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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傅恒(清朝外戚名将)

富察·傅恒简介

富察·傅恒:富察·傅恒(约1720—1770),字春和,户部尚书米思翰之孙,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第九子,清高宗孝贤纯皇后之弟,清朝外戚、名将,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1748年)督师指挥大金川之役,降服莎罗奔父子。乾隆十九年(1754年)力主清军攻伊犁,平息准噶尔部叛乱。后任《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正总裁。撰写《钦定旗务则例》、《西域图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书。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授经略,督师云南。次年四月,率京师及满、蒙兵1.3万余人,分三路入缅甸作战,身患重疾,仍督军进攻,屡败缅军。后与云贵总督阿桂合兵攻老官屯不下,遂乘缅军遣使请和,疏奏罢兵。傅恒在乾隆时期历任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一等忠勇公、领班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平叛伊犁统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二月班师,不久病卒。乾隆皇帝亲临其府奠酒,谥文忠。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以子福康安平苗功,赠郡王衔,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

富察·傅恒传记——

傅恒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无论是谁,只要想研究乾隆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了解傅恒及其家族的历史。

因为,傅恒的家族在乾隆时期可以算是大清第一家族!傅恒家族与康熙时期的索氏家族、佟氏家族、纳兰家族并称清朝“四大家族”!但傅恒家族与前三个家族的最大区别是傅恒家族成员几乎握有当时大清的所有兵权!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也是从傅恒两平金川开始的!当时傅恒出征,乾隆曾亲自送傅恒到房山良乡。后傅恒大胜归来,乾隆还亲自到德胜门迎接!乾隆皇帝在后来修建的中海紫光阁将傅恒画像摆在群臣之首!傅恒当了二十多年宰相,其子除战死的长子福灵安外,也全是军机大臣。其中四子福长安竟然在军机处当了十九年军机大臣。

一、傅恒的家庭

1.傅恒的姓氏——富察氏

在今天满族人的姓氏中,尤其以八大姓最为有名。这八大姓,现今通行的说法指的是:佟(佟佳)、关(瓜尔佳)、马(马佳)、索(索绰罗)、齐(齐佳)、富(富察)、那(纳喇)、郎(钮祜禄)八姓。

今日辽东地区满族中的富氏与傅氏,就是同一原始满族姓氏中富察氏的后裔。富与傅二者之间,只是在冠用汉字时所出现的同音异字。满族富察氏是清代道光末年,仿效汉族文化习俗,取其满族多音节姓氏中的第一个音节富、傅,而冠用的汉字姓。

我们今天说到的傅恒,就是姓富察氏。

富察氏是以地命名的姓氏。根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有:“富察,本系地名,因以为氏。其氏族甚繁,散处于沙济、叶赫……长白山及各地方。”

那么,富察氏原来居住的地点在哪里呢?富察氏原来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在金、元时期,富察氏的氏族姓氏为我们汉语记为蒲察氏。当时与蒲察氏对应的汉人姓氏为李。蒲察氏也是金代的女真大姓望族。《金史·列传》中记载了十数位蒲察氏族中成员的传记。

蒲察氏家族在明代中期以前迁徙到了今日吉林省伊通县境内的阿什河、斡泯河流域。他们的姓氏也就逐渐被汉人称为富察氏了!

后金建立以后,富察氏的首领旺吉努率族众投归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将其族众编为半个佐领,隶属于满洲镶黄旗。

2.傅恒的旗籍——满洲镶黄旗

满洲镶黄旗,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南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黄色镶红边而得名,镶黄旗是上三旗之一,旗内无王,由皇帝所亲统,兵为皇帝亲兵,侍卫皇室的成员也从上三旗中选。清末时的规模是辖84个整佐领又2个半分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13万人。很多清皇室成员都是镶黄旗,如“垂帘听政”的慈禧和慈安。

3.傅恒的先祖

我们综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国朝先政事略》等记载,可以知道,傅恒的先祖旺吉努在努尔哈赤起兵时,便率族人归附;曾祖哈什屯在太宗与世祖两朝位列议政大臣,跻入当时清朝最高决策中枢;祖父米思翰受知于康熙皇帝,并被擢为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他坚定支持康熙皇帝议主撤藩,对康熙朝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平定三藩之乱都起了积极作用,圣祖时加赞誉。

富察.傅恒(约1720-1770年),乾隆时历任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平叛伊犁统帅。

我们综合《满洲名臣传》中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傅恒的伯父马斯喀、马齐和马武都是康雍两朝非常显赫的人物:马斯喀先后出任过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等重要职务,并曾任平北大将军和昭武将军,率军征讨噶尔丹;马武,被雍正称为“圣眷最渥之人”;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未有若此之久者”,更是康熙中后期、雍正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啸亭杂录》中说,“明(明珠)、索(索额图)既败后,公(马齐)同其弟太尉公武(马武)权重一时,时谚云‘二马吃尽天下草’。”傅恒的父亲李荣保曾经担任察哈尔总管。

4.傅恒的姐姐

雍正五年,傅恒的姐姐被钦定为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弘历即位,她成为乾隆皇帝的元后——即历史上著名的孝贤皇后,无论正史稗史都把这位孝贤皇后描绘成一个完美的贤妻形象。她与乾隆皇帝之间深挚的感情,对富察氏家族特别是对傅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超越了亲情而渗透到政治领域。傅恒“以后故,恩礼尤侈”(注:《清列朝后妃传稿》);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朕之加恩于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

5.傅恒的出生

傅恒的出生时间,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他出任首辅的时间和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进行初步的推断。

根据历史上记载,1740年(乾隆五年),傅恒任蓝翎侍卫,开始步入仕途;1748年,傅恒出任首辅。乾隆1770年,傅恒病逝。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集《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怀旧诗·五阁臣·故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中曾经说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顾年未五旬,鞠躬尽瘁,丧我贤臣”。这里的“纶扉”,就相当于首辅的意思。

我们根据乾隆皇帝的上述言论可以判断出,1748年的时候,也就是傅恒初任首辅的时候,他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26岁。也就是说,傅恒应该出生在1722年以后,1725年之前。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傅恒为什么会迅速崛起?

二、傅恒的崛起

1.乾隆初年的政局——傅恒崛起的背景

实际上,通过前面雍正皇帝在位时期的重要大臣的介绍,我们得知,雍正皇帝在位初年,宠信隆科多和年羹尧;雍正皇帝在位后期,宠信鄂尔泰和张廷玉。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一切政令决策的实施都得倚靠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一干雍正皇帝的旧臣。尽管开始的时候,君臣双方配合得还算顺利,但是乾隆皇帝的想法与这些大臣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他们中的一些人思想日趋守成;他们中的一些人行为劣迹斑斑;更为重要的是,结党营私,互相对立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满汉两个领班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各立门户,明争暗斗,严重影响了乾隆皇帝施政方针的有效地贯彻执行。

面对这种情况,乾隆皇帝开始刻意地去培植和提拔新人,傅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乾隆皇帝发现并刻意地去培养起来的。正如乾隆皇帝所说的那样,“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

傅恒之前,乾隆皇帝曾起用和宠信过年轻勤敏、颇体“圣意”的讷亲。讷亲这个人是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之一的遏必隆的孙子。

2.第一次金川之战的开始——讷亲的被正法与傅恒的被起用

发生在1747年的第一次金川之战是傅恒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两个支流,地处四川西北部,因沿河诸山有金矿而得名。金川地区为藏族集居之处,其地“万山丛矗,中绕洶溪,皮船笮桥,曲折一线”,形势险峻,交通梗阻,居民皆住石碉中。明代属杂谷安抚司,其地与绰斯甲布等九土司地壤相接。1650年,清廷授小金川的头人卜尔吉细为土司,1666年,又授嘉勒塔尔巴“演化禅师”印。1723年,清政府以嘉勒塔尔巴之孙莎罗奔随岳钟琪进藏平乱有功,授为安抚司,是为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仍居小金川。自此,大、小金川分治。

莎罗奔被授予安抚司后,势力日益强盛,谋并小金川。他先以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泽旺性懦弱,受制于其妻。1746年,莎罗奔劫持泽旺及其印信,四川总督下令申斥后,“始还泽旺于故地”,泽旺才回到了小金川。

1747年,莎罗奔发动叛乱出兵攻掠革布什扎及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军弹压,反为所败。清政府得报后,命“征苗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统兵进剿。

张广泗调集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金川地区。“一由川西入攻河东,一由川南入攻河西。”期以一举告捷。但莎罗奔对清军动向了如指掌,又因山高路险,碉卡并立,叛军恃险抵抗,致使清军“阻险不前”“诸将多失事”,致清军师劳无功。张广泗复请增兵万人。清廷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并起用已被革职的岳钟琪以提督衔随行。

讷亲位高气盛,一至前线,“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有三千军攻碉,遇贼数十人哄然下击,其军即鸟兽散”。

讷亲打了败仗,只好依靠张广泗,张“轻讷不知兵而事权出己上,阳奉而阴忮之,诸将无所禀承,率观望不前”,张广泗又用良尔吉为向导,不料良尔吉是莎罗奔派遣的间谍,与莎罗奔暗通消息,清军动静,莎罗奔早就知道,“故兵老气竭,株守半载,无尺寸功”。

乾隆皇帝十分震怒,杀了张广泗和讷亲,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

乾隆皇帝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杀了讷亲?有的人说讷亲是金川败绩的替罪羊,但考察当时的情况可以发现,置讷亲于死地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乾隆皇帝看来,作为亲信大臣的讷亲辜负了自己的期望,非但未能将战事如实禀报,甚至竟敢对自己欺瞒军国大事。因此,杀讷亲,对于乾隆皇帝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杀掉张广泗和讷亲容易,起用何人承担大任,难!

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决定,大胆起用傅恒!

问题在于,乾隆皇帝大胆起用傅恒的时候,他是如何做出这一决定的呢?

3.乾隆皇帝大胆起用傅恒的原因分析

第一、政治原因。

乾隆皇帝大胆起用傅恒的政治原因,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乾隆皇帝主要是想摆脱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批前朝的满汉大臣,培植和提拔自己的势力。

第二、家庭背景。乾隆皇帝大胆起用傅恒还有着浓厚的家庭因素。在家庭观念浓厚的封建社会,傅恒显赫的家世尤其不容忽视。前面我们介绍过,努尔哈赤起兵时,傅恒的先祖旺吉努率先归附;曾祖哈什屯在太宗与世祖两朝位列议政大臣;祖父米思翰在康熙朝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伯父马斯喀、马齐和马武都是康熙、雍正两朝非常显赫的人物。马斯喀担任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平北大将军、昭武将军,马武和马齐更是康熙中后期、雍正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父亲李荣保任察哈尔总管。更为重要的是,傅恒的姐姐还是乾隆皇帝的皇后,这对于富察氏家族特别是对傅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超越了亲情而渗透到政治领域。

第三、个人能力。

显赫的家世固然重要,但傅恒占据高位二十余年之久的关键,则在于他出色的能力。正像著名诗人袁枚在他的《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傅文忠公挽词》中说的,“恩虽外戚才原大”。

傅恒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精通满文。傅恒曾先后主编《同文韵统》、《御制增订清文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批通鉴辑览明记》等书;他与允禄一道奉敕编撰的《西域同文志》,是研究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地理、历史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的工具书;他还奉命与满汉儒臣重定满文十二字头,为汉人学习满文时正确发音提供了方便;此外他还奉敕主持创制了三十二体满文篆字,并以新创字体亲自缮写《御制盛京赋》。傅恒汉文虽不如满文,但才分之高,连著名史学家《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都不得不心服口服。

第二方面:办事得力。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施行,小到乾隆皇帝出巡的路线、日程安排、朝中各种典礼仪式的拟定,傅恒每天要经办大量事务。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傅恒“政务练达”,凡所经办,“大小事务,均得妥协就绪”;处理政务,常常与乾隆皇帝之意不谋而合,如他奔赴前线过程中的诸多奏报,乾隆皇帝常批:“此见又与朕意相合,深可嘉焉”;傅恒虑事周到,有时甚至能想到乾隆皇帝的前面,对此乾隆皇帝更是赞叹不已:“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折,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甚为嘉悦。”对他相形度势提出的处理意见,挑剔的乾隆皇帝常常以赞赏的口吻批谕: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傅恒如此才干,使其他大臣相形见绌,他奉命出差时,乾隆皇帝便如失左右手。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傅恒在1747年奔赴金川前线不久,乾隆皇帝便抱怨说:“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未末,方行进呈,而词旨又殊多未当,复烦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毕。经略大学士途次逐日驱驰,尚能办如许事件,又皆精详妥协,则经略大学士实劳瘁矣,而朕此间之佐理需人,实不可不念。”

4.第一次金川之战的胜利——傅恒崛起的关键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傅恒赴大、小金川前线。傅恒到了前线后,先诛良尔吉,再调集精兵三万五千人,采用岳钟琪的进军方略,分兵两路进攻大、小金川:北路出党坝(今金川县北)、泸河(大金川别名),水陆并进;南路自甲索攻马牙冈、乃当两沟,避坚就隙,直逼大金川官寨,连克碉卡,军声大振。

就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命傅恒撤兵,谕旨中说:“金川用兵,本欲禁遏凶暴,绥辑穷番,并非利其人民土地……朕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王师?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顾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即使擒渠扫穴,亦不足以偿其劳!”

傅恒以金川旦夕可平,请仍进兵!乾隆不许,赐诗三章,中有“壮志何须学贰师”“速归黄阁赞元功”之句。

就在这个时候,岳钟琪已率军攻扑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莎罗奔恐惧。他从前曾隶岳钟琪部下,随岳入西藏,这时就向岳求降,岳钟琪抓紧时机,亲率十三骑驰入敌军营中,与莎罗奔议事,示以诚信,莎罗奔等“稽颡膜拜,衷甲持弓矢迎”,“请奉约束,顶经立誓”。清政府得以兵不血刃,平定了金川,莎罗奔被赦免,仍为土司。第一次金川之战遂告结束。

1748年,傅恒开始成为乾隆皇帝手下的首席军机大臣。

傅恒的起用,使乾隆皇帝逐步摆脱了初政时为大批雍正旧臣包围的尴尬局面。傅恒资轻望浅,易于驾驭;所受特殊眷遇,使他对皇帝感恩戴德;又由于他为乾隆亲自培养和教导(注:查傅恒父李荣保,卒年不详,乾隆二年册立皇后,追封一等公,其时李荣保已不在世。时傅恒只有十四五岁,尚未成年,贵为皇后的姐姐便承担起抚养教育幼弟之责,乾隆所云,傅恒为孝贤皇后“教导成就”,可为明证。而乾隆与孝贤感情之深,关系之密,使其极有可能早在傅恒入仕前就已开始对他进行培养),思想和行为方式都与乾隆有许多共通之处,因而更能理解、体察并切实贯彻皇帝的意旨,更重要的是,傅恒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极富进取心,其勇于任事的态度和明敏干练的风格,一改乾隆皇帝即位以来官场中的保守和因循之气,为吏治政风注入了一股生机和活力。当然,傅恒能否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及作用的大小,还取决于他能否恰当地处理与乾隆皇帝之间的关系,他的前任讷亲前鉴不远,因而这一问题也便成为傅恒出任首辅后首要的问题。

三、傅恒的鼎盛时期——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上层贵族的叛乱

乾隆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这一伟业是通过多次战争实现的。在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发生在傅恒为首辅期间的就有五次,这五次武功除了前面我们叙述过的第一次金川之战之外,还有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及征缅之役。

在上述历次战役中,傅恒都能够亲临战争最前线、亲自指挥战役,对于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1.蒙古各部简介

要说乾隆皇帝两平准噶尔,就要首先介绍一下蒙古各部。

明末清初,蒙古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今内蒙古地区),漠北喀尔喀蒙古(今外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今天山以北一带)。在这三大部中,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

这个漠西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四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四部中,以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先后兼并了厄鲁特蒙古各部,逐步控制了整个天山南北地区。

准噶尔部时服时叛,成了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此之前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曾经对准噶尔部多次用兵,但均未根本解决问题。

2.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1755年

1745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为了争夺部落首领的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的帮助下,准噶尔贵族达瓦齐被拥立为准噶尔部之汗。

但阿睦尔撒纳拥立达瓦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自己做准噶尔之汗的一个步骤。因此,在达瓦齐夺得汗位后,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之间的斗争和火拼便不可避免。后来,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击败,元气大伤,为了积蓄力量,便转身投靠了清朝政府。

乾隆皇帝从阿睦尔撒纳那里得知了准噶尔内部的混乱情况后,在傅恒的全力支持之下,于1755年春夏之交命班第为定边将军,以归附的厄鲁特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

准噶尔部的军民纷纷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

乾隆皇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受到最好的待遇。

为了庆祝胜利,乾隆皇帝仿效其祖父康熙平定漠北喀尔喀蒙古后修建“汇宗寺”的作法,仿西藏三摩耶庙修建了普宁寺。乾隆皇帝希望从此以后,天山南北的人民“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

3.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的叛乱:1757年乾隆皇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

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皇帝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恩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但是阿睦尔撒纳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积极准备叛乱。

孝贤纯皇后(1712-1748年),富察氏,乾隆帝第一任皇后,满洲镶黄旗人,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女,保和殿大学士傅恒(后追封郡王)姊。史载:皇后恭俭,平居冠通草绒花,不御珠玉。乾隆对其“每加敬服,钟爱异常”。乾隆十三年,随帝东巡,行舟于德州,崩。乾隆深为哀恸,作《述悲赋》悼之。

1755年秋,乾隆皇帝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朝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号。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第兵败被杀。

1757年,乾隆皇帝在傅恒的全力支持之下,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当。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还给清廷。

4.平定南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1758~1759年

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刚刚被平定不久,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和卓”二字,是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圣人的子孙”,所以,凡是和卓,都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

相传天山以南的第一个和卓名叫玛墨特,是16世纪从撒马尔罕迁来的,深得察合台汗后裔的信任。玛墨特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在宣传教义上产生分歧,长子伊敏创立了白山派,次子依沙克创立了黑山派。

1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天山以南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和卓在教徒中的影响和权力也越来越大,察合台后裔大权旁落,很不甘心。当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斗争激化时,察合台汗伊斯玛也勒积极支持黑山派打击白山派阿柏克和卓,企图收回一部分权力。阿柏克逃到西藏,求助于达赖喇嘛。达赖写信给噶尔丹,求他帮助阿柏克。噶尔丹借势出兵,废除黑山和卓,扶立阿柏克和卓为傀儡,将天山以南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到噶尔丹策零时,白山和卓阿哈玛特不甘永作傀儡,就起事反抗,但被噶尔丹击败,连同大儿子博罗尼都、小儿子霍集占一起被软禁起来。清军平定达瓦齐后,将他们救出,然后让博罗尼都统治天山以南,让霍集占在伊犁掌管当地的维吾尔族,他们俩就是历史上的“大、小和卓”。

大、小和卓在清朝的帮助下从阶下囚一跃变为天山以南地区的统治者,但他们却忘恩负义,先后背叛了清廷。先是小和卓追随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后潜逃回新疆天山南部地区,打着“反对异教徒”的口号煽动反清叛乱。大和卓最初还犹豫不定,认为清政府“恩不可负”。但小和卓很快网罗和胁迫了一批军政显要人物和白山派信徒,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反动势力,大和卓经不住狂热的宗教蛊惑,最终也成为叛乱首领。

公元1757年,小和卓在库车打出“巴图尔汗国”的旗号,自称“巴图尔汗”,与已经统一新疆的清朝中央政府决裂,发动叛乱。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地先后卷入。库车的阿奇木伯克鄂反对叛乱,逃往伊犁投奔清军,残酷的小和卓下令捕杀了鄂的全部家属。

乾隆皇帝在傅恒的全力支持之下,制定了“先软后硬”的对付“大、小和卓”的办法。先派招抚使前去招降,结果小和卓将招抚人员全部杀害。这一来,清朝就将叛军完全置于不义之地。1758年,清政府派出平叛大军,先以雅尔哈善为将军,后来此人因贻误战机被斩,改派在平定阿睦尔撒纳战役中立功的大将兆惠领兵进剿。

这年秋天,兆惠统兵4000进攻叶尔羌,在城东喀喇苏河边扎营,喀喇苏河译成汉语就是“黑水”,所以这支军队称为黑水营。由于后继部队未能及时赶上,黑水营遭到大、小和卓军队的围困,但是久攻不下。这支清军缺少弹药,兆惠就定下“草船借箭”的妙计,他让部下故意引诱敌人开枪放炮,使枪炮都打在树上,然后清军砍树当柴,挖出铅弹数万颗,从而解决了弹药问题。黑水营真是福星高照,在他们耗尽粮草后,居然在挖水渠时挖到了先前维吾尔人民为防止准噶尔贵族抢劫而窖藏的粮食,因此固守3个月,毫发无损。1759年1月,清朝援军到达,大破叛军,大、小和卓战败,分别逃窜至喀什噶尔和叶尔羌。

1759年夏,清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分兵直取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大、小和卓自知大势已去,疯狂抢劫当地人民后,逃往巴达克山国。巴达克山国国王苏勒坦沙将大、小和卓擒住处死,同时遣使向清朝表示归附。

乾隆皇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1762年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皇帝因为连年用兵胜利,心中十分高兴。1761年,他特命画工为各功臣画像,将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供人观瞻。而傅恒的画像则摆在群臣之首!这是为什么呢?

5.傅恒在平准和平回之役中的功劳

平准和平回之役,最终解决了清朝西北的重要边患,是乾隆朝国家统一战争中最辉煌的战役,被乾隆皇帝冠以十全武功之首。

根据《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记载,在此役之初,由于受雍正朝西师之役败绩的影响,满朝文武多“狃于辛亥兵败之事,不愿劳师动众”;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在平叛过程中,稍遇挫折,他们便认为平准“究不可办,且以此为固当然”。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傅恒挺身而出,力排众议,独自“奏请办理”此役,获准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军务办理的工作中。他带领军机处官员,“日夜随侍,候报抄录”,积极协助乾隆皇帝于后方运筹帷幄、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调兵拨饷,保证必要的军需等。对此,正如在《乾隆朝上谕档》记载的那样,“至同朕办理军务者,惟大学士公傅恒与朕一心,日夜不懈”。

根据《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记载,傅恒的坚定支持,使乾隆皇帝深受鼓舞,他称傅恒“朕之张华、裴度也”;西师之役结束后,绘功臣像于紫光阁,傅恒虽未赴前线,但乾隆坚持将其冠首,所看重的也是这一点;根据《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怀旧诗二十三首》记载,傅恒故去多年后,乾隆对此仍念念不忘:“西师两用兵,同心却众论。坐谋无不协,用蒇大功建。”

四、鼎盛时期傅恒与乾隆君臣的关系

1.与乾隆皇帝的关系

乾隆皇帝尽管非常信任傅恒,并对其委以重用,但决不允许后者对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有些许损害。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尽管如此,乾隆皇帝对傅恒的格外恩宠仍然使傅恒的个人势力有所膨胀。根据《藤荫杂记》记载,早在傅恒出任首辅大学士之前,瀛台侍宴时,便有某侍郎向其屈膝请安;傅恒领首揆后,文武官员对他更是曲意逢迎。根据《檐曝杂记·卷二·京官趋势吊丧》记载,其兄广成去世,傅恒为其经理丧事,“各部院大小百官,无不毕至,虽与广公绝不相识者,亦以文忠故致赙而泥首焉。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有时,由于事涉傅恒,有些官员甚至不能正常地处理政务或迟疑不决。针对上述情况,乾隆皇帝对傅恒的防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傅恒本人进行旁敲侧击或直言劝诫。根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乾隆皇帝曾言:“傅恒日侍内庭,偶遇小节,朕即防微杜渐,严加教训。”一次御门听政,傅恒因故迟到,在敏感的乾隆皇帝看来,无论事出何因,都未免有几分失之不恭,于是,君臣谈笑间,乾隆皇帝说傅恒“心肥”,这显然是在指责傅恒有骄纵之心。《啸亭杂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两淮盐政高恒,慧哲皇贵妃之弟,因侵贪拟斩,勾到日,傅恒为之求情:“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乾隆皇帝却冷冷地反问:“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此言无疑在提醒傅恒,即使贵为皇后之弟,也不可倚势肆意妄为。乾隆皇帝甚至不能允许对傅恒任何形式的崇拜,当他听说四川地区有傅恒生祠时,便立即命令当地官员将该祠改为佛堂。对其他大臣有意瞻循傅恒的倾向,乾隆皇帝也试图将其限制到最小程度。在处理政事过程中,一有苗头,便抓住机会,大作文章,有时甚至到吹毛求疵的程度。根据《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记载,1750年,在处理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应否给俸之事时,吏、户、兵三部互相推诿,都察院因傅恒兼理吏、户两部事务,亦“迟回观望,碍难办理”,经两月之久才呈奏一份模棱两可的处理意见。对此,乾隆皇帝毫不含糊,将都察院左都御史彭维新革职,所有都察院及吏、户、兵三部大小官吏均交部严加议处,各部堂官也不准援例宽免;其中马灵阿为傅恒所荐,乾隆皇帝对其加重处罚。如此小过而受重惩,小事而牵连甚众,目的就是警戒傅恒和文武百官:绝对权威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乾隆皇帝。

傅恒步入仕途后,与乾隆皇帝接触更为密切。同其他大臣相比,他对乾隆皇帝敏感的个性与强烈的权力意识有更深刻的认识,因而特别注意维护乾隆皇帝的绝对权威,凡事皆承旨行事,不敢丝毫擅断。傅恒任首辅后,为减少和避免从前讷亲一人承旨的专擅之嫌,奏请令军机诸大臣一同进见;他还严格遵守着军机大臣不与督抚外臣交结的规矩。傅恒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在奔赴前线过程中,鞍马劳顿之余,也一丝不苟地行拜折之仪。根据《啸亭杂录》记载,乾隆一旦对他有所不满,他便诚惶诚恐,甚至“战栗失色”“神气不宁者数日”;对乾隆皇帝给予自己的特殊封赏,他都再三奏辞,态度相当诚恳,有时甚至到泣下的程度;对超过自身品级的四团龙补褂,日常不敢服用,朝贺之后便匆匆脱去,连乾隆都认为这有失体统,不得不特降谕旨,令其入朝时必须服用。

傅恒还严厉斥责那些有损皇帝权威的大臣,即使对宗室王公也毫不留情。根据《啸亭杂录》记载,乾隆皇帝的弟弟和亲王弘昼,“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由于乾隆的优容,满朝文武都惧其几分。但当这位骄奢的御弟顶撞乾隆时,傅恒亦毫不犹豫地直言责斥,“人臣所宜语?!”

傅恒的谨慎和忠诚,使乾隆皇帝颇受感动,因而对他十分放心。由此,君执君道、臣守臣节,在二十余年的相互协作过程中,傅恒不仅赢得了乾隆皇帝的高度信任,还与乾隆皇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然,由于两人之间不平等的政治关系,这种感情自然也是不平等的,是单向的,更多地体现在乾隆皇帝对傅恒的体贴和关怀上。

第一次金川之役,傅恒奔赴金川前线期间,乾隆皇帝特派头等侍卫达清阿、户部尚书达勒党阿等随行,负责照料傅恒的饮食起居;并多次降谕,令傅恒爱护身体。傅恒出征缅甸时,乾隆皇帝体现出来的几乎更是一种对挚交好友的信赖和眷恋之情,他还亲制诗扇寄给傅恒,寓见诗如见人之意,诗云:“世上谁知我,天边别故人。”

傅恒临终前,乾隆皇帝更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和照顾。傅恒英年早逝后,乾隆皇帝还决定承担起对其后人的培养和教育之责。

由于傅恒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以及他与乾隆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傅恒生前有时也能发出些许劝谏之声。根据《清稗类钞·第四册·谏诤类·傅文忠谏嗔怒过节》记载,乾隆皇帝论及佛法,傅恒奏道:“佛法先戒贪嗔痴,皇上天禀聪明,尚有时嗔怒过节,如臣庸愚,恐学亦徒劳”;乾隆皇帝论及魏征敢于进谏之事,傅恒回答说:“魏征每陈谏牍,唐太宗不但不怒,并有褒赏,魏征是见敢谏之便宜,故不惮直言也。”前者无疑是针对乾隆皇帝喜怒不定的性格而发,后者则明显是指乾隆皇帝不乐于接纳臣僚们的意见。

根据《檐曝杂记·卷一·军机大臣同进见》记载,傅恒奏请的军机大臣同进见之例,使他与其他军机大臣处于同等地位,但乾隆皇帝“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晚面”不是一种制度,也没有成例,只是傅恒与乾隆私人关系在处理国家事务时的体现,是皇帝对傅恒高度信任的最有力的证据,它无可动摇地确立了傅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之位。乾隆皇帝对傅恒如此深厚的感情,不仅使傅恒首辅之位日益巩固,也使他在乾隆皇帝留给臣下的有限空间里,为自己创造了尽可能大的活动余地,进而对乾隆朝军事及用人行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与同朝大臣的关系

封建社会庞大的官僚机器能否正常运转,不仅依赖于对高层官吏的选拔和任用,还取决于对广大中下级官吏的认识和了解。然而,乾隆皇帝政务丛杂,日理万机,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加强对官吏的考察,也难以周知庞大的官僚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由此,亲信大臣的举参保奏也就非常重要。

傅恒身为大学士九卿之首,又深得乾隆皇帝信任,对朝廷用人的意见尤为乾隆所重视。某些重要官缺的补放,乾隆常常要事先与傅恒商议,甚至选派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金川之役期间,为加强军需和邮传的办理,乾隆皇帝决定将川陕分设总督,时傅恒远在征途,而有关人选仍“降旨商之经略大学士傅恒”。傅恒提出的建议,也往往能够为乾隆皇帝所采纳。

傅恒通过举荐,直接参与和影响乾隆朝用人的决策。乾隆朝的许多名臣良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阿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等人都得力于傅恒的举荐。

傅恒选拔和举荐官吏有几个重要特点:首先,用人必先知人,傅恒十分注意对全国各级官吏的考察。他执掌军机处二十余年,同时兼理过吏部、兵部、户部和理藩院等部院事务,与军机章京和各部院官吏的直接接触便成为他了解他们的一个主要途径;傅恒几次出征,也通过直接接触,对沿途众多的地方官吏及前线将领进行较为全面的认识;许多贤吏能员都是在直接接触中受知于傅恒,然后被保举并委以重用的。

傅恒了解官吏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带领官吏引见。官吏引见作为考察官吏之途,极为乾隆皇帝所重视,被引见者数量之多,有时每天竟达百余人。通常被引见者在觐见皇帝前,往往先至引见大臣处。傅恒曾长期兼领吏、兵两部事务,带领官吏引见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傅恒于是利用这一机会,注意观察和了解被引见者的才貌、性情和学识,并试图通过他们了解更多的其他官吏。由于傅恒谦逊随和,被引见者心理较为放松,出言亦少忌讳,这样,傅恒便可以得到正式引见时乾隆皇帝所无法得到的一些信息。这种方式,极大地拓展了傅恒了解和考察官吏的视野。

其次,傅恒非常重视被荐官吏的品德。根据《霞外伾屑》记载,据说有一次出考翰詹诸臣,多数人不知题目的出处,当傅恒得知只有一人知道时,便毫不犹豫地说:“此人宜置之劣等,彼既知出处,则当布告同人,奈何秘而不宣,此非端人也。”由“非端人”而降低考试成绩,表明傅恒对官吏品德的重视。

傅恒尤重“直”字,所荐多直臣。如陆郎夫、舒赫德、程焘等均以“直”见称于世。根据《啸亭杂录》记载,雍乾时期著名直臣孙嘉淦,辞职后能够重新出仕,更由傅恒“力荐于朝”。傅恒重用直臣,对清廷官僚队伍建设产生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乾隆中后期,贪风日炽,傅恒所荐直臣,不仅能独善其身,也往往能够对某些贪官污吏予以抵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贪风的蔓延。

重德的同时,傅恒也非常重视才干。无论文人士子,抑或武弁将帅,凡有所长,一旦为傅恒所知,他便竭力保荐。他所赏荐之臣有许多是驰骋沙场、能征惯战的武弁将帅,如马全、阿桂、岳钟琪等。

傅恒宽以待人的态度,构成了其用人的另一个特点。人才难得,具有绝对权威而又喜怒不定的皇帝却极有可能在一念之间将得之不易的人才罢斥乃至杀戮。因此,傅恒在举贤荐能的同时,也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担负起维护和保全之责。根据《啸亭杂录》记载,状元钱维城被选为清文翰林,散馆时却交了白卷,龙颜大怒,欲立时置之于法,傅恒急忙为他开脱:“钱某汉文优长,尚可宽贷。”钱维城得以避免杀身之祸。

乾隆盛世,载诸史册的是封建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是物质财富的丰盈、学术文化的恢弘、君主专制的高度完善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而所有这一切,离不开乾隆朝众多的文臣武将的参与。作为盛世的首辅,傅恒积极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举贤荐能的责任,为朝廷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臣武将,史载他“当朝轴者几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注:《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正是这群才识卓著的文臣武将的鼎力协助和积极参与,才最终成就了乾隆盛世。

五、傅恒的结局

清初,中国和缅甸之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联系,但两国地域毗邻,民间来往很是频繁。1753年,通过与缅甸关系较密切的云南茂隆厂主吴尚贤的介绍,两国开始有了交往,清政府允许缅甸使节来华,这是两国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但这良好的开端却由于不久发生的缅甸内乱而中止。从乾隆二十年起,缅甸军队不断侵扰清朝耿马、孟连等土司。乾隆三十年,缅军甚至进犯云南九龙江橄榄坝,入据车里城。云贵总督刘藻遣兵征讨,因指挥失宜,反为其败。1766年正月,清政府又派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杨应琚到任后,指挥军队击退了缅军的进犯,收复了失地。但杨应琚却因此而傲慢轻敌,贪功启衅,他自普洱移驻永昌后,致书缅甸国王,声言将率大军数十万征讨,要缅甸投降。于是缅甸起兵迎战,双方战事再起。清军数战不利,缅甸军队乘机进扰云南。乾隆皇帝闻讯大怒,诏逮杨应琚至京,赐死。乾隆三十二年,派将军明瑞分兵五路征缅。战争之始,清军连战皆捷,进展很快,已逼近缅甸国都阿瓦(今缅甸曼德勒),但毕竟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终于在第二年二月兵败退回,明瑞也自尽身亡。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战图》(之一)

清军惨败的消息使乾隆皇帝甚为震惊,他见军情紧急,“必须重臣前往督率调度”,于是授傅恒为经略,阿里衮和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经办征伐缅甸事务。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率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余名出征。临行时,乾隆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并把自己用的甲胄赠给傅恒,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希望。

这一年三月,傅恒抵达云南,四月到永昌、腾越察看情况,着手进行战前准备。他得知缅军防守“专恃木栅”,而“清军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就“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时暗铸大炮,出其不意”。他还聚集众将,商讨进兵方略。鉴于过去明瑞将军专由陆路进兵,缅方得以集中兵力防御,而遭败绩的教训,傅恒决策水陆三道并进。因缅甸都城阿瓦在大金沙江以西,若由东路锡箔江进,则阿瓦仍隔江外,于是定议一路由戛鸠江(亦名兰鸠江,或槟榔江)出河西,取道孟拱(今缅甸密支那之西)、孟养(今缅甸密支那),直捣阿瓦,此为正师;一路由伊洛瓦底江东岸,经孟密(今缅甸杰氻)夹江南下,这是偏师:另一路则由伊洛瓦底江水路,顺流而下,先造船于蛮莫(今缅甸八莫),以沟通前两路军的联系,壮大声势,并兼及供应两军所需。但是要实现水陆并进的方针,首先要解决船的问题。早在傅恒未到云南之前,乾隆皇帝就曾有造船的打算,并派副将军阿里衮去经办此事。但阿里衮以“边外峡行湍险,舟楫不通,沿江亦无办公所奏止”。随后,傅显与佐三泰又奉命前往察勘实情,“所言与阿里衮等同”。这样,造船之事只好暂且搁下了。傅恒抵滇后,详细地察询当地居民,获知蛮莫附近的翁古山树木较多,而位于此山旁边的野牛坝,气候凉爽无瘴气之害,是建造船只的好处所,于是傅恒就派遣傅显督工运料,并令湖广来的工匠造船。不久,一批船造成了。乾隆皇帝闻报很是高兴,特颁旨嘉奖,作诗《造舟行》以壮此举。

在兴造船只的同时,傅恒对征缅的其他准备事务也在加紧进行。清政府增调的军队陆续抵达云南,马匹和粮草也大体齐备。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满、汉精锐之师数万余众,马骡六万余匹,以及各种火器,如京师的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和四川的九节铜炮等“皆刻期云集”。然而当时距霜降尚早,部下诸将以“南徼地多瘴,群议宜俟霜降后出师”。傅恒虽然也有些犹豫不定,但他害怕时间拖长了,不仅耗费很多物资,而且士兵也会产生松懈情绪,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所以他就不顾部下的劝阻,毅然下令进兵,打算乘敌准备不足之机进攻,收出其不意之效。同年七月二十日,傅恒祭旗进发。时副将军阿里衮已患病,傅恒要他留下养病,阿里衮坚请从征,傅恒同意了,只留阿桂于蛮莫督造战船。傅恒领军至戛鸠江后,征集船只,打造木筏,用十天的时间,全军渡过了戛鸠江。然后挥军西进,一路之上,孟拱、孟养两土司先后归降,并“各献驯象四,牛百头,粮数百石”。此时缅甸正值秋收季节,一时未集军迎战,同时盂拱、盂养离缅甸中心地区又较远,因而傅恒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已前进了两千里。但是这期间,天气十分恶劣,“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加之,清军人地生疏,经常迷失方向,实在是难以深入了。面临如此险恶的困境,傅恒只得改变原先攻占木疏(即今缅甸甘布鲁),由陆路直取阿瓦的计划,于同年十月回师至蛮莫,与东路阿桂军会合。傅恒因率军“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虽然如此,傅恒还是带病指挥,试图扭转这不利的局面。他见水战所需战船已大部造就,并且福建和广东水师也已到达蛮莫,就把军队重新布署,以阿里衮为西路,阿桂沿江东南下为东路,而自己则督舟师居中,沿伊洛瓦底江南进为中军。此时,缅甸亦集水陆军前来迎战,双方经过一番激烈交锋,缅军败退,清军三路告捷。不过,清军虽一时得手,但阿里衮随之病亡,许多官兵不是负伤就是患病,已无力再向阿瓦进攻。于是集全力图谋夺取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以迫使缅甸乞降。老官屯前临大江,缅军在江东西岸周围二三里的地带树立了许多高大的木栅,栅外掘三重壕沟,沟外又横放大木头,使尖利的树枝朝外成鹿砦,使人无法通过。这是缅军的惯用之法。傅恒先命部下修筑土台,将大炮置放台上,向敌军阵地轰击。炮弹虽然将木栅击穿,但它却不塌落,而破损处又随即被缅军修补好。傅恒见此法不能奏效,就又“属生革为长絙钩之”,但力急绳断不能倒其栅。随后他又派士兵“代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使数千人曳之,但藤却被缅军用斧砍断,此法又失败了。虽然屡次失败,傅恒仍不甘心,就又施用火攻,“先为杆牌御枪炮,众挟膏薪随之,百牌齐迸,逾濠抵栅,而江自四更雾起,迄平旦始息,栅木沾润不能爇,兼值反风,遂却”。最后,傅恒又派士兵挖地道,埋火药轰之,然而火药引爆后,虽然“栅突高起丈余,贼号骇震天”,但随之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复动,盖栅坡迤下,而地道平进,故土厚不能迸裂也”。

此时,傅恒若以小部兵力继续围困老官屯,而以大部兵力从江西岸直攻阿瓦,还有扭转不利战局的可能,但他却坚执统军非取老官屯不可,于是清军陷于进退两难的因境之中。特别是日趋加重的瘴气,使清军大量减员,傅恒在给乾隆皇帝上的奏报中说:“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名,满兵一千名,见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后,知清军已陷困境,遂下令暂行撤兵,并命傅恒返京师,“老官屯既不可久驻,野牛坝地方尚高,酌量于该处留兵屯守,并著土司等于关外相度地势驻扎防范。令其以暂时退驻,明年再行进兵之言,宣示于众……著传谕傅恒将善后事宜交阿桂筹办,即速驰驿来京”。

与此同时,缅军在清军的攻势下,也日感震惧,加之阿桂的战船又截断了东西岸缅军之间的联系,他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于是就主动派人向清营递送文书,请求双方选择一适中地点,商谈休战罢兵之事。傅恒集众将商量对策,阿桂和其他将领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傅恒虽不愿以议和结局,但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听从诸将的意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休战撤兵协议。同年十二月,傅恒上奏,说缅甸方面答应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贡的条件,请求乾隆皇帝批准协议。乾隆皇帝本来就已下令暂行撤兵,现在缅方又答应向清朝进贡,当然很快就予以批准。这样持续数年的战争宣告结束。

1770年春,傅恒还至京师,乾隆皇帝命他与其子福隆安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然而不久,傅恒的处境就很不妙。主要是缅甸一直未履行进贡的许诺,乾隆皇帝认为这很失体面,很是恼怒。只是因傅恒的病日见沉重,不忍心处罚他。傅恒本人更是羞愧难忍,数月之后即病死,终年还不足五十岁。乾隆皇帝亲自到其府宅祭奠,令以宗室镇国公例丧葬,谥号“文忠”。这以后,乾隆皇帝东巡途经傅恒墓时,又进行了祭奠。嘉庆元年(1796),傅恒之子福康安去世,推恩赠傅恒郡王衔。

傅恒作为乾隆皇帝的宠臣,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他对乾隆前期朝政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