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弗戈登兵变（英国皇家海军转型）

因弗戈登兵变简介

因弗戈登兵变：英国著名记者卢多维奇·肯尼迪爵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志愿预备役身份加入皇家海军。在回忆童年生活时，爵士曾写道：“那时假期中最令人兴奋也最令我期待的事情便是海军对因弗戈登每年一度的访问。某天早上，家里人突然高喊：‘他们来了！’随后，我们一家都会跑到房子附近的草地上抢占围观的好位置。在我们眼前十英里开外，大西洋舰队所辖战列舰、战巡舰、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等等，在默里湾排成一条长龙。战舰在北岸峻峭的岩壁映衬下，远远望去宛若一艘艘小小的玩具船，灰色的侧影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庞大的舰队逐一缓慢而镇静地驶入因弗戈登锚地，进港往往需要花费一整个早晨。”1931年9月，爵士回忆中的壮观场景再一次出现在默里湾。在此后的几天里，聚集在因弗戈登的各舰上将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而这一事件注定将对皇家海军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1931年9月的因弗戈登兵变。

因弗戈登兵变过程分析——

一、不通畅的交流途径

皇家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无可争议的象征——“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便是当时身处因弗戈登的战舰之一。

◎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胡德”号

与早先的主力舰相比，1920年正式服役的“胡德”号在居住区的硬件设施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作为皇家海军当时最大也最先进的战舰，“胡德”号拥有就当时条件而言较为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较大的住舱空间（尤其对军官而言）、较大的医疗舱室空间和较先进的医疗设备。这一切都让在其他主力舰上服役的官兵们羡慕。与此相比，全新的中央供餐系统收获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此前皇家海军的食物是由各住舱的轮班帮厨人员制成半成品，然后再交由中央厨房统一做熟的——食物的口味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帮厨人员的手艺。在新的中央供餐系统下，食物由中央厨房统一制备。统一加工不但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现代化餐饮机械的运用，而且也意味着食物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保障。不过，这套系统在一开始并没有受到船员们的普遍欢迎，理由之一就是各住舱的小金库中少了伙食尾子这一进项。但如果只就生活质量而言，“胡德”号比起当时皇家海军中的其他主力舰，还是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与硬件的明显改善相比，“胡德”号的软件——管理体系，与战争爆发前下水的其他主力舰却并没有什么不同：舰只的日常生活管理依然沿用“区队”（Division）体制。这一体制的上一次更新还是在一战前后——1913—1916年间，赫尔上校（W. R. Hall）和威廉·吉姆斯中校（William M. James）分别担任战列巡洋舰“玛丽女王”号的舰长和执行长官，两人联手改善了“区队”体制（“胡德”号采用的日常作息时间表也是由这两人创建的，该表在战前被皇家海军所有主力舰采用）。在“区队”体制下，水兵依据职责和战位被划分成若干区队，每区队约100人。在“胡德”号上，全体水兵被分为13个区队。其中3个区队由水手组成，与由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区队共同负责操作4座主炮塔。此外，鱼雷操作员、信号员、见习水手、机械师及主机技工、供应部门各有1个区队，后勤供给及技师混成1个区队，司炉工按班次划分为3个区队。每个区队由一名上尉或少校作为直接上司管辖，该军官负责所辖区队水兵的训练、组织、纪律、作业乃至军容，在日常执行过程中会得到所辖区队士官的协助。

从制度上说，区队负责军官及区队士官共同构成了海军官兵之间的沟通桥梁。不过很明显，这种渠道的有效运作需要以和谐的官兵关系为基础，尤其要求占据优势地位的军官主动和水兵接触，倾听水兵的声音。不幸的是，在1920—1930年的皇家海军中，水兵与军官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而海军似乎也无意改善这种状况。根据“胡德”号水手的回忆，在1935—1938年间，仍有相当一部分军官对水兵颐指气使，在下达命令时从不解释原因和意图，有时还会命令水手们在严酷的环境下做苦工，与此同时自己却呆在舒服的舱室里——这已经是因弗戈登兵变四年后，海军和“胡德”号的高级军官们已努力改善过官兵关系。1931年，部分军官甚至习惯直接将违纪水兵的任何解释都视为谎言。这种恶劣的态度使得水兵们认为，自己在军官眼中不过是一群可作获得晋升的垫脚石之用的笨蛋而已。除了海军水兵，在制度设计上本应是精锐部队的海军陆战队也没强到哪里去——两次大战期间，他们经常被军官当作勤务员使唤。

与此同时，军官和水兵们在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差别显然对改善这种关系毫无助益。1939年战争爆发后，当英国本土开始为战争节衣缩食时，海军军官们却依然保持着战前的生活标准：3—4道菜的午餐，6—8道菜的晚餐。“胡德”号的一位军官在1939年12月甚至发现自己体重增加了4磅。与此同时，水兵们的家人不仅只能获得窘迫的战时供给，而且在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开始后又面临着生命危险。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军官显然不能对水兵及其家属进行经济上的救济，哪怕他们非常同情水兵们的困境。

拿破仑战争时期，皇家海军还经常通过上岸抓“浮浪”（即路人）的方式来补充水兵。当时，海军军官在受教育程度以及知识水平上确实高水兵一筹，因此，这一时期的水兵们尚能忍受军官们的恶劣态度及其优越的待遇。然而，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皇家海军水兵的成分已经较拿破仑战争时期有了很大变化。新一代的水兵们更有教养，受教育水平也更高，于是，军官们的传统做派已经不能如以前一般为水兵们所忍受。

◎ 病房区

理论上，水兵在有怨言或难处时可以申请与其所属区队负责军官商谈，然而，整个申请流程对水兵来说却并不怎么友好。首先，水兵需要向区队士官提交书面申请，并由区队士官将申请转交给区队负责军官，后者将决定是否接受申请。另外，在实际商谈时，除区队士官外，往往还有一名纪检士官（Regulating Petty Officer）在场——纪检士官在水兵俚语中被称为“碎石机”。商谈的气氛通常是冷淡且紧张的。如果负责军官判定水兵的陈述不合实际，按照海军军纪，水兵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显然，这一规定本身就使得水兵不愿主动与负责军官交流。退一步讲，即使负责军官认为水兵的陈述属实，水兵也有从此成为军官团重点关注对象的顾虑。尽管1929年海军部在条令上做出了相关改动，但是交流也并未因此变得有效。据当时在“胡德”号任职的哈里·珀西少校（Harry Pursey）回忆，有一名“胡德”号的士官长曾在因弗戈登兵变前夕警告过负责军官，水兵们正在筹划兵变。然而，这名负责军官对他的回答居然是：“滚回甲板下面去，不然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明天早上执行军官报告中的起诉名单里。”——这还是一名资深士官获得的待遇，普通水兵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相对来说，那些从水兵一步步晋升上去的军官更容易获得水兵们的信赖。不过，以“胡德”号为例，1931年9月时，全舰1100余名官兵中仅有3名军官拥有这样的资历。

◎ 威廉·吉姆斯中校

除了通过区队体制向上级申述外，水兵们和海军中上层交流的通道寥寥无几。早在一战之前，一些半工会性质的组织便在水兵中逐渐形成。一战期间，官兵之间有限的交流或是通过由这些组织自行选出的代表与军官对话，或是经由《舰队》报刊这一平台。这种互动曾在改善水兵待遇的1919年薪饷方案出台前后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可惜的是这也是它的绝唱。由于担心这些自发组织会在水兵中引发海军部所不希望的政治倾向，海军部于1920年颁布命令，剥夺了这些组织推选代表的权利。作为补偿，水兵们可以通过由海军部赞助的系统会谈体系反映他们的不满和需求，但鉴于参与者并无足够的资格代表广大水兵，这套体系也难以实现其目标。在水兵们看来，海军部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他们的声音。

就理论上而言，水兵们还可以通过与随舰牧师的交流来表达意见，不过，这就要求牧师不仅要主动到水手舱去倾听水兵们的心声，还得主动协助船长管理船只。显然，满足这些条件的牧师并不常见——即使他们自己认为自己能做到。同时，牧师也需要在官兵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立场，这意味着，牧师能为水兵们做的事情也很有限。

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情形时，一等司炉尼古拉斯·斯迈尔斯·卡尔（Nicholas Smiles Carr）的描述颇有代表性：“那时在海军中没有任何人能代表你……我不认为军官会为你说话，而同僚水兵们至少在那个年代也不会站出来。”由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官兵之间的交流并不通畅，一些本可提早发现或解决的矛盾就只能逐步积累。而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水兵们觉得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解决时，他们自然会采用更为激进的方式来表达意见。

二、新旧矛盾重重

公正地说，造成官兵对立的责任并不能简单地全然归结到军官团或海军传统上。事实上，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官兵矛盾外，水兵群体内部也并不和谐。而造成这种不和谐的原因，除了海军传统外，也不乏新时代对海军造成的冲击。

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对立的情况在海军中由来已久。而随着海军进入蒸汽时代，大量机械的引入使司炉逐渐成了战舰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前，皇家海军的司炉工多半是从英国工矿业中心地区招募来的20来岁的年轻人，而水手则通常在16岁时以见习水手的身份加入海军，他们在出身背景和社会经历上的巨大差别自然会导致隔阂。由于工作性质和环境的巨大区别，司炉工的薪饷要略高于水手。而费舍尔老爹在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时大量引入的技工和技师，与普通水兵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了。这些由民间招募而来的专业工匠虽然只占了“胡德”号水兵总数的5％，但他们不仅在进入海军时就获得了士官军衔，而且拥有自己的特殊制服及较高的薪饷。除此之外，他们的日常作息也与普通水兵相去甚远。与水兵们的值班作息时间表相比，专业工匠们的工作时间更接近工业界的日常工作标准，其中最令普通水兵嫉恨的恐怕就是专业工匠们可以在6点半起床——此时普通水兵往往已经伴着刺骨的海风和冰冷的海水擦了一个小时甲板了。

对“胡德”号这样一艘庞大的主力舰而言，1100人的编制意味着各住舱人员几乎完全是按照职业分配的——当然这也便于管理。但与此同时，这也造成了不同住舱之间缺乏交流的状况。这种隔阂显然无助于缓解水兵之间的对立情绪。

如果说以上这些对立还属于军队中常见的现象，那么另外一些对立就属于两次大战期间的特殊现象了。

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于1929年，但在此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就已经凸显。虽然一战结束时英国是主要参战国中仅有的两个净债权国之一（另一个是美国），但是英国在偿还大量对美债务的同时又很难收回对欧洲盟国的债权，加之美国对英国的债务减免幅度小，因此英国在20年代实际偿还的债务并不少。与此同时，英国传统支柱工业如煤矿、纺织和造船等行业，由于技术落后等原因，正逐渐陷入全面衰退的困境。这成了1921年和1926年以煤矿工人为主的大罢工的背景。在1921年和1926年英国工人的两次罢工中，“胡德”号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都参与了维稳，1921年那次甚至有部分水兵对罢工表示支持。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1926年参与维稳的水兵们逐渐结束任务的时候，财政部已经磨刀霍霍，试图在主要削减新进人员薪饷的1925年方案的基础上再来一刀（1925年薪饷方案规定当年新加入海军者，薪饷与此前的1919年薪饷方案规定的薪饷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为了安抚人心，在提出1925年薪饷方案的同时，海军部向此前加入海军的人员保证其薪饷水平不受影响，显然这种区别对待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海军内部的矛盾：干同样的活，凭什么你拿得比我多？截至1930年前后，受1925年薪饷方案影响的水兵约占总人数的30％。薪饷上的区别对待自然也造成了因弗戈登兵变中水兵态度的分裂，这对海军部来说倒是一个意外之喜。

◎ 水兵住舱

如果说薪饷调整只影响了部分水兵，那么晋升受阻的影响面就要广泛得多了，晋升为领班水手或士官尤为艰难，在一战期间海军中的大规模晋升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理论上来说，水手可以在21岁时申请晋升领班水手的考试，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即使通过了考试，水手也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等到领班水手名额出缺，从而正式获得晋升。日后因弗戈登兵变的核心人员之一伦恩·温科特（Len Wincott）的遭遇就颇为典型：他于1924年通过了晋升领班水手的考试，但是直到因弗戈登兵变后他被海军除名时军衔依然是熟练水手。这一现象自然在水兵中引发了不满，也导致因弗戈登兵变中海军士官们总体采取了置身事外的态度。经济衰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部分水兵眼见退役之后找工作不易，于是便选择了继续在海军中服役。这些缺乏进取心的老兵油子唯一的目标就是混到退休年龄领到退休金，为此他们既不愿意付出更多的精力也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晋升加薪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不仅如此，这些老兵油子还大肆嘲讽那些有上进心的水兵们。由于海军中重视资历的传统惯例，老兵油子的态度通常对年轻水兵有较大的影响力，因而这种嘲讽也在水兵中引发了不良风气。在皇家海军中，这一现象发轫于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至30年代中期发展成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显然只会加剧军官对水兵的不满。

三、1931年薪方案的冲击

1929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大冲击。至1931年秋，英国失业人口已达250万。面对经济危机，要么开源，要么节流，而对政府来讲，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砍开支。1931年7月31日，国家支出委员会（Committee on National Expenditure）提议削减包括武装人员在内的公务员工资，口号倒也冠冕堂皇——“所有为陛下服务的官兵都无权要求某一特定薪饷”。当年9月，海军部同意将所有人员薪饷水平降低到1925年薪饷方案水平。

笔者手中没有1919年薪饷方案的记录，但是1925年薪饷方案大致如下，以周为单位结算（1镑＝20先令＝240便士）。

一等见习水手：8先令9便士

普通水手（满18岁时获得）：14先令

熟练水手（满19岁时获得）：21先令

领班水手：30先令4便士

服役满3、8、13年分别获得一枚优异服务章，每获得一枚优异服务章每周可获得额外3便士津贴；获得专业资格认证的每周可再额外领取最高3便士的津贴。

二等司炉：17先令

一等司炉：25先令

士官：42先令

士官长：52先令6便士

如不接受每日的朗姆酒配给，则可获得每日3便士的补贴。

25岁以上水兵还将获得婚姻／育儿补助（数目不详）。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数目没有计算伙食补贴，水兵们自己的伙食费也得从这笔收入中支出。

当然除此之外，水兵们也有一些捞外快的机会。比如在业余时间客串理发师（4便士一次）、裁缝（每套制服加工费7先令，包料15先令6便士）、修鞋匠（7便士至4先令6便士不等）、摄影师。不过，这只是少数人才能获得的机会，且需要海军的批准。此外，还有各种手艺活，比如制作卷烟出售（每根半便士）、为军官制作精美的望远镜绳环（若干先令）、做小手工出售。最后还有一些脏活，如代洗衣服、代刷吊床、清洗油槽（每次3便士）。

◎ 题为《发薪日》的漫画，反映水兵需要应付的各种开支。注意图中发薪军官的表情。印刷该画的明信片于因弗戈登兵变时期在“胡德”号上出售。

尽管1919年薪饷方案的记录暂缺，但是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在该方案下水兵的生活也远远谈不上宽裕。

从水兵们的角度来看，1925年薪饷方案无疑是残忍的。参与兵变的“胡德”号水兵首领之一曾致信《赫勒尔德日报》（The Daily Herald）表示他们是为自己的妻儿奋起反抗。他自己已经将在船上的花销降到最低水平，尽管如此，在交完房租之后妻儿每周的生活费也不到1磅。在此情况下他们又怎能接受每周7.5先令的减薪（估计此人是一等司炉）。在兵变中也有司炉激动地哭诉妻儿每天需要3先令生活费，减薪之前，他已经欠了10磅的债。除此之外，海军部此次对政府降薪要求的妥协无疑违背了1925年薪饷方案出台时的诺言，这种被水兵们视为背叛的妥协当然无法为水兵们所接受。

如果说1925年薪饷方案出台时只有“新人”受到影响，因而冲击较小，那么1931年薪饷方案出台后，海军中受影响面就达到了可观的70％。其减薪幅度之大也超乎了水兵们的预计。由于减薪之说早有传言，水兵们私下也曾对此进行过多次讨论，“胡德”号的某水手承认5％左右的减薪尚可接受，但这次政府的刀子实在是下得太狠了。更令水兵们难以接受的是，减薪百分比居然是累退制的：熟练水手周薪下调25％，将官周薪却仅下调了17％。军官们每月还享有数额不低的酒水补贴：海军军校生10先令、军官候补生15先令、正式军官5英镑。对水兵们来说，拥有这种补贴尤其是正式军官的补贴无疑是奢侈的。在他们看来，减薪对军官们来说仅意味着少过点奢侈日子，共赴时艰，而对自己来说简直就是断了妻儿的活路。

四、意外的乘方

1931年9月8日，在参加完朴茨茅斯海军周活动后，“胡德”号前往苏格兰参与例行的大西洋舰队秋季炮术巡航。9月7日，大西洋舰队指挥官迈克尔·霍奇海军上将（Michael Hodge）突然因病入院，战巡中队指挥官威尔弗雷德·汤姆金森（Wilfred Tomkinson）临时受命指挥整个大西洋舰队。由于这一意外，海军部于9月3日发出的详细解释减薪的AM1738号令没有及时传达到汤姆金森手中。9月10日，财政部长向国会发表临时演说，公开了政府支出削减方案。同日，海军部向所有将官和各舰指挥官发出AL.CW.8284/31号电，为减薪进行了辩护，然而该电并没有及时发送到收件人手中。9月11日，参与炮术巡航的各舰先后驶入因弗戈登，随后从报纸上得知了减薪方案的详情。在水兵们看来，他们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被人打了黑枪：海军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把我们当傻子耍吗？——而如果相应的文件能及时收发，辅以正常的通报手段，最后这一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 机动中的“胡德”号（摄于20世纪30年代）

◎ 汤姆金森少将

更让军官们难堪的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比水兵们更早知道减薪方案的详情——9月12日夜间，汤姆金森少将才收到详述减薪方案的海军部2339/31号舰队令，而几个小时之前水兵们就在BBC的晚间公告中收听到了减薪方案的详情。9月13日，霍奇海军上将的旗舰“纳尔逊”号战列舰抵达因弗戈登时，两份重要文件——AM1738号令和AL.CW.8284/31号电才随舰只抵达因弗戈登。当9月14日上午10点少将下令各舰舰长向船员们解释AL.CW.8284/31号电内容时，他惊讶地发现全部12艘舰只中竟然只有5艘收到了这封收件人为所有将官和各舰指挥官的通电。这些意外的延误不但没有得到大部分水兵的理解，反而加剧了水兵们的不满情绪。

在此情况下，如果军官处置得当，或军官在水兵们心目中素有威信，这种不满情绪并非无法控制。后来在1940年12月，“胡德”号的乘员得知自己将不得不连续两年留在舰上过圣诞节后，舰上的司炉工们曾群情激愤，一度走到了兵变的边缘。这次骚动最终在舰长埃文·格伦尼上校（Irvine G. Glennie，任期为1939年5月3日—1941年2月14日）耐心且坦诚的说服下平息。尽管这次骚动的规模很小，但是舰长个人的素质毫无疑问也影响了结果。在21年的服役生涯中，“胡德”号长期担任战巡中队的旗舰，因而除了舰长外，少将衔的战巡中队指挥官也常驻节该舰。在这些指挥官中，既有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B. Cunningham，任期为1937年7月15日—1938年8月21日）和杰姆斯·萨默维尔（James Somerviller，1940年6月27日起任H舰队指挥官，6月30日—8月10日，“胡德”号为H舰队旗舰）这样的广受水兵爱戴者，也有像瓦尔特·考恩（Walter Cowan，任期为1921年3月31日—1923年5月15日）这种因冷酷野蛮好斗而为水兵们所厌恶者（瓦尔特·考恩任期内，“胡德”号的吉祥物，一只叫做比尔的山羊曾被人从将官卧室的天窗扔到了考恩的床上，这一严重违反海军纪律的事件的责任人一直未被查明）。而就1931年9月因弗戈登的情势而言，汤姆金森少将恰恰是一个不合适的人选。

◎ 格伦尼上校

◎ 坎宁安

从在兵变中的表现和事后的报告来看，汤姆金森少将对水兵们的不满持同情态度，这种立场本有助于稳定水兵们的情绪，然而鉴于少将本人一贯冷淡而严厉的态度，他从未像以斗士精神与个人魅力著称的坎宁安或以和善平易诙谐幽默闻名的萨默维尔那样赢得过官兵们广泛的敬重与喜爱。少将冷淡而严厉的态度在1931年7月11日他以战巡中队指挥官的身份第一次迎接“胡德”时便体现无遗。那天是“胡德”号完成改装再次服役后首次与战巡中队会合。当“胡德”号在战巡中队阵列末尾就位时，全舰官兵都在兴奋地猜测这位未来的长官将打出怎样的旗语欢迎“胡德”的归来，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看到的旗语竟然是“操舰动作很差”这种严厉的批评。次日早上9时登舰巡视之后，汤姆金森少将在后甲板集合全体船员训话，而训话内容也毫无鼓舞士气的效果：“作为曾经的首任舰长，在你们的训练水平达到我卸任将舰长时的标准前我不会说满意二字。”公允地说，考虑到当年春“胡德”号刚刚完成长达两年的改装，5月12日才满员，7月时“胡德”号的训练水平不高倒也无可厚非，少将的批评意见很可能还是客观的。然而这却严重打击了水兵的士气。萨默维尔对于类似情况的处理就明显体现了两人处事风格的区别。1944年1月27日，在前一年圣诞节刚刚完成改装的“声望”号战列巡洋舰与“伊丽莎白女王”号、“刚勇”号战列舰及“光辉”号航空母舰远涉重洋风尘仆仆地抵达科伦坡。在与这艘H舰队的老旗舰重逢时，尽管萨默维尔私下里对该舰的训练情况并不满意，但在公开场合他还是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喜悦之情。

◎ 作为H舰队指挥官的萨默维尔和他的参谋长

◎ 瓦尔特·考恩少将

◎ 帕特森上校

根据1932年8月15日—1934年8月13日任战巡分队指挥官的威廉·吉姆斯少将的回忆，在他接任时，“胡德”号的总体气氛十分糟糕。在他看来，汤姆金森为人“吹毛求疵”，舰长朱利安·帕特森上校（Julian F. C. Patterson，任期为1931年4月27日—1932年8月14日）软弱而缺乏影响力，同时与汤姆金森的关系近乎水火不容。高级长官中唯一广受水兵尊敬的执行长官塞西尔·麦克拉姆中校（Cecil Robert McCrum，任期为1931年3月9日—1933年8月29日）在汤姆金森长期无休止的挑刺下也日趋消极。虽然这种糟糕现象无疑受了一年前因弗戈登兵变本身的影响，但是它毫无疑问也反映了汤姆金森的个性特点。

鉴于海军本身的特点，不同舰只水兵之间交流机会比较有限，因而也难以形成有组织的大规模兵变，各舰在兵变中的态度也更多地取决于各舰成员当时的思想状况。当大舰队云集因弗戈登时，水兵们自然可以利用上岸休假的时间进行串联。

根据汤姆金森事后的报告，从9月11日下午“胡德”号抵达因弗戈登起，至9月13日晚间接到巡逻队报告为止，此间他不但对各舰水兵的动向毫无知觉，甚至对“胡德”号自己水兵的动向也一无所知。9月13日晨，海军部2339/31号舰队令在“胡德”号上公布。9点45分，当全体船员集中在右舷上准备进行例行的礼拜时，就已经有水兵在不满地怒吼；午前不久，珀西少校接见了一名水兵（少校本人出身水兵，因此也容易获得水兵的信赖），后者对其明确表示：“小伙子们绝不会接受这一方案。”根据少校本人的回忆，他立即向麦克拉姆中校发出了警告，甚至准确地预计了兵变可能爆发的时间和方式（这多少有些神棍），但是中校却不以为然。当天中午，帕特森上校从“厌战”号舰长处得知水兵们计划当晚在岸上的海军餐厅聚会，但是他既没有转告汤姆金森，也没有采取任何针对性的措施。汤姆金森仅在9月13日白天就至少错过了三次觉察水兵情绪的机会——尽管即使他察觉到了，也不见得会有所行动。无论如何，9月11日—13日各舰水兵仍然正常上岸休假。

◎ 英王乔治六世与麦克拉姆握手（1944年5月24日摄于“布洛洛”号登陆舰上）

五、酝酿

由于13日下午有一场大西洋舰队内部足球比赛的决赛（对阵双方为“胡德”号和“诺福克”号），当天下午上岸的水兵非常多。也许在球赛期间水兵们的情绪如上岸巡视的帕特森上校和麦克拉姆中校所观察到的那般正常，但是当大量水兵聚集在海军餐厅时，不满情绪就明显地发酵膨胀了。开始，水兵们还仅仅只是发发牢骚，在酒精的刺激下逐渐有人爬上餐桌发表演讲。伦恩·温科特便是其中之一，正是他在当晚首次提出了消极怠工表达不满的想法。路过的第2巡洋舰中队指挥官阿斯特利-拉什顿少将（Astley-Rushton）恰好听到这一演说，当即通知了岸上巡逻队（当晚的巡逻队由“厌战”号船员组成），后者很快得到了“胡德”号的增援——这也是汤姆金森首次得知水兵们的异动，此后他派出了参谋长上岸视察情况。当他们赶到现场时，水兵们已经大致结束了聚会，正在各自返舰。途中水兵高唱慈善组织歌曲，情绪也不甚稳定，不过当他们最终抵达舰上后一夜无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水兵们接受了减薪。当晚，阿斯特利-拉什顿少将前往“胡德”号，打算和汤姆金森商讨当晚水兵们在岸上的异动。由于水兵们返舰后一夜无事，汤姆金森认为这事没啥大不了的，次日早晨他也如此向海军部做了报告。

◎ 20世纪20年代的因弗戈登船坞

◎ 今天的克罗默蒂河口

9月14日参与秋季炮术巡航的舰只主要集中在因弗戈登，分两列停泊。南列主要为轻型舰只，依次为“领主”号（HMS Tetrarch，驱逐舰，1917年下水）、“金鱼草”号（HMS Snapdragon，扫雷护卫舰，1915年下水）、“约克”号（HMS York，重巡洋舰，1928年下水）、“冒险”号（HMS Adventure，布雷舰，1924年下水）；北列主要为重型舰只，依次为“百夫长”号（1924年起作为靶船）、“罗德尼”号、“胡德”号、“多塞特郡”号、“诺福克”号、“厌战”号、“刚勇”号、“马来亚”号和“纳尔逊”号。“反击”号停泊于克罗默蒂。早8时，“厌战”号和“马来亚”号根据当日日程安排正常出港进行操练。在“胡德”号上，水兵们正按照日常作息时间表作业，不过麦克拉姆中校已经注意到舰上情绪并不稳定，因此将作业强度控制在了一个很低的范围，而水兵们也多少有点磨洋工。如前所述，上午10时汤姆金森下令各舰舰长向船员们解释AL. CW. 8284/31号电内容时，他惊讶地发现12艘在港舰只中竟然只有5艘表示收到了该电。尴尬的少将不得不一面临时制作该电副本分发给各舰，一面向海军部报告。但由于时间限制，部分舰只只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或次日向全体船员进行解释，而这种解释不但没有获得水兵们的谅解，反而进一步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在“胡德”号上，帕特森上校于11时45分下令清空下甲板，同时建议有难处的水兵向各自的区队负责军官反映情况。根据珀西少校的回忆，这一建议遭到了水兵们愤怒的回应：“我们都有难处！”珀西少校本人劝说水兵们放弃非法行为并向他本人反映难处的建议也没获得更正面的回应。尽管很多迹象都表明水兵们可能在串联密谋，但是当天下午4时30分各舰依然照常批准水兵上岸休假。

和13日一样，14日晚约有600名水兵聚集在海军餐厅。他们一边发表着煽动性的演说，一边密谋着具体的行动计划。当罗伯特·艾尔金斯上尉（Robert Elkins，上尉被授权逮捕一切可疑危险分子）率领岸上巡逻队赶到时，迎接他的是水兵们的反抗，上尉本人也遭到了啤酒杯的击打，最终巡逻队被赶出了餐厅。这次聚会不久转移到附近的一座游乐场继续进行，这次上尉倒是成功地混了进去。在等待“胡德”号的巡逻队增援时，上尉注意到了来自“胡德”号的一名参加过一战的老资格海军陆战队员。这名老兵在痛陈革命家史之后煽动水兵们公开反抗，而围观水兵们连反抗的方式和时间都喊了出来。

当天傍晚，汤姆金森少将邀请第2巡洋舰分队的少将指挥官、大西洋舰队参谋长、舰队副官以及大多数舰长在“胡德”号上共进晚餐。当岸上的情况传到“胡德”号时，晚餐正要开始。“胡德”号迅速派出罗宾森少校（L. G. E Robinson）带领由“胡德”号和“刚勇”号的船员组成的巡逻队登岸。19时30分，水兵们再次从游乐场向餐厅转移，部分水兵趁此机会各自返回码头准备返舰。当罗宾森少校率队杀到餐厅准备将其关闭时，他们发现餐厅内外各处都在举行集会，演说、呼喊和高歌者随处可见。少校颇花了一番功夫才爬上吧台要求发言，在一片混乱中，大多数水兵还是同意给少校一个发言机会。少校刚警告完水兵们“别做破坏自身和海军形象的傻事，有怨言也请走法定程序”，就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了下去，不过水兵们在餐厅的集会倒也就此终止。

◎ 今天的因弗戈登鸟瞰图

◎ 今天的克罗默蒂鸟瞰图

虽然少校的话让部分水兵头脑清醒了一点，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事件的走向。水兵们在前往防波堤准备返舰的途中便已决定了明天即将采取的行动。返舰过程非常混乱，伴随着各舰的探照灯频频扫过码头，“勿忘明晨6点”的呼喊在各舰的交通艇之间回响。

在“胡德”号的交通艇“地平线”号上，水兵们齐声高唱歌曲《红旗》（The Red Flag）——仅该行为本身，按当时的海军纪律就足以让他们上军事法庭。歌声不仅打断了汤姆金森少将的晚餐，而且也向未能上岸的船员通告了他们的同僚已经在岸上做出了重大决定。“胡德”号的当值军官加比特中校（J. S. Gabbett）当即命令“地平线”号先停在一边让水兵们清醒清醒，同时汤姆金森命令各舰长在返回各自舰只后立即查明并报告各自下属水兵的状况。当晚21时艾尔金斯上尉向汤姆金森汇报巡逻情况时，约有100名水兵聚集在“胡德”号的锚链孔附近高声演说呼喊，煽动水兵们从次日一早起开始罢工。

◎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刚勇”号

与兵变的核心舰只“刚勇”号、“罗德尼”号相比，“胡德”号水兵们的情绪还是较为平静的，至少每个区队都向负责军官派出了代表，大多数水兵对煽动者的言论也并未明确表示支持，这多少也和该舰刚服役不到半年，水兵之间尚未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有关。几艘巡洋舰上的情况也差不多，而“反击”号似乎平安无事。尽管如此，军官们还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比特中校在迎接艾尔金斯上尉登舰时就表示船上有麻烦了。在综合考虑了各舰报告的情况后，当夜23时15分汤姆金森向海军部简要通报了情况，表示次日仍将按原定日程安排训练项目，并补充说明水兵不满的缘由似乎是薪饷的大规模削减。不过，此后的事态表明，军官们对形势严峻性的估计并不充分。

虽然水兵们在艏楼甲板上的聚会被纠察队和纪检士官驱散，但是当晚“胡德”号的住舱里仍发生了大量的秘密串联。大量水兵在睡梦中被兵变首领们摇醒，然后被告知次日一早按时起床刷甲板吃早饭，此后就不再执行任何命令。

◎ 停泊在克罗默蒂的“刚勇”号（摄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

六、风暴

根据原定的日程安排，15日当天“反击”号将率先于6时30分离港，此后“刚勇”号将在8时离港，再之后依次是“纳尔逊”号、“胡德”号和“罗德尼”号。各巡洋舰不出港。清晨6时，“胡德”号的水兵们按时起床，当日的早点名也顺利完成，加上“反击”号顺利出港，一度给军官们造成了事态已经平息的错觉，然而现实很快打破了这种幻想——兵变的核心舰只即将登场。大量水兵在按照日常作息作业的同时也紧张地关注着“刚勇”号和“罗德尼”号的动向。7时许，眼见“刚勇”号和“罗德尼”号都肯定无法按时出航，因弗戈登北列锚地的8艘主要舰只的艏楼甲板上逐渐聚集了大量水兵——因弗戈登兵变开始了！

在“胡德”号的动力舱，司炉工瓦尔特·哈格里夫斯（Walter Hargreaves）在上岗途中被另一名高大强壮的司炉工拦住了去路，后者直截了当地命令他向后转，其庞大的身形也无声地表示了威胁。与此同时，司炉工查尔斯·瓦尔德（Charles Wild）关闭了他所负责的液压泵主机，放下所有工具走向艏楼甲板。7时45分，麦克拉姆中校匆匆赶往艏楼甲板，爬上起锚机恳求聚集在锚链周围的水兵们回各自的岗位作业。这一要求遭到了水兵们礼貌而坚定的拒绝，而中校本人也被迫离开起锚机——一名水手试图阻止起锚作业。在4层甲板下，值班工程师启动起锚机主机的尝试被水兵们阻止了。帕特森上校在事后报告中提及的鱼雷主官穆德福德少校（J.F.W.Mudford）的经历在当天大西洋舰队军官们的遭遇中很有代表性。当天穆德福德少校试图带领少数锚链水手清除锚链舱的障碍，而示威者们就坐在障碍附近冷眼旁观。当少校走近障碍查看时，他立刻就被示威水兵们包围了——水兵们没有使用任何暴力，但是阻止的含义是明显的。一名水兵嘶吼着：“把这该死的船开到海上又有什么意义？”少校反问道：“如果我命令你们绞起锚链，你们难道会违抗我？”水兵们坚定地回答道：“是的，先生，我们别无选择。”鉴于情势，少校选择了退让。

◎ 因弗戈登兵变中聚集在“胡德”号前甲板的水兵（推测摄于1931年9月16日）

◎ 参与兵变的“诺福克”号部分官兵聚集在后甲板

8时的升旗式照常进行，但是仪式刚一结束，喧哗声就又回响在整个锚地。汤姆金森在7时31分接到了“刚勇”号的报告，称相当部分船员拒绝集合。8时47分该舰再次报告人手仅能维持低速航行所需气压，因而无法继续执行日程安排。而在“胡德”号上，8时30分仅有约30％的水兵按照日程表工作，这些水兵还遭到了相邻泊位上“罗德尼”号的水兵们的嘲笑。很明显，“胡德”号也无法启航了。9时，汤姆金森被迫取消了原定训练计划，并向海军部报告当前局势。

◎ 1931年9月16日，《赫勒尔德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兵变的消息，注意标题措辞。

◎ 1931年9月16日《纽约时报》的报道

9时之后，大量水兵又在住舱甲板集会。最终水兵们统一意见，决不让“胡德”号启航，随后他们返回艏楼甲板，缚住锚链和起锚机。在此情况下，麦克拉姆中校认为，再次由他出面劝说水兵也是徒劳，试图动用武力强行驱散水兵更非明智之举。水兵们得知“胡德”号不会出海后，除部分水兵依然坚守艏楼甲板外，大部分水兵反而平静下来按照平时港口日程作息，很多不当值的水兵悠闲地享受着北苏格兰秋天的好天气，甚至像平日下值后那样在甲板上打板球、练合唱，这与“罗德尼”号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邻近舰只的水兵通过旗语、信号灯和手语交流，其间甚至偶尔使用了无线电，不过这一渠道在上午10时前后被切断。与此同时，军官之间的交流则遇到了一定困难。好在“胡德”号通信班的水兵们倒是忠于职守，保持了汤姆金森与伦敦之间关键的联络。此外，各舰军官和兵变参与者们还使用交通艇往来，不过在情况最严重的“刚勇”号上，军官们甚至无法指派士官长操作交通艇，不得不由“胡德”号临时提供一艘小艇供该舰舰长使用。

◎ 1931年9月16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文中提到的张伯伦为时任海军大臣的奥斯丁·张伯伦，并非日后以绥靖政策闻名的内维尔·张伯伦，后者在因弗戈登兵变时任卫生大臣，同年11月5日调任财政大臣。

随着事态的发展，部分军官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皇家海军上次遭遇大规模兵变还是在1797年，因此颇有部分军官在这次事件中手足无措，转而将火气发向了海军部：要不是你们这帮老爷胡闹，我们咋会沦落到这田地。某位“胡德”号的水兵就回忆起一名少校曾对其表示“这他妈是海军部对我们做过的最操蛋的事啦！”

处于风暴中心的汤姆金森少将此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立场抉择——同情水兵。尽管这个决定将导致他海军生涯的终结，尽管少将本人一贯的态度并不为部下所欢迎，尽管在这之前他的种种处理方式颇有争议，但是在1931年9月15日因弗戈登的关键时刻，少将最终还是做出了后人看来正确的选择。他一方面下令军官们对执行新薪饷标准后水兵们的难处进行调查，另一方面于13时40分报告海军部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在海军部有所作为之前军纪无法恢复，一味拖延只会造成形势的恶化。14时他又派出大西洋舰队参谋长雷金纳德·科尔文少将（Reginald Colvin）乘飞机前往伦敦海军部面呈现状。这一系列措施暂时缓和了紧张局面，而至少在“胡德”号上，这使得很多水兵静下心来考虑已经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当晚，“胡德”号播放了电影。

然而，这种暂时的缓和很快就被海军部的老爷们给毁了。15日海军部的回电让汤姆金森感到海军部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他没有向舰队通报当天海军部的先后两封回电，以免刺激水兵情绪，并于16日0时53分再次向海军部发报强调自己此前的观点。然而，少将平稳水兵情绪的努力在天亮后化为徒劳。海军部在当天的通报中懒洋洋地声称此次事件为“一小撮下级水兵情绪不稳”，这反而更激起了水兵们的愤怒。“罗德尼”号、“诺福克”号、“冒险”号和“刚勇”号的船员没有完成任何工作，在“胡德”号上，某位水兵找到珀西少校，挥舞着登载海军部通报的报纸怒吼：“情绪不稳？这他妈算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觉得我们把该死的火炮拆了扔水里才是愤怒么？”消息传到“胡德”号上时，又恰逢该舰靠近在兵变中态度一直很坚定的“罗德尼”号，后者的嘘声再次鼓动了“胡德”号水兵们的情绪。上午11时15分分派朗姆酒时，“胡德”号可能被拘禁在斯卡帕湾或朴茨茅斯港的传言使该舰又一度走到了公开兵变的边缘。午餐时分，一两名领班水手向麦克拉姆中校反映，水兵们可能在午饭后继续罢工，不再执行平时港口日程。这一情报不久之后又被其他迹象证实。在此状况下，麦克拉姆中校听取了珀西少校的建议，果断下令将当天下午的日程改为休息。这一命令出乎水兵们预料，很多人干脆回舱睡觉去了，这也阻止了水兵们在前甲板上和“罗德尼”号遥相唱和的情况再度发生。

◎ 1931年9月17日《纽约时报》的报道

汤姆金森仍在努力试图说服海军部，他先是在上午派舰队会计军官携各舰的水兵困境调查报告前往伦敦，并提前向海军部发去了报告要点；随后又在11时48分以“特急”电报向海军部表示就他看来，除非立即让步，否则局势将失去控制。他在电报中警告海军部，继续拖延下去的话，水兵们可能会公然串联和破坏，且士官们也有可能倒向水兵。同时，少将还建议士官以下级别水兵薪饷削减比例（不计津贴）应比较高军阶者低，婚姻津贴应对25岁以下已成家的士官以下级别水兵按旧标准发放，并建议海军部派一名代表赴因弗戈登实地考察。此电后不久，海军部回电声明内阁目前正在考虑此事，少将当即向全舰队通报了此消息。此后，少将又报告了“胡德”号情况恶化的现实。

16日下午，汤姆金森终于成功地让海军部的老爷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拒绝让步可能导致的后果。15时10分，海军部下令各舰以中队为单位返回母港，详细调查执行新的薪饷标准后水兵们的具体难处。这份最后通牒使船员们陷入了两难：他们既害怕海军部打算将他们分而治之秋后算账（这一担心事后被证实并非多余），又害怕不执行这一命令会丧失道义上的优势。而在“胡德”号上，帕特森舰长于16时45分集合全体水兵讲话，但在讲话时他又无意间提到“（作为海军部迄今为止保持克制的证据）海军陆战队并没有登舰”。——这又被水兵们解读为一种威胁，引发了相当的不满，同时也使“胡德”号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权衡之下，水兵代表向麦克拉姆中校表示：“如果其他舰只回母港，那么我们也走，否则我们也留下。请问长官们能告知我们其他舰只的动向吗？”对此，中校也只能苦笑着表示：“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一旦我知道，就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7时，“胡德”号主机舱的当值官兵全部到岗，锅炉开始生火。但同时，聚集在前甲板的水兵们仍表示除非动用武力，否则他们不愿离开——和15日一样，这种拒绝是礼貌而坚决的，而军官也没有多作争论。19时45分，汤姆金森致电海军部表示并不确定是否所有舰只都将启航，不过他保证至少部分舰只会启航。在“胡德”号上，帕特森舰长下决心在必要时直接砍断锚链起航。20时前后，“胡德”号的动力舱已经做好航行准备，各种障碍先后被移除。幸运的是，当海军部下令各舰自行出发而不再坚持必须按中队编队出发后，水兵们终于同意出航。当夜23时30分，所有舰只离开因弗戈登（按汤姆金森的报告，“罗德尼”号是在午夜后不久离开的）。

在整个过程中，水兵们并没有采取暴力行为，兵变更类似于一场罢工。

七、报复

1931年9月17日晨，还在返航途中，“胡德”上的已婚水兵们便表示坚决反对由那些还没成家的区队军官来调查减薪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在此情况下，麦克拉姆中校决定亲自处理这一事件——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无意中成了新时代海军官兵关系改善的滥觞。当晚，“胡德”号的军官受邀观赏该舰戏剧社排练的歌剧。在珀西少校看来，当时水兵们似乎试图给军官们留下“整个事件无非是一场玩笑”的印象，这当然不太现实。

19日晨6时30分，“胡德”号抵达朴茨茅斯港，水兵们获得假期，可以在岸上停留至21日晚间。21日，政府宣布将减薪幅度下调至不超过10％。10月1日，海军部正式下令，新的薪饷方案为在1919年薪饷方案的基础上整体下调11％。但与此同时，英镑再次贬值，英国被迫放弃了金本位。

海军部里，老爷们似乎更在乎洗白自己，而对事件的起因却漠不关心。自始至终，海军部一直没有对兵变的原因进行正式调查，但对处置“牺牲品”却毫不手软。10月6日，原大西洋舰队指挥官霍奇海军上将被海军部解职，继任者是深得军心同时又是英王乔治五世密友的约翰·凯利上将（John Kelly）。这一职务更替立即带来了一场大清洗。尽管海军大臣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曾向国会保证进行特赦，但是10月初“胡德”号离开朴茨茅斯时，整个舰队中共有120人被隔离禁闭（10人来自“胡德”号）。截至10月27日，这120人大部分被海军开除。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另有约280人被开除。即使在几个月后，当事军官也人心惶惶，担心自己会成为海军部的牺牲品。就“胡德”号而言，水兵们在兵变前后一直尽力彼此掩护，导致关于兵变期间该舰水兵组织的具体材料至今仍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一事实至少部分说明了水兵们对兵变的态度。

对一心脱罪的海军部来说，这还不足以洗刷自己——最好的替罪羊当然是当时的最高指挥官汤姆金森少将，少将同情水兵的态度自然也无法获得海军部老爷的赏识。1932年少将在带领“胡德”号、“反击”号及3艘巡洋舰进行春季加勒比巡航期间，被海军部打了黑枪：1932年2月2日海军部发出两份命令，一方面晋升他为中将，同时将其战巡中队指挥官的任期缩短8个月（正常任期约24个月），另一方面对其在因弗戈登兵变中的作为进行谴责。这一处理被认为是海军部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之一。尽管汤姆金森极力反抗，但是显然无力回天。1932年8月15日，汤姆金森和同样对兵变持同情态度的舰长帕特森上校一同被解职。

1931年10月，海军部在下达给大西洋舰队的布告中傲慢地宣布：

“海军部已经全盘考虑了关于9月15—16日期间发生在因弗戈登的部分主力舰上的严重抗命事件的报告。鉴于特殊原因，海军部已经决定不进行纪律处罚，但此种抗命行为仍是不可接受的。

海军部满意地看到在此关键时刻，海军其他成员维护了海军的光荣传统。海军部希望所有官兵谨记，此次舰队一小撮成员的违命行为已严重损伤了海军和国家的形象。

海军部相信所有官兵将竭尽全力重树皇家海军长久以来在世人面前所保持的光荣形象。”

什么才是海军部真正关注的重点，已经不言而喻了。

八、余波

兵变之后，皇家海军的当务之急是重振士气、重建信心。凯利上将上任伊始便亲自前往大西洋舰队各舰发表演说，用水兵们熟悉的俚语承认以往的错误，重建对未来的信心。水兵们也相应地表示了信任。在具体行动上，上将开出的处方是进行密集的训练、纪律教育，还有打扫卫生和参加体育运动，以使水兵们无暇去多想。兵变之后一个月，上将带领舰队返回因弗戈登，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高密度训练。在11月的报告中，上将声称舰队的训练已经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尽管如此舰队的士气依然有待提高。

◎ 反映1932年1月6日“胡德”号离开朴茨茅斯开始加勒比巡航时情景的漫画，可见当时水兵的情绪很正常。

“刚勇”号和“冒险”号在年底前遣散了水兵，汤姆金森向海军部建议“胡德”号也效仿其做法。这一建议被海军部拒绝，不过当年的圣诞假期倒是来得较早。1932年1月6日，少将带领“胡德”号、“反击”号及3艘巡洋舰（“诺福克”号、“多赛特郡”号和“德里”号）从朴茨茅斯出发，进行春季加勒比巡航。通常来说，这样一次炫耀武力的行动有助于提高士气，且出发时官兵及其亲属的情绪看起来也很正常，但是大西洋恶劣的海况和少将被解职的消息严重打击了全舰官兵的士气。1932年8月15日，在汤姆金森被解职的同一天，海军部重新考虑了提前遣散“胡德”号水兵的方案。

幸运的是，继任者威廉·吉姆斯少将是战巡中队历任指挥官中的佼佼者，他所著的《新的战列舰组织形式》（New Battleship Organisations，1916年出版）一书在海军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少将为自己挑选的舰长是他在“霍金斯”号巡洋舰上任舰长时的执行军官托马斯·宾尼上校（Thomas H. Binney，在“胡德”号上的任期为1932年8月15日—1933年8月29日）。两人联手掀开了“胡德”号历史上新的一页。

在几周内，两人一致鉴定认为“胡德”号的军官水准一流，水兵表现良好，进而说服海军部放弃了提前遣散“胡德”号水兵的方案。8月底的一个周日上午（时间不确，怀疑为28日），在面向全体船员的第一次公开演说中，少将以一句“我很荣幸加入你们”作为开场白，进而向全体船员解释了海军在和平时期的责任：加紧训练，以力止战，在本土水域向英国民众证明他们的税金没有白交，而在外国水域则要以良好的言行和形象充当大不列颠最好的外交官。这种尊重和信任水兵的姿态无疑受到了水兵们的欢迎，而少将赋予水兵的骄傲和责任感也提升了官兵的士气。

◎ 停泊在因弗戈登的“胡德”号（推测摄于1932年5月）

诚如少将所言，从8月31日起至9月14日，“胡德”号在受大萧条冲击最严重的两个港口城市索森德（Southend）和哈特尔普尔（Hartlepool）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停泊期间船员们为当地居民准备了各种娱乐活动，还邀请了当地的失业工人登舰参观，同享茶点。在哈特尔普尔停泊期间，“胡德”号的优雅和美丽给当地一位9岁的少年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9年后，这位少年的名字——泰德·布里格斯（Ted Briggs），与“胡德”号永远连在了一起。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正是布里格斯向当时正在法罗群岛和冰岛之间巡航的“胡德”编队其他舰只通知英国已经向德国宣战；1940年7月3日17时30分，又是布里格斯在“胡德”号的右信号桁上升起旗号，通知H舰队各舰准备立即开火，也是他在18时将开火的命令送上了信号桁升降索；1941年5月24日的海峡之战中，他从罗经平台幸运逃生，成为“胡德”号1418名官兵中仅有的3名幸存者之一。布里格斯于1973年以上尉军衔退役，此后长期担任“胡德”协会的会长，并活跃在媒体上。2001年，作为该协会的代表，布里格斯亲手按动按钮，操纵机器人将协会制作的纪念匾额安放在了“胡德”号残骸的船首处。

◎ 布里格斯（摄于1941年“胡德”号沉没后不久）

◎ 晚年的布里格斯

完成这次访问之后，“胡德”号船员在吉姆斯少将和宾尼上校的带领下投入了紧张的训练。一年后，“胡德”号的训练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炮术比赛中直接摧毁目标，赢得了舰队对空射击竞赛的冠军，还赢得了1933年本土舰队赛艇大赛的冠军。1933年10月在因弗戈登停泊期间，一群情绪过高的登岸水兵甚至一度引发了“‘胡德’号再次处于兵变边缘”的流言——不过这一次水兵们仅仅只是兴奋而已。吉姆斯少将的战巡中队指挥官任期在1934年夏结束，很多年后已经升任海军上将的他在回忆录中提到1931年—1933年“胡德”号的官兵时写道：“我身边总是环绕着那些热切地回应着我的一切要求的官兵……舰上气氛欢乐而热忱。”

这一切当然与少将本人以及“胡德”号军官团的努力分不开。1933年8月30日，宾尼上校和麦克拉姆中校双双离职，接替麦克拉姆中校的是注定将在“胡德”号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罗里·钱伯斯·奥康纳中校（Rory Chambers O'conor，任期为1933年8月30日—1936年7月14日，近3年的任期是“胡德”号历任执行军官中最长的）。

◎ “胡德”协会制作的纪念匾额

◎ 安放在“胡德”号残骸边的纪念匾额

因弗戈登兵变至少让皇家海军的部分高级军官意识到了在日常工作中需要顾及水兵们的感受，以往对水兵们单纯的藐视态度并不适用于新时代。吉姆斯少将成为了海军历史上第一位下到下甲板亲自向水兵们解释下一步训练内容的高级军官。1936—1938年间任“胡德”号舰长的弗朗西斯·普瑞德汉上校（Francis Pridham，任期为1936年2月1日—1938年5月19日）也在当时写给部下军官的指示里以及日后的回忆录中倡导并要求军官们去了解水兵们的疾苦，在下令时向水兵们进行必要的解释，时刻牢记水兵们只能依靠省吃俭用存下的微薄薪饷养家糊口。但在关心水兵这一项上，没有人能与奥康纳中校相比——尽管其效果毁誉参半。在近3年的任期上，中校简化了繁冗的舰上纪律，主动聆听水兵们的心声，大力推广各项体育运动，强调水兵们要保持战舰和自身的整洁形象。在其任上，“胡德”号屡屡在本土舰队内部的各项体育竞赛中称雄，官兵们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士气，全舰官兵的凝聚力极大增强，而“胡德”号也完美地完成了担任皇家海军对外形象代表这一任务。1936年离任后，中校将其在任上管理“胡德”号的经验和思考结集出版，名为《管理大型舰只》（Running the Big Ship），该书也在皇家海军中造成了很大影响。

当然，中校的一系列措施并非完美无缺。每日固定接见水兵的制度使水兵得以越过区队负责军官，这种类似于“越级报告”的行为自然会招致后者的不满；过于强调体育运动不但消耗了水兵的精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荒废了海军的日常训练；过于强调水兵要保持战舰和自身的整洁形象在招致“形象工程”的批评的同时，也使“胡德”号被过度粉刷。中校离任后，“胡德”号不得不花费很长一段时间铲除过厚的涂层。最重要的，奥康纳中校的做法被认为过于迁就水兵，导致“胡德”号的训练水平低下。

◎ 奥康纳中校

◎ 1934年1月，海军陆战队在后甲板列队欢迎马德拉岛总督参观“胡德”号。

1936年2月1日，在发生与“声望”号相撞的意外之后不久，普瑞德汉上校接任了“胡德”号舰长一职。作为皇家海军传统体系培养出来的军官，普瑞德汉上校事必躬亲，同时也以优秀的操舰技术著称，其仅依靠自身动力进入马耳他和直布罗陀港（两者都以入港难度大而闻名）停泊的漂亮操舰动作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皇家海军中广负盛名，甚至赢得了同样以优秀操舰技术而著称的坎宁安的称赞。他很快发现“胡德”号的训练水平过于低下，而奥康纳中校的“形象工程”也导致“胡德”号的实际状态并不适合战斗。在普瑞德汉上校任上，“胡德”号的日常作业重点转移到了训练尤其是炮术和操舰技术的训练上。作为这一系列大力训练的成果之一，“胡德”号赢得了1938年地中海舰队乃至皇家海军联合舰队赛艇比赛全部5个项目的冠军。在炮术训练中，普瑞德汉上校要求演练条件应尽量贴近实战，这一思想也得到了时任战巡中队指挥官的坎宁安的大力支持，而其成果也令人满意。1938年5月20日卸任时，普瑞德汉上校不无得意地声称在他任上“胡德”号不仅是一艘外观完美无瑕的战舰，而且是一台效率极高的战争机器。

◎ 1935年1月23日“胡德”号与“声望”号发生碰撞事故。图中舰只为“声望”号，摄于事故发生后不久。

尽管普瑞德汉上校与奥康纳中校性格不合，两人采取的措施也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重视和善待普通水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是在“区队”体制下军官们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不经意间，两人在“胡德”号上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官兵关系。虽然在普瑞德汉担任舰长期间，仍有经历过一战的老兵抱怨说他们忍受着糟糕的生活条件和微薄的薪饷，仅仅只是为了获得退休金和避免失业，但是毕竟官兵关系正在逐步改善，并且有些老兵的抱怨内容已经超出了指挥官力所能及的范围。同时，不同舱室不同岗位的水兵也在体育竞赛和赛艇比赛中增进了交流。普瑞德汉在担任舰长期间，一方面鼓励水兵追求上进，另一方面也要求军官们转变对士官的看法，尤其要求军官们勇于打击老兵油子。随着两位高级长官的努力，再加上薪饷待遇的改善、海军的扩充以及远方地平线上逐渐聚集的战争阴云对皇家海军自身改革的推动，到普瑞德汉卸任时，皇家海军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面对的种种问题都在逐渐改善。

◎ 长女婚礼上的普瑞德汉上校（右一）（摄于1937年7月28日停泊在马耳他的“胡德”号后甲板上）

皇家海军仍在蹒跚中继续前行，对“胡德”号而言，她经历了这次转型的开始，见证了转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然而却没有看到转型的完成——1941年5月24日，“胡德”号和1415名官兵永远留在了冰冷的北海。尽管如此，在1931—1932年这个对皇家海军来说两次大战期间最灰暗的阶段，她已经看到了一个模糊的未来。

◎ 普瑞德汉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