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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北宋名臣)

铁面无私 惩恶除奸

包拯简介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北宋真宗时期,仕宦则全部在仁宗时期,卒于开封,谥号孝肃,是仁宗时代的名臣。

生卒年:999 ~ 1062年

性格特点: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

历史功过: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

名家评点: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法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包拯传记

廉洁奉公 宽民利国

包拯是庐州合肥人,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足的地主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年)。在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当时的翰林学士刘筠出任庐州知府。他工诗、善文,才华超众,尤其是满身正气,是人们所称颂的清官。他因为和当政的奸相丁谓不和,所以才要求外任的。刘筠非常重视人才,对包拯的才干特别赏识。而刘筠的言行,也为包拯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包拯读书非常刻苦,他在北宋天圣五年年)中了进士。

按照宋朝的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为官。于是包拯就被朝廷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可是包拯认为自己的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所以他向朝廷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可是,父母亲仍旧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于是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然不想离开故土。他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才出来为官,因为他极有孝道,所以深受家乡人称道。

到了宋景佑四年(1037年),包拯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天长(安徽天长)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了。在此任职期间,颇有政绩。尤其是他能明断疑案,为当地人所称颂。有一天,这个县里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案件,有一个农民在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可在早上起来时,却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还淌着血,他赶紧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竟然被人给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是气又是心痛,于是就赶到县衙里面来告状,要求包拯为他追查这个割牛舌的人。

这该如何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有了主意,他就对告状的农民说:“你先不要声张,你回去先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把耕牛宰了,依照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得私自屠宰的。可是这样一来,被割掉了舌头的牛也会活不了多少天;再说县官叫他宰牛,也就用不到害怕犯法了。那农民回家之后,果真马上就把耕牛给杀掉了。到了第二天,天长县的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了情况,当时脸就沉了下来,大喝了一声,说:“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偷偷把人家的牛给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人一听就吓呆了,伏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直磕头,并老老实实供认牛的舌头确实是他割的。原来,这个割牛舌的人和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他先把牛的舌头给割了,然后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自从这件事之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逐渐地传开了。

在康定元年( 1040年) ,包拯又来到端州任官。端州当时出产一种很有名的砚台,名叫端砚。这种端砚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因为当地官吏和豪绅等人的层层加码和克扣,虽然这种端砚的产量很多,可是却变成了当地百姓的一种沉重负担。在他之前的几任县令,都是肆意地加上几十倍的数目,从中获取大量民财。但包拯与他们完全不同,自从到任端州以来,明确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量,向朝廷进贡,绝不能给百姓加码。所以,直到他最后离开端州的时候,他的桌案上也没有一块当时全国闻名的“端砚"。当地的老百姓们知道后,便特意精制了一方来送给他,可最终还是被包公婉言谢绝了,包公的“不持一砚而归” 就是由此得来的。

包拯一连做了几任地方官,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把一些苛捐杂税给取消,而且还会清理了许多的冤案。因为包拯铁面无私、为人正直,所以他得到一些朝中大臣们的赏识。庆历三年(1043年),朝廷把包拯调到都城开封。这是他自进京考试之后,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当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尽管监察御史没有多大的实权,可是对包拯来讲,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直接参与朝政,事实上,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的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出使过辽国,出色地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

包拯在出使辽国时,辽国曾经屡次对他加以刁难,可是包拯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尊严。他回国后,马上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写了总结,向朝廷作了报告。他说,辽国现正在山西的北部集结兵马,聚粮屯草,其意图可说是人人皆知,对此朝廷不可不防。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事准备,在此之前,辽国之所以会蚕食宋国边境的领土,是因为当时守护边防的人胆小怕事,不敢对外敌进行抵抗,如今朝廷应该下令这些守边的大臣,要严加防守,不能再出现丢失寸土寸地的事情。

另外,原来的守将,在军事及作战方面都是外行,为此朝廷应该派懂得军事的人去进行领导和指挥队伍。朝廷采纳了包拯的这些意见,由此加强了河北、山西一带宋辽边境的防卫。更难能可贵的是,包拯对宋代当时存在的冗兵之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主张裁减“老病冗弱" ,由此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在宋朝立国之初,为了防止武将专权,曾经使将士们调动频繁,结果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弊病。

包拯认为朝廷的这种政策应加以改变,使得那些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将他们进行调动。包拯在建议加强国防和军事力量的同时,并不给百姓增加负担。包公在奉命出使辽国的途中,发现那些负责迎送外交使者的三番官员经常借机在沿途勒索当地的百姓和地方的官员,边境的人民难堪重负,叫苦不迭。包公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向皇帝上书,说明情况,请求大大地缩短三番官员在边境的停留时间,不准吃请送礼。仁宗采纳了包公的这个建议,很快下诏,加以实行,由此一来,边境百姓的负担便减轻了很多。当时中原地区,特别是河北、山西的农民,多受运送军粮之苦,包拯提出,在丰收之年,政府可以购买当地农民产的粮食,然后储备起来,作为今后的军粮,由此减少了运输上的困难。

庆历六年(1046年)的夏天,包拯被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事务,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当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他总是不辞辛劳,深人到下层去体察民情,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有一次,江南地区发生了旱灾,当地的百姓们饥饿得难以为生,包拯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下令打开官仓放粮救济百姓,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开仓放粮是件大事情,按惯例是必须事先向朝廷请示的,等得到批准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可是当时的情况十分紧急,如果按程序走的话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皇上批示下来,那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如此一来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因此,包公在派人急奏朝廷的同时,很果断地命令开仓放粮,这一来,就使得很多百姓都免受了灾难之苦。

还有一次,江淮一带受到天灾,当地的百姓已经出现了缺粮断炊的情况,可是地方的官吏们为了个人的前程,竟然隐瞒灾情,置百姓的生命而不顾,故意向朝廷虚报政绩,讨好自己的上级,好有利于自已的升迁。不但如此,他们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当包公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马上就给皇帝写了一道《请救济江淮灾民疏》的奏章,请求纠正那些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恶劣行为,并根据事情的严重程度给予严惩。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包公就被江淮的百姓称为“再生父母”。

后来,包拯还曾经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 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上,包拯特别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从而才能安居乐业。过了两年,包拯被召回到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这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的问题,又曾到过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的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朝廷把用来养马的田地都归还给地方和农民。在山西运城的时候,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因为当时宋仁宗实行的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存在着很多的弊端。使得当地人只得背井离乡,因此,食盐供应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这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计。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包拯专门到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当地的情况,回来之后,他马上向朝廷作了报告请求废止这种官营专卖制度,让那些商贩们进行自由经营,如此一来,由原来的官方垄断,变成了允许商人买卖。国家不但增加了税收,而且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这样做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大大的方便了百姓,真可谓是一举两得。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施行了新的食盐通商法之后,效果非常好,国家的收入非但没有减少,而且还相应地增加了很多,百姓们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一些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曾经称赞这一制度:“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除此之外,包拯还主张朝廷丈量那些地主豪强的土地,以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

不畏权贵 铁面无私

包拯在皇祐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相当重要。

谏官的任务是就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涉及到朝政的各个方面。包拯在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给予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都提出了革新建议。为此,他说了好多皇帝不爱听的话,痛斥奸佞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以正常的秩序进行。他还把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了出来,呈交给宋仁宗为座右铭,希望他时刻提高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并请求仁宗能虚心纳谏,明辨是非,不要搞先人为主,偏听偏信,而要注意爱惜人才,去除那些苛刻严正的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要随意的大兴土……朝廷大多能够采纳施行。在用人等方面,更是提出了很多切合实效的看法和建议。

对那些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包拯都能给予严厉的弹劾。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件怪事,就是转运使王逵向皇帝递上了一个状子,告陈州地方官任中师对百姓进行盘剥,故意多收钱粮。可是任中师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却是非常廉洁的。王逵为什么会告状呢?他是不是恶人先告状?朝廷要派人到陈州去做一番调查。朝中的官员都畏惧王逵的权势,无人愿意前往。包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为民除害,就毅然地来到陈州,经过详细调查,包拯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回到京城后,包拯立即向皇帝作了报告,他说向百姓任意进行搜刮,引起百姓大为不满和无法生活的,正是转运使王逵。同时,包拯要求朝廷将王逵撤职查办,要他把多收的钱粮都归还给当地的百姓。

为了能够有力地惩治贪官,他在庆历四年(1044年)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一心为国的有才能、公正廉明的人来做官。他曾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接下来他又不畏风险,极力将皇帝的那些能力平庸的亲戚罢去官职。包拯任职30多年,在他的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就不下30人。这个数字可说是相当惊人的,是亘古以来少见的!他有时为了惩办一个人,或为了一个案件,往往要奏上三本、五本、七本,甚至于接连奏上好多本,就如同连珠炮一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而这些被弹劾者往往都权势显赫,有后台有靠山。有些人甚至比包拯的官职还要高。可是包公敢于据理力争,不畏他们的权势所压,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受人们敬叹。比如他曾经六次弹劾张尧佐,曾震动一时。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原来在地方上担任推官、知县、知州等小官。自从张贵妃得势以后,他就被提拔到了京城,不久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时间不长,他又被提升为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管理官员的任用) ,接下来又被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他刚加封龙图阁直学士,又被晋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直至正式担任了三司使。他一年之内就接连晋升四次,可以说是扶摇直上,这使得朝中的许多官员感到吃惊不已。

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当时包公正好担任户部副使,他亲眼看到张尧佐品行恶劣,才学平庸,实是不堪重用之人。当包拯被调人谏院之后,他便马上着手整顿朝纲朝纪,端正朝风,他和谏官陈旭。吴奎等人对张尧佐提出弹劾,展开了抨击,包拯指出,张尧佐实在是个不堪重用的庸才,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的职位,降职使用,改授其他闲散的职务。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张尧佐非但没有被降职,反而还被提升为比三司职务还要高的宣徽南院使,并同时兼任另外三项重要职务。

显然,这次弹劾失败了,张尧佐的势力也由此变得更大了。其实事情很明显仁宗皇帝是有意要挫一挫谏官们的锋芒。 皇帝的任命一宣布,朝臣们就议论纷纷大多人都有不平之态。包公在第三天的时候,就又上了第二个奏章,他更加尖锐地指出张尧佐是在窃踞高位,真是不知羞愧!他的用词异常的尖锐。可是过了几天仍然没有什么动静,包公于是干脆来个趁热打铁,发动了第三次弹劾,深刻地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是前所未有的事,这会使得朝臣之心不安,不仅仅是破坏了祖宗的章法,损害了当今皇上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威信,而且对国家社稷也是大大的不利。

可是,仁宗皇帝仍然没听进这些意见。这时不但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劾,而且平时很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由此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所得恩宠过重,如此一来会使得那些忠臣齿冷,贤士心寒,如果不采纳建议,就请罢免我御史中丞之职。这次谏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掼乌纱帽了,可是仁宗仍然下不了决心王举正此时不得已,便要求皇上进行廷辩,也就是和仁宗当着面进行诤谏。

就是在这次廷辩中,包公当众作了长篇的发言,他措辞极其激烈,情绪也颇为激动,甚至都把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当时,满朝的文武大臣无不骇然失色。包公的话,把仁宗弄得非常尴尬,他最后只得灰头土脸地回宫去了。这次廷辩震动了朝野上下。后宫中的张贵妃也知道了,她聪明多智,想法从中进行疏通,接下来,张尧佐自动向朝廷请求辞退免去了一些职务。

可是仁宗皇帝只是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刚过去几个月,又把宣微使的重职给了张尧佐。包公马上又和吴奎联名上了奏章,奏章中指出张尧佐这个人贪欲太大,不能让他的私欲得逞。过了四天,也不见回音,包拯又向皇上递了奏章,他提醒仁宗,皇上不可把大恩频频给人,否则就会降低了君王的威信;对于群臣的舆论,不可一意固执地进行违背,如果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朝政的动乱。他的这次劝谏,终于把仁宗给说动了。至此,张尧佐再也没有得到升迁。这六次弹劾张尧佐,是包拯一生许 多重大经历中的一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刚正不阿、大奸必摧、敢当风险的气魄。

在包拯看来,对朝廷起不廉公到建树作用的平庸之辈,不管他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

主张官员年龄到了七十岁就必须离职。还进一步揭露了那些不愿离职的官员是只知为个人的子孙后代盘算,只为私利的人。他主张不能随便地对任何人封官许愿,即使是父亲的功劳而袭职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有效解决了冗官问题。包拯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

当新政遭到失败后,许多官员因此受到处分,可是包拯却肯于出面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鸣不平,主张起用他们。两年过后,包拯被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 ,并且又一次使他离开了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后来,宋仁宗为了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任到了开封府知府。

坐镇开封 惩恶除奸

嘉祐元年(1056年)年十二月,朝廷任命包拯任开封知府,他于次年的三月开始正式上任,到嘉柘三年六月离任,前后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给治理得井井有条。自从范仲淹施行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朝政就日益腐败,尤其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极为严重;那些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根本就不把国家的法度放在眼里。而开封府一向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最为集中的地方。在以前,无论哪个人来当这个差使,都免不了要跟权贵通关节,接受些贿赂。可是包拯自上任以来,就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彻底地整顿一下。

当时,依照宋朝的规矩,如果有人要到衙门告状,必须先得托人写状子,还要通过下属“门牌司”来进行转达,这使得许多的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刁难勒索,一些讼师恶棍也趁机进行敲诈勒索。包拯到了这里之后,马上把这条规矩给破了,撤去了“门牌司”,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直接到府衙门前击鼓。只要鼓声一响,府衙门就会打开正门,让百姓直接到公堂上来进行控告。如此一来,就使得衙门内的小吏想要做些手脚也都不敢了,杜绝了官府小吏们对百姓的盘剥。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在河的两岸上,既有平民,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有一次天下大雨,导致河水泛滥,淹没了城中的街道,使得许多人都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河水泛滥成灾的呢?经过包拯一番调查,发现原来是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都据为己有,在里面种花养鱼,而且还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起,如此一来,就成了水上花园。

要想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给挖掉,包拯马上下达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给拆除掉,可是要挖掉堤坝,冲走花园,这些贵族能答应吗。虽然已经下达了命令可还是有的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便派人去催,那人还强词夺理,并拿出来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家的产业。经包拯进行一番详细的检查 ,终于发现这张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私自伪造的。包拯很是生气,勒令那人马上把花园拆掉,同时着手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眼看事情要闹大,如果仁宗真的追究起来,肯定没有自己的好处,他只得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那些权贵听说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包拯不仅不畏那些朝廷权势,就是对那些社会上的无赖、偷盗者也毫不留情,这些人虽然没有权势,可是同样危害人民。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来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是用甜水巷的水救火,还是用苦水巷的水救火?包拯一看,就知道这是些地痞流氓,是来破坏救火工作的,于是当时命人捉住他们,并下令把他们正法。

有一个权贵想要通关节,打算给包拯送些礼物,有人提醒他,不要白费这份心思,因为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还告诉他,包拯曾经在端州做过官。可是直到他离开端州的时候,都从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那位权贵一听,知道没有空子可以钻,也只得作罢。其实,在宋仁宗时,朝野上下就弥漫着一股送礼之风,特别是在官场中,收受礼品不但不会遭到非议,反而还是一种待人交友的礼节。因此,这种送礼之风在当时极为盛行,许多人还乐此不疲,以收礼为荣,而且还是多多益善。

可是包拯却对这股送礼收礼之风坚决反对,认为它会助长人们的一些恶习。所以他曾几次上疏皇帝,请求颁诏禁止官员之间的这种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开清明廉洁之风。这一年正好是包拯的60大寿,正是值得庆贺。可是包拯心想:当今送礼受礼情况日盛,肯定有人会借自己60寿辰之机来送礼。可是我老包一生清白,切不可在寿辰之际蒙上了受礼的恶名。于是他作出决定,凡是来人一概不见,所送来的寿礼一律拒收。就在他60寿辰的前几天,他让王朝、马汉等人站在衙门口特意拒礼。可哪曾料到,第一个来送寿礼的人就是当朝的皇帝,派来送礼的是六宫司礼太监。他到了门外,一定要见包拯的面,要他接皇上的圣旨接受礼物。

这一下可难住了王朝等人,这是万岁送来的礼,如果不收,这不就等于是抗旨不遵吗?可大人之命不敢违,无奈之下,只得把老太监送礼的缘由写到了一张红纸上,转呈给了包大人。这老太监当即也提笔在红纸上写下了一首诗: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王朝把诗拿到内衙里交了包大人。过了不大一会儿,王朝就带回原红纸并交付给了老太监。只见在原诗下边又添了这样四句: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老太监看完之后,也没办法了,只得带着礼物和那红纸回宫向皇上交差去了。

包拯为人刚直,既不会两面三刀,也不会搞什么阴谋。他从来不趋炎附势,看人的颜色行事,更不会说大话、假话。即使在皇帝面前,他也直言不讳,不怕触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有一次,仁宗皇帝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很长时间不能临朝。这时候,众大臣忽然想起:皇帝还没有定下谁是皇太子呢?万一皇上有个意外,朝廷不就发生大乱了吗?

包拯来探病时,就向仁宗提了出来。仁宗说:“你说得极对,朕也知道你的忠心。可是朕现在还没有儿子,再等几年吧,不必如此着急。”仁宗心里在想:你们如此着急,岂不是咒我早死吗?所以他对提议此事很不高兴。不料,一些大臣接二连三的上奏,由此使得仁宗极为反感。他想处分其中请求最力的包拯,好用来警醒他人,就把包拯调离了开封府。包拯一走,其他的大臣果然不敢再吭声了。

后来,包拯再次被召到京城当御史中丞。他并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一天,他又向仁宗提出:“太子乃是国家的根本,如果太子不立,也就是根本未立,这是个大祸害啊。”仁宗当时就有点气恼了,问:“那你说应当立谁呢?”包拯答:“我之所以请求陛下立太子,是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陛下问我应当立谁,是怀疑臣有二心了。

反正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你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我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过我总是觉得太子不立,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我是不敢不尽忠奏明啊!”仁宗听后马上转怒为喜,说:“你对朝廷的忠心,我知道了。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议立太子的,你慢慢等着吧。”后来仁宗就立了一个领养来的孩子为太子,名叫赵曙。仁宗死后,赵曙就接替了皇位,是为宋英宗。

当时,包拯还劝说皇帝,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也过于优厚,应该精简宫中的人员和开支。如此一来,当然要得罪皇帝身边的亲信,这有可能给包拯招来不测之祸。还好,包拯遇到的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的话,恐怕也早就人头落地了。宋仁宗对包拯极为器重,嘉祐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朝廷重臣的地位。宋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职位相当于副宰相。他虽然做了大官,可是家里的生活依旧非常俭朴,就跟普通百姓家一样。

可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是夕阳西下,有心而无力了。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得重病死在开封。当时京师的那些官吏百姓知道消息后无不感伤,那些叹息之声,在大街小巷里随处都可以听得到。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他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同时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可算是对包公无私爱民品格的一种总结。

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份遗嘱:后代子孙做官,如果犯了贪污罪,就不得回老家;即使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的坟地里。因为包拯一生做官十分清廉,不仅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即使是在他死后,人们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对他尊称为“包公"。

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民间流传着有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还编成了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尽管其中的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可是这却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那种敬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