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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乱(康熙平三藩)

三藩之乱简介

三藩之乱:三藩之乱是清朝初期三个藩镇王发起的反清事件。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清廷入关后为对付李自成农民军和南明政府的反抗,封云南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福建的耿精忠为藩王。1673年(康熙十二年)春,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决定。吴三桂首先于这年11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将矛头指向朝廷。吴三桂军由云、贵而开进湖南,几乎占据湖南全省。进而占据四川,四川官员纷纷投降。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还有台湾的明郑等地都有汉官、汉兵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些地区的农民、奴仆都迅速响应。此后,吴三桂在湖南沿江布置防御工事,不再向北发展,康熙帝抓住机会调整战略、安排兵力。他首先坚决打击吴三桂,而对其他的反叛者却实行招抚,通过分化力量而孤立吴三桂。军事上仅以湖南为进攻的重点,同时能够充分信任汉将,这样就鼓舞了朝廷军队的士气。在耿精忠、尚之信归顺清廷之后,吴三桂于1678年(康熙十七年)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建元昭武,大封诸将。其实这时的吴三桂已到了穷途末路。他积郁而死后,将所谓的“帝位”传给孙子吴世璠。 1681年(康熙二十年)冬,清军进入云南省城昆明,吴世璠自杀,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对于清廷来说,是确立稳定的皇朝统治的标志。

三藩之乱过程分析——

康熙平定三藩之战,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开始,至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结束,时间跨度长达八年,作战地域波及十余省,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丝毫不亚于一场统一战争。由于平叛的胜利,康熙在此之后得以有条件强势组建高度集权的王朝,并坚定了统一台湾和反分裂的决心和信心。总之,平叛战争对清朝的政治经济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叛乱爆发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任命吴三桂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和贵州;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耿继茂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史称“三藩”。康熙十年(1671),耿继茂病死,长子耿精忠继承王位,继续统领福建。

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舍得将地位崇高的王位授予汉族官员,无非是为了实现其“以汉制汉”的目的,确保南方一带没有后顾之忧。只是后来三藩的形势发展,却不能令他们感到满意。由于三藩拥有政治和军事等各种特权,可以自己设置和任免官员,甚至拥有自己统属的军队,因此俨然成为地方割据势力。三藩之中,尤以吴三桂军队数量最大,最初曾有七万之众,在按照要求经过名义上的裁撤之后,实际编制仍然多达两万以上,至于实际控制的兵丁则是有增无减。至于耿精忠、尚可喜,也各自拥有军卒数千人[1]。当三藩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时,不免会产生摆脱中央政府控制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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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斗鹑图

三藩地处南方,虽然气候闷热,很多崇山峻岭,但在经济上尚且能自成体系。大量的矿产资源,令三藩除了可以广通贸易之外,也足以补给军需。为了增强实力,吴三桂还遣使与西藏开设茶马互市,自行征收关税,并且向各土司加收赋税,充实府库。尚可喜则在广东把持盐业经营,并加强对重要港口的控制,于是“平南之富,甲于天下”[2]。至于耿精忠,也在福建利用盐业和港口通商等横征赋税,积攒财富。三藩在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一度令“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3],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显然,三藩的存在,与康熙致力构建中央集权的设想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并严重威胁到清帝国的完整和统一,于是撤藩之议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康熙本人对三藩势力的坐大也有着深切体会。一直以来,他都在密切关注三藩的发展和动向,同时也将撤藩作为自己当政期间必须首先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实,在执政之初,康熙已经非常注意对三藩,尤其是对吴三桂的权力逐步加以限制,除了要求其上缴大将军印、收回其兵权之外,还有意裁抑其用人权等。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得吴三桂怨恨在心。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康熙借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之机,正式下令将广东撤藩,此举无疑会立即牵动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神经,迫使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

果然,不久之后,吴三桂开始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也假意提出撤藩之请。只是测试的结果令吴三桂非常不满意。康熙帝就势来了个顺水推舟,将吴三桂的假戏做成真唱,立即批准同意,并着手安排撤藩事宜,下令让户部和兵部计划安置二藩属下官兵及家人。

眼见康熙果真做出撤藩决定,吴三桂大失所望。他先是故意摆出恭顺和服从之意,假装答应某月某日启程,接着便一再拖延时间,开始与部下密谋发动叛乱。下定决心之后,吴三桂开始进行针对性部署。他命令亲信将领扼守重要关隘,只许进,不许出,严密封锁消息,悄悄进行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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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像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不愿跟随他反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发布反清檄文,并自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为周元年,公开发动叛乱。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吴三桂一度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意图招揽南方一部分怀念故国的民众。其实,当初正是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又在昆明杀死了永历帝,所以他的所谓“复明”号召只能是自欺欺人,但还是有不少官员和民众受到煽动和蛊惑,先后加入反叛队伍之中,一时之间,声势浩大。很快,靖南王耿精忠接受了吴三桂之约,也举兵反叛。平南王虽说坚守臣节,不愿叛清,但他已经无力控制局面,他的部下当中,很多加入了反叛队伍,与吴三桂形成呼应之势。

紧急应对

康熙虽然对撤藩一事态度坚决,却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更缺乏应变措施。起初,他甚至错误地判断,吴三桂不会有发起叛乱的想法。所以,当湖广总督蔡毓荣用马上飞递奏报吴三桂反叛的情报之后,朝廷上下都非常震惊,康熙也非常震惊。事发突然,准备不足,处处被动挨打,不少人都主张与叛军进行和解,大学士索额图甚至提议杀掉当初主张撤藩的大臣,以此向吴三桂赔罪,换得其谅解。

但是,康熙并没有动摇撤藩的决心,更反对索额图用杀掉大臣来换取和解的做法。他愤怒地说道:“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4]为了控制住局势,康熙接连下发谕令,布置防范措施。他一面增兵湖广,控制荆州等战略要地;一面加强四川、广西两省的防守,并在兖州和太原等地加紧组建后援部队,下令集中物力、财力,支援平叛战争。为此,康熙下令将内府所储钱粮全部分年发给平叛军队使用,同时根据需要在各省随时再行调拨,及时进行补充。

为了分化叛军,康熙下令停撤耿精忠、尚可喜二藩,试图以此孤立吴三桂,朝廷的军队就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吴三桂。康熙下令,只要与反叛没有瓜葛,即便是吴三桂的亲属,都一律不予追究,更不要说其他没有亲缘关系的文武官员。总之,康熙使用了一切手段,极力孤立吴三桂,并笼络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求尽快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

但是,在战争初期,吴三桂还是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吴、耿军队迅速占据了南方六省,清军处境十分不利。吴三桂以云贵作为基地,派遣一路兵马进攻四川,继而攻打汉中,另外一路兵马则自贵州出发进攻湖南。由于清军疏于防备,吴三桂的军队进展顺利,在短短三四个月时间,滇、黔、川、湘、桂、闽六省相继落入吴三桂之手。清军四处告急,处处被动。

在初期接触战中,清军暴露出准备仓促、战力不足和各自为战等诸多问题,而吴三桂的军队则是有备而来,所以清军暂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足为奇。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挽回危局,清廷紧急采取了多项措施。除了继续加强各战略要地的防御之外,康熙下令加强驿路建设,以保证军情传递通畅无阻。在湖南正面战场,清军投入了更多兵力,紧急开辟了从京师出发,经德州、兖州,到江宁和安庆的运输线。为遏制吴三桂在西线战场的进攻,清军也在西安至汉中一线重点布防,并紧急开通了从京师出发,经太原到西安的兵员运输线。至于东线战场,则抢占南昌,死守吉安。这些举措,有效地遏制了吴三桂大军北进势头,同时切断了各藩之间的联系,暂时稳定了局势,也部分扭转了被动局面。

叛军为了打开局面,吴三桂于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亲赴湖南督战。康熙为了表示平叛的决心,也下令将羁押在京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处死。吴三桂得知这一消息后,既惊恐又恼怒,加大了反扑力度。针对清军的分割包围战术,他指挥东路军自湖南向江西进攻,企图与福建耿精忠合兵一处。对此,清军早有针对性防守。除了继续对耿精忠进行拉拢之外,清军调集大队军马在江西各重要战略地带加强防守,全力阻止他们会师。

清军在加强湖南战场布署的同时,也注意增强长江防线的军事力量,并加强水师的建设和训练。吴三桂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下令在各守城外加紧修筑沟壕,广挖陷阱,并在洞庭湖口大量设置木桩,以阻挡清军舰船南下,双方在岳州一场激战之后,形成对峙状态。

正当湖南战场的形势得到好转的时候,清军在西线战场却陷入危机。清军进入四川之后连连受阻,甚至连运输粮草的道路也被叛军截断,导致大军粮饷不继,被迫一路后撤。令清军雪上加霜的是,陕西提督王辅臣因为受经略莫洛的歧视和欺压,宣布发动叛乱,杀死莫洛,投靠吴三桂。这令康熙的所有计划都被打乱,也令大西北瞬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转危为安

王辅臣的反叛,使得清军更加被动,康熙不得不下令各地八旗兵、绿营兵倾巢出动,应对紧急局面。但是,毕竟还是兵力有限,清廷改而决定对王辅臣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康熙许诺,只要王辅臣率领部下投诚,则“以往之事,概从宽宥”[5]。康熙甚至主动承担责任,为王辅臣开脱罪责。他将莫洛心怀私隙的行为归罪于自己的“知人未明”[6],至于王辅臣的叛变,实属迫不得已之举,因而完全可以得到朝廷的原谅。

看到王辅臣不为所动,康熙不得不向西线增加兵力,并加强山西一带的防御,以确保京师的安全。不久,王辅臣率部攻占兰州,并且煽动陇西等地守军先后叛变。吴三桂看到这种形势,立即下令西线部队尽快与王辅臣合兵一处,取道陕、甘进攻北京。到了这个时候,康熙深感形势异常严峻,不得不迅速组织清军重点进攻王辅臣。康熙将平凉确定为重点攻击目标,而且放弃了招降的计划。他命令大将军董额不要被王辅臣的乞降行为所麻痹,那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千万不要因此贻误进攻良机。

在康熙的一再催促之下,董额终于率兵抵达平凉。但吴三桂的叛军也匆匆由川入陕,增援王辅臣,这令进攻平凉的清军犹豫不决,不敢前行。但康熙认为,当前急务还是应当迅速攻取平凉,以绝敌军救援之念,他立即谕令董额迅速发兵夺占平凉南山高地,用红衣大炮向叛军发起轰击,并切断叛军粮道。眼看董额无所作为,康熙又命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抵达平凉,指挥这场攻坚战。结果,在图海的指挥下,清军步步进逼,取得成效。他先是指挥清军不惜代价攻占虎山墩,随后便在虎山墩架设大炮,居高临下向城内叛军发起炮击,令平凉城中陷入一片惊恐之中。王辅臣走投无路,只得交出吴三桂所授印信,出城请降。

平凉一战的胜利,成为整个西线战场的关键一战,甚至扭转了整个战局,吴三桂迂回进攻中原的企图因此破产,清军从此可以抽出主要兵力投入东南战场,与吴三桂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

在西南战场,康熙同样使用剿抚并重的方法,成功使得耿精忠归服朝廷,分化了叛军。起初阶段,耿精忠也是拒不受抚,严格遵照吴三桂的指令,率军分三路北上。康熙组织清军沿途阻击,在台州、衢州等地,与叛军反复争夺,城市几经易手。随着战事的进展,叛军军饷匮乏,很多军士借机逃亡,军队内部也出现不和谐的声音,甚至有的甘愿充当清军内应。康熙抓住这一时机,命耿精忠的弟弟前往叛军大营,对其进行劝说招抚。由于王辅臣的归降,康熙已可以大量增兵江西,令耿精忠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不久,清军攻入福建,并长驱直入,不可抵挡。耿精忠看到大势已去,只得投降。这样,除厦门仍为郑经所占之外,福建、浙江基本平定。康熙谕令耿精忠仍继续保留靖南王爵,并率所部随清军征剿据守台湾的郑经,立功赎罪。

三藩之中,唯平南王尚可喜始终忠于朝廷,面对吴三桂的致书相约,他曾断然拒绝参加。但是,当时的广东形势非常复杂,不少官员接受了吴三桂联合反清主张,两广总督金光祖也叛附吴三桂,郑经则派刘国轩等趁机进攻惠州。眼看辖地变得风雨飘摇,尚可喜忧愤而死,广东大部均为叛军所占据。

平定福建之后,清军从北、东两路进军广东,给叛军以极大震慑,叛将纷纷献城投降,迎接清军进入广东。吴三桂听说广东有变,急调兵马驰援,但已经于事无补,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叛军的救援部队被击退,广东大部重新为清廷所掌控。清军随即进攻广西,吴三桂担心湖南战场的主力军队后路被断,派出精锐之师前来争夺,清军作战一度失利,败退至梧州一带。叛军追击至梧州,双方经过一场激战,叛军战败。随后,清军顺势追击,又夺回了桂林和南宁等地,收复了广西。

战略决战

平叛战争中,湖南战场一直是关系全局的重点战场,吴三桂在这里也布设重兵,与清军展开拉锯战,对于一些重要的战略要点,双方反复进行争夺。当战争进入第四年之后,吴三桂已经失去了陕、甘、闽、浙、粤、赣,反叛之初的那种席卷之势早已不复存在。可以说,叛军的两翼已被翦除,吴三桂在湖南主战场的形势也变得不乐观,不得不变主动进攻为被动防御。康熙认为,这正是他发起战略决战的绝好时机。

早在东西两线战事稳步推进之际,康熙就对湖南主战场有所预判,并进行了相应地部署。清军曾大量调拨军队,集中调运火炮,大力制造战船,为发起反攻做足了准备。王辅臣归降之后,原本用于西线作战的军队,大量开赴湖广前线,寻找与叛军主力决战的机会。派送西安等地新铸造的红衣大炮也转而运往湖南,各类大小战船数百艘也及时打造完毕,紧急投送前线。

吴三桂不得不大幅调整兵力部署,重新构建防线,期待在防御战中迎来转机。他派遣胡国柱率兵坚守长沙,并命令马宝、高起隆从岳州后撤至长沙,与胡国柱形成掎角之势。为确保长沙,他还派出兵马进攻吉安,阻挡江西清军西进,自己则率军由岳麓转往衡州,分散清军兵力。吴三桂虽说用心机巧,但毕竟长期用兵,军饷难继,财用耗竭,形势变得越发吃紧。为了摆脱窘境,他不得不在当地横征暴敛,因此而导致民怨沸腾。

吴三桂入驻衡州之后,立即着手加固周边一带的防御。由于永兴是衡州的门户,他派重兵前往争夺,激战之后,清军失利,大部退走郴州,但仍有部分将士坚持死守,双方日夜激战。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吴三桂突然病死,部下匆忙拥立其孙吴世璠继承帝位,并改元洪化。

吴三桂突然暴病而亡,对士气影响很大,围攻永兴的部队也连夜撤走,永兴的形势得到缓解。

康熙将岳州视为湖南战场的关键,但苦恼于前线统帅畏缩不前,甚至提出要亲率大军赶赴湖南。正在这时候,前方传来吴三桂病死的消息,康熙敏锐地预料到叛军必定会因此发生若干变故,于是立即谕令诸路大军抓住时机加紧对叛军进行清剿,而当务之急则是拿下岳州。

岳州叛军被围数月,军饷及作战器械都极度缺乏。康熙下令紧急增援岳州攻城部队,使得岳州一带清军的总兵力由七万增加到十万。除了补充物资,清军也紧急调运子母炮等攻城装备,意在对岳州发起最后的总攻。清军在加强军事攻势的同时,也加强了政治攻势,敦促叛军投降,结果部分守城叛军军心动摇,暗中与清军联系献城投诚事宜。到了此时,叛军可说是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都在寻找退路。叛军首领吴应麒见大事不妙,傍晚时分弃城逃跑,清军迅速进入岳州城内。

岳州失守之后,叛军在湖南的根基发生动摇。长沙守将胡国柱闻讯之后,也弃城逃走,清军得以不战而胜,占据长沙。此后,湘潭、衡州、常德等地都被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基本平定。叛军只能据守云、贵、川三省,平叛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指日可待。

湖南平定之后,康熙下令加紧对吴应麒、夏国相等叛军余部的清剿和招抚,同时谕令清军由陕西向四川进军,为进攻云南、贵州做准备。不久,清军收复四川,进攻云贵的条件已经成熟。

康熙十九年,康熙命令湖南、广西、四川等地清军,分别取道进攻云贵。叛军为了打破清军多路合击的局面,以主力进犯四川。康熙命令清兵直取遵义,以截断入川叛军的后路,令叛军的最后努力也归于失败,清军由此顺势攻占贵阳。清军攻打江西坡(今属贵州)时,叛军一度利用天险,用大象发起进攻,导致清军损失惨重,但一场小胜已经不足以挽回大局,清军在历经苦战之后还是成功收复了贵州。等到昆明之战,叛军仍然试图负隅顽抗,令清军十万大军无可奈何,一时困顿城下。但清军显然已经学会了与叛军的战斗之法,他们一面猛烈攻城,一面展开心理战,对部分守城将士进行拉拢,使叛军内部矛盾激化。不久,吴国柱等将领密谋将吴世璠、郭壮图等擒拿之后献给清军,吴世璠走投无路,只得和郭壮图一起自杀,大批叛军随后出城投降。清廷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以胜利宣告结束。

康熙平定三藩之战解析

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最终得以平定,使得康熙和清廷上下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困扰清廷多年的危局最终得以化解。在这之后,康熙朝着构建大一统帝国的方向快速迈进,因为平叛战争的胜利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三藩之乱得到彻底平息,清政府能够腾出手来进一步收复台湾,同时也为集中力量解决准噶尔部噶尔丹割据势力创造了条件,甚至为清廷阻止沙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和扩张都赢得了有利空间,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彻底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使康熙加强和构建中央集权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平叛战争结束之后,清王朝加强了对南方地区的管辖,使当地百姓能够有一个相对和平与安宁的环境,安心地发展生产,也很好地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贸易往来,促进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总之,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获胜后,避免了分裂局面的出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为后面的一段盛世奠定了基础。

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清军获胜的基础。康熙帝力排众议,毫不动摇地坚持国家的统一,坚决拒绝部分大臣妥协和投降的建议,为朝廷上下坚定平叛决心起到了关键作用。针对叛军的多路进攻,康熙准确地判断出叛军进攻的重点方向,从而得以实施有效的阻击。为了准确掌握前方情报,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康熙下令加强驿站建设,提高情报传输速度,这为他实施高效指挥提供了保证。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康熙审时度势,灵活指挥,及时准确的情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战争陷入胶着局面时,康熙不拘一格,将招抚与战争两手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敌军进行分化和瓦解,耐心寻找着战胜强敌的机会,对打击叛军起到了积极效果。

在平叛战争中,康熙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充分展示出其良好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面对战争初期的颓势,康熙并没有灰心丧气,更没有推诿责任,而是临危不惧,果断处置,抓住重点地域进行有效布防,控制住了局面。当战争转入反攻阶段之后,康熙冷静应对战局变化,及时抓住反攻时机,采用正确的策略方针,步步推进,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战果。在失败面前,康熙勇于承担责任,表现出极佳的领袖风范,也在清军上下树立了威信。在战争中,清军纪律严明,明于赏罚。对于清军将领,康熙能够不避亲疏,严格按照规定实施奖惩。对于汉族将领,康熙也敢于提拔和重用,因此笼络了人心,激励了士气,更提升了战斗力。这些都为战争获胜提供了保证。

叛军在起初阶段势如破竹,几乎占据南方半壁江山,但在这种有利局面下,还是没能很好地把握战机,将优势局面拱手送出,最终以失败告终。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他们接连出现了一连串严重失误。首先,叛军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统一的指挥机构。三藩之中,尚有尚可喜拒绝与吴三桂合作,至于耿精忠也曾发生摇摆,并最终在清军剿抚两手的夹攻之下,投降清廷。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叛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其次,叛军在初战成功之后即陷入消极保守之中,结果造成重大战略失误。由于吴三桂缺乏战略眼光,一直抱着求稳的心态,导致他在发起进攻时,不免瞻前顾后,不能完全放开手脚,错失进一步发展的良机。再次,叛军在占领区的种种倒行逆施,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和抵制,失去民众的支持。众叛亲离之后,叛军的补给变得更加困难,最终只能品尝失败的苦果。


[1]三藩所拥有的兵力数量,魏源《圣武记》和《清史稿》等史籍中记载不一,但吴三桂两万以上兵力应该可以确定。

[2]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页。

[3]《圣武记》卷2。

[4]《清史稿·明珠传》。

[5]《清圣祖实录》卷51。

[6]《清圣祖实录》卷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