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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忠肃(大厦将倾、独臂难支)

卢忠肃简介

卢忠肃: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十三日,明兵部尚书卢象升遭遇清军合围,身中四矢三刃而死。清代文人方苞评述道:“明之亡,始于孙高阳之退休,成于卢忠烈之死败。”那么,这位大明末期兼具能力、忠诚与品德的兵部尚书,为何会孤军战死?这里将细数卢象升所面对的明末危局。

卢忠肃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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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天灾频发,兵灾连连,明思宗朱由检便在这内忧外患的局势下继承了大明皇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发生民变;崇祯二年(1629年),长达7个月的己巳之变将大明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大厦将倾之际,王朝内涌现了许多忧国忧民之人,卢象升就是其中一位。他以书生身份点兵,转战南北意图挽滔天之狂澜,但却挡不住来自朝廷内部的明枪暗箭,最终战死沙场,成为大明黄昏中最耀眼的暮光,也是极具悲剧性的暮光。

己巳入卫

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龙井关的天还未亮,守关的明军士卒正处于一天中最疲惫的时候,岂知边墙之外的黑暗中却静候着一支大军!

这支军队就是从沈阳出发,一路西行上千里的后金左翼军。后金军这次西行与上一年的西行虽然路线相同,但并不是与蒙古会盟那么简单——这次皇太极决定“征明”。这支军队绕过了层层设防的辽西防线,于十月二十五日到达蓟镇长城之外。对于后金军的到来,蓟镇的明军没有多少防备。虽然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去年已经做了提醒,但当后金军出现在长城口外时,明军的战备依旧极为虚弱。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后金的精锐护军迅速登上龙井关,在粉碎了明军微弱的抵抗之后控制了关口。看到前锋得手,后金军主力也迅速冲进边墙。这是后金政权建立十多年来,首次进入长城以南,此后后金军将不断深入,直到最终成为长城内外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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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彩像(清人绘)

此次,后金军分三路入关,其他两路——中路和右翼分别从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后金左翼军与中路军会合之后,打了明军一个措手不及,以致连连失利,汉儿庄副将易爱、洪山口参将王遵臣相继战死。再看右翼军方向,同样是进展神速,于十月二十六日从大安口进关,半天之内连续击垮明军五营兵马,至此长城防线洞开。到了十月三十日,后金各路大军会师遵化。

十月二十七日,得知后金军入关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反应非常迅速,立刻派遣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前去支援;他自己则亲自带副总兵张弘漠、参将张存仁、游击曹文昭等入关驰援。第二天,他又派遣辽东总兵祖大寿前往遵化,接应赵率教。不过,祖大寿晚了一步,赵率教增援心切,已于十月二十九日亲自带领4000名骑兵三昼夜奔驰350余里赶到三屯营。到达三屯营时明军已经人困马乏,赵率教准备休整之后再增援遵化,但三屯营总兵朱国颜这时却拒绝了赵率教进城的请求。赵率教没有办法只得再次启程,驰援遵化。

赵率教不知道的是,后金军这时正在设伏,准备围歼前来增援的明军。十一月一日,后金伏兵突然出现,截住赶往遵化的赵率教部。这支伏兵为阿济格率领的4旗八旗兵和此次入关的蒙古军。遭到突袭的明军防备不及,纷纷败退。这时,皇太极也亲自率军进入战场,攻击正在撤退的明军。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明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与此同时,阿济格又率军追击了过来。作为老将,赵率教亲自带人断后,但身先士卒的他却成了战场上后金军的主要打击目标。阿济格在重新加入战斗之后,带兵冲向赵率教的中军。明军正值混乱之际,阿济格的攻击迅速得手,赵率教在混战中被阿济格阵斩。明军看到主帅战死,顿时士气大衰,全线崩溃,后金军乘势扩大战果,全歼了这支明军。歼灭赵率教的援军之后,后金军于十一月三日攻陷遵化,巡抚王元雅自尽。同日,明廷宣布京师戒严,命令天下各路大军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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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像,取自清光绪元年重刻本《明大司马卢公集》

一时之间,各地兵马纷纷踏上前往京师的道路。山西总兵张鸿功带晋兵5000人前去增援;山西巡抚耿如杞也带领自己的抚标和太原营3000人马赴援;远在陕西的三边总督杨鹤,从各镇抽出精兵17000人交给总兵吴自勉、侯世禄、杨麒、王承恩、杨嘉谟率领赴援。在这些援军中,有一支军队极为显眼,那就是来自大名府的1万 乡勇,而领军的是他们的父母官——知府卢象升。

在所有人眼中,卢象升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文士。时任大名知府的卢象升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家庭,他的祖父做过县令,家中有田产二十余顷,在后来的岁月中,卢象升便多次拿出家产来报效国家。卢象升从小就很聪明,不到22岁就中了举人,第二年便中了进士,高居二甲第25名。卢象升对自己极为严格,在中了进士回乡途经扬州时,一名漂亮的歌姬看到卢象升少年登科、相貌堂堂,就想以身相许,但卢象升不为所动,拒绝了这名歌姬。事后,卢象升向旁人解释说,他不愿意将自己的精力浪费在粉黛之上。

卢象升入朝时正值魏忠贤当道。早在少年时期,卢象升就与东林“诸君子”有往来,因此在政治上是同情东林党的,也不愿与魏忠贤一党同流合污,于是向朝廷提出辞去户部贵州司主事一职,选择出外为官。朝廷便任命卢象升为员外郎,出监临清仓(今山东临清)。当时河南遇到旱灾,卢象升就奏请朝廷将原先的加纳粮食改为纳银,这一改动大大减轻了河南百姓的负担。在监管临清仓这几年中,卢象升的政绩一直很优异,所以在天启七年,他被升为山东按察副使,管大名府事。当时各地都为魏忠贤立生祠,山东也不例外,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精白就上书朝廷,请求给魏忠贤立生祠,还要求卢象升和他一起上书。卢象升毫不迟疑地拒绝了上司的要求。这样的拒绝自然很令李精白恼火,但卢象升却不在乎。在这点上,卢象升与当时的“清流”并无二致,所以在为官初期,他并不得志,但依旧兢兢业业。

卢象升在担任大名知府时极为勤恳,一上任就昼夜不停地整理遗留下来的疑难杂案,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将这些案件整理完毕,可见其精力过人。当时卢象升每天都办公到很晚才休息,但清晨只要鸡一打鸣他就起床梳洗办公,在辛劳程度上丝毫不逊于处理具体事务的吏员。崇祯元年,他还特地来到京师为大名府的17桩冤狱申诉,这样的地方官自然是极受百姓诚挚爱戴的。卢象升不但治理地方时极为用心,对完成朝廷的各项任务也很利索:在崇祯元年他就以“辽饷”之功升官一级。

此时整个大明王朝都处于多事之秋,卢象升十分警觉,他刻意整顿武备,招募民壮进行训练。值得一提的是,卢象升虽然是个文士但却精通军事。明朝的读书人大部分都将科举应试书籍作为主要阅读书目,也把完成科举考试作为主要目标,但卢象升不同,他喜欢探究古代名臣名将的方略,并以岳飞、张巡为榜样。闲暇时间,卢象升喜欢练习骑射武功,而且箭术很高明,50步内射必中。他练武时锻炼体力用的大刀,现在依旧保存在卢象升故居,重达140斤。卢象升肤色白皙,身形偏瘦,但因常年练武身体十分结实。因此,他虽看着是一副羸弱的书生模样,实则身手矫健,一点也不输于武人。由于卢象升对练兵颇有心得,他招募的这支民壮战斗力提升得很快。

当时大名府有一个豪强叫马翩翩,他伙同各地的盗匪打家劫舍,对外号称“九省通家”,为害齐、鲁、燕、晋四省,成了一个“毒瘤”。各地的官府都不敢抓捕马翩翩,因为其部众多达四百多人,都是悍匪,一旦抓捕不成功恐会激起更大的变故。但卢象升却打破常规,率领民壮实施斩首行动:卢象升找准马翩翩落单的机会,带着士卒迅速将其抓捕。为了防止事情出现变故,他毫不犹豫地直接将马翩翩斩首示众。至此,为害四省的一个巨寇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卢象升在此次行动中展现出的杀伐果断,将在他今后的用兵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来到京师的卢象升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得知后金军队逼近京师,刚刚登基不到两年的崇祯皇帝也慌了神。在下达勤王诏书之后,他又下了一封诏书:“各路援兵,倶令听督师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接到命令之后,也开始行使自己总督天下勤王兵马的权力,调遣军队。他先是命令总兵官朱梅防守山海关,参将杨春防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欲守玉田;又命令已经前来增援的昌平总兵尤世威回防昌平,以保卫陵寝;再派前来支援的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以防止后金军西进(到达三河后,侯世禄又被袁崇焕下令守通州);还派遣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防守蓟州;前来勤王的保定巡抚刘策也被袁崇焕命令返回密云。这样一番调遣下来,各路援军基本上都被袁崇焕调离了京师附近;而防守京师的任务,袁崇焕决定由自己来承担。但实际情况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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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练武时用的大刀

十一月十日,崇祯皇帝命令袁崇焕必须在蓟镇挡住后金军,袁崇焕信誓旦旦地承诺“必不令越蓟西一步”。早在十一月九日,袁崇焕就带着关宁军赶到了蓟镇。十二日,袁崇焕部在马伸桥与后金军前锋相遇,两军激战一场,最终明军取胜。这时袁崇焕的副将周文郁对他说:“马伸桥离蓟州城二十里,我们现在遇到的一定是后金军的前锋,他们的主力还在后面,我们当有所准备才是。”袁崇焕于是命令大军夜宿城东,以待后金军主力。第二天,后金军在清晨攻陷了石门驿,斩杀了驿卒。袁崇焕带兵来到城外,但后金军只派出200名骑兵对袁崇焕军进行监视。反常的是,明军也停止了前进,仅用炮火攻击后金骑兵。在打退后金骑兵之后,战场上居然诡异地恢复了平静,整整一天看不到一个后金兵,明军则依旧在蓟州城外列营以待。到了十四日,袁崇焕有些着急了,为保险起见,他派出500名骑兵前出进行侦察。这些骑兵深入战场周围,在东边没发现后金军的踪影,于是转向西边。突然,侦察队看到大队后金军,而后金军的反应比明军还快,其远哨骑兵迅速向明军发起了攻击。一场短暂的交战之后,明军骑兵被击败,后金军生擒明军15人,缴获战马24匹。明军终于获知了后金军的动向,袁崇焕通过侥幸逃脱的侦察骑兵得知,后金军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而去,那赫然是京城的方向!

总体来看,后金军越过蓟州与袁崇焕自身失误不无关系。就在十一月九日袁崇焕尚未到达蓟州前,蓟州已经有来勤王的保定巡抚刘策、昌平总兵尤世威所率两支军队,可袁崇焕在接到崇祯皇帝授予的调度各路援兵之权后,却命令两支军队离开蓟州,前往密云和昌平,而当时那两个方向没有一支后金军队。当袁崇焕到达蓟州后,又一味等待后金军主动进攻,丝毫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对战场局势进行干预。袁崇焕这样做,一方面是想复制以前在宁远、松锦之战中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宁远之战还是松锦之战,明军都是依靠固守坚城来获得最终胜利的。另一方面,他确实是对自己所率领的关宁军的野战能力不太放心。这次袁崇焕带领的关宁军,据朝鲜《仁祖实录》记载:“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道驰进北京。”而根据孙承宗在祖大寿私自逃往辽东后所上奏折来看,跟着祖大寿一起出关的关宁军不下15000人。由此可以估计,此次勤王,袁崇焕所率军队应该在15000人上下。袁崇焕当面的后金军却是主力尽出,所以袁崇焕在兵力上是远远低于后金军的。在战斗力这个问题上,十一月十四日的塘马 遭遇战就验证了袁崇焕的担忧。明军500塘马侦察骑兵在与后金哨探骑兵作战时,完全处于下风,可无论是明军的塘马,还是后金军的哨探,都是军中精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明是在长城以南作战,后金军却可以屡屡获得战场主动权,甚至可以组织敌前伏击。但袁崇焕没有时间细究这次作战失利了,他只有截住后金军才能阻止其“潜越”蓟州造成的不利形势继续恶劣下去。

后金军越过蓟州后没有多做停留,迅速前进,于十一月十四日招降三河县。十一月十五日,后金军分兵两路:莽古尔泰率3000人赶到通州河,查看渡口,并派骑兵沿途捕杀明军的哨探,打掉明军的“眼睛”和“耳朵”;皇太极自己则率领一路人马从后面跟进。这时后金军抓捕了一个汉人,从他口中获知,在顺义有明军宣、大两支军队。听到这个消息后,皇太极立刻调兵遣将,命令阿巴泰和岳托率领2个旗的满洲八旗军和2个旗的蒙古八旗军,前去攻击顺义的明军。顺义这边是满桂率领的5000大同精骑和侯世禄率领的5000宣府精骑,两军当时正在奉命合营,准备东进攻击后金军。后金军突然来到顺义,双方爆发激战。明军两支骑兵一共1万人,而后金军有2个旗的满洲军、2个旗的蒙古军,在兵力上远远多于明军,但明军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两军激战良久,明军终于不支开始后撤,但在战斗中占有优势的后金军没有发起追击。根据《清实录》记载,后金军这一战只缴获战马千匹、骆驼百余只;而根据明朝方面的奏折,此战宣镇军战死千余人,后金军死伤相当。根据《清实录》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这一战后金军赢得并不轻松,所以在取得胜利之后没有发动追击。明军虽然受挫,但实力还在。然而,战场之外的人却看不到这些,顺义知县看到明军失利后,当日,即十一月十五日,就向后金军开城投降了。

这时袁崇焕总算是追到后金军了。同日,袁崇焕到达河西务 ,他打算直接前往北京,这时副将周文郁又谏言说:“我们应该把敌人挡在京师外面,而不是在京师挡住敌军。敌军在通州,我们就该在通州挡住敌军。现在我们屯驻在张湾,离通州只有15里,旁边就是河西务,我们的军械粮草完全可以仰仗河西务的供给。如果敌军弱,我们就可以乘势进攻;敌军强,我们就守在这里挡住敌军。”但袁崇焕拒绝了周文郁的提议,继续率军向京师前进。明军没在通州挡住后金军,后金军也迅速西进。这时的战场上,诡异地出现了两支军队互不干扰地向北京挺进的现象,更加诡异的是,这还是两支正在交战的军队。十一月十七日,后金军夺取了距北京20里的牧马场。明廷方面早在清晨就将马匹转移,所以后金方面收获很少,只缴获了马骡235匹、骆驼6只,另俘虏了2名管马太监和300多名牧马人。

这时,崇祯皇帝已经对袁崇焕有点失望了。十一月十日,崇祯决定启用原蓟辽督师孙承宗。在平台召见孙承宗之后,崇祯就任命孙承宗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钱粮,驻扎通州。十七日,孙承宗赴通州。

袁崇焕总算在十一月十六日到达北京城下,崇祯皇帝命令他率军驻扎在左安门防守,不许入城。而十五日与后金在顺义野战一场的宣大军,此时也到达了北京城下。

在袁崇焕勤王之初,京师百姓就盛传袁崇焕与后金勾结,故意纵敌入关。而袁崇焕在蓟州和通州的所作所为,也很难不让崇祯心中有所怀疑,不过这时后金军已经兵临城下,为了京师安全,他必须对袁崇焕表示信任。袁崇焕到达京师的第二天,即十一月十七日,崇祯皇帝派遣太监吕直芳携带白银万两、青盐千斤、米百石、酒十樽、羊百头犒赏军队,以示信任。十九日,崇祯又赏赐袁崇焕彩币六枚,赐祖大寿彩币四枚,其他大将每人受赐蟒衣一袭。

期间,后金军驻扎在土城关以东,分成两翼。袁崇焕派遣参将刘天禄夜袭后金军,但刘天禄到达高庙店时,看到后金军已有防备,只好终止夜袭。

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军向明军发起全面进攻。皇太极亲自率领右翼军攻击满桂的宣大军。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托、杜度、萨哈连等人皆在右翼军中,该翼以蒙古军队为前阵,最精锐的白甲护军在后面跟进,可以说集中了后金军的主力。皇太极又命令左翼军前去攻击袁崇焕。左翼军中有大贝勒莽古尔泰和贝勒阿巴泰、多尔衮、多铎、豪格等人,力量也不可小觑。从这个部署可以看出,后金方面明显更重视满桂所在的宣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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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彩像(清人绘)

当天的战斗率先在右路爆发。皇太极命令火器营士兵尽量靠近射击,又命令护军和蒙古兵在明军炮火减弱时才发起攻击。之后,后金军在己方炮火的掩护下,向德胜门的明军发起了攻击。后金军的进攻顺序是蒙古兵和正红旗护军从西面急攻,正黄旗护军从侧翼夹击。

驻扎在德胜门外的宣府兵首先开始动摇。宣府军在顺义之战中就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兵力,战斗力受损很大。侯世禄看到自己的士兵抵挡不住,就下令向后撤退以避敌锋芒,于是战场上就只剩下满桂的5000大同精骑。满桂军死战不退,这时城上的京营士兵开炮支援,但来自城头的火炮却大量打到了明军自己人头上。已经血战良久的满桂军突遭己方攻击,士气大幅下降。皇太极抓住机会,亲自率领御前兵发起攻击。雪上加霜的是,满桂受伤了,但他依旧率军节节抵抗,一直撤到关帝庙才摆脱了后金军的攻击,下令休整。后金军打到最后,也没有找到机会歼灭德胜门外的明军。看到自己的军队已经失去了攻击的劲头,皇太极只好下令停止战斗,转入休整。至此,德胜门的战斗告一段落。

德胜门那边战斗正酣之际,广渠门外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当时进攻广渠门的是莽古尔泰率领的左翼军。最开始,莽古尔泰并没有率大军进攻,只是带了护军和蒙古兵2000人发起攻击;而广渠门外袁崇焕手中有20000人的军队。袁崇焕命令祖大寿在南面布阵,王承胤在西北面布阵,他自己在西面布阵。从这个部署可以看出,明军力量是偏向右翼也就是西北面的。后金军在进攻之前,也将军队分成三队,并下令打开突破口后,全力向右打击明军,不遵命令者,罪同避敌。担任后金左翼军大前锋的是纛额真,他率领精锐护军从东南面插入明军阵线,明军虽然拼死抵抗,可阵线还是被后金军打开了一道缺口。这时大部分后金军忘记了战前的命令,除了豪格仍向右打击之外,其他三个贝勒都从正面突击。明军虽然挡住了第一波冲击,但在后金军一波接一波的后续攻击下,渐感不支。

最先出现动摇的是在西北面防守的王承胤部。在豪格军队的冲击下,王承胤选择南下避敌。之后,后金军从西面和东面两个方向杀向了袁崇焕的主阵。当时战场情况极为危急,一名后金骑兵突进明军战线,拿着战刀向袁崇焕砍去,幸亏袁崇焕旁边的材官袁升高眼明手快,用刀挡住了这一击。形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明军也拼死抵抗。混战中,阿济格的战马被射杀。在这关键时刻,祖大寿率军从南面赶来增援。随着这支生力军的加入,明军开始全面反击;而后金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开始节节败退。明军骑兵抓住战机,在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和千总窦浚的率领下发起追击,一路追到运河。后金军慌不择路,全都涌向冰封的河面,当时河面的冰并不结实,大批后金士卒掉进了冰冷的河水中。至此,后金左翼军的攻势完全失败。这一战,后金军伤亡上千人,而袁崇焕的关宁军也损失了数百人。

可以说,这一天的作战,后金军没有讨到半点便宜:皇太极自己率领的右翼军仅仅和满桂打了一个平手,而左翼军却遭遇了严重的失败。皇太极在战后也做出了相应的惩罚,比如阿巴泰就被削去了爵位。

见硬碰硬解决不了问题,皇太极转而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十一月二十二日,皇太极将先前俘虏的明廷一个姓王的太监释放,让他带着自己的书信向崇祯皇帝表示后金有意议和。此时,广渠门的胜利并没有帮袁崇焕破除谣言,相反京师之人对他是愈发怀疑。而袁崇焕的表现也十分消极,只在城南修筑营垒,丝毫没有进攻后金军的心思,这导致崇祯对袁崇焕的怀疑也越来越重了。

袁崇焕也觉察到了皇帝的怀疑。比如崇祯在德胜门大战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一日)就命令打开德胜门,让满桂军进城休整,但却拒绝了袁崇焕的开城请求。很显然,崇祯已经对袁崇焕及其关宁军不太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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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接替赵率教担任山海关总兵)和兵部尚书申用懋。当宦官宣读完圣旨之后,袁崇焕将随从留在营中,自己只穿戴着青衣玄帽来到皇宫,这样的装束已经是一种请罪的姿态了。崇祯并没有治罪袁崇焕,反倒是赐给他貂裘、银盔甲。袁崇焕遂又请求带兵入城,但皇帝再次拒绝了这个请求。之后崇祯召见满桂,满桂将衣服解开展示自己的创伤。召见结束后,袁崇焕与满桂一同出城,但两人的关系早已没有宁远之战时那样和睦。这次平台召见不仅没有改善这对君臣的关系,反而使崇祯皇帝更加怀疑袁崇焕与后金有密谋。

这时,被后金故意放回的两个太监带来的消息,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皇太极在牧马场俘获的两个太监,由副将高鸿中和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负责看守。这其中,高鸿中和鲍承先原先都是明朝的将官。十一月二十七日,后金军准备北返时,皇太极召这两个汉将面授机宜。这两位汉将回到大营后,故意在离关押太监很近的地方说话:“今天撤兵是我们大汗的计谋,刚才看见大汗单骑去向明军大营,明军大营中来了两个人要见我们大汗,大汗和他们交谈了很久,想来我们与袁巡抚有密约,攻取北京很快就能成功。”这两个太监中的一个杨姓太监,将以上内容全部记在了心中。 二十九日,后金军故意将两名太监放归。十一月二十六日皇太极攻击南城失利,二十七日袁崇焕派遣向导任守忠与500士卒携带火器突袭后金军大营,这两桩事竟然都合上了,这就让人不能不揣测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是真的有关系了。当时,京师内部谣言四起,纷纷传言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等杨姓太监回到宫中向崇祯汇报所听“秘闻”后,皇帝也觉得事态严重了。

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以商议军饷的名义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黑云龙等关宁将领。满桂先袁崇焕到达平台,并向崇祯控诉袁崇焕军想要射杀自己的事,还对崇祯说,射向自己的箭矢都是袁军的。袁崇焕进入平台之后,崇祯却并没有问通敌之事,而是直接问杀毛文龙、后金犯阙、满桂中箭三事。袁崇焕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崇祯越说越气,下令锦衣卫将袁崇焕拿下。于是,10位锦衣卫校尉迅速将袁崇焕的朝服扒下,将他扭送到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送南镇抚司监候。

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以“付讫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等罪被磔杀于西市。崇祯还下了这样一封诏书:“袁崇焕以复辽自任,功在五年,朕是以遣兵凑饷,无请不发。不意专事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而斩帅,纵敌入犯,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散遣。及贼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僧于军中,坚请入城。敕法司定罪,依律,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配,朕今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释放不问,崇焕本犯置极刑。”当时京畿百姓对袁崇焕痛恨至极,纷纷争食其肉。

袁崇焕的悲剧自然影响到了同在京师勤王的卢象升。此后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塞时,卢象升担任的职务便是崇祯二年时袁崇焕担任的职务。在最后时刻,卢象升对身边的人说道:“宁死疆场,不辱西市。”足见这件事对他影响之大。

崇祯皇帝逮捕了袁崇焕后,设馔款待满桂等人,并派太监车天祥谕慰辽东将士,同时宣布任命满桂总理援兵、节制诸将;又将自柳河之败后被关押的马世龙放出来,与祖大寿一起管理入援的关宁军。无论是满桂还是马世龙,都是关宁军的老上司,而崇祯任用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稳住关宁军,将袁崇焕入狱的动荡降到最低。但是关宁军还是出了乱子:祖大寿回到军营之后,带着关宁军一路劫掠,向东跑出了山海关。如前文所说,根据孙承宗的奏报,跟着祖大寿跑到关外的关宁军多达15000人。

同时,各路援军的情况也极为糟糕,部署相当混乱。比如,山西总兵张鸿功率领的勤王军队到达京畿附近后,兵部传令其部驻守通州,第二天又命令调防昌平,到了第三天就要求调守良乡。按照当时的规定,军队到达汛地的当天是不准开粮的,这支山西军连续三天调防三个地方,于是三天都没有领到粮草,无奈之下只有抢掠。崇祯看到军队发生劫掠行为就追究负责人,将山西巡抚耿如杞、总兵张鸿功逮捕问罪。下面的官兵看到上司被抓更没有了约束,5000勤王士卒一哄而散,逃回了山西。崇祯皇帝见状大怒,处决了耿如杞和张鸿功。

其他明军同样由于后勤问题导致士气极为低下,只有卢象升所率的勤王军队并未出现这些问题。卢象升在勤王之前就预先准备好了所需粮草,而大名府距离京师也很近,所以在粮草后勤上能直接得到后方接济,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卢象升个人的精心准备。通过这次勤王入卫的表现来看,卢象升已经完全具备一个军事文官应有的素质了。

后金军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撤退时并没有出关,而是在长城周围徘徊,攻击冀北的城池。十二月一日,后金军攻克良乡;十二月二日,后金军攻克固安,并对固安进行屠城。见明军并没有反攻,皇太极决定再次南下。

十二月十六日,皇太极率领后金军来到卢沟桥,遭遇了明朝副将申甫率领的7000士兵的抵抗。申甫早年尚义任侠,后被当时的兵部右侍郎刘之纶引荐给了崇祯皇帝。刘之纶崇祯元年才中进士,己巳之变前仅仅是一个庶吉士(相当于储备干部),但在后金军入关时他慷慨请命,于是被崇祯任命为兵部右侍郎。申甫在平日里就喜言兵事,口才也很好,这时也慷慨请命,于是刘之纶很快就把申甫引为同道中人,并向崇祯引荐,崇祯病急乱投医也就召见了申甫。见面后,崇祯对申甫的行为大为赞赏,申甫也很感动地对崇祯说:“臣不才,愿以死自效。”听到这番表态,崇祯激动得当即就任命申甫为京营副将。申甫做了副将却没有兵,只好从京城的穷人、乞丐中招募。显然,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更别说列阵抗敌了。但是朝廷却命令申甫率军去抵抗南下的后金军队,连续的催战命令使他没有时间迟疑,只好率军连夜出城,前往卢沟桥作战。后金军看到这支军容不整的军队,立刻发起了进攻。皇太极命令右翼军的5旗兵马对明军发起攻击,结果这支仓促成立的军队战斗力极为虚弱,不一会儿就全军覆没了,申甫本人也力战而死。此外,通过《清实录》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这支军队的装备极差:战后皇太极下令“择甲胄马匹之善者取之,余悉弃置”。

对于大明王朝来说,申甫惨败所展现出来的崇祯皇帝贫弱的军政能力和胡乱指挥的习惯,比这支明军的覆灭更为可怕。

在击败申甫后,皇太极继续南下,在距北京20里的地方又歼灭了一营明军。当时,皇太极往往是以重兵压顶的方式来作战。歼灭这一营明军时,皇太极依然是命令5旗八旗军同时上阵。针对分散在京师附近的明军,这样的打法自然是极为恰当的,也可以看出皇太极用兵的谨慎。

就这样,在十二月十六日晚,离开北京半个月的后金军再次兵临北京城下。

当晚,后金军探知永定门外两里处有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四总兵率领的4万明军。于是皇太极命令八旗军停止休息,立刻拔营出发,准备在第二天天明时分进攻这股明军。

满桂的明军最初是在德胜门的瓮城休整,但是崇祯皇帝一味催战,满桂只好率领军队出城作战。十二月十七日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明军就吃惊地发现在自己的营垒前方后金军正列阵以待。震惊过后,他们迅速开始防御准备。

此战,后金军集中了入关的全部兵力——10个旗的军队(含2个旗的蒙古人)。待军队全部到位后,皇太极下令发起攻击。后金军鼓噪着发起冲锋,并对明军营垒的栅栏进行毁坏,明军也集中火力射击破坏栅栏的后金军。后金军不断向明军营垒发起冲击,虽然伤亡很大但依旧打开了突破口。接下来的战况十分惨烈,皇太极直言“心伤陨涕”,为后金军捏了一把汗。明军虽然抵抗极为顽强,可惜还是被后金军击败,满桂、孙祖寿当场战死,麻登云、黑云龙被俘。

此役中后金军的伤亡,《清实录》只是留下轻描淡写的一句:“我军无一伤者。”对比前文皇太极“怜惜将士,心伤陨涕”,这样前后矛盾的记述,肯定是不符合真实战况的。另外,此战之后,后金军就放弃了进攻北京的计划,改为劫掠京师周边地区。可见这一战,后金的损失不会小。

而大明王朝这边,最能作战的满桂军在这场战斗中全军覆没,京师周围就只有任由后金军劫掠了。后金军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撤离北京附近,将进攻重点改为蓟北一带。在攻陷了蓟北各城之后,皇太极于崇祯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离开蓟北回到辽东。在后金军主力撤退之后,孙承宗集中各路勤王兵马恢复了关内四城(永平、滦州、迁安、遵化)。这一阶段的作战一直到五月十一日才结束,至此长达7个多月的己巳之变宣告结束。此次,大明王朝损失惨重,并彻底让后金探知了己方的虚弱。期间,卢象升并没有出彩的表现,中规中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他在战后获得了崇祯的嘉奖并被升为右参政兼副使,受命整饬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

就这样,卢象升正式走上了军事文官的道路。

初鸣畿南

己巳之变被大明君臣勉强应付了过去,但此变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大明王朝的内部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动荡,它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崩坏整个王朝。不过,这场动荡不是来自东北,而是发源于帝国西部。要理清其中关系,还得从最初的一场民变讲起。

天启七年,繁重的苛捐杂税在陕西澄城县激起了民变,走投无路的农民打死了知县。这一事件标志着明末农民起义正式拉开帷幕。

澄城爆发起义之后,陕西全境都陷入了不安之中: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众起义,并与澄城起义军会合,人数增至五六千,他们聚集在延安、庆阳附近的黄龙山中;安塞人高迎祥也揭竿而起,一时间陕西地区的民变多如星火。到了崇祯朝,情况变本加厉。崇祯年间甚至有民谣呼“崇祯”为“重征”,这与嘉靖年间海瑞在奏疏里面呼“嘉靖”为“家净”如出一辙,普通农民身上的压力可见一斑。

民变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很快明军兵卒跟着掀起了兵变。大明朝在陕西设置了四个边镇,一省之内设置四镇,这是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的现象。这四镇的后勤补给大多需要陕西民众负担,而陕西的情况却是灾害连连,根本供给不上。此外,大明朝在万历末年将军事重心由西部转向了东北,陕西军镇不再如以往那般受重视,再加上严重的财政紧缩,一连串变故竟使宁夏、固原、延绥三镇缺饷36个月。士兵们没有了活路,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兵变。

崇祯元年十二月,明朝九边重镇之一的固原镇由于常年欠饷发生了兵变。当时陕西地区的大部分士卒都已经缺饷很久了,固原镇带头之后,陕西各地驻军都出现了不稳的趋势。崇祯二年,阶州士兵又发动兵变。虽然这些兵变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陕北地区常年处于对抗蒙古的前线,兵力屯驻极多,而这些士兵衣食无着,自然不能等着被活活饿死,所以大批士兵逃出兵营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队伍。

在己巳之变中,同样发生了大批勤王军队哗变事件。比如崇祯三年,甘肃勤王军队发生哗变。当时朝廷催调急促,但从甘肃到京师6000里的路途却不给任何安家费。官员迫于命令,逼迫士兵快走,士兵怨气极大,终于在定西发生哗变。愤怒的士兵格杀了参将孙怀忠,夺取饷银后返回驻地。刚回到驻地,甘肃巡抚便迅速将带头闹事的王进才诱杀,而底下的士兵则有一部分逃向了农民军。延绥镇勤王军由于总兵克扣行粮,又勒索不愿勤王的士兵加纳银钱,导致大批士兵纷纷逃离军营,这些逃兵的最终去向都是抗拒官府的起义军。在这些逃兵中,就包括后来纵横中原的张献忠。而随着这些正规军的加入,起义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迅速提升。

此外,另一起偶然事件,给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崇祯初年,财政负担异常沉重,辽东战场就如一只吸金巨兽,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白银以维持战争开支。根据《明代中叶太仓银支出研究》,崇祯元年的岁入为7064200两白银,可支出却高达9568942两白银,仅一年就亏空200万两银子之多。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刑部给事中刘懋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从帝国的驿递入手,大规模裁减驿递开支。他粗略估算,光这一项就能为帝国节约几十万两白银的开支,而这些钱又可以用于当前急需的军务。崇祯皇帝对这个提议极为赞赏,就任命刘懋为兵科左给事中,授权他负责驿递整顿计划。于是,刘懋迅速削减各驿所经费,并对人员进行了裁减。

但是,驿所是维持一个庞大帝国运转所不可缺少的设施。明朝每10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1人、铺兵10人;每60里设置一驿,驿所分为要冲和非要冲两种,要冲驿所配置30—80匹驿马,非要冲驿所也配备了5—20匹驿马。除了驿马之外,驿所还配备了车辆:每个驿所有大车1辆,配车夫3人、牛3头,可以载米10石;有小车1辆,配车夫1人、牛1头,可以载米3石。除此之外,驿所还有大量其他人员。可以说,大明王朝的驿传体系是极为完善的。

陕西的驿所数量在全国占比很高,全国设水马驿一千余处,陕西就占约十分之一。在规模上,陕西驿所驴、马、牛、骡之数总共万余,保守估计全省有驿夫三四万之众。现在,裁减驿递的决策下来了,陕西自然是首当其冲,大批驿所或精简,或裁撤,使大量为驿所服务的人员失去了生计。这其中,就包括在银川驿工作的马夫李自成。23岁的李自成在突然失去生计之后,就和其他失去生计的大部分人一样,加入了起义军。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这些被裁撤的驿递人员大多都擅长弓马,因此这些人的加入,同样加强了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

雪上加霜的是,朝廷还对陕西的边军进行了裁撤。当时明朝的主要军事威胁已经从蒙古转变为东边的女真,为了节省军费,崇祯索性就在边镇裁汰军额。陕西军镇最多,被裁汰的士卒自然也最多。这些士兵失去了生计,自然只有加入起义军了。如前文所说,就算是没被裁汰的士卒,也面临着缺饷的困境,这使更多无法生存的士卒逃离军队变成逃兵,而这些逃兵同样成了起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可怕的是,参加起义军的,不仅仅是饥民、逃兵,甚至还包括一些陕西当地的世家将门。《怀陵流寇始终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现象:“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固相率立诨名。”这表明,在残酷的战场环境中,起义军的领袖很快就从农民转变为以边军士卒、失业驿卒和不得志的军官为主的职业军人。

面对起义军,朝廷首先想到的应对之策是招抚。三边总督杨鹤就向崇祯皇帝提出,招抚因饥荒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当时由于后金军入关,京师附近战火连天,明朝大批军力集中在京畿,客观上很难抽调军队大规模进剿起义军。虽然当时明廷中早就有人意识到,帝国的财政根本无力支撑招抚所用的巨额银钱,但是为了争取时间,防止农民起义的规模继续扩大,明廷还是同意了招抚。

崇祯四年,崇祯皇帝下发10万两内帑,交由御史吴甡前往陕西赈济灾民。刚开始效果极好。当时起义军正在进攻庆阳,杨鹤手上已经拿不出兵力去解围,吴甡到了后,杨鹤立刻派宁州知州前去招抚。起义军得知朝廷的政策后,立刻向明军投降,接受招安,基本上留在陕西的所有起义军都被杨鹤招安。但是,招安并没有实行多久就宣告失败。

首先,明廷的财政根本支持不了招抚行动。崇祯发的10万两内帑和亲王捐助的5万两银子、2万石粮对于全陕的饥民来说,根本是杯水车薪。当时有人算了一笔账,就算一两银子可以救济一个灾民,十多万两银子也只能救济十多万灾民,陕西的情况却是全境都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从前文描述可以看出,崇祯在金钱的使用上是极其吝啬的,史家说他“言脧削则喜,请兵食则怒”,因此他不可能舍得在饥民身上花大钱。

其次,招抚本来就是权宜之计。入关的清军既已被明军打退,大批勤王军队开始西返,朝廷便不需要再采取缓兵之计了,于是明军内部出现了杀降行为。崇祯三年八月,洪承畴在清涧诱杀王左桂等98人;第二年四月,他又安排贺人龙诱杀前来投降的起义军320人。接连出现的杀降事件使起义军不再信任朝廷所谓的“招抚”,没受抚的起义军也不再向官军投降,已经受抚的起义军由于灾荒又再次起义。

面对这势如烈火的起义势头,杨鹤显然应付不了。崇祯皇帝看杨鹤对起义军束手无策,就罢免他,改由对起义军持镇压主张的洪承畴出任三边总督。就此,明廷政策也从招抚变成了武力镇压。

当然,明廷并没有彻底放弃对起义军的招抚,因为在明朝君臣看来,这些起义军毕竟还是大明的“臣民”,依旧有招抚的必要,然而这时的局势却不是朝廷所能控制的了。在朝廷还没有大举进剿之前,起义军就已经扩展到陕西以外的广阔天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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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

早在崇祯三年,就有大批起义军渡过黄河来到山西。山西一直以来都是人多地少,而崇祯初年陕西受灾,山西同样没有幸免,所以起义军来到了山西后势力大涨。当时在山西活动的起义军以紫金梁为首,号称“三十六营”,这其中就包括李自成和张献忠,人数达到20万。山西当局根本没有办法镇压起义军,只有向崇祯求援。崇祯于是让洪承畴东进山西追剿起义军。

崇祯四年七月,洪承畴携曹文诏率军追击陕西起义军来到山西。当时起义军活动的主要区域有三个:晋南(今临汾一带)、晋东南(今晋城、长治一带)、晋中。明廷意识到,光靠洪承畴带领的陕西追剿部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又从宣府、大同调兵南下。宣大总督张宗衡亲自带白安、虎大威、左良玉等8000边军南下,进驻平阳,负责晋南、晋东南方向的围剿。山西巡抚徐鼎臣也带领张应昌等7000人,进驻汾州,负责晋中地区的围剿。

但官军在兵力上依旧处于劣势,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取得重大战果,而起义军则愈发声势浩大。崇祯五年七月,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率军攻击蒲县,在攻城受阻之后,又突袭大宁;八月,起义军攻克隰州。之后,起义军开始向东发展。为防止往东的起义军兵锋接近明朝的核心重地京畿,朝廷加紧了围剿起义军的步伐。

崇祯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夺取了辽州。正在追击紫金梁的宣大明军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转变方向,扑向辽州。此前在陕西取得重大战果的曹文诏军 也开始转向山西。十二月七日,曹文诏和马科、曹变蛟率马步精锐3500人,从甘肃庆阳出发前往山西。宣大边军则在尤世禄的率领下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来到辽州城下,经过三天猛攻总算攻克辽州,李自成带着残兵突出城去。此战明军打得极为艰难,总兵尤世禄和他的儿子副将尤人龙都被起义军射伤,但是起义军也损失惨重。战后,尤世禄上奏崇祯皇帝,此战斩首1300级。起义军见明军重兵已经涌向山西,只得向其他地方转移。起义军选中的方向正是明朝的核心区域直隶,而等待他们的是早已准备多时的卢象升。

其实早在起义军刚渡过黄河时,卢象升就已经开始在加强战备了。卢象升在辖区各地巡视一番之后,认为光是修缮城池是远远不能遏制住起义军的,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靠近山区的老百姓依险立寨,平原的百姓则进行并村。

在具体操作上,卢象升也有清晰的安排。他要求,设置山寨要选择山顶平坦、四面陡峻之处,若只有一条窄路攀援而上则最好,山上还得有水源,这样才能确保长久坚持。同时,卢象升要求三五里到十里以内的居民都编成十家,在平时就将自己的金钱粮草都搬运上去。他还在这十家中选择壮丁,进行训练。一旦起义军靠近,这些壮丁将掩护百姓上山,并作为侦察力量随时向官军报告起义军的动向。

而在平原地区并村的具体措施是,将周边十多里的小村变成一个大村寨,同样将财产物资运入其中。这种村寨的防御,卢象升也有设计:他规定在村寨外面挖掘一条深八尺、宽一丈二尺的壕沟;村寨的百姓编成保甲,设立团练,利用农闲时间进行操练,在起义军到来时进行守卫。这样的村寨对起义军来说往往是最难攻击的,因为要是强攻则必然造成伤亡;要是不予以攻击,则始终达不到控制地方的目的。要知道,起义军的粮草必须通过掠夺百姓来进行补充,这样起义军就不得不进攻这些村寨,而进攻恰恰会陷入僵局;在起义军进退两难时,大队官军又可以乘势攻击起义军。

卢象升在搞村寨、设团练的时候也没忘记训练自己的军队。如前文所说,卢象升在上任初期就在训练兵马,现在这支兵马已经颇具战斗力。因为大名府在唐代又被称为天雄军,所以卢象升这支精心训练的子弟兵也被冠以“天雄军”的称号。

很快,起义军的兵锋就直指顺德了。崇祯六年正月,起义军进入西山,而西山距离顺德不到100里。正月初八,卢象升接到起义军兵临西山的消息后,迅速带步骑兵1600人前往黄寺安抚军民。这时,卢象升突然发现数十名起义军骑兵出现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而起义军的数量还在不停地增长,不一会儿就达到了数千人之多,于是他迅速命令部下开始列阵。这支军队虽然已经训练多日,但终究是第一次上战场,而且面对的还是起义军主力,军心不免动摇。看到这个情况后,卢象升意识到必须稳住军心才能死中求生。这时,有士兵开始向后跑,卢象升迅速斩杀了一名逃兵,以示惩戒。斩杀了逃兵之后,躁动的明军逐渐安静下来,卢象升骑着马走到阵前鼓舞军心。稳定下来的明军开始列阵,用火器向起义军射击。在一阵射击之后,卢象升下令进攻并带头向起义军发起冲击。

起义军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遇到官军,更没料到这支数量不多的官军敢主动向自己发起进攻。遭到一轮火器射击后,起义军阵形大乱。接着,卢象升又亲自带兵发起冲锋,起义军全线崩溃。一战下来,明军不但击退了起义军,还斩首14人,用火器打死打伤百余人,而明军仅仅损失了13人。就这样,“天雄军”这支初出茅庐的军队取得了建军以来的首场胜利。当然,这场战斗也是极为惊险的,卢象升自己带的都是新兵,要不是他在开战之初就果断处理逃兵并亲临一线督战,这支军队很可能当场就崩溃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斗中,卢象升曾登高督战。起义军首领蝎子块见状,派出箭法高超之人对卢象升进行狙杀,连发三箭,一支箭射落了卢象升的貂领,一支箭将卢象升的中军军官给射杀了,而第三支箭则从卢象升的眉间擦过。结果,起义军看到眉间有血却依旧活着的卢象升,以为是二郎神下凡,吃惊地不敢再射,卢象升却手持弓箭射立时射杀了两名起义军。

在击退了起义军的初次进攻之后,卢象升并未被小胜冲昏头脑,他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击败起义军的,于是迅速向朝廷请求援兵。

崇祯得知起义军出现在畿南的消息后,赶紧调集通州兵2000人、昌平兵2000人,会同保定总兵梁甫所部8000人南下,配合卢象升堵截起义军。可这时畿南的形势已是万分危急了:参将杨遇春率军攻击起义军,却被起义军伏击,不仅本人战死,这支明军也全军覆没了。之后,起义军攻入赵州,当地的乡兵在武举李调及其弟李让的率领下拼死抵抗,但依旧阻挡不住起义军的攻势,李氏兄弟二人战死沙场。

这一战后,起义军再次接近卢象升的防区,而且声势较上一次更加浩大。见此情景,参议寇从化内心焦急,急令守备李定、王国玺出击。可当时官军实力太过虚弱,在援军未到之前,根本没有办法在野战中取胜。最终,两人战败,起义军乘势进攻内丘。内丘知县王世泰与弟弟王世宁率军死守隘口,虽然有地形优势,但是依旧抵挡不住起义军的攻势,两人皆力战而死。

在起义军势力正盛之时,卢象升并没有轻易出战,而是采取守势。援军到来后,卢象升立刻转守为攻,与总兵梁甫一起对起义军发起攻击,畿南局势开始转好。

这时一个突发事件又险些改变了畿南局势。由于卢象升防守的畿南比较棘手,各路起义军开始云集西山,仅聚集的骑兵就多达数万。游击董维坤轻敌冒进,被起义军围困在冷水村。一般情况下,明军的反应都是快速支援,但卢象升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起义军势大,即便快速支援依旧没有办法解围,很可能援军到达时这支明军已经被歼灭了;而且起义军极有可能在半路上张网以待,伏击因为快速行军而成为强弩之末的明军。因此,卢象升选择反其道而行之:他估计起义军在击败董维坤之后会立刻扩大战果,进攻石城,于是率军在石城南面设伏。果然如卢象升所料,起义军击败董维坤后,向石城前进。卢象升抓住战机,指挥官军向行进中的起义军发起冲击,他自己也手持大刀冲进敌阵。

一开始,起义军在明军的攻击之下惊慌失措,纷纷溃退;但起义军毕竟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纷纷以命相搏。在交战中,卢象升的战马被砍杀,他就下马提刀步战,带着明军一路猛追,将起义军一直追到一处危崖。起义军看着无路可逃,就向明军射箭。卢象升的仆从被射杀,他自己的额头也被射伤,但卢象升毫不畏惧,显然已经杀红了眼,提着战刀继续向起义军发起冲击。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起义军彻底崩溃了。

这一战,光是起义军头目就被斩杀了11人。此后,畿南局势转危为安。此战是卢象升亲自指挥的第一场重要战役,如果不是他当机立断,改支援为就地设伏,结局将是另一种情况。特别是这一战中起义军的战斗力、战斗精神毫不逊于明军,在兵力上甚至还优于明军,明军是以有心算无心,经过苦战才赢得了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战的。此役后,各路明军都不禁对一介文官的卢象升刮目相看,赞叹“卢公真能将也”。

没过多久,畿南的平静就因为一起突发事件被打破:一直充当追剿主力的左良玉军在武安被起义军击败。说起来,左良玉之败其实与卢象升石城之胜有密切的联系。进入顺德的起义军遭到卢象升军的重大打击之后,开始向武安转移,正好与被左良玉追击的农民起义军会合。两股力量合并后,起义军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此在武安附近折返,回来与左良玉军作战。左良玉军虽然先前屡屡获胜,但毕竟兵力有限,只有2000昌平兵,而且连日征战损耗极大。但左良玉本人却极为乐观,依然在武安主簿吴应科所率民兵的配合下,向起义军发起了攻击。此时的起义军在实力上已经具备了压倒性优势,结果左良玉大败,守备曹鸣鹗战死,配合左良玉军作战的武安主簿吴应科也一同战死。刚刚转危为安的畿南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卢象升认识到,光守住自己的防区是不能改变整体局势的,于是决定率军主动出击。崇祯六年五月,卢象升在青龙冈一举击破起义军,之后又在武安再次大败起义军。两战下来,他歼灭起义军数千人,夺回被起义军掳掠走的百姓2万余人。他的声威也随之传遍起义军,起义军纷说:“卢廉使,遇即死。”从此再也不敢侵犯卢象升的防区。

崇祯六年八月,一支起义军进入广平境内。城中的官员赶紧将城门关闭,但还有大批百姓滞留在城外,看到起义军逼近,城外的百姓号哭动天。这时卢象升赶到了,他要求城内的官员迅速收纳百姓,并对他们保证,要是起义军敢来,一定将其挡在城外。城中官员这才打开城门放百姓进城。而进入广平的起义军听闻卢象升到来,连夜撤出了广平。

于是,在卢象升的统御下,大名地区即使在起义军声势最浩大时也没有遭受兵灾。起义军东进之路被卢象升挡住了,整个直隶和山东都得以幸免。若是起义军突破畿南涌向山东,那局势将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当时正好是登州兵变的高潮时期,如果起义军与孔友德的叛军会合,整个大明王朝北方将就此战火纷飞。从这个角度来说,卢象升在畿南坚持的一年,成为北方避免战乱的关键。但是整个帝国依旧不太平,起义军虽然北进失败,但主力犹存,他们转变方向,南下大明王朝的腹心之地——中原,并在那里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兵灾,卢象升的命运也将就此改变。

荆湖烽火

起义军在畿南方向受挫之后,调转方向进入了太行山。明朝调遣在登州平叛中有出色表现的川军邓玘部,会合奉命北上的石柱土司兵马凤仪部,前去增援豫北。这支新锐明军战斗力极为强悍,刚到豫北就在善阳山遭遇战中射杀了起义军头领紫金梁。在击败起义军后,川军乘势追击,前锋参将杨遇春 一军独出,一路追击起义军到林县。但起义军毕竟是久战之师,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突然回头一击,斩杀了杨遇春。杨遇春一军全军覆没。获胜后,起义军没有继续撤退,而是利用缴获的明军旗帜将自己伪装成明军,并趁其他各路明军尚未察觉之际,突然对邓玘的川军发起猛攻。邓玘部猝不及防之下,大败而归;协同邓玘追剿起义军的马凤仪部,也在侯家庄全军覆没。

吃了大亏的玘只得收拢残兵北撤休整,而起义军则在击败邓玘部川军之后,将进攻矛头立刻指向了明朝宗室潞王的封地卫辉府。潞王看到卫辉府有被起义军攻击的可能,立刻向崇祯皇帝求援。然而,此时的河南省额兵不过7000人,还不满编;加之河南兵与起义军多次作战损失极大,而作为追剿主力的左良玉军同样战损较大,兵力实为不足。就在这时,曹文诏带五营兵赶到了!曹文诏看到各路明军都士气低落,决定通过一场大捷来振奋士气,遂带兵连夜突袭起义军的驻地柴陵村。起义军完全想不到明军会在大败之后,仍能突袭自己,所以完全没有防备,起义军头目滚地龙被斩杀,另一头目老回回连夜奔逃;之后,曹文诏率军又在济源大败起义军。但这时,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在河南战场上打得顺风顺水的曹文诏被调离河南,出任大同总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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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警图》中的明军形象

这件事还得从曹文诏与御史刘令誉的私人恩怨说起。之前,曹文诏在洪洞时就与在家闲居的刘令誉发生过矛盾。后来刘令誉起复,做了河南巡按御史。手握监察大权之后,刘令誉就一直在找曹文诏的麻烦。此次,刘令誉将马凤仪部全军覆没于侯家庄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曹文诏。刘令誉的理由很简单:曹文诏在崇祯五年就被授权“节制诸将”,手下打了败仗,那就是做主帅的曹文诏的过错。曹文诏当然很不服气,当场就和刘令誉爆发了冲突,刘令誉事后就向朝廷上奏弹劾曹文诏。恰逢兵部也认为曹文诏“怙胜而骄”,于是将其调往大同,命令他的副手李卑接替他。李卑自然是远远比不上曹文诏的,因此河南巡抚就上奏崇祯皇帝提出将曹文诏留在河南,但被否决。随同曹文诏离开前线的还有他的侄子曹变蛟。

围剿战场一下子失去了两位骁将,这对明军即将展开的总会战是极为不利的。这时,另一起事件又使明军失去了一名骁将。在当时,有一个与曹文诏齐名的锦衣卫将领张道濬,史载:“贼于诸军中最惮文诏,其次则锦衣卫佥事张道濬。”( 夏燮《明通鉴》 )张道濬早年与阉党交往过密,本人亦是阉党成员,因此在崇祯上台之后的大清洗中,作为锦衣卫佥事的张道濬丢官回乡,回到了老家沁水县窦庄。在起义军席卷山西的浪潮中,张道濬指挥乡人将窦庄变成了一座军事要塞,修筑堡垒54座,还铸造佛郎机大炮。起义军进入沁河流域后,连克沁水、阳城,连城防坚固的泽州城都被起义军攻破了,但小小一个窦庄起义军却连续攻击5次都没有攻下,成了矗立于汪洋大海中的一块礁石。

崇祯六年八月,由于曹文诏调任大同,起义军再次攻陷沁水。虽然张道濬亲自率家众300人攻击起义军,并将起义军击退到15里之外,但依旧被人弹劾,最后以“离伍冒功”被贬斥到宁海卫。

曹文诏善攻,张道濬善守,两人配合,使起义军坐立难安,这下两人都被调走了,起义军压力骤减。但还没等起义军缓过神,明军的增援力量又来了。崇祯六年九月,崇祯任命倪宠、王朴为总兵官,率京营劲旅6000人南下讨伐起义军。为了表示对两位总兵的重视,崇祯特地赏赐两位总兵弓矢1500副、战马300匹、健丁300人。随着这支军队的加入,豫北的明军兵力已经超过了3万人。战场局势渐渐向对明军有利的方向转变,到了岁末,明军已经对起义军形成了合围的态势。

明军这时虽然兵多将广,但是也出现了将领之间互相倾轧的情况。早在京军出战之前,兵部的职方郎中李继贞就看出了将领不和的苗头,对崇祯皇帝说:“良玉、李卑,身经百战,位反在宠、朴下,恐闻而解体。”( 夏燮《明通鉴》 )崇祯意识到这个疏忽后,迅速调整,将左良玉和李卑都提升为都督佥事、援剿总兵官,但官位还是没有超过来自京军的倪宠和王朴。前线苦战已久的将官,看到未经一战就成为总兵官的倪宠、王朴,心态肯定是不平衡的,所以在京军来到前线之后,明军反倒失去了往日的那种进取心,转而互相观望。明军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将领心态不平衡外,还因为明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在原先的战事中,陕西、山西由洪承畴指挥协调;而直隶地区,崇祯则任命曹文诏负责指挥。眼下,曹文诏已经被北调大同防边,作为三边总督的洪承畴也因为林丹汗入寇而忧心如焚,因此明军虽然集结了极为庞大的优势兵力,但实际上却面临着指挥困难的问题。然而即便明军全都静止不动,形势对起义军而言也不会发生任何转变,于是起义军想出了诈降一策。

崇祯六年十一月初,起义军首领高迎祥、张献忠、闯踏天、李自成等向总兵王朴请求招安,声称自己都是良民,只是因为陕西荒旱才造反,现在请求归降,回到故土恢复旧业。作为武将,王朴自己是不能决定招安事宜的,于是他找到自己的上司,即崇祯派到京营的太监杨进朝和卢九德。此前在崇祯六年五月,崇祯就派了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分别担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部的监军。此时,杨进朝、卢九德两人听到这个消息,是满心欢喜,以为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彻底解决祸患,当即同意与起义军接触。十一月十九日,起义军首领贺双全、张妙手等12人来到河南彰德府武安县会见王朴、杨进朝、卢九德和兵备道常道立,表示愿意接受招安。杨进朝信以为真,立刻向崇祯皇帝汇报,并勒令军队停止进攻。然而事实上,起义军却在等待时机,准备偷渡黄河。在明朝,黄河每年都会封冻,而崇祯六年的冬天特别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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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中大量装备的佛郎机炮

十一月二十四日,气温骤降,一夜之间黄河全部封冻成桥。起义军抓住机会,全军南下冲过黄河,而明军这时还全都在包围圈外待命。因此当起义军冲过黄河时,只有渑池的教谕(明朝县一级主管教育的官员)罗世济带着民兵前来阻挡。起义军一下子就击败了前来阻击的民兵,罗世济兵败身亡。至此,明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围歼起义军的大好局势遭到彻底破坏,起义军如溃堤之水向南方浩浩荡荡冲去。

起义军突破黄河天险之后,势不可挡地冲向了河南。当时河南的情况极为危急:连续四年大旱导致河南境内十室九空,一斗米居然卖到了五钱银的价格,百姓的状况是“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 郑廉《豫变纪略》 )。起义军来到河南后,靠着大量吸收饥民,实力得到迅速壮大。虽然崇祯皇帝命令明军加紧追击,同时让河南各地进行拦截,但收效甚微。

在河南稍事休整之后,起义军在崇祯七年兵分两路,一路由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人率领南下,进入卢氏山,向湖广方向前进;一路由混天星、扫地王率领,重新折返陕西。崇祯皇帝赶忙命令洪承畴负责陕西方面的“剿寇”大局。在洪承畴的指挥下,陕西战局渐趋稳定,但南下的起义军却势头不减,开始向荆襄地区挺进。

直面起义军兵锋的,首当其冲便是郧阳地区。郧阳是在成化时期为安置流民而新设的行政区划,崇祯时期郧阳的最高行政机构是郧阳提督抚治都御史行台,这个机构最初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派出部门,而这个地区也一直没有被明朝纳入行省这个框架内,各种配置都极为简陋,所以算得上是帝国统治较薄弱的地区。当时,郧阳地区正聚集着一批因为丧失土地而私自开矿的“矿盗”。这批从事开采行业的矿工,在组织性上远远优于普通流民,等起义军主力来到郧阳地区后,这批明朝官员眼中的“矿盗”立刻加入了起义军。这批人对郧阳的情形了如指掌,他们的加入使起义军的实力又增加了一大截。

崇祯七年正月,起义军连续攻破郧阳境内的郧西、上津、房县、保康。郧阳抚治蒋允仪面对这样的局势束手无措,只能上书请死。

眼见局势愈发失控,朝野一致认为应该指派专门的人员来负责处理“剿寇”事宜。当时朝臣大多都推举洪承畴,但崇祯皇帝认为洪承畴还需要防御蒙古,不便专心剿贼,遂选用了延绥巡抚陈奇瑜。陈奇瑜巡抚延绥时,屡次奏捷,先后两战斩杀起义军2000余人,彻底肃清了农民起义首发地——延水流域,一时威震关陕。这次,崇祯任命陈奇瑜为兵部侍郎,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负责中原“剿寇”事宜。

陈奇瑜上任后,迅速与洪承畴合兵一处,首先攻击进入陕西的起义军。当时陈奇瑜与洪承畴率兵南下,而山西总兵张应昌也率军东进,并在灵宝击败起义军。起义军看明军来势汹汹,就向四川进攻,郧阳一带的起义军见势也跟着西进。

崇祯七年二月,起义军攻陷兴山,斩杀知县刘定国,之后又一路劫掠归州、巴东、夷陵,进入川东地区。四川省的官员对起义军完全没有防备,当起义军杀到夔州时,当地官员自恃夔关天险,认为起义军无法在短期内突破,以致城中毫无防备。当起义军杀到城下时,夔州的通判、推官都逃散一空,只有同知何承光率官民固守,但由于防备不足,夔州城很快就失陷了。夔州陷落之后,起义军继续西进攻陷大宁,俘杀知县高日临,在这之后又连陷巫山、通江。

这期间,明廷也在调整部署,命令老将张令前往川北战场支援。张令人称“神弩将”,年过七旬依旧能在马上使用五石弩,且射术高超;其弩箭威力巨大,史书称之“中必洞胸”。当时四川总兵张尔奇以张令为先锋,副将陈一龙、武声华为左右翼,在员山进行反击。张令打得极为勇猛,一直将起义军追到龙潭。在龙潭,虽然陈一龙并未按时赶来支援,但张令带着明军毫不犹豫地向起义军发起了猛攻。战斗打得极为激烈,张令本人都“面中三矢”,但仍以明军获胜告终。在这之后,张令又在略阳再次击败南下的起义军。经过这两战,明军总算稳住了北部防线。

与此同时,明廷在东线也派出了自己的王牌将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女将——秦良玉。秦良玉率领石柱兵迅速东进,一出马就在太平县击败张献忠,稳定了川东战局。起义军入川不成,只得再次改变方向,这次起义军同样分为两支:一支北返再次进入陕西,一支向东进攻湖广。进入湖广的起义军不仅有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这些西进不成再次折返的军队,还包括了原先进入陕西又南下不成的一部分起义军。根据《延绥纪略》的记载,“贼之入蜀者未逾月而返楚又二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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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头两次农民起义形势图

这一次,首先遭遇起义军冲击的又是郧阳地区。郧阳抚治蒋允仪在正月起义军进入郧阳时就拿对方毫无办法,此时照样抵挡不住,很快郧阳全境七城被起义军攻陷六城,局势一片混乱。这时,崇祯想到了去年在畿南战场上表现优异的卢象升。

崇祯七年三月十八日,崇祯皇帝升大名道兵备按察使卢象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兼抚治郧阳等处地方。随着这道命令的下达,卢象升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接到命令后,卢象升于三月二十四日进行了交接工作,两天后就从大名府启程单骑赶往郧阳。畿南民众听到卢象升要离开,纷纷前来送行,送行者多达万人,有些送行者一直送到500里外的黄河边才返回;可见卢象升在大名府这几年,确确实实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卢象升知道郧阳情形极为危急,容不得有丝毫拖沓,于是快马加鞭赶在四月八日进入郧阳境内。7天后,卢象升来到郧阳的治所襄阳,这时前任郧阳抚治蒋允仪还在郧西料理军务,卢象升无法进行交接,就来到承天府拜谒显陵。

卢象升此举显得极有政治头脑,因为显陵是明朝皇室最为重要的陵寝。要解释个中缘故,还得从明朝正德皇帝说起。正德皇帝没有子嗣,所以皇位就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任,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嘉靖皇帝,后来的明朝皇室都是这一脉的子孙。朱厚熜在即位之后就开始为自己的父亲正名,想通过“大礼议”将自己的父亲朱祐杬尊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而显陵正是嘉靖皇帝父母的合葬墓。所以,卢象升此举显然能获得极高的政治赞誉。

在卢象升拜谒完显陵之后,蒋允仪也回到了襄阳开始进行交接。四月二十日完成交接之后,卢象升正式接管郧阳军政。等待他的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当时整个郧阳的主兵只有500人,靠这点兵力镇压起义军是远远不够的。所谓主兵就是当地筹建的军队,这还得从郧阳尴尬的位置说起。如前文所说,郧阳本来就是新建的行政区,而这个行政区又处于内地,在农民大起义之前,朝廷自然不会在这里设立主兵。爆发农民起义之后,郧阳倒是设立了主兵,但兵额仅仅只有500人。正因为这样,当地围剿起义军的主力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军。当时郧阳有筸兵3400人、石柱兵600人、毛兵500人、川军三营5000人,还有总督陈奇瑜的标军,这些军队加起来一共有2万人。而明末客军每次出战都需要计算本色(粮食)、折色(军饷)、行粮(出征时的粮草)、坐粮(防守时需要的粮草),一名士兵一个月就需要三两六钱之多,于是卢象升面前最急迫的问题是军费不足。郧阳是明朝财政比较吃紧的地区,崇祯也知道这个情况,此前就下令由湖广接济郧阳军饷12万两白银。但是卢象升清查账目发现,12万两只运到了39999两,而就这39999两,已经被前任抚治蒋允仪用去了29494两,只剩下10505两。这剩下的军费首先要给郧阳本地的主兵发军饷,主兵的费用比客兵要少,每个士兵每月需要军饷一两二钱。饶是如此,这500名主兵一年就需要6000两白银,瞬间就用去存银的一大半。所以卢象升来到郧阳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请求军费支援。

为解燃眉之急,卢象升将自己以前受赐的银器统统熔化,买了一些牛羊犒赏三军,并告诉士卒军饷马上就到。这样一番举动下来,下面的士卒自然是大为感动。

可此时,前方的军情又紧急起来。当时留在郧阳境内的起义军不下数万,而从四川折回郧阳的起义军又有数万,并且起义军所盘踞的地区都是深山穷谷,进兵极为不易。卢象升认识到,当前围剿作战的决定性因素是后勤,明军要想大规模进军,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粮草辎重的运送问题。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郧阳河流纵横的自然条件,由水路进行粮草辎重的运输。卢象升征集民夫和小船,以数十名民夫拉载重30石的小船,快速运输粮草。这个方法效率极高,不过旬日就向前线输送了4000石粮食。有了这批粮草,明军总算可以发动一场攻势了。

崇祯七年六月,陈奇瑜与卢象升在上津对起义军发起会战。作为久历沙场的老将,陈奇瑜对全盘战略早有考量,他来到郧阳之后,命令陕西巡抚练国事移驻商南,遏制起义军向西北流窜;河南巡抚元默进驻卢氏,以阻遏起义军流窜东北;湖广巡抚唐晖进驻南漳,以阻遏起义军流窜东南。安排妥当之后,陈奇瑜才开始与卢象升一同进兵。

两人聚集各路客兵共计万余,从竹溪启程一路前进,在乌林关遭遇起义军。当时天降大雨,明军冒雨向起义军发起进攻,两军打得极为激烈,一天之内就打了十余战。明军在陈奇瑜和卢象升的督战下,大获全胜,斩首1750级。起义军连忙后撤,明军发动追击作战,总兵官邓玘率杨化麟、杨世恩、周任凤分道追击,又在乜家沟、石泉坝、康宁坪等处与起义军展开交战。起义军三战皆败,被明军斩首5600多级。这一战之后,起义军元气大伤。据卢象升写给崇祯的奏折上说,战后的情景是“尸蔽汉江”,可见这一战的惨烈。

这一战之后,郧阳局势得到了稳定,卢象升也借此在郧阳站稳了脚跟。

局势稍稳之后,卢象升开始对郧阳进行整顿。他首先向朝廷提出增加主兵3000人,但是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大了,所耗银两对当时捉襟见肘的明朝财政来说很是吃不消。最后,兵部仅仅同意卢象升再增加500主兵;作为交换条件,明廷将来自河南的600毛兵也交给卢象升指挥。这样,作为郧阳抚治的卢象升总算有了一支1600人的直属兵力。但仅仅靠这些人是绝对无法保证郧阳的长治久安的,所以卢象升决定再次使用以前在畿南所采用的办法:靠近山区的百姓修建堡垒,地处平原的地方则进行并村。此外,针对郧阳遭受兵灾后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卢象升又提出了屯田之法。

这两个措施一下解决了郧阳的两大难题。首先是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通过设寨并村、练保甲,郧阳获得了大批乡兵,这些乡兵虽然在野战中无法取得好的成绩,但是守卫地方还是绰绰有余的。屯田之法则解决了郧阳地区物价腾涨、生产力被破坏的问题,郧阳地区的生产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

除了处理军政之外,在出任郧阳抚治期间,卢象升对地方事务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卢象升看到了明末农民的负担,提出“酌缓征以延民”的建议。他在基层多年,深知官员的很多行为是造成百姓负担的重要因素,于是严格约束手下官吏的行为,尽量减少百姓的负担。郧阳经过战火之后,百姓房屋受损严重,卢象升就命令官员在两个月内帮助百姓修缮房屋。卢象升又看到郧阳受到战祸后,贸易不便,许多官吏大发国难财,买进卖出,以高价卖给百姓物资,于是他就下发文件,要求各衙门一律用平价交易,不得盘剥。在明末,驿政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国家在这上面花的钱很多,但效率却不见得很高。更加麻烦的是,不但国家投入大量金钱维持这一系统,民间同样深受其害:朝廷使用驿递时不可避免地要征用民间的马匹。郧阳的驿递线路为襄阳到汉中,全程水陆2000余里,沿线百姓自然是大受其害。再加上许多官员都养成习惯,经常为私事使用驿递,以致官员的往来成了驿递费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于是,卢象升就出台政策,下令除了紧急军务一律不得使用驿递,凡是使用驿递者都要有关部门发给“照牌”,如果有人敢额外多索取一马,立刻将其押到自己面前进行处理。这样雷厉风行的举措,立刻就起了效果,百姓的负担也得到了减轻。卢象升对驿递系统还有创造性改革,他认为从汉中到襄阳一路上是顺流,大可以利用水路交通来进行驿递,这样又能节约一半马力,这些节约的钱粮也能用于更多有价值的地方。

卢象升还是个理财的专家。郧阳需要重建,各路客兵的军饷需要支付,主兵需要装备训练,这一切都需要钱,而卢象升不但擅长节流,更擅长开源。郧阳境内有铜铅等矿产,卢象升就召集民众开矿铸钱。所以在卢象升执掌郧阳期间,该地居然还有余力建立一支300多人的骑兵。

在处理民政上,卢象升也很有一套,他下令禁止诉讼,并约束胥吏,禁止扰民,以休养民力,减轻民众负担。这一系列主张都显示出了卢象升的能吏风采。

卢象升认识到在这战乱时刻,最要紧的是备战,所以将备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来做。明朝后期军队纪律很坏,卢象升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从纪律和粮饷两方面入手。卢象升在担任郧阳抚治期间,要使用大量的客兵,其中数量最多、战斗力最强的就是川军邓玘部。

邓玘于天启初年从军,在席卷半个西南的奢安之乱中表现突出,并在战役的最后阶段斩杀了叛军头目安邦彦。崇祯二年,他又带兵勤王,在收复关内四城之战中也有突出表现。在这之后,这支川军就成了明朝的机动兵力,崇祯五年参与了平定登州孔友德之战,同样表现突出,并与金国奇一起收复了登莱二地。崇祯六年,他又射杀起义军头目紫金梁,虽然在此之后遭遇林县兵败,但是邓玘部川军依旧是明军平乱战场上的劲旅。崇祯七年,邓玘所率领的川军更是捷报频传,先后斩杀起义军首领闯天王、九条龙、草上飞、抓山虎、双翼虎,剿灭一只虎、满天飞所率起义军,可谓是连战连捷。但这支军队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容易哗变。在卢象升刚刚担任郧阳抚治时,川军就发生了哗变。卢象升当时立刻赶到现场,平息了哗变。卢象升认识到,要使这支劲旅发挥应有的战力,应该保证其充足的粮饷。他的解决之法是迅速从郧阳财政中挤出3万两白银发放给川军。在发放完军饷之后,卢象升开始整顿纪律了。他规定了六条纪律:凡有官兵奸污妇女、抢掠财物者,军法处斩;兵丁临阵退缩、见贼不杀者,军法处斩;兵丁杀良冒功及私通流贼者,审明后,军前处斩;兵丁私自离开队伍,进入百姓房屋者,捆打80棍并贯耳游示;兵丁强宰耕牛及抢夺马骡者,捆打80棍,贯耳游示;兵丁减价强买民间食用器具者,捆打80棍,贯耳游示。当时邓玘部有一个士兵强征民船,卢象升知道后立刻命令将其军前正法,一时三军悚然。

卢象升一面确保军队正常的后勤补给,一面强调纪律,总算是彻底规范了郧阳地区明军的军纪。通过这些举措,明军的战斗力也得到了迅速提升。由于卢象升手中直辖兵力有限,所以他就格外重视乡兵的训练。他在乡兵中设立练兵千总1人、乡兵教头2人,以此来加强乡兵的训练。卢象升深知大明官员的拖沓,为此他将设立乡兵作为一个重要任务下发给各州县,规定各州县在得到命令的半月之内必须将辖区内的乡勇登记造册,呈报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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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跸图》中的明军士兵

就算这样,卢象升对郧阳的防务还是不放心。作为久经沙场的将领,他深知侦察的重要性,为此他特地调整了郧阳地区的侦察系统。考虑到郧阳河流极多,他决定采用兵船巡江,巡逻范围是从洵阳到襄阳。他设置兵船60艘,派遣标兵进行巡江。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训练标兵的水战能力,一方面是让他们随时处于战备状态之中,以便作为精锐力量的标兵能随时投入作战。

卢象升对巡江也做了细致的安排,他了解到洵阳和襄阳两地之间顺流只需要3天,逆流需要6天,也就是说一条船巡逻一个来回是9天时间,于是命令船队设置9条兵船,按照天地玄黄的字号进行排序,规定初一发天字号,初二发地字号,这样不断循环往复,可以使整个江面上都有官军的巡逻船只。对于兵船的武器配备,卢象升也有规定。巡逻使用的兵船,卢象升强调其轻便快捷,所以官军的巡逻兵船都是轻便小船,每条船载重二三十石,可以搭载十五六人,而卢象升规定每条兵船搭载官兵12人。这12人都有各自的分工:水性最好、能力最突出的那个人做甲长兼做舵工,负责整条兵船的操作;1人作为火兵,协助甲长管理兵船;其余10人里,2人做长枪手,2人使用钩镰枪,2人使用三眼火铳,2人做神箭手,2人做弓箭手。每条战船的武器为火罐20个、火砖10块、火箭10支、火药15斤、大小铅弹10斤。可以看出兵船的主要火力为远程打击兵器,考虑到兵船可能会遇到近战,卢象升又命令所有士兵依旧要携带配发的近战兵器,如腰刀和板斧。当时卢象升手下的标兵有1000人,很显然不可能在巡江时就将所有标兵全部派出去,所以他规定在水操时,就全员上船;平时巡江,除了甲长和火兵外,只派遣10名标兵中的一半出去巡逻,另一半则在岸上操练。

兵船巡江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节省驿递成本。当时洵阳到襄阳600里,用驿马需要三天半,但用兵船进行传递只需要三天。而且陆上传递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重要的军情因为明末复杂的内部局势很容易在传递途中被人截取,这样对情报安全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患,采用兵船就没有这些弊端。更重要的是,驿递传送太费钱。卢象升算了一笔账,光郧阳境内的郧、钧、光、谷四州一个月改用兵船传送,就可以省400两白银,一年下来就能省四五千两白银。算好了这笔账,卢象升就下令驿递顺流用船,逆流用马。

郧阳不光有水路通道,还有范围很大的陆上区域,这同样需要侦察。卢象升在陆上设置塘兵,以加强明军的侦察能力。他每10里就设置一拨塘兵,每一拨用兵丁2人,选派地方的快壮衙役、卫所的士兵担任。这些人虽然战斗力不强,但好在数量充足,可以实施大范围的情报侦察。至此,郧阳的防务被卢象升安排得井井有条。虽然郧阳依旧存在兵力不足的缺陷,但卢象升在郧阳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最好,而检验这一切的将是起义军凌厉的兵锋。

起义军先前在郧阳战场上没占到便宜,之后便开始再次向陕西转移。作为总督五省军务的陈奇瑜则加紧带兵追剿,并在七月将起义军赶入了汉中栈道。栈道中山高路陡,人烟稀少,而明军已将出口围得严严密密。当时正是七月,汉中的阴雨连下七十多天,起义军“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 傅永淳《劾总督陈奇瑜疏》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这时起义军想出了假投降的办法以图脱离困境,于是将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都集中起来贿赂明军。陈奇瑜看到起义军已经陷入困境,加上左右的人都主张招抚,他就也主张招抚,并上奏朝廷。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也支持招抚,就联名上奏崇祯皇帝。崇祯听到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解决起义军问题,当然很高兴,也就同意了。

接到崇祯的命令之后,陈奇瑜立刻对起义军进行招安。陈奇瑜对起义军的人数进行了清点,清点的结果是“八大王部一万三千人,蝎子块部一万零五百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人,八大王另一部八千三百人”。在清点完起义军的数目之后,陈奇瑜就下令每100名起义军选派一位安抚官进行监视,负责将其遣返原籍,并命令官兵解除封锁。起义军顺势随着安抚官离开栈道,出了栈道之后起义军也很机智,与明军打成一片。根据傅永淳在《劾总督陈奇瑜疏》中的记载,起义军与官兵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到了最后起义军“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等一切都准备好之后,起义军突然在某个晚上同时发难,一夜之间将明军的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在解决掉安抚官之后,起义军迅速进入陕西,攻掠宝鸡、麟游等七个州县,一时声威大振。

重新回到策源地的起义军实力迅速大增,达到20余万人,其兵锋甚至直指西安,而整个陕西的明军只有2万多人。在陕西巡抚练国事的奏疏中可以看到陕西明军的组成:榆林兵5000人,由总督陈奇瑜率领;三边总督洪承畴有标兵3000人;汉中兵3400人,由总兵左光先率领;临巩兵3500人,由总兵孙显祖率领;平凉兵1000人,由副总兵艾万年率领;总兵张全昌有6000人,乃机动兵力。这其中,陈奇瑜的5000榆林兵还要承担秋防的任务,所以在进入八月以后,明军的兵力更加不足,以致在围剿起义军时,兵力时常捉襟见肘。这时起义军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会主动围歼官军。比如在一场遭遇战中,固原参政陆梦龙率游击贺奇勋、都司石崇德进攻起义军,当时起义军人数不过千余人,但不到一会儿就达到了上万人马,而明军仅仅只有300人。两个将官看到起义军庞大的声势,居然失态地抱着陆梦龙痛哭。陆梦龙看到这个情况斥责道:“何作此妇孺态?”他义无反顾地率领明军冲向起义军,最终全军覆没。

作为围剿起义军的得力干将,洪承畴当然知道起义军的变化,也加紧率军追剿,但这时起义军已经突出潼关,兵锋直指河南。此时朝廷却有了新的方案,兵部命令河南兵进入同州、华阴,湖广兵进入商雒,四川兵进入汉中兴平一带,山西兵进入韩城、蒲州,准备在此豫陕交界处合围起义军,而奉调北上的军队中就包括卢象升的郧阳军。

接到朝廷的调令后,卢象升在崇祯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离开襄阳赶到光华、谷城、均州一带整顿兵马。在卢象升集结兵力准备北上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起义军兵锋指向商州,而商州兵力极为空虚,原先驻防商州的副将来允昌、游击费昌宰、守备王玉都被调到凤翔去了。当时商州被朝廷划分给郧阳抚治管辖,同时划归卢象升管辖的还包括汉中。汉中的情况同样不妙,当地只有明军唐游击的300人和关南道参政樊一蘅的家丁60人,于是兵部命令川军进入汉中一线。这样川军的补给就需要汉中供给,但汉中本身已经捉襟见肘,根本无力供给,所以樊一蘅就将这个困难当成皮球踢给了卢象升,向卢象升请求白银1万两作为军饷。卢象升自己也没有多余的钱,只有向湖广请求支援,所幸湖广接到卢象升的请求后,迅速给齐了军饷。

这个举动看似平常,实则是极为不易。明朝后期的官场拖沓、扯皮之风盛行,卢象升本身并没有任何权力可以要求湖广必须支付军饷,他之所以能很顺利地要到军饷,与其自身的情商有很大关系。他当初到达郧阳时,湖广原要支付的12万两军饷没有到位,但是卢象升很有策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在提及军饷没到位这个现实的同时,很聪明地从侧面为湖广官员进行了辩解。后来在郧阳取得的历次战功中,卢象升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湖广官员的功劳。这一切自然被湖广官员看在眼里,所以彼此之间相处得极为和谐。这次湖广不但给了卢象升军饷,还将湖广行省中最精锐的5000筸军派到郧阳境内,接替空缺的防务。筸军由湘西土著组成,战斗力十分强悍。总兵许成名带筸军1000余人进驻均州,以护卫襄阳;参将张大节带600人驻防房县、竹山,并派500人守卫光华;此外,许成名还特地派镇筸营副总兵杨正芳率军1000人,与郧阳军共同北进。

前面说到起义军已经兵临商州,局势万分紧急,而卢象升手上只有原先的标兵500人和毛兵600人。毛兵又称为“毛葫芦兵”,是明军中特殊的募兵,以猎户、山民、矿徒为主,主要来自豫北地区。根据《明史》记载,“河南嵩县曰毛葫芦”,毛兵由此得名。这些人“习短兵,长于走山。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极其擅长山地作战。在平定播州之乱时,李化龙评价道:“毛葫芦坚悍真可摧坚。”在后来平定奢安之战中,他们更是有突出表现。不过毛兵虽然精锐,但人数太少了。卢象升招募的500新兵也还没有进行训练,无法使用。即便如此,卢象升还是派中军都司李玉华带1000人北援商州。商州离郧阳七百多里,沿途都是崎岖山地,路途十分艰险;更糟糕的是,由于起义军的破坏,沿途荒无人烟,明军只有自己携带粮草出发。但即使条件如此恶劣,卢象升也没有降低要求,命令明军必须在10天内赶到商州。经过两天准备,明军在十月十一日正式北上。

可是,迎接明军的却是起义军气势汹汹的大军。当时起义军人数已经多达20余万,连营百里,其主力正在进攻商州。明军这边,骁将贺人龙被起义军包围在了陇州。北援的郧阳军首先在地花铺与起义军大战一场,斩首160级。这时陈奇瑜也调兵前来支援,领兵的是潼关道中军孙绍烈和韩郃营中军李国政,他们在景屯取得胜利,斩首70级,初步稳定了商州局势。但起义军兵力依旧很多,并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包围了雒南县城,不间断地发起攻击。这时来自湖广的镇筸营也到达了商州,两军合兵一处,向起义军发起进攻。明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副总兵杨正芳,他意气风发,对手下的将官说:“见贼不杀,何处寻觅?”杨正芳立即分配了任务:他自己与张上选率军出击,考虑到郧阳兵连续作战已经疲惫,就下令由郧阳兵负责守卫老营。杨正芳还规定,次日二更做饭,四更杀入贼营,只许杀死,不许割首级,更不能抢夺战利品。第二天拂晓,明军开始进攻,张上选率军从东路向起义军发起冲击,杨正芳率军从西路冲击起义军。起义军的作息时间是在鸡鸣之时整顿起营,因此完全没料到明军会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措手不及之下被打得大败。经战后清点,此战明军斩首500余级,缴获战马110匹,还阵斩了一个叫飞天虎的起义军头目。但杨正芳不知道的是,在他进攻起义军时,起义军主力也在进攻留守老营的明军。

当时,十多万起义军主力蜂拥而来,而明军把守老营的就只有李玉华率领的1000郧阳兵,情况十分危急。所幸经过卢象升苦心训练的郧阳兵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从早晨一直打到了下午,起义军始终没有突破明军的防线。在起义军疲惫之时,后方突然杀出一支明军:韩郃营中军李国政率领骑兵数百人冲入起义军阵线!李国政部冲开了起义军的包围圈后,李玉华赶紧带郧阳兵撤到县城。就在明军庆幸逃脱死亡深渊时,他们却忘记了出击的明军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到了晚上,在攻击行动中取得重大战果的杨正芳部开始回营,而在他们回营的同时起义军也在回营。杨正芳见情况不对,迅速占领制高点与起义军对峙。起义军发现明军兵少,也立刻发起进攻。起义军攻击前山受阻之后,从后山冲入明军阵中,杨正芳拼死力战,但也无法抵挡,最后筸军全军覆没,杨正芳、张上选战死沙场。随着筸军的覆没,明军围剿起义军的企图全面落空,起义军开始全力东进,进入河南。

起义军进入河南之后一路高歌猛进,连续斩杀明军总兵殷体信、游击丁孔应、指挥李学牧、守备史大勋、千总蔡应昌,一时之间中原满地烽火。在这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卢象升的郧阳军却奇迹般地突出重围重新回到了郧阳。面对眼前的情况,卢象升有了新的看法。

卢象升认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剿贼而在于防贼,他在奏折上说:“未易使贼即化为民,要当使民不复为贼;未易使贼尽授首于兵,要当使兵不复为贼。”当时的情况是百姓多从于起义军,对此卢象升总结原因为百姓被裹挟。他认为现在这样“剿贼”杀的都是百姓,于是对崇祯说:“杀一贼而从贼者百,杀贼百而从贼千,所杀者皆民也。”所以他认为,围剿起义军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地方。

至于如何稳定地方,卢象升提出了三条建议:头两条是他在畿南实行的并村设寨之法,而第三条是坚壁清野、训练乡兵。卢象升认为整个荆楚大地只有筸军5000人、郧阳兵2200人(新旧标兵1000人以及石柱毛兵1200人),靠这7200人完全无法做到全面设防,需得训练乡兵,还应在险要之处埋设地雷、挖掘陷阱以削弱起义军的优势。崇祯皇帝对卢象升的建议也表示认可,于是卢象升就迅速在郧阳布置起来。

这些布置很快便在与起义军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20万起义军进攻郧阳,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逐城争夺,而是主力一下子就冲到了襄阳城下。此时的卢象升手上就只有几百标军,情况十分危急,但好在他到郧阳后训练的乡兵在这时发挥了作用。乡兵首先在城外设置陷阱地雷,等这一切都做好之后,就撤到城上坚守不出。

起义军来到襄阳城下准备攻城,但攻城战刚开始就出现了伤亡。一拥而上的起义军进入明军设置的地雷区后,瞬间被杀伤无数。经此打击,起义军只好对明军在城外设置的各种陷阱进行排除,等排除完毕时天已经黑了,起义军只得鸣金收兵。晚上,疲惫的起义军刚刚入睡,卢象升就率军冲出城门进行突袭。面对明军的夜袭,起义军显得惊慌失措,这时城里的军民又大声鼓噪,使起义军更加混乱。由于处于黑夜,起义军根本不知道明军到底有多少人,为保险起见,他们连夜向北撤退。起义军的撤退之路也是艰辛万分,他们在渡江时又遇到了明军设置的地雷,损失惨重。黑灯瞎火的谁也不知道到底江边还有多少地雷,于是起义军都不敢向江边靠拢。这时郧阳的乡兵开始出击了,他们在黑夜中四处袭击落单的起义军残兵。原先驻防于郧阳的明军也会合起来向起义军发起攻击。最后,一条窄窄的汉江,起义军花了三天才渡过去。在郧阳受挫的起义军只得改变前进方向,而新方向正是帝国最为富饶的东南半壁。

进剿东南

在起义军发起的一连串攻势下,明军内部出现了新的问题。崇祯皇帝认为陈奇瑜进剿不力,恼怒地将其撤职查办。陈奇瑜被撤职了,但围剿起义军的行动还在继续。这时崇祯提拔三边总督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山西、四川、河南军务。但洪承畴刚刚上任,西宁却发生了兵变,他只得西返解决西宁兵变。当洪承畴再次东返时,起义军已经冲进了河南,而整个河南有战斗力的就只有左良玉的几千兵马。于是,崇祯又立刻下令各路兵马进入河南参与围剿。赶到河南的军队有张全昌、曹文诏的晋兵,秦翼明、邓玘的川军。这些军队看着军号虽多,但是“兵皆不满千”( 彭孙贻《平寇志》 )。当然,对于河南兵力不足的现状,崇祯是清楚的。崇祯八年正月十三日,崇祯皇帝命令兵部“将各处兵马通行打算,责成督抚大举会剿,可期尽灭,以图底定”。正月十九日,兵部尚书张凤翼与户部尚书侯恂将商议的调兵64000人、筹银78万两的方案送报崇祯,这里面还包括从辽东征调的3000铁骑。崇祯看后还是觉得不足,对张凤翼说:“铁骑三千是否足用?”张凤翼见状,立即追加辽东铁骑2000名、天津兵3000名、白杆兵3000名,使最后的总兵力达到72000人;军饷也随即再增加15万两,总计达到93万两。正月二十三日,崇祯批准了这个方案,同时下达命令:“限六个月扫荡廓清。”

起义军并没有在河南等着明军到来,而是在明军到来之前就已经东进了,他们分兵三路,一路向六安方向攻击,一路向颍州、亳州方向攻击,主力则指向了明朝的中都凤阳。负责南方防务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看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向北京兵部尚书张凤翼请求调兵,但张凤翼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捧腹的回复:“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饲江南草。”( 夏燮《明通鉴》 )不久,起义军便进入了安徽。正月十三日,也就是朝廷内部还在讨论调兵之事的时候,起义军已经攻陷了颍州,俘杀了前兵部尚书张鹤鸣。这时张凤翼才匆匆调兵,但为时已晚。

正月十五日,也就是元宵节这天,起义军突然攻进凤阳。凤阳虽然是明朝的中都,但是为了不破坏风水龙脉,凤阳并没有城垣等防御工事,因此当起义军攻进来时,明军无所依凭,被起义军全部击溃。起义军占领凤阳之后将皇陵和龙兴寺一并烧毁,并在凤阳大掠三日。听到凤阳失陷,崇祯立刻命令洪承畴赶到凤阳,围剿起义军。起义军看到明军主力将至,迅速转移。

面对祖坟被烧,崇祯也痛定思痛,从内库中发放内帑20万两,并从太仆寺调发马价银10万两送到西安,以备征剿之用。这时明军在前线的兵力达到了空前规模,主客兵加起来共计7万余人,战马计15000匹。这7万多的大军所耗军需极大。当时户部做了一个统计,每个士兵一天就需要银三分、米一升五合,战马一天就需要草一束、豆三升;光这两项5个月就需要11万两白银,对帝国的财政而言负担极大。但崇祯决心已定,命令明军迅速出击,以图尽快荡平起义军。

起义军也很聪明,并未选择与明军硬碰硬地决战,而是采取机动作战的办法,始终不与明军主力交战。洪承畴也随即调整部署,命令四川巡抚坐镇夔门、达州一线就近指挥,进援襄阳、汉中;湖广巡抚坐镇承天;郧阳抚治进驻颍、亳一线,就近指挥明军进援汝宁、归德;山东巡抚移驻曹州、濮州一线,指挥明军进援江北;山西巡抚移驻蒲州,以指挥明军进援灵宝、陕州;陕西巡抚移驻商州,以负责兴安、汉中一线的防御。就这样,明军对起义军形成了四面夹击的态势。在这之后,战场态势开始逐渐向对明军有利的方向转变。在汉中,明将左光先率军击败起义军,起义军随即再次转向陕西。这时陕西又因为饥荒导致饥民满地,起义军一到陕西,实力便迅速得到补充,人数一度号称达到200万人。

看到起义军西移,洪承畴跟着调整部署。崇祯八年三月,洪承畴来到信阳亲自部署对起义军的攻击。这时明军围剿起义军的主力干将是骁将曹文诏。曹文诏先前在宣大抗清战场上失利,被崇祯惩罚,现在他急于洗刷耻辱。一来到剿寇战场,曹文诏就显得斗志十足,冒雨急进冲到了起义军占领的随州,一战下来斩首380级。

可这时明军内部又出了问题。四月,邓玘所率川军发生兵变,主将邓玘在兵变中身亡。这支部队在兵变之后,战斗力大打折扣,已经不能再被称为劲旅了。洪承畴看到六个月的剿贼期限将近,心急如焚。他一面命令秦翼明前去接替邓玘指挥川军;一面亲自带着贺人龙、张全昌西进,并急令曹文诏赶快与自己会合。

曹文诏到达之后,洪承畴召开了战前会议。洪承畴认为现在起义军在商雒一带,听到官兵到来必然会向汉中撤退,明军如果就这样从潼关按部就班地追击,很难重创起义军。洪承畴最后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命令曹文诏从阌乡走小路直接截住起义军,而自己则率主力从山阳、镇安、洵阳进入汉中。洪承畴知道此行的难度,在曹文诏出发前抚着他的背说:“此行也,道路回远,将军甚劳苦。吾集关中兵以待将军。”( 夏燮《明通鉴》

曹文诏得到命令之后,迅速出发,一路急行来到商州,在离起义军还有30里的地方停了下来。曹文诏意识到明军现在人困马乏,如果贸然出击很难取得理想的战果,所以他准备等到夜半时分才发起进攻。夜幕降临后,漫山遍野都是起义军的营火。到了夜半时分,曹文诏带着侄子曹变蛟、曹鼎蛟以及都司白广恩冲入起义军营中,将起义军杀得大败。起义军连夜逃窜,曹文诏率军发起追击,一路追到金岭,这时起义军却回过头来发起反击。曹变蛟冲入敌阵,奋力砍杀,明军看到这个情况士气大振也跟着发起冲锋,将起义军杀得大败。这一战后,曹变蛟就与叔叔曹文诏齐名,二人被称为大、小曹将军。听到大、小曹将军的名号,起义军都闻风丧胆。洪承畴方向也很顺利,一路将起义军往西追击;而贺人龙亦不负众望,在郿县击败起义军。但这时明军兵力不足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了。

当时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围攻凤翔,过天星、蝎子块围攻平凉,洪承畴只得率军从盩厔出发,经郿县渡河解救平凉。但到了平凉之后,起义军已经兵分三路,向东进攻泾州、镇原、宁州了;原先进攻凤翔的起义军也改变路线,转而进攻泾阳、陇州。明军只得分头追击,将起义军赶到了静宁、秦安、清水、秦州这一片区域。起义军主力尚存,依旧有20万人之多;而明军的情况却是大为不妙,曹文诏与张全昌、张外嘉三支军队加起来才6000人,兵力极为不够。洪承畴只得向朝廷请求援兵,但援兵还没到,局势就发生了逆转。

崇祯八年六月,明军与起义军在乱马川遭遇,明军战败,前锋中军刘宏烈被俘杀。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中军,中军一般是明军总督标营的实际指挥官,而总督标营往往是最精锐的军队。可以说,这一场败仗使洪承畴的总督标营大为受损。

但明军战败的势头并没有就此止住。李自成围攻宁州,洪承畴命令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前去解围,但由于兵力捉襟见肘,只给了他们3000士兵。李自成得知明军前来后,准备一口吃掉这支明军,于是命令起义军在襄乐与明军交战,然后通过佯败将明军引入事先准备的包围圈。明军中招后,艾万年、柳国镇被起义军斩杀,刘成功与游击王锡命则率全军奋勇突围,在损失1000多人后,才突出包围圈。在清水一线,总兵张全昌同样遭遇失败,都司田应龙、张应春战死。接连的战败,尤其是老部下艾万年的战死,让曹文诏气愤不已。他拔刀砍地,大骂起义军的同时向洪承畴请命讨伐。看到曹文诏这个态度,洪承畴高兴地说道:“非将军不足办此。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有泾阳趋淳化,以为将军后劲。”( 吴伟业《绥寇纪略》 )意思就是:“现在只有将军你能制住起义军了,只是我军已经分兵,没有兵力策应将军,不过别担心,我会亲自带兵做你的后卫。”

率3000人前往宁州攻击起义军的曹文诏,在真宁的湫头镇撞上了一支起义军。曹文诏让参将曹变蛟做前锋,向起义军发起攻击。曹变蛟打得极其勇猛,一下子就将起义军击败了,斩首500余级。曹文诏见势率军跟着发起追击,但是这时,曹变蛟的骑兵冲得太猛,与曹文诏率领的步卒拉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起义军发现了这个漏洞,于是早就埋伏在周围的数万人瞬间冲出来对明军发起了攻击。

起义军起初并不知道这支军队中有他们的死对头曹文诏,但这时一个明军小兵被起义军围攻,情急之下对着曹文诏喊出:“将军救我!”起义军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转向了曹文诏方向。一名起义军士卒认出了曹文诏,就对身边的头目说:“此曹将军也。”起义军听到死敌曹文诏在此,立刻涌过来将其团团包围。曹文诏也是勇武非凡,在包围圈中左右冲突,连续斩杀了数十人,直到最后力气不支才拔刀自刎。这一战也是陕西明军的一场大惨败,明军游击以下的军官就阵亡了二十多人。除了曹变蛟的前锋突围而出以外,其他的军队都被起义军歼灭。曹文诏一军的战败,是明朝“剿寇”战局中最惨痛的失败之一。曹文诏被称为“良将第一”,在围剿起义军的战场上屡战屡胜,为起义军所忌惮,他兵败身死,一时之间令明军士气大衰。

在陕西连败明军之后,起义军开始主动向东挺进。这时的明军由于受到接连战败的打击,士气极为低落。在河南,左良玉、祖宽两军与起义军相隔70里,却只敢“遥望山头,不敢邀击”。面对这个困难局势,崇祯皇帝再次想到了卢象升。

崇祯八年六月十四日,吏部会推卢象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湖广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刚刚上任不过3个月,卢象升又接到兵部的命令,让他以巡抚职衔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军务,后来又加督山西、陕西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明廷还规定卢象升督剿东南,洪承畴督剿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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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的明军形象,节选自仇英的《倭寇图卷》

卢象升接到这个命令后,并无丝毫兴奋,而是竭力推辞,因为他知道现在的局势异常棘手。当时整个湖广郧阳地区一共有主客兵18000人,但是郧阳抚治已经要走了9000人用于防守郧阳,而承天祖陵的防卫又用了3000人,另外扼守要隘也要用去3000士兵;分来分去,到了最后,卢象升自己手中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就只有3000人,极为不足。他刚刚升任湖广巡抚时,就曾向朝廷上奏要求扩军到24000人,但这样一来,一年的粮饷就将达到37万两之多,这对明朝糟糕的财政状况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卢象升为了争取朝廷的支持,特地为内阁的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在边关养24000人的军队,一年就需要白银六七十万两之多,而在湖广练兵却只需要37万两;朝廷每年都要从边关往内地调兵,同样需要花钱,还不如就近编练方便。但这时的局势已经不允许卢象升停下步伐,与朝廷就练兵一事争论了:起义军已经开始向河南奔来,兵锋指向信阳、真阳之间。

卢象升见局势紧张,立刻就带了自己所能指挥的3000士兵于九月十六日北上增援。卢象升一边率军赶路,一边从南方调兵北上,并命令各地官员据守城池等待增援。这时起义军声势浩大,人数多达数十万之众。

卢象升忙着料理军务的同时,还不忘对湖广的驿政系统进行整顿。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奏疏中,他还特地向崇祯皇帝说,整顿后每年湖广的驿政可以省下3000两白银,并请求再拨给5000两白银发送军前买马,这样就能凑齐800名骑兵。前文提及,卢象升在郧阳做抚治的时候,靠整顿政务获得的3600两白银的盈余,组建了300名骑兵。这次出任湖广巡抚,他并未将所有骑兵全部带走,而是带了200骑上任,给新任郧阳巡抚留下了100骑。由此可以看出,卢象升对骑兵的重视非同一般。

作为即将成为总理七省军务的大员,卢象升极为明智地向朝廷要求派遣监军。从这一点来说,卢象升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他很清楚崇祯多疑的性格,所以预先做了打算。

这时局势也在渐渐向有利于明军的方向偏转。在陕西方向,屡屡受挫的明军总算开始渐渐扭转战局:曹文诏死后,曹变蛟收拢残兵,与起义军叛将高杰一起先后在关山镇、官亭两战中击败高迎祥;洪承畴也在渭南、灵潼两战中击败李自成。虽然明军在西北的围剿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起义军在西北失败后即向东转移,反倒又增加了卢象升的负担。

高迎祥与张献忠、李自成会合后,立刻转向河南,洪承畴遂命令总兵张全昌前去追击。追击的明军在沈丘与起义军蝎子块部撞上,起义军在河南吸收新的力量后实力大增,而明军这边却是人困马乏、断粮多日。在交战中张全昌兵败被俘,但当时蝎子块却想接受招安,于是通过张全昌致信卢象升,表达自己欲受招安的心思。卢象升觉得起义军兵多而自己兵少,实力太过悬殊,即便起义军是真投降也很难招安,因此当即指责张全昌丧师辱国,并对起义军说:“果欲降,可灭其党示信。”( 《卢象升疏牍》 )蝎子块看到卢象升这个态度,便拒绝接受招安。卢象升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验证了起义军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起义军为什么要请求接受招安。在战场上,明军与起义军的战略态势变化异常迅速。起义军在陕西屡破明军,但随着洪承畴与曹变蛟的几场胜仗,明军在陕西又占据了上风。在河南战场上同样是这样,张全昌被起义军击败以致全军覆没,但没过多久左良玉就在广阳山击败起义军,斩首127级;几天后,明军又取得大捷,左良玉在郾城斩首180级,游击将军赵柱在叶县斩首140级。蝎子块看到这种局势,肯定想休整实力,不想在这一轮的混战中被当成首要目标对待,所以他试图通过假意接受招安来躲避明军的追剿,使自己能在合适的时机再次造反。但他错误地估计了卢象升,卢象升与起义军打了那么久的仗,对起义军那些套路一清二楚,更不用说蝎子块这个在畿南时的老熟人。

卢象升刚到河南就立即与起义军展开大战,而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正是蝎子块。当然蝎子块自身实力也不差,被称为“贼中最狡且强者”,手下有3万多人。卢象升为了打好这一战,命令秦翼明从东面遏制;祖宽、李重镇从汝宁方向南下,从北面进行挤压;他本人则亲自带领杨世恩的2500人从南面追击。卢象升为了不让起义军从手中溜走,连续追击四昼夜,总算在河南与湖广交界的青泥湾追上起义军。湖广按察使余应桂也很积极地从府库中搜罗出3000两白银,送到军前用于犒赏军队。得到犒赏的明军士气高涨,奋勇冲杀。在关键时候,作为监军的张大经也亲自提刀上前,在这样的情况下,起义军大败,明军斩首243级。这一战之后,蝎子块军实力大损。

在击败蝎子块后,卢象升与祖宽所率骑兵会合。崇祯八年十月二十日,明军在汝西击败起义军,斩首900余级。之后,八大王、闯王等率起义军包围了汝城。起义军声势极大,有部众30余万人,连营百里。卢象升在二十八日接到塘报后,立刻整顿兵马准备增援汝城。然而,祖宽在孤家庙击败八大王后就领兵向西增援去了,左良玉也在西线,这两人所率领的军队是明军中最为精锐的两支军队,所以卢象升可以带去驰援汝宁的只有李重镇、雷时声的两营人马,共5000名步兵、500名骑兵。

汝城告急是在十一月十八日。两天后,收到消息的卢象升立刻从襄阳出发,仅用了7天时间就赶完了1400里路到达汝城。起义军看到明军前来增援,就抢先向明军发起攻击,首先出战的是闯王高迎祥的部队。

高迎祥军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极高的一支军队,特点是骑兵多。卢象升命令士兵用强弩、火枪来攻击起义军,于是起义军靠近时,明军万箭齐发,射杀了千余人。看到起义军的攻势出现停滞,卢象升亲自率骑兵发起冲锋,大破起义军。但起义军人数极多,在高迎祥军失败后其他起义军也加入战团,卢象升率领明军连战两日,总算将起义军击退。这时祖宽也在洛阳屡战屡胜,斩首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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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年左右的第三次农民起义形势图

通过这几战,卢象升扭转了河南的战局,但他并没有因为现阶段取得了一些成绩就飘飘然,而是在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他认为这样分兵作战是不得其法的,明军兵力本来就少,如果分散就更少了,于是决定将所有兵力集中起来统一作战。当时,卢象升管辖的军队有援剿总兵左良玉所率领的兵丁7000人、游击陈永福的河南主兵3000人,但这些士卒并不是机动兵力,于是卢象升命令这1万人“视贼缓急而御之”;他自己则率总兵祖宽、副将李重镇的7000人和杨世恩的湖广兵5000人,作为机动兵力,“视贼分合而击之”。除这两支军队外,还有罗岱、刘肇基的马步兵1300人可供使用,这就是卢象升所能指挥的所有战兵。

总体而言,明军的情况依旧很糟糕。卢象升总结出明军有以下几个困难:

首先,明军兵力不足。起义军人数在20万人以上,明军五省全部军队加起来才10万人上下,而需要防守的地区却多达五省,划分到每一个省的就只有17000多人。

其次,明军在机动能力上明显不及起义军。卢象升形容起义军“贼骑如云,每至则漫山遍野”( 《卢象升疏牍》 ),连妇孺都有马骡;而明军的情况是“十不一马”。若是转移逃跑,起义军的速度还能更快,因为他们可以将裹挟的难民全部抛弃,而明军却不能。明军兵力本来就少,断不敢轻易放弃一兵一卒,所以卢象升说:“纵令人人精锐,追贼三日,未有不跛足颠连者。”

再次,就是边军水土不服。卢象升手上的明军大多是骁勇的边关主力,比如祖宽手上的就是从辽东前线抽调的精锐,只是这些边军存在水土不服、疫病丛生、思乡心切的问题。宣府总兵尤世威在卢氏山被张献忠击败,就是因为来自宣府的边军在中原腹地水土不服,军中发生瘟疫导致战斗力急剧下降。

最后,中原内地的明军战斗力极差。内地承平日久,士兵无训练,将领无储备,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明军每个地方的训练周期也都不同:同样是新兵,孙传庭在陕西只需要训练百日就能使之成为精锐,而卢象升在内地招募的士兵却要经过一年的训练才能正常使用。这并不是说卢象升的练兵才能比孙传庭差,要知道卢象升在崇祯初年就因为练兵有功而受到朝廷的嘉奖,这是因为内地的兵员素质远远不能和边地的边民相比。而明军所要面对的起义军,其核心就是来自陕西的边民、边军。除了兵员素质问题,将领的素质同样成问题。卢象升对崇祯说:“今之大小将领,则皆有生之气,无死之心。”甚至当时作为明军高级武官的总兵同样很糟糕,“肯出死力为朝廷报效,能秉虚心听督抚调度者,几人哉?”( 《卢象升疏牍》

卢象升遇到的更棘手的问题则是军队粮饷不足。一名骑兵一天需要支出一钱二分,一名步兵一天需要花费六分;明军的编制是马三步七,卢象升直属的10万人一个月就需要饷银26万两。这还没算上粮食。当时大米每石二两五钱,小米每石二两一钱,马吃的大豆每石一两七钱,草料每束也要三分。算上这些粮草,明军一个月需要的军费简直是天文数字。

针对粮饷不足的问题,卢象升列向朝廷建议:五省每个官员不论在朝在邑(回乡的官员),都得实行“十输其一”,所谓“十输其一”就是在原先的税银上再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原先要交纳一两银子现在就得交纳一两一钱;至于民间的士绅,则规定收入不满十两的不需要多交税赋,满了十两的超出部分每两交纳一钱,这就相当于明朝的个人所得税,以十两起征。作为总理五省军务的卢象升,家中有田产二十多顷,对此他表示自己愿意交双倍的税。

特别有勇气的是,卢象升认为,要解决财政问题还得从皇帝身上下手。卢象升对崇祯说:“据《万历会记录》,每年财政收入有1100万两,除了400万两给户部之外,其他的都供给了内库。请将内库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拨付军用。”但崇祯最后只同意了前一个建议,丝毫没有拿出内库的银钱来补贴军用的意思。

总的来说,实行了这一项“个人所得税”之后,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卢象升除了对税法进行改革之外,还努力提高官员的行政效率。他将官员的考核分为优秀的三等和低劣的三等。

“制器修城,练兵御寇,广备刍粮,诸事有呼必应”,这样的官员为优秀的第一等,应给予表扬并叙功提升。第二等为“城池坚完,乡兵团聚,刍粮无误,每事一意力行”,这样的官员给予记功并在事平之后一体论功。第三等为“虽无表表之绩,若能黾勉任事,年力可以驱驰”,这样的官员就仅仅是给予勉励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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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铠甲

不称职的官员也分为三种。第一种“事机委顿,提掇不前”,这样的官员责令其戴罪管事。第二种为“有意玩违,多所失误”,这样的官员给予降职处分。最严重的是“藐玩功令,百务废弛,所为不公不法”,这样的官员会直接将其官印摘除,上书弹劾。

针对武将,卢象升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卢象升虽然身为文官,又是总理大员,但丝毫没有架子,对所有的武官都推诚折节,丝毫不轻慢他人。但光有和蔼亲近的态度是不行的,卢象升手上还有尚方宝剑,凡是副将以下不听命者,都能先斩后奏。不过,他在总理五省军务时根本没有使用过这一项权力,因为他在军中威望极高,不但与将官关系亲密,与普通士卒同样关系亲密。当明军遭遇了一连串败仗,士气极为低落时,卢象升就亲自到军中鼓舞士气;军中断粮,卢象升与就士卒一起不吃饭;加上卢象升文武双全,作战时喜欢身先士卒,所有士兵都很佩服他。因此卢象升所带领的军队士气极高,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异常出色。

在具体的战法上,卢象升认为光靠军队来镇压起义军是远远不够的。卢象升将其在畿南、郧阳的成功经验进行复制推广,继续实行坚壁清野、设寨并村之法。除了这些办法,他还命令各县都招募一百到数百敢死之人,携带闷棍、板斧、长短枪、单刀这些兵器,白天埋伏于高山密林,侦察起义军的动向,晚上则对起义军营地进行破坏。要是起义军人数多,他们就躲避;人数少就攻击,专门痛打落单的起义军。这样就能很好地防止起义军扩大势力,也能在战场之外增加起义军的伤亡。在具体的战略上,卢象升主张“战”,认为应该集结两三万人为一军,跟起义军的主力找准机会就打一仗,以不断的作战来削弱起义军的实力,而不是消极防守,等起义军来打。从这一点来看,卢象升确实是明军所有将领中最有主动精神的一人。

当时张献忠对祖宽屡败起义军极为恼火,就在洛阳城下设伏企图消灭祖宽的辽兵。祖宽与起义军在龙门遭遇,起义军将军队分为数军,不断后撤以吸引祖宽部跟进。当祖宽部进入伏击圈时,起义军突然出击将之冲成两段。祖宽见状亲自断后,率领身边的军队向起义军反扑,而明军看到祖宽身先士卒,也勇敢地向起义军发起反击。两军从早晨一直打到了傍晚,最后起义军支持不住,向其他方向败退。这一战后,卢象升又率祖宽在确山击败高迎祥和李自成军,斩首564级。起义军只好分成两股,一支向西准备回到陕西,另外一支向东南逃窜。

崇祯九年正月,卢象升大会诸将于凤阳,商讨下一步的具体走向。最后朝廷决定宁、甘、固之兵归洪承畴指挥,蓟、辽、关、宁之兵调归卢象升指挥,以明确两人的指挥权限。明廷规定两人每人配属马步战兵3万,以马三步七的比例来配置。这时起义军却是一路向南,兵锋甚至指向了南京的门户浦口,但浦口防守严密,他们不得不选择撤退。之后,起义军主力调转方向,朝滁州涌去。

数十万起义军在高迎祥的率领下包围了滁州。起义军声势浩大,连营百余里,滁州知州刘大巩、南京太仆寺卿李觉斯一面拼死抵抗,一面向卢象升请求增援。卢象升接到滁州被围的消息后,迅速集结兵力前去增援。明军以祖宽部为前锋,游击罗岱的三营火器兵为后劲,而卢象升的300骑兵则居中策应。

当明军赶到时,起义军正在攻城。祖宽抓住战机,率军向起义军发起猛击,卢象升也亲自上前督战。倍受鼓舞的明军士卒无不以一当十,大破起义军。游击罗岱斩杀起义军头目摇天动,并夺其战马。看到起义军首领被斩于阵前,明军士气大振,从城东的五里桥连追30里至朱龙桥,杀得起义军尸横遍野,连滁水都为之断流。这一战之后,起义军向北转移,但又在寿州和颍州连连受挫。他们在归德与明军交战,被永宁总兵官祖大乐击败;向北企图进攻开封,却又在朱仙镇被陈永福击败。

起义军因处处碰壁,再次分成两股:一股向裕州攻击,一股向南阳攻击。卢象升盯上了起义军的主力——李自成军,他亲自带兵与祖宽、祖大乐、罗岱从叶县向裕州追击,在七顶山逮住了李自成军。两军相遇,李自成军明显不是卢象升所率明军的对手,被打得大败。一战下来,李自成的精锐损失殆尽。

针对南阳方面的起义军,卢象升同样做了安排:他传令湖广巡抚王梦尹、郧阳抚治宋祖舜,“贼疲矣,东西邀击,前阻汉江,可一战歼也”。但是两人并没有按照卢象升的命令挡住起义军,起义军从光化进入了郧阳。卢象升只好重新部署,他派遣总兵秦翼明、副将雷时声由南漳、谷城入山,进攻起义军。针对郧阳山地地形,卢象升特地派川军和筸军进入均州,围剿起义军。之后,起义军逃进了秦、楚、蜀三省交界的交万山之中。然而,这时由于粮饷问题,明军王进忠所部出现了哗变,罗岱、刘肇基军中也多有逃兵现象。因此,情况对明军来说并不乐观。

此时起义军中最强的是高迎祥军,于是卢象升与洪承畴开始制定围歼高迎祥军的作战计划。在东南战场明军虽屡屡告捷,但在陕西地区却起色不大:在罗家山,明军被进入陕西的李自成军击败;在安定,延绥总兵俞冲霄先胜后败,被李自成斩杀,基于这种情况,卢象升认为应该先增强陕西的军力。他与洪承畴商议说,边军多骑兵不利于进山,但利于在关中这种平旷的地形施展。最后,卢象升将祖宽、李重镇二军调入关中,归洪承畴指挥。

当时,卢象升将主力集中在豫西一带,封锁住了起义军逃向中原的通道;而在南边,有秦翼明的川军,还有卢象升亲手训练的筸军,所以东面、南面的封锁已经稳当了。况且陕西军队通过整顿训练战斗力也得到了提高,所以明军的胜算大大增加。加之关辽边军的增援,陕西明军在兵力上也变得充裕起来。之后,在陕北,贺人龙击败了李自成,局面暂时稳住了。于是,陕西明军开始集中力量围歼高迎祥军。

崇祯九年七月十五日,高迎祥在盩厔县黑水峪出现。洪承畴、孙传庭连忙带着军队前去围剿,两军分别在十六日和十七日抵达盩厔。高迎祥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卢象升在一封信件中这样说道:“闯王之贼有七万余,妇女可一二万,丁壮可一二万,精骑可三四万。”卢象升估计,高迎祥军在前两战中共损失2万人左右——包括被斩杀者及伤逃者,所以现在还剩下5万人上下。

在第一天的交战中,明军被起义军击败,但孙传庭的军队赶到后,明军又占据了上风。当时的情况是极为微妙的:明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起义军,起义军亦逃不出明军的包围圈。这时明军的内应起作用了,起义军中的乾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私下与贺人龙有过接触,准备投降。其实,明军能在短短两天之内就赶到盩厔,已经证明起义军的行动都在明军的掌握之中,但高迎祥却没有这种觉悟。在马召原的战斗中,趁高迎祥下马射敌,张二、黄龙两人利用大雾将高迎祥的军队和高迎祥的坐骑悄悄拉走了。在明末的起义中,起义军首领往往走在队列的最前方,也喜欢孤身一人去侦察敌情(后来张献忠就是这么阵亡的)。高迎祥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就这样被明军俘虏了。

不过关于高迎祥的死,还有另一种说法:高迎祥是被祖宽部斩杀的,卢象升考虑到洪承畴处境困难,于是将这个功劳送给了他。这个说法见于《郧县志》《信阳府志》和《荆溪卢司马殉忠实录》。考虑到高迎祥是被明军押解到京城处死的,并有崇祯的朱批谕旨,因此这个说法并不可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卢象升在这次大捷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正当卢象升在中原战场上屡屡奏捷之时,当年七月,清军再次入关,兵临北京城下。这时作为帝国支柱的卢象升被崇祯急令带兵勤王。

总督宣云

崇祯九年(1636年),关外的后金政权发生了质的变化: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祭告天地,正式称帝,并将国号改为“大清”。但在这期间却发生了一件令他极为难堪的事:当所有的使者都向皇太极行跪拜之礼时,唯独朝鲜使者罗德宪、李科不跪。皇太极极为生气,但事后并没有惩罚两名朝鲜使者。皇太极断定朝鲜使者的行为绝非个人主张,而是受到朝鲜当局的指示,于是决定当年就讨伐朝鲜,以便彻底使朝鲜屈服。他还判断朝鲜此举是受到明朝这个宗主国的影响,认为将明朝击败才能免除自己的西顾之忧,所以准备在征讨朝鲜之前首先进攻明朝。

这次皇太极选择的统兵将领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阿济格。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率八旗军分三路从独石口附近入关,兵锋直指京畿地区。七月五日,清军在庆州会师,短短两天之内连续击败明军7次,俘获人畜达15230之多。八月十二日,皇太极为了增强此次作战的胜算,特地率军进攻山海关以减轻阿济格军的负担。大明王朝的边防线一时烽烟四起。

崇祯皇帝在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后,于七月三日宣布京师戒严。但崇祯却将清军的主攻方向搞错了,他认为清军会从山西而来,于是派遣宦官李国辅防守紫荆关、许进忠防守倒马关、张元亨防守龙泉关、崔良防守固关,以求巩固京西防御。可清军却从延庆进入居庸关,直趋昌平。面对来势汹汹的清军,崇祯立刻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负责昌平防务,派司礼监太监魏国征防守天寿山。作为内臣的魏国征在受命当天就出发了,而作为兵部侍郎的张元佐却迟迟未动。对此,崇祯讽刺地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

另一方面,崇祯又命令各镇率兵勤王。大同总兵王朴的5000人首先到达京畿,并在七月十一日在居庸关与清军大战。明军此战大获全胜,斩杀清军1104人,还俘获了143人。这一战可以说是此次清军入塞中损失最大的一战,但清军的主力依旧是完整的。另一路清军已经在七月七日攻占了昌平,焚毁了熹宗皇帝的德陵。当时兵部调遣的援兵有:山东总兵刘泽清的5000人,宣大总督梁廷栋所率山西总兵王忠、猛如虎的4000人及大同总兵王朴的5000人,保定总兵董永文的5000人,祖大寿军15000人,以及关、宁、蓟、辽各总兵的17000人。此次作战,明军的总指挥是兵部尚书张凤翼。

可张凤翼并不想出外领兵,直到清军攻陷了昌平之后他才勉强前去督师,但明军的战果依旧不佳。七月十五日,清军包围宝坻,斩杀知县赵国鼎。七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克定兴,之后又西下攻陷了房山。这时的明军主力集中于涿州,总算在涿州顶住了清军的攻击,王朴率军出击斩杀清军200余人。

七月二十八日,崇祯加快了对卢象升的催促,卢象升随即撤离剿寇战场,率领马步兵1600余人入援。卢象升抵达京畿后,清军已经北去,但卢象升豪气万丈,带着自己的人马主动追击,在长城口外与清军激战一场,夺回1万多名百姓。这个行动无疑是此次清军入塞之战中,明军内部少见的亮点。

由于作为督师的张凤翼和宣大总督梁廷栋双双病死在军中,崇祯就命卢象升为兵部侍郎,总督天下援军;同时,将宣大、山西的防务都交由卢象升负责。九月二十八日,明廷正式下达命令,授予卢象升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等地方军务,并兼理粮草。十月一日,卢象升在居庸关前线正式就职宣大总督。

宣大为京师左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自崇祯以来宣大屡屡遭受战祸。从崇祯七年开始,清军就多次进攻宣大,使宣大军在抗击清军的过程中损失极大。到了崇祯九年,清军入塞进入京畿地区,宣大军作为勤王的主力军,又在这次战争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卢象升在接到命令后,并没有直接去宣大总督的驻地阳和,而是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沿着宣大防线走了一圈。卢象升一路走一路拜会各地官员,在柳沟时他拜访了怀隆道参议胡福宏,过云州时拜会了赤城道佥事李仙风,到宣府时会见了口北道参议贺鼎,抵达阳和后又与兵备副使窦可进、蓟北道参议聂明楷、朔州道佥事朱家仕见了面。卢象升这样不辞辛苦地与各地官员进行会晤,并不是走过场,而是为了切实地了解宣大的具体情况。

当时宣大的情况真是糟糕透了,卢象升在向崇祯汇报的奏疏中这样描述军备情况:“边墙毫无足恃,军马处处单虚,应设烽台墩堡十无二三,寥寥戍卒防兵,鹑衣百结。”士兵的情况则更惨,“观其武艺,无非花法死套,及令纵马驰骤,且多仆地跌伤”;看士兵的甲胄则是“色号参差不一”;看士兵演练阵法又是“部伍混乱不齐”。马匹方面,明军亦是惨不忍睹,“一路将营马不过百匹,一操守而战马不过十余匹”,并且“羸瘦不堪,加鞭即倒”,而这一切都是由军饷不足造成的。

明军当时的军饷标准是十多年前订立的,那时物价很低,每升豆不过四五厘,普通士卒每个月发放马料钱八钱银子,每天就有二分七厘。到崇祯年间,物价却是豆每升二分银子,这样一匹马每天最多只能得一升豆,而明军战马的正常配置是一天需要草一束、豆三升。也就是说,每天的马料钱只能买不到三分之一的粮草,这样喂养的战马怎么可能有战斗力?普通士卒每个月的军饷是八九钱,但当时宣大的物价是每石米需要白银三两上下。这样微薄的军饷别说是养家了,连自己吃都不够。重要的是,就算这样微薄的饷银,明军也不能按时发放,很多士兵一年有四五个月都领不到军饷。究其主要原因,倒不是将领克扣,而是明朝糟糕的财政无法正常拨给军饷。这就造成了军队战场纪律涣散,卢象升由此发出了“以故败于溃逃者十七,败于血战者十三”的感慨。所以这些普通士卒是完全无法投入战场使用的。

明军中待遇最好的是总督、总兵直接管辖的标兵,但卢象升发现这里面也有问题:总督的标军,骑兵一月的军饷大致为一两五六钱,步兵一月的军饷在一两到一两四之间,而宣大两镇总兵的骑兵除每个月会发一两八的军饷外,还会额外补贴粮食钱四钱,这样每个骑兵一个月就有二两二钱,但前任总督留下的旧标兵却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老的标军骑兵每个月一两三钱,步兵一两一钱。卢象升看到这个情况之后,立刻向朝廷上奏,要求对军饷标准进行调整,将总督标军骑兵每个月的军饷提高到一两八钱,再补贴二三钱不等,步卒以一两五钱为标准。在巡视完宣大之后,卢象升认为只有靠自己的标军才能承担好宣大的防务。宣大总督原有标军5000人,但卢象升认为兵力不足,应该迅速扩军,建议将总督标军扩充到1万人。他想以总督标军为榜样,带动总兵标军进行练兵,将军队的战斗力切实地提高上去。

针对宣大物价高、粮饷不足的问题,卢象升则提出屯田之法。卢象升认为,只有将屯田搞上去,宣大的情况才能变好,足兵先足食。在决定屯田之后,卢象升立刻对土地进行清查,发现抛荒的土地多达16260余顷。当时宣府的情况是有地无人,即便是有人也缺乏耕牛,所以卢象升认为,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和耕牛这两个问题。

卢象升的办法是实行军屯,以10顷地为一小屯,用兵20名,发给官牛10头;100顷地为一大屯,用兵200名,发给官牛100头。这些参与屯田的士兵在军饷上会少给一些,每个月就给四钱五分。他对普通民众也进行扶持,每一顷给银六两,用于买种子、租耕牛。这六两银子是官方借给百姓的,到了岁末除了归还本金之外,还要加还20%的利息;但即便是这样高的利息,对老百姓而言仍然是有利的。卢象升算了一笔账,即便是保守估计,每年屯田所得的粮食都能达到25万石之巨。一年之后的崇祯十年,卢象升真的取得了20万石的成绩,还收得利息4万石之多。可以说,卢象升的屯田之法是完全可行的,崇祯看后也很高兴,下令九边效仿。

在解决完屯田的问题之后,卢象升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训练标军上。在得到崇祯的同意之后,他开始大力扩充军队。卢象升选择用募兵的方法来选拔兵员,当时宣大地广人稀,难以招够合格的兵员,卢象升就派人到山、陕、关、宁去招募。卢象升对兵员的素质要求极高,下令市井无赖不要,老兵油子不要,年龄不到20岁的不要,年龄超过40岁的不要,肥胖臃肿的不要,面目无神者不要。招募这5000标军,卢象升足足花了3个月时间,最后本地新兵只占新募士卒的十分之三,来自山、陕、关、宁的占了十分之七。

新标军的编制为左、中、右三营为冲锋马兵,前、后两营为火攻步兵。具体编制为每营2000人,分为2部,每部又分为前、后、左、右4个哨,外设塘拨千总1员、冲锋材官60员。每个营除了管营将领,还设立坐营守备1人。每个千总管理1000人,把总管理500人,百总管理100人。骑兵以25人一队,步兵以50人一队。步兵以火器为主,每队有大炮手8人,使用鸟枪、三眼铳的共16人,使用长短枪、闷棍的共24人,另外2人分别担任队长和副队长。两个步兵营共有灭寇、威远、毒虎等炮288尊、挨牌360面、三眼铳3000件。马兵除了使用标配的弓矢、腰刀之外,还要根据个人情况各习三眼铳、闷棍、八尺长枪。为了强调纪律,卢象升特地对士兵的军服进行了改革,各兵的号衣甲胄,俱用白布一条,上书某营某部某哨第几队兵丁某人;大帽之上用铁片,上书某营某部某哨第几队,并在军中实行连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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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刻本中的明军形象

在将旗上,卢象升规定,中营为黄心黄边带,左营为蓝心蓝边带,右营为白心白边带,前营为红心红边带,后营为黑心黑边带。而护具方面,骑兵穿铁甲,步兵穿棉甲。整支军队有帐房2000顶、铁锅2000口、掀撅1000把、拒马鹿角360架、铁蒺藜10万个、营灯400盏;辎重车50辆、水袋800个、下营口袋4000个、皮链576条、盛火药小口袋8640个、盛铅子小口袋8640个。

在确立了编制之后,卢象升开始对士兵进行训练。弓箭手步射,用草把五大束,每束高6尺,围6尺,相距3丈,以60步距离练习;每5人射一把,25人齐射,挨次站立,听旗号为令才可发射,不允许先后参齐。火器手50人为一队,共列4队(前后4排),听掌号齐射,第一队放毕后立即退后变为第四队,第二队上前,4队轮番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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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书法

在战略上,卢象升表现出了一股锐意进取的精神。他刚到宣大就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恢复大宁、开平!

当时,清军连年入侵,而宣大防线长达2300余里,如果要守,明军兵力是远远不够的。而明清的态势也已经发生了变化,清军吞并了林丹汗的察哈尔部,使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东至鸭绿江西至贺兰山,东西跨度达5000里。卢象升认为,与其将无数的金钱花在修建堡垒上,不如恢复开平。开平在独石以外250里外,如果明军防守开平,宣大的边防压力将大大减轻。卢象升还指出:首先,守卫开平可以为宣大提供充足的预警时间;其次,开平处于清军入塞的前沿,清军若要进攻宣大,就不能绕过开平,必然要在开平与明军作战。如果清军以一部分军队进攻开平,以其他军队进攻宣大,那么清军就将面临兵力分散的问题,也就达到了分散清军兵力的作用。如果清军全力进攻开平,宣大的明军便可以乘机出击。至于出兵规模,卢象升提出需3万人,具体方案为宣府镇总兵官出兵5000人,宣府巡抚出兵1000人,宣府其他军发兵9000人,卢象升自己直属标军出兵4000人,大同镇出兵3000人,这样就能有22000人;另外的8000人由蓟镇、昌平两镇凑发。关于后勤,卢象升也算了一笔账:3万人,每人每天需要银三分,一年需要324000两;马骡1万匹,每匹每天也需要银三分,一年需要银108000两。这样算下来,一年就需要432000两。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明朝每年给蒙古部落的赏赐都不止这个数,可见实际花费并不是特别大。在后续事宜上,卢象升提出以开中法、通马市、立屯田这些办法来保证开平军队的后勤补给。但崇祯并没有批准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对当时的明朝来说实在是太冒险了,一旦失利,就意味着整个华北的精锐将被一扫而空。

这个方案无法实行后,卢象升又开始从别的方面入手。

当时宣府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并不是辽东的满洲人,而是近在眼前的卜失兔。卜失兔是俺答汗的正统后裔,但其部在被林丹汗击败后实力大损,他本人也在明清之间的区域徘徊。对于卜失兔,明廷内部有的主张“抚”,有的主张“战”。但卢象升认为,一味地“抚”是不明智的,会使卜失兔贪得无厌;但“战”也不是好办法,容易将卜失兔逼向清军。最后卢象升提出,可以与卜失兔进行互市,这样一方面可以获得明军需要的战马;一方面可以将卜失兔变成明军的哨探,侦察清军动向。

为了加强明军的侦察能力,卢象升又对明军的哨探进行了改革,将哨丁和探役混合使用,增强明军的侦察力度。此外,为了增强明军的士气,卢象升还叫全军士卒写军令状。在平时,卢象升则深入将领中间与他们交谈。可以说,在卢象升就任宣大总督后,宣大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而检验这一切的,就是皇太极在崇祯十一年的西征。

明崇祯十一年,也就是清崇德三年,正月,喀尔喀部查萨克图汗带兵进攻已经归附清政权的归化城,奉皇太极命令驻守归化城的土默特部落立刻向皇太极求援。皇太极收到消息后决定再次西征,以保护清朝的利益不受损。二月一日,皇太极率清军主力从盛京(沈阳)出发,此次随行的将领有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郡王阿达礼和多罗贝勒岳托,负责留守的为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贝勒杜度及贝勒阿巴泰。可以说,此次清军动员了几乎一半的兵力进行西征,但这次规模浩大的远征却并没有遭遇激战:喀尔喀部落在皇太极率大军到来后,要么投降,要么撤离。可以说,这场浩大的远征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武装游行。据《清太宗实录》记载,皇太极几乎一路都在打猎宴饮。

不过,皇太极率这么多兵来到宣大口外,要说没有入塞的野心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宣大防线在卢象升的建设下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卢象升在得到清军来到口外的消息之后,立刻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卢象升绝非是消极防御:在使用常规手段进行防御的同时,他还下令在每百人中精选一两名作战勇敢、身手矫捷、擅长登高涉险的士卒组成奇兵,专事劫营。整个三关可以选拔出1500名奇兵。这些奇兵在战时被召集起来用于突袭,在平时还是留在原单位进行训练。在选练奇兵后不久,卢象升又向崇祯上奏:从宣大总督标兵和宣府总兵标兵中选出5000人直捣皇太极中军,以大同镇4000精骑扼其前,以蓟镇、昌平两镇7000精骑袭其侧后,这样就可以让清军处处受挫,处处挨打。

但这个方案,又被崇祯皇帝一票否决,理由是实在太过大胆了。而正当卢象升斗志昂扬地要与清军决战之时,皇太极却率领清军在四月一日撤离了宣大边境。一场兵灾化于无形,这是宣大自崇祯七年之后首次在边境线以外挡住了清军的进攻。虽然两军没爆发激战,但皇太极没有进攻宣大与卢象升的周密准备是分不开的。

这时明廷的内部风向发生了变化,中枢当权者开始考虑与清议和!

崇祯十一年四月四日,一个叫周元忠的算命先生走进了关外清廷的心腹重地沈阳,作为镇守山海关的太监高起潜的使者,周元忠的主要任务就是去试探清廷方面对议和的态度。虽然没有见到清廷的最高统治者皇太极,但他也拿回了清廷方面的致书。在朝中主持与清军议和的就是兵部尚书杨嗣昌。在是战是和这个问题上,卢象升一直是朝中坚决的主战派。在这之前,卢象升与杨嗣昌的关系极为亲密:卢象升在奏折中不忘反复提及杨嗣昌的功劳;在朝中,杨嗣昌也不吝对卢象升的赞誉,甚至卢象升在确立标军的编制时都不忘与杨嗣昌商议。但这件事之后,两人的关系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这时,一封来自南方的家书让卢象升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崇祯十一年四月,卢象升的父亲在回乡途中病逝。按规定,官员的直系亲属去世,他必须返乡服丧丁忧,但崇祯却并未让卢象升离任,而是让其继续担任宣大总督。作为孝子的卢象升守孝心切,连续向崇祯上了七道奏折,请求回乡丁忧,崇祯最终只得接受了他的请求,但要他等新任总督陈新甲到任后才能离开,可一场新的战争又将卢象升拉进了历史的漩涡。

壮烈殉国

崇祯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贝勒杜度为副手,统右翼军,南下征明。除了这两路大军之外,皇太极亲自带兵出击辽西,以策应入关清军。

从这个人员安排可以看出,清军并不是完全为了抢掠财物而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用意。首先,多尔衮是清皇室中极有战略头脑和政治手腕的一个人,任命他为指挥官,有利于在需要的时候与明廷议和。其次,皇太极很谨慎,自己并不带兵入关,而是与大军保持一段距离,在辽西负责牵制,这样他的安全有了一定保障。

最先进军的是岳托率领的清军右翼军。该部于八月二十七日从沈阳出发,九月二十二日到达密云的墙子岭。此地形势险要,山高路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清军在此却未遭遇多少抵抗。因为恰逢镇守太监邓希诏过生日,明蓟辽总督吴阿衡、总兵吴国俊都去参加生日宴会了,所以明军的防备极为松懈。当清军破关而入时,吴国俊才仓促而回,与清军短暂交锋之后,败走密云。吴国俊到达密云后,惊魂未定之下又带兵跑到了石匣。对前线战局并不了解的吴阿衡只带了3000标军就赶到密云,结果一到密云就被清军包围了。

听到清军入寇的消息,明廷内部慌了神,急忙命令蓟镇中协(遵化)、东协(建昌)的军队救援西协(密云)。这中协虽有战兵20000人,东协也有战兵24000人,但没有任何人督促,以致进展十分缓慢,总督在墙子岭被包围了5天,两协总兵硬是没有前进一步。明廷一边派遣职方清吏司少卿赵光忭前去督军;一面加大赏额,规定只要割下清军首级来献者赏银100两,但还是无法激起明军的战心。在墙子岭苦望援军的吴阿衡支持不住了,在清军的猛烈攻势下力战被俘。

关于吴阿衡的死,《明史纪事本末拾遗》里说是在清军的攻势下当场毙命,而根据杨嗣昌的奏折和后面明军不断组织军队救援墙子岭的情况来看,更可能是吴阿衡在失去援兵的情况下力战被擒,最后被清军俘杀。

在右翼军将明军主力缠在密云一线时,清军的另一支部队左翼军也入关了。

清军左翼军于九月四日从沈阳出发,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青山关。青山关守军已经被调去堵截墙子岭的清军,结果多尔衮的左翼军毫不费力地冲入了关内,并一路南下。此后,左翼清军与前来救援的明辽东副总兵丁志祥、窦浚部爆发激战,结果被辽东军斩首19级。小败之后,清军稍稍后退,但不多时又迅速转向南边,在通州与早已入关的右翼军会师。

面对来势汹汹的清军,崇祯皇帝和杨嗣昌都慌了神。杨嗣昌这时仍旧向崇祯推荐卢象升率部勤王。之前,杨嗣昌对自己这位亲密的战友,在议和问题上,能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是很有信心的。然而,事实却是卢象升在这个问题上与杨嗣昌的观点截然不同。卢象升在军中屏帷上大书文天祥的《正气歌》,在卧里也挂着关公像,从未想过议和之事。

见卢象升主战态度坚决,杨嗣昌开始对他不再信任了。九月二十四日,杨嗣昌主管的兵部给卢象升的调令是让其赴保定,卢象升看到这份奇怪的命令也只得执行。从这一细节就可以看出,杨嗣昌确实有借清军兵临城下之机来达到议和的企图。崇祯对卢象升也很信任,九月二十五日就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各镇援兵。同时,崇祯又从辽东征调祖大寿入援,从陕西征调刚刚剿灭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部勤王。

卢象升身着麻衣草履(守丧之服),率领总兵杨国柱、虎大威、王朴前来救援,他一到京师立刻就被崇祯召见。十月四日,崇祯在平台召见卢象升,询问战守方略,也顺带询问他对“战”与“和”的看法。结果卢象升直截了当地对崇祯皇帝说:“任命臣作为督师,臣的意见是主战。”听到这个回答,崇祯性格中偏激和顾忌清誉的部分又开始作祟了,他的脸色马上阴沉下来,不快地说:“朝廷并未说要抚,外面的议论怎么能乱信呢?”卢象升这时向崇祯说明:“现在清军攻势很急,主动权都在清军手上,清军可以随时转换目标,向南可以切断我军粮道,向西可以劫掠我朝陵寝,还能集中兵力进攻京师。我军的状态是,如果集中在一起就无法寻求与清军决战,如果分兵又会遭到清军攻击。”但崇祯听到最后,并未做出什么明确的指示,仅仅是对他抗清的勇气表示赞许。崇祯只是对卢象升说要慎重用兵,并提到卢象升在围剿“流寇”作战中多次身先士卒,但清军不比“流寇”,要卢象升慎重对待。卢象升听到这句嘱托后感动万分,但其实崇祯只是畏惧清军,这是卢象升当下绝对想不到的。在具体的行动上,崇祯让他与杨嗣昌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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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甲士示意图

商议的时候,高起潜、杨嗣昌、曹化淳都来了,而卢象升却只是稍稍谦辞就坐居主位。这个行为是很不合规矩的,当时都是让大珰(当权的宦官)坐主位的,但卢象升骨子里的那股骄傲,让他并没有按照通行的规矩做事而是按照规定做事,这就让高起潜和曹化淳有些不高兴了。在会议上,卢象升大谈主战言论,结果其他人的反应都很冷淡,只有曹化淳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卢老先生说的是正论。”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入夜时分还是没有商量出办法。

针对清军的攻势,卢象升的策略是自己率领主力进行机动作战,“各镇兵马,画疆策应”,“务使北骑进不能深入内地,退不能回犯宣疆”。但是这个方案由于杨嗣昌的阻挠而未能实施,卢象升只好退而求其次,打算率领自己的3万兵马,在昌平扼守要冲。卢象升回到昌平的第二天,崇祯就下发白银4万两用于犒赏三军,翌日又赏赐卢象升部御马100匹、太仆马1000匹、银铁鞭500根。这些赏赐让卢象升认为崇祯还是主战的,因此卢象升更坚定了主战的想法。他还用赏银打了一个酒杯,上面刻着“胸藏武库游戎马,手制金瓯奠圣朝”。

次日,卢象升向崇祯辞行时,杨嗣昌又在朝房中对卢象升说:“勿浪战。”军中将领听到这个消息都额手称庆说:“督师主战几坠人胆,中枢戒勿浪战,且上言外廷议抚。我辈可作勿浪死歌矣。”( 许德士《戎车日记》 )由此可以看出明军士气之低下。后来孙传庭也说道:“各镇之兵,望风胆落,必不能趋之使战。”但卢象升依旧坚定地主战。

这时密云被清军包围,卢象升提出与高起潜两路进军恢复密云,但是明军的后勤却出了问题,进攻密云的主张只得作罢。在这之后,卢象升针对清军锋芒过盛、明军士气衰落的局面,准备在十月十五日夜袭清军。他召集众将,规定“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这个计划同样遭到高起潜的反对,他认为卢象升这是轻敌浪战,表示不予配合。高起潜手中掌握着精锐的关宁军队,他不配合,整个计划根本就无法实施。高起潜不但不予配合,还命令三屯营的军队向后撤退,一下子使明军的战线出现了重大隐患。卢象升只得向朝廷建议分兵。

分兵之后,卢象升军前只有杨国柱、王朴、李重镇三部共19000人;明廷拨了保定总兵刘光祚的3500人给他,但这3500人中半数都是新兵;另外,他还有来自虎大威的5000士兵在赴援途中,这样卢象升手下就只有不到30000人。而高起潜却有关宁军23000人,加上增援的16000人,一共多达39000人之众。

这时,战场上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曹化淳为了表示要配合卢象升进兵,特地选了2000京营兵给卢象升。卢象升带着这2000京营兵来到孙堠时,突然遇到100多名清军骑兵。卢象升看到清军骑兵后,并不惊慌,对众人说:“这是清军的侦骑,当奋勇冲杀歼灭他们。”但京营士卒却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向后跑。战场上转眼之间就只剩卢象升和他的十几个亲兵。卢象升看到这个情况,就带着十多个亲兵向上百清军骑兵发起冲锋,一边冲一边对往后跑的明军喊道:“一退走无一人得生,恐后有大队相逼。”看到卢象升身先士卒、勇猛作战,一些勇敢的京营士卒也调转过来和卢象升会合。卢象升集合京营官兵向清军发起猛击,这支实力本就有限的清军侦骑自然抵挡不住,向后败退。卢象升也不敢发动追击,他知道京营士卒战斗力脆弱,根本不能打硬仗,一旦再遇到清军,后果不堪设想。

卢象升这时派遣杨国柱在顺义与清军大战一场,斩得敌首数十级。清军被明军击败后,密云之围被解,而卢象升为了获得曹化淳的支持,特地将斩获功劳分了一些给京营,由此可见卢象升的良苦用心。但这一战后,卢象升和杨嗣昌的矛盾再次加剧。十月十七日,杨嗣昌来到卢象升军中,卢象升很直白地对杨嗣昌说:“文弱,你现在议和,难道想做城下之盟的事,成为历史的罪人吗?这北京城口舌如锋,你难道想成为第二个袁崇焕吗?”杨嗣昌被激得面红耳赤、全身颤抖,急忙辩解说:“你错怪我了,谁说我赞成‘抚’了?”结果,卢象升直接将他获知的关于周元忠的消息一并说出,而杨嗣昌则坚决不承认。闹到最后,杨嗣昌说:“如果你真的不相信,就用你的尚方宝剑将我军前正法!”卢象升只好说:“我现在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被这宝剑斩首的只能是我啊!我哪里还敢斩别人?”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二人的矛盾在此后的战事中被迅速扩大,成为导致卢象升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

十九日,明军将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战守事宜。卢象升依旧主张合兵拼死大战一场,将清军彻底驱逐出去,高起潜却说:“恐野战非我所长。”友军持这样的态度,卢象升很难取得更大的战果了。

总之,卢象升主张以野战挫败清军,阻挡其继续深入,而杨嗣昌和高起潜却主张据点防守。这时清军突然从顺义南下。十月二十三日,清军进攻东直门,卢象升带领官兵与清军大战一天,最终挫败清军攻势。十月二十七日,清军再次对京师发起进攻,卢象升亲自上前督战。战况十分激烈,卢象升带着精骑左右驰援,结果坐骑都被清军射杀了。清军连续进攻三天都未能取得任何战果;与之相反,卢象升所率明军却是战果颇丰,宣府总兵杨国柱还缴获了蟒甲银盔。十一月二日,明军又在阵前设伏攻击清军,打死打伤了许多士卒。虽然清军也对明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连攻5次均被明军击退。清军再也扛不住了,准备撤围,但他们没有向北撤退而是向南转移。由于崇祯和杨嗣昌限制卢象升出击,实际上清军伤亡并不大。卢象升手上兵力有限,即便击败清军也没有办法扩大战果,所以在京师脚下打的这十多天,实际上都是消极的防御战。

此时卢象升决定追击清军。他请求让高起潜的关辽精兵与自己一同参与追击,但崇祯却犹豫再三,直到两天后才同意了他的请求,而这时清军已经离开很远了。

这时杨嗣昌又准备起用陈新甲来代替卢象升。他任命陈新甲为兵部侍郎,还准备以陈新甲来分卢象升的兵。明廷内部也显得躁动异常,编修杨廷麟上疏言:“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显然将杨嗣昌比作误国的奸臣。杨嗣昌大怒,将杨廷麟改任兵部主事,派到卢象升军中。

此后,崇祯皇帝又因卢象升顿兵不前、不与清军交战,罢免了他兵部尚书一职,改任侍郎,并任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卢象升由于兵力有限,想与高起潜合兵一处,但高起潜态度暧昧,所以进展十分缓慢。

之后,卢象升由涿州进据保定,十一月十一日命诸将分道出击。当天,王朴与清军大战,于泾阳斩首20级;第二天,卢象升率主力与清军战于庆都,卢象升小胜一局,斩首清军115级;此后双方又再次交战,总兵杨国柱、虎大威与清军野战,双方死伤相当。

等明军兵力全部集中在京师附近之后,清军获得了更多的战场主动权。十一月初,清军进攻定州;十一月九日,包围高阳城。此时原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辽东督师孙承宗正在高阳城家中养老,获知清军进攻家乡的消息之后,他以76岁的高龄率全家守卫城池。三天之后,高阳城被清军攻破,孙承宗被俘,拒不降清,被清军勒死,其子孙19人也力战而死。接着,清军又连下衡水、武邑、枣强、鸡泽、文安、霸州、阜城等地。之后,清军兵分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攻易州,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获悉孙承宗殉国后,崇祯皇帝极为悲痛,对卢象升的意见更大了,想用孙传庭代替卢象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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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火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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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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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夷大炮

但这个决定被杨嗣昌拦了下来,杨嗣昌认为:“易帅恐缓期,不若留象升责其后效。”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杨嗣昌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要逼死卢象升!杨嗣昌清楚崇祯皇帝多疑、极端的性格,而作为兵部尚书的他更知道,以当时的局势,如果卢象升继续这样行事,等待卢象升的只有斩于军前。

当时卢象升虽然没有被免去职务,但是崇祯已经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左侍郎,为替代卢象升做好了准备。这时山西又接到有清军入侵的消息。杨嗣昌命令卢象升出关,但卢象升却拒绝了这个命令,选择留在前线,而大同总兵王朴却擅自带兵离开前线返回了山西。

之后,卢象升来到他初次为官的畿南地区。畿南的百姓看到卢象升这种窘况,就赴卢象升的军门叩见说:“现在天下大乱已经十年了,明公初到为官不计生死,凡事为天下先。现在奸臣在内,三军士卒都想西归,大同总兵王朴已经跑了,而军中已经是弹尽粮绝。明公不如撤到广德,召集义师。我们畿南子弟都乐意为公效死,只要到达畿南,‘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人’,何必处此死局?”卢象升听后大为感动,说:“我与贼大小上百战,从未有过失败。现在分了5000人去西边,以阻敌西冲,援兵又被隔绝,做事屡屡受到掣肘。现在军中的情况已经是‘食尽力枯,旦夕死矣’,即便撤到广德,也是给父老添麻烦。”畿南的百姓听到卢象升这样一番言辞都号啕痛哭,回家之后拿出自己床头的存粮接济卢象升部,由此可以看出卢象升与畿南百姓感情之深。但卢象升已经没有选择了,他知道自己只有战死沙场这一条路可走了。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师至钜鹿、贾庄。高起潜率关宁军来到距贾庄50里的鸡泽防守。这时卢象升的全部军队只有5000士卒,而且这支军队已经断粮多日,众皆困顿。于是卢象升派遣杨廷麟向高起潜乞援,但高起潜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卢象升走出大营,四面环拜众将士说:“吾与尔辈并受国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所有将士都失声痛哭,表示愿意与清军决一死战。于是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于十二日拔营出贾庄进攻清军。

当时清军正在布置对卢象升部的合围,猝不及防之下被明军的快速突击暂时打退。卢象升对将士说:“今天虽然小胜一局,但清军一定会集中兵力再来进攻我军,我们要小心防备。”第二天,清军果然集中主力进攻卢象升部,数万清军将贾庄围了整整三层。

清军首先以蒙古兵作为包围圈的第一层,以精锐的护军巴牙喇为第二层,然后派汉军架设火炮进行炮击。当时参战的清军有满洲4个旗、蒙古4个旗,在兵力上远远超过明军。卢象升自己为中军,以虎大威为左翼、杨国柱为右翼,与清军对抗。双方大战6个多小时后,明军炮尽矢穷。

卢象升感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决定发起最后一次冲锋。虎大威拉住他的马,对他说现在突围还有机会,不必玉碎于此。卢象升厉声说:“我不死在疆场,难道要死在西市(明朝处决犯人的场所)吗?”言毕向清军冲去。在作战中,卢象升连杀数十名清军,自己也身负重伤,身中二矢二刃,仍然呼号奋战。最终,卢象升因马蹶而坠马,身中四矢三刃而死,时年39岁。他的部下杨陆凯为了保护他的尸体,扑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为他遮挡弓箭,结果身中二十四矢而死。此战,卢象升部几乎全军覆没,只有虎大威、杨国柱在最后关头溃围而出。根据清军的战报显示,他们这次斩杀了明军副将3人、参将5人、游击3人、都事3人,缴获战马2776匹、骆驼10峰。这一战,卢象升与自己那支苦心经营的标军一起全军殉国于此。

在明末这种乱世中,罕见地出现了卢象升这种德才兼备的人物,但这样的人才却最终含冤战死,无怪乎清代文人方苞会这样评述:“明之亡,始于孙高阳之退休,成于卢忠烈之死败。”而大明王朝真的在卢象升死后短短六年就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