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乱梁（梁武帝的悲剧）

侯景乱梁简介

侯景乱梁：侯景乱梁之战，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的叛梁之战。中大同二年(547年)正月，候景以河南叛东魏请降西魏，继而遣使请降梁。五月，东魏将韩轨等围候景于颍川(今河南长葛东北)，此时梁兵北上，西魏兵东进。六月，侯景于韩轨撤围后出屯悬瓠(今河南汝南)降梁。次年八月，侯景以诛朱异等为名，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梁，梁武帝下诏讨伐侯景。十月，候景叛军连下谯州(今安徽滁州)、历阳(今安徽和县)经采石渡江后直掩建康。梁临贺王萧正德叛应侯景，台城被围。正平二年(549年)三月，台城(梁宫城，南京鸡鸣山南)于被围4个半月后陷落。

侯景乱梁过程分析——

梁太清三年（549年）五月，建康城的暑热如约而至，86岁（虚岁）的老皇帝萧衍昏坐在宫内，忍受着令人发指的炎热的折磨。忽然他的孙子萧确（萧衍六子萧纶的儿子）急吼吼地推门而入，哭丧着脸喊道：“台城被侯景攻破了。”萧衍默然，许久，他问孙子：“还能一战吗？”后者说：“人心已经散了，没办法了。”萧衍心中最后一丝希望轰然而破，他绝望地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没多久，这位史上年龄第二大的皇帝（第一是十全老人清乾隆皇帝，享年89虚岁），带着无尽的悔恨饿死在皇宫中。

一、议和之错

侯景残兵渡淮后，基本上甩掉了东魏军的威胁，但更大的威胁还在前面。茫茫江南大地，何处是他的安身之所？所谓的河南王，只不过是个空头支票，这片他从未涉足过的土地，几乎没有一处是欢迎他的，当然，除了建康台城里那帮昏庸的统治者们。

正当侯景无所适从的时候，梁马头戍（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要津）守将刘神茂跑来告诉侯景说：“新任豫州刺史萧范还未到位，合肥城暂由韦黯临时管辖，趁着到城下与韦黯见面的机会抓住他，此城可得。”刘神茂甘当带路党，乃是因为与韦黯不和，故想借侯景之刀杀韦。乱世出混蛋，刘神茂此之谓也。如果不是这个小人引狼入室，侯景区区800名残兵在淮南诸城处处碰壁，不久便会露出真面目，或许能引起朝野的警惕，进而以重兵会剿，彻底消灭这个祸胎。

侯景得此良机便迅速引兵奔至寿阳城下，寿阳是豫州的州治，城大而坚，不易攻取。

守将韦黯是梁朝顶级名将韦睿的儿子，为人优柔寡断、少智无谋。他见侯景引兵前来，便令守军戒备，以防不测。侯景在城下大呼开门，韦黯以没有接到朝中命令为由拒绝开门。侯景大败之余，丧失了胆气，几乎要越城而走。刘神茂却说：“韦黯性格软弱，派人去劝劝，说不定就开了。”侯景便派其司马徐思玉入城劝说，徐思玉说：“如果侯景因为寿阳不开门而被东魏追兵所杀，一心盼望侯景南来的武帝必定会怪罪下来。”韦黯居然被说动，于是开门纳侯景而入。侯景的能力，几可与韦睿相匹敌，对付韦睿这个不成器的儿子自然是绰绰有余。他一入城，马上分命诸将据守城中，然后把韦黯抓起来，如果不是顾忌会招来梁军的围攻，几乎要把这个笨蛋杀掉泄愤。可叹韦睿一世英雄，生个儿子却如此不堪，如果地下有知，估计要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把这个儿子掐死。

此时建康对涡阳一线的情况尚且不了解具体情况，一心盼望侯景能够带来大片土地的梁朝君臣，对侯景败退很是担忧。有传言说侯景诱捕的广州刺史暴显发动兵变，导致侯景所部全军覆没，连他本人都死于乱军。后来淮河沿线的守军传来消息，说有一小股败军已经渡淮南下。太子萧纲长出一口气说：“但愿侯景得脱大难。”刚刚升为太子詹事、侍中的何敬容，一贯反对接纳侯景投降，他对萧纲说：“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死了才好。”然而对何敬容清醒的认识，武帝、太子及重臣朱异等主要决策者，对侯景问题的认识却相当肤浅而愚蠢。他们的观点仍然停留在以往国力强盛时期，认为侯景不过是一个力穷势孤的敌国叛将，接纳叛将对梁朝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中大通六年（534年）被侯景击垮的贺拔胜、杨忠，大同三年（537年）被西魏围逼的东魏荆州刺史王则，都曾逃入南梁寻求庇护，而北方的两国哪敢有什么言语？在梁武帝看来，接纳侯景并不会引起外交上的灾难与政治上的被动。这种静止的观点无疑是致命的。

寿阳兵变的消息传到建康后，武帝君臣知道侯景所作所为并没有怪罪，相反还下敕文让寿阳方面正式接纳侯景，与这道敕文一同发出的，还有正式任命侯景为豫州刺史、改任原豫州刺史萧范为合州刺史的命令。这简直让人无语。寿阳控扼淮河南岸，是西自义阳、东至钟离广袤的国防线上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点，同时它又屏卫着自合肥至历阳（今安徽和县）的江北之地，是名副其实的重镇。以重镇而委敌国叛将，反映出武帝对于国防安全认识的极度混乱。

光禄大夫萧介上书极力反对武帝纳侯景入寿阳，他认为侯景反复无常，绝不会甘心臣服于梁朝，之前许诺受降，还能指望他为梁朝带来点领土上的实惠，现在兵败将亡，已是无用之人，不能因为一个侯景而导致魏梁战端再起。武帝不纳。

豫州刺史之任，给侯景心理上的震撼以及刺激都是巨大的。以他所图，不过是暂时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至于下江南取建康，他根本不敢想，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愚蠢的命令让他改变了认识，以侯景常年征战的丰富军事经验，一个小动作，便能让他窥见梁朝可图的真实状态。然而事实上，即使不是侯景，换作一个稍具基本政治军事知识的人，也会看到梁朝君臣昏聩的状态，因为萧衍又犯错了。

太清二年（548年）的年初，梁武帝打算与东魏讲和了。

寒山之战惨败后，萧衍震惊于梁军战斗力之低下，萌生与东魏讲和之意。东魏国内刚经受大规模叛乱，也不愿过多树敌，双方均有罢战之意。高澄在邺城亲自接见寒山被俘的萧渊明，极尽宾主之礼。高澄让萧渊明遣人回建康告知东魏欲和之意，并透露如果讲和，便把萧渊明放回梁朝。

萧渊明派他的部属夏侯僧辩回建康报告情况，萧衍闻讯大喜，便给萧渊明作回书，明示了欲和之意。朝中议论鼎沸，大司农傅岐认为东魏请和只不过是借刀杀人之计，想彻底消灭侯景。朱异与御史中丞张绾迎合武帝的心思，力主罢战讲和。远在江陵的隐士陆法和听闻侯景入梁的消息，高深莫测地对人说：“侯景来了，我们收拾兵马去打他吧。”一个千里以外的草根匹夫都能看出侯景下一步的动向，武帝却依旧沉浸在无知与自大中。

侯景在寿阳听说讲和之事，旦夕焦虑，他派人截住去邺城回书的夏侯僧辩，尽知两国议和的内情。侯景便向武帝上书，极陈不可议和。他探知朱异在京中得宠，便送给他二百两黄金，请求他在武帝面前谏止议和，同时还贿赂制局监周石珍向皇帝建议罢和。不过这两个人都是见风使舵之辈，虽然接了侯景的贿赂，却不替侯景说话。

侯景又伪造了一封来自邺城的信，信中说南朝如想要回萧渊明，必须拿侯景来换。武帝想同意这封信的条件，大司农傅岐劝阻，他认为侯景来投降，既然接受了就不能再把人踢出去，这样很不讲信用。况且侯景百战之余，哪里会轻易受人摆布。然而武帝依然轻视侯景，认为他兵力穷尽，已经没有能力反抗中央的旨意。他给东魏回信：“萧渊明一回来，立马把侯景送还东魏。”

侯景毫无意外地知道了武帝回信的意思，气得他恨恨地说：“这个吴老头果然如此刻薄寡恩。”他又带着调戏的意味向武帝请示要和王谢高门大族通婚，王谢是东晋以来门第最高的士族，梁朝名士沈约是《宋书》的作者，也是家学渊源、名著一时的杰出之士，他也由衷地赞叹王氏“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萧衍自己也对王氏钦慕不已，他的妹妹嫁给了王氏，皇子萧纲也娶的王氏女。如此高贵的士族，自然不能配给北来的胡羯之人，武帝拒绝说，你似乎还配不上王谢高门的女儿，不如从朱、张等吴地著姓中选择一家。侯景被刺激得大发雷霆，他立誓要把吴地高门大姓的女人都配给他的士兵当奴隶。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侯景即使不想反，也不得不反了。他假托加强豫州武备之命，频繁向武帝索要物资，武帝为了显示朝廷的诚心，还一直不停地给侯景发送青布、兵器等各类物资。大战在即，双方还在假惺惺地你来我往，实在是一大奇观。只不过一方心怀不轨，另一方则愚人愚己，胜负之数，可谓此时已有其征。

从大局来看，梁朝与东魏议和实在并非其时。大概从武帝的角度看，侯景已是废人一个，不再具有挑动两国战和的能力，因此急于稳住寒山之败后军事形势的需求，大过了合理安置侯景的考虑。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自然不能责备时人太过愚昧，但不揣冒昧地说，侯景对于梁魏形势的作用，绝不是一个无用之人。侯景对河南情况非常熟悉，如果梁朝以合理的措施制服侯景，使其居于河南边境，那么将会长久地给东魏带来边患，南北形势发生什么改观我们无法猜测太多，但肯定会对梁有利。其次从对侯景的具体处置措施来看，梁武帝先因贪图河南土地接纳侯景而启衅于东魏，背负上败盟的政治恶名，后又懦弱求和，陷侯景于绝地，让远来投效的人彻底寒心，于大于小，梁朝朝野都处理得相当糟糕。这和西魏的冷静观察、独善其身，东魏的连施反间、祸水南引相比，反差相当强烈，南北政治局势之优劣由此可知。

二、青丝白马寿阳来

侯景造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涡阳之战时被派到侯景军中打算立为魏国傀儡皇帝的元贞，不敢再在寿阳待下去，屡次上书要回到建康。侯景赤裸裸地说：“你没到河北做皇帝不要紧，我们马上要打到江南去，何不稍稍忍耐一段时间。”元贞于是偷偷逃回建康，把侯景的言行全部报告给武帝。镇守合肥的萧范和原司州刺史羊鸦仁，都察觉到寿阳城的异动，都向梁武帝上书说侯景要谋反。武帝仍然坚持认为侯景数百残兵已没有什么战斗力。侯景更加狂妄地向武帝上书，请求赐给他江州附近一个大郡以作为安身之所，否则就率兵渡江，直逼建康。

武帝居然说：“老百姓家里养几个客都能没问题，我只养了侯景一个客，还让他这么多牢骚话，是我这个主人没当好。于是更加愚蠢地给侯景送东西以安抚之。”

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公开造反。他大会城中诸将，以诛奸臣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宣誓起兵。为了发动叛乱，侯景在寿阳城中进行了疯狂的扩军行动，短短半年，所部兵由不足千人暴增至8000人。除豫州助防夏侯譒所部并入侯景军外，其余各部梁军未见有纳入叛军的成建制部队。夏侯譒是梁中期名臣夏侯夔的儿子，夏侯夔与其兄夏侯亶原有部曲1万余人，但分属两家，夏侯亶的两个儿子分去一部分军队到建康赴援，夏侯譒所部上限不过3000人（其兄弟夏侯撰、夏侯洪也有部曲），经过寒山之战的损耗，剩余也只在2000人左右。寿阳户数大约在8000户左右（隋朝人口鼎盛时，淮河以南的大县，4～6个县总户数多在3.4万～4万户之间，单个县大概5000～1万户，由于梁亡后寿阳数据阙如，故类推之），也就是说基本每户都要出1个兵。

侯景遣其大将宋子仙攻取木栅戍（在今安徽怀远县荆山西），自率主力攻下马头戍。此二地皆是寿阳东北面的要点，取之而能牢牢锁住淮河的渡口。可见直到此时，侯景尚未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计划，他的所想，仍是巩固以寿阳为中心的诸郡，暂时求得安稳。至于率兵入京，只不过是一个狂妄的口号。

侯景闻听临贺王萧正德对朝廷素怀怨望，便与之结交，希望他作为内应。萧正德是临川王萧宏的儿子，武帝早年没生儿子时，把萧正德过继为儿子，昭明太子萧统出生后，萧正德又归还给萧宏。正德感到他本来会被立为太子的前程被断送，怨恨武帝不讲恩义，于是找机会逃到北魏，然而北魏对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并不重视。正德便又逃回南梁，在武帝一味纵容之下，复任轻车将军，封为临贺郡王。其人不学无术，藐视法度，率所部兵白昼抢劫，夺人妻女，与其弟萧正则、董暹、夏侯洪（夏侯譒之弟）并称为“四凶”。即使昏乱如武帝也容忍不下他的不法行为，萧正德被削去官职，只剩下临贺王的空爵。是以侯景一来勾引，他立即答应愿为内应。

武帝听说侯景造反了，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折根短棍打他。”随后，建康对寿阳周围的兵力做出了调动，任命合州（今安徽合肥）刺史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刺史萧正表（萧衍弟萧宏之子、临贺王萧正德之弟）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此应是南司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另有羊鸦仁所任的司州是北司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通直散骑常侍、雄信将军裴之高为东道都督，邵陵王萧纶（萧衍第六子）使持节，总督诸军会剿侯景。武帝还放出话来，有能斩侯景的，不问南人北人，封二千户，并兼一州刺史；如是北人不愿在南方做官的，也多赠2万匹绢布。

这四州之兵给侯景制造了巨大压力，寿阳周围的战略空间很有限，如果继续在这里转战，将会被讨伐军逐渐挤压在江淮之间的狭小地带，即使不被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也将损耗大半，在四面是敌的南方，侯景绝无可能补充兵员。绝境之下，侯景与智囊王伟商议，率兵跳出四面合围的寿阳，渡江直取建康。

寿阳攻建康，常规来看，应先南下夺取合肥重镇，然后东下攻历阳，渡江直指建康。从武帝部署五州之军的情况来看，梁君臣的思路也是如此：司州之军逼侯景后路，淮上羊鸦仁与钟离之军压迫北路空间，京畿之军渡江，与合肥之军正面迎击，正是为了将渡江的路堵死，将侯景围捕于淮河之南。

但侯景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太清二年（548年）九月，侯景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寿阳，扬声进攻合肥，萧范、裴之高两部迅速集结靠拢，准备迎击侯景于合肥坚城之下。如此一来，历阳左右兵力顿时空虚，侯景迅速抓住战机，改道向东直扑南谯州（今安徽滁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南谯州城，生俘助防将军董绍先和刺史丰城侯萧泰（武帝十弟萧恢之子）。稍后，侯景马不停蹄急攻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是建康江西岸的门户，隔江与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相望，陆路仅60余里。一旦拿下历阳，京师便危在旦夕。

都官尚书羊侃看出形势的严峻性，他意识到历阳已经守不住，西北两面的部队也远水解不了近渴，当下之计，只有让北线钟离之军攻寿阳，合肥兵力急速向历阳驰援，而最要紧的是采石矶，必须以精兵扼守，阻止侯景渡江。到了此时，朱异仍认为侯景不会渡江，只不过是四处打劫要挟朝廷给他更多实惠，不需要劳师动众。武帝大概也有这样的看法，但终究比朱异想得稍微全面一点，他令轻车将军王质率3000名水师沿采石矶段江面巡视，防备侯景渡江。羊侃只率1000名骑兵出台城外屯望国门，王质是文士出身，不是危急时刻能寄予重任的人，羊侃气愤地叹息：“我们要完了！”

历阳郡守庄铁见侯景来攻，派其弟趁黑夜偷袭侯景营寨，不料侯景有备，劫营之军被杀得全军覆没。侯景抓住庄铁之母不愿儿子死于战争的心理，通过其母劝降庄铁，庄铁遂降，历阳重镇落入侯景手中。庄铁劝侯景急速渡江，否则朝廷一旦反应过来，以兵扼守，那么纵有百万大军，也过不了江了。

侯景听从庄铁之策，立即派人侦察采石矶江面的消息。不久，斥候带来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好消息：采石矶空无一人！事情居然顺利到这个程度，侯景瞬间感觉人品爆棚。出于谨慎，侯景再派斥候前去侦察，约定如果对岸无兵的话，把江东岸的树枝折来一枝为验证，斥候果然带来树枝。

原来王质巡江时，临川太守陈昕（名将陈庆之之子）上书说王质的水军过于轻弱，恐怕不能胜任江防之任。武帝便命他为云旗将军，率本部兵换防。不料王质不顾江防大事，没等陈昕到位，他自己先溜之大吉。天险采石矶登时成了空门！

采石矶今貌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武帝任命为平北将军的临贺王萧正德，派出十艘大船从采石矶过江，对外宣称载的是荻草，实际上是接应侯景大军。侯景狂喜：我的大事成了。遂率军渡江。等到叛军悉数过江，陈昕所部刚到，两军遭遇，陈昕没有其父白袍将军陈庆之的神勇，当场被击溃，本人被生擒。建康城中此时仍然不知道萧正德已经送款于叛军。

拿下采石矶，侯景继续发挥速度优势，分兵攻下淮南郡姑孰县（今安徽当涂县），然后继续向建康杀去。南津校尉江子一率水师千人南下迎敌，不料其副将董桃生率部分江北兵哗变，江子一只得率残军逃回台城，武帝亲自召见江子一询问情况，至此，才有人带来侯景渡江后的第一手消息。不过这个迟来的消息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侯景叛军已经杀到东府了，建康城脑满肠肥的君臣们即将亲眼看见侯景的尊容。

十月辛亥，侯景大军杀至建康城外的慈湖。建康城中公侯百姓承平日久，将近50年不见兵戈，一听说叛军杀到，登时吓得满城皆惧，以至于御街上都有人开始趁乱劫掠，京师秩序大坏。太子萧纲倒是颇有担当，他急忙入见武帝，请求一力承担防卫指挥的重任。武帝说：“这本就是你的责任，还用请示吗？”

萧纲于是任命自己的儿子扬州刺史萧大器为都督内外诸军事，都官尚书羊侃为副，主持台城的防守事宜，令太府卿韦黯、太子詹事柳津分屯台城六门，紧急启动修缮工作以加强防卫，临贺王萧正德出屯外城朱雀门，宁国县公萧大临出屯新亭（今南京菊花台附近）。从采石矶溃退回来的轻车将军王质回防外城南门宣阳门，另以南浦侯萧推（武帝七弟萧秀之子）、谢禧、西丰公萧大春（萧纲第六子）分守建康城外围3个要塞。

建康城系三国时孙吴所建，东晋时扩建，宋齐两代皆建都于此，到梁朝时扩建得更为完备。其城分内外三层，最外层系大城，周围20华里，共12个城门；中层系宫城，又称台城，共6个城门，周围6华里多；最内层就是皇帝的居所。外城的12个城门系南齐时增建，但城垣不很完善，12个城门与间断的城墙构成稀疏的防卫体系。台城城防设施较为完备，可供战守之用。内层则是皇帝生活及工作区，不具备防卫条件。

建康城的外围还有东府、白下、石头城3个小城。东府位于建康城西安门外青溪桥（今南京淮清桥）东，南临秦淮河，始建于东晋，自刘裕后，凡是加领扬州刺史的大官，都领兵镇守，是屏卫建康东面的要地，南浦侯萧推负责守卫。白下城位于建康城北14里，谢禧负责守卫。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梁时位于建康城西。其城南临秦淮河，东面与南面共开3个城门。萧大春负责守卫。

萧纲的这一系列人事安排很是微妙。建康的防卫任务本来由制局监负责（制局监本来只负责兵器甲仗制造，自南齐以后，制局监取代了领军将军逐渐成为京师宿卫禁军的主管机构），侯景声言要诛杀的奸臣周石珍就是原禁军统领。萧纲的一系列任命中周石珍踪影全无，京师的兵权实际上落入萧纲诸子和太子东宫心腹手中，这固然有统一号令的考虑，但排抑武帝旧臣的意图昭然若揭。

古台城示意图

侯景军至城郊，派寿阳司马徐司玉入城，诈称从叛军中反正投诚，其实是要入城侦察台城的虚实。武帝亲自召见，徐思玉拿出侯景的上书，声言只为诛杀朱异等奸臣。武帝至此方才知道朝野对朱异的意见如此之大，危急之中，他想杀了朱异以绝侯景的口实，太子萧纲虽然对朱异颇有微词，但力劝武帝不能在这种时候自杀大臣。武帝登城察看叛军，责问朱异：“叛军如此嚣张，是谁的过错？”可怜一直坚称侯景不会叛乱、不会渡江的朱异，到此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侯景率军杀到宣阳门外的浮桥朱雀航，守卫浮桥的是建康令庾信，萧纲起初命令撤掉浮桥，萧正德心怀鬼胎说：“如果撤了浮桥，京中人心更加没法收拾。”于是朱雀桥得以继续保留。侯景大军杀到，庾信不敢继续开着浮桥，便命令拆之，刚刚撤出来一艘桥船，叛军已经杀到河对岸。庾信当时正在吃甘蔗，手中甘蔗被对岸叛军的流矢一箭射落，他抬头一看，见叛军个个面戴兽面，狰狞可怖，吓得这位后来写出《哀江南赋》的文学名士屁滚尿流，3000名守军跟着庾信作鸟兽散。王质的3000名士兵闻讯来援，不料这位软蛋又是不战而逃。

萧正德于是开宣阳门而出，重新开设好浮桥，迎接侯景入城。萧正德与侯景“神交”已久，初次见面，于马上作揖。入城后，萧正德北望台城皇宫方向下拜流涕，假惺惺地作出一副谢罪的模样。萧正德部下士兵军服外绛内碧，与侯景合流后反穿军服。不久侯景奉萧正德为梁帝，年号正平。

南北朝时建康外城至齐时才筑城墙，城防设施不如台城强大，俗有“篱门”之称。故而侯景入城，尚不至于对台城造成致命危险。然而即便如此，白下城和石头城的外围守军已经吓破了胆，萧大春和谢禧两部守军弃城北逃，二城皆为侯景所据。

扫清外围的梁军，侯景指挥部队全力进攻台城。叛军皆着青衣、戴铁面、举黑旗，他们人强马壮，擂鼓呼哨，声音振天，人数虽然不多，却给城上以极大心理震撼。侯景叛乱之前，民间谣传“青丝白马寿阳来”，如今果然应验。

三、最后的名将——羊侃

叛军杀进建康外城，居住于外城的官吏、百姓纷纷涌入台城，军士们冲入武库抢夺兵器，秩序一片混乱。彼时梁朝老将都已凋零殆尽，掌兵的少壮派将领都在外镇，可以依靠的只有羊侃。萧大器虽然挂名都督诸军事，实际上军队指挥都由羊侃负责。羊侃先是按区划分防卫地段，由各个宗室王公分片负责。羊侃杀了几个擅入武库的军士，又宣称城外射箭告知邵陵王萧纶的援军已杀至建康附近，城内人心逐渐安定下来。

侯景骑马绕城看了一圈，发现羊侃守御得法，无隙可乘，便分命诸军四面攻城。叛军纵火烧台城大司马门、东华门和西华门，羊侃命在城门上凿孔放水，浇灭大火，又令城上射箭，杀叛军数人。萧纲亲自坐着银鞍马带着黄金5000两、白银1万两赏赐羊侃，羊侃拒而不受，而以私财赏赐他的部曲，激励他们努力杀敌。

叛军又乘夜以长柄大斧劈砍东掖门，守军在城门上凿开洞，斩杀数名叛军。此计不成，侯景令叛军登上台城外的东宫宫墙向城内射箭，萧纲命人乘夜出城烧毁东宫的楼阁。侯景一怒之下又纵火烧毁士林馆、太府寺和乘黄厩，可怜繁华的建康城，被烧成一片灰烬。

萧纲与其兄昭明太子萧统一样也颇有才华，其宫中积累了大批珍贵书籍，东宫一烧，这些书籍全都毁灭在火海里，真可谓人间浩劫。

叛军又造出木驴攻城，城上扔下石头全部砸碎。叛军改制尖顶木驴，这种木驴大概顶部凸起，受力面有限，故而石头砸不碎。羊侃针对尖顶木驴制造雉尾炬，此炬尾上有羽灌油点燃，头部类似箭镞，投下时能扎到木驴上，进而焚毁之。

叛军又制造出高达十几丈的登城楼车，企图乘高临射，羊侃看出这种车头重脚轻，一动必倒，便让军士坐而观之，结果正如羊侃所说，楼车一动便倾倒，全然发挥不出作用。

侯景百计进攻而不能得逞，士兵伤亡惨重，便暂停攻城，在台城外筑起长墙，围住城池，作持久之战。

眼见叛军士气受挫，朱异、张绾便请派兵出城反击，梁武帝询问羊侃，遭到后者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叛军筑围持久，不过是想逼得城中人心不稳出来投降。如果出城作战，人少了不行，人多了，一旦失利，桥窄门小，想回都回不来，届时将会对士气带来巨大影响。然而武帝被急于退敌的心理冲昏了头脑，他仍命千余人出城交战。南津校尉江子一从前线退回来曾受到武帝的责备，这位62岁的老将义不受辱，与其弟江子四、江子五并力出战。可惜勇则勇矣，野战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兄弟三人当场战死，众军大乱争相回撤，结果被叛军追杀死伤惨重。

羊侃的儿子羊鷟先前被侯景俘虏，侯景把他押到城下要挟羊侃。羊侃当场表态：“我全族人都为国而死都不怕，哪会因为这一个儿子而耽误大事。”过了几天，侯景又把羊鷟押来，羊侃说：“我以为你已经被叛军杀了，原来你还在。我的身家性命已经给了国家，不能再怜惜你的死活。”为了表示决绝，他亲自张弓射子。叛军敬佩羊侃的气节，终于没有杀羊鷟。侯景的仪同将军李士哲久闻羊侃大名，请求他脱掉甲胄观看真容，羊侃坦然去胄，李士哲瞻望了好一会儿才走。

侯景攻台城不克，便分兵2000进攻仍然据守的东府城。东府守将萧推一贯比较悲催，他曾历任淮南、晋陵、吴郡三地太守，每到一处，当地便发生旱灾，以至于人送绰号“旱母”。好在这位“旱母”还比较有气节，他率守军死守不降，拒战三日，叛军硬是攻不下来。东府城位置关键，与台城互为犄角，时刻威胁着侯景的侧后。侯景不敢轻视，便率军力亲自来攻，双方攻战激烈，叛军用百尺楼车进攻东府，撞毁城头雉堞。由于东府城防守工事完善，侯景急切之间也奈何不了萧推。

不料关键时刻，又有带路党给叛军帮忙。萧纲长子宣城郡王萧大器的部下许伯众负责东北方向城楼的防守，重压之下，他倒戈投降，招引叛军上城。侯景大军一拥而入，全歼萧推守军，“旱母”将军被杀于城内。侯景逼令城中文武裸身而出，仪同将军卢晖略率兵持长刀夹城门，城内人出来一个杀一个，死者达3000多人。侯景到台城下耀武扬威地说：不投降的下场就是死。

侯景让人散布武帝已经病死的谣言，城内外闻之莫不耸动。这位领导帝国长达47年的老皇帝，随着时间的惯性已经成为国人的精神支柱，在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生命是帝国安危的标志。武帝听说谣言，亲自登上大司马门，军民见其尚在，无不欢呼万岁。

侯景自九月攻至台城，时间已近两月，然而台城中依然严阵以待，守御得非常严密，叛军士气已现颓唐，不想点办法怕是坚持不下去。原本投降侯景的历阳守将庄铁，看到侯景久攻不下，吓唬历阳的叛军将领田英、郭骆说侯景已败，二将信以为真，弃城北逃寿阳。庄铁也不敢在历阳久驻，奉其母逃至寻阳，归降梁军。

起初他侯景认为南朝军队不堪一击，君臣软弱可欺，建康可以轻易拿下，为了尽可能地赚取人心，便严令军队不得侵害百姓。不料突然杀出一个羊侃，打得他进退不得，他生恐时间再长，各地勤王兵四面而至，部队必然溃散。为了激发斗志，侯景祭出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残忍的办法，纵容军队烧杀抢掠。

建康城经过半个世纪经营，人烟辏集，经济阜盛，人口大约有140万左右，这在当时的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超级城市。然而越是繁荣美好，此时在叛军野蛮而残忍的摧残之下越显得悲剧。城内外百姓被大肆杀戮，尸体堆如山积，官员富人家的子女都被配给士兵作奴仆，官民财富被叛军掠夺一空。石头城先前贮积的粮米也被吃尽，建康米价飞涨，百姓无计生存，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饿死的人几乎有原有人口的一半。

叛军不敢逼城进攻，便驱使百姓在城外堆起两座土山，稍有不从，或是身体羸弱不能干活的，都被叛军杀了填山。百姓不敢藏匿，纷纷被强迫着干活。侯景又令军中的北来奴隶，统统升为平民身份，补入军队作战，部队很快扩充数万人。

堆土山的战法与高欢攻玉壁城时的土山战法别无二致，羊侃的破法与韦孝宽守玉壁时也如出一辙，他在城中同样也堆起土山，夺取制高点，萧纲与世子萧大器带头和军士一起堆土山，将士深受鼓舞，士气大振。韦黯与东宫直后沈恪分别担当西山和东山的主将，与叛军的土山对攻。不料天公不作美，突然连降大雨，城内土山崩塌，叛军乘机从土山上搭梯攻上城头。梁军死命抵抗，无奈叛军越进越多，眼看就要抵挡不住，羊侃急中生智，命人多点火炬，扔到叛军越城之处，阻止他们继续往城里冲。城头一带大火燃起，叛军果然无法再进，已经进城的都被梁军杀死。羊侃又让人掘地道至城外，把叛军的土山陷塌。叛军进攻再次受挫。

硬攻不成，侯景开始打心理战。他把城中出降的士兵、奴隶都免为平民。梁朝实行的是世兵制，军户世代从军，还要种地屯田，饱受军将剥削压迫，社会地位和生活现状极惨。侯景此计打中了梁朝底层人民所苦之处，登时大受欢迎，台城中出城投降者络绎不绝。侯景从中发现了朱异的家奴，便任命他为仪同将军，还把建康外城朱异的府第抢来的财产全赐给他。侯景让这个家奴骑着高头大马，身穿华美的锦袍，到城下讽刺朱异说：“你辛苦当官50年才当了中领军，我刚刚投降河南王就当了仪同。”侯景军中的编制仍是东魏体制，仪同将军是一个军下属的领兵将军，类似于现代军队中的师、旅长。从家奴一跃而成为大将，这种诱惑力是致命的。台城内又跑出来数以千计的降人，侯景把他们编入军中，都加以优抚。于是叛军的数量非但没有越打越少，反而越聚越多，渡江之初才8000多人，此时已增至数万人。

陈昕被侯景俘虏在军中，此公虽不及乃父英勇，但气节一点也不输。他向负责看守的叛军将领范桃棒劝降，范桃棒贪图朝廷开出的重赏（封二千户，并兼一州刺史），便偷偷放出陈昕，让他进城向武帝禀报投降之事，声言愿带2000名兵投降，并袭杀侯景、王伟、宋子仙等首脑人物。武帝闻报大喜，当场许诺如果事成，便封范桃棒为河南王。太子萧纲却不敢相信陈昕的话，他怀疑这是侯景的诈降计，因而不同意纳降。范桃棒急于投降，便说如果城内怀疑，他只带本部亲兵500人入城，到城门边把甲胄除去，以示绝无诈意。武帝生气地质问萧纲为何不受降，朱异和大司农极力主张受降，但都被建康城实际上的主人萧纲拒绝。朱异抚膺长叹：“国家完了！”奸佞一生的朱异，在人生暮年表现出少见的正确与决绝，只可惜无济于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在此处对朱异做出评点：“太子纲固多疑而少断，朱异抚膺于此时，何其晚也。”不久，范桃棒密谋暴露，范、陈二人都被侯景所杀。

由于羊侃指挥得力，应对得法，叛军用尽各种方法，台城始终巍然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梁朝各地勤王大军都逐渐赶到建康附近，侯景叛军缺少后勤供应，士气逐渐下跌，即使是抢掠烧杀也不能维持其高昂的战斗状态了。梁朝似乎马上就要转危为安，但是……

羊侃去世了。

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在大家的印象里，最可能在围城之战中先累死的应该是年近九旬的梁武帝。谁也不会想到“胆力俱壮”的武将羊侃会先死。萧纲一下乱了阵脚。羊侃死后，城中无一人能主军，不仅军队的指挥乱了套，连城内民心都开始浮动起来。

羊侃的赤胆忠心以及过硬的军事才能，在梁末是不多见的，他以自己出色的表现折服了梁朝君臣百姓，甚至连叛军都被他的气节征服。台城陷落后，侯景娶羊侃之女为小妻，厚待羊侃第三子羊鹍。后来侯景兵败，羊鹍坚持气节，伺机刺杀侯景，终于完成其父未竟之业。

四、无用的勤王军

侯景叛乱，梁各州郡都听说了消息，立即发兵勤王，只是因为侯景动作太快，各州知道消息后，建康已经被围。

发兵勤王的以武帝诸子、侄、孙为主。其时武帝八子，次子萧综、四子萧绩、五子萧续已死，三子太子萧纲在台城中，只有六子邵陵王萧纶在淮南、湘东王萧绎在荆州、武陵王萧纪在益州，萧纶掌握着淮南江北的机动兵力，萧绎、萧纪则握大州之兵，实力非常强劲。

自太清二年（548年）十一月起，邵陵王萧纶率谯州赵伯超、武州萧弄璋等部（3万），鄱阳王萧范之子萧嗣率雄信将军裴之高、贞威将军裴之横等部（1万），南康王萧会理（兵力不详），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4万），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兵力不详），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兵力不详），司州刺史柳仲礼（1万）与前衡州刺史韦粲（7000）、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兵力不详）、高州（今广东茂名）刺史李迁仕（1万）等部，先后率兵入援。另有湘东王萧绎所遣萧方等（1万）、王僧辩（1万）、王琳、淳于量等诸部军马及其中军主力（3万），因为路途遥远，加上萧绎不愿出力救援，在建康围城期间并未全部到城下。以上诸部人马大概在12～15万之间，大大超过侯景的总兵力。

梁朝其余各州的守将、豪强，对北来的胡贼也非常抵触，不约而同地向建康派出了援兵。夏侯亶之子夏侯谊、夏侯损兄弟，萧正德的记室参军、江南名士顾野王，吴兴（今浙江湖州）豪强章昭达（后为陈朝开国将军）、沈众，南沙（今江苏常熟）县令岑之敬，新蔡豪强鲁悉达、广达兄弟（后为陈朝开国将军）、吴兴太守张嵊等，皆率本乡部曲到建康赴援，兵力在3万人左右。这些援军到达的时间不一，至迟的到次年一、二月间才到，在此一并列出。

首先到达建康外围的是邵陵王萧纶。他起初受命总督诸军围剿叛军，刚刚从京师出军至钟离，却扑了空。后闻侯景自历阳渡江，便急忙掉头南下。只以晋熙（今安徽太湖县）太守梅伯龙等率本部兵进攻叛军大本营寿阳。十一月间，率所部3万人从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区）渡江，西上救台城。萧纶听从赵伯超的建议，不走大路，直趋钟山下。

侯景起初不以为意，分兵去迎击援军，萧纶仗着锐气正盛，击退这一小股叛军，然后进军至玄武湖侧列阵。叛军无不大惊，侯景命人把掠夺来的财物、俘虏都运到石头城，想弃建康而逃。大将任约极力劝阻说：“我们还能逃到哪去？不如拼死一战。”侯景于是留宋子仙围城，自率精锐主力到覆舟山迎敌。萧纶这支援军来得虽然快，战斗力却不甚高，特别是逃跑将军赵伯超这种货色，压根就不是叛军的对手。两军主力相遇时恰逢黄昏，侯景故意命大军后退以待明日再战。梁军不知这是侯景诱敌之计，部将萧骏带队追击，不料被叛军反冲锋，萧骏赶忙撤军，赵伯超望见萧骏败退，吓得心胆俱裂，像寒山之战一样率本部人马逃跑。萧纶大军登时兵败如山倒，一口气逃到朱方（今江苏镇江丹徒区），京口囤积的辎重全都被侯景抢走。西丰公萧大春因为身体肥大跑不动，被叛军生擒。叛军把俘虏的萧纶部将霍俊押到台城下，让他告诉城上援军被击溃、萧纶被杀的消息。霍俊拼着一死说：“邵陵王的大军已到建康，才打了一场仗小有失利，现在仍在京口。”叛军以刀殴击霍俊，他仍不改口，侯景见他忠义便想放了他，不料萧正德狠毒异常，下令杀了霍俊。

萧纶援军刚败，从合肥来的援军裴之高、原讨伐军西道都督柳仲礼等相继到达建康。裴之高部先到，以200艘大船接柳仲礼从采石矶过江，诸部援军立营于王游苑。先前逃了两次的搞笑将军王质再次收合本部人马，与柳仲礼会合。柳仲礼的防区地接东魏、西魏，三国常年接战，其部队战斗力在梁朝诸州军队中属于一流，侯景甚为忌惮。此时城中羊侃刚刚去世，侯景想先从软杮子捏，趁城中人心大乱先拿下台城，于是命人把秦淮河南岸的居民悉数撵走，所有房舍瓦宇全部烧光，让梁军无资可依。

司州刺史柳仲礼原是雍州刺史萧纲的头号大将，其人勇力绝人，胆气勇壮，身长八尺，眉目疏朗，人才杰出。萧纲入朝为太子后，雍州系部队都由柳仲礼统属。柳仲礼曾率雍州兵击退过贺拔胜、杨忠的入侵，保住北部边境的安全，声威远在雍州系诸将之上。故而羊鸦仁入河南败退后，梁武帝以柳仲礼接任司州刺史以稳定局面。

柳部入援之时，于梁军来说形势最好。叛军内疲于坚城，外迫于最强的勤王军，如果柳仲礼诸军迅速发动进攻，与台城守军里应外合，即使不能全歼叛军，解台城之围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令人叹惋的是，援军内部出问题了。

此时汇聚至王游苑的勤王军多而且杂，计有司州柳仲礼部，江州韦粲部，淮上羊鸦仁部，合州裴之高部，南陵太守陈文彻部，高州李迁仕部，诸部援军兵力相差不多，虽然官爵有高有低，其中最高者当属韦粲，他被朝廷任命为散骑常侍，但因为各自隶属于不同的宗室王之下，历来互不服气，难以形成合力。指挥权不统一，就没法打仗。因此勤王军暂时停军不前，这给侯景留出了机会。

侯景见勤王军不进，便集中兵力再次发动对台城的进攻。台城内因为羊侃的去世对人事安排进行了一些调整，由大司农傅岐取代朱异任中领军，名义上负责京师军队；城防指挥改由世代将门的柳津负责，柳津即柳仲礼的父亲，他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萧纲或许是考虑到他的年龄与经验，因为建康城太需要一个老到的将军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军心了。

叛军制造出更加强大得攻城器械，惩于之前冲车太高不稳的教训，叛军把车底盘造的更大，一车有20轮，行走起来稳定性好了许多。为了扫清冲车前进的障碍，叛军又用小车把台城前的堑壕用土填平。台城防守的要点在于居高临下，叛军几次造土山的目的就是为了拉平高度差。这次叛军用大冲车逼近城墙，车上点火焚烧城楼。材官将军吴景指挥军民在城内空地重建楼台，仍然牢牢占据着制高权。叛军一边点火一边挖地道进城，吴景在城内沿地道方向筑起缺月状的迂墙阻挡，又在城头投掷火炬烧毁叛军的冲车。

萧纲乘叛军退却，命太子洗马孟恭带1000人出城乘势掩杀，不料孟恭也是个软蛋，出门直接投降。侯景再次驱使百姓逼城堆起土山，城内反复挖地道反制，土山多次塌陷，压死不少民夫。柳津组织人在城内土山上搭设与城头相连的飞桥，极大提高了人员上城速度。守军从城头继续投掷火炬焚烧叛军土山上的攻具，叛军的土山无法维持，只好弃之而退。

叛军又在降将材官将军宋嶷的建议下决开玄武湖水灌城，台城顿时漫起大水。不过时值冬季枯水，水患并不大，台城依然能够坚守。

想捏软杮子，不料却碰了硬钉子。侯景很是郁闷，此时，秦淮河南岸的援军开始试着进军了。原来散骑常侍韦粲倡议各部援军公推一名大都督，统一指挥作战行动。以作战能力和威望而论，援军诸将帅非柳仲礼莫属，韦粲提议他做盟主。但柳仲礼年龄和官职在诸将中都不是最大，其他人并不是很甘心受制于一个年位较低的人，雄信将军裴之高带头反对，后来在韦粲的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同意推柳仲礼为大都督。乱世有乱象，好歹这几个人都还不算太乱，在城内已经到了极限、梁朝命运不绝如缕时留下了一点希望。

柳仲礼当即部署诸军移营，逼近秦淮河下寨，并命韦粲率部进至青塘。青塘地近石头城，正扼叛军后侧要道，如果占据这里，必然会招来叛军猛攻。韦粲担心自己兵力不足，柳仲礼把直阁将军刘师胤所部水军划归韦粲帐下，并承诺如果叛军攻他，自己一定率主力来救。柳仲礼的承诺让韦粲稍稍放下点心，他率部进至青塘，因为对当地道路不熟，到了后半夜才到达青塘，天色将亮时，部队还未完成宿营，防御设施还不完善，就在这个时刻，灾难来临了。

侯景起初就分出一部分兵力沿秦淮河据守，一直在监视援军的动静，韦粲部前出到建康东面的青塘部署都被叛军侦知。

客观地说，柳仲礼的部署是正确的。叛军能够持续不断围攻建康，靠的就是石头城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后勤支援。只要掐断他们的补给，攻城大军立即会产生恐慌情绪，到时再施以猛烈的攻势，以援军数倍于叛军的兵力，必能一举而击溃之。这是解开建康之围最快捷的办法。

然而再正确的战法也需要有正确的人来执行，可惜的是韦粲令人失望了。按照柳仲礼的部署，韦部到达后应立即据要点而固守，死死扼住叛军的后勤补给线，等待援军主力与叛军的决战。韦粲是梁朝首席名将韦睿的孙子，虽然是将门出身，但他和他的亲叔叔韦黯一样，并没有遗传韦睿的军事天才。韦粲长期在建康中央任职，并没有太多作战经验，是一个十足的文士。他在受领命令时对交通路线、行军时间、部署地域情况、宿营时间、敌军兵力以及建康城东的战守情况并没有侦察到位，及时掌握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的能力，是合格基层军官的基本素质，需要在常年带兵生涯中积累，这些皆是韦粲所无，这基本上决定了青塘之战的成败。

秦淮河今貌   

侯景的判断力何等精准，他闻知有援军开进到青塘，立即明白柳仲礼的意图。他趁韦粲的营栅还没有立起来，立即率精锐兵力全力猛攻。关键时刻，韦粲又犯错了，他拒绝了部下拒守还没有完全立起来的营栅的建议，派兵迎击已经发起冲锋的叛军，同时令刘师胤率水军沿秦淮河出击，截断敌军的后路。这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战法！

已经在建康城下打了两个多月的叛军是建康地界最强大的存在，还没有哪支部队能打得过他们。韦粲的部队毫无意外地被击溃，刘师胤可耻地率部逃跑，韦粲当场阵亡，他的子弟亲戚数百人悉数死于乱军。

青塘大战进行中，柳仲礼得到消息，他当时正在吃早饭，闻讯大惊，立即飞马去救。侯景当时在阵中厮杀，猝然与柳仲礼遭遇。两人并不知道对方是谁，柳仲礼估计是看着侯景的旌旗直接来与叛军大将决战。柳仲礼本人勇猛非凡，直接杀到侯景跟前，他的马矟几乎要扎到侯景身上。不料突然背后一阵剧痛，原来是侯景的裨将支伯仁在后面挥刀砍中他肩膀。柳仲礼痛得无法再战，他的战马也被逼进泥塘中，叛军众矛齐下，眼看就要命丧当场，万幸部将郭山石杀到，把他救回大营。

不久，萧嗣（合州萧范之子）、萧确（萧纶之子）、萧方等（湘东王萧绎之子）与李迁士、樊文皎诸部过秦淮河进攻东府城，举火焚烧城前的木栅，叛军稍稍退却，至于是真退还是诱敌，大概只要侯景自己知道。李迁士和樊文皎率5000锐卒轻率地进击青溪，结果被侯景的大将宋子仙伏击，双方激战整日，直到天黑李迁士部才被迫退出战斗，樊文皎阵亡，其侄樊毅、樊猛率残部撤走。这场战斗发生在青塘之战后26天（据《资治通鉴》时间，青塘战斗在正月丁巳，樊文皎阵亡在正月癸未，《梁书》说在戊辰，考虑到《资治通鉴》尚可见到时人萧韶所作的《太清纪》，故从《资治通鉴》之说），地点又与青塘相隔参商——青塘在建康城西，青溪在城东，当非柳仲礼统一部署，很可能是诸部援军不服从指挥擅自进兵。

柳仲礼此前一直以梁朝第一名将自许，意气风发，甚是骄傲，不料青塘战斗打得差点把命丢了，他的锐气自此大减，再也不提打仗的事。侯景此战也险遭不测，他意识到援军并非全是乌合之众，于是敛兵固守秦淮河，不敢再过河交战。

青塘之战是勤王军唯一一次拿得出手的战斗。说其拿得出手，正是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战役安排正确、诸军稍有合作意识的战斗。然而最后的结果说明了一切，它反映出梁朝已经被这场叛乱摧毁了国家层面组织能力的事实。一旦一个国家陷入这种状态，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五、台城沦陷

 

叛军主力重返建康城下，他们把韦粲的首级拿到城下向守军示威。太子萧纲闻听韦粲战死痛哭流涕，悲叹道：“社稷所寄，惟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

柳仲礼受重伤后，不敢再与叛军作战。邵陵王萧纶自京口败后，与临城公萧大连（萧纲即位后封南郡王）、新滏公萧大成（萧纲即位后封桂阳王）合兵绕道采石矶渡江，与秦淮河南岸的援军会合，萧纶兵力寡弱，虽曾有过节度诸路平叛大军的头衔，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柳仲礼的指挥。他每天都到柳仲礼营前催问进兵事宜，不料柳仲礼闭口不谈何时出兵，惟剩拥妓饮酒，混然不理战守之事。

主帅如此，各股援军将帅更没有什么杀敌之志。实力强大的荆州、益州两个方镇的军队到现在只来了一支偏师（萧方等），昭明太子的儿子萧誉也只做出勤王的样子，声言要等上游各部援军会合才并兵东下，这个鬼都知道是谎言的借口天下人都看得明白，连皇帝的亲子亲孙都这么消极，诸将哪里还有什么战意。前不久外围援军虽然克服种种困难派人进城把援军大集的消息送到，城内欢欣鼓舞了一阵子，但现在援军突然不进，让台城刚鼓舞起来的士气又沉沦下去。柳津登城大骂其子柳仲礼不出兵作战，柳仲礼无话可说，但仍厚着脸皮拒不发兵。南安侯萧骏劝萧纶自率部队进攻叛军，萧纶也意志消沉，不敢进兵。

台城内的形势一天天坏下去。建康城经过50年的和平，所有人都把和平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战备工作在帝国的中心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从未有人关注。制局监制造的兵器都不符合作战要求，粮食的应急储备也从来没有超过半年，都是依靠各地临时供应。在侯景持续不断的围攻之下，城内粮食渐渐耗尽，各类战备物资也濒临枯竭，盐吃完了，人们便挖御厨里的干苔分食之。军士们饿得煮弩上的皮吃，又掘地抓老鼠，设罗抓鸟雀，原本宫中常有成群的鸽子飞来觅食，后来被人们捉得一个不剩。守城部队养了一批战马，起先还能杀马吃肉，后来马也不够吃了，就把死人肉割来杂在马肉中吃。这么一来，瘟疫便蔓延开来，只要是吃了死人肉的几乎都染病而死。叛军又在水源撒毒药，城中人吃水后很多患上浮肿病。战兵由围城之初的2万余人锐减至4000余人，城内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梁武帝向柳津问该当如何，柳津悲愤地说：“陛下你有不孝子萧纶，臣有不孝子柳仲礼，我们还能怎么办！”

叛军的粮食也差不多耗尽，东府城虽有粮米，但因南康王萧会理等部军队开到，石头城和东府城的交通时刻受到威胁，无法把粮食运到建康西面，侯景在王伟的建议下向朝廷议和，条件仍如起兵时所说，划出江西四镇给叛军。萧纲围城日久志气丧尽，乍见有一线生机，不由得喜出望外，他极力向武帝建议许和。

大难来临，最能考验人的品格。武帝毕竟是一刀一枪杀出的天下，对他来说，皇帝的尊严是绝对不能被挑战的，侯景这种胡羯杂种怎么有资格和大梁皇帝平起平坐地谈判，还大言不惭地提出什么条件。武帝断然拒绝：“和不如死。”

萧纲坚持己见，以援兵不进、叛军攻急为由固执议和之说。台城内军政大权都交给了萧纲，梁武帝实际已无法控制朝局，他无可奈何地让萧纲自做决定。

侯景要求萧纲派嫡长子宣城王萧大器出城为质，萧纲解围心急，便想派萧大器去叛军当人质，后在中领军傅岐固谏下改派三子萧大款出城。之后萧纲又愚蠢地命令诸部援军不得交战，还把力主死战的萧确召入城中，希望以这种诚意换取侯景早日撤围渡江。这个昏着把梁朝送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侯景也看出援军不能一战的本相，他一方面故意拖延时间，对台城说援军云集南岸，不敢从采石矶渡江撤兵，一方面暗中大修甲仗，为继续进攻作准备。其间虽有萧会理等部过河试探性进攻叛军，但都被击退，台城仍然危如累卵。

在此期间，侯景还让王伟起草撰写了一封表文，毫不客气地把武帝讽刺了一顿。表文说，武帝之所以沦落到现在这个境地，主要有十条过失：一是贪图河南之地，与东魏断绝多年的通好关系，从而招致战祸。二是不援河南而攻徐州，而且任人非贤，导致河南与徐州两个方向同时溃败。三是寒山之战后惊恐万分地又与东魏议和，有辱国之嫌。四是对萧渊明这个无能懦弱的败军之将，不仅不加以惩罚，还想背信弃义地想用侯景换他回来，让降人寒心。五是目光短浅，没有趁河南大乱进而取之。六是不辨忠奸，听信羊鸦仁诬陷侯景谋反。七是赏罚不明，赵伯超不战而逃却没有治罪。八是极度猜疑侯景，导致他不得不反。九是纵容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大肆索贿，阻塞言路，侯景屡次上表都被压制，导致主臣猜疑。十是鄱阳王萧范容不下侯景，屡次上书诬陷。

此外，表文还斥责武帝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好尚虚文，改革祖宗成法；改铜钱为铁钱，扰乱民间经济秩序；公开卖官，官多得像烂羊头烂羊胃；朝政混乱，内外不通；皇帝和太子都耽于享乐，建设佛寺浪费财力；诸子贪纵不法，为害一方，台城被围，宗室子弟竟无一人出力救援。

武帝看到表文又气又愧，然而又无可奈何。王伟这通雄文，除去诬陷侯景谋反的几条毫无道理，其他都是事实，确实点中了梁朝政治的要害。可叹武帝英明一世，到了晚节昏聩不智，直到敌人直斥其非才恍然知错，何其晚矣。

到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丁卯，叛军再度发起总攻，玄武湖被决开，大水冲入台城。负责守卫大阳门的是萧纶的世子萧坚，此人不理守城事务，天天只知道喝酒，部下将士都愤恨异常，没有固守之心，当天夜里，萧坚的部下董勋、白昙朗招引叛军登城而入。

大阳门失守后，守城军队彻底垮了，残军失去组织各自为战。浏阳县公萧大雅（萧纲第12子）率部死战，萧确也带人拼死抵抗，但都已没有意义。侯景拥立的伪皇帝萧正德带人从正面突破台城，他事先放出话来，城破之日，要杀光两宫，两宫系指皇宫和东宫，也就是要杀光武帝和太子及其僚属，自己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帝。侯景却不让萧正德入城，只让他带兵守住大门。萧正德此时才恍然大悟自己是给侯景利用了。

至此，自太清二年（548年）十月起被围，到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坚守了5个月的帝国之都台城，终于落入叛军之手。50年繁华锦绣的建康城，变成一条臭水沟。

说它为臭水沟并不为过。建康城外城在叛军和勤王军的轮番劫掠之下大伤元气，建筑被焚毁无数，百姓被掳入军中，民间财富悉数被抢走，瘟疫横行，死人无数。建康城内外大小河沟里全是腐败的尸体流出的黄汤，臭气熏天，人不能闻。后来，一个曾经到建康朝拜过武帝的百济使者又来到残破的台城，看到这一幕悽惨的人间浩劫，不由跪地大哭。

宫城外烽火连天，喊杀场越来越近，独坐殿中的武帝萧衍，终于清晰地看到了他的末日。50年前的今天，他也是在这样的喊杀声中杀进台城，夺取了这个至高无上的位子。而今，天道轮回，他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权杖再次易主。来过了，经历了，辉煌了，失去了，一切回归原点，他的政治生命和肉体轮回完美地结合到一起，天道如此，又何必痛苦。

六、萧衍之死

侯景入城布置完防务后，当务之急就是见萧衍——这个自己在北朝时就曾夸下海口要捉来当太平寺主的“吴老儿”。他先命王伟到文德殿入见武帝，口称待罪阙下。武帝命侯景到太极东堂觐见。

宫中宿卫兵此时早已作鸟兽散，但武帝50年积威犹在，侯景不敢大意，带了500名卫士上殿。典仪人员引侯景到三公之榻坐下，武帝神色一如往常，仍然端严庄重，问：“卿久在军中，一定很辛苦吧。”侯景躬身低头，只吓得满头是汗，不知如何作答。武帝又问：“卿是哪州之人而敢来此，你妻儿老小还在北方吧。”侯景大将任约在旁应答说：“河南王的妻子全都被东魏所杀，只剩一人来此。”又问：“你们渡江时有多少人马？”提到赖以成事的军队，侯景方才缓过神来，他答道：“千人。”又问：“围台城的有多少人马？”答：“10万。”武帝似有不信，又问：“现在有多少人马？”侯景底气十足地吹嘘：“率土之内，都归我所有。”武帝顿时如霜打的茄子，气势弱了下来，低头再不说话。

稍后侯景又到永福省见太子萧纲，萧纲亦如其父，略无惧色。侯景又是惊惧得不能对话。

出殿后，侯景对部下说：“我当年冲锋陷阵，矢石交加，命在顷刻，也从无惧色，今天见了萧公却情不自禁地害怕，难道真的是天威难犯。”

自此侯景再也不见武帝，叛军将宫城侍从人员全部抓起来，乘舆、器服、财宝掳掠一空，皇帝所居的文德殿、太极东堂和太子所居的永福省全都驻兵看管。公卿、王侯、士人全都被集中关押，建康百姓纷纷外逃避难。

侯景矫诏大赦，自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先前所立的伪皇帝此时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侯景复尊武帝的太清年号，废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

萧正德悔恨交加地向武帝认错，武帝漠然地说：“惙其泣矣，何嗟及矣。”这个可耻的叛徒最终得到了应有报应，他不甘受制于侯景，写信约鄱阳王萧范里应外合袭破台城，最终被侯景杀掉。

武帝被软禁在文德殿，他成为侯景手中的奇货，侯景并不急于杀他，只要他还活着，勤王军必定投鼠忌器不敢进攻台城。侯景经常假惺惺地上奏启事，但都被武帝愤怒拒绝。萧纲痛哭流涕，劝武帝忍耐。对于一个86岁的老人，这时让他丢掉尊严不啻要了他的命。武帝见殿上士兵来来往往，牵驴驱马、执戈引弓纷纷乱乱，便问周石珍这是什么兵。后者对曰是侯丞相的兵，武帝怒曰什么侯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闻言大怒，对待硬骨头的皇帝同样用上了硬手段，他下令减少武帝的膳食供应，用饥饿来消磨他的硬气。

然而精神再强硬，毕竟抵不过肉体的衰老。太清三年（549年）五月，武帝的身体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他连饿带病，身体越来越虚弱，渐渐到了将死的地步。弥留之际他在净居殿的床上索要蜜水喝，侍从人员无计可施，他连呼“嗬、嗬”，气绝而亡。

梁武帝萧衍之死，标志着梁朝事实上的灭亡。在此之后，梁朝实际控制区域只剩荆州附近，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灭亡。

侯景严密控制梁武帝的死讯，他秘密把萧纲带到梁武帝灵前，萧纲悲啼不已，在侯景的挟裹下被立为新帝，年号大宝，是为梁简文帝。

此前，侯景假称武帝命令，让诸路勤王军各还本镇。柳仲礼召集诸军统帅会议，萧氏诸王、公、侯事各怀鬼胎，并不愿出死力决战，也不愿就此听侯景的指挥，毕竟萧氏诸人都有潜在的法统继承权。各州镇将见首都已经沦陷，顿时失去战意。柳仲礼不愿再战，表示愿入城朝见武帝，诸路援军就此一哄而散。柳仲礼、羊鸦仁、赵伯超、王僧辩等人率军入城，事实上投降了侯景。

侯景对诸军降将倒是百般抚慰，柳仲礼、王僧辩所部仍维持原有建制，各自回到原驻防地。赵伯超留在侯景军中为将，羊鸦仁被留在台城任五兵尚书。这种安排，大概是顾虑到柳、王二人背后的实力，不敢轻易扣留以防发生兵变。荆州方面派来的另一股军队，在王琳的率领下到达姑孰，听闻叛军已经攻陷台城，吓得把送来的20万石大米悉数沉到江中，全军返回江陵。萧绎主力3万人本就没打算前出救援，闻讯也撤回大本营。

轰轰烈烈的台城之战，至此告一段落。失去精神领袖的梁朝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侯景做梦也想不到他仅凭数百人过淮河，居然能一路南下，扩军十万，攻陷梁朝都城，还把享名50年的老皇帝萧衍活捉，这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胜利，把他的野心刺激得越来越大。

七、亡在何处

梁朝是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外交、工程技术等方面都有迥异于前代的建树，事实上南方的开发和建设从东晋就已开始，只不过总的经济体量尚不如北方，然而这种上升趋势已经很明显。《南齐书·王琨传》云：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已然如此，经过梁朝50年的建设，南朝的开发程度事实上又有很大提升。

在强盛国力支撑的基础上，南朝需要认真探索，彻底解决远期生存问题，具体来讲，就是南北战争背景下的国防安全问题。在梁之前，宋齐两代都在努力地探索南北对峙的终极命题，然而这种探索仅仅在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期间稍稍深入，后续便因为皇帝的短命和朝代更替不断低层次循环，南朝似乎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立国和扩张模式，对北朝的和战也一直处在摇摆之间。陈朝则像是阉割后的梁，不仅疆土狭小，人物器局材质也远远无法与同期的北朝人物相比，这样的基本盘不太容易进行宏大的国家层面命题的探索与实践。陈朝虽然也有像太建北伐（关于太建北伐另有专章论述）这样的壮举，然而在北朝强大的国力面前，更像是用国家精血放了一场华丽的烟花，对南北形势的走向，陈基本已无可置喙。

南朝士族人物图

唯有梁朝，它有雄健的开国风气，有充沛的人才支撑，有对南方更广泛和深入的开发建设——这意味着梁朝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开国皇帝萧衍也有着开阔的视野和极其罕见的全面的知识体系——当然不可否认过于丰富的知识和他对社会的深入思考，促使他走上尊崇佛教的邪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有足够长的寿命，在封建帝制时代，这是保证大政方针连贯性、科学性的基本条件。因而，梁朝的发展过程及其探索最具有代表性，它几乎是南朝四代的缩影。要全面论述梁朝灭亡的缘由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这也不是笔者所敢企及的，兹仅就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是世家大族衰亡与社会秩序紊乱。

高门大族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被垄断数百年的政治参与权开放给较低阶层的士大夫，汉末以来持续200多年的贵族政治色彩淡化，使得社会的活力不断增强。宋以后王谢人物的作用也越来越弱化，但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宋齐梁三代，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阳夏袁氏、阳翟禇氏等两晋以来的高门，见于《宋书》《南齐书》《梁书》者60余人。其中不乏谢晦等实领兵居方镇的实权派、王昙首等进入核心决策层的人物。谢弘微在宋文帝执政期间，参与中枢决策，作用发挥甚重，《宋书》本传称“太祖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宋明帝刘彧朝，时任太傅、扬州刺史王彧，权势之盛，甚至到了让皇帝猜忌的地步，宋明帝临死前，考虑到成年的宗室子弟多已被杀，诸皇子幼弱，恐怕王彧擅权，便下诏诛杀王彧。但高门士族掌重权的情况到齐、梁两朝，特别是梁朝，已大为减少。齐朝尚有王俭、王融、谢抃等能够参与皇帝废立大事的重臣，到梁朝时，在皇帝的刻意打压下，王谢庾袁等高门几乎没有人真正参与到核心决策中来，唯一稍有才具的王亮被梁武帝打压，一度被废为庶人，而空有贤名的袁昂、谢朏却被尊于显位。武帝时尚书左丞范缜的一番谏语道破了梁武帝的心机，他说：“司徒谢朏本有虚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实，陛下弃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梁武帝闻之色变，不让范缜继续说。也就是说，到梁武帝朝，王谢等世家大族不仅不复东晋时执掌最高权力的盛况，连基本的政治参与度都大大降低，逐渐被周舍、徐勉、朱异等吴地次等士族所取代。

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随着社会发展必然越来越广泛，这也是社会政治形态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万事都有一个过程，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秩序形成，需要有强力而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否则就会失序。发挥这个引导作用的只能是皇权，然而南四朝的一大特点是王朝更迭频繁，只在梁武帝时代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本该完成士族政治向寒人政治过度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梁朝，看起来并没有把握住历史形势。

伴随着皇权的刻意打压，世家大族本身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不愿参与庶务的王谢大族，越来越重视文学，宋文帝时重臣王裕任职尚书右仆射，“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他们在政局中所起的作用逐渐弱化，往往成为皇权更迭的符号，到最后彻底沦为文士，刘宋时受到配享皇帝庙庭顶级待遇的王昙首，他的五世孙王褒在梁亡后入北周，衣冠余绪已然丧尽，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另一方面，一部分大族为了继续保持政治地位，不惜抛弃专事文义的玄学之风，降低格调参与政治。历来官员被授予中枢重要职务者，都要再三辞让以示名士风度，刘宋时司徒王华得官即拜，从不辞让，与寒门人士殊无两样。世家大族走下神坛，刺激低等士族们越来越多地积极参与到政局中。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在同时进行，到梁朝时逐渐由量变积累到质变，在寒门政治呼之欲出的时候，一个可怕的现象出现了——皇族执政能力急剧退化。

寒族处置庶政的能力自然无可厚非，可以说远远强于高门士族。但历史积淀不够、威望不足、目光短浅、权力欲过于旺盛等缺陷，也制约着他们的政治水平。在士族衰亡的关键时刻，没有人把好舵定好向，南朝寒门承担不了探索国家走向、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的重任。南朝固然由于国力不足不能完成统一，但东晋和刘宋初年志在统一、眼放天下的名士俯拾皆是，王谢庾桓等大族积极地承担起规复中原的政治责任，同时也频繁地进行北伐的具体实践，是以东晋虽然皇权极度衰弱，国运却始终安如泰山。而在齐梁以后，朝廷虽不缺精于吏事的庶政人才，但具有大视野、大胸襟的政治家扫地无一。相反，寒族觊觎高门士族的政治地位，想尽各种办法挤到士族行列，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消极现象。宋齐时宗王不断发兵造反，像宋晋安王刘子勋造反，他才十几岁就能指挥数万大军，并非本人能力突出，而是部下的寒士们急切地想通过战争积累功勋，进而提高自己的地位。梁朝也没有充分重视这一点，国家建设的重任就只能落到皇族头上。天监年以后的梁武帝及萧氏皇族丑态百出，他们没有在打压士族后迅速补位，成为事实上的领航者，反而几乎变成社会的累赘，政治崩坏、统治失序不可避免地到来，以至于在儒家统治理念最为强大的汉人社会，居然在最不该出问题的思想领域出现佛教喧宾夺主的乱象。侯景之乱对南方世家大族的摧毁如此彻底，事实上只是起到刽子手的作用，给已经名不符实的士族补了最后一刀。

其二是处置地方武力的失策。

东汉末年以来一个最突出的政治问题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西晋八王之乱给南朝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反面教材，但东晋士族架空皇帝的现实又让刘宋王朝重新委任宗王以兵权，为了防止宗王再度发展成西晋八王那样的肿瘤，刘宋政权加了一道保险措施——典签。典签官位极小，且多由寒人担任，起初颇被士人不齿，最初设置时只为辅助宗王或州郡守令阅办公文，而且不止一人，宋孝武帝刘骏未即位前封武陵王、雍州刺史，封国内设置了3名典签（董元嗣、沈法兴、戴明宝）。刘骏起兵讨伐弑父的太子刘劭，典签董元嗣为其出谋划策，往返建康与襄阳传递消息，最后还尽节于刘骏，被刘劭所杀。

北朝亦见有任典签的，如北齐之孟业、北周之赵昶，他们的作用更有限，对地方的军政几乎构不成制约。齐朝这一情况发生明显变化，齐高帝、武帝二帝惩于刘宋多次发生宗王威胁中央的事件（武陵王刘骏武力夺位为孝武帝、湘东王刘彧政变夺位为明帝、晋安王刘子勋自立为帝对抗中央），赋予典签更多权力，宗王的一举一动典签都可制约。《南史》齐诸王传云：“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齐明帝萧鸾即位后要杀齐武帝的几个儿子，都是命典签杀之。杀武帝第十三子萧子伦时，明帝怕逼反萧子伦，问计于萧子伦的典签华伯茂，后者说：“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华伯茂亲自端着毒酒逼萧子伦喝，在他的积威之下，萧子伦空有一郡之兵，居然俯首帖耳地饮鸩而死。齐皇室子弟境遇如此之惨，梁武帝萧衍都是亲眼所见，是以梁朝建国后，典签的职权立即弱化。邵陵王萧纶在封国内横行不法，甚至违禁使用天子的仪仗，典签最初不敢向皇帝禀报，最后实在因为萧纶太过分才偷偷向皇帝告知其事。但梁武帝仍任命宗室子弟出镇地方大州，执掌一方军政大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还客观地存在着，用什么手段去制约地方政权坐大，似乎萧衍并未考虑清楚。

从现有史料看，梁武帝对宗室子弟的任用，起初也有考察，凡是皇帝子侄外放出镇州郡的，遵循先近畿州郡后外镇大州的原则，逐次选派出品德和能力都比较好的子侄出任大州刺史。梁武帝第八子武陵王萧纪最受宠爱，天监十三年（514年）他先任扬州刺史，受敕要注意“清、廉、慎、勤”，扬州刺史统管京师附近州郡，又在皇帝眼皮底下，是个考察培养才能的好地方。直到大同三年（537年）萧纪才被外放为益州刺史，单独镇守一方。这种选拔培养方式偏重于道德约束，一旦脱离皇帝的直接约束，宗王不免出现离心倾向。湘东王萧绎最初未封王时，德行、才学见称于京师，但出镇荆州之后，人性中残酷、狭隘、嫉刻、贪婪等缺点，都扩大成与中央的矛盾。

事实上地方势力过强的现象在梁中期就已显现出来，萧纪起初并不愿到益州，到任之后却非常享受益州的富足，作为益州刺史，他拥有州内人事、军事、财政等所有大权，对中央只需供献方物特产，就连萧纪本人也很少到京述职，梁武帝因为很久不见，居然要派专人到成都去给他画像。萧绎以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军事，事实上是长江中上游诸州军队的统帅，名义上所统兵力几达梁朝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淮南江北与江州以南兵力约占三分之二），萧绎之所以没有重演刘毅、谢晦等荆州刺史叛乱，仅仅是靠武帝的威信在震慑。大州如此，小州也具备一切割据的条件，像合州萧范、湘州萧誉、雍州萧察等，手中都掌握着一州军政财大权，能够轻松聚集起数万人的军队，这些地方武力对中央都有潜在的分裂倾向，只要中央统治力一弱，他们都可以凭借手中的军队做出自己的选择，血缘关系远的据州独立或是外叛（萧正表据城投降东魏），血缘关系近的举兵争夺皇位继承权（昭明太子的两个儿子萧誉、萧察都想与萧绎争夺皇位）。这种情形，既不可能实现梁武帝树藩镇拱卫中央的目的，也在客观上瓦解了国家的军力，使得这个曾经与北魏抗衡占据优势的国家再也组织不起来强大的北伐军，寒山之战即其例证。可以想见，即使不发生侯景之乱，等梁武帝寿终正寝后，各拥强兵的皇族子弟，极有可能像宋齐两朝一样发生地方威胁中央的战乱。

 

宋文帝刘义隆	钟离大捷梁军主将韦睿

其三是南北战争形态探索的得失。

北伐战争是南朝始终无法回避的政治课题，它的内涵由东晋时克复旧土的政治纲领，逐渐演变为宋以后巩固国防的大战略。宋文帝时元嘉北伐，由于汉人政权南迁已久，北方国土的历史归属都已出现各执一词的说法，宋人只敢底气不足地说河南是宋朝的旧土，而对关中、河北根本不敢置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寸步不让地说：“我自生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地。”随着南北国力对比的变化，南朝宋齐两代都无法对北魏取得优势，宋时一度被北魏骑兵突袭至京口，齐时则因为皇权的更迭部分国土还被夺走。梁朝初期逐渐取得对北方的优势，钟离大捷是南朝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一次巨大的胜利。从军事角度看，南朝发展到梁，积累了东晋和宋齐两朝的经验，应当在如何北伐上有更成熟的战略与战法，然而从实际看，梁处理得并不好。

一个是进攻时机的把握。三国模式下的国与国战争形态加入许多不确定因素，国家之间的联合、对抗，都必须考虑到第三国的因素。从历朝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不出三国抗衡、二弱制一强、二强凌一弱、强弱联合制一强这4种模式。那么对于梁朝来说，东西魏分立之初，是一强对二弱，也就是梁强、二魏弱，当然这只是一个较短的时间；大约到沙苑之战前后，东魏迅速崛起，三国对峙形势转为二强凌一弱；到侯景之乱时，最强的东魏面临侯景叛乱、新老领导人交替的政治军事危机，基本上转化为三家平衡；到侯景之乱结束，则变为一弱对二强，即南弱北强。在梁的角度，二强凌一弱时，也就是西魏建国时，北伐的机会最好，其时东魏梁外交关系较好，双方基本没有什么冲突，梁的雍州与西魏荆州接壤，地理上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天险，但梁没有采取什么动作。稍次一等的形势，沙苑之战前，东西魏分立，梁一强对二弱，占据绝对主动地位，既可乘高欢进行兼并战争时进攻淮南，亦可针对关中采取攻势，537年西魏贸然出兵进攻汉中，被梁将兰钦击败，一度形成过汉中攻关中之势，西魏朝野大震，吓得送马请和，但这么好的形势下梁仍未有什么动作。

一个是战争方向的选择。南朝北伐，大致有过三种路线，一是沿淮南攻淮北，这条路线的优势是水道纵横，利于南方补给；二是自荆州出发攻河南腹地，这条路线旱路多，在南方兵力占绝对优势时可选；三是自襄阳向洛阳、关中方向进攻，经蓝田方向威胁长安，这条路线多山地，一般作为主攻方向的辅助。梁北伐以陈庆之入洛最引人瞩目，以钟离大捷胜利最大，但这两条路线都是沿淮河向北，也就是说，梁的进攻方向一直比较单一。当然这有地理条件的因素，然而淮河以北一直是北朝屯驻重兵之地，进攻不易取得什么成就。东魏建国之初，梁曾派兵入侵淮北，后被高欢遣任祥、尧雄等将击退，这场战役反映出梁朝的固执与片面。事实上梁朝彼时军力尚强，可以选择从襄阳北攻，襄阳郡是梁武帝起家之地，历来名将辈出，是一个很好的北伐基地。小关之战至沙苑之战这段时间，关中东面形势严峻，梁朝亦可从汉中北进，趁火打劫。但这两个方向都被梁朝所忽视，北伐因而不易取得成绩，更遑论进取中原、恢复统一了。

一个是力量运用的失当。就东晋南朝的北伐力量运用形态来看，多数是方镇体制，少数是举国体制。方镇体制即以一州或数州的兵力单独出兵北伐，像东晋时祖逖、殷浩、庾亮、桓温等都是以数州之兵进攻北方。举国体制即举全国之力，集结数十万兵力全力进攻北方，晋末刘裕北伐、宋文帝元嘉北伐都是举国体制。

东晋大将祖逖   

这两种体制各有优劣，方镇体制劣在可运用的力量少，北伐不易扩大战果，是以桓温北伐，取得关中和洛阳后，一旦敌国反应过来进行全面抵抗，桓温便因为军力不足而旋得旋失。但方镇体制利在军队集结速度快，号令统一，作战效率高，可在短期内达成战略效果。举国体制劣在军队集结速度慢，后勤供应牵扯力量太大，且不易统一指挥，但好处也显而易见，人多力量大，对敌国进攻效果最明显。刘裕北伐相当于集结了全国的军队，故而取得了灭亡两个国家的大胜。梁朝与北朝数次大战，特别是大同元年（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后，事实上北伐只用的是淮南主力部队，故而与北方作战鲜有大胜。我们且作事后之论，寒山之战和羊鸦仁入豫州，梁朝运用的仍然是雍州前线和淮南前线的部队，事实上荆州、江州、湘州、益州诸州军队都未参与其事，固然雍州军和淮南军常年与北方作战，更适合应急作战，但仅靠这两部分军队明显力有未逮。特别是豫州方面的战事，羊鸦仁等诸部军队也就数万人，面对河南诸州广阔的区域明显力不从心。如果紧急调发荆州萧绎的部队北上，趁乱争夺河南数州之地，未尝没有取胜的可能。从这个层面上看，梁朝对北伐战争的整体认识还有很多局限性，很多时候他们把北伐战争当作军事冒险，孤注一掷地打陈庆之北伐这样的战争，事实上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