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唐代吐蕃发展史）
吐蕃王朝简介
吐蕃王朝：唐代吐蕃王朝，曾经使唐王朝蒙受大非川战败、安西四镇尽失的耻辱。曾经和东西强国共同逐鹿中亚的吐蕃，其历史发展轨迹究竟如何？这里将为您讲述吐蕃的发迹、松赞干布的改革和噶氏家族的经营，以及此后的强盛和衰落。
吐蕃王朝·历史词解——
公元7—9世纪，在我国青藏高原存在着一个强大而又神秘的政权——吐蕃王朝。这个政权，虽没有中原李唐王朝的豪迈磅礴，但也有其独特魅力。曾经使李唐王朝蒙受大非川战败、安西四镇尽失的耻辱，曾经和东西强国共同逐鹿中亚——这样的吐蕃王朝，历史发展轨迹究竟如何？
诞生：神话和现实的交织
提及吐蕃的起源，绕不开这两个问题：吐蕃建立之前的西藏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吐蕃人的起源和早期的历史发展轨迹又是如何？
由于史料和考古证据的缺乏，这两个问题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根据两唐书关于吐蕃来源的记载，可知吐蕃的出现是一个既充满艰辛又疑窦丛生的过程：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新唐书·吐蕃传》）
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旧唐书·吐蕃传》）
◎阿玛尼卿山
细品一番以上两段文字，大致可知：吐蕃原来属于西羌的一支，西羌乃是西汉时期的羌族；吐蕃人生活于析支水（位于今青海省果洛盆地），然而从未与中原地区有过任何来往；其祖先叫鹘提悉博野，为人聪慧、善战，率领部众吞并了周围的羌族部落，占据了他们的领地；由于在唐朝，“勃”和“蕃”发音相近，所以鹘提悉博野的后代建立的政权名叫吐蕃；有人说他们是南凉国君秃发利鹿孤的后代，秃发利鹿孤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傉檀的势力被西秦所灭，剩下的儿子樊尼率领残部投靠了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蒙逊让他担任临松（今甘肃省张掖市南）太守，北凉灭亡后，樊尼率领军民向西渡过黄河，越过积石川（今青海阿玛尼卿山），于是统领了众羌。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种古藏人的起源说法——卵生说和土著说。
先来看卵生说。根据《朗氏家族史》的记载，远古时期的世界，是一个卵状的球状物，外壳后来演化成了白色的崖石；卵中如同蛋清一样的液体演变成了白螺海，而卵液中演化出了一个具有思维与智慧的生命，也就是今天藏人的祖先。这段文字记载与中原史籍《三五历纪》（三国时期吴国人徐整所撰）中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情节雷同，实属神话编造。
土著说，又称“猕猴变人说”。这个说法比之卵生说，科学实证根据就多很多了。在苯教的原始史籍记载中，远古时期的青藏高原西南部的雅砻河谷，生活着一只猕猴，后来，这只猕猴与罗刹女结为夫妻，不久就生出了6只小猴子。随着时间的流逝，6只小猴子慢慢长大，老猴子将它们带到了一片长满野生谷类的山坡，它们从此以吃野生谷物为生，尾巴渐渐消失，具备了直立行走的能力，并且能语言沟通，于是变成了人。这段文字，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并且，在拉萨曲贡、卡若等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文物里就有对猕猴的图腾崇拜。
由于有实物出土，藏人的起源似乎有了结论。那么，吐蕃刚发迹的时候，西藏是个怎样的情况？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古代西藏的情况同中原地区的乱世格局一样，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割据小邦。法国藏学家拉露（Lalou）女士根据出土的敦煌文献考证，在悉博野部落崛起的同时期，西藏存在大大小小四十余个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小邦各自独立，它们互相联盟、彼此攻伐，就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悉博野部落慢慢成长起来……
《贤者喜宴》《雍布拉康宫志》《布顿佛教史》等文献记载了悉博野部落传说中的第一位酋长，也就是吐蕃的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的发迹史。
聂赤赞普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雍布拉康宫志》记载：
在波沃地方有一女叫恰姆尊，她生有台乌让九兄弟，其中幼子名叫吴皮热（即聂赤赞普），他长相俊俏、五指相连、能力极强，故被当地众人放逐出境。在前来吐蕃（即指雅砻河谷）的路上，他在北路亚力孔地方遇见了一拨吐蕃的寻王队。寻王人问：“你是何人？来自何地？”答：“我自波沃地方而来，前去吐蕃。”又问：“你有何能耐？”答：“因能力超强，故被乡人所逐。”
成书于12世纪的史书《弟吴宗教源流》也存在相关记载：雅砻谷底的部落属民和领导者无力控制当地局势，遂决定派遣一支队伍去外地迎接能力极强、能掌控局势的强力人物；但这种人物太难寻找，正当众人困惑之际，天空中传来了声音，要他们去找一个叫聂赤的人，迎立他为王。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首先，在第一代赞普聂赤统治吐蕃之前，西藏经历了十二旺增时期。“旺增”（dbang-madzad）一词，意思是“统治、治理”。根据《五部遗教》的说法，西藏曾由12个被称为“旺增”的人统治。由于史料和实物的缺乏，我们很难知道“旺增”时代西藏的具体情况，但根据众多藏学家的研究和分析，聂赤赞普并非一个出身低微的人，而是属于“旺增”时代某一显赫家族的成员。
其次，聂赤赞普之所以被迎立，并非是因为某种神谕或者他自身的能力，而是因为他舅舅穆杰王的军事支持。
综合以上两点，聂赤为何能成为统治者的答案已经有了。他并非像史书中记述的一样只身一人去吐蕃，而是靠其背后显赫的家世和自身能力上位的。那他的能力究竟如何呢？
有关聂赤赞普统治时期的故事并不多。在此，笔者列出《贤者喜宴》中的记述：聂赤赞普在位时期，有六大忧虑——偷盗、怨气、敌人、牦牛、毒药和诅咒者，为了排除这些忧虑，聂赤带领族人进行扩张征服，发展本部的医学，并初步制定法律等。
发迹：从雅砻到拉萨
聂赤赞普之后的六任赞普，名字中都带有“赤”字，故并称为“天赤七王”。“天赤七王”之后，雅砻悉博野部落进入了止贡赞普时期。和他的七位先辈一样，止贡赞普本身也带有很浓的神秘感。据敦煌吐蕃文书中的《止贡赞普传略》记载，止贡赞普的母亲分娩时，止贡赞普的祖母问了扎马岩是否坍塌、丹木勒瓦湖是否干涸等问题，好似止贡的降生对悉博野氏族来说不是幸事，这位祖母为了让自己的孙子能够平安长大，给他起名为止贡。
但是，上天跟止贡赞普的祖母，甚至跟悉博野氏族部落开了个巨大的玩笑。《止贡赞普传略》记载了他和罗昂达孜比武而身死的故事：
止贡自少时就十分好战，并且自身具有很大的神性，能够自由穿梭于天地两界，因此十分骄傲自大。巧的是，西藏的一个割据势力——娘若香波的统治者罗昂达孜也是个勇武之人。止贡赞普听闻后，想要和罗昂达孜一较高下，于是二人在娘若香波城堡比武，止贡赞普不幸被杀。
获得胜利的罗昂达孜流放了止贡赞普的3个儿子，抢夺了悉博野氏族的王位，但他随后被悉博野内部的人杀死，众人立刻迎立止贡的遗腹子如拉杰为王。如拉杰即位后，为止贡赞普修建了坟墓，并且率兵消灭了娘若香波的势力，报了国仇家恨。于是，他被上尊号“布德贡甲”。
布德贡甲之后的“中列六王”“八德王”“上赞五王”的具体事迹，由于史料缺乏，难以如数列举。
到了仲年德如、达布宁塞时期，悉博野部落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仲年德如死后，他的儿子达布宁塞将矛头指向了拉萨河流域。当时盘踞在拉萨河流域的势力是森波。由于之前统治阶层发生内讧，森波由两个人分别统治，各不统属：昏聩无能的达甲吾统治一部分，其兄弟赤邦松统治另一部分。达甲吾的部下不满主人不辨是非、昏聩无能的作风，大臣念几松就劝诫达甲吾，但达甲吾依旧故我，反而放逐了念几松。念几松忧愤不过，立即投到赤邦松麾下。比起达甲吾，赤邦松多少有点“人情味”。在赤邦松的支持下，念几松杀死了达甲吾。于是，赤邦松在此统一了森波，使之成为西藏割据政权中屈指可数的强劲势力。
胜利往往会蒙蔽当局者的头脑，扰乱其正常思维。吞并达甲吾之后，赤邦松的本性慢慢暴露来。一些识时务的大臣在氏族贵族首领娘·曾古、韦·旁多热义策等人的影响下，暗下决心另寻明主。《敦煌吐蕃文书译释》中还记载了娘·曾古吟唱的诗歌：
汤汤大河对岸／雅鲁藏布江对岸／有一子，人之子／实乃天神之嗣／唯真天子方能调遣／唯好鞍鞯方能驮
诗歌中的“有一子”指的是悉博野部落首领达布宁塞。娘·曾古和韦·旁多热义策秘密商议扩充自己的阵营，将农氏家族、蔡邦家族都拉拢进来。娘·曾古还乔装潜入达布宁塞所在的青瓦城堡，诉说自己和盟友想要归顺的想法。然而，未及攻打森波，达布宁塞就撒手人寰了，消灭森波的大任落到了他儿子南日伦赞的身上。
南日伦赞继位后，与娘·曾古等人秘密会晤，双方进行了盟誓。等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南日伦赞决定对森波动手。敦煌吐蕃文献记载了南日伦赞征服森波的过程：
南日伦赞让弟弟和母亲稳住后方，自己率领军队北上。此时，娘·曾古等人在达巴夏如山上设置哨卡；韦·旁多热义策则作为南日伦赞的“马前卒”迎战。结果赤邦松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向北逃往突厥。森波政权被悉博野部落吞并。
随着森波的覆灭，雅砻悉博野的势力扩张到了拉萨河流域。拉萨河流域较为良好的自然条件，给了悉博野部落更好的发展空间。此时，除了东北部的象雄和日喀则的藏蕃，西藏的统一大势已经很明显了。南日伦赞因为此种功绩，被臣民冠以“赞普”（bstan po）的头衔。南日伦赞吞并森波后就神秘死去，据史书记载，他死于毒杀。他死后，他13岁的儿子弄赞继承了赞普大位。这个弄赞不是别人，正是后来迎娶文成公主并一统西藏的松赞干布。
崛起：雄主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可以说是吐蕃赞普里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也是唐代吐蕃史中无法回避的关键人物，甚至对同时期的唐、天竺、泥婆罗（尼泊尔）等都有巨大影响。那么，他是个怎样的人物？
首先，两唐书对他的态度就很友好。《旧唐书·吐蕃传》说：“弄赞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新唐书·吐蕃传》评价他：“其为人慷慨才雄，常驱野马、牦牛，驰刺之以为乐……”从汉文史料可以看出，松赞干布在中原人心中的形象很好。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松赞干布即位时，吐蕃内部政局并非风平浪静，象雄、苏毗、塔波、工布、泥洋波等从属势力接连反叛。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13岁的松赞干布将他们“尽行斩灭，令其绝嗣”，很快平息了叛乱。
松赞干布平息国内叛乱后，觉得国家必须要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律和健全的军政制度，于是拉开了改革的帷幕。松赞干布改革是一个涉及法律、军政、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改革后的悉博野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强国。
法律
由于吐蕃在此之前基本没有系统的成文法律，因此南日伦赞、松赞干布在位期间相继出台了一些成文法。而相比南日伦赞，松赞干布的法制改革更为完善。
提及吐蕃的法律，就不得不提著名的第穆萨摩崖石刻，这个石刻算是现存最早的吐蕃法律文献。第穆萨摩崖石刻的出现与止贡赞普身亡后的故事有很大关系。如前所述，止贡赞普死后，罗昂达孜抢夺了他的王位，并将他的3个儿子流放，而其中一个就来到了工布，此后工布成了吐蕃的一个藩国。虽说工布是赞普王室统一控制下的藩国，但它享有很大的特殊权力。那工布凭什么能拥有这些权力呢？原因就在第穆萨摩崖石刻。
止贡赞普死后，吐蕃的最高领导权一度为外人窃据，布德贡甲上位后，为了稳定局势，就与自己的兄弟、工布的统治者——聂赤（此人不同于第一代赞普）定下了盟约。那时的盟约草本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很难找到实物，但盟约双方牢牢铭记盟约内容。后来，赤松德赞赞普下令将之前与工布小王的盟约以及工布的历史发展铭刻在石崖上。由于时间久远和史料缺乏，盟约的全部内容今已经很难得知，但根据《敦煌吐蕃文书》记载，工布享有独立的财政权，赞普王室没有权力征收工布的赋税；如果征收，就视为违反第穆萨摩崖石刻中的盟约内容。
 |
 |
| 第穆萨摩崖石刻 | 松赞干布塑像 |
松赞干布主持修订法律的具体过程，由于史料缺乏，无法还原。在此仅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法典：
1．《赤则本谢之法》，又名《王庭、衙署、职官安置之法》，是吐蕃的基本法案。该法典规定了吐蕃国内官员等级与职能、五如的划分等。
2．《本色妥夏哇坚之法》。该法典规定了吐蕃的计量单位：升、两、合、勺、钱、厘、突等。
3．《王朝准则法》。该法典规定了详细的奖惩制度，一共15种。
4．《扼要决断之法》。此法典是民事诉讼法，规定“强弱双方如果争讼，待察其真伪之后，再做出对豪强者不加羞辱、对弱者不令其沮丧之判决”，意即如果上诉的双方存在身份等级、身体强弱、财力多寡等差距，判决方了解其真伪后，再做出对双方都不偏袒的最后裁决。
◎吐蕃五如
卫如：其管辖地以拉萨（逻些）小昭寺为中心，是吐蕃赞普王庭所在地，又被称为“中心如”，辖10个千户。
约如：位于卫如南面，以雅砻昌珠为中心，即今藏南地区。它管理着吐蕃的发源地——雅砻，辖10个千户。
叶如：以香曲河流域为中心，在今西藏南木林县境内，辖10个千户。
如拉：又称“藏如拉”，位于今藏南日喀则地区，辖10个千户。
苏毗如：即悉勃野部落征服苏毗之后建立的如，位于今西藏东北部唐古拉山以南地区，辖11个千户。
吐蕃的官职与相应职能
5．《权威判决之总法》。该法典从字面意思来看是关于终审判决的法案，它规定若双方有罪，按照“优巴坚案”判决。
6．《内府之法》。其内容不明。
7．《纯正大世俗法十六条》。一般认为该法依据佛教的十善法制定。《贤者喜宴》记载了其中若干条：不准杀人，杀人者抵罪；不准偷盗；勿淫法；妄语（说谎）者割舌；饮酒节制法；奴隶不得造反；不准偷坟掘墓。
军政
松赞干布改革中的军政改革是个很重要的内容，它影响了此后吐蕃百余年的历史。
文化
文化改革主要有以下两种措施：
1．创制藏文
松赞干布当政以前的吐蕃，由于发源于雅砻悉博野部落联盟，先天具有十分浓厚的“原始味”。那时的人们因为没有文字而无法用书面语言交流，记录东西也都用结绳记事这一很原始的方法。随着吐蕃的扩张，其与外界文明交往的渠道也逐渐多元化。尤其在与象雄的交往中，吐蕃吸收了它的医学、巫术、宗教（苯教）等文化内容。到了松赞干布时期，苦于吐蕃境内尚未有统一的文字出现（史学界有一说法认为吐蕃早期使用象雄文字），于是松赞干布决心创制属于自己国家的文字。但是，这项任务交给谁去完成？如何完成？
西藏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与古印度（天竺）的交流相对容易些。于是，松赞干布派出了几批“留学生”前往天竺学习。但由于吐蕃人常年生活在气候多变的青藏高原，对印度潮热的气候十分不适应，许多人都半道折返。仅有一个人克服了种种困难，留在印度学习难度极大的梵文和佛学理论，他就是通米桑布扎。通米桑布扎学成回国后，根据梵文字母创制了藏文（古藏文）。
2．引入佛教等其他宗教
吐蕃的本土宗教是象雄的苯教。原始部落时期，人们无法解释种种自然现象，因此认为是自然神祇的意志。于是，苯教成了吐蕃的主流宗教。
松赞干布时期，由于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吐蕃逐渐打破了与外界文明的隔阂，开始与外界进行文化交往，通米桑布扎“留学”印度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通米桑布扎不仅带回了创制藏文的灵感和资源，而且带回了佛教在西藏扎根的种子。他回到吐蕃后，和唐朝的玄奘一样，引领了译经传播佛学的风潮。松赞干布急切地想知道国内世代相传的苯教典籍《宁保桑哇》的内容，通米桑布扎于是组织一些人翻译了这部典籍。此外，他还组织翻译了来自天竺的《宝云经》等佛教典籍。
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松赞干布曾与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总督有过交流，双方发生过接触……伊斯兰教借此机会传入了藏地，松赞干布还在逻些城（今拉萨）内建了一座清真寺。但是，吐蕃与外界的交往并非总是如此和平，而是交杂着刀光剑影和尔虞我诈。
外交与内政
◎敦煌壁画中的吐蕃人形象
松赞干布掌权前期，泥婆罗（Nepālā）发生了内乱。根据《新编尼泊尔史》的说法，公元606年，泥婆罗国王希瓦德瓦一世死后，大臣阿姆苏自立为王。松赞干布有意和泥婆罗联姻，于是派吐蕃第一外交能手噶尔·东赞域松（禄东赞）携带重礼和一百多名随从前去请婚，可是吃了闭门羹。泥婆罗国王询问了禄东赞许多问题，如“贵国有无十善法？有无寺院？”但令人惊奇的是，松赞干布在禄东赞启程前给了他3封信，信里回答了上述问题，并且还进行了“外交恐吓”——如果你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让泥婆罗的王宫变成大蕃（吐蕃人称自己国家）的王宫。随后，吐蕃军队开始对泥婆罗进行军事威慑。泥婆罗国王自知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便将女儿赤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征服象雄后，青藏高原基本被吐蕃统一，然而他的野心并未就此平息，盘踞在青海湖一带且已被唐朝重创的吐谷浑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此时的吐谷浑已经失去了当年称霸西域的强大实力，在内部分裂和外界侵扰下逐步走向崩溃，被唐朝痛揍后，出于对现状的考虑，它不得不向唐朝请婚议和——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迎娶了唐弘化公主。松赞干布也顺应这次请婚浪潮，派遣使者前往长安城请婚，但唐太宗李世民置之不理。松赞干布于是用刀剑说话。
迅速击败吐谷浑后，吐蕃军又在松赞干布的率领下攻打唐朝的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没想到被唐朝将军牛进达击退。松赞干布知道唐朝的强劲实力，乖乖退军回到了西藏。此后，他经过外交斡旋，终于说服李世民，将文成公主许配给了自己。
后来发生的“王玄策事件”给了松赞干布向天竺地区扩张的机会。这事源于古印度的内讧。公元7世纪，古印度戒日王朝的创立者、被玄奘评价为对佛法“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的戒日王去世后，其大臣阿罗那顺篡夺了王位。本来，外国的政变和地处中原的唐王朝无任何关系，但为了表示自己睦邻友好的诚心，公元648年，唐朝中央派出了以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为主使的使团，携带礼物前往天竺。但阿罗那顺并不领情，反而派出军队袭击唐朝使团，王玄策只身一人逃往吐蕃边境。此时吐蕃已经于7年前和唐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于是松赞干布派出吐蕃精锐一千多人，加上泥婆罗雇佣军七千余人组成远征军，进击天竺。吐蕃—泥婆罗联军攻占了荼缚与罗城（今印度巴特那县西北），“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新唐书·西域传》）。此后，吐蕃—泥婆罗军到达恒河中游。但根据史料记载，由于水土不服，吐蕃远征军仅在恒河中游树立一块石碑后就撤了军。之后，蒂尔湖一带被囊括到吐蕃的版图中。
伴随松赞干布辉煌政绩的还有阴暗残忍的宫廷阴谋，其中就有“琼波·邦色事件”。
南日伦赞在位末期，位于今日喀则地区的地方政权——藏蕃的政局出现了波动。藏蕃的政治制度较为特殊，是国王和大臣联合执政。执政大臣琼波·邦色很有心机，他时刻关注着吐蕃的扩张速度和整体局势。在南日伦赞荡平森波势力之前，他就打算另择明主，而他看好的人选正是南日伦赞。于是，在他的运作下，藏蕃并入了吐蕃的版图。投入南日伦赞麾下后，邦色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敦煌吐蕃文书》P.T.1287号记载了他参与征服森波王赤邦松的事情。但是他很傲慢。根据敦煌文书记载，南日伦赞时期，吐蕃属部塔波发生叛乱，南日伦赞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担任外相的僧果米钦主动请缨，愿意领军平叛。这时，邦色提出反对意见：“你担任悉南纰巴一职多年，领军打仗并不是你的职责范围，况且我以前从没听到有人说你能胜任，你没有金刚钻，为何揽这个瓷器活呢？”僧果米钦不服，反唇相讥：“以前确实没人说我能胜任此事，但我就像皮囊中的匕首，刀锋未露，一旦暴露，必血溅三步！”南日伦赞见僧果米钦如此自信，便让他领军平叛。僧果米钦不负众望，成功平定了塔波叛乱，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松赞干布时期，琼波·邦色已处于吐蕃最高决策圈。但是，骄傲、诡计多端的他并不十分安分，常暗起波澜。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是大相娘·尚囊（娘·芒布杰尚囊）的谋反案；第二件事则是家宴时图谋弑君。
娘·尚囊担任的是吐蕃最高行政官职——大相，外邦归附而来的邦色作为副手辅助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波色打算用诡计除掉娘·尚囊。他先是在松赞干布面前编造关于尚囊的谣言，力图动摇松赞干布对尚囊的信任，接着又在尚囊面前露出赞普对他不信任的风声，使二人关系日渐疏远。最后，尚囊不再参与朝政事务，终日将自己关在家里，松赞干布由此怀疑尚囊在秘密策划谋反，于是诛杀了尚囊及其属下。
除掉尚囊后，邦色顺理成章地继任为大相，此时他还兼任象雄地区的总管。后来他年事已高，松赞干布准许他“退休”。然而，退休后的琼波·邦色并不消停，他邀请松赞干布到自己府上用餐，打算在席间杀掉他。娘·尚囊死后，松赞干布对波色的宠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收得邀请后，他就派禄东赞前去安排宴会。禄东赞不仅十分精明，还对赞普王室十分忠心，在安排过程中，他察觉到了异样，于是找借口离开波色府邸，前去告知松赞干布。妄图杀害赞普会遭到吐蕃最残酷刑法的惩罚，波色得知事情已经败露，于是要求儿子昂日琼杀了自己，并且提着他的首级向松赞干布请功。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世的吐蕃史学家对他有着很高的赞誉：
……对外疆域向四方扩张，内政坚实雄厚，磅礴不衰；平民黔首贵贱平等，轻徭薄赋，安居乐业，逸度春秋……
由于松赞干布唯一的儿子贡松贡赞先他而去，故其继承人是年幼的孙子——芒松芒赞。芒松芒赞尚不具备理政的能力，朝政大权只能暂时由禄东赞代管，于是吐蕃进入了噶氏家族统治时期。
扩张：饱受争议的噶氏家族
噶氏家族统治时期（650—698年），吐蕃掀起了第一次对外扩张高潮。然而对外扩张需要本国有充足的资源储备，于是，为了准备对外战争所需物资，噶氏家族进行了改革。
公元653年，大相禄东赞主持制定了“农田贡赋”和“牛腿税”。
“农田贡赋”的内容：
1．按每户耕种人数分配田地，将耕种者姓名记录在户主名下；
2．有势力者不准多占田地和圈地，田地必须根据每户人数来分；
3．通过植树确定相邻田地的边界，不许肆意砍伐界树；
4．违反以上规定的人，除收回已有田地外，还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处罚。
◎禄东赞鎏金像
细品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吐蕃在噶氏家族统治时期的土地制度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均田制。
在吐蕃，赞普是掌握土地最多的人。由于在扩张时征服了很多势力，被征服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成了“战利品”，被赞普据为己有。但是，为了维系赞普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确保贵族们的忠诚，赞普会以法令形式将一些土地赐予底下的臣属。得到田地与附属于田地之人的贵族，不能私自转卖土地，转卖土地必须经过赞普同意。这样做，在一定限度上遏制了因土地自由买卖造成的土地兼并。
“牛腿税”是针对牧区的税收。由于吐蕃境内气候条件不一，藏南的农业产出无法维持国家的经济运转，更别说对外发动战争。于是，噶氏家族针对吐蕃以畜牧业为主的特点，实施按照一条牛腿收税的“牛腿税”。
此外，禄东赞还制定了“大料集”制度。“料”指的是物资供应，“集”指的是集中。因此，大料集制度是一种包括征发兵丁和劳役、募集物资装备的综合制度。其办法是三户抽一，并向当地的耕种民户、奴户收取一定的实物作为后勤物资，除此之外，还给他们摊派了劳役。
禄东赞还主持制定了“红册”制度。所谓“红册”，指的是吐蕃当地民户的户籍登记册，因为册本被涂成红色，故名“红册”。公元692年，吐蕃各地开始了吐蕃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每一地区（即每一如）调查当地百姓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年龄、经济收入、籍贯等）后，全部登记造册。吐蕃每次发动对外战争前，均根据当地“红册”或者“白册”进行动员、征发和训练。每次作战结束后，同样根据“红册”上的征发人数核实现存军队人数，以明晰阵亡人员数量。
公元654年，禄东赞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改革后，准备进攻白兰羌，一来摸下唐高宗李治的底牌，二来间接打击吐谷浑残部（白兰羌和吐谷浑是盟友关系）。为了掩饰自己的意图，禄东赞先向唐朝示好：赠送了百匹良马和一个巨型拂庐（帐篷）。656年，禄东赞率军迅速击败了白兰羌，白兰羌故地被吐蕃占据。此后在乌海之战中，吐蕃大将达延莽布支被唐朝将军苏定方斩杀，吐蕃军随之战败。此后一段时间，唐蕃双方没有大的战事发生。
禄东赞没能看到自己打败唐军的那一天。667年，他在青海地区病死。他死后，吐蕃大相的位子由其长子噶尔·赞悉若多布继任。但没过多久，噶尔·赞悉若多布便因被指控参与了谋反案而被诛杀，禄东赞的次子噶尔·钦陵赞卓（论钦陵）继任大相职位，并且全权负责青海地区的一切事务。
与父亲禄东赞相比，论钦陵的才能更多的表现在军事指挥方面。670年，他率领大军攻破唐朝安西四镇。边关紧急的军情促使唐高宗向吐蕃下发了“战书”，并派遣薛仁贵率远征军浩浩荡荡经青海向逻些城进发。后来，这股唐军部队在大非川大败于论钦陵。
噶氏家族当政时期，吐蕃虽然在军事扩张、内政经济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并没有成为噶氏家族不被诛杀的“护身符”。这一时期，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大批青壮年应征入伍，血战沙场，导致吐蕃劳动力短缺，正常的生产难以维持。如果说民怨沸腾不足以导致噶氏家族覆灭的话，那么君权膨胀就是其覆灭的主要原因。
随着小赞普逐渐成长，他内心沉睡的君权意识开始苏醒。小赞普并不想自己在帐篷（吐蕃王室多居住在帐篷里）里啃先祖的老本，让其他家族出去打天下，而是想要做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于是，年仅19岁的他打算除掉噶氏家族。
在噶氏家族的长期经营下，吐蕃无论是都城还是境外，都深受其影响。如何除去这个家族，使大权重归自己手里？
噶氏家族的成员因担任的职务不同，分为以论钦陵为首的青海系和以赞碾恭顿为首的内廷系。“远交近攻”，赤都松赞普打算先对内廷系下手。695年，他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掌握最高行政权的噶尔·赞碾恭顿，摧毁了噶氏家族的一角；而对重兵在握，又有防务在身的论钦陵，他没有迅速采取行动。
此时的唐（武周）蕃边境十分不安宁。武则天派遣的王孝杰、娄师德军，与论钦陵、论赞婆率领的吐蕃军血战于素罗汗山（位于今甘肃临潭县），论钦陵又一次获胜，但他离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了。
素罗汗山会战后，论钦陵打算学父亲禄东赞向唐朝释放和平的烟幕弹——联姻。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玄机就出在论钦陵对周边局势与信息的掌握上。复兴的东突厥汗国在可汗阿波干（默啜）的领导下，经常袭扰唐（武周）朝边境。696年，东突厥袭扰唐朝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面对突变的边境形势，武则天不得不接受论钦陵提出的议和要求。然而，接受归接受，武则天派出的谈判代表可不是吃素的，这个代表就是郭元振。
根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的记载，论钦陵和郭元振见面后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唐朝让出安西四镇。郭元振看出了论钦陵的心思，问道：“阁下打算吞并吗？”论钦陵被这一十分有重量的话给问住了，就回复道：“我们如果贪图土地，打算在边境作乱，那可以向东侵犯贵国的甘、凉二州，何必把手伸到万里之外那么远啊？”在之后的对话里，论钦陵还提到了西突厥“去中国甚远”。然而，富有计谋的郭元振没有给出答复，而是带着吐蕃使者返回朝廷去觐见武则天。
论钦陵为何提起西突厥？这就需要提一下西突厥中的西五弩失毕部和东五咄陆部的位置。西五弩失毕部，指的是西突厥西部的五个部落，首领被称为俟斤（irkin）；东五咄陆部，指的是西突厥东部的五个部落，其首领被称为“咄”。如果西五弩失毕部或者东五咄陆部要对吐蕃构成威胁，势必要经过青海地区，而青海地区对吐蕃来说是一块战略要地，所以，论钦陵转移话题，暗示是西突厥对吐蕃在青海的利益造成了潜在威胁。
郭元振的计谋是，武周不能放弃安西四镇，但可以放弃西五弩失毕部；作为条件，吐蕃必须归还青海地区，让吐谷浑独立。这个计谋看似没什么亮点，其实暗藏了郭元振对时局的深刻把握。郭元振认为，吐蕃经历了长时期的战争，国人早有厌战情绪，现在民众希望过太平日子，不愿受兵燹之苦，如果论钦陵拒绝这个要求，继续打仗，吐蕃国内的舆论肯定会对噶氏家族十分不利，一旦赞普控制不好，就会发生大规模民众起义。然而，论钦陵拒绝了这个提议。双方开始了漫长的谈判。漫长而又毫无结果的谈判对郭元振也有利，因为可以使赞普对论钦陵失去信心。
当论钦陵专注于外交事务，陷入了无休止的谈判泥潭时，小赞普的机会来了。
根据敦煌吐蕃文献的记载，698年，小赞普以狩猎的名义邀请噶氏家族，而就在这一年里，赞普已经诛杀了噶氏家族及其党羽千人。论钦陵知道，如果前去，势必会成为赞普的刀下之鬼，便以戍边防敌为由拒绝了赞普的邀请。论钦陵这下可是摸了老虎屁股，引来了杀身之祸。小赞普以论钦陵抗旨不遵为由下令捉拿他，论钦陵没做任何抵抗，就自我了断了。
论钦陵死后，他弟弟赞婆和侄子弓仁前去投奔唐朝。武则天非常热情地接纳了他们，封赞婆为归德郡王、右卫大将军，封弓仁为酒泉郡公、左玉铃卫将军。此后，他们的子孙改姓论，在唐朝建功立业，甚至在安史之乱中都能看到他们奋勇作战的记录（譬如，论惟真）。
昔日显赫一时的噶氏家族在年轻的赞普手中画上了句号。论钦陵的死使吐蕃在一段时期内在任用武将时陷入了极大困境。噶氏家族的灭亡对吐蕃是祸耶？是福耶？
强盛：进击的吐蕃
噶氏家族倒台后，赤都松赞普掌握了最高权力。为了不再让自己和后代的大权旁落，赤都松赞普在抄没噶氏家族家产后不再设立大相一职。稳定内部后，他专注于军事攻伐，将朝政大权托付给了母亲赤马蕾，自己则率军前往今云南境内平定造反的归属蛮部，但不幸病死军中，享年29岁。
赤都松赞普的一生是短暂的，他还没有享受到最高权力带给他的快乐就猝然离世。由于其子赤德祖赞还在襁褓中，因此大权由“太皇太后”赤马蕾掌管。
赤马蕾是唐代吐蕃史中唯一一个当政的女性。在男权主宰的社会，女人当政是最不可理喻的事情。然而，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前，就有很多区域势力由女人当政，比如苏毗国。
苏毗国，大致位于今西藏那曲一带。根据史书记载，苏毗国早期实行的是双王制度，即夫妻共同治理国家。但其地女尊男卑，因此妻子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处理国中的大小事务；丈夫则被称为“金聚”，领兵打仗是其职责所在。是以，史书将苏毗国称为“西海女国”“西女国”。此外，《旧唐书·东女国传》提及了一个叫作“东女国”的存在：“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由此可见，古代西藏由女主统治的势力还是屡见不鲜的。
在吐蕃所信奉的苯教中，女性神祇占的比重很大，况且赤马蕾代行的是赞普的最高权力，而赞普在吐蕃被视作神一样的人物；因此，女性崇拜和神化的赞普权力使得无人敢对掌权的赤马蕾提出异议。在她掌权初期，大臣岱仁巴农囊扎等人公开叛乱，但不久就被她平定，叛乱的大臣“于苯教之那拉山顶杀之”。同时，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她重用外戚势力，将自己的弟弟尚赞卓热拉巾提拔至中央，开了外戚势力进入中央并且左右吐蕃政局的先河。
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表明赤马蕾有统治才能的话，那么她维持和唐朝的稳定关系就一定能了。
从噶氏家族专政开始，吐蕃和唐朝的战争一直都没停息过。到了赤都松赞普统治时，因为名将论钦陵自杀、赞婆率余部外逃，吐蕃在这段时间无良将可用，扩张遇到了瓶颈。比如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吐蕃进攻凉州，但在洪源谷被唐朝将军唐休璟打败；702年（武则天长安二年），赤都松亲自督战攻打悉州（辖境约今四川省茂县西北部和黑水县东南部），被陈大慈击退。连年战争使吐蕃兵疲民乏，在这种情况下，向唐朝主动示好、与其联姻才是最好的外交策略。于是，赤马蕾打算向唐朝抛出“橄榄枝”。
其实早在赤都松赞普时期，吐蕃已有向唐朝示好之意，但由于赞普去世，这事就被搁置了下来。吐蕃赞普死后停灵时间长（两到三年），赤马蕾执政后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才派使者前去长安告丧；3年后，她请求唐中宗为其孙子野祖茹（即赤德祖赞）许婚。同年，唐中宗将金城公主许配给了野祖茹。双方订立盟约，史称“神龙会盟”。
712年，赤马蕾走完了她的人生道路。赤德祖赞以赞普的葬礼规格隆重地安葬了他的祖母，以表达自己最大的敬意和对祖母功绩的肯定。此后，吐蕃进入赤德祖赞时代。
赤德祖赞时期，吐蕃的对外扩张方向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即向云南和中亚地区发展势力。
如前文所述，吐蕃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已经往中亚地区发展势力了。吐蕃想进入中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经过青海占领唐朝控制的新疆地区；另一条是控制今克什米尔、阿富汗地区。第一条道路吐蕃是走不通的，因为大非川战役后，唐朝加强了该地区的防务，吐蕃想突破这条防线可以说甚是棘手，因此吐蕃选择了第二条路。
但是，要想控制今克什米尔、阿富汗地区，就必须搞定当地的两个政权——大、小勃律（Bruzha）。《新唐书·西域传》对大小勃律有如下记述：
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相接，西邻北天竺、乌苌……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赢……王居孽多城，临娑夷水，其西山颠有大城曰迦布罗……
唐代僧人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国行记》中，勃律国最初并不分大小。显然，是外力导致其分裂的，而这个外力就是吐蕃。
◎吐蕃进攻勃律形势图
对吐蕃而言，勃律是进入中亚的最佳道路。因此，吐蕃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对勃律动手了。吐蕃大军突然袭来，令勃律王十分惊恐，他立即让使者去询问发兵缘由，吐蕃给的答复是：“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然而，“假道攻四镇”不过是托词，在吐蕃的攻势下，勃律很快被打垮。后在迁徙过程中，分裂为大、小勃律。分裂的勃律无法独自对抗吐蕃，因此拉了一个靠山——唐朝。
唐朝对吐蕃进攻勃律一事也十分关注，因为协助勃律抵抗吐蕃，能从西侧拱卫安西四镇的安全。唐玄宗为此在小勃律设置了绥远军。
722年，吐蕃进攻小勃律。接连丧失9座城后，小勃律王没谨忙向唐朝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求救。张孝嵩派遣副使张思礼前去救援。在唐朝援军和勃律军的奋力搏杀下，吐蕃的攻势被暂时遏制住了。虽然吃了苦头，但吐蕃并未灰心，他们积极展开外交攻势，寻找合适的盟友。
734年，吐蕃与突骑施联姻。一年后，突骑施进攻安西和北庭都护府，而此时吐蕃正准备第二次攻打小勃律。
737年，吐蕃军队在论·结桑东则布的指挥下，对小勃律展开大规模攻势。小勃律王很快败下阵来，表示愿意臣服。为了稳固与小勃律的关系，吐蕃王室将公主赤马禄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藤桥
吐蕃对小勃律用兵使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唐玄宗于天宝六年（747年）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前去解决小勃律问题。高仙芝率军行进数月后，首先攻下了吐蕃的要塞连方堡，随后迅速进入小勃律，俘虏了吐蕃公主和小勃律王。为了防止吐蕃大军来援，高仙芝命人摧毁了战略通道——婆夷和的藤桥。
随后，吐蕃公主赤马禄和小勃律王苏失利被送往长安，他们受到了玄宗的优待，而高仙芝继续率兵不断“扩大战果”。750年，他率军讨伐了亲吐蕃的羯师国，但在751年，他之前取得的一切胜绩都被怛罗斯之败冲淡了。
与唐朝在中亚的博弈告一段落后，吐蕃将目光转移到了云南地区。此时云南地区已经有了统一的征兆。盘踞该地的“六诏”——蒙雟诏、越析诏、浪穹诏、蒙舍诏、施浪诏、邆赕诏——互相攻伐，其中蒙舍诏（南诏）最为强大。南诏国王皮罗阁执政时期，为了统一云南地区，在今后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南诏积极利用唐蕃之间的矛盾扩充自己的势力。吐蕃希望和南诏搞好关系，在云南、四川一带取得对唐朝的优势地位；唐朝则想利用南诏牵制住吐蕃在云南、四川的势力。因此，南诏成了双方博弈的焦点。
早在噶氏家族专政时期，吐蕃就已经将触角伸向了今云南洱海地区。而738年，唐朝册封皮罗阁为越国公，显然是在拉拢南诏。皮罗阁趁机用重金贿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他支持六诏归一。王昱也想借南诏攻打吐蕃的安戎城，遂上报朝廷，玄宗应允。这年9月，王昱进攻安戎城，将军队驻扎在蒲婆岭，此时吐蕃大军来援，王昱功败垂成。然而，王昱的失败并未影响南诏的统一大业，南诏以唐朝为坚实后台迅速对外扩张，并最终统一云南，皮罗阁被唐朝册封为云南王。
现在的形势是吐蕃独自对抗唐朝—南诏联盟。748年，皮罗阁去世，他的儿子阁罗凤即位。然而，此时南诏因不满唐姚州都督张虔陀的暴行，开始反感唐朝。随着南诏对唐朝的外交好感度日渐降低，双方关系最终破裂。阁罗凤先是诛杀了张虔陀，接着在吐蕃的暗中支持下肆意进攻唐朝边境。751年，唐玄宗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进攻南诏，南诏不敌，阁罗凤派遣使者前去谢罪，并说：“如今吐蕃大兵压境，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投靠吐蕃，云南你们唐朝是得不到了。”鲜于仲通听不进这个“最后通牒”式的外交辞令，不仅扣留了使者，而且继续进兵，最终被吐蕃—南诏联军击败。对此，唐朝诗人白居易有诗描述道：
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
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
唐与南诏关系破裂是吐蕃最想看到的结果。由于阁罗凤投靠吐蕃，唐朝西南边境受到了吐蕃和南诏的两面夹击，吐蕃更容易侵扰唐朝边境的城市了。为了巩固这种联盟，赤德祖赞册封阁罗凤为“日东王”，后又加封他为“赞普钟”（赞普之弟），并将吐蕃的告身制度引入南诏。虽然吐蕃非常侥幸地拉拢了南诏，但双方并未进入真正的“蜜月期”。
754年，赤德祖赞神秘死亡（一说是被手下大臣谋害）。随着他的去世，吐蕃进入了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军事扩张期。
赤德祖赞死后，他的儿子赤松德赞继承了赞普大位。此时的吐蕃，经过从松赞干布到赤德祖赞的长期经营，国力达到了巅峰。然而，想要继续和唐朝进行较量，对时局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
755年，在唐朝的东北部，即今北京、河北地区，一个胡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反叛，这个胡人就是安禄山。对此时的唐朝来说，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由于此时唐朝赖以生存的均田制在土地兼并的狂潮中被摧毁，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度自然是独木难支。各地折冲府的府兵兵源较之以前大幅缩减，甚至连唐玄宗用于日常出行的仪仗队都出了问题。渐渐地，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与府兵制相比，募兵制虽然填补了府兵兵额的空缺，但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唐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军队整体素质也随之下降，然而他们面对的是由汉、室韦、同罗等族组成的十几万人的强大叛军！
为了阻截叛军对洛阳、长安的进攻，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把陇右边境的唐军东调。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造成河陇边境出现真空状态，给吐蕃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机会。
756年，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吐蕃派遣使者出使唐朝，询问唐玄宗是否愿意联合平叛。唐玄宗拒绝了吐蕃的请求，并礼送使者出境。事实上，吐蕃这次“请求”并不是真正想帮助唐朝平叛，而是在刺探唐朝实力。随后，吐蕃开始大规模进攻唐朝。从757年开始，吐蕃军队先后攻占了唐朝的神威军（位于今青海省海晏县）、定戎军（位于今青海省湟中县西）、制胜军（位置不详）等驻地，并快速将战火烧到了唐朝的京畿重地——长安！
此时的吐蕃并不想马上攻取长安，他们在762年又遣使入唐，要求和唐朝会盟，但其真实意图是拖延时间。在谈判期间，吐蕃加紧了军事准备，并且让军事指挥能力不亚于论钦陵的恩兰·达扎路恭担任吐蕃攻占长安的总指挥。
据《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记载，他“忠贞不贰，足智多谋，英勇深沉……其娴熟弓马战阵，所出计谋，均操胜算，彼洞悉唐廷政情”。有了这等知己知彼、有良好的军事素养的战将，赤松德赞很放心。恩兰·达扎路恭提出的“首倡兴兵入唐，深取京师之议”，获得了吐蕃上下的热烈支持，他们认为，被叛乱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唐朝已经无力抵抗了。
736年，吐蕃军队由恩兰·达扎路恭和堔·野息书通分别率领，攻打唐朝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并在高晖的指引下接连攻占了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不久，大军兵临长安城下。
◎吐蕃进攻关中、长安的形势图
随着吐蕃军队兵临城下，长安城内乱作一团。首先是唐代宗仓皇逃到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州区），继而长安内部“官吏藏窜，六军逃散”。由于长安地区没有像样的守备力量，吐蕃军轻易地攻入了长安。吐蕃还拥立了金城公主的侄子——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任命前翰林学士于可封为宰相，广置百官。由此，吐蕃在关中地区有了一个“傀儡政府”。
然而，繁华的长安留不住吐蕃军队，再多的金银和粮食也缓解不了吐蕃人对于气候的不适应。在成立了“傀儡政府”后，吐蕃军队带着搜刮的金银财宝、粮食锦缎等“战利品”，徐徐西撤。
随着吐蕃军撤出长安，唐朝也计划收复长安，推翻吐蕃拥立的“傀儡政府”。这项任务落在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的身上。郭子仪先是收拢之前的散兵游勇，然后采用“疑兵”之计：白天在长安城外树起大量的军旗，击鼓声威；晚上则燃起一片篝火，造成中央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准备攻城的假象。迫于这种情形，李承宏坐不住了，主动放弃了皇位。长安的光复使唐代宗对郭子仪十分感激，代宗说道：“如果我很早就用了你，我今天还会走到这个地步吗？”
唐朝虽然成功收复了长安，但仍时刻受到吐蕃的军事威胁。因而，双方在陇右、关中地区的博弈成了这一段时间的重头戏。
受吐蕃本地农业状况所限，进入河陇地区的吐蕃人习惯在秋季发动战争。秋季，不仅是河陇地区唐朝边民收获庄稼、囤积粮食的季节，也是吐蕃马匹最为壮硕、天气最有利于打仗的季节。唐代武元衡的《塞下曲》里就有相关诗句提到这点：
草枯马蹄轻，角弓劲如石。
骄虏初欲来，风尘暗南国。
吐蕃的农业产地主要为今藏南地区、河陇地区、青海湖地区以及尼泊尔、印度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有良好的水利条件，非常适合种植业的发展。吐蕃主要的粮食作物是青稞、小麦、稻子、荞麦等。根据第穆摩崖石刻的记载，吐蕃的藩国工布就出产大米。《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三》记载：“有青海，去城五百里，周回四百里，傍土平沃，多植麦。”此外，出土的吐蕃简牍记载了吐蕃实物税的缴纳情况：上等农户一突农田缴纳五克青稞、五克麦子。
比之气候温暖的农业区，气候相对恶劣的藏北地区就成了畜牧业的天下。此外，青海湖地区也是吐蕃主要的畜牧业基地。吐蕃最常见的家畜是牦牛，而牦牛和黄牛交配而生的犏牛是吐蕃农业区的主要耕作牲畜。
吐蕃畜牧业中最发达的是养马业。由于其本身的游牧民族风气，吐蕃人十分注重马匹的养殖，也十分重视与其他势力通过贸易交换良马。除了牦牛、马匹外，吐蕃人占据今新疆部分地区后，逐渐发展起养驼业。
◎唐蕃河陇、关中博弈形势图
由于吐蕃进攻时间多集中在秋季，唐朝边区不得不组织军队去防御，是为“防秋兵”。吐蕃和唐朝在河陇地区你来我往，双方互有胜负。笔者根据两唐书等史料，罗列了双方交战的一些胜负情况：
1．广德二年（764年），吐蕃联合唐朝叛将仆固怀恩、回鹘，深入关中地区，长安陷入惶恐，随即回攻凉州。
2．大历元年（766年）九月，吐蕃攻灵州；十月，被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击败。
3．大历三年（768年），吐蕃进攻灵武，随即分兵威胁长安。郭子仪调拨5万军队屯兵奉天，守卫长安。九月，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遣部将李晟出兵大震关，袭击吐蕃的屯粮据点定秦堡，焚烧囤积谷物，斩杀守城吐蕃将士，俘虏守将慕容谷钟。
4．大历八年（773年），吐蕃军与唐朝将领浑瑊所部交战。浑瑊打算依靠地形设置拒马枪防止吐蕃骑兵冲锋，但部下不从，唐军被打败。
5．贞元二年（786年）九月，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军路过陇州，中途被唐朝将领李晟所部袭击。李晟部将王佖采用李晟“直破中军”的战术，向吐蕃精锐部队虎豹军发起猛攻，吐蕃军死伤大半。
上述五例仅是这一时期双方交战的冰山一角。随着战事陷入僵持，吐蕃的优势慢慢消失。建中四年（783年），吐蕃大相尚结赞与唐朝陇右节度使张镒会盟于清水，双方暂时偃旗息鼓。这场会盟史称“清水会盟”。
然而，促成这次会盟的吐蕃大相尚结赞并非真诚的和平主义者，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由于长期领兵在外，他对唐朝守将多少有些了解，尤其是心腹之患李晟、浑瑊、马遂。怎么除去这三个人？尚结赞策划了一次“假会盟”。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李晟。
吐蕃军队进入凤翔境内后，尚结赞一反常态给部队下死命令，不许私自掠夺，然后声称自己受李晟之邀，前来请求唐朝官员出城犒赏，而后吐蕃军队全部退却。此后，李晟派遣部下王佖和野诗良辅于十月攻袭吐蕃催沙堡，焚毁吐蕃粮草。十一月，吐蕃大军围攻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并且忽悠当地官员杜彦光说：“我欲州城居之，听尔率其人而去。”杜彦光迫于大军围城的危急形势，未做任何询问，便率众离去。此后吐蕃破夏州，也用了相同的策略。随着盐州、夏州接连丧失，朝廷里的舆论越发不利于李晟，李晟的政敌张延赏更是经常上书对其加以诋毁。唐德宗考虑到李晟在军中的威望，没有严厉惩处，而是让他俩和好了事。
公元787年，吐蕃遭遇自然灾害，大量牛马死亡。尚结赞于是向唐朝提出议和，而此时唐德宗已经丧失了和吐蕃议和的兴趣，命令李晟、马遂、浑瑊三人严防边境。
尚结赞又心生一计，他用重金贿赂马遂，马遂于是替吐蕃说话。朝廷内再一次展开了战和大论战，而李晟属于坚定的主战派。大臣韩游瓖上书唐德宗：“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此后，韩滉又提出了收复河湟地区的方略。此时的唐德宗明显地倾向主战派，准备派兵讨伐。但不久韩滉去世，李晟在此之前已经颇受非议，一个人很难与主和派相抗衡，于是主和派占了上风。
主和派领袖之一、李晟的政敌张延赏上书唐德宗，认为李晟不适合在外掌兵，建议剥夺其兵权。由于此前的事情，唐德宗也不是很信任李晟，便立刻收回了李晟的兵权。
随着李晟被贬谪，尚结赞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下一步他要一网打尽。于是，就发生了“平凉劫盟事件”。
尚结赞表示将在会盟结束后归还盐、夏二州，但必须让浑瑊、杜希全和李观作为唐朝使者前来会盟。787年四月，唐朝派遣崔浣前去会见尚结赞，表明会盟代表只有浑瑊能前来。五月，唐朝派遣浑瑊为清水会盟使、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宦官宋奉朝为都监司前往会盟。这时，尚结赞通知唐朝方面，说清水那里风水不吉利，“请盟于原州之土黎树”，但土黎树那个地方地势险恶，唐朝方面不愿冒险，于是提议将地点改在平凉川（今甘肃平凉附近）。
会盟开始前，尚结赞将数千吐蕃骑兵隐蔽在盟台西边，然后布置3000名士兵守护盟台，唐朝方面也派出3000名士兵守护盟台，双方各有哨骑互相监视。当浑瑊等人在帐篷内更换衣服稍事休整时，吐蕃骑兵向毫无防备的唐朝官员和士兵发动了突然袭击。宦官宋奉朝在乱军中被斩杀，此外还有60余名唐朝大小官员成了俘虏。浑瑊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立即抢了一匹马逃离现场。
本来平凉劫盟就是针对浑瑊，而浑瑊遁逃，这是尚结赞始料未及的。于是，智谋不亚于禄东赞的他，故意对马遂的侄子马瑊说：“我们吐蕃以马为命，我在河曲的时候，由于是春季，不利于我们作战，你叔叔马遂半渡而击，使我军大败。今日之所以求和，全是你叔叔的功劳。现在我怎么能拘留他的后辈呢？”尚结赞说这番话实际上是为了离间马遂等人与唐德宗，他认为，宦官俱文真回去后肯定会在唐德宗耳边重复这句话。果然，马遂、崔汉衡等人不久就被罢免官职，尚结赞的计谋大收奇效。
796年，吐蕃大相兼任东部节度大使尚结赞走到了人生尽头。他死后，吐蕃立即向唐朝请和罢战。然而，此时南诏又成了双方关注的焦点。
自从张虔陀的暴行迫使南诏倒向吐蕃以后，唐朝的西南边境就一直处于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779年，亲吐蕃的南诏王阁罗凤去世，其孙异牟寻继位。适时，吐蕃联合南诏在川滇地区发动进攻，但随后被唐朝将领李晟打败，南诏军队损失惨重。接着，异牟寻将都城迁到了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并接受了吐蕃赞普册封的“日东王”称号。
此时吐蕃与南诏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被绑在吐蕃战车上的南诏打算寻找机会脱离吐蕃控制。再者，异牟寻本身汉化程度较高，他萌生了脱离吐蕃、与唐朝结盟的想法。
从788年开始，异牟寻就尝试与唐朝建立联系。这年，吐蕃联合南诏进攻西川地区，并让南诏军驻扎在泸水北岸。如何化南诏为友的任务便落到了时任剑南节度使韦皋身上。剑南节度使、陇右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是防御吐蕃的三大支柱，这种责任重大的官职必须交给有才能、有智谋的人去担任，韦皋就是这种人。
韦皋在担任剑南节度使期间，政绩斐然。《资治通鉴》评价他在任时“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使南诏脱离吐蕃，是他外交工作上的亮点。
首先，韦皋写信给异牟寻，信中详细叙述了南诏该如何叛离吐蕃，并且故意让此信落到吐蕃手里。吐蕃一看盟友要叛离，十分不愿意，于是时刻关注南诏。韦皋的离间计开始奏效。
此时的“国际形势”已经不太利于吐蕃。早在787年，唐朝宰相李泌就提出了“北和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目的是使“吐蕃自困”，而韦皋是“南通云南”的总负责人。他见异牟寻还不敢最终拍板，便写信给异牟寻。《资治通鉴》记载了信的内容：“回鹘屡请佐天子攻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其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
但是，唐朝联合回鹘攻灭吐蕃只是托词，韦皋的目的是督促异牟寻“弃蕃投唐”。异牟寻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虽然没有立即公开翻脸，但每次吐蕃出兵，他都逐次减少援助的兵员人数。791年，吐蕃闻知南诏与韦皋私下联系后，立即以宗主国的身份责问原委，异牟寻回答道：“唐使，本蛮也，皋（韦皋）挺其归尔，无他谋也。”
此后，吐蕃对南诏极端不信任，以各种名目扣押南诏许多贵族子嗣，并且鼓励周边酋长阻断唐朝和南诏的联系。韦皋发觉时机已成熟，于是将计就计，发兵破除亲吐蕃的当地部落，打通了云南道；此后又兵围吐蕃坚城维州，虽未能攻下，但作战中俘获了吐蕃守将论赞热。异牟寻也觉得时机成熟，于是下达了所谓的“四忍四不忍”，乍看起来与清太祖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而立的“七大恨”类似。
794年，异牟寻公开与吐蕃决裂。他取消了吐蕃所封的“日东王”封号，并率兵攻克吐蕃60处堡垒，斩断了吐蕃通向云南的唯一交通要道——铁桥。六月，异牟寻派使者前往长安献上吐蕃所赐南诏金印、地图和贡品，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赤松德赞统治时期是藏史学家公认的吐蕃黄金时代。这段时期，除了大规模对外扩张的军事征服，吐蕃在文化方面也颇有发展。
吐蕃的国教是苯教。苯教在吐蕃的起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笃苯。该阶段大约从聂赤赞普开始到止贡赞普结束。主要以原始信仰为主，将大自然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等均赋以神性，其性质属于卡尔·马克思所指的“原始宗教”。
第二阶段：恰苯。该阶段大约从止贡赞普开始到吐蕃灭亡结束。以自己本地固有的苯教（笃苯）为主，融合了来自外地（比如象雄）的苯教。恰苯以占卜之术为主，一些苯教大师编写了属于这一时期的苯教经典，比如《色米》。
第三阶段：觉苯。此阶段最早开始于拉托托日聂赞赞普时期。根据藏文史料记载，佛教传入吐蕃的时间最早不是松赞干布时期，而是拉托托日聂赞时期。由于当时吐蕃没有系统完善的统一文字，传进的佛经无法被翻译、流传。知道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才开始大规模翻译外来佛经。由于大量佛经被翻译成藏文，其理论对当地存在已久的苯教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互相争斗的过程中又彼此融合。
赤松德赞赞普时期，吐蕃大规模扩张，接触了大量外来宗教文化。其中，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来自天竺的印度佛教进入吐蕃宗教的文化圈。那么，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扎根顺利吗？
事实上，传播的过程很不顺利。赤松德赞继位时年纪小，朝政由大臣玛香仲巴杰和恩兰·达扎路恭把持。自从松赞干布、文成公主死后，佛教失去了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影响式微。笃信苯教的玛香仲巴杰还发布新规限制佛教：禁止吐蕃辖区内的一切人等信奉佛教；革除信仰佛教大臣的官职；将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佛像埋于地下；驱逐来自唐朝和天竺、泥婆罗的佛教僧人；将大昭寺改为屠宰场；废除佛教超度死者灵魂等仪式，均依苯教教义行事。
佛教虽说受到了严厉制裁和限制，但并未在吐蕃销声匿迹。一个名叫巴·赛囊的吐蕃官员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巴·赛囊原本是个苯教信徒，但他对佛教的“轮回”等说法很感兴趣。根据传说，他的一个女儿不幸夭折后，他前往小昭寺找一佛教僧人超度亡灵。在做法事前，他问起了佛教的“轮回”，佛教僧人说：“你在死去女孩的口中放上珍珠，并在左脸上涂上颜色，将尸体埋在你妻子床榻下，明年你妻子定会生下男孩。”第二年他妻子果然产下一个口含珍珠、左脸上有红色胎记的男孩儿，并且这个孩子对家中事物非常熟悉。于是，巴·赛囊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此后，巴·赛囊前往天竺学习佛法。他在天竺结识了当时著名的佛学大师寂护。他邀请寂护前往芒域，开始供养寂护。他成了寂护的弟子，跟随他学习佛法。然而此时吐蕃的形势对佛教而言还很严峻，寂护不便也不可能去见赤松德赞，只好返回泥婆罗。小赞普也为了保护巴·赛囊，以信仰佛教为由将其罢官，让他在家里休养。
随着小赞普长大，玛香仲巴杰被处死。于是，赤松德赞开始光明正大地崇佛。首先，赤松德赞恢复了巴·赛囊的职位，并且派他去泥婆罗邀请寂护。寂护在和赞普会面时表示自己修行尚浅，举荐了当时名满天竺的密宗大师——莲花生。
莲花生原是天竺邬仗那国的王子，与乔达摩·悉达多一样，他舍去了王位前去参悟佛法，精通佛教密宗。有了巴·赛囊、莲花生等人的支持，赤松德赞下令制裁苯教徒。这次制裁，被苯教史学家视为第一次“灭法期”。
佛教在赤松德赞赞普、莲花生、巴·赛囊等“拥佛派”的支持和保护下，势力逐渐壮大。由于在此之前吐蕃还没有很正规的佛家寺院和佛学学术交流场所，笃信佛教的赤松德赞斥资修建了吐蕃第一座佛寺——桑耶寺。
根据《贤者喜宴》的记载，桑耶寺历时12年（763—775年）才建成，仿照的是当时印度著名佛寺那烂陀寺（Nālandā Vihāra）和欧丹达菩黎寺的布局，融合了泥婆罗、古印度和吐蕃的建筑风格。为了庆祝这一寺庙的建立，赤松德赞命令包括巴·赛囊在内的7个大臣出家为僧，即吐蕃史上第一批佛教僧人——“七觉人”。桑耶寺的建立是吐蕃佛教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吐蕃的佛事活动都在此举行。
 |
 |
| 桑耶寺 | 位于今印度巴特那县的那烂陀寺遗址 |
然而，众所周知，佛教并非铁板一块。自从释迦牟尼圆寂后，历代佛教僧人因为对教义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了诸多派系纷争，比如耳熟能详的大乘佛教（主张普度众生）、小乘佛教（强调修行自我）和密宗佛教（指咒语通过特殊、秘密的方式传授）。
由于吐蕃特殊的地理位置，来自中原、泥婆罗、天竺和中亚的文化很容易传入该地，故吐蕃佛教十分多元化。而来自不同地区的佛教僧人传播自己宗派的教义，难免会引起宗教教义之争。
赤松德赞时期，中原地区传入吐蕃境内的佛教是禅宗一派。当时来自沙州（今甘肃敦煌）的大乘高僧摩诃衍那受赞普之邀来到吐蕃传教。摩诃衍那宣传的教义比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教义要简明许多，因而广受欢迎，甚至赞蒙（赞普的妃子、公主）没庐氏都拜师习禅。但是，摩诃衍那的倍受欢迎引起了天竺佛教僧人的不满。
当时，桑耶寺的第一任住持寂护已经圆寂，弟子贝央继任为住持。于是，以贝央（古印度佛教）为主的“渐入派”和以摩诃衍那（中原禅宗）为主的“顿入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邪说”，并且要求吐蕃当局禁止对方的传教活动。迫于此种形势，赞普让两派在桑耶寺举行辩经大赛。
笔者受掌握的史料和知识所限，难以还原辩经大会的场景。不过根据法国藏学家戴密微（Demiéville）的著作《吐蕃僧诤记》记载，辩经的结果是摩诃衍那一方获胜；但藏文佛教史料记载是贝央派获胜。按照古印度佛教辩经的规矩，失败的一方有两个选择，一是改换门庭，一是割舌或者自杀。如果摩诃衍那辩经失败，按照规矩必须两者选其一。但根据《娘氏教法源流》的说法，辩经之后，赤松德赞非常礼貌地将摩诃衍那送回了敦煌（此时敦煌已经被吐蕃占领）。
除了兴建佛寺、打压对佛教有敌意的势力外，赤松德赞还给僧人制定了很多政策：
一是僧官制。将僧人引入吐蕃官僚体系。在此之前，吐蕃官僚体系是由氏族贵族组成。赤松德赞的兴佛运动，给了佛教僧人走进吐蕃上流社会的机会。根据《贤者喜宴》的记载，赤松德赞设立了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官职——佛法宗师，可佩带大金文字告身。担任此职的堪布寂护去世后，巴·赛囊继任此职，同样被授予大金文字告身，地位十分显赫。从此，僧人逐步进入吐蕃官僚体系，和氏族贵族同堂议政。
二是养僧制。除了给僧人崇高的政治地位外，赤松德赞还规定100户属民供养一座佛教寺院，负责承担佛寺的日常花销；每3户属民供养一位吐蕃僧人。除此之外，僧人还能收到政府额外的物质补偿。
三是僧伽制。使寺庙享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和事务管理权。赤松德赞从地方行政、经济管理权中分离出了对寺院的管理权，建立了僧伽组织，由僧伽组织对该寺庙的财政、行政进行管理。
797年，赤松德赞赞普去世。他的死，不仅预示着吐蕃对外大规模扩张时代的结束，也成了吐蕃由盛转衰的关键点。
尾声：日渐衰落的王国
随着赤松德赞去世，吐蕃的国势开始呈现下滑的势头。
新赞普牟尼（足之煎）继位时，吐蕃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此前吐蕃长期对外扩张，掠夺到的财物数量远远大过之前的任何时代，但这些数量巨大的财物仅仅是一些氏族贵族的专属“战利品”！他们在战争中凭借战功受到赞普的封赏，积聚了大量土地、属民，生活因此变得奢侈腐化。反观平民百姓，由于频繁的战争和苦重的劳役，百姓纷纷背井离乡，有的甚至沦为奴隶。
牟尼赞普上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缓和这种阶级矛盾。根据《贤者喜宴》的记载，牟尼赞普延续父亲赤松德赞的养僧制度，要求全国人民供养寺庙。但是，由于贫富差距过大，贡品不仅有绫罗绸缎、金银器皿，还有破盆烂瓦、旧衣破布。牟尼赞普起初大为不解，以为这是对佛祖的大不敬和亵渎，经过一番调查后，他才发现原委。于是，他连续三次发布了要平均财物的诏令。但是，平均财物这一诏令缺乏实施的依据和基础，再加上牟尼在位才短短一年就撒手人寰，该诏令基本没有被实际执行。
牟尼死后，赞普之位由他的三弟赤德松赞继承。
与其兄长牟尼一样，赤德松赞自幼在宫中受到佛教理论的熏陶。在赤松德赞和牟尼赞普死后，尚且年幼的他在娘·定埃增的辅佐下逐渐成长。娘·定埃增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出自有着悠久历史并对吐蕃有卓著功勋的娘氏家族。赤德松赞自幼受其教诲，心里十分偏向佛教和僧人阶层。他不仅延续了父兄的兴佛政策，还有所发展。赤德松赞在位时，吐蕃官制内出现了专门为僧人设置的官职——沙门参政大诏仪。
沙门参政大诏仪，在汉文史书内被翻译成“钵阐布”。《新唐书·吐蕃传》说：“钵阐布者，虏浮屠（指佛教）豫国事者也。”那么，沙门参政大诏仪，究竟有什么职能呢？它在吐蕃官制内是什么地位呢？我们需要先梳理一下吐蕃的相制发展历程。
首先是独相制。根据敦煌出土的吐蕃文书，吐蕃有记载的第一任大相出现于南雄赞德赞普时期。但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吐蕃第一任大相早在布德贡甲时期就已经出现。从有记载的第一任大相到噶氏家族被灭，这一时期吐蕃实行独相制。这一时期的大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职能包括：协助赞普制定法律制度，主持氏族盟会，出使异国进行外交谈判，掌管军队指挥权，代表赞普对地方行使管理权。
噶氏家族被灭后，大相这一职位无人也没人敢担任，因为此时是吐蕃君权逐渐加强的时期。鉴于此前大相“专属户”噶氏家族独揽大权的历史教训，赞普将独相制变成了多相制。
多相制，实际上是由众多宰相组成“宰相会议”。此时的大相虽然是众相之首，但其权力被手下众相削弱分化。宰相之间可以互相制衡、互相监督，防止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并不是所有宰相都有事情做，有些宰相被授予的是虚职，并没有实际负责的工作。于是，由大相领头的“宰相会议”，成了赞普最高顾问委员会和决策机构。这种会议有个专门的称呼——小御前会议。
经历了一人独揽大权的独相制和众多宰相互相制衡的多相制以后，吐蕃统治高层避免了君权旁落，官制的发展步入正常轨道。但是，随着佛教在吐蕃的逐渐兴起，僧人阶层开始进入吐蕃统治高层。于是，吐蕃相制中的特殊形式——僧相制应运而生。
吐蕃的第一任僧相是娘·定埃增和勃阐伽允丹。赤德松赞时期的盟誓大会的名单记载了娘·定埃增的职位——沙门同平章事，可以进入小御前会议。而根据《唐蕃会盟碑》的记载，勃阐伽允丹被任命为“沙门参政大诏仪”。
“沙门同平章事”和“沙门参政大诏仪”均可统称为“僧相”。然而，两者是有区别的。其一是职能上的区别。李方桂先生通过对《唐蕃会盟碑》碑文的研究和解读，得出了沙门参政大诏仪“权及内外”，也就是负责内外的事务；沙门同平章事的工作则是辅助沙门参政大诏仪，是其下属。其二是地位上的不同。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唐朝使节刘元鼎出使吐蕃时，看到了吐蕃宰相们的站位：允丹“立于赞普座右，其余宰相大臣均列于台下”。显然，沙门参政大诏仪在地位上高于所有吐蕃官员。
虽然僧相权势大、地位高，但由于其笃信佛教，不敢违抗佛教不杀生的禁忌，所以对外扩张的军权交给了“天下兵马元帅同平章事”等世俗宰相。
赤德松赞除了设立“僧相”外，还制定了吐蕃境内僧侣免除一切徭役赋税的政策，僧侣生活所需物资均由政府和供养者提供，并且规定寺庙田产不得买卖和兼并。另外，他还十分注重译经质量，制定了严格的程序确保译经的标准化。总之，在当时的僧侣眼里，赤德松赞是个好赞普。
815年，年仅40岁的赤德松赞驾鹤西去。他的儿子热巴巾（意思是有辫子的人）继位，汉文史书称他为“可黎可足”。
热巴巾继位时，吐蕃与唐朝互相征伐已有百年之久，两国十分疲惫；而在与兴起的回鹘等势力的相互角逐中，吐蕃也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有利地位；此外，随着国内佛教势力的兴起，僧侣阶层参与国家军政，在很大程度上使吐蕃放慢了对外扩张的脚步，转而与唐朝议和。
议和的转机出现在817年和820年。817年，吐蕃遣使前往唐朝长安报丧。唐朝立即停朝三日，派遣使者前去参加赤德松赞的葬礼。同时两国达成协议，释放彼此的战俘。820年，唐穆宗即位，吐蕃遣使前去朝贺，并且赠送了重礼。双方互相遣使虽说是平常的礼节，却结束了自赤松德赞以来两国长期的“外交冰冻期”，两国关系开始从敌对向友好转变。
821年，吐蕃派遣使者前往长安递交国书，表达了愿与唐朝和好的愿望。经过数次友好谈判后，双方达成了会盟的共识，遂于长庆元年（821年）十月、长庆二年（822年）五月先后在长安附近和吐蕃都城逻些进行会盟。823年，唐蕃的议和官员在拉萨立下盟誓碑，即著名的唐蕃会盟碑。
会盟碑规定了双方的疆界，并约定在将军谷设立边市进行贸易。于是，后世史学家将821—823年这些事件统称为“长庆会盟”。吐蕃赞普热巴巾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一难得的和平，给自己取了个年号，叫“彝泰”，取长久安泰的意思。这个年号是吐蕃史上唯一的一个年号。
从823年唐蕃会盟碑树立以后，双方渐渐进入前所未有的“蜜月期”。然而，在真正进入“蜜月期”之前，发生了一个值得一说的突发事件——维州事件。
◎唐蕃会盟碑，立于大昭寺门前
大和五年（831年）九月，吐蕃维州（今四川理县）守将悉怛谋想投降唐朝，就向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提出请求。李德裕接到消息后，心里十分激动。维州是吐蕃在四川的著名坚城，又名“无忧城”。在此之前，心机颇深的剑南节度使韦皋都未能攻下此城。维州守将投诚，如同天上掉馅饼一样，刚刚上任的李德裕哪里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但是，李德裕是个官场老手，他想要知道悉怛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献城究竟是真是假，于是派人联络悉怛谋。悉怛谋深知自己私自献城的罪过颇重，没等到李德裕答复就抢先一步率领守军将士弃城出逃，奔入今成都。李德裕见状，立即派兵进驻维州城，防止生变。
李德裕就这么“戏剧性”地得到了维州，这件事在唐朝和吐蕃迅速传播开来。吐蕃当局觉得被羞辱了，因为崇尚勇武的吐蕃在此之前没有成建制投降的纪录，好端端丧失了一座城，岂不让天下人耻笑吗？因此，吐蕃方面十分痛恨悉怛谋一行人的所作所为。唐朝兵不血刃得到维州城理应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但唐朝内部却因此再次陷入党争的混乱中。
李德裕得到维州后，以为现在是进攻吐蕃的大好时机——“东北繇索丛岭而下二百里，地无险，走长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新唐书·李德裕传》），于是上奏朝廷，建议攻伐吐蕃。李德裕这一设想得到了皇帝及许多大臣的赞同，而牛僧孺认为此法不妥。在他看来，朝廷已经和吐蕃修好，并且有会盟碑的实物铁证在，如果因为这件事悍然进攻吐蕃，影响将极为恶劣。他驳斥李德裕道：“若因为得到一座维州城就悍然发动战争，第一没法撼动吐蕃的势力，第二会让自己的信誉大打折扣。现在吐蕃发兵，不出三日就能到达咸阳桥，那时你要千百个维州城又有何用？”牛僧孺这席话如雷贯耳，立即使皇帝醒悟过来。他指示李德裕将维州城还给悉怛谋，李德裕见状，无可奈何地派人去联络悉怛谋。
◎牛李党争
唐宪宗到唐宣宗时代，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之间的斗争历时40余年。双方的争斗起源于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科举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但考官认为两人符合择录标准，便把他们推荐给了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朵里。李吉甫对这两个批评朝政、揭他短处的人十分不满，恐他二人对自己不利，于是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此事引起朝野哗然，大臣们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中分成了对立两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因为此前受李吉甫的压制，牛僧孺、李宗闵入朝后将不满情绪发泄到了李德裕身上。但是，陈寅恪先生在《唐朝政治史述论稿》中分析了牛李二党的地位，认为李党代表北朝以来传统的山东士族阶层，牛党则代表科举出身的新兴官僚阶层。或许是这种地位上的差距，让双方展开搏杀，以维护各自代表的利益。“维州事件”，恰恰是牛李党争的缩影。
此时的悉怛谋已在成都，本以为自己能安享太平，不料得到了李德裕将维州送还给他的消息。于是，他怀着不安、悲伤的心情踏上了归途。行至边境，悉怛谋就被吐蕃边将杀死。维州事件就此告一段落。对此，司马光有一段评论：
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利者也，僧孺所言义者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
在热巴巾时期，僧侣和佛教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热巴巾不仅彻底免除了僧侣的一切徭役赋税，加强了对他们的物质供养，使其成为吐蕃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权阶层，还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僧侣保护法”：凡是用手指僧侣的人，被发现后要砍其手；凡是对僧侣怒目而视的人，要剜其双眼。然而，赤松德赞、牟尼、赤德松赞和热巴巾四任赞普推行的“崇佛政策”，却引起了信奉苯教的氏族贵族的反感和仇视。那么，吐蕃赞普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大力推崇佛教？这种一味推行佛教的政策最终导致了什么后果？
首先，我们要理清吐蕃赞普和氏族贵族之间的关系。赞普虽说是最高统治者，拥有最高行政权、军事权，也被吐蕃人视为天神的化身，但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反而处处受制。如前文所述，吐蕃是一个部落联盟性质的国家，国家权力名义上由赞普一人独享，但实际上并不如此。
首先，根据早期苯教的教义，赞普王室和氏族贵族是关系平等的兄弟，既然是兄弟，权力当然要共享。于是，氏族贵族们就要求与赞普共享权力。然而，历代吐蕃赞普对此内心是拒绝的。他们认为，打着苯教教义的旗号来与自己分享权力，其最终目的是削弱赞普王室的影响力。于是，他们打算寻找另一种宗教力量来协助对抗，于是选中了佛教。实质上，双方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来展开权力对抗。从赤松德赞将僧侣引入吐蕃官僚体系，再到之后设立“僧相”一职可以看出，赞普要借提升僧侣阶层的政治地位，打压传统氏族贵族的势力。
其次，赞普并不能完全按照他本人的意愿行使权力。前文我们提到了“小贵族会议”（即小御前会议），除此之外，还有个“大贵族会议”。所谓的“大贵族会议”，就是由除宰相之外的官僚贵族组成的会议。赞普首先将需要行使的权力交给小贵族会议讨论，然后再由大贵族会议讨论，实际上是一种告知。最终，等两“会”都同意了，权力才能行使。赤松德赞将僧侣引入官僚体系和之后赤德松赞设立僧相两事可以看出，赞普想在小贵族会议中找到支持者。之后，随着僧侣地位抬高，小贵族会议、大贵族会议的职能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僧侣成了赞普的主要顾问。
再次，吐蕃后期颁布的一系列崇佛政策，诸如七户养僧制、豁免僧侣一切徭役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吐蕃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军事力量。吐蕃的军制，实际上是以部落兵制为主，所有平民都有义务当兵参战。在大规模、长时期的扩张战争中，许多氏族发了财，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物质生活需求。然而，由于战事延长，吐蕃平民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加之瘟疫和天灾爆发，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于是，很多平民要求皈依佛门，以求豁免徭役和兵役，躲避战乱和饥饿带来的痛苦。大批平民削发为僧后，传统氏族贵族的兵源越来越少，自身经济入不敷出不说，手中土地也因没人照料而变成荒地。所以，吐蕃与唐朝彻底握手言和。
由于氏族贵族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有些氏族官员就按捺不住了，他们把屠刀伸向了赞普热巴巾。据《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记载，一日午后，热巴巾正醉醺醺地享受着日光浴，这时，大臣韦·甲多热和属卢·列扎从背后偷袭他，先用钝器打碎了他的颈椎，然后扭断了他的脖子。热巴巾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热巴巾无嗣，于是韦·甲多热拥立朗达玛为赞普。朗达玛“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新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记载，朗达玛“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由于朗达玛无能昏庸，大权落在了以韦·甲多热为首的“反佛派”手中。
韦·甲多热等人先后铲除了娘·定埃增、赞普热巴巾等“拥佛派”的中坚人物，一时间，僧侣和佛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吐蕃历史上第二次灭佛风潮即将掀起。
与前一次灭佛行动一样，韦·甲多热等“反佛派”下令关闭全国的寺庙，停建在建的寺庙，撤销佛经译场，大量销毁佛经，甚至逼迫部分僧人参军服役，将大昭寺等大型佛寺改造为血腥的屠宰场……“反佛”风潮如火如荼，激起了僧侣们的怒火。他们将报复的矛头指向了和这次“反佛”运动并无实际关联的朗达玛赞普。
禁佛的这一年里，吐蕃境内自然灾害不断：“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新唐书·吐蕃传》）。佛教徒认为这是上天的报应，加之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受到极大的危害，于是他们准备反攻。这时，努氏家族的成员努·桑杰益西找上了一位佛学素养很高的僧人，名叫拉陇贝吉多杰（以下简称“多杰”）。桑杰益西请他出面拯救佛教，谋杀朗达玛赞普。多杰是行伍出身，在出家之前曾经率兵镇守边关多年，他答应了桑杰益西的请求，带着弓箭奔往逻些。朗达玛尚不知自己死期将至，在落日的余晖中审视着先祖树立的唐蕃会盟碑，突然一支飞箭射来，他的生命便结束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多杰射出的飞箭引发了之后一系列的动乱，这些动乱加速了吐蕃的崩溃。
朗达玛死后，吐蕃出现了三次大动乱。
由于赞普之位空悬，选谁当继承人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继承人有两个人选，一个是正妃那囊妃的养子——永丹，另一个是沃松。由于那囊氏家族势力过大，几乎没人可与这股力量抗衡，因而赞普的王冠落在了3岁的永丹身上，由那囊妃摄政。但那囊妃摄政后独揽大权，很多大臣对此不满。他们将沃松立为赞普，并视其为正统。于是，吐蕃出现了两个赞普，两个权力中心。永丹派和沃松派为了争夺最终的国家统治权而相互倾轧，这也是吐蕃历史上的“长幼之争”。
吐蕃最高权力中心的动荡很快传到边境，引起了一批心怀鬼胎、拥兵自重的将领的注意，其中就有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论恐热出身苏毗王族，因家族早年被吐蕃征服，不得已向吐蕃称臣。如今到了他这代，吐蕃内部的虚弱和瓦解使他感到起兵的机会已经到来。于是他联合吐蕃青州节度使共同举兵，并自称为“国相”。论恐热率军在渭州遇到了屯驻在此的吐蕃大相尚思罗，尚思罗势单力薄，很快就被打败。随后，论恐热实力大增，推进到松州。
论恐热叛乱给本已混乱的吐蕃制造了更深的动荡。正当论恐热大张旗鼓继续前进时，一个人挡在了他的面前，这个人就是出身吐蕃大族末庐氏的尚婢婢。
与武夫出身的论恐热不同，尚婢婢为人宽厚，并且饱读诗书，富有计谋和远见。他知道自己的兵力无法和论恐热相抗衡，于是摆出十分怯懦的姿态。他一面送食物给论恐热，赞扬他拯救国难有功；一面写信给论恐热，信中说：“我是个读书人，除了喜欢读书别无他求，蒙受先赞普（指热巴巾）授予我一官职，勉强苟活到今日。如果您能放过我，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我今后就对您言听计从。”论恐热果然上当，他大笑道：“尚婢婢果然是个书呆子！这么一个书呆子，怎么能阻挡我的步伐？”于是，他更加放心地进攻。
会昌三年（843年）九月，论恐热屯兵大夏川。尚婢婢派他麾下的两员大将——庞结心和莽罗薛吕前去迎战。战前，尚婢婢特意设置了一个口袋阵，并让部将故意前去辱骂论恐热。论恐热不堪辱骂，毫无理智地率军穷追，中了尚婢婢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尚婢婢的部将拓跋怀光于咸通六年（866年）在鄯州俘虏了论恐热，并处死了他。论恐热之乱就此宣告结束。
论恐热虽然死了，但并不意味着吐蕃就此转危为安。更大的动乱还在后面。
第二场动乱是沙州张议潮起义。沙州，即今甘肃敦煌，早在786年，吐蕃就占领了敦煌。为了巩固在敦煌等地区的统治，吐蕃仿照唐朝节度使制度，设立了所谓的“东道节度衙”。根据匈牙利藏学家乌瑞（Uray）、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对敦煌文书的研究考证，吐蕃东道节度衙下辖青海、沙州、鄯州、河州和瓜州。其长官在一定时间内由吐蕃大相兼任，负责这一地区的军事、民事等事务。后来随着战事的增多，吐蕃对这一地区的人力、财力征用越发频繁。
尚婢婢和论恐热的火并，使远在沙州的张议潮觉得是时候率领部众脱离吐蕃的控制了。于是，他在里应外合的有利条件下占领了沙州。851年，张议潮致书唐朝皇帝，表示愿意归顺。唐宣宗封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此后，张议潮逐步扩大势力，“收复”了唐朝的失地。大中五年（851年）十一月，他因此被提拔为归义军节度使。于是，一个以张议潮为领导核心的地方政权——归义军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三次动乱是著名的嗢末、邦金洛大起义。随着吐蕃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再加上长期积累的宗教和社会矛盾，吐蕃底层的百姓、奴隶终于揭竿而起，给了即将倾覆的吐蕃王朝最后一击。
首先起义的是被称为“嗢末”的社会群体。根据《新唐书·吐蕃传》的解释，“嗢末”指的是吐蕃的奴隶阶层。奴隶，是吐蕃社会的最底层，也是人数最多、成分最复杂的阶层，包括吐蕃对外征战时俘虏的当地原住居民，如中原（唐）人、吐谷浑人、回鹘人、尼婆罗人、突厥人等。张议潮也在他的奏章上说道：“嗢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孙。”随着吐蕃当局陷入动乱，奴隶们纷纷揭竿而起，杀死吐蕃官员，夺取城池，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实质上是换取唐朝对其政权的承认和保护）。
在河湟地区爆发“嗢末”起义的同时，吐蕃内地发生了更大规模的起义。这场起义，被称为“邦金洛（藏语，意为平民）起义”。邦金洛起义与朗达玛赞普死后的“长幼之争”和吐蕃赞普兴佛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长幼之争”是当地氏族之间的攻伐战争，但氏族的兵源来自当地平民（“桂”阶层），然而这些平民很容易受氏族首领的蛊惑。原因在于之前吐蕃王室的兴佛政策，如七户养僧制，引发了平民的强烈不满。而氏族贵族们由于之前被兴佛的赞普排挤打压，再加上凡是进入僧侣阶层的人豁免一切徭役赋税，氏族贵族的利益大大受损。因此，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心中都有仇恨的火焰，而平民受到的压力更大。根据《贤者喜宴》的记载，邦金洛大起义的目标是摧毁历代吐蕃赞普的陵墓。关于吐蕃赞普陵墓的内部情况，《旧唐书·吐蕃传》的说法是：“以人为殉，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箭之类，皆悉埋之。”《王统世系明鉴》（汉译本）记载：“（松赞干布陵）大小之量正好是一由旬，形状正方中间如同网格……陵内的网格填满珍宝……”
昔日强大一时的吐蕃在内乱中走到了尽头。吐蕃崩溃后，原吐蕃的氏族贵族、赞普王室后裔纷纷在故土上建立政权，著名的有拉达克王朝、古格王朝、青唐政权等。这些政权虽然在实力上远逊于昔日强大统一的吐蕃，但仍旧有顽强的生命力。然而，那又是另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