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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战争(荷兰立国记)

八十年战争简介

八十年战争:八十年战争源起于欧洲西北部尼德兰地区的低地人,自古罗马时代就桀骜不驯,此后更历经了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明争暗斗,以及英法百年战争的洗礼。最终,以七个省份组成尼德兰共和国,通过宗教改革与金融力量,在八十年战争中反复拼杀与抗争,一举掀翻了强大的宗主——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在尼德兰上空升起橙色旗,在大航海时代成为著名的“海上马车夫”。

八十年战争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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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经叛道的“圣像破坏者”到各国王室、贵族趋之若鹜的金融巨头,从饱受非议的“海上乞丐”到几乎垄断欧洲航运的“大洋马车夫”。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令仅由7个省份组成的共和国,一举掀翻了强大的宗主——西班牙帝国?而又是怎样的动力,令一代代荷兰男丁扬帆远航,在北美、南非和马六甲海峡建立起一个个殖民地定居点?

滨海之民——从古罗马到欧洲中世纪的尼德兰

在欧洲的西北部地区,有一片比邻海滨的低洼地带。这里既是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Scheldt)的下游和入海口,同时也是北海频繁侵蚀的重灾区。当地人称之为“低地”,国人则以其音译,唤之曰“尼德兰”。尽管在今天的官方报道中,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尼德兰”的身影了,但事实上今天为世人所熟知的“荷兰”(Holland),其全称依旧是“尼德兰联合王国”(The Kingdom of Netherlands),而“荷兰”只是这个国家过去的一个行省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以偏概全”的局面,或许还要从这个国家悠远漫长的历史说起。

早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还是地理概念的荷兰地区便流传着一句拉丁谚语:“上帝创造了海,巴达维人 使之变成陆地。”这句话显然有着两重含义:一方面,巴达维人(Batavi)居住于莱茵河入海口附近,在河水冲积形成的肥沃三角洲上耕作,甚至修筑长堤、围海造田;另一方面,巴达维人还是当时散居于北欧、中欧地区的日耳曼各部族中的航海先驱。甚至有西方史学家宣称公元前6500年,荷兰当地的原始人部族便打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艘船——佩塞独木舟。尽管上古荷兰人使用燧石工具,挖空树干制造而成的水上交通工具,是否可以被称为“船”,又是否能被视为世界之最,史学界仍然存在着争议,但是比邻莱茵河出海口的地理优势和后冰川时代频繁的海侵 ,显然令当地先民对海洋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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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的尼德兰地区,包括了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全境,以及法国、德国和卢森堡的部分领土

在考古发掘中,世人发现公元前8世纪前后,今天的荷兰地区便已经大量从法国东部地区进口青铜器。正是在这种频繁的陆上和近海贸易中,从南斯堪的纳维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汉堡等地迁徙而来的日耳曼部族,逐渐在荷兰地区与南部的凯尔特—高卢文明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种族文化。这种颇为有趣的民族特性,可以从罗马人留下的史料中管窥一豹。

公元前57年,于高卢境内左冲右突的罗马军团,在雄才大略的执政官——尤利乌斯·恺撒的率领下,进入今天的比利时境内。当地的凯尔特部落宁死不降,最终惨遭屠戮。不过,此前渡过莱茵河进入日耳曼部族领地的不愉快经历,令恺撒对隔岸相望的巴达维人领地提不起兴趣,于是罗马军团便止步于莱茵河出海口左岸。恺撒不过去,不代表巴达维人不能过来。在恺撒驻军高卢期间,大批巴达维人主动涌入罗马军营,除了互换有无的贸易往来之外,其中一些人还主动投效,成了恺撒麾下日后赫赫有名的辅助兵种——巴达维亚骑兵。甚至有人认为,恺撒正是凭借着这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才在法萨卢斯战役(Battle of Pharsalus)中以劣势兵力击败了宿敌庞培,最终成为统治罗马的无冕之王。

由于长期向罗马提供优质的雇佣兵,巴达维人逐渐成了恺撒及其继任者在莱茵河东岸最主要的盟友之一。盟约将巴达维人在罗马军中服役的时间硬性规定为25年。除了这一笔“血赋” 之外,巴达维人不仅无须向罗马帝国缴纳其他实物税贡,还可以汲取当时欧洲最为先进的建筑、造船、航运等技术。考古发现,在与罗马结盟的这一时期,巴达维人开始修筑堤堰、开凿运河。罗马帝国在莱茵河出海口还部署有一支内河舰队,巴达维人可能参与了其建造过程,并长期在其中服役。

当然,罗马与巴达维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永远都是和风细雨。公元69年,巴达维人突然向罗马帝国边境发动进攻,史称“巴达维亚之乱”。巴达维人挑起战争的理由是罗马对其勒索无度,更将原本说好送入军营的巴达维青年卖为奴隶。此时罗马帝国正处于暴君尼禄被废黜之后群雄并起、割据逐鹿的“四帝之年”。巴达维人的军事行动固然有起兵抗暴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觊觎罗马境内的繁荣鼎盛,想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罗马帝国作为当时欧洲大陆体量最大的军事实体,即便身处内战的漩涡,也仍有足够的兵力来压制巴达维人的进攻。最终,面对不利的局面,巴达维人被迫求和。

有趣的是,这一段荷兰先祖背信弃义却又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举动,在17世纪被旧事重提,并在西欧艺术家的生花妙笔下,被演绎成了一场众志成城、前赴后继的壮丽画卷。究其原因,无非是此时的荷兰正在与西班牙人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迫切需要树立起先祖巴达维人热爱自由、不畏强权的高大形象来鼓舞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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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美因河发现了5艘罗马战舰,此即莱茵舰队的内河船复制品。许多巴达维人曾在这支内河舰队中服役

从巴达维人试图摆脱罗马帝国的控制到荷兰人向宗主国西班牙发起挑战,这期间的漫长岁月中,这片滨海的低洼地上,上演着一幕幕兴衰成败。尽管雄踞欧亚大陆的罗马帝国犹如一颗闪烁的恒星一般,以其文明的光热照耀了整个西方世界,但最终不免归于湮灭。昔日强盛一时的巴达维人,也似乎随着罗马帝国的毁灭而一同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莱茵河入海口地区落入了日耳曼人的分支——弗里斯兰人(Frisian)手中。

在罗马帝国的史料中,弗里斯兰人曾与巴达维人同时出现过。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保护了这个曾常年向罗马帝国进贡牛皮和牛角的部族,使其在席卷西欧长达4个世纪的“蛮族入侵”中幸存了下来,世人已经不得而知。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弗里斯兰人谨慎地维护着它在政治上的独立。为此他们多次与南部日益崛起的法兰克王国交战,并拒绝法兰克传教士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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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维人在莱茵河大败罗马军队》,奥托·范·维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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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维人的密谋》,1611年伦勃朗绘。画中戴冠执剑者为首领盖乌斯·思维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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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历史上的第一位主教:维尔布罗德

弗里斯兰人这种闭关自守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公元689年,法兰克王国权臣小丕平(Pepin Ⅱ,635—714年)于多雷斯塔德(Dorestad)击败了弗里斯兰国王拉德孛(Radbod,?—719年),最终打开荷兰的国境和心门。借着法兰克人的东风,公元695年,来自不列颠的传教士维尔布罗德(Willibrord,658—739年)于乌得勒支(Utrecht)地区建立了荷兰历史上第一座教堂,“乌得勒支主教区”还一度成为荷兰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在未来,这种法兰克人流血流汗、不列颠人坐收渔利的故事还将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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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克一世

尽管弗里斯兰人此后多次揭竿而起,但是很快他们便发现,无论是成为法兰克王国的附庸,还是加入天主教的大家庭,对于善于经商的他们而言都是一种福音。昔日抵挡法兰克人的前线要塞多雷斯塔德,逐渐成为连通西欧的贸易中枢,来自波罗的海、不列颠和莱茵河流域的商品在此聚集。在经营康沃尔(不列颠岛西南部的伯爵领地)的锡器、北欧的毛皮和鲸鱼油之余,弗里斯兰人开始大量饲养绵羊,并发展起蓬勃的纺织业。可惜好景不长。公元850年左右,席卷整个西欧的维京海盗在荷兰沿岸登陆。瓦尔赫伦岛(Walcheren)等沿海地区饱受蹂躏,多雷斯塔德更多次被洗劫一空。荷兰的宗主——法兰克人对于这些乘风而来、饱掠而去的维京海盗同样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将荷兰沿海地区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对方。如此孱弱无能的举措,令弗里斯兰人大失所望,他们被迫以城市为单位结社自保。随着法兰克王国的崩溃,当地逐渐形成了佛兰德斯(Flanders)、布拉班特(Brabant)、荷兰(Holland)等多个伯爵领地分庭抗礼的局面。

当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荷兰伯国。公元922年,佛兰德斯伯爵之子迪尔克(Dirk Ⅰ,Count of Holland,870—928/939年)因痛击维京海盗有功,而被统一了东、西法兰克王国的法兰克皇帝查理三世(Charles the Simple,879—929年)封为荷兰(当时称为西佛兰德斯)伯爵。不过当时的荷兰还是一片荒芜的化外之地,迪尔克不仅要埋头于当地的基础建设之中,还要提防维京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好在迪尔克身后是富有的佛兰德斯伯爵家族,依托着家族的资助,他最终成功地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此后,随着法兰克王国的日益衰弱,荷兰伯国开始转而向神圣罗马帝国输诚。公元98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Otto Ⅲ,980—1002年)将马斯河入海口附近的土地授予迪尔克一世之子——迪尔克二世(Dirk Ⅱ,920—988年)。由于在法兰西与德意志两大文化圈之间左右逢源,背靠大树的迪尔克家族乘势又将泽兰群岛(Zealand)收入版图。荷兰版图一度在10世纪末达到了最大。但是荷兰伯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同盟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公元1018年复活节的一次宫廷晚宴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Henry Ⅱ,973—1024年)正式接受来自乌得勒支主教阿德尔博德二世(Adalbold Ⅱ of Utrecht,?—1026年)等人的申述。阿德尔博德二世等多位主教指责荷兰伯爵迪尔克三世(Dirk Ⅲ,981/989—1039年)侵占教会领土,并在马斯河沿线设立关卡,强行收取过路费。

按说亨利二世和迪尔克三世沾亲带故 ,本应该袒护迪尔克三世,但偏偏亨利二世此时正有意拓展经马斯河连通英国的海外贸易,因此命洛林公爵戈弗雷二世(Godfrey Ⅱ,965—1023年)率军前往荷兰,捣毁迪尔克家族在马斯河沿线设立的关卡,兵锋直至荷兰伯爵建立于马斯河入海口的城堡——弗拉尔丁恩为止。这次军事行动也由此而得名“弗拉尔丁恩战役”(Battle of Vlaardingen)。

表面上看,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力对抗荷兰伯国可谓“泰山压卵”。即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仅有洛林公国以及乌得勒支等三个主教区,也足以形成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因此在亨利二世看来,迪尔克三世如果识趣,就应该自行拆除“违章建筑”,再向参战各方主动退还“非法所得”。但偏偏荷兰伯国选择了顽抗到底,并且在弗拉尔丁恩城下一举击溃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讨伐军,生擒对方主帅洛林公爵。亨利二世被弄得灰头土脸,好不尴尬,只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与荷兰伯国展开和谈。迪尔克三世也见好就收,同意在过路费问题上给予神圣罗马帝国优惠,并退还了一部分侵占的教会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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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克三世在弗拉尔丁恩击败洛林公爵,此战的胜利确立了荷兰的政治独立和民族信心

后世荷兰人为了提振国民士气,塑造自身不卑不亢、屡挫强国的历史形象,对弗拉尔丁恩战役的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和包装,宣称迪尔克三世仅率1000人马便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2万大军。从近代一些史料分析来看,洛林公爵麾下的联军实际可能只有3000人。除了兵力上的优势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巨大之外,神圣罗马帝国方面还犯下了几个致命的错误:亨利二世接受乌得勒支主教申述的复活节晚宴上,荷兰伯爵迪尔克三世据说也在场,甚至还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如此一来,军事行动的突然性便无从谈起了;此外,弗拉尔丁恩位于马斯河入海口的沼泽地带,神圣罗马帝国远征军不明地形,乘船顺流而下抵达战场之后,便草率地想要围攻荷兰人的城堡,结果被迪尔克三世的伏兵击败,仓皇后撤途中自相践踏和溺毙者众多。

正所谓“月盈则亏”。弗拉尔丁恩战役的胜利令荷兰伯国摆脱了政治上的神圣罗马帝国附庸的地位,无形中也滋长了迪尔克家族的野心。迪尔克三世之子迪尔克四世(Dirk Ⅳ,1020—1049年)于公元1039年上台执政之后,加紧蚕食乌得勒支主教区的领地,最终在一场小规模军事冲突中不幸身亡。由于身后无嗣,荷兰伯国由其弟弗洛里斯一世(Floris Ⅰ of Holland)继承。不过弗洛里斯一世没有从兄长的悲剧中吸取教训,他上台之后进一步卷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事务。公元1061年,弗洛里斯一世在一场争夺洛林公爵之位的混战中阵亡。连续两任伯爵的英年早逝,令荷兰人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外政策。弗洛里斯一世之子迪尔克五世,在其母亲萨克森的格特鲁德(Gertrude of Saxony,1030—1113年)的影响下,走向了重文治而轻武功的道路。他主动退还了此前荷兰伯国侵占的乌得勒支主教区领地。

公元1063年,萨克森的格特鲁德改嫁佛兰德斯伯爵罗伯特一世(Robert Ⅰ of Flanders,1035—1093年),荷兰由此与佛兰德斯之间形成了“隐性同盟”的关系。正是以这层关系为桥梁,迪尔克五世与罗伯特一世相互支持,击败了一干觊觎两人伯爵头衔的竞争者。迪尔克五世死后,其继任者们进一步通过政治联姻,壮大荷兰伯国在德意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迪尔克五世之子弗洛里斯二世迎娶了洛林公爵之女;迪尔克五世之孙迪尔克六世更与瑞士名门莱茵埃克女公爵索菲亚(Sophia of Rheineck,1120—1176年)联姻。迪尔克六世夫妇共同资助过十字军东征,并于公元1138年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荷兰伯国由此得到了罗马教廷的认可。

夫妇两人对十字军的热情,最终遗传给了他们的儿子弗洛里斯三世(Floris Ⅲof Holland,1141—1190年)。这位年轻的贵族骑士,不仅跟随以好战著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两度远征意大利,公元1189年还跟随这位“红胡子”皇帝参与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然而,因无法适应近东地区的自然环境,他最终病逝于围攻安条克的十字军兵营中。

当然,弗洛里斯三世的这份热忱也缘于对上帝的敬畏。公元1170年11月1日,荷兰北部沿海地区爆发大规模海侵,史称“万圣节大洪水”(All Saints' Flood of 1170)。海水直接淹没了北海与内陆淡水湖“腓拉沃湖”(Lake Flevo)之间的大片森林和土地,形成了一片深入荷兰腹地的水道,腓拉沃湖则变成了咸水湖,荷兰人称之为“须德海”(Zuiderzee)。此后,荷兰人用了近800年的时间,才最终于公元1932年建成了一道长29公里、宽90米、高出海面7米的拦海大坝,重新切断了须德海与北海之间的联系,并逐渐使其内陆部分重新淡化成湖。但是在遥远的12世纪,荷兰当地的居民并不能看到未来人定胜天的希望。除了哀悼“万圣节大洪水”中的死难者之外,他们还必须警惕新的灾难,须德海周边地势低洼且土质疏松,谁也不知道下一次大洪水会何时到来。或许正是从这次大规模的海侵开始,每个荷兰人头顶上都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正是在这种生存的压力下,这一时期的荷兰伯国在对外扩张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激进。

当然,弗洛里斯三世如此忠于王事,神圣罗马帝国自然不会亏待他。在弗洛里斯三世生前,腓特烈一世便以敕令的形式,将荷兰伯国在弗拉尔丁恩城堡收取马斯河沿线货物进出口关税合法化。他死后,神圣罗马帝国更放任其子迪尔克七世吞并乌得勒支主教区。迪尔克七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公元1202年,他通过政治联姻的手段吞并格德司地区(Guelders),随后又率军攻打邻国布拉班特。

为了夹击布拉班特,更为了自己打下的江山有直系子嗣可以继承,迪尔克七世于公元1203年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艾达嫁给了房龙伯爵路易二世。但这桩婚事并没有得到荷兰伯国内部的普遍认同。就在艾达出嫁的路上,其叔叔威廉派人将她劫持到了自己控制的莱顿城堡(Leiden)。眼见自己的新娘和即将到手的荷兰伯国双双被夺走,房龙伯爵路易二世岂能善罢甘休,随即出兵围攻莱顿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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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年时的格德司 1350年时的布拉班特

若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尚可说是房龙与荷兰两个伯爵领地之间的纠纷,但是偏偏双方背后的势力趁势介入其中。房龙伯爵向法兰西王室效忠,法王腓力二世也乐见自己的藩属可以入主荷兰,自然鼎力相助;荷兰的邻邦布拉班特、佛兰德斯也支持路易二世的“正义诉求”。一时间形成了尼德兰地区诸国围攻荷兰之势。绑架了自己侄女的威廉同样并非等闲之辈,他的身后是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失地王”约翰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这两位欧洲大佬支持威廉的理由也不难揣测:一个强大而稳定的荷兰不仅可以有效地连接英格兰和德意志之间的商贸往来,更能够威胁法国的侧翼。于是各方势力不断加大投入,直到公元1206年,这场历时3年的“房龙战争”(Loon War)才以艾达获释并嫁给路易二世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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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玻璃上的威廉二世——荷兰人眼中文成武德的一代明君,位于莱顿布料厅市立博物馆

作为艾达重获自由的条件,她和她的丈夫路易二世双双放弃了荷兰伯爵的头衔。抢夺了自己侄女家业的威廉却无法摆脱后台老板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在其裹挟下,荷兰先后参与了神圣罗马帝国对抗法兰西的“布汶战役”、条顿骑士团征伐普鲁士的“北方十字军”以及“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这些军事行动虽然令威廉获得“狂热圣骑士”的美名,却也极大地削弱了荷兰伯国的国力。在威廉统治时期,荷兰伯国不得不给予许多沿海新近开发的城镇自治的特权。

威廉及其继承者们执政荷兰之际,正值神圣罗马帝国群雄并起的纷乱年代。“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诱惑,使他们一股脑儿地投入了混战的漩涡。甚至,其家族一度捡到了那沾满鲜血的王冠:公元1247年,荷兰伯爵威廉的孙子威廉二世在亚琛(Aachen)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过,诚如后人总结的那样:“虽然威廉二世英勇善战,但他的权势从未跨过莱茵河”

这场称帝的闹剧,除了引发荷兰与周边邻邦旷日持久的战事之外,几乎毫无实质性的好处。公元1254年,威廉二世在霍赫沃德(Hoogwoud)附近的战斗中连人带马坠入冰湖,尸体在26年之后才被找到。作为本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皇帝,在荷兰人书写的史书中,威廉二世仍是文成武德的一代明君。

与穷兵黩武的父亲相比,2岁便执掌荷兰的弗洛里斯五世(Floris Ⅴ,1254—1296年)堪称守成之主。他早年仰仗自己的叔叔和姑姑摄政,逐步振兴荷兰伯国的经济。公元1266年亲政之后,他又与佛兰德斯联姻,成功率兵镇压国内的异己。但此时一场大洪水中断了他振兴伯国的努力:公元1287年12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席卷荷兰沿海地区,6~8万人在短时间内被海水吞没。自公元1170年“万圣节大洪水”以来,须德海几乎每年都会肆虐荷兰沿海地区,如此大规模的海侵只在1196年、1212年、1219年和1282年发生过。巨大的天灾面前,荷兰各地的贵族蠢蠢欲动,弗洛里斯五世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就在这位荷兰伯爵焦头烂额忙着赈济灾民、维护统治之际,一场更大的变故悄然而至。

13世纪末,英、法之间的一系列领土纠纷和经济摩擦不断加剧,英吉利海峡上空阴云密布,英国迫切希望能够在尼德兰地区建立一个坚固的大陆桥头堡。此外,英格兰与尼德兰的经济往来也令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 殷切期望能在当地扶植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此时的英国与荷兰伯国关系并不算紧密,倒是与其邻国佛兰德斯有着深厚的“历史情谊”。早在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一世率军远征不列颠之时,就有大批的佛兰德斯雇佣军效命于其军中,他们由此在英格兰落地生根。此后又不断有尼德兰人前往英国谋生。这些尼德兰人大多都是纺织行业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令英国成为佛兰德斯纺织工业羊毛原料的主要产地。

英国与尼德兰地区的商贸往来引起了其竞争对手——法国的注意。就在英法围绕佛兰德斯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公元1295年6月27日,荷兰伯爵弗洛里斯五世离奇地被一群国内贵族绑架,并在途中被一个名叫热拉尔的年轻领主残忍地刺杀。后世大多认为,热拉尔行凶的动机是弗洛里斯五世曾侵犯过他的妻子,并导致其妻羞愤自杀。但是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弗洛里斯五世的死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其唯一合法的继承人——约翰,此刻正以入赘的名义滞留英国宫廷为质。得知自己的亲家死后,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 of England,1239—1307年)火速安排自己的女婿回国继位,由此英格兰无形中主宰了荷兰的国政。而弗洛里斯五世和他振兴荷兰的努力,最终仅仅留下了今天作为荷兰国会大厦的海牙骑士大厅供后人凭吊。

可惜爱德华一世的这些小伎俩挡不住法国重甲骑兵的铁蹄。公元1297年1月1日,法王腓力四世(Philip Ⅳ of France,1268—1314年)亲统大军杀入佛兰德斯伯国,兵强马壮的法国军队迅速对佛兰德斯首府——布鲁日(Brugge)形成了合围。与此同时,法国在尼德兰地区最主要的盟友——埃诺伯国(County of Hainaut)出兵拦截布拉班特等尼德兰诸侯对佛兰德斯的支援。经历了政权更迭的荷兰伯国对这场在家门口爆发的战争无能为力,唯有在精神上给予佛兰德斯和英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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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左右的骑士厅(Ridderzaal)。骑士厅曾是弗洛里斯五世的府邸,现在是荷兰国会所在地

爱德华一世虽然从英国本土赶来救援布鲁日,但英国军队军纪涣散,特别是以“五港同盟”(Cinque Ports) 为基础组建的海军,还未上岸便在佛兰德斯伯国的港口城市斯鲁伊斯(Sluys)将盟国的商船劫掠一空。此举立即招致了佛兰德斯人的强烈不满。爱德华一世抵达布鲁日后,面对兵力占据优势的法国军队和怒气冲冲的佛兰德斯民众,只能带着佛兰德斯伯爵盖皮埃尔(Guy of Dampierre,1266—1305年)退守根特。根特比邻大海、易守难攻,英国军队暂时算是站稳了阵脚。但时间并不在爱德华一世这边:一方面英国国内贵族对这场战争缺乏热情,另一方面此前刚征服的苏格兰地区于公元1296年爆发了由华莱士(William Wallace,?—1305年)领导的起义。后院着火,爱德华一世最终只能草草与法国人签订停战协议,赶回国与华莱士较量去了。英国军队的撤离令法国人成了尼德兰地区的主宰。公元1300年,腓力四世扫荡了所有敢于抵抗其兵锋的佛兰德斯城镇,将伯爵盖皮埃尔等政敌悉数投入监狱后,他正式宣布佛兰德斯并入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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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年时的埃诺

此前一年,奉行亲英政策的荷兰伯爵约翰亡故。据说他死于痢疾,但也有人怀疑他的死与其父一样是缘于大国博弈中的政治阴谋。由于约翰死时年仅15岁且没有兄弟姐妹,荷兰伯国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就是其堂兄——埃诺伯爵约翰·阿韦讷二世(John Ⅱ of Avesnes,1247—1304年)了。加上此前为法王腓力四世拦截尼德兰诸国援军所受封赏,头顶埃诺、荷兰两个伯爵头衔的约翰·阿韦讷一夜之间便几乎领有了尼德兰的半壁江山。但好景不长,公元1302年,佛兰德斯的中心城市——布鲁日、根特等地爆发了民众起义。佛兰德斯对法国人的不满是全方位的,佛兰德斯贵族不爽法国人前来“跑马圈地”,靠与英格兰羊毛贸易为生的佛兰德斯市民则渴望驱逐巴黎派来的征税官。因此一点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为数不多的法国驻军根本无力镇压,一时间法国在佛兰德斯的统治摇摇欲坠。

布鲁日等地的叛乱和对法国移民的屠杀极大地刺激了好大喜功的腓力四世。他随即派出一支由2500名贵族骑兵、1000名弩兵、1000名矛兵和部分其他轻步兵组成的大军奔赴战场。这支法国军队的总兵力虽然不到7000人,但按当时的军事理论,1名骑士的战斗力至少相当于10名步兵,因此法国人对此战仍是信心满满。

法国军队赶到战场时,前任佛兰德斯伯爵之子率领各路佛兰德斯叛军正在围攻法军坚守的要塞城市科特赖克。见法国大军抵达了战场,佛兰德斯叛军立即调整部署,在科特赖克城外迎战对手。客观来说,当地遍布小溪和沟壑的战场环境并不利于骑兵冲锋,因此战役开始时法国军队只能以轻步兵冲击敌人的阵线。在效率不高的短兵相接中,法国的职业士兵面对以市民和工匠为主的对手,逐渐占据了上风。在战局逐渐明朗后,法军统帅下令步兵后撤以便骑兵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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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槌。通常木棒部分长92至150厘米,直径为4到10厘米,上粗下细

后世对此举的解释大多是贵族骑兵不愿战功被步兵抢走,因而贸然出击。但是,步兵还在战斗骑兵就冲锋很可能会践踏友军,因此法军统帅的决策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导致法军骑兵的这次冲锋沦为一场灾难的,是佛兰德斯叛军广泛装备的一种名为“goedendag”(刺槌)的武器(由市民组成的佛兰德斯叛军并没有能力装备大量专业武器)。刺槌的形状像一个带铁锥的长棒,在棒头有圆桶状的铁锤头,在锤头正上方安装一个四棱铁锥,铁锥不太锋利却十分厚重结实。从结构上来说,这种设计便于砸击和刺穿铠甲。正是这种武器,给了缺乏训练的步兵对抗贵族骑士的能力。

地形的限制加上佛兰德斯叛军大量使用刺槌,令法军骑兵的冲击威力被大大削弱,并被对方步兵围攻。佛兰德斯叛军战前明确要求在战斗未分胜负前不得留俘虏,因此一场恶战后,上千法国骑士尸横战场。打扫战场时,佛兰德斯叛军缴获了500副法国贵族重骑兵使用的黄金马刺,故而这场战役又被称为“金马刺之战”(The Battle of the Golden Spurs)。

金马刺之战的失利,令法王腓力四世不得不再度倚重埃诺、荷兰双料伯爵约翰·阿韦讷。公元1304年8月18日,法国—荷兰联军于蒙桑佩韦勒战役(Battle of Mons-en-Pévèle)中重创佛兰德斯军队。尽管此战中腓力四世的主营一度遭遇突袭,局面颇为危急,但凭借着手中的兵力优势,法国人最终击退了对手,主宰了战场。

蒙桑佩韦勒战役之后,佛兰德斯被迫割让里尔(Lille)等城市以求和。腓力四世也认识到鲸吞佛兰德斯容易导致消化不良,最终允许其独立。纵观这场战争的进程,损兵折将的法国和割地赔款的佛兰德斯显然都不能说是胜利者,英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也遭到了削弱,唯一大有收益的似乎只有埃诺伯国一家。佛兰德斯与法国签署的条约中,明确规定将泽兰群岛割让给埃诺,因此公元1304年继承父亲爵位的威廉·阿韦讷(William Ⅰ,Count of Hainaut,1286—1337年)自称“埃诺、荷兰、泽兰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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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桑佩韦勒战役中策马冲杀的腓力四世。画家并没有告诉观众,国王之所以没有顶盔贯甲,是因为遭遇奇袭根本来不及

疆域的扩张,自然也抬升了埃诺伯国的政治地位。除了威廉·阿韦讷自己迎娶了法国公主琼之外,他的4个女儿也均嫁入了“豪门”:长女玛格丽特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次女菲利帕嫁给英王爱德华三世,三女琼安娜与于利希公爵(Duke of Jülich) 威廉五世喜结连理,四女伊莎贝尔也许配给了尼德兰那慕尔领主罗伯特。威廉·阿韦讷俨然一副“欧洲岳父”的派头。

从威廉·阿韦讷子女的婚配问题中不难看出,他更希望与英国及神圣罗马帝国结成同盟,有意无意之间开始疏远法国。这一点不仅符合“远交近攻”的外交哲学,更是法国卡佩王朝日薄西山的侧面写照。但是威廉·阿韦讷无法预见,随着法国的衰弱,尼德兰地区的诸多城邦也将陷入生存危机,并最终丧失独立地位长达2个世纪之久。

百年沧桑——英法百年战争与勃艮第统治下的尼德兰

14世纪初的法国在被称为“美男子”的腓力四世手中跃上了国力的巅峰。除了一度鲸吞佛兰德斯之外,公元1303年精锐的法国骑兵还在意大利反教皇势力的配合下奔袭罗马,逮捕了教皇博义八世(Pope Boniface Ⅷ,1230—1303年,又译为卜尼法斯八世)。尽管这位教皇中途逃脱,侥幸没被腓力四世送上审判台,但迫于法国强大的国力,公元1309年罗马教廷从意大利迁到了法国的阿维农(Avignon),此后数代教皇都沦为了卡佩王朝的“御用主教”。

通过操纵教廷,口含天宪的腓力四世随意以各种手段横征暴敛。公元1306年,他驱逐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公元1312年,宣布曾经在耶路撒冷浴血奋战的圣殿骑士团为异端,大肆捕杀其成员之余,将其积累的巨额财富纳为己有。就在卡佩王朝在法兰西的势力如日中天之际,公元1314年11月29日,年仅46岁的腓力四世因中风而病故于枫丹白露宫(Palace of Fontainebleau)。

腓力四世虽然人称“美男子”,但却相当专情,与纳瓦拉女王胡安娜(JoanⅠ of Navarre,1273—1305年)成婚后,便专心为王国培养接班人。他去世时,膝下3位王子及公主伊莎贝拉均已成年,卡佩王朝似乎不会绝嗣。但腓力四世病逝后的短短14年里,他的3位男性继承人就先后英年早逝。腓力四世费尽心思打下江山最终只落得为他人作嫁衣的可悲下场。

公元1328年2月1日,腓力四世最后一个儿子查理四世(Charles Ⅳ of France,1294—1328年)于巴黎病逝。按照法兰克人制定的《萨利克法》,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卡佩王朝至此绝嗣,空悬的法王宝座一时引各方豪杰瞩目。一番明争暗斗后,查理四世的堂兄——瓦卢瓦和安茹伯爵腓力脱颖而出,史称腓力六世(PhilipⅥ of France,1293—1350年)。腓力之所以问鼎成功,并不是他的血缘与卡佩王朝有多么近,而是因为他的领地恰好扼守了巴黎的东西两翼,符合“先入关中者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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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六世及其第一任王后加冕图

腓力六世虽然拔得头筹,但在法国的内外诸侯眼中,他不过是个“关门天子”。要争取到更多支持,他首先要做的是开疆拓土。鉴于自己的封地瓦卢瓦(Valois)与佛兰德斯接壤,即位后不久,腓力六世便借口佛兰德斯民众未能按约定向亲法国的领主纳贡而发兵征讨。作为法国的藩属,“埃诺、荷兰、泽兰”伯爵威廉·阿韦讷与勃艮第、布列塔尼、波旁等公爵一样,受命出兵助战。面对腓力六世纠集的大军,佛兰德斯民众自发组织军队英勇抵抗,但最终未能重现金马刺之战的辉煌。在公元1328年8月23日的卡塞尔之战(Battle of Cassel)中,超过15000名佛兰德斯民兵惨遭屠戮。

卡塞尔之战中的所谓“赫赫武功”并没有巩固腓力六世的统治。一方面,佛兰德斯民众的奋起抵抗,最终令法王再度放弃了并吞这个伯国的念头,包括威廉·阿韦讷在内的一干贵族流血流汗却一无所获,难免心存怨恨;另一方面,法国在尼德兰方向的扩张,再度引发了英格兰的警惕。

公元1337年威廉·阿韦讷因病去世之后,其子威廉二世随即与姐夫英王爱德华三世结盟。也就是在这一年,爱德华三世宣布腓力六世为“僭主”,自己才是法兰西王室的合法继承人。此言一出,腓力六世随即出兵攻略金雀花王朝在法国的领地,英法百年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为了阻击爱德华三世在佛兰德斯地区登陆,腓力六世于斯鲁伊斯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无疑凝聚了卡佩王朝苦心经营多年的心血,其中大多数舰艇来自腓力四世在鲁昂(Rouen)塞纳河上兴建的克洛·德加莱斯造船厂,另外一些则属于热那亚的雇佣兵头目巴巴内罗(Pietro Barbavera)。与之相比,爱德华三世的舰队在战舰数量上可能略胜于对手, 但舰队中混杂了许多临时征调的商船,因此看到自己面前如林的樯橹,爱德华三世一度产生了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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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28年8月23日的卡塞尔之战,亨德里克·谢福尔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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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鲁伊斯海战

正当爱德华三世的舰队在斯鲁伊斯港外进退两难之际,20余艘法国战舰突然冲出港区。这场小规模的前哨战令爱德华三世发现了对手的致命弱点:大多数法国战舰均在斯鲁伊斯港内下锚,摆成首尾相连的防御阵形。少数冲出港区的战舰并非法国人主动进攻的前哨,而是不满这种愚蠢决定的热那亚佣兵想要脱离战场。既然法国人将战场主动权拱手相让,爱德华三世只好“却之不恭”。6月24日清晨,分成左右两翼的英国舰队突入斯鲁伊斯港。利用上午己方舰队背靠太阳且顺风的优势,大批精锐的英格兰长弓手不断向对手展开齐射。擅长白刃近战的法国舰队对英军的战术非常不适应。一位英国的编年史作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战况:“从弓、弩射出的箭似一片铁云袭来,纷纷落在法国人身上,成千上万人瞬间死于非命。就连那些胆子大或好奇心强的人,一旦被近在身边的矛、剑、投枪包围,也开始喘息起来,从船上堡垒里掷下的石头也杀死了许多人。总而言之,这是一场重要又严酷的战斗,惨烈得让一个懦夫都不敢从远处观看。”

战至日暮,集结在斯鲁伊斯港的法国舰队有166艘战舰被击沉或被俘,损失了包括主帅在内的近两万人。很多西方史学家将斯鲁伊斯之战视为英国海权崛起之始,欧洲海战从近距离的冲撞战、接舷战迈向远距离火力战的分野。但对爱德华三世而言,此战最大的意义在于,金雀花王朝终于夺取了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佛兰德斯乃至整个法国的大门从此为他敞开。

此后爱德华三世数次出兵法国本土。公元1346年8月26日,英格兰远征军于克雷西丘陵地带以长弓手加拒马的组合大败法国重甲骑兵,但是在野战中大获全胜的英国军队却在法国东北部重镇加莱城下遭遇了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历时11个月之后,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加莱市民才不得不按照爱德华三世的要求,选出6位德高望重的代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向爱德华三世献上了城门的钥匙。这一瞬间在5个多世纪后,借雕塑大师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年)之手得以重现。至今,名为“加莱义民”(The Burghers of Calais)的铜像依旧矗立在这座英法百年战争中第一座沦陷的城市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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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莱陷落

据说顿兵城下的焦躁令爱德华三世本欲杀了6个加莱城的代表出气,关键时刻是随军的荷兰籍王后菲利帕不顾自己有孕在身,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这则故事未必与史实相符,但在百年战争期间,菲利帕王后的确充当了爱德华三世的贤内助,其长子“黑太子”爱德华(Edward the Black Prince,1330—1376年)也是能征惯战。公元1356年8月8日,正是“黑太子”爱德华统率1800名士兵在普瓦捷再度大败法军,生擒了继承腓力六世王位的法王约翰二世(John Ⅱ of France,1319—1364年)。此战之后法国一蹶不振,被迫割地求和,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由此告终。

英法百年战争既是金雀花王朝与瓦卢瓦王朝之间的争夺,同时也是西欧各地诸侯趁火打劫的一场混战。中世纪的法国史学家曾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期法国的混乱情况:“整个王国都乱了,国家败坏,小偷和强盗无处不在。贵族鄙视和憎恨其他所有人,没有去思考相互有益的事以及上帝和人民的利益。他们统治并洗劫了农民和农村。不要指望他们能保卫国家、抵抗敌人。他们抢劫和掠夺农民,将其踩在脚下。”面对这样的乱世,“埃诺、荷兰、泽兰”伯爵威廉二世自然也坐不住了。他首先利用英法两强相互攻伐之机,出兵吞并乌得勒支主教区;随后在公元1345年统率舰队从须德海方向突袭佛兰德斯。与法国铁骑鏖战多年的佛兰德斯民兵的战斗力显然超出了威廉二世的预期,荷兰军登陆后不久便遭到围攻,包括威廉二世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未能活着逃回出发时的军港——阿姆斯特丹。

威廉二世的战死宣告了“埃诺、荷兰、泽兰”这一政治联合体对外扩张时代的终结。由于没有子嗣,威廉二世的爵位和领地由其妹妹——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玛格丽特继承。与妹妹英国王后菲利帕的夫贤子孝相比,玛格丽特的运气似乎差了很多。她中年丧偶之后又被自己的儿子所敌视,更由此令荷兰国内爆发了一系列名为“鳕鱼与鱼钩战争”(Hook and Cod Wars)的诡异内战。

所谓“鳕鱼”和“鱼钩”,其实指的是当时荷兰国内的两股政治势力。“鳕鱼帮”主要由荷兰底层民众和城市资产阶级组成,他们不满当地贵族的压榨和蹂躏,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收益。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鳕鱼帮”,荷兰史学界至今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是“鳕鱼帮”最早出现在须德海周边的渔民之中;二是在保守的贵族眼中,底层民众和城市资产阶级犹如须德海的“鳕鱼”一向集群行动,杀不胜杀。后一种说法似乎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镇压“鳕鱼帮”的贵族武装自称“鱼钩党”了。

“鳕鱼与鱼钩战争”发轫于公元1350年,事情的起因从表面上看完全属于家庭纠纷的范畴:荷兰贵族邀请丧偶归隐的玛格丽特归国秉政,但其子威廉已经执掌荷兰多年,容不下老妈再来垂帘听政。拥戴威廉的“鳕鱼帮”和支持玛格丽特的“鱼钩党”互不相让,最终闹到兵戎相见。但是剥去威廉和玛格丽特的母子矛盾,这场内战的背后似乎有着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因素。“鳕鱼帮”并不是真心拥护年轻的威廉,而是支持这个年轻人放任自由的施政风格。“鱼钩党”也未必真心支持玛格丽特,他们更看重这位太后代表的封闭保守思潮。最终英王爱德华三世出面调停,玛格丽特与自己的儿子威廉达成了和解。

内战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鳕鱼帮”和“鱼钩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对立不会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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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初的勃艮第公国领地

公元1356年玛格丽特在故土埃诺过世之后,威廉的精神状况也逐渐恶化。公元1358年,其弟埃尔伯特(Albert Ⅰ,1336—1404年)将兄长威廉锁入一座城堡之内,以摄政之名接掌了埃诺、荷兰和泽兰三地。由于有了母亲和哥哥的前车之鉴,埃尔伯特对荷兰的统治格外宽松,以无为而治的态度安抚“鳕鱼帮”和“鱼钩党”两派的矛盾。在外交领域,埃尔伯特则在维持荷兰与英国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向法国新兴势力——勃艮第公国(Duchy of Burgundy)靠拢。

普瓦捷战役之后,法国王室日益衰弱,勃艮第等诸侯趁势崛起。勃艮第地处汝拉山脉和巴黎盆地东南端之间,扼守莱茵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和罗讷河等多条水道的咽喉要道,堪称帝王之资。值此乱世,勃艮第人更是加速扩张。

公元1347年,年仅1岁的勃艮第公爵腓力一世继承了祖母的阿图瓦公国(Artois) ,由此勃艮第公国直接与尼德兰地区接壤。公元1357年,腓力一世迎娶佛兰德斯女伯爵玛格丽特,勃艮第随即兼并了佛兰德斯伯国及佛兰德斯控制下的布拉班特。尽管腓力一世于公元1361年死于恶疫(一说坠马身亡),但是勃艮第公国的加速扩张缘于法国贵族在英国的威胁下抱团取暖,因此随着法王约翰二世于公元1363年将自己的儿子腓力(Philip the Bold)册封为新任勃艮第公爵,这个强大的公国逐渐取代了巴黎,成了法兰西的政治中心。

在普瓦捷战役一败涂地之后,法王约翰二世一度被英国军队俘虏。为了救出国王,法国王室一度以安茹伯爵路易为人质,交换其父,路易却在法国政府筹措赎金时越狱。为了避免战争,约翰二世只好返回英国,最终病死于囹圄。但是约翰二世的死并非毫无价值,他不仅身体力行地贯彻了“泱泱大国要讲诚信”的精神,更为自己不孝的长子查理五世赢得了重整旗鼓的时间。

通过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 ,查理五世与小贵族、市民结为同盟,强化税收制度,加强王权,并用部分雇佣军代替作战不力的民军。公元1369年,查理五世重新向英格兰开战。法军迅速收复失地,到公元1374年,英国军队在法国北部的占领区只剩下5个港口:加莱、布雷斯特、瑟堡、波尔多和巴巴约讷。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公元1380年,查理五世病逝于巴黎。其长子查理六世即位之时年仅12岁,随即沦为了勃艮第公爵腓力等摄政王叔的傀儡。公元1392年,腓力等人干脆宣布查理六世患有精神疾病,彻底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面对这样一个权倾法国的邻居,荷兰伯爵埃尔伯特自然是要巴结的。公元1385年,荷兰伯爵之女玛格丽特嫁与勃艮第世子“无畏”约翰(John the Fearless,1371—1419年)。荷兰与勃艮第之间由此正式开启了“秦晋之好”的政治同盟。

公元1404年,勃艮第公爵腓力和荷兰伯爵埃尔伯特先后过世,时代的聚光灯自然而然地打在了新一代的年轻人身上。33岁便继承了辽阔疆域的勃艮第世子约翰,之所以得名“无畏”,在于公元1396年他曾名义上组织了一支十字军杀奔东欧,以支援正在苦苦抵抗奥斯曼帝国大军的匈牙利等“天主教兄弟”。这次十字军东征最后被证明不过又是一次对多瑙河流域东正教徒的劫掠和屠杀,在与奥斯曼帝国正规军对阵的尼科堡战役(Battle of Nicopolis)之中,披坚执锐的法兰西重甲骑兵更是由于组织混乱和指挥失灵而一败涂地。但通过组织这次十字军东征,勃艮第公国不仅从整个西欧收取了不少于70万法郎的战争捐款和特别税,更打响了自身的政治品牌。“无畏”约翰也由此雄心勃勃地登上了法兰西的政治舞台。

“无畏”约翰的第一个对手是自己的堂弟、查理六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路易(Louis Ⅰ of Orléans,1372—1407年)。身为王弟的路易认为“无畏”约翰乃外支旁系,无权干涉王室事务;而在“无畏”约翰眼中,路易不过是一个“看到漂亮女人就像匹公马”的浪荡公子。二人在宫廷之中拉帮结派,形成所谓的“勃艮第派”和“奥尔良派”,公开争权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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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堡战役的两幕经典场景:上面为法国重甲骑兵正面冲击奥斯曼军防线,下面为十字军被俘后惨遭屠戮

公元1407年11月23日,奥尔良公爵路易前去探访自己的大嫂——刚刚分娩的王后伊莎贝拉,不料途中遭到了15个来路不明的暴徒袭击,其侍卫一哄而散,导致路易当场被乱刀砍死。事情发生之后,朝野上下都认定此事乃“勃艮第的走狗所为”,敌视勃艮第的各派势力迅速向矢志报仇的“奥尔良派”靠拢,一场内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无畏”约翰自认勃艮第公国此刻兵强马壮,又有富庶的佛兰德斯为经济后盾,根本不把“奥尔良派”组织的联军放在眼里。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上来捅刀子的竟然是自己的大舅子——新任荷兰伯爵威廉六世。威廉与其父埃尔伯特不同,政治上更倾向于荷兰国内代表贵族势力的“鱼钩党”。公元1394年,威廉在“鱼钩党”的支持下,公开以武力逼迫其父退位,双方打打谈谈僵持了10年之久,直到公元1404年威廉才正式登上了“埃诺、荷兰和泽兰伯爵”的宝座。角逐多年终获胜利,令威廉不免对自己的妹夫“无畏”约翰产生了一种“吾与汝孰大”的嫉妒心理。

公元1408年,一场大规模的民变席卷尼德兰。为了迅速平定内乱,以便对抗“奥尔良派”的围攻,“无畏”约翰在列日等地大肆屠戮起义民众。尽管同一时期荷兰伯爵威廉的领地也不太平,但他还是认定勃艮第在佛兰德斯等地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于是高调宣布佛兰德斯地区为荷兰的一部分,此后频繁出兵袭扰两国边境地区。

多线作战的困扰令“无畏”约翰最终决定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Henry Ⅴ of England,1386—1422年)结盟。公元1415年,英国远征军再度在诺曼底登陆。在索姆河畔的阿金库尔(Agincourt),英国人第三次凭借长弓手的箭雨埋葬了法兰西重骑兵。公元1419年,在与英国军队联手屠戮了一干“奥尔良派”的政敌之后,“无畏”约翰有意与法国王室言和,不料在会盟地点——蒙特罗(Montereau)城外的吊桥上被“奥尔良派”用利斧当头砍死。勃艮第公国由此彻底与法国王室决裂。因此也有“亨利五世是通过勃艮第公爵头盖骨的伤口进入巴黎的”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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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公爵路易之死

“无畏”约翰死后,其子菲利普(Philip the Good,1396—1467年)继承了勃艮第的核心领地。此时勃艮第本土远离英法战争的硝烟,佛兰德斯与英格兰的羊毛贸易也随着两国结为战略同盟而屡创新高。民众对世子时期便乐善好施的菲利普颇为拥戴,称之为“好人”菲利普。但菲利普的“和善”不过是一个政治家的假面具。他当政之后,除了打着为父报仇的名义,与英国联手加紧围攻法国王室之外,更暗中左右着荷兰的政局。

公元1417年,与勃艮第为敌的荷兰伯爵威廉病故,其弟巴伐利亚公爵约翰依照“兄终弟及”的政治惯例接收亡兄的领地,并得到了以“鳕鱼帮”为首的一干底层民众的支持。但荷兰保守贵族组成的“鱼钩党”却主张应该传位给威廉六世的独生女儿杰奎琳(Jacqueline,Countess of Hainaut,1401—1436年)。双方相持不下,“鳕鱼与鱼钩”的内战再度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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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约翰在蒙特罗城外的吊桥遇刺

这场邻国的内乱,“好人”菲利普自然是看在眼里。他随即以救助鳏寡孤独的姿态出现,表示愿意支持杰奎琳的正当诉求,但条件是她必须嫁给菲利普的堂弟、布拉班特公爵约翰(John Ⅳ,Duke of Brabant,1403—1427年)。表面上看荷兰与布拉班特山水相连,杰奎琳比约翰大了2岁,也算是年龄相当,但问题是此时年仅15岁的布拉班特公爵约翰身体孱弱、相貌丑陋,而且杰奎琳的叔叔巴伐利亚公爵也非等闲之辈,这段婚姻似乎注定难以长久。在神圣罗马帝国一干贵族的支持下,巴伐利亚公爵长期控制着荷兰和泽兰地区,杰奎琳的实际领地始终没有超出埃诺伯国的范围。眼见“好人”菲利普的支持始终口惠而实不至,杰奎琳终于无法忍受这段不幸福的婚姻,于公元1423年单方面宣布离婚,傍上了位高权重的英格兰摄政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Duke of Gloucester,1390—1447年)。婚变不仅令勃艮第公爵菲利普脸上无光,英国王室通过联姻介入尼德兰的举动更令他警觉。不过此时在法国战场上,勃艮第—英国联军与法国王室激战正酣,“好人”菲利普除了贿赂罗马教廷,拖延杰奎琳的离婚请求被批准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杰奎琳在英国宫廷中备受尊崇,与汉弗莱更是恩爱有加,但是公元1424年的一次意外流产令她的命运急转直下。失去了孩子这个纽带之后,杰奎琳被迫在政治上给予自己的丈夫更多的让度。次年,杰奎琳的叔叔巴伐利亚公爵约翰去世,杰奎琳随即带着丈夫重回尼德兰。当年12月5日,汉弗莱便自称“格洛斯特公爵,埃诺、荷兰、泽兰、彭布罗克郡伯爵,佛兰德斯领主,英国摄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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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诺女伯爵杰奎琳

英格兰全面介入荷兰内政的举动,令勃艮第公国如鲠在喉。“好人”菲利普授意布拉班特公爵约翰发表声明,表示杰奎琳与他解除婚约的申请并未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因此自己才是“埃诺、荷兰、泽兰”地区的合法所有者。这一说法虽然得到了教皇的首肯,但这场涉及欧洲多个政治体的婚姻财产纠纷,任何机构出面仲裁都没有效力。一场新的战争不可避免。“好人”菲利普暗中资助“鳕鱼帮”市民武装;杰奎琳在集结“鱼钩党”贵族的同时,要求自己的丈夫从英国本土调集兵力前来支援。

由于英军主力此刻依旧集结在法国战场,因此汉弗莱仅向荷兰派出了1500人。这支英军尚未抵达战场,便在英吉利海峡遭遇了“鳕鱼帮”武装的拦截,白白损失了300人。兵力不足的英国军队被迫据守泽兰地区的布劳沃斯港(Brouwershaven)。眼见英国军队公然介入荷兰内战,“好人”菲利普也干脆从幕后走到台前。公元1426年1月13日,菲利普亲率精锐的勃艮第骑兵和炮兵在布劳沃斯附近登陆,会合了当地的“鳕鱼帮”武装之后,总兵力达到4000人左右。布劳沃斯港内则集结了忠于杰奎琳的“鱼钩党”和英国士兵共约3000人。尽管兵力上相差不大,但是“好人”菲利普麾下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占据着上风。面对勃艮第人带来的火炮和硬弩,英国军队顽强地用长弓进行还击,但他们挡不住披坚执锐的勃艮第骑兵的冲击。最终,布劳沃斯港内的“鱼钩党”被赶到海边的一处堤坝上,屠戮殆尽。仅有200余名英国士兵侥幸保全了性命,沦为了勃艮第人的俘虏。

布劳沃斯港之战对杰奎琳的人生而言,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英国王室不会冒着与勃艮第全面决裂的风险,用武力为她夺回荷兰。失去丰厚的嫁妆并迟迟没有再度怀孕,令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开始日益冷淡自己的妻子,他最终投入宫廷侍女埃莉诺·科巴姆(Eleanor,Duchess of Gloucester,1400—1452年)的怀抱。

公元1428年,汉弗莱主动向罗马教廷承认其与杰奎琳的结合非法。早在一年之前,布拉班特公爵约翰就已经病逝,无家可归的杰奎琳只能将“埃诺、荷兰、泽兰伯爵”的虚衔也拱手让给勃艮第公爵菲利普。考虑到“好人”这块金字招牌,菲利普自然不会赶尽杀绝,他允许杰奎琳保留泽兰的部分领土,并允许她嫁给佛兰德斯贵族弗兰克·范·博赛尔(Frank van Borssele)。

在后世的一些描述中,杰奎琳与弗兰克的婚姻生活颇为美满,但好景不长,公元1436年杰奎琳死于肺结核。此时她的前夫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正式与情妇埃莉诺·科巴姆结婚,但英国王室对这场婚姻不买账。不久后,埃莉诺因诅咒国王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无力保护自己心爱女人的汉弗莱随即宣告隐居,但他的政治对手仍不肯放过他。公元1441年,他在前往国会的途中被逮捕,随即离奇死亡。

汉弗莱的悲剧命运,与其说是缘于贵贱通婚,不如说是他沦为了百年战争后期英国陷入全面颓势的替罪羊。由于在布劳沃斯港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好人”菲利普开始逐步中止与英国的军事合作。公元1429年,勃艮第军队撤离与英军联手围攻奥尔良的前线阵地,随后法国王室军队在“圣女贞德”的引领下发动反攻,势单力薄的英国军队全线崩溃。短短4个月的时间,法军收复了重镇兰斯(Reims),直逼巴黎城下。查理七世随即在兰斯大教堂加冕成为法兰西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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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布劳沃斯港,由于没有城墙,对防御者而言非常不利

此后,勃艮第军队虽然在战场上俘虏了“圣女贞德”,并将其引渡给英国人处以火刑,但双方同盟的基础早已崩溃。公元1435年,随着法国王室与勃艮第公爵达成和解,法国军队收复巴黎。随后查理七世通过对税收制度和军队体系的改革,强化了国力,逐步收复布列塔尼、诺曼底、加斯康涅等地。至公元1453年,英国在法国的属地只剩下加莱一隅,百年战争终于宣告结束。

在此期间,“好人”菲利普通过向法国王室进献此前侵占的土地以示效忠,同时强化了勃艮第在尼德兰地区的统治。尽管公元1465—1468年间,勃艮第军队三度镇压列日当地的民众起义,令后世对“好人”菲利普的这种残忍手段颇有微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勃艮第治下,尼德兰地区逐步改变了过去邦国林立的局面,逐步实现了经济、政治的一体化。

勃艮第在尼德兰地区引入了法国的“三级议会”制度,并将其改造成更适应尼德兰当地情况的“大议会”。“好人”菲利普当政时期,尼德兰的“大议会”频繁召开,有时甚至达到每天例会的程度。在公爵缺席的情况下,会议一般由司法大臣主持,来自尼德兰各地代表上层贵族的法学家、行政和财政专家,代表教会的神父和牧师,以及代表平民基层的技术工人代表在其间畅所欲言、参政议政并处理地方上诉。这一制度也成为日后尼德兰联省共和制的滥觞。

帝国引擎——15世纪尼德兰的经济兴衰

公元1467年6月15日,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病逝了。这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辣政治家在垂暮之年,对法国王室格外恭顺。除了不断献地之外,他还多次出面调解法国王室的家庭纷争。以至于公元1456年法国王太子路易十一(Louis Ⅺ,1423—1483年)与其父失和之后,也托庇于“好人”菲利普的帐下。

尽管听闻勃艮第公爵庇护自己的不孝子时,查理七世嗤之以鼻地表示“好人”菲利普是“母鸡窝藏狐狸”,但在勃艮第公国贵族的眼中,此时的路易十一惶惶如丧家之犬。公元1461年查理七世去世之后,勃艮第公国虽然恭送路易十一回巴黎即位,但却对这位国王缺乏敬畏。“好人”菲利普过世之后,因年轻气盛而被称为“大胆”的查理继承了勃艮第公国,他无视路易十一一系列励精图治的举措,摆出与法国王室分庭抗礼的姿态。

从“大胆”查理的视角看去,百年战争之后的法国诸侯林立、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巴黎的宫廷中,贪官污吏横行,而自己治下的勃艮第则坐拥大片肥沃的土地,又有富庶的尼德兰为支撑,足以豢养一支强大的军队。进可合纵各方势力,杀入巴黎,问鼎大宝;退亦可称雄一方,自立为王。就是在“大胆”查理盲目自信时,路易十一悄然改变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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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王室军队与“公益同盟”的战争

路易十一入主巴黎之后,立刻革新吏治,将保守无能的官员一扫而光,空缺留给巴黎城中富有的商贾。此举表面上看有卖官鬻爵之嫌,实则切中了时弊所在。巴黎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但法兰西王国却长期大而不强,其中最大的症结便在于商业不振、工业凋敝。因此路易十一即位之后,一改过去穷奢极欲的做派,身着布褛深入民间,与豪商巨贾相交,鼓励他们以法国传奇商人雅克·柯尔 为榜样,在欧洲打响“法国制造”的品牌。在路易十一的鼓励下,法国制造业发展迅猛,里昂的纺丝业和巴黎的造纸印刷业均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为了促进贸易往来,路易十一修筑了连通全国的道路体系,这位国王也因此获得了“万能蜘蛛”的外号。完整的道路体系,不仅令法国国内出现繁荣的集市贸易,更以其产品价廉物美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公元1470年,法国商贾甚至在英国伦敦举办了大规模的法兰西商品展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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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在位时期的勃艮第公国版图

路易十一促进经济发展的种种努力,很难被“大胆”查理理解。但是路易十一试图剥夺自己两个弟弟封地的行为,令这位年轻的勃艮第公爵自认时机已到。公元1465年,“大胆”查理联络各方诸侯,两度组建“公益同盟”(League of the Public Weal),向路易十一逼宫。面对举国汹汹的巨大压力,路易十一起初以强硬姿态应对。公元1465年,法国王室军队与“公益同盟”联军会战于巴黎城南的蒙勒里(Battle of Montlhéry)。“公益同盟”兵多将广且有大炮助阵,但诸侯联军各行其是,最终导致法国王室军队虽然遭遇小挫,但仍能有序地撤入巴黎。眼见战事有演变为长期攻防战的态势,“公益同盟”决定接受路易十一的割地求和。“第一次公益同盟战争”由此告一段落。

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路易十一厉兵秣马之余,不断投入巨资分化各地诸侯。在准备停当之后,公元1468年,路易十一再度“削藩”。“大胆”查理虽然再度发动“公益同盟”,规模却是大不如前了。就在路易十一对自己的成功“伐交”颇为得意时,“大胆”查理通过迎娶英王爱德华四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将英格兰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

眼见与“公益同盟”之间的纠纷有再度演变为“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的趋势,路易十一被迫屈尊降贵,亲自前去与“大胆”查理谈判,却被对方当场拘押。就在满手好牌的情况下,“大胆”查理竟利令智昏地选择了“放虎归山”。回到巴黎之后,路易十一立即推翻自己向勃艮第公爵做出的全部承诺。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由此展开。直至公元1472年,双方才再度罢兵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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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一         “大胆”查理      

既然奈何不了法国王室,“大胆”查理转而向东发展。公元1469年,勃艮第从神圣罗马帝国手中买下了阿尔萨斯;公元1473年,勃艮第又将比邻荷兰的海尔德兰公国收入囊中。至此勃艮第的版图达到了最大。但偏偏就在这时,“大胆”查理遭遇了外交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并直接导致其王道霸业最终破产。

公元1473年9月,“大胆”查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1415—1493年)会盟于双方势力范围的交界处——小镇特里尔(Trier)。会议的原定议程是勃艮第脱离法国向神圣罗马帝国效忠,作为回报,腓特烈三世授予“大胆”查理王爵。就在这项仪式即将举行的前夜,腓特烈三世突然连夜逃离了会盟地点,事后他指责“大胆”查理在会场附近埋伏重兵,图谋不轨。勃艮第方面百口莫辩,称王之事只能就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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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

客观地说,“特里尔会盟”期间,勃艮第和神圣罗马帝国方面均出动了大批侍卫军随行,“大胆”查理虽然有过扣押法王的前科,但总体来说在当时欧洲贵族中还算言而有信。因此真正导致腓特烈三世临时改变决定的,是他对勃艮第所拥有的辽阔疆域和强大军力的担忧。在腓特烈三世看来,勃艮第一旦加入神圣罗马帝国,势必颠覆原有的政治格局,未来可能会取代自己的哈布斯堡家族戴上皇帝的宝冠。

特里尔会盟的失败令“大胆”查理只能寻求一条自行加冕的道路。公元1474年,勃艮第公国军队大举进入莱茵河下游,围攻自治都市诺伊斯(Neuss)。之所以要拿这样一座毫无威胁的城市开刀,单纯从“大胆”查理纠集的联军成员组成便能看出一丝端倪。诺伊斯周边的科隆主教区、普拉尔茨选帝侯国、萨伏伊公国等神圣罗马帝国诸侯悉数出兵,显然“大胆”查理是打算将攻灭诺伊斯的武功和战利品,作为自己号令莱茵河流域的基石。

联军规模虽大,但却难以协力。诺伊斯周边是一片泽国,更令攻坚战举步维艰。围城战从公元1474年7月29日开始,一直到公元1475年6月尚未打开局面。“大胆”查理寄予厚望的意大利雇佣军畏缩不前,赶来助战的英国长弓手则因为军饷不足而一度哗变。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当得知腓特烈三世亲率大军前来解诺伊斯之围时,“大胆”查理被迫撤围而去。

“大胆”查理围攻诺伊斯失败的同时,路易十一正与英王爱德华四世秘密接触。面对法国王室开出每年给予巨额资助的丰厚条件,爱德华四世最终抛弃了自己的妹夫。在外交上彻底孤立勃艮第公国后,路易十一开始煽动洛林公国和瑞士联盟与“大胆”查理为敌。公元1476年,装备着大量枪炮、长弓硬弩和重甲铁骑的勃艮第军队,两度被仅有长矛与战戟的瑞士山民击败,勃艮第貌似强大的画皮由此被无情地戳穿。当年10月,洛林公爵出兵围攻连接勃艮第本土与尼德兰的重镇南锡(Nancy)。避无可避的“大胆”查理只能带着严重失血的军队赶赴战场,最终被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洛林公国和瑞士联军击败,其本人亦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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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斯周边的河网令勃艮第军队举步维艰

后世大多认为“大胆”查理错误的外交政策和激进的军事改革,断送了其父“好人”菲利普打下的铁桶江山。这一说法当然不无道理,毕竟英法百年战争之后勃艮第面对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局面:法国王室借击败外敌、收复失地的成绩,在普通民众中威望颇高;英国则深陷“红白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 的漩涡,很难再向欧洲大陆施加影响力。因此“大胆”查理继续奉行“联英制法”的外交战略本身便是一大错误。在组建“公益同盟”失败之后,勃艮第公国又贸然东向,与神圣罗马帝国为敌,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大胆”查理开启的军事改革,以雇佣兵代替过去基于封建义务的骑士和民兵固然是一大创举,提升军队中枪炮和弓弩的比例也无可厚非,但却因为太过领先于时代而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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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鲜衣怒马到陈尸战场,“大胆”查理的悲剧一生

另外,勃艮第公国的衰弱有着更为深层次的经济因素。“大胆”查理执政时期,曾经被勃艮第视为“金羊毛”(Golden Fleece) 的尼德兰毛纺织业,在英法百年战争后期便呈现衰弱的趋势。过去该地从英国进口羊毛,再以毛纺织品出口整个欧洲的“深加工”模式,因英国自身毛纺织业的发展而遭遇重创。随着路易十一的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法国商品开始在整个欧洲市场上挤占勃艮第控制下的其他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尼德兰的经济被迫转型。列日等冶金业中心开始转型生产军火,而布鲁日等昔日以纺织业见长的城市则开始经营进出口转销业务,即从英国进口毛纺织品然后销往勃艮第本土和德意志地区,再将勃艮第和德意志生产的酒类及其他产品销往英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拥有更为优良海港条件的安特卫普逐渐崛起,从公元1450年左右起成为尼德兰地区出口转销业务的核心。除了毛纺织品和酒类等产品之外,公元1430年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与第三任妻子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Isabella of Portugal,1397—1471年)的联姻,还令尼德兰成为欧洲西北部香料贸易的重要中转地。葡萄牙人将从非洲沿海甚至印度洋地区获得的香料运送到尼德兰,再由尼德兰商人转销到西欧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逐渐取代过去的手工业成了尼德兰的立国之本。

正是缘于这种经济形势的转变,勃艮第公国才在英法百年战争后仍不得不与英国维持军事同盟关系,同时积极地介入神圣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政治事务,甚至不惜出兵打通莱茵河流域。本是同气连枝的法国,因为经济模式上的同质性,反而与勃艮第变成了水火不容的竞争对手。

大量商业资本的涌入也给勃艮第公国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首先是农业凋敝。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原有的农村实物地租体系迅速转变为货币地租。不堪剥削的农民被迫抛荒土地,逃往城市。原有的领主—骑士—民兵三级封建军制自然也因为两极分化而陷入崩溃。勃艮第的贵族骑士拥有欧洲第一流的铠甲和战马,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步兵可供驱策,只能依赖雇佣兵充实战线。“大胆”查理也深知这样的部队结构无法对抗真正的强敌,于是才乞灵于列日、根特等地出产的大炮和火枪。这样的阵容可以吓倒许多不明就里的对手,但最终无法抵挡瑞士人悍不畏死的长矛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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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玛丽的婚礼大典

南锡之败后,勃艮第公国的领土被拦腰斩断。其本土迅速被法国王室和洛林公国夺占;尼德兰地区却奉“大胆”查理的独生女玛丽(Mary of Burgundy,1457—1482年)为主,坚持与法兰西王室对抗到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同样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勃艮第本土与法兰西一脉相承,早已迫切地想要分享路易十一的改革红利。尼德兰则与法国工商业存在竞争关系,不愿意落入巴黎的掌握之中。但“大胆”查理在南锡的大败已经折损了勃艮第公国大部分的武装力量,尼德兰要继续抵抗法兰西,就必须要寻找一个强而有力的外援。恰好在此时,尼德兰的贵族发现,“大胆”查理生前出于政治考虑曾为女儿订下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太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1459—1519年)的婚约。于是勃艮第宫廷的残余贵族迅速与神圣罗马帝国建立联系,要求迅速将两人的婚事敲定下来。

面对尼德兰如此丰厚的嫁妆,神圣罗马帝国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公元1477年8月19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玛丽的婚礼大典在尼德兰的根特举行。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开入尼德兰境内,准备迎击法兰西王室的入侵。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玛丽以尼德兰为代价,保全了自己的家族,不如说是尼德兰人卖了自己的女领主,以捍卫自己的利益。

公元1479年8月7日,消化了勃艮第本土的路易十一得陇望蜀,进军尼德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则亲率神圣罗马帝国和尼德兰联军,于边境城市根盖特布阵,史称“第一次根盖特之战”(First Battle of Guinegate)。从兵力上看,神圣罗马帝国和尼德兰联军两倍于敌,似乎占尽优势。但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麾下的德意志骑兵远不如法国人骁勇,很快便被对手逐出了战场,全靠尼德兰步兵拼死抵抗,才最终将法国人挡在了自己的家园之外。

第一次根盖特之战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虽然亲临战阵,为自己的妻子保全了领地,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令尼德兰人大失所望。公元1482年3月27日,勃艮第女公爵玛丽意外坠马身亡。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试图直接将尼德兰归入自己家族的领地,却遭到了尼德兰贵族的抵制。最终双方各自退让一步,拥立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的长子——年仅4岁的腓力为尼德兰合法领主,在他成年前由马克西米利安摄政。同年12月,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签订旨在分割勃艮第公国原有领土的《阿拉斯和约》(Treaty of Arr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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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八世

和约明确了玛丽作为勃艮第公爵的继承人领有尼德兰,以及她死后其子继承爵位和领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摄政的合法性;同时,神圣罗马帝国也承认勃艮第本土以及其他为法国所吞并的领土,纳入路易十一名下。在和约中,路易十一玩了一个小花招:他拒绝承认自己吞并勃艮第本土是靠武力征服,要求和约注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玛丽2岁的女儿玛格丽特(Archduchess Margaret of Austria,1480—1520年)将许配给自己的长子查理八世(Charles Ⅷ,1480—1498年),勃艮第本土是作为玛格丽特的嫁妆并入法国的。此举不仅是为了避免将来节外生枝,更是为法国王室染指尼德兰埋下了伏笔。因为作为法王的儿媳妇,玛格丽特必须在和约签署后便前往巴黎居住。

《阿拉斯和约》的签署在尼德兰人眼中不仅意味着其与法国对立状态的结束,也无形中摆脱了对神圣罗马帝国军事上的需要。在勃艮第统治时期便成型的“大议会”成了尼德兰的真正主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对此自然颇为不爽。双方的对立情绪在公元1486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试图利用法国内部动荡出兵收复勃艮第本土时,达到了顶峰。

尼德兰人无心参与这场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的争霸战争,诸多城邦揭竿而起。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虽然一度以强硬姿态予以镇压,但最终于公元1488年在布鲁日沦为市民的俘虏。无奈之下,他只能顺应“大议会”的要求,中止了与法国的敌对行动,将军费用于建设海军。这一年,尼德兰在海牙建立了常设的海事机构,以应对其与“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海上冲突。

“汉萨”(Hanse)一词最早在哥特语中为“集团”之意,后来逐渐在德语中指代“会馆”和“团体”。最初指的是旅居伦敦、布鲁日等地的德意志商团,他们形成了诸如“科隆汉萨”“汉堡汉萨”等组织。渐渐地,在海外的德意志商人集团出于共同利益的考量,开始趋向于联合,形成了以城市为单位,横贯整个北海、波罗的海水域的超级商业集团——“汉萨同盟”。

公元1210年,德意志城邦——吕贝克和汉堡,首先同意在商业事务中使用相同的民法和刑法,并在本城中保护对方的商人。此事一般被视为“汉萨同盟”的肇端。公元1241年,这两座城市为了保护其商人抵御海盗的袭击而结成了正式的联盟。随后这一同盟又吸收了罗斯托克、维斯马。至此德意志地区北部最主要的4座商业城市构成了汉萨同盟的骨干。

“汉萨同盟”成立之后,其宗旨很快便从抵御海盗和取消不合理的通行税等贸易保护行为,转向在海外扩展商业势力,垄断商业利益,压制来自同盟外的德意志城市以及来自英国、俄国和尼德兰等地的商业竞争。到公元1300年,从威悉河口的不来梅到维斯杜拉河口的但泽,沿波罗的海的所有德意志港口城市都加入了“汉萨同盟”。

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地区的城市均处于一盘散沙的情况下,“汉萨同盟”的存在的确起到了保护海上商旅、提振经济的正面作用。尼德兰地区隶属于佛兰德斯伯国的格罗宁根(Groningen)和乌得勒支主教区的代芬特尔(Deventer)、坎彭(Kampen)也先后加入其中。但是随着在勃艮第公国的统治下,尼德兰逐渐实现了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摆脱“汉萨同盟”的约束、独立在海上打响尼德兰海商品牌的诉求便日益强烈起来。

对于那些试图打破自身垄断地位的竞争对手,“汉萨同盟”从来不吝使用武力。公元1474年“汉萨同盟”便以劫掠英格兰东部海岸的军事行动,逼迫爱德华四世特许其继续垄断英格兰的对外贸易。尼德兰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商业活动也常常遭到“汉萨同盟”武装商船的袭击。尼德兰人以牙换牙,同样组织海盗劫掠“汉萨同盟”的航线。

在那个仗剑行商的时代,海商与海盗犹如硬币的两个面一样密不可分。海上贸易航行的争夺,往往就是一场低烈度而漫长的战争。作为一个松散的商业联合体,“汉萨同盟”曾经拥有波罗的海地区最为强大的武装商船舰队,14世纪甚至一度击败了北欧强国丹麦和瑞典。但面对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支持的尼德兰,“汉萨同盟”逐渐败下阵来。其中原因,除了“汉萨同盟”投鼠忌器,无法像公元1361年攻入哥本哈根那样直捣安特卫普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神圣罗马帝国和尼德兰的政治联合,“汉萨同盟”在莱茵河流域的成员都市逐渐选择退出同盟,转而与尼德兰合作。

公元1493年,腓特烈三世病逝,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位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随即卷入了与法国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为了制衡对手,他选择与实际控制意大利南部的西班牙王室联姻。除了让自己的长子菲利普迎娶西班牙王室的二公主胡安娜(Joanna of Castile,1479—1555年)之外,他还顺手将刚刚从法国接回来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了西班牙王太子约翰一世(John,Prince of Asturias,1478—14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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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太子约翰一世的洗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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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娜

之所以如此安排,并非是出于“好事成双、亲上加亲”的个人情感,而是深层次的国家战略需要。除了在意大利半岛有共同对抗法国的需要之外,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尼德兰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互补性。公元1492年10月12日,热那亚籍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成功抵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由此开启了西班牙探索和开发新大陆的热潮。用不等价的商品交换和直接掠夺,美洲印第安部族积累千年的贵金属和珠宝被源源不断地运回西班牙。在陡然而富的同时,经济体量有限的西班牙王国迅速陷入了金银溢出的通货膨胀中,急需更大的市场来消化。而封闭和落后的神圣罗马帝国,正需要大笔启动资金的注入。

公元1496年底,一支由上百艘商船组成的西班牙王室舰队将公主胡安娜送抵尼德兰。次年4月3日,西班牙王太子约翰一世与玛格丽特的盛大婚礼在马德里举行。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由此进入了长达2个世纪的“蜜月期”。可惜的是,与两个国家休戚与共相比,这两对新婚夫妇的命运令人唏嘘。

公元1497年10月4日,西班牙王太子约翰一世暴病而亡。一些史料暗示先天身体孱弱的他,是死于新婚后的纵欲无度。2个月之后,玛格丽特生下了她与亡夫的遗腹子,可惜是一个很快便夭折的女婴。约翰一世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与女王伊莎贝拉膝下唯一的男丁,因此从男性继承人的角度来看,西班牙王室已经绝嗣了。一时间,各方的目光无不关注着菲利普和胡安娜的家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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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查理五世

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储兼尼德兰各城邦领袖的菲利普 ,身体强健、英俊潇洒,有“美男子”之称。他与胡安娜成婚之后不断开枝散叶,先后诞下了两男四女共6个孩子。但“美男子”菲利普用情不专,在家庭生活中更对自己的妻子频繁使用精神暴力,最终导致胡安娜郁郁寡欢,经常情绪失控。公元1504年11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逝世,临终前宣布将领地和王爵传给胡安娜,“美男子”菲利普干脆对外宣布自己的妻子已经疯了,以方便自己能够戴上西班牙的王冠。

“美男子”菲利普此举看似高明,实则却将自己推到了与岳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正面对抗的境地。公元1506年“美男子”菲利普带着妻子前往西班牙争位,结果他离奇地病逝于西班牙北部城市布尔戈斯。虽然官方说法称“美男子”菲利普死于斑疹伤寒,但有人怀疑他是遭了自己岳父的毒手。

“美男子”菲利普的死,对于其家庭而言固然是一幕悲剧,但在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尼德兰看来,却是成功避免了因翁婿内战而导致同盟破裂的好事。此外,“美男子”菲利普死后,被称为“疯女”的胡安娜遭父亲软禁,导致其长子查理五世(Charles Ⅴ,1500—1558年)不得不长期独自待在尼德兰,并接受当地贵族的教育。

自幼没有父母宠溺的查理五世性格刚毅,尼德兰贵族和宗教人士对他的教导更令他很早便博闻广记、精于计算。有趣的是,查理五世最为擅长的语言是尼德兰当地通用的佛兰芒语,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德语反倒颇为陌生。他自己也曾打趣说:“我对上帝说西班牙语,对女人说拉丁语,对男人说法语,德语只能对马说说。”

公元1516年,查理五世的外祖父斐迪南二世病故。查理五世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储、尼德兰诸邦领袖,动身前往西班牙,2年之后正式加冕为西班牙国王。至此,他所代表的哈布斯堡王朝成为坐拥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意大利半岛南部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尼德兰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庞大政治体。年仅18岁的查理五世能否肩负起这副重担,整个欧洲都拭目以待。

圣像破坏——尼德兰独立运动和八十年战争(上)

在查理五世执政近40年的时间里,战争几乎贯穿了他政治生活的全部。

从公元1521年开始,查理五世便投身于和法兰西王室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之中,查理五世成功耗死了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两任法王,在战场上击败了朝秦暮楚的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教皇国等诸多意大利城邦,最终保住了西班牙在意大利南部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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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欧纵横驰骋的奥斯曼帝国军队

与如火如荼的意大利战争同时进行的,还有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地中海及东南欧的海陆交锋。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步步紧逼,忙于内讧的欧洲各国无力抵抗。公元1523年1月,医护骑士团(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被迫从罗德岛撤出,退守西班牙治下的马耳他岛。公元1526年,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流域大败匈牙利军队,从此哈布斯堡王朝的核心领土——奥地利暴露在奥斯曼帝国的兵锋之下。公元1529年5月,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Suleiman Ⅰ,1494—1566年)统率大军围攻维也纳。随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反击和恶劣天气环境的影响下,奥斯曼军铩羽而归。但面对近在咫尺的星月战旗,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FerdinandⅠ,1503—1564年)还是不得不于公元1533年对奥斯曼俯首称臣,以交纳“岁币”来换取太平。

在欧洲大陆持续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压力的同时,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北非海盗也频繁袭扰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查理五世组织了几次针对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远征,也曾尝试与威尼斯联手打击海盗,但均事倍功半、治标不治本。偏偏此时,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又出现了挟宗教改革之名、行分裂割据之实的新教诸侯联盟。查理五世拉打结合,最终避免了帝国的公然分裂,但身患痛风的他此刻已油尽灯枯,最终不得不在公元1556年宣布退休。他将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一分为二,其中西班牙王国和尼德兰归属其子腓力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1527—1598年),而神圣罗马帝国则交给弟弟斐迪南。

在整个查理五世执政初期,尼德兰本土几乎没有遭到强大外敌的直接打击。相对平和的环境,令查理五世放手将这片核心领土交给自己的姑妈玛格丽特管理。在第一任丈夫西班牙王太子约翰一世死后,玛格丽特曾于公元1501年改嫁萨伏伊公爵菲利贝尔二世(Philibert Ⅱ,Duke of Savoy,1480—1504年),但这位贵妇人似乎不太旺夫,再婚3年之后,其第二任丈夫病逝。由于没有诞下子嗣,玛格丽特只能将亡夫的领地交给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继承,孑然一身地回到尼德兰。

自幼颠沛流离的坎坷生活,令玛格丽特富有人生阅历。没有子女的拖累,更使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政治。自公元1507年,她以总督的名义掌管尼德兰,此后的23年里,她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刚柔并济地维持着哈布斯堡王朝在当地的统治。她不仅鼓励发展尼德兰传统对外贸易,还注重振兴当地手工业。尼德兰南部的冶金行业借着高炉、水力锻锤的出现而进一步壮大。此外,尼德兰地区还出现了以制造硝石、火药、硫黄、硫酸为标志的化学工业,以及因意大利战争而从米兰等地转移来的玻璃制造、真丝纺织、钻石切割等奢侈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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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长袖善舞的尼德兰女总督玛格丽特

与在经济领域的从谏如流、兼容并蓄相比,玛格丽特在政治上颇为铁腕。在其总督任期内,不仅尼德兰各地传统封建贵族的独立思潮遭到了镇压,甚至连长期以来游离于世俗政权之外的乌得勒支主教区亦被并吞。从公元1502年开始,玛格丽特甚至指挥尼德兰驻军与在勃艮第公国崩溃后恢复独立地位的格德司公国相抗衡。在这场漫长的格德司战争(Guelders Wars)中,玛格丽特以女性特有的坚韧,一点点磨去对手的锐气,为哈布斯堡王朝最终吞并格德司打下了基础。

当然玛格丽特治理尼德兰期间,也留下了污点:纵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迫害新教徒。公元1521年,尼德兰地区开始执行查理五世颁布的取缔“异端”敕令。2年之后,第一批传播“异端思想”的新教徒被执行火刑。此后陆续有数百人遭到逮捕,并在公开审判之后处决。

客观地说,查理五世在尼德兰地区重拳打击“宗教改革”运动,并非全然出于对罗马教廷的维护。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 于公元1517年10月31日(一说11月1日)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公开发表针砭罗马教廷弊病的《九十五条论纲》以来,“宗教改革”的呼声与日俱增,但难免泥沙俱下。鼓吹财产共有,甚至一夫多妻的“再洗礼派”(Anabaptism) ,宣称要在荷兰境内建立地上天国的“新耶路撒冷”,一度搞得乌烟瘴气。从英法通过移民和贸易传入尼德兰的“加尔文派”(Calvinism) 更是无孔不入,遍地开花。因此从整顿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查理五世在尼德兰打击“异端”,也受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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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裁判所”处决“异端”

公元1530年12月1日,精明强干的尼德兰女总督在其治所梅赫伦(Mechelen)病逝。由于身后无子,她将全部财产留给了自己的侄子查理五世。自幼缺乏父母关爱的查理五世在玛格丽特的呵护下长大,对这位姑妈敬爱有加。悲痛之余,他还要考虑由谁来统领尼德兰这个棘手的问题。权衡再三之后,查理五世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三妹玛丽(Mary of Austria,1505—1558年)。

玛丽和姑妈玛格丽特一样,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公元1515年,10岁的玛丽在自己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安排下,嫁给了比自己小1岁的匈牙利皇储路易二世(Louis Ⅱ,1506—1526年)。在童话中,王子和公主的结合大多以“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结尾;但现实往往残酷得多。一方面,跟随玛丽一起前往匈牙利的,除了侍女之外,还有大批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和官僚,他们渴望通过玛丽左右她年轻的丈夫;另一方面,玛丽自幼酷爱音乐,与匈牙利热衷于骑射的贵族圈子格格不入。就在玛丽为自己的婚后生活感到惆怅之际,更大的不幸从天而降:公元1526年8月29日,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入匈牙利境内,御驾亲征的路易二世命丧疆场。强忍着丧夫之痛的玛丽,为了家族的利益在匈牙利苦苦支撑了一年,直到她的哥哥斐迪南稳定了奥地利与匈牙利北部的防务,她才放弃了匈牙利摄政女王的冠冕。此后,玛格丽特和查理五世曾试图为她另择佳偶,但均被玛丽拒绝了。眼见自己的妹妹在花季般的年龄却心如朽木,查理五世和弟弟斐迪南都期望能通过政治事务令她重新开始生活。公元1528年,斐迪南曾提出让玛丽重新出任匈牙利女王,但玛丽却无心重回那片伤心地。查理五世觉得让自己这个颇有才干的妹妹接掌尼德兰,于公于私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公元1531年1月3日,玛丽在查理五世的再三恳求下,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第二任尼德兰女总督。与姑妈玛格丽特不同,玛丽对政治并不热衷,任职期间她多次因一些家族事务而向自己的哥哥辞职,面对这样一个任性的妹妹,查理五世曾在公元1537年10月6日写信抱怨道:“我只有一个我,我不能无处不在,我必须去那些我能去的地方,但有时我不能去我想去的地方,因为我只有一个我。”正是出于对哥哥的体谅,玛丽用她自己的方式努力维持着尼德兰的良性运转。查理五世也知道自己妹妹的才干远不能望姑妈玛格丽特的项背,因此在玛丽出任总督期间,查理五世恢复了昔日勃艮第公爵治理尼德兰时设立的“咨询院”和“审计院”,并进一步丰富为“三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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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 哈布斯堡王朝第二任尼德兰女总督——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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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场上发现路易二世的尸体

所谓“三院制”,指的是由法学家和贵族共同组成的“枢密院”、由专业会计人员组成的“财政院”,以及由总督核心幕僚及上述两院重要成员组成的“政务院”。在日常分工方面,“枢密院”负责制定律令,裁决上诉;“财政院”主导税收及政府收支平衡;“政务院”则协助尼德兰总督处理日常政事。三院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基本上分担了玛丽肩膀上的大部分压力。玛丽本人高贵典雅的艺术气质和从谏如流的宽容,也令襄助其处理政务的贵族和职业官僚如沐春风。

在上下一心的良好氛围中,玛丽不仅成功推行更为宽容的宗教政策,稳定了“宗教裁判所”高压下动荡的政局,更在外部事务中灵活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了尼德兰的经济利益。公元1534年,邻国丹麦爆发名为“伯爵战争”(Count's War) 的大规模内战,战火很快便波及尼德兰境内。在查理五世的支持下,玛丽不仅成功击退了受格德司公国怂恿的丹麦乱军,更出动舰队协助丹麦王国军队围攻被叛军占据的哥本哈根。此举堪称日后荷兰运用海权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开始。

公元1538年6月30日,格德司公爵查理病逝,领地为于利希公爵所继承。公元1542年,在意大利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法国军队威胁尼德兰边境,于利希公爵趁势攻入尼德兰东部地区,一度围攻安特卫普。但玛丽指挥若定,最终在哈布斯堡王朝调集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军团的支援下,不仅击退了于利希公爵的进犯,还趁势逼迫对手吐出了格德司公国领地。至此,哈布斯堡王朝尼德兰总督疆域扩充至17省。

格德司战争的最终胜利,令玛丽在尼德兰的人望达到了巅峰,但同时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来自西班牙和德意志地区的大批哈布斯堡王朝军队驻守尼德兰,带来了巨大的军费开支和社会秩序的动荡。同时,大量来自美洲的金银冲击着尼德兰的经济秩序,不断上涨的物价剥夺着底层百姓的幸福感。锱铢必较的升斗小民为了节约生活成本,开始转向仪式更为简化的“加尔文派”等新教寻求慰藉。

格德司战争也在无形之中改变了尼德兰的贵族结构。为了控制德意志地区的诸多领主,查理五世要求一干公爵、伯爵将子嗣送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宫廷。这种名曰代为培养、实为人质的做法,在中世纪早已司空见惯。但相比遥远的西班牙和仍处于奥斯曼帝国威胁之下的维也纳,德意志西部的贵族更喜欢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尼德兰。因此女总督玛丽的宫廷中,一时集结了大批来自莱茵河流域的贵族少年,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拿骚迪伦堡伯爵之子——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William Ⅰ,Prince of Orange,William the Silent,1533—1584年)。

拿骚伯国位于莱茵河支流兰河之畔,在诸侯林立的德意志境内,无论是领土面积还是家族传承本都算不得出众。13世纪开始的多次分封,更令本就不大的伯国演化出多个分支。公元1544年,威廉的堂兄勒内·沙龙(René of Chalon,1519—1544年)跟随查理五世出征,战死于法国东部的圣迪齐耶(St.Dizier),临终前勒内决定将自己的领地交给堂弟威廉继承。如果不是这样,这位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迪伦堡的11岁少年,或许根本就入不了查理五世的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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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者”威廉出生地——迪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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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1458年绘

勒内·沙龙的领地奥兰治,位于法国东南部,扼守着巴黎通往意大利及地中海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查理五世对继任“奥兰治亲王”的威廉十分看重,要求其父母将他送入哈布斯堡王朝宫廷。威廉的双亲权衡再三之后,决定将自己的长子送往布鲁塞尔,交由尼德兰总督玛丽抚养。后世很多史料都认为拿骚迪伦堡伯爵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其新教信仰使他认定曾得到马丁·路德写诗赞许的玛丽在宗教信仰方面更为包容。但客观地说,玛丽在天主教信仰方面颇为坚定,马丁·路德对她的赞许,不过是当时欧洲贵族和宗教人士日常交际的一部分而已。真正令“沉默者”威廉日后高举尼德兰宗教改革大旗的,还是现实的政治利益。

无论如何,威廉在玛丽身边迅速茁壮成长。公元1555年,鉴于他在文韬武略上面的长足进步和玛丽的推荐,查理五世批准他以“金羊毛骑士团”成员的身份,加入尼德兰总督府的“枢密院”。从此威廉开始在尼德兰日常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

应该说,在监护人玛丽麾下,威廉表现得颇为努力且安分守己;但好景不长。如前所说,1556年查理五世便以健康原因宣布退休,将西班牙和尼德兰等地的政治事务交给自己的儿子腓力二世打理。鉴于自己和侄子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在查理五世正式归隐前,玛丽向家族申请辞职。此时哈布斯堡王朝在尼德兰总督人选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查理五世力主自己的妹妹继续留任,或以顾问的形式退居幕后,继续掌权;年轻气盛的腓力二世却力主将尼德兰交给职业军人——萨伏伊公爵埃曼努埃尔·菲利贝尔(Emmanuel Philibert,Duke of Savoy,1528—1580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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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的第三任总督——埃曼努埃尔·菲利贝尔

腓力二世任命埃曼努埃尔·菲利贝尔为尼德兰总督,表面上看是为了应对正在收官阶段的意大利战争,好从尼德兰方向对法国东北部施加压力;但是将尼德兰交给外号“铁头”的沙场宿将,隐隐折射出腓力二世强化对尼德兰地区控制的勃勃野心。可惜的是菲利贝尔在尼德兰缺乏根基,其麾下的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更因横征暴敛而在当地饱受非议,因此其“军事优先”的施政方略很快便遭到了各种软磨硬泡。无奈之下,公元1559年,腓力二世将他换下,代以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玛格丽特·帕尔马(Margaret of Parma,1522—1586年)。

在腓力二世看来,尼德兰人似乎更能接受女性执政者,可惜的是这位年轻的君王并没有真正理解其姑奶奶和姑姑在尼德兰成功的奥秘。玛格丽特和玛丽两位女总督出身高贵且颇有政治才干,容易得到尼德兰贵族的认可,加上均在尼德兰生活多年,对当地的风俗习惯都颇有了解,因此深孚人望。与之相比,玛格丽特·帕尔马不过是查理五世与一个宫廷侍女私通的产物。虽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安排下,公元1536年,玛格丽特与教皇克雷芒七世(Pope Clement Ⅶ,1478—1534年)的侄子——佛罗伦萨公爵亚历山德罗·美第奇联姻,但新婚仅一年,她的第一任丈夫便不幸遭遇暗杀。此后,年仅15岁的玛格丽特改嫁比她小的帕尔马公爵屋大维·法尔内塞(Ottavio Farnese,Duke of Parma,1524—1586年)。这段婚姻根本与爱情无关,不过是哈布斯堡王朝控制帕尔马公爵的一条纽带。公元1555年,玛格丽特被要求带着其子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ese,1545—1592年)前往尼德兰,以便日后代表哈布斯堡王朝继承帕尔马公国。因此4年之后,当腓力二世无人可用之际,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玛格丽特这位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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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的第四任尼德兰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

客观地说,玛格丽特·帕尔马不是全无才干,只是她面对的政治局面要比前两任女总督复杂得多。尼德兰人对出生于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缺乏敬畏,令这位年轻的君王认定过去对尼德兰长期以来放任自流的统治方式急需改革。在任命玛格丽特·帕尔马为总督的同时,腓力二世在原有的“枢密院”“财政院”和“政务院”组成的“三院制”之上,再设立由其心腹——红衣主教格兰维尔(Antoine Perrenot de Granvelle,1517—1586年)领导的“咨询院”;并且任命一干年轻贵族出任尼德兰各省执政,其中“沉默者”威廉便受命领导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三地。

应该说,16世纪上半叶的哈布斯堡王朝尽管面对着多线作战的危局,但凭借源源不断从美洲输入的金银和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地区庞大的兵员储备,纵然时有左支右绌的险情,最终往往能有惊无险、绝处逢生。不过风雨之后出现的未必永远是彩虹。公元1558年9月21日,58岁的查理五世病逝于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尤斯特修道院中,等待其继承人腓力二世的是一系列更为沉重的打击,其中一个打击就来自他自认为非常放心的尼德兰。在腓力二世眼中,有威廉等各省执政的襄助,玛格丽特将有效地领导尼德兰。但他恰恰忽略了一个强大的中枢和地方各省之间本身便存在利益冲突,权力欲望极强的红衣主教格兰维尔在尼德兰扩大天主教权的行径还将加剧这种矛盾。

公元1559年,格兰维尔秉承腓力二世的意愿,宣布将在尼德兰重新划分主教区,并由国王亲自任命主教。在欧洲各国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运动面前,此举可谓防患于未然,但在无形中触动了尼德兰贵族敏感的神经。因为长期以来,各主教区便是各地政治豪门的隐形财产。通过将家族中无缘继承家业的幼子送入教会,并扶上主教的宝座,尼德兰各主要贵族家族掌握着天主教会在当地的主要教产。这些托庇于家族荫蔽的主教,大多年纪轻轻便跻身教廷高层,不学无术、穷奢极欲之外更是敛财无度,可谓影响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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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腓力二世信任的红衣主教格兰维尔

如果说腓力二世的教区改革是推举尼德兰贵族中真正品行高洁、神学渊博之辈的话,那么可能不至于引发太大的反弹。偏偏腓力二世长期以来信任的都是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法国的宗教人士。如此一来,尼德兰民间便产生了将由异族统治其信仰的反感。同时,由于主教在“大议会”中占有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一改革也被认为是腓力二世有意在“大议会”安插更多西班牙利益的代表。如果红衣主教格兰维尔只专注于宗教事务的话,或许也不至于引发贵族阶层太多的反感。偏偏他上任之后,进一步利用掌管的“咨询院”大肆干涉尼德兰的政治事务。通过委任自己的心腹为“枢密院”和“财政院”院长,格兰维尔逐渐成为尼德兰政治事务的真正领导。

对试图政、教大权一把抓的格兰维尔,以“沉默者”威廉为首的各省执政自然心怀不满。公元1563年,尼德兰各省执政联合上书总督玛格丽特,宣称如不撤换格兰维尔便集体辞职。玛格丽特同样对大权独揽的格兰维尔颇为不爽,于是不仅没有出面平息此次政治风波,反而在其中推波助澜。最终公元1564年,腓力二世被迫将格兰维尔召回西班牙。

表面上看,随着格兰维尔的离去,尼德兰的政治矛盾似乎已然化解,但事实上这只是更深层次的矛盾爆发的前奏。一些后世的西方史学家认为这个更深层次的政治矛盾,是西班牙奉行的天主教与尼德兰地区普遍存在的新教信仰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沉默者”威廉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对“宗教裁判所”血腥镇压之下的新教民众保有极大的同情。一些史料中还往往会提及公元1565年威廉曾受命出访巴黎,并在法王亨利二世(Henry Ⅱ,1519—1559年)的宫廷中,得知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曾订立各自屠杀境内新教徒的密约。威廉不忍见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倒毙于刀矛之下,最终联络一干贵族于公元1566年再度向玛格丽特请愿,要求“宗教裁判所”和西班牙驻军撤离尼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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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公元1559年腓力二世在离开尼德兰时,在码头公然指责“沉默者”威廉

除了宗教因素之外,也有一些史料中提到,公元1566年尼德兰各地出现被称为“小麦恐慌”的饥荒。史料中认为,腓力二世于公元1559年远征突尼斯失败 导致西班牙王国大幅度增加海军军费开支,大量军需订单的流入,直接导致了尼德兰地区的物价飞腾、民不聊生。通货膨胀加上不良商贾囤积居奇,导致大批农村破产人口流入城市,他们在“再洗礼派”等地下新教组织的策动下,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以“沉默者”威廉为首的尼德兰各省执政,担心由此引发社会动荡,才向总督玛格丽特发起请愿活动。

以上两种说法固然都有道理,但在笔者看来,威廉等尼德兰贵族之所以在扳倒格兰维尔之后,继续向玛格丽特施压,源于地缘政治的变迁。在查理五世执政时期,尼德兰隶属于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德意志地区既是尼德兰的经济腹地,也是战略支撑。和平时代,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可以通过北海—莱茵河经济走廊汲取贸易利润;而一旦受到来自法国或者德意志诸侯国的威胁,则可以借助神圣罗马帝国的庞大军力转危为安。但是这一局面随着查理五世归隐之前将哈布斯堡王朝一分为二而宣告终结。腓力二世治下的尼德兰与斐迪南一世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形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政治体。此举不仅带给威廉等德意志诸侯极大的危机感,更令其产生了何不趁势将远离西班牙本土的尼德兰化为自身领地的勃勃野心。这份野心与尼德兰当地动荡的局势相结合,最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和战争。

公元1566年4月5日,200多名尼德兰贵族以“贵族同盟”(Compromise of Nobles)的名义,联名向总督玛格丽特递交请愿书,要求撤销“宗教裁判所”并归政于“大议会”。这次请愿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沉默者”威廉等各省执政仍选择隐于幕后,甚至在玛格丽特接见请愿代表时,威廉仍以“枢密院”成员的身份站在尼德兰总督府这边。玛格丽特接受了请愿书,并承诺会转呈腓力二世,但是现场玛格丽特的西班牙籍亲信查理·波莱蒙特(Charles de Berlaymont,1510—1578年)用来缓和气氛的笑谈,却令请愿者更加愤慨。据说波莱蒙特曾小声地对玛格丽特说道:“夫人,不用害怕,他们不过是一群乞丐。”客观地说,这次参与请愿的尼德兰贵族的确大多数财务状况不理想,因此直接被鄙视为“乞丐”令其自尊心大受打击。此后,尼德兰贵族反对派便自称“乞丐”,以表示铭记西班牙人对自己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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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者”威廉领导下的“贵族同盟”发起请愿活动

面对“贵族同盟”的请愿,玛格丽特下令“宗教裁判所”暂停在尼德兰境内的行动,但是否展开“大议会”还要等待腓力二世的裁决。尼德兰贵族显然没有那么好的耐心,7月28日他们掀起了规模更大的请愿行动。这一次威廉等各省执政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但玛格丽特除了再度承诺转交请愿书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此时“贵族同盟”已然开始秘密地招募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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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像破坏运动”在欧洲各地都成了新教势力武装起义的前奏。图为1562年里昂教堂被加尔文主义信徒洗劫,安东尼·卡伦绘

就在“贵族同盟”与尼德兰总督府剑拔弩张之际,8月11日,佛兰德斯等地率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而后迅速蔓延至尼德兰全境。在基督教创立早期,曾明确拒绝偶像崇拜的基本教义,因此所谓“圣像破坏运动”便成了历代“宗教改革人士”反对教会的重要形式。在普通信众眼中,砸烂精美的圣母、圣灵塑像并非“离经叛道”,反倒是“返璞归真”,还能顺手抄出主教们私藏的财物,因此往往会一呼百应。整个16世纪,该运动几乎席卷整个德意志地区,还波及苏格兰和法国。只是此刻发生在尼德兰地区,似乎太过于巧合了。

“圣像破坏运动”的兴起对于尼德兰的政治局势堪称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教势力由此完成了内部动员和整合,以应对西班牙军队镇压为名,安特卫普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同盟”成员开始担心社会秩序的崩溃会危及自身,转而拥护总督府的统治。有鉴于此,一度准备逃离尼德兰的玛格丽特稳住了阵脚,开始调集驻军,准备镇压新教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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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鲁维尔之战,注意海上的新教武装舰队

公元1567年3月13日,西班牙军队在安特卫普北部的奥斯特鲁维尔(Oosterweel)大败新教民兵,数千新教武装人员及其家属惨遭屠戮。“贵族同盟”内部对于是否与新教武装联手存在极大的分歧,显然他们虽然被西班牙官僚视为“乞丐”,但他们并不打算和“真的乞丐”为伍。威廉虽然在自己治下的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宣布“信仰自由”,但并未出兵支援奥斯特鲁维尔的新教武装。倒是荷兰当地的一些新教武装自发组织了一支船队赶赴战场,不过他们抵达时,西班牙人已经血洗了战场。此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只能在海上观望的舰队,未来会成为颠覆整个战争走向的关键所在。

海上乞丐——尼德兰独立运动和八十年战争(中)

公元1567年8月22日,由西班牙老将阿尔瓦公爵 统率的1.8万生力军抵达布鲁塞尔。

阿尔瓦公爵老于军旅,17岁便跟随查理五世东征西讨,法国的重甲铁骑、突尼斯的北非海盗、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以及意大利的雇佣兵团,都是其手下败将。正是战场上几近不败的战绩,令其迷信武力,认定血腥镇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早在公元1563年,他就曾劝说国王把尼德兰反对派领袖斩首示众,以平息红衣主教格兰维尔的信任危机。公元1565年,他陪同王后伊丽莎白(Elisabeth of Valois,1559—1568年)前往法国谒见其母——法国摄政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1519—1589年)时,又力主西班牙与法国联手镇压各自国内的新教运动。(这一提案被法王亨利二世私下透露给了与阿尔瓦公爵同行的“沉默者”威廉。)正是基于一贯以来的强硬立场,阿尔瓦公爵一抵达尼德兰,即诱捕了多名“贵族同盟”的领袖人物,并开刀问斩。威廉早一步逃回了莱茵河畔的老家,但他滞留在布鲁塞尔的长子菲利普·威廉(Philip William,1554—1618年)还是被阿尔瓦公爵拘捕,并作为人质押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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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阿尔瓦公爵率部抵达鹿特丹

阿尔瓦公爵在尼德兰大开杀戒,令总督玛格丽特颜面扫地,她只能主动请辞返回自己的夫家帕尔马。认定形势已经得到控制的腓力二世随即任命阿尔瓦公爵为新任尼德兰总督。一场腥风血雨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阿尔瓦公爵眼中,尼德兰的大多数贵族早已与西班牙离心离德,任何怀柔手段都不过是主动示弱。因此他迅速组建了一个名为“紧急事态委员会”(Council of Troubles)的特殊法庭,对昔日“贵族同盟”的成员穷追猛打,并鼓励揭发与告密。一旦坐实当事人曾参与“贵族同盟”的请愿活动,唯一的下场便是处决加没收全部财产。短短3个月之内,便有数百名贵族被拘捕,并经“紧急事态委员会”审判处决。由此被没收而冲抵军费的财产据说高达3亿塔勒(Taler) 之巨。“紧急事态委员会”也由此被称为“血腥委员会”(Council of Blood)。不过事实证明阿尔瓦公爵的这一套“乱世用重典”并没迅速稳定局面,因为尼德兰真正的威胁并不是那些还滞留境内的“贵族同盟”成员,而是已经逃往拿骚的奥兰治亲王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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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者”威廉的几个兄弟(从左往右):三弟路易、二弟约翰、四弟阿道夫、五弟亨利

虽然后世大多认为威廉始终力主和平请愿,拒绝“贵族同盟”在与西班牙人的交涉中使用武力,但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拿骚伯国在战争动员方面还是颇为高效的。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威廉便在拿骚伯国集结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与此同时,流亡法国的尼德兰贵族也纠集了数千人的雇佣军。威廉认定时机已经成熟,随即于公元1568年春季令自己的两个弟弟——路易和阿道夫,率领一支4000余人的雇佣军直趋尼德兰最北部的格罗宁根省。名为“八十年战争”的血腥大剧拉开了序幕。

威廉选择如此偏僻的地区为突破口,无非是希望避开阿尔瓦公爵麾下的西班牙军队主力。5月23日,拿骚伯国的军队成功于海利赫莱(Heiligerlee)击败了一支西班牙偏师,并阵斩了对方主将。阿道夫亦战死沙场,但这只是拿骚家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流下的第一滴血而已。

四弟阿道夫的死固然令威廉痛惜,但更坏的消息很快便从尼德兰南部传来:就在海利赫莱战役之前1个月,西班牙军队在南线重创尼德兰流亡贵族的起义军,阿尔瓦公爵再无后顾之忧,率军大举北上。面对西班牙军队咄咄逼人的兵锋,拿骚的路易被迫放弃格罗宁根省,向西退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

在路易看来,自己的主动退却不仅拉开了与对手的距离,更便于从德意志地区招募更多的雇佣兵参战,阿尔瓦公爵碍于国际影响,必不敢追。殊不知在一个沙场宿将的眼中,从来都是“寇可往,我亦可往”。阿尔瓦公爵丢弃辎重火炮,轻装突击,最终于7月21日在德意志西部的耶明根(Jemgum)将对手赶上。尽管双方兵力相当,但拿骚伯国军队被对手衔尾追击,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一场鏖战之后,路易所部折损6000人马,而西班牙人死伤不过数百人。

耶明根战役的惨败令拿骚伯国士气低落。威廉并不甘愿就此认输,短短3个月之内,拿骚伯国又积聚起了3万大军。巨大的兵力优势令威廉放弃此前从尼德兰北部打开局面的想法,他决定强渡默兹河(Meuse) ,直扑尼德兰中部的布拉班特。

威廉的初衷自然是希望吸引阿尔瓦公爵前来与自己正面决战,未曾想老将根本不上这个当。凭着麾下西班牙军队高超的机动性,阿尔瓦公爵不断打击对手的后卫部队,并在10月16日于若杜瓦涅(Jodoigne)再度重创拿骚伯国的军队。虽然在战场上仅损失了3000余人,但面对几乎无懈可击的对手,威廉已经失去再战的勇气。他挥师南下退入法国境内,不敢再轻易与阿尔瓦公爵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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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公爵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总督

在若杜瓦涅战役结束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阿尔瓦公爵坐镇的尼德兰表面上还算平静。实际上,这位老将的一系列施政方略引发了当地各个阶层的不满。大批西班牙籍的官员和宗教人士被任命为地方官吏,使得原本还对腓力二世怀有敬畏的尼德兰贵族失去了上升的空间。为了豢养自己麾下的战争机器,尼德兰总督府宣布将对所有商品征收10%的销售税。此举一出,顿时令以商业立国的尼德兰人怨声载道。原本便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升斗小民,更不堪西班牙士兵的敲诈勒索,被迫走上了男盗女娼的道路。

在尼德兰北部,大批失业水手组成的海盗集团以“海上乞丐”(Watergeuzen)之名频繁袭扰西班牙货船和尼德兰沿岸港口,他们将掠夺来的货物运往英格兰、德意志以及法国的港口销赃,并在当地整修船只,获得补给。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活跃于尼德兰南部的“森林乞丐”——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依托密林为掩护,不断打击西班牙驻军。

对这些非正规的武装力量,阿尔瓦公爵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乞灵于更为残酷的镇压手段,其结果当然是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反弹。为了摆脱这一恶性循环,腓力二世开始采用外交手段向收容“海上乞丐”的英格兰施压。应该说西班牙与英格兰之间曾有过一段由政治联姻维系的“蜜月期” ,但此时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1533—1603年)对自己的姐夫腓力并没有什么好感。她仅仅是在公元1572年做出了禁止“海上乞丐”的船只继续在英格兰逗留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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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乞丐”夺取小镇布里尔

“海上乞丐”的舰队本欲前往法国沿海,不料在英吉利海峡遇到了逆风,被吹入了马斯河的入海口。眼看舰队即将沦为西班牙人的俘虏,“海上乞丐”们决定铤而走险,于4月1日弃船登岸,攻入内陆。西班牙军队在当地根本没有驻军,因此“海上乞丐”迅速控制了马斯河畔的小镇布里尔(Brielle)。

小镇布里尔的易手,从军事上来看根本无关大局,但在政治上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爆炸性消息。尼德兰各地百姓均将“海上乞丐”的登陆视为全面反攻的开始,一时间群情汹涌,仿佛赶走西班牙人的日子近在眼前。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盘桓于老家的“沉默者”威廉也颇为激动,他很快便策划了一个三路出击的大战略。除了自己统兵从莱茵河流域出击,再度攻入尼德兰中部,以及策动“海上乞丐”继续攻取北尼德兰沿海地区之外,威廉主要把宝押在三弟路易的身上。

自公元1568年战败以来,威廉便不断试图与法国王室建立联系,但是国内连年的宗教战争令摄政太后凯瑟琳对再度与西班牙人交手缺乏信心。法国新教军事集团领袖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1519—1572年)倒对这一建议颇感兴趣。他曾在意大利战争末期为西班牙军队所俘虏,在马德里足足吃了两年牢饭,此外此时他已经改宗“加尔文派”。帮助威廉拿下尼德兰,将进一步壮大新教在西欧的势力,进而影响法国的政治走向。因此科利尼向威廉许诺,将在法国和尼德兰边境集结一支新教徒组成的军队,交由拿骚的路易指挥。

公元1572年5月,路易率部偷袭法国与尼德兰边境城市蒙斯(Mons)得手。深恐法国军队源源不断地进入尼德兰的阿尔瓦公爵不得不亲自率军南下,迅速对蒙斯展开合围。此时城内路易已经组织起了一支6000余人的防御力量,还有上万法国军队正在兼程赶来。阿尔瓦公爵虽然在城外的野战中小挫法国援军,但仅有8500人的西班牙军队依旧腹背受敌,战局岌岌可危。

就在阿尔瓦公爵顿兵于蒙斯城下,进退维谷之际,公元1572年8月24日凌晨,法国巴黎爆发了针对新教贵族的政治仇杀,科利尼等人惨遭屠戮。当天正值法国传统狂欢节圣巴托罗缪日的前夜,因此史称“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St.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尽管后世赋予了“圣巴托罗缪之夜”很多宗教意义,但归根结底这场血腥屠杀还是政治利益使然。以摄政太后凯瑟琳为首的法国保守势力,不满科利尼等新教贵族打着“宗教改革”的旗号左右政局,精心设下圈套,以公主玛戈(Margaret of Valois,1553—1615年)与信仰“加尔文派”的纳瓦拉国王亨利(Henry,King of Navarre,1553—1610年)举办婚礼为名,将新教贵族一网打尽。在关键时刻,凯瑟琳出于政治和亲情的双重考虑,留下了自己女婿亨利一命,此举可谓后患无穷。

“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爆发之后,蒙斯前线的法国新教军队被迫悉数撤回国内,城内的路易也以保全所有守军生命为条件开城投降。自此西班牙军队在尼德兰最大的危机悄然过去。但形势依旧对阿尔瓦公爵不利:西班牙驻军云集蒙斯一线之际,威廉趁势攻入尼德兰中部,并接受了海尔德兰、荷兰两省的效忠。

与此同时,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委派“探险家”汉弗里·吉尔伯特(Sir Humphrey Gilbert,1539—1583年) 统率一支1500人的军队,支援尼德兰“海上乞丐”对泽兰省的围攻。一旦英国人在尼德兰沿海站稳脚跟,形势自然将对西班牙军队更加恶劣。因此阿尔瓦公爵在回师对抗威廉的同时,火速调集一支3000人的精锐部队,奔袭正在围攻胡斯市(Goes)的英国军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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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的绘画,挂在窗户上的是科利尼的尸体,左侧后方站在尸堆上着黑衣者为太后凯瑟琳

由于没有海军的支援,西班牙士兵在由群岛组成的泽兰省内不得不采取武装泅渡的方式接近对手,不过此举极大地提高了行动的隐蔽性。当公元1572年10月20日黎明时分,西班牙士兵突然出现在英军的营垒之外时,汉弗里·吉尔伯特的斗志完全崩溃了。但是英国军队的全面溃败,并没有改变“海上乞丐”在泽兰省的战略优势。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海上乞丐”的舰队继续封锁和围困着泽兰省的首府米德尔堡(Middelburg),直至守军弹尽粮绝,被迫投降。在地面战中颇为骁勇的西班牙军队,在整个过程中只能望洋兴叹。

除了海军的短板之外,不理智的情绪是令西班牙军队陷入泥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阿尔瓦公爵率部从蒙斯北返,“沉默者”威廉随即向尼德兰北部沿海地区撤退。此后诸多尼德兰城市选择重新向腓力二世效忠。但是在尼德兰南部重镇梅赫伦,西班牙军队入城后展开了长达3天的烧杀掠夺,史称“第一次梅赫伦大屠杀”。

西班牙军队之所以在梅赫伦如此失控,完全是其军事制度决定的。阿尔瓦公爵麾下的老兵大多是领取军饷的雇佣兵,而自合围蒙斯以来,部队已经半年没有足额领饷,情绪极其不稳定。无奈之下,阿尔瓦公爵不得不纵容他们在富庶的梅赫伦公开抢掠。虽然西班牙老兵“抢钱、抢粮、抢女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但后遗症却是梅赫伦之后大多数的尼德兰城市都选择死守到底。

在尼德兰陷入政治动荡之初,曾坚定支持腓力二世的荷兰西部城市哈勒姆,为了免遭屠戮,坚守了7个月之久。甚至在男丁死伤殆尽的情况下,以经营木材生意为生的贵妇——克瑙·西蒙斯多赫特·哈舍拉尔(Kenau Simonsdochter Hasselaer,1526—1588年) 还组织了一支300人的“娘子军”登城死守。尽管这些努力最终没有改变哈勒姆陷落的命运,却给西班牙军队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和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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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哈舍拉尔率领“娘子军”死守哈勒姆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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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姆近海西班牙海军(位于画面右侧)与“海上乞丐”(位于画面左侧)的厮杀

攻占哈勒姆之后,西班牙军队进一步展开屠城以示报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面对日益临近的严酷冬季和英国人对威廉的支援,公元1573年10月8日,师老兵疲的西班牙军队不得不放弃对荷兰北部城市阿尔克马尔(Alkmaar)的围攻。3天之后,西班牙海军在须德海与“海上乞丐”展开了第一次舰队级会战,但同样以失利告终。

之前的公元1572年末,西班牙王国开始向尼德兰海域增派战舰。但是习惯了温暖地中海的西班牙海军,很难适应北海的波涛和恶劣的气候,更何况尼德兰沿海岛屿和港口对他们均不太友好。公元1573年4月17日,西班牙舰队抵达泽兰省,试图支援被围的米德尔堡,但在靠近港口城市弗卢辛(Flushing)的过程中遭遇炮击,5艘运输船随即被“海上乞丐”的舰队掠走。5天之后,西班牙舰队从安特卫普组织对米德尔堡的海上救援行动,却再度被对手拦截,仅有少数战舰抵达目的地。连续两次解围失败之后,阿尔瓦公爵命令舰队全力配合陆军作战。5月26日,在哈勒姆攻防战的收官阶段,西班牙海军成功拦截了一支“海上乞丐”的支援舰队,击沉了对手21艘小型船只。正是在这样成功案例的鼓励下,公元1573年10月,西班牙海军才大举深入须德海,试图夺取荷兰北部的制海权。

西班牙海军集结了以旗舰“宗教裁判所”号为首的30艘战舰,而“海上乞丐”在须德海仅有24艘武装商船。战斗开始之后,西班牙海军凭借强大的火力,一度占据了上风,但是须德海变幻莫测的风向和复杂的水文条件,最终令荷兰水手们获得了胜利。6艘西班牙战船在战斗中意外搁浅,沦为“海上乞丐”的俘虏,余者只能仓皇撤退。

须德海海战令西班牙掌握荷兰北部制海权的努力彻底失败。鉴于阿姆斯特丹已经陷入了“海上乞丐”的封锁,阿尔瓦公爵被迫放弃了这座北方重镇。此举也令腓力二世对他彻底失望。公元1573年12月,阿尔瓦公爵被迫辞去尼德兰总督一职。接替他的是米兰总督唐路易·德·雷克萨斯(Luis de Requesens,1528—1576年)。阿尔瓦公爵事后抱怨说:“国王用人犹如挤橙汁,总是耗尽其精华之后便弃之不顾了。”事实上,阿尔瓦公爵在尼德兰的施政手段已经走入死胡同,如果不是唐路易上任之后迅速改弦易辙,西班牙可能会更快失去对整个尼德兰的控制权。

唐路易是一个在西班牙帝国官僚系统中摸爬滚打多年的军政复合型人才,深受腓力二世的信任。此前他刚刚在西班牙本土成功地镇压了摩尔人的起义,并在意大利与罗马教皇国等势力间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博弈。因此他抵达尼德兰之后便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西班牙对当地民众压榨过甚,从而导致了官逼民反。有鉴于此,他随即宣布取消10%的商品税,撤销“紧急事态委员会”,颁布大赦令,释放除宗教异端分子之外的所有政治犯。

唐路易深知一味怀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何况阿尔瓦公爵在卸任之前,还留给他米德尔堡和莱顿这两道难题。公元1574年1月,西班牙海军组织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解围行动,75艘满载补给品的战舰浩浩荡荡地从安特卫普驶往米德尔堡。但这支庞大的舰队士气低落,途中甚至发生了心怀不满的水手放火焚毁战舰的恶性事件。在靠近米德尔堡主要水道——斯海尔德河入海口之际,舰队还遭遇了“海上乞丐”的拦截。

此时的“海上乞丐”亦非昔日吴下阿蒙,大批英国私掠船主出于个人利益和国家战略的考虑,加入了“海上乞丐”的阵列。他们利用风向的优势,迅速靠近西班牙人的战舰并攀缘而上,或奋战夺船,或放火焚烧。西班牙海军在短时间内损失了15艘战舰,狼狈而逃。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有9艘运输船最终成功抵达了米德尔堡。这点杯水车薪的援救显然无法挽救这座城市。2月18日,米德尔堡宣布向“海上乞丐”投降,自此泽兰全境彻底脱离了西班牙人的统治。

至于莱顿,该地位于荷兰西部地区,扼守陆路交通要道,堪称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门户。阿尔瓦公爵曾于公元1573年10月对其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围攻,但最终无功而返。唐路易同样深知莱顿的战略价值,但他并没有急于攻坚,而是对这座城市展开了长期围困,坐等“沉默者”威廉前来解围。

公元1574年4月14日,西班牙军队在荷兰东部的莫克赖德(Mook en Middelaar)成功阻击从德意志地区赶来的拿骚伯国军队,除了8000余生力军被悉数击溃之外,威廉的三弟路易、五弟亨利亦命丧当场。此战失利令威廉再度认识到己方部队在地面战中远非西班牙人的对手。“海上乞丐”虽然不断向莱顿城内运送补给,终究不过杯水车薪,因此他一边以飞鸽传书的方式给莱顿守军打气,一边谋划着掘开海堤引海水倒灌莱顿城下的西班牙军队。掘堤的工程量远超过威廉的想象,一直到9月方始完成。但漫延到莱顿城下的海水很浅,根本不足以行驶船只,反倒帮助了围城的西班牙人。然而就在莱顿城内瘟疫肆虐、饿殍遍野之际,西班牙军队倒率先支撑不下去了。由于长时间拖欠巨额军饷,西班牙军队不愿意继续围困莱顿,撤回了安特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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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海尔德河入海口的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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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乞丐”给被围的莱顿居民运送补给

莱顿之围可谓是唐路易与威廉之间一场意志和政治公信力的比拼。如果威廉无法有效地援助莱顿城内的守军,那么西班牙军队在其开城投降之后,或许可以展示自己的宽容和大度,从而重新收获尼德兰的人心。可惜历史并没有给唐路易这样的机会。由于他长时间围而不攻,好事者编造了一个有趣的桃色花边,声称有一位名叫马格达莱纳·莫斯(Magdalena Moons,1541—1613年)的尼德兰贵妇,为了拯救莱顿阖城百姓不惜委身于唐路易。

结束了莱顿城下的角逐之后,唐路易与“沉默者”威廉展开了漫长的和平磋商。此时西班牙政府财政状况已严重恶化,公元1575年更一度宣告破产,因此唐路易将姿态放得很低,宣称只要尼德兰承认西班牙的宗主权,奉天主教为官方信仰,那么西班牙军队可以全数撤离。用3个弟弟的生命换来这一优势局面的威廉,显然不会同意就此罢手。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公元1576年3月,唐路易突然病逝于布鲁塞尔。

由于唐路易突然死于任上,尼德兰总督府一度停摆。仍在各条战线上奋战的西班牙军队,由于担心和谈成功之后将会被遣散,纷纷后撤至尼德兰中心城市。本就对西班牙军队缺乏好感的佛兰德斯、布拉班特两省随即向威廉靠拢。恼羞成怒的西班牙军队于公元1576年11月4日洗劫了尼德兰的政治、经济中枢——安特卫普。

西班牙军队洗劫安特卫普的直接导火索是当地居民构筑工事,拒绝西班牙士兵入城,并爆发武装冲突。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西班牙财政状况恶化,以及运送4万枚金币的军饷运输船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国人扣押。无论如何,这一针对平民的暴行激发了整个尼德兰的敌对情绪,西班牙在当地的统治再无合法性可言。尼德兰各省随即签署《根特条约》(Pacification of Ghent ),宣布恢复威廉“荷兰、泽兰、乌得勒支执政”的身份,解除西班牙政府此前颁布的宗教禁令和没收贵族财产的决议。尽管《根特条约》仍承认腓力二世为尼德兰君主,但事实上已然宣布了尼德兰的独立。

不断恶化的局势最终令腓力二世不得不启用颇为忌惮的同父异母兄弟——奥地利的唐胡安(John of Austria,1547—1578年)。唐胡安的人生与尼德兰的羁绊似乎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公元1546年,查理五世到雷根斯堡出席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会议,因旅途劳顿和水土不服而病倒。当时的尼德兰总督的玛丽随即引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伶优芭芭拉·布隆伯格(Barbara Blomberg,1527—1597年)为病榻上的王兄解闷。谁知一来二去,她竟然爬上了龙床,并诞下一子。查理五世不愿这段地下恋情曝光,将这个私生子秘密送回西班牙,交由心腹贵族抚养,并安排芭芭拉·布隆伯格趁早嫁人。直到查理五世归隐之后,才召见了当时名唤杰洛明(Geronimo)的私生子,并正式赐名唐胡安,算是给予了这个少年认祖归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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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军队洗劫安特卫普 反映《根特条约》的政治漫画:拿骚的雄狮保卫着象征尼德兰17省的诸多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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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胡安

腓力二世对自己老爸的风流债有着复杂的情绪和看法。哈布斯堡王朝人丁不旺,查理五世这一支除了自己之外便只剩下两个妹妹,有唐胡安这样的手足在,也是一份助力。但同时唐胡安比腓力二世年轻20岁,将来必定会出现腓力二世已老而唐胡安正值壮年的局面,这一点对腓力二世的子嗣自然极其不利。因此腓力二世对唐胡安长期以来都是用而不封,信而不宠。

无论是公元1568年镇压国内的摩尔人起义,还是公元1571年与奥斯曼帝国海军决战勒班陀,以及此后出兵突尼斯,唐胡安始终都被委以统兵重任。唐胡安虽然战功赫赫,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封地。此刻要将唐胡安外放为尼德兰总督,腓力二世心中自然不免有些忐忑:既希望唐胡安可以继续武运昌隆,荡平威廉等一干乱党,又怕其日后尾大不掉,在尼德兰自立为王。

对于腓力二世心中的纠结,唐胡安洞若观火。他在接到任命之后,并不急于赶赴尼德兰,而是要求授予他卡斯蒂利亚亲王头衔。腓力二世深知这份殊荣早已是唐胡安应得的,但仍没有马上同意,只是表示可以留待尼德兰平叛结束后再说。就在两兄弟扯皮之际,西班牙军队洗劫安特卫普的消息传来,深知国事为重的唐胡安只能立即动身。此时整个尼德兰沿海地区都已经对西班牙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英吉利海峡上还有英国海军和“海上乞丐”的拦截,因此唐胡安只能假扮成一个意大利贵族的摩尔奴仆,横穿正深陷宗教战争的法国领土,来到唯一完全忠于西班牙的尼德兰行省——卢森堡。

在出行之前,唐胡安特意拜会了自己的养母。在卢森堡,他又专程去看望正在当地避难的生母芭芭拉·布隆伯格 。在唐胡安的建议和安排下,她于当年迁往西班牙居住,直至公元1597年病逝,她都生活于唐胡安安排的庄园中。之所以做出上述安排,是因为唐胡安对尼德兰恶劣的形势完全没底,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鉴于此刻集结于卢森堡的西班牙军队士气低迷、不堪一战,唐胡安赴任之后即顺水推舟,宣称代表腓力二世正式批准了《根特条约》,并宣布会逐步将西班牙军队撤走。尼德兰南部诸省对唐胡安的开明纷纷表示欢迎,一些城市甚至再度接受西班牙军队的进驻。威廉则加紧扩张自己的势力,双方的实际控制区域随即在布拉班特一线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

整个公元1577年,唐胡安都在不断从意大利招募新的军团。当年夏天,年轻的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尼德兰前任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之子)率领9000名意大利雇佣军抵达战场,加上来自洛林公国的4000名法国雇佣军和西班牙在卢森堡的驻军,唐胡安手中集中了17000~20000人的大军。得到英国支持的“沉默者”威廉也在布拉班特一线集结了25000人马。新的战争一触即发。

前赴后继——尼德兰独立运动和八十年战争(下)

公元1578年,唐胡安抓住威廉所部军心涣散、状态不佳的有利战机,于尼德兰南部的那慕尔一线先发制人。1月31日,以火枪手和长矛手组成的“西班牙方阵”正面突击尼德兰—英国联军的营地。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率领的意大利骑兵则出其不意地直插对手的侧翼。

面对西班牙军队的突袭,猝不及防的威廉所部全线崩溃,折损上万人马,而西班牙军队仅仅付出不到20人的伤亡。在这场史称“让布卢之战”(Battle of Gembloux)的交锋中,唐胡安虽然未能生擒威廉,一举终结尼德兰地区的战事,但却在政治上稳定了西班牙在尼德兰南部的统治。让布卢之战后,在尼德兰南部诸省向军威赫赫的唐胡安输诚的同时,退守北方的“大议会”也宣布邀请腓力二世的堂侄兼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皇储马蒂亚斯(Matthias,1557—1619年) 出任尼德兰总督。

尼德兰革命前后前往英国的移民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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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摘自《试论英国崛起中的尼德兰因素》一文,《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

“大议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折射出尼德兰在地缘政治上与德意志更为亲近,同时是在向哈布斯堡王朝释放“各退一步”的和解信号。对此腓力二世不置可否,倒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率先坐不住了。在伊丽莎白一世看来,英国与西班牙争夺大西洋制海权的纷争早晚会引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届时唐胡安指挥下的尼德兰驻军势必成为顶在英国咽喉上的一柄利刃。同时,自“沉默者”威廉领导的“革命”爆发以来,英格兰与尼德兰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一方面,大批尼德兰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带给当地先进的艺术文化和生产经验;另一方面,战前显赫一时的尼德兰商业资本出于避险的考虑,转而投资英国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伊丽莎白一世自然不希望尼德兰革命的烽火过早地熄灭。

得到威廉在让布卢之战中惨败的消息,伊丽莎白一世随即做出向尼德兰增派援军的决定。一支由苏格兰雇佣军、法国新教徒组成的军队在女王的爱将——约翰·诺里斯(John Norreys,1547—1597年)的指挥下奔赴战场。同时,英国王室还加大了对威廉个人的资助。有了英国盟友的鼎力相助,威廉很快便走出了让布卢之战的阴影,并在布拉班特地区重组防线。面对威廉的高沟深垒,唐胡安试探性地组织了几次进攻,均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迟迟无法取得突破的焦虑,加上西班牙政府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令唐胡安心力交瘁。他最终于公元1578年10月1日因感染斑疹伤寒而去世,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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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布卢之战,尼德兰—英国联军一败涂地

当然也有史学家认为唐胡安的死是一场政治暗杀,凶手可能是其政敌威廉或伊丽莎白一世,甚至是腓力二世本人。前两者畏惧唐胡安的军事才能和他在勒班陀海战中积累的赫赫威名,欲除之而后快;腓力二世则是担心唐胡安会利用西班牙国内的不满情绪,煽动一场叛乱。

不过从结果来看,唐胡安的死并没有给尼德兰的政治、军事格局带来太大的影响。腓力二世在厚葬这个同父异母兄弟的同时,也以遵从其遗愿的名义,将尼德兰总督一职授予他和唐胡安的外甥、帕尔马公爵之子——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正是这一任命,最终稳定了西班牙在尼德兰南部的统治,甚至一度险些将拿骚家族和伊丽莎白一世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与阿尔瓦公爵、唐路易、唐胡安三位前辈相比,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在西班牙宫廷中威望不高,但他有着上述三人不具备的巨大优势:他曾跟随其母在尼德兰生活多年,对尼德兰的政治环境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亚历山大看来,尼德兰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各省的联合缘于勃艮第公国、哈布斯堡王朝为了自身统治的便利而进行的整合,因此可以说是查理五世等历代统治者亲手打造了这样一头难以驯服的巨兽。要想击败它,自然首先要瓦解它。

此时尼德兰南部诸省对这场来势汹汹的革命也日益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一方面,法国新教武装和英国雇佣军不断打着支持“沉默者”威廉的名义,在尼德兰南部攻城略地,其烧杀掠夺的行径比西班牙军队不遑多让;另一方面,打着“宗教改革”旗号的“加尔文派”,在迫害异己方面较“宗教裁判所”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渴望,尼德兰南部诸省接受了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意见。他们于公元1579年1月6日组建拥护西班牙领导、独尊天主教的“阿拉斯同盟”(Union of Arras) 。面对南部诸省的背叛,1月23日,威廉不得不在尼德兰北部组建“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 。由此尼德兰南北各自埋下分道扬镳的种子。

得到了尼德兰南部诸省的支持之后,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又将矛头对准了威廉身后的“输血大动脉”。亚历山大深知威廉作为一个德意志贵族,其支撑战争的兵员、粮饷除了英、法等盟友的支持外,主要来自自身在莱茵河流域的采邑。要结束战争必须釜底抽薪。公元1578年冬季,西班牙军队一边继续不断向威廉控制的布鲁塞尔方向施压,逼迫对方将指挥中枢后撤至安特卫普;一边在卢森堡和林堡集结兵力。

公元1579年3月,西班牙军队突然杀入德意志境内。担心老巢有失的威廉被迫出兵支援,却不想中途中了对手的埋伏,损失惨重。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利用威廉顾此失彼,在布拉班特一线大举进攻。7月1日,西班牙军队进一步攻占马斯河畔重镇——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兵锋直逼安特卫普。在马斯特里赫特城内,西班牙军队故态复萌,大肆烧杀掠夺达3天之久。对此,西班牙史学家宣称是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恰好发烧卧床才导致了军队失控。

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在公元1579年春夏的战略机动,不但重创了威廉的军事力量,更在政治上离间了“乌得勒支同盟”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大议会”公推的尼德兰总督马蒂亚斯不希望尼德兰的战火蔓延至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他驻跸于科隆,表示要亲自调停,以促使“沉默者”威廉与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和谈。他提出的方案是“乌得勒支同盟”割让布拉班特全省,以换取西班牙方面承认“乌得勒支同盟”在神圣罗马帝国庇护下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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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军队在马斯特里赫特城内烧杀掠夺

马蒂亚斯的搅和加速了尼德兰的分裂,布鲁塞尔等地均发生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内战。公元1580年4月,约翰·诺里斯麾下的英国雇佣军洗劫了梅赫伦。这座倒霉的城市自上次被西班牙军队屠戮之后,便长期信奉“加尔文派”,并拒绝西班牙军队的进驻。英国军队的暴行给了“乌得勒支同盟”东部的格罗宁根和上艾瑟尔地区的诸多城市脱离同盟、再度倒向西班牙的借口。当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城市本身便更倾向于神圣罗马帝国。当威廉与马蒂亚斯意见相左之时,他们自然更愿意听从后者的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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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讽刺画《四王争牛图》。坐在牛背上的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给牛喂草料的是英格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按着牛角的是拿骚伯爵威廉,拉着牛尾巴的是法国安茹伯爵佛朗索瓦,正在给牛挤奶的则是亚历山大·法尔内塞

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面被动,令威廉不得不在全力镇压格罗宁根等东部城市的分裂运动的同时,在欧洲大陆寻找新的盟友。此时法国境内由“圣巴托罗缪之夜”引发的“宗教战争”已在国王亨利三世的调停下逐渐偃旗息鼓,因此威廉趁势向亨利三世提议结盟。这位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左右逢源的君主一口答应,并委任自己的弟弟——安茹伯爵佛朗索瓦(Francis,Duke of Anjou,1555—1584年)领兵前往尼德兰助战。自此,尼德兰战事直接牵扯到了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英格兰、法兰西四大欧洲强国。后世一位匿名的讽刺画家以此为主题绘制了一幅《四王争牛图》。

有趣的是,在安茹伯爵佛朗索瓦领军出征尼德兰期间,他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演绎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姐弟恋” 。佛朗索瓦多次抛下他的军队,赶赴伦敦与伊丽莎白一世厮混。不过这对热恋的男女之间有多少真情实感令人怀疑。毕竟此时伊丽莎白一世早已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变故,对感情和婚姻均颇为冷淡,而安茹伯爵佛朗索瓦谋求的也不过是一顶属于自己的王冠和伊丽莎白一世的资助。他每一次来到英国,都以两人秘密幽会开场,以伊丽莎白一世拿出一大笔“军费”打发他走结束。

威廉对佛朗索瓦与伊丽莎白一世之间的恋情拍手叫好,甚至还多次在安特卫普宣布两人即将结为夫妻,并鸣钟庆祝。但这些不过是他安定民心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为了避免尼德兰被法国或者英国吞并,公元1581年,威廉公开发表了《取消宣誓法案》,提出尼德兰的最高权力属于“大议会”,领主仅凭“大议会”赋予的权力进行统治。如果领主的施政有损国家利益,“大议会”有权将其废黜。在《取消宣誓法案》颁布的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储马蒂亚斯的“尼德兰总督”之位自动作废。掌握了“大议会”的“沉默者”威廉由此成为尼德兰的无冕之王。

法国军队的加入一定程度上帮助威廉稳住了尼德兰南部的局势,令其可以在英国雇佣军的协助下,全力以赴解除东部的格罗宁根等城市的分离主义趋势。但公元1580年,腓力二世利用葡萄牙国王远征摩洛哥战死、王位空悬之际,正式吞并了这一富饶的邻国,之后西班牙的国力达到了巅峰。来自印度洋和大西洋两大贸易圈的财富,足以支撑西班牙军队在尼德兰长期作战。

公元1582年6月26日,在亚速尔群岛,西班牙海军以28艘战舰大败拥有60艘战舰的法—英—尼德兰联合舰队。消息传来,整个欧洲为之震惊。急于与西班牙结束敌对状态的法国王室,随即要求威廉兑现此前的承诺,在安特卫普为佛朗索瓦举行加冕典礼。公元1583年1月18日,佛朗索瓦在法国军队的护卫下,通过“凯旋门”进入安特卫普之际,突然遭到当地市民武装的袭击。法国军队损失惨重,安茹伯爵佛朗索瓦此后狼狈逃回法国,不久便因病去世。

事后,荷兰方面宣称是安茹伯爵佛朗索瓦意图在加冕典礼之后洗劫安特卫普,才招致了民众自发的抵制和攻击,但从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不能不说此次袭击可能出自威廉的授意。毕竟此时格罗宁根等东部城市的分离趋势已经被他镇压,形势转危为安,显然威廉不愿继续屈从于巴黎的领导。在驱逐了法国势力之后,威廉又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表示:“国不可一日无君”,随即在衮衮诸公的一致拥戴下,决议于公元1584年7月12日正式加冕为“荷兰、泽兰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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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茹伯爵佛朗索瓦进入安特卫普

威廉的爵位看似与其过去的“荷兰、泽兰、乌得勒支执政”差别不大,但却是其化“乌得勒支同盟”的共和属性为私人世袭领地的关键性一步。恰恰就是这最后一步,威廉还未来得及跨出,便倒在了一位名叫巴尔塔扎尔·热拉尔(Balthasar Gérard,1557—1584年)的刺客手下。

刺客热拉尔在杀死“沉默者”威廉后不久便遭酷刑处死,因此其行刺动机和幕后指使者至今仍是个谜。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此前曾向整个欧洲悬赏要取威廉的性命,事后也向热拉尔的家属支付了25000金币的赏格,因此大众普遍认为热拉尔是为了金钱才铤而走险。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热拉尔本身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班牙王国本应存在着天壤之别。

安茹伯爵佛朗索瓦在安特卫普遇袭,令一度在尼德兰南部被法—英—尼德兰联军优势兵力压制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塞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公元1583年6月17日,西班牙军队在布拉班特北部的斯滕贝根战役(Battle of Steenbergen)中大获全胜,从而切断了荷兰与重镇安特卫普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西班牙王室积极利用安茹伯爵佛朗索瓦病逝后法国国内各派争夺没有子嗣的亨利三世的王位继承权,成功与法国天主教势力结成同盟,迫使法国的势力全面退出尼德兰。

公元1584年7月,利用威廉遇刺、“乌得勒支同盟”群龙无首的机会,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对安特卫普展开全面合围。作为当时尼德兰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安特卫普的归属可谓意义重大。尽管失去了法国的支援,“乌得勒支同盟”还是在当地集结了一支61000人的庞大军队。不过这支由来自尼德兰各地的民兵组成的守军缺乏一个稳定的领导。主持全局的菲利普·马尼克斯(Philips of Marnix,1540—1598年)是一个长于诗文的神学家,他在“乌得勒支同盟”中的政治地位,多少缘于他曾撰写过一首溜须拍马的《威廉颂》,以鼓吹威廉的文治武功。

与人多势众的守军相比,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手中的兵力相对薄弱一些。好在经过多年的经营,此刻西班牙在尼德兰南部已经建立起完整的补给网络,而威廉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储马蒂亚斯赶下尼德兰总督的宝座之后,哈布斯堡王朝维也纳分支也改为全力支持西班牙的军事行动。因此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在安特卫普城下集结了约4万大军,且积累了足够供应长期作战的大量物资。

针对此前“海上乞丐”和英国海军对尼德兰沿海地区的袭扰和支援行动,亚历山大对安特卫普的围困从封锁贯穿全城的斯海尔德河开始。除了在入海口修建炮台之外,他还在安特卫普以西的斯海尔德河上修建了一座长达730米浮桥。这座宛如横在咽喉上的绞索一样的桥梁,随即成了两军争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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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塔扎尔·热拉尔 “沉默者”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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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滕贝根战役中士气如虹的西班牙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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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守军使用“地狱纵火者”攻击西班牙军队的浮桥

为了瓦解西班牙军队的围困,安特卫普守军最初采取的策略是“以水为兵”,掘开斯海尔德河入海口附近的海堤,放任海水淹没安特卫普城下的冲积平原。但此举的效果并不明显,海水虽然将安特卫普城下化为一片泽国,但是水深仍不足以行驶大型战舰;“海上乞丐”和英国军队使用小型舰艇援助安特卫普的行动,则频频为西班牙军队所击退。望着西班牙军队在宛如孤岛一般的制高点上建立的炮垒,安特卫普守军不得不将攻击重点转移到横亘在斯海尔德河上的浮桥上。

在整个安特卫普围城战中,守军多次使用“火船”顺流而下攻击浮桥,但效果不佳,西班牙人用特制的长矛将“火船”挡在上游,化解火船攻势。有鉴于此,安特卫普守军制造了一艘满载火药的“地狱纵火者”,强行冲击浮桥。据说“地狱纵火者”爆炸时,数百名西班牙士兵当场被炸死,一英里外的安特卫普的城墙都为之震撼。但这点损失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并非无法承受,很快西班牙人便修复了浮桥,继续维持对安特卫普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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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守军建造的巨型战舰“战争终结者”

鉴于耗资不菲的“地狱纵火者”只能一次性使用,安特卫普守军转而打造了一艘巨大的浅水炮舰用于攻击浮桥。这艘可以容纳上千士兵,拥有装甲保护,安装数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被称为“战争终结者”(End of War)。从军事科技的角度来看,“战争终结者”堪称未来铁甲舰的雏形,可惜它太过于巨大和笨重,进入斯海尔德河之后很快便搁浅,沦为无法行动的水上炮台。被西班牙士兵称为“丢在水里的金币”(The lost expenditure)。

公元1585年8月,在经历了14个月的围困—解围—封锁的反复拉锯之后,安特卫普最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再度向西班牙人打开了城门。这一次,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成功约束了自己的部下,不仅没有令这座城市再度遭到洗劫,还允许包括主帅菲利普·马尼克斯在内的守军及民众自由地离开。从军事上来看,“乌得勒支同盟”在安特卫普保卫战中损失不大,陆军虽然伤亡八千人左右,但“海上乞丐”的舰队几乎毫发无伤,他们随即对这座城市展开海上封锁。但是政治上,安特卫普的易手,对于“乌得勒支同盟”是颇为沉重的一击。尼德兰南部诸省逐渐退出了同盟,继续与西班牙为敌的只剩下以荷兰为首的尼德兰北部地区。

随着安特卫普城内的新教徒陆续向北迁徙,这座城市再度成为忠于天主教信仰的西属尼德兰之都。

公元1585年12月,西班牙军队在布拉班特北部的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一线建立冬营,准备来年春天进军荷兰。但从未踏足过此地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很快便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太过草率了。斯海尔托亨博斯地处马斯河左岸支流阿河和多梅尔河的汇合处,冬季阴冷潮湿,极不利于部队驻屯。就在亚历山大准备移营之际,连日的寒雨又令河水暴涨,荷兰军队乘势挖开马斯河的堤坝,并调来上百艘内河战舰,将西班牙军队分割包围在已经化为一片泽国的恩珀尔(Empel)地区。

面对荷兰舰队的劝降,西班牙人高傲而又幽默地回答:“西班牙士兵只会讨论‘死后投降’。”但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四面受敌的绝望,还是如当地无处不在的寒冷般令全军士气低落。恰在此时,一位挖掘战壕的士兵意外地挖到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这个天主教独有的偶像 随即被抬着在全军中巡游。巧合的是,第二天一阵刺骨的北风吹来,令围困西班牙军队的河流出现封冻的迹象,担心舰队被困在冰河上的“乌得勒支同盟”不得不主动撤军。这一幕戏剧性的场景,被后世称为“恩珀尔的神迹”(Miracle of Em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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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军队被合围在一片泽国的恩珀尔地区

“恩珀尔的神迹”虽然振奋人心,却也昭示了一个无奈的现实:在水网纵横的尼德兰北部地区,称雄陆地的西班牙军队将举步维艰。与此同时,西班牙与英国外交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使伊丽莎白一世对荷兰的支持开始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自“沉默者”威廉遇刺以来,荷兰政府便公然邀请伊丽莎白一世加冕为尼德兰女王。但以伊丽莎白一世的老辣,岂能看不出这顶王冠的分量?她表面上坚辞不受,暗中却授意自己的“绯闻男友”——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1st Earl of Leicester,1532—1588年)与荷兰政府接触。最终在确定荷兰政府授予达德利全权的情况下,伊丽莎白一世才摆出一副“民心所向”的样子,委任罗伯特·达德利为英国远征军主帅,在尼德兰登陆,开始收割威廉的政治遗产。

罗伯特·达德利出身名门,早年亦有过一段戎马生涯,可惜此时已养尊处优多年,髀里肉生,不惯征战。他于公元1585年末抵达尼德兰之后,英国军队一败于赫拉弗(Grave),再败于芬洛(Venlo),三败于聚特芬(Zutphen),四败于斯鲁伊斯,正可谓“一败为危局,二败为败局,三败为残局,四败则弃荷兰为无局”,只能灰溜溜地逃回英国去了。

罗伯特·达德利屡战屡败,固然有其个人才干的问题,英国与荷兰在合作时龃龉不断也是联军无法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事后,荷兰方面指责达德利孤傲怯懦;而英国人则抱怨荷兰贵族不服指挥,难以驾驭。就在荷兰军队丢失诸多坚城要塞,英国远征军撤回本土的同时,一颗年轻的将星在拿骚伯国冉冉升起,他就是威廉的次子——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1567—1625年)。

威廉一生有过4段婚姻,诞下的子女多达16人。除去早夭者3人之外,剩下的13个孩子之中仅有3个男丁,加上长子菲利普·威廉于公元1568年便被西班牙方面扣为人质,因此身为次子的莫里斯从出生开始便作为家族继承人,在叔叔约翰六世的悉心照顾下成长。公元1584年,威廉遇刺之后,莫里斯得到了荷兰议会首领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1547—1619年)的拥戴,继任荷兰执政一职。但这个年仅16岁的少年显然在整个尼德兰地区还缺乏威望,因此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公元1586年7月17日,18岁的莫里斯率部配合英国远征军收复了被西班牙人夺占的泽兰省阿克塞尔城(Axel),完美地结束了自己人生的初阵。不过这样的小胜无法挽回整个败局。就在莫里斯忧心忡忡地准备在荷兰本土与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对决时,那位刚刚继任父亲领国的帕尔马公爵却意外地转移了进攻的方向。公元158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军队突然杀入莱茵河流域,劫掠了诺伊斯等多座自治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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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骚的莫里斯戎装像

年轻的帕尔马公爵缘何放弃进一步攻略荷兰,而选择南下莱茵河呢?除了继续北上将面临不利于西班牙军队的滨海河网地带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尼德兰南部重新投入西班牙的怀抱之后,面临着各主要港口均被“海上乞丐”封锁的尴尬。因此继续南下打通莱茵河贸易走廊,成为公爵的当务之急。这一点与多年前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经济困境如出一辙。富饶的莱茵河贸易走廊对荷兰和英格兰同样至关重要,因此莫里斯迅速利用拿骚伯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与科隆主教区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对抗西班牙。

在莱茵河流域的拉锯战令腓力二世彻底失去了信心。公元1588年5月,西班牙海军组织了150艘战船,组成“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远征英国本土,试图一举夺取英吉利海峡制海权。之后,再帮助帕尔马公爵麾下的西班牙陆军攻入伦敦,彻底终结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

客观地说,直接进攻英国本土是历代西班牙驻尼德兰地区统帅的共识。在帕尔马公爵于公元1586年向马德里建议,派遣3万名步兵和500名骑兵在英格兰的肯特郡或苏塞克斯郡登陆之前,阿尔瓦公爵和唐胡安都曾提过类似的建议。但事实上,尼德兰地区的西班牙海军力量薄弱,甚至无力解除“海上乞丐”对安特卫普等港口的封锁,必须得到西班牙本土舰队的支持。然而声势浩大的“无敌舰队”在航行过程中事故不断,抵达英吉利海峡后又遭遇英国海军的阻击和袭扰,最终竟放弃与陆军会合的既定方案,选择绕行不列颠群岛后返航,导致大批战舰毁于高纬度的严寒和风暴。

“无敌舰队”的功败垂成,虽然并没有令西班牙王国一蹶不振,但却令彻底解决尼德兰问题变得遥遥无期。公元1588年12月23日和次年8月2日,法国天主教势力领袖——吉斯公爵和法王亨利三世先后遇刺身亡,法国王位落入了新教诸侯代表纳瓦拉国王亨利的手中。眼见自“圣巴托罗缪之夜”以来,法国国内天主教压制新教势力的局面即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腓力二世立即命帕尔马公爵出兵支援吉斯公爵的弟弟——马耶讷公爵夏尔,向巴黎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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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舰队运送陆军至英国登陆,是历代西班牙尼德兰方面军统帅的梦想

西班牙军队介入法国的内战长达10年之久,帕尔马公爵虽然一度利用其军事才能为法国天主教阵营赢得了上风,但纳瓦拉国王亨利抢先进入巴黎加冕,占据着大义名分和物资基础上的双料优势,因此战局始终保持着胶着的状态。抓住英国海军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西班牙陆军主力西移的有利时机,公元1588年,荷兰议会正式宣布成立由荷兰、泽兰、乌得勒支、弗里斯兰、格罗宁根、上艾瑟尔和海尔德兰7个主权省组建的“尼德兰七省共和国”,由莫里斯出任执政和军队总指挥。

弱冠之年便登上一国执政之位的莫里斯,自知肩上担子的分量,上任伊始便亲率部曲投入到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中去。在重返尼德兰的英国远征军和收编为正规海军的“海上乞丐”的支援下,莫里斯先收复了布雷达(Breda)等尼德兰北部沿海地区,此后又先后收复了聚特芬、代芬特尔等尼德兰中部要塞。

鉴于尼德兰的形势恶化,帕尔马公爵被迫从法国回师,于尼德兰中部与莫里斯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尽管西班牙军队在地面战中依旧强悍,但需要兼顾法国战局发展的帕尔马公爵显然已是力不从心,时间更是站在了年轻的莫里斯这边。公元1592年12月3日,为西班牙在尼德兰力挽狂澜的帕尔马公爵因伤病逝于军中,享年47岁。

帕尔马公爵的死,对正在海、陆两线与英、法交锋的腓力二世而言,可谓痛失栋梁。这位好大喜功的君王却不打算就此认输。他将尼德兰地区的西班牙军队交给来自德意志萨克森地区的职业军官——彼得·恩斯特(Peter Ernst,1517—1604年)统领,继续与莫里斯正面交锋。此时的莫里斯及其麾下的荷兰军队早已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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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奥托·范·维恩绘

通过建立领取军饷的常备军制度,昔日纪律散漫的雇佣兵和缺乏训练的民兵,在莫里斯指挥的荷兰军队中逐渐销声匿迹。针对采用常备军制之后兵员数量减少,莫里斯也有意识地缩小了部队规模和战斗阵列,这一时期的荷兰军队以115人(后进一步减少为80人)的步兵连为最小战术单位,以横5行、纵10列的“莫里斯方阵”对抗多达15列乃至20列的“西班牙方阵”。在西方军事史中,“莫里斯方阵”被视为未来“线形战斗队形”的发端。莫里斯的改革,不仅使方阵的灵活性增强,而且士兵与士兵的配合也比较默契,使得作战实效成倍提高。

在哈布斯堡王朝军事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彼得·恩斯特,面对莫里斯这样的对手表现得很不适应。无奈之下,腓力二世不得不于公元1594年提拔奥地利的欧内斯特公爵(Archduke Ernest of Austria,1553—1595年,马蒂亚斯的哥哥)为尼德兰方面主帅。可惜这位王室贵胄还未及一展拳脚,便病逝于布鲁塞尔。在来自西班牙的将领佩德罗做了个短暂过渡之后,公元1597年,莫里斯终于迎来一位真正的对手——奥地利的阿尔伯特七世(Albert Ⅶ,Archduke of Austria,1559—1621年)。这场新生代之间的龙争虎斗将最终鼎定尼德兰地区的政治版图。

纵横四海——《十二年停战协定》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公元1609年4月9日,经过长达3年折冲樽俎的艰苦谈判和连绵不绝的小规模海陆冲突,一纸为期12年的停战协议最终在荷兰海牙落笔签署。为了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大半个欧洲都派来使团和观察员。与尼德兰革命爆发时相比,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完成了政府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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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二世的大理石胸像,这位君主的功过是非或许永远无法简单地盖棺定论

好大喜功且的确曾称霸西欧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已经于公元1598年9月13日过世了,后世津津乐道于他给继承人腓力三世(Philip Ⅲ of Spain,1578—1621年)留下了高达1亿金币债务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位国王同样留下了一个还算平和的外部环境。法国在连绵的宗教内战中早已虚弱不堪,来自纳瓦拉的国王亨利四世为了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王位,只能于公元1598年与西班牙媾和。他重申承认西班牙此前在意大利和地中海的霸权,同时承诺不与英国或荷兰结成针对西班牙的军事同盟。

腓力二世晚年最大的敌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此刻已经离世6年之久了。这位才华和胆略不输于同时代任何一位男性君主的巾帼英雄,在晚年不断遭遇背叛与孤独的折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是她人生的巅峰,但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西班牙海军不断派出新的远征军威胁英国本土,爱尔兰民变四起,向女王致敬的殖民据点——弗吉尼亚 开发举步维艰,巨大的军费支出令一度充足的英格兰国库也逐渐空虚。更令伊丽莎白一世感到万分苦恼的是,由于没有子嗣,英国国会最终决定将王位传给她的政敌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之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1566—1625年)。带着对詹姆斯一世的天主教信仰如何融入英国新教社会,保守的苏格兰贵族能否与自己的旧臣融洽相处,以及英格兰未来命运的无限忧虑,伊丽莎白一世于公元1603年3月24日病故于伦敦的里士满宫,享年70岁。出于减少军费开支和打击日益崛起的荷兰海上霸权的双重考虑,继承英格兰王位之后,詹姆士一世很快便宣布与西班牙停止战争状态。

在与法兰西、英格兰先后媾和的同时,西班牙王国还致力于修补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公元1595年,腓力二世将自己的长女伊莎贝拉·克莱拉·尤金尼亚(Isabella Clara Eugenia,1566—1633年)许配给了自己的堂侄——奥地利的阿尔伯特七世。此举不仅是想笼络在尼德兰独当一面的阿尔伯特,更想通过利益的链条将神圣罗马帝国也捆绑在尼德兰的战车上。腓力二世许诺,阿尔伯特和伊莎贝拉的子孙将永镇尼德兰,面对如此诱人的前景,神圣罗马帝国自然全力以赴地支持阿尔伯特在尼德兰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因为即便是反复争夺的一块焦土,日后也可能是帝国的一部分。

当然,作为尼德兰的总督,阿尔伯特与伊莎贝拉的个人才干足以比肩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位君主。由于是家中的第7个男孩,阿尔伯特很早便离开了维也纳的宫廷,18岁成为西班牙托莱多地区德高望重的红衣主教,此后又跟随老将阿尔瓦公爵在被西班牙吞并的葡萄牙管理地方军政,可谓历练多年。伊莎贝拉公主则从公元1580年开始便帮助其父翻译文件、批阅国书,其精明强干甚至一度被腓力二世推举为法兰西女王 。这对夫妻入主由南部十省组成的西属尼德兰之后,阿尔伯特主持军务,伊莎贝拉治理内政,可谓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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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和伊莎贝拉夫妻俩

外部环境的改善令西班牙可以集中力量对抗桀骜不驯的荷兰人,但此时拿骚的莫里斯治下的荷兰早非昔日可以比拟。战争中大量新教徒和商业资本的北迁,令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取代了昔日的安特卫普,成为尼德兰的制造业和海外贸易中心,而且其经济规模很快便超越昔日整个尼德兰地区的总和。

在荷兰建立的过程中,有一句名言被反复提及:“不是缘于策划,而是发自需要;不是出于偏爱,一切都是无奈。”这段据说出自荷兰议会首领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感叹,形象地表述了“尼德兰七省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习惯改革的真正动机。

自接受勃艮第的领导以来,尼德兰的本土贵族势力便日益式微。阿尔瓦公爵设立的“紧急事态委员会”更几乎屠戮了尼德兰地区的所有豪门望族,主导政治走向的指挥棒由此落在了金融家、企业主、城市居民甚至富农的手中。由这些人组成的城市议会选举产生省级议会,省议会则任命议长和执政,同时派出代表进入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联省议会和政务院去共谋国是。

金融家选举金融寡头,企业主公推行业领袖,城市居民青睐商业巨子,富农则偏爱那些奔走呼号的社会活动家:“尼德兰七省共和国”的议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自带重商主义和积极外向的先天基因,并在战火中催生出了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

尼德兰北部七省缺乏足够的良田供养大批的新教移民,议会决定全力围海造田、疏干沼泽,组织庞大的渔业船队深入北海,网捕鲱鱼,甚至深入北冰洋猎杀巨鲸。为了换取这些生活必需品,来自尼德兰各地乃至整个西欧各地的新教徒,大量涌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七省共和国”境内的纺织、珠宝加工、军工、造船等各色制造业工坊。昔日的行会体系早已在战争中被摧毁,因此各个行业之间投资几乎毫无门槛。曾经需要数十年才能培养出一个巧匠的学徒制,自然也不复存在。

没有足够的生产原料怎么办?飘扬着橙白蓝三色国旗的货轮,从波罗的海运来但泽的小麦、库尔兰的木材以及瑞典的铁矿石。这些原料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又以各种元素的形态组成新的巨轮扬帆出海,驶往里加湾。将商栈开到了莫斯科的荷兰人发现,狭小的波罗的海已经无法容纳他们庞大的商队了。于是公元1602年,“尼德兰七省共和国”的17位金融寡头以350万荷兰盾合资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向着曾经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垄断的大西洋和印度洋进发。

对于这个新近崛起的竞争对手,不仅一统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试图阻止,英格兰和法兰西的私掠船主同样磨刀霍霍。这些阻力在不断下水的荷兰武装商船,以及无数渴望海外辽阔天地的尼德兰水手面前,终究不过是一抹浮云。

公元1607年4月25日,一支由25艘武装商船组成的荷兰舰队抵达直布罗陀外海,西班牙海军随即出动展开拦截,结果却在自己的家门口挨了一顿胖揍。更为可怕的是,荷兰海军在攻占了西班牙人最引以为傲的旗舰“圣奥古斯丁”号后,并没有按照惯例将其编入自己的舰队,而是任其在海上漂流,这种不屑和骄傲深深地刺痛了西班牙人。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与英国之间漫长的海上争霸耗尽了这个昔日海权帝国的气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新贵让路,免得被对手彻底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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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帜,中间为其LOGO

经济体量的此消彼长,也迅速影响了荷兰陆地战场的形势。公元1600年,为了清除敦刻尔克地区的海盗集团,荷兰国会要求执政莫里斯领兵远征。莫里斯的部队利用尼德兰的河网行军,一路南下直至西属尼德兰南部的尼乌波特(Nieuwpoort)才遭遇阿尔伯特所率西班牙陆军的阻截。内线作战的西班牙军队不仅兵力不及对手,甚至在重型火炮上也比对手少了二分之一,占尽优势的莫里斯从容布阵,而阿尔伯特只能硬着头皮寄希望于西班牙老兵顽强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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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叶,荷兰沿海繁忙的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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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布罗陀海外的较量,彻底预示着西班牙海权的衰落和荷兰海权的崛起

顶着荷兰军队强大的炮火,西班牙骑兵顽强地冲杀到敌军的阵前,但迎接他们的是莫里斯创制的“反向前进射击法”那连绵不绝的步枪火力。这种射击法即是第一排士兵齐射,然后后退装弹,他们身后各排以此类推。凭借着步兵火力的支持,莫里斯指挥骑兵杀入正在用火绳枪互射的双方步兵阵线之中。有赖于西班牙方阵的顽强抵抗,阿尔伯特才勉强将部队撤出战场,但业已损失了3500名精锐老兵和所有的火炮辎重。莫里斯见好就收,选择撤回荷兰本土而不是继续攻城略地。纵然如此,此战也足以说明,西班牙人往昔引以为傲的陆军优势已然不复存在。

此后的战事逐渐演变成西班牙人不断用数量去换取胜利的国力绞肉机。例如,从公元1601年6月5日开始的奥斯坦德(Ostend)围城战,西班牙军队死于疾病和战斗的人员超过6万,才最终于公元1604年9月20日迫使这座坚持了3年又71天的城市投降。值得一提的是,奥斯坦德位于尼德兰南部沿海,荷兰军队也先后损失了3万余人的增援部队。

尽管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辛,但对莫里斯而言似乎没有言和的必要。一方面,在他看来,自己编组的新式军队相对于西班牙人具有质量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他很清楚拿骚家族在荷兰的政治地位系于这场战争。但联省议会并不认同这一看法。对于战争,联省议会在决策时往往带有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短视和盲动:当形势一片大好之际,他们会不顾现实地要求莫里斯等执政进行军事冒险,将战争进行到底;一旦形势不利,他们又急于媾和,以求保全既得利益。正是在这两种相互抵触的情绪中,西班牙与荷兰的停战谈判才进行得异常曲折。直到公元1609年,荷兰方面才在联省议会议长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力推下,同意签署《十二年停战协议》(Twelve Years' Tru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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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乌波特之战中的莫里斯,注意其身后的荷兰铁甲骑兵

当然,停战并不意味着退缩。相反,荷兰人有着更为辽阔的征途和远大的目标。此前,公元1596年6月27日,荷兰航海家科尔尼里斯·德·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1565—1599年)历经艰险,终于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航线抵达了传说中的“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 。尽管当时从欧洲大陆出发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最终直抵马六甲海峡的航线早已成型,但水文、风向等资料依旧是葡萄牙航海家的不传之秘。因此科尔尼里斯以西班牙间谍的身份在里斯本厮混多年,出卖了大量荷兰沿海的港口资料,才最终换取了前往“香料群岛”的航海资料。即便如此,首次远航的荷兰舰队还是饱受各种热带疾病的折磨,病死过半的水手们一度群情激奋,险些将科尔尼里斯丢入大海。

成功抵达目的地后,科尔尼里斯很快便发现事情远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来到了一个复杂多面贸易的十字路口。葡萄牙人的确以南亚次大陆的果阿和马来半岛南段的马六甲为据点,垄断着印度洋与欧洲之间的香料贸易,但这仅仅是环印度洋乃至南中国海经济带的沧海一粟。遍布马六甲海峡两岸的大小苏丹国政权,一方面不断组织武装力量封锁和围攻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据点,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将其贸易中心东移。16世纪中叶开始,扼守巽他海峡(Sunda Strait)的万丹(Banten)和婆罗洲北部的文莱逐渐崛起,成了“香料群岛”新的贸易中枢。

推动“香料群岛”贸易枢纽转移的,除了葡萄牙试图垄断马六甲海峡航行权之外,还有另一个经济体的巨大推手。除了西方人到来之前便活跃于当地的伊朗、印度商贾之外,16世纪中叶开始,来自明帝国的中国商人亦成为万丹港的常客。他们运来大批精美的丝织品、瓷器、纸张,换购当地的香料、檀木、象牙和玳瑁。客观地说,中国商人在南中国海的优势地位已经维持了近千年之久。尽管在16世纪初期随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到来,其优势地位一度遭到了冲击,连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令明帝国一度选择了闭关锁国,但随着公元1567年新科天子朱载垕(民间以其年号称之为隆庆皇帝)宣布开放海禁,长期积累的外贸热情令中国资本在南中国海的这波回潮来得格外凶猛,甚至一度几乎冲垮了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的殖民地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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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尼里斯·德·霍特曼觐见拉都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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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范·内克的舰队返回阿姆斯特丹后的欢迎盛况

科尔尼里斯·德·霍特曼抵达万丹之时,正值万丹当地政权更迭之际。前任苏丹尤素夫(Maulana Yusuf)于公元1580年去世,为了垄断权力,宰相莽古莆美排挤已故苏丹的兄弟,推举已故苏丹年仅9岁的儿子摩拉纳·穆罕默德即位,号拉都苏丹。面对来到自己领地的荷兰人,年轻的拉都苏丹起初颇为客气,不仅同意对方进港补给,还愿意提供香料贸易。但科尔尼里斯对万丹政府给出的采购指导价颇为不满,提出要逗留到收获季再购买相对便宜的新货。这一傲慢的要求,极大地激怒了拉都苏丹。他下令将所有的荷兰船只扣押。

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拉都苏丹此举并不单纯是缘于卖方市场的商业行为,也是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因为这位雄心勃勃的苏丹正准备远征苏门答腊岛中部的邻邦巨港,一支荷兰舰队长期在自己的港口逗留显然是不合适的。可惜率领200艘战舰扑向巨港的拉都苏丹,最终在围城战中不幸战死。拉都苏丹新丧,其只有5个月大的孩子被推举为君。趁着这场混乱,科尔尼里斯率部逃出了万丹。他进一步向东航行,抵达了爪哇岛东北部的马都拉(Madura)和巴厘岛,最终于公元1597年返回了荷兰。

科尔尼里斯·德·霍特曼的此次远航,在经济上可谓一场巨大的灾难:由于沿途缺乏补给据点,出发时的249名水手最终活着回到阿姆斯特丹的仅有89人,而他们带回荷兰的货物也不过是在巴厘岛购买的几桶胡椒而已。但是这次行动证明了荷兰舰队绕开葡萄牙人的封锁、独立前往“香料群岛”的可能性。公元1598年,荷兰人组织了总计22艘武装商船的5支远洋船队开赴“香料群岛”,其中13艘经好望角绕行非洲进入印度洋,另外9艘则由大西洋通过麦哲伦海峡前往太平洋。

荷兰人如此大手笔,自然换来了丰厚的回报。绕行好望角的舰队中,由雅各布·范·内克(Jacob Corneliszoon van Neck,1564—1638年)领导的一支船队在印度洋西部发现了一个南北长61公里、东西宽47公里的火山岛,遂以执政莫里斯之名称之为“毛里求斯”(Mauritius Island)。借助毛里求斯的补给,雅各布的舰队成功抵达了万丹。此时的万丹苏丹国刚刚击退了一支趁着其国君新丧前来进犯的葡萄牙舰队,无心再与荷兰交恶,只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了荷兰人4船胡椒,并向执政莫里斯递交国书和国礼。雅各布的舰队不仅带回了利润高达400%的货物,还在爪哇岛建立了商栈。与此同时,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的荷兰分舰队,则完成了荷兰人首次环球航行。

当然,也不是参与远征的所有人都是成功的。公元1599年第二次前往“香料群岛”的科尔尼里斯·德·霍特曼,就在苏门答腊岛西北端的亚齐苏丹国被杀。由于缺乏相关的史料,尚且无法了解整件事情的原委。一般认为科尔尼里斯张扬的个性,以及亚齐苏丹国与葡萄牙人连年征战导致的排外情绪引发了这一惨案。不过,与科尔尼里斯同行的其弟弗雷德里克利用在亚齐被囚禁的两年时间,编撰了第一本《马来语—荷兰语字典》。

雅各布·范·内克的成功激发了荷兰人的“大航海时代”,无数家以东方为主题的探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迅速与当地苏丹国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贸易关系。荷兰舰队不仅在当地收购香料,还将为他们提供武装保护。公元1601年,5艘荷兰武装商船成功击退了从马六甲出发企图攻占万丹的30艘葡萄牙战舰。但是这种各自为政、分散开发的局面难以长久。公元1600年开始,荷兰国内出现了公司合并的浪潮。

如前所说,公元1602年3月20日,荷兰政府效仿两年前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的行径,正式批准组建“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授予它为期21年的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还享有订立条约、修建城堡、拥有武装力量和设置法官的特权。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要晚于他其英国同行,但“尼德兰七省共和国”自身的重商主义属性使它在经营之初便拥有10倍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本。

在整合了荷兰原有各公司在“香料群岛”建立的据点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整个印度洋上拥有了以毛里求斯和锡兰为补给枢纽,深入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诸岛的贸易网络,与中国和日本直接通商的计划也被提上了日程。不过,满把好牌在手的荷兰人决定先将竞争对手挤出场外。在从本土获得新型武装商船增援后,从公元1603年开始,荷兰人不断拔除葡萄牙人在“香料群岛”的贸易据点。

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咄咄逼人的攻势,葡萄牙人不得不步步退让。此时他们与控制着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效忠于同一个国王,因此在马尼拉方面的帮助下,葡萄牙人依旧控制着马六甲、果阿、莫桑比克等环印度洋要塞。“荷兰东印度公司”曾计划夺取马尼拉,但最终无功而返。这种拉锯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1609年《十二年停战协议》的签订。

就在老对手败而不死之际,荷兰人在“香料群岛”推行的“经纪人”制度又将昔日同盟——英国人逼到了对立面。荷兰人认为欧洲的香料市场容量有限,而在同时面对来自欧洲和中国的采购商时,万丹等原产地的香料售价日益提高,在欧洲则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为了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市场控制体系,荷兰人在“香料群岛”各地培养了一大批香料贸易经纪人。荷兰政府不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入“香料群岛”,但是要求当地供应商不得在没有荷兰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直接与英国人交易。除此之外,荷兰舰队还在海上跟踪英国商船,并以武力威慑驱逐不听招呼的英国香料商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这种“欺行霸市”的行径令英国政府颇为不满。双方于公元1613年在伦敦、公元1615年在海牙两次开展协调会议。荷兰方面以它与当地各苏丹国签署的条约为依据,拒绝推翻它在“香料群岛”建立的经纪人制度,并直言英国人是在企图分享荷兰付出巨大代价后才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手中获取的商业利益。英国人则认为自己的商船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抵达“香料群岛”很久之前便在当地从事相关贸易,何况英国在尼德兰独立战争中给予过荷兰巨大的帮助,荷兰人如果一意孤行,那么英国政府未来将不会给予荷兰任何的援助。

英国和荷兰两家东印度公司在“香料群岛”问题上各执一词,执政英国的詹姆斯一世尚无心为了争夺贸易权而与荷兰宣战,荷兰执政莫里斯却签署命令,要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当地驱逐一些其他欧洲殖民者,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输了一筹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在一连串的贸易冲突后,只能小心翼翼地于“香料群岛”与荷兰同行竞争,同时悄然转向南亚次大陆和中南半岛,与莫卧儿帝国、暹罗以及缅甸展开接触。事后证明,此举可谓因祸得福,因为相比“香料群岛”,上述三地显然是更大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

对于英国人在南亚次大陆的成功,“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非一无所知,荷兰人一度试图介入英国在孟加拉湾建立起的布匹贸易。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已于公元1605年在爪哇岛西部的雅加达地区买下了一片土地,并建立起名为“巴达维亚”(Batavia)的殖民据点,与万丹苏丹国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令它一时无暇西顾。

公元161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委任职业经理人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1587—1629年)为万丹、雅加达地区办事处负责人。此时荷兰与万丹苏丹国早就蜜月已过,双方都在暗中谋划着如何驱逐对方。因此科恩上任伊始便不断在自己熟悉的贸易领域向万丹方面施压:荷兰人在雅加达给予往来的商贾更为低廉的关税照顾,如此一来便直接撼动了万丹在当地贸易中枢的地位。万丹方面则以与英国人建立商贸往来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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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建设下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

公元1618年末,英国和荷兰开始无端扣押对方商船,并各自加固其商馆周边的防御工事。万丹苏丹国出面干涉,要求荷兰方面退出雅加达,科恩则以枪炮回应。眼看战争一触即发,偏偏荷兰与西班牙签署的《十二年停战协定》即将到期。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莫里斯最终接受了詹姆斯一世提出的释放俘虏并归还被扣押的船只,分享香料贸易,建立防务委员会及联合护卫舰队等条件,准备大事化小。消息传到雅加达,科恩不仅拒绝执行,还派人暗杀了几个英国商人示威;此后更以“防务委员会”的名义,拉着英国人 在爪哇各地征战杀伐,通过屠杀当地土著来扩张荷兰的实力范围。公元1623年2月23日,在科恩任期已满即将卸任之际,他还授意自己的继任者悍然闯入雅加达当地的英国商馆,以阴谋反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名处决数十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忍无可忍的英国人最终选择了撤离雅加达。

在爪哇岛各地烧杀掠夺,又于雅加达成功驱逐了英国人,自以为计得的科恩回国完婚。公元1627年,科恩重返雅加达。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等待他的是一支来自爪哇各地的复仇大军。

在欧洲殖民者为了垄断香料贸易而大打出手的同时,爪哇岛内也在加速着内部整合的进程。公元1586年,一个名为苏塔·威查亚(Suta Wijaya)的地方领主强势崛起,建立了名为马打蓝苏丹国(Sultanate of Mataram)的政权。此后历经数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马打蓝苏丹国逐渐统治了爪哇岛的中部及东部地区。

面对不断袭扰己方统治地区沿海的荷兰人,马打蓝苏丹拉登·朗桑(Raden Rangsang)曾多次发出警告,但科恩都置若罔闻。终于,忍无可忍的马打蓝苏丹国于公元1628年8月出动上万大军水陆并进围攻雅加达。尽管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整个香料群岛调集来的援军的支持下,科恩最终坚持到了对手解围而去,但雅加达城内仍有数千人死于战火。公元1629年3月,拉登·朗桑卷土重来。由于做好了充足的后勤准备,此次他们对雅加达的围攻长达半年之久。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霍乱疫情,荷兰人很可能被赶出雅加达。不过拉登·朗桑的两次围攻也并非一无所获,除了简·皮特斯佐恩·科恩于公元1629年9月病死于雅加达城内,马打蓝苏丹国的势力还借着这两次军事行动大举西扩,形成了对荷兰势力的高压态势。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荷兰在爪哇岛内的扩张始终举步维艰。

17世纪被荷兰人称为自己的“黄金年代”。“尼德兰七省共和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优势和自勃艮第公国统治以来积累的商业资本,在16世纪末引发了一场经济领域的大井喷。作为这场狂飙运动的“弄潮儿”,荷兰东印度公司抓住了老牌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日薄西山的有利时机,成功夺取了“香料群岛”的控制权。但是商业资本先天性的短视却最终断送了荷兰人来之不易的优势。阿姆斯特丹的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的衰落在于它们将力量和资本消耗在领土征服上,曾警告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要再犯类似错误,但这种警告最终被垄断贸易的贪欲忽视。荷兰人执着地想要将“香料群岛”的每一座港口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此不仅不惜与当地的苏丹为敌,连传统盟友也要赶出门外。简·皮特斯佐恩·科恩等职业经理人为了彰显自身的价值,将这种短视推到了极致。

有趣的是,在英国与荷兰争夺香料贸易的年代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给予股东和投资人的分红往往较财大气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更高。原因是荷兰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利润更多地用于建造要塞、维持驻军和建造舰队上。荷兰人固执地坚信垄断香料贸易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但事实恰如尖刻的英国政治评论家所说:“(荷兰)将他们所有的努力都用于一个短期的目标上。”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香料变得越来越廉价,荷兰人滥用国力并不惜为此与英国交恶,最终换来的不过是一片贫瘠的海域。

强弩之末——“荷属巴西”的建立和八十年战争的终结

公元1619年5月12日,在荷兰海牙的议会大厦门前,数以万计的荷兰民众屏气凝神地注视着一位71岁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向其生命的终点。当那个白发苍苍的脑袋枕在断头台时,这位老人喃喃地对正准备行刑的刽子手说道:“动作要快……动作要快……”在不远的地方,手按剑柄的荷兰执政莫里斯正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切。或许这位名叫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老人曾给予他的帮助远比其父“沉默者”威廉多,但此刻,一切纷争竟必须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化解。

自从拥戴莫里斯出任荷兰执政以来,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便始终是荷兰政府内部的无冕之王。莫里斯名曰执政,实际上更像是一位荷兰议会雇佣的将领,军事行动之外的所有大小政务,悉数掌握在议长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手中。这一点在荷兰与西班牙交战时期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忙于战事的莫里斯没有时间过问政治事务,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也不会将手伸入军队,两者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

但是这种平衡随着《十二年停战协定》的最终签署而被彻底打破。莫里斯始终反对同西班牙人停战,把持着议会的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却力主尽快实现和平。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意见代表着荷兰国内大多数企业主、大商人、富农的意见,莫里斯最终不得不选择退让。但莫里斯以停战不代表正式媾和为由,拒绝遣散自己一手组建的常备军。面对拥兵自重且战功赫赫的莫里斯,荷兰举国上下无不心存敬畏。但是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等人,却不希望这样一个强势的领导人过多地干涉议会的决议。在渴望大权独揽的莫里斯看来,拿骚家族用整整一代人的鲜血换来的绝不能只是一个虚衔。正是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两人由分歧走向了对立。

此时荷兰境内另一种形式的分裂也在日益激化。为了安抚曾在战争中遭西班牙军队长期围困的莱顿城,“沉默者”威廉于当地出资兴办了一所大学。谁也没有想到这座为了纪念尼德兰独立战争而建立的高等学府中,很快便出现了一个反对主流意识形态“加尔文派”的“异端”——神学教授阿明尼乌(Jacobus Arminius,1560—1609年)。

阿明尼乌出生于乌得勒支地区,自幼便父母双亡,由教会抚养长大。从小的耳濡目染令他对宗教事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特见解。在那个时代,一个神学领域的饱学之士要想出人头地,最好的方式便是质疑权威。于是阿明尼乌将矛头对准了已经作古的加尔文。加尔文无法出面为自己的学说辩解,但是莱顿大学里的“加尔文派”却容不得阿明尼乌“大放厥词”。于是原本的学术探讨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并引发了全民参与的热情。

应该说“加尔文派”的很多教义和主张并不能被所有尼德兰人认同。新教徒以之为旗帜反对西班牙的统治,更令许多天主教徒心怀不满。这些民众随即团结在阿明尼乌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名为“阿明尼乌派”(亦称“抗辩教派”)的组织。与之相对的,则是以莱顿大学的神学教授高马勒斯(Franciscus Gomarus,1563—1641年)为首的被称为“高马勒斯派”的组织。双方一直从莱顿大学吵到了荷兰议会,始终无法分出胜负。

公元1609年10月19日,阿明尼乌突然暴病身亡,但其支持者却依旧不依不饶。拥护“加尔文派”的“高马勒斯派”反而失去了驳倒对手的机会。

这一神学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复杂的政治博弈,并将莫里斯及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也牵扯其中。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很孤立的神学讨论会引发如此大的波澜呢?这一点不得不从尼德兰独立战争的性质说起。以威廉为首的尼德兰革命者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政治基础,是“加尔文派”的宗教改革理论。如果按照阿明尼乌的逻辑,加尔文的神学体系本身都是错误的,那么尼德兰革命岂不成了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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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镇压“阿明尼乌派”(图左侧缴械者)的武装暴动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之所以支持“阿明尼乌派”,是因为荷兰议会不希望《十二年停战协定》之后战火再起,主张与西班牙直接媾和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莫里斯则必须死守“革命无错”的政治底线,强行压制“阿明尼乌派”的神学抗辩。这种政治上的南辕北辙最终演化成了各地“阿明尼乌派”的武装暴动。眼看局势即将失控,莫里斯不得不主动出击,将以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为首的荷兰议会中“阿明尼乌派”的支持者一网打尽,并处以极刑。

莫里斯处决异己的手段虽然残酷,但却避免了年轻的共和国再度卷入宗教战争。就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授首的一年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1578—1637年)在波希米亚地区发布废除宗教信仰自由的敕令,引发了大规模冲突。波希米亚拒绝承认斐迪南二世为自己的合法君主,转而将王冠送给莱茵普法尔茨 选帝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Ⅴ,1596—1632年)。

虽然斐迪南二世迅速调集大军镇压了波希米亚境内的异动,还顺手扫平了政敌腓特烈五世的领地,令对方沦为了可笑的“一冬之王”,但是此举却后患无穷。一方面,腓特烈五世不仅名列七大选帝侯之一,法理上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法兰克尼亚、施瓦本、莱茵河流域及德意志南部的代理人,在德意志新教诸侯中盟友众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婿,在整个欧洲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在腓特烈五世到处奔走呼号的同时,敌视哈布斯堡王朝的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徐徐拉开了序幕。

镇压了“阿明尼乌派”暴动的莫里斯密切关注着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动向。在他看来,西班牙王国已是虚弱不堪,昔日与自己作对的阿尔伯特七世也于公元1621年7月病逝于布鲁塞尔,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德意志再陷入内乱,自己策马南下,西属尼德兰自然唾手可得。

不过莫里斯并不急于发难,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十二年停战协定》尚未到期;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要说服共和国议会,需要一个获利丰厚的理由。恰在此时,荷兰国内出现了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开发美洲航线的呼声。

事实上,荷兰人奔向大西洋的热情,同样缘于对“香料群岛”的渴望。在尼德兰独立战争依旧如火如荼的年代,便有无数好事者求教于天文学家普兰秀斯(Petrus Plancius,1552—1622年),希望能找寻一条绕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封锁直达亚洲的航线。普兰秀斯则根据历史记载和地图测绘认定在北冰洋地区存在一条从欧洲直达亚洲的“北方航线”。于是在16世纪末,大批荷兰航海家扬帆出海,或向东进入巴伦支海,或向西抵达北美,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但这些努力并非毫无价值,一方面荷兰人掌握了北大西洋的风向、水文等资料,另一方面也逐渐深入了北美大陆。

公元1609年9月11日,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英国海员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1565—1611年?)抵达纽约湾。他逆流而上勘察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哈德逊河,并带着以毛皮为主的当地特产返回阿姆斯特丹,但在返程途中,他被英国政府扣押,哈德逊无奈之下只能将自己的报告寄回荷兰。此后亨利·哈德逊被英国政府招募。公元1611年,他在帮助英国政府探索北美的途中为船员所背叛,最终流放于冰海上不知所踪。尽管如此,荷兰政府仍宣称其享有哈德逊河沿岸的所有权,并委派阿德里安·布洛克(Adriaen Block,1567—1627年)进一步探测哈德逊河流域。

阿德里安·布洛克在公元1611年到1613年间三次远征北美,基本掌握了哈德逊河入海口周边的情况,他以“新尼德兰”的名义向荷兰政府申请开发当地的专利权。不过阿德里安·布洛克并没有真正着手开垦这片土地,事实上他在公元1614年返回尼德兰之后便再未前往过北美,毕竟对于大多数荷兰人而言,美洲荒芜而寒冷,远不如温暖的“香料群岛”有吸引力。

和北美大陆一样,炎热而落后的非洲也被荷兰人视为危途。尽管荷兰的舰队很早便实现了绕行好望角的航行,但直到公元1612年,荷兰人才在今加纳沿海建立了名为“拿骚堡”(Fort Nassau)的贸易据点。对于重商主义的荷兰人而言,非洲大陆没有足够多的商品可供交易,实在不值得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

大西洋上真正吸引荷兰人目光的,是西班牙统治下的加勒比群岛。那里盛产高品质的海盐、蔗糖和烟草,荷兰人对那边的岛屿垂涎三尺。除此之外,葡萄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巴西,在阿姆斯特丹方面看来也是一块肥肉,当地不仅有成熟的种植业经济,还有着强壮的黑奴驱动的制糖工业基地;更关键的是,当地的葡萄牙贵族对西班牙的统治似乎颇为不满。因此荷兰人有理由相信,只要自己的军队成功在巴西沿岸登陆,必定会出现一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美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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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旗帜,中间为其LOGO

考虑到荷兰资本对南美洲的浓厚兴趣,公元1621年6月3日,莫里斯批准了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的申请。西印度公司完全照搬东印度公司成熟的组织结构,同样由来自荷兰各省的19位大财阀持股,拥有垄断大西洋地区贸易24年的特权。唯一不同的是,西印度公司没有权利拥有武装力量。它在组织军力之前,需要向联省议会提出申请。这显然是莫里斯在有意将“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军力纳入自己的掌控。

公元1621年8月,《十二年停战协定》还有4个月正式到期。莫里斯本还想装模作样地和西班牙人进行一番谈判,以给荷兰国民和议会一个交代,不料西班牙人似乎比他更渴望战争。马德里突然下令其本土及所有海外殖民地港口驱逐荷兰籍商船,并宣布对荷兰展开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这一个意外的开局,令满心期待着西班牙人苦苦乞求他赠予和平的莫里斯多少有些发懵。更让莫里斯难以接受的是西班牙军队竟抢先动手。公元1621年9月,西班牙军队突然合围了莫里斯在停战时期侵占的德意志飞地——于利希。10月,西班牙直布罗陀分舰队拦截了一支从英国开往威尼斯的荷兰商船队,荷兰东印度公司数十艘商船被扣押。

事实上,《十二年停战协定》在西班牙人眼中,同样是一具道义上的枷锁。在停战阶段,实体经济疲软的西班牙市场长期受到来自荷兰的廉价商品的冲击,连年的贸易出超,令无数来自南美洲殖民地的真金白银源源不断地从马德里流向阿姆斯特丹。莫里斯自停战协定签署以来,公然介入德意志地区“于利希爵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Jülich Succession)的行径,也令哈布斯堡王朝怀恨在心。

公元1609年3月25日,于利希公爵约翰·威廉(Johann Wilhelm of Jülich-Cleves-Berg,1562—1609年)病逝。由于膝下无子,公爵领地随即成了德意志新教贵族和哈布斯堡王朝争夺的焦点。荷兰趁势与英法结盟介入其间。打着支援新教徒的名义,莫里斯一度派遣数万大军深入于利希公国。同为哈布斯堡分支的西班牙亦出兵支援同宗。双方在莱茵河流域激战长达5年之久。直到公元1614年10月,这场战事才以两方瓜分于利希公国了结。

“于利希爵位继承战争”对莫里斯本人来说,强化了其身为荷兰执政的权威和国际形象。但于利希与荷兰本土并不直接接壤,成了孤立于莱茵河流域的一块飞地,因此在战争中率先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攻击。公元1622年2月3日,在坚守了5个月之后,于利希当地的3000名荷兰守军被迫向西班牙新生代名将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 Doria,1569—1630年)请降。

开局不利的莫里斯急于挽回颜面,但此时荷兰国内对欧洲本土的厮杀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东印度公司渴望利用这一契机进一步并吞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远东的商业据点,西印度公司则谋划着夺取加勒比海地区以及葡萄牙治下的巴西。与之相比,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南部却是战争热情高涨,毕竟昔日安特卫普残存的遭洗劫和围困的记忆早已远去,在信仰天主教的他们眼中,北方的同胞才是敛财无度的“异端”,理应遭到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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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利希地区的荷兰守军向斯皮诺拉请降,这一幕也被视为西班牙与荷兰重启战端的代表性事件

公元1622年7月18日,从于利希地区重返尼德兰战场的斯皮诺拉,率部围攻荷兰沿海城市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荷兰军队发挥己方的海上优势,不断向被围的城市运送补给。3个月之后,这座海港城市还是在西班牙人的劝降中举起了白旗。但随着莫里斯亲率大军前来支援,这座城市最终又回到了荷兰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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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亨奥普佐姆和当时大多数的荷兰沿海城市一样有着完备的防御工事和直达市中心的内陆航道

贝亨奥普佐姆争夺战的失利,并没有令斯皮诺拉放弃攻势。在两年多的精心准备之后,西班牙军队于公元1624年8月28日进围荷兰边境要塞布雷达(Breda)。尽管斯皮诺拉此时麾下集结了超过4万大军,但莫里斯却对局势依旧保持着乐观。他扼守着通往乌得勒支及阿姆斯特丹的门户布雷达。该地周边河网、森林密布,易守难攻;执掌荷兰军事的拿骚家族对其城防系统经营多年,他们挖掘了连通大海且设有船闸的运河,引进了意大利最新的斜面棱堡防御体系;城中更有莫里斯同父异母的弟弟——贾斯廷(Justinus van Nassau,1559—1631年)统率的约7000名守军。此外,公元1624年6月10日,由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牵头主持,法国、英国、荷兰、瑞典、丹麦以及意大利威尼斯等城邦正式签署了《贡比涅条约》。根据条约的相关内容,缔约各国应从不同的方向对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展开进攻。因此莫里斯认定时间终究站在自己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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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油画《布雷达的降服》,迭戈·维拉斯奎兹绘

事实证明莫里斯高估了欧洲各国的诚信精神。法国军队只在意大利北部展开了几次佯动,便以国内的宗教战争为借口与西班牙正式媾和了。英国军队虽然向布雷达一线派出了7000人的援军,但面对围城的西班牙大军却止步不前,作壁上观。无奈之下,莫里斯只能亲率大军前往解围。此时斯皮诺拉麾下的人马已经扩充至8万余人,仅有7000人的荷兰军队仰攻不利,最终大败而归。

公元1625年4月23日,怀着对战场形势深切的担忧,莫里斯病逝于家中。2个月之后,弹尽粮绝的贾斯廷不得不从布雷达出降。在西班牙人的一片欢呼声中,通往荷兰共和国心脏的大门悄然打开。但恰恰就在此时,西班牙王国突然踩下了强大战争机器的刹车。

西班牙军队为什么没有趁莫里斯新丧,挟布雷达战役之余威进逼阿姆斯特丹?这个问题固然有着军事方面的因素——近一年的围城战消耗了西班牙军队太多的物资和精力,部队急需休整,但更多的是缘于国际环境上的无奈。公元1625年5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统率2万大军攻入德意志境内。由此,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由宗教矛盾引发的内战逐步国际化。西班牙军队被迫东进支援哈布斯堡王朝。斯皮诺拉也奉命回到西班牙本土,以应对法国发起的挑战,并最终于公元1630年病逝于意大利战场。

与此同时,荷兰强大的海上力量开始在西班牙—葡萄牙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到处点火。除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公元1622年从雅加达出兵,攻略葡萄牙人租借于中国澳门的商业据点,此后又与西班牙人争夺中国台湾地区之外,公元1624年5月荷兰西印度公司出动舰队侵入葡萄牙人建立的巴西总督区,在短时间之内便夺取了总督府所在地——萨尔瓦多(Salvador)。

可惜荷兰人臆想中葡萄牙人拥护其统治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当地的葡萄牙贵族对荷兰西印度公司充满了敌意,很快便从萨尔瓦多周围的农庄中集结了一支由农场主和佃农组成的大军,对荷兰人展开围困。与此同时,西班牙政府从本土和加勒比海地区抽调援军驰援巴西总督区。一支由52艘战舰、12000名士兵组成的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迅速封锁了萨尔瓦多,最终于公元1625年5月迫使萨尔瓦多城内的荷兰军队投降。不过荷兰西印度公司并未就此放弃夺取巴西的梦想,它退守巴西东北的巴依亚地区,等待来自本土的支援。

荷兰海外殖民机构的扩张,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西班牙帝国进攻的脚步,使得荷兰政府能够迅速填补莫里斯死后的政治真空。拿骚家族在军队中的威望,注定了荷兰执政在战时只能由其家族成员出任。莫里斯终身未娶,因此虽然据信有多位私生子,但他们均不能继承其政治遗产。莫里斯的大哥菲利普·威廉早已于公元1618年去世;三弟贾斯廷于布雷达新败,而且他只是“沉默者”威廉的私生子。虽然军中还有多位莫里斯的堂兄弟也领军多年,颇有威望,但是秉承“有嫡立嫡”的宗旨,荷兰国会还是公推威廉的幼子、莫里斯同父异母的兄弟——腓特烈·亨利(Frederick Henry,1584—1647年)出任执政。

作为威廉的遗腹子,腓特烈·亨利在其父遇刺身亡的6个月之后出生,自幼在二哥莫里斯的关怀和教育下长大,并参与了莫里斯担任荷兰执政时期指挥的所有军事行动。正是通过在战场上不断地历练和成长,到莫里斯执政后期,腓特烈·亨利事实上已经成为荷兰共和国内部的二号人物和“隐性王储”。但即便如此,在布雷达失守之后,继任荷兰执政的腓特烈·亨利还是得面对一个空前危难的局面:外部西班牙的兵锋已经直抵阿姆斯特丹,年轻的共和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议会内部与马德里媾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腓特烈·亨利必须以一场胜利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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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时代的拿骚家族成员:前排由左至右分别为莫里斯、菲利普·威廉、腓特烈·亨利

权衡利弊之后,他决定压制军队中急于收复布雷达的急躁情绪,选择以内线作战的模式,先行出兵围困落入西班牙人之手已达30年之久的荷兰东部重镇赫龙洛(Groenlo)。腓特烈·亨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赫龙洛威胁着阿姆斯特丹空虚的侧翼,一旦西班牙人从布雷达和赫龙洛两线出兵,荷兰共和国势必顾此失彼;另一方面是因为赫龙洛扼守着西属尼德兰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一旦成功夺取该地,便能切断哈布斯堡王朝的整条战线。

公元1627年7月20日,由15000名步兵及4000名骑兵组成的荷兰军队利用内河航运的优势抵达赫龙洛外围,展开对这座城市的合围。此后,腓特烈·亨利并没有急于攻坚,而是调动大量的人力,在赫龙洛外围修筑了一条16公里长的由运河和围墙组成的封锁线。随后他将主力部署于城外,准备拦截西班牙人的援兵。果然,面对荷兰人围点打援的态势,西班牙军队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守军在击退了荷兰人的几次进攻之后,也自感无力长期坚守,被迫于公元1627年8月19日宣布有条件投降。

赫龙洛战役的胜利,令腓特烈·亨利不仅稳定了共和国民众的情绪,更一举解除了侧翼的威胁。他在派兵牵制布雷达之敌的情况下,可以放手展开进攻。公元1629年4月,腓特烈·亨利统率24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南下,围攻西班牙边境要塞斯海尔托亨博斯。这一次腓特烈·亨利不仅故技重施,雇佣大批当地农民挖掘堑壕对要塞展开围困,还调来大批重炮日夜不停地轰击西班牙人的堡垒。在挨了28517发炮弹之后,失去诸多外线堡垒的西班牙守军被迫投降。

斯海尔托亨博斯的易手令荷兰与西班牙之间的攻守形势发生逆转。在不断发动外线进攻的同时,腓特烈·亨利再度资助荷兰西印度公司,授意它对巴西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公元1630年2月,荷兰西印度公司大举入侵巴西东北部的伯南布哥(Pernambuco)地区,并迅速控制了葡萄牙巴西总督区接近一半的领土,建立起以累西腓(Recife)为中心的“荷属巴西”殖民地。

吸取了上一次被当地种植园主和西班牙援军联手赶出巴西的教训,这一次荷兰人在巴西站稳脚跟之后,立即开始组建自己的同盟。除了紧急安抚和联络曾经与葡萄牙人为敌的当地印第安部族之外,荷兰还广泛地收买当地亡命徒充当协助统治的“维持会”以及袭扰葡萄牙控制区的“带路党”。如此一来,荷兰西印度公司迅速在巴西地区反客为主,形成了与以萨尔瓦多为中心的葡萄牙总督区分庭抗礼的局面。

荷兰海军大举入侵巴西,以及此前在大西洋上大肆劫掠的海盗行径,令西班牙如鲠在喉。但是公元1621年上台执政的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Ⅳ of Spain,1605—1665年),并没有打算派遣舰队前往大西洋。因为在他看来,与其将西班牙的舰队用于驱逐那些如狼群般围绕着加勒比海群岛的荷兰私掠船主,不如干脆利落地直捣黄龙。

此时,西班牙秉政尼德兰34年的女总督伊莎贝拉·克莱拉·尤金尼亚病逝。对这位老成持重、力主与荷兰媾和的姑姑,腓力四世早有微词。因此在她离世之后,腓力四世迅速安排自己的幼弟——红衣主教费迪南德(Cardinal-Infante Ferdinand,1609—1641年)补位。费迪南德虽然身居教职,但好勇斗狠之心不输乃兄。他拒绝只身前往西属尼德兰接任总督一职,而是先取道热那亚,招募了一支意大利雇佣军,随后准备取道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浩浩荡荡地开赴尼德兰,与腓特烈·亨利一较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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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勇斗狠的西班牙红衣主教费迪南德

费迪南德气冲牛斗的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其兄腓力四世。这位自封“地球之王”的君主,随即命令驻守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分舰队趁势于泽兰一线发动登陆作战,以牵制荷兰军队主力。此时,经过总督伊莎贝拉的多年经营,西班牙海军在尼德兰南部已经拥有了一支颇为强大的海上力量,加上从西班牙本土赶来的援军,公元1631年9月,西班牙集结了一支由90艘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满载着5500名步兵偷袭泽兰地区的港口城市——胡德雷德(Goedereede)。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实上很难瞒天过海。侦知西班牙海军大举来犯后,荷兰海军秘密在胡德雷德附近的斯拉克水道中埋伏了50余艘小型炮艇。9月12日夜,当西班牙舰队进入斯拉克水道之后,荷兰炮艇蜂拥而出,宛如狼群一般围攻西班牙人的大型战舰。在弥漫着浓雾的狭窄水道上,西班牙海军进退失据,大批战舰在混乱中搁浅。西班牙人在80余艘战舰被毁、损失了1500余人之后,被迫铩羽而归。

斯拉克海战(Battle of the Slaak)的失利,令腓力四世颇为失望。红衣主教费迪南德也选择了带着他的部队加入德意志地区的战团,与神圣罗马帝国共同对抗瑞典军队,直到公元1634年才带着讷德林根战役(Battle of N?rdlingen)的辉煌大胜,来到了布鲁塞尔。哈布斯堡王朝虽然在讷德林根战役中彻底击退了北方强国瑞典的威胁,但自身也已是强弩之末。随着长期坐山观虎斗的法国加入战团,红衣主教费迪南德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抗西线的威胁中去。

费迪南德分身乏术,给了荷兰执政腓特烈·亨利大展拳脚的机会。他一方面不断从英、法两大盟友手中获得兵员和物资的补充,一方面稳扎稳打地拔除着西属尼德兰的边境要塞。公元1632年,荷兰军队攻占西属尼德兰东南部重镇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公元1635年6月,腓特烈·亨利与法国军队联手进围西属尼德兰中部重镇鲁汶(Leuven)。虽然此役由于荷兰与法国军队缺乏信任和协调而最终落败,却也令红衣主教费迪南德不敢再轻言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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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德林根战场上的红衣主教费迪南德。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帅与之同名,因此此战又被称为“双斐迪南”之战

公元1637年7月21日,腓特烈·亨利亲率大军合围布雷达。不过荷兰国内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逐渐失去了兴趣,越来越多的目光和资本被吸引到了“西属巴西”的开发和建设中去。这一切都源于公元1636年被腓特烈·亨利委任为巴西总督的约翰·莫里斯(John Maurice of Nassau,1604—16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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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长袖善舞的约翰·莫里斯

约翰·莫里斯是“沉默者”威廉的二弟约翰六世的孙子,论家族辈分,他该叫此时的荷兰执政腓特烈·亨利一声堂叔。在拿骚家族领导尼德兰人推翻西班牙王国统治的过程中,威廉和几个弟弟先后横死,唯有二弟约翰在老家守着祖业颐养天年。这位看似平庸肥胖的伯爵在开枝散叶方面倒是行家里手。在3段婚姻中,共有24个孩子。这些拿骚家族的子弟长大成人之后,陆续加入莫里斯和腓特烈·亨利的帐下,成为拿骚家族控制荷兰军政大权的骨干力量。

约翰·莫里斯年仅27岁便成为执掌“荷属巴西”的封疆大吏,显然不是全凭裙带关系。抵达累西腓之后,他的一系列施政举措很快便获得了当地民众的一致拥戴。约翰·莫里斯清楚地认识到“荷属巴西”的经济基础在于甘蔗种植园和与之相关的蔗糖工业。因此他上任伊始便宣布将从非洲为广大种植园主带来更多的黑人奴隶,并修建新的商港以促进巴西蔗糖的出口,此事一经提出就引来一片欢呼之声。

除此之外,约翰·莫里斯还在“荷属巴西”推行宽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大批来自欧洲各地的新教徒和犹太人在此期间陆续迁徙到“荷属巴西”,带来了充沛的劳动力和商业资本。此时,约翰·莫里斯又趁势以信贷的形式抛售战争期间由于当地贵族逃亡而荒废的种植园。此举不仅迅速充盈了国库,更令“荷属巴西”的经济逐渐恢复并赶超了战前的水准。

在局势逐渐归于稳定之后,约翰·莫里斯以“咨询院”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当地贵族参政议政的平台,并通过这一机构适时地调整各项国策。为了解决“荷属巴西”长期以来存在的“粮食危机”,约翰·莫里斯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各种植园必须留出一部分耕地,按照拥有奴隶的数量种植被称为“国民口粮”的木薯。为了促进“荷属巴西”内部的商业流通,并为进一步远征西班牙统治下的秘鲁总督区做准备,约翰·莫里斯还在巴西投资兴建了诸多道路和桥梁。

随着荷兰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统治日益稳固,西班牙人感觉到了空前的危机。为了彻底切断荷兰本土与“荷属巴西”之间的联系,腓力四世授意西班牙海军进入英吉利海峡对荷兰展开封锁。随着公元1625年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去世,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日益动荡,新君查理一世艰难地维持着自身统治,再无力对外扩张。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便庇护荷兰本土的英国海军由此龟缩在军港之中。

公元1636年2月18日,西班牙海军在不列颠群岛最西端的利泽德角(Lizard Point),以6艘“盖伦”级(galleon)战舰和2艘新型的巡航舰(frigate),拦截一支由6艘护航战舰和44艘武装商船组成的荷兰舰队。荷兰水手自恃船多势众,丝毫不将西班牙人放在眼里,殊不知由西属尼德兰造船厂设计的新型风帆巡航舰有着跨时代的机动性和火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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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海军“盖伦”级战舰与荷兰护航战舰之间的死斗

战斗打响之后,西班牙海军的巡航舰迅速利用速度优势切入荷兰舰队的阵形中,体型庞大的“盖伦”级战舰则不断从外线以炮火和接舷战将脱离队列的荷兰船只逐一解决。一场鏖战之后,西班牙海军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获得了击沉荷兰护航战舰3艘,俘获荷兰方面3艘护航战舰、14艘商船的优异战绩。

利泽德角海战的胜利,令腓力四世坚信在英国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荷兰海军将不堪一击。于是经过2年的筹备,从公元1639年2月开始,西班牙海军不断向西属尼德兰增兵。荷兰海军虽然多次主动出击,小有斩获,但随着西班牙海军主力陆续在安特卫普集结,一场战略决战势难避免。

公元1639年9月,西班牙海军上将安东尼奥·奥基翁多(Antonio de Oquendo,1577—1640年)统率一支由70艘战船、24000名水手及舰载步兵组成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集结。仅从这支舰队的兵力配属便不难看出,西班牙人又犯了昔日的战略错误:他们又一次混淆了海军和陆军的作战目标。腓力四世似乎是打算用这支舰队在泽兰沿海发动一场登陆作战,同时寻机歼灭荷兰海军的主力。但是鱼与熊掌自古便不能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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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军上将马丁·范·特罗普

9月16日,安东尼奥的舰队遭到了荷兰海军上将马丁·范·特罗普(Maarten Harpertszoon Tromp,1598—1653年)的拦截。与西班牙海军相比,荷兰海军不仅数量较少且吨位处于劣势,但是满载步兵的西班牙舰队无法放开手脚,最终只能选择向北退入英国海域,并在唐斯海滩(The Downs)一线抛锚,以便进行补给并修复在战斗中被荷兰海军击伤的战舰。

西班牙海军停泊于唐斯一线之际,仍不断从本土获得增援,到10月21日,其舰队规模已经达到了95艘。与此同时,荷兰海军已经在英吉利海峡一线集结了近百艘小型战舰,始终密切关注着西班牙人的动向。就在安东尼奥天真地以为荷兰人不敢冒着破坏英国中立地位的风险,向自己发动进攻之际,10月21日清晨,荷兰海军以11艘纵火船为前锋,大举杀入唐斯海域。

猝不及防的西班牙战舰仓促迎战,舰队中来自葡萄牙和西属尼德兰的战舰分散突围。荷兰海军则组成6个分队,除1个分队监视附近的英国海军之外,其余5个分队轮番向西班牙人展开进攻。最终兵败如山倒的安东尼奥仅率领12艘战舰狼狈地逃回了西班牙。其余的战舰不是在战斗中被荷兰人击沉或俘获,便是搁浅在英、法等地的沿海地区。西班牙自公元1588年“无敌舰队”惨败以来辛辛苦苦重建的海军,经此一役可谓精英尽丧,从此失去了威胁荷兰本土的能力。

公元1641年,西属尼德兰总督红衣主教费迪南德病逝,接替他的是来自葡萄牙的弗朗西斯科·梅洛(Dom Francisco de Melo,1597—1651年)。作为一名职业官僚,梅洛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但是却短于军事。他无力维持费迪南德开创的南线压制法国、北线对抗荷兰的战略局面。公元1643年5月19日,西属尼德兰最后一支机动部队在法国北部的罗克鲁瓦(Rocroi)覆灭于法国新生代名将——孔代亲王(Louis de Bourbon,Prince of Condé,1621—1686年)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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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斯海战中的荷兰舰队

孔代亲王是骑兵团团长起家,因此在骑兵的使用上可谓得心应手。虽然战役之初,未能以两翼的骑兵击溃对手,但却顺手歼灭了1000名单独布置于左翼树林中的西班牙火绳枪兵,可谓小有斩获。当天夜间,孔代亲王再接再厉,以夜袭的方式突破了对手的两翼,随即对西班牙军队展开包围。面对不利的战局,西班牙步兵以著名的“西班牙大方阵”进行顽抗。这种以火枪手与长矛兵混编的阵形曾在欧洲流行一时,而顽强的西班牙老兵的确连续4次击败了孔代亲王的骑兵突击。但是随着法国步兵配合重炮轰击发起全面进攻,西班牙陆军的步兵方阵最终土崩瓦解。有趣的是,根据战后统计,西班牙军队的损失并不高于不断勒令骑兵徒劳冲击的法国人。面对麾下4500人的伤亡,孔代亲王满不在乎地表示:“巴黎一个晚上死的人都比今天战场上多。”纨绔子弟的嘴脸可谓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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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鲁瓦战役中的西班牙老兵,他们的覆灭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罗克鲁瓦战役惨败之后,西班牙在西属尼德兰地区已无力再战,被迫与荷兰媾和,以便集中兵力对抗正准备大举入侵西班牙本土的孔代亲王。不过此刻的腓特烈·亨利并不打算就此收手,他一方面不断在谈判桌上抛出苛刻的条件,一方面不断在战场上攻城略地。腓特烈·亨利此时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在向西班牙人施压,不如说是在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随着年岁的增长,腓特烈·亨利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位荷兰执政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

此时的拿骚家族虽然人丁兴旺,但其中大多数都与“荷属巴西”总督约翰·莫里斯一样来自约翰六世一支,真正的“沉默者”威廉的合法后嗣仅有腓特烈·亨利这一根独苗。腓特烈·亨利虽然和妻子育有9个孩子,但其中免于夭折的仅有5人,男丁更只有长子威廉二世(William Ⅱ,1626—1650年)一个。不愿政权落入旁人之手的腓特烈·亨利,一方面竭力培养威廉二世在军队和政府中的威望,一方面小心翼翼地调控着战争的火候。因此,直到腓特烈·亨利病逝之后的公元1648年10月24日,荷兰与西班牙才在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 )的一系列和平条约中结束了对立状态。

此时距离公元1568年尼德兰独立战争爆发,恰好过去了整整80年。腓特烈·亨利将荷兰作为世袭领地交给其子威廉二世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