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五征高丽

五征高丽(唐太宗东征高丽)

五征高丽简介

五征高丽:五征高丽,唐朝并不是一开始就对高句丽有敌对之心的,如若能相安,谁人又会选择干戈。高句丽一开始对唐朝纳贡臣服,但它在享受唐朝种种优惠政策的时候也在向唐朝的敌对面称臣,墙头草一般的行为只是为保全自己。而且高句丽还一直不安分,多次侵扰唐朝的边境,太宗忍无可忍向着高句丽的方向说:“给我端了它!”从此,开始了唐朝征伐高句丽的路程。

五征高丽过程分析——

历史上,辽东的问题历来比较复杂。一方面,辽东和朝鲜历史上都曾经是中国的传统疆域。高丽(高句丽),商、周时本属孤竹国[1];“周代以之封于箕子[2]”;高丽的祖先出自扶余[3],高丽建国后第三代兼并了扶余;汉武帝“灭朝鲜”,把朝鲜分为四郡[4],“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5]”。两晋南北朝时,高丽乘中国长期内乱,侵占了辽水以东、黑龙江和松花江以南大片土地,但向中国称臣纳贡并未中断。北周时,周武帝宇文邕封}}高句丽王高汤为辽东王。隋朝时,隋文帝授予高句丽王高汤以大将军称号,并改封他为高丽王[6]

公元四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三百多年动荡混乱时期,顾不上解决边疆纷争。隋、唐重新统一中国后,都把征服高丽、收复这片失地作为辽东军事战略的重要目标,从历史角度讲,并不难理解。隋炀帝“慕秦皇汉武之功”,三征高丽,一心想收复祖先开辟的这片疆域。说他穷兵黩武、不惜民力、一意孤行、搞得民不堪命,由此直接导致隋朝灭亡,这个历史结论没有问题。但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隋炀帝三征高丽是“对外侵略”,这个结论值得商榷。

唐太宗为什么也要征高丽?难道他对隋炀帝征高丽的惨痛教训不知道吗?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但隋炀帝的教训,并不能改变唐太宗收复失地、恢复祖先疆域的决心。唐太宗说得明明白白:“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21];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资治通鉴·唐纪十三》)他说这句话充满感情色彩,作为中国子弟,他有这份历史责任。历史上,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保住祖宗基业”的历史情结是很难解开的。收复失地、恢复疆域,是封建帝王必须终生坚守的爱国信条。

另一方面,公元四世纪后中国经历的三百多年动荡混乱时期,为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崛起提供了契机。尤其是高丽乘机侵占了辽河以东、黑龙江和松花江以南的大片土地,这是中国绝对不能容忍的。朝鲜半岛上的这三个国家,虽然都维持着中国藩国的地位,离心倾向却日益明显。同时,三国之间矛盾又很深,经常互相攻伐。他们之间某一国受到另一国进攻,被进攻的一国就向宗主国中国求援,中国就被卷入他们的战争。因此,唐朝发动的辽东战役,收复失地和征服高丽这两种因素夹杂在一起。

高丽之战不好打。从临榆关(山海关)进攻,西面是连绵山脉,东面是浩瀚大海,陆路通道地势狭窄,进军困难;从胶东半岛渡海作战,渤海湾风大浪高,舰船颠簸,航行与登陆都很困难。又,关外严寒季节来得早,补给保障都有极大困难。隋文帝征高丽没有结果。隋炀帝三征高丽,直接导致隋朝灭亡,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

唐初,与高丽维持友好关系。唐高祖、唐太宗为处理隋炀帝征高丽的遗留问题,做了两件牵动人心、安定军魂的事情,很了不起。(一)唐高祖致书高丽王高建成说,隋炀帝征高丽时,双方都有不少战俘和逃散人员流落在对方境内,应该让这些人员重返家园。双方对此达成一致,各自收拢、遣返,使双方战俘及流散人员回归本土,安家立命。(二)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之后,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派长孙师前往高丽,收集掩埋隋军将士的遗骨,平毁了一处高丽人用隋军将士尸骨堆筑而成的“京观”。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处理隋末战争的遗留问题,其良苦用心是为了维持唐朝与高丽的良好关系。但是,高丽王高建成一面承认高丽与唐朝的藩属关系,同时却为了保住高丽侵占中国辽东的大片土地,从今吉林省四平向南修筑了一条“长城”,一直修到辽宁省渤海湾海边,长达一千多里,以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高丽发生了一起盖苏文弑君篡国事件。盖苏文原为高丽东部顺奴部大人(头领),性格凶残,犯法违禁,高丽王和诸大臣多次商议要除掉他。议事不密,被他知道。他邀请大臣们观看阅兵,在宴会上将大臣们一网打尽,杀死一百多人。他手持利刃冲进宫去,杀掉高丽王高建成,改立高建成的侄子高藏为高丽王,自任“莫离支”,相当于唐朝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总揽高丽朝政。盖苏文的凶恶残暴世上少有,他出行时,随意命令左右贵人伏地,踩着他们的背脊上马。沿途呼啸而过,行人躲避不及,跳坑跌谷,非死即残,“国人甚苦之”(《资治通鉴·唐纪十二》)。

这时,新罗遣使来长安,告发百济国攻取了新罗四十多座城池,又同高丽联合,封闭道路,阻止新罗与唐朝来往。唐太宗派司农丞相里玄奖(“司农丞”是官职,“相里玄奖”是名字)带上玺书出使高丽,劝说双方停战。玄奖到达平壤,盖苏文正在进攻新罗,已经攻下两座城池;高丽王高藏派人召他回都。盖苏文见了唐使却说:“隋炀帝征高丽时,新罗乘机攻占了高丽五百里地,如果它不把这些土地退回高丽,不可能同它停战!”玄奖劝解说:“过去的事就别去追究了,这里都是中国的郡县,唐朝天子都不提这些话,你们还计较什么呢?你们总不能违诏啊!”(《新唐书·高丽传》)但盖苏文是个死硬派,什么违诏不违诏,老子就是不听!

唐使玄奖返回长安复命,唐太宗忍无可忍,决定出兵征伐高丽。大臣中有主战派,也有反战派。反战派代表是谏议大夫褚遂良,主战派代表是兵部尚书李世勣。辩论结果,唐太宗决定出兵。

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两代人,连续进行了五次东征高丽的战争。

第一次东征高丽: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三月,至同年九月。唐太宗亲征,陆路以李世勣为主将,李道宗为副将;海路以刑部尚书张亮为主将,常何、左离当为副将。主要战斗在今辽宁境内进行。唐军先后攻克了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池,歼敌四万人,并将辽东七万余户迁入山海关以内。唐军损失两千多,损失战马百分之七八十。九月,唐军进攻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不克。辽东早寒,牧草枯黄,军粮不继,唐军退兵。

第二次东征高丽: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二月,至同年十二月。这次改变了战法,不搞攻城战,减少兵力,以袭扰战为主,干扰高丽农时,使其国内民心浮动、经济凋敝,待以时日,不战自垮。唐太宗派左卫大将军牛进达率一万余兵自山东莱州浮海入高丽;李世勣率三千人自新城道进入高丽,七月进至平壤西境而还。这次东征,虽然用兵不多,但效果还不错。当年十二月,高丽王派王子赴唐朝“谢罪”。

第三次东征高丽: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三万人为先锋,从胶东半岛莱州先期渡海入高丽,进行了四个月袭扰战斗,四月撤军回国。

唐太宗这次启用薛万彻为主将,进入高丽境内先去搞一次适应性战斗,这是他要下大决心的前奏。他曾对身边侍臣说,“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资治通鉴·唐纪十三》)。唐太宗后面展开了一系列大动作。蜀地安然无事,又富庶,他命令强伟在剑南道伐木建造长一百尺、宽五十尺的大型船只,往辽东战区运粮;命令浙江、江西两地建造海船及双舫一千一百艘,供渡海作战之用;命令河南陕州刺史招募勇士;命令莱州刺史运送军粮及作战器械储备于乌湖岛(今山东长岛县北隍城岛)。待这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到位以后,唐太宗准备调集三十万大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举消灭高丽。这时,房玄龄在病危之际,向唐太宗上了最后一道奏折,劝解唐太宗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旧唐书·房玄龄传》)唐太宗这时也进入老年,追求“功德圆满”的思想不能说一点没有。隋朝没有办到的事,他非要办到不可,这时房玄龄再想劝谏是劝谏不住了。可是,世上之事,虽然事在人为,但人寿在天,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春,唐太宗就病倒了,五月驾崩。第三次东征高丽宣告中止。

第四次东征高丽:

唐高宗继位后,与高丽等三国关系保持了一段相对稳定期。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丽联合百济、靺鞨夺取新罗三十三城,新罗王向唐朝求援。唐高宗命令东夷都护程名振、右卫中郎将苏定方出兵高丽,这次征高丽前后延续了九个年头。程名振、薛仁贵攻破赤烽镇(今辽宁海城县),击败三万高丽兵。第二年,薛仁贵又在横山(今辽宁辽朝县华表山)大败高丽军。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十万唐军进攻百济,新罗以五万兵力助战,一举平定了百济。唐高宗下诏,在百济境内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个都督府。但第二年,百济境内出现反抗力量,勾结倭国(日本)联合进攻留守唐军。唐高宗向高丽增兵,在白江口与百济、倭国联军遭遇,唐军四战四捷,焚敌舟船四百余艘,再次平定百济。刘仁轨留守百济,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屯田积粮,为消灭高丽做准备。

第五次东征高丽:

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五月,高丽莫支离盖苏文死,长子男生继任莫支离一职,但诸子相争,男生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契苾何力统兵征高丽。唐军大破高丽军,男生领兵来会,唐任命他为辽东大都督、平壤道安抚大使、玄菟郡公。唐高宗又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节制诸将,调河北赋税直输辽东以资军用。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李勣攻克高丽军事重镇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后,随即向金山(今辽宁海城县东)推进,与盖苏文次子男建展开金山会战。初战不利,薛仁贵从侧翼对高丽军发动袭击,歼敌五万余人,连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唐将郭待封率水师向平壤进发,另一唐将郝处俊大败高丽军于平壤城下。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勣攻克扶余城(今朝鲜仁川县),扶余川四十余城皆降唐。男建率五万军反扑,大败,损兵三万。唐军攻克大行城(今辽宁凤城县西南)。各路唐军会师后,在李勣统一指挥下,在鸭绿江大败高丽军,追击二百余里,攻克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县境内)。唐军再围平壤城,高丽王出城投降,男建被俘,高丽平定。唐朝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驻军两万镇守。


[1] 孤竹国:商、周时的孤竹国,即孤竹城,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南。

[2] 箕子:商纣王之叔,本名胥余,因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而名箕子。因规劝商纣王收敛暴政,被囚。周武王灭商后,将箕子释放,封于朝鲜。

[3] 扶余:即夫余国,西汉时辖地以今吉林省农安县为中心的松花江中游平原。

[4] 汉武帝灭朝鲜:据《汉书·朝鲜传》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派兵出击朝鲜,元封三年(前108)朝鲜降汉,“遂定朝鲜为真蕃、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5] 玄菟:玄菟郡,西汉置,治所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

[6] 参见《后汉书·高句丽传》、新、旧《唐书·高丽传》、《隋书·高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