希尔的世界树支撑起来的，它发端于过去，向着未来伸展，孕育着九大世界，人类就居住在其中一个世界——米德加尔特（Midgard）。世界之树的最顶端居住着宇宙的统治者——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两个神族之间曾经爆发战争，后来和解，并确立了12位主神，分别是众神之王奥丁（Odin）、众神之后弗丽嘉（Frigg）、雷神索尔（Thor）、土地女神希芙（Sif）、火神洛基（Loki）、战神提尔（Tyr）、海神尼奥尔德（Njord）、丰饶之神弗雷（Freyr）、丰收与战争女神芙蕾雅（Freyja）、光明与黑暗之神巴德尔（Baldur）与霍德尔（Hodr）兄弟、智慧之神布拉基（Bragi）以及青春女神伊登（Idun）。这些神明会派遣瓦尔基里（Valkyria）把凡间战死的勇士带到英灵殿（Valhalla）中，让他们在这里终日宴饮，相互打斗以磨炼战斗技巧，等待最后的大战——“诸神之黄昏”（Ragnarok）。在这最后的大战中，霜巨人、火巨人、巨狼芬里尔和尘世巨蟒尤蒙刚德会联合起来进攻神族，后者则在奥丁和索尔的带领下，和英灵殿中的战士英魂们一起慨然赴死，和敌人们同归于尽。从神话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欧人对战斗和死亡并不十分畏惧，反而将其视为光荣的结局，其性格和风俗上的剽悍可见一斑。

和神话中描述的英灵殿一样，维京人的社会结构是围绕战争组建的，换言之，战争是维京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内和对外战争的需求塑造了维京人独特的社会结构。维京人的基层社会单位是大家族或者氏族，在一个氏族中，父辈共同养育子辈，不管血缘亲疏，而子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从父辈那里学习战斗技巧，等他们长大了，父辈会带着这些年轻人一同踏上战场，如果有人不幸战死，他们还会被埋葬在同一片氏族墓地中。在古诺斯语中，这种延伸了的家庭关系被称为“埃特”（aett）。

如果在一个埃特内部或者两个分属于不同埃特的人之间发生纠纷的话，不管双方的年龄和地位如何，他们都喜欢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例如，《埃吉尔萨迦》（Egil's Saga）中记载，主人公埃吉尔·斯卡拉格瑞姆森（Egil Skallagrimson）12岁那年央求他同族的哥哥索德·格兰尼森（Thord Granison）带他前往冰岛的白河谷，参加一年一度的大型集会（集会上不仅会有多种商品的交换和贸易，也会有比武和运动会，是维京社会的盛大活动），索德禁不住埃吉尔的恳求，带着他一同前往，结果在集会上，埃吉尔和来自另一个埃特、名叫格瑞姆·黑格森（Grim Heggson）的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索德二话不说地冲上去助拳，两人合力杀死了格瑞姆。两个埃特之间的矛盾和仇恨，维京人喜欢用“约战”的方式解决。交战双方会选择一片开阔地，并且此地四周必须有榛树环绕；接着，双方会约定一个时间，并规定好使用什么样的武器；最后，双方会在这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打上一仗，彻底解决双方的纠纷。从这些事件和习俗中不难看出，维京社会中充斥着的暴力元素和强权政治。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在自己出生的埃特中度过一生，很多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会走出自己的氏族，追求更大的挑战。这些人会组成一个大的“战团”，四处游荡打家劫舍，偶尔也会卷入不同埃特之间的战争。有些战团扩大到一定规模后，其首领会在内部制订一些严密的规章制度，限制成员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对外征服上，这种特殊的大战团被学界称为“虚构氏族”（artificial clan）。这种虚构氏族内部的凝聚力不是血缘，而是结为“异姓兄弟”的誓言（当然，战争的胜利和战利品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多首萨迦中都记载了维京人独特的起誓方式：当两个人要结为兄弟时，他们会找一个地位崇高的见证人（在虚构氏族中，这个见证人往往是氏族的头领），一起走到一片草地上，接着，见证人会用一柄装饰华丽的长矛挑起一块草皮，草皮的两端要连着大地不能断开，宣誓的二人把血液滴进草皮下面的土地里，然后跪下向神发誓，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个被敌人杀死，另一个要尽全力为死者复仇。

◎描写诸神之黄昏的油画《燃烧的英灵殿》

在众多的虚构氏族中，最强大也最有名的是约姆斯维京人（Jomesvikings）。这个氏族的大本营位于约姆斯堡（Jomesborg），据传此地有一个天然的良港，港内风平浪静，可以停泊很多船只，港外和大海连接处为一地峡，仅能让一条船通过，易守难攻。史学家一直没能找到该地的确切位置，只能判断它大概在波罗的海南岸靠近丹麦的地区。关于约姆斯维京人的建立者，有的史书说是丹麦王“蓝牙”哈拉德（Harald Bluetooth），萨迦则说是一个名叫帕尔纳图克（Palnatoke）的丹麦英雄，总之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约姆斯维京人在10—11世纪非常活跃，他们作为雇佣兵出现在各个战场上，每个国王都乐于花钱聘请他们，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的纪律十分严明。

约姆斯维京人有11条军事守则用来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具体条文如下：一，只招收18—50岁的成年男性；二，招收新成员的时候，不能沾亲带故；三，遇到实力弱于自己的对手时，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逃走；四，所有成员都是兄弟，要为兄弟的死报仇；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言语和行为上露怯；六，抢来的财物要归公，由首领统一分配；七，不能在兄弟之间挑起争论；八，不可以传播谣言，对于任何事情，首领都有最终解释权；九，任何成员都不能带女人进入堡垒；十，任何人都不能离职超过3天；十一，对于发生在堡垒之外的弑亲事件（包括约姆斯成员之间的自相残杀），首领有最终的处置权。这些条文清晰地反映了制订者的想法，他把约姆斯维京人内部结构的稳定放在了第一位，力图消除内部的矛盾，打造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兄弟会形式的组织，而这也是绝大多数“虚构氏族”的目标。

◎几柄维京长剑及其复原品

和同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维京人的武器装备十分精良。他们最常用的武器是长剑，考古学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发现了超过2000柄中世纪早期的剑，在英格兰、法兰西、东欧等维京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则出土了更多，可见长剑在维京社会中的普及程度。维京剑的长度一般在3英尺（约合0.914米）左右，双面开刃，有剑格。在挪威地区流行过与剑相似但只有一边开锋的直刃长刀，但不久后就衰落了，没有影响到剑的统治性地位。维京剑区别于其他中世纪早期欧洲剑的最大特点有两个。第一，维京剑的剑尖是不开锋的，有时甚至是钝的圆头。这可能是由于维京人的对手——很多时候是另一个维京人——都持有大型盾牌，戳刺很难起效，所以他们习惯以劈砍的方式用剑，不需要打磨剑尖。第二，维京剑的剑柄末端都有一个较大的配重，有的是倒三角形，有的是拳头形。这样的设计让整柄剑的重心下移，使剑变得更加灵活、易于挥动，有利于长时间作战。同时，剑柄的配重让它能被当作钝器使用，用来砸击对手盾牌的边缘或者裸露在外的身体部位，促使其失去平衡。在和平时期，维京人也很注意保养他们的剑，他们会用羊皮将剑身包裹起来，并用动物油脂给它做防锈处理，很多宝剑甚至被他们当作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

在后世，斧子被认为是维京人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种原始的生产工具没有剑那么流行，却也算是斯堪的纳维亚居民最常用的武器之一。维京人常用的斧子为手斧和长柄斧，前者顾名思义是单手持握的短兵器，可以一手拿斧一手持盾牌，和剑的使用类似；后者则是一种重武器，可以轻松劈开锁甲的防护，在使用它时需要把盾牌固定在手臂外侧，或是直接挂在背后，好让使用者腾出双手持握它。维京斧的斧刃有很多种形制，如三角形、胡子形、T字形等，其中胡子形是维京人所特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维京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重甲而设计的，所以它的使用技巧里有很多破盾和破甲的元素。例如，胡子形的手斧可以用来钩住敌人的脚踝，让他失去平衡摔倒，也可以用来钩住盾牌的上沿然后拉拽，迫使对手放弃盾牌。在长柄斧的使用上，一般的人会用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的方式持握，这样斧刃就处于持斧者的左侧，也就是对手的无盾侧，朝这里大力横向挥砍的话，能避开盾牌的防御直接摧毁对手的持剑手，让其立刻丧失战斗力。长柄斧还能用来钩住敌人的脖子，或是直接用背面敲击敌人的盾牌，这两种动作都可以让对手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从而无力抵抗下一记从天而降的劈砍。在维京人的历史上，出现过非常多著名的斧子，其中的曼门斧（Mammen axe）一直保留至今，是现存最精美的10世纪武器之一。

相比剑和斧，维京人对长矛并不非常喜爱，使用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在维京军队中，使用长矛的通常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或者地位低下者，他们的定位也是干“脏活累活”的人，比如站在军队的最前排迎接敌军骑兵的冲锋，等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维京精英武士不会使用长矛。相反，他们对长矛的使用可谓出神入化。据萨迦记载，挪威王奥拉夫·特拉格瓦森（Olaf Tryggvason）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双手各持一根长矛同时投掷出去，并精准地命中远处的目标。一些维京人甚至能在空中抓住投来的长矛，然后再把它扔回去。弓箭和长矛一样处于较低的位置，不过很多维京人都是优秀的弓箭手，他们在打猎的过程中锻炼出了优秀的射术，可以准确地把箭射入敌人的眼窝。然而，维京弓箭手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们射箭的时候喜欢把箭头掰下来，声称这样能让对手无法将自己射出去的箭矢再次利用，维京人只在重要场合才用完整的箭，这种习惯显然降低了他们弓箭的杀伤力。维京人使用的长弓后来传入不列颠，被威尔士人改进后成了著名的英格兰紫杉木长弓，称霸了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战场。

现代冷兵器制造者复原的曼门斧	维京长斧的复原品

相比之下，现代考古学家对维京人防具的了解并不是很多。维京人最重要的防具就是上文一再提及的盾牌，它们多为圆盾，直径大多在24英寸（约合61厘米）左右；不过，某些卢恩石（Rune Stone）中也提到过直径达3英尺的大盾。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维京盾非常沉，很多现代人都难以用单手将它们长时间举起。盾中央部位还带有金属制凸起（Shield Boss），可以用来攻击对手，可谓攻守兼备。为了威吓敌人，维京人还喜欢在盾牌上涂画一些猛兽或图腾，龙和代表奥丁信使的渡鸦是最常见的图案。维京人的头盔也有独特的样式：主体部分为铆钉结构，以及额外增加了护眼和护鼻。这种在后世被称为诺曼盔的头盔，在当时是维京人的标志性装备，英格兰人称其为“盲盔”，因为他们觉得戴上这种头盔会影响视线，不过从11世纪开始，部分英格兰人也开始采用诺曼盔，因为它对面部的防护能力要优于英格兰本土的头盔。必须指出的是，一些野史中常出现带着牛角盔的维京人，事实上这种头盔从未在维京人身上出现过，它只不过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想象，绝非历史真实。至于维京人使用甲胄的情况，除了他们的精英武士装备有少量的链甲和札甲（Lamellar），以及后者可能来自东欧和拜占庭之外，我们知之甚少。

◎维京头盔

关于维京人的装备，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部分，那就是他们的长船（longship）。其实，长船只是诸多维京船只的一种，因为这些船只大多窄而修长，后世才用长船一词作为它们的统称。在维京人的语言中，船是以它所拥有的桨的数量命名的，例如，有6支桨的船就被称为“sexaeringr”（六桨船）；12支桨到32支桨的中型船只被称为“karvi”，这类船大多是商船或者贵族出行所用的游船，不过也有“karvi”被当作战船使用；大型船只被统称为“snekkja”，这个词语和后世的“langship”（长船）具有相似的含义，其中快速战船被称为“skei”，意为“切开水面”，而大型慢速战船则被称为“drekar”，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船。除此之外，维京人对货船也有专门的称呼，叫作“knarrs”或者“kaupskips”。

维京人对战船非常重视，他们不仅将船雕刻在钱币的背面，还在很多墓葬和祭祀仪式中将船埋入土中或沉入水底，以此取悦神灵。这种习俗使得很多中世纪早期的维京船只得以保留，也让我们能够一窥这些古代战舰的风采。现存最早的维京船出土于丹麦东南部沿海的尼达姆（Nydam），其建造时间大约在公元350—400年之间，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格兰的时间非常接近。船只本身的结构也和萨顿·胡出土的盎格鲁—撒克逊船非常接近，都属于宽体船，长23.5米，宽3.5米，深1.2米，全部由橡木制成。这艘船没有使用船帆的迹象，很难和北海的风浪搏斗，所以考古学家推测，它只在沿岸地区航行。

在公元400年之后，维京人的造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在一艘出土于挪威克瓦尔松（Kvalsund）的8世纪长船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它长18米，宽3米，吃水只有80厘米深，木料全部采用橡木，连接处为铆钉结构，是一条战船。相比于尼达姆船，克瓦尔松船有两点巨大的进步：第一，克瓦尔松船有一条完整的龙骨（keel），它由一根巨大的橡木制成，非常结实，这让它成了现存最早的有龙骨的维京船；第二，克瓦尔松船有使用船帆的痕迹，虽然我们不知道帆的种类和大小，不过根据桅杆的使用情况来看，船帆的存在是肯定的。这两个巨大的进步让克瓦尔松船具备了强大的远距离航行能力和抗风浪能力，在优秀水手的操作下，它是有可能横跨北海的。

进入9世纪后，维京人的造船技术日趋成熟，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土的古科斯塔德（Gokstad）长船和奥斯伯格（Oseberg）长船就是最好的例证。前者出土于奥斯陆附近的一个峡湾，是一艘有16对桨的“Karvi”，全长23.24米，最宽处5.2米，船主人是一名中年男性，身上有遭受过严重暴力打击的痕迹，很可能是在战斗中死去的。后者则是所有维京船中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连船头的装饰性纹饰都清晰可见。它全长21.58米，最宽处5.1米，深1.58米，也是一艘“Karvi”。为了证明这些船的航海能力，考古工作者在1893年用古代造船手法复制了古科斯塔德长船，并将新船命名为“维京”号。之后，“维京”号穿过了大西洋到达美国，沿着哈德逊河向西驶入了五大湖区，最后到达芝加哥并参加了当年的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引起了轰动。

刚出土的古科斯塔德长船	维京”号在芝加哥

维京船在11世纪达到了巅峰，它的长宽比进一步增大，从古科斯塔德船的9：2增加到了7：1，甚至更多，如斯库勒莱乌（Skuldelev）出土的“skei”船，它长30.9米，宽2.7米，长宽比达到了惊人的11.4：1。这种船的船体为剃刀型，速度非常快，能够搭载60—8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正是在这些船上，关于维京人的一首首萨迦被谱写与传唱，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在初步了解维京人的武器、装备和船只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战略战术。维京人的战略简单而有效，主要突出3个特点：机动性、突然性和残忍性。当战争来临时，利用长船速度上的优势，维京人可以很快地传递消息并集合部队，迅速组织起一支大军。这样的一支军队——或者说船队——会在敌人的沿海地区巡弋，寻找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的高价值目标。如果敌人的防御非常牢固、没有破绽，维京人一般不会选择硬碰硬，而是迅速转移，继续寻找机会。在遇到河流时，维京长船吃水较浅的特性使得它们能够不费力气地逆流而上，遇到水文条件不好、难以行船的区域，维京人把船扛起来，步行到适合航行的地方，再将船放下来继续向前。如此，维京人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沿海，还涵盖了广阔的内陆地区。守军一旦露出破绽，或是维京人找到了防御薄弱的城镇时，这些北欧海盗就会一拥而上，大肆烧杀抢掠，并在敌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之前扬帆而去。在决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维京人还可以利用机动性上的优势，选择有利于己方的战场和时机，或是在很大的区域里不断转移来调动敌人，当对手疲于奔命、疏于防守时再给予致命一击。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之后，维京人是非常冷酷无情的，他们有时候会将一个地区内的居民屠杀一空，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收集补给，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恐吓敌人以打击他们的士气。拜占庭文献中就记载了瓦兰吉卫队在叙利亚一带的暴行，他们多次屠城，连小孩也不放过，以至于阿拉伯人对这些来自北欧的巨汉十分畏惧。总的来说，维京人就像亚洲的游牧民族一样，来去如风，以战养战，难以提防；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游牧民族骑马，维京人驾船。

在战术层面上，维京人一改其战略上飘忽不定的特性，变得非常沉稳扎实。从前文所述的常用武器可以看出，维京人大量装备剑和斧子——同时也非常善于使用这些武器——所以在近身格斗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基于此，维京人的战术要点就是将一切形式的战斗拖入缠斗和混战阶段，并在保持己方阵形完整的基础上，尽力打乱敌人的阵形。维京人最常用的进攻阵形是“野猪头阵”（Swine Head，古诺斯语中为svinfylka），这种战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军队使用的“caput porcinum”（猪头阵），是非常古老的战法。从空中俯瞰的话，“野猪头阵”是一个巨大的梯形，短的那一边面向敌人。阵形的前锋聚集了军队中装备最好、战技最出色的一批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领主自身的卫队和狂战士（关于他们的情况会在后文中详述）。他们的任务是在敌军的阵线中撕开一个口子，好让后续部队冲进敌人的腹心，搅乱其阵形，在顺利的时候甚至可以将其斩为两截。在防守时，维京人则使用“盾墙”（Shield Wall，古诺斯语中为skjaldborg），这种阵形至少有3种形态，分别防御步兵、骑兵和弓箭手。对步兵盾墙是盾墙的基本形态，在这种阵形中维京人会形成5列以上的纵深，剑盾兵站在前面，斧兵站在后面，每一排的战士都把自己盾牌的边缘与左右两边的盾牌重叠在一起，远看好似一堵盾牌组成的矮墙，“盾墙”因此而得名。在防御骑兵时，指挥官会把前面的剑盾兵撤下来，换上两排长矛手，第一排长矛手把矛的末端插进土里，把矛尖扬起对准骑手的胸膛，后排的长矛手则平放长矛，对准马匹。面对敌方弓箭手时，维京人则会将阵形进一步缩紧，第一排剑盾手半蹲，第二派将盾牌斜支在第一排的盾牌之上，第三排亦如此，构建出一个空隙很小的“移动堡垒”，可以很好地阻挡箭雨的攻击。另外，部队指挥官身边也有一堵小盾墙，在保护其人身安全的同时，充当整支军队的预备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维京人的盾墙其实并不是一种持续性的阵形，因为过于紧密不方便挥舞武器，维京人通常用它抵挡住对手的第一波冲锋后，就会解除盾墙，散开队形自由搏斗，如果形势发生变化，他们会再次组织起盾墙。这些行为中透露出很多讯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维京军队的职业化程度以及基层军官的军事素养，可能比我们以往想象的要高。在冷兵器时代的战斗中，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变换队形一般来说只有精锐部队才能做到，这里说的精锐部队需要同时具备敏锐的基层指挥官、了解指挥官意图的普通士兵以及充分的作战训练这3个要素，而近代之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西欧军队屈指可数，罗马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依靠充足的财政支持、先进的军事理论、系统的日常训练以及严苛的奖惩系统，罗马人做到了这3点，并在战斗中将他们的优势发扬光大。例如，在辛赛法诺战役中，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就是依靠几位百夫长的临场判断，发现并迅速穿插进了马其顿军队中的断裂处，从而摧毁了不可一世的马其顿方阵。虽然与罗马人相比，维京军队不论从数量上还是平均质量上都差了一截，但是至少他们的精锐部队也具备上述这3个要素，而且是用与罗马人完全不同的方式做到的。在维京军队中，基层指挥官往往就是部族的酋帅和雅尔（Yarl），他们作战多年，经验丰富，能够准确地判断战场形势并做出相应地变化，是优秀的军官。同时，士兵们多为军官的族人，长久共同生活培养出的默契让他们信任并能很好地执行军官的决断。至于训练，维京人确有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的习惯，但这远比不上他们在几十年的战斗中所积累的经验。

和其他蛮族相比，维京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精英武士团体非常稳定，这些战士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法兰克人那样，在取胜后迅速转为土地所有者或自耕农，而是长期待在诸如约姆斯维京那样的军事化团体中继续作战，并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年轻一代，这让维京人的军事传统不至于断绝，也让他们更容易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这种紧密的关系让维京战士们的士气非常高昂，很少出现溃败的情况。由于军队中没有超长枪的存在，长矛的数量也不够，维京人面对骑兵时会处于劣势，正是这个原因，法兰克人才能多次击败他们。然而，维京人即便打了败仗，也会显示出惊人的纪律性和凝聚力。970—971年，在罗斯与拜占庭的战争中，面对当时全欧洲最精锐的超重装骑兵“不朽军”的地动山摇的冲锋时，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大公的维京卫队虽然屡次被冲散击败，但他们每次都能组织起有序的撤退，并在极端情况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足可见其战斗意志之坚定。

前文的叙述中我们提到了“狂战士”（古诺斯语中写作“berserkir”），这是维京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充满了传奇色彩。狂战士一词的原始含义至今没有定论，学界对此主要有两个假说，一个是“裸露胸膛之人”，一个是“披着熊皮之人”。这两种解释都有考古学上的依据，很可能都反映了狂战士某一方面的特质。这些战士的确含有狂性，他们在战场上不披甲，不持盾，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口，只知道用武器疯狂地砍杀一切活物，不管他是敌人还是友军，是维京人在战场上最为可怕的力量之一。很多记载表明，狂战士的特质是可以遗传的，似乎是某种有发作周期的精神疾病。比如有一个狂战士生了12个儿子，他们长大之后也都成了狂战士，每当他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疯狂要发作了，就去海边砍大石头和树木发泄，以免伤到亲友。一些史书还记载了狂战士在战场上的咆哮，都说那不像是人的声音，而像是熊或者狼的嚎叫。有学者据此认为，狂战士是变狼妄想症（Lycanthropy）的体现，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行为都是某种致幻药物在酒精刺激下作用于人体的产物。

鉴于长船在维京人的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内战往往是在海上爆发的，所以维京人对海战并不陌生。不过，维京人在这方面既没有什么特别的战术和技巧，也不像罗马人那样拥有五花八门的海战武器，维京人之间的海战不过是陆战在海面上的延伸罢了。在战斗开始前，维京人会以统帅所在的大船为中心，船舷靠船舷地将战船并排铺开，两艘战船之间以绳索连接，与《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连环船颇有些相似。一些灵活快速的战船则在外围游荡，担任前哨、侧击、追逃等任务，连环船阵出现缺口时，它们也可以及时补上，避免军阵断裂。当战斗开始时，双方的船阵互相靠近，然后展开接舷战。在船舱的狭小空间中，人数的优势很难发挥，士兵的个人素质对战斗的走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海战的结果一般取决于双方最精锐的领主卫队之间的对决，胜利者往往可以直接取得整场战争的胜利。

872年，金发王哈拉尔德（Harald Fairhair）击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成了第一位挪威王。战败者并不甘心，他们将目光从贫瘠的北欧挪开，投向富饶的西欧，希望通过贸易和暴力，从那里得到足够的财物，重振自己的势力。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维京人开始走出斯堪的纳维亚，袭扰欧洲各国的沿海地区，从而开启了欧洲历史上的维京时代。

索尔之锤：第一次维京入侵

公元789年的一天，多切斯特的威塞克斯王家庄园内，国王布立特里克（Beorhtric）像往常一样早早地醒来。他的王后埃德伯（Eadburh）正等着他一起做晨祷，这位有着旺盛权力欲的女强人来自麦西亚，是大帝奥发的亲女儿，今年刚刚和布立特里克成亲，却已经开始接管威塞克斯的政权了。在宫中，她最看不惯的，是布立特里克与那位眉清目秀的廷臣沃尔（Worr）之间的亲密关系，虽然他们二人暂时还没有做出有伤风化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都不应该有这样龌龊的念头，更何况是堂堂的威塞克斯国王！于是，她决定用宗教来净化丈夫的心灵。

在拉丁语的祈祷声中，布立特里克昏昏欲睡，他嘴上念着祷文，心中却想着怎么摆脱这一窘境。这时，一个信使走了进来，他告诉国王，南边的波特兰岛（Isle of Portland）上来了3艘奇形怪状的船，船上还有些金发碧眼的异乡人，看起来十分凶恶，当地人不能确定这些人的来意，只能通过船上装有货物这一点判断他们也许是商人，所以派人通知国王，询问该如何处置。得知此事，正在烦闷不已的布立特里克立刻怒火中烧，他吩咐一个名叫杜赫德的王家管事马上前往波特兰，务必将这些异乡人带到国王驻地来，因为在威塞克斯进行任何商业活动都是要向国王交税的。

接到命令的杜赫德立刻出发。由于那里是威塞克斯腹地，已经多年没有受到他国侵扰，所以杜赫德只带了几名随从，一同骑马前往波特兰岛。等他们赶到时，报告中所说的异乡人还停留在那里，看样子确实是想做生意。杜赫德立刻命令他们停止贩卖，跟随自己到国王那里去。异乡人显然听不懂杜赫德的话，但是似乎理解了他语气中包含的命令和高傲，所以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气氛越来越紧张，杜赫德和他手下的措辞也越来越严厉。这时，异乡人突然转身向自己的船走去，杜赫德以为他们要跑，赶紧追了过去，没想到这些高大的汉子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们从船帮上取下盾牌，从船底抽出明晃晃的剑和斧子，咆哮着向盎格鲁—撒克逊人杀了过来！措手不及的杜赫德当场被杀，其余的人四散奔逃，向国王回报了这一惨剧。这些异乡人就是维京人，而杜赫德则是第一个死于他们刀剑下的英格兰人。

◎波特兰岛的海滨，维京人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

如果说发生在威塞克斯的这一事件还只能被称作一次“意外”的话，维京人的下一次攻击则震惊了全英格兰，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793年夏天，诺森伯里亚出现了很多可怕的“凶兆”，人们看到狂猛的旋风从海上吹来，带着闪电和豪雨席卷大地，有人甚至称自己看到了火龙在空中飞舞。不久后的6月8日，维京人破浪而来，突然攻击了位于林迪斯凡（Lindisfare）的教堂，他们杀死教士并抢夺财物，临走前还将教堂付之一炬。要知道林迪斯凡教堂可不是一般的教堂，它可以说是诺森伯里亚所有教堂的发祥地，从中走出了无数著名的主教和修士，是整个北英格兰宗教生活的中心，所以它的遭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尚在法兰克帝国的英格兰著名教士阿尔昆得知此事后极度愤慨，他立刻写了一封信给查理曼大帝，在信中痛斥维京人的暴行，称他们把教士的血洒在了神圣的祭坛上，并破坏了圣徒的雕像，简直罪大恶极。阿尔昆的用词非常激烈，似乎是想引起查理曼大帝对此事的重视，以便他的祖国诺森伯里亚能从中获得一些帮助，毕竟查理曼是当时整个西欧最有权势的君王。

事实上，即便没有阿尔昆的提醒，查理曼也不会无视此事，因为他马上就亲身体会到了维京人的威胁。不久后，查理曼来到帝国南部一个名叫纳尔榜的城市巡游，当他正坐在港口附近用餐时，一些维京人的龙船突然出现在了海平面上。当地人好奇地观望这些独特的船只，就像波特兰岛居民所做的那样，发现自己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船，于是纷纷猜测它们的来历。有人认为这是犹太人的船，有人则认为是来自北非或者不列颠的商船，莫衷一是。然而，久经战阵的老皇帝立刻发现了问题：这些船吃水极浅、速度飞快，明显没有货物压舱，所以它们必定是战船！查理曼立刻吩咐他的扈从们拿起武器准备作战，如梦初醒的年轻战士们这才反应过来，呐喊着冲向码头，结成战阵保卫他们的皇帝。见到码头的防守如此严密，而且查理曼的王旗也矗立在附近，维京人失去了进攻的勇气，于是调转船头向外海开去。当法兰克人欢庆胜利之时，查理曼自己却站在房间的窗前，默默地流下了眼泪。随从们十分诧异，问他为何落泪。查理曼答道：“我并不害怕这些微不足道的恶棍会对我有所伤害，但是一想到甚至当我还活在世上，他们就敢于触犯这片海岸，真使我凄然于怀；而预计他们对我的子孙及其臣民会造成何等灾害，就更使我忧伤欲绝了。”

◎林迪斯凡城堡，它就建在教堂的遗址上

查理曼大帝的眼泪没有引起上帝的怜悯，他的噩梦成真了。林迪斯凡袭击仅仅1年后，维京人再次光临诺森伯里亚，试图洗劫唐河河口的埃格弗里斯修道院。这一次，恶劣的天气拯救了手无寸铁的修士们，风暴击沉了好几艘维京船，大部分人当时就淹死了，少数人挣扎着在河口登陆，也被充满仇恨的当地民众所杀，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头目。不过，好运气不会一直伴随不列颠人民。795年，维京人竟然攻占并洗劫了整个凯尔特基督教会的圣地——爱奥那（Iona）岛！受此打击，凯尔特基督教会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到惨案发生前能和罗马教皇分庭抗礼的那种巅峰状态。

在8世纪的最后10年里，不列颠几乎每一个靠海的修道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维京人的威胁，麦西亚王奥发曾多次颁布法案，给予各修道院一定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帮助他们抵御来自海上的袭击，但收效甚微。先人们把这些修道院建立在海边的孤岛上，本是为了躲避尘世无休止的战乱，没想到反而成了维京人最好的猎物。维京人不仅杀死教士，将幸存者贩卖为奴，还将教堂中一切带有金银的物品卷走。对于一些极其重要的人或物，如教区主教和装订精美的手抄圣经等，他们还会明码标价，让英格兰人花钱赎买。这种强盗加绑架犯的行径给维京人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也让信仰基督的英格兰人恨之入骨。

进入9世纪后，维京人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弗里西亚（Frisia，现在荷兰的北部沿海地带）。这里是法兰克帝国中贸易和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自然也是最富庶的地方，城市中的人口和财富让维京人垂涎欲滴。于是，来自北欧的海盗和法兰克骑士们在这里连年鏖战，互有胜负，英格兰因此得到了喘息之机。国王们赋予了修道院更多的权力，现在教会也可以参与军队的组织，地区主教也担负起了世俗领主的一些职能。

◎埃格伯特国王的画像

和法兰克人纠缠了近半个世纪后，维京人重新把目光投向了英格兰。835年，一支维京船队突袭了肯特北部的谢佩（Sheppey），屠杀了很多无辜的平民。836年，35艘维京船绕到了西边，在布里斯托尔湾南部隶属于威塞克斯王国的卡汉普顿（Carhampton）登陆。按照每艘船60—80名船员的常规数字计算，这支维京军队的规模应在2100—2800人之间。此时，第一次维京人登陆时的威塞克斯国王布立特里克早已被他狠心的妻子下毒杀死，在位的国王是他生前曾经驱逐的埃格伯特（Ecgbertht）。埃格伯特是一位武功卓著的君王，他在位期间多次击败麦西亚，不仅让威塞克斯获得了独立，还控制了埃塞克斯和苏塞克斯等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士国王。得知维京人登陆的消息，他动员起附近数个郡的军队，前往登陆点拒敌。在萨姆赛特郡的海滩上，两军交战。出人预料的是，拥有主场之利和人数优势的威塞克斯军队竟然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们不仅逃离了战场，还损失了数位高级军官，其中包括两位郡长——杜达和奥斯莫德、两位主教——赫里弗里思和威格森。

虽然遭受了预料之外的失败，埃格伯特依旧表现出一位英明君主的镇定与手腕。他立刻压制住了国内的骚动，积极着手恢复实力。两年后的838年，又一支维京舰队南下来到布里斯托尔湾，这次他们是受到康沃尔地区的威尔士王国杜诺尼亚（Dumnonia）的邀请，和威尔士人合兵一处，共同对付威塞克斯人的。面对强敌的进犯，埃格伯特坚定地带兵前去抵抗，丝毫没有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他吸取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没有到海滩上御敌，而是前往维京—威尔士联军必经之路旁的兴斯顿唐（Hingston Down），将军营设在一座小山上。埃格伯特的努力和决心没有白费，维京—威尔士联军果然来到此地，决战中占据了地利的威塞克斯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不仅赶跑了维京人，解除了他们的威胁，还迫使杜诺尼亚向威塞克斯臣服，成为后者的附属国。埃格伯特终于将自己的势力伸进了不列颠的最西南端。

1年后，69岁的埃格伯特与世长辞，埃塞尔伍尔夫（Aethelwulf）即位，维京人对威塞克斯的攻击也愈发猛烈起来。840年，由33艘船组成的维京舰队猛攻威塞克斯重要城市南安普顿（Southampton）。当地民兵在郡长伍尔夫赫德的带领下痛击入侵者，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但是郡长本人受了重伤，不久后就去世了。同年，另一支维京船队入侵波特兰，郡长埃塞尔赫尔姆率兵与他们鏖战，多次打退了维京人的进攻，但最后还是力不能支，遭受失败，郡长本人阵亡，士兵纷纷逃散。843年，35条维京船组成的军队再次进犯卡汉普顿，埃塞尔伍尔夫国王领兵前去迎击，想在这块他父亲埃格伯特遭受失败的地方洗刷耻辱，却也被打败了。848年，维京船队驶入帕雷特河（River Parrett）河口，萨姆赛特郡郡长恩伍尔夫（Eanwulf）、多赛特郡郡长奥斯里克和多赛特主教埃尔斯坦（Ealhstan）三人带领两个郡的民兵和武装教士组成一支大军，大败维京人。851年，德文郡郡长切奥尔在威甘堡（Wicganbeorg）击退了一次维京人的进攻。

总体来看，维京人对威塞克斯的侵扰虽然猛烈，却难以伤及后者的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威塞克斯刚结束了与麦西亚的长年战争，士兵和将领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尽皆骁勇善战。然而，就是这样强大的国家也只是和维京人互有胜败，堪堪打个平手，可见北欧人军力的凶悍。在面对较为弱小的国家时，他们更是如入无人之境。

841年，维京人进攻肯特南部，郡长赫里伯特自知不敌，带人逃进了拉姆尼沼泽（Romney Marsh）。该沼泽难以通行，曾在多次麦西亚人的入侵中保护过本地民众。然而，维京长船吃水极浅的特性让他们可以不受阻拦地直入沼泽深处，赫里伯特因此被杀，跟随他一起进入沼泽的人也大多死亡。第二年，维京人驶入泰晤士河，在伦敦、坎特伯雷和罗切斯特附近大肆砍杀来不及逃进城里的民众，一时间盎格鲁—撒克逊人尸横遍野。

851年，由350艘船组成的庞大维京舰队再次进入泰晤士河，猛攻坎特伯雷和伦敦。这支维京大军打败了麦西亚国王布里特伍尔夫，后者仓皇逃走，把这两座重要的城市留给了异教徒。大肆抢劫一番后，维京军队的一支分队继续南下，进入了受威塞克斯王国庇护的萨里（Surrey）地区。在阿克利（Aclea），威塞克斯王埃塞尔伍尔夫击败并屠杀了这批维京人，幸存者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被一群村妇围殴致死。与此同时，肯特王埃塞尔斯坦和郡长埃尔希尔乘船出海，在桑威奇（Sandwich）附近偷袭了维京人的后卫部队，俘虏了9条船，并把余下的人赶走了。不过，这些小胜利并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维京军队的主力在饱掠一番后向东回转，但他们并没有像之前的维京人那样完成抢劫后就回到斯堪的纳维亚，而是在肯特东北部的萨尼特岛安营扎寨，准备过冬，这也是维京军队首次在英格兰过冬。萨尼特岛是传说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始祖亨吉斯特和霍萨的领地，也是黑暗时代第一位传教士奥古斯丁的登陆点，可以说是肯特王国的“龙兴之地”，现在却被来自北欧的异教徒占据，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肯特人当然不能坐视这样的事情持续下去。853年，他们联合萨里人，在埃尔希尔和赫达这两位郡长的带领下，猛攻萨尼特岛。经过一场恶战，维京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双方都损失惨重，很多人掉进河里淹死了，埃尔希尔和赫达双双阵亡。不过，两位郡长的奋战没有完全白费，因为惨重的损失，维京人并没有在萨尼特长期逗留，又过了一冬后就扬帆回家了。之后的几年里，英格兰各国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

就在这短暂的和平时期，唯一能有效抵御维京人入侵的威塞克斯国内却发生了一场大变故。这场变故缘于国王埃塞尔伍尔夫的一项决定。851年，也就是维京人在萨尼特过冬的那一年，埃塞尔伍尔夫突然颁布了一项法案，他要将威塞克斯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捐献给教会，“用以赞颂天主，并使他本人的灵魂得救以至永恒”。要知道，教会虽然长期收取什一税，但那只是收取某块土地产出的十分之一，而不是将土地的所有权归教会，所以这条法案在威塞克斯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教士们纷纷弹冠相庆，不断祝颂埃塞尔伍尔夫的虔诚和仁慈，保守派则议论纷纷，他们中有不少是身居高位的要人，甚至有传言说，几个王子都对父亲的这一决定颇有微词。然而，埃塞尔伍尔夫完全不顾这些反对意见，他不仅确认了这一法案，还进一步宣布，自己要带着幼子阿尔弗雷德（Alfred）离开英格兰，前往罗马朝圣。这下子，群臣已经不再是震惊，而是纷纷出言反对了。在维京人不断袭扰的多事之秋，国王竟然要离开国家去远在天边的罗马，这是多么不负责任的行为！可惜，埃塞尔伍尔夫一意孤行，他固执地认为，维京人是上帝派来惩罚英格兰人的，因为他们都不虔诚，只有亲自去罗马，在教皇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过，并将宠爱的幼子交由教会培养，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才能得救。于是，在855年，埃塞尔伍尔夫带着阿尔弗雷德和大批随从启程前往罗马。

埃塞尔伍尔夫的旅程十分顺利，一行人到达罗马后受到了教廷的热情款待。作为一名富有的君主，埃塞尔伍尔夫没有吝惜财物，将很多贵重的礼物赠予教廷，其中包括一顶4磅重（约合1.8千克）的纯金王冠、2只黄金高脚杯、1柄黄金宝剑、4只银碗、2条丝绸长裤和2条有黄金内衬的面纱。不仅如此，他还将许多金银分发给罗马的普通民众，以示自己的慷慨。大喜过望的教皇利奥四世立刻将阿尔弗雷德收为教子，并将罗马城内不久前毁于一场大火的英格兰人聚居区加以修缮。在罗马停留了1年后，埃塞尔伍尔夫启程回国，在路上他拜访了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后者对他的热情丝毫不逊于教皇，还将自己年仅13岁的女儿嫁给了当时已经是个糟老头子的埃塞尔伍尔夫。

当埃塞尔伍尔夫带着娇妻得意扬扬地回到威塞克斯时，已经是858年的春天了。然而，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他的大儿子埃塞尔博尔德（Aethelbald）竟然发起了一场政变，并表示不愿意再让埃塞尔伍尔夫重回王位了！其实，这场变动根本算不上是政变，埃塞尔伍尔夫离开威塞克斯已有3年，王国的全部事务都由埃塞尔博尔德打理，后者体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将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没有让维京人找到任何可乘之机。当大臣们知道埃塞尔伍尔夫带着个年轻的异国妻子回来了之后，他们立刻对这桩婚姻提出了反对——英格兰人总是不喜欢自己的君主和大陆上的女性结婚，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曾在帕雷特河口之战中大败维京人的功臣——郡长恩伍尔夫和主教埃尔斯坦对此尤为反感，他们认为应该保持现状，让埃塞尔博尔德直接即位。埃塞尔博尔德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担心父亲宠爱的新妻子生下一个儿子，那么自己的地位就会不保，所以也不想让父亲回国。由于有着共同的诉求，两方一拍即合，随即对外宣布，埃塞尔博尔德已经是正统的国王了，威塞克斯不欢迎抛弃王国长达3年的老王埃塞尔伍尔夫，后者必须离开。

被大儿子篡了位，埃塞尔伍尔夫只好带着随从和娇妻往东走，去附属于威塞克斯的苏塞克斯和萨里等地避难。还好，掌管此地的二儿子埃塞尔伯特（Aethelberht）对父亲还有几分孝心，他收留了埃塞尔伍尔夫，并主动交出了辖地的管理权。这样，威塞克斯实际上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实力受到很大影响，已经不能再帮助别的国家抵抗维京人了。

860年，维京人卷土重来，他们绕过上次久攻不克的南安普顿，逆流而上到达温切斯特，并猛攻该城。曾经击败过维京人的郡长奥斯里克赶忙集结了汉普顿郡和伯克郡的民团，不过仍然不能与维京人正面抗衡。奥斯里克于是决定放弃温切斯特，而在维京人回师的途中伏击他们。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满载而归的维京强盗们警惕性降低了很多，英格兰人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突袭，让他们大败而走。虽然取得了胜利，威塞克斯人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温切斯特被攻破并遭洗劫，城内居民死伤枕藉。864年，维京人又来到萨尼特岛赖着不走，无可奈何的肯特人只得与他们和谈，答应用一大笔钱买平安。维京人同意了这一请求，但是就在肯特人松了一口气开始筹集钱款之时，维京人趁夜出发，突然袭击了毫无防备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整个东肯特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865年，一支规模空前的维京军队来到了英格兰，和它比起来，之前任何一次入侵都只能算是小规模的劫掠，英格兰文献将其称为“异教大军”（Great Heathen Army），又由于这些维京人主要来自丹麦，它也被称作“丹麦大军”。关于这支军队的规模，学界一直多有争议，不过大家都承认这支军队至少有数千人之众，最高的估计则认为它的规模超过了2万人。异教大军的首领有3个人，分别叫哈夫丹·拉格纳尔森（Halfdan Ragnarsson）、“无骨者”伊瓦尔（Ivar the Boneless）和乌巴（Ubba），萨迦中说他们三个都是维京英雄人物拉格纳·洛德布鲁克（Ragnar Lodbrok）的儿子。据传，拉格纳曾经多次远征爱尔兰和英格兰，865年的一次海难中他乘坐的船沉没了，他漂流到了海滩上，被与他有仇的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拉（Aella）捉住，埃拉将拉格纳锁进了一个充满毒蛇的地窖里，将他折磨至死，他的三个儿子是为了报仇才组织起大军入侵英格兰的。

这支异教大军的第一站是东盎格利亚，这里的人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战争了，不知所措的他们赶紧和维京人议和，并许诺了大批钱财。维京人同意了他们的议和请求，只是添加了一条，要求东盎格利亚人提供足够他们使用的马匹。维京人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他们于是在这里设立营地过冬。第二年春天，这批维京人扬帆离开，所有英格兰人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群瘟神被东盎格利亚人喂饱后选择离开。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维京人并未回到斯堪的纳维亚的老家，他们出海不久后就调转船头，北上直指诺森伯里亚！

此时的诺森伯里亚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内乱——虽然在这个国家内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前文所述的埃拉并不是诺森伯里亚的正统国王，他的兄弟奥斯伯特（Osberht）才是。奥斯伯特在位期间，与教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起因是两处教会大地产的归属权问题。奥斯伯特想要将这两块土地收归王室所有，引起了教会的激烈反抗，后者不仅拒绝撤回这两片地产上的人员，还在各种书籍中辱骂奥斯伯特，说他是渎神者。不过，这两块土地最后还是被奥斯伯特收了回去，主教们为此愤愤不平，于是他们发挥在人民中的影响力，把奥斯伯特赶下台，扶植他的兄弟埃拉上台。没想到，埃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不仅没有归还之前侵占的两块土地，还变本加厉，将其他四块属于教会的地产收入囊中。埃拉还特别残暴，从上文所述处死拉格纳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他对待敌人的残忍，即便是对待臣民，他也丝毫不手软，大家都称他为暴君。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下子诺森伯里亚的主教们彻底懵了，他们只好再去请奥斯伯特出山，来为他们主持公道。于是乎，诺森伯里亚同时存在两个国王，政令一片混乱，闹得不可开交。

◎异教大军的入侵路线图

就在诺森伯里亚被王位之争弄得焦头烂额之时，维京人已经进入了亨伯河，不受阻拦地向内陆挺进。867年11月1日，维京人潜行到了诺森伯里亚首都约克城下，发动突袭，一举占领了这座北方重镇。幸好两位国王当时都不在首都，不然就被一网打尽了。即便如此，约克失陷的消息还是让整个诺森伯里亚震惊，前一刻还在钩心斗角的两位国王立刻握手言和，结为同盟，在第二年开春时节组织起一支大军，发誓要收回他们的都城。3月23日，诺森伯里亚的军队开到了约克城下，出乎他们预料的是，维京人对约克的防守似乎十分薄弱，于是两位国王立刻决定攻城。诺森伯里亚人很快冲破了城门处的防守，先头部队在国王亲兵的带领下迅速突入城内，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两个国王开始琢磨战后的权力分配问题，他们的亲兵甚至因为某些重要设施和财产的归属问题，已经发生了一些小冲突。然而就在这时，维京人的伏兵突然杀出，以狂战士为先导的北欧人迅速冲向了城门，大砍大杀留在这里的诺森伯里亚人，将他们的军队拦腰折断。诺森伯里亚军队立刻陷入大乱，城内的人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维京战士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城外的人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高级军官又都在城里，所以群龙无首，不知道该干嘛。不久后，维京人就击败了城中的诺森伯里亚人，奥斯伯特战死，埃拉被俘，城外的人也被迫向维京人投降。战后，维京人首领伊瓦尔举行了一场被称为“血鹰”的维京式祭祀活动。他命人将埃拉绑在船头，用刀子割开他的胸膛，砍断其肋骨，把还在翕动的肺叶扯出来挂在他的肩膀上，以告慰其父拉格纳的在天之灵。随着两位国王的相继死亡，诺森伯里亚王国沦陷。

约克之战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此战之前，维京人还从未占据任何一座英格兰城市，或者消灭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现在，长年雄踞北境的诺森伯里亚已经倒在了异教大军的脚下，约克成了侵略者的大本营，其雄厚的人力、物力也为他们所用，维京人在英格兰的征服史正式开幕。

◎维京人处死埃德蒙

异教大军的下一个目标是麦西亚。868年，他们从约克南下，一路打到诺丁汉（Nottingham），并在那里宿营过冬。麦西亚王伯雷德无力对抗维京人，于是他询问议政大臣们该怎么办，大臣们一致建议向威塞克斯求援，伯雷德就照办了。此时威塞克斯国内的情况也相当糟糕，埃塞尔博尔德和埃塞尔伯特相继去世，现在的国王是老国王埃塞尔伍尔夫的四儿子埃塞尔雷德（Aethelred）。10年中接连死了两个国王，重臣们都担心新王埃塞尔雷德的健康，他们甚至把他久居罗马的幼弟阿尔弗雷德都召了回来。对于支援麦西亚，他们都反对。不过，坚毅的埃塞尔雷德仍然坚持御驾亲征，他集结起威塞克斯军队进入麦西亚，围困了诺丁汉，把维京人封锁在城中。诺丁汉的城堡十分坚固，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联军并没有什么好办法攻破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补给告警，为了避免彭达在卢迪乌的惨败再次上演，麦西亚人与维京人签订了和平协议（很可能是一个对麦西亚非常不利的协议），后者放弃诺丁汉，回到了约克。

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后，异教大军在870年重新出征，他们骑马穿越了麦西亚的领土，进入东盎格利亚，并在该国首都附近的塞特福德宿营。11月的时候，忍无可忍的东盎格利亚国王埃德蒙前去攻打维京人的营地，兵败被俘。维京人先是逼迫他改信北欧异教，遭到拒绝后他们毒打了埃德蒙一顿，然后把他绑在一棵树上当靶子，让弓箭手用乱箭射死了他，最后砍下了他的头颅扔进荒野里。于是，东盎格利亚也步了诺森伯里亚的后尘，沦陷于维京人之手。战胜埃德蒙后，维京人开始大肆寻找并搜刮修道院，包括著名的米兹汉姆斯特德在内的几乎所有修道院都惨遭毒手，院长和修士们被杀，财富被掠夺，教堂在火焰中化为瓦砾和灰烬。

征服了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和东盎格利亚三个国家之后，异教大军距离彻底毁灭英格兰只有一步之遥，挡在他们面前的只剩威塞克斯了。871年年初，维京大军进入了威塞克斯，驻扎在雷丁（Reading）城，9世纪英格兰历史中最为血腥的6个月由此拉开了序幕。

维京人到达雷丁城的3天后，由两位丹麦伯爵（Earl）率领的斥候部队骑马向西出发，在雷丁以西10英里的恩格尔菲尔德（Englefield），他们和郡长埃塞尔伍尔夫率领的威塞克斯先头部队遭遇，一阵激战后，维京人退却，一名叫西德罗克的伯爵阵亡。不过，维京人也因此知道了威塞克斯军队的动向，提前做好了准备。1月4日，由埃塞尔雷德国王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率领的威塞克斯主力来到雷丁，对维京营地发动了凶猛的进攻。维京营地的选址十分巧妙，它处于泰晤士河和肯奈特河的交叉处，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维京人还特意在营地外挖掘了壕沟，进一步增加了攻城的难度。激战中，包括郡长埃塞尔伍尔夫在内的大批将士长眠沙场，维京人的损失同样不小，但威塞克斯人始终无法攻破维京人的防线，最后被迫撤退。取得了雷丁之战的胜利后，维京人短暂地休整了一下，便立刻拔营西进，他们分为两支部队，齐头并进地向威塞克斯腹地穿插。1月8日，在伯克郡的阿什当（Ashdown），埃塞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的军队截住了维京人。威塞克斯的军队被分为两部分，布置在一条山脊的两侧，分别由埃塞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指挥。埃塞尔雷德面对的是哈夫丹和巴格塞吉两位维京国王，而阿尔弗雷德面对的是一众丹麦伯爵。当维京人逼近时，阿尔弗雷德向埃塞尔雷德请示何时发动进攻，得到的答案却是让他暂时不要妄动，因为国王要做战前祈祷，祈祷结束了才能开战。眼看着丹麦人一点点逼上来，英格兰人的地利即将消失殆尽，国王发动进攻的命令却迟迟未到，阿尔弗雷德当机立断，发起攻击，早就等得不耐烦的威塞克斯战士立刻冲向维京人，双方战成一团。另一边，两位维京王的部队见状立刻靠了过来想要夹击阿尔弗雷德，埃塞尔雷德不能眼看弟弟腹背受敌，也率军冲下山来加入战斗，和维京王的部队杀在了一起。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在战场中间的一棵荆棘树周围战况尤为惨烈，双方死伤士兵的鲜血把树下的土地都染红了。最终在入夜时分，战斗分出了胜负，威塞克斯人赶跑了维京人，还杀死了他们的五位伯爵，分别是老西德罗克、小西德罗克（结合上面的记载，西德罗克一家已经死了三个，怕是要绝嗣了）、奥斯本、弗雷纳和哈罗德。

在两次西进都失败后，异教大军开始改变策略，转而向南进军，意图摧毁威塞克斯南部的产粮区，并威胁温切斯特。埃塞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也挥师南下，在贝辛（Basing）的罗马大道上截住了异教大军。这次，维京人获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们估计自己已无力威胁温切斯特，于是撤回了雷丁的营地。此次战斗后，双方都休养生息了两个月之久，待到双方补充完兵员和武器，时间已经到了3月。3月22日，两军在威尔特郡的梅雷顿（Meretum）再次交战，这一次威塞克斯军队虽然多次打退哈夫丹国王指挥的两支丹麦军队的进攻，但最后还是遭受了决定性的惨败，包括赫蒙德（Heahmund）主教在内的多名高级军官阵亡，连埃塞尔雷德国王也身受重伤。为了不让国王受到维京人的袭扰，阿尔弗雷德命人将他送到了远离前线的多赛特去疗养。然而，由于伤势过重，埃塞尔雷德还是这一年的4月15日复活节那一天去世了，年仅24岁。威塞克斯全国因为国王的逝世悲痛不已，在一片哀声中，22岁的阿尔弗雷德接过了王冠，他是威塞克斯王室硕果仅存的男丁了，延续了数百年的王位传承面临断绝的危险。1个月后，阿尔弗雷德率领梅雷顿之战后剩下的残兵，试图在威尔顿阻击维京人，但再次遭受了失败。至此，871年的上半年里，丹麦人和威塞克斯人共进行了9次大战（其中好几次没有被记录），威塞克斯胜少负多，士兵和高级将领损失惨重。维京人的损失也不小，他们有1位国王和9位伯爵战死沙场。

◎阿什当战役中，维京人和威塞克斯人争夺山顶的控制权

在这一年的年底，精疲力竭的交战双方达成了一个暂时的和平协议，威塞克斯获得了喘息之机，异教大军则离开威塞克斯，前往伦敦休整。不过，双方的“造血”能力显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异教大军拥有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亚的统治权，可以轻易动用这两个国家的人力、物力，他们还在这一年的夏天得到了一支来自北欧的强大援军，所以很快就恢复了实力。874年，哈夫丹和伊瓦尔将他们的大本营从林奇迁移到了麦西亚境内的雷普顿，赶跑了和他们签订了和平协议的麦西亚国王伯雷德，后者仓皇地离开英格兰前往罗马，并在那里去世。之后，维京人扶植了一个傻头傻脑的名叫切奥尔伍尔夫的人作为麦西亚的傀儡王，他不仅要为维京人打理麦西亚的政务，还要随时准备召集一支军队在开战时和异教大军一同战斗。相比之下，威塞克斯的实力就要薄弱得多了，它的两个主要产粮区——泰晤士河上游河谷和南安普顿沿海平原都处在维京兵锋的威胁下，其他地区多为山地和沼泽，一旦开战，军粮供应就是个大问题；再加上在871年的数次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士兵，他们的人力资源也出现了短缺。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国王身上，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前半生几乎都在罗马度过，只是近几年才被召回英格兰，没有什么统治经验，人们不禁想问：“在这样一位君王的带领下，威塞克斯会走向何方？”

巨龙之怒：阿尔弗雷德大帝与威塞克斯王权

在介绍阿尔弗雷德与维京人的进一步交锋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叙述一下威塞克斯王国的具体情况。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各主要国家都是由两个或者多个小国合并而来的，如上文中多次提及的由德伊勒和伯尼西亚合并而成的诺森伯里亚，由贺威西和中盎格利亚合并成的麦西亚，由诺福克和萨福克合并而成的东盎格利亚，以及东西分治的肯特。威塞克斯也是如此。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该王国最初的发源地是泰晤士河上游河谷，这里最早在3世纪晚期就有大量撒克逊人居住，是不列颠境内最古老的撒克逊人聚居区之一，早期几位威塞克斯王的加冕地也在这个区域内。日后威塞克斯王国的另一核心区域是怀特岛和它对岸的南安普顿地区，该地的统治者和肯特王族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甚至把怀特岛的居民直接称为朱特人。这两个区域的合并最终造就了威塞克斯王国。

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威塞克斯王室体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怀特岛的朱特贵族在合并后享受了很高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但是从来没有能力触及王位，这就避免了威塞克斯像诺森伯里亚那样出现长期的王位之争。实际上，在长年累月的政治斗争中，威塞克斯王室取得了绝对的支配权，压制住了国内的所有反对势力，即使是在被麦西亚压制的最低潮时期也是如此。他们甚至为此修改了国家的起源传说，以便从法理上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在比德等早期作者的笔下，威塞克斯王族的起源是一个叫奥斯克（Oisc）的传说人物，威塞克斯人又被称作“奥斯克的子孙”（Oiscing）。到了9世纪，为了证明威塞克斯王室对怀特岛地区享有无可争辩的统治权，编年史学家编造出了两个年代更早的传说人物——彻迪克（Cerdic）和金里克（Cynric），将他们列为威塞克斯王族的始祖。在这个虚假的“建国传说”中——虽然别的建国传说也有编造的成分，但都没有威塞克斯的这么“过分”——彻迪克和金里克是495年来到不列颠的，他们攻占了包括怀特岛等地在内的大片领土，并将怀特岛送给了他们的亲属斯图夫和威特加来统治，后二人是肯特王族的支系，也是怀特岛地区真正统治者的祖先。通过捏造和歪曲，威塞克斯王室从法理和血缘的双重标准上确立了自己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手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十分无耻，但在当时的确非常有效，威塞克斯避免了诺森伯里亚那样的内部纷争，成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王国。

9世纪，威塞克斯的军制与之前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徙到不列颠后的数百年里，哥赛斯和炉边守卫逐渐消失，一个名为塞恩（Thegn）的新军事精英阶层悄然兴起。和哥赛斯最大的不同在于，塞恩要从国王或者贵族那里取得土地的终生使用权，以此作为他们军事义务的回报。从法理上说，塞恩的土地是不可以世袭的，在他死后就要收归国有，但是在现实中，塞恩的职位通常由长子继承，只要他向国王一次性缴纳一笔可观的“遗产税”，他就可以继续使用这片土地。所以，塞恩实际上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只是比中世纪中晚期封建制度下的封臣权力稍小而已。不过对于塞恩阶层来说，“遗产税”还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据一份9世纪的文书记载，一个塞恩去世后，他的子孙如果想继承父辈的土地，必须向国王上交4根长矛、4面盾牌、4匹马、2柄剑、1顶头盔和1副链甲，并提供能够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在国王需要时参加战斗。塞恩大体上可以分为“皇家塞恩”和“郡塞恩”，前者从国王那里直接接受封地并担任中央官员，战时则充当国王的亲卫，职能上和炉边守卫非常相似；后者的封地则在地方，他们最主要的职责是集结和统领民团（fyrd）。作为军队的主体，民团还是由刻尔阶层组成，他们自备武器和盔甲盾牌，战时在塞恩的带领下走向战场。不过，由于刻尔的农奴化和贫困化，此时的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已经没有了拓殖时代的锐气，只有长期和康沃尔威尔士人作战的威塞克斯民团还保有不错的战斗力。

阿尔弗雷德即位之时，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871年的几场大战让威塞克斯伤了元气，之前新征服的苏塞克斯和萨里等地区也脱离了他们的控制，在威塞克斯与维京人之间摇摆。不过，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异教大军最初的领袖们似乎有些“厌战”情绪。在经历了和威塞克斯半年的血战之后，这些头领的亲兵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他们不想继续在不列颠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和倔强的威塞克斯人死磕了，他们即便取胜也只能得到一些贫瘠的土地，还不如去已经征服的地方享福。于是，哈夫丹带着一部分人去了诺森伯里亚，在泰恩河畔作威作福，皮克特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威尔士人都对他称臣纳贡，一部分维京人还解甲归田，在那里当起了自耕农；伊瓦尔则很可能去了爱尔兰，他早年就在那里有过频繁的活动；其他很多首领去了东盎格利亚。现在异教大军的首领名叫古思伦（Guthrum），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人。875年，他带着剩下的军队从雷普顿出发，到剑桥附近扎营，并在那里住了一年，和他一起的还有奥斯基特尔和安文德两位丹麦国王。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阿尔弗雷德在恢复实力的同时，还腾出手来肃清了几股小规模的维京战团，如在875年夏天，他亲自率领威塞克斯仅有的一支舰队出海，偷袭了7艘维京船组成的小船队，俘虏了其中的一艘，其余则作鸟兽散。

876年，维京大军和威塞克斯之间的战事重启。古思伦的军事策略和哈夫丹有很大不同，比起后者鲁莽而直接的战略战术，古思伦似乎并不想过早地和威塞克斯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对决，而是希望通过劫掠和破坏的方式削弱威塞克斯的国力，在阿尔弗雷德精疲力竭时再给予最后一击。经过精心的策划，古思伦率军绕过了威塞克斯的防线，穿插进威塞克斯的后方，一路烧杀掠抢。阿尔弗雷德得知后，在他的身后穷追不舍，但由于维京人早早备足了马匹，以步兵为主的威塞克斯军队始终无法追上他们。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维京人几乎杀穿了威塞克斯的国土，从最北边一路来到了多赛特南部的沿海城市韦勒姆（Wareham）。维京人入城后不久，阿尔弗雷德就带领疲惫不堪的军队来到城下，将城市围困起来，希望困死这伙在他的国土上为非作歹多日的维京强盗。然而，就在威塞克斯人以为这一次维京人终于走投无路时，又一个噩耗传来：哨兵们看到在韦勒姆以东的普尔海湾（Poole Harbour）里，一支庞大的维京舰队正遮天蔽日而来！

◎韦勒姆城中一个名为“血腥之岸”的小高台，就在其中世纪城墙的旁边，相传阿尔弗雷德和维京人在此交战

原来，狡猾的古思伦早已和大陆上的维京人暗通款曲，邀请后者前来助阵，他的这些远房亲戚们立刻答应，带着120艘船和4000名以上的战士，按照定好的时日扬帆起航，不受阻拦地到达了预定的登陆地点，与古思伦合兵一处。在这些生力军加入之后，阿尔弗雷德立刻就从优势方转变成了劣势方，他那支疲惫的军队不仅要提防城内维京人的突围，还要随时警戒海上新来维京人的偷袭，可以说是腹背受敌、十分不利。于是，阿尔弗雷德开始和古思伦议和。在谈判的过程中，古思伦表现得非常有诚意，他不仅同意向阿尔弗雷德提供一些重要的人物当人质，还向一个据说是从奥丁神殿里拿出来的非常贵重的圣环起誓，表示要尽快离开威塞克斯回到他们原来待的地方去。由于之前没有哪个维京人向类似的圣物起誓，阿尔弗雷德相信了古思伦，撤除了对韦勒姆的包围，让出了一条通道。

谁知道，这次和谈又是古思伦的一个骗局。在阿尔弗雷德解除包围后，困守城中的维京人骑着马，趁着夜色偷偷出了城。不过，他们没有按照事先说好的往北走返回剑桥，而是掉头向西，和海上的舰队一起朝着威塞克斯的大后方康沃尔挺进。与饱受维京人袭扰的泰晤士河上游河谷和南安普顿沿海平原相比，康沃尔虽然贫瘠，但是多年没有经历兵灾，现在是威塞克斯王国最重要的大后方。古思伦此举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想搅乱威塞克斯最后一片和平的国土，彻底摧毁其战争潜力。在觉察了维京人的阴谋之后，阿尔弗雷德急忙率军追赶，但不敢靠得太近，原因就在于海上如影随形的维京舰队。这些恼人的船只不仅能随时监视威塞克斯军队的动向，汇报给前方的古思伦，还能在危急时刻收容岸上的维京军队，非常灵活，让阿尔弗雷德头痛不已。威塞克斯弱小的海军显然不能与这样一支强大的船队相抗衡，阿尔弗雷德只能跟在它的后面，一边追赶古思伦，一面收拾被异教大军蹂躏的乡村。

这时，转机出现了。在绕过一个海角时，维京舰队遭遇了一场猛烈的风暴，战舰几乎全部葬身海底，剩余的也惊慌地逃回了大陆，古思伦现在孤立无援了。阿尔弗雷德立刻命人快马加鞭地追赶维京大军，后者见势不妙，一头扎进了埃克塞特（Exeter）城中，固守不出。此时已经是秋天，快要到收获的季节了，阿尔弗雷德军队的主体都是来自东部国土的民兵，他们虽然可以舍生忘死地跟随国王一路追杀到此，却不能不担心自己地里的庄稼。眼看军心浮动、士气低落，阿尔弗雷德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和维京人议和。这一回，已经没有花招可耍的古思伦乖乖地签订了和平协议，然后带人返回了麦西亚。

古思伦的第一次尝试算不上失败，也算不上成功。他破坏了不少威塞克斯的财产和国土，但并没有让阿尔弗雷德的军队遭受损失，康沃尔依旧是威塞克斯稳定的大后方。由于没有了来自大陆的维京舰队的配合，古思伦的下一次侵略如果还采取相同的策略，早有防备的威塞克斯人肯定会将他挫败。于是，他在寻找新盟友的同时改变了战略方针，确定了新的目标：直接杀死阿尔弗雷德。

在埃克塞特战役结束后不久的877年冬，阿尔弗雷德前往位于威尔特郡的奇彭纳姆（Chippenham），在那里的王家庄园里过冬。这里临近一片大森林，有众多的野生动物，是一处王家猎场，阿尔弗雷德很喜欢这里，他将家族成员都接到这里来居住。得知此事的古思伦立刻启动了自己的计划，他挑选出最精锐的维京战士，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大的突击队，带上马匹、粮食和衣物，从麦西亚的大本营出发，偷偷潜入了威塞克斯的领土。在主显节之后的1月6日，维京人从冰天雪地中突然杀出，冲进了奇彭纳姆，见人就砍，城内顿时一片大乱。由于事发突然，民团的成员们还来不及拿起武器就被杀死在家中，幸亏塞恩们英勇奋战，才杀出了一条血路，护送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家眷突围。为了摆脱维京骑兵的追赶，他们突围后并没有选择向东方和南方跑——这两个方向分别通往泰晤士河河谷和南安普顿，而是一头扎进了西边的丛林，向密林深处逃去。这样一来虽然保住了王室成员，却等于把威塞克斯的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了异教大军。

虽然没有抓到阿尔弗雷德，但古思伦的此次行动依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对外谎称阿尔弗雷德已死，威塞克斯国王的血脉已经断绝，自己才是这里的新君主。很多人绝望之下乘船逃亡海外，更多的人则向维京侵略者宣誓效忠，将古思伦视为合法的国王。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古思伦还把麦西亚地区的很多维京人迁了过来，他们赶走威塞克斯的贵族们，把他们的土地收归己有。在这一时间点，维京人对英格兰的征服无限接近成功，只不过，他们现在的对手不是麦西亚国王伯雷德那样弃国逃亡海外的软蛋，而是坚韧的、永不放弃的、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为大帝（Magnus）的国王——阿尔弗雷德。

◎阿尔弗雷德大帝

从奇彭纳姆逃入树林后，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阿尔弗雷德一行人最终还是穿过了森林，到达了萨姆赛特地区。该地在当时是一片临海的大沼泽，水网密布，鲜有人烟，所以也不被维京人关注。阿尔弗雷德将落脚点选在了沼泽中心的阿瑟尔尼岛（Isle of Athelney，在古英语中的含义为“贵人之岛”，很可能是一处王家领地），该地四面环水、十分隐秘，还有一条铁器时代的先民挖掘的壕沟保护，防护措施也很周全。等到开春之后，阿尔弗雷德以此为基地，发动了对维京人的游击战。国王的亲卫们一面劫掠那些投奔了古思伦的富人，用他们的财富武装自己；一面向人们宣传，说阿尔弗雷德没有死，还在坚决抵抗维京人。萨姆赛特的民团首先被动员起来，他们跟随国王的塞恩频繁袭击驻扎在威尔特郡的维京人。在他们的感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阿尔弗雷德仍然健在，他们纷纷往西走，去萨姆赛特寻找国王。阿尔弗雷德热情地接待了这些来投奔的人，他们一起在阿瑟尔尼岛上建造了一个坚固的堡垒，还在堡垒中设立了铁匠铺，为军队打造武器和盔甲。到了这一年的复活节前后，阿尔弗雷德的实力迅速壮大，和维京人再次决战已经成为可能。

878年，复活节后的第7周，阿尔弗雷德下令集结全军，准备与维京人开战。消息传开后，萨姆赛特郡和威尔特郡的民团积极响应，甚至连汉普郡的民兵们也赶来参加，他们汇集在一块名为“埃格伯特之石”的大石头周围，阿尔弗雷德本人则站在石头上，号召士兵们和他一起驱逐入侵者，夺回家园。誓师之后，阿尔弗雷德发兵东进，两天后他们在威尔特郡的埃丁顿（Edington）遇到了维京大军。相比之下，阿尔弗雷德的军队拥有绝对的人数优势，而古思伦的军队虽然人数较少，但都是百战精锐，单兵素质和配合上远胜于英格兰人。根据双方的特点，阿尔弗雷德决定采取守势，诱使维京人进攻。他让手下模仿维京人的战法，结成一排又一排的盾墙，以抵消对手冲锋时巨大的贯穿力。

战斗开始后，古思伦果然率先发起了进攻，维京人竖起了代表奥丁的渡鸦大旗，在狂战士的引领下摆成野猪头阵，气势汹汹地冲向威塞克斯军队，如同海上的怒涛一般撞上了第一排盾墙。在长斧手凶猛的劈砍中，英格兰人手中的盾牌纷纷破裂开来，有的士兵甚至被斧刃直接砍成两截。使用剑和短斧的维京人则利用速度和力量，在盾墙上硬生生撞开了缺口，冲进了威塞克斯军阵的内部，猛砍英格兰人的手和腿等没有防护的部位，引起一阵阵混乱和惨叫。维京的长矛手则紧紧跟在精锐战士的身后，后者被数名威塞克斯士兵围攻时，他们就一阵戳刺逼退围攻者并将其打乱，让自己的首领可以从容地将这些勇敢的英格兰士兵逐一砍杀。在混战中，维京人的长弓手还会瞅准时机射出致命的冷箭，专门瞄准威塞克斯人的指挥官，很多人因此受伤甚至当场阵亡。

在维京人多种方式的攻击下，威塞克斯人的第一排盾墙很快就因伤亡过大顶不住了，甚至出现了小股逃兵。此时，包括古思伦在内的众多维京人都以为大局已定，因为按照战斗的常规，第一排士兵通常都是最精锐、最有经验的战士，他们一旦战败，后排的新兵往往会因为恐慌而直接逃跑。然而，出乎维京人预料的是，在第一排盾墙岌岌可危之时，后排的士兵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冷静地绞杀了深入阵中的维京人，然后补上了面前的空位，时刻保持着战线的稳定和完整。威塞克斯士兵们的勇气来自于他们的国王，尽管战局不利，阿尔弗雷德依旧毫不动摇地站在军队的中间，并且大声激励士兵们，鼓励他们为基督而战，为自己的亲人而战。即便是最危急的时刻，代表威塞克斯国王的金色龙旗也未曾后退一步，始终高高飘扬在战士们的头顶。阿尔弗雷德的战术成功了，前排的威塞克斯士兵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抵消了维京人威力最大的第一波冲击，减缓了他们的速度，迫使他们和数量占据优势的英格兰人打起了消耗战。漫长的搏斗中，威塞克斯人的士气越来越高涨，维京人则越来越胆寒。在这些维京强盗的眼中，阿尔弗雷德屹立在龙旗下的身姿，如同神话里米德加尔特的围墙一般，威严而不可逾越。他的话语仿佛有着可以匹敌奥丁神言的魔力，让弱小的英格兰人变得如狮子般勇猛，也让维京勇士们心中的战意不断消退。在临近傍晚时，古思伦见自己的手下伤亡惨重、军心动摇，知道大势已去，遂下令撤军，并带头往后方逃去。曾经横行英格兰多年的、不可一世的异教大军就此冰消瓦解。经过多年的失败和抗争，伤痕累累的撒克逊巨龙终于战胜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黑色寒鸦，赢得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胜利。

◎阿瑟尔尼岛现在已经成了一片高地，上面耸立着阿尔弗雷德的纪念碑

埃丁顿之战后，古思伦带着残部逃进了奇彭纳姆，关起大门据守。阿尔弗雷德的军队在战斗中也遭受了不小的伤亡，所以他并没有直接攻城，而是在搜刮了周边所有给养之后，围困该城。两周后，饥寒交迫的维京人放弃了抵抗，表示愿与阿尔弗雷德签订和约。在和约中，双方规定两国以泰晤士河为界，以南为威塞克斯，归阿尔弗雷德统治；以北的地区则被称为丹法区（Danelaw，指执行丹麦人法律的区域），归古思伦统治。这一次，阿尔弗雷德不仅让他们交出人质，还特别加上了一个新的条款：古思伦和其他维京首领必须受洗，成为基督徒。为了防止他们捣乱，阿尔弗雷德将古思伦等30名维京首领半请半押地带到了阿瑟尔尼城堡附近的阿勒尔，在那里给他们进行了洗礼，并亲自充当他们的教父。古思伦在阿尔弗雷德的宫廷中逗留了12天，回到奇彭纳姆后他们立刻启程，前往威塞克斯和麦西亚交界处的塞伦赛斯特，在那里待了1年。880年，这支异教大军的残部正式离开了威塞克斯，前往东盎格利亚定居，威塞克斯终于迎来了和平。

◎埃丁顿之战后的不列颠，深褐色是阿尔弗雷德的控制区

阿尔弗雷德没有浪费和平时光，他利用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立即着手大刀阔斧地改革威塞克斯的国防系统。阿尔弗雷德的第一个举措是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大大小小的堡垒。多年的战斗让他发现维京人的攻城能力远逊于其野战能力——在这点上盎格鲁—撒克逊人自己也是如此，坚固的城堡和士气高昂的守军往往能击退维京人的进攻。所以，阿尔弗雷德决定在重要的产粮区和几个战略要地周边建立堡垒，以增强它们的防御能力。阿尔弗雷德的堡垒体系非常有特色，不同于中世纪那种坐落在领地中央的石头城堡，阿尔弗雷德的堡垒系统由几个大的支点和无数小据点组成，支点往往是重要的城市和堡垒，小据点则多为木头建造的哨所，体积虽小却不失坚固，每两个小据点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20英里。这样设置的好处在于，一旦有维京人的小规模部队在农忙时节前来劫掠，小据点的守军可以用烽火传信，在野外务农的农民能够躲入临近的小据点里，避免受到伤害，军队行军时也能从这些据点中得到给养，可以增加军队移动的速度。如果维京人大举来犯，小据点可以迟滞他们的推进速度，为支点加强防御争取时间。在建造这些小据点时，阿尔弗雷德让人先用木头建起城墙的轮廓，在完成之后再在城墙外挖一条深深的壕沟，多出来的土则用来加固木头城墙的基座，让它变得更坚固也更不易燃烧。

◎南安普顿附近的堡垒体系

对于大的支点性城市和堡垒，阿尔弗雷德则专门划出土地，规定这些土地上的产出必须用来供养守卫城墙的人，在这些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不需要负担其他形式的劳役，只要定期维修城墙并在需要时建造新城墙即可。这些专用土地的面积因城而异，由于在威塞克斯人的习惯中，每个士兵要防守1.375码（约合1.26米）宽的城墙，而每名职业士兵需要1海德的土地来供养，所以城墙需要的专用土地面积就是城墙的长度除以1.375。例如，温切斯特的城墙长度为3317码，阿尔弗雷德就划拨了2400海德的土地专供城防使用。威塞克斯人使用了与小据点相同的方法对这些城市和堡垒进行加固，对于一些有罗马时代城墙的城镇，他们不仅用石块进行修补，还对它们做了不少改进，让其更适合防御作战。为了应对长期的围困，所有支点城市和堡垒都储存有一定的粮食，以供不时之需。

在这个完善的堡垒系统之上，阿尔弗雷德将他的军队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跟随在他身边随时待命，另一部分则在家休养，同时负责守城。这样一来，他在握有一支常备机动兵力的基础上，既能保证各地城市的安全，还能让手下得到充分的休养，即便再次发生871年那样的连续大战，威塞克斯军队也能通过轮换，维持士兵的战斗力和士气。

阿尔弗雷德做的第二件事，是封锁河流。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水路对于维京人至关重要，这一点在异教大军冬营地的选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统计显示，从865年开始，异教大军的营地基本上都建在河湾或者河流交叉处，并且配有可供船只下水和上岸的小型码头，瑞普顿营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意识到这点的阿尔弗雷德决定封锁境内的主要河流，以遏制维京人沿河快速机动的能力。

◎塞纳河大桥的示意图

那么，要用什么方法封锁住众多的河流呢？这时，阿尔弗雷德想到了他在大陆游历时的见闻。他早年曾经在西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巴黎逗留，塞纳河在这里分叉，一南一北地环绕城市的中心区。巴黎也饱受维京劫掠之苦，他们常常从塞纳河的入海口逆流而上，抢劫巴黎及周边农村。然而在861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命人在塞纳河最窄的地方建了一座桥（Pont au Change），并根据宗教习惯在桥的两头用石头各造了一个小教堂，此举无意中给维京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这座桥十分低矮，维京长船高耸入云的桅杆使它无法从桥洞下钻过，船员们只能将船拖到岸上，将其扛着走，等过了这座桥再推船下水。然而，法兰克士兵们早已聚集在桥头的小教堂里，不断袭击路过的维京人，让他们无法安然路过。愤怒的维京人集合起来攻打小教堂，却在它的石头围墙下碰了一鼻子灰，最后还是洪水冲毁了这座桥，维京人才得以通过。这一事例说明，设防的桥梁可以有效地阻碍维京长船的航行，逼迫他们弃水登岸。

于是，阿尔弗雷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桥运动。他首先重拾了盎格鲁—撒克逊古老法律中的修桥义务，并将其推广到全国，要求每一个刻尔都要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参与到对桥梁的修建和维护上，并可以用此抵消其他劳役。保证了劳动力之后，阿尔弗雷德派人勘察国内河流的状况，选择合适的地点修建新桥，或者加固已经存在的老桥。例如，在埃克塞特城外的水路上有一座罗马时代的石桥，阿尔弗雷德命当地的塞恩加固了它的桥墩和桥面，并仿照巴黎人的做法，在桥的两端各修建了一个小堡垒，派兵长期驻扎。根据文献记载，曾经作为抵抗维京人最后堡垒的阿瑟尔尼岛上也架起了一座桥，连接它和对岸的林格（Lyng）堡垒，只不过这座桥从头到尾都是木头结构，所以现在已经消失了。阿尔弗雷德总共命人建造了22个这样的河边堡垒和设防桥梁，虽然由于时间过于仓促，没能覆盖威塞克斯全境，但依旧扼守住了几个主要的水系，维京人再也不能轻易进出这些河流了。

埃丁顿战役之后的几年中，维京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法兰克人和弗里西亚人身上。885年，一支来自大陆的维京分队曾围攻肯特的重要城市罗切斯特（Rochester），但很快就被赶来的阿尔弗雷德击败，这支维京分队渡海回到了大陆。886年，阿尔弗雷德以和平的方式占领了伦敦，任命自己的女婿埃塞尔雷德驻守这里。除此之外，维京人和威塞克斯保持了和平，相安无事。890年，古思伦去世了。这位狡诈的维京人最后11年的统治可谓一片和谐，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臣民们也渴望和平。生活在丹法区的维京人和维京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躁动不已，他们并不安于在土里刨食，而是想继续前辈们未完成的伟业，只是现在没有一个合格的首领来带领他们罢了。892年，这些人期盼已久的首领出现了，一名叫黑斯腾（Hastein）的强大维京首领率领280艘船组成的大部队驶入了泰晤士河口，发起了对威塞克斯的新一轮攻势。

这个黑斯腾既不像哈夫丹那样蛮勇无匹，也不像古思伦那样智计百出，但他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稳健。他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依托堡垒和要塞展开的，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就躲进堡垒中休养，如果他所在的地区没有这样的据点，他就指挥手下建造一个。黑斯腾刚在英格兰登陆，就把军队分成了两个部分，他自己带领80艘船在泰晤士河河口旁的米尔顿（Milton Regis）建立了一个堡垒，让余下的部队在肯特南部利姆河河口的阿普尔多尔（Appledore）建了另一个堡垒，两个要塞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从而完全控制了东肯特地区。

出于某种原因，阿尔弗雷德并没有立刻对这批维京人做出反应，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一开始还比较安分。在892年后半段直到893年，这批维京人开始联合在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亚定居的维京人，频繁地劫掠属于威斯克斯王国的泰晤士河南岸地区，阿尔弗雷德对此不可能坐视不管。于是，他带着正在服役的那一半军队来到了肯特，在上述两个维京堡垒的中间地带建了一个新堡垒，切断了两支维京军队之间的陆上联系。黑斯腾不敢与久负盛名的阿尔弗雷德直接决战，于是他让南方的堡垒派出几支小部队，以肯特西南的威尔德（Weald）大森林为掩护，悄悄地潜入威塞克斯军队的后方，试图分散阿尔弗雷德的注意力，至少也能探听虚实。阿尔弗雷德很快察觉了维京人的动作，但他还暂时不能判断这支先头部队的规模，所以按兵不动，同时派爱德华王子（Prince Edward）带领一支精干的小部队尾随维京先头部队，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冲出树林之后，这些维京人按捺不住冲动，在周边的村庄里大肆劫掠了一番，这一行为立刻暴露了他们的人数和实力。爱德华王子当机立断，决定不向国王索要援兵，就凭借手头的力量消灭这支先遣队。这些维京人为非作歹一番之后，带着掠夺来的财物向北进发，想渡过泰晤士河去到丹法区。爱德华估计，维京人爱惜抢来的战利品，战意肯定不高，所以在法纳姆（Farnham）截住了他们，将其一举击溃，收回了掳获物，幸存的维京人带着他们受伤的首领逃进了泰晤士河中的一个小岛躲了起来，黑斯腾的这一次试探性进攻以失败告终。

知道自己的这次试探失败后，黑斯腾取消了出兵的计划，继续等待时机。他知道，肯特虽然是威塞克斯的领土，不过它是在数年前与古思伦签订的和约中才被划归阿尔弗雷德的，还不是非常驯服。阿尔弗雷德必须从本土调集部队和给养，这样的长期对峙会让威塞克斯背上沉重的负担，被迫做出调整，那就是黑斯腾等待的机会。果然，在不久之后，阿尔弗雷德手下的军队就到了服役的期限，他只得率军火速返回威塞克斯本土，召集起轮休结束的另一半军队，然后再奔赴肯特前线。趁着威塞克斯军队轮换的机会，黑斯腾将两个堡垒中的军队合到一处，前进至埃塞克斯的本弗利特（Benfleet），在那里又修建了一个堡垒。维京人以此为中心，劫掠和蹂躏埃塞克斯和萨里地区，将其化为一片火海。与此同时，来自诺森伯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的100艘维京船组成了一支新舰队，在黑斯腾的命令下沿着海岸南下，越过泰晤士河河口，向英格兰的西南部扑去，他们的使命是通过威胁威塞克斯的沿海地区来牵制阿尔弗雷德的兵力。

得知舰队来犯，阿尔弗雷德被迫分兵。他派了一小股部队——很有可能还是让爱德华王子指挥——继续东进，前往伦敦防备黑斯腾对内陆地区的攻击和渗透，自己则率主力转向西方，去应对维京舰队的威胁。那支东进的小部队本来只是用来牵制黑斯腾的，谁知却头一个立下了功劳。他们进入伦敦后，很快和当地的市民打成一片，在得知黑斯腾又离开本弗利特的堡垒出去劫掠后，这些人立刻集结起来，突袭了本弗利特，在抢走、烧毁大量物资的同时，还俘虏了黑斯腾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得知此事后，黑斯腾惊慌失措，他以为阿尔弗雷德不管不顾地前来攻打他了，立刻放弃了这个堡垒，一路后退到海边的舒伯里，在那里搭建了一个临时堡垒，并将船只集中起来，随时准备渡海躲避阿尔弗雷德的怒火。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斥候告诉黑斯腾周围没有任何英格兰大军的迹象，他又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为了证实猜想，黑斯腾假心假意地向伦敦送出书信，声称只要归还他的骨肉，他就会臣服在威塞克斯的王权之下。

这时的阿尔弗雷德正被维京舰队弄得焦头烂额，他在路上得知维京舰队正在围攻埃克塞特，于是赶紧前往该城，谁知维京人一看到他就立刻上船，扬帆而去。等到他的手下好不容易喘了口气，信使又来报告，说那支维京舰队绕过康沃尔出现在了德文（Devon）以北，阿尔弗雷德只好再次集结军队，向北疾驰。就在这一路追赶维京舰队的过程中，黑斯腾的“请降信”连同他的家人一起被呈送到了国王面前，阿尔弗雷德当即龙颜大悦，命手下赶紧把黑斯腾的家人还给他，还附送了一笔金钱。

这下，黑斯腾彻底摸清了阿尔弗雷德的底细，他知道舰队的牵制行动已经收到成效，阿尔弗雷德在西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疲于奔命，一时半会儿顾不到他了。于是，黑斯腾把原先准备逃跑用的船只掉过头来，重新驶入泰晤士河，向着内陆地区挺进。浩浩荡荡的船队遮蔽了泰晤士河很长一段河面，沿途北岸的维京人纷纷加入，队伍如同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他们先是到了泰晤士河上游，然后拖着船到了塞文河中，再沿着塞文河向北走，一直到了麦西亚与威尔士的边境上。

出乎黑斯腾预料的是，虽然阿尔弗雷德还带着主力在西南方向和维京舰队周旋，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地方部队仍给维京人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在新建立的堡垒系统的庇护下，民众一听说维京人的船队到了就迅速躲进城堡里，并把能移动的贵重物品也一起搬了进去。维京人的劫掠让威塞克斯人和麦西亚人的庄稼被毁、房屋被烧，但是并未给他们带去太多的人口损失。相反，这些愤怒的农民自发地拿起武器，在当地郡长和塞恩的带领下一路尾随维京舰队，要为自己的损失讨回公道。甚至连他们的世仇威尔士人都放下了彼此之间的成见，加入到队伍中来，共同对付维京人。在巴廷顿（Buttington），联军逮住了黑斯腾的部队，将他们围困在一个堡垒里。围困中，维京人的粮食逐渐见底，他们甚至将马都全部杀了吃掉，最后不得已选择突围。突围战打得十分惨烈，黑斯腾的军队付出了很大伤亡才得以逃脱，联军方面也有很多死伤，包括一个名叫奥德赫的国王塞恩在内的许多塞恩在此阵亡。

黑斯腾并不甘心，他认为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很多维京人把家眷都带上了，所以军队行动十分迟缓，士兵的作战意志也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他在丹法区继续招募新兵的同时，还将妇女、船只和之前抢来的财宝全部安置到东盎格利亚的一个堡垒内，派遣专人把守，然后轻装上阵，再次出征。这一次，他们选择从麦西亚和诺森伯里亚的交界处行军，一路向西，到达了麦西亚与威尔士边境上的切斯特（Chester）城，这里曾经是罗马军团的驻地，虽然当时已经荒废，但城墙还保留得较为完整，黑斯腾命人稍做加固，就形成了一个防备完善的堡垒。于是，维京人全军都进入这里，据险固守，并伺机劫掠周边。麦西亚地区的民团在之前的巴廷顿战役中受到重创，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的兵峰了。然而没过几天，一个斥候就连滚带爬地跑到黑斯腾的面前，报告说有一支大军出现在了南方，他们的阵中飘扬着威塞克斯的龙旗！

◎罗马时代切斯特城的复原图

来的正是阿尔弗雷德率领的威塞克斯主力。他们在西南山区中奔行了数周时间，却连维京人的头发都没够着，只能望洋兴叹，等到巴廷顿之战的消息传来，阿尔弗雷德立刻明白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于是他留下一支小部队提防维京舰队，自己带着主力北上，准备与黑斯腾交战。憋了一肚子气的威塞克斯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发现黑斯腾的踪迹后，他们连夜赶到切斯特城下，花了两天时间就扫除了维京人的所有外围防御，并顺便搜刮净了周边地区的补给，不能带走的则让马匹将其吃光。面对这支愤怒的大军，黑斯腾再次选择了避战，他趁着威塞克斯军队还没能合围切斯特，带着部下悄悄地逃走，进入了威尔士境内。从那里，他们取道向北，通过诺森伯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绕了老大一个圈子，最终回到了他们在埃塞克斯的出发地，并在那里度过了冬天。

895年，黑斯腾再次出兵，这一次他选择了伦敦以北20英里的赫特福德（Hertford）作为据点，在流经这里的利河（River Lea）边修建了一个堡垒。为了不让即将到来的秋收受到这伙维京强盗的影响，伦敦市民组成了一支军队，在4个国王塞恩的带领下攻打这个堡垒，却遭遇了失败，领头的塞恩全部战死。得知此事，阿尔弗雷德火速带领军队赶来支援，他首先将军营设在了维京人占据的堡垒之外，封锁住他们的陆路出口，然后，阿尔弗雷德亲自骑马观察利河上下游的水文状况，并下令在几处最狭窄的地方建造了堡垒，控制住河流的两岸，防止维京人通过水路将船运出去。发现没有便宜可占后，黑斯腾又一次选择了退让，这支维京大军在896年的夏天解散，其成员纷纷进入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亚定居，再也不能对威塞克斯造成威胁了，这也标志着维京人对威塞克斯的侵略告一段落，此后的近100年里，威塞克斯本土都没有遭受海盗的侵略和蹂躏。

◎位于温切斯特的阿尔弗雷德大帝雕像。他倒持长剑，将它化作一支伸向天空的十字架，恳求上帝保佑英格兰人民

899年10月26日，戎马一生的阿尔弗雷德去世了，在英格兰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就像一盏明灯，指引并带领人们抗击维京人，保住了威塞克斯的独立，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强大而自主的国度。同时，阿尔弗雷德还对文化事业非常关心，即便在国家极度困难的时候，也不忘资助学者和教士，他甚至邀请这些人到自己家中长住，举世闻名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就是在他的宫廷中撰写的。就连远在天边的罗马教廷都知晓阿尔弗雷德的大名，教皇破天荒地赐予他“大帝”的头衔，以表彰他抗击异教徒、传播基督教文化的功勋。阿尔弗雷德传奇的一生在后世也被广为传颂，在他蒙主恩招整整1000年后的1899年，英国政府在这位大帝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竖立起一座他的全身像，来纪念这位为英格兰奉献了一生的伟大君王。

◎“长者”爱德华

阿尔弗雷德去世后，爱德华王子继承了王位，他被称为“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不过，他的继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阿尔弗雷德的哥哥埃塞尔雷德虽然早已故去，但他的遗腹子埃塞尔沃尔德此时已经长大成人，也对王位有继承权。在爱德华继位之后，埃塞尔沃尔德在自己的封地上自立为王，拒不承认爱德华的权威，在后者领兵前来攻打时，他竟带着追随者北上，去了丹法区投靠维京人。903年，埃塞尔沃尔德会同东盎格利亚的维京国王埃奥里克，进犯麦西亚。爱德华率领威塞克斯—肯特联军前去交战。在一场大混战中，爱德华国王的军队被打败了，西吉伍尔夫和西格赫尔姆两位郡长及修道院院长琴伍尔夫阵亡，但维京军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埃塞尔沃尔德和埃奥里克双双伤重不治而死，维京人的这次进攻也随之瓦解。

爱德华在位期间，积极和麦西亚配合，逐步收复被维京人占领的失地。当时麦西亚的统治者是其国王埃塞尔雷德的遗孀埃塞尔弗莱德（Aethelflad），她被称为“麦西亚贵妇”，是爱德华的亲姐姐，两人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些分歧，但在对维京人的态度上两人惊人的一致。在两位君主的共同努力下，英格兰人采取城堡推进的方式逐渐收复故土，具体来说就是先在边境上建立临时性的堡垒固守，打退维京人的进攻后再将防线迁移，如此往复。917年，东盎格利亚和埃塞克斯的维京人向爱德华称臣，德比等地的维京人则归顺埃塞尔弗莱德。虽然“麦西亚贵妇”和爱德华王在918年和924年相继去世，但这并没有影响威塞克斯人进攻的势头，继任的阿塞尔斯坦国王在927年收复了诺森伯里亚，正式成为全英格兰的国王。937年，他在布朗南堡击败了维京人和苏格兰人的联军，进一步确立了威塞克斯王朝的统治地位。

北海之王：第二次维京入侵与克努特帝国

光芒之下，暗影永存。在威塞克斯王朝辉煌统治的背后，一些不利因素也在悄然滋生和蔓延。

首先，阿尔弗雷德建立的那一套国防体系逐渐崩溃，原因在于它花费过巨。常备军加上堡垒的体系的确有效抵御了维京人的入侵，却耗尽了威塞克斯积攒多年的财富，民众也因繁重的兵役怨声载道。“长者”爱德华时代的文书显示，威塞克斯国内共有2.7万名成年男子要定期服兵役，这已经占到了全国适年男性总数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如果加上供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数——每个脱产士兵需要3个家庭来供养，那么威塞克斯绝大多数男性都要为军队服务，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在9世纪末那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可以咬紧牙关挺过来，但战争的威胁一旦解除，他们就不想再这样辛苦地维持战时体系了。于是，遍布威塞克斯国土的堡垒群逐渐变成了塞恩们的私产，他们用很低廉的价格从急需用钱的君主那里买来了它们的使用权甚至是所有权，然后对其进行改造，让它们更适合农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而不是作战和坚守。高耸的塔楼代替了厚实的城墙，前者既能体现领主的身份，又能让他们远离那些“肮脏的”底层劳动者，虽然防御性能下降很多，但已经足以应对乡间的盗贼了。阿尔弗雷德大帝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就这样被埋入了历史的尘埃中。

◎邓斯坦大主教

其次，英格兰内部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在大敌当前之时，英格兰内部各势力结成了同盟，共同抗击维京人，等到这个威胁不复存在了，他们之间的联盟也走到了尽头。10世纪中叶和后半叶，威塞克斯宫廷内部发生了很多血腥的惨案，埃德蒙和爱德华两位国王都是遇刺身亡。此时，王国政治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王权和教权之间的斗争。959年，埃德威德国王逝世，他的弟弟埃德加王子继位。然而，教会没有按照惯例为他举行加冕礼和涂油礼，并以此来要挟埃德加，逼迫他同意教会的要求。埃德加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变得名正言顺，对教会的“勒索”逆来顺受。他先是任命邓斯坦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然后还将温切斯特原先的主教赶走，换上了邓斯坦推荐的埃塞尔沃尔德。这个埃塞尔沃尔德一到温切斯特，就声称自己在教堂墙壁的夹缝中发现了一份文件（这份所谓的“古老文件”极有可能是他伪造的，这是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常用伎俩），上面称这里从埃塞尔雷德国王统治时起就已经属于教会，没有任何世俗义务。在邓斯坦的逼迫下，埃德加捏着鼻子承认了这一文件，将此地和周围好几个村庄的所有权都划给了教会，这才让邓斯坦等人满足。在埃德加登基13年后的972年，他终于收到了教会的加冕礼和涂油礼，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这一切，仅仅3年后就突然撒手人寰，死得不明不白，不得不让人怀疑教会是否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除了国王之外，重臣们的生命也时刻受到威胁。978年，大臣们在一栋楼上议政时，楼板突然坍塌了，除了正巧站在房梁位置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又是他！也许他就是策划这场“意外”的元凶——之外，所有人都摔到了楼下，很多人受了重伤，还有不少人当场死去。由此可见，10世纪后半叶的英格兰政坛充满了分裂、暗杀和背叛，已经无法形成合力对抗外敌了。

◎“无准备的”埃塞尔雷德

第三，威塞克斯扩大领土的同时，它的国防压力也在加重。在阿尔弗雷德时期，威塞克斯只需要扼守住塞文河流域和南安普顿地区就可以了，来自泰晤士河方向的压力则会被附属于它的肯特和苏塞克斯承担。但是等到威塞克斯王朝统一英格兰之后，它的政治经济重心转移到了伦敦等东南部地区，此地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泰晤士河宽阔而平缓的水流非常利于航行，从入海口启程的船只不日就可抵达伦敦，威胁这座新的首都。虽然历任威塞克斯王——现在应该叫英格兰王——都对伦敦进行了加固，并按照阿尔弗雷德留下的方法在泰晤士河上建了一座设防的大桥，在南岸修建了新的堡垒，但伦敦的安全程度依旧大大低于坐落在西南山区的威塞克斯诸旧都。诺森伯里亚和东盎格利亚地区的防御劣势则是拥有极为漫长的海岸线，易攻难守，来自海外的入侵者可以随意选择登陆地点，让防守者疲于奔命。对此，威塞克斯王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支海军保卫海岸线的安全，但是这项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英格兰不仅缺乏造船的工匠，也没有合适的水手，这两项专门人才都要从海外的弗里西亚地区引进，所以海军的规模和质量一直不高，更别说达到维京人的水平了。

◎今天的科夫隘口

978年3月16日，年仅16岁的“殉道者”爱德华国王在科夫（Corfe）隘口遇刺身亡，刺客焚烧了他的遗体，并将他草草埋葬在韦勒姆。1个多月后，他10岁的弟弟埃塞尔雷德二世（Aethelred Ⅱ）继位为王。这位幼王虽然与阿尔弗雷德的哥哥埃塞尔雷德一世同名，却没有继承后者的刚毅和果决，反而因为懦弱和短视而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为“无准备的”埃塞尔雷德（Aethelred the Unready）。

关于这场刺杀的始作俑者和细节，当时的记载暧昧不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是这样记述这一事件的：

人们杀了他，但是天主却尊崇他……他世上的亲属不会为他报仇，可是他在天的圣夫却为他报了大仇。刺杀他的俗夫们想从世间抹去对他的怀念，但是天上的复仇者却把对他的怀念远播到天上好人间。那些不肯向活着的他俯首的人，现在谦卑地向他的遗骨屈膝。

关于真正的幕后黑手，现代史学家给出了很多解释，有人认为是埃尔夫希尔郡长，有人认为是受到爱德华惩罚的一位亲兵，有人甚至认定埃塞尔雷德的宫廷导师才是真凶。不管真相如何，这次刺杀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主少国疑。年幼的国王无法控制桀骜不驯的诸多郡长，威塞克斯王室的威望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就在这个要命的关头，维京人再次踏浪而来，时隔1个世纪后又一次登上了英格兰的土地。

爱德华国王被杀两年后的980年，7艘维京长船突袭了南安普顿，将这座在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固若金汤的要塞轻易攻取，其中的居民要么被杀，要么被俘成为奴隶。同一年，萨尼特岛和柴郡也遭遇了维京人的侵扰，一时间全英格兰风声鹤唳。981年，维京人劫掠了圣佩特罗克修道院，并将德文和康沃尔地区的沿海破坏殆尽。982年，仅仅3艘北欧海盗的战船就把多赛特的防御捅了个对穿，船上的维京人在波特兰地区肆意妄为，没有人敢抵抗他们。面对英格兰各地声嘶力竭的求援，埃塞尔雷德却无法做出任何动作，因为首都伦敦刚刚遭遇了一场猛烈的大火——大火在伦敦历史中并不少见，直到近代还时有发生——人员和财产损失惨重，有人甚至将其视为天主降下的惩罚，是对爱德华王凄惨遭遇的回应。埃塞尔雷德的重臣们急于平复火灾的创伤，安抚受灾的人民，并竭力消除各种各样的流言，根本没有工夫去管被维京人劫掠的乡间。

那么，维京人为何会在时隔1个世纪后，重返英格兰呢？史学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在维京社会中，由于8—9世纪的劫掠，贵金属的流通量大大增加，这让他们迅速发展起并习惯于货币经济，农民不再付给领主纯粹的实物地租，而是改交货币—实物双重租，亲兵们也从领主那里定期获得金银币作为工资，就连领主本身在进行海外贸易时也要使用大量的金银币；阿尔弗雷德大帝阻断了维京人从不列颠获取贵金属的通路，但是他们很快又从和拜占庭的“罗斯商路”（Road of Rus）中获得了大量新的金银，填补了不足；然而到了10世纪中叶，中亚的几个大型银矿纷纷枯竭，拜占庭向北的贸易线也被勃兴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s）阻断，罗斯商路没有了贵金属和拜占庭商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衰落了，这一变化对北欧社会影响极大，维京人既无法获得贵金属和奢侈品，也无法出口木材、蜂蜜和毛皮等大宗商品，经济形势一下子严峻起来。

为了减弱这一冲击带来的影响，维京人分成了两派。第一派主张向东、向南进发，重新打通罗斯商路，他们联合了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的斯拉夫人——更准确地说是斯拉夫化的维京人——一起向南扩张，形成了南俄草原上一股不容轻视的力量。在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时代，罗斯人甚至联合保加利亚组成一支大军，攻打拜占庭。虽然他们最终惨败于约翰一世指挥的拜占庭禁军的马蹄之下，但是维京人强悍的作战能力受到拜占庭皇帝的赏识。在巴西尔二世时代，维京人正式加入拜占庭军队，组成了闻名遐迩的“瓦兰吉卫队”，随着皇帝南征北战。这些维京雇佣兵在拜占庭服役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退役后回到北欧，填补了贵金属的不足，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缺点在于，在瓦兰吉卫队中服役的年限很长，还要经历很多残酷的战斗，所以危险系数较高。另一派则主张向西走，抢劫不列颠群岛。他们听闻现在的英王不是像阿尔弗雷德那样的雄主，而是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所以想去那里碰碰运气，于是就有了1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那几次劫掠事件。

982年后，维京人的入侵稍稍平息了几年，英格兰人本应利用这个珍贵的机会加强国防，然而事实正相反——他们内斗得更欢了。985年，埃尔弗里克郡长因为和埃塞尔雷德二世发生冲突，被后者逐出了英格兰，1年后，埃塞尔雷德和罗切斯特主教又发生了矛盾，18岁的年轻国王一怒之下竟然带兵蹂躏了罗切斯特教区，该地的人民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国王竟然派兵来杀他们，而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和国王有隙的主教的管辖区内。988年，年迈的邓斯坦大主教去世，接任他的埃塞尔加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上仅仅坐了1年3个月，就突然死亡，西吉里克被任命为新的大主教。

◎拜占庭绘画中的瓦兰吉卫队，注意他们标志性的长斧

在英格兰政坛陷入更大的混乱时，一支维京大舰队悄然来到。991年，日后的挪威国王奥拉夫·特拉格瓦森率领一支由93艘船组成的舰队，在东盎格利亚登陆。他们先抢劫了福克斯通附近的皇家铸币厂，然后转向了桑威奇和伊普斯维奇（Ipswich），后者是整个英格兰东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也是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还蕴含着巨大的财富。由于事关重大，东盎格利亚的郡长布里特诺斯（Byrhtnoth）立刻集结民团，前往抗敌。可惜他们还是迟了一步，等他们赶到伊普斯维奇的时候，维京人已经将此地周边的乡村尽数摧毁，带着战利品溜走了。愤怒的布里特诺斯立刻启程追击，并在埃塞克斯海岸的莫尔登（Maldon）追上了这支挪威舰队，大战一触即发。

当时，维京人驻扎在一个岸边的小岛上，它和陆地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堤道连接。开战前，奥拉夫曾向布里特诺斯提出，交出钱财就可以保住性命，被后者断然拒绝。战斗打响后，挪威海盗们越过堤道，率先向英格兰人发起攻击。布里特诺斯派了3名勇士——伍尔夫斯坦、艾尔菲尔和马库斯登上堤道防守，他们三人坚定地守住了窄窄的道路，砍杀了很多维京人，使之无法通过。奥拉夫见强攻不成，就开始用计，他派遣信使对布里特诺斯说，这样打下去只是徒劳地浪费时间罢了，不如英格兰人后退一些距离，让出空间，这样维京人就可以过来，大家痛痛快快打上一场。熟知中国历史的人读到这里肯定会大呼：这不是淝水之战中谢玄的故技吗？只可惜，布里特诺斯并不像今天的读者那样通古识今，他犯了和苻坚同样的错误——自大轻敌。这位骄傲的郡长同意了维京人的请求，不仅让堤道上的3名勇士撤了回来，还让大部队后退一些，以腾出空间。接到这个命令后，英格兰士兵们乱糟糟地转身向后走，很多站在后排的士兵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惴惴不安。正在这时，维京人突然全军出击，踏着水面咆哮而来。原来，就在刚才双方谈判的时候，海水渐渐退潮，岛和大陆之间的水位逐渐降低，甚至可以步行渡过了。长年和大海打交道的维京人早就算到了这一点，他们用谈判拖延时间等待海潮退去，并在英军松懈后退之际一举出动，打在了对手的软肋上。英格兰人的后退瞬间成了溃败，他们没有时间列好阵形，被挪威人轻易地砍杀，连布里特诺斯自己都当场阵亡，奥拉夫获得了一场相当轻松的胜利。

消息传到伦敦后，埃塞尔雷德的宫廷顿时陷入了恐慌，重臣们都担心维京人会趁势进入泰晤士河来攻打首都，有人主张立刻整军备战，有人则认为应该先和他们谈判，给调遣西部的军队争取时间。这时，刚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不久的西吉里克提出了一个看似很好的主意：他认为仓促应战可能导致失败，而签订和约不符合埃塞尔雷德的王者身份，应该秘密地向维京人支付一笔钱款，让他们离开英格兰。埃塞尔雷德思考再三后，采纳了西吉里克的提议，他派人向奥拉夫支付了价值1万镑白银的财物，后者于是满意地离开了英格兰，回家去了。看到维京人离去，从国王到大臣们都松了一口气，纷纷弹冠相庆，并夸奖西吉里克的智谋。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行为实际上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软弱和无能，尝到了甜头的维京人就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盯上了这个富饶的国度。

莫尔登之战仅仅1年后，一支来自丹麦的维京舰队跨海而来，袭扰英格兰的沿海。埃塞尔雷德下令集结起所有可用的船只，在伦敦编组成军，迎战维京舰队。为了监督这支空前规模的船队，他派了很多贵人到军中任职，其中包括诺森伯里亚伯爵索雷德、罗切斯特主教埃尔夫斯坦、多切斯特主教埃什威格和刚结束流放归来的埃尔弗里克郡长。埃塞尔雷德让埃尔弗里克从军，一方面是看重他的影响力，一方面也是想让他戴罪立功。谁知，这位郡长对之前被驱逐一事耿耿于怀、心存怨恨，他在开战之前偷偷将作战计划透露给了丹麦人，又在临战前夜偷偷逃跑，让这次策划已久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愤怒的埃塞尔雷德国王下令将埃尔弗里克的儿子的眼睛刺瞎，但已经无济于事。丹麦人避开了伦敦的船队，扬帆北上，在993年抵达诺森伯里亚旧都班堡，抢劫了那里，并大肆祸害周边乡村。当地的英军已经集结起来准备驱逐丹麦人，民团的军官们却因为害怕而临阵脱逃，白白放跑了这群满载而归的强盗。

◎斯韦恩与约姆斯维京人。终其一生，斯韦恩都和约姆斯维京人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关系，后者不仅保护了他后院的安全，还提供了大量战士供他驱使

994年，已经成为挪威国王的奥拉夫卷土重来，这一回他没有单独前来，军队中还有另一个强大的维京首领，那就是丹麦王“叉胡子”斯韦恩（Sweyn Forkbeard）。斯韦恩是一位信仰基督的维京国王，这在10世纪还是非常少见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同为基督子民的英格兰人大开杀戒。这支联合舰队沿着英格兰的南部一路向西，边走边破坏，将埃塞克斯、肯特、苏塞克斯和汉普顿统统祸害了一遍，接着他们登岸，找来马匹，一路打到了南安普顿才停下脚步。埃塞尔雷德无力抵抗，只好再次花钱消灾，他向维京人支付了1.6万镑的现金，还给奥拉夫和斯韦恩的军队提供了过冬的给养和场地。与此同时，埃塞尔雷德还邀请奥拉夫去他的宫廷里做客，在后者到达伦敦后，威塞克斯王庭以盛大的仪式欢迎了他，埃塞尔雷德还将奥拉夫收为教子（虽然奥拉夫比埃塞尔雷德还要大6岁），又额外赠给他一大批礼物。奥拉夫于是许诺他绝不再怀着敌意回到英格兰，并遵守了这一诺言。不过，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埃塞尔雷德没有邀请斯韦恩，此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位长着一副八字胡的丹麦王会在日后给英格兰带来怎样的灾难。

奥拉夫和斯韦恩回转斯堪的纳维亚后，英格兰又过了几年太平日子。不过，斯韦恩没有闲着，他用抢劫与勒索来的财物，在其王国内的特雷勒堡（Trelleborg）、阿格斯堡（Aggersborg）、福尔卡特（Fyrkat）和欧登塞（Odense）各建了一个堡垒，它们既有海湾又有壕沟，不但易守难攻，而且还是天然的良港。建造完成后，斯韦恩在每个堡垒中都配置了兵站和仓库，让这些地方既能充当阻挡敌人的要塞，又能作为发动一场远征的起始点和物资集散地。而远征的目标，自然就是英格兰。

做好了一切准备后，斯韦恩在997年率军起航，直扑英格兰西部的塞文河。他们在康沃尔、威尔士和德文大肆破坏，抢劫并烧毁了奥得伍尔夫修道院，将数不清的战利品带回了船上。整整1年里，丹麦人随意劫掠，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猜猜此时的威塞克斯高层在干什么。他们准备了好久，终于争取到了机会，让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弗里克（995年，西吉里克去世）去罗马接受象征至高荣誉的白羊毛披肩（pallium）。哈，一条披肩！这条华贵的披肩上凝聚的不是来自天主的无上光辉，而是无数冤死在维京人刀斧下的英格兰人民的鲜血与冤魂！

◎白羊毛披肩

998年，斯韦恩挥师向东，开进弗洛姆河口，并从那里进入多赛特郡，在那里到处乱闯。此时，英军终于集结起来抵御敌人，但是每次交战之前，总会有人跳出来散布失败言论，搞得人心惶惶，最后大败溃逃。维京人饱掠之后，在怀特岛过冬，汉普郡和苏塞克斯郡为了自身的安全，被迫给他们提供粮食。999年，维京舰队进入泰晤士河，一路打到了罗切斯特城下。为了拯救这座城市，肯特的全部人都集合起来，并商议好由西肯特的士兵先行迎敌，东肯特的士兵随后夹击维京人。战斗开始后，西肯特的士兵努力抵挡着丹麦人狂暴的进攻，却迟迟等不到东肯特援军的身影。最后，确信被骗的他们无心再战，四散逃亡，让丹麦人占据了战场。在这次可耻的背叛发生之后，整个西肯特都遭受了维京人的蹂躏，哀鸿遍野。面对近在咫尺的敌人，埃塞尔雷德终于行动起来，他将陆军和海军都召集起来，随时准备和斯韦恩作战。但当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他又开始犹豫起来，觉得这样做不一定明智。于是，士兵们在军营和船舱里焦急地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却迟迟得不到进攻的讯号，军官们只是一味地让他们后撤，避免触到维京人的锋芒。结果，他们除了浪费钱财与收获一肚子怨气之外，什么都没能做到。

千禧年，即1000年到来之际，斯韦恩调转船头，向法兰克王国驶去。得知此事，埃塞尔雷德立刻神气了起来，为了弥补自己在之前的战争中遭受的经济损失，同时提振军队的士气，他率领军队北上诺森伯里亚，蹂躏了坎伯兰（Cumberland）地区，并派海军骚扰了马恩岛。不过，这些行动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王国最富饶的东南部地区依然处于不设防状态，当地遭难的民众也没有得到什么救济。次年，又一支丹麦舰队来到英格兰，他们先是在汉普郡击败了当地的英军，杀死了一批贵族，如两名国王的大管事——埃塞尔沃德和利奥夫温，还有一个叫伍尔夫希尔的塞恩，然后一直向西来到德文和平霍，在那里又击败了一支英军，最后去了怀特岛过冬。1002年春天，无可奈何的埃塞尔雷德再一次选择破财消灾，支付了2.4万镑被称为“丹麦金”的赎金给这批维京人，才让他们离开英格兰。

遭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后，英格兰的国力大为衰退，各种弱点也暴露无遗。不过，有一个好的消息，那就是通过教皇牵线搭桥，埃塞尔雷德与诺曼底公爵理查一世的女儿埃玛结婚了。这桩婚姻给英格兰带来了一个强大的盟友，理查一世甚至答应不再收留埃塞尔雷德的敌人，这让维京人无法再以诺曼底为基地劫掠英格兰了。国民们也松了口气，看起来这位任性而胆小的国王在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之后，总算为英格兰带来了一点益处，人们期望着一切能由此改变，向好的方面发展。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1002年的11月13日，这是一个周末，也是传统的圣布里斯节（St Brice's Day）。正当各地的人们进行祷告时，国王的信使们突然冲进了各个城镇和村庄，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埃塞尔雷德国王命令他的臣民们，立刻杀死所有停留在英格兰土地上的维京人！信使们还绘声绘色地传达了御言，说这些丹麦人为非作歹，像麦子里的毒草一样在各地蔓延，国王只是因为慈悲才不对这些强盗下手，现在国王得知，这些人竟然想联合起来暗害他，所以命令虔诚的子民们将维京人消灭，以彰显正义。

这道命令如同炸弹一般，引爆了英格兰人的情绪。他们很多人都在之前的战争中失去了财产和亲人，满腔的痛苦无从发泄，现在这群杂碎竟然想加害国王——是可忍，孰不可忍？整个英格兰顿时陷入了疯狂，从康沃尔到伦敦，从苏塞克斯到林肯，一群又一群的农民扛起锄头和镰刀，睁着通红的双目，四处搜捕和砍杀维京人。贵族们无力阻止这一狂热的浪潮，他们不能公然违抗国王的御令，况且他们也在维京人的入侵中受害深重，所以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激进的贵族甚至主动加入搜捕维京人的队伍。此时正值维京人一周一次的洗澡和美容时间，大部分维京人都在河中或浴室里沐浴，他们遇到袭击时手无寸铁，纷纷被杀。在牛津，35个幸存者逃进了教堂想要寻求庇护，谁知这里的教士在许诺保护他们后偷偷从后门溜走，没有了教士和牧师的约束，愤怒的农民将教堂点燃，活活烧死了他们，并将其遗骸埋进了一个大坑里。在多赛特，村民们将50多个维京人斩首后还不解恨，又将他们分尸，最后暴露在荒野中。在这一系列疯狂的事件中，只有诺森伯里亚和东盎格利亚两地没有执行国王的命令，这两地的维京移民很多力量强大，他们联合起来保护自己，让英格兰人不敢轻举妄动。在其他地方，维京人都遭受了惨重的杀戮，死者甚众，很多身份高贵的人也没能幸免，其中就包括当时身在埃克塞特的斯韦恩之妹古恩希尔德（Gunhilde），她和她的丈夫德文郡郡长帕里格（Pallig）是被王后的总管事法国人休杀害的。

不过，这场屠杀并没有给英格兰人带来好处。留在英格兰的丹麦人很多是和谈后羁留在此的人质，还有些是商人和农民，很少有维京战士长住英格兰，杀了这些人根本不会影响维京人的下一次入侵，只会大大地激怒他们。况且，很多丹麦农民是9世纪移民的后代，已经和英格兰人共同生活了100年，早已放下刀剑过着平凡的生活。这样的一道屠杀令让他们也死伤甚众，埃塞尔雷德等于主动将这些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实在是愚蠢之至。

◎埃克塞特的中世纪桥梁遗迹，大约建于1200年

消息传到丹麦，斯韦恩勃然大怒，他抛下手中一切事务，发誓一定要为妹妹和妹夫报仇雪恨。1003年，矢志复仇的斯韦恩带领维京舰队登陆埃克塞特，之前很少攻击设防城镇的维京人这回像发了疯一样，不顾生死地猛攻这座古老的城市，并在付出了惨重伤亡后将它攻取。随后，斯韦恩下令屠城，将城内的男女老少全部杀光，并摧毁了城内的所有建筑，以满城的鲜血和灰烬来祭奠他的妹妹。随后，斯韦恩转向内地，进入了威尔特郡。为了阻挡他们的进攻，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的民兵集结在一起，意志坚定地拦在了丹麦大军前进的道路上。但是让人费解的是，这支军队的统帅竟然是那个曾被流放到国外、有通敌前科的埃尔弗里克郡长！这个人用了怎样的手段重获国王的信任，我们无从得知——那一定是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是史书记载了他接下来的行动：当两军接近到前排士兵能互相对视的距离时，埃尔弗里克突然说他生病了，并剧烈地呕吐起来；随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身体不适为由，抛下军队，飞也似的逃走了！看到统帅这种匪夷所思的举动，士兵们无不瞠目结舌，纷纷失去了战意，他们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讨论后，决定扔下维京人不管，解散军队回家去了。于是，斯韦恩毫发无损地冲破了阻拦，又抢劫了好几个城镇，才心满意足地从索尔兹伯里回到大海。

1004年，斯韦恩来到了诺里奇，在埃克塞特积攒了丰富攻城经验的维京人这次较为轻松地拿下了该城，并再次将它烧成白地。由于维京人攻城的速度太快，东盎格利亚郡长乌尔夫基特尔甚至都来不及集结军队，他只好在维京人还没有造成进一步祸害之前，向斯韦恩提出赎买和平。斯韦恩收下了钱财，并签订了和约，但他很快又背弃了这一约定，趁着夜色偷偷下了船，带着军队走陆路潜入内地。乌尔夫基特尔发现斯韦恩违约后非常生气，命人将维京人留在原地的船只全部砍成碎片。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他意识到可以围绕这些船做些文章，于是马上派人把前一个信使拦了下来。乌尔夫基特尔认为，此时的维京人已经远走，他即便带着军队在他们背后追赶，也只能一路吃灰，什么都干不成，那样的话还不如牺牲一两个内陆城市，等维京人麻痹大意后，再给他们致命一击。决定好方阵后，乌尔夫基特尔立刻下令，秘密集结起东盎格利亚境内所有的军队，埋伏在维京人的船只附近。果然，斯韦恩在抢劫了塞特福德后，带着诸多战利品回到了当初停船的地方。正当他们准备上船时，乌尔夫基特尔率领军队杀出，双方就在那里展开了一场激战。交战中，双方的士兵如同收割时的麦子般成片地倒下，连斯韦恩自己都好几次遇到险境，但是最终，维京人还是慢慢扳回了局势，将乌尔夫基特尔击败了。此役过后，东盎格利亚的精英纷纷倒卧沙场，英格兰人继莫尔登战役后，再次遭受了一场悲壮的失败。

因为维京人的持续劫掠，英格兰在1005年遭受了一场全国性的大饥荒，灾情之重，是人们记忆中不曾有过的。无利可图的维京人于是扬帆出海，回丹麦去了。但是，1006年夏至后，斯韦恩又回到了英格兰，照例在东盎格利亚的桑威奇等地杀人放火。由于该地的军队已经在之前的大战中被摧毁，所以国王从威塞克斯和麦西亚调来部队，希望用他们来抵抗维京人。谁知道，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根本没有和维京人作战的意愿，他们在维京人靠近时逃之夭夭，不仅如此，他们对抢劫当地百姓十分在行，造成的祸害比维京人还要深重。此事过后，各个郡再也不接受来自其他郡的“客军”入境了，相毗邻的郡都想将维京人的祸水引到邻居身上，互相提防，争斗不已，整个王国变成了一盘散沙。这一回，斯韦恩狮子大开口，要埃塞尔雷德支付3.6万镑的巨款，后者竭力搜刮，用了1年的时间才凑齐这笔钱，可见英格兰王室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

这笔巨款就算是挥霍无度的斯韦恩也要花上一段时间来消化，所以英格兰又有了几年的缓冲时间。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事，埃塞尔雷德也终于明白，下一场大战会在不久后不可避免地到来，他决定组建海军，以抵消维京长船的优势，拒敌于国门之外。1008年，国王正式颁布法令，规定英格兰全国都要坚持不懈地造船，每300海德的土地要提供1艘战船，每10海德的土地要提供1艘快船，每8海德的土地要提供1顶头盔和1副胸甲以装备船上的士兵。1年后的秋天，在全英格兰人民的努力之下，一支空前庞大的舰队终于被建造了出来，这支舰队集结到了维京海盗近年来最常用的登陆地——桑威奇。按照当时英格兰的领土面积和生产能力估计，桑威奇的港湾内至少集结了200艘战船和相同数量的快船，这样的舰队即便以维京人的标准来看也是非常强大的。为了表示自己击败维京人的决心，埃塞尔雷德国王亲自率领大臣们前往桑威奇并登上舰船，随时准备打击任何来犯的海盗船。

然而这时，意外再次发生。舰队内两名贵族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一个叫布里特里克的人向国王控告苏塞克斯的伍尔夫诺思，说后者意图谋反，后者听说这件事后立刻逃走，并带走了20艘满载着士兵的战船。这个伍尔夫诺思心狠手辣，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效仿起维京海盗，在沿海地带肆意破坏。得知此事后，国王立刻命令布里特里克去捉拿伍尔夫诺思，不论死活。得令的布里特里克立刻带了80条船出发，然而他刚刚出海，就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80条船都被巨浪打得粉碎，抛到了附近的岸上，水手们则葬身海底。看到大海竟然如此危险，懦弱的埃塞尔雷德国王立刻抛下了舰队，马不停蹄地往伦敦跑去。大臣们一看国王跑了，也都跟着跑了，将剩余的船只扔在桑威奇不管。剩下的船员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也得不到更多的工资和给养，只好驾着船跟着这些贵族回到了伦敦，把船开进坞里，让它们在那里发霉。英格兰人民看见自己呕心沥血拼命劳作换来的舰队，竟然迎来了这么一个可笑的结局，对国王产生了极度的失望乃至厌倦，有些人甚至觉得，就算维京人来统治他们也无所谓了。

就在国王返回伦敦后不久，一个名叫“高个子”索克尔（Thorkell the Tall）的约姆斯维京人带领一支军队来到桑威奇，他的麾下至少有45艘船。可能是因为桑威奇被劫掠过太多次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好抢的了，索克尔没有在那里停留，而是立刻南下，进逼宗教圣城坎特伯雷。这一回，坎特伯雷的人们甚至都没有向国王请示，就私下里派出信使告诉索克尔，他们愿意支付赎金以换取安全。收到了3000镑的现金后，索克尔立刻离开坎特伯雷，前往别的地方抢劫去了。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索克尔肆虐了几乎整个英格兰南部，东盎格利亚的乌尔夫基特尔和剑桥的阿塞尔斯坦曾经先后试图阻挡维京人的进攻，但都遭受了失败，后者还在守城的时候阵亡了。国王也曾在伦敦召集起一支军队准备迎击索克尔，但士兵们已经不信任这位朝令夕改、胆小怯懦的君王了，他们只同意保卫自己的家乡，不愿意去救援别的郡，任凭埃塞尔雷德怎么威逼利诱都没有用——国王的权威已经岌岌可危。

埃塞尔雷德现在深深地感觉到权力正在一点一点离自己而去，他迫切需要一支强大而顺从的军队来巩固王位。埃塞尔雷德将目光投向了还在各地劫掠的索克尔，这个人很符合他的要求：贪财，武力强横，对王位却没有野心，是一个天生的优秀打手。于是，国王派人与这位约姆斯维京人首领会谈，希望通过交纳贡金的方式，让后者为自己效力。索克尔没有驳斥这一请求，但是他开出的价码实在太高，现在的英格兰根本无力承担。在踌躇了很久后，埃塞尔雷德向索克尔提出了一个秘密的计划，以补足贡金数额上的缺口，后者听了之后满口答应，双方于是签订了合约。

1011年9月，索克尔的军队途经坎特伯雷城下，并在那里扎营。看到维京人到来，教会立刻动员了城内的民兵走上城墙，提防可能发生的攻城。然而，维京人老老实实地待在营中，没有丝毫异动，这让全城上下松了口气。看来事情也没有那么糟糕，毕竟他们在不久前才支付过3000镑的赎金，而且听闻国王也和这批强盗达成了协议，他们承诺收到贡金后就不为难英格兰人，现在只是找个地方准备过冬而已。在米伽勒节（9月28日）之前的一个晚上，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埃尔夫默突然来到城门处，慰问值夜的士兵。这个埃尔夫默的地位非常高，全英格兰所有的修道院都奉他为首，据说他还跟埃尔夫赫亚克大主教有很深的私交，是大主教眼前的红人，士兵们见这么位贵人来看望他们，十分感动，纷纷跪下迎接。就在守卫们吻着这位大人的手、接受他的祝福之时，主教的随从们突然掀开袍子，抽出藏在里面的刀剑，向他们砍来。士兵们顿时死伤一片，很多人被吓呆了，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冒犯了院长而受到这样的惩罚，有几个机灵的觉得不对，立刻拿起武器还击，却发现那些随从的教袍下，竟然还穿着厚厚的铠甲。很快，最后一个士兵带着不甘倒在了血泊里。埃尔夫默随后打开了城门，城外已躲藏多时的维京大军点起火把，挥舞着武器冲了进来。400年来从未被攻破的坎特伯雷圣城，就这样陷落了。

原来，埃塞尔雷德的所谓“替代方案”是这样的：给他1年的时间筹集4.8万镑的贡金，同时允许维京人劫掠坎特伯雷。这一方案既能满足维京人的贪欲，又能除掉不服从国王的埃尔夫赫亚克大主教，可谓是一条“妙计”，只可怜满城的无辜百姓，丝毫不知道自己被国王出卖，成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在坎特伯雷肆虐了一个冬天后，索克尔带着士兵离开，并绑走了埃尔夫赫亚克大主教。1012年4月13日，埃塞尔雷德付清了他承诺的4.8万镑贡金，索克尔随后命令几个醉汉杀死了大主教。干完这件事后，他正式加入埃塞尔雷德的麾下，充当雇佣兵。国王的计谋获得了成功，但他同时也失去了国民的最后一点信任，埃塞尔雷德的统治已经成了空中楼阁，随时可能坍塌。

1013年8月，斯韦恩再次来到英格兰，他绕过东盎格利亚向北，进入亨伯河河口，在诺森伯里亚登陆。让斯韦恩感到诧异的是，他竟然受到了英格兰人的夹道欢迎，包括乌特雷德伯爵在内的所有诺森伯里亚贵人一致向他行臣服礼并交付人质，连剑桥和林齐的居民都派代表来向他宣誓效忠。一头雾水的斯韦恩询问众人后才得知，原来是埃塞尔雷德的倒行逆施让英格兰人无法忍受，所以才会来向他效忠，希望能得到他的庇护。斯韦恩立刻觉察到，自己现在有机会问鼎英格兰的王座了。于是，斯韦恩立刻接受了所有人的效忠，留儿子克努特（Cnut）看守船只和人质，他自己则组织起一支大军南下，发誓要结束埃塞尔雷德腐朽的统治。

◎圣欧拉夫国王

斯韦恩所到之处，人们纷纷望风而降，包括牛津、温切斯特等一系列重要城市，他的队伍也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维京人和英格兰人的联军在伦敦城下第一次遭遇抵抗，索克尔带领伦敦城里的民兵们固守在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大桥上。斯韦恩派挪威维京人的首领欧拉夫·哈拉尔德森（Olaf Ⅱ Haraldsson，即后来的挪威国王圣欧拉夫）去攻打大桥，后者的萨迦中是这样记载战斗过程的：

在堡垒和萨瑟克之间有一座桥，它是如此宽阔，以至于两辆马车可以在其上交错而过。街垒在桥上被建立起来，既有塔，也有胸墙，它们面朝河流的方向，（胸墙的）高度几乎达到人的胸膛；在桥下是被打入河底的桥桩。现在攻击来临，部队布满了桥的各处，来保护他们自己。

……

当舰队和人员都准备好了时，他们划船逆流而上；然而当他们靠近那座桥时，他们受到了（守军）抛下的石头和箭矢、标枪一类远程武器的攻击，这些攻击是如此密集，以至于头盔和盾牌都无法阻挡；而且船只本身的损毁也如此严重，以至于很多人都撤退了。

但是欧拉夫国王率领着北方人的舰队，安静地划到了桥的底下，将他们的缆绳系在支撑桥的桩子上，然后全部船只全力向下游划去。桥桩的底部被撼动，它们在桥下的部分松动了。现在，武装的部队在桥上站得很密集，成堆的石头和武器也同样放在桥上，加上桥桩开始松动和毁坏，桥垮塌了；很大一部分人掉进了河里，余下的人都逃走了，一部分去了城堡，一部分去了萨瑟克。

虽然攻破了大桥，但联军在攻击伦敦时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斯韦恩当机立断，放弃了伦敦，转而向西，去攻打最后一块忠于埃塞尔雷德的领土，即威塞克斯的故土。他刚刚到达巴斯，德文的郡长埃塞尔穆就带着全部的西部塞恩前去请降，将西部国土原封不动地交到了斯韦恩手中。看到这种状况，索克尔和伦敦人也屈服了，他们遣使告诉斯韦恩，只要饶过他们的性命，一切都好商量。斯韦恩大度地接受了，他让伦敦人缴纳1万镑的赎金并供养他麾下的军队，然后热烈地欢迎了索克尔的回归。大势已去的埃塞尔雷德则仓皇出逃，跨过海峡到了他岳父的宫廷中避难，斯韦恩成了丹麦和英格兰的共主。

斯韦恩王并没有活太长时间，1014年2月3日，54岁的他与世长辞，临死前将丹麦和英格兰的王位分别传给大儿子哈拉德和小儿子克努特。这时，英格兰贵族开始怀念起埃塞尔雷德的统治，他们中很多人的利益都被斯韦恩王从丹麦带来的随从抢走，地位也大不如前。于是，他们密谋迎回埃塞尔雷德，向身在大陆的“前”国王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他宽恕自己的背叛，他们就愿意重新奉他为王。接到信的埃塞尔雷德心花怒放，他派遣自己的第6个儿子埃德蒙王子秘密潜回英格兰，和写信的贵族们联络。在1014年开春之时，埃塞尔雷德重返伦敦，受到了宗教贵族和世俗贵族的热烈欢迎。

此时，身处林齐的克努特也察觉到情况不妙，那些一年前还对他父亲奴颜婢膝的北方贵族们现在纷纷换了副脸色，私下里蠢蠢欲动。克努特在战争方面的经验还有些不足，但他是个天生的政治家，手腕之高明与残忍远超其父。面对这种情况，他马上做出决断，带着所有愿意和他走的军队乘船撤离，回到丹麦向他哥哥哈拉德寻求援助。临走前，他将北方贵族交给他的人质的手、耳朵和鼻子割掉，然后扔在了桑威奇的沙滩上，作为对背叛者的警告。

此时的埃塞尔雷德虽然又成了英格兰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其实能够掌控的也仅仅是泰晤士河以南的地区和伦敦城而已。英格兰实际上分成了四股势力，除了国王之外，埃德里克郡长控制着麦西亚大部分，乌特雷德伯爵控制着诺森伯里亚，“高个子”索克尔则盘踞在东盎格利亚。埃塞尔雷德已经垂垂老矣，不能主政，所以他将大部分权力都交给了埃德蒙王子，自己则待在伦敦养老。埃德蒙王子确立的方针是联合埃德里克，肃清国内的维京势力残余，他们二人在1015年于牛津举行的塞恩大会上处死了两名和克努特有过联系的塞恩，并瓜分了死者的地产。但是，还没等他们完全消化这些“战利品”，克努特就带着一支维京大军回到了英格兰。

1015年夏天，克努特抵达桑威奇，索克尔立刻向他称臣，并随同克努特一起战斗。为了对抗这二人的联盟，埃德蒙和埃德里克立刻也组成联军，开往东盎格利亚。这时，克努特展现了他的政治手腕，他派出信使，说服了埃德里克，许诺了他很多的好处。于是，埃德里克背叛了埃德蒙王子，带着自己的军队回家去了，独木难支的埃德蒙只好回到伦敦。不过，埃德蒙不是他那懦弱的父亲，他有着和先祖阿尔弗雷德大帝一样的坚韧不屈，不甘心坐看克努特一点点蚕食这大好江山。经过周密地计划，埃德蒙王子秘密启程前往诺森伯里亚，准备联合乌特雷德伯爵，一起对付克努特。

王子此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乌特雷德同意了他的请求，准备和他一南一北夹击克努特。然而，克努特立刻发现了这个联盟的软肋：王子因为缔结盟约的缘故身在诺森伯里亚，还没有回到伦敦，那么王室在南方的统帅依旧是昏庸的埃塞尔雷德，他是绝对不敢主动进攻的。所以，克努特需要做的，就是赶在埃德蒙王子回到伦敦之前干掉乌特雷德伯爵，以免腹背受敌。他马上联合埃德里克与索克尔，跨过麦西亚和诺森伯里亚的边界，直指诺森伯里亚首府约克城。面对3支大军的迅猛攻击，乌特雷德伯爵且战且退，最终力不能支，选择了投降。在埃德里克的唆使下，克努特处死了乌特雷德，扶植了自己的亲信埃里克为新的伯爵。

◎克努特国王

灭掉了乌特雷德后，克努特稍作休整，便在1016年南下，进攻英格兰人最后的堡垒——伦敦。维京大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抵达了城下，将其团团围困。此时的形势对于英格兰人来说万分危急，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埃塞尔雷德国王撒手人寰。贵族们立刻推举埃德蒙王子为王，但是埃德蒙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策：秘不发丧，暂不举行典礼，他突围出去找救兵！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但都被埃德蒙用强硬的手段压了下来，因为他知道，困守这座孤城只能得到和3年前相同的结果。埃德蒙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西部的康沃尔和德文地区，阿尔弗雷德就是在那里重整旗鼓、击败强敌古思伦的。于是，在维京军队完全包围伦敦之前，埃德蒙潜行出城，往西部的山区奔去。

埃德蒙的冒险行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康沃尔人和德文人不愧为威塞克斯忠实的臣民，他们纷纷响应埃德蒙的号召，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埃德蒙没有在此做过多的停留，而是立刻领兵东进，去救援被围的伦敦城。在彭瑟尔伍德附近，英军击败了维京人的前哨部队，赢得了一场宝贵的胜利，此战不仅打开了通往东部的道路，还鼓舞了威尔特郡和南安普顿地区的人民，让他们也加入到埃德蒙的麾下。感觉到威胁的克努特命令埃德里克去阻挡埃德蒙国王，双方于是在舍斯顿大战了一场，两边的伤亡都很大。此时，埃德里克开始心生退意，他不想在战争中过早地消耗掉手中的兵力，那样不论最后胜利的是埃德蒙还是克努特，自己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所以他为了保存实力，主动让开了通道，退回麦西亚休养去了。

补充了兵力之后，埃德蒙带着士气高昂的军队继续前进，终于来到了离伦敦城不远的地方。不过，埃德蒙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实力还远比不上克努特，贸然与维京军队决战只会导致惨败；一旦他失去军队，现在处于观望状态的埃德里克就会化作饿狼，狠狠地将自己咬死。但是伦敦又不得不救，那么该怎么办呢？埃德蒙知道，在长期的围困下，伦敦城最需要的其实是粮食，所以只要他能在克努特的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送去一些补给，伦敦市民就会士气大振，继续坚守下去。制定好目标后，埃德蒙带着军队在上游渡河，到了泰晤士河以北。他游走在克努特的包围圈之外，时不时地骚扰一下，搞得他们不胜烦躁后，又从克莱汉格迅猛地插入，搅乱了克努特的军队。等到克努特急急忙忙地将主力调到北岸追击他时，他又迅速渡河返回南岸，攻击留在那里的维京人。一片混乱之中，伦敦市民抓紧时间修补了城墙上的缺口，并将许多补给品带入城内，本来摇摇欲坠的城防再次坚固起来。

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埃德蒙也不再恋战，他率领部队撤走，去后方补充在战斗中损失的兵员与装备。被埃德蒙耍得团团转的克努特也回转到伦敦城下，看着城内民兵们高昂的士气，克努特知道这场仗不能这么打下去了。他如果接着攻击伦敦的话，埃德蒙会故技重施，重复之前的那些骚扰与突袭，维京人会白白损失兵力而一无所获，况且经过前一战的消耗与破坏，他的补给也所剩无几了。克努特再次做出决断，他和3年前的斯韦恩一样放弃了伦敦，他将军队分散开来收集给养，一支由他自己带领前往麦西亚，一支前往肯特。克努特的这一决定算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埃德蒙的决心和英格兰人的毅力，这让他不久后就吞下了苦果。

◎“铁甲王”埃德蒙

丹麦人分兵之后，埃德蒙苦等多时的机会终于来了。其实，此前他的蛰伏姿态只是一种伪装，他手下人马在伦敦战役时遭受的损失远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麻痹克努特，让他以为英军现在威胁不大，可以放心行军。计策成功后，埃德蒙迅速动员起军队，在伦敦市民的帮助下追上了那支前往肯特的维京军队，将他们彻底击败。幸存的维京人骑着马逃到了谢佩岛，但依旧逃脱不了埃德蒙的利剑，纷纷被杀死在船上和岸上。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人们在埃德蒙身上看到了阿尔弗雷德大帝的身影，肯特之战也被他们称作新时代的埃丁顿之战，威塞克斯王朝的中兴似乎指日可待了。墙头草埃德里克见状立刻前来归降，并尊敬地称他为“铁甲王”埃德蒙（Edmund Ironside）。埃德蒙没有惩罚埃德里克，反而让他继续担任原职，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终于合兵一处。

得到埃德蒙出兵的消息后，克努特就知道大事不妙，他赶紧带着军队回师，但还是晚了一步。埃德里克转投埃德蒙之后，克努特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还有劣势，因为他身处南方，很难从诺森伯里亚的大本营那里获得给养和兵力的补充。当然，如果克努特选择离开，缺乏海军的埃德蒙根本无力阻挡，他大可以从容地退回丹麦，在好好休整之后再杀回来。不过，克努特不想选择逃避，他虽然犯下了错误，但还有机会弥补。更何况，维京人向来靠刀剑取得功勋和财富，要是一场大战都不打就选择退缩，他克努特以后还如何领导这些桀骜不驯的部下？所以，克努特没有选择回师，而是驻扎在伦敦以北的埃塞克斯地区，等待埃德蒙的到来。

看到克努特求战的姿态，埃德蒙也决定应战，争取用一场战斗解决掉困扰了王国两百余年的维京之灾。他先是命令军队在伦敦集结，等到秋收结束军粮充足之时，再启程北上前往埃塞克斯。1016年10月18日，在阿兴登山（Assandun），两支军队进行了一场决定英格兰命运的战斗。克努特的战术简单而明确，他要集中兵力，先打垮埃德里克率领的麦西亚军队，再回过头来夹击埃德蒙的威塞克斯军队。要是埃德里克先撑不住，那么维京人就胜利了，反过来要是埃德蒙率先击破了牵制他的维京军队，英格兰人就胜利了。与其说这是一次战役，还不如说，这是所有参战者压上一切的豪赌。

战斗打响后，克努特的主力冲下山头，直扑埃德里克和麦西亚军，“高个子”索克尔的约姆斯维京人部队则结成盾墙，迎接埃德蒙的冲击。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埃德里克在克努特面前节节后退，索克尔也在埃德蒙狂野的攻击下苦苦支撑，战线犬牙交错，谁都不想轻易言败。在这胶着的时刻，克努特手上还握有一支预备部队，那是一支完全由长斧手组成的精锐卫队，成员们都是百战余生的勇士，他们身披双层重甲，脸上也有链甲面罩保护，只露出一双眼睛。看到战局陷入胶着，克努特没有理会索克尔的求援，坚定地让这支精兵去打埃德里克。这些高大的北欧战士们一冲入战场，就像切入黄油的餐刀一样，迅速撕开了麦西亚人的防线。他们仿佛感受不到恐惧和疼痛，根本不去理会麦西亚士兵任何攻击，只是一下又一下地挥舞斧子，带起一阵阵血雨腥风。剑盾兵来了，用肩膀撞开他的盾牌，砍杀！长矛兵来了，用胳膊夹住他的长矛，砍杀！弓箭手来了，低下头躲开他的箭矢，冲上去砍杀！骑兵来了，对准马头全力挥出斧子，连人带马一起砍杀！

◎一副中世纪的绘画，描绘阿兴登山之战中埃德蒙（左）和克努特（右）的对决，虽然这一幕可能从未发生过

这些北欧死神就这样一路突进，在身后留下一条由尸体和血肉铺就的道路，连他们头上飘扬的渡鸦旗帜都被染成了红色。赫里福德郡的民兵首先抵挡不住了，他们号哭着扔下武器向后方跑去，抛弃了一切尊严和荣誉，只为从那些巨斧下保住一条小命。埃德里克也跟着跑了，他虽然巧言善辩、长于阴谋，但在这赤裸裸的暴力面前，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起不了任何作用，于是，他再一次背叛了自己的主人。随着主帅的逃亡，麦西亚军队像雪崩一般溃散了，他们漫山遍野地逃跑，将埃德蒙国王丢在了战场上。在克努特和索克尔的两面夹击之下，埃德蒙国王深陷险境，多亏亲卫用身体挡住了维京人的斧头，他才成功逃出生天。然而，他的军队已经灰飞烟灭，他自己也受了重伤。圣安德烈节那一天，这位奋战了一生却功亏一篑的“铁甲王”带着无尽的悔恨和不舍，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死代表着威塞克斯王朝的结束，也代表着英格兰最终屈服在维京人的统治之下。

◎克努特大帝的北海帝国，红色部分即为其疆域

征服了英格兰之后，克努特又相继获得了丹麦和挪威的王位，由此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让整个北海成了维京人的内海，这个帝国也因此被称为北海帝国。在之后的19年统治里，克努特竭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仁慈明君。他不仅解散了大部分军队，只留下少量护卫，还减少税收，大力传播基督教文化，他也因此被尊为英格兰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大帝。无论如何，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光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亨吉斯特和霍萨的血脉被北海的波涛吞没，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瞥见这些骄傲的战士曾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