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战争（清帝国VS沙俄）

中俄战争简介

中俄战争：17世纪中叶至17世纪后半叶，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在西欧，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雄心勃勃地要成为“太阳王”。而在世界的另一端，遥远的东方，两个东北亚的陆上强权，正围绕着黑龙江流域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在林海雪原和白山黑水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较量和拉锯。它们一个是仅用了数十年就征服了大半个西伯利亚的沙皇俄国；另一个则是同样仅用数十年就崛起于东北地区并最终入主中原的清帝国。这也就是17世纪黑龙江畔的中俄战争。

中俄战争过程分析——

17世纪中叶至17世纪后半叶，发生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在西欧，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在经历了几十年风云变幻之后，英国于1689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君主专制正处于顶峰，雄心勃勃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增强财力、提升国力，正在通过如火如荼的改革强化中央集权。在世界的另一端，遥远的东方，两个东北亚的陆上强权，正围绕着黑龙江流域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在林海雪原和白山黑水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它们一个是仅用了数十年就征服了大半个西伯利亚地区的沙皇俄国；另一个则是同样仅用数十年时间就从偏远的中国东北一隅，成功入主中原的清帝国。

从奴隶到主人的征服之路

沙皇俄国的前身莫斯科大公国，为13世纪末期由臣服于金帐汗国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分封而成，因首都设在莫斯科而得名。在外受蒙古人压迫，内有各路封建王公贵族互争雄长的环境下，这个新生的小国开始了卧薪尝胆的自强之路。14世纪开始，莫斯科大公国因为陆续兼并其他王公贵族的领地而逐渐坐大。他们的大公伊凡·卡利达（1325—1340）从宗主国蒙古金帐汗国那里取得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并获得了代征全俄贡纳的权力，开始领导俄罗斯诸侯。一百多年后的1480年，厚积薄发的莫斯科大公国趁着金帐汗国势力日衰，公然拒交赋税，引得金帐汗阿合马大怒。阿合马于1480年亲自率兵联合波兰一起来教训这个不老实的小弟。时任莫斯科大公的伊凡三世也亲自领军，与阿合马对峙于乌格拉河。结果，蒙古人因天寒地冻和波兰的援军迟迟不到而撤军。此后不久，阿合马就在内讧中被杀，金帐汗国解体。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二百四十年（1240—1480）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到了16世纪初期，莫斯科大公国仍然只是蛰居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一个小国家，周边依然存在着几个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小汗国，消除这些游牧政权可能带来的威胁就成为它早期扩张的主要动力之一。公元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即位，并自立为俄罗斯第一位沙皇。从这时候起，沙皇俄国之名才见于史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俄国熊”向当年把他们踩在脚下当奴才使唤的蒙古人亮出了深藏已久的獠牙。五年后的1552年，伊凡四世亲自率领大军消灭了喀山汗国，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也被沙俄吞并。1581—1598年，俄国人摧毁了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失必儿汗国，扫清了通往东方的最后障碍。此后十年间，他们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开垦荒地，修筑城堡。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一座座建筑风格具有鲜明斯拉夫特色的据点拔地而起，通往西伯利亚辽阔土地的大门就这样被打开了。

早在灭亡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俄国人就从与毗邻的失必儿汗国的交往当中得知，在乌拉尔山的另一边有一块辽阔而神秘的土地——西伯利亚。那里蕴藏着丰富的银矿和铁矿，还有黑貂、水獭、狐狸、灰鼠等珍贵毛皮。掌握了这些资源，就等于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其所带来的经济利润是无可估量的。所以对物产丰饶的西伯利亚，俄国人早已是垂涎三尺。在这笔巨额财富的诱惑面前，西伯利亚鹅毛般的大雪和凛冽的寒风也无法阻挡俄国人继续东侵的步伐。他们乘船策马，跨过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他们虽然悄悄地来，却绝不会“不带走一片云彩”地潇洒离去。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的城堡和一亩亩麦田！

伊凡四世画像

就这样，在征服失必儿汗国之后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俄国人依靠这些土木混合结构的堡垒据点，步步蚕食。截止到17世纪中叶，俄国基本上拿下了西起乌拉尔山，东到鄂霍次克海，北濒北冰洋，南到喀尔喀蒙古，总面积达1000多万平方千米的西伯利亚地区。沙皇俄国从一个蜷缩在东欧的地区国家，迅速膨胀为横跨欧亚的全球领土第一大国，创造了世界领土扩张史中的纪录。

当时的西伯利亚，也不是一块渺无人迹的处女地。在俄国人染指这里之前，这里就已经生活着阿尔泰、汉特、涅涅茨、雅库特（国内称鄂温克族）、尤卡基尔、克里亚克、楚科奇等30多个民族。这些名号繁杂的族群隶属于古亚细亚、突厥、通古斯等不同的族系。他们或经营畜牧业，以放牧牛羊、养殖驯鹿等为生；或世代渔猎，划着原始的独木舟于江河湖海上捕捉鱼类和大型海兽。他们架鹰驱狗，背负弓箭，在深山老林里射杀紫貂、猞猁等野物，获取它们身上的珍贵毛皮，并将之制成衣物御寒。如有富余，他们则通过与其他民族物物交换来满足对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他们虽然生活方式迥异，语言也不通，但共同点还是有的：那就是受严酷自然环境和落后社会生产力的双重制约，人口基数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高，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上仍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

17世纪西伯利亚地区主要俄国据点简表

据点	位置	建成年代
曼加结亚	叶尼塞河下游	1601年
图鲁汉斯克	叶尼塞河下游	1609年
叶尼塞斯克	叶尼塞河上游，克姆河口	1619年
布拉茨克	安加拉河上游	1631年
乌斯季库特堡	勒拿河流域	1631年
雅库茨克	勒拿河中游	1632年
鄂霍茨克	鄂霍次克海岸	1647年

16—17世纪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武装力量（右：汉特人步弓手，中：雅库特人的重骑兵，左：楚科奇人武士）

他们如同星辰一般散居在西伯利亚的辽阔土地上，种种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没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整体。所以，在沙俄东扩的浪潮中，尽管他们也曾做出英勇的抵抗，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导核心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最终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许多原住民部族也因此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1462—1689年沙俄疆域变迁图，见证了其版图的急速膨胀

任何一国走上领土扩张的道路，都离不开雄厚军事实力的支撑，那么，作为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当时的沙俄军事力量究竟如何呢？

北极熊的利爪

伊凡四世在位时期，沙俄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兵部”，其职能为制定战略计划，进行战争准备，实施战略指挥等，“兵部”下属的各部（属）则负责节制各兵种和武器装备制造等具体事务。总体上，从16世纪末期至17世纪末彼得一世改革前，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仍旧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的沙俄军队沿袭的都是伊凡四世时代所创制、以“军役贵族”和“射击军”为主体的军事制度。作战编制单位自上而下分别为千人队、五百人队、百人队、五十人队和十人队，约相当于现代军队编制中的团、营、连、排、班。其军队构成包括：

1．主要使用刀矛弓斧等冷兵器作战的贵族骑兵和民团。由于他们的武器装备是由军役贵族和各城市自己提供，所以规格不一、五花八门。

2．使用热兵器的常备步兵“射击军”和成建制的炮兵部队。

3．“城市哥萨克”“草原哥萨克”以及外籍军人。

所谓的“军役贵族”，其身份地位相当于同时期的日本幕府一般武士，都是世代行伍，效命于首脑的职业军人集团。他们是沙俄建国初期骑兵兵员的重要来源。伊凡四世时期，俄军账面总兵力达30万之众，其中骑兵高达近20万，这当中军役贵族组成的骑兵（包括他们的随从）就有10余万。以伊凡三世时期推行的“领地制”为保障，沙皇通过授予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吸引大小贵族投身到军旅当中。以每50俄亩（1俄亩＝1.09公顷）领地出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兵，领地越多则应出的人马越多。筹备粮秣和兵器所需的花费，国家是不会报销的，由贵族自己想办法解决。每位贵族自15岁起必须亲自带领武装随从一道终身服役，承担应尽的义务。如果贵族自身因为身体等原因，无力承担兵役就必须出钱雇人顶替。有军功者重赏，违抗君命者轻则被鞭笞，重则被剥夺领地净身出户。

军役贵族的领地来源有三：沙皇的直接领地；原本属于大封建主的领地中肢解出来的部分；新征服的土地。授予军役贵族的领地不得世袭和买卖。

沙皇通过这一制度既削弱了大封建主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又令军役贵族成为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命的忠实鹰犬，还调动了军役贵族对外侵略开疆拓土的积极性。可谓是一石三鸟。

射击军就是由火枪手组成的常备步兵，兵员主要来自市民，最早创制于伊凡三世时期。他们平时驻扎在营区内，进行指定的军事训练，穿统一制式军装，由国家发给薪饷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作战，对内维稳以及主要城市据点的防守。和同时期许多封建国家的军队一样，他们同时担任军人和警察的角色。每位士兵配备一杆自制或购自外国（如瑞士）的火绳枪和一把长柄月牙形钺斧 ；军官则配有手枪和军刀。

射击军的账面兵员在伊凡四世时代已经达到10万的规模，在征服喀山的军事行动中颇为得力。17世纪中叶以后，部分射击军士兵被调入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堡，以加强守备力量。

16—17世纪沙俄炮兵

16世纪俄军步兵常规队列射击训练图

16—17世纪的沙俄贵族骑兵，刀矛弓箭等传统冷兵器一直使用到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才被彻底淘汰

俄国人对战争之神——火炮的青睐由来已久。伊凡四世时期，炮兵逐步发展成独立兵种。其下有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的区分，另外俄军的团级作战单位也配有直属炮兵部队。当时的沙俄军队号称拥有各类大小火炮2000余门，其材质有铜炮或生铁铸炮，使用轮式炮架搭载，发射实心球形铁弹。

到17世纪中叶，针对欧洲军事急速发展的新形势，沙俄政府又创建了欧式步兵、龙骑兵、骠骑兵等新式军团，高薪聘请来自西欧诸国的外籍军官担任教官，甚至直接任命这些外籍军官为俄军各级军事主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新军在沙俄对西伯利亚的征服行动，以及后来的中俄边境冲突中，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在这里笔者不再详细介绍。

总之，从16世纪开始，火器的广泛使用使得俄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一时期，火炮的发展使得城堡要塞等据点在作战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论是俄国人还是其他欧洲军事强国的军人，都一门心思地钻研起“如何垒好自家的围墙”和“如何砸塌别家的围墙”。与此同时，野战在战争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沦为攻城战的陪衬。虽然俄军还没有完全脱离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但是为了充分发挥热兵器的作用，其战术队形已经发展到方阵与线式队形的过渡时期，即减少纵深加大正面。俄军战斗队形仍以团为单位编组，通常是骑兵配置于两翼，步兵居中，炮兵在战斗队形正前方一字排开，预备队则居于战斗队形后方，相机而动。

不过，早期俄国人的政治军事重点一般都在欧洲地区，故此由军役贵族骑兵、射击军和炮兵部队构成的沙俄正规军，主要部署于西线。这些精锐力量主要投入到和当时还是一方土霸王的克里木汗国 、波兰—立陶宛联邦 等敌对势力的角逐当中。

特别要提到的是，克里木汗国虽然不能再现祖先把俄国人踩在脚下的辉煌，但也不是省油的灯。在1558年到1596年期间，他们对沙皇俄国的领土约有30次大规模进犯。其中最大的一次在1572年，克里木汗国围攻莫斯科，拐走了15万人口。据记载，当时俄罗斯人的尸骸塞满了莫斯科河！这就导致每年春季，不胜其扰的莫斯科当局都要动员多达6.5万名士兵在边境戒备。

1584年，伊凡四世暴毙。围绕皇位的争斗使沙俄陷入内乱的“动荡时代”。国力鼎盛、扩张欲望极大，且与俄国人早有宿怨的波兰人，趁机介入俄罗斯的政权争夺。1606—1612年间，波兰先是通过扶植傀儡代理人伪季米特里向沙俄渗透，进而撕下虚伪的面皮大举入侵。这次战争虽然以波兰的失败告终，但两国就此开始上演持续上百年的冤冤相报大戏。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沙俄政府无力也无意把自己手上最重要的两张牌——贵族骑兵和射击军，投入到针对西伯利亚地区的远征行动中。

所以，那些年里，投身于东方那片冰雪荒原的俄罗斯“拓荒者”，便是被俄国人奉为英雄主义典范，同时也为亚洲人视如仇寇的，带有雇佣军性质的“草原哥萨克” ，以及少数的外籍军人。

严格意义上来讲，哥萨克并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跨越种族的集合体。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后期，当时部分俄罗斯人因为不愿意给金帐汗国当牛做马，而逃到今天俄罗斯南部与高加索山东麓，包括顿河流域、里海沿岸、第聂伯河下游和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当时生活在那里的有突厥钦察部和5世纪时就流落于此、放下马鞭靠打鱼为生的白匈奴人等形形色色的游牧部族。相同的命运轨迹使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生活的可能。于是这些当时主流社会的弃儿便通过联姻、共享猎场、订立攻守同盟等方式混合了起来。这个跨越种族和文化的新群体被改信伊斯兰教的土库曼突厥人称为“哥萨克”——好听点的翻译叫“自由人”，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无人管教的野种”。后来，这群人中的一小部分迁徙到黑海北岸，以游牧和经营毛皮贸易为生。

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城市贫民，与不愿成为农奴的农民们为了争取生活自由，也紧跟着迁徙到因钦察汗国被推翻、政治气氛显得较为宽松的黑海北岸地区。这些新加入的人群很快就融入当地，大大增加了“哥萨克”的数量。

哥萨克人在人数上的急速膨胀，引发的新形势就是，在南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些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的哥萨克地方政权。这些新政权的产生打破了该地区原来的政治局势。东欧平原多、山地少，因此哥萨克政权多数以河流、湖泊来命名，如“顿河哥萨克”“里海哥萨克”“乌拉尔河哥萨克”等。

16—17世纪沙俄的常备步兵——射击军，装备以月牙形长柄斧和火绳枪为主，后期则大量换装了燧发枪

长期的游牧与亡命生活，使哥萨克人以骑术精湛而闻名。19世纪的俄国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是以这样的笔墨来描绘哥萨克的：“他们无拘无束，寻欢作乐，开始碰撞着所有的人……”“人们不能忍受勇士们的这种开心取乐，他碰着谁谁就死，必死无疑……”虽然文字简短，却也让后人能管中窥豹，在脑海中勾勒出哥萨克的群像——这是一群不修边幅、目无法纪、不受约束的亡命之徒。这个群体充斥着许多唯利是图的江洋大盗、小偷、强奸犯、杀手等罪犯。

早在伊凡四世之前，历代沙皇为了对抗周边游牧势力的侵扰，就曾经通过收买哥萨克上层头目，或多或少地控制哥萨克人，使他们成为俄国人手里的重要武力。

到了1574年，伊凡四世终于下定决心，要一举拿下早已是冢中枯骨的失必儿汗国。当时，沙俄在西线正受到波兰、奥斯曼、克里木三国组成的反俄联盟的严重威胁。作为国家支柱的正规军是不能轻易动用的，于是沙皇就想到了东部的豪门巨贾——斯特罗甘诺夫家族。

作为此时俄国境内屈指可数的封建大领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领地之所以没有沦为一众军役贵族的蛋糕，除了他们家的地盘和势力偏居东部一隅，对皇权构成的威胁相对较小外，还因为他们在沙俄东扩事业中积极出谋划策、献财献力。这样殷勤的奴才自然深得主子的信赖。所以，沙皇不仅授予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制造使用武器、自由招募使用火器的武装人员的特权，还别有用心地给他们家在原有封地的基础上增加一大片领地。这块新土地就是失必儿汗国境内的托波尔河流域——沙皇的意思已经够明白的了：地儿我是给你了，能不能打下来就看你们家的本事了。

心领神会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立刻行动起来，竖起招兵大旗四处拉人扩充队伍。这时候，一位长期流窜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一带的江洋大盗——哥萨克头目叶尔马克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虽然此人是国家严令通缉的要犯，但是身上却具备了作为一个殖民者队伍首领应该具备的特质：心狠手黑、勇猛过人。面对求贤若渴、携带厚礼，前来向自己颁发聘用证书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使者，叶尔马克一番盘算后觉得，这不仅是一个洗白自己、“重新做人”的好机会，还能将功折罪名利双收。于是他慨然应允。要说这位叶尔马克也没有白混江湖那么多年，他一出山，紧跟着就有500多名他的旧日党羽跟着前来投奔。

俄国著名画家列宾所绘油画《扎波罗热人给土耳其苏丹回信》里的哥萨克

1581年9月1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之后，叶尔马克率领总数为840名哥萨克的远征队，配备了充足武器弹药、给养装备和翻译向导，向东进发。面对这样一支有备而来的精干武装力量，国力比早被俄国人灭亡的喀山汗国还要低上好几个档次的失必儿汗国仍然选择了奋起抵抗。然而失必儿可汗库楚姆和他的王子此时能动员起来的，只有国内各族牧民临时凑出来的几千名步骑兵。这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和叶尔马克几次交手都被打得一败涂地，连主要将领马麦特库尔都沦为俘虏，而哥萨克为此付出的损失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1582年秋季末，汗国重镇奇姆基、卡拉恰堡和首都伊斯克尔等地都被叶尔马克成功拿下。逃往南部的库楚姆汗并不甘心，依旧集合兵力伺机反击。此时走上事业巅峰的叶尔马克并不知道，死神已经在不远的地方向他招手。1584年夏天，这位失必儿征服者在南下征讨库楚姆汗的途中，遭到后者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他与他所率领的300多名哥萨克一起化为了鬼魂，此时距离他“誓师东征”还不到三年。不过，失必儿汗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两年后的1586年，400多名哥萨克再次卷土重来。到1594年，哥萨克的总数达到1100多人。这一次，失必儿汗国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老迈而高傲的库楚姆汗拒绝向俄国人臣服，其本人最终于1598年客死他乡。

就如同许多军役贵族和小贵族在目睹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成功后，争相效仿一样，叶尔马克虽然死了，然而仍然有无数继而起之的“叶尔马克”。他们怀揣追求财富与建功立业的梦想，踏着前辈留下的脚印与尸骨不断向东进发。后来，就连外籍军人、牧师、工匠、农民等各行各业的人，也加入到哥萨克东征的队伍中。俄国人的双鹰旗就这样借着这群“杂牌军”之手，插遍了西伯利亚的每一个角落。

17世纪的哥萨克“西伯利亚大东征军”。他们除了使用火绳枪和火炮等热兵器以外，也有部分人使用刀矛等冷兵器，还有甲胄（锁子甲）等防护装备也被保留

到17世纪30年代末，在哥萨克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下，俄国人的势力已经延伸到中西伯利亚高原和东西伯利亚山地的交汇地带。沙俄政府通过设置若干督军区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虽然地盘不小，但他们并不满足。这些新征服的地区虽然为他们提供了海量的实物税收入，但是因为纬度高，常年气候寒冷，连粮食都不能自产，以至于每年沙俄政府都要从南西伯利亚的城堡甚至本土往这里调运粮食才能勉强维持人马的消耗。为了降低统治的成本，俄国人迫切需要向气候较温暖、维度较低的地区扩展疆土。

1636年，在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强征实物税的俄国小贵族克佩罗夫，无意中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南方靠海的地方有条大河，河的两岸不仅居住有种田为生的达斡尔族人，河附近的山里还盛产银矿。同样的消息也在叶尼塞河一带的俄国殖民者中流传着。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沙俄当局决定派遣人员南下寻找这条传说中的大河与这条河两岸的土地。

这条挑起了俄国人欲望的河流，被当地的通古斯人称作萨哈连乌拉，而它的汉语名字，叫作黑龙江！

俄国人并不知道，在他们之前，早已有另一方势力把黑龙江流域的肥沃土地变成了自己的后院。此时，虎踞中国东北的新兴政权，刚刚把自己的名字从后金改为清。

“老罕王”的发迹史

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明王朝统治时期，是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渔猎民族混居的大杂烩地带。当地“杂胡夷种”的分布区域与当年建立金国的女真人活动过的地方有所重合，所以他们被统称为“女真人”。按照文明开化程度的不同，有“生女真”和“熟女真”之区别。生活在明朝边境的“建州女真” 和“海西女真” 各部，和明王朝较早发生接触并且确立了相对稳定的臣属关系，其大部分族群由此筑城定居，发展出了农耕文明，被称为“熟女真”。而那些生活区域比海西女真更往北的族群，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则属于“生女真”，或者称为“东海女真”“野人女真”。1409年，明成祖朱棣曾设置奴儿干都司，以确立对这些“生女真”的宗主权，但不过数十年之后这一羁縻行政机构就被撤销了。

1583年，当叶尔马克还在失必儿汗国跟库楚姆汗的残余势力较劲的时候，遥远的东方，明朝辽东地区，一场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战争双方是发动叛乱的建州右卫古勒寨和前来平叛的明朝军队，后者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作战期间，与古勒寨寨主阿台有亲属兼亲家关系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带着儿子塔克世因故潜入古勒寨，结果死在了乱军之中。事后，明朝当局为息事宁人，指令塔克世的长子、一个25岁的年轻人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职务，并授予其龙虎将军的称号。这个年轻人，名叫努尔哈赤。

走马上任的努尔哈赤继续以恭顺态度事大明朝，该交的税赋一样都不少，对于手握重兵的明辽东总兵李成梁，他更是厚加贿赂以蒙蔽对方。之后，他把矛头指向了古勒寨一战中，给明军带路的建州加哈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

明末女真各部形势（1582年）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倚仗的发家资本是自己的爷爷和老爹留下的13副甲胄和不足百人的小部队，可谓是白手起家。尽管如此，努尔哈赤还是迈出了起兵造反的第一步。他和兄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等人，联络血缘关系较亲近的几位寨主，一起集结500多人讨伐尼堪外兰。此役努尔哈赤虽然没能达到手刃仇人的目的，却成功打出了自己的威名。邻近的一些城寨寨主或部落首领也都慕名来投，使建州左卫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如何制定一项制度兼顾行政和军事管理就成为努尔哈赤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女真人的传统，行围狩猎和征战以10人编为一组，参加者各出箭一支，公推一人为首领，称“牛录额真”（箭主），这个小组就被称为“牛录”（女真语称箭为牛录）。这一传统管理方式给了努尔哈赤很大启发。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将每300男丁编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下置代子2人、章京4人。4名章京分领300男丁，编为塔坦。5个牛录编为“五牛录”（后改称“甲喇”），5个“五牛录”编为一固山。到了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共设8个固山，分别以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为标志，所以八固山又习称“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后改称“都统”）、甲喇额真（参领）、牛录额真（佐领）。军政合一、全民皆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八旗制度就此形成。努尔哈赤政权的成员皆隶八旗之下。旗及其下属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则荷弓从征，军械粮草皆为自备。

虽然一直号称“骑射立国”，但实际上在努尔哈赤早期的军事生涯中，其麾下的建州兵并非以骑射著称。建州三卫的地理位置属于今天吉林、辽宁两省交界的山岳丘陵区，其族人大部分都过着定居的生活，修筑城堡村寨等作为固定的物资囤积地和人口集散地，所以不同氏族间的征战杀伐都是围绕着攻城拔寨而进行。这种以城寨攻坚为主的战争形式，加上他们有基本的冶金制造业，能够自行锻造刀矛箭镞等冷兵器和护体甲胄，决定了建州三卫的军队以重装步兵为主。除了颇具规模的农业生产，他们还兼营渔猎和山货采集等。在这些生产活动中，成年男子一般都能掌握投枪、射箭等技艺。作为文化程度较高的族群，建州统治者还完全有能力制定一套严格管理的军事制度。以上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一支装备良好，具有极高组织性和纪律性，战技突出的山地步兵。

史载：“其军法，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披重甲，持戈矛；后三十人披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则两人跃马而出，观阵虚实，然后四面结阵驰击，百步之外，弓矢齐发。”（罗曰聚《咸宾录·东夷志·女直》 ）

由这段记载可见，建州步兵内部有四成的重甲长枪兵 ；其余六成左右为轻甲弓箭手，他们身着无下裳的布面甲胄，配备了单手柄的雁翅刀和柳条编制的盾牌作为近战兵器。建州人使用的弓是一种长梢大弦垫筋角木反曲弓，后来被冠以满族弓（或清弓）的称呼。这种弓从中间向两边对称，依次为握把、弓臂、弦垫和弓梢。握把为木质，上贴暖木与鱼皮。弓臂内是由桦木、榆木等木材制作的弓胎，背贴牛筋（有的用鹿筋）。弦垫有骨制的，亦有木制的。弓梢为木质，中夹角片。弓弦分为皮弦、丝弦和筋弦三类。由于明王朝为了限制周边少数民族的武备，严禁制良弓所需的毛竹、水牛角运到民族地区，所以建州弓胎面上的角材，只能采用多段黄牛角或羊角磨制、拼接而成的黏合角片。这样制作出来的角弓，射出的箭速和射程都不如水牛角材制作的，而且要让弓发挥威力，就必须把弓体做得十分长大。

这就赋予了满族弓一项独有的性能——同等磅数下，满族弓能发射更重的箭矢，对人体造成的创伤也远比一般的战箭更为致命。其近距离的杀伤力堪与早期火绳枪抗衡。当时训练有素的女真射手每分钟可射出5到10箭 ，而同时期最熟练的明军火绳枪射手也只能1分钟射出2发子弹。所以某些条件下，满族弓虽然是冷兵器，但是却能对早期火器形成一定的压制。所以，等到清乾隆时期，虽然清军中鸟枪（火绳枪）兵比例大幅上升，但依然在军中保留了弓箭手这一兵种，以作为近程火力打击的补充。

私人收藏的存世的满族战弓实物。下弦状态下弓身长度能达到170厘米左右，长大的弓梢作用类似杠杆，在把弓拉开一定距离后会产生省力的效果，弓梢根部的弦垫可以降低回弹时弓弦对弓身的作用力，起到良好的减震效果，有利于提高射击精准度。后金到清初，普通战弓拉力在48千克以上，由于设计合理操纵起来很容易上手

在明朝人留下的相关史料记载中，对建州士兵的评价是这样的：

“《顷见新略》书谓，奴（努尔哈赤）步善腾山短战，马兵弱；北关（按：即叶赫）马兵最悍，步兵弱。故奴畏北骑，北畏奴步。北关白羊骨（即布扬古贝勒）辈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骑，力相抗也，技相敌也。”也就是说，作为努尔哈赤死敌的叶赫部，其首领都对“奴步”的战斗力水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以写作《农政全书》而闻名的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也说：“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而谈东事者但以为长于弓马而已。”

至于后来被雍正、乾隆两父子视为“立国之本，旗人之要务”的骑射兵种，在努尔哈赤创业早期还不是主流。建州女真的马匹多数购自蒙古。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可能采取蒙古人那种逐水草而居放牧马匹的方式，只能像对待家畜那样把马圈养起来。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马匹的质量有所下降，速度和耐力都逊于放牧养出来的马匹。加之骑兵在山地战和城寨攻防战中并不起主要作用，也就没有大力发展骑兵军团的动力和必要。马匹对建州兵的作用更多是在远程奔袭任务中充当斥候，或者是步兵提高机动性的载具。直到后来征服了半农耕半游牧的海西女真叶赫部，努尔哈赤的帐下才拥有了一支颇具规模、野战能力强的骑兵。之后随着一些蒙古部落也陆续投顺，他的骑兵实力更加壮大，兵种构成和战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也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仍复前，莫敢退，退即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强悍的军事实力是努尔哈赤得以“削平各处”的重要保障。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当沙皇的哥萨克们还在叶尼塞河流域抢夺资源与地盘时，年近花甲的努尔哈赤已经通过三十三年的不懈征战，基本摆平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各路大小女真势力，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努尔哈赤自称“大英明汗”，俗称“老罕王”，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之后，自觉翅膀硬了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向昔日的主人明王朝发起了进攻。

清代箭矢，箭镞形制由于用途不同而种类繁多，总长度一般为1米上下，用于战阵的箭镞截面相当宽大，为保证箭支飞行的稳定性和箭速，通常搭配长箭羽，箭杆则修正为首尾两端略细，中间稍粗的形状，称为“套档子箭”

彼时的明朝虽然衰败之象已显，然而东亚第一大国毕竟不是吹出来的，地多钱多人更多，远非辽东一隅的“蕞尔小邦”可以比拟。后金建国之初，全国人口不过50万之数，其中可充当生产力和兵员的成年精壮男子不会超过10万人。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4月，后金以倾国之力第一次大举攻打明朝边境。尽管后金军初战便把抚顺等明军据点拿下，但随后因为兵力不足以与明军抗衡而被迫主动撤退。有鉴于此，老罕王终于意识到，仅靠脚下这点土地的人口和产出想斗倒明朝这个巨人着实还欠点火候。于是他便加紧对后金周边那些小势力的掠夺，这些不幸的小势力中就包括前文所讲的“野人女真”。

关于17世纪初黑龙江流域各土著民族的分布情况，清代学者魏源在《圣武记·卷一》的“开国龙兴记”里这样写道：“其扈伦四国外，劳征抚者，莫如东海三部及黑龙江之索伦等部。东海三部日瓦尔喀部、虎尔哈部、握集部。又有最远之使犬、使鹿、库页等部。黑龙江北则索伦、锡伯、达瑚尔、鄂伦春、卦勒察等部。其种族散处山林，非有酋豪雄长抗衡上国……”不难想象，面对磨刀霍霍的后金铁骑，这些边远地区的小部落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从“基因库”到“货源地”

事实上，早在1616年，努尔哈赤就派遣得力干将达尔汉和硕翁科罗，率兵2000远征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萨哈连部，先后拿下11个村寨，招抚“使犬部”等数十个当地部落，同时又发兵400至库页岛使当地土著内附。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俄国叶尼塞斯克城堡建成的那一年，后金汗国在刚取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后，调转矛头，两次攻击了广泛定居于牡丹江流域和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处的“东海三部”之虎尔哈部，前后掠走人口4000余众。1621年到1625年，尝到甜头的后金再接再厉，三次发兵虎尔哈部，总共捕获人口3500多人。就这样，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几乎成为后金补充人口的“基因库”。此时，后金的北部陆上国境也推进到了今天日本海沿岸的海参崴、双城子一带。

17世纪黑龙江流域部族分布图

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病逝，其子皇太极继位。比起自己那个只会上阵抡刀子砍人和抢东西的阿玛，这位身材壮硕的新汗王显得更有一个政权建设者应当具备的头脑。对内，他改变其父晚年轻漫汉人文士的态度，对汉人谋士予以重用。对此前被视为奴隶的下层汉人，也令他们“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并随之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推进汉化的新政，缓和了境内的民族矛盾。由于当时归附后金的蒙古人和汉人官兵日益增多，皇太极便在满洲八旗之内，又增设了蒙古旗和汉军旗。这使得使八旗制度臻于完备，武装力量不断扩大，常备军从努尔哈赤时代的6万多人猛增至10余万。

皇太极画像	《皇清职贡图》中的东北少数民族猎手

文治成绩突出的皇太极，对外武功相比其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位期间，后金攻灭了黄金家族直系后裔、漠南蒙古实力最强的察哈尔部；两次攻入朝鲜；八次攻入明朝塞内，三次直逼明朝首都北京城，一直深入到山东地区，整个华北都为之震动。在这些战争中，后金掳掠了大量的人口，极大地充实了自身的人力资源。随着对明朝战争规模的扩大，军费支出也日渐增加。故此，虽然后金针对北方地区、以掳掠人丁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依然存在，比如1633年（后金天聪七年）征讨黑龙江下游赫哲族乌扎拉部的行动，但是“取其生口而劳役之”已非征伐之要务，“使彼输诚向化，获其物产而用之”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皇太极在宣谕征伐黑龙江的将领时就说得很清楚：“兹地人民语言、骑射与我国同，抚而有之，即皆可为我用。”体现了皇太极的政策：“恩威并用，征抚并行”。

这一新政策出台，效果立竿见影。就在天聪八年的五月初一，居住于黑龙江支流精奇里江多科屯一带的索伦部首领巴尔达齐，亲率44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后金都城盛京（沈阳）表示臣服。当时，索伦部是黑龙江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氏族联盟，分布地区大概是南到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北至外兴安岭，民族成分包括今天的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其中又以达斡尔族最富有，鄂温克族最强悍。这位带头来给后金上贡的巴尔达齐，就是达斡尔人。

巴尔达齐此行带来的贡品是“1818张貂皮和若干张狐皮”。对于这个态度恭顺的新人，皇太极给予了他莫大的恩典——将一名宗室女子许配给他为妻。巴尔达齐由此成为后金的“额驸”，一跃跻身于后金贵族，备受礼遇。不到一年后的1635年（后金天聪九年）4月，巴尔达齐带着弟弟额讷布等人来朝。正在察哈尔前线督战的皇太极特意捎口信给盛京方面说：这孩子是咱家的女婿，要好好招呼，让他们吃好喝好（昔巴尔达齐为我婿，照旧礼杀牛迎接，吃食亦照旧供给）。此后，巴尔达齐更常常收到皇太极赏赐的毡帽、衣裤、箭袋等生活用品。对于这个偏远地区的小酋长来说，这些赏赐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实际用途。

于是，更多的索伦部族开始效仿巴尔达齐，连散居在黑龙江下游的鄂伦春、赫哲族和费雅喀人也都前来进贡。以1635年7月为例，从黑龙江来进贡貂皮的酋长团队总数达到66人。这些来自各路山头的小头目，三两成群捎上些皮草山货等土特产就“来朝贡献”。皇太极照样是来者不拒，“依例封赏”。通过这种“上贡”“赏赐”的互动，后金与索伦部的宗藩关系就这样开始形成，黑龙江流域也初步被纳入后金的势力范围之内。到了后来的清朝初年，双方更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而严格的“贡纳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

“盖奴酋擅貂参之利，富强已非一日。”对于后金政权而言，毛皮和人参等珍贵药材，绝不仅仅是用来赏赐有功之臣、显示皇族地位、收买人心的工具，更是后金在对外贸易中能获得巨额利润的重要商品。其买卖所得成为后金庞大军费支出的重要来源。同时这项贸易还给后金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暗中投靠过来的关内明朝晋商集团。以“敢为天下先，要钱不要命”而著称的晋商集团，在走私东北山货到内地的商贸活动中挣得盆满钵满，由此傍上后金这个新主顾。他们不仅竭尽所能地给后金搞来了水牛角、干制大毛竹、火药等重要军事物资，还将自己的商号变成了后金收集明朝军事情报的“交通站”。后金回馈他们的方式，就是为他们的走私活动提供充足的货源。而这一重要货源地就是黑龙江地区。所以，对于索伦部那些头领们，后金政权是尽可能摆出和颜悦色的面孔，广施小恩惠，诱使他们乖乖上贡。

1636年，为了彰显和明朝“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五行上把明朝克死，同时也为了在心理上降低汉人对己方政权的敌意，后金汗国更名为“大清帝国”，由一个专营抢钱抢人抢地盘的“强盗集团”，蜕变为一个具有稳定、完善组织结构和配套制度的政治集团。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女真”族名也被改为“满洲”。皇族姓氏则由之前明朝所赐的“佟”变成了“爱新觉罗”。一手缔造家业的努尔哈赤被尊为“太祖皇帝”。同年，皇太极命满洲镶蓝旗71岁老将吴巴海领军驻守宁古塔，并在这个后来以流放罪犯而闻名的苦寒之地设置了副都统辖区。其治所位于今黑龙江省海林县，其直接管辖区域相当于今吉林省大部和黑龙江省南部部分地区，兼管黑龙江流域各土著部落的贡貂等事宜。受此浩大声势的触动，次年4月，黑龙江另一位著名的索伦部首领、鄂温克杜拉尔氏族的头人博穆博果尔也融入到同胞们进贡的潮流当中。虽然他一度表现积极，甚至还派人参与了清军追杀叛乱者喀木尼汉部落首领叶雷的行动，不过很快博穆博果尔的忠诚度就开始下降了。从崇德二年到崇德四年（1637—1639年），他仅仅入朝两次，也没有按照规定如数缴纳贡品。不仅如此，这位“黑龙江库尔喀部索伦，以材武长其部”的首领，在“非有豪酋雄长抗衡上国”的黑龙江流域还深得当地民心，以至于“江南江北各城屯倶附之”。他更聚集了一支拥有步骑6000余人的部族联合武装，俨然一副要和满洲人分庭抗礼的架势。刚刚从汗王升格为帝王的皇太极见此情形，开始“虑其势盛不可制”。他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让此时专注于伐明战事的帝国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也为了让大清的招牌还能在黑龙江镇得住人，必须要把博穆博果尔这股反抗的力量压下去。

1639年（清崇德四年）12月，皇太极派遣索海、萨穆尔喀、穆成格等将领率3000余人分兵数路“往征索伦部落”。1640年（清崇德五年），清军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博穆博果尔将手底下6000多号人，分驻于多陈等4座木城里抵抗。清军在开战初期稍微受挫，但随后就凭借武器装备和组织上的优势大占上风。原先跟着博穆博果尔一起造反的那些大小部落见势不妙，便开始挨个向清军缴械投降。到了当年7月，力不能支的博穆博果尔选择了逃跑，带着家小亲随沿着黑龙江往上游撤退。清军再次进击博穆博果尔，一直追到一个叫奇洛台的地方，也就是今天俄罗斯境内的赤塔附近，最终将博穆博果尔及其余部拿获。博穆博果尔本人被清军押解回盛京后处死。

平定博穆博果尔叛乱一战，可视为入关前清帝国对黑龙江流域征服行动的高潮。此役俘虏参与叛乱的索伦部各氏族男女老幼6956人、牲畜1100多头（匹）、珍贵毛皮5400多捆。依照惯例，这些人丁大多数都被南迁到盛京附近，编入八旗的“牛录”中以补充人力。其他索伦人也被迁离原居地以防他们再聚众生事，唯独达斡尔人获准留居旧地。这一点要归功于作为“纳税模范”和“皇亲国戚”的达斡尔头人巴尔达齐。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这位酋长自始至终保持着对皇太极的忠诚。即使在叛军最嚣张之际，他所统领的部众依然“未曾附逆”。基于这一点，皇太极不仅没有将他们强行迁徙，甚至对巴尔达齐趁着清军战胜的机会，兼并其他索伦小部落的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此，整个黑龙江中游地区几乎只剩下达斡尔人一家独大，到了康熙年间，“达斡尔”一词就和“索伦”并称了。

1643年（清崇德八年）9月21日，在位十八年的皇太极病逝，庙号“太宗”，谥号“文”。在这位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帝王生前留下的文案中，提及经略帝国北部边疆有这样一段文字：“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的确，清太祖在位时期，后金政权的北界仅到今天吉林省的北部，而到了皇太极时代，才算是从形式上把整个女真地区都统一了起来。包括上游石勒喀河在内的整个黑龙江流域的大小部族，都向“博格德汗” 俯首称臣。但是，清帝国此时正忙于和明朝作战，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南方战线上。虽然对索伦人的叛乱采取了果断而严厉的惩罚性处置，其出发点却也不过是为了后方的安定。再者，对清帝国的统治者而言，长城以内的“温柔富贵乡”显然比“北大荒”更有吸引力。纵观太祖、太宗两朝用兵黑龙江，目的也仅在于获取该地区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充实自己，并不是为了将之“纳入版籍”。所以，哪怕是在彻底平定博穆博果儿叛乱后的有利形势下，清帝国也没有在黑龙江地区通过设置行政区划或者留驻军队的方式，建立有效的直接统治，而是仅仅满足于当地土著的“臣服”。同时，由于清朝历年来对当地的征伐掳走不少人口，使得当地本就不多的人力资源更加匮乏。所以到后来面对俄国人侵扰的时候，当地的土著既没有相关的组织整合他们的力量来抵御外敌，自身又缺乏足够的实力，终于使得俄国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鸠占鹊巢。

就在皇太极去世的这一年冬季，黑龙江上出现了一小股当地居民此前从未见过的武装。这些人金发碧眼、面貌丑陋，武器是几乎人手一根的长管子，队伍里还有一根搭载在车子上的铁质粗大管状物——俄国人来了。

来自北山的罗刹鬼

外兴安岭以北的俄国人自从在土著那里听了关于黑龙江的种种传说后，早就是垂涎三尺了。1638年（清崇德三年），叶尼塞斯克督军就曾派遣头目马克西姆·佩尔菲耶夫率领36名哥萨克，试图把黑龙江流域的情况侦察清楚。不过他们在历时两年，辗转找到勒拿河上游通古斯人的居住地，强行征收了几捆貂皮实物税之后，就因为缺乏食物，队伍发生内讧而被迫回转。当然他们此行也不是一无所获，最大的收获就是证实了传闻中所言黑龙江两岸有从事农耕的居民确是事实。至于金山银山则纯粹是传说而已。达斡尔人手里头的贵重金属、丝绸锦缎之类的奢侈品并非自产，而是通过贸易和清朝皇帝赏赐所得。

虽然如此，佩尔菲耶夫一伙人带回的信息依然让俄国人欣喜若狂。在“为沙皇造福”这一口号的呼吁下，时任雅库茨克督军的彼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 决定派人进一步探测黑龙江地区的详细情况。1643年7月15日，一名叫瓦西里·波雅科夫的督军衙门文书官，带着132名哥萨克、1门小型野战炮以及一些粮秣弹药离开雅库茨克南下。在十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乘船沿着阿尔丹河及其上游支流乌楚尔河行进，并在乌楚尔河的支流戈诺玛河建成了一座简陋的冬营，以停泊船只和储备辎重物资。在留下40人的守备力量之后，波雅科夫带着剩下的92人乘坐雪橇走陆路，翻过外兴安岭到达精奇里江流域。他们在精奇里江支流乌穆列堪河边，修筑了一座设防的小据点。而后他们到达附近一个叫乌尔堪屯的达斡尔村庄，受到当地人的盛情款待，“收到十头牛和四十筐燕麦”。在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该村落附近有一座叫莫尔迪奇的城堡，里面有更多的粮食和物资之后，难改强盗本色的波雅科夫居然派遣手下前往该城，诱骗并劫持了城里的3名达斡尔酋长为人质，以胁迫城里的达斡尔人无条件投降。然而莫尔迪奇的达斡尔人不吃这一套，他们从城里突然出击，与城外的兄弟部族一起夹攻波雅科夫，杀死并俘虏了10余名哥萨克。经此一役，波雅科夫及其部下无法再去寻找土著居民点栖身，只能龟缩在乌穆列堪河边那座小据点里，在饥饿和达斡尔人的箭雨下惶惶不可终日。到最后，这群丧家之犬居然吃起了战斗中被打死的土著人的尸体！等到留守戈诺玛冬营的40人带着粮食赶来时，波雅科夫身边的92人除了被打死的十几人外，已经有四五十人饿死。然而波雅科夫并未停下脚步，因为到此时为止，他还没有获得哪怕一点貂皮或黄金作为交给督军的实物税。于是他继续率队向精奇里江下游前进，路经许多臣服于清帝国的达斡尔人屯寨，其中就包括皇太极的驸马巴尔达齐的城寨。而后波雅科夫一伙进入黑龙江，并且顺江而下一直到黑龙江江口。“罗刹毛子进村了！”沿途的土著赫哲人和费雅喀人早已听说这伙金发绿睛白皮怪物在莫尔迪奇干下的“好事”，纷纷自发阻截俄国人，迫使波雅科夫每经一处聚居点都要花很长时间强行闯关才能通过。一路上虽然搞得鸡飞狗跳，倒也让他抢到了480张貂皮和6个貂皮筒。

行进中的哈巴罗夫一伙

1645年（清顺治二年）6月，蓬头垢面的波雅科夫一伙返回雅库茨克。在上交给督军戈洛文的报告中，和黑龙江土著鏖战两年的波雅科夫夸下海口：“征服我所经过的这些地区，只需要300人和3个城堡就已经足够。”这些话语使俄国人保持了勘察乃至征服黑龙江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步波雅科夫之后尘，其中的“模范人物”就是富有的猎户叶罗菲·哈巴罗夫。

1649年（清顺治六年）秋天，哈巴罗夫受新近上任的雅库茨克督军迪米特里·特兰斯别科夫派遣，率领70人的远征队南下前往黑龙江。临行前，财大气粗的哈巴罗夫向督军大人拍胸脯表示：“远征队伍的一切经费就由我自己掏腰包解决，您就等着收税就行了。”有此言在先，后者自然乐见其成。1650年（清顺治七年）年初，哈巴罗夫远征队抵达黑龙江边，之后进入达斡尔酋长拉夫凯的领地。由于波雅科夫当年的种种恶劣行径，俄国人在黑龙江一带早已是臭名远扬。所以等哈巴罗夫到来时才发现，拉夫凯酋长辖下5座城池里的居民都已逃散一空。略感失望的哈巴罗夫在第三座城寨扎营布哨。这座位于黑龙江江北沙洲上的据点名叫雅克萨 。该城原属于一位名叫阿尔巴西的首领，此人是拉夫凯酋长的弟弟谢尔奇伊的女婿。占领此地当日，俄国人就和前来侦察情况的拉夫凯酋长及其亲随等五骑遭遇，双方通过翻译开始交涉。哈巴罗夫先是谎称自己是带队来做生意的猎户商人，被揭穿后又凶相狰狞地要求拉夫凯酋长率部众臣服沙俄。对于此无理要求，拉夫凯的回答是领着手下人快马加鞭绝尘而去。哈巴罗夫在追击中俘获了拉夫凯的姐姐，经过拷问，从她口中得知附近的达斡尔人已经聚集数千之众准备反击俄国人。深感自身力量不足的哈巴罗夫当即留下得力干将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指挥队伍，自己则回到雅库茨克搬救兵。在给特兰斯别科夫的汇报中，哈巴罗夫竭力描述了这一地区的财富：“达斡尔地方”到处是广阔的田野、牧场和大森林，农业发达，盛产皮毛兽，“比整个西伯利亚还要美丽富饶”。比起波雅科夫“给我300人，我就给你黑龙江”的大话，哈巴罗夫的认识算是比较清楚——“征服这一地区，需要6000人”。同时他准确地评估了这一地区的农业潜力，认为将这一带占领，则雅库茨克的缺粮问题将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而且粮食通过精奇里江和勒拿河水运，只需两星期就可以运到。对于这一汇报，特兰斯别科夫很是重视，向莫斯科写了书面报告。并且同意如果哈巴罗夫财力有限，督军衙门愿意给他的远征队提供武器装备、军服和经费。1650年秋，哈巴罗夫率领138名哥萨克的增援部队，携带马匹、3门火炮和一批枪支弹药，再次南下。在此期间，耐不住寂寞的斯捷潘诺夫领着人马四处活动，先后12次进攻谢尔奇伊的城寨，抢到不少粮食还捎带着俘虏了谢尔奇伊的家眷。阿尔巴西则趁着俄国人全力攻击自己岳父的档口，重新夺回了雅克萨城，斯捷潘诺夫一伙见状又调转枪口准备再次拿下雅克萨，却被闻讯聚集起来的达斡尔人袭击，被击毙了4人。无可奈何的斯捷潘诺夫索性就在雅克萨不远的地方又修了一座小城堡，等待哈巴罗夫回来。

1650年10月，哈巴罗夫领着援军与斯捷潘诺夫会合。达斡尔人料到无力战胜敌人便主动弃城别走。哈巴罗夫由此得以兵不血刃拿下雅克萨，而后开始扩建城防工事，同时四处抄掠土著，掳掠男女，强征貂皮160多张。次年6月初，经过周密准备，哈巴罗夫带着200多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至少3门火炮乘船沿黑龙江而下。他的作战计划是派遣小分队出其不意地袭击散在城寨外的达斡尔村落，等到载有主力部队、火炮和马匹的大船赶到，就对敌方的城寨发起攻坚战。为此他专门制造了数艘用于侦察、偷袭和牵制任务的轻巧小木船。不过他的准备似乎有点多余，他一路上见到的都是村落被遗弃、居民已逃散的景象。

就这样到了6月16日，哈巴罗夫兵临桂古达尔屯 。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座由几个达斡尔部落为抵御俄国人而共同修筑的大型土木防御工事。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占地半俄亩，实际上是由几道城墙连在一起的3座并列土城，城内挖有可供老弱妇孺和牲畜栖身的地窖，城上有木制塔楼。它没有城门，但是在塔楼下面有宽广的地道通向壕沟，这些壕沟有两道，深约1俄丈（约2.1米），环城开挖，坐骑则可穿过这些壕沟冲出去。对于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达斡尔人来说，修筑这样的城堡无疑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在俄国人的炮火面前，这种防御工事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俄国人准备登陆之前，桂古达尔酋长就与其他两个达斡尔酋长一起率领手下族人出击，试图把敌人全部消灭在江上，或使其不能登岸。哥萨克们则蛰伏于船上，待到达斡尔人行进到火绳枪的有效射程内，就忽然施放排枪攻击，猝不及防的达斡尔人当场就被射死20余人。紧接着，哈巴罗夫指挥部下趁着达斡尔人惊惧后退的机会成功登陆并随后尾追，桂古达尔则带着族人退回城内坚守不出。

在桂古达尔抗击哥萨克的达斡尔武装

哈巴罗夫试图劝降桂古达尔，保证只要后者向沙皇臣服并且缴纳毛皮实物税，就能受到沙俄军队的庇护。桂古达尔坚决回绝：“我等一直都是向大清‘博格德汗’进贡，凭什么再向你们交税臣服？”俄国人开始攻城，用火炮对桂古达尔屯的土墙和塔楼进行轰击，达斡尔人则从塔楼上开弓射箭，“飞箭遍野”。激战自16日黄昏一直打到17日黎明，最终，俄国人的火炮将桂古达尔屯的小土墙轰开了一个缺口，俄国人趁机以甲胄或盾牌护身攻入城内。达斡尔人余部使用刀矛和俄国人展开白刃战，依然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此战达斡尔人战死者达到661人，361名妇女和儿童被俘，此外还有237匹马和113头羊被俄国人虏获，而俄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4人阵亡和45人受伤。此役以“桂古达尔大屠杀”之名见于史册。

在桂古达尔之战进行期间，有几个人在不远处的田野上默默注视着这血与火的一幕——这几个人是清朝派往黑龙江地区征收贡赋的“物林人”，也就是税务官。这些身上没带多少护身武器，人员数量又少得可怜的清朝官吏，显然无法与一支人数远多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抗衡。加上没有收到要和俄国人开战的命令，因此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置身事外。战事结束后哈巴罗夫发现了他们的存在，在得知他们的身份后，倒也没有特别地为难他们，送了他们每人一点小东西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哈巴罗夫一行人在桂古达尔屯足足待了一个多月，才又鼓起余勇，沿着波雅科夫走过的路线继续前进，8月占领班布拉依屯，9月又攻占托尔加屯。他们一路上连下图尔噶、奥穆捷伊各屯，最后于该年冬天，抵达黑龙江下游支流巴勒尔河附近渔猎居民赫哲人聚居的乌扎拉村。在这里他们修筑了一座城堡，取名“阿枪斯克” ，并开始抢劫赫哲人的粮食、渔产品和皮料等物资。不堪压榨的赫哲人倾尽全力，动员起800人的队伍攻击俄国人的城堡，结果在死亡117人后被击溃，俄国人阵亡1人，受伤5人。

在两年多抗击俄国人入侵的斗争中，曾经繁荣富饶的黑龙江流域已变得田园荒芜，四处废墟。达斡尔人与赫哲人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不足以驱除外侮。这时候他们想起了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博格德汗。虽然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军队在黑龙江所做的和俄国人并无二致，但自皇太极时代开启“贡貂贸易”后，后金（清）就和黑龙江的土著们确立了宗藩关系。只要按时交贡品，博格德汗就能把他们当自家人。“中国征贡人不论有什么缺点，都不像俄国人那样犯下惨无人道的暴行。若是把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召集起来要他们决定愿意由谁来主管，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表示决心继续效忠于中国。”

首战败北乌扎拉

1652年（清顺治九年）3月24日凌晨，乌扎拉村俄国人小堡内的哥萨克们正如死猪般酣睡着，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杂乱的枪声。未几，负责布岗的大尉安德柳什卡·伊凡诺夫惊恐地大叫：“弟兄们赶快起来，披上甲胄准备战斗！”骂骂咧咧的俄国佬们揉着惺忪的睡眼爬上城墙，听到震耳欲聋的炮声，立马就精神了。哈巴罗夫后来回忆起当时的状况依旧心有余悸：“我们原来想的是哥萨克用枪炮从城堡里向外射击，从没想到会有人用枪炮攻击我们的城堡。”很快他就弄明白了，这就是当地土著人口中所说的那位博格德汗的军队。在此之前，哈巴罗夫已经多次在土著人的口中听到“博格德汗”这个名字，而在桂古达尔碰到清朝收税者的经历，也使他已经确切知悉了这些土著部落臣属于清帝国的事实。他迅速将此情况汇报雅库茨克当局，请求再次增派援军。特兰斯别科夫接到哈巴罗夫的求助信，立即奏请沙皇恩准，派遣特使契奇金率136人的哥萨克部队前往增援。他们除携带“火药和铅弹各30普特”之外，还带了另一样东西：特兰斯别科夫给顺治皇帝的劝降信。在信中，这个小小的地方官竟然对一个拥有至少500万平方千米土地、几千万人口、几十万军队的大国君主发出了这样的恫吓：“俄军在西伯利亚兵力强大，所向披靡，中国君王远非敌手，望速缴纳沙皇供奉，以免触怒，自讨苦吃。”

如同当时很多西方国家一样，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对于中国这一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俄国政府的了解仅限于知道“那是个盛产丝绸和瓷器的国度”，至于中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信息则不甚了解。早在明朝末年，就有俄国商人试图开辟经蒙古卫拉特四部到中国北方的商路，结果没有成功。于是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依旧相当模糊。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特兰斯别科夫的不自量力。远在雅库茨克的他不可能感受到清朝的国家力量，而哈巴罗夫很快就感受到了。

在第一次攻打乌扎拉村的战斗失败后，赫哲人遣使奔赴清朝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哭诉俄国人的暴行，请求大清皇帝给予庇护。这一重要边情被逐级上报到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城。北京城里的少年天子顺治对祖宗龙兴之地的边陲所遭遇的这场变故相当上心。他下旨谕令盛京方面务必出兵将入侵者驱逐出境。1652年年初，盛京昂邦章京辉和·叶克书遂根据皇帝的指示，命令宁古塔副都统海色派兵进剿这群“罗刹”。

俄国史书中的中国东北原住民武装

对于此战，中俄双方的史料记载均含糊不清。首先清军从宁古塔出兵的具体日期不见于任何史料。前线指挥者到底是海色，抑或是其帐下的军官？也是晦暗不明。《清史稿》记载：“（顺治）九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率兵与战”。《平定罗刹方略》则记载：“顺治九年，驻防宁古塔将军海色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札拉村，稍失利”。至于外国史家的论述，则索性只书战事而不言其他。

对于清军的总兵力，俄方史料《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英国学者拉文斯坦所著《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等书籍均记载为“2000名骑兵”，中方史料记载则是600人，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靠谱呢？

事实上，由于当时清廷入主关内还不到十年，根基未稳，中原各地和江南等大片地区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反清武装在活动。为此驻守盛京各处的八旗兵大量内调，关外驻军数量一时锐减。截至1650年左右，关外满蒙汉八旗军总兵力竟已不足千人，其中贵为陪都的盛京仅有770人，边陲重地宁古塔120人。至于更遥远的黑龙江流域，唯一能显示清朝势力存在的，只有50名收税者——前文所提及的“物林人”。迄今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能佐证，清军进攻乌扎拉村之前，清廷曾遣军回守关外。因此中方文献所述“600人”的说法更为合理，毕竟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清军在关外额设常备兵员的大部分。不仅如此，闻知“老毛子”火器犀利，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顺治皇帝特别叮嘱叶克书搜罗盛京境内各武备库的火器，拨付给海色以资军用。

《皇朝礼器图式》中的神威大将军炮

虽然擅长使用弓箭这样的传统射远兵器，但是满人对于火器，尤其是可以用于野战攻坚的火炮，同样兴趣盎然。据《满文老档》记载：“着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携炮二门、枪三枝；再将九十甲兵分之，其四十甲兵为红巴牙喇，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二十人携盾车二辆、梯一架、凿子二把、锛子二把、钓钩二个、镰刀二把、斧二把、席四领、叉二把、连夹棍一根、水壶二个及一月用之木炭、绵甲十五副。每一甲喇携大炮二门……”而这些火器的来源大部分都是从明朝军队手里缴获的。1631年（后金天聪五年）正月，后金在沈阳用“脱蜡法”成功仿制了“红衣大炮”，掌握了对火炮的不同部位进行复杂的退火、淬火处理的技术。1634年，皇太极集中整编从明朝投降过来的汉人炮手，创建了自己的火器部队“乌真超哈”。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利用虏获的明人工匠，对缴获的明军大小火炮加以仿制。到了1643年，清军又造出了全重3800斤（清制单位）、以四轮炮车搭载的“神威大将军炮”，成功实现了火炮的“国产化”。至于对单兵火器的推广开发，满人的步子就走得比较晚了。尽管早期的八旗军中也有着相当数量的士兵装备鸟枪（火绳枪），但他们一般都被归入弓箭手的战斗序列。到后来，清军装备缴获鸟枪的士兵数量逐渐增多，再与弓箭手混编，战术协同起来就会面临许多问题。在入关后和反清势力的作战中，为南明政权所雇用的葡萄牙和东南亚多国部队的火枪兵数度在战场上令清军陷入苦战。受此刺激，原本隶属于弓箭手编制的鸟枪手才于1648年（清顺治五年）被独立编成鸟枪兵，且有规定：“每兵发给鸟枪一杆”。另外，虽然弓箭手的培养周期和装备制造成本 远远高于火枪手，但是对于渔猎民族出身、几乎人人善于射箭的清初八旗军来说，两者之间的成本差距并不那么悬殊。加之这一时期清朝的战事规模也并不算太大，也就没有大规模列装单兵火器、降低成本和扩大军队数量的需求。所以论起单兵火器的普及率，此时的清军不要说和西方国家的正规军相比，就算与哥萨克这样的雇佣兵相比也是逊色不少。此次战前调拨给宁古塔方面的火器，尤其是火枪，型号五花八门：既包括性能与俄军火绳枪相差不远的兵丁鸟枪，也有早已落后于时代的古董货——前明火门枪“三眼铳”。当然比起全靠冷兵器上阵，总算是聊胜于无。

17世纪的俄国火绳枪

清军兵丁鸟枪，因其能迅捷击落天上飞鸟而得名，和俄国人的火绳枪一样使用火绳点火。为了增加装药量和提高射程，枪管长度做得相当长

清代驻防八旗将军副都统专属大櫜旗。据某些俄方史料宣称，乌扎拉村一战中哈巴罗夫曾夺得清朝宁古塔副都统海色的大櫜旗

就这样，600名八旗正规军，携带6门火炮、12发装满了40磅火药的陶土炸弹、数十杆火枪，浩浩荡荡从宁古塔开往乌扎拉村。在路上，他们会合了900名赫哲人和费雅喀人拼凑起来的武装，组成了1500人的队伍准备进攻俄国人。

在即将到达乌扎拉村时，清军鸟枪手大老远就朝天鸣枪。也许在清军指挥官的潜意识里，已经把这些“吃人罗刹”和那些山林里的猛兽画上了等号，以为把动静搞大一点就可以吓跑对方，达到“未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却不料自己面对的其实是一支接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雇佣军队伍，结果，“上国天兵神机火器”的轰鸣之声，反而使俄国人惊觉而起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先发制人地发起偷袭的战机就这样失去了。于是，清军只能排兵布阵准备发动强攻。

6门火炮被推到队伍前面，直到小城堡进入射程才开火，俄国人也用火炮反击，战事从1652年3月24日凌晨一直打到当天傍晚。清军的炮火终于把木制城墙打开了一个缺口，“木墙的三条横木被从上打断到地上”。在炮火的掩护下，清军披甲长枪兵冒着俄国人的弹雨舍命向前，点燃投掷土雷以进行爆破作业，接着轻甲弓箭手挥刀砍伐围墙圆木以扩大缺口，鸟枪手则从缺口处猛冲而入。眼看着就能把这伙走投无路的“罗刹鬼”一举歼灭，清军指挥官却在未判明敌情的前提下乱下命令——俄国人尚在负隅顽抗，他却命令清军士兵“要抓活的”。上官的军令尽管如此荒诞，却仍然得到低级军官和士兵们的执行。哈巴罗夫指挥哥萨克用一门火炮，对着正从缺口蜂拥而入、准备近身格斗的清军兵士进行抵近射击。遭到摧毁性火力打击的清军被迫稍作后撤，结果引发连锁反应。毫无纪律性的那900多名土著武装以为前方大败，竟然乱作一团作鸟兽散，至此整支清军远征队伍都被打乱。哈巴罗夫留下50人守卫堡垒，然后不失时机地亲率156名哥萨克穿上甲胄，策马从堡中杀出向清军发起反冲击，清军彻底溃败。2门火炮、830匹马、17杆三眼铳，还有若干袋粮食成了俄国人的战利品。此战盘踞乌扎拉村的206名哥萨克，被打死10人，伤78人。至于清军方面的损失，俄国史料称在战场上发现了676具清军尸体，显然有夸大的成分。

在兵力和火力都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又得到当地土著的策应，一举歼灭孤军深入己境的这一小撮入侵者，原本是轻而易举、板上钉钉的事情。然而由于清军指挥官好大喜功、昏着迭出的混乱指挥，生生把一场本已胜劵在握的围歼战变成了一场败仗。盛怒的顺治皇帝决定严惩战败的指挥官，如此一来，《清史稿》中提到的与这次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两位关键人物便得到了相应的处置。1652年10月，宁古塔副都统海色被诛杀，捕牲翼长希福被革去翼长职务，鞭一百，仍留宁古塔军前效力。从这个处分结果出发，似可推论：

1．乌扎拉村一战，身为宁古塔副都统的海色极有可能亲临前线指挥了战斗，而捕牲翼长希福仅是负责传递副都统所下军令，因而只受到比较轻的处罚。

积极谋划征服黑龙江的沙皇阿列克谢一世（1645—1676年在位）	位于伯力的哈巴罗夫铜像

2．如《清史稿》所载，则海色极可能在开战前布置作战方略时就向负责领军的希福下达活捉俄国人的命令，且命令得到了执行。

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很难知晓这段历史的真相，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乌扎拉村之战这场中俄两国之间的首次交锋，以俄国人险胜，清军惨败而收场。

哈巴罗夫以寡击众，一战成名，但他事业的巅峰也仅此而已了。虽然乌扎拉村一战没有给予哈巴罗夫一伙沉重的打击，却实实在在让哈巴罗夫感受到了清朝军队的威胁。受此挫败的清军很快再次调集兵力，并和土著会合，准备在松花江口再次迎击俄国人。得到消息的哈巴罗夫和部下提心吊胆，最后放弃乌扎拉村，悄悄窜回黑龙江上游的据点。这一年的4月下旬，他在大兴安岭以北和特使契奇金的增援部队相遇，尽管手里可供调遣的人又多了，但是哈巴罗夫已经不敢再回到黑龙江下游了。他计划在精奇里江修筑城堡，然后见机行事。然而哥萨克们已经不打算给这位不能再让他们获取财富的老大打工了，有136人发动哗变并离开了他。之后，这位日暮途穷的哥萨克头目，又和沙皇派到黑龙江“达斡尔地区”的莫斯科小贵族季诺维也夫发生了冲突。

此前哈巴罗夫起草的关于黑龙江地区详细情况的报告，已经被提交到了莫斯科。这块富饶的黑土地引起了沙皇阿列克谢一世浓厚的兴趣。1653年（清顺治十年）1月18日，阿列克谢一世发出了派遣军役贵族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率领3000名射击军士兵和哥萨克远征黑龙江的命令。季诺维也夫到黑龙江的任务就是给这支远征军收集当地情报和押运、储备军需物资。尽管后来因为俄国在西线与波兰再开战端，派遣远征军的计划被取消了，但是沙皇交给季诺维也夫的任务却没有一并取消。1653年春季末，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黑龙江。

季诺维也夫最终没能和这群在黑龙江的哥萨克打成一片。原因主要有几点：

1．他把沙皇拨给的军需物资和给黑龙江哥萨克的慰问金私吞了一部分。

2．他从长远征服的角度出发，禁止哥萨克们去劫掠当地居民，要求部下老实种地，自给自足。还计划上书沙皇多派农民到黑龙江搞屯垦。

3．在考察了黑龙江上游的水系情况后，他要求哥萨克们以拉夫凯旧城雅克萨为中心构筑3座城堡。

这位贵族虽然从理论上理解了城堡战术的要义——以中心城和卫星城由点成线，并在保证交通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一片地区的控制。然而这个纸上谈兵的计划明显和黑龙江哥萨克人员数量不足的现实相悖。信奉用马刀和火绳枪耕耘生活的哥萨克们，不可能“金盆洗手”甘心当农民。他们还认为，大批农民涌入黑龙江，结果就是自己能分到的“蛋糕”会变少。最终，打家劫舍惯了的哥萨克们把这位贵族挤对走了。不过，后台不够硬的哈巴罗夫也被季诺维也夫带走了。在莫斯科，沙皇念及哈巴罗夫在远征黑龙江时曾经立下的功绩，封其为军役贵族，并派他前往寒冷的伊利姆斯克城堡担任总管。这个双手沾满达斡尔人、赫哲人鲜血的刽子手，晚年定居于勒拿河上游的基廉斯克度过余生，从此再没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的土地。

功败垂成呼玛堡

季诺维也夫临走前，指定哈巴罗夫手下的得力干将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为黑龙江全体哥萨克的最高领导者。这位新老大一上任，就发现他的队伍面临着缺粮的问题。经过他们多年的搜刮，黑龙江上游早已被剽掠一空，处处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此地已无多余的粮食物资可以供他们抢夺，于是1653年9月18日，斯捷潘诺夫率队自拉夫凯的旧城出发，坐船顺着黑龙江直奔松花江口，成功抢劫了一批粮食。随后，他们又沿江下窜到虎尔哈部的聚居区度过了这年的冬天，一边强征实物税，一边继续建造新的船只。第二年5月19日，他在松花江口与另一位哥萨克头目卡申采夫的队伍会合。之后，来自尼布楚的34名哥萨克，在百人长彼得·别克托夫的带领下，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

此时斯捷潘诺夫手底下已经有将近400人，随着人员增多，他们对粮食的需求就更迫切了。于是他们接着往松花江上游进犯。6月6日，斯捷潘诺夫一伙在松花江航行时遭遇了清朝宁古塔巡防部队的攻击，狼狈撤退。9月，斯捷潘诺夫带着部下返回黑龙江上游地区。这时，别克托夫以自己在西伯利亚颠沛流离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对形势作了一番推敲。他提出：在己方兵力不足，而“新敌人”（清军）兵力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为避免被全歼而抛尸荒野的命运，应该将队伍拉回黑龙江上游的营寨固守过冬。于是，斯捷潘诺夫全队带着从松花江一带抢来的一些粮食，退守此前哈巴罗夫在黑龙江和呼玛河汇合处修筑的库马拉据点（中国史料称之为呼玛堡），并加紧修整城寨以强化其防御。

筑城工程极端困难。时值严寒，因此必须将冻结1俄丈深的土地砸开。城堡筑在土地上，四周围以竖立的双层木桩，权作城墙。城角筑扶壁；四周挖宽2俄丈、深1俄丈的壕沟；壕沟外面围插上木“刺障”，而在木刺障外面再围上一层铁刺障。这种铁刺障是用箭头插在地里的暗障，敌人企图逼近城堡时，便会被刺伤。在木刺障上还安设了防护板。就连通往城堡入口的地方，也挖了一个装了铁蒺藜和尖刃的陷坑。城墙从下到上开有射击孔。而且为安全计，在两层木桩之间填满了土，以防御轰击。在城内，城堡中心的高台上安设了炮位。为了防备围城，城堡内掘了一口井，连着井又修了四条斜沟，通向四方，敌人一旦试图烧毁木结构工事，可从井内引水灭火。此外还安设了高架支着的巨大铁容器，里面盛着夜间照明用的树脂，以备夜间敌人冲击时，能够望见城外的敌人。最后，俄国人准备了可以推掉敌人的云梯和盾牌的长杆，以及其他在击退敌人进攻时通常使用的设备。这样，到了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10月2日，呼玛堡一切防御措施都已完善，而且很快就要派上用场了。

笔者根据俄方史料复原的呼玛堡俄军工事构成平面图

由于在松花江畔，宁古塔巡防部队曾击溃了俄国人，受此胜绩鼓舞，顺治皇帝决心给予俄国人更加彻底的打击。出自孝庄皇太后娘家科尔沁部的正白旗蒙古都统西鲁特·明安达礼被派遣去攻打俄国人。这位不久之前刚刚因故被罢免兵部尚书职务的蒙古人，正想着戴罪立功以求官复原职。因此他收到皇帝的旨意后，就急忙赶赴宁古塔一线。在侦知了俄国人龟缩在呼玛堡的情报后，立功心切的明安达礼立即领兵上路。作为朝廷里的从一品大员，这一次他带来的部队阵容明显比进攻乌扎拉村的清军要强大得多——1500名正规军和数量相当的随军后勤人员、15门“神威大将军”炮、数目不详的鸟枪和其他攻城器械。

如同乌扎拉村之战一样，对于这一次征讨黑龙江呼玛堡俄国人的军事行动，中国方面的官方史书也没有提供诸如行军路线和部队出发时间等信息，连作战过程也轻描淡写。所幸作为这次战事中的另一当事人，俄国方面的史籍对此役着墨甚多。排除俄国史家某些有失客观的叙述（比如把明安达礼统率的清军总兵力夸张地写成1.5万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俄国史籍还原呼玛堡之战作战过程中的某些细节。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3月13日，20名哥萨克从呼玛堡中走出，在前往附近的林中开展砍伐作业后“神秘失踪”，之后，84名出城搜寻他们的哥萨克也一去不归——这些可怜虫全部被清军打死在树林里。之后，铺天盖地的旗帜和城堡外传来的枪声让斯捷潘诺夫预感到：该死的“博格德人”又来了！

3月20日，清军对呼玛堡发起了总攻。为了防止俄国人战败后开溜，清军烧掉了敌人停泊在黑龙江上的一切大小船只。同时出于压制城内俄国人火炮的目的，明安达礼指挥士兵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距离城堡约500码的黑龙江南岸3个高地上，修建了3座炮台。15门火炮就被布置在这些炮台里，昼夜不停地向呼玛堡轰击。由于清军炮手技术不精，大多数炮弹都没能命中目标，连续四天的炮击竟然未能在城墙上砸开一个缺口。3月24日夜晚，决心夺取呼玛堡的明安达礼组织了几支突击队发起夜间强袭。就是这一夜的战斗中，清军士兵拿出了当年努尔哈赤攻击女真各部和明朝时使用过的法宝——楯车！

“楯”通“盾”，也就是盾牌车，因此楯车又有牌车（车牌）的别名，是明军的创制。在中国东南沿海痛击倭寇而闻名的两位明朝名将——俞大猷、戚继光，在后来镇守大明北部边疆时，都使用楯车搭配火器编制的车营战法。戚继光甚至把自己对车营战法的应用心得写进了他的著作《练兵实纪》。虽然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只接触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种通俗小说的努尔哈赤，很可能并没有看过戚少保的军事理论专著。不过曾经短暂给“南戚北李”之一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当过亲卫的他，肯定早就见识过“楯车”的厉害。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在进攻地势险要的玛尔墩山城时，首次使用了楯车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此后他便疯狂地迷恋上了这款军事装备，并且令部下对其进行了改进。根据明人范景文所著《战守全书》记载，八旗楯车上的盾牌由厚木板包覆牛皮、铁皮复合而成。这样制成的楯车“小砖石击之不动，大砖石击之滚下，柴火掷之不焚”，具有较强的防御力。

《满洲实录》中清太祖大战玛尔墩战图，图中可见3辆楯车并排前进，掩护士兵到达城墙下的情形

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后金每牛录（1牛录为300人）中每100人就配备4辆楯车，由30名士兵操作，可见其地位。无论攻城战抑或是野战，八旗兵都极其依赖楯车为步兵部队提供有力的掩护。

在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爆发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大规模装备的火门枪和火绳枪根本无法击穿后金军的楯车，甚至佛郎机等轻型火炮对楯车也是无计可施。“奴以牌车推遮一车二十余人”，有效地抵御了明军枪炮和弓矢。在楯车的遮护下，后金步弓手甚至一直推进到距离明军军阵五步之内，仍然从容射箭。明军西路军主将杜松就是在这样的混战中身中18箭后伤重不治而死。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率军攻占沈阳，八旗军除了在攻城中使用了楯车，在与前来支援沈阳的明军陈策部的野战中，也大量使用了楯车。结果装备了内衬铁片棉甲和大量火器的陈策部，也全军覆灭。

如今，为八旗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楯车，将在呼玛堡下，与俄国人的作战中再次接受无情的实战检验。在它们的掩护下，清军鸟枪手、弓箭手和带着火药包、铁钩杆的爆破手弓着腰缓缓前进。弓箭手和鸟枪手射箭放枪，掩护爆破手炸掉一切肉眼可见的障碍物，为后面推着云梯和装满易燃物车辆的工程部队扫清道路。这些勇敢的士兵并不知道，对他们构成致命威胁的不是城堡上举枪射击的俄国人，而是那些在夜里洒在地上的他们肉眼难以分辨的铁刺障。向着城门方向推进的一支楯车分队，连人带车掉进了俄国人早已挖好的陷坑里，成了俄国人的活靶子。前军打得如此不顺利，由工程部队和部分骑兵组成的后军也不敢轻动。这样僵持到3月25日天明时分，斯捷潘诺夫忽然命令哥萨克杀了出来，损失较大的清军被暂时逼退。几名来不及撤退的伤兵，连同两支鸟枪和一些弹药都被俄国人俘获。

从这天之后，清军再也没有组织过突击队强攻城堡，而是改用间歇性的炮击和断绝水源的方式消磨俄国人的斗志，同时还用弓箭把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劝降文书射进城堡内。信里许诺只要俄国人投降就能得到“博格德汗赏赐的金银和美丽的姑娘”。然而俄国人并未理睬——他们当中根本没人看得懂信上的内容。

4月4日，围城半个月不下的明安达礼，因为部队所携带的军粮已经耗尽而被迫率军撤退，呼玛堡之战结束。此役清军虽然“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击毙了104名俄国人，但终究还是没能拿下呼玛堡，“旋以饷匮班师”。作为清军主帅的明安达礼，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他既为不知该如何向皇帝交代而发愁，也为自己失去了一个官复原职的好机会而感到惋惜。

清军的撤退并没有让斯捷潘诺夫感到舒心一些，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巴结提拔自己上位的季诺维也夫，他居然派人直接把强征来的实物税作为“贡品”上交莫斯科，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让这些实物税经过雅库茨克督军衙门之手。于是雅库茨克方面断绝了对这些“过河拆桥”者的军事物资供应。走投无路的斯捷潘诺夫只能把缴获自清军的弹药囤积起来备用。

此后两年里，只要一到秋收季节，斯捷潘诺夫就要南下松花江，抢掠足够一年食用的粮食储备。然后窜到黑龙江下游，闯入费雅喀人的村庄里过冬，等到第二年春天再沿黑龙江上溯返回呼玛堡。尽管也曾和清军交战，但损失甚微。在此期间，他不顾自己都已然是“泥菩萨过江”的状况，又收编了一些小股的哥萨克队伍。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的6月30日，这条丧家之犬率领500名哥萨克再次顺着黑龙江下航去搜刮粮食。此时的他不会知道，对面有一个叫沙尔虎达的清军将领，正等待着这些来“打草谷”的哥萨克。

沙尔虎达父子的战绩

沙尔虎达，这位1599年出身于“虎尔哈地方苏完部瓜尔佳姓”的巴图鲁，少年时就跟随父亲桂勒赫归顺努尔哈赤，被编入镶蓝旗，授予牛录额真的职位。随后他以伐瓦尔喀部有功，加授世职备御，开始在军事生涯中崭露头角。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前锋参领沙尔虎达跟随皇太极攻打明军大凌河据点，包围重镇锦州。从此他跟随皇太极鞍前马后，几乎参与了八旗军攻略明朝和朝鲜的所有战事，颇有斩获，屡建军功。

“三年，复从伐明，拔遵化，薄明都，沙尔虎达战郭外，败明兵，进世职游击。自是数奉命与噶布什贤章京劳萨等率游骑入明边，往来松山、杏山间，获明逻卒十八及牙将为逻卒监者，并得牲畜、器械甚夥。崇德元年，从伐朝鲜，破敌南汉山城。三年，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将八十人行边，至红山口，遇明兵，斩裨将二；击走明骑兵自罗文峪至者，搴其纛，得马四十；又破明步兵自密云至者，斩百余级……”

入关后，他又继续参与清军对李自成和南明的作战。截止到1650年，他已经升调为满洲镶蓝旗副都统。

时值俄国人屡屡窜扰东北边陲。如前文所说，1652年，清军在乌扎拉村之战中战败。在处罚完相关负责人之后，为加强东北防务，这年8月，顺治皇帝下旨将原属盛京昂邦章京管辖的宁古塔副都统升格为宁古塔昂邦章京，建立起直属中央的军事行政双职能管理体制。出生在宁古塔边外，熟悉边疆舆地民情而又军功卓著的沙尔虎达临危受命，成为首任宁古塔昂邦章京，时年53岁。颇为体恤臣属的顺治皇帝给了这位新官上任的老将一支外援——100多名来自李氏朝鲜的鸟枪手。

说起朝鲜鸟枪手，就不得不提起著名的“壬辰倭乱”，也就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抗日援朝战争。在那场战争中几乎被日本人灭国的朝鲜，深为日军单兵火器的犀利所震慑。日本单兵火器的发展，最早源头是种子岛铸剑师八板金定奉其主公种子岛时尧之命，仿制葡萄牙火绳枪，此即种子鸟铳，别称“铁炮”。随后其衍生产品因产地不同分为国友筒、堺筒和萨摩筒，长度从80厘米到180厘米不等，有效射程从50米至200米不等，性能不亚于葡萄牙原装货。战争结束后，痛定思痛的朝鲜统治者下了很大功夫组建了自己的火器部队，这些鸟枪手装备的就是壬辰倭乱中缴获和仿制的日本“铁炮”。虽然这支队伍未必是训练有素的虎狼之师，却也算是朝鲜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兵种。

在“壬辰倭乱”中，明朝军队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没有明军的流血牺牲就不会有朝鲜的复国。因此李氏朝鲜君臣对宗主国大明朝一直“感恩戴德”。再加上此前朝鲜就与女真各部落多次有过战争，所以后金兴起后，朝鲜的火器部队更是多次响应明朝的号召，参与讨伐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的战斗序列里就有1万多名朝鲜士兵。之后为了教训“纍世得罪我国”的李氏朝鲜，皇太极两次调兵进攻朝鲜。这就是1627年的“丁卯胡乱”和1636年“丙子胡乱”。最后，后金军打得朝鲜不得不进贡称臣。尽管如此，朝鲜内部的顽固派势力受华夷之辨思潮的影响，依然相当敌视清朝。故而顺治以加强“宁古塔防务，剿灭罗刹”，下诏令朝鲜征调火器部队赴宁古塔，也有试探朝鲜是否恭顺的意味，以防备朝鲜有不轨之心。

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朝鲜最后还是乖乖服从上国的号令：1653年，由朝鲜军官边岌率领的100名鸟枪手、1名哨官、2名翻译、48名旗鼓手和火丁组成的远征队，从朝鲜东北部咸镜北道的会宁出发，渡过图们江，于1654年3月份在宁古塔与沙尔虎达率领的清军会师。

清世祖顺治皇帝朝服像

1654年6月6日，沙尔虎达亲率清军、朝鲜兵及赫哲族武装700余人，分乘20多只战船和140多只小桦皮船巡阅松花江一带的江面。结果他们与正在溯松花江而上的斯捷潘诺夫一伙不期而遇，双方随即爆发激战。

据边岌给朝鲜孝宗的报告中称：“臣到曰哈（地名，今松花江口附近）始遇贼舡，大舡十三只，可载三百石。小船二十六只，似倭舡矣。”相比之下，清军的船只就寒酸得多了，“小者仅容四五人，四十只；大者可容十七人，二十只”。沙尔虎达先以赫哲族武装300人乘小桦皮船与俄国人接仗，同时命清军和朝鲜兵上岸。岸上，清军早已修筑了由壕沟和“堡篮” 所组成的防御工事。击溃了赫哲人的斯捷潘诺夫指挥俄国人企图抢滩登陆，却遭到以防御工事为掩护的清军和朝鲜兵以箭雨和枪弹构筑的火力打击。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八天，“许多哥萨克受了伤，火药和铅弹用完了”。最终斯捷潘诺夫等驾舟溃逃，并且“不得不放弃到松花江一带抢劫粮食的念头”。清军取得了与俄国人交锋以来的第一场战术性胜利，这就是第一次松花江口之战。对于沙尔虎达和他麾下的清军士兵来说，这一战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对于斯捷潘诺夫匪帮来说，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1655年至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俄国人连续三年南下骚扰宁古塔边外，沙尔虎达从容应对。1657年，清军再次于尚坚乌黑地方（今佳木斯境内）给了斯捷潘诺夫一记重击。虽然是连战皆捷，但沙尔虎达对此并不满足。他心中早已酝酿着把这群入侵者一网打尽。不过过往的经验教训告诉他，彻底歼灭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他们离开防御体系完备的城堡时，集中优势兵力与火力把他们围歼在旷野和水上。因而他抓紧时间于宁古塔征发造船工匠出身的流犯，打造大型的战船，扩大水师规模。京城里的顺治皇帝，也盼着能早日一劳永逸地根除外患，因而他陆续调集精锐士卒和炮械战具赴宁古塔备战。驻防宁古塔的常备兵员由1653年（清顺治十年）的430名增至996名。朝鲜方面也“差北道虞侯申浏为领将，率哨官二员，鸟铳手二百名，及标下旗鼓手、火丁共六十名，带三个月粮往待境上”，这支部队于1658年6月9日到达宁古塔。再次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1658年7月5日，沙尔虎达率领由1400名清军和200名朝鲜兵组成的讨伐部队，乘坐47条载有火炮的大船，自宁古塔北部的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出征。7月10日，清军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今黑龙江省同江市），与正在乘船下航的斯捷潘诺夫部500名哥萨克遭遇。

战斗一开始，清军就以火炮轰击俄国人的船只，180多名哥萨克被猛烈的炮火所震慑，遂脱离斯捷潘诺夫的指挥，挤在一艘船上逃往黑龙江下游地区。于是战场上只剩下320名哥萨克作困兽之斗。双方的船只越靠越近，最后甚至发生了跳帮厮杀。清军士兵在朝鲜鸟枪手的火力支援下，跃上俄国人的船只与俄人短兵相接。三天后战斗终于结束，清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尽管拥有兵力和火力的优势，清军和朝鲜兵的总伤亡还是要大于俄国人，320名清军士兵和45名朝鲜兵伤亡。当然如此大的代价也没有白白付出，俄方11艘战船中，7艘沉毁，3艘被俘，1艘逃跑，包括斯捷潘诺夫本人在内的270人被击毙或俘虏。黑龙江上，成建制进行侵略活动的哥萨克队伍一半以上在此被歼。虽有少数仍旧活动于黑龙江上游和下游地区，但已不能再成气候。沙尔虎达也凭此战的胜利步入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不过，他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大半生都在疆场上厮杀，收获了荣耀和升赏的同时，沙尔虎达也沾上了一身的病痛。早在赴任宁古塔那会儿，沙尔虎达就已经重病在身，其所亲临的每一次战斗都是抱病指挥。顺治皇帝甚至把自己的御医都派到了沙尔虎达的身边，以保证后者的健康。然而，死神还是降临了。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2月，大清帝国东北边疆的顶梁柱——瓜尔佳·沙尔虎达，在疆场厮杀了四十余年后，终于因为积劳成疾，战伤复发死于宁古塔昂邦章京任上，年60岁。一个月后，沙尔虎达的棺椁被迎回北京，顺治皇帝顾念他昔日的功勋，命令内大臣爱兴阿、尚书宁古里等主持，“齎茶酒迎奠之”，同时赐予他“襄壮”的谥号 。顺治皇帝还指示吏部，派遣沙尔虎达的儿子巴海继续担任其父生前的职务。“宁古塔边地，沙尔虎达驻防久，得人心。巴海勤慎，堪代其父。授宁古塔总管。”

出身军旅的巴海是个文武双全的通才。他与汉人同年参加科举考试，考取满洲探花。1657年，他升密枢院大学士。父亲过世后，他袭父爵，被派到宁古塔治所任总管，同年接任昂邦章京。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8月，巴海会同副都统尼哈里率领水师，巡弋至黑龙江下游的伯力一带的古法坛村，并设下伏击，将第二次松花江口之役开战之初就逃跑的180多名斯捷潘诺夫余部一举全歼。《清史稿》以相当精练的语言记载了此次战役的全过程：“帅师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诇敌在飞牙喀西境，即疾趋使犬部界，分部舟师，潜伏江隈。俄罗斯人以舟至，伏起合击，我师有五舟战不利。既，俄罗斯人败，弃舟走，巴海逐战，斩六十余级。俄罗斯人入水死者甚众，得其舟枪炮若他械，因降飞牙喀（费雅喀）百二十余户。”至该年年底，宁古塔水师沿着黑龙江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军事行动，一举拔除了呼玛堡、雅克萨等俄国据点，肃清了黑龙江全境的哥萨克。这块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终于恢复了平静。俄国史学家瓦西里耶夫在其著作《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中提到1660年的史事时，曾这样写道：“雅库次克哥萨克远征阿穆尔的结果，是熟悉了阿穆尔地区。此外，他们迫使人们承认阿穆尔是莫斯科罗斯的合法遗产。迟早它应当成为俄国的。因为，已经查明，它不属于中国……但是，在阿穆尔问题上也不可不重视中国的力量，这一点也开始明确起来，为此，需要积蓄力量……”字里行间流露出俄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对黑龙江的勃勃野心。然而，清朝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认为边境安宁已得到保障的朝廷没有在该地区留下哪怕一支驻军，这就注定了中俄双方的角力不会就此结束。

大战前夜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3月，顺治皇帝福临病逝，得年24岁，被尊谥“章皇帝”，庙号“世祖”。他年仅八岁的三子玄烨继承大统，并于次年改元康熙，这就是康熙皇帝。1662年（清康熙元年）10月，蛰伏滇缅交界地区的南明李定国余部，在其子李嗣兴的率领下，向清军投降。1669年（清康熙八年），16岁的玄烨铲除长期把持大权的辅政大臣鳌拜一党，正式亲政。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年底，历时八年、席卷清帝国南方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至此，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除孤悬海外的台湾明郑政权外，从中央的权臣到地方的异姓藩王和前朝势力都被清除。接下来，解决东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自从被巴海逐出黑龙江之后，俄国人着实消停了一段时间。沙俄当局在确认了斯捷潘诺夫一伙全军覆没的消息之后，暂时打消了占领黑龙江的念头。这倒不是他们认输了，而是为了先尽快消化已征服的土地。

此时，在以尼布楚为中心的外贝加尔地区的俄国各据点，因失去了黑龙江产粮区的供养，简直是度日如年。殖民机构发不起薪金，管不起饭，于是多次发生哥萨克哗变、集体出逃的恶性事件。以至于尼布楚、伊尔根斯克和捷列姆宾斯克三城一度只有114名哥萨克，尼布楚督军甚至不敢带人出城去强征毛皮实物税。时任沙皇米海依洛维奇只能传谕令托博尔斯克等其他督军区调运粮食武器、增派人手前往尼布楚加强守备力量，给长期驻守外贝加尔三城的老哥萨克增加薪金，以笼络人心。

趁着俄国人焦头烂额之际，尼布楚一带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始频频发难，就连相对温顺听话的通古斯人也开始拒交赋税。1662年7月，通古斯人进攻伊尔根斯克城堡，并夺走了俄国人放养在野外的马匹。次年，68名哥萨克在头目巴尔菲诺夫的带领下，哗变逃往黑龙江地区，不知所踪。经此巨变，兵力本就单薄的老托尔布津 手底下只剩区区46人！1664年（清康熙三年）1月，数目不详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向尼布楚城堡发起攻击。据守此处的十几名哥萨克在缺粮少弹的情况下依然负隅顽抗，缺乏攻坚能力的布里亚特人数次进攻均遭失利，最后被迫退走。

1680年前的清朝东北边防形势图

之后，攒足了劲的俄国人要开始反扑了。1665年（清康熙四年）9月27日，哥萨克十人长瓦西里耶夫率领69人，占据了位于色楞格河上游楚库河口的楚库柏兴，建立色楞格斯克城堡。俄国人将该据点视为“防卫贝加尔湖以东俄国村庄免受蒙古人进攻的挡箭牌和前哨站”。至1668年（清康熙七年），色楞格斯克堡的哥萨克增加到97人，房屋有29间。到此为止，外贝加尔地区的城堡体系正式形成，稳定了后方的俄国人又开始琢磨黑龙江的事情了。

就在这一年，位于叶尼塞斯克和雅库茨克交汇点的伊利姆斯克督军区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件，客观上再次激起了俄国人殖民黑龙江的狂潮。事情的起因是伊利姆斯克督军奥布霍夫在前往乌斯季库特城堡视察工作时，和该地区煮盐场波兰籍监督官切尔尼戈夫斯基的妻子通奸。不甘受辱的切尔尼戈夫斯基怒发冲冠，带人刺杀了见色起意的上级。之后为了逃避惩罚和以功抵过 ，他就带着34名同伙，携款带枪，再次窜入黑龙江雅克萨，重建了此前被毁的所谓“阿尔巴津”城堡，并以雅克萨据点为巢穴，四处抄略土著居民。到1669年，他们已经和先后到来的哥萨克集合起了300多人的队伍，其足迹一直深入到今天的齐齐哈尔一带。宁古塔边镇为之震动。吴振臣所著的《宁古塔纪略》描述这些“深眼高鼻，绿睛红发，其猛如虎，善放鸟枪”的“逻车国人”，使用了一种威慑力相当大的爆炸火器——“状如西瓜，量敌营之远近，虽数里外，必到敌营始裂” ，给当地居民制造了极大的恐慌。

1660年后，清廷自以为东北边防已定，随即将宁古塔驻军大量撤回盛京及关内，导致当地防务再次出现空虚局面。万般无奈之下，宁古塔将军巴海一面向北京方面求援，一面尽己所能武装辖区内的流犯准备抵抗。抢完东西之后的俄国人见此情形，知道自己的行动已经打草惊蛇，遂扬长而去，打道回府了。

边防局势的紧张也引起了朝廷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1669年8月，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莫洛洪就上疏朝廷：“宁古塔以外，黑镇以内，皆朝廷（贡）貂百姓所居之地，而罗刹常为侵犯。其宁古塔亦应酌量增兵。如此沿边布置设兵，严加守备，则边圉永固矣。”然而，正忙于整顿内部的清帝国，根本没有精力顾及边防事务。不过，朝廷倒也不是因此就无所作为，虽然暂时无力再组织一场驱逐入侵者的军事行动，却仍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迁徙土著，坚壁清野。

早在1662年清廷就向宁古塔方面专门下达文件：招降土著100户及以上者授予一等军功，招降80户者授予二等军功，招降60户者授予三等军功，招降40户者授予四等军功，招降20户者授予五等军功。鼓励宁古塔的官员将佐通过规劝、赏赐等怀柔的手段，尽可能地把黑龙江一带的土著居民迁入宁古塔、盛京这样的清朝实际控制区域，加以妥善安置，断绝俄国人的粮食和税收来源。对于迁入后的新人口，清廷免费发放粮食、家具、牲畜等生活必需品。如此高福利，自然吸引了很多土著氏族背井离乡，往清朝统治区搬迁。这些居民后来被安置在嫩江流域布特哈地区，“编为世管佐领，分旗永戍”。到1667年（清康熙六年），这些居民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了总数达40个佐领的“索伦—达呼儿八围”，这就是著名的“索伦八旗”的前身。

当然在此形势下，存在别有用心者。40个佐领中，有一个叫根特木儿的鄂温克首领。他违抗清朝要他戍守呼玛堡的命令，率其亲属40人开了小差，向西北叛逃至被沙俄占领的尼布楚。他为了博取新主子的信任，竟然在当地通古斯人中招募了几百人充当“伪军”，欺压自己的同胞。这种恶劣行径导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他的处理问题成了清朝每次和俄国人交涉都要提及的重要内容。

1680年代俄国在黑龙江流域城堡据点分布图

见“博格达大军”未至，俄国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截止到1681年，卷土重来的哥萨克们在黑龙江中游及其支流结雅河流域，先后沿江修筑了“波克罗夫斯卡娅”“安德留什金纳”“上结雅斯克”“西林穆迪斯克”“多隆堡”等多处据点。他们后来又在额尔古纳河地区修筑了额尔古纳堡，形成了一条“黑龙江沿线俄国城堡走廊”。虽然清廷把黑龙江的大部分土著人南迁，着实让俄国人过了一段苦日子。不过很快，来自西伯利亚其他俄国城堡的农民、渔民和猎人就纷至沓来，从事各种生产贸易活动。他们更开挖银矿，展开了疯狂的经济掠夺。

据不完全统计，到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在黑龙江流域，俄国人播种的耕地面积达到1.7万多亩。其出产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供应到尼布楚、雅库茨克等地。当时，整个黑龙江沿线，俄国据点村庄里的成年男子总人数已超过了1500名。沙俄当局即以阿尔巴津堡为中心设立阿尔巴津督军区，与外贝加尔督军区、雅库茨克督军区分别统辖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就这样，俄国人堂而皇之地把清廷的“后院”当成了自家的“前院”。

于是，康熙皇帝面临两个抉择：收复失地和默认既成事实。作为一位国力上升时期的有为君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当三藩之乱尚未平定的时候，康熙皇帝就开始对东北的防务进行调整。1671年（清康熙十年），清廷从宁古塔调出700名士兵，驻防于新增吉林乌拉兵站。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清廷又从外地调入290名八旗兵驻宁古塔。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清廷再次增调722名八旗兵驻防吉林乌拉。三藩之乱平定后的1682年9月，康熙派遣满洲正白旗副都统瓜尔佳·郎坦、正红旗满洲副都统董鄂·彭春等人，率精干人员秘密前往东北边境，指导对俄国人的战前侦察工作。蒙古科尔沁部5位王公受命，率180名士兵，以打猎为名，深入到雅克萨一带勘察地形及交通情况。同年12月，郎坦等完成任务回京，将“罗刹情形具奏”，作为皇帝的决策参考。

对于郎坦等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的结论，康熙深以为然。但身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所要考虑的不可能仅仅限于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还要考虑如何从各方面为军事打击提供保障的问题。虽然朝野中某些大臣对东北用兵颇有异议，但是在康熙亲自主持下，围绕东北边疆备战问题的各项工作，还是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将宁古塔将军 北部“东至额尔白克河二千二百里宁古塔界，西至喀尔喀九百余里撤陈汗界，南至松花江五百里宁古塔界，北至外兴安岭三千三百余里俄罗斯界”的“羁縻之地”，纳为帝国的本部疆域。清廷设立“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这是继元朝之后，中国政权第二次在黑龙江地区建立直属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虽然与内地的省府行政体制有别，但是其管理权限仍超出了唐、明等王朝在当地曾经设置的“都督府”和“都司”等羁縻机构。首任黑龙江将军是在协调边民内迁的工作中表现突出，出身于满洲镶红旗的宁古塔副都统富察·萨布素。他总领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副都统辖区，将军府驻地为这一年刚刚修筑的城堡瑷珲 。这座重木构造的将军府城，当时俨然成为集战时指挥中心和后勤保障枢纽为一身的大本营。鉴于当地陆上交通不便，为保证战时运输兵力和军需粮秣，清廷从瑷珲城到宁古塔境内松花江上游的吉林乌拉造船厂（1674年兴建），依照地形路程的情况下设墨尔根、兴安岭等驿站20余个，以保证运输线和军情传递的畅通。吉林乌拉的造船厂则昼夜开工，修补和建造大军所需的战船和运输船。枪炮火药、刀矛弓箭、甲胄棉衣、粮草药品等的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关内走陆路，经盛京到达宁古塔。而后大部分物资在吉林乌拉装船起运，走松花江—黑龙江航线抵达瑷珲；少部分则走陆路，以牛马车辆运输，穿过蒙古科尔沁部和嫩江一带的“索伦八围”，与当地蒙古人和索伦人等所筹集的食用牛羊等牲畜一道，送至瑷珲。为了鼓励当地土著积极投身到备战工作中，康熙甚至下旨免除了他们一年的赋税。

17世纪末的瑷珲，反映了该城初建时的情形

《皇朝礼器图式》中的神威将军炮

截至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年初，宁古塔方面已经整修和新建用于作战的水师战船80艘，用于后勤运输的大小船只不下200艘。其中包括10艘大战船、40艘二号战船、10艘江船、10艘划子船在内的70艘战船，被划拨给扩建中的黑龙江水师营。瑷珲各处粮仓已囤积存粮5770余石，足够参战人员两年的用度。

在今天看来，这场即将爆发的雅克萨之战可能仅仅是古老帝国边陲一起规模不大的军事冲突，但实际上这场小仗的胜败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却非同小可。清帝国的西面，是当时的中亚霸主——基本统一了蒙古卫拉特四部、征服了哈萨克的准噶尔汗国，北面是表面臣服大清、背地里心怀鬼胎的喀尔喀蒙古各部。俄国人为防止二者联合起来，威胁自己在西伯利亚的势力存在，就暗中挑唆这些本就积怨已深的草原各部进行火并，等到他们两败俱伤再拉拢其中部分王公投向自己的怀抱。

可以想见，如果清帝国在黑龙江一带与俄国人的角逐中败下阵来，那么康熙将要面临的就是非常棘手的局面：本就是一盘散沙的漠北喀尔喀蒙古部落或倒向准噶尔，或倒向俄国，帝国首都北京将岌岌可危。届时，发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这一狂言的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将提前开始他“光复大元朝，重建蒙古帝国”的军事行动，大举东侵。而在黑龙江，得胜的俄国人则有可能乘势南下，直接威胁大清朝的龙兴之地——盛京和宁古塔。如此一来，大清的江山将岌岌可危。

所以，这一时期康熙皇帝的神经高度紧绷。备战工作中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亲自过问，包括战备粮储存的具体数目和运输船只的数量，甚至尺寸大小这些细枝末节。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此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清剿行动一旦失败，将引发多么恶劣的连锁反应。于是，康熙皇帝在此期间表现出了一股莫名的焦躁易怒情绪。前方官员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倘若稍有迟疑，都会引发他的不满和愤怒，结果就是倒霉者轻则被训斥，重则丢乌纱。1683年，宁古塔将军巴海以“报田禾歉收不实，部议夺官，削世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主持的移民和驻军屯田工作中，出现耕牛病死过多和农具损坏严重的现象，又因为手头上人力有限，对于康熙皇帝要他派人去强行收割俄国人在雅克萨周边所种庄稼的命令无法执行，惹得皇帝下旨指责他“籍端延误进兵”，结果原本应当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中担当主将的他，就这样被临时换了下来。虽然他没被罢官，但却退居二线。

1682年3月，康熙皇帝出山海关东巡盛京、宁古塔各地，视察防务，宣慰边民，泛舟松花江上写下了“我来问俗非观兵”的诗句。说明即使在备战期间，康熙皇帝依然希望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清圣祖康熙皇帝朝服像

此时的中俄双方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往来。前文提到的特使契奇金并没能把特兰斯别科夫那封充满硝烟味道的信件带到中国，他和10余名哥萨克在一次抢劫中被达斡尔人全歼。所以直到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沙皇阿列克谢二世的信使巴依科夫才抵达北京，得到顺治皇帝的接见。其后康熙年间又先后两次接待了来访的俄国使团。1681年2月6日，清朝大理寺卿明爱、理藩院郎中额耳塞等人，奉康熙旨意前往雅克萨向俄国人传达谈判旨意，得到时任雅克萨总管报告的尼布楚督军，也曾派人远赴嫩江流域和清廷和谈。

俄国人此行的目的：一来为了通商；二来为了收集情报，以便服务于本国的侵略扩张事业。所以俄国人对于清朝关于确认领土主权、勘定边界、处理偷渡叛逃者等相关呼吁充耳不闻。如此鸡同鸭讲的外交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康熙皇帝终于明白：要维护清帝国在黑龙江的领土完整，除了开战，已经别无选择。

《平定罗刹方略·卷二》中记载，康熙皇帝在朝会上，对那些仍然在是否对黑龙江上的俄国人用兵这一问题摇摆不定的大臣们说：“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表明自己并不想穷兵黩武。其后，他历数俄国人“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真（赫哲）、费雅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夺村庄；攘夺貂皮”等罪状，虽然清朝“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但是骄横的俄国侵略者无视朝廷的严正警告，“竟不报命；反深入赫真费雅喀一带扰害益甚”。在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遭到粗暴践踏的时刻，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问题，所以出兵东北势在必行。“俟发兵爱辉，扼其来往之路。罗刹又窃据如故，不送还逋逃，应即剪灭……”

17世纪后期在西伯利亚诸城堡中承担守备任务的射击军士兵

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派水师将领施琅东征，于澎湖列岛一带歼灭明郑军队主力；末代明郑延平王郑克塽投降。海内尘氛已息，是时候跟俄国人摊牌了。

决战雅克萨

确切地说，零星的军事行动在1683年12月就已经开始。最先投入战斗的就是那些生活在俄国人控制区的土著民众。这些不堪忍受俄国人盘剥的沦陷区人民，得悉天朝大兵将要征讨罗刹，都争先恐后地行动了起来。先是牛满河一带奇勒尔氏族的奚鲁噶奴等人“杀十余罗刹携其妻子来归”，接着鄂伦春的朱尔监格等人也在精奇里江“杀五罗刹并获其鸟枪”。牛满河的部分哥萨克见势不妙，在一个名叫米哈洛夫的头目率领下，退往黑龙江下游。1684年1月，他们在恒滚河附近，和另一股活动在鄂霍次克海岸的哥萨克队伍会合，随即与费雅喀人武装发生冲突，结果被费雅喀人击退。

之后，萨布素根据康熙的指示，派遣鄂洛诚等军官，率兵300人和4门火炮，前往剿灭俄国人。走投无路的米哈洛夫与部下21人向清军缴械投降。萨布素派人将俘虏和缴获枪支一起押送回京，鄂洛诚等300名官兵则于伯力就地驻扎，黑龙江下游各处再次被肃清。很快，俄国人在此地区的据点就只剩下雅克萨一座孤城而已。1685年3月，清军和土著武装的小股部队开始到雅克萨附近活动，截杀或俘虏落单的哥萨克，以获取更准确的情报。

其时的雅克萨，城防体系是切尔尼戈夫斯基任总管时，在斯捷潘诺夫修的城堡旧址上建成的。这是一座长18俄丈、宽13俄丈的四角方城，四周围以木墙和2俄丈宽的壕沟。在靠陆地那一侧的墙上，修起了一座高塔楼，塔楼下开辟了一座出入的城门。塔楼的上层是议事房，房中安设哨岗，从那里可以监视敌人靠近。在临河的那一侧，修建了两座带有住房的塔楼。后来在城里增建了粮仓和带钟楼的教堂。当开始有商人前来阿尔巴津之后，该处又盖起了进行交易的店铺。军役人员的住处位于城外，护以拦马栅和6排刺障。此后不久，根据哥萨克自己的意愿，在阿尔巴津附近建筑了一座斯巴斯基修道院。到1670年（清康熙九年），切尔尼戈夫斯基又在城堡周围增修了一层木障壁，此后再无大修。

清军即将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消息，被雅克萨派出的信使传到莫斯科。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俄国宫廷不愿就此放弃黑龙江这头“奶牛”。在沙俄当局的指令下，西伯利亚各个俄国城堡都开始行动起来，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总共凑出了600多人的队伍，由来自德意志地区的退役军人阿法纳西·拜顿担任团长，增援雅克萨。在他们赶到前的1685年年初，来自托博尔斯克的军役贵族阿列克谢·拉·托尔布津已经抵达雅克萨。他带来了莫斯科朝廷关于将“阿尔巴津”城堡升格为“阿尔巴津督军区”的命令，而督军就是他本人。他在城内聚集了包括军役人员、农民和猎人在内的450名哥萨克，算上妻儿老小等非战斗人员在内，接近1000人。他们的武器是3门火炮和300支火绳枪，弹药则来自猎户和商人的供给。就这样，雅克萨据点里的俄国人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等待着清军的到来。

《皇朝礼器图式》中的子母炮

雅克萨之战地图

1685年6月10日，水陆并进的清军部队抵达雅克萨城下。或许是为了彰显天子的宽仁，或许也是为了留出部署攻城的时间，刚升授都统衔不久的清军总指挥彭春在阵前向俄国人发布了用满、蒙、俄三种文字写成的最后通牒：

“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率土之民，朕无不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歼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安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

妄想凭借城防固守待援的托尔布津傲慢地无视了清军的最后通牒，于是战斗终于23日正式打响。

为了给俄国人一个大教训，康熙皇帝用了两年的时间打造了这支远征军。主要指挥官郎坦、彭春、温岱、瓦哈纳等人久经沙场，先后参与过灭三藩、平台湾等重大战事，并颇有战功。根据《平定罗刹方略》中的相关记载，配属他们的作战部队包括：来自关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各自选派的火器兵250名，总数1000名；其他官兵400名；福建藤牌兵400名 ；黑龙江本地官兵500名；满族上三旗官兵170名；杜尔伯特、扎赉特两部蒙古兵共500名，总记3220人。以上是直接投入一线的作战部队，如果算上随军夫役、水手等后勤运输人员，以及负责屯田的黑龙江、宁古塔、盛京本地驻军等，则此次边境作战清帝国动员的人员总数达到近万人。 这对于当时道路、驿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的东北地区而言，实属不易。

这支清军单兵火器数量不多，全军仅携带了100杆鸟枪。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器不如人。为了攻克雅克萨城，他们带来了43门火炮（不含水师战船配备的火炮）。其中包括4门铸造于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1门用于攻坚、名为“冲天炮”的臼炮，以上两类火炮主要负责轰击城墙及城内建筑。余下的12门铸造于1681年的“神威将军”炮、21门子母炮和5门龙炮等轻型野战炮，则用于攻击出城反扑的俄国人。上述五种火炮还有45门存放在瑷珲各处的军火库以资调用。相对于雅克萨城里只有区区3门火炮且只能依靠木城防守的俄国人，清军在重火力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虽然实际上，即使是体量较大的将军炮系列，所配备的最重的实心炮弹也不过10磅左右。放到同时代的西方，这个级别的火炮只能承担野战火力支援任务，若是用它对巨石与厚土构成的棱堡打攻坚战，结果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过，这些火炮用来轰击雅克萨的木城，却是绰绰有余。

6月25日傍晚，清军开始炮轰雅克萨城。次日凌晨，正式的进攻开始。副都统雅钦和营门校尉胡布诺等统领鸟枪手、弓箭手等，在城南设大盾牌、堡篮，虚张声势作攻城状。在他们的后方是携带龙炮和子母炮的护军参领马世基部。两翼是携带12门神威将军炮，并隐蔽起来的护军参领博里秋、营门校尉乌沙和藤牌兵左提督何佑部。副都统温岱、护军参领瓦哈纳等则率一部，携带4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1门冲天炮出奇兵，趁夜色搭乘由汉军镶白旗出身的黑龙江水师提督刘兆麒率领的运输船，秘密过江，潜伏于城北伺机而动。副都统雅齐纳、镇守达斡尔提督白克等率黑龙江水师部分战船于东南，以备水战，严防俄国人走水路逃跑。城西山林一带，清军也秘密隐蔽了杜尔伯特、扎赉特两部的蒙古骑兵，以警戒和堵截尼布楚方向来援的哥萨克队伍。

清军高级将领布面甲胄

这一布置果真迷惑了托尔布津，这位督军大人见南面清军没什么重火力武器，遂放心大胆地组织了一次出击。100多名手持火绳枪的哥萨克在己方炮火的掩护下，猖狂地从城堡里钻了出来。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向清军射击。雅钦和胡布诺率军佯退，俄国人则见状发起追击。在此时，清军后军和两翼的野战炮兵就掀去火炮上的伪装物开始射击。遭到三面攻击的哥萨克猝不及防，数十人当场毙命，余者狼狈逃回城内。

与此同时，奉命率部携带火炮潜进至城北的温岱所部，已经构筑好了炮兵阵地并随即向城内轰击；城墙被“神威无敌大将军”轰得千疮百孔，城内的许多塔楼、房屋等建筑物和一门火炮则被拥有曲射能力的“冲天炮”炸毁。其他方向的清军也对雅克萨发起强攻。大队福建藤牌兵遵照副都统郎坦的指示，在汉军镶黄旗建义侯林兴珠带领下，到附近的山林里收集了一大堆柴草枯木，准备用来直趋城墙下放火。其时的雅克萨在俄国史家的笔下，已经是一片地狱般的景象：

“攻城炮弹重量分别为十二、十五、甚至二十俄磅，破坏力很大，城中建筑物被火药箭射中，燃起了熊熊大火。十天轰击的结果，真是令人惊惧：一百人被击毙，塔楼与城堡破坏无遗，商铺、粮仓以及教堂，连同钟楼，统统被火药箭烧毁。除此以外，全部火药和铅弹，皆已告罄。”

城内的修道院住持赫尔莫根和神父费奥多尔·伊凡诺夫等人见此惨状，知道负隅顽抗下去绝没好下场，于是向托尔布津请愿，请求督军大人去找清军谈判，有条件投降。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又传来了消息。一支从尼布楚派来的小股援军见雅克萨城外清军炮火猛烈，竟然不战而退。在又进行了几天无效的抵抗后，求援无望、内外交困的托尔布津，派使者赴清军军营，提出献城。但他要求清军答应一项条件：允准雅克萨全体俄国居民携带私人财物、牲畜和各种储备物资返回自己的国家，而不扣留他们作为俘虏，不使他们妻离子散。

清军统帅彭春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于是，除了包括神父伊凡诺夫在内的45名自愿归顺中国的俄国人以外，托尔布津及残余的俄国战斗和非战斗人员600人，被允许携带除了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以外的私人财产，于6月29日启程返回尼布楚。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就此结束，“四十年盘踞之众，数日而行击破”。

清军派出部分人马一路追踪托尔布津余部，在确定他们已经离开国境不会返回之后，即会合大部队一同班师回朝。但临行前，彭春只是指挥清军将雅克萨城堡的残存部分焚毁掉，竟然没有在如此重要的据点留下一兵一卒把守。

1685年7月5日，清军战胜的消息传回北京，喜上眉梢的康熙皇帝在朝野一片歌功颂德声中，重赏了都统彭春以下的一众有功将士和积极支援朝廷备战的民众。康熙皇帝还将历年来俘虏或投诚的俄国人安置于北京居住，并编入满洲镶黄旗，设置俄罗斯佐领。除此之外，他继续督促萨布素在黑龙江境内执行增修驿站、扩大屯田面积等一揽子增建基础设施和农业开发的计划。在康熙皇帝看来，“罗刹丑类”经此一役似乎已没有胆量再回来找打。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战图

《皇朝礼器图式》中的龙炮	陈列于北京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火炮

7月10日，托尔布津带着残部回到尼布楚城堡。此后不久，本该日夜兼程支援雅克萨，却因一路上忙着胡作非为而迁延不进的拜顿军团600人携带10门火炮、220发实心铁炮弹和大量火药也来到尼布楚。

于是，“兵强马壮”的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做出了重新进占雅克萨的决定。7月15日，托尔布津秉承上级意愿，派遣一名叫帖利金的五十人长，率侦察兵70人潜回黑龙江。8月7日，这支侦察小分队回到尼布楚并带回了重要情报：

雅克萨附近一个中国人也没有看到。虽然城堡被焚毁，但是城外庄稼地里的粮食全部留下来了——战前康熙皇帝曾一直强调，要把雅克萨城外俄国人的粮食全部收割运走，结果一直没能到手下臣属的执行。

又惊又喜的托尔布津随即和拜顿带领671名哥萨克出发。8月27日重新回到雅克萨后，他们构筑了临时工事，开始在严密的警戒下，收割田里的庄稼，随时准备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清军突然袭击。一个月后的9月25日，他们又开始在被焚毁的城堡旧址上建新城堡，虽然上次被围困表明原来的位置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城堡里不能挖掘可供饮用的水井等。但俄国人还是决定重建这个重要据点。9月25日，俄国人开始动工，但是到了10月就不得不中断了工程。因为严寒已经来临，直至春季才可复工。同时，工具不足造成了极大的窝工现象。无奈之下，托尔布津只好命人从尼布楚运来了铁（那里用手炉炼铁），自行动手打造工具。到第二年春天，工程终于结束了。

在原来俄国城堡的旧址上，耸立起一座合乎当时欧洲工程技术规则的城堡。城堡四面围以底宽4俄丈、高3俄丈的土墙。土墙系草土、黏土和植物根修成，奇厚无比，坚固异常；四面都筑有四棱突出形式的炮垒；围绕土墙掘有壕沟。此外，在陆地一侧，还竖起一道直抵江边的木栅。堡内修建了粮仓、火药库、军需仓库和近10所居民住房。这座新城堡的设计出自拜顿的手笔。

特别要指出的是，虽然这座城堡带有欧式元素，但却不是当时欧洲军事上常见的棱堡。所谓棱堡，是最早于16世纪由意大利人创制的堡垒。其实质就是把城塞从一个凸多边形变成一个凹多边形。这样的改进，使得进攻方无论进攻城堡的哪一点，都会暴露在超过一个棱堡面（通常是2—3个）前。防守方可以使用交叉火力进行多重打击。在火药时代之前，要塞的城墙通常筑得很高大，并且用石或者砖进行加固，还设置了一些塔楼或者马面来获得额外的火力输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一些特别坚固的城市拥有不止一道城墙。而棱堡则显得低矮厚实，更重视火力打击的发扬和防御。到了17世纪后期，法国著名军事家沃邦元帅将棱堡的设计和建造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虽然雅克萨这座城堡的防御功能和西方那种“星形”棱堡无法相提并论，充其量只能算作类棱堡工事，但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它还是给清军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至于清廷方面，尽管早就有边民向黑龙江将军禀告，俄国人已经重返雅克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重要军情一直未能“上达天听”。直到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2月11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在康熙帝的传旨追问下才发出“鄂罗斯复来城雅克萨地”的上奏。

3月，一支正在呼玛河畔巡逻的清军小部队，与正在顺流而下准备去征收实物税的300名哥萨克交上了火。40名连弓箭都没带的清军士兵战死了30人，一人被俘，剩余9人则被迫逃跑。

得到奏报，顿感被耍了的康熙皇帝于盛怒之下，颁布诏书命令萨布素即刻领兵前往消灭这伙言而无信、卷土重来的俄国人。同时他还传谕外蒙喀尔喀部，令他们召集人马骚扰牵制尼布楚方向的俄国人，使他们不能增援雅克萨。

1686年6月底，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准备，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2200名清军，携带火炮21门，水陆并进。7月初，大军进抵雅克萨城。尽管有“谙习地形”的郎坦等人在军前参赞军务，但是萨布素明白，自己手上这支部队和之前彭春所部相比，在兵力和火力上都打了折扣，要想强攻拿下眼前这座布局奇异的土木合构城堡，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时雅克萨棱堡里集结的哥萨克是清一色的战斗人员，数量为826人，拥有大小火炮12门。俄国人除了火绳枪100杆，还有新式燧发枪750杆、140颗炸弹和其他军需物品，以及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又有军事经验丰富的拜顿在辅佐指挥，显然不是上次那座木城那么好对付的了。

7月7日，在岸上火炮和黑龙江水师炮火的掩护下，清军开始进攻雅克萨棱堡。此后攻城作战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清军的将军炮攻坚能力不足的缺陷终于暴露出来。雅克萨棱堡坚厚的城墙有效地抵挡住了清军猛烈的炮火。到了8月份，萨布素见久攻不下，便决定改变战术。清军在雅克萨城俄人炮火射程之外的地势较高处，围绕城堡筑起一整套土墙系统，从陆地方面围成三个半圆形紧压上去。围墙上设有炮位，为掩护炮位，又修筑起一道木墙，木墙后面堆满了潮湿的木材。在黑龙江上一座毗邻雅克萨的岛屿上，清军完全按工事建筑规程修建起一座高大且有堑壕防护的炮台。几门安置在炮台上的臼炮居高临下，和陆上土墙的炮群一起以极其猛烈的火力轰击城堡内。类似的围城战术在当年和明朝争夺辽东各要塞的攻坚战中已经被清军所采用，对于清军而言，如今算是把当年曾经施之于明军的战术重演一回。

就这样，雅克萨之战进入了持久战阶段，在清军的优势兵力面前，俄国人选择了坚守不出。9月，托尔布津丧命于清军的炮击，随后雅克萨城内的粮仓为游弋在城西江面的黑龙江水师炮火击中，大量粮食未来得及转移到地窖就被焚毁。俄国人在拜顿的指挥下继续顽抗。拜顿组织俄军进行了几次突围，使用炸弹炸掉了一些清军的工事，但是最终都被压回城堡中。另一方面，尼布楚方面派出的100多名援军则由于蒙古喀尔喀部的袭扰而不得不停止前进。战事进行到这一年11月，严寒已至，雅克萨棱堡内的826名俄国人因战斗伤亡和疾病减员只剩下150多人，粮食和弹药都已经告罄。反观清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部队中的南方军士因为受不了北国的严寒而病倒不少，当然和俄国人相比，至少清军不缺乏粮食和弹药。战场上的双方仍在咬牙相持着，看看谁先倒下。11月下旬，北京方面传来了康熙的指示：

旷日持久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那三道半圆形工事就是清军为堵截俄国人修的土墙系统

“鄂罗斯察罕汗以礼通好，驰使请解雅克萨之围，朕本无屠城之意，欲从宽释，其令萨布素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定议。”

于是清军停止了对俄国人的敌对军事行动，从1686年7月到11月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就此结束。虽然清军没能最终攻下雅克萨棱堡，但通过长期围困的方式使敌人大量减员失去战斗力，也算是不小的胜利。双方停战后，萨布素曾经派出军医携带药品去给城内的俄国人治病。然而拜顿也很有骨气，反而给萨布素寄去了几公斤重的烤饼表示不需要帮助。不过之后的日子里，又有大量俄国人因感染疾病不治而死。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5月，清军解除了对雅克萨的封锁。但是这次萨布素多了个心眼，依然在距离该地10公里左右的查尔丹屯附近，驻扎大军警戒。要是俄国人再有什么异动，清军就重新开战。这种戒严状态一直持续到《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才终止。

终章

迫使清朝跟俄罗斯在战争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却忽然决定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西边都有个不安分的邻居：康熙皇帝要防止准噶尔部趁着清朝跟俄国人角力正酣之时，在背后捅刀子；俄国的实际掌权者索菲娅公主则准备和奥斯曼土耳其争夺黑海出海口。最终，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两个强权都做出了“舍东保西”的明智决策。索菲娅公主首先服软，以斯捷潘·柯罗文为首的俄国使团于1686年11月19日到达北京。柯罗文向康熙转达了沙皇的问候，并表示愿意通过和谈解决边界争端等问题。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8月22日，因种种原因而拖延的中俄谈判终于在尼布楚举行。中方代表赫舍里·索额图和俄方代表费多尔·戈洛文正式会晤，两国大臣都各自带了1500多人的部队赴会，一旦谈不拢就开打。经过将近半个月的唇枪舌剑，最后，在军事斗争失败的现实面前，俄国人不得不妥协，当然清朝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承认了沙俄对尼布楚等地领有主权的事实。9月7日，《尼布楚条约》签订。

条约规定：

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鄂霍次克海），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国。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雅克萨地方属于中国，拆毁雅克萨城，俄人迁回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则捕拿问罪。十数人以上集体越境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

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双方在对方国家的侨民“悉听如旧”。

两国人持有往来文票（护照）者，允许其边境贸易。

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条约签订以后，拜顿带着剩下的66名哥萨克在清军士兵的监控下离开雅克萨回国。随着他们的离去，这场中俄两国围绕黑龙江地区归属的争夺战也暂时告一段落。

回顾这段历史，俄国由于战略重心在欧洲本土，所以虽然为获取财源而不断雇用、整编哥萨克武装进行东扩，但是对于如何管理新征服的土地，却没有制定一套明确具体的规划。沙皇朝廷抱着赢则坐收渔利，输也不至于伤筋动骨的心理，设置了督军区，但督军府衙门的大人们贪眼前蝇头小利，任由哥萨克头目们自行其是，即使做出有损国家长远利益的事情也不予以制止。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征服地区的土著民族极力反抗这些侵略者。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中俄东段边界

相对于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的众多土著武装来讲，俄国人的哥萨克雇佣兵有两个优势：

其一，手中持有枪炮等热兵器。尽管在这一时期由于技术不完善，无论是火绳枪还是大炮，以及之后的燧发枪在性能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但是对于那些土著来讲，这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新式武器，光是发射时腾起的烟雾和巨大轰鸣声就足以对他们的内心产生极大的威慑力。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例如1582年春季，图拉河畔，叶尔马克攻打失必儿汗国的第一场战斗中，数千失必儿汗国境内的沃古尔人武装，竟然在哥萨克的第一轮火枪齐射后就溃散而去，虽然实际上他们当中并没有多少人被击中。1645年10月31日，勒拿河上游的上勒斯克城堡，500名布里亚特人骑兵围攻130名哥萨克，布里亚特人在发起三次攻击后，仅仅伤亡了25人就坚持不住而撤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651年桂古达尔屯早期的接触战当中。

其二，合理的军事组织和战术安排，以及以堡垒线为基础，步步为营的占领方式。虽然在历次东扩中，俄国方面一次性投入的哥萨克队伍总人数并不多，规模大的不过千人，规模小的兵力不过是两位数，而且他们没有上头明确的战略目标指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其内部组织编制和基本战术操练师法正规军的模式。这一点让他们在实现征服目标的过程中，采取的行动比起“利则胜，不利则去”的土著人更有计划性。一般来讲，常见的哥萨克队伍最大的编制单位是百人队，往下则是五十人队和十人队等。因此在面对原住民武装时，他们的兵力常常处于劣势，所以尽管出生于南俄大草原，哥萨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选择在旷野和原住民进行野战。这是他们的“先辈”叶尔马克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叶尔马克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就是因为其扎营于瓦盖河畔无遮无拦的冲积平原，才被库楚姆汗偷袭要了命。于是，哥萨克们逐渐养成了据守在自己修筑的堡垒等防御工事里，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习惯。在缺乏攻坚能力的原住民因久攻不下而撤退时，他们就从工事里钻出来发起追击。这种打法已被事实证明行之有效而且屡试不爽。哥萨克所修筑的堡垒等防御工事，在规格样式上，和俄国人在西线防御克里木汗国而修筑的边障极为类似，以碉堡、树障、鹿砦和壁垒连接而成， 后来更是吸收了西欧棱堡的设计理念。这些壁垒往往修筑于大小河流的交汇点或河口处等通衢，既是哥萨克的冬季宿营地和庇护所，又是他们用于储备粮秣武器弹药等物资的前进基地，以及压缩原住民生存空间的有力凭借。此外，西伯利亚境内河流众多，纵横交错。哥萨克在进行扩张时利用了这一点，采用了“水陆联运法”，逐步蚕食。即把队伍分作两支，一支乘坐大小船舶走水路行动，另一支则在陆上沿水路而进。很显然，比起武器装备这种硬件上的差距，组织战术等软件上的一边倒，对原住民来说更为致命。

此外，他们还对原住民部落采取分化瓦解、挑拨离间的手段。17世纪中叶，俄国人基本控制贝加尔地区之后，发现当地渔猎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矛盾，就以保护当地通古斯人免受来自南方的蒙古族攻击为条件，逼迫前者上交实物税，从而激化双方的矛盾。

正是具备了以上三个因素，加之没有遇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哥萨克雇佣兵才能以少得可怜的军力，为沙俄打下那么大的一块地盘。否则他们的行动只能沦落到小偷小摸级别，即使不死于原住民的箭雨下，也会葬身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雪中，成为野兽的美餐。这群亡命徒一度在西伯利亚肆意横行，直到他们在黑龙江地区遭遇了清帝国的反击。

尽管有着相对优越的地缘位置，以及先入为主的优势，还深得边境民众的支持，但原本能轻而易举击败入侵者的清朝政府，仍颇费周折才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在于清帝国内乱未平，外加朝野对俄国人吞并东北的野心认识不足，“对俄国在黑龙江上取得立足点可能造成的后果，中国人也是一无所知。他们把黑龙江上发生的骚乱看成如同鞑靼人的抢劫活动一样”。虽然在早期，清廷曾多次派遣军队击退入侵的哥萨克武装，但始终未把对手干净彻底地消灭掉。到了康熙年间，在扫清内部的反抗力量后，清廷终于开始着眼于解决边患，并为之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地缘上的便利，使得清朝可以把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投射到黑龙江地区。在俄国人七拼八揍的援军队伍还迟迟没有出发的时候，清朝已经集结了数千人的作战部队和人员更多的后勤保障部队，并且做好了开战的准备，从而以战略上的优势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清廷正是倚靠一支军事组织尚处在中世纪末期水平的旧军队，在集中了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击败了一支装备相对先进但人数不多的西方雇佣军，而后以战促和，迫使俄国人签订城下之盟，从而维护了帝国的尊严和边疆的安宁。学者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这样写道：“夫鄂罗斯从昔不通中国，其人最犷悍难驯。今一旦弥首顺从，自极北不毛之地，兴安岭以内数千里境，悉归版图。”

此后，慑于清帝国，俄国人没敢再越雷池一步，中俄东段边界亦由此得以风平浪静将近二百年。当然，这种平静，到了19世纪，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