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平南诏之战（建立大长和）
唐平南诏之战简介
唐平南诏之战：唐平南诏之战，是8世纪、9世纪唐朝和南诏进行的三次战争。第一次战争，是唐玄宗天宝末年，南诏脱离唐朝、投靠吐蕃，并在安史之乱期间夺得了云贵高原大部。779年，唐朝击败吐蕃、南诏联军，蕃、诏之间裂痕加大。唐德宗时，剑南节度使韦皋招降南诏，与之结盟，共同打击吐蕃。第二次战争，829年，南诏弄栋节度王嵯巅侵犯西川，攻下成都外城。郭钊、李德裕到成都代替杜元颖，与南诏立约，南诏再次归附。第三次战争，南诏皇帝世隆在唐懿宗时，先后攻陷邕州、交趾，占据数年，被唐将高骈击败。南诏衰落，两国重归于好。唐僖宗时，有商议安化公主与南诏皇帝隆舜和亲之事，最终被唐朝拒绝。902年，汉人权臣郑买嗣起兵杀死南诏王族八百余人，灭亡南诏，建立大长和。
唐平南诏之战过程分析——
南诏是唐朝在今云南省西部洱海周围的“乌蛮六诏”之一。“自言哀牢之后”（《旧唐书·南诏蛮传》）。“诏”为“王”或“首领”之意，“六诏”是六个奴隶主政权。
唐玄宗前期，与南诏关系良好：
唐开元二十一年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3—738年），蒙舍诏（即南诏）首领皮逻阁在唐朝支持下兼并了其他五诏，合六诏为一，统称南诏。
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以南诏为国名，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南太和村）。南诏全盛时期辖有今云南省全部、四川省南部、贵州省西部等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心地区农业、手工业较发达，吸收了汉族先进生产技术，但仍使用奴隶劳动。政治上部分采用唐朝的政治制度，曾多次派遣贵族子弟赴成都、长安学习汉族文化。统治集团上层使用汉文。流行佛教。
唐玄宗后期，处理南诏问题的一连串失策：
当时，云南太守张虔陀“矫诈”，不善于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待之不以礼”，同南诏奴隶主发生了尖锐矛盾，引发了战争。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云南王阁罗凤发兵攻占云南三十二州，杀死云南太守张虔陀。第二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唐军讨伐南诏，将其击败于泸南（今云南姚安县境内）。阁罗凤遣使谢罪，但鲜于仲通此人同样“偏激寡谋”，好走极端，居然囚其来使，进兵大和城，结果反被南诏打败，死六万人。
南诏从此背叛唐朝，臣服于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吐蕃称弟为“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旧唐书·南诏蛮传》）。
这说明，作为一方军事首领，不仅要会打仗，还必须妥善处理打仗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使之有利于一个总的目标。否则，仗打得不错，某一件事没有处理好，往往会把战场上得到的胜利化为乌有。
在处理南诏的问题上，最糟糕的是杨国忠。他曾当过剑南节度使，唐玄宗以为他了解南诏情况，他说什么都信。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六月，唐玄宗听信杨国忠建议，派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闭城不战。李宓粮尽，士兵百分之七八十患“瘴疫”而死，于是退兵，南诏军追击，李宓被俘，全军覆没。杨国忠“隐其败”，反而向唐玄宗“报捷”，并“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二十万人”。大臣们谁都不敢向唐玄宗透露真相。唐玄宗有一天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这时，高力士忍不住，对唐玄宗说了几句挺有分量的真话：“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说明高力士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唐玄宗的心往下一沉，他不让高力士把这些话对大臣们说，“卿勿言，朕徐思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唐玄宗事后对云南方面丧师二十多万之事未做任何追查，对高力士所说“边将拥兵太盛”的问题也未采取任何制约措施，他的昏愦放任，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成都避难期间，南诏阁罗凤会同吐蕃军进攻四川，夺取会同军镇（今四川会理），进占清溪关（四川越巂县北、大渡河南），所过之地，子女玉帛、牛羊积谷，洗劫一空。第二年，再度入侵越巂，唐越巂都督被俘。南诏两次取胜，威震西南（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四册）。
唐宪宗时期，南诏重新归唐：
南诏臣服吐蕃后，吐蕃对南诏征调的赋税极重，又抢占南诏的险要之地建城堡，每年征兵又多，南诏难以承受。这时南诏的太子是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他对吐蕃“厌苦之”。南诏征服巂州时，唐西泸县令郑回被南诏抓走，成为南诏王阁罗凤的家庭汉文老师，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曾孙寻梦湊都受读于他门下。异牟寻的思想深受郑回的影响，一心归唐（《旧唐书·西南蛮传》），经过长期秘密策划，异牟寻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正式遣使入唐表达归唐之意。第二年，异牟寻取消吐蕃所立帝号，恢复南诏名称。异牟寻又利用吐蕃要征集一万南诏兵员去吐蕃服役之机，亲率几万大军打败吐蕃军于神川（今云南境内金沙江），断其铁桥，向唐报捷。唐德宗派遣大臣袁滋持节册封，赐“贞元册南诏印”。唐宪宗年间（公元806—820年），册封异牟寻之子阁劝为南诏王。此后，唐与南诏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晚唐年间，与南诏重起战争：
晚唐政治腐败，边备松弛。唐文宗年间（公元826—840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并削减边卒粮饷，致使戍边士卒衣食不足，皆入南诏抢掠。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举兵反唐，先后攻陷了巂州、戎州（今四川宜宾）、邛州（今四川邛崃）。南诏军乘胜直攻西川（今四川成都），杜元颖据守内城待援。唐文宗委任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统帅，急调东川、荆南、山南西道、鄂岳、襄邓、陈许及河东、凤翔等地兵力先后入川救援。南诏军在成都驻留十日，见唐军大批入川增援，大掠货物及子女、工匠数万人南遁。过大渡河时，南诏军对四川被俘人员说，过河就是南诏，现在允许你们哭别故国。被掳民众痛哭，几个人逃进大渡河自杀。南诏掠去这批工匠后，对促进南诏手工艺及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南诏工巧埒于蜀中”（《资治通鉴·唐纪六十》）。
李德裕治蜀，与南诏相安无事：
杜元颖渎职误国，被贬往循州（今广东惠州东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调郑、滑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基本思想是“以农战治蜀”。主要内容包括：（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安定民生；（二）搞清山川地形，择地驻兵；（三）整顿军队，遣返老弱，保留精壮；（四）改良兵器，精工制造，提高性能；（五）按户抽丁，定期训练，有战出战，无战务农；（六）加强防守要点粮食储备，以减少战时运输困难，等等。李德裕贯彻上述措施，“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旧唐书·李德裕传》）。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李德裕派遣使者入南诏，要求遣返以前被掳走的西川人员。南诏遣返了全部工匠、僧人及平民等四千余人。
唐与南诏为争夺安南而战：
唐宣宗时期，朝廷政治已经十分昏乱，处置边疆事务失去方寸，离心倾向与日俱增。安南都护李涿（治所在交州，今越南河内），贪赃枉法，强占强买，暴敛无度，并杀害当地酋长村存诚，引起安南百姓极度愤怒。安南酋长引导南诏军队入安南驱赶唐朝命官。第二年，南诏君主丰祐去世，其子酋龙继位，唐朝廷因南诏未遣使“告丧”，对酋龙不予册封。于是，酋龙干脆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礼，派兵攻克播州（今贵州遵义）。安南新任都护李鄠立功心切，放下交州（今越南河内）不守，出兵收复播州。结果交州空虚，安南攻取交州。李鄠失守交州，罪不可赦，被免官流放。南诏与唐朝争夺安南，交州几度陷落。
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唐懿宗调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高骈任安南都护，才将安南收复。唐朝置静海军于安南，任命高骈为安南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