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能堡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
坦能堡战役简介
坦能堡战役：1914年坦能堡会战，又称为坦嫩贝格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是在1914年8月17日至9月2日爆发的。在1914年8月17日，俄罗斯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侵入东普鲁士，向首府哥尼斯堡进发。俄军成功地进入德国，直到德国第八集团军在8月20日反击。德军设计了一个陷阱，让由南向上的俄国第二集团军提前进入德国，但德军从该集团军两翼实施钳形攻势并将其主力围歼，俄第二集团军司令员萨姆索诺夫兵败自杀。在9月2日，俄军放弃了整个任务。俄军从坦能堡会战后，没有再向德国领土进攻。虽然德军在坦能堡会战得胜，但德军原先并没有料到俄罗斯会在8月中开战，因此德军用了两支部队来抵抗俄军，造成德军的资源被分散，而影响在西线对英法联军的战事。
坦能堡战役过程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美国崛起；中欧出现第二帝国；远东日本帝国的兴起；英法德三个海外帝国的扩张（从一八七〇年到这个世纪末，英国获得了土地四百七十五万四千平方英里，法国三百五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平方英里，德国一百零二万六千二百二十平方英里，比利时四十四万七千平方英里、而美国则吞食了残余的旧西班牙帝国）和南非黄金的大量涌出（从一八五〇到一八五三，世界黄金年产量从一百八十一万九千六百盎司，增到六百三十五万零一百零八盎司，以后一直稳定到一八九二年，然后在一九〇八年又迅速增加到二千一百五十二万九千三百盎司），使世界进入了战乱时代。德法英俄之间的合纵连横使世界性的冲突迫在眉睫了。
和历史惯例一样，冲突的近因通常都可以从上次战争（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结果中去搜寻。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俾斯麦被解除首相职务（一八九〇年）为止，他的政策都是稳定和确保德国已经赢得的和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方面设法孤立法国，另一方面则设法维持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一八七九年十月二日，他与奥匈帝国缔结了防御条约，就是所谓“两国同盟”。两年后法国占领突尼斯，又使俾斯麦获得了耍弄外交手段的机会。这一次的兼并使意大利大感不满，于是加入了两国同盟，而使其变成了“三国同盟”。这样的情形一直保持到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在这一天，霍亨索伦王室的威廉二世（一八八八——一九一八年）成为德国皇帝。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由于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逝世，使他有了继承大统的机会。
威廉二世性情冲动，头脑僵化，虽然勤勉、诚恳和具有爱国心，却是理想多于实际，爱慕虚荣，向以独裁者自居。他即位不久就宣布：“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他很希望成为一个超级军阀，虽然他使自己的国家在二十六年中没有投入战火，可是他的许多荒谬言论却早已足够使他在国际政治中成了一只斑螫。一八九〇年，他罢免了俾斯麦；第二年法国因为害怕这位德国的新主人，开始与俄国谈判，终于在一八九三年签订了防御性的同盟条约。两年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八九四——一九一八年）访问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
这样就成立了两个对立的同盟，虽然如此，只要大不列颠能置身事外，那么欧洲和平所感受到的威胁还是不会太大，而且即使发生战争，若无英国参加，那也很难蔓延到欧洲以外。不幸这种僵局终被打破，因为从一八九五年起，德国开始向海外发展，其第一炮就是德皇在建国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他说德意志帝国将不仅限于欧洲，而是要变成世界帝国。若能不把话挑明似乎更加聪明，但是“凯撒”的新世界政策却是普法战争之后德国迅速工业化的后果。从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五年，德国的人口已从四千一百万增加到五千五百万，其粮食供给已经逐渐要依赖国外贸易。为了支持其遍及世界的贸易商，所以德国必须以世界强国自居。很不幸，这就与大不列颠之间发生了商业冲突。
其次在一八九八年，为了保障德皇的扩张政策，德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扩充德国海军，其附加说明中明白指出：“建立大海军的目的，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否则就必须使其自己的优势有受到破坏的危险。”这一炮正对英国而发，当时它正因为当年九月在尼罗河畔的法绍达事件，几乎与法国到了战争边缘。接着在一八九九年，布尔战争爆发，英国才发现自己处于孤立地位，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对它表示敌意。这场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海军扩建法案，决定其舰队的永久编制为战列舰三十八艘和装甲巡洋舰二十艘，每艘船每二十五年更新一次。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由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一九〇———一九一〇年）继位。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在布尔战争中，德国对英国表示了敌意，加上其海军的扩张和德皇的“大吹法螺”，使英国也掀起了强烈的反德宣传，德国方面当然也不甘示弱。这种宣传却使两国间的真正争执原因反而被遮住了：德国其实无意向英国挑战，更不必说侵入英国——但这却是普通英国人的想法——可是德国海外贸易的巨大扩张和其商业船队的不断扩大，却使英国商业受到了极大威胁。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四年，德国的贸易总额从三亿六千五百万镑增加到了六亿一千万镑；商船吨位也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四。这种贸易斗争到一九〇七年已经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当时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亨利·怀特由美国国务院指派，到伦敦去探询英国政府对第一次海牙会议的意见。以下为他与英国外长巴福尔的谈话记录，见尼芬斯所著《亨利·怀特：美国外交三十年》一书：
巴福尔（低声的说）：“我们真是呆子，因为在德国建造了许多船只和抢夺了我们的商业之后，我们竟找不到一个理由向德国宣战。”
怀特：“在私生活中你是个心灵非常高尚的人。你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政治上不合道义的事情，向一个完全无害的国家挑战？德国不是和英国一样有理由可以发展海军吗？如果想与德国在贸易上竞争，你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工作。”
巴福尔：“那就是说要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或许对我们而言，还是发动战争比较简单。”
怀特：“你居然会有这样的思想，真使我大吃一惊。”
巴福尔：“这是一个‘是非’的问题吗？也许只是如何保持我们优势的问题。”
对这段谈话应注意的不是巴福尔个人的思想，而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原因，产生了一种经济方面的生存斗争，于是为了自保，人类只好回到丛林中的生活方式。原始斗争发生于人与野兽之间，现在这种工业性的斗争却发生于民族与民族之间——但充满兽性则完全一样。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圣路易发表演说，把这个问题的核心揭露出来了，他说：“为什么，我的同胞们，在这里没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甚至一个小孩，会明白现代世界的战争种子就是工业和商业上的对立呢？这次战争是一场商业和工业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政治战争。”差不多与此同时，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也这样写道：“权力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次战争及其目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学习。还是和过去每个世纪一样，英国又毁灭了一个贸易方面的敌人。”
爱德华七世在一九〇三年打破了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的孤立状况。那年春天他去访问巴黎，抵达时受到群众的奚落，而离去时却接受了他们的欢呼。他个人的优美风度，以及对他的外甥，德国的“凯撒”所表示的不支持态度，获得了法国人的好感。在他访法之后，英法之间即开始签订一系列协定，并于一九〇四年四月建立了英法“协约”。一个友好条约逐渐发展成为秘密的军事同盟。于是英国历史完全改变了轨迹。劳合·乔治在其战争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条约签字之后，罗斯贝里勋爵对他说：“好呀，我相信你一定和其他人一样对英法协约感到愉快？”乔治就说不错，并认为与法国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罗斯贝里勋爵却回答说：“你完全错了，这就是说结果一定要与德国开战！”
四年后，英国海军总参谋长费歇尔爵士更表现出他具有先见之明。他说：“我可以预言，如果英国为了应许法国的要求而使一支英国陆军在法国境内登陆并与德国交战，其结果将使英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这并非战败，因为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但是对我们的经济资源而言，却是一个致命打击，并且会使英国海军降级为‘辅助军种’”。
依照这个协约，两国政府开始解决他们间的重要殖民地争端。英国在埃及获得了自由处置权，而法国则在摩洛哥也获得了同等权利，唯一条件就是应尊重该国的主权完整。虽然如此，在十月法西两国却签定了一个条约，把摩洛哥瓜分了，并把这个密约的副本抄送英国外交部。虽然这与英法协议明显发生了抵触，可是英国外长兰斯道恩勋爵却无异议的接受了。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九〇五年三月，德皇因为对这个密约事前毫无所闻，还以为摩洛哥会变成第二个突尼斯，就出发访问丹吉尔。于是法国对他大肆攻击，为了阻止战争爆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建议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一九〇六年一月，会议在阿尔吉西拉斯举行，各强国同意维持摩洛哥独立。虽然会议使风波暂时平息，可是却使欧洲分成了两个对立阵营——德国和反德国两个方面——为了加强反德国方面的力量，英国外交部长格雷爵士又同意英法两国陆海军参谋本部之间进行秘密会谈。早在一九〇四年，费歇尔爵士就说服英国政府把英国舰队的重心从直布罗陀移到北海方面。次年，当他为第一艘“无畏”级战舰安放龙骨时，他就把德国的全部海军计划都摧毁了，因为“无畏”级战舰使所有现存的战舰都过时了。
阿尔吉西拉斯会议之后不久，英国政府又与俄国之间获得了谅解，其中有一项即同意瓜分波斯——这又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三个区域，南北分别为英俄两国的势力范围，而中间则为中立区。这个解决方案又使俄国在远东方面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可以集中全力参加欧洲政治中更加危险的赌博。于是三国协约面对着三国同盟，也就是说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就必须在东西两面作战。
当摩洛哥危机正使国际关系发生震动时，在英国又发生了一场海军恐慌症，这是考文垂兵工公司的穆里勒尔先生鼓动起来的，结果使英国政府、反对党和人民都大为震惊。因为是如此不合理，所以费歇尔才决定把真实情况向英王提出报告。一九〇七年底，他向国王如此报告：
“在本年（一九〇七年）三月中，这是一个绝对事实：德国既未建造一艘‘无畏’舰，同时在十八个月之内也未准备建造一艘战列舰或大型巡洋舰。德国战列舰的一半都只能与英国的装甲巡洋舰相提并论。事实上，现在英国有七艘‘无畏’级战舰和三艘‘无畏’级战斗巡洋舰（照我的看法，后面三者是‘无畏’级中最好的），一共有十艘已经建造完成或正在建造之中。而德国在本年三月，却还连一艘‘无畏’舰都没有。我们有驱逐舰一百二十三艘，潜艇四十艘。德国却只有驱逐舰四十八艘，潜艇一艘。德国海军部长蒂尔皮茨上将在其最近的秘密报告中说过，英国的海军实力现在要比德国强四倍。当然，我们将使英国海军永远保持这样的实力，但我们并不想向全世界公布。”
以后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费歇尔又致书艾希尔勋爵说：“由于四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现在已在国内水域部署了两个装备完整的舰队，德国即使把所有的战舰都动员起来并投入战斗，也比不上我们两支舰队中的任何一支，我们有着无比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几年内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安心睡大觉了！德国并未疯狂造舰来与你作战！不，他们日夜担忧的是第二次‘哥本哈根轰击’，他们知道无论皮特或俾斯麦都会这样做的！”
虽然反对党领袖巴福尔先生明知这些事实，可是在一九一〇年一月的大选中却故意对德国展开了激烈攻击，以此促成人民的恐德心理，而为保守党争取选票。他宣称英国处于危险之中，海军实力不够充足。他说：“我可以向你们确证，多数国家一致认为英德之间的斗争已经无可幸免。”自由党的丘吉尔先生反驳说：“保守党对海军的态度简直可耻。这种政策是想造成不合理的恐慌现象，并且毫无理由的制造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
海军问题的关键是：英国每个政府的政策都是促使英国人民只注意到英德两国间的海军扩张关系，而并未考虑德国除了对英战争以外，还有其他有关海军的想法。英国完全忽略了假如德国与法俄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时其海军情况将会如何，可是这种情况却正是一九〇〇年以来德国海军政策的支配因素。蒂尔皮茨说过：“我们应能把俄国舰队封锁在波罗的海之内，同时又能阻止法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以下数字是从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四年各强国建造新舰的费用比较（单位为英镑），看完即可一目了然：
| 年份 | 英 国 | 法 国 | 俄 国 | 德 国 |
| 1909 |11,076,551| 4,517,766| 1,758,487|10,177,060|
| 1910 |14,755,289| 4,977,682| 1,424,013|11,392,851|
| 1911 |15,148,171| 5,876,659| 3,215,396|11,701,899|
| 1912 |16,132,558| 7,114,878| 6,897,580|11,491,187|
| 1913 |16,883,875| 8,093,064|12,082,516|11,010,883|
| 1914 |18,876,080|11,772,862|13,098,613|10,316,244|
一九一四年，奥意两国建造新舰的费用分别为四百零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六镑和三百二十三万七千镑。若加在德国的数字上，就可知道当战争爆发时，协约国花在造舰上的金钱要比同盟国方面多两倍半，而法俄两国的总和也比德国差不多大了两倍半。所以若说德国的海军扩建足以威胁英国，实在是无稽之谈。可是自从一九〇九年以来，这却经常成为宣传的对象。真正的原因并非德国海军威胁了英国，而是象巴福尔向怀特先生所抱怨的，德国的商业船队逐渐抢走了英国的生意，而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快要超过英国了。若这种情况听其发展下去，那么英国经济就有崩溃的可能。
一九一〇年五月六日，爱德华七世逝世，由他儿子乔治五世继位。但是在他加冕之前，一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摩洛哥又发生了另一次激烈的意外事件。法国政府希望能完全控制摩洛哥，就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而占领了非斯。虽然德国政府仍然不知道一九〇四年的密约，但却认为法国违反了阿尔吉西拉斯条约，于是立即派了一艘炮艇“豹”号到阿加迪尔去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侨民和商业利益。劳合·乔治此时还是英国财政部长，就在伦敦市长官邸中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几乎触发了战争。但是到十一月，终于还是获得了和平解决，结果法国在摩洛哥获得了自由处置权，而德国分得了法属刚果的一部分。这却不能使意大利满足，因为担心法国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占领的黎波里，它就以保护商业和侨民的“正常”借口向土耳其宣战，侵入的黎波里，并占领佐泽卡尼索群岛中的罗德岛等岛屿。
现在就从西欧再说到东欧，因为帝国的发展在那一方面也走上了同样危险的道路。
自从在远东方面被日本挫败之后，俄国又回过头来向西发展，因为它现在是法国的盟国，是三国协约中的一员，所以向这方面的发展就要比一八七七年的情形有利得多。俄国的目的是在欧洲重建权力平衡，第一是清算土耳其，第二是在精神上削弱奥匈帝国，第三是进一步在物质上削弱德国，企图使用的工具就是巴尔干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已于一八七八年获得了独立，但保加利亚仍为土耳其的属国，这是保加利亚人所不满的。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斐迪南亲王公开宣称他的国家是个独立王国。接着，奥匈帝国又兼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州。
这是俄国不能放过的好机会。俄国政府立即向巴尔干诸国发动宣传，告诉他们如再不停止内争，共御外侮，那么就有被奥匈帝国逐个吞并的危险。结果组成了“巴尔干同盟”，当意土战争发生时，它就认为这是牺牲土耳其以求扩张的最好机会。
一九一二年八月八日，当意土战争快要结束之际，黑山向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也都陆续加入。马其顿被塞尔维亚攻占，希腊占领了萨诺尼卡，保加利亚在屡次击败土军之后，前进到君士坦丁堡以西不到几英里远的地方。十二月三日，双方同意休战，但直到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才在伦敦签订了和约。可是和约签订之后，巴尔干诸国因为分赃问题而发生争吵。未经宣战，保加利亚就向塞尔维亚和希腊进攻。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战争，还有土耳其——现在由恩维尔帕夏所统治——也乘机收复了亚德里亚堡。结果保加利亚终被制服，八月十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了亚德里亚堡和君士坦丁堡两座城及其周围地区，包括加利波利半岛。
虽然两次巴尔干战争几乎已把土耳其完全逐出了欧洲，可是对俄国而言第二次战争却是个挫败，因为它瓦解了巴尔干同盟。虽然如此，这却使欧洲处于紧张的情势之中，于是另一场危机又一触即发，从而足以使俄国当局可以继续执行其对奥政策。豪斯上校是美国威尔逊总统的无任所大使，他早就认识了这一点。一九一四年春天，他去访问柏林，在向美国总统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整个德国都象充了电一样。每个人的神经都很紧张。只要一个火花即可引起全面爆炸。只要英国一表示同意，法俄两国就会与德奥两国打起来。”
俄国所担心的就是英国会不同意。俄国驻英大使贝肯多夫写信给俄国外长萨扎诺夫说：“若不能离间英德关系，那么英俄协约就无法维持。”俄国担心的是时间的延误。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已经八十四岁，其皇储斐迪南大公是反对大塞尔维亚运动的主心骨。俄国决心不惜一切成本使南斯拉夫倾向俄国而不是奥匈帝国。这就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皇储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时的情形，于是战乱时代终于来临。
依照塞尔维亚驻德国代办波吉施维奇说明：“塞尔维亚早已获得俄国保证，说这一次它决不背弃塞尔维亚。此外更重要的是，俄国也告诉塞尔维亚说，对德奥的战争早已决定了，仅仅因为英法自愿被牵入战争，所以这个皇储被刺事件才能算是发动战争的有利借口。实际上，战争本身不过是奥塞两国之间的局部冲突而已。如果英国外相格雷爵士向俄法两国表示英国对冲突不感兴趣，并保持以后的完全自由行动权，那么这场欧洲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并且无须告诉德国。但是这些当然是有一个假设，那就是英国并未受到严重束缚以至于完全无法退出。”
很不幸的，不仅英国而且是整个世界都已作茧自缚。在秘密外交掩护之下，一九〇四年的“协约”已经变成了无法解脱的秘密军事同盟了。
七月二十三日，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送达贝尔格莱德，时限是四十八小时，为了阻止俄国采取行动，英外相格雷力劝塞尔维亚政府全面屈服，但是萨扎诺夫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宣称这种最后通牒是史无前例的侵略行为，认为唯一避免与德国发生战争的方法就是使柏林当局认清其所面临的是协约国的联合力量。于是俄国下令部分动员。德国方面表示说，这个问题应由奥塞两国之间单独寻求解决，任何其他强国的干涉都足以引起无法计算的后果。德国是夹在法英俄之间，形势极不利于全面战争，可是就象德国白皮书所指出的：“如果俄法两国继续帮助塞尔维亚以危害奥匈帝国的生存，其结果将是奥匈帝国的逐渐崩溃，以及所有斯拉夫民族都归顺于俄国的旗帜之下，条顿民族在中欧就会无法立足。在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压迫之下，精神上已经削弱了的奥匈帝国就不再具有同盟的资格，那么德国也更难抵抗东西两面日益增加的压力。”所以德国毅然决定支持其同盟国。
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提出了答复，虽然措词恭顺，但因内容不完全，所以被奥匈帝国拒绝。于是奥匈帝国下了总动员令，并于二十八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也立即下了总动员令。二十九日，德国首相会见英国驻柏林的大使戈森爵士，说如果英国保持中立，一旦战胜法国之后，德国允许尊重法国的领土完整。英国拒绝了他的建议。
七月三十一日，德国驻圣彼德堡大使奉命把最后通牒送给俄国政府，要求它在十二小时之内停止动员，否则德国即将动员。因为俄国拒不作答，八月一日德俄两国进入战争状态。法国也下令进行总动员。
八月二日，意大利宣布中立（奥匈帝国直到八月六日才向俄国宣战），英国外相格雷通知法国政府：如果德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攻击法国，英国舰队将出面干涉。此时，早在八月二日，德军的骑兵巡逻队已经越过卢森堡国界。下午七点二十分，德国驻比利时大使把一个通牒交给比利时政府，要求准许德国部队在比利时境内享有自由通行的权利。如果比利时表示同意，战后德国将维持比利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答复期限为十二小时，结果被拒绝。
八月三日，比利时国王向英国国王提出私人呼吁，要求保护他的国家。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德国向法国宣战，九个小时之后，又向比利时宣战。最后，到八月四日下午三时，英国外交部才命令戈森爵士向德国政府要求保障比利时中立，这是有条约保证的，应该加以尊重。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回答说：“仅仅为了一束废纸，大不列颠竟愿意与同一种族的国家交战。”八月四日午夜，英国向德国宣战。
德国首相所说的话常被人批评，可是对一八三九年的条约而言，大致上却是正确的。这个条约即使不是一束“废纸”，也只不过是一张“灵符”；其中并未规定英国应负的责任，也未规定一旦任何国家侵入比利时领土时，英国就有派遣部队参战的义务。正如后来（一九一五年三月八日）英国《泰晤士报》指出的：即使德国不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的“荣誉和利益”也还是会逼迫它与法俄两国联合一致对德作战。如果该报编者再加上一个补充说：“以及国会所完全不知道的秘密外交和秘密义务”，那么其说法也许会更加正确。
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
以奥塞两国之间的不幸事件为起点，这场战争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冲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强国都包括在内：日本和土耳其分别在八月二十三日和十月二十九日加入协约国及同盟国方面。一九一五年五月四日，本是三国同盟一份子的意大利也改变中立状态最终加入协约国方面。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国向德国宣战之后，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国家也都随之向德国宣战。战争变成了真正的全球性战争，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来充当仲裁者（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之后，罗马尼亚和葡萄牙也加入了，而保加利亚却加入了中欧同盟。希腊本想保持中立，但当联军占领萨诺尼卡之后，它就被迫加入了协约国方面）。
对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冲突，本书限于篇幅，因此对所有周边性的战事都无法详述，虽然其中许多都有巨大的历史影响。此外，作者也特意保留相当的篇幅，在叙述第一场决定性会战之前，先分析主要交战国在战前的军事理论，尤其是德法两国，因为他们是战术步伐的决定者。若不先了解这些理论，那么下述事实即无法解释：尽管在战争开始后六个星期之内德国即已遭到惨败，而战争却仍然拖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才停止。因为战争拖得太久，引起许多并发症，终于使历史轨迹发生了根本转折。
在此以前的四十年是军事理论的滋长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工业文明有了极大进步，对现有的科学时代而言，工业文明虽非摇篮，但至少可算是保姆。在这个时代的无数军事理论家当中，最杰出的要算是布鲁赫，因为他探索到了战争问题的根本。这是一位波兰籍银行家兼经济学家。一八九七年，他出版了一部分析现代战争问题的巨著，书名为《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研究未来战争》。一八九九年英国有节译本问世，是斯特德编辑的，书名改为《战争可能发生吗？》
布鲁赫认为，战争的起因就是文明，因为在十九世纪末，人类文明已经快要通过农业时期而进入工业时期，所以战争性质当然也会随之改变。他说：“当你要应付的是一套全新的思想，那么总是谈论过去又有何益？只要把一百年前的情况与现在作个对比，就完全清楚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发明之前，每个国家多少都是一个和谐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单位。现在一切都变了。由于生活需要，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与日俱增。所以战争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对方受到经济封锁。军人的地位下降，而经济家的地位却上升了。”所以战争已不再是一个有利的上诉法庭。而过去把战争当生意看待的观念也完全荒谬不经。从今天来看，战争是一种疯狂的土匪行为——自己抢劫自己的家产。
他又说：“战争结果的表面象征就是弹夹式来复枪的引用。由于自然演化，军人们已经完成了屠杀机器，最后终于会使他们自己归于毁灭。”
他对现代战争的描写可说极为正确，因为那正是十七年后的真正景象。他对这次战争本身的预测也同样准确：
“最初是屠杀程度日益增加，达到了无比可怕的程度，终至于无法推进部队使会战获得决定性结果。他们起初还以为仍然是在旧有条件下作战，尽量尝试使会战能获得决定性结果，最后才学会了教训，从此永远放弃这种企图。战争已不再是肉搏——在这种斗争中，作战双方互相考验物质和精神实力；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僵持局面，双方都互不相下，彼此对峙，虽然可以互相威胁，但是谁都不能进行最后而且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这就是未来的战争——不是战斗，而是饥馑；不是人员的杀伤，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所有人都会进入堑壕。这将是一场伟大的堑壕战争。对军人而言，圆镐将和步枪一样成为不可或缺的武器。所有战争必然会具有围城战的性质，军人们可以随意进行战斗，可是最后决定权却操在‘饥饿’手中。”
他想象中的战争是三国同盟对两国同盟；在战场上的兵员总数将达一千万人；战场是如此辽阔，将使指挥成为不可能；骑兵会丧失作用，刺刀时代已经过去，而炮兵将成为主要兵种。
虽然他的预言对下一次战争有很正确的描写，可是布鲁赫却并未能使他的理论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他的分析是对的，进一步说，唯一不可能的就是战争决不会永远保持静止状态。要使他的预言完全灵验，必须使那个时代的条件永远不变，可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就连续出现了许多新发明，注定要使战争的革命变得更为完整，这些要比公元前三千年人类学会利用骡马更重要。
在这许多发明当中，有两个对战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内燃机和无线电报（其他重要发明有：一八七六年贝尔发明的电话；一八八四年帕尔逊发明的蒸汽涡轮；一八八八年邓洛普发明的轮胎；一八八八年巴特尔发明的无限轨道牵引机。此外在本世纪的初期，卢瑟福和索迪开始研究原子核理论，这是原子弹发明的起源）。
从商业应用上来说，一八七六年，奥托博士首先发明了气体引擎。九年后，戴姆勒对加以改良，并把一具内燃机装在脚踏车上，这是第一部用石油推进的车辆。以后就用到四轮车辆上，到一八九五年就开始举行第一次汽车竞赛。从巴黎到波尔多再回到巴黎，优胜者以平均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走完了七百七十四英里的全程。最后才是一个最具革命意义的大捷。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伏魔山上，O.莱特坐上了一架飞机，在天空中飞行了十二秒钟。六年后，布莱里奥乘一架单翼机，在三十一分钟内飞过了英吉利海峡。经过三千年时间，代达罗斯的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在半个世纪之内，产生了一种新的“势力”，注定可以改变战争的面貌。
第二个重要发明——无线电报——其最初的理论形式，是在一八八七年由赫兹创始。他证明出在某种条件之下，一个电流火花可以发生某种效应，使其变成电波从空气中传播出去。这个发明引起了马可尼的注意，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实用工具，可以检测出这些电波。这个工作很有成效，在一八九七年他发明了无线电报，传输了九英里，到一九〇一年，这个距离就增加到了三千英里以上。
这两个新发明，使战争进入了新的境界，这种巨大变化是火药和蒸汽的成就无法望其项背的。内燃机不仅在道路运输方面造成了革命，结果也使陆战方面同样发生了革命，更重要的却是解决了飞行问题，使战争进入了第三度空间。至于无线电报则更使战争进入了第四度空间，因为从各种意图和目标来说，无线电的传导能力不仅消灭了空间，而且也消灭了时间。这样就开辟了两个新的战场——一个是天空，一个是以太。
这两大变化，加上其他数十种较次等发明的结果，以及在冶金、化学、电力、生物等科学方面的巨大进步，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动力，若把煤炭和蒸汽所产生的力量作一对比，那真是小巫之于大巫。要夺取权力的是心灵而非物质，是思想而不是行为，尤其是一种幻想。新的物质出现了，新的能源被开发了，新的人生观也成形了。从心智，精神和物质上来说，整个世界都在蜕变之中——这个程序注定要把工业革命转变成为技术文明。
因为与非军事方面的进步脱节，所以军人们未能看清这一点。他们不能看清由于文明日趋技术化，军事权力最后也一定要跟着走上这条路：因此下一次战争与其说是军队与将军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工厂与技术家之间的冲突。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所以战争不可能静止不动。即使是具有远见的布鲁赫先生也没有看清这一点。
很少有几个军人象他那样具有远见，而就算能够象他一样有远见，但也还是没有认清科学加上工业的力量，早已使他们手中握有如此强力的武器，若能加以适当组合，则足以阻止纯粹消耗战争。大多数军人都喜旧厌新，虽然如此，他们却对运动战思想具有信心，就这一方面而论，多数军人的意见都与布鲁赫的想法相反。譬如说，一九一二年，法国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巴杜尔少校这样写道：“如果法德之间发生战争，我们认为不会有堑壕会战。象普列文和奉天会战的情形，在法国陆军参加的战争中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一九二三年，黑尔将军在其所著《炮兵》中发表的见解，更足以代表法国军人对战争的一般看法：“战争一定是短促的，而且充满了快速运动，机动为主要部分，是一场运动战。会战主体为双方步兵间的决战。陆军应该是一支人力的而非物质的陆军。炮兵仅为辅助兵种，重炮兵并不重要，让一支军队拥有过于笨重的炮兵实在毫无意义。”
这一派异端的领袖为福煦将军，格朗梅松将军和朗格鲁瓦将军，这个学派的激烈思想只有回教徒可以与他们相比。他们的主要原则就是认为对子弹的唯一答案就是精神——这简直是义和团式的巫术（杜皮克上校的《战斗研究》一书对这种思想的形成大有功劳。他过份夸张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价值。对于短兵相接的古典战斗，他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对于使用火枪和刺刀的时代，还可以勉强应用，到了来复枪时代，就要误尽苍生了。可是一八七一年以后，他的书在法国陆军中却成了圣经）。福煦引证德·梅斯特里的妙论说：“只有当一个人自己认为会战失败了，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从物质方面来说，会战是不可能失败的。”福煦又补充道：“所以只会在精神上失败。反之，会战也可以在精神上来求得胜利，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格言引伸如下：只有当一个人不承认自己被击败了，那么会战才会胜利。”（见福煦所著《战争原理》）。
与这种狂言相配合，福煦又相信“任何火器的进步，其最终结果都只会增强进攻方的力量。”所以在会战中，可以遵循的唯一原则就是“进攻”！他似乎完全忽视了拿破仑的遗训：要想使进攻有利，一定需要炮兵。
可是德国的总参谋长（一八九———一九〇五年）施利芬伯爵，对此却有一部分认识，为了使进攻能胜过防御，他增加了德国陆军的重炮数量。但是他却并未认清单靠重炮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以火炮为中心建立一种新型的战斗组织，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优势。日俄战争之后，这也是各国陆军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战术问题，而且也并非模糊不清的问题。
以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背景，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至于显而易见的背景则有这些：
普法战争之后，法德两国的参谋本部都周期性修改他们的训练教范，而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在其内容中所表现出的战术思想，几乎完全是以进攻为基础的：上刺刀的突击仍然是公认的进攻方法。各国的教范之间当然也具有若干差异，主要是受民族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从性格方面来说，德国人厚重而有条理，法国人迅速而谨慎。法国遵照拿破仑的遗训，认为在进攻中为不使敌人发现，在获得有关敌方的情报之后，即应采取迂回路线，在会战中达到选定地点，进行决定性打击。德国则主张在发现敌人位置之后，应直接向其前进，一方面进行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同时包围其侧翼。他们的体系是斯巴达式的，组成一个向前推进的“人墙”，缺乏总预备队。法国的体系是罗马式的，用较重的后方支援较轻的正面。德国人虽然认识到正面是无法攻入的，但却还是要进攻，以将其固定。法国人相信侧翼的进攻总是可以先下手为强，而对正面的进攻则并不能如此。简而言之，因为德国人是讲组织的，所以他们相信计划，而以暴力来支撑。法国人却是注重发展个性的，所以相信应巧妙的配合地形。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方法会造成混乱，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将领和计划上。法国人认为德国人的方法会造成重大伤亡，并且会磨钝进攻者的刀锋，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个别士兵的主动精神上。
至于步兵战术方面，德国主张用密集的火线开始进攻，不断向前推进，直到敌人火力发生效力的地点，然后用枪弹来打击敌人的阵地；接着向前爬行到距离敌方八百码到四百码的地方，以获得火力的优势。接着继续前进，直到一百码远的时候，才上刺刀冲锋。如果这种最后的前进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的前进运动应在黑夜中进行，然后在拂晓时发动突击。法国的理论基础就是杜皮克的思想：在控制火力之下，前进到距离敌方四百码远的地方，据他们的意见，认为到此时瞄准射击已不可能，所以损失可以减低，于是就开始上刺刀冲锋，以攻占敌军阵地。
双方的参谋本部都研究过日俄战争中的炮兵战术。法国认为一切说明日本炮兵优势的报告都不免夸大其辞。德国则明白了炮兵决斗和步兵进攻在会战中实在是一件事而不是两码事。对于所有非直接支援步兵进攻的火炮，双方都承认间接瞄准的利益；但是就整体而论，德国人却不喜欢进行有庇护的射击，他们认为自己的炮兵比起法国来占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若能从无掩蔽的阵地上，所有火炮同时向敌军发射，则可迅速击碎敌人。主要差异还是他们对榴弹炮的见解。普列文会战以后，德国已经采用了轻榴弹炮；而在奉天会战之后又采用了重榴弹炮。法国却不欢喜榴弹炮，认为他们的七十五毫米野炮已经完全够用了。他们认为重榴弹炮过于笨重，不适用于运动战。虽然德国声称这种重型炮弹对部队士气具有重大影响，可是法国却回答说：德国部队需要噪音来刺激，而法国部队则不然——因为他们太聪明了。
以上就是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战术思想全貌。对比起来，在德法两军中，当然还是德军对日俄战争的教训学习得比较多。但是双方却都错过了其主要教训——在防御中是枪炮弹占上风，所以其自然后果就是野战工事。双方也都没有认清，除非在下一次战争中，一击之下即可获胜，否则由于火力的缘故，一场百万大军的战争（不是千百人之间的战争），必然会变成堑壕战争，而在堑壕战争中，其必然结果正是炮兵和弹药的大量增加。
| | | 法 | |英| | 俄 | |比| | 塞 | | 德 | | 奥 |
|步兵师| |六二| |六| |一一四| |六| |一一| |八七| |四九|
|骑兵师| |一〇| |二| | 三六 | |一| | 一 | |一一| |一一|
虽然武器的设计各有不同，但一般说来，标准是大致相同的。几乎所有的运输车辆都还在用马拖，卡车还只刚刚开始使用，宣战之时，英国军政部一共只有八十辆。不过，较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却已自由使用摩托化车辆。飞机的使用只限于极小的范围内：德国陆军只有飞机三百八十四架和飞艇（即可以驾驶的汽球）三十艘；法国人有飞机一百二十三架，飞艇十艘；英国人有飞机六十三架；这些飞行工具主要都用于侦察方面。若与过去的陆军作一比较，也许最重要的差异就是一九一四年的陆军拥有组织良好的师属有线通信连，而且也备有无线电收发报机。
法德两国的作战计划除了都是以进攻思想作为基础以外，其余则毫无相同之处。至于法军方面，尤其值得详加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典型例证，足以说明在拟定作战计划时应该避免哪些事情。
一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梅西米将军在卡约政府中担任了军政部长的职务；在四个月之内，他是第四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三天后，他第一次会晤米歇尔将军和格朗梅松上校。米歇尔将军是最高战争会议的副议长，也是预定的战时总司令。格朗梅松上校是参谋本部的作战局长。这两个人关系极坏，而在米歇尔背后也正酝酿着一个政治和财政方面的阴谋，而这种阴谋正是法国民主政治种下的祸根。
米歇尔将军的观点是认为一旦德法两国发生战争，德国很可能会做这两件事：（一）在动员现役部队的同时也动员其预备役部队。（二）其主力前进线将通过比利时方向。所以他主张法国必须同样动员预备役部队，而作战计划的重点应以阻扰敌方的前进为原则。他建议的兵力分布如下：在里尔与阿维斯尼之间四十九万人；在伊尔松与勒泰尔之间二十八万人；在蒙梅迪与贝尔福之间三十万人，在巴黎附近则控制预备队二十二万人；一经判明德军计划之后，这支兵力即可用来增援上述任何方面。
因为好几种原因，这个计划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格格不入。其中比较最重要的就是当预备部队与现役部队混合时，将要延迟进攻作战的进度；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从一八一三年以来，预备役制度的创始者德国就一向采取这种混合办法。梅西米知道这一点，而且也知道在最高战争会议中有三位议员——加利埃尼将军，杜贝尔将军和杜朗将军——是反对米歇尔的。为了排除米歇尔，七月十九日他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投票否决动员预备役的问题，所以他就对米歇尔说因为同僚对他都已经失去了信任，他应该要求辞职。在这个最高战争会议中，只有米歇尔一个人认清了将来的情况和知道如何应付，可是却被开除了。现在梅西米就要寻找一个继任人选。
他首先想到加利埃尼将军，但因为他投票反对米歇尔，所以就被摆在一边；接着又征求鲍将军的意见，却被拒绝。于是他才转而要求霞飞将军出任该职，霞飞接受了任命。霞飞从来没有指挥过一个集团军——甚至连在纸面上都没有过这种机会——而且对参谋本部的工作更是一无所知。他要求任命福煦将军为总参谋长，但因为福煦是个天主教徒，所以未获允许。梅西米说他之所以选择霞飞，是因为他具有坚强、有力和高傲的人格，一种明白而略微迟缓的智慧，一种并不太迅速的决定力，以及临危不乱的冷静态度。尽管这些话说得很漂亮，可是梅西米本人却只是参谋本部人员的工具——是他们控制着陆军，所以事实真象似乎是这个不负责任的团体故意把霞飞推向前面，因为如佩森将军所说，他对所应做的事情简直毫无所知，所以很容易使他完全成为参谋本部的傀儡，对他们的要求完全同意。从参谋本部的观点来看，霞飞是个理想的傀儡。
霞飞是里韦萨尔特地方一个皮匠的儿子，出生于一八五二年。他是一个标准的法国农民——羸弱而不具幻想力、固执、刻苦、讲求实际。他知道自己的缺点，而且设法隐藏它们。他很少写或是宣读一份备忘录。他是心灵简单，热衷于简单的解决办法，所以他的幕僚对他所要应付的问题，总是拟出简单的大纲。作为统帅而言，他是一个战略性的真空，他的参谋本部就盘踞在这个真空之中。虽然如此，以一个战斗农民的身份，他却拯救了法国，因为他从不推卸责任，是一个拥有巨大勇气和蛮性的人。虽然在战争之前，他选择了自己的部下，可是一旦宣战之后，这些人都使他失望，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整批加以撤换。在一个月之内，从八月二日到九月六日，有两个集团军司令，十个军长和三十八个师长都被撤职，也就是说相当于他所指挥的高级将领的半数。
当时法国参谋本部所主张的理论就是“质量乘以速度”，这对霞飞的“牛性”也恰好非常适合。进攻成了他的唯一选择，受他影响，他的政治主人法利埃总统在一九一二年这样宣称说：“我决定毫不犹豫直向敌人进攻，只有进攻才适合我们军人的思想。”所以霞飞成了一个军事神秘主义学派的工具，这是一个柏格森主义的组织，是皮埃尔夫对法国参谋本部的刻薄称呼。他说：“这个组织的思想基础是反对和不信任智慧，而赞成直观式的神秘主义。”这些军事神秘主义者也就是霞飞的头脑，所有战争计划都出自这里。内容极为单纯，代表进攻至上的神秘主义思想。这也代表了波那尔将军的思想，此前的两个作战计划——第十五号和第十六号——都由他负责拟定。
波那尔是个饱学之士，但也是拿破仑的盲目崇拜者；因为他是个书呆子，所以获得了当代战略大师的美名。他的头脑充斥着拿破仑的说，无法使他的知识与正在变化的条件相配合。他的思想仍然充满了“菱形队形”和“营方阵”等观念，而对铁路、机关枪和速射炮等因素却毫无认识。他的基本思想就是力求简单。因为照他的设想，德国将集中大约十个军的兵力于图勒与埃皮纳勒之间，其正面宽度约为六十英里到八十英里。所以为了对付他们，唯一必要的途径就是构成一个由八十万人组成的营方阵——各集团军分为三线，第一线一个集团军，第二线三个集团军，第三线一个集团军。第一线集团军应与敌人进行正面交战，在其掩护下，第二和第三线集团军即开始进行迂回运动。这是“大象”式的耶拿机动，而波那尔却深信他已经发现了致胜的秘诀。
霞飞的这批少壮派采纳第十六号计划为基础以拟定他们的第十七号计划。其基础是两个假设。第一是德国最开始不会把预备部队和现役部队同样用在第一线上，所以其兵力在数量上不够同时向比利时和洛林进攻。第二是假设法军在进攻时是无法抵抗的，所以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法军集中在梅济耶尔和埃皮纳勒之间，然后直接向前开去。在这种思想后面又有“炼铁业公会”的支持，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洛林铁矿必须加以保护。
霞飞盲目采纳了这些思想，虽然他说他深信德国不会使用其预备役部队或通过比利时前进，可是话虽如此，在回忆录中他又说：“我们对他们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所拟定的动员计划是早已知道的；我们知道在这个计划里已决定对预备役部队应和现役部队同样使用。”此外他又说在他手里有一张德国参谋本部在一九〇五年演习中使用的地图，表示德军曾研究用其右翼通过比利时的运动。此外一九〇六年的一个大规模图上演习计划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意图。为了证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是正确的，一九一三年，布亚特中校伪造了一个文件，假装是在火车上捡到的。它表示德国在第一线不会使用预备役部队，而德军前进的路线是在默兹河右岸，以梅济耶尔为目标。
尽管事实上霞飞公开以拿破仑自居，可是就他本人而论，简直可说是毫无计划可言。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书面拟定的作战计划。我除了决定集中所有兵力以发动进攻以外，没有其他预定观念。所以我决定只把研究限制在集中方面，使其可以适应任何作战计划。”
虽然如此，在我们看来，他采取的集中计划完全与他的理想相背。其内容如下：
（一）第一集团军，司令为杜贝尔：集中在沙尔姆－阿尔什－达内地区，司令部设在埃皮纳勒。五个现役军，四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二十五万六千人。
（二）第二集团军，司令为德·卡斯特瑙：集中在圣文森特桥－米里库尔地区，司令部设在新堡。五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二十万人。
（三）第三集团军，司令为鲁弗利：集中在圣米耶尔－当维勒尔地区，司令部设在凡尔登。三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十六万八千人。
（四）第四集团军，司令为德·朗格勒：集中在瓦文库尔－巴勒杜克－伏瓦地区，司令部设在圣迪济耶。三个现役军和一个骑兵师：总数十九万三千人。
（五）第五集团军，司令为朗雷扎克：集中在格普雷德－叙普河－肖蒙－波尔西昂地区，司令部设在勒泰尔。五个现役军，五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二十五万四千人。
（六）骑兵军：军长为索尔德，集中在梅济耶尔，共三个师。
（七）右翼侧卫：集中在沃苏勒，共三个师。
（八）左翼侧卫：集中锡索讷，共三个师。
以上就是法国参谋本部所决定的兵力分配，并由霞飞批准执行，他的想法是，一旦宣战之后，第一集团军即应前进到巴卡拉－萨尔堡之线，第二集团军就应前进到沙林堡－萨尔堡之线以压倒敌人。
对手方面的计划虽然也同样是进攻性的，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一八九一年，施利芬伯爵接替老毛奇出任德军总参谋长，到一九〇五年他就修改了原有计划，把它完全推翻了。毛奇的想法是对俄国进攻，而对法国防御；但是当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之后，局势发生了变化，施利芬决定只留下十个师和局部区域部队以监视俄国，而集中其他一切力量来对付法国。他所采用的大战术并非象许多作家想象的那样，不是“坎尼”式而是“洛伊森”式的。他对法军兵力集中情形所作的估计简直和实际情况一样准确。所以他决定把七个集团军集中在克雷菲尔德－莫尔豪森之线，而以蒂永维尔－梅斯之间为中心。在梅斯以北为五个集团军，以南为两个集团军。前者共有三十五个半军，支援他们的有七个骑兵师，十六个国民兵旅和六个补充师，后者共有五个军，支援他们的是三个骑兵师。
接着他就计划以斜行队形前进，而以梅斯为枢纽。左翼方面预定最先与法军主力接触并把他们钉住，若不可能，就向后撤退以引诱敌人向莱茵河前进。同时，右翼方面则通过比利时，从西南面绕过巴黎，然后再向东前进，一直打击在法军的后背上，驱赶他们向德国和瑞士边界溃散。为了使这一翼有足够强大的兵力，他又决定当这个巨大的旋转运动进行之际，再从左翼方面抽调两个军来予以增援。
这个计划为他的后任所采用，分析这个计划时，有两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注意，这也正是施利芬的大战术的主要着眼点：
（一）右翼在作战时所经过的地区都是便于进攻的，其兵力强度以足够包围安特卫普、那慕尔及巴黎等地为原则，而巴黎又是法国的铁路中心和法国陆军的补给基地。
（二）左翼的作战地区都是便于防御的，其兵力强度以能引诱法军走入歧途，并认为是值得进攻的目标为限度。其任务是纯防御的。
一九〇六年，施利芬把这个计划交给他的后任小毛奇，这是德皇威廉二世亲自选定的，因为他以为单靠“毛奇”的威名已经足以吓坏那些邻国。这就揭示了德国高级指挥当局的最大弱点，在法国是政治性腐化，在德国却是皇室性的朽烂。和一七六三年以后的情形一样，德国陆军在一八七〇年以后已经获得了常胜的美名。威廉二世继位之后，就开始创立一支专为检阅摆样子的陆军，这也是他最热衷的玩具。他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人，把这些人都摆在一边，专门任命皇亲贵族去担负高级军职——这些银样蜡枪头的将军对战争可说是一无所知。小毛奇便是这些活宝之一，他未在参谋大学中毕业，在他的服役经历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他叔父和皇帝的副官。一九一四年，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的一切都模仿其叔父，殊不知老毛奇的参谋制度早已过时了。照他看来，军队是由参谋组织来指挥的，而实际上相当于总司令的他本人（只差一个名义而已），却自以为是象赛跑中的发令员一样，他所要做的只是把旗子一挥，以后的事情就听任那些将军们自己做主。他不主张应有执行方面的控制，甚至连接触都不需要，以后就可以看出，他和部下之间的联系可以说糟糕到了极点。
毛奇虽然接受了施利芬计划，但却把它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尽管如此，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四年间，德国又新增了几个军。在俄国方面，他大致还是依照施利芬的老计划，一共保留着四个（现役的和预备的）军，一个预备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些国民兵部队，共计约二十万人。但是在西线方面，他就不仅把两翼之间的兵力比例作了彻底调整，而且在增强右翼之后，他的思想也就变成了“坎尼”式而非“洛伊森”式的了。（注：施利芬在晚年，思想上也似乎有一些改变。他好象在一九一二年曾考虑到沿整个正面——从比利时直到瑞士－都同时发动进攻。不过到临终时，他还是回到了他那个伟大的计划。他的最后遗言是：“你们要注意增强右翼。”）德国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说过：由于技术原因，例如铁路等，毛奇才被迫作此改变。这种解释颇有疑问，因为真正的原因似乎是那些亲王为了增强他们集团军的实力，对毛奇施加压迫。
一九一〇年，他取消了从左翼抽调两个军增援右翼的计划，并将这六个补充师集中在梅斯附近。最后当新编成九个师之后，他把其中一个师加上从东线抽回来的一个师增加在右翼方面，而把其余八个师都增加在左翼方面。这样德方七个集团军的最初兵力部署如下：
（一）第一集团军，司令为克鲁克将军，司令部设在格里芬波赫。一共为七个军，三个骑兵师和三个国民兵旅。应前进到艾克斯－拉－夏佩勒，然后再到布鲁塞尔。总计三十二万人。
（二）第二集团军，司令为比洛将军，司令部设在蒙茹瓦。一共为六个军，两个骑兵师和两个国民兵旅。应攻占列日，然后其右翼前进到瓦夫尔，左翼前进到那慕尔。总计二十六万人。
（三）第三集团军，司令为豪森将军，司令部设在普罗姆，一共有四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其右翼达到那慕尔，左翼达到吉维特。总计十八万人。
（四）第四集团军，司令为符腾堡公爵，司令部设在特雷弗。一共为五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右翼达到弗拉梅，左翼达到阿尔隆以北的阿特尔特。总计十八万人。
（五）第五集团军，司令为德国皇储，司令部设在萨尔布吕肯。一共为五个军，一个师，两个骑兵师和五个国民兵旅。左翼留在蒂永维尔，而右翼则前进到弗洛伦维尔。总计二十万人。
（六）第六集团军，司令为巴伐里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司令部设在圣艾弗尔德。一共为五个军，三个骑兵师和四个补充师。应前进到摩泽尔河并进攻法军将他们钉住。总计二十二万人。
（七）第七集团军，司令为施林根将军，司令部设在斯特拉斯堡。一共为三个军，一个师，两个补充师和四个国民兵旅。应前进到默尔特河或向洛林实行反攻。总计十二万五千人。
虽然施利芬计划的外观没有变动，可是其实质却完全改变了，因为左右两翼的比重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原有计划中是右翼方面五十九个师，左翼方面九个师。现在的计划是右翼方面五十五个师，左翼方面二十三个师。用百分比来表示：施利芬计划中的比例为一百比十五；而毛奇计划中的比例为一百比四十二。而且施利芬的原意是当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州被纠缠住之后，即将两个军调往右翼，这个比例就更由一百比十五降到一百比九了。因此左翼方面必须被迫向后移动。
现在的新计划显示出的是两翼攻势，位于南面的左翼本应引诱敌军向东前进，以使北面的右翼更便于旋转来打击敌人的后背；现在却反过来向西推进，这是与原意完全相反的。这既非坎尼又不是洛伊森。无论称其为哪一种，都足以使汉尼拔或腓特烈大帝在地下顿足。
这个巨大的德军方阵组成之际，外表颇为坚强，可是其内在结构却十分脆弱。在遥远的东普鲁士，普里特维茨将军正集中其比较微弱的兵力准备阻止俄国乌合之众的冲击。反之在巴黎方面却充满了混乱和不协调。五月，梅西米将军再度出任军政部长，据说他只是经常打电话询问消息和给与一些没有意义的命令，而完全没有感觉到他在此时此地的重大责任。七月三十一日，除了财政问题以外，没有讨论其他问题。八月二日，法国开始动员；八月三日，霞飞召集各集团军司令开会。他还是保持其含蓄态度，只向他们空泛的说明，准备采取的进攻路线大致为两个联合进攻。一个在洛林境内，另一个在凡尔登－图勒之线以北。八月四日，他在维特里设立了总部；此时毛奇尚在柏林，后来才到了科布伦茨。
当霞飞召集其集团军司令开会时，马尔维茨将军指挥的德国骑兵军已在盖默尼希越过了比利时国界，八月五日，德军要求列日守军投降，但遭到勒芒将军拒绝。第二天，德军的突击失败了。第一集团军的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将军开始负责指挥进攻。八月七日，他的部队从要塞间渗入并攻进该城。八月十二日，德军把一些四百二十毫米榴弹炮送上前方，要塞被击破。到十六日，列日完全落入德军手中。
此时，杜贝尔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的一个支队已经进入莫尔豪森。到八月七日，在比利时边界已经发现德方五个军的番号，朗雷扎克就向霞飞报告，说德军的意图很可能是要沿默兹河左岸作战。他获得的答复是：“如果这样就更好了。”霞飞仍然深信德军主力留在提昂维尔和梅斯地区。所以在八月八日，他命令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准备进攻。这就是说他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是准备攻入洛林的。进攻在八月十四日发动，当时依照原定计划，鲁普里赫特亲王的第六集团军就向后撤退。
此时，朗雷扎克仍持续不断的向霞飞提出警告，说德军主力是在比利时方面，但是毫无效果。直到八月十五日霞飞才说：“这个假想开始变成事实了。”到十八日，他已经感到相当困惑，就新成立了一个洛林集团军，由莫努里将军任司令，以保护第二集团军的左翼。至于第一集团军的右翼则早已受到阿尔萨斯集团军的保护，这是在八月九日成立的，其司令为鲍将军。
虽然霞飞并不太明白，可是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地位却已笈笈可危，如果鲁普里赫特能继续后退，那么这种危险就会大大加剧。可是在其充满雄心的参谋长德尔曼辛根上校——这是第六集团军的真正指挥官——劝说之下，鲁普里赫特获得了上级允许，抽出六个补充师，加上第七集团军（早已由他指挥），于八月二十日向法军发动了反攻。法方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本来已经不知不觉走进了陷阱，现在却被他推了出来，使他们向南锡和默尔特河退却。这是对施利芬－毛奇计划钉下的第一颗棺材钉。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如此不平衡，所以毛奇只好放弃用左翼充当右翼预备队的计划，而代之以两面包围的计划。结果是从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七日，德方第六和第七两个集团军在法方的设防地区自己撞成了碎片。施利芬早就提出过警告，叫他们不要从这个地区进攻。
当鲁普里赫特和德尔曼辛根正破坏德国的战争计划时，霞飞却在“暗杀”他的将军们。因为进攻已经失败，所以必须寻找一批替罪羊来为梅西米将军顶罪。八月二十四日，梅西米写信给霞飞说：“我认为和一七九三年的情形一样，只有两种惩罚方法，就是撤职和死刑。你要想胜利，就得拿出最迅速、野蛮而具有决定性的方法。”对法国而言可说是万幸，八月二十七日，梅西米被免职了。
在鲁普里赫特发动进攻的前两天，德方第一、第二和第三集团军开始通过比利时向前推进，比军的大部分向安特卫普退却。于是施利芬－毛奇计划又钉下了第二颗棺材钉，因为克鲁克将军奉命把第三预备军留下来监视安特卫普。也就是说其兵力减少了三万五千余人。当他们前进到那慕尔之后，第三颗钉又钉下去了：因为为了围攻该城，第二集团军留下了近卫预备军，第三集团军留下了第十一军和第七预备军的一个师。八月二十一日，德国第二集团军与法国第五集团军接触，而克鲁克现在由比洛指挥，奉命向西南前进，而不再向西前进——这是第四颗钉子，因为如果他不改变原定方向，就不会在蒙斯与英国远征军一头撞上，而会迂回过去，这样就可能将英国远征军歼灭。八月二十二日，德军到了松布耳河。
在这个事件发生前两天，霞飞似乎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他说：“德军的运动已经清晰可辨。”可是从他的行动看来，他对德国这个从比利时境内辗过的巨大车轮的可怕性质，仍然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他并未企图击碎前进中的德军右翼，却命令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进入阿登山地，以切断德军与其基地间的联系，并命令在他们左面的第五集团军与英国远征军合作（其最后部队正要登陆），以挡住正在向前冲击的潮头。
法方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原先指定的目标是阿尔隆和新堡，而他们的前进又与德方的第四和第五两个集团军遭遇。接着就是阿登之战，照德国的说法，叫作隆维和新堡之战。在这一战中，法国第四集团军受到严重挫败，八月二十四日，第三集团军退到默兹河后面。和在洛林的攻势一样，进攻完全失败了。
此时，法国第五集团军在朗雷扎克指挥下也到了松布耳河。八月二十二日，在正面与比洛的德国第二集团军遭遇，而右翼方面又受到豪森的第三集团军进攻。结果发生了查利瓦会战，德方则称之为那慕尔会战，朗雷扎克被迫后退，而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英军则撤往蒙斯。在那里英军被隔断，在受到克鲁克第一集团军的进攻之后，于二十四日被迫继续后撤。这一天的全部情况是整个法军左翼都在撤退，而整个德军左翼则在默尔特河下游地区，从图勒到南锡，然后再到圣迪耶之间，自动撞成了碎片。
为了了解此后西线方面的发展，首先必须探讨东线方面的情形。
俄国的原定计划是想用第一集团军来挡住德军，而集中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集团军向奥地利发动猛烈进攻，第二集团军则留在华沙作为预备队，第九集团军留在圣彼得堡以阻止可能侵入的德军。刚刚动员之后，为了协助法国，这个计划又匆匆加以改变：第二集团军奉命向东普鲁士运动，以求与第一集团军合作，而第九集团军则顶替了预备队任务。这样俄军分组成为两个方面军：
（一）西北方面军，总司令为吉林斯基将军，包括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司令分别为连年坎普夫将军和萨姆索洛夫将军。
（二）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为伊凡诺夫将军，包括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集团军。全部俄国陆军由尼古拉大公统率。
第一集团军位于维尔纳地区，第二集团军位于纳雷夫河上。第一集团军包括第三、第四和第二十军，另有五个骑兵师作为支援。第二集团军包括第二、第六、第十三、第十五和第二十三军，另加三个骑兵师。
俄方第一集团军约为二十万人，第二集团军约为二十五万人，所以在数量上远比现在据守东普鲁士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占优，但是在素质和指挥方面却完全不是德国的对手。此外，德国的铁路体系无论在哪一方面也都远比俄国优越。
虽然从日俄战争战败之后，俄军已经有了相当进步，可是俄国人的本性却无法改变，他们对一切都缺乏思考，而且任何事情都能使他们遭到突袭。俄国的将领们能力都很差，更糟糕的却是他们都迫切希望与敌人进行战斗。参谋人员的效率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以第二集团军而论，他们的参谋人员就“只有罗盘而无地图”，由此可见一斑。诺克斯将军是英国的军事武官，他曾与这个集团军一同行动，他说：“有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与我同行，他是华沙一家巧克力糖厂的小厮，他之所以能荣任第二集团军的参谋，是因为他会画讽刺画。”
原有的施利芬计划是在一九〇五年拟定的，当时俄国正是力量最弱之时。其基础就是维斯瓦河的天然形势——大致象一个巨大的“S”。其中心为华沙，北端顶点是但泽，南端顶点是克拉科夫，而在这个“S”大弯中，北部为索恩要塞，南部为桑多梅日要塞。
以这个形势为基础，施利芬开始拟定计划。因为他假设俄军主力会集中在华沙与桑多梅日之间，所以决定面对敌人构成一个较弱的正面，而两端则依托两个强力集团：南端为奥匈军，应向卢布林前进，北端为德军，应向普图斯克进攻。因为他估计俄军在部署兵力时要花六七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他认为能够坚守到他击败法军为止，此后即迅速从西线把兵力调过来，然后再打一场真正的“坎尼”式的大规模会战。
到一九一三年，上述情况已经改变，因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所损伤的元气已经恢复了一大部分。此外他们也已经增强了西部铁路体系，所以毛奇认为俄国的动员时间一定可以缩短，这是正确的。因此他决定在东线也需要一个具有适当组织的集团军——就是第八集团军。他给这个集团军分配有下述兵力：第一军，军长为弗朗索瓦将军；第十七军，军长为马肯森将军；第二十军，军长为舒尔茨将军；第一预备军，军长为贝洛将军；第三预备军，军长为摩根将军；第一骑兵师，师长为布里赫特将军；加上三个国民兵旅，以及在东普鲁士境内的所有要塞部队。全部兵力均由普里特维茨将军指挥，当优势巨大的俄军前进时，他所奉到的指示是退往维斯瓦河左岸。
刚一宣战，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将军就向卢布林发动了进攻，但被击退到伦贝格，此时，普里特维茨把他的十六万人（不包括国民兵在内）部队作了下述的部署：
（一）从安格堡到波罗的海，在安格拉普河和普里格尔河以南，用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第一军防守正面；对普里格尔河以北沿德伊姆河地区，他指定由柯尼斯堡的要塞部队负责。
（二）从约翰尼斯堡到索恩，并以德意志艾劳为基地，他使用第二十军。目的是保护补给军队的铁路。并用索恩和格劳登茨的要塞部队来支援。
当普里特维茨将军正在据守这条防线时，连年坎普夫采取了真正俄国人的姿态，不等其后勤部队完成动员，就在八月十七日越过国界。他在斯塔鲁普仑击退了德国前卫部队，并在贡宾南击败了德国第八集团军的左翼。此时，他的补给体系失灵了，而铁路的轨道也由宽变窄。四天后，萨姆索洛夫也进入了东普鲁士。八月二十二日他占领了威伦堡，二十三日又占领了什奇特诺和赖登堡。他的前进情形更为混乱。德国人对此有这样的描写：
“全军从比亚威斯托克前进时即缺乏粮食补给。甚至尚未到达纳雷夫，行军纪律即已经糟糕到了极点，从那条河到普鲁士边界，俄军纵队必须越过河流徒涉而过。部队的神经都极为紧张，见到飞机就开枪，甚至还射击自己的汽车。高级指挥官对敌人的行动简直毫无所知。各军长所知道的情报最多只限于邻近目标，例如，对连年坎普夫集团军的任务，他们就一点都不知道。”
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各部队之间根本毫无合作可言。第二军所奉命令是要在两个集团军之间前进，但却与两边都失去了接触。又有人认为形成这种缺乏团结现象的原因是萨姆索洛夫与连年坎普夫二人有私怨。但更加合理的解释，却是俄国骑兵本就缺乏效率。尤其是哥萨克人，实际上与土匪无异。
德国第八集团军在贡宾南的挫败虽然不过是个战术事件，却引起了最惊人的战略后果。
第一，连年坎普夫本来快被击败了，转败为胜之后就十分高兴，坐下来欣赏胜利，由此可见俄国人的心理是何等古怪，这可以引证目击者诺克斯将军的叙述：
“B先生问连年坎普夫是否可以上床睡觉，他回答说可以，但最好不要脱衣服。他躺下一个小时之后，连年坎普夫却把他叫醒，他站在床边微笑着说：“现在你可以脱下衣服了，德国人已在退却中。”
就象诺克斯评论的，这才不是脱衣睡觉的时候，而应该尽最大努力与退却中的敌军保持接触。
第二，因为萨姆索洛夫相信第八集团军已被击溃，他就对敌人完全不作警戒，与连年坎普夫也失去了接触，直接向德意志艾劳挺进，以求切断普里特维茨与其基地的联系。
第三，当普里特维茨知道敌军前进的消息之后大惊，命令全军向维斯瓦河撤退。由于格鲁伦特将军和霍夫曼将军的忠告，他才取消了这道命令，这对德国而言可谓万幸，因为俄国第二集团军距离维斯瓦河比德军更近。于是他决定向萨姆索洛夫左翼进攻。在八月二十日黄昏时分下达了如下命令：第二十军应集中在霍亨斯坦。第一军和第三预备军应利用铁路运往第二十军右翼。柯尼斯堡要塞守备部队据守普里格尔－德伊姆之线。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则向正西撤退。
说也奇怪，贡宾南的挫败加上普里特维茨的神经过敏，使这个事件注定要改变这个会战的整个结果。不仅在东线，而且连西线也受到了影响。
当在科布伦茨的德军总部听到贡宾南挫败的消息之后，接着又收到普里特维茨准备向维斯瓦河退却的命令副本，虽然这合乎原定计划，但结果就象鲁登道夫所说的那样“足以招致覆灭”。德国当局决定作两点更改。第一是为第八集团军寻找一位新指挥官，第二就是增强其兵力——这点留待下文讨论。他们首先打电报给兴登堡将军，要他接替普里特维茨的职务。兴登堡是个老军人，生于一八四七年，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两次战争，现在退休住在汉诺威。他的回电是：“我已准备就绪。”同一天（八月二十二日），也送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通知他已经被任命为兴登堡的参谋长。在瓦夫尔与那慕尔之间找到了鲁登道夫。他接到通知就立即上了汽车，高速赶到科布伦茨。他报到之后，毛奇就把东战场的情况详细向他解释。此后应鲁登道夫的要求，对普里特维茨发出了下述训令：
“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柯尼斯堡守备部队的预备队主力都应停止不动。第一军不应在盖瑟茨豪森而应在舒尔茨将军附近位置下车，即德意志艾劳以东某处。从索恩、库尔姆、格劳登茨和马尔堡等要塞的守备部队中应尽量抽出兵力，送到斯特拉斯堡和勒岑堡等地。这样在东普鲁士的西南面就组成了一个强力集团，足以发动进攻；而北面的部队或是继续向西南方向退却，或直接向南前进，以协助对俄国第二集团军的作战。”
鲁登道夫并不知道，由于格鲁伦特和霍夫曼二人的建议，第八集团军正在采取与上述命令类似的措施。
这些命令发出之后，鲁登道夫赶在汉诺威与兴登堡会晤，并一同前往马尔堡，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到达。在那里他们才知道情况已经改变。退到维斯瓦河后面的决定已经放弃。他们也得知连年坎普夫的军队仍然没有积极行动；第二十军左翼方面的第三十七师曾受到猛烈进攻，正在撤退之中；萨姆索洛夫的追击命令是用明码拍发的，也已被截获；更主要的是从一位被俘的俄国军官身上找到了吉林斯基的作战计划。兴登堡在回忆录中说：“这告诉我们，连年坎普夫的集团军准备从北面越过马祖里湖，前进到茵斯特堡－安格堡之线。进攻目标为假设躲在安吉拉普河后面的德军，而第二集团军则应越过勒岑——普特斯堡之线以进攻德军侧翼。”
此时，萨姆索洛夫缓缓向西运动，正面约宽六十英里。从左到右，他的兵力分布如下：第一、第二十三、第十五、第十三和第六这五个军。第二军现已为第一军代替，第一军则已编入第一集团军。这个行动加大了两个集团军间的空隙，而萨姆索洛夫为了使补给较为方便起见，又命令他的左翼前进到新乔治维斯克－姆瓦瓦－索尔道的铁路线上，这就把他的右翼拉得离连年坎普夫更远了。
鲁登道夫的慧眼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个空隙，并决心利用这个弱点。他决定留下一道单薄的屏障兵力以牵制连年坎普夫，然后集中其余一切力量打击萨姆索洛夫。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会战计划逐渐成形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真正把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从他们面对连年坎普夫的位置上抽出来，使他们加入第八集团军，一起打击纳雷夫集团军。这完全要连年坎普夫自己来决定，如果他知道如何充份利用其在贡宾南的胜利而迅速前进，那么我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
“我们逐渐发现连年坎普夫只是缓慢前进。所以这两个军可以逐渐抽出，使其向正南方运动，以比绍夫斯堡－赖登堡为目标。”
“接着，在第一骑兵师和第一预备军保护下，第十七军向南经过施芬贝尔移到比绍夫斯坦。它已经通过第一预备军的后方，八月二十六日，又从比绍夫斯坦前进到了比绍夫斯堡。第一军在施芬贝尔之南，也向塞堡方向移动。现在只留下了第一骑兵师在施芬贝尔附近和南方面对着连年坎普夫。在二十六日这一天，这个师的第一骑兵旅也奉到命令，抽出来从鲁塞尔前进到森斯堡。所以从八月二十七日以后，在马尔湖到普里格尔河之间地区，一共只有两个骑兵旅面对着俄军。而连年坎普夫的部队却有二十四个兵力强大的步兵师，另外加上好几个骑兵师。”
“在这一线，这两个军正在俄方纳雷夫集团军后面行军，从赖登堡直达奥尔什丁。在行军中，他们的后方对着连年坎普夫的集团军，毫无适当的保护，其间所隔距离不过两三天行程。当会战在二十七日真正展开之后，连年坎普夫的巨大兵力始终有如一朵具有威胁的雷雨云，挂在东北面的天空上。”
这个计划具有高度的果敢和良好的判断，其结果不仅使这场会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卓越的一个，而且也有极大的战术决定性。
鲁登道夫说；“一位将军要能够‘负重’，而且需要坚强的神经。文人们常有这种想法，以为战争好象算数问题一样，由已知来求未知。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在这种斗争中，物质力量和心理力量交织在一起，而数量居于劣势的一方尤为困难。这种工作中包括许多人员，其个性和观点都各有不同。其中唯一已知的常数就是将领的意志。”
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它们告诉我们，当指挥艺术发展到其最高形式时，所代表的就是意志和思想的结合，而不仅是简单的计算问题。
八月二十六日进行的是两个作战。当第二十军的一半兵力加上戈尔茨将军率领的国民兵在中央挡住萨姆索洛夫的主力时，（一）第一军和第二十军的另一半兵力在乌斯道进攻俄军左面，并将俄方第一军击退。（二）从北面，第一预备军和在其左面的第十七军则进攻俄方第六军，在比绍夫斯堡击退了其中的一个师。现在两翼都已肃清，就可以对萨姆索洛夫的中央兵力——第十三军、第十五军和二十三军——实行两面包围。
当这个向心运动进行之际，萨姆索洛夫正与第十五军在一起，监督他们前进。虽然他对其他部队一点消息来源都没有，可是据诺克斯将军所说，他感到烦恼的却是没有接到他太太的来信。当他听说第一军受到进攻的消息，马上按剑而起，要赶去看看实际情形如何。
第二天，当连年坎普夫还在缓缓地向柯尼斯堡前进时，进攻仍在继续。萨姆索洛夫的左面开始发生巨大混乱：在赖登堡的部队已经发生了恐慌现象，而在中央部分，当第十三军的许多人到了奥尔什丁之后，获得的印象好象已经进了柏林一样。
那天黄昏，在德军左面，第一预备军占领了瓦尔腾堡，这在奥尔什丁东北，相距约八英里。其左面的第十七军接近比绍夫斯堡，而在它的右边，第一军仍在乌斯道附近，准备向赖登堡前进。萨姆索洛夫的中央兵力在奥尔什丁与栋布鲁夫诺之间缓缓向前推进。
对八月二十八日的作战，鲁登道夫的命令如下：第一军应占领赖登堡，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应放弃对俄国第六军的追击，向西南前进至巴森海姆，以进攻俄方第十三军右翼。此时第二十军也应采取攻势，而戈尔茨的国民兵则进攻霍亨斯坦。他的想法是，当德军中央部分进攻时，其两翼则分别向威伦堡集中以包围俄军的中央部队。
虽然在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会战开始时对德军不利，但到了下午，霍亨斯坦被攻占了，其后不久，第一预备集团军也到了奥尔什丁以南，而第一军则在赖登堡以北，控制了俄军中央部分的左翼。第二天，俄方第一军又在战场上出现，当他们向德方第一军后方进攻时，曾使德军右翼方面一度感到情况紧张。不过当这个两面包围向萨姆索洛夫的中央逼拢时，它也被击退了。
终点已经快到了。八月三十日，俄军中央部分已被包围，到三十一日——就是兴登堡所说的“收获之日”——他向德皇发出了下述电报：
“我诚惶诚恐的报告陛下，昨天对俄军大部已经完成了合围。敌方第十三、第十五及第十八（即第二十三军）三个军已被击毁。我们已经收容了六万人以上的俘虏，其中包括第十三军和第十五军的军长在内。火炮都遗弃在森林中，现在正在收缴。战利品极多，现在无法准确估计。在我们包围圈之外的俄国第一和第六军也受到重大损失，现在正通过姆瓦瓦和梅希涅茨迅速溃逃。”
当散布在森林中的德军营地内响起一片“洛伊森会战”赞美诗般的歌声时，萨姆索洛夫由五个参谋人员陪伴，在黑夜中徒步向俄国边界逃走。因为体力不济而落后，最后终于失踪。他的命运不详，不过大家都相信他已经自杀了。
这样就结束了这场伟大的会战。鲁登道夫称之为坦能堡会战，坦能堡是一个小村庄，在乌斯道北面，一四一〇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曾在这里击败了条顿武士，所以鲁登道夫命名的意义，是认为这一战报了“九世之仇”。虽然对战争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如果德军战败，则战争的轨迹可能会完全改变。话虽如此，它对西战场的间接影响却仍然非常巨大。
在西线，对整场战争而言，也许最足以影响法德两国命运的日子莫过于八月二十五日这天。在这一天，法国总司令作出了决定，而德国的指挥官因为受其部下强迫，也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人就是德军总部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
塔本相信在西线已经赢得了伟大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东普鲁士的情形使他感到烦恼，所以认为应立即派兵加以增援。这个建议与毛奇的原有意图也是相符的，他本来就主张只要兵力可以抽调时，应立即从西线调出六个军送往东普鲁士。原定从左翼，中央和右翼三方面各抽出两个军。因为塔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抽调兵力了，毛奇就向鲁普里赫特和皇储征求意见，但他们都激烈反对，他就决定只从第二和第三两个集团军中各抽调一个军。塔本此时就以电话通知鲁登道夫，说已有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奉命增援第八集团军。鲁登道夫说已经无此需要，但塔本却回答说：“这些部队是可以抽调的。”第二天他又与鲁登道夫通电话，告诉他只有第十一军和近卫预备军（现在都正在围攻那慕尔）和第八骑兵师是可以抽调的，而第五军在西线还有需要。
鲁登道夫告诉他，这些部队已经赶不上正在进行的会战，所以不必调动他们（鲁登道夫非常担心从西线右翼抽调部队会影响全局。所以他说如果毛奇一定要送援兵来，就应该从左翼方面抽调）。
似乎这些谈话内容根本上未向毛奇报告，所以结果他还是命令第二集团军抽出近卫预备军，第三集团军抽出第十一军和第八骑兵师。毫无疑问，选择这两个集团军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司令不是皇族。尽管事实上他们的兵力已经抽得够多了：第三军和第九预备军调往安特卫普，第七军调往毛布基，另外在吉维特和布鲁塞尔又留下了一些守兵。总的说来，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右翼，现在已由三十四个师减到了二十五个师，若加上死伤的数字，已经损失其原有实力的三分之一了。
当施利芬－毛奇计划正在自动毁灭时，法国人对此当然还是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的第十七号计划已经完全崩溃，而部队又屡战屡败，已使巴黎城内发生了极大恐慌。虽然如此，在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当法国内阁举行会议时，总理维亚尼还在高谈财政问题和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这种枯燥无味的讨论中，梅西米跳起来高喊道：“还谈什么阿尔巴尼亚，十天之内德军就要打到巴黎了！”这才决定成立一个集团军来保护首都，并撤换梅西米所不喜欢的米歇尔将军，改以加利埃尼将军为巴黎卫戍司令。两天之后，梅西米又去职，而由米勒朗出任军政部长。
到底是谁最先想到组成一支防御部队来保护首都，这个问题现在很难获得正确答案。加利埃尼说，他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以前提出了这个建议，而霞飞则说这个命令是那天上午七时下达的。很可能这个命令在内阁开会以前就已经发出了，因为通常内阁会议开会的时间不会那样早。命令的内容是：
“如果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后撤，至少应用三个现役军组成一个集团军，开入巴黎的设防地区，以确保它的安全。”
这个命令收到的时间似乎是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
依照霞飞回忆录的记载，此时他也想到了相似的路线。因为在八月二十五日黄昏，他决定成立一个新集团军，位于英军外侧，以便迂回德军右翼。兵力包括第七军和由阿尔萨斯调来的一个师、由巴黎防区调来的两个师、以及由洛林集团军调来的两个师。以后他又说在下午九时才接到军政部长在上午七时发出的命令，并且说：“我的想法是成立一个集团军，以便在亚眠地区实行迂回，而军政部长的决定是要派三个军去防卫巴黎地区。二者之间并无实际联系。”
也许这是真话，在那天黄昏，他颁发了第二号“一般训令”（并未注明时间），内容摘录如下：
“由于无法执行原定计划中的进攻运动，未来作战应以在我方左翼方面累积兵力进攻。这支兵力将包括第四、第五和不列颠等集团军，以及从东线调来的新部队。至于其他集团军则应尽量牵制敌军，时间越长越好。”
“一个新成立的集团军，包括由铁路运来的部队（第七军，四个师，或许还要加上其他现役军）应于八月二十七到九月二日之间在亚眠的正面组成，位置在杜马尔顿－蓬里约至柯尔比之间，或是在索姆河后面，在皮基尼与维勒尔－布勒通讷之间。这个集团军应完成准备，以便大致朝圣波尔－阿腊斯或阿腊斯－巴波姆方向进攻。”
这个集团军被称为第六集团军，司令为莫努里将军，于次日成立。
第六集团军成立那天，克鲁克进攻在勒卡托的英军，将它赶出了阵地，但没有追击。霞飞在此时却认识到，弗伦奇的两个军若被歼灭，那么第六集团军预定中的迂回运动将不可能实行，所以他命令朗雷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八月二十七日，它位于瓦兹河正南——发动反击，以减轻英军所受到的压力。此时，毛奇却仍盲目地停留在科布伦茨——距离战场在二百英里以外—一对八月二十八日的行动下达了下述训示：
法军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以配合俄军进攻。所以德军应尽量迅速向巴黎前进，不要让法军有恢复的时间，阻止它成立新部队，尽量破坏法国的防御手段。
第一集团军应前进到塞纳河下游，向瓦兹河以西前进。
第二集团军应直向巴黎进发。
第四集团军应前进到埃皮纳勒。
第五集团军应前进到凡尔登并围攻该要塞。
第六和第七两个集团军则阻止敌军向洛林和阿尔萨斯前进。
“如果敌军在埃讷河，或者后来在马恩河进行顽强抵抗，那么可能就有放弃向西南方前进而改向南方旋转的必要。”
施利芬－毛奇计划还是保持着，但其中却充满了疑窦。
同时，当克鲁克发现法军左翼正向南和西南方向退却时，自己得出结论，认为寻找“这支部队的侧翼”并将它赶出巴黎之外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他建议比洛，第二和第一两个集团军应“向内旋转”。他刚这样干，毛奇二十七日的训令也到了，在训令中发现并未包括此项运动。但他却并未改变原有方向。八月二十九日，第一集团军与达马德将军的支队在它的右翼接火，同时也听说敌军在亚眠和莫勒伊下火车的消息。比洛与朗雷扎克之间进行了吉斯－圣康坦会战。这又不具决定性，法军溜走了，德军也未追击。此时英军也继续退却。霞飞与弗伦奇会晤，但却没有意义。因为直到此时，霞飞的参谋长贝尔瑟洛将军还未能充分了解德军威胁法军左翼的重要性。
同样，克鲁克也不了解法军从亚眠威胁其右翼的重要性。因为他对胜利是如此有把握，所以他甚至没有向上级报告这项威胁的存在，又回到他的“向内旋转”的观念。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他正准备进行这种运动。到下午五点五十五分，他从无线电中知道比洛已经击败法军，法军正在退却。八月三十一日，第二集团军将要休整了。
下午六点三十分，比洛发来电报，要求第一集团军合作。其内容如下：“为了获得充分胜利，第一集团军若能以绍尼为枢纽向内旋转以达拉费尔－拉翁之线，实属必要。”因为这与他自己的想法完全符合，克鲁克马上表示同意，并向总司令部报告：“第一集团军已向瓦兹河旋转，三十一日将前进到贡比涅和努瓦永，以扩张第二集团军的战果。”
毛奇现在把总部设在卢森堡，对此也表示同意。他的回电说：
“第三集团军已向南进到埃纳河并向南追击。第一和第二集团军所采取的运动与总司令部的意图相符。”
就象比洛指出的：“这个命令非常重要。它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二十九日以来，敌军已开始在亚眠、莫勒伊、蒙迪迪埃和鲁瓦下车，而且这支重要兵力也早已在亚眠以东的维勒尔－布勒通讷地带进攻了第一集团军右翼。”
所以这次的过错应由克鲁克负责，他对这个进攻根本就没有报告。第二个应负责的就是毛奇，他距离战场一百五十英里以外，跟在柏林没什么区别。
这些重要变化发生时，施利芬－毛奇计划可说从本质上和外表上都已经完全告终。八月六日，基钦纳爵士出任英国军政部长。他听说弗伦奇的意图是退到巴黎西南，大感震惊。因为这无异于放弃会战。于是伦敦与前方之间展开了电报战，基钦纳本人匆匆赶往法国才予以制止。八月三十一日，德国第一集团军向内旋转的运动被一架英国飞机所发现，而其位置也由一份俘获的命令所证实。这个重要消息立即报告给了霞飞。
第二天，九月一日，迅速展开了一连串战斗，这就是历史上说的马恩河会战。当然，若法方第六集团军未成立，这个会战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下述说法也同样正确，如果克鲁克不向东旋转，那么第六集团军的四个师——第七军的两个师和第五十五师、五十六师——可能很容易被扫到一边。
在这一天，霞飞要求军政部长把首都置于其直接指挥之下。他命令莫努里退向巴黎，把他自己的司令部移到巴尔并下达第四号“一般训令”，其内容的重点是：
“第五集团军逃脱敌军对其左翼的包围之后，第三、第四和第五这三个集团军应重整攻势。假如环境许可，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中的部分兵力也应在适当时机内予以召回，共同参加进攻。巴黎要塞地区的一切机动部队也都应参加这个全面行动。”
这道命令虽然措词含混，但还是明确暗示准备从巴黎发动反攻。之所以措词含混，部分是因为霞飞对英军的行动没有把握，弗伦奇还在撤退之中。此时在德军方面，虽然已经知道法国正匆匆把部队向巴黎集中，可是毛奇仍然指示比洛把他的左翼向东移动以支援第三集团军。这就使他与第一集团军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了。
第二天，九月二日，英军仍继续撤退，克鲁克已放弃追击，把第三和第九两个军调到沙托－特里来援助比洛。他采取行动之后，又马上接到毛奇的命令，内容是：“我军的意图是要从西南方面把敌人赶出巴黎。第一集团军应梯次跟在第二集团军后面，并负责保护我军侧翼。”克鲁克在《向巴黎进军》中这样评论道：“最高统帅部似乎仍然坚信，对一切在首都要塞线以外的作战，都不必把巴黎守军计算在内。”他不但没有停下来，担负其侧卫的新任务——他已经到了第二集团军的前面，相隔一天的行军距离——反而把毛奇的命令摆在一边，继续向沙托－特里推进，也就是说离巴黎是越来越远了。
当莫努里将军退向巴黎时，霞飞又向集团军司令们下达了密令，告诉他们应大致站住约讷桥－梅里－阿尔希－布利安－茹安维尔之线，然后采取下述行动：
从南锡和埃皮纳勒的部队中抽出两个军来增援右面。
在这时，全线进攻。
在蒙特罗与默伦之间，用所有可以动用的骑兵掩护我方左翼。
要求英军参加这次行动：
（一）据守从默伦到瑞维西之间的塞纳河防线。
（二）当第五集团军进攻时，英军也应从防线正面出击；同时巴黎守备部队应向莫城方向采取行动。
命令中的唯一要点就是退到茹安维尔，也就是放弃凡尔登，这是一个总枢纽，所有在左方的行动都是绕着它旋转的。假如这个要塞被放弃，那么霞飞的正面将被切为两段，那么任何从巴黎的出击都不能挽回局势。对霞飞而言幸运的是，在八月三十日接替鲁弗利出任第三集团军司令的萨拉尔将军对这道命令置之不理，他不但没有撤回右翼，而且坚守凡尔登，只把左翼向后撤了十五英里，直到它面向正西为止。这样使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之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德国皇储的第五集团军就从此渗入，并进行侧面进攻。
这份九月二日的密令说明霞飞心中还是盖着一层迷雾。虽然如此，当毛奇在卢森堡稳坐不动时，霞飞却不断在采取行动。至少他是有为而不是无为，感谢萨拉尔的努力，终于使他对周围的情况逐渐有所了解。他的右翼还坚守着凡尔登，而中央部分也未被击退，那么把左翼向前旋转不也是可能的吗？
他刚刚注意到这个侧翼时，有两件事相继发生：（一）他命令德斯佩雷代替朗雷扎克出任第五集团军司令，他可能是法国诸将中最能干的一个。（二）他开始注意到加利埃尼。说来奇怪，直到此时，霞飞还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加利埃尼，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加利埃尼在这一天只接到霞飞的第四号“一般训令”。加利埃尼立即考虑到把第六集团军推进到莫城。快到正午时，他才第一次知道克鲁克向东旋转，于是他要求关于莫努里集团军的指示，并建议把该集团军推进到马恩河以北，并向奥尔克河前进。霞飞回答说，他这部分兵力从现在起随时都可以向东北方推进，威胁德军右翼并鼓励英军士气。可是此后，霞飞心中又突然萦绕厚密的疑云，他写信给米勒朗说：
“作为联军的一部分，我们的职责是坚持下去，争取时间，并尽量牵制住强大的德军。所以我的决定是多等几天再发动会战。休整我军兵力，准备与英军和巴黎要塞的机动守备部队一同展开最后进攻。”
这些话的意义就是先进行一场消耗性战斗，继之以一次进攻，时间则未定。此时克鲁克撞上来了。他在九月四日的命令是：“第一集团军在明天仍继续越过马恩河行军，迫使法军向东退却。假如英军抵抗，也应将他们击退。”同时，比洛相信法方第五集团军也已在溃败之中。
尽管有这些乐观的看法，在第二天，卢森堡方面却又开始表现出神经质现象。德军总部决定把第七集团军的司令部和两个军从左翼调到右翼。此时克鲁克仍继续前进，在他的右翼，他的第四军已与莫努里的巡逻队接触，使他相信在他们后面不会有太多兵力。
在联军方面，并不象霞飞所设想的那样，认为会战尚有几天时间，而实际上已经迫在眉睫。霞飞仍然想防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第九集团军，由福煦任司令，位于第四和第五集团军之间，这样他才转回到进攻观念，于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用电报向弗伦奇询问，英军是否已经准备就绪，能否于明日参加会战。同时他也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德斯佩雷。
霞飞告诉加利埃尼和莫努里，应与弗伦奇保持接触，他们就于下午三时到默伦的英军司令部去访问他。恰好弗伦奇不在，只好暂时与弗伦奇的参谋长默里爵士约定：当九月五日第六集团军进向莫城时，英军应向后退以腾出必要空间；在九月六日或七日，英军应在其右翼旋转达到朝东的位置，其左端与第六集团军连接。当法国第五集团军守住正面时，英军与第六集团军应进攻德方第一集团军的右翼。
弗伦奇回来后批准了这个计划。但不久之后，他的副参谋长威尔逊将军又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其经过如下：
德斯佩雷也希望与弗伦奇会晤，就启程前往布内。下午三时，他在那里与威尔逊会晤了——弗伦奇已经离开。他向威尔逊解释说，德方第一集团军现在有如挂在半空中，其交通线是暴露着的，而且也与第二集团军失去了接触。他建议采取下述行动：
（一）九月五日，第五集团军应沿塞查恩到普罗万之线，并准备向塞查恩到康塔松的正面进攻。
（二）第六集团军应前进到奥尔克河，并向德方第一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进攻。
（三）英军应与法军合作，填补第五和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空缺，其轴线指向蒙米赖，而右翼则由康尼奥的骑兵加以掩护。
他立即把这些建议用电报报告霞飞，而威尔逊则去见弗伦奇，弗伦奇却感到犹豫不决。当电报到达时，加利埃尼也用电话告诉霞飞，说他已经准备行动，但英军的合作却是必要条件。半小时后，即晚上十时，霞飞发出第六号“一般训令”，其要点为九月六日应向克鲁克集团军的暴露侧翼进攻。主要条目如下：
（一）第六集团军应越过奥尔克河，并向沙托－特里方向前进。
（二）不列颠集团军在强吉－库隆比耶正面，面向东方，并准备向蒙米赖方向进攻。
（三）第五集团军，在康塔松－埃斯泰尔奈－塞查恩正面，并准备从南向北进攻。
（四）第九集团军掩护第五集团军右翼，并据守圣共沼泽边缘。
（五）第四集团军坚守原地，并与第三集团军保持接触。
（六）第三集团军的右翼退守，其中央和左翼则应进攻正在阿戈讷河以西行军中的敌人。
真是奇怪，理论上这又是一个“坎尼”式的计划。当法军中央部分——第五、第四和第九集团军——在一个大口袋中挡着德方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三个集团军时，法军的两翼则向兰斯合围。左翼为法国第六集团军和不列颠集团军，右翼为第三集团军。前者向东进攻德方的第一集团军；后者向西进攻德方的第五集团军。
那天夜间，加利埃尼命令莫努里在弗伦奇决定合作之后即马上准备进攻。
在法军总部，一切都活跃起来。而毛奇本来是一向严格遵守其叔父的不干涉主义，但当他接获报告，说法军正陆续用火车运往巴黎时，开始怀疑这种主义是否适用。他对右翼的安全很感焦急，于九月四日下午七时命令塔本用电报发出下述命令：
“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仍应面对巴黎东面。第一集团军在瓦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应占领在沙托－特里以西的马恩河各渡口；第二集团军在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应占领在诺根与梅里之间的塞纳河各渡口，上述两地也包括在内。”
九月五日上午七点十五分，第一集团军接到这个命令。上午十一时，指挥担负第一集团军侧卫的第四预备军的格罗瑙将军怀疑敌军集中在他西面，就向蒙提昂山地进攻，使法方第六集团军的前卫受到突袭，他们是当天上午才前进的，当即被赶了回来。这样就展开了马恩河会战的序幕。照法国方面的看法似乎还嫌太早，因为联军仍未完全准备就绪。
接着就是一场顽强的战斗，当格罗瑙发现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就回撤了六英里，但法军并未追击。克鲁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即立即调转第二军——军长为林辛根将军，命令他赶往增援。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不久，毛奇的一位参谋赫希中校到达克鲁克的司令部。克鲁克原先一向以为在他左方的各集团军都在乘胜前进，现在听说因为法军正用铁路把部队从东面向巴黎调动，所以第五、第六和第七这三个集团军都已暂停前进，而且更有考虑全线撤退之必要时，不免大吃一惊。
此时，霞飞对弗伦奇的意图深感焦虑，于下午二时亲自到默伦去访问他，在向弗伦奇解释英军的合作必要后，霞飞在结束谈话时强调说：“元帅先生，法国要求你支援。”弗伦奇想用法语回答，却辞不达意，于是向旁边的一位英国军官说：“糟透了，我说不出来。告诉他凡是他的人能做的事，我们的人也都能做。”这样就建立了最后合作，霞飞就向部队发出下述文告：
“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一场会战，国家命运系于此战。应该告诫所有人，撤退已经结束，现在应该竭尽努力向敌人进攻并将他们赶回去。凡是不能前进的部队，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们已经攻克的地区，宁死在原地而不退让。在我们面临的环境下，任何示弱行为都不能容忍。”
九月五日，以格罗瑙对莫努里集团军领先部队的突击为开端，马恩河会战注定要延长达七天之久，从凡尔登到森里斯，整个西线都是战潮起伏，缠斗不休。包括许多战斗，此处详细分析的仅限于德军右翼方面——可分为奥尔克之战，大小莫朗河之战和“缺口”之战。
先说奥尔克之战，九月五日的战斗在第二天由林辛根继续进行，他于上午五时到达特里波尔。尽管这个军刚刚进行了长距离行军，他在六小时之后就把它投入了战斗。不久，沿着法国第六集团军的整个正面展开了激战（此时莫努里似乎一共指挥了十五万人）。
尽管战斗颇为激烈，克鲁克还是未能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虽然如此，因为接到林辛根的紧急求援报告，他又派阿尔宁将军的第四军前进，于九月七日清晨到达。但是到这一天情况就变得很危急了，于是克鲁克命令另外两个军——第三和第九军——也掉过头来（注：在九月六日黄昏时，从一个战俘身上找到了霞飞的命令，德军才知道进攻的严重性）。从以后的事实来看，这个命令具有决定命运的后果。因为这两个军召回之际，他们为了掩护第二集团军右翼正与法国第五集团军作战。他们一撤退，不仅暴露了这个侧翼，同时也增大了两个集团军（第一及第二）之间的宽广缺口。此外，如比洛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撤退也提高了法方第五集团军的士气。
克鲁克撤回第三和第九军的决定，事先并未与比洛和毛奇磋商。这不仅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归比洛指挥，而且毛奇也已经失去了一切控制。从九月五日到八日之间，德国最高统帅部对这两个集团军没有发布任何命令。
这一天，莫努里的地位也已十分危险，于是加利埃尼搜罗了巴黎的出租汽车一千二百余辆，赶运援兵给他。九月八日，莫努里企图迂回敌人右翼，但是并未成功。等第三和第九两军快要到达时，克鲁克决定在次日迂回法军左翼。他认为可以获得迅速的胜利。但是命运之神却作了不同的判决，在这长达三百英里的战斗正面的其他部分又出了新的乱子。
奥尔克之战开始时，克鲁克的第三军（军长为洛肖将军）和第九军（军长为奎斯特将军），正在继续执行毛奇的命令，保护第二集团军右翼。突然遭到了意料之外的猛烈轰击。他们完全不知道战事已经逆转。他们本来认为法方第五军已被击败，现在却又向他们攻来。洛肖和奎斯特匆匆调动兵力迎击，不久沿全线都展开了激战。这两个军面对德斯佩雷左翼的三个军——第十八、第二和第一军，而法方第十军则在右翼作战。法军在这一天之内大约进展了一英里，但到夜幕低垂时终被阻止，奉命挖掘堑壕。第二天他们继续向蒙米赖方向进攻。
虽然比洛自己的部队守住了，但是情况却很严重，有退到小莫朗河后面的必要。九月七日夜里，德军开始退却。也就是说放弃了毛奇九月四日的命令。直到九月八日，法军才又与德军接触。到此时，第三和第九两军已经接到克鲁克召回他们的命令，开始向奥尔克河转进。在这一天，法军进行了几次正面进攻，均被击退，到九月八日夜里，法方第十八军的军长德·莫德胡伊将军在蒙米赖以西攻占了马尔榭。如泰格先生在《马恩河战役》中指出的那样，这个成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使得蒙米赖陷于无法防御的形势。由于这个城已经受到西面敌军的完全控制，比洛就命令第七和第十两个预备军退回到马尔格尼一线，这个阵地是自北向南的。也就是向东退了十公里，使德方第二集团军的右翼改为向西而不是向南。从此比洛与克鲁克之间的缺口再无填塞的可能性了。
对德军而言，其最大的胜利机会就在于能否突破福煦第九集团军的正面，它沿着圣共沼泽，从维伦纽夫直达松米苏。若能突破该正面，即可迂回第五集团军右翼，迫使它撤退。九月六日，豪森将军发动第三集团军进攻福煦。九月八日凌晨三时，他突袭了福煦的右翼，将它逐回，并占领了弗里康皮诺瓦，但却未能达到突破的目的。虽然据说福煦曾这样霞飞向报告说：“我的右翼受到强大压力，我的中央已经后退，不可能作迂回运动。情况极佳。我正在进攻中。”事实真象并非如此。当然，他曾连续发出进攻和反攻的命令，但结果毫无作用，因为他的士兵已经精疲力竭。
当莫努里迫使克鲁克把他的整个集团军都吸引到奥尔奎河时，德斯佩雷也强迫比洛向东北面退却，这时弗伦奇率领他的三个军，谨慎小心的爬进了克鲁克与比洛之间的缺口，不知不觉地创造出所谓“马恩河奇迹”。又如彼埃尔夫所说：“弗伦奇挽救了局势，自己却还莫明其妙。”
九月六日，弗伦奇开始向一个几乎是真空的地区前进。因为在前一天夜间，克鲁克已经撤走了第二军，到六日清晨，第四军也随之撤走。在英军前面留下来的只有马尔维茨将军的骑兵军的两个师，以及一些轻步兵和自行车营。弗伦奇还是慢慢探路前进。第三军（军长普尔特尼）在左；第二军（军长史密斯－多林）在中央；第一军（军长海格）在右。第二天，比洛撤退，而克鲁克的第三和第九两个军也奉命北进，于是英军第二和第三两军渡过了大莫朗河，而第一军则滞留在罗祖瓦附近。在战史中从来没有比这次更需要速度的，可是弗伦奇虽然是骑兵出身的军官，却并未催促其部下赶紧前进。九月八日，经过一些抵抗，英军渡过了小莫朗河，并继续向马恩河前进。在三天之内，英军一共只前进了二十五英里。因为它已站在德方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缺口中，所以只要再向前一步，即可切断德军头部与身体之间的联系。
霞飞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在那天下午八时七分，命令第六集团军把德军控制在奥尔克河，而英军则应在诺根与拉费尔特之间渡过马恩河，并进攻克鲁克的左面和背面。同时也指示第五集团军应掩护英军右翼。
此时，在卢森堡的毛奇在做什么呢？因为他接获的情报都足以使他感到异常焦急，他就命令赫希中校去访问右翼方面的五个集团军，以获知其正确情况。这时，他和他的幕僚都没有想到有全面退却的必要。虽然情况如此严重，对赫希有给予书面训令的必要，可是他却只接到口头的命令。他说：“总参谋长授权给我，如必要时，可以命令五个集团军退到弗斯勒河后面沿阿戈讷以北的高地。在必要时，我有全权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发布命令。”
赫希并非乐观主义者，他于九月八日上午十一时离开卢森堡。他首先访问第五、第四和第三集团军，于下午七点四十五分才到了设在蒙特莫尔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与比洛会谈，比洛相信第一集团军的撤退已经无可避免，他自己也已经决定撤退第三集团军。
九月九日上午七时，赫希出发前往齐兹，那是第一集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虽然相隔不过二十五英里，可是因为沿途受到部队运动的影响，直到正午才到达。他一路看到的都是混乱和丧失秩序的现象，这其实是一支撤退中的军队后方常见的现象，但却增强了他的悲观思想，好象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他发现克鲁克不在司令部，就与他的参谋长库尔将军谈论当前的情况。这时，第二集团军方面有个电报送来，说他们已经撤退了。赫希知道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已经宽达三十英里以上，而且英军也已进入了缺口。他就想到毛奇的授权，命令第一集团军撤退。这个行动事先并未获得克鲁克批准，虽然事实上他就在附近不远。
赫希获得过这样的授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里却有个极重要的关键，他只能向克鲁克本人下达命令。他并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德国的参谋本部军官具有太大的权威，简直越过了指挥官的权力。克鲁克似乎始终没有见到赫面，而当他知道这个命令之后，却无条件的接受了，尽管他本人有较好的判断，也许是不敢违抗这个伟大的参谋本部。虽然他并不知道在他右面的法军已经打算撤退，但是却应该已经注意到缺口中英军的进展实在迟缓而且缺乏联系。假如他不理会赫希的口头命令，而遵照“若有疑惑即应出击”的原则行事，那么不仅可能击退莫努里，而且也足以使英军的行动瘫痪，并诱使比洛与他一同前进。如戈尔里茨在《德国参谋本部》中所说，这正是塞德里兹在佐恩多夫采取的行动，可是这类事情在威廉二世的时代似乎不会发生。
所以施利芬－毛奇计划是参谋本部拟定，也是它指导的，而最后也终于断送在它手中。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指挥艺术已经腐化。九月十一日，毛奇到前线视察各集团军司令部，这还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他回去后就患了重病，不久就由法尔肯海因将军接替了。
坦能堡会战和马恩河会战都是决定性会战——坦能堡会战是战术性的，而马恩河会战则为战略性的。坦能堡会战除了提高兴登堡的地位，使德国参谋本部认为迅速击败俄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以外，再无其他战略结果。但反过来说，这一战若是俄国战胜，那么对德国和欧洲的影响就可能十分惊人。对比说来，马恩河会战在战术上却只能算是局部成功，但其战略结果却十分巨大，所以艾德蒙爵士在他的大战史中，认为霞飞的胜利是世界上决定性会战之一，似乎并非夸大其辞。这就是说德国已经失去先击败法国再转身对付俄国的唯一机会。
原因之一，就是布鲁赫预言的机动战争迅速退化成围城战。在无限多的堑壕掩护下，主动权由参谋本部手中转到了双方工业能力上。这种能力较弱的方面，如俄国那样，机动战争的机会虽已减少，但还有可能。在这种能力较强的方面，例如英国和法国，这种机会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在西线的决定性战果逐渐不靠军队而要靠工业来寻求；此外还有制海权，可以保护和切断工业的资源补给。如布鲁赫预言的那样，最后的仲裁者将是“饥饿”。
更深入一层，在施利芬计划中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如果德国人早知道了，可能会阻止它投入战争——除非能够获得英国的支援或使它确保中立。这个错误是从其两面战争的对象产生的。如果冲突只限于法俄两国，那么德军若能依照施利芬计划，那么在六个星期之内是可能把法国击碎，然后再设法与俄国寻求和平妥协的。可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在西线的敌人已经不只是法国，也包括英国在内。虽然在这种环境中，英军可能与法军同归于尽，可是英国的领土完整却并不因此受到影响。这就引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施利芬计划如何成功，它是否能使战争就此结束，似乎有待考虑。历史的答案是“否”！正好比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仍然会继续打下去，直到它再建立另一个同盟，获得胜利为止；要不就是英德双方都已面临经济崩溃，一个依照英国传统路线的和平谈判可能会结束战争。
还是象过去一样，当英国投入一场欧陆战争时，历史教训就会告诉我们：只要它仍然控制海洋，其疆界就是不可进攻的，并且海上的交通也就能够确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欧陆国家，不管其陆军兵力如何强大，却还是无法从英国手中夺取主动权。一九一八年，德国失败了一次；一九四五年，它又失败了一次，都是没有认清这条真理，实在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