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之役（“裱糊匠”崛起）

天京之役简介

天京之役：清末名臣李鸿章身后评价可谓毁誉参半，盛赞其“再造玄黄”者有之，痛斥其“丧权辱国”者更不在少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清朝末期，由其一手组建的淮军与北洋水师是清王朝所能掌控的最后的，也是最为精锐的武装力量。“天京之役”将呈现李鸿章如何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阶段，通过与忠王李秀成的对决一步步崛起。

天京之役过程分析——

与晚清戡乱名臣曾国藩相比，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鸿章的人生似乎要坎坷和复杂得多，盛赞其“再造玄黄”者有之，痛斥其“丧权辱国”者更不在少数。这种争议之声自然而然地影响了由其一手组建的淮军，以及中国近代历史上号称“东亚第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虽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相比北洋水师的悲壮与雄浑，淮军几乎溃不成军，甚至畏敌如虎，以致跌落神坛，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清朝末期，淮军确实是清帝国最为精锐的陆上武装力量，并拥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回顾这支部队的成立，则要从太平天国运动末期的上海说起。

当时，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的身份率军驰援上海，正式拉开了淮军独立发展的序幕。

在龙蛇混杂的十里洋场，李鸿章如何成功压制深得沪上中外势力认可的江苏布政使吴煦，并赶走自己的顶头上司江苏巡抚薛焕？面对由西方雇佣军组成的常胜军，李鸿章与英国军事顾问戈登之间的斗法又是否影响了中国近代陆军的发展？在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所部对垒的过程中，淮军经历了怎样的血与火的考验？所谓“苏州杀降”事件的背后又是否另有隐情？在清廷围攻天京的收官之战中，李鸿章是否有意让功于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以上这些问题，均将在本文中为读者一一解答。

领军申城：援沪之行与淮军草创

曾李之交

1861年9月5日攻克安庆，对于曾国藩及整个湘军集团而言，算是打开了通往太平天国核心统治区的大门，但在攻略天京（今南京）的道路上，如何有效地管理收入囊中的安徽省大部仍是绕不开的话题。此时的安徽名义上属两江总督曾国藩治下，但皖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钦差大臣瓜尔佳·胜保及依附于他的团练武装头目苗沛霖的手中。对于屡战屡败而被朝野揶揄为“败保”的清朝贵族胜保，曾国藩并不太放在心上，如何与地盘横跨安徽、河南两省，“数十州县之练首无不望风归附，听其号令”的苗沛霖争夺安徽省内的人才和兵粮，才是令曾国藩颇为头痛的事情。正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向来看重乡望的农耕社会，没有一个安徽籍的重臣，湘军要想在当地打开局面并不容易。或许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曾国藩早早地便将合肥名流——李瀚章、李鸿章兄弟收入帐下。

湘军攻克安庆标志着其与太平军的战斗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

曾国藩与李鸿章早年便已相识。1845年，22岁的李鸿章赴京赶考，按照清代儒林的“潜规则”，李鸿章首先找到了与父亲李文安是同榜进士的曾国藩。据说曾国藩对李鸿章颇为欣赏，可惜这一年李鸿章名落孙山，直到两年后才被点为二甲第13名，开始了自己的翰林生涯。在此后的5年里，李鸿章虽与曾国藩保持着师生之谊，但仕途上交集不多。1853年，因母丧在家丁忧的曾国藩，趁围剿太平天国的东风，组建起了名为“湘勇”的团练武装，李鸿章也趁此机会跟随同乡——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

与曾国藩相比，同为六部侍郎的吕贤基没有在剿灭太平军一事上干出一番成绩来。究其原因，除了两人性格、才干之间的差异外，更为重要的是正处于太平军进攻轴线上的安徽省省内令出多门、权力分散。除了吕贤基之外，还有安徽巡抚蒋文庆、三朝老臣周天爵等大佬。对于眼前繁复的局面，吕贤基曾写信给周天爵，提议：“事当分任。团练专令歼除土匪；牧令守本境，统帅剿贼，不得远驻百里之外，以免推诿。”但这些建议在当时的安徽省内显然没有执行空间。

1853年6月，太平军攻占安庆，巡抚蒋文庆战死；9月，周天爵病死于军营，吕贤基似乎总算统一了安徽境内的军政大权。此时吕贤基依为根本的舒城仍处于太平军的兵锋之下，《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六》中记载，曾有人劝告吕贤基说：“无守土责，未辖一兵，贼锋甚锐，可退守以图再举。”这个主张“以图再举”的人是否为李鸿章，史料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吕贤基决定“以死报国”的同时，李鸿章以老父有病为由离开前线却是不争的事实。1853年11月，舒城陷落，吕贤基投河自尽。

此后几年里，李鸿章以幕僚身份效力于新任安徽巡抚福济麾下。福济是满洲镶白旗人，出身上有优势并曾出任过兵部侍郎。福济抵达安徽之后一度调兵筹饷，颇有一番气象，加上太平天国方面恰逢“天京变乱”，因此李鸿章在福济麾下参与了收复含山、巢县等战役，积累了一定的军功。随着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军新生代将帅的崛起，清军在安徽的情况再度由安转危。眼见很难继续在福济手下建功立业，李鸿章只能另谋发展。通过当时正在曾国藩军中“综理粮秣”的大哥李瀚章的关系， 1858年12月，李鸿章正式赶赴南昌投入曾国藩的幕府。

在李鸿章看来，自己投身湘军属于强势加盟，理应受到特别的礼遇。正是怀着这样的心理，李鸿章初到南昌时生活散漫、晚睡懒起，对曾国藩每天黎明时分“必召幕僚会食”的规矩更是颇多微词，后来甚至忍不住直接以头痛相辞。不想曾国藩不断派人来催，更直接表示“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无奈之下，李鸿章只能“披衣踉跄而往”，结果换来的却是曾国藩的一句告诫：“少荃（李鸿章表字），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事实上，这不是曾国藩第一次敲打李鸿章了，早在李鸿章多方托人表示希望加入湘军时，曾国藩便揶揄他说：“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

曾国藩的一系列反应，令李鸿章“为之悚然”，深知要在湘军中闯出一片天地，唯有勤奋自勉。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李鸿章虽然仅仅负责书记文字工作，但却干得有声有色。曾国藩夸奖他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不过，李鸿章并不满足于周旋于公牍文书之间的秘书工作，在湘军大营进驻祁门之后，他不断制造舆论，希望能“及早移军”。李鸿章之所以如此积极，除了年轻气盛、好发议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湘军此时的动向与其尽早规复安徽全境、衣锦还乡的设想不符。面对军中不断要求移营的呼声，曾国藩亲自出面，以“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进行压制。以他的老辣，自然不难看穿李鸿章的小算盘，因此驻守祁门后不久，曾国藩便出面，向朝廷保举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

祁门大营遗址

加入曾国藩幕府之前，李鸿章的正式官职为从三品的福建延建邵道（即延平、建宁、邵武三府）道台。两淮盐运使亦为从三品，仅从官阶上来看，此番人事变动不过是同级岗位之间的调动，实则不然。两淮盐运使掌管食盐运销、征课、钱粮支兑等事务，而延建邵道地区此时正遭受太平军的袭扰，李鸿章的前任袁绩懋便死于太平军的乱刀之下。两者的“含金量”孰高孰低，一目了然，何况曾国藩在保举李鸿章的奏折中还提议，由李鸿章于淮扬一线“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如果真能顺利赴任，李鸿章可谓独掌两淮财政、水师大权，不仅本人平步青云，更能成为湘军布控江浙的重要一环。奏折刚刚送出，曾国藩麾下幕僚便纷纷向李鸿章道贺，甚至连湘军大佬胡林翼也亲自从湖北黄梅跑来找李鸿章套近乎。一时间，李鸿章在祁门的湘军大营中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来势汹汹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却令李鸿章的升迁之梦化为了泡影。

面对大军压境的英法联军，清廷号召各地驻军“北上勤王”，曾国藩手中的湘军集团虽然远离战场但也在征调之列。对于北京方面的局势，曾国藩表面上“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心存观望。其真实想法在家书中更是一览无余：“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愧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显然在曾国藩看来，入援京师无非是“正纲常”“笃忠义”而已，其结果必然是“百无一成”，甚至“同归于尽”。得到咸丰帝逃离北京的消息后，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在家书中写道：“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变。”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理解曾国藩“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情怀，但是纵观全局，如果清廷中枢此时在热河崩溃，那么太平天国和湘军集团无疑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早年的李鸿章

事实上，就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的同时，太平天国高层产生了趁势“扫北”的念头。但和此前的“北伐”相比，太平天国对如何利用清军兵败通州一线的有利战机并没有太过明确的战略部署，只是盲目地认为自己与英法联军“既系同教，宜切同胞”，英法联军理应给予北上的太平军支持。所幸受命率军“扫北”的李秀成此刻刚刚在上海城下吃了洋枪队的苦头，吸取了1853年林凤祥、李开芳孤师北伐，结果全军覆没的前车之鉴。第一次攻略上海失败后，李秀成回到了根据地苏州，随即便以德安等地天地会起义军纷纷差使至苏州表示愿意投靠太平军为名，出兵江西。其进攻轴线正对湘军的祁门大营。

曾国藩自组建湘军以来，虽然屡败屡战，但也曾三次对前途命运倍感绝望，甚至有轻生之举。第一次是在1854年，亲率水陆两军万余人大张旗鼓誓师出征的曾国藩于湖南靖港遭遇太平军的伏击。曾国藩起初还颇为镇定，“亲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结果，“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气愤之余，曾国藩只能“自投水中”。第二次则是在1855年，在湖口为石达开所败的曾国藩，面对“座船陷于贼，文卷册牍俱失”的局面，曾一度丧失理智，准备“策马赴敌以死”。而他的第三次轻生就发生在1860年12月的祁门大营中。

当时李秀成在皖南、赣北一线高奏凯歌。留在安庆附近长江两岸的李世贤、杨辅清所部太平军也在皖南与赣北一线展开牵制性进攻。随着李秀成部主力西进，驻守常熟的黄文金被李秀成以“擅违期限，不先申禀缘故”的名义移防芜湖，也被迫加入了西征的行列。加上驻守池州的右军主将刘官芳所部，太平军一度在皖南、赣北形成了五军齐发的态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国藩在祁门大营以东仅有非嫡系的张运兰所部3000余人。为了扩大防御纵深，曾国藩不得不将自己的心腹幕僚李元度从浙江前线调回，为其求得徽宁池太广道台一职，希望其能在徽州地区组建防线，保障祁门大营的安全。

李元度虽是举人出身，但多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早已成长为屡立战功的武将。1857年8月，太平军石达开所部以2万大军猛扑浙赣交界处的玉山县城。李元度仅以700守军，通过“断敌浮梁”“掘壕以防地道”“伏兵邀击”等战术，最终迫使太平军“技穷引去”。正是基于守御玉山的成功案例，曾国藩对李元度寄予了厚望。但李元度马不停蹄地从温州赶往祁门时，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已经攻破宁国。李元度赶到徽州不过三天，太平军便突破绩溪丛林关天险。李元度虽然组织部队展开反击，但最终无力抵挡太平军凶猛的攻势，徽州失守，李元度仅以身免。

从战场态势来看，李元度并不应该对徽州失守负主要责任。其在湘军服务多年，功劳、苦劳兼备，但令湘军上下都没有料到的是，消息传到祁门后，曾国藩竟第一时间要求李鸿章拟稿弹劾李元度。对于这一决定，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起初曾国藩还认为李鸿章只是不愿替自己背负“大义灭亲”的骂名，表示“我自属稿”，没想到李鸿章以“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相要挟。曾国藩表现得很淡定，用一句“听君之便”就送走了李鸿章，但在其日记原稿中，仍能看到曾国藩对李鸿章种种表现的不满：“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李元度），而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

祁门之围缓解后不久，曾国藩便开始着手修补与李鸿章的关系。1861年2月—3月，面对横行江西境内的李秀成大军，曾国藩主动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协防南昌。李鸿章深恐步李元度的后尘，便婉言谢绝了。曾国藩对此似乎并不介意，又写了一份读来有些肉麻的公函招徕李鸿章：“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曾国藩口中的“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指的是此前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时，计划由其统率湘军水上作战力量。在更早之前，曾国藩还与李鸿章探讨过招募安徽壮丁组建骑兵的方略。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江北军务非数千马队不为功，顷与李少荃议，可调察哈尔马三千匹，由上驷院押解来鄂。而亳州一带，有善马之勇可募，名曰‘马勇’。现在德（德兴阿）、胜（胜保）二帅亦系调江北之马，募淮南之勇，将来马队断非我湘人所能擅长，自不能不照此办理。吉林、黑龙江马队闻已通饬止调矣，宫保似可商之揆帅（指官文），奏调察哈尔牧厂马三千匹来鄂，国藩亦拟令少荃募马勇千人，试行操练也。”不过无论是淮南马队还是淮扬水师，在安庆战役尚未分出胜负之际，对于曾国藩和李鸿章而言均不过是未雨绸缪的远景规划而已。

一般认为，李鸿章在1861年7月间重回曾国藩帐下，此时距离他从祁门大营负气出走已逾半年之久。虽然曾国藩不计前嫌、待之如初，但整个湘军的形势已与此前有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胜保和苗沛霖的阻挠，淮南马队的组建计划已由搁置转为彻底取消；而淮扬水师在李鸿章离开期间已初具规模，交由曾国藩的心腹爱将黄翼升统领。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即便再宠信李鸿章，也不可能叠床架屋，令草创的“扬水师”出现李鸿章和黄翼升双头领导的局面。他只能另辟蹊径，以组建“淮扬陆勇”的名义让李鸿章自成一军。

进军江浙

事实上，在李鸿章的任用问题上，身为湘军二号人物的胡林翼始终有比曾国藩更为清醒的认识。早在1860年8月，胡林翼便致信曾国藩，表示：“少荃带勇多年，中道自画，若一劲到底，必有可观。兵事尚早，毋即厌苦也。扬州水师都督，亦须另筹陆师以翼之。”他首先肯定了李鸿章是练兵之才而非普通幕僚，而后暗示李鸿章的长处是陆战而非水战。此时的湘军中亦有多支由安徽籍士兵组成的武装力量，除了太平军降将李济元的济字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之外，最受曾国藩重视的还是昔日李鸿章协助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时留下的“星星之火”——张遇春的春字营。从战绩来看，张遇春的春字营自加入湘军以来表现颇为一般，但要想在安徽地区打开局面，春字营的存在和壮大是彰显“皖人治皖，淮勇守淮”的绝佳例证。因此在收复安庆之后，曾国藩第一时间将春字营调往皖北，准备让李鸿章将这一点“星星之火”引向苗沛霖的控制区，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然而，曾国藩任用李鸿章经略皖北的计划，刚刚起步便被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所打乱。首先是1861年7月间，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病逝于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随即引发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集团”与以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为首的“后宫集团”的政治暗斗。从政治立场和个人品性而言，曾国藩、李鸿章等湘军高层与“喜结汉臣、优礼贤士”的肃顺更为亲近。在咸丰帝驾崩之后，肃顺也频繁向湘军集团伸出橄榄枝。1861年8月30日，肃顺不仅同意将湖北巡抚授予曾国藩心腹爱将李续宜，更一气加封曾国藩的好友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湘军将帅彭玉麟、刘坤一也分别获得了安徽巡抚、广东按察使的顶戴。

不久，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集团”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这场“祺祥政变”落下帷幕之后，曾国藩一度对肃顺之死扼腕叹息，称“此冤狱也，自坏长城矣”，深恐清廷使用汉人的政策再有波折。如此，不仅太平天国起义难以平定，他自身亦有被人陷害之危。当然，以曾国藩的政治智慧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局势下，以慈禧太后为主的“后宫集团”，尚不会轻易改变肃顺制定的“以汉制汉”之策；但从长远来看，湘军集团要保全自己的政治地位，必须谨慎布局。所以在湘军上下还都沉浸在加官晋爵的欢喜中时，曾国藩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富饶的江、浙两省。

曾国藩之所以此时关注江、浙两省的战事，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击破安庆之后，湘军即将在当地与太平军决战；另一方面则缘于规模不断膨胀的湘军急需江、浙两省的税赋来输血。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早在湘军草创之初，曾国藩便已然开始尝试。1855年曾国藩兵败湖口，损兵折将不说，军费更是极度空虚，于是他试图找浙江巡抚何桂清“商饷”。在曾国藩看来，浙江此时未遭兵燹，属于“全善之区”，每月接济江南大营的军饷便达6万两之多，拿出一点来救援湘军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但万万没想到，何桂清竟然“丝毫未允”。从此之后，曾国藩和何桂清之间便有了芥蒂，而为了争夺江、浙两省的巡抚之位，湘军集团和何桂清更是势如水火。1860年，何桂清授意部下张玉良在驰援杭州的战事中，故意逗桡不进，令胡林翼推举的浙江巡抚罗遵殿兵败自杀。浙江全省随即为何桂清的心腹王有龄所占据。

王有龄主政杭州之后，积极招揽兵败徽州的湘军元老李元度。也正是李元度兵败后不逃往祁门大营，却选择败窜浙江开化的举动，令曾国藩对这位老部下极度不满，不顾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坚决上奏弹劾。虽然事后胡林翼等湘军大佬站在维护内部团结的立场上，写信安抚李元度，并上下运作使其官复原职，但李元度最终选择回湘募勇，组建安越军，正式脱离湘军，加入了何桂清集团。眼见于此，曾国藩干脆上奏清廷，推举左宗棠统一指挥东援浙江的军事行动，有了尚方宝剑在手，就算他李元度自行组建了安越军，仍不得不受左宗棠节制调遣。

左宗棠在江西一线对李秀成、李世贤所部太平军始终保持着压迫姿态。但在李秀成第二次围攻杭州的过程中，左宗棠却借口“数军单薄，不足资战守”，始终将部队控制在浙赣边界。如果说左宗棠要等待湘军刘培元、魏喻义所部从湖南赶来才能进军，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必须会合从广西出发的蒋益澧所部，便是赤裸裸地摆出“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观望姿态了。可笑的是，左宗棠的这些举措在《清史稿》中竟成了“数千人策应七百余里，指挥若定”，连曾国藩也“服其整暇”。要知道当时左宗棠的军中仅李元度的安越军便有15个营的编制，兵力不下6000人，其余诸将如刘典等人皆起于团练，麾下兵马也不少于数千之众，杭州周边还有张玉良的水师在猛攻太平军的防线。在左宗棠的不作为下，李秀成猛攻20余日终于攻破杭州大城，此后面对八旗子弟居住的杭州“满城”，太平军又激战4日、损失3000余人方才攻克。回首这段历史，李秀成在其自述中也不得不承认：“那杭郡巡抚王有龄甚得军民之心，甚为坚守。”

王有龄在杭州城破之日自缢身亡，而在此之前，张玉良也因“军不用命，自知事不可为，战杭州城下，辄身临前敌，力斗，中飞炮，殁于军”。至此，何桂清集团遭遇重创，再难与湘军集团相抗衡。之后，曾国藩全力推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参劾李元度，解散安越军，同时着手部署入主江苏事宜，对龟缩于上海的何桂清展开最后一击。

在江南大营崩溃之前，江苏巡抚本为何桂清的心腹徐有壬。可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徐有壬死于任上，于是何桂清只能依附于退守上海的江宁布政使薛焕。清政府虽然一度下诏将何桂清革职并送北京审讯，但由于英法联军入侵，何桂清始终“逍遥法外”。面对这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曾国藩决心釜底抽薪，以盘踞荡口镇的团练武装头目华翼纶等人“冀上游之兵，早赴江东”为名，正式着手部署湘军援沪。曾国藩最初的计划是由其九弟曾国荃统率湘军老营为援护主力，但考虑到皖南前线一下子抽调走太多的老兵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将计划修正为：“沅弟（曾国荃）迅速招勇来皖，替出现防之兵，带赴江苏下游，与少荃、昌岐（黄翼升）同去。得八千陆兵、五千水师，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区，慰吴民水火之望也。”意思是，曾国荃先在湖南训练一批新兵赴皖替换驻防的老兵，然后将他们带去江苏下游，配合李鸿章招募的淮勇、黄翼升的淮扬水师协同对抗太平军。

在与曾国荃的一系列通信中，曾国藩反复强调控制上海在经济上对湘军集团意义重大，“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但曾国荃对此却并不积极。后世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曾国荃之所以不愿前往上海，是因为其急于进攻天京，建立平定太平天国的不世之功。客观地说，曾国荃虽老于军旅，但在政坛上尚属后进，从其日后从政的表现来看，他似乎也不擅长派系角力。他在回复曾国藩的信中宣称，抵沪之后“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仔细分析也并非全是托词。

湘军各部当时云集安庆，要抵达上海必须先打通长江下游的水陆交通，经过江宁将军都兴阿的防区，才能由镇江登船到上海。对于都兴阿这个正白旗出身的满蒙贵族，湘军上下感情颇为复杂。一方面，都兴阿早年曾统率马队南下参战，在收复武汉、九江等战役中均给予了湘军集团很大的助力；另一方面，当年正是为了配合都兴阿围攻安庆，湘军在三河战役中损失6000精锐，一度一蹶不振。或许正是出于对三河战役失利的愧疚，都兴阿此后便以腿脚不便退出了湘军的指挥体系，将自己带来的满蒙马队交给了部将多隆阿。此时的都兴阿名义上统揽江北军务，实际麾下多是江北、江南大营的残兵败将和太平军降将，仅据守镇江的冯子材部可堪一战。除了兵员质量堪忧之外，粮饷问题也同样令都兴阿颇为头大。因此在湘军积极筹划援沪的同时，都兴阿也向朝廷上奏，力保冯子材进援上海。慈禧太后向来看重满臣，都兴阿的奏请随即于1862年2月16日得到批准，湘军援沪的计划眼看便要胎死腹中。

都兴阿秉承上意又兼有近水楼台之利，曾国藩于公于私都不便反对。他只能写信给冯子材，打了一通官腔：“镇江最据形胜。将来规复金陵（天京）、苏常，必以此为根本。上海固属饷源，然尚非用兵要地，且业已借助洋人，一时犹可拄，缓急轻重，微有权衡。”好在此时长江下游双方战线呈现犬牙交错的态势，冯子材无法立即援助上海，湘军还有争取的机会。1862年初，都兴阿趁安庆战役后太平军元气大伤之际，收复了江北天长、六合等地，随即引发了太平军在浦口方向的反击。都兴阿和冯子材所部一时间疲于应付，无暇南下。

经过这一番折腾，曾国藩深知盯着上海这块“肥肉”的绝非湘军一家，久拖下去必酿变故。但在取道镇江的方案一时无法实施的情况下，被太平军重重阻隔的上海对湘军而言又实在鞭长莫及。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由上海抵达安庆的英国货轮带来了转机。

顺江而下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长江中下游的通行权，但太平军扼守着南京附近的江面，各国商船要想深入长江还必须获得洪秀全的首肯。因此在1861年，英法联军在北京逼迫清政府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巴夏礼随即跟随英国远东舰队自上海溯江西至汉口，中途于天京停泊。经过一番交涉，太平天国于4月2日颁发通令，同意持有英国通行证的船只可于长江自由航行。

洪秀全、李秀成等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所以选择与西方媾和，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曾国藩所部湘军的压力，试图摆脱两线作战的窘境。当然，“洋火轮”的大批涌入，也能极大地补充太平军装备和物资上的不足。甚至在被围困的安庆、黄州等要塞，湘军对不断向太平军兜售粮食、军火的西方商船也是毫无办法，最终不得不耗费巨资将路过洋船的货物全部买下。

《海国图志》中的西方火轮船

既然西方货轮可自由通行于长江流域甚至各大战区，借助西方轮船将湘军运至上海，自然成为曾国藩等人的“暗度陈仓”之策。

1862年2月24日，曾国藩写信给主持上海海关及外交事务的江苏布政使吴煦，提出：“若尊处能办火轮夹板等船，前来迎接，则水路行走较速。”不过对于数千湘军能否乘坐西方货轮安全地通过南京江面，曾国藩并没有信心。因此在写给吴煦的信中，曾国藩仍力主从陆路进军上海：“舍弟一军则必俟打开巢县、和（和州）、含（含山），而后放心东下；少荃一军或不待克此三城，即可且战且行，亦不定用船载也。”

身在上海的苏州学者冯桂芬一眼便看出了湘军由水路援沪的三大难点：“一则中丞（薛焕）不许也，迎师必具饷，权在官不在绅，以己为不能，以人为能，情之所难。一则夷官不许也，前年英与贼不相知，今互市已久，有两不相帮之说，肯赁船载兵，显然助我乎？一则曾帅（曾国藩）不许也，曾帅老于兵，计在持重，驱兵入敌国之舟，募越贼巢，涉重洋数千里，不知者将以为口实，曾帅能不疑乎？”这看似“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江苏布政使吴煦却秉着“没有困难要上，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上”的精神，硬是通过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的一番折冲樽俎给办成了。当然，吴煦此举有着极大的私心，只是最终结果却是自掘坟墓，个中缘由留待后文再一一为读者解答。

1862年3月28日，吴煦以苏州太仓籍举人钱鼎铭为代表，乘坐英国商船由上海抵达安庆，向曾国藩告知已向英国方面租赁商船7艘，以每次3000人的规模直接从安庆将湘军运往上海。此时的曾国藩可谓骑虎难下：一方面，他仍视水路为危途，不愿以湘军精锐赴险；另一方面，对吴煦及上海士绅的“热情”邀请，他又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权衡再三之后，曾国藩最终决定投石问路，让原本作为援沪辅助力量的李鸿章及其所招募的淮勇试水。

在日记中，曾国藩曾这样剖析自己决策时的心理：“余以少荃之兵，日内已订定由巢县、和、含陆路东下。今若遽改为舟行，则大拂兵勇之心。若不由舟行，则大拂江苏绅民之心。踌躇久之，不能自决……少荃来，与之言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有甚于蹈水火者之求救，其雇洋船来接官兵，用银至十八万之多。万不可辜其望、拂其情。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对于此时的李鸿章而言，能够单独领军入主上海，固然是其个人的发展机遇，但所部兵将、幕僚对从水路通过太平军控制区却和曾国藩一样充满了疑虑。李鸿章的幕僚周馥便曾回忆说：“时人多以江北巢县下抵浦口，数百里皆粤贼，重重守御，南京尚未收复，虑事不济。”于是，不少人打了退堂鼓，“先许戎者，临时多辞退”。但无论如何， 1862年4月5日，李鸿章统率首批淮勇还是按计划登船，顺江而下，开启了援沪之行。

西方画家笔下的早期洋枪队和清朝官吏

在后世的许多李鸿章传记中，均不同程度地记载了其乘船南下的艰险。《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八》中也称：“时沿江贼屯林立……穿贼道二千余里。”客观地说，太平天国虽然拒绝了英国方面提出的悬挂英国旗的中国木船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的要求，且在上海外围再度与以西方雇佣兵为主的洋枪队发生冲突，但太平军仍未对西方货轮进行拦截和检查。因此李鸿章所部此行可谓有惊无险。

正是借助西方工业革命的力量，李鸿章及首批淮勇仅用了3天便抵达了上海。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箪食壶浆的热烈欢迎，而是一片对褴褛军服和落后装备的讥讽和嘲笑之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固然受上海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李鸿章所部淮勇自身的问题。

李鸿章招募淮勇始于1861年的12月。尽管有湘军组建的成例可以借鉴，但除了张遇春的春字营之外，李鸿章所纠集的淮勇主要是长期盘踞在合肥地区的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及周盛传兄弟、吴长庆等地方团练武装。这些人之所以加入李鸿章的麾下，主要是缘于安徽儒林中的门生故谊，其中张树声曾是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的幕僚。在李鸿章离开安徽加入曾国藩幕府的那段时间里，张树声在合肥地区自办团练，并与刘铭传、潘鼎新等人“讲信修睦，联络援应”。李鸿章始终与其保持着书信往来，因此李鸿章在安庆竖起“募勇”的大旗之后，这些人便“慷慨请从”。

当然除了私人情谊之外，合肥等地的团练武装加入李鸿章的麾下还有更为现实的政治、经济考量。收复安庆之后，安徽当地的太平天国及捻军运动均陷入了低潮，各团练武装昔日“筑垒御贼”的事实割据局面已不复存在，反而成了清政府眼中的不稳定因素。即便强如苗沛霖集团这样的“地头蛇”，也不得不寻求朝廷大员胜保的庇护，张树声等人依附于李鸿章、曾国藩自然亦在情理之中。另外，团练武装长期以来的经济来源，好听一点叫“耕战相资”，其实无非是凭借手中的武力压榨良民。安徽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若说敝处团练，做强盗则有余，做官兵则不足，接得一张谕帖，专门赫诈平民；筑成三尺圩墙，胆敢抗拒官长。贼骑突至，战兢兢帮草帮粮；客货远来，雄纠纠劫船劫马。”这样的行径在战乱年代还能维持一支部队的开支，但随着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各地团练武装便逐渐步入了无米下锅的窘境。因此张树声等人才甘愿献出自己的武装，加入李鸿章的淮勇序列。

张树声等地方团练虽然号称与陈玉成相持多年，均为百战之勇，实则不过是乌合之众。曾国藩名义上提倡湘淮“本系一家”，但在具体的举措上仍不免有亲疏远近之分：湘军兵勇的军饷为每日银一钱四分，而新招募的淮勇则“每日给钱百文”。按当时1两白银约合铜钱2000文计算，淮勇的军饷仅相当于湘军的35％。当然这也不是曾国藩有意克扣，而是受制于当时湘军糟糕的财务状况，另一支攻克安庆后组建的部队——淮扬水师此时也是“久食半饷，积欠四月”。

正是鉴于自身入不敷出的财务情况，曾国藩才急于控制上海财源，甚至不惜“截留其募勇之资，移为东征之需”。李鸿章的募勇工作既然被迫叫停，那么援沪兵员的缺口自然只能靠湘军补上。除了将程学启开字营所部太平军降卒纳入淮勇序列之外，曾国藩还抽调两江总督督标亲军两营，作为“赠嫁之资”。李鸿章在开拔过程中，也意识到自己麾下的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周氏兄弟所部尚不堪重任，因此亲自带领曾国藩所赠两营亲兵、程学启所部为先锋，但不想抵达上海后，仍被人揶揄为乞丐。

后世学者在记述淮勇初到上海所遭遇的冷嘲热讽时，大多认为是当时沪上的西方列强发出的嗤笑。自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来，清政府军在西方人眼中便始终如“叫花子一般”，似乎没有必要再特意对抵沪淮勇多作评论；但长期在背后支持上海士绅向曾国藩求援的却正是英国政府。自1861年末李秀成所部太平军攻陷杭州以来，上海周边局势便不断恶化。1862年1月7日，李秀成在杭州发布檄文，号召上海守军投诚，并警告洋人不得助战，俨然已将上海纳入下一阶段的攻略计划。英法两国出于自身利益，通过外交渠道威胁太平军“如进攻上海，乃自陷危险”，同时迅速通过其代理人吴煦与清廷上海政府组成“中外会防局”，统一指挥上海当地的中外军队，迎战太平军。

据守上海的多种武装力量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宣告结束，英法两国在沪驻军达数千之众。其中从大沽口方向赶来的英法联军，正是昔日八里桥之战的得胜之师，装备精良、士气高涨。加上停泊于黄浦江上的蒸汽炮舰，他们配合猬集于上海地区的清政府军，击败来犯之敌似乎毫无悬念。但战争正式打响之后，局势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由于得知清军降将李文炳于后方谋反，李秀成并未亲抵上海前线，而是率主力回镇苏州。因此太平天国第三次围攻上海的前锋部队，实际上不过是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及忠王次子李容发指挥的偏师，一般认为其兵力不过万余人马。当时上海外围集结的清政府军及各类民团多达四五万人，但却“闻风丧胆，一触即溃”。即便有英法联军的炮舰沿江提供火力掩护，清军仍呈现“各隘防军，遇贼辄溃走，入夜火光不绝，人无固志”的景象。无奈之下，英法联军只能改为全力支援华洋混杂的雇佣军——洋枪队。1月30日，洋枪队在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苏州监生李恒嵩的统领下，于青浦一线对太平军展开反击，堪堪稳定了局势。为了鼓舞士气，更为了争夺这支雇佣军的指挥权，主政上海的薛焕改洋枪队为“常胜军”，算是将这支雇佣兵部队纳入了清军正规武装的序列。

改名的同时，常胜军扩编至4500人，但兵力的上升带来了一系列的“股权纠纷”。洋枪队草创之时，主要听命于吴煦、杨坊等苏南士绅阶层；但改名常胜军之后，它吸纳了大批薛焕麾下李恒嵩所部华勇，其控制权自然转移到了薛焕这样的职业官僚手中。吴煦虽然依旧挂名督带，杨坊、华尔同为管带，但“县官不如现管”，常胜军的实权逐渐落入了仅为副领队的李恒嵩手中。正是眼见薛焕有侵吞常胜军的迹象，吴煦才不惜摆出“申包胥哭秦廷”的架势，不断派人前往安庆求援，试图“驱虎吞狼”，利用曾国藩与何桂清的矛盾，干掉把持上海政坛的薛焕。

李鸿章率淮勇先锋抵达前夕，上海外围的战局已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在英法联军的火力掩护下，常胜军于4月4日突袭太平军王家寺大本营，摧毁太平军营垒6座，彻底拔除了太平军威胁上海的前进基地。转危为安的局势令薛焕对李鸿章的到来颇为不满。但湘军集团此时仍处于上升之势，薛焕唯一能做的恐怕只有在英法联军面前诋毁这支新来的客军。因此淮勇初到上海时，各种不佳的风评可能并非只是西方列强对它的印象。而李鸿章所谓“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的自我解嘲，也是针对对方的一种反击。

主政上海

4月25日，抵达上海仅17天的李鸿章便受命接替薛焕署理江苏巡抚，这背后自然少不了曾国藩及整个湘军集团的助推。早在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便上书指责薛焕“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重任”，全力奏保李鸿章，并许诺“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将湘军援沪和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一事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但此时的清廷中枢已不复肃顺主政时对湘军集团那般友好，所以尽管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薛焕却没有离开上海，而是继续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英法交涉，“办理洋务”。

李鸿章依照曾国藩的安排入主上海之后，第一时间逮捕了侨居于租界的何桂清，将其押送至北京受审。而出乎力主湘军援沪的吴煦、杨坊等人意料的是，李鸿章整肃上海官场的第一刀非但没有落在薛焕的头上，反而指向了他们这些苏南士绅。

李鸿章的选择，表面上看有“不分敌我，过河拆桥”之嫌，但若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量则可谓是其主政上海的不二选择。李鸿章虽名为江苏巡抚，但真正能控制的地域不过上海一隅，要壮大所部淮勇，钱粮、兵员、武器皆需仰仗苏南士绅和西方列强的接济。而这两股势力在此前一系列抵御太平军进犯的战斗中早已沆瀣一气。唯有对苏南士绅施以重压，斩断其与西方列强的联系，夺取常胜军的控制权，李鸿章才能真正把持上海的财、政、军权。与之相比，薛焕已让出江苏巡抚之位，在政治上对李鸿章不再构成威胁，而清廷中枢任命薛焕主持上海“洋务”，足见其在恭亲王奕?心中仍有价值和地位。事实上，扳倒吴煦一事，曾国藩早在李鸿章援沪之前便有所部署。根据湘军幕僚薛福成的笔记，曾国藩曾在李鸿章前往上海前便秘授机宜：“不去（吴）煦，政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因此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之后，首先“疏劾道府数人，去（吴）煦羽翼”；接着采取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与吴煦“明定章程”。上海海关的相关事务仍由吴煦经理，厘捐总局则由李鸿章的幕僚薛书常管理。

所谓“厘捐”，其实是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开征的特别税，起初只针对商业流通领域，税率仅为1％。由于1％在当时写作“一厘”，因此被称为“厘金”。厘捐最早开征于1853年的扬州地区，为了筹措江北大营围攻天京的军费，清政府决定在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的基础上征收的土地税——亩捐之外，再对米行商贾以“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的方式，推行捐厘之法。随着战火的蔓延，厘捐制度逐渐在各地推广开来。至1862年，除了云南和黑龙江之外，厘捐制度基本遍行于全国。被加入捐厘的行业也渐次增多，最终遍及百货。

厘捐的收费证明——护票

厘捐制度之所以盛行一时，除了由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波及各地，导致“盐引停迟，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因军荒免缓征”，清政府必须另辟财源、筹措军费之外；更缘于厘金由各省官府设立局卡，按各省所定税率征税，征收之后也无须上缴国库，只要向户部按季度上报厘金的收支情况即可。因此各省督抚、大小军头对厘捐制度趋之若鹜。曾国藩的湘军一路发展壮大更全赖“大设局卡，广征厘金”。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便由广州北移上海，一时出现了“江浙孑遗，无不趋上海，洋泾浜上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居民不下百万，商贾辐辏，厘税日旺”的局面。除了生丝、茶叶、鸦片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关税之外，厘捐收入也颇为可观。因此李鸿章入主上海之后，第一要务便是接管厘捐总局。

李鸿章虽然着手收紧对上海财政大权的控制，但仍不愿意过度刺激吴煦、杨坊等人。毕竟太平军只是在王家寺遭遇小挫，依旧控制着七宝、南汇、嘉定、南翔、罗店、青浦等上海外线据点。李鸿章麾下淮勇除了程学启、张遇春所部之外，其余均为地方团练，不仅缺乏训练，更因鞍马劳顿，一时难以投入战斗。要打破上海被围的局面，李鸿章仍须仰仗英法联军和常胜军，而这两方面李鸿章均需要吴煦、杨坊等苏南士绅的协助。吴煦、杨坊此时也急于向李鸿章展示力量。淮勇前锋抵达上海后的第10天，常胜军便在英法联军的支援下收复七宝、南汇两地，此后常胜军又攻陷南翔、嘉定、青浦等地。

常胜军的表现令李鸿章对湘军注重白刃近战、摒弃西洋枪炮的理念产生了怀疑。4月30日，他写信给曾国藩称：“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

长期以来，湘军虽然也注重火器，但每营火力仅小枪100杆、每四人一杆的抬枪24杆。所谓“小枪”，指的是国产的前装火绳枪。李鸿章对这样的火力配备早有微词，在淮勇招募之初，他便曾在写给部将潘鼎新的信中抱怨说：“所虑楚军不用长杆火枪，专用抬炮小枪，轻重大小，毫不参差。”在见识过常胜军和英法联军的战斗队列之后，李鸿章更认识到“小枪射远不过数十步，而洋枪可达两百步”的性能差异。因此在前方战事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李鸿章进一步加强了与在沪英法联军高层人士的沟通交往，设法采购西洋枪炮，并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以教习的身份加入淮勇各营。

抵达上海之前，淮军仍大量装备落后的抬枪和小枪

李鸿章深知如果麾下的淮勇不能在战场上证明其价值，自己早晚会成为第二个薛焕。因此在5月16日，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等5营淮勇正式参战，配合常胜军和英法联军猛扑太平军据守的南桥、柘林一线，一举收复了奉贤县城。淮勇初战告捷，这令李鸿章颇为欣喜，他写信向曾国藩吹嘘说：“鸿章到沪，修营浚濠，兵勇无吸烟扰掠，佥谓大帅军容为苏省用兵以来所未见。鸿章惟照此做去，稳扎稳打，拟翻刻营制营规，遍给沪军。翻刻劝戒浅语，遍给属吏。翻刻爱民歌、解散歌，遍贴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贼中之百姓。此即是不才新政。能为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骥尾以成名，则幸甚矣。”名义上，他将功劳归于曾国藩此前制定的湘军营规，但文字中仍可见其志得意满之色。

连番胜利令李鸿章认定围攻上海的太平军已是强弩之末，对方师老兵疲，唯有撤回苏州休整一途。因此在调动淮勇参战的同时，李鸿章命知府李庆琛率周士濂、王国安、梁安邦等部5000余人，沿水路在太仓一线登陆，奔袭太平军的后方。李庆琛其人在各类史料中均无记传，唯在清末民初学者徐珂记录掌故遗闻的《清稗类钞》中有如下描述：“知府李庆琛为统将，部兵数千，皆衣锦绣、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优孟。淮军入境，则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为丐。然李文忠公（李鸿章）意气甚盛，不受薛（焕）节制。初以敌体相见，薛不能耐，与李庆琛定计，乘淮军未动，先复一二城，以夺其气。”如此看来，似乎奔袭太仓的军事行动出自薛焕的授意。

无论李庆琛奔袭太仓的军事行动由何人指挥，但其部主要为淮勇抵达上海前的本地驻军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周士濂的云字营来自云南，梁安邦的虎字营则为驻沪川勇，这些人马均非李鸿章的嫡系。

清政府军出现在太仓一线，极大地影响了太平军的战略部署。李秀成事后回忆说：“巡抚李鸿章到上海接薛巡抚之任，招集洋鬼与我交兵。李巡抚有上海正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指英法联军及西方雇佣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仓、昆山等县，告急前来，此正是十二年（1862年）四五月之间，见势甚大，逼不得已，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

李秀成之所以如此重视太仓，一方面是由于上海前线进展不顺，出现所谓“鬼兵攻城，其力甚足，嘉定、青浦到省（指苏州）一百余里，其攻城尔外无救，五六时辰，其定成功也。其炮利害，百发百中，打坏我之城池，打平城池，洋枪炮连响，一踊直入，是以我救不及。接到惊报，当即启兵，救之不及，失去二城”；另一方面则是他高估了李庆琛所部的实力，认为“鬼兵已至太仓开仗，我亦到来，外有清兵万余众、鬼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泗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连来大小营寨一百余座，城城俱有鬼兵守把”。李庆琛在上海盘踞多年，军中可能也有一些西方雇佣军，但绝不至于有数千之众，更没有建立与上海之间的陆路联系。

5月17日，李秀成率部抵达太仓，与李庆琛会战于太仓城东的板桥一线。太平军初战失利，双方各伤亡了千余人马。然而李秀成背靠苏州、太仓两座据点，可以迅速补充战损。次日再战时，李庆琛所部呈现后续无力的态势，李秀成趁势攻破其营垒。李庆琛及其麾下周士濂、王国安、梁安邦等人战死于乱军之中，仅有参将姜德率200余人冲出重围，逃往宝山。

板桥之役在上海外围一系列攻防战中，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合围歼灭战。有些学者认为李庆琛、周士濂等部都是经过战斗锻炼、有一定作战经验的老兵，此番几乎全军覆没，对清军而言损失惨重。何况按照李秀成的回忆，这支清兵还可能混杂有大批私募的洋人，装备诸多西式枪炮，李秀成曾吹嘘说：“得其大炮洋枪不计其数。”其实从长远来看，李庆琛所部的覆灭对李鸿章而言有益无损。一方面，薛焕主政上海时，调拨、招募了大批各地清军和民团，合计有3万余众，但薛焕仍感不敷，在1861年冬，还派副将滕嗣林回湖南招募。如此臃肿庞大的军队势必造成巨额的军费开支，挤占李鸿章扩充淮勇的军费。因此李庆琛所部覆灭于太仓，对李鸿章而言，未必不是一件上海守军自我瘦身的好事。另一方面，李庆琛所部可是薛焕主政上海时打造的王牌部队，其覆灭之后，薛焕在上海政坛的地位更趋边缘化。《清稗类钞·战事类二·李文忠败粤寇于上海》曾这样描述太仓之役后薛焕和李鸿章的关系：“当警报之四至也，薛乞援于文忠。文忠报以奉旨保城，不与战事。寇既大集，亦登陴固守，寇遂漠然视之。已而薛内召，文忠兼代其任。”这里的“内召”，指的是薛焕于1862年6月上疏清廷中枢，提出“洋务交涉地方，总宜总督兼任，徒假虚名无益”，最终被调入京城，做他的礼部左侍郎去了。

就此，李鸿章最终成为手握重兵、身兼巡抚和通商大臣要职的实权人物。这或许正是得益于板桥之役中上海守军的巨大损失。不过此时大权独揽，对李鸿章而言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统率得胜之师的李秀成已经再度打到了上海城下。

拉锯上海：李鸿章和李秀成的两雄对垒

凭城死守

1862年5月中旬，已是第三次挥师上海的李秀成，可以说达到了其军事生涯的顶峰。一方面，自陈玉成败亡寿州以来，李秀成已经成为太平天国中地盘最大、兵力最为雄厚的军事主官；另一方面，在攻略苏杭及围攻上海的过程中，李秀成通过采购和缴获的方式获得了大批西式枪炮，并通过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组建起了自己的“洋枪队”。李鸿章曾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坦言：“李秀成所部最众，洋枪最多，牛芒鬼子（指西方投机军火商）满船运购，以获大利。”在西式武器的使用问题上，李秀成一改昔日太平军分散使用的模式，将其集中武装精锐部队，形成了“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的局面。

西方画家笔下的太平军，其精锐部队已经开始大量装备西式火枪

太仓板桥战役之后，李秀成第一时间率部追击突围东逃的清军姜德所部，围攻嘉定、宝山两县。此前被逐出青浦的太平军陈炳文、郜永宽所部也趁势反扑。一时间，本已转危为安的上海正面战线又出现了岌岌可危之势。不过此时的李秀成并不急于攻坚，而是摆出了围城打援的架势。在自述中，李秀成曾这样描述对嘉定、青浦的围攻：“困其嘉定城中之鬼未得出来。上海来救之鬼是广东调来之鬼，立即来救嘉定，这城鬼子由南翔而来，当与迎战，两阵并交，连战三日，俱是和战，两家伤二三千人，鞘奔（？）坏，派官把守，即下青浦。又将青浦鬼兵困稳，外又有松江洋鬼及省再调来救其浦县，用火舟而来解救，此之天意从事。我早架大炮等他，此正火舟来之候，不意我亦关炮打他，初一炮正中其舟，其火舟烧起，其救未由，其浦城鬼兵自行退去，自惊下水而亡数百余鬼子。”

上海前线的英军主将士迪佛立

李秀成口中“上海来救之鬼是广东调来之鬼”，指的是正在南桥—柘林方向扩张战果的英法联军主力。根据记载，5月24日，撤回上海之后，英法联军驰援嘉定，最终被以逸待劳的太平军击败，仅英军统帅士迪佛立（Charles William Dunbar Staveley）率部冲入嘉定城中。曾在香港当过三年陆军助理秘书，又参与过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士迪佛立毕竟是老兵油子，他一眼就看出嘉定外围的清军无力救援这座孤城，因此入城后第一时间挟持清方知县李克勤和守将熊兆周弃城突围。至此，上海的门户嘉定再次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所谓“炮击火船”，指的是5月21日太平军在南翔伏击了一支乘坐汽船向嘉定运送军火的英军分队，但比起“自惊下水而亡数百余鬼子”的说法，英国战报仅承认7名印度籍士兵战死、4名英军被俘（后被释放）。

嘉定易手、青浦被围、英法联军兵败南翔，眼看战局不断恶化，以英法主导的中外会防局连忙调集常胜军主力自松江进援青浦。然而，面对李秀成所部太平军精锐，常胜军竟也武运不再。5月29日，李秀成在青浦城下大破华尔所部常胜军，率部乘胜进围松江。向来指挥若定的李鸿章，终于坐不住了。

李鸿章虽然戎马半生，但真正亲临战线的次数并不多。之所以被李秀成逼到如此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据守泗泾的原上海驻军姚绍修、林丛文、郭太平等部不堪一战，全线溃败不说，还将太平军引至距离上海县城仅20里的七宝、虹桥一线；但另一方面，此时的李鸿章对麾下的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等淮勇将帅也缺乏信心，认为他们仍未具备与李秀成所部精锐正面抗衡的能力。因此在委派程学启抢占沪西要地——虹桥的同时，李鸿章亲率淮军主力抵达新桥一线。

新桥位于松江东北、青浦东南，从地理位置来看恰处在太平军南北两路进攻轴线的中间地带，同时与虹桥形成掎角之势。李鸿章此番部署可谓攻守两便、多路策应。与之相比，李秀成在局面大优的形势下却昏着迭出。面对青浦、松江、上海三个相对孤立的战略据点，李秀成没有进行战略上的取舍，在连营30余座、四面合围青浦县城的同时，将从湖州方面赶来的黄文金、谭绍光两部生力军用于强攻松江。如此一来反倒令本应是战略重心的上海正面战场，成了太平军进攻的薄弱之处。

5月30日，太平军开始强攻松江。按照太平军中的“洋兄弟”——雇佣兵呤唎的说法，此轮攻势由李秀成麾下悍将林和指挥。这位林和在呤唎的笔下堪称“中国绅士”，在李秀成二克杭州的巷战中，林和曾为救助一位中国妇女而被对方用长矛刺伤。在松江城下，林和更是奋勇先登，最终难敌近距离射来的来复枪弹和阵雨般的葡萄弹、霰弹而战死沙场。此后，松江守军烧毁所有城外民居以清扫射界，凭借火力优势多次击退了太平军的强攻，而李秀成在松江城西修筑的妙严寺炮台，也为对手的优势火力所压制。

19世纪的重炮和葡萄弹

就在太平军顿兵于青浦、松江两地的同时，6月2日，程学启与张遇春两部淮勇进逼漕泗泾，击败当地的太平军驻军，随后于虹桥一线修筑营垒。6月6日，程学启等部淮勇又奔袭七宝，拔除了深入清军防线内的太平军多处营垒。至此太平军被压缩回泗泾一线，上海城防危机基本得到了化解。同一天，华尔率领常胜军一部由水路驰援松江，摧毁了李秀成寄予厚望的妙严寺炮台后进入城内，太平军期望通过围困和炮击的方式夺取青浦、松江两地的计划宣告破产。李秀成最后决定在松江一线暂取守势，集中谭绍光、陈炳文等部精锐猛攻青浦。

李秀成所遭遇的尴尬，驻守青浦的法籍雇佣军法尔思德可谓洞若观火。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太平军认为青浦的投降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于是停止直接攻击，借以节约人力。他们增筑石垒包围全城，但最终却忍耐不住，开始每天攻城。”即便青浦被太平军重重包围，但6月9日从松江方向赶来的华尔与英国军官斯宾塞还是率领英军、常胜军，成功突破太平军的防线进入了青浦城内，并接应当地守军撤走。太平军虽然立即追击，俘获了法尔思德和近百名常胜军士兵，缴获了大批军事物资，但数万太平军精锐为夺取这座孤城所浪费的时间，足以令李秀成付出昂贵的战略代价。

在李秀成专注于青浦、松江攻防战的同时，李鸿章统率淮勇不断向泗泾一线的太平军发动攻势。太平军虽然在泗泾一线修筑了绵亘三四十里的营垒，但仍被李鸿章诱入伏击圈，遭遇重创。鉴于松江一时难以攻陷，泗泾又频频告急的战场态势， 6月17日，李秀成撤围松江，调集太平军主力从3个方向分12路直攻上海。客观地说，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在上海战场始终占据着兵力上的优势，如果在攻取嘉定之后，能够利用英法联军、常胜军分守青浦、松江的有利时机直趋上海，即便未必能一举破城，也能牢牢把握住战场主动权。但此时的太平军各部已在上海外围苦战近一个月，师老兵疲之余更形成了松江、上海前后受制的局面。李秀成虽然调集重兵摆出孤注一掷的模样，然而呈现出的却是强弩之末的颓势。

太平军与清军的混战

6月17日，太平军骑兵部队率先突入七宝，试图隔断虹桥程学启所部与新桥淮勇主力之间的联系。李鸿章和程学启虽竭力试图夺回七宝这一战略要冲，无奈遭遇大雨，被迫各守营垒。6月19日，太平军主力抵达战场，迅速攻占法华镇、徐家汇、九里桥一线，形成了对虹桥的合围之势。此时的李鸿章遭遇了单独领军以来的最大危机。一方面，太平军主力距离上海县城仅10里，而城内几乎已无可用之兵；另一方面，程学启所部是李鸿章最为精锐的武装，一旦覆灭于虹桥，势必重挫淮勇各营的士气。因此李鸿章严令各部全力驰援虹桥，甚至出现不惜要拿老部下张遇春的人头来警示三军的局面。《清稗类钞·战事类二·李文忠败粤寇于上海》中是这样记载的：“文忠于虹桥战时，坐胡马督战。寇（太平军）氛甚恶，张遇春败回。及桥，文忠顾左右取其首，遇春驰马反趣寇，各营皆奋勇直前不可当。”

李鸿章率援军于九里桥一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同时，据守虹桥的程学启所部正遭遇着数万大军的反复冲击。关键时刻，李鸿章此前装备程学启所部的西式火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时间交战双方“填濠拔桩，洋枪大炮并力死拼”，甚至程学启本人也亲燃劈山炮猛轰。最终伤亡惨重的太平军在李鸿章、程学启的内外夹击下全线崩溃。趁势收复七宝镇的李鸿章随即猛扑太平军于泗泾一线的营垒，自知已无力再战的李秀成只得不战而退。

长期以来，很多史学家均根据李秀成自述中的描述，认为太平军从上海外围撤退是缘于“曾帅之军已由上下，破我芜湖、巢县、无为、运漕、东西梁山、太平关一带，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声，而至金陵，逼近京都”，加之“天王一日三道差盲捧认到松江追我，诏甚严，何人敢违！”最终李秀成不得不全线回撤。这样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曾国荃所部湘军进逼天京的态势，事实上早在李秀成发动上海决战之前便已呈现。湘军攻克无为、运漕一线是在1861年的冬季，夺取芜湖、巢县，全面进攻天京是在1862年的春季。这些情况李秀成并非不清楚，但他仍执意猛攻上海，除了期望通过围魏救赵吸引湘军主力援沪之外，兼有一举荡平其根据地“苏福省”东线的威胁，待巩固后方之后，再回师与湘军决战的宏图。

李秀成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正确的战略构想，与其说是受到了洪秀全“瞎指挥”的影响，不如说是依据战场实际情况进行的自我修正。毕竟李秀成所部自太仓板桥之战以来，已与英法联军、常胜军、李鸿章所部淮勇恶斗了一个多月，各项损失均亟待补充。太平军若继续强攻上海，不仅无法打开局面，还可能折损更多的有生力量。

此时回援天京也远非后世一些学者所臆想的那般艰难。曾国藩在谋划攻略天京时，本计划调动曾国荃、多隆阿、李续宜、鲍超四路大军分进合击，但计划制定后不久，多隆阿所部便被清政府调去镇压陕甘回乱，李续宜所部从湖北出发后不久便陷入了与捻军、苗沛霖所部的缠斗中，无法抵达战场。曾国藩又试图抽调江宁将军都兴阿所部参战，但由于江北太平军的反击，都兴阿一时也无兵可派。加上鲍超所部在宁国一线遭遇太平军杨辅清部的阻击，最后真正抵达天京城下的仅有曾国荃一部。

面对孤军深入的局面，曾国藩意识到了背后暗藏的危机，他曾写信告诫曾国荃不要贸然进军。但此时的曾国荃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此他曾在日后懊恼地表示：“自春夏秋在安庆经过恶风巨浪，以为贼不足制我，敢于悬均深入，不意事与愿违。”

此时李秀成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战机，在他看来，太平军虽然经历了安庆之败，但仍有数十万机动部队遍布长江南北，如果能由自己统一指挥，歼灭曾国荃所部于天京城下，重现三河大捷的辉煌并非不可能。因此他果断中止了在上海方面与李鸿章的缠斗。但实际上李秀成并未立即离开苏州，赶赴天京战场，而是直到1862年9月份才率军北上。李秀成的行动之所以如此迟缓，除了政治层面的考量，希望洪仁玕、杨辅清等太平军其他派系诸王与曾国荃相互消耗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过上海外围的连番恶斗之后，其麾下各部都需要进行补充、休整。对李鸿章而言，曾国荃孤军深入天京城下，给他和麾下的淮勇争取到了难得的喘息和发展良机。

大张羽翼

1862年5月末，隶属于李鸿章所部的垣字营和熊字营先后从安庆乘船抵达上海。对这两支部队，李鸿章并无好感，因为这两营兵将并非来自安徽，而是李鸿章曾经的竞争对手——陈士杰的部下。作为湘军集团的后起之秀，来自湖南桂阳的陈士杰一度是曾国藩眼中率部援沪的不二人选，但关键时刻陈士杰却因“家乡不靖，上书辞却”。对于此事，清政府的官方说法是：“侍郎（陈士杰）自以前出时，家居为盗焚掠，惊忧太夫人，今边界日有游盗钞掠，而石达开党部往来郴永，以桂阳为衢道，不敢一日离。”大体意思是陈士杰为了留在家乡镇压反政府武装，而放弃参与援沪主帅的竞争。

据说陈士杰早年曾和李鸿章一同拜在曾国藩门下，一次师生宴上，“酒罢投壶，惟侍郎（陈士杰）与合肥李总督（李鸿章）立三马，及后并膺疆寄，傅以为验”。好事者记录这段逸事，似乎是为了说明陈士杰的才干不在李鸿章之下。但事实上，出身官宦世家的李鸿章具备了太多寒门子弟陈士杰所不具备的优势。或许正因如此，陈士杰才主动退出了竞争。

击退了太平军对上海的围攻之后，李鸿章的确需要扩充麾下军队，但垣字营和熊字营这两支旁系武装，在他眼中还不如在上海外围收降的太平军降卒可靠。短短几个月内，垣字营和熊字营便先后被取消番号，归入程学启的开字营。相反，在浦东战场上因与李秀成次子李容发不和而降清的太平军降将吴建瀛，因出身安徽泾县，所部被编为建字营。

吴建瀛等太平军降将加入淮勇序列之后，表现相当抢眼。除了献上其所控制的南汇县城之外，还与李容发所部太平军激战于川沙、奉贤一线，保障了李鸿章战略后方——浦东的安全。随着李秀成主力从上海泗泾一线后撤，李鸿章将注意力转向了上海南线，尤其是金山卫。除了潘鼎新、刘铭传等部淮勇之外，驻守奉贤的吴建瀛、刘玉林所部太平军降卒亦参与了接下来对金山卫的进攻。

在李鸿章看来，江浙交界处的金山卫，是扼守上海南线的战略要冲。要遏制浙江方面的太平军对上海的威胁，必须夺占该地；太平军方面亦视金山卫为从南线进攻上海的前进基地，因此双方围绕金山卫进行了反复争夺。直到7月16日，华尔率领常胜军抵达战场，才以重炮轰开金山卫的城墙，迫使太平军弃城而走，退入浙江境内。李鸿章随即在金山卫一线构筑防线，监视浙江方向太平军的行动。

在吞并异己、招降纳叛的同时，李鸿章委派三弟李鹤章回乡招募兵勇。1862年夏季，李鹤章统带新组建的马队和亲兵营与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传字营，吴毓芬、吴毓兰兄弟的华字营，张桂芳、张士芳兄弟的桂字营、芳字营，张志邦的志字营陆续抵达上海。至此，李鸿章所部总算有了点兵强马壮的样子，足以自立门户。

有了生力军的加入，李鸿章开始部署收复青浦、嘉定的军事行动。8月2日，李鸿章命李鹤章统率程学启等部，在常胜军炮艇的配合下反攻青浦。在常胜军水、陆炮火的猛烈轰击下，青浦南城坍塌，太平军不得不全线后撤。

青浦易手，令仍驻留在苏州的李秀成决心在驰援天京之前，对上海战区发起一次战略性的进攻尝试。8月中旬，谭绍光出兵上海。或许是吸取了此前顿兵青浦城下的教训，谭绍光采取了长驱直入的战略，竟在8月23日击败李鸿章所部的层层阻截，进占法华镇、静安寺，再次逼近到离上海县城10余里的地方。李鸿章不得不调集各路人马驰援本阵。如果不是谭绍光所部兵力不足，太平军很有可能一举奠定胜局。

随着谭绍光损兵折将，被迫退守嘉定，太平军对上海的战略进攻至此画上了一句号。在金山卫、青浦战役中，淮军缺乏重型火炮的弱点，令李鸿章决心采购和仿制西式火炮。长期以来，湘军都编制了大量被称为“劈山炮”的国产前装火炮。劈山炮听起来威武，实则不过是明末清初水平的轻型火炮，炮弹则是生铁或铅制的霰弹。这种武器对抗太平军的人海冲锋固然有一定的作用，形成曾国藩所说的“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的局面；但其在攻坚战中却作用不大，与常胜军及英法联军装备的新式西洋火炮相比，相差甚远。

因此李鸿章不得不倚重常胜军统领华尔，请他代为物色外国造炮工匠，并代购洋炮。这样的外交工作在当时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因此9月8日李鸿章特意致书曾国藩：“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炸炮，代购洋枪，若学得一两件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钧意以为可否？”但曾国藩却不以为意，反而告诫李鸿章“治军之道在人而不在器”。

后期的常胜军

曾国藩的因循守旧令李鸿章颇为失望，师生两人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书信辩论。在此期间，李鸿章引进西式武器的脚步并未停止，只不过基本仍处于采购阶段。淮军真正组建西式武器生产系统，最终要等到1862年11月清政府指示各省督抚“饬令中国员弁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务须得其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才得以展开。当然，淮军全面换装西式枪炮的进程之所以一拖再拖，除了受政策影响外，还跟常胜军内部的一系列变故有关。

从洋枪队到常胜军，这支由上海士绅出资、西方雇佣军组织和训练的华洋混合武装，已经在上海外围的一系列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随着战线的逐渐稳定，这支部队的处境和去向却变得尴尬起来。一方面，随着常胜军规模和装备的不断扩充，作为幕后金主的吴煦、杨坊等苏南士绅日益感到不堪重负。据称，除了日常的军饷之外，常胜军每收复一座城镇还另外要求赏金2万两白银，攻克青浦之后要求再增加1万两白银。常胜军使用的多艘内河蒸汽炮艇，虽然名义上已由清政府买下，但每月仍要向华尔的贸易伙伴亨利等人支付四五千两白银。对于这些“额外支出”，李鸿章的态度是能拖就拖。对此，贪婪无度的华尔表现出其兵痞流氓的一面，他公开指责李鸿章不守信用，甚至威胁说：“如果我的脚不是在这泥塘里陷得这么深，我就会把他们全部抛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毕竟太平军中所谓的“洋兄弟”也不在少数，李鸿章等清朝官僚不得不担心华尔这样的雇佣兵随时会倒戈一击。另一方面，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等西方列强与清帝国的关系由敌对转为同盟。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常胜军这样由西方职业军官领导的华人武装，一度成了贺布等在华英法将领心目中的“华洋合作”试点部队。在积极要求恭亲王奕?将更多的中国士兵交给英法军队训练和指挥的同时，英法也在谋求获取常胜军的指挥权。正是在这样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常胜军开始走向没落。华尔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逼近，除了不断向吴煦、杨坊等苏南士绅追讨高达11万两白银的欠款之外，他还屡次向李鸿章要求率领常胜军前往天京战场参战。在华尔看来，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一旦被常胜军攻陷，那么他个人不仅能获得丰厚的奖金，更能在入城劫掠时赚得盆满钵满。可惜这个唯利是图的美国人错误地低估了政治漩涡的风险。

华尔的肖像

1862年9月，李鸿章命华尔率常胜军前往攻略浙江慈溪。此次军事行动表面上看是为了扩大上海金山卫南线的防御空间，掩护5月为英法联军所收复的贸易重镇宁波。但此时的浙江属左宗棠的管辖范围，即便其背后有英法列强施加的外交压力，李鸿章也未必甘愿“为他人作嫁衣”。可惜华尔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欣然抵达后不久，便在视察战线时被太平军的火枪击伤，不久后便死于军营中。

华尔死后，李鸿章上奏清廷，对其大加褒奖，请求将之风光厚葬。对于群龙无首的常胜军，李鸿章则有意将其分而治之：远征慈溪的常胜军一部由此前在青浦被太平军俘虏后放回的法尔思德指挥，上海前线的常胜军主力则被交给白齐文统领。白齐文和华尔同为美国人，且经历相仿。在集结了诸多西方冒险家的常胜军中，他可谓深孚众望。但无论是李鸿章还是西方列强都无法容忍常胜军继续保持独立性，因此在10月下旬，李鸿章命常胜军开赴嘉定前线。

围绕着嘉定这座上海外围最后一座由太平军控制的据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李秀成此时虽已经统率大批精锐驰援天京去了，但苏州方向的太平军仍猬集着十数万野战部队。主持太平军苏南军务的谭绍光会合浙江陈炳文所部，在三江口、四江口、白鹤港、张堰一线夹江布阵，构筑水陆联营。面对太平军的防御，一度利用常胜军攻克嘉定的李鸿章没有再选择以雇佣军打头阵，而是命程学启、吴建瀛等太平军降卒奋勇突击。此战中，程学启胸中枪，但仍指挥开字营枪炮齐放，最终击溃太平军。此役史称“四江口之战”。

四江口之战证明淮军已具备与太平军精锐兵团正面交手并战胜对方的能力。相比之下，常胜军仅在攻坚战中具备火力优势。在进一步加强自身炮队建设的同时，李鸿章对常胜军的瓦解计划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权谋之道

自主政上海以来，除了招兵买马之外，李鸿章也在着手组建自己的幕僚团队，并逐步将上海地区的官吏替换成自己的心腹。恩师曾国藩幕府中人才鼎盛的景象，李鸿章早已心向往之，因此他在安庆组军之初，便开始积极物色合适的干才。率先被李鸿章罗致帐下的是建德寒士周馥和同乡好友王学懋、蒯德模、蒯德标等人。与此同时，李鸿章利用通家世谊的关系，对来往安庆请兵雇轮的沪绅代表钱鼎铭、华翼纶、潘馥、杨宗濂等人曲意笼络；对正在安庆督造轮船的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同样是礼敬有加。此外，他还走访曾国藩机要幕僚、阳湖名士赵烈文，向其请教苏沪人才情况。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自己在苏南开府封疆预作准备。

1862年11月17日，四江口之战结束不过数日，返回上海的李鸿章便宣布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任免决定。他以吴煦、杨坊需带领常胜军赴援天京为借口，免除两人苏松太道、苏松粮储道的职务，由湘军集团的黄芳、郭嵩焘接任。事实上，此前在北京便早有御史弹劾吴煦：“吴煦、俞斌在上海洋泾浜地方开设钱铺。又合伙包估洋船、沙船，贩货至汉口及莱、登各海岸。皆假托宁波、广东商人字号，掩人耳目。”弹劾还牵连吴煦之子吴宗麟，称其“寓居上海道署，出入驺从，百姓有‘小藩司’之称，气焰均极薰灼”。

湘军集团此次发难，可谓万事俱备。因母丧回吴江原籍丁忧的前詹事殷兆镛奏参得更具体，他说：“吴煦精心计，在上海开茂记、绂记、元盛、元丰等银号，凡交捐非伊号银票不收，商贩沙船、火轮船及洋行存银甚多。”除此之外，殷兆镛还曝出了吴煦命人与外国人“购储鸦片及出租房屋牟利”的丑闻。

朝廷收到殷兆镛的奏折后，慈禧太后命曾国藩查办此事。本就在幕后操控一切的曾国藩随即上奏：“臣查吴煦开设银号，置买海舶，牟利营私，系属实情。”话锋一转，曾国藩又表示：“臣与李鸿章久拟列款参奏，惟苏藩、关道二缺，一时难得接署之人。又苏、常失陷以后，上海屡濒于危。吴煦联络洋人，保全要地，具有微劳，且其广交洋商，厚结华尔，吴煦之进退，于华尔全军略有关系；华尔之向背，于英、法各国略有关系，不得不周详审慎，三思后行。俟上海关道一缺遴委得人，再将吴煦事迹会折参奏。”可见湘军系统之所以迟迟没有替换吴、杨两人，无非是忌惮其控制的常胜军武装，现在华尔战死，淮军也已成长为支撑上海战线的主力，将吴煦、杨坊一脚踢开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吴煦、杨坊虽被革职，但代表苏南的士绅阶层仍掌握着上海地区的巨额民间财富。如果继任常胜军指挥官的白齐文能与之通力合作的话，那么其与湘军集团的政治角力仍有一线生机。但对于驰援天京前线的行动，白齐文没有华尔那般感兴趣，吴煦、杨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尴尬，白齐文更无心过问。面对英法联军高层的劝说，白齐文甚至表示在与中国政府往来的混乱账目被彻底理清之前，他拒绝出征。

对于常胜军的异动，李鸿章乐见其成。他在清政府和英法联军高层中制造白齐文“冥顽不灵、不可信任”形象的同时，以切断常胜军的军饷供给来逼迫其做出让步。在这样的情况下，1863年1月13日，白齐文非常不理性地在其驻地松江“闭城索饷”。对于此事，西方观察者的观点很多都认为是常胜军下级官兵在鼓噪，白齐文本人也是受害者，但国内史学家则认为白齐文是始作俑者。无论如何，松江闹饷无疑向清政府宣告了白齐文和常胜军的不稳定。

李鸿章勒令杨坊前往松江镇抚常胜军。杨坊尽管化解了“闭城索饷”的危机，但随即被白齐文打上门去，抢走了4万两白银。白齐文的种种做派，令李鸿章有了足够的理由对常胜军下手。在宣布对白齐文实行通缉，逼迫对方叛降太平天国的同时，李鸿章上奏清廷中枢：“该道（按指吴煦、杨坊）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应请旨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仍令妥筹接办事宜，以观后效。如该军仍前犷悍，应责成吴煦、杨坊妥为裁遣，一手经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图诿卸。”吴煦、杨坊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财政权力，却仍要主持对常胜军的裁撤事宜，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承担此前筹备驰援天京战场的军费开支。因为李鸿章已经明确提出“赴金陵，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价值颇巨。兹既赴援不成，此项银两不准开销税款，应令吴煦、杨坊自行赔补”。

吴煦、杨坊堪称富足，但为了筹措这笔巨额军费，也同样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二人被迫各出一半，还清了前项欠款——31万两纹银和6.3万英镑。对此，吴煦颇有怨言，曾向自己的政治盟友——军机章京胡家玉抱怨说：“诚不以一官得失为心，而以军需赔垫为苦。”其子吴宗麟一眼看出其中轻重，规劝父亲说：“将挪款开销，使不能再向我们哓舌，虽有心挑剔，亦可借公论作挡也。”果然，在花钱免灾之后，李鸿章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向清廷中枢称赞吴煦“督带常胜军所向有功，更定章程，悉臻妥协，筹济饷需，不遗余力”。最终，吴煦仍“行革职处分”，但好歹保住了“候补道员”的头衔。

当然，李鸿章此举并不是念及当年吴煦有延引淮军入沪之功，而是为了让其继续在上海为淮军筹备军费。吴煦曾在上海开设自任督办的军需报销局和饷票奖局，向社会“劝捐”，以“弥补经办军需亏欠”。而有了此前宦海沉浮的经验，吴煦早已不复昔日的雄心和抱负，短暂的复起之后，他最终选择向李鸿章辞卸军需报销局及饷票奖局的美差。按照他自己所说，既已“毁家去官”，留补又有何益，旋称疾归里，于1872年病逝家中。吴煦的晚景虽然凄凉，但比起1865年便郁郁寡欢、死于家中的杨坊来说也算是长寿的了。

白齐文、吴煦、杨坊先后离开常胜军后，这支雇佣兵武装随即成为李鸿章和英法联军方面争夺的焦点。经过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等人酌商，中英最终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中英《统带常胜军协议》，士迪佛立原拟条约13款，李鸿章复加勘正，增为16款，于1863年1月14日盖印移交分执，并咨明总理衙门备案。

李鸿章与士迪佛立关于常胜军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兵权归属问题。士迪佛立企图独揽，李鸿章执意分享。士迪佛立“初不愿中国官员会带”，提出“现在常胜军暂交哈伦管带，随后奏明交戈登管带，即为中国武官”；清方则提出“所荐兵官须与华尔相同，概受中国节制，并受中国官职，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经过“切实争闹”，双方达成妥协：士迪佛立同意管带官“均应归抚台节制调遣”，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清方放弃英国管带官“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的要求。

二、指挥问题。士迪佛立要求“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管带官主意”，清方反对，最后议定：“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会同管带官主意。”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队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李鸿章表示此条“亦断难行，彼此知会则可”。最后双方议定：“凡常胜军出队，如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至临警调度及附近有贼派出队伍，不必拘定。”

三、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胜军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能够为己所用。士迪佛立曾言：“常胜军五千人不可再少，内有两千人必须驻防松江，不能调往他处。”之所以选择松江为常胜军的主要据点，是因为英国政府始终强调其任务半径是“协助防卫上海的三十英里范围内”。李鸿章虽然企图借助常胜军剿灭太平军，但既担心常胜军势力膨胀，危及切身利益；又害怕常胜军人数过多，费银太巨，影响淮军的扩充。他力主常胜军裁汰老弱，并拒绝向士迪佛立做出让步，他说：“发匪自上海百里以外日见退去，已无需更多兵力保卫上海矣。”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议定：“常胜军以三千为适，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

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的争论固然十分激烈，但其目的无非是“渐收兵权”“稍节饷需”。通过《统带常胜军协议》，李鸿章把常胜军的饷银从7.8万两减至4万余两，并且取得了对常胜军的节制调遣权，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更为重要的是，《统带常胜军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常胜军从“华夷两商目行经理”变为中、英两国政府军事合作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个协议是由清朝巡抚和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签订的；而协议又明确规定常胜军由英国派出正规军官充任管带，清廷派出正规军官会同管带；常胜军出队需预先与英、法两国会商；常胜军军官由清朝巡抚和英军司令任免；常胜军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这支昔日的雇佣兵武装终于从“私营”转化为了“公营”。

不过，在如何对待常胜军的问题上，清朝统治营垒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买办官绅只讲“笼络”，顽固官绅只讲“控驭”。李鸿章则调和于两派之间，主张“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经过一番权谋运作，李鸿章似乎终于要将这个挡在淮军发展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踢开了。

有趣的是，太平军与常胜军、淮军在上海外围的一系列争夺战，还在无意中影响到了日本这一邻国的政局走向。1861年，受德川幕府的派遣，日本长州藩的改革先锋高杉晋作乘坐“千岁丸”前往上海。高杉晋作此行的目的，起初是代表幕府寻求与清帝国直接通商的可能。但是在中国逗留的两个月里，高杉晋作不仅目睹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肆无忌惮，开始忧虑“孰能保证我国不遭此事态？”更从在上海躲避战乱的士绅口中得知了此时正席卷东南的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些情况。对于“家屋已被焚毁，家中书籍金石图书一并而空”的颜麈等人的遭遇，高杉晋作表面上以“闻之使人潸然泪下”给予同情，实际上对太平天国运动中彰显出的草莽力量颇有兴趣。当然高杉晋作也赞同同行的萨摩藩士五代有厚的看法：“尽管太平军有超人之勇，但在少数英法军队面前遭到惨败，今后是新式大炮和军舰的时代。”在1861年8月回到长崎之后，如何以西式枪炮武装一支平民军队便成了高杉晋作的主要课题，日后由其组建的长州藩“奇兵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有常胜军和淮军的影子。

苏州杀降：苏州保卫战和英国渗透淮军系统的初次尝试

苏州在望

此前的1860年10月，在来自京津各地的土匪和流氓的引领下，英法联军直扑清军守备空虚的海淀一带，掠夺并焚毁了清帝国最为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英法联军对圆明园毁灭性的掠夺不仅是中华民族百年国耻中厚重的一笔，也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齐声谴责。一位英军工兵上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你很难想象这座园林如何壮观，也无法设想法国人把这个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不过这位上尉写下这段文字并非出于正义，而是怨恨作为技术支援兵种，他姗姗来迟，未能在其中分到一杯羹。他就是将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身着清朝官服的戈登

戈登出身于英国伦敦，世代从军的家族传统让他很早便进入了皇家军事学院学习。据说他脾气火爆，两度在学校里与教官和同学斗殴。英国陆军最终将他的培养方向由攻城拔寨的炮兵，转为修理地球的工兵。在军旅生涯的前6年里，戈登忙碌于威尔士的建筑工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外围的壕沟，以及土耳其的勘探前哨。如果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被委派为工兵学校教授的他，可能将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度过自己的余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当自愿参战的戈登赶到大沽口时，英法联军已经成功登陆。他紧赶慢赶地抵达前线仍错过了八里桥战役。除了在圆明园点上一把大火之外，戈登在战场上几乎毫无功勋可言。随着清帝国与英、法签署《北京条约》，西方列强获得了在天津建立租界的特权，拥有丰富工程学知识的戈登终于得以一展拳脚，在勘定租界地形和修筑道路的工作中出力颇多，也因此得到了驻守天津的英军指挥官士迪佛立的赏识。当1862年江苏巡抚李鸿章提出希望聘请英国军官指挥常胜军时，士迪佛立第一时间推荐的就是戈登。

戈登入主常胜军时，恰逢李鸿章所部淮军在常熟一线陷入被动局面。对于李秀成以苏州为中心构筑的太平天国“苏福省”防御体系，李鸿章奉行的是“剪其枝叶，再图根本”的蚕食政策。1863年1月，通过与李秀成麾下大将——安徽桐城豪强钱桂仁私下联络，李鸿章成功策动了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举城叛降。表面上看，常熟“反正”令淮军在太平军苏南防线的侧后打入一个楔子。因此在骆国忠发难的同时，李鸿章命程学启、李鹤章率部直扑昆山、太仓一线，试图利用太平军内乱之机，打通上海与常熟之间的联系。但令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李秀成已由天京前线返回苏州，他除了第一时间委派谭绍光、陈炳文率主力猛攻常熟之外，还命自己的女婿——会王蔡元隆主持太仓、昆山一线的防务。

由于蔡元隆所部的顽强抵御加上连日的滂沱大雨，淮军一度无力突破对手的正面防线，驻守常熟的骆国忠所部却遭遇太平军主力的围攻，形势万分危急。李鸿章当然深知驰援常熟的重要性，但常熟战区情况不明，自然不能贸然拿淮军嫡系前往冒险。于是新近上任的戈登和他麾下的常胜军便成了“首发上场”的不二人选。此时，湘军已经夺取了长江下游的水路控制权，黄翼升所部淮扬水师悉数由天京战场开赴上海助战。正是在强大的内河舰队的运载力和火力支援下，戈登所部常胜军在福山镇一线登陆，正式进入常熟战场。面对太平军在常熟城外“层层阻隔、声息难通”的营垒和防线，戈登并不急于进攻，而是着手巩固己方的登陆场和桥头堡。

西方画家笔下身先士卒的戈登

有了常胜军的成功试水，李鸿章信心大增。但他对戈登在福山一线按兵不动又颇有微词，在他看来，“现在福山营盘扎定，而贼营垒更坚”，况且“救兵如救火”。眼见常熟城内的局势日益危急，3月2日李鸿章命心腹幕僚刘秉章会同潘鼎新、刘铭传两部淮军3000余人，在福山上游的两洋港登陆，试图抢在常胜军之前展开攻势，解常熟之围。但事实证明，太平军在常熟外线集结了庞大的野战兵团，潘鼎新、刘铭传所部成功登陆后，很快便在同观山一线被陈炳文所部太平军击溃。如果不是淮扬水师的舰炮支援，淮军差点就被赶下了长江。直到4月初，浙江方向的左宗棠对杭州展开进攻，迫使陈炳文率部回救，淮军才在常胜军的重炮掩护下，攻破太平军的防线。面对内外作战的不利局面，主持对常熟全线围攻的谭绍光只能选择撤回苏州。至此，长达70余天的常熟攻防战落下帷幕。戈登作为西方职业军官，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均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事后李鸿章也不得不为其请功。不过戈登未必看重一个“总兵”的头衔，毕竟他的身上背负着大英帝国更为宏大的战略目标。

稳固了常熟、福山一线之后，淮军在苏州北部构筑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战略突出部，直接威胁李秀成中心据点与无锡、常州之间的联系。要打通常熟与上海之间的联系，淮军仍必须攻克苏州正面的太仓、昆山两城。但在蔡元隆的努力下，此时太平军已经在太仓城外构建了“高过于城，坚亦如之”的两道石卡，在城内也修筑了能防御火炮的月城和地窖等工事。可就在一场攻守大战即将展开的前夜，蔡元隆的乞降使者突然出现在李鸿章的淮军大帐中。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所有战争指挥者梦寐以求的局面，于是李鸿章亲自与其约定，4月26日双方在太仓城外举行受降仪式。

就在太仓前线的淮军将领李鹤章和程学启满心欢喜地在城外等待太平军缴械之际，蔡元隆所部突然从四门冲杀而出。程学启毕竟是沙场老将，此前便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嗅到了危机，早已命所部做好战斗准备，因此损失不大；但李鹤章所部却被太平军击溃，其本人也大腿受伤，险些被俘。李鸿章无奈之下只能将戈登所部常胜军从常熟调到太仓加入战局。凭借着强大的火炮优势，常胜军最终轰塌太仓城垣，与程学启所部并肩冲入城中，蔡元隆巷战失利只能突围而去。客观地说，蔡元隆的诈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也令淮军上下日后对太平军的乞降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5月1日，驰援太仓的太平军水师李改熙所部在被淮军包围后宣布投降，但仍被程学启悉数屠戮，正式开启了淮军在苏州战场上大量杀降的序幕。

攻占太仓令淮军打通了常熟与上海之间的陆路联系，苏州东、北两线均已暴露在淮军的兵锋之下。李鸿章本意再接再厉，命程学启会同戈登所部常胜军直趋昆山，彻底踹开苏州的东大门，但戈登却以需要休整为名，将常胜军带回了松江。戈登这一出“撂挑子”，自然令李鸿章颇为不快。5月10日，他亲自由嘉定赶赴太仓，与胞弟李鹤章共同制定水陆会攻昆山的计划。表面上，李鸿章仍要求戈登“如期赴昆山会剿”，但从一系列部署来看，李鸿章有意抛开常胜军，迅速结束战斗。可惜的是，李鸿章拟定的“割裂苏（州）昆（山）、水陆并进”计划，恰好撞上了指挥苏州保卫战的谭绍光“以攻代守”的战略反击。昆山战役刚一打响，太平军主力便从苏州向太仓方向发动反扑，淮军不得不将大批兵力转向防御。直到5月27日，常胜军在戈登的带领下重新回到战场，淮军才逐渐打开了局面。

5月29日，戈登与程学启所部乘坐轮船，避开猬集于太仓城下的太平军主力，奔袭苏州与昆山之间的正义镇。谭绍光没有预料到淮军会突然迂回自己的后路，集中兵力试图夺回，但密集冲锋的太平军士兵每每都为常胜军的优势火力所击退。腹背受敌的太平军最终呈现崩溃之势，除了谭绍光率少数亲兵从阳澄湖退回苏州外，太平军上万精锐几乎悉数覆灭于昆山城下。至此，太平军在苏州战场彻底失去了主动权，只能龟缩于苏州城内准备凭城死守。

6月4日，随着淮军先后攻克苏州娄门外的唯亭、界浦、甪直诸镇，对苏州的总攻也即将展开。此时手中已经握有4万人马的李鸿章展开了三路大军：程学启所率淮军精锐为中路军，由昆山直趋苏州；李鹤章、刘铭传指挥的北路军负责从常熟直扑江阴、无锡，威胁苏州太平军的后路；南路军则以淮扬水师为主，从太湖进犯吴江、平望一线。至于戈登所率常胜军，李鸿章再度将其置于“板凳队员”的位置，要其“移驻昆山，援应各路”。但讽刺的是，每每试图摆脱常胜军的李鸿章，最终常常不得不倚重它。就在李鸿章信心满满地想要三路会剿拿下苏州之际，李秀成突然从天京战场回到了苏州，而在其身后还有以李世贤为首的太平军十数万水陆大军。

助攻天京

自1862年9月率主力离开苏州驰援天京以来，李秀成始终处于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在李秀成看来，此时天京周边的局势并未到万分危急的地步，毕竟清军各路大军中，江宁将军都兴阿所部此刻仍在围攻长江中的九洑洲要塞。依照太平天国中“洋兄弟”——英国人呤唎的说法，太平军通过上海的西方军火商购置了1门英国海军32磅炮、1门18磅炮和1门法国产的巨型大炮安置在九洑洲要塞中。因此都兴阿纵然调集了大批战舰，展开水陆围攻，却始终无法拔除这颗钉在长江中的“不沉的炮台”。从皖南进军的鲍超所部虽然于1862年7月击败太平军杨辅清所部，攻占重镇宁国，但巨大的战场减员和正悄然兴起的疫情，令鲍超所部一时无力向天京外围进击。因此整个1862年的夏季，天京城下的清军依旧只有曾国荃一支孤军据守在雨花台上。

对于已经兵临城下的对手，洪秀全自然力主全力猛攻，但李秀成却认为：“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因此他只是“将省府（苏州）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提出“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

李秀成逐步加强天京防御力量的计划从战略层面上考虑或许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直接将决战的日期推迟到两年之后，却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肯答应的。他严厉地训斥李秀成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正是在这样催促下，李秀成最终于9月率主力离开苏州赶赴天京，部署了对曾国荃所部的全线围攻，史称“雨花台之役”。

太平军对雨花台一线湘军营垒展开的猛攻，投入了14个王侯部队，号称60万大军，战斗前后持续了46天。尽管事后曾国荃曾感叹说：“贼（太平军）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二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最堪悯恻。”但太平军此役的实际战果却只能用“少得可怜”来形容。湘军方面虽然付出了数千人的伤亡，曾国荃本人也被流弹击伤了面部，可清军在雨花台一线的防线始终岿然不动。反倒是太平军进逼对手的营垒频频被湘军反击攻破，伤亡惨重。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固然是因为人称“曾铁桶”的曾国荃擅长防御，所部“营濠深垒”，难以突破；但更重要的是太平军各路王侯互不统属，缺乏完整的指挥系统。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宣称：“亦因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但事实上，他始终以后方根据地——“苏福省”的战局变化为重，两军尚在雨花台下激烈攻防，李秀成就已经悄然抽调所部精锐回援苏州了。

对于李秀成在战场上的表现，洪秀全自然是颇为不满的。李秀成自述雨花台之役后，洪秀全曾对其“严责革爵”。但似乎洪秀全也认定雨花台一线的湘军营垒难以攻克，随后竟然提出了一个颇为荒唐的外线作战计划。在屡次解除清帝国围困天京的军事行动时，太平军基本都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以强大的野战兵团奔袭安徽、江苏、江西等地，吸引清军主力，随后再回师天京城下，击破对手的围城营垒。然而，洪秀全忽视了此时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将士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曾国藩更非当年主持江南大营的向荣、和春可比。

集结于天京城下的太平军主力突然转向外线，执行洪秀全所谓的“进北攻南”战略，一度令曾国藩惊慌失措，向清廷中枢发出了“臣实恐溃败决裂，尽隳前功”的求援信号。但随着李秀成于1863年1月离开天京，东返苏州，湘军集团还是迅速地在长江沿线集结重兵，封堵转入外线机动的太平军各路人马。与此同时，曾国荃所部继续坚守雨花台营垒，持续对天京方向施压。

1863年2月27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严令下，又从苏州重回天京战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得不由，从雪而住”，显然是极不情愿。先于李秀成大军行动的对王洪春元所部此时已经攻占浦口，因此太平军主力得以顺利渡江，进入安徽境内。洪春元是洪秀全的族侄，在一干无德无能的“皇亲国戚”中算是少有的悍将，攻克浦口之后他随即率部攻克含山、巢县、和州等地，兵锋直指湘军的后勤枢纽——无为州。

此时湘军集团在安徽境内兵力薄弱，“自和州以至武汉，除庐州、安庆有兵外，千里空虚”。驻守浦口的李世忠所部本是太平军降卒，此刻被洪春元打得溃不成军。曾国藩飞调湘军李续宜所部驰援战场，但“远水难解近渴”，因此曾国藩第一时间与李鸿章商议，要求淮军正在芜湖编练的张树声所部北运战场，“救无为州产米之区，保皖南各营办粮之路”。这已经不是曾国藩首次向自己的学生“借兵”了。早在湘军围攻天京伊始，曾国藩便有意调程学启所部从上海北上参战，但被李鸿章婉拒：“程（学启）镇日夜战守，力与支持。临敌调兵，不独无人替往，青、嘉必致复失，松、沪或将震动。”李鸿章的这种态度令曾国藩颇为不满，只能对左宗棠抱怨说：“吾弟（曾国荃）未尝不私怨阿兄（李鸿章），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骏而恶阘茸，重干莫而薄铅刀，吾何异于人邪？”

借调程学启遭拒后，曾国藩又以湘军李朝斌已率新组建的太湖水师赴沪为由，要求在上海战场的黄翼升淮扬水师六营由扬入淮，参与天京外围的战事。不想李鸿章却回信说：“昌岐（黄翼升表字）昨得调淮之信，忧皇无措。吾师识将意、顺兵心，谅解体恤及此，如必欲其去，或奏令鸿章偕往。”摆出一副死皮赖脸的架势。曾国藩威胁道：“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强硬回应：“昌岐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岐与鸿章一并参办，死亦甘心。”曾国藩也是无可奈何，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除了在部队调遣问题上爆发“索将风波”之外，围攻天京期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军饷接济方面也闹得很不愉快。自湘军进入天京战区开始，曾国藩便写信恳求“协济三五万”，李鸿章复信称：“皖饷支绌，鸿章无力分济，深以为愧。九丈（指曾国荃）独立雨花台，飞书乞籴，情词恳迫，不得已而由行营粮台挪拨买米银两万两、上海捐厘总局薛守处拨银两万两，均于初五日凑齐，欲乘威林密轮船解皖。”但这笔钱却迟迟没有到账，曾国藩只能再写信催促：“承协银四万，何以至今未到？务祈设法汇解，或在浔、汉洋行兑汇，亦可速到，万不可再搭威林密以致迟误。”由于对这类临时性应急接济的不满足，曾国藩向李鸿章提出按月向湘军协饷，开价每月3万两，李鸿章大吐苦水道：“敝军水陆十余万，松沪原部及各标营将及十万，以入抵出，不敷甚钜。不得已，各营均发半饷。”这些小伎俩骗不过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他不仅没有降低条件，反而变本加厉，要求“每月酌提四万，万不可减”，否则便要派员至沪“专收一二厘卡”。此时，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仍是江苏巡抚李鸿章的顶头上司，如果不拿钱出来，好不容易到手的上海财政大权就可能丢失，李鸿章只得动用各种手段，才算基本满足了湘军的协饷要求。

事实上，随着湘军集团的膨胀，一跃成为封疆大吏的李鸿章、左宗棠等昔日湘军幕僚，均表现出了与曾国藩渐行渐远的趋势。其中最为出格的，莫过于由曾国藩保奏出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从1862年秋天起，出任江西巡抚不满一年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停解漕折银接济湘军。1863年春，鉴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曾国藩只能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信，让他解送九江关洋税3万两给正在围困天京的湘军。蔡锦青刚解了一半即被沈葆桢制止，沈葆桢还要求蔡锦青将已经解送的款项追回，否则将撤掉他的道员职务。考虑到蔡锦青的处境，曾国藩不得不将到手的银子退还，其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此后为了争取江西饷银的支配权，曾国藩与沈葆桢屡发争执，最终闹到从此断交、不相往来的地步。与之相比，李鸿章在曾国藩的眼中或许还算是“恭顺”的。

在得知太平军主力转向安徽的消息后，李鸿章要求正在芜湖招兵买马的幼弟李昭庆率部驰援庐州、无为两地，掩护驻守雨花台的曾国荃所部后方。就在曾国藩、李鸿章调集各地人马驰援皖北的同时，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主力因回苏州而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等到李秀成渡江北上进逼无为、庐江之时，已是1863年的4月中下旬了。面对陆续抵达的湘军援兵，李秀成攻坚失利，又加上遭遇大雨侵袭，部队产生大量非战斗减员。“天连降大雨不息，官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合馆病倒，见势为难，攻又不下，战又不成……”李秀成在皖北盘桓了两个月之久，毫无作为。困守雨花台的曾国荃趁机养精蓄锐，进一步威逼天京，迫使洪秀全推翻此前“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令李秀成率部回援。太平天国最后一次主动出击至此化为泡影。

在从皖北回师的归途中，李秀成所部士气低落，在长江上又遭遇湘军水师拦截，伤亡惨重。随后，湘军集中兵力猛攻太平军控制的江中要塞——九洑洲。1863年6月30日，随着九洑洲的易手，天京的水路粮道彻底断绝。渡江时号称50万的李秀成所部“仅存四五万人”，但就是这四五万残兵，李秀成还舍不得拿出来保卫天京，借口“兵又无粮，扎脚不住，自散下苏州浙江”。天京城内只有万余守军，形势岌岌可危。

力破九洑洲诸隘

决战吴门

从后续的发展来看，李秀成之所以选择将手中最后的基干部队调往苏州，无非是想逼迫洪秀全放弃天京或将自己外放。李秀成在自述中还颇为自得地描述了其进入天京，向洪秀全“摊牌”的过程。

忠王府内的会议堂

李秀成首先提出“京城不能保守，会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随后进一步威胁道：“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也！”李秀成所谓的“让城别走”，无非是希望洪秀全能跟随他前往苏州。如此一来，一度被洪秀全削减兵权的李秀成，无疑将在太平天国内部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洪秀全对此并不买账，直言不讳地回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转手将天京的政务交给了自己的二哥洪仁达和幼西王萧有和执掌。李秀成逼宫失败，一度惊慌失措，竟然做出了“在殿前求天王将一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的冲动举措。此后，虽然洪秀全赠赐龙袍，试图缓和君臣关系，但李秀成仍决心尽快离开天京这个火山口。在交纳了所谓“助饷银”10万两后，李秀成终于在1863年9月匆匆赶往苏州。

在其自述中，李秀成对李鸿章及淮军的评价并不高，甚至扬言说：“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其将上海正税招用其力，该鬼见银亡命。然后鬼兵及李抚台见我未在省城，是以而顺势攻之。若我不来京者，不过北者，其万不能攻我城池也。”但实际情况却是，苏州保卫战最为关键的1863年9月末，李秀成赶回苏州城内指挥谭绍光、郜永宽等诸王迎战淮军，在此期间太平军并未击退淮军的攻势。9月28日，淮军攻克苏州城外要冲——宝带桥，直趋苏州南城的盘门一线。李秀成亲自指挥反击，也不过堪堪守住了城垣一线。

李鸿章并不急于夺取苏州。在他看来，苏州此时外围据点尽失，已成淮军的囊中之物；但苏州以北的无锡、常州两座坚城仍在太平军手中，与其付出巨大的伤亡强行攻坚，不如围点打援，在苏州外围的野战中聚歼太平军主力。

苏州外围的水路争夺战

10月2日，太平军潮王黄子隆、侍王李世贤、章王林绍璋各部从无锡出击，试图打破淮军对苏州的围攻，但却遭遇李鹤章、张树声所部淮军的迎头痛击。他们不仅未能缓解苏州的城防压力，反而被淮军压制在无锡城内。太平军在苏南战场一度面临苏州、无锡同时告急的局面。于是李秀成试图集中兵力猛扑淮军位于苏、锡之间的大桥角营垒。淮军在大桥角虽然仅有周寿昌所部三营的兵力，但依托深壕高垒和强大的火力，周寿昌所部面对太平军的水陆围攻，仍坚守到了淮军主力从外线发起反攻。太平军在大桥角的兵败，宣告了李秀成从无锡方面支援苏州企图的破产。11月初，在苏州各城门均遭淮军猛攻的情况下，李秀成离开苏州，徘徊于苏州与无锡之间的茅塘桥一线。

显然，此时的李秀成所部在“进北攻南”的行动中损失了太多的有生力量，而其本人的政治权威更因与洪秀全的战略分歧而岌岌可危。李秀成在自述中曾宣称，自己“启奏不入，实佞臣之所由惑主而行，忌我之势，密中暗折我兵，然后失去苏州各县”。事实上，此时苏南太平军各部早已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路王侯均从自身的地盘和利益出发，或保兵避战，或与清廷暗通款曲。

11月22日，李秀成从无锡进援苏州，被程学启击败。至此，苏州外线各交通要道均为淮军所控制。11月28日，李秀成从木渎小道潜回苏州城内，与谭绍光、郜永宽等心腹爱将进行会商。李秀成提议苏州守军突围，但郜永宽等人已与李鸿章协定出降，因此对李秀成的提议装聋作哑。无奈之下，李秀成只能带领苏州城内的万余心腹部队从小路突围。

至此苏州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就在李鸿章准备入城受降之际，常胜军统帅戈登的突然介入，令苏州城内降军的命运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出于保存实力和消灭异己的双重考量，李鸿章每每以常胜军为先锋展开攻坚。戈登虽然以蒸汽战舰利用苏南水网竭力避开太平军的堡垒，更多地借助炮火杀伤对手，但常胜军仍不得不面对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战斗减员和逃亡现象。为了弥补损失，更为了保全和壮大常胜军这颗棋子，戈登开始在战场上大量收编太平军战俘。仅在苏州周边的昆山和太仓两地，常胜军便吸纳了2700名太平军战俘。常胜军如此疯狂的膨胀速度，最终令李鸿章在满怀猜忌的心理下，导演了中国近代史上颇为著名的“苏州杀降”事件。

所谓“苏州杀降”，指的是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兵力的郜永宽等8位太平军指挥官及其部众，在开城投降后被清军大肆屠戮。由于与谭绍光不合，且对太平天国运动失去信心，郜永宽等人暗中向李鸿章请降，他们于1863年12月4日刺杀谭绍光，正式开城向清军投降。但李鸿章随即在娄门外以“鸿门宴”的方式，俘杀郜永宽等人。之后，李鸿章安排程学启等人，带领淮军于12月5日和6日前后两次剿杀大批太平军部下。杀降20天后，《中国之友报》的记者发现抛满尸体的河道依旧还带有血色，地下3英尺都浸染了鲜血。26日，李鸿章在《复吴漕帅》中提及“歼除伪王七人、伪天将十数人，擒杀、解散二十余万众”。

整个事件表面上看与常胜军关系不大，但事发之后戈登的反应却异常激烈，甚至第一时间跳上蒸汽战舰驶抵李鸿章大营欲逮捕这位封疆大吏。李鸿章此时恰好前往苏州参加入城仪式，才侥幸躲过一劫。但戈登还是不依不饶，他召集常胜军士兵，宣扬“苏州杀降”事件，声称除非清政府对这种行为给以处分，否则不会再为其服务。

事后英国政府将戈登的过激行为解释为“一时冲动”和“对公然背信弃义的愤怒”。但戈登在郜永宽等人叛降前后的一些部署仍引起了世人的怀疑。正是考虑到戈登有意将城内数万太平军悉数编入自己的常胜军，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深知“滥杀降众，必坚其必死之心”的李鸿章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先发制人。在事态恶化之后，李鸿章也向清政府明确表示：“戈登利心颇大，常胜军霸住要挟，不知又耗许多财力。其实该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屡称对仗，迄未动手，鸿章与诸将亦甚不惧怯也。”显然，李鸿章已经做好了应对事态进一步发酵的准备。

戈登虽然负气将常胜军拉到昆山，摆出一副不听调遣的架势，但是仅仅过了2个月，这位自诩高贵的英国绅士便不得不主动与李鸿章谋求和解。戈登如此积极地要求归队，倒并非出于什么特殊考虑，只是因为常胜军的饷银全部仰赖李鸿章的拨款罢了。

早在苏州战役之前，常胜军便已经面临欠饷的危机。深蕴官场之道的李鸿章一边以“已作债帅，只好债多不愁”的方式自嘲和宽慰对方，一边在奏折上坦诚心计：“迩来戈登利欲颇大，需索多端，一若余为财神。渠扬言，如不发饷，弁勇无意效命。余告曰，克复苏垣，即发欠饷，并额外犒赏。”现在苏州已经攻陷，真的与李鸿章撕破脸皮，吃亏的自然还是戈登和常胜军。

经历了“苏州杀降”的风波之后，李鸿章对常胜军的使用更为肆无忌惮。明知常州一线的太平军将领获知郜永宽等人的结局后准备死战到底，李鸿章仍要求常胜军北上攻坚。结果不出所料，常胜军在攻克金坛、华墅等地时都出现了重大伤亡。在常州城的攻防战中，戈登更是一气损失了27位军官。面对承受着密集的葡萄弹、霰弹轰击仍死战不退的太平军，戈登陷入了空前的绝望。李鸿章则幸灾乐祸地表示：“戈登终于亲见常胜军的不得力。”

攻陷常州的殊荣最终落入了湘军名将鲍超囊中。戈登虽然也借此升任为提督，但是不得不忍痛接受李鸿章解散常胜军的建议。带着唏嘘和遗憾，戈登跳上了英国海军的战舰赶往天京前线，希望能在湘军那边寻找“就业”机会。面对反复推销自己炮兵的戈登，曾国荃显得兴趣不大。就在戈登抱怨清帝国“不思变革”，坚信其暂时无力攻克天京的一个月后，曾国荃以中国传统的地道战术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首都。

天京相让：李鸿章与曾国藩最后的师生之谊

缓攻金陵

与淮军在苏南节节取胜、顺利推进相比，湘军围攻金陵的战役打得异常艰难。1863年12月，李鸿章以破竹之势拿下苏州并果断诛杀太平军八降王的消息传来后，曾国荃大感不快，认为是自己围攻金陵吸引了太平军主力，做了李鸿章立功的垫脚石。对此，曾国藩也只能正言相劝：“苏州先复，金陵尚遥遥无期，弟切不必焦急。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但私下里，曾国藩自己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感慨：“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坦克得，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

天京城下，湘军与太平军进行了反复的拉锯战

自1863年7月完成合围以来，湘军在天京城下顿兵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形成这种“劳而无功”的局面，除了曾国藩老成持重，告诫曾国荃：“若非贼来扑营，似不必常寻贼开仗。盖贼之粮路将绝，除开仗别无生路；我军则断粮路为要着，不在日日苦战也”；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在为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湘军的政治前途进行铺垫。此时的曾国藩虽身为两江总督，赣、皖、苏、浙四省的军政长官也均为其昔日的幕僚、学生，但太平军在各地仍有活动，如苗沛霖般的地方团练武装亦盛行一时，胜保、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也频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干涉各地军务。因此，曾国藩有意缓攻金陵，利用清廷中枢急于借湘军之手夷平太平天国的有利时间，展开新一轮的政治布局。

1862年，由于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所部西征入陕，清政府内部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政治碾轧。僧格林沁发动御史系统指摘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最终使胜保这位咸丰年代的政治明星黯然陨落。长期以来仰仗胜保为靠山的皖北“土皇帝”苗沛霖，只能选择举兵反清，但随即遭到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的联手绞杀。在这个过程中，湘军集团和急于获得中原军政大权的僧格林沁部龃龉不断。不仅苗沛霖的首级成了争功的焦点，两军甚至还在围剿苗沛霖所部的过程中，由于通讯不畅而直接交火。总体来说，胜保—苗沛霖集团的瓦解，给了曾国藩一统安徽军政大权的有利时机。因此在规劝曾国荃少安毋躁的书信中，曾国藩颇为自得地写道：“苗逆于二十六夜擒斩，其党悉行投诚，凡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复，长、淮指日肃清，真堪庆幸！”

在曾国藩亲自指挥皖北战事的同时，原拟加入天京战局的湘军悍将鲍超所部在皖南与太平军杨辅清、黄文金所部恶斗连场，基本巩固了以宁国为中心的地盘。加上李鸿章夺取苏州，左宗棠收复金华、绍兴、兵围杭州的战绩，湘军集团在1863年下半年可谓诸路奏凯、全面告捷。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各部争衡的苗头也开始悄然出现。

1863年底，李鸿章在部署进攻常州的军务时，派出程学启、刘秉璋、潘鼎新等部，在李朝斌太湖水师的配合下，由平望、太湖、乍浦兜剿浙西太平军。李鸿章的意图，是想仿照以前湖北巡抚胡林翼进兵皖西的成案，在进兵过程中委员暂时跨省代管地方。他这样做，既可以截断浙江太平军增援天京的通道，也有助于巩固淮军新攻取的吴中地区。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说，“苏、锡克后，左顾右盼，不得不兼图常、嘉以自固门户”。可此举也动了左宗棠的奶酪。

1864年2月，李鸿章奉旨兼辖浙西吏事。淮军入浙，半月之间连续招降了平湖、乍浦、海盐三城，又攻下平望、嘉善两城，这引起了身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对李鸿章越境揽权的不满，上奏抗议。清廷复又下旨申斥李鸿章。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里大为抱屈：“……即受平、乍、海、嘉之降，匪我求贼，贼实求我，断无固拒不纳之理；即请暂委地方官，亦因自去春我军深入嘉境后，浙帅未委一印官。先准苏为代办，旋又叠咨申斥，思之至再，与其申斥于后，不如先陈明请旨，定此疑案。左公乃衔怨如是。如果浙有兵与官来，俾敝境得松一面之防，并力于我土地，岂敢于太岁头动一撮土耶？”左宗棠也写信向曾国藩抱怨：“西塘之役，纵火大掠，闻因其六弟不能禁戢士卒所致。少荃因此迁怒嘉善汤令成烈而撤之。实则汤令之署嘉善，亦少荃所委，咨弟下扎者。湖丝盐利皆浙所应有者，则尽占之。”

曾国藩对于李、左两人的矛盾不想过多地发表意见。他此时更为关心的是随着苏南、浙西战事趋于终结，清政府是否会将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调入天京战场。

对于自己老师的这份担忧，李鸿章洞若观火。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明确表示：“屡奉寄谕，饬派敝军会剿金陵。敝意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但李鸿章的态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廷中枢对湘军久围天京不下的不满。除了清政府军之外，西方列强也对天京战场虎视眈眈。在常胜军解散的同时，另一支西方雇佣军——阿思本舰队出现在了天津外海。

1861年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来与恭亲王奕?关系莫逆。由其牵线搭桥，清政府在各类细节均未敲定的情况下，便匆促向英国订购了7艘战舰。1863年9月18日，由曾参与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指挥的“中英联合舰队”抵达天津，并准备开赴华东战场。清政府这才发现这支舰队不过是“海上洋枪队”。清政府不仅需要支付1000万两白银用作其未来四年的军费，舰队的所有人事安排还要全部由英国人说了算。原本就不满英国人南下争功的曾国藩趁势发难，说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厮役、倚门之贱客”。面对“费数百万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权柄”的局面，恭亲王奕?也深感不妥，最终决定拿出37万多两白银作为遣散费将阿思本舰队就地解散。

阿思本舰队解散后，其麾下的舰船却并不寂寥，还未回到英国本土，皇家海军便已经为其中大部分舰船找到了“下家”。除了2艘在孟买交付印度地方政府、3艘卖给埃及人之外，舰队中的2艘主力舰“江苏”号和“厦门”号以11500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西南强藩萨摩。改名为“春日丸”的“江苏”号，日后在明治维新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

阿思本舰队胎死腹中，无疑宣告了中英蜜月期的提前结束。毕竟自“辛酉政变”以来，清帝国已经逐步走出了昔日闭关锁国的状态。以总理衙门为平台，恭亲王奕?充分发挥其外交才干，一时间法、美、俄、德各国公使均积极谋求在华特殊利益，英国在清帝国的对外关系中已非一家独大。如在浙江战场上，法国人便协助左宗棠组建了另一支雇佣兵武装——常捷军。

此外，湘军围攻天京的态势已经逐步明朗，太平天国运动被最终镇压俨然指日可待。恰如曾国荃所说，“长江水师帆樯如林，无须轮船会剿金陵”，清军借助西方雇佣军才能稳定局面的日子似乎已经是过去式了。通过各种政治手腕，曾国藩暂时将天京战场的主导权掌握在了湘军手中，但无论如何，尽快攻克眼前这座“贼巢”才是釜底抽薪的唯一法门。因此从1864年春季开始，湘军对天京的攻坚战全面展开。

天国挽歌

1863年底，湘军首次发动对天京的攻击，以“穴地攻城”的方法，一度轰塌了城北神策门附近的十余丈城墙。随后，湘军选锋奋勇登城，但很快便为太平军击退，死伤三百余人。当时曾国藩不以为意，还写信劝慰曾国荃说：“城内多百战之寇，阅历极多，岂有不能抢堵缺口之理？”曾国荃愈发认定此法可行，于是进入1864年的农历正月之后，湘军对天京的“穴地攻城”全面展开。一时间曾国荃所部“自朝阳门至钟阜门，开地道三十三处”。这套战术对曾以地道攻克过诸多名城大郡的太平军而言，并不新鲜。天京守军采取“穿隧以迎”“薰以毒烟，灌以沸汤”的战术，不仅轻松化解了湘军的攻势，更给对手造成了“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的伤亡。

有趣的是，此时的曾国荃并不清楚天京城内的政治风向，认为城中主持防御事务的是返回天京的李秀成，并以为其有“见其上草色，辄知下有地道”的本事。事实上，自苏州失守之后，李秀成的政治生命便已岌岌可危。在太平天国诸王中，地盘和兵力往往决定着话语权。在“进北攻南”的计划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的李秀成，回到苏州之后便已无力压制郜永宽等昔日麾下悍将，更不用说轻骑回天京之后要面对的洪姓诸王了。

在其自述中，李秀成曾回忆他从苏州返回天京过程中的种种郁闷。当初在苏州，面对“自小从戎教练，长大至今，做到王位，与谭绍光两人是我左右之手”的郜永宽，李秀成虽然“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但也不敢加以阻拦。他只能用“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来保护自己。郜永宽等人也给了老领导最后的面子，将李秀成送出苏州。从苏州突围之后，李秀成试图依附于屯兵溧阳的堂弟李世贤。但李世贤此时已决议脱离太平天国，因此对李秀成的态度异常强硬。李世贤不仅不准李秀成返回天京，甚至在后者“不肯从”的情况下，欲出兵前来，逼李秀成去他的地盘。无奈之下，李秀成只能“轻骑连夜赶回京”。此时的李秀成与其说是驰援首都，不如说是进京避难。洪秀全对其更缺乏信任，“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如此，李秀成唯一能做的无非是收罗昔日部下留在天京的家眷。虽然只是“各在家每有十人，或七八人”，但积沙成塔，李秀成竟然也拉出了一支“计有千余”的武装力量，加上“随身之将十余员”，在缺兵少将的天京城内，李秀成的这支乌合之众竟然也成了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只不过扮演的是“某处要紧，即命我行”的“救火队员”这类角色。

李秀成参与天京城防，本是其丢失苏州根据地之后的无奈选择，但偏偏把持权柄的洪姓诸王对其还不放心，最终引发了一场所谓“忠王通贼”的闹剧。

其实此时的太平天国早已风雨飘摇，即便下达了“私开敌人之文者，抄斩全家”这样的严令，仍挡不住松王陈德风和慰王朱兆英这样的王侯与湘军暗通。李秀成在自述中宣称，这两人的行动“并未与我言明”，但从事情败露之后，李秀成出资贿赂洪仁发保下两人的表现来看，李秀成即便不是陈、朱两人的同谋，也至少支持其主张。毕竟此时的天京已出现了大面积的粮荒。天京城外还有驻兵湖州的李世贤、黄文金所部，面对李秀成的血书，李世贤却以缺粮为由，迟迟不肯发兵。李秀成只能提议李世贤率部进入江西，3个月之后再回救天京。显然，天京城内的守军支撑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面对“阖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的局面，李秀成建议将非战斗人员放出城外，以缓解粮荒，但洪秀全仍严词谴责这一想法：“不体国体，敢放朕之弟妹外游。”洪秀全要求城内军民：“各遵朕旨，多备甜露，可食饱长生。”所谓“甜露”，不过是沾了露水的各种野草。面对已经陷入癫狂的最高统治者，李秀成只能“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但此举遭到了守城的洪姓诸王的种种刁难，除了“将男妇出城之人将各所带金银取净”之外，还对穷人横加杀戮。留在城内也未必安全，“城内贼盗蜂张，逢夜城内炮声不绝，抢劫杀人，全家杀尽”。因此对于李秀成等人而言，城外的湘军似乎也不再那么面目可憎。

就在拿出1800两银子摆平了陈德风和朱兆英通敌事件之后，李秀成又因妻舅宋永祺投递降书再次卷入了通敌风波。按照李秀成的说法，宋永祺自称认识曾国荃帐下的师爷，劝说李秀成开城投降。李秀成尚未拿定主意，贪杯好事的宋永祺就已将消息广为传播。陈德风收到风声后便写信询问李秀成，不料这封信却在粮务会议上，被洪秀全的心腹补王莫仕葵公开。一时间，不仅李秀成下不了台，担任掮客的宋永祺更险些被开刀问斩。长期主持太平天国的外交和刑部事务的莫仕葵，能够精准地向李秀成发难，似乎事情远不是巧合那么简单。于是，除了被讹了一笔银子之外，“忠王”这块金字招牌更因为“通敌”而蒙污。其实，他们之所以如此打压李秀成，更多的是缘于洪秀全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

1864年6月3日，洪秀全去世，天京这座孤城内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权力斗争。按照洪秀全生前的安排，其长子洪天贵福继任天王，朝政依旧由洪秀全的两位兄长——洪仁发和洪仁达执掌。李秀成虽被任命为大主帅，掌握军权，但由于此前的“通敌”事件，其政治威信大打折扣，不仅无力改变任何军事决策，反而“四时有人防备，恐我变心”。

太平天国内部的连场内讧，对于城外的曾国荃而言并无实际意义。在“穴地攻城”的策略迟迟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曾国藩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写信给前线的曾国荃，表示准备接受淮军的助战：“余意欲奏请少荃前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少荃之季弟幼荃，气宇极好，拟请之日内至弟营一叙。”曾国藩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为自己兄弟的身体着想，实际却是清廷中枢不断施压的无奈之举。

对于湘军长期顿兵金陵城下，北京方面早有微词。随着1864年5月16日淮军攻克常州，慈禧太后颁下谕旨要求淮军驰援战场：“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膚公。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着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见。”

朝廷的命令，李鸿章自然不敢公然违抗，只能含糊地表示：“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他甚至还编出了“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著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须回苏修整。以后节交三伏，战事颇难”这样的瞎话。李鸿章虽然以种种理由推辞前往天京战场，但时刻可能出现在战场上的淮军还是带给了曾国荃莫大的压力。

7月19日，调集全军精锐后，曾国荃率部炸开了天京太平门龙脖子一线城墙，随即蜂拥入城。太平军虽然全力封堵缺口，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各处军营见京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李秀成只能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化装突围。

湘军最终突破天京城防

据传，突围途中李秀成将战马换给洪天贵福骑乘，自己则因为骑了“不力之骑”没能跟上大部队而最终被俘。这个说法，长期以来可谓流传甚广。但这些出自李秀成自述中的一面之词，似乎并不为另一个当事人——洪天贵福所承认。洪天贵福被俘后在供状中这样描述天京突围时的情景：“王长兄信王洪仁发在西门跳水死，王次兄勇王洪仁达未出城，来到垅口被官兵拿了。忠王李秀成带有一百多人，从石牛石马处到芳山被官兵拿了。独恤王仁政伯到杨家牌，亦被官兵擒了。出南京是尊王（刘庆汉）带我出来的。时尊王用长枪系长白带，我骑马跟紧这白带走。”

洪天贵福被俘后共写了十几次供状，其中不乏内容前后矛盾的；但整体来说，他对李秀成突围时的表现并没有特别的赞赏和肯定：“忠王乃齐兵欲去太平门交战，临到太平门时，忠王又率众回，欲出大南门，后又细思南门外有雨花台，正是多营盘之处，乃回头上西门城上，却看见西门外尽是水，又不曾出。东门、南门官兵总上了城，我们乃去清凉山，各王议俟头更时冲太平门垅口出。后从垅口出，从淳化镇去直至广德州。”这些描述与李秀成自述中其英勇神武的表现似乎差之甚远。无论如何，随着天京的沦陷和李秀成的被俘，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尾声。

暗流汹涌

对金陵这座被太平天国信众唤作“小天堂”长达11年的城市而言，在1864年7月19日起的半个月里无疑化作了人间地狱。即便是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湘军破城之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但是曾国藩并不认为杀戮过多，相反将这场无差别的大屠杀视为赫赫军功。倒是湘军幕僚赵烈文良心未泯，在《能静居日记》中写道：“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屠戮之余，金陵古城也多处毁于兵燹。曾国藩不承认是湘军放的火，“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他认为大火是太平军自己放的。有趣的是，这一说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截然相反的解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太平天国的将士此举彰显了“片瓦不资敌”的不屈精神，近年来更多的主流意见则认为湘军通过这场大火掩盖了其大肆侵吞太平天国财富的劣迹。当然，这一说法事实上在湘军攻克天京后不久便甚嚣尘上，引发了所谓的“圣库”疑云。

所谓“圣库”，指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于水西门灯笼巷建立的国家金库。按照洪秀全颁布的诏书，太平天国军民不得拥有个人资产：“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鉴于太平天国长期控制富庶的江、浙、皖、赣等省份的诸多城市，有好事者认定天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可湘军破城之后，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时却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一时间物议沸腾，多指其为谎言。

对于这些指责，曾国藩不得不做出解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曾国藩的这番说辞固然还是在替湘军开脱，但毕竟承认了湘军破城之后曾搜掠财物用于贴补军饷。清政府随后也表示理解，认为“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皇帝、太后的不追究，并不能挡住上下臣僚甚至湘军内部对曾氏兄弟的“羡慕嫉妒恨”，一时间关于曾国荃在天京缴获各种奇珍异宝的谣言甚嚣尘上。甚至连天王府殿上“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的四个灯笼，也被说成是元代的文物。至于什么“大如指顶，圆若弹丸”的珍珠，什么“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的翡翠西瓜，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睛。最终种种谣诼汇聚成一句掷地有声的指责：“闻忠襄（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此后曾氏家族用了各种方式进行辟谣，然而成效甚微。

除了不满曾氏家族独占太平天国的“圣库”财富之外，湘军攻破天京，克尽全功的说法，也很快便遭到了质疑。在俘获李秀成之后，曾国藩很快便得知了“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成功突围。但为了不节外生枝，曾国藩还是奏报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又据城内各贼供称：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果然在龙颜大悦的情况下，清政府以“次第荡平，歼除元恶”的大功，对曾氏一族“特沛殊恩，用酬劳勚”，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个爵位。

但很快，左宗棠在汇报湖州军情的奏折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洪天贵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曾国藩很快便抓住左宗棠奏折中的漏洞，指出：“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陞、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洪天贵福）仅带零贼剃髮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

左宗棠不顾昔日情谊，公然揭露湘军冒功的行径，令他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向来睚眦必报的曾国藩随即在奏报中还以颜色：“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收复杭州本是左宗棠足以自恃的政治资本，此时曾国藩指出此战不过是太平军主动突围，顿时令左宗棠灰头土脸。左宗棠不得不再度上奏解释：“臣战余杭，蒋益澧战杭州，屡次破垒获胜；臣奏两城贼势窘蹙，并未以贼数众多为言，每与交战，逆贼多不过一万数千而止。迭次奏报甚详，尤堪复按。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

曾、左两人在奏折中互相揭短之时，李鸿章始终保持着作壁上观的姿态。毕竟鸟尽弓藏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了湘、淮、楚等地方团练武装的头顶上，与其高调争功、相互攻讦，不如考虑如何保全手中的军队和地盘。

早在即将攻陷天京时，河南巡抚张之万便于1864年7月13日率先奏上《裁勇练兵折》，建议整顿制兵以代替勇营，清廷当即下旨，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攻下天京后，又有御史陈廷经等奏请“妥善安置勇丁”，或挑补兵额，或遣撤归农。清廷随即于8月12日下旨，令各督抚“妥慎办理，毋贻后日无穷之患”。一时之间，镇江冯子材、扬州富明阿部防勇，以及驻扎淞沪之贵州勇、水师广勇等部纷纷遭裁撤。这股撤军的浪潮，俨然马上就要扩大开来。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此时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如何减轻朝廷对他的疑忌。裁撤自己一手打造的湘军虽然有切肤之痛，却势在必行。但另一方面，为了保全湘军集团的政治势力，应对下一阶段追讨太平军残部以及北方捻军等起义军，在裁撤湘军部队的同时，还必须保有一支足以信赖的军事力量。左宗棠的表现令曾国藩极为失望，而淮军在驰援天京战场中的让功之举，使他对李鸿章颇为信赖。在写给的李鸿章信中，曾国藩阐释心机：“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可见扶持淮军以逐步取代湘军的方案，已逐渐在曾国藩的脑中成型。

在攻下天京的第19天，曾国藩上《初筹善后事宜折》，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10天以后，他又以曾国荃有病，上疏请求开缺浙江巡抚回籍，“金陵各营勇丁，陆续遣撤，已及二万五千余人”，一并由曾国荃押带回湘。一年左右，除了湘军水师改编为经制长江水师，凡由曾氏兄弟直辖的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由6万人裁去4万多人；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杂系湘军大部分也都被遣散。就这样，曾国藩以大规模自裁湘军之举，减轻了清廷对他的疑忌，同时也使湘军后期的诸多弊端，如将帅争权夺利、士卒掳掠成风、闹饷哗变不断等得到了解决。

其实在攻克天京后写给李鸿章的第一封信中，曾国藩就说：“拟请雄师北渡，肃清南北各属，以保珂乡，亦即以卫苏疆。一至淮北，湘勇远不如淮勇也。”针对天京城破后湘勇大肆收掳，将财帛子女抢劫一空，引起清廷震怒，追问“圣库”下落，曾国荃为千夫所指只得托病告退的结局，曾国藩又致信李鸿章谈了内心的感受：“即钦阁下之忠荩宏远，而又私幸下走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

对于曾国藩所谓“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的论调，李鸿章固然欢迎，但在湘、楚两军均遭大幅裁撤的情况下，李鸿章也不得不拿出实际行动来配合清廷中枢的统一部署。李鸿章在1864年9月的一份附片中，率先陈明，拟将所部分别裁撤，“酌留洋枪炸炮三万人，以备海防”。在给好友吴棠的信中，他又说：“敞部水陆七万人，忙时有益，闲时多愁。拟酌撤二万，留最得力兵将以备海防。”按照李鸿章的方案，淮军将撤去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兵力，保留精锐主力。李鸿章这样做，除了可以缓解遣撤时发还欠饷的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以备海防”的国防需要。为此，他在曾国藩正式上奏裁撤湘军前，就写信建议：“冯军门（子材）缄商遣撤该军，鸿章深以为然。扬军（富明阿部）亦在可裁之列。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剿他处，呼应尚易灵通，乞酌夺为幸。”

李鸿章坚持要保留一部分军队的意愿，与他带兵沪上后，与洋人打交道时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列强的侵略意图和贪欲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同治二年秋，他就指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同治三年春，他又上书总理衙门，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极力陈述中国欲自强，非从练兵制器、培养人才入手不可。及至“平吴”战事结束，他又发出对“千古变局”的呼吁：“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他在致总理衙门大臣薛焕的信里也说：“惟朝廷为远大之计，仍须及时变易绿营旧制，酌留劲旅，厚给粮饷，精求火器，择置能将，使各国勿轻视之心，即当局有操纵之术。”

在这些议论里，李鸿章设想以湘淮、勇营为主体建立一支新型国防常备军的方案，比起曾家兄弟功成身退、尽撤湘军以轻疑谤的做法，无疑要高出一筹。因此“裁湘留淮”既是李鸿章凭着对时代潮流的领略和顺应，获得朝野上下认同的结果，也是他迎合恩师持盈保泰的心理，在恩师的主动支持下，争取到的一个较圆满的结局。这对淮军日后的发展并充当国防军，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当然在某种层面上，李鸿章可能也有未来取曾国藩而代之的小算盘，只是他或许并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