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岑会战（Battle of Lüzen）

吕岑会战简介

吕岑会战：吕岑会战指的是在德国吕岑曾爆发过两次著名的会战，分别发生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另在七年战争中洛伊滕爆发过大会战，也有翻译做“吕岑会战”。1632年11月16日（旧历11月6日），三十年战争中的吕岑会战爆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率领瑞典与新教诸侯联军，在大雾中与华伦斯坦率领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爆发决战。新教联军拥有1.9万军队（包括6200名骑兵和60门大炮），帝国军队拥有2.2万军队（包括9000骑兵和24门大炮）。瑞典军最初进展顺利，但古斯塔夫二世从战线右翼回援中央过程中与队伍脱离，结果与帝国军队发生遭遇，在格斗中阵亡。瑞典军队在伯恩哈德的率领下继续奋战，迫使华伦斯坦撤出战场。虽然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在这场战役中伤亡惨重、损失过半，但是，瑞典军的主帅古斯塔夫二世阵亡，使得新教军队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吕岑会战过程分析——

大事记：分裂的基督教世界

封建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经院主义衰亡和人文主义兴起；教皇地位的低落和帝国勃兴；理性主义和绝对主权萌芽；印刷术的引用和火器的发展；新世界和通往印度海路的发现；加上城市生活，财富，奢侈与贫穷，商业、贸易专利和高利贷等现象的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燃点”，这被称为宗教改革——也就是普遍蕴酿的宗教表现。

两个最大的导火索是路德（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年）和茨温利（一四八四——一五三一年），而继起者是一个更大的火种，就是加尔文（一五○九——一五六四年）。因为想使宗教恢复其原始纯洁性，这些人终于变成宿命主义者。他们深信人类的罪恶无可绾赎，不管他们怎样生活，如何行动，可是永恒的上帝却早已注定只有少数人能上天堂，而极大多数都必须下地狱。这种教义把重心由上帝移向魔鬼，同时更认为圣经应为一切信仰和崇拜的规律。这两点成为宗教改革者的两大基本思想。

这三个人中最可怕的还是加尔文，他是个狂热的组织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认为他的命令即代表神意。在日内瓦，他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国家，他反对天主教会，自己却只想起而代之，他创造了一种“新人类”——就是所谓“清教徒”——和一个新时代，这也可以很巧妙地称之为“圣经官僚主义”。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西方的衰颓》中说：“所谓宗教改革只是把哥特神秘主义光明和安慰的一面全部取消了——玛利亚的崇拜，圣哲的尊重，符咒，朝圣和弥撒等。但是魔鬼和魔术的神话仍然存在，因为这些本是内在刑罚的象征和理由，所以现在刑罚终于达到了最恐怖的程度。”恨的规则代替了爱的定律。不久就产生了一大堆以魔鬼为主题的新教文学，使宗教受到了毒害。

从今天看来，似乎很难想象这种教条怎么会对人们有任何吸引力。可是路德的热烈神学和加尔文的冷酷逻辑却居然获得了人们的信仰。他们进行了巨大挑战，发动了广泛宣传，以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作为争取对象。许多不守清规和堕落的教士和神父都愿意接受新教以免除旧有的义务。许多国王把新教当工具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和对付帝国，并没收教会财产以增强自己的财力。新兴的资本家也拥护新教，因为新教不反对高利贷和承认新的经济规则。被压迫的大众也认为这种教义可以使大家都得到自由和放纵。

宗教改革引起的纠纷在此无法加以深刻探讨，但是为了结束宗教改革，一五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奥格斯堡达成了妥协。一方面为斐迪南，代表他的哥哥皇帝查理五世，另一方面为奥古斯特，是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根据条约，所有路德派君主对主教的统治权都可以获得自由，对一五五二年《帕绍条约》签订以前所没收的教产也可以继续占有。每个君主有权决定属下的人民应信仰何种宗教，也就是说日尔曼人民的信仰不再由教会来决定，而改由其所在地区的君主来决定。虽然另有条款禁止没收天主教主教的土地和财产，可是路德派却宣布他们不受这一条款约束。

加尔文派本不包括在条约之内，同时也不能制止新教发展，它在帝国境内迅速传播。《奥格斯堡和约》能做到的仅仅是达成了休战状态，结果使日尔曼分成两个“无所不在”的对立势力。如布莱斯勋爵所说：“两个互相敌对的制度平行存在时，必然会互相寻求毁灭。”由于加尔文主义日益得势，而另外又有新成立的耶稣会一心以消灭新教为目的，所以这种互相毁灭无可避免。风暴的中心是布拉格，加尔文主义者在这里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一五二三年，波希米亚已经归属哈布斯堡王室，一五七五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长子鲁道夫加冕为波希米亚王。一五七六年他继承他的父亲成为日尔曼皇帝，以布拉格为首都。一六○九年，被新教臣民所迫，他颁发了“圣谕”，不仅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且还让他们拥有称为“保卫者”的武装。一六一一年，鲁道夫被他的兄弟马赛厄斯所废。马赛厄斯在五月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一年后当选为皇帝。

此时，在《奥格斯堡条约》签订之后又有两个人物出现，成为新的冲突中心：一个是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是一位天主教徒；另一个是安哈特的克里斯蒂安亲王，是加尔文主义者。马克西米利安认为条约是法理上的解决根据，所有问题都应以其为基础。而克里斯蒂安则认为新教徒与奥地利之间誓不两立。于是一个意外事件接着另一个意外事件，终于到一六○七年，马克西米利安占领了多瑙沃特自由城。这个事件促使安哈特的基督徒在次年建立了“福音同盟”。面对这个示威，马克西米利安也组织了“神圣天主教同盟”。冲突似乎已成必然，因为马赛厄斯无子，帝国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人可能将是斯提里亚的斐迪南大公，他是斐迪南一世的孙子，也是狂热的天主教徒。马赛厄斯怕出乱子，把继承人的选举一直拖到一六一七年，到了不可再拖的地步。西班牙同意支持斐迪南为候选人，但默契条件为他即位之后把阿尔萨斯的哈布斯堡采地让给西班牙。六月十七日，国王的议员们，都是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就选举斐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的继承人，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以图恩伯爵为领袖，拒绝承认斐迪南为嗣王。十二月，布拉格大主教违反了“圣谕”规定，下令强迫新教徒在国家教堂中举行礼拜，“保卫者”就在布拉格召开了三政会。一六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集会，第二天，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国王最宠信的大臣都被人从哈拉卡尼宫的窗口抛了出来，这被称为“布拉格护教事件”。接着，波希米亚人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由图恩伯爵组成了一支军队。与奥地利的冲突开始于七月，当时似乎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会发展成欧洲的第一次大战，长达三十年之久。

一六一九年三月二十日，马赛厄斯之死促使事态加速发展。波希米亚，劳济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等邦宣布斐迪南的选举无效，另选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为国王。他是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妻子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

两天后，选帝侯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以决定应由何人继承马赛厄斯，这个会议是帝国的控制机关，不获得其同意，日尔曼皇帝不能召开国会，制定税则，缔结同盟和宣战。这是一三五六年《金牛条约》所规定的，会议包括三个旧教和四个非旧教的君主。旧教君主为美因茨，科隆和特雷沃选侯，都是天主教徒。非旧教君主为波希米亚国王，巴拉丁选侯，勃兰登堡选侯（两人都是加尔文派）和萨克森选侯（路德派）。所以十分明显，假如波希米亚国王是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在这个机关即具有控制力；反之，若波希米亚国王变成一个非天主教徒，那么他们就变成少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就成为三十年战争的祸根。

在法兰克福会议中，只有天主教的三个选侯亲自出席，其余四个均由大使代表。腓特烈的大使奉到的命令是首先选举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天主教），但若其他选侯都投票选举斐迪南时，他也应该同意。因为如此，所以斐迪南当选了皇帝，称为斐迪南二世（一六一九——一六三七年）。可是这个决定形成之后，马上就有消息传来，说斐迪南已被波希亚人驱逐退位了。这不仅是对斐迪南个人的挑战，而且整个帝国体系都发生了动摇，于是危机立即变成了整个欧洲的问题。

因为斐迪南并无军队可以驱逐腓特烈，他就向马克西米利安求救，在日尔曼君主中只有他拥有一支常备军。一六一九年十月八日，马克西米利安同意支援斐迪南，条件为在波希米亚的作战都由他完全控制，而在腓特烈失败后，选侯头衔应移交给他，此外以割让劳济茨为代价，斐迪南也获得了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的支持，他对加尔文派素无好感。此外，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一五九八——一六二一年）也立即给与斐迪南以财政补助，使他能召募一万士兵，并从尼德兰境内借给他八千士兵。另一方面，福音同盟诸国都承认了腓特烈，联合省、丹麦和瑞典也一样。而特兰西瓦尼亚国王加博更与波希米亚缔结同盟。

一六二○年七月，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共二万五千人，由马克西米利安，蒂利和布奎伊指挥，越过了奥地利边界。同时，斯宾诺拉也率领二万四千人从弗兰德向巴拉丁进攻。十一月八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击溃了克里斯蒂安率领的波希米亚军。同时斯宾诺拉也侵入了巴拉丁。

假如斐迪南有较大的度量，那么这一战即可使福音同盟瓦解，战争也可就此结束。可是他却是宁愿统治沙漠也不愿国内充满异端。他的迫害使加尔文派同仇敌忾。结果在曼斯菲尔德伯爵号召之下，残兵又集合起来，许多人民在失望之余也纷纷投效。曼斯菲尔德是佣兵出身的加尔文派名将，不久获得了“基督世界的阿提拉”的称号，他把战争带到巴拉丁境内。一六二二年春季，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和巴登-杜尔拉赫侯爵乔治·腓特烈两人的部队也与他会合。经过一连串战斗，六月，加尔文派在奥什斯特受到一次决定性失败，曼斯菲尔德和克里斯蒂安退入阿尔萨斯境内，然后暂时留在东弗里斯兰。最后在一六二三年八月，在施泰德罗洪，克里斯蒂安的部队被粉碎了，巴拉丁的征服终告完成。

一六二一年一月，斐迪南并无宪法根据就把腓特烈废除了，一六二三年一月，为了兑现他对马克西米利安的诺言，他决定把腓特烈的选侯头衔转交马克西米利安。因为他并无权力召开国会，就在雷根斯堡召开了选侯大会以批准这个行动。除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兄弟科隆选侯以外，几乎所有日尔曼的重要君主连同西班牙国王在内都无不表示反对。虽然如此，二月二十三日，腓特烈还是被废了，两天之后，马克西米利安终于如愿以偿。抗议之声如潮涌而来，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位选侯拒绝承认他们的新同僚。这些新教君主们的震惊不是没有理由的。不仅这个违宪事件威胁到他们本身的安全，而且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加入，选侯会议中的权力平衡被破坏了，他们生怕从一五五五年被他们没收的教产都要交还。为了预防这一点，他们就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五八八——一六四八年）求援，他是属于路德派的，一六二四年五月，克里斯蒂安四世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从一个全欧的问题变成了一场全欧的冲突。

若与丹麦陆军相比，天主教同盟的兵力太微弱了，斐迪南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因为他也不愿意再割让领土以换取同盟国支援。可是困难不久就自动消除了，有位捷克冒险家华伦斯坦伯爵（一五八三——一六四三年）很有钱，他主动向皇帝提出建议：愿意免费贡献兵力四万人，条件为所有军官由他任免。斐迪南立即接受了，并赐与华伦斯坦以弗里德兰公爵的头衔。这样，帝国总算有了自己的军队，而且成本为零，只要有仗打，这支部队也可以无限期维持下去，因为华伦斯坦的格言是“以战养战”。

斐迪南正在部署一切时，英王詹姆斯一世为了袒护女婿，也与西班牙发生了争执。同时，法王路易十三（一六一○——一六四三年）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一五八五——一六四二年）也以打破从查理五世时就包围法国的哈布斯堡包围圈为其政策，所以与英国，联合省和丹麦都缔结了同盟。于是法国人开始干预日尔曼事务，这个政策从此一直使中欧多事。因为胡格诺派的叛乱使黎塞留无法行动，而詹姆斯一世又怕召开国会，所以最后只有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个人出兵。他很想使自己的势力伸到北海的港口，一六二六年，他进入了战场。

四月，华伦斯坦也出发了。他首先攻击曼斯菲尔德，在德绍桥击败了对方，接着就蹂躏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一面前进一面增兵，直到有八万多人为止。八月二十七日，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卢特被蒂利击溃。巴拉丁和不伦瑞克都被攻占。

由于占领巴拉丁使莱茵河中游开放，这又可以作为意大利与西属尼德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这对西班牙具有极大重要性。之后，华伦斯坦即开始征服波罗的海地区。他的大军像潮水一样涌入丹麦本土，为了酬劳他，一六二八年三月，斐迪南把梅克伦堡公国赐给他。这比封马克西米利安为选侯更引起人们反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心神不安，认为整个日尔曼变成奥地利的一个省已经来日无多了。所以他们决心团结起来推翻华伦斯坦，可是面对他的八万大兵却都力不从心。

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还在继续推进之中，汉堡和吕贝克拒绝与斐迪南同盟，华伦斯坦就前进到施特拉尔松德以使汉萨同盟屈服。他的副将阿尼姆于四月到了该城，可是敌人却早有准备。他们已与丹麦和瑞典进行了联系，并有援兵从海上开入。六月二十三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代表与他们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同盟条约。同一天，华伦斯坦开始围攻。随后他得知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远征军已经到了鲁根岛附近，于第二天解围而去。克里斯蒂安的军队在施特拉尔松德的东南登陆，占领瓦尔加斯特作为入侵梅克伦堡的第一步。但是在八月十二日却受到华伦斯坦的截击而溃败。一六二九年初开始和谈，六月七日缔结了《吕贝克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涉及。

华伦斯坦现在手握十二万五千人的大军，自从克里斯蒂安四世失败之后，在欧洲更无对手，他就把这些部队分驻各地，不分敌友都受到他们骚扰。有一部分部队驻在萨克森境内，这是未获皇帝同意的，于是在马克西米利安支持下，约翰·乔治向皇帝提出控诉。他们两人都害怕华伦斯坦的权力日益增大。连斐迪南本人也在担心，因为他差不多已经变成傀儡了。但是斐迪南在解决这个辣手的难题前，已经获得了最高权力，所以决定先兑现一个早已存在的心愿——归还从一五五五年来不正当没收的教产。因为他知道没有国会肯批准这个政策，就决定用敕令来执行。一六二九年三月六日，他向毫无防御能力的日尔曼，宣布了他的《归还敕令》。

如何消除华伦斯坦的势力仍然还是难题，虽然斐迪南本人并未想去解决，可是他的下一步骤却自动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在西班牙唆使下，斐迪南同意参加对曼图亚公爵的战争并调部队进入意大利。这个决定得罪了教皇，并使天主教内部产生了裂痕。于是黎塞留设法使瑞典与波兰停战，以便使古斯塔夫出来领导新教徒来对付日尔曼帝国。因为瑞典人已经占领了施特拉尔松德和佩劳，使波兰居于不利形势，所以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同意休战六年，一六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签定了条约。

华伦斯坦本人强烈反对《归还敕令》，因为他认为要对付欧洲的异教敌人土耳其，应有一个平静无事的日尔曼，另一方面，他还在不断扩充兵力以防古斯塔夫干涉。但因为斐迪南与西班牙缔结同盟，到一六三○年三月，他奉命派三万人去意大利。接着西班牙又要求斐迪南帮助他们镇压荷兰人，在马克西米利安领导下，这些选侯提出条件，说只要华伦斯坦握有兵权，他们就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约翰·乔治并进一步要求收回《归还敕令》。

若放弃华伦斯坦，那么斐迪南可以安抚这些天主教选侯；若收回《归还敕令》，更可使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归顺。他决定采取前一条路线，八月十七日，他在雷根斯堡与大臣们讨论如何解除华伦斯坦的兵权，可是奇怪的是华伦斯坦了解皇帝的心事后，却毫不抱怨，于八月二十四日自动提出辞呈。华伦斯坦的问题解决之后，斐迪南就不再考虑第二个问题，将帝国的兵权交给马克西米利安和蒂利，这就又回到了战争开始时的态势。正当此时，古斯塔夫已于七月六日在佩讷明德登陆，并正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基地。

布雷顿福德会战和吕岑会战

古斯塔夫（1611-1632年）在日尔曼境内进行的两次大规模会战，其重要意义在于战术和领导能力的改进方面，这对战争艺术的发展具有广泛影响。所以在讨论其后果前，首先应分析此前陆战方面的发展，接着再分析古斯塔夫的指挥艺术，最后才考虑他带来的战术变化。

虽然自从百年战争后半期就已不缺少军事新发明，甚至象达·芬奇（1452-1517年）这种人已开始构思潜水艇、坦克和飞机等武器了。可是在火炮广泛使用之前的主要战术问题倒不是如何在野战中击败敌人，而是把敌人从要塞中赶出来。直到十五世纪后半叶，要塞问题已被解决之后，在战场上有效利用火力的问题才开始出现。（下列时间可以说明武器的发展趋势：手榴弹，1382年；发烟弹，1450年；计时火柴，1410年；盒装弹丸，1410年；粒状火药，1429年；火弹，1400-1450年；燧发器，1450年；青铜爆炸弹，1466年，炸弹，1470年；炮车，（约）1470年；手枪，1483年；燃烧弹，1487年；来福线，1520年；西班牙式火枪，1521年；改良型手榴弹，1536年；左轮式手枪，1543年；纸弹壳，1560年；一种榴霰弹，1573年；热弹，1575年；一般炮弹，1588年，火药与弹丸合装的弹壳，1590年；来福线手枪约1592年；冲击式引信1596年。）

1512年在拉韦讷血战中，加斯东击败了神圣同盟的军队，炮兵在此战中开始担负决定性任务。但直到有了改良型的西班牙燧发枪后——1521年在帕尔马围城战中首次使用——步枪手才开始显示价值。这种新武器长六英尺，重十五磅，从楔形架子上发射。其战术性使用是由佩斯卡拉侯爵迅速发展成功的。1522年在比科卡之战中，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表演，证明火枪手在开阔地带也有独立战斗价值，这也是第一次使长矛兵成了辅助部队。第二年在帕维亚之战中，用不断的射击和运动，佩斯卡拉的火枪手为他赢得了那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会战；这次会战也为近代步兵战术奠定了基础。直到刺刀发明前火枪和长矛始终是主要武器。在这些方面，西班牙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自从格拉纳达被征服后，他们征召了许多老兵，建立了一支职业化军队。通常这种战斗单位有两三千名步兵，其中三分之一为火枪手，三分之二为长矛兵。有些部队以皇室的亲王为荣誉指挥官，是近代“步兵”名词的由来。在十六世纪，这些重步兵通常组成矩形队形，有三十列纵深，火枪手则构成方阵，位于矩形角上。但到了十七世纪，由于炮兵的进步，步兵纵深又常常减为十列。

因为逐渐倚赖长矛兵来保护火枪手，所以骑兵冲锋的机会大大受限，于是西班牙的骑兵训练又改以新发明的轮式手枪为重点，而不再注重刀剑和长枪。他们穿着重甲以抵御火枪，组成纵深的中队，一列又一列骑马冲到敌方长矛兵身边发射手枪之后，再旋转退入后方重新装弹。

步兵通常集中在中央位置，野战炮兵列在他们前面，更前方有散兵线掩护。骑兵则位于后方或两翼。在会战时，总是使用平行战斗队形，所以要寻找开阔地，尽可能背向日光和风向。通常很少进行追击，因为西班牙军的辎重纵队都非常笨重，并携带许多非战斗人员和妇女。总而言之，西班牙人的战术迟缓但井井有条，不过也非常笨拙，可是对于训练不佳的对手而言，却几乎是一种无敌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多数国家的陆军大部分还是倚赖佣兵作战。在平时，他们的领袖都是职业军人，只保留极少数专门人员供召募和训练之用，这也是他们的核心。一旦接受了作战合约，一般兵员都是临时召募，对种族和宗教界限概不过问。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为主要兵源供应地。这些人只对他们的直接长官宣誓效忠，当他们被俘或合约期满之后，常常也会换到敌对一方去服务。在冬天，这些佣兵通常被解散，到第二年春季再行召募，以准备进行夏季战役。如与训练和装备都十分优良的西班牙军队相比，佣兵通常只是乌合之众。

火器对政治的影响也同等重要。正如塞万提斯所说：“一双卑贱懦怯的手可以夺取最英勇绅士的生命”，它们不仅使战争变得普通化了，而且也使权力集中在王室。任何个人都没有如此财力能够购买火炮和装备火枪手，只有国家才能负担得起。进一步说，由于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所以王室的地位逐渐上升到教廷之上，战争变成了政治工具而不再是道义的考验。在十七世纪，可以看到常备陆军制度的兴起、军备竞赛的发展和权力平衡的政策。军事服役不再是某个阶级的专利，而是成为全民性的职业。陆军虽尚未大众化，但战斗却已大众化，这种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三十年战争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欧洲各国普遍仿效西班牙军事制度，所以古斯塔夫要对付的就是这种西班牙式陆军。古斯塔夫是瑞典国王查理九世（1604-1611年）的长子，1594年12月19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祖父是伟大的古斯塔夫一世，也是瓦萨王朝的创立者，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人，喜欢中等阶级而讨厌贵族，所以把新教引入瑞典。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继承他的父亲为瑞典国王。同一年在与丹麦人的战争中，他第一次尝到战争滋味。正如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的军事生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他与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之间有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成为法兰西人的先驱，正好比亚历山大对罗马一样。此外他们的性格也大致相同。道奇在《古斯塔夫传》上说：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外，很少有其他名将象古斯塔夫这样热爱会战。因为他自己总是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的军队自然奋勇战斗。虽然他对小事很含蓄，不过对大事他却会动感情。他是优良的骑师和体育家，具有卓越的幻想力，精力旺盛，爱好冒险，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虽然很易激怒，但却不念旧恶。他说：“我对人民的过错可以宽恕；但他们对我的疾言厉色也应该不以为意。”他对朋友忠实，对敌人慈悲，是个具有高尚信仰的人，从不因为图方便而牺牲自己的信念。他很善于选择部下，也同样善于选择所崇拜的英雄，其中拿骚的莫里斯是他最崇拜的。他不仅向敌人学习，而且也是个历史学家。

他精通各国语言，除本国语言以外还懂得拉丁、希腊、日尔曼、荷兰、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文。在宗教方面他是坚定的新教徒；在政治方面他热爱祖国，以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为主要政策。就军事才能而言，古斯塔夫要算古往今来少数名将中的杰出者。拿破仑说过：古斯塔夫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相提并论。他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新奇和执行时的勇敢。从十七岁起他就具有战争经验，而且经常在学习，发明，改进，并且敢作敢为。对他而言，在战争中能有如此惊人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对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近代史上，他首先认识到机动是以纪律为基础的，而纪律的基础又是有效率的行政和领导能力。他的多数军官都是年轻人，他不欢喜六十岁以上的将领，并且强迫军官照顾他们的部下。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他不仅使部下衣食无缺，而且还让他们穿有皮毛的大衣以御严寒；随时备有帐棚，保护他们不受恶劣天气困扰和获得最合乎人道的生活。在军营生活中严禁酗酒、赌博和说下流话。他也不准有放浪的妇女存在，他坚持所有随营妇女都必须与士兵具有婚姻关系。”此外，他也是自古以来第一位把战术基础放在武器威力之上而不放在人力之上的将军。对他的统帅才能，克姆尼茨有综合的评论：

“在领兵向敌人进攻，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退却、宿营，以及用野战工事增强营地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古斯塔夫相比。他的筑城、攻击和防御战术可说是超人一等。他善于猜测敌人意图，并在战争中利用各种机会，那也是无人能及的。他对全局进行总览之后，马上就部署兵力，这足以使所有机会都对他有利。他比其他将领高明的地方有三点：战术、组织和武器。”

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如此评论：他一向都以身作则，凡是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决不让别人去冒险。他自奉极为节约和刻苦。对部下能够推心置腹，知道专靠严刑峻罚不足以赢得信心和忠诚。虽然也有人在战术能力和战略远见方面可以与他相比，但是以军事组织家的身份而论，那么也许除了马其顿的菲利普以外再没有另一个军人可以比得上他。他的军事改革可说是包罗万象，所以也等于开创了近代战争的新纪元。他不仅改组了每个兵种，合并战术，而且更建立了一整套国内经济体系和有效的补给制度。他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军事方法已经过时，因为各国陆军都抄袭西班牙而毫无变化，所以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各国陆军都已变得笨拙不堪。

古斯塔夫在审视了现有军事组织之后，就明确认识到最具优势的武器还是火枪。所以他在改组时，减少了长矛兵的数量，并将长矛从十六英尺削短到十一英尺，也减轻了装甲，并把他们与火枪手混编成一个连，每个连除军官以外，共有72名火枪手和54名长矛兵。

在布阵时，长矛兵居中央，构成六列纵深的横队，四连为一营，八连为一团，两个到四个团为一旅，每个单位都是左右翼为火枪手，中央为长矛兵，他减轻火枪的重量以便可以不用支架。他又逐渐以齿轮来代替燧发器，也采用纸弹壳，并用弹带加以携带。

他使用了两种类型的骑兵，一种为轻骑兵，另一种为龙骑兵；轻骑兵只有部分装甲，龙骑兵则为骑马步兵。轻骑兵在中队组织中用的是三列纵深，而不是旧有的十列，所受的训练为用袭步而不是跑步冲锋，只有在混战中才使用手枪。他们以横队前进，或前后鱼贯，或成棋盘格状，最后一线为预备队。虽然古斯塔夫照平常惯例，也是把骑兵放在步兵两翼，但也常把骑兵摆在每条步兵横线后面，并时常把火枪手与他们混编在一起。一般说来都是在炮兵轰击的浓烟掩护之下，骑兵向前冲锋，当他们将敌人的散兵线驱散之后，就退回来让步兵前进，接着，在另一阵轰击之下，他们再次冲锋，这一次的目标是敌人两翼，把他们向中间赶以造成混乱，因为维持一条有秩序而完整的正面实在是成功的要素。

虽然，他的骑兵和步兵都很优秀，可是其会战的基础却是炮兵的威力。（他的骑兵和炮兵主要由瑞典人组成。至于步兵则以瑞典人为核心，其余则为苏格兰人、日尔曼人和其他为发财而当兵的人。）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伟大的攻城炮兵专家，那么古斯塔夫就是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为了使火炮获得机动性，他缩短了炮身，减轻了炮架，并减少了口径种类，他一共采用三种主要类型的火炮——攻城炮、野战炮和团属炮。前两种炮的弹重可分为24磅、12磅和6磅三种。攻城炮有60、30和15CWT三种（CWT在英国相当于112磅）。野战炮重量则有27、18和12CWT三种。团属火炮是一种轻型火炮，弹重4磅，每团两门，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用木盒装备，可以在火枪手发射六发枪弹的时间里恰好发射八发炮弹，通常野战炮和团属炮都使用葡萄弹和榴霰弹，而攻城炮则用大弹丸。

在补给方面，古斯塔夫用的是有良好设施和防御的仓库，每个仓库都有正规管理人员。他减少了行李车辆的数量，每个骑兵中队只有10辆，每个步兵连只准有8辆。晋升以资历为依据，刑罚都合乎人道，不准拷打。他的参谋长是克尼普豪森将军，炮兵司令是托尔斯滕森，也是个杰出的军人，在1630年只有三十岁。

当华伦斯坦沿着波罗的海海岸前进时，古斯塔夫投入了战争。他对这场战争的本质有明确认识，因为此时他写信给首相阿克斯尔·乌克森谢纳说：“欧洲的所有战争都会融合起来变成一场单独的战争。”

四年前（1624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法王路易十三都曾向他试探，但是因为他的条件太苛刻，要求先付军费并让他占领两个港口（分别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方面），所以这两位国王觉得他难惹，就转与丹麦人商洽。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继承英国王位，同意支援这场战争。因为华伦斯坦占领梅克伦堡和包围施特拉尔松德时，古斯塔夫认识到哈布斯堡王室的野心是要控制波罗的海和英吉利海峡。所以当他与波兰休战之后，曾于1629年9月1日写信给他的首相说：

“如果我们在瑞典境内等待敌人，就可能丧失一切而一败涂地。如果能侥幸在日尔曼境内一战成功，那么就有利无害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国外作战。瑞典境内决不容敌军出现。”

基于这个原因，他才派军前往施特拉尔松德，以便在波美拉尼亚海岸可以安全登陆。法国也正处在困境之中。1628年10月法国内乱平定之后，黎塞留马上派了大使去寻求古斯塔夫援助。他是想利用古斯塔夫来作为法国的工具。他希望战争不在日尔曼境内进行，而是发展到哈布斯堡皇帝的国土中，就是前进到奥德河并深入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同时由法、英、荷三国在财政上补助瑞典。可是瑞典国王却不愿做法国的工具。他已经摆脱了波兰战争的束缚，知道由于暴虐的统治手段，华伦斯坦的身价已经暴跌；而《归还敕令》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感到害怕。所以他单独加速准备战争。1630年7月6日，他率领13,000人在乌塞敦岛登陆，以后又获得增援达到四万人。从乌斯道他前进到斯特丁，强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拉夫向他投降。接着进入梅克伦堡，扶持其被废的公爵复位，八月初，他命令法尔根堡上校率领一支部队去协防马格德堡。

在波美拉尼亚站稳脚跟之后，古斯塔夫就面临一项艰巨任务。比起敌人，他的资源真是微不足道，而且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欢迎他。（在1630年，瑞典和芬兰的总人口约为一百五十万人；而日尔曼帝国的总人口约有一千七百万。）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不仅始终保持中立，而且还是他的秘密敌人，因为他担心日尔曼团结起来，并认为古斯塔夫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勃兰登堡选帝侯也不支持他。如果斐迪南此时撤消《归还敕令》，那么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争取过来，从而使古斯塔夫的任务变得不可能。此外，丹麦虽守中立但含有敌意，法国态度动摇，荷兰表示嫉妒，英国也不可靠，而波兰则苦不堪言。这种情况是应该记住的，因为以后两军的战略都从这里发展出来。而这又受到三个因素支配。

一、应该认识为什么日尔曼会分裂成为许多个小国，原因之一就是在莱茵河以东本就缺乏罗马时代的传统。

二、因为古斯塔夫的主要基地为瑞典，所以在他往内陆推进之前，必须先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前进基地和海上交通线。

三、主要天主教强国都位于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都是古罗马的旧地。使西班牙和奥地利能够携手的交通线是莱茵河中段。不过在另一方面，奥德河、易北河、威悉河又都流过新教地区入海，而波罗的海也为新教势力所包围。

古斯塔夫对这些事实都有充分认识，但是必须在巩固基地之后他才能向南行动。现在冬天已到，虽然这些选帝侯还是畏首畏尾，可是法国却已与瑞典签订了条约。1631年1月23日，《巴瓦尔德条约》签字了，根据条约古斯塔夫提供步兵三万人，骑兵六千人。而法国则一次付给一万二千“塔伦”（日尔曼银币），以后五年每年再付四十万“塔伦”。古斯塔夫也保证给与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不蹂躏马克西米利安的领地。

1631年春季战役开始时，蒂利首先攻击新勃兰登堡，而他的将领帕本海姆伯爵则包围马格德堡。为了牵制蒂利，古斯塔夫前进到奥德河边的法兰克福，于4日13日将其占领，但是蒂利很狡猾，并不尾随他，而是直接向马格德堡前进，并与帕本海姆会合。

法兰克福被占领之后，古斯塔夫的唯一念头就是援救马格德堡，但在未获同意之前却不能通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领地，否则这两个选帝侯的部队可以打击他的后背，费了许多口舌才获得了乔治·威廉的同意，可以占领科斯琴。然后又浪费了三个星期时间才获得进入斯潘道的许可。此时，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却坚持不放行，因为他拥有四万人的强大兵力，所以古斯塔夫被迫让马格德堡听天由命。

蒂利率领二万五千人到了马格德堡，与帕本海姆一同围攻该城。5月21日该城陷落，在洗劫和焚烧之后，全城三万居民葬身烈焰之中。（该城被毁并非有意，因为蒂利本来很希望利用该城来支援他的部队。）这个暴行使所有新教徒大为震惊，古斯塔夫也立即用恐怖来对抗恐怖。他前进到柏林，在火炮威胁下，勃兰登堡的乔治·威廉取消了中立。与赫斯-卡塞尔的威廉和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会师之后，古斯塔夫暂时据守魏尔本，并击退了蒂利的进攻。这一战对古斯塔夫颇有益处。因为各方面都已被切断，军队有饥饿之虞，蒂利就率领四万人侵入萨克森，向莱比锡提出警告，要求该城投降，否则就以马格德堡为例。

于是约翰·乔治立即放弃中立并与古斯塔夫缔结同盟。这支联军于9月15日在莫尔德河边的杜本相遇。他们的总兵力共约47,000人，第二天他们向莱比锡进发，准备向敌人挑战。因为杜本在莱比锡北方，相隔只有三十五英里，所以蒂利想撤退已不可能，而且他的部队在经过几个月饥饿之后，现在突然进入这个富饶地区，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所以他的最好对策是坚守莱比锡城，准备接受围攻，以等候援兵到达。但是帕本海姆却认为他老朽无能，所以怀有不同想法。9月16日，他出发搜索敌情，乘机强迫蒂利出战。他派使者向蒂利报告说：他已经看到敌人正从杜本向南移动，他现在已不可能撤退，否则即将遭受极大危险，并要求蒂利立即支援他。这样他就一手制造了决定命运的布雷顿福德会战。

蒂利率部出了莱比锡城，占领了位于该城北面约五英里远的一处阵地，在左方有个小高地，上面就是布雷顿福德村，右面是斯腾堡村。这个地方是古战场，号称“上帝的田园”。依照一本古代地理记载，这是个非常优美的平原，遍布美丽的森林和许多果园。

蒂利是位老将，出生于1559年，是谨慎合理的军人。詹姆斯·格兰特这样形容他：“他身材短小，样子瘦弱难看，两颊低陷，鼻子尖长，眼睛锐利深黑，留着长须。”他对西班牙战术深有研究。他的战斗队形由一线或两线步兵组成。共为17个步兵大方阵，每个方阵人数为1,500人到2,000人，两翼则为骑兵组成的密集纵队。他的全军可能有四万人，其中四分之一为骑兵。他自己指挥步兵，左翼骑兵由帕本海姆指挥，右翼骑兵由福斯滕伯格和依索拉尼指挥。他总共只有二十六门炮，重炮位于中央与右翼之间的正前方，轻炮则在正中央的前方。门罗说他在地形、风向和日光三个方面都占有优势。

9月16日，古斯塔夫从北面而来，在距敌军一英里远的位置宿营。夜里，他在旅行车中通宵与约翰·赫伯恩爵士、霍恩元帅、巴勒尔元帅和特腓尔将军会商，他们都全副武装。

第二天拂晓，瑞典军营开始吹号上马。整个平原均为浓雾遮掩，瑞典人从雾中可以看见一线红色火光，那就是蒂利的阵地。祈祷之后，古斯塔夫展开了他的部队，采取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但是他并未采用旧式西班牙方阵，而是把步兵分成旅和准旅，这样使火枪手可以得到长矛兵掩护，而且又可以从他们之间鱼贯而出，发射排枪之后再退回原地。所以这不再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堡垒，而变成了一个小型活动要塞，彼此间可以互相支援。中央和右翼都由瑞典军担负，而萨克森军则负责左翼。萨克森军的阵容已不可考。至于瑞典军则是这样：

在中央部分，第一线为四个步兵旅，支援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和门罗与拉姆塞的两个步兵旅。第二线为三个步兵旅，包括赫伯恩的苏格兰兵在内，支援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以上全部兵力由特腓尔和哈尔指挥。在中央的后方还有两个骑兵团担当预备队。右翼由巴勒尔指挥，第一线由六个骑兵团组成，中间夹着火枪手，另有一个骑兵团随时提供支援。第二线为四个步兵团。左翼由霍恩指挥，第一线为三个骑兵团，夹着火枪手，第二线为两个骑兵团。团属火炮分别位于各旅团的前方，重炮兵则集中在中央正前方，由托尔斯滕森指挥。在霍恩元帅左面为萨克森军。全军可能为47,000人，军帽上都系着绿带，帝国军则系白带。瑞典人的口号是“上帝保佑我们”，而敌军的口号则为“圣玛利亚”。

门罗记载说：古斯塔夫亲自指示每个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应如何行动。会战开始，敌军首先开炮，瑞典军也立即还击。这样炮声隆隆打了两个半小时。瑞典的步骑兵始终屹立不动，有如墙壁一样。但是火炮已在行列中造成了许多的缺口。

瑞典的火炮数量较多，发弹数量要比帝国军多三倍。这使敌人感到极大痛苦，帕本海姆却是个有勇无谋的战将，现在感到实在挡不住这样强大的火力，于是不等命令就率领五千名骑兵向瑞典军右翼冲锋。这是愚蠢的行为，蒂利心里十分明白，不禁怒吼道：“他们使我的名誉和光荣都付诸流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而且也造成了一场大败，因为骑兵的手枪绝对不是火枪的对手。瑞典军用火枪手夹在骑兵当中，用火力扫射帝国骑兵的密集队形。帕本海姆冲锋达七次之多，都被击退，最后一次，巴勒尔指挥他的预备队反攻，将敌军击溃，把他们赶出了战场。（依照西班牙战术，骑兵冲锋时是用跑步和使用手枪，等到敌军行列混乱瓦解之后才使用刀剑。瑞典军的战术却恰好相反。骑兵在冲锋时用袭步和刀剑，在混战时才使用手枪。）

帝国军右翼误以为帕本海姆的冲锋就是全面进攻的讯号，马上也向萨克森军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之下，萨克森军就开始逃出战场，约翰·乔治拼命用马刺夹着马，向艾伦堡飞奔。这不仅可以抵销帕本海姆的错误——因为古斯塔夫的兵力现在突然减去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蒂利也是能力卓越的战术家，对这个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他看到瑞典军左翼已经完全丧失掩护，而且受到帝国军右翼兵力的威胁，于是命令骑兵向右斜进，再向左旋转以攻击敌军左翼。同时命令福斯滕伯格攻击敌军后方。

如果对方不是瑞典军，那么他的行动就可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但因为古斯塔夫部下的调动速度要比帝国军快两倍，所以蒂利就不能稳操胜算。古斯塔夫立即命令霍恩元帅也向左旋转他的部队来应付蒂利的迂回，同时又从中央的第二线中抽出魏特森和赫伯恩的兵力用来增援霍恩的左翼。

苏格兰部队以密集纵队前进。敌军首先屹立不动准备迎击。但是瑞典军的炮兵火力要比敌人强两倍。结果把敌军击散，于是长矛兵向前冲击，使敌军溃散。

正当左翼方面苦战之际，古斯塔夫抓住这个机会来作决定性一击。他自己骑马赶到右翼，命令巴勒尔的骑兵攻击蒂利的左翼。他自己就在四个骑兵团的前面，领先向尚有敌炮残留的山坡上冲锋。他扫过山坡，打击在蒂利步兵横线的左端，并且用火炮痛击他们，同时，托尔斯滕森也调转预备队炮兵向密集的西班牙式方阵猛轰。

虽然接着还有一场困兽之斗，但是胜负已成定局。不久，帝国军完全丧失秩序，开始溃逃。他们死了7,000人，负伤和被俘3,000人，损失了全部火炮、九十面军旗和全部补给纵队。古斯塔夫的损失，包括萨克森军在内尚未超出三千人，大部分都是敌方炮火所杀伤。

于是瑞典军大部分开始宿营过夜，门罗说：“我们的营火烧的都是敌人的弹药车辆和丢弃的长矛，因为我们没有足够人力来收拾它们。整个夜晚，我们那些勇敢的战友，萨克森人，一直在逃跑中，认为一切都完了。”但还是有五百名瑞典骑兵并未休息，由古斯塔夫亲自率领向敌军残部实行追击。9月19日，在梅伦堡俘获了3,000人，直到9月21日在哈雷才放弃追击。

这场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这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陆上会战，也是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而且不管如何，它使天主教同盟本已复苏的力量又被粉碎了，由此决定了日尔曼不再是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天主教地区。所以加德纳教授说这是“归还敕令的坟墓”和“日尔曼的纳斯比会战”。或者如布莱斯教授所说，它使欧洲免受耶稣会统治。

从1631年9月17日开始直到他逝世之日，古斯塔夫已经变成了新教徒的英雄。日尔曼北部的人民都把他当救主看待。他给与战争以精神和指导，若没有这种精神和指导，新教徒可能全部崩溃，而西方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加迪勒尔教授的评论似乎很有远见，他说：

“总起来说，那些战术不过是他们用来保护宗教和政治制度的军事表现而已。这个刚刚被击败的纵队，足以代表在耶稣会组织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众所吞噬。蒂利过去曾凭借纯粹的重力击败了许多强敌，但是现在却有一支新军兴起，证明除非能有个性智慧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信念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如此。”

布雷顿福德会战获胜之后，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古斯塔夫不接着进军维也纳而迫使斐迪南屈服呢？”有些历史家认为他应该如此，弗拉德更把他与坎纳会战后的汉尼拔相比。但这个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环境完全不同：

第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十分恶劣，要通过厄兹格比格森林和波希米亚的残破地区，而且冬天也快到了。

第二，维也纳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影子”皇帝的驻地，所以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比不上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的马德里。

第三，古斯塔夫已经距离自己的基地数百英里，若再冒险前进，则后方一旦发生叛乱，结果将不堪设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忠诚都不可靠，而巴伐利亚则威胁着他的侧翼。

第四，当他最后决定前进到莱茵河时，虽然因为把战争带入天主教地区会激怒黎塞留，但他自己却可以获得新教的巴拉丁为基地，并获得日尔曼最富有的地区来供养军队。过去这些地区对天主教同盟曾经供给不少的人力和财力。

第五，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在占领巴拉丁之后，他就可以切断西班牙与尼德兰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所以最后他决定向莱茵河前进，而萨克森选帝侯则把战争带入波希米亚。

10月18日，古斯塔夫占领了维尔茨堡，推进到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再前进到美因茨，经过两天围攻，该城投降了。在他伟大胜利后的三个月之内，他征服了全部莱茵地区，组成了同盟，也指派了政府，迫使莱茵地区所有天主教君主都保持中立并把西班牙部队赶回了尼德兰。他在莱茵河中游的两岸，在阿尔萨斯、下巴拉丁和科隆等地都已站稳脚跟。这些成就使黎塞留大为不快，他对这种征服的迅速和彻底颇为震惊。他说：“必须设法阻止这个西哥特人，因为他的成功对法国和皇帝都同样是严重威胁。”他这种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古斯塔夫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组成一个新教同盟，而以他自己为领袖。这就是要完全毁灭帝国，而黎塞留却并不想毁灭它，只是要使其不能发生作用。

怀着这种思想，1632年春天，古斯塔夫又向蒂利挑战。蒂利自从在布雷顿福德战败之后又已召募了一支新军，此外洛林公爵也率领12,000人与他会合，使总兵力达到四万余人。古斯塔夫在多瑙沃特渡过了多瑙河，并在莱希河与敌人遭遇。在烟雾掩护和炮轰之下，他在河上架桥，于4月16日击败蒂利，蒂利负了重伤，十四天后去世了。

自从罢免华伦斯坦之后，斐迪南内心一直感到遗憾，蒂利惨败之后，他就更想启用华伦斯坦了，尽管事实上他很害怕这位凶恶的魔王，但却找不到另外的人选。华伦斯坦的眼光是超越时代的，他的目的很明显是想使帝国在一个徒有虚名的王室下统一起来，而由他自己任首相，总揽一切。所以他认为宗教纠纷必须停止，容忍之道必须讲求，为了相忍为国，只有金钱贿赂是唯一有效的工具。他的一切行动都以计算为根据。他是个占星家，又是个生意人，毫无道德和仁慈观念，累积了大量财富。他的态度沉静、含蓄、神秘，没有人敢问他。他是快要启蒙的权力时代的标准产物，这样的人在以后的时代中可以成为工业或银行大王，受到万人景仰。

失望之余，斐迪南只好向他求教，华伦斯坦却提出了极苛刻的条件：对军队应有绝对和无条件的控制权，皇帝对他应完全信赖，不得他的同意不准下任何命令，一切被充公没收的领土都由他控制，加速取消《归还敕令》，他还要一个选帝侯的头衔。这些条件全部被皇帝接受，于是这位捷克人才以“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将军”的头衔再度出山。

华伦斯坦的第一个行动是争取萨克森的约翰·乔治，第二个行动则为动摇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的信心，但都未获成功，1632年4月，他开始进军波希米亚，这本是萨克森人占领的。他攻占了布拉格，强迫萨克森人撤退，6月27日又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会合，总兵力增至六万人。他前进到安堡，并在纽马克与瑞典人发生了冲突。古斯塔夫撤往纽伦堡。华伦斯坦跟踪追击，于7月16日到达菲尔特，就在附近掘壕安营。

两军对峙达几个星期之久，整个日尔曼和欧洲都在焦急和期待中等候。9月4日，由于缺乏补给，古斯塔夫向敌方阵地发动了一次突袭，结果被击退并损失了三千人左右。十四天后，因为军中患病人数已有数千之多，所以古斯塔夫放弃对峙，决定向维也纳进军以吸引华伦斯坦离开萨克森，可是华伦斯坦却看透了他的计划，不但不跟着他走，反而直趋萨克森，而马克西米利安则率领骑兵的剩余部分去防御巴伐利亚。接着，华伦斯坦也派人去通知霍克和帕本海姆——他们正留在威悉河上——与他会合，意为集中兵力对付萨克森，而使约翰·乔治退出战争。

这个企图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了，于是约翰·乔治拼命向古斯塔夫求援。瑞典国王此时本已在途中，10月22日又回到纽伦堡。11月2日，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也在阿恩施泰德与他会合，11月8日占领了瑙姆堡的柯森隘路。他在那里催促约翰·乔治——他的军队正留在托尔高——率领所有能动用的兵力来与他会合。

此时，莱比锡已为霍克占领，因为冬季将临，华伦斯坦假设古斯塔夫也一定会暂时休战，所以就决定在吕岑周围宿营过冬。为了避免人数过于拥挤，他又派帕本海姆的骑兵去占领哈雷。虽然此前华伦斯坦的防御战略似乎比对方略高一筹，可是面对古斯塔夫这样的勇将，分散兵力未免是个冒险的决定，11月14日古斯塔夫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决定设法使敌人接受会战，尽管他在数量上还是居于劣势。

11月15日凌晨一点，他出发前往帕高以求与萨克森人会师。他在那里停留了四小时都没听到萨克森军的消息，于是继续向吕岑前进，希望能对兵力仍在分散状态中的敌人进行突袭。但是道路太坏，使他的行动大大延迟。在里巴赫与一部分敌军遭遇，经过一番激战才把他们击溃。那天夜间，他宿营的地方距敌军一英里左右。他举行了军事会议，克尼弗森主张迂回，伯恩哈德主张攻击，但是古斯塔夫却已立下决心。他说：骰子已经掷下，不能放过华伦斯坦。

在敌方营地，华伦斯坦患了脚气，必须让人抬着走。他整夜都忙于设防，因为他希望尽量避免战斗。11月16日上午2时，他得知古斯塔夫已经逼近，才派人送一道紧急命令给帕本海姆，他说：敌人已经接近，把其他一切事都丢开，率领你的部队和炮兵赶紧回来。你明天上午必须到达此地，因为敌人已经越过里巴赫隘路。

两军对峙的吕岑平原低而且平，从西南到东北，中间有一条莱比锡大路贯穿，这条道路的路基较高，两面都有沟道；在吕岑以东约两英里有一条曲折的小溪，叫弗罗斯格拉本，有许多地方可以徒涉。华伦斯坦还是想如同在纽伦堡一样只打一场纯粹防御性的会战，所以他在莱比锡大路北面不远的地方将兵力一线展开。他的右翼倚在吕岑城北一个小高地上，这上面有几个磨坊。他的左翼则直达那条溪流。他把沿着大路的沟道，改掘成战壕，将火枪手配置在里面。他的兵力准确数目已不可考，可能有25,000人，但帕本海姆的8,000人未计算在内。他把全军分为中央、右翼、左翼三部分。中央部分由四个步兵大“方阵”组成，由他自己指挥。右翼由柯罗里多指挥，左翼由皮科洛米尼指挥，都是骑兵。他也据守着吕岑城，这个城已被他纵火焚毁，他的火炮约为60到66门，分为两群，一在右翼前方，一在中央右端前方。

古斯塔夫于拂晓时分开始进攻，但大约8点钟时，突然起了浓雾，所以只好被迫停止。他趁机向部下训话。他的目的是切断华伦斯坦与莱比锡之间的联系，这不仅可以让他丧失基地，而且也使约翰·乔治可以自由使用这条道路，这支部队是他昼夜盼望的。他的总兵力可能为18,000人，分为二线，大致区分如下：中央两线的兵力是四个半旅步兵，分别由布拉赫伯爵和克尼法森指挥。两翼方面为骑兵，队形与布雷顿福德会战相同。他自己指挥右翼，伯恩哈德指挥左翼，在中央后方只有一支骑兵预备队，由欧姆上校指挥。在步兵前方摆开了26门重炮。40门团属火炮则分布在火枪手前面。

根据当时参战的弗利伍德记载，战斗情形如下：当雾消去之后，炮兵开始发射，敌方马上加以还击。本来天气已经睛朗，部队在10点钟左右开始前进，可是马上又起了大雾，彼此间几乎都看不清楚。就在那个极短的睛朗期间，古斯塔夫率领右翼骑兵向前冲锋。他被战壕中的敌方火枪手击伤，手臂和坐骑的颈部都被射穿，但他仍不后退，跳过壕沟，直向敌军冲去。（当时，主将亲自进行白刃战的风气还很流行，这样负伤战死的人也很多。）

他击溃了华伦斯坦的火枪手和一部分克罗埃西亚骑兵，并把皮科洛米尼的重骑兵也击退了。此时，伯恩哈德也率领左翼前进，击退了柯罗里多的骑兵。中央的步兵也开始前进并夺获了华伦斯坦的中央炮位，但不久又被击退。

由于大雾，关于这个阶段的战斗情形几乎没有任何两个相同的报导。很明显，当古斯塔夫听说中央部队已经撤退，就率领一团骑兵赶往接应。在大雾中与他的部下分开了，他带着三个护卫人员冲入敌方一群骑兵之中，他的头部和身上都中了弹，立即毙命；两个护卫人员被敌人砍倒，但有一个人逃走了。

古斯塔夫的阵亡不但没有使他的部下丧失士气，反而激发了狂热的报仇心理。他们现在改由伯恩哈德指挥，继续进攻。此时，帕本海姆也赶到了，他打击在瑞典军右翼上，又把他们赶回到原有位置。正当此时，帕本海姆也阵亡了，于是会战变成了混战。国王的遗体被抢回了，华伦斯坦的火炮失而复得达两次之多。最后，瑞典军不惜牺牲，拼命苦战，帝国军终被击溃，当夜幕将垂时，战场上已经没有敌人。瑞典军并未追击，损失也无确实估计。弗利伍德说帝国军被杀者约为三四千人，而瑞典军约为一千五百人。同时他感慨说：“如果上帝愿意让他（古斯塔夫）今天不死，那么我确信他必可使日尔曼境内的战争就此结束。”

这的确很有可能，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他绝对可能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在日尔曼建立一个国家，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提前一百年以上。”布莱斯也说：“在四场战役中，他毁灭了皇帝的陆军和威望，蹂躏了他的土地，用空了他的国库，使他的力量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即使今后再获成功也还是无法挽回这个颓势。”与亚历山大一样，古斯塔夫也是大业未完就死了。他遗留下来的任务太伟大了，使他的后继者担负不起。如果不是黎塞留的煽动，那么战争可能就此结束。帝国已经崩溃，华伦斯坦的信用也破产了，终于在1634年被刺身死。但是由于法国尚未获得莱茵河西岸的控制权，所以战争仍在继续，黎塞留不停地鼓动战争，劝说各国应以全面和平为目标，并说个别的解决既无利可图又不可靠，这样他就逐渐使哈布斯堡的诸侯将他们的势力消磨殆尽，并收回了二十年来法国因为不决和无能而丧失的土地。话虽如此，黎塞留虽然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却并非战略家，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是一种艺术。

1634年9月6日的讷德林根会战是另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战中，伯恩哈德遭受到决定性挫败。到次年春天，整个日尔曼南部又重新归入皇帝手中。1635年5月30日，皇帝与约翰·乔治之间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于是同盟也解散了。

在法国支持之下，瑞典不肯承认这个和约，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侵入和征服——一面为法国和瑞典，另一面为奥地利和西班牙。法国的目的是一贯的，就是拆散哈布斯堡包围圈。现在一切理想都已消灭，包括斐迪南的、古斯塔夫的和华伦斯坦的都在内。战争变得更为野蛮，也变成了波旁王室对哈布斯堡王室的战争，完全是权力之争。农民叛乱了，只有军人才能活命，一大群挨饿的妇孺跟在军队后面，好象尾巴一样。（金德里举了一个例子：一支38,000人的军队，却有127,000人的妇女、小孩和其他随营人员。）战火差不多一直烧到巴黎城门口，使居民都惊惧不已。战斗互有胜负，而整个地区却已人烟绝灭。慢慢地大家开始厌战了，这才又有一线和平的曙光出现。

斐迪南二世死于1637年2月15日。他的遗嘱是希望国家从此永不分裂，这就建立了奥地利王朝。法兰西王朝的创立者黎塞留也在1642年12月5日逝世。接着路易十三也在1643年5月4日逝世，继承人为路易十四，他出生于1638年。十四天后就发生了罗克鲁瓦会战，西班牙式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告终。托尔斯滕森为当时的名将，于1645年3月6日赢得了约考的决定会战，萨克森与瑞典之间这才建立和平关系。三十年战争在1648年秋季以瑞典对布拉格的围攻作为结束。

冲突无法继续下去，因为斐迪南三世（1637-1657年）已不再能抵抗法国的压迫，他的帝国已经变成一片荒原，不再能供养军队。和谈早已开始，1648年10月24日，帝国与法国和瑞典分别签订了和约。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以后一个半世纪中，这些欧洲国家都能继续维持正常关系，经过轻微的改动，这个条约一直维持到1789年为止。

根据和约，加尔文派取得了与路德派的同等地位，并且规定1624年元旦为一切宗教纠纷总解决之日。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宗教改革”获得了合法依据。（不过宗教改革的原有意义已经完全丧失，新教已不再是一种宗教，而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罗马的宗主权被取消，基督教世界的瓦解已成定局。

欧洲的地图也重画了。上巴拉丁归并入巴伐利亚，下巴拉丁则由腓特烈之子查理·路易所有。勃兰登堡获得了哈贝施泰德、明登、坎明和马格德堡的一部分。瑞典则分得上波美拉尼亚、不来梅、威尔登、梅克伦堡、斯特丁和鲁根岛。萨克森保留卢萨蒂亚和马格德堡的一部分。瑞士共和国和联合省都独立了。法国成了欧洲和平的公敌，获得了上下阿尔萨斯、梅斯、图勒、凡尔登等地。日尔曼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国，在这些国家又产生了农奴制，迷信变得十分猖獗，许多被指控为巫师的人都被烧死。学校都已毁灭，教育、文学和艺术备受摧残。早在1648年以前，整个国家就已变成了野蛮世界。日尔曼市民有秩序和繁荣的生活都被摧毁了，他们的家庭妇女被拖在佣兵式军队的后面做尾巴，一半象妓女，一半象吉卜赛人。

1880年，德国驻伦敦大使哈茨菲尔德亲王对格兰维尔勋爵说：“德国在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损失至今仍未恢复，所以德国政策的重点应是阻止类似灾难再次发生。”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国家所受的损毁程度可说是史无前例，连匈奴和蒙古的入侵也不足以相比拟。据说人民死亡总数为八百万人，此外在战场上被杀死了三十五万人。在图林根有个地区，1618年，在十九个村庄中共有房屋1717栋，而到了1649年只剩下627栋。本来有1773户家庭，现在只剩下316户，占有这627栋房屋。在同一地区，本有牛1402头，现在只剩下244头；本有羊4616头，现在一头都没有了。在波希米亚，原有的三万五千个村庄只有六个幸存；人口由二百万人减少到了七十万人。在亨尼堡一地，人民死亡了百分之七十五，牲口死亡了百分之八十，房屋毁灭了百分之八十。越是富饶的地区损失也越重。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之一。哈布斯堡王室开始转而向东发展，一代人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缩小了，他们只好向多瑙河发展去补偿在莱茵河的损失，瑞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国，直到1709年波尔塔瓦会战后才开始衰颓，日尔曼的领导权移到霍亨索伦家族手中。由于日尔曼的分裂使法国的安全大为增加，就继续与西班牙交战。此时，在北方又有两个新的强国兴起，联合省变成了一个发展中的商业帝国；此外还有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墨汁未干，英王查理一世的人头就已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刽子手的笼中打滚。这是平民阶级向天授王权挑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