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灭东突厥（唐太宗获得天可汗称号）
唐灭东突厥简介
唐灭东突厥：唐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至四年三月，在唐与突厥的战争中，唐王朝为消除北方威胁而攻灭东突厥颉利可汗部的重要作战。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欲逃过碛口，遭李绩军堵截，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颉利逃往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西北的沙钵罗部落，欲投奔吐谷浑，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俘获送往长安。
唐灭东突厥过程分析——
629年十一月，唐太宗为解决北部边患，派兵反击并攻灭以颉利可汗为首的东突厥。武德年间，东突厥屡次南下扰边，严重威胁唐北部边境。唐统一战争结束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经过长达四年的战略准备和部署，以突厥进攻河西为借口，命李靖为主帅，分五路大军分别出击，进攻突厥。唐军主帅李靖接连奇袭定襄、阴山，战争持续四个多月，唐军最终攻灭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唐灭东突厥，使隋末以来北方突厥对中原的袭扰得到了有效遏制，并为以后征伐薛延陀、回纥、吐谷浑、高昌以及西突厥都奠定了重要的战略基础。同时，唐太宗恩威并施，采取了非常成功的民族政策，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
东突厥八次南下扰边
581年，佗钵可汗去世，突厥汗国分裂。583年，达头可汗自立，突厥正式分裂，以都斤山（今新疆境内阿尔泰山）为界，以西称西突厥，以东称东突厥。隋文帝趁突厥内乱分别降服突厥各部，减轻了北方边境的压力，顺利实现全国统一，但是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突厥问题。隋至唐初，西突厥历经达头可汗（玷厥）、处罗可汗、射匮可汗、统叶护可汗[1]；东突厥也经过沙钵略可汗（摄图）、莫何可汗、都蓝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2]。
隋朝末年，启民可汗去世，始毕可汗即位后与隋朝交恶，曾于615年将隋炀帝围困在雁门长达月余，但最后是有惊无险。随着隋末局势动荡，中原混战不休，很多百姓纷纷北上突厥避乱，东突厥实力增强，“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3]。始毕可汗率领下的东突厥势力不容小觑，甚至能够左右当时中原的局势，因此，当时中原地区的义军首领、反隋贵族不仅不敢与之为敌，反而纷纷称臣示好。薛举、薛仁杲父子、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等均向突厥称臣。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时，也不得不称臣于突厥，借突厥兵以兴唐，并派遣刘文静出使东突厥，约定：“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4]突厥也象征性地出兵五百，战马两千以援助李渊攻隋。
李渊太原起兵后，于当年七月初五，亲率三万大军向隋都长安进发，经过霍邑之战、渡河之战、围攻长安等重大战役，顺利攻入长安。十一月，李渊被晋封为唐王大丞相，总揽朝政。618年三月，李渊自封相国。五月二十日，李渊代恭帝杨侑称帝，建元武德，建立唐朝，李渊即为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李渊、李世民父子主要致力于平定中原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北方群雄如西秦薛仁杲、凉州李轨、并州刘武周、夏王窦建德、郑王王世充、汉东王刘黑闼等先后被平定，南方枭雄如萧铣、林士弘、辅公祏等也先后被唐朝降服。
唐朝建立以后，突厥以曾助唐而居功自傲，并以“征伐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5]之约为由，不断南下劫掠，并支持刘武周、宋金刚、梁师都、刘黑闼等北方割据势力，为唐统一天下设障。仅仅在武德年间，突厥每每兵强马壮之际，便率兵南下，劫掠中原，前后大规模出兵至少八次。
619年闰二月，始毕可汗率兵渡河，在夏州与刘武周、梁师都合兵，大举南侵，行军途中，始毕可汗卒，其弟处罗可汗即位，后获唐出使突厥的使者高静携带的财物后北还。
620年六月，处罗可汗趁李世民平定刘黑闼、唐军撤回关中之际，入侵并州，劫掠城中财物以及男女数千人而去。不久，处罗可汗卒，其弟颉利可汗即位。
621年四月，颉利可汗奉隋王杨政道，与大行台苑君璋合军，大举南下，入侵今宁夏、山西、河北等广大北方地区，被定襄王李大恩率唐军击败。
622年四月，颉利可汗率精兵数万，围李大恩于新城，杀李大恩，唐军大败，突厥劫掠而去。
622年八月，颉利可汗率精兵十余万，经雁门入汾州、潞州，劫掠人口五千余人。唐高祖出兵两路迎击，李世民兵出蒲州、李建成兵出豳州，突厥退还。
623年六月，苑君璋部将高满政劝降苑君璋降唐未遂，高满政夜袭苑君璋，夺取马邑并降唐，苑君璋北逃突厥。七月，突厥为争其南下重要战略补给要地马邑，联合自称燕王的高开道，出兵南下，杀高满政，并夺回马邑。
624年八月，由于唐王朝内部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位白热化，导致原太子东宫宿卫、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突厥趁机大举进犯，兵分两路。吐利设与苑君璋南下，兵至朔州、并州、忻州；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从西北方向进攻原州、陇州、绥州，兵锋直指豳州、阴盘，大有南下进攻都城长安之势。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唐王朝上下一片惊慌，甚至有迁都之意。时值关中阴雨连绵，后勤补给困难，局势对唐军非常不利。但秦王李世民主张坚决抗击，并与李元吉率兵至豳州。李世民恩威并施，一方面率百余骑责备颉利可汗背盟，另一方面又许突利可汗和亲，与其结为兄弟，以离间突厥内部，迫使突厥退兵。
625年七月，突厥分四路大军南下。颉利可汗率主力侵犯朔州、并州等八州；一路进犯灵州、彭州；一路进犯幽州；一路进犯凉州、鄯州。唐高祖积极部署，安州大都督李靖兵出潞州，行军总管任瑰屯兵太行，以拒突厥主力。并州行军总管守石岭关，李高迁守太谷，李世民守蒲州。此次战争双方较量各有胜负，其中张瑾与颉利可汗遭遇，战于太谷，全军覆没，只身逃走。突厥兵在灵州被任城王李宗道击败。颉利可汗见唐军军容整齐，有备而来，只得引兵退还。
武德年间，突厥不断南下，给唐朝北部边境造成严重的威胁，甚至威胁关中地区和都城长安。新建立的唐王朝，此时主要致力于消灭中原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并未有足够的精力去阻止突厥南下，仅仅以进贡财物、和亲以及被动的军事防御为主。然而东西突厥虽然力量强大，却并非没有弱点。东西突厥之间矛盾重重，并且以颉利可汗为首的突厥政权是由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等敕勒十五部族组成，其中以薛延陀部实力最雄厚。这些部族之间的利益纠葛非常严重，在突厥强盛之时，各部被迫唯突厥马首是瞻，随突厥进攻唐朝，这些部族在突厥军事进攻遇挫时，往往也可能随时叛离。
太宗渭水之盟
武德八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玄武门政变。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亲信设伏兵于玄武门，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初七，李渊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并且下诏，国家事务事无巨细，均交给太子李世民处理，李世民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李渊的权力。而此时，突厥借唐朝内部不稳之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犯。十五日，突厥出兵渭州，右卫大将军柴绍奉命率军出击。七月初三，柴绍又在秦州大破突厥兵，斩杀特勒[6]一人，杀突厥士卒一千多人，突厥再次被迫遣使请和。
八月八日，李渊退位，李世民受禅即位，为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内部尚未稳定，李建成、李元吉的余党还在蠢蠢欲动，整个关中地区人心惶惶，社会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而突厥兵在上次进犯之后，大军并未完全撤回，而是屯兵于陇州、渭州、秦州等地，静观时机，图谋再次攻唐。颉利可汗、突利可汗在梁帝梁师都以唐“国内有难，新即位”为由的劝说下，率军十多万，直奔泾州，而唐朝泾州守将燕郡王李艺（罗艺）拥护太子建成，与新君李世民有过节，所以对于突厥的进犯完全不抵抗，突厥轻松越过防线，兵分三路，全力攻唐。突厥军右翼向武功进犯，左翼进军高陵，而颉利可汗率领主力中军南下，兵锋直指长安。六月二十日，突厥右翼抵达武功；二十四日，左翼抵达高陵。太宗急忙派遣心腹大将尉迟敬德为泾州道行军总管阻击突厥左翼军。两天后，尉迟敬德大破突厥左翼军于泾阳，生擒俟斤[7]阿史德乌没啜，杀敌千余人，但是唐军阻击突厥左翼军的胜利，并未能阻止颉利可汗主力的迅速南下。二十八日，颉利可汗、突利可汗已经率大军到达渭水便桥北岸。
突厥军兵临城下，情势十分危急，京师长安危在旦夕。这时，颉利可汗派心腹大臣执失思力作为使者来见唐太宗，以打探虚实。执失思力恐吓唐太宗说：“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率百万铁骑，现在已经兵临城下了。”面对此种要挟，唐太宗非常生气，当场扣留了突厥使者执失思力。唐太宗此举一方面灭其威风，另一方面也避免执失思力回到突厥军营，走漏了长安守备空虚的消息。这时唐都长安的兵力不过数万，各地勤王之兵还没有到达，兵力悬殊。同时，太宗刚刚即位不久，国家并未安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一旦与突厥开战，局面可能难以控制。大将李靖也建议“请倾府库赂以求和”，避免在京师长安作战，以免生灵涂炭。因此唐太宗决定暂时不与突厥开战，并积极展开对京师长安的防御部署。首先，对长安进行全城戒严；其次，李靖自愿带兵由灵州出发，日夜兼程，以断绝突厥归路，对突厥施压；再次，设立疑兵，以迷惑不知实情的突厥大军，将长安城中的数万居民临时武装起来，大张旗鼓，浩浩荡荡行至便桥附近，做出一副与突厥决一死战的样子。
唐太宗率领亲信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六骑到达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谈判。唐太宗义正辞严，隔水大声指责突厥不遵守盟约。太宗身后的这些疑兵集结时也故意弄得尘土飞扬，集结后又军容整齐，旌旗遍野，颉利可汗误以为唐军是有备而来。唐太宗软硬兼施，并许以突厥大量的财物金帛，以满足突厥劫掠的目的。颉利可汗自知理亏，又为唐军军容所震慑，这时，李靖率兵已经到了豳州，阻击突厥的退路。因此颉利便放弃了攻打长安的计划，请求与太宗结盟。两天后，即三十日，太宗与颉利可汗来到城西，斩白马与颉利在便桥之上歃血为盟。当然，突厥兵在撤兵之时也不忘在已占领地区大肆掳掠一番。唐太宗虽然以其政治智慧和胆略化解了此次危机，毕竟唐太宗无论是在开国战役、统一战争，还是在以前与突厥的交战中都是所向披靡，这次城下之盟的耻辱让他非常恼火。后来，太宗称此次结盟为“渭水之耻”。经历“渭水之耻”，唐太宗决心励精图治，一雪前耻，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突厥问题。
唐王朝战略准备与攻守易势
渭水之耻后一个月，即626年九月，唐太宗为了显示自己重视武备建设以抗击突厥的决心，在显德殿习射。他训诫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8]他带领几百人在殿廷举行射箭比赛，亲自仲裁胜负，对优胜者奖励弓箭和财物，并从中遴选将帅。在太宗的倡导下，几年间唐王朝已经练成了一批精锐之师。
627年，唐太宗改元贞观，全面备战突厥。军事上，加紧训练士卒，同时制造大量兵器，时刻准备反击匈奴。贞观四年（630），房玄龄观阅内库所藏的兵器，已经远远超过隋朝全盛之时。政治上，唐太宗并不穷兵黩武，以征讨四夷为要务，深刻领会“中国既安，四夷自服”[9]。因此，唐太宗在贞观初年，主要以增强自身实力，改善民生，巩固唐王朝统治秩序为本。太宗从谏如流，不断选拔贤人，亲自考察擢拔都督、刺史甚至县令来治理民众，百官也积极进谏，群策群力。在太宗朝君臣的努力经营下，国家迅速强盛、政治清明、社会井然有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也为以后反击突厥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及民意基础。
而与之相反，突厥此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突厥境内连年发生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627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10]；628年，“突厥盛夏而霜”[11]；629年，唐行军总管张公谨建议攻打突厥时也指出：“塞北霜早……其可取四也。”[12]整个突厥境内，大雪竟达数尺之深，牲畜死伤无数，民众连年饥馑，突厥实力大减，甚至面临生存困难。颉利可汗仍旧挥霍用度无限，对突厥各部的赋敛有增无减，矛盾逐渐凸显。因此贞观元年出使突厥的鸿胪寺卿郑元璹返回长安后对唐太宗说：“戎狄兴衰，专以牛马为侯，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13]同时，颉利可汗重用汉人赵德言进行政治改革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突厥本来的部族制度非常原始，治理也简便，赵德言轻易变更突厥风俗，不符合实际的改革，导致突厥各部不满，部族大多叛去。颉利可汗领导下强大的东突厥开始四分五裂，内部征战不休。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落此时叛离突厥，颉利可汗派欲谷设率十万铁骑讨伐。回纥首领菩萨亲率五千精兵大破其于马鬃山，欲谷设败走，菩萨穷追猛打，一直追到天山，又俘获许多部众，回纥实力大增。薛延陀是敕勒十五部中最强大的部落，薛延陀又大败突厥的四设[14]，颉利可汗无力阻止，原先依附于颉利的部族又大多离散。颉利可汗惧怕唐派兵袭击，急忙以会猎为借口，派兵抵达朔州。
突厥内乱
仅仅一年时间，突厥与唐王朝攻守之势已经变化。这时许多大臣建议趁机攻打突厥，唐太宗仍然以府库不足为由不予采纳。唐太宗并不是不作为，他这时主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不断分化突厥，孤立颉利可汗，并寻找开战的有利时机。唐太宗通过以下战略部署，彻底占据了反击突厥的主动权。
首先，结好西突厥。唐太宗答应与西突厥统叶护和亲，而东突厥颉利可汗明知若是唐与西突厥和亲，定会对其形成牵制，所以千方百计从中阻挠，又遣使要挟统叶护可汗：“你如果要迎娶唐国公主，那必须从我的国土中经过。”最终唐与西突厥和亲未成，但是已经达成了唐“远交近攻”的战略目的，西突厥由此更加怨恨颉利可汗。
其次，争取突利可汗。628年，突利可汗的部下契丹等部族迫于生存压力，大多投降唐朝，颉利可汗因此对突利可汗大加责备。到薛延陀、回纥等部叛离，欲谷设战败，颉利派突利征讨，突利又大败而归。颉利可汗恼怒万分，羁押突利数十日并处以鞭打之刑，泄愤之后才放回突利，突利因此产生了降唐的念头。之后，颉利又多次向突利征兵，突利坚决予以拒绝，并背叛颉利可汗降唐，颉利可汗发兵征讨突利，突利可汗急忙遣使到长安向唐太宗求救。太宗派军接应，最终使突利可汗脱离颉利，归服唐王朝。颉利可汗的势力因此大为削弱，这不得不说是太宗长期离间颉利和突利的杰作。
再次，灭梁师都，取朔方军事要地，为大举攻灭东突厥做准备。唐太宗先是想通过拉拢的方式解决梁师都的割据问题，但是梁师都并不答应。于是太宗便派遣夏州长史刘旻、司马刘兰就近驻兵扰敌，唐军多次派骑兵践踏梁师都属地的庄稼，耽误其农时，造成粮食减产，使其境内逐渐储备空虚。在梁师都内部人心惶惶之际，唐军又施离间、反间之计，造成其内部相互猜忌、人人自危，降唐者络绎不绝。影响最大的是梁师都的大将李正宝等密谋发动兵变，不慎泄密而逃往唐，造成其内部更加混乱，战斗力也严重受损。这时，唐太宗适时地派柴绍、薛万君，率兵前去支援刘旻主动进攻梁师都。唐军不断骚扰，梁师都遂率军到朔方东城之下寻求决战，但是唐军坚壁清野，拒不出战。等到梁师都无奈撤退之时，刘兰趁机派兵追击，大破梁师都军，梁师都狼狈逃回朔州。唐军围城朔方，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这时突厥派兵前来援救梁师都，行至半道，与柴绍等遭遇，突厥军从四面围攻，唐军稍稍后退，突然间薛万均和薛万彻杀出，斩杀突厥将领，大破突厥援军，之后突厥再不敢派兵来救援梁师都。朔方城内粮尽，外无援助，梁师都被其堂弟洛仁所杀，以城降唐。唐消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也占据了进攻突厥的前沿战略要地。
最后，争取其他部落，尤其以薛延陀为重点。628年四月二十日，契丹酋长率部降唐。此时西突厥内部因权力之争发生内乱，统叶护和莫贺咄双方征战不休，都遣使入唐，请求和亲，希望得到唐的援助以击败对方。但是唐太宗以“汝国扰乱，君臣未定，战争不息何得言婚”[15]为由婉言拒绝，并要求他们“各保所部，无相征伐”。此举一方面不希望西突厥内部攻战，以打乱其攻打东突厥的战略意图，同时，西突厥的分裂也可以消除唐攻打东突厥的后顾之忧。在唐与突厥相互博弈之际，唐太宗扶植强大的薛延陀部落来牵制、攻击突厥。当时，很多西域部落和敕勒部均脱离突厥而归服薛延陀，推举其俟斤夷男为可汗，但是夷男并不敢贸然出任可汗。唐太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于是遣使乔师望带着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得到唐王朝的支持，非常高兴，便在郁都军山建立牙帐，并遣使入贡，归顺大唐。这样一个“东至靺鞨，西至叶护，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大部皆属”[16]的薛延陀部落横亘在东突厥背后，如芒刺在背。629年八月八日，薛延陀毗伽可汗以其弟统特勒为使者入长安，唐太宗赐予其宝刀、宝鞭，并对其说：“汝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17]颉利可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害怕，连忙遣使来唐，希望和亲，但是为时已晚。
此时，唐太宗的西联西突厥，东联突利可汗，北联薛延陀部落的战略布局已经完成。唐太宗经过多年的经营，终于完成了对颉利可汗的战略包围，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唐与突厥的战争一触即发。
唐军大举反击突厥
629年八月，专门负责突厥事务的唐代州都督张公谨上疏，认为已经到了攻取东突厥的最佳时机：“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诛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于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类，并自立君长，将图反噬，此则众叛于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轻骑自免；拓设出讨，匹马不归；欲谷丧师，立足无地，此则兵挫将败，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粮糇乏绝，其可取四也。颉利疏其突厥，亲委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军一临，内必生变，其可取五也。华人入北，其类实多，比闻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师出塞垣，自然有应，其可取六也。”[18]张公谨一口气列举六条攻打突厥的理由。唐太宗慎重考虑，决定出师北伐突厥。八月十九日，太宗命令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以张公谨为副，准备进攻突厥。九月九日，颉利可汗的俟斤九人率领铁骑三千前来降唐。
十一月，面对部族的叛逃，颉利可汗恼羞成怒，决定先发制人，发兵攻打河西。但是唐军早有防备，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等积极应战，大破突厥，俘虏数千人。唐太宗正愁师出无名，迅速部署反击。二十三日，李世民分五路大军出击突厥。改派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苏定方为副，出兵定襄；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张公谨、高甑生为副，出兵云中；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秦叔宝为副，出兵金河；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段志玄为副，出兵营州；礼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为副，出兵灵州。十万精兵，数位大将，皆受李靖节度[19]。
在唐军强大兵力的震慑下，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长安，靺鞨遣使长安。二十四日，突厥郁射设率领部族降唐，颉利可汗空前孤立。
630年正月，李靖率精锐骑兵三千，兵出马邑，兵锋直指恶阳岭。颉利可汗根本没有预料到唐军突然进攻，内心恐惧，草木皆兵。他看到李靖三千铁骑，竟然以为：“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岂敢孤军而至？”[20]李靖知道这一情况之后，秘密派遣间谍离间其心腹康苏密，康苏密投降。李靖因此对定襄城的情况了如指掌，出其不意地迅速率兵夜袭定襄城，大破颉利，俘获萧太后以及杨政道，将其送回长安城。颉利狼狈逃走，准备退至碛口，逃回大漠。李靖迅速兵出云中，穷追颉利可汗，在白道与颉利残部遭遇，再次大败之，颉利可汗率领数万残兵败寇逃往铁山。颉利可汗此次出师不利，屡遭重创，危在旦夕。颉利想以求和的方式获得喘息机会，于是派执失思力觐见唐太宗谢罪，并主动提出亲自入朝，举国内附。唐太宗派遣鸿胪寺卿唐俭等前往突厥部安抚，同时派遣李靖等率兵迎接突厥归降。
颉利可汗此时为生存计，表面上表示要归顺唐朝，实则为缓兵之计，希冀等到草原气候转好、草青马肥之时逃入漠北，企图东山再起。
李靖奉诏前往白道与李勣会师，在对突厥情况进行认真分析之后，他们认为颉利可汗虽然暂时兵败，但是仍有十余万部众，如果此次不趁这样的大好局面一举拿下颉利，让他逃到漠北，那就是放虎归山。而那时要再次征伐，道路险阻，想降服颉利将会困难重重。此时招降使者唐俭正好在其军营之中，颉利可汗必然防备不严，如果率领精锐骑兵一万，仅带二十日的口粮，急速行军，袭击突厥，必将能够生擒颉利。李靖与李勣合谋之后，并将此事告诉张公谨，张公谨道：“诏许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讨击。”李靖断然指出：“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等辈，何足可惜！”[21]于是三人商定，李靖率精兵袭击颉利，李勣率军赴碛口，以阻断颉利逃往大漠的归路。
唐军明光铠
二月八日，李靖率领的唐军已经抵达阴山，遭遇突厥军千余帐，李靖率军偷袭，迅速将其击败。这时，颉利可汗正与唐俭相谈甚欢，军事上完全没有防备。李靖派大将苏定方率领二百精骑为前锋，趁大雾前行，在距离颉利可汗的牙帐仅仅一里时，大雾突然消失，突厥军这时才察觉到唐军已经进入大营。苏定方立刻疾驰进攻，突厥不知唐军底细，被犹如天降的唐军吓得魂不附体，部众大乱，颉利可汗仓促逃走。李靖大军随后赶到，突厥群龙无首，迅速溃败，唐俭也趁乱逃脱。李靖率军斩杀突厥军数万，杀隋义成公主，俘虏其子叠罗施，并俘虏突厥十余万人、牲畜十余万头。颉利收拾残部数万人逃到碛口，试图逃回大漠，但是李勣早已屯兵此处，颉利无法北逃，其所率各部的酋长也纷纷投降李勣。颉利可汗不得已西逃苏尼失部，准备去吐谷浑。屯兵灵州的李道宗得知这一消息，迅速发兵，逼迫苏尼失交出颉利。颉利可汗得知，连夜率领亲信数人逃走，藏于荒谷之间。在唐军大兵压境的情势下，苏尼失自知力不能敌，只得派人搜捕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被生擒。三月十五日，李道宗军的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带兵到苏尼失军营，带回颉利可汗，并送回长安。苏尼失也被迫率部降唐。
至此，颉利可汗领导下的东突厥终被唐攻灭，自阴山北至大漠的整个漠南地区均在唐王朝控制范围之内。贞观四年（630）三月，颉利可汗被押解至长安，唐太宗以其结盟以来并未有大规模入侵劫掠而赦免，并盛情款待。唐太宗对投降的突厥部族实行了非常成功的羁縻统治，将东突厥降民安置在幽州至灵州一线的北方边境，并分其属地。封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以突利为顺州都督统其原有的部众；同时分颉利可汗之地为六州，置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任命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封右武侯大将军，统领颉利原来的旧部。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继续统治其原有部众。唐太宗此举，获得四夷的拥护和爱戴，四方少数民族首领来到长安，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东突厥灭亡之后，不愿归附唐朝的突厥余部逃往漠北地区，推小可汗斛勃为大可汗。斛勃打败薛延陀，在金山之北建立牙帐，自称乙注车鼻可汗，开始收服逃往漠北地区的其他突厥部族，很快，他拥兵三万，势力复强。在唐灭薛延陀之后，649年，唐太宗派高侃率回纥、仆骨等攻打车鼻，突厥各部投降。唐朝将其地分别隶属云中、定襄都督府。650年，高侃再次出兵，突厥各部并不服从车鼻可汗调遣，车鼻携带家眷和百余骑兵逃遁，在金山被唐军捉获。押解至长安，拜左武卫将军，部众被安置在郁督军山，设狼山都督府统辖。至此，东突厥的残部势力也全部被清除。
唐灭东突厥之战解析
唐王朝在对东突厥的战争中，战略战术运用非常到位。
首先，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战略。唐朝刚刚建立，实力非常有限，并且当时唐的战略重心仍然放在国内统一战争上，甚至不惜向突厥称臣、和亲、贿赂等各种方式讨好突厥，避免与处于强盛时期的突厥直接开战。整个武德年间，唐对突厥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其中以渭水之耻为典型代表。
其次，趁突厥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天时”，利用突厥各部的内部矛盾，对主要敌人颉利可汗进行战略包围。唐太宗即位之后，政治清明，广开言路，提高了唐的整体实力，尤其重视对士卒的训练，以加强军备。同时，通过政治离间、外交分化的方式，西联西突厥，东联突利可汗，北联薛延陀，导致颉利可汗众叛亲离，实力大减，最终完成了对颉利可汗的战略包围，彻底改变了局势。
再次，唐太宗在此次战争中的用人值得称道，尤其是选用李靖为主帅。在前期战略部署充分的基础上，李靖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这次反击突厥的胜利。李靖接连不断地奇袭，导致颉利可汗防不胜防，最终大败。正如唐太宗对李靖所言：“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震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22]李靖在指挥中体现了非常良好的军事素养，贯彻“兵以诈立”“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等军事原则，终能彻底击败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
唐灭东突厥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自隋末以来北方突厥对中原的袭扰得到了有效遏制，对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起到了极大的军事威慑作用。同时，唐太宗恩威并施，采取了非常成功的民族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此战之后，突厥的实力遭到了极大削弱，北方边防压力减轻，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创造了安定的周边环境。同时，这次战役也为后来征伐薛延陀、回纥、吐谷浑、高昌以及西突厥奠定了战略基础，扩大了唐王朝北方统治区域和控制范围，也为后来北庭都护府的设置奠定了基础。
[1]达头可汗（576—603），处罗可汗（603—611），射匮可汗（611—618），统叶护可汗（618—628）。
[2]沙钵略可汗（581—587），莫何可汗（587），都蓝可汗（587—599），启民可汗（599—609），始毕可汗（609—619），处罗可汗（619—620），颉利可汗（620—630）。
[3]《旧唐书·突厥传上》。
[4]《旧唐书·刘文静传》。
[5]《唐创业起居注》卷1。
[6]突厥官名，或为“特勤”之误，掌内典机要，处理邦交，奉命谈判军国大事。
[7]突厥语irkin的音译，突厥部落首领之称。
[8]《资治通鉴·唐纪八》。
[9]《资治通鉴·唐纪十》。
[10]《贞观政要·辩兴亡》。
[11]《新唐书·突厥传上》。
[12]《旧唐书·张公谨传》。
[13]《资治通鉴·唐纪八》。
[14]四设：突厥官名，突厥称典兵者为设，四设即四部帅的典兵。
[15]《旧唐书·突厥下》。
[16]《旧唐书·铁勒传》。
[17]《旧唐书·铁勒传》。
[18]《旧唐书·张公谨传》。
[19]点校本《资治通鉴》作“皆受李勣节度”，可能是翻刻之误。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据清胡克家以元胡三省注本为底本进行翻刻。但是清章钰用胡刻本为底本校勘宋刊本九种，其中十二行本和乙十一行本记载中“勣”均作“靖”，“皆受李靖节度”。
[20]《旧唐书·李靖传》。
[21]《旧唐书·李靖传》。
[22]《旧唐书·李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