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期毒气战（芥子气登场）

一战后期毒气战简介

一战后期毒气战：毒气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战争史。1917年芥子气登场后，毒气战迈入一个新阶段；美军参战后，两大阵营间的毒气战迎来高潮。一战后期毒气战将呈现彼时双方所用施毒武器、防毒装备与相关战术。

一战后期毒气战过程分析——

这个世界只要有战争，军事家们就绝不会对毒气置之不理……毒气是一种更高级的杀人形式。

——弗里茨·哈伯教授在1919年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

下次世界大战，如若从表面上看还是血肉和炮弹的战争，那么从实质上看将是一场“科学战”，毒气是必须要使用的武器……将来肯定无法禁止毒气在战争中的使用，就像无法禁止战争本身一样。

——福熙元帅在战后回答《泰晤士报》记者提问时谈到

1917年，芥子气登场

1917年，德军的进攻

1917年，由于协约国军队改进了毒气防护技术，德军利用气瓶发动云状毒气攻击的次数也相应减少。鉴于英军防护良好，德军没有对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法军的M2防毒面具增强了对光气的防护能力，但应对其他毒气较为吃力，因此德军试图利用氯化苦来对付他们。1917年1月31日下午，在兰斯（Reims）以东，德军在7英里宽的战线上放空了18600个气瓶，造成法军531人死亡、1500人受伤。此后，德军于4月和6月在法国海岸附近施放了氯化苦毒气云，分别造成法军470人和367人死亡。当年4月和7月，德军还在洛林这个相对平静的战区发动了两次毒气云攻击，每一次都造成法军约130人死亡。其中，7月份的攻击也是德军在西线最后一次使用毒气瓶。实际上，8月德军还计划在香槟（Champagne）发动一次毒气云攻击，但为此准备的钢瓶被法军炮火击毁，德军只能放弃这次行动。

当年9月，德军发动了一次特种作战：他们将近8吨的氯甲烷（chorine-chloropicrin）灌入法国贝德恩煤矿（Bethune coal mines），完全淹没了它。贝德恩煤矿只有一口矿井，这口矿井超过半英里深，位于德军战线后方，当时法国矿工仍然坚守在井下，维持着整个系统的运转。得知这一情况，英军赶紧派出隧道掘进机去营救被困井下的法国煤矿工人，但当掘进机沿作业面前进了1英里的时候，乘员们佩戴的小型盒式防毒面具就已经不堪重负，只能折返。跟随掘进机一同前进的还有一支救援队，虽然他们用布带将防毒面具和脸部密封得严丝合缝，但面对高浓度毒气也只能撤退。最终，还是来自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RAMC）的洛根（Logan）中校用1副德制防毒面具和2个英制滤毒罐制成临时护具，冒险潜入井下，才找到了一些矿工的尸体。此后，德军毒气工兵将重心转往东线，继续对俄军发动了几次骚扰性袭击，直到当年11月俄军彻底崩溃为止。

1917年2月，德军对使用毒气弹的条件做出了限定，包括“风速不能超过每小时5.5英里”，以及“必须在一段时间内采用慢速射击的方式用毒气弹逐渐覆盖目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限定意味着需要消耗大量的炮弹，根据计算，覆盖1平方英里的目标区域就需要21000枚轻、中、重型毒气弹，相当于41吨绿十字毒气，这比施放气瓶产生的毒气量要少一些，但由于受天气的影响较小，可以更精确地击中目标，杀伤力并不亚于毒气云攻击。事实上，装填毒气的各种炮兵武器大大地征服了战争决策者中对化学战持反对态度的人——毒气弹更易于配合高爆炮弹对敌人发动袭击。直到此时，毒气战终于不那么依赖风向和漏气的钢瓶了，钢瓶常迫使数以百计的老鼠蹿过无人地带，给敌人带去将要发动突袭的警报，现在毒气瓶已经从堑壕里消失了。

1917年年初，在寻找效果更持久的肺毒剂的过程中，德国的隆梅尔（Lommel）博士和施泰因科普夫（Steinkopf）教授重新找出了一种以前被认为毒性不足的纯净物——二氯二乙硫醚，他们将其命名为“Lost”。后来，前线德军称之为“黄十字毒气”，法军称之为“Ypérite”，英国和美国则称这种令人谈之色变的毒气为“芥子气”（mustard），它逐渐成了战争中威力最大的一种毒气。芥子气在常温下是一种深棕色的油性液体，很像雪莉酒；它的沸点相对其他毒气较高；对它的气味有各种各样的描述，如“不愉快的”，像“大蒜”又像“芥末”等等。众所周知，它能引起水疱和结膜炎，但是专家们起初并不认为这些性状具备战术上的意义。

芥子气粉墨登场的舞台仍然在伊普尔（Ypres）。1917年7月12日晚上10点，一个温和的夏夜，德军在伊普尔东部地区向协约国军的阵地发射了5万枚芥子气炮弹，当他们从俘虏口中得知这次炮击造成了成千上万人伤亡的时候，大吃了一惊。实际上，德军当时一直等到储备大量芥子气的工作完成了并在大规模的炮轰准备就绪后才开始发动攻击——德国人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大规模生产这种毒气。

从7月12日起，10天内德军向协约国军阵地倾泻了100多万发炮弹，大约共含有2500吨的芥子气；德国人一共打了3周黄十字炮弹，造成的伤亡数字几乎是前一年所有毒气攻击造成的伤亡数字的总和。到了第1周周末，英军卫生队收容的中毒人员是2934人；到了第2周周末，又增加了6476人；到了第3周周末，又增加了4886人。芥子气的特性使它成了一种可怕的武器：炮击过去很久后，芥子气沾染过的区域仍然很危险。液态芥子气在炮弹坑、战壕角落形成的毒液坑会令疏忽大意的人中毒。它还能污染水源。冬天，它像水一样结冰潜藏在泥土中，例如1917年冬季施放的芥子气在次年春季大地解冻时又使人中毒。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整个战壕“封锁起来”。通过这类染毒地段的唯一办法就是铺一条用漂白粉消毒的路。在这种条件下求生，不仅要佩戴防毒面具，还要打绑腿，戴手套和眼镜；不仅要坚持作战，还要不断为装备消毒。毒气成了一种持久性武器。其军事效力绝非一张伤亡名单能说明的。即使毒气没有使人死亡，美国化学战部队首任指挥官费赖斯将军写道：“体质的下降，以及被迫在整个作战期间戴上防毒面具造成的行动效率的降低，至少达到25％，这相当于一支100万人的部队有1/4的人丧失作战能力。”

1917年7月，德国人将另一种新型毒气投入战争，即二苯氯胂（diphenylchloroarsine，简称DA），在前线它被称为“蓝十字毒气”（或喷嚏式毒气）。作为一种细粉尘，它可以穿透防毒面具并造成人的鼻窦剧烈疼痛，迫使士兵们摘掉防毒面具，这时与“蓝十字”一同发射的光气炮弹就可以毒死他们。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效果，实际上爆炸难以产生足够多的细粉尘，只有很少的蓝十字炮弹曾对协约国军造成严重威胁。由于缺乏实战测试，德国人没有意识到这种战术有多么蹩脚，在1917—1918年间，他们浪费大量资源生产了近1000万发蓝十字炮弹。1917年年底，德军减少了芥子气和蓝十字炮弹的使用次数，部分原因是天气条件不合适，更多则是由于芥子气的毒性过于持久和猛烈，导致德军自己也无法占领染毒的阵地。

1917年，德军还对毒气炮弹进行了改进。首先，专家通过延长炮弹的弹体长度并减小厚度的方式使其容积扩大了一倍。夏末，德军开始在东线战场利用这种新型毒气弹对付俄军。鉴于当时俄国的混乱状况，在东线，德国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毒气试验，而不用担心法军和英军获取重要情报。另外，在1917年年末，德军专家还增大了毒气弹中高爆炸药所占比例，这样就可以在爆炸时发出普通炮弹那样的巨响，具有一定的伪装效果，但弊端是减少了毒气的携载量，使产生的毒气云变得更加稀薄。

◎图为德国77毫米野战炮使用的蓝十字毒气弹，装有EKZ 16型瞬时触发引信。这种毒气弹是将填满二苯氯胂固体粉末的玻璃罐嵌入TNT炸药中，利用爆炸来散播粉末，但它实际上无法产生足够的微粒来渗透协约国军的防毒面具，因此直到大战末期英军才意识到这种毒气的可怕

◎德军一次典型的毒气攻击

◎1917年1月31日，在理姆斯东部，德军第3军下属的第35毒气工兵团和第36毒气工兵团2营发动了毒气施放攻击。以下是两支部队的报告：

◎1．攻击准备

◎在第3军的命令下，第35毒气工兵团于1916年12月13日、第36毒气工兵团2营于1917年1月9日，分别在理姆斯东部地区施放毒气。根据情报，当面敌军已经对氯化苦做好了防护准备，因此预定的毒气施放时间拖延到1917年1月17日，但一直到1月29日才完成准备，将大约18600个小毒气瓶（180吨—270吨毒气）布置妥当。

◎2．攻击实施

◎1月31日下午5点的气象情况：西北—北西北风，风速每秒3米（但时断时续），气温7摄氏度。施放正面约2.5公里。使用毒气类型：氯气及氯化苦的混合物。第一波毒气攻击于下午5点进行，持续时间40分钟。第二波攻击于下午7点进行，持续时间40分钟。施放效果很好，毒气云非常浓密，一直接触地面，并向敌人飘过去。一共打开了约12600个毒气瓶（120吨—190吨毒气），其余毒气瓶由于风向不良，恐怕会误伤友军，遂中止施放。我军阵地的守备队，在毒气攻击开始之前即从施放阵地撤退，只在第二线阵地留有监视哨和一些机枪手。

◎3．攻击效果

◎此次毒气攻击，看起来达到了出敌不意的效果，敌人的炮火并不猛烈，而敌军发动的反击也较为迟缓。由我军飞机的侦察来看，敌军炮兵已经沉寂或陷于窘迫境地。在毒气施放的正面，我军侦察兵不得不冒险潜入敌军阵地，尽管此时距毒气云覆盖阵地已过去两三个小时，但在敌军阵地工事内，仍然存在毒气。此外，侦察兵还发现敌军的防护极不充分。

◎根据上述两支部队的战报，德军步兵在毒气的掩护下突进了敌军阵地，并未遇到激烈抵抗。综合俘虏所述及其他情报，可以得知这次毒气攻击的确切效果：毒气云不但覆盖了宽20公里的阵地正面，还飘到了距阵地达15公里的后方——苏帕河附近，并在那里毒死了人，甚至在23公里外都有人中毒，30公里外都需要戴上防毒面具，氯气的臭味则一直传到40公里远；共计有2062名协约国官兵中毒（占阵地总兵力的20.6％），其中531人死亡（25人立即死亡）。

◎此次毒气攻击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战果，主要因为当面的法军部队因天气寒冷，手脚运动不灵活，以至于不能在短时间内戴好防具，后方部队和该地的村民也因此深受其害。另外，当时法军对毒气攻击的防护也不得要领，现将法军的命令和手札摘录如下：

◎“A．1917年2月1日，法军第2步兵师师长与部下注意：德军昨日在我军阵地正面30公里远处实施两次毒气施放，第一次在下午4点，第二次在晚上8点，这两次毒气攻击均在侦察我军情况后进行，所以在阵地前沿，没有携带防毒面具的士兵全部死亡。毒气很快就覆盖了我军后方，无防毒面具的士兵伤亡惨重。因此，不论是在阵地前沿防守的士兵，还是阵地后方的官兵，都必须随时携带防毒面具，这点特别重要。

◎“B．1917年2月3日，法军第3步兵师第208步兵团报告：两日前遭受德军毒气攻击时，我军有的士兵虽然迅速而正确地戴好了防毒面具，但这些防毒面具质量粗劣，有的根本无法保持密封，造成一些士兵重伤，甚至有在毒气来袭的瞬间脱去防毒面具而甘愿被毒死的情况发生。”

◎如何掌握发动毒气战的时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西线各处发动毒气攻击，皆以能观测到整个战场区域的系留气球投掷的闪光弹为信号。这种方法一直使用到战争结束，因为对毒气施放时机的掌握，除了仰仗指挥官的经验和决心外，考虑客观条件也非常重要。毒气施放的时候，为了阻碍敌机的侦察，达到奇袭的效果，通常选择天色昏暗或黎明的时候。但这种时候，通常也难以观测到敌军的动向，因此使用闪光弹作为信号。虽然在毒气瓶上打了记号，一旦攻击的信号发出，为了整齐划一地同时施放毒气，部队人员都要事先对好自己的钟表，并严格按照施放计划表（例如右侧表格）行动。到了大战末期，英美军用电气装置串联毒气瓶，一按开关即可同时释放，更为先进。协约国方面的俄国和德军一样，也采用连续的多个毒气攻击波。

◎图为索姆河战役期间，德军升起的系留观测气球

◎在一定风向下施放阵地毒气瓶计划表

1917年，英军的进攻

1917年，英国皇家特别工兵旅在毒气施放技术（仍然以使用气瓶为主）和研发新型毒气方面都有进步。除了继续在气瓶中填充标准的“白星”毒气（氯气和光气的混合物）以外，还将氯化苦与硫化氢（hydrogen sulphide）混合，制成“绿星”毒气；或以氯化苦与氯气混合，制成“黄星”毒气，目的都是穿透德军的防毒面具。在拉巴西（La Bassee）—洛斯—于吕什地区，特别工兵旅C连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毒气云攻击，利用各种毒气反复扫荡这片区域的德军阵地。

1917年9月1日，特别工兵旅在于吕什使用1334个装满“白星”、“红星”（纯氯气）和“黄星”的气瓶对德军堑壕发动了进攻。1个月后，英军再次用毒气袭击了同一处德军堑壕。同时，英军还利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和斯托克斯迫击炮发射了大量光气和氯化苦炮弹，覆盖了周边区域的德军工事。此外，英军不断用毒气骚扰、消耗、杀伤远离主战场的德军部队，使他们找不到一处可供安静休整的地方。10月26日，英军在法军防区迪克斯梅德（Dixmuide）利用1000个气瓶发动了一次毒气攻击，这完全出乎当面德军的意料。然而，高浓度氯化苦能渗透德军的防毒面具，同时也能渗透英军自己的防毒面具。11月5日至6日，当特别工兵旅C连施放氯化苦时，风向突然发生改变，这种毒气旋即造成C连1人死亡、11人严重受伤。从1916年6月16日至1917年4月4日，特别工兵旅共计施放了42600个气瓶，相当于1145吨毒气；1917年4月至11月，该旅只施放了12000个气瓶，相当于328吨毒气。

◎阿拉斯战役中，位于维米岭的英军炮兵阵地，远处依稀可见笼罩在一片毒气烟云之下的德军阵地

在增添新型毒气的同时，英军专家还对斯托克斯迫击炮进行了改进。原先，这种迫击炮的发射流程为先将毒气弹从炮口装填到炮管中，再用一根电雷管激发其底火，现在改用一根弹簧杆来激发（这也是现代迫击炮普遍采用的激发方式）。随着弹药供应逐渐充足，特别工兵旅在整个1917年共发射了10万发斯托克斯迫击炮弹。为最大限度地杀伤敌军，英军经常将光气和氯化苦炮弹搭配使用。英军还研发了两种新式毒气弹：一种是白磷弹，既可以作为烟幕弹，也可以作为燃烧弹使用，非常有效；另一种是铝热剂炮弹，内部装填铝粉和三氧化二铁粉末，爆炸时能产生3000摄氏度的高温，可将敌军赶出掩体，并引燃树木和工事，杀伤敌军人员。在阿拉斯（Arras）战役和梅西讷（Messines）战役中，为掩护己方步兵安全通过双方阵地前的无人区，英军发射了大量铝热剂炮弹和烟幕弹。

◎阿拉斯战役，英军的毒气攻击波，可见烟云非常浓密

此外，在上述两场战役中，英军还在进攻前的火力准备中发射了大量其他毒气弹。其中，在梅西讷战役爆发之前2周，英军向利斯河（River Lys）畔的德军阵地发射了1000枚氯化苦弹以及992枚SK催泪瓦斯弹——氯化苦弹可以杀伤敌军人员，SK催泪瓦斯弹则能迫使其长时间佩戴防毒面具，从而无法及时修复炮火对阵地造成的破坏。几小时后，英军继续以100枚铝热剂炮弹轰击德军阵地，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攻击过程中，英军将斯托克斯迫击炮和李文斯毒气抛射炮结合起来使用。出于对妨碍己方部队突入的担心，进攻前，英军在前线的某些区域没有使用毒气弹，但不久后，为了应对德军反击，英军还是用295枚SK催泪瓦斯弹和190枚氯化苦炮弹封锁了这些区域。实战中，英军发现SK催泪瓦斯弹不适合射程较近的斯托克斯迫击炮，因为它的毒性太持久了。于是，在1917年5月之后，英军就不在迫击炮上使用SK催泪瓦斯弹了，实际上当时这种炮弹的库存也已经告罄。从1917年年中开始，装填混合毒气的迫击炮弹逐渐占据主流地位。1917年12月1日，在进攻圣卢西亚（Monchy）的行动中，英军运用了一套毒气组合战术：首先利用铝热剂炮弹将德军赶出战壕，紧接着使用光气弹杀伤他们，然后用氯化苦炮弹迫使其摘掉防毒面具，最后再用更多的光气弹清扫战场。这次进攻一共动用了44门迫击炮，总计发射了2300枚毒气炮弹——仅仅耗时15分钟。

1917年，李文斯毒气抛射炮成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它能出其不意地在短时间内制造高浓度毒气，从而使德军的防毒面具失效。1916年10月，英军最高统帅部订购了15000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和5万枚炮弹。直到停战，英军共计装备了14万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和40万发炮弹。通常，英军都选择在夜间利用抛射炮发射毒气弹，这样既可以干扰敌军睡眠，又能杀伤其阵地前沿的士兵。这种战术迫使德军于1917年至1918年间收缩了他们的防线，并更多地采取纵深防御的策略。尽管如此，李文斯毒气抛射炮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它的精度不佳，覆盖一个点目标有很大难度，因此通常采取几百门抛射炮同时向一片区域发射的战术；其次，李文斯毒气抛射炮是通过电力引燃发射药包来推进毒气弹的，发射时会产生巨大的爆炸响声、闪光和白色烟云，缺乏隐蔽性；第三，成功地进行一次抛射炮攻击所需的准备工作量太大——安装、装填和掩蔽这些武器都是危险的工作。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不断扩大其使用规模，经常是一次就动用数百门抛射炮。此时，英军还研制出新的高爆炸药和纵火剂，还有如骨油和醋酸戊脂之类的“臭气”，这种臭气的难闻气味可以迫使敌人戴上防毒面具。

◎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待发射状态）。“其炮身与水平线呈45度夹角埋入地下；按装药量的多少来调节射程；英军一共使用过3种长度的炮管，但其中最常见的尺寸是36英寸；它的炮弹直径则为7.6英寸；我们曾用这种武器令整个加来都淹没在一片光气中……”——福克斯《毒气！》

◎正在给李文斯毒气抛射炮装填炮弹的英军士兵。照片中这些抛射炮完全由特别工兵旅自己进行搬运和布设，不需要像以往的钢气瓶那样依赖步兵运输部队；他们通常于夜间在支援壕和后备壕之间埋入抛射炮，并进行伪装；与此同时，全体人员从炮弹途经之地撤离

在一次演习中，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发射的一枚炮弹偶然地准确命中了目标，这引起了英军著名统帅艾伦比（Allenby）将军的注意，随后，他立即为麾下部队配备了这种武器。阿拉斯战役中，艾伦比将军率领的第3军首次将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大规模投入实战，其表现可圈可点，得到了英军最高统帅部的认可。而且，此战过后，德军方面也开始重视这种武器。

关于阿拉斯战役中毒气战的具体经过，有英方观察者描述道：“总攻开始之前5天，为破坏德军的防御体系，第3军对德军阵地展开了大规模毒气攻击。总攻当天，即1917年4月4日，清晨6点15分，我军利用分别布设在31个阵地内的2340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向德军堑壕、机枪阵地和战地指挥所发射了相当于50吨毒气的光气和氯气炮弹。实际上，炮兵还同时发射了毒气弹。在目力所及的整个前沿阵地上，暗红色的火光闪烁，大地微微颤抖，紧接着便发出沉闷的吼声。就这样，2340发邪恶的毒气弹腾空飞越，笨拙翻转，其中一些毫无疑问在飞行中互相碰撞，大约20秒后即大量落在德军阵地上。刹那间，烈性炸药炸开毒气弹，放出大量液态光气。液态光气迅速气化，形成非常浓密的毒气烟云。”当时，李文斯本人从一架飞机上观看了这次发射毒气弹的情况。他发现毒气烟云非常浓密，以致当烟云飘到维米村和巴耶尔村时，他仍然看得到这股浓烟。毒气烟云和大炮轰炸混在一起造成的恐怖景象令德国人分外胆寒。一份缴获的德军文件这样描述英军抛射炮袭击时“猛烈爆炸”的情况：“（英军阵地）像火山喷发似的一片火海，万炮齐发时火光的闪烁持续了整整25秒……其轰隆声像是手榴弹仓库殉爆的爆炸声。”在阿拉斯，德国人的炮手被迫连续数小时戴着防毒面具，很多人打光了弹药，因为毒气毒死了数百头为前线运送军需品的马匹。

实际上，在整个战争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协约国利用新型化学武器突然进攻打败了德国人（这通常是德国人的拿手好戏）。尽管后来德国人企图如法炮制，加以报复。李文斯毒气抛射炮的发明是化学战开始向有利于协约国方向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17年4月到11月，为支援己方步兵突击及骚扰敌军后方，英军共发动了25次毒气攻击，使用毒气弹9.7万发。毒气炮弹的呼啸飞行声和轰击声成为喧嚣战场上经常出现的嘈杂。1916年年初，法军和德军就曾使用过毒气炮弹。1917年，英军也开始大规模使用它们。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发生在梅西讷战役开始之前4天。当时，英军利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发射了1500个燃烧桶，还用斯托克斯迫击炮发射了大量毒气弹。在当年7月，就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开始之前，以及康布雷（Cambrai）战役中那场著名的历史上首次坦克突击之前，英军都发动了毒气攻击。此外，11月19日至20日夜间，英军向布尔隆森林（Bourlon Wood）发射了4200枚毒气弹。本来英军还准备进行一次囊括毒气瓶、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和斯托克斯迫击炮三种武器的超大规模毒气进攻，但英军在康布雷地区的迅速突破使他们推迟了这一计划。

◎1917年，康布雷战场上的英军坦克。尽管当时还很笨拙，但这种新锐武器最终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把大规模静态堑壕战和大规模毒气战一起送入了历史

实战证明，英军炮兵发射的毒气弹无法达到使德军防毒面具失效或将其赶出工事所需的毒气浓度，因此他们改变了战术，开始力求增加炮兵的精确度。但实际上，发射毒气弹很难达到较高的精度，只能尽量让它们落在目标的上风处。在整个1917年英军发动的攻势中，毒气成了反击敌军炮兵的首选武器，尤其在夜间观测条件不良时。一次典型的反炮兵作战流程为：首先向敌军炮兵阵地发射70枚致死性毒气弹，接下来每隔1小时发射150枚SK催泪瓦斯弹和致死性毒气弹。为了迫使德军炮手长时间佩戴防毒面具并阻碍他们操作大炮，这个流程通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对英军来说，虽然这种新战术投送的毒气量比1916年采取的旧战术要少，但利用SK催泪瓦斯弹的持久性，也够给德军带来巨大的麻烦了。

1917年1月至2月间，英军前线部队共计需要9万枚光气弹，但国内只能提供其中三分之一。当年2月，黑格元帅要求将毒气弹的比例提升至全部炮弹的12％，但随着战况的发展，前线对毒气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年3月月末，前线部队反映不再需要更多的SK催泪瓦斯弹了，尽管这是唯一一种达到预定产量的毒气弹。当时，黑格希望能够按50％氯化苦、50％光气或其他致死性毒气的比例生产毒气弹。但到了7月，他却要求后方再次生产SK催泪瓦斯，不过这次是装填到60磅炮弹中由6英寸榴弹炮发射，从而作为一种远程反炮兵武器使用。当年晚些时候，英军将毒气弹中的纯氯化苦换成50％的光气和50％的氯化苦（命名为PG）或20％的四氯化锡和80％的氯化苦（命名为NC）。另外，英军还逐渐将SK催泪瓦斯替换成更有效的KSK催泪瓦斯，进而替换为芥子气（在它残酷的效果广为人知以后）。

1917年，英军在进攻前的火力准备中越来越依赖斯托克斯迫击炮。这种迫击炮的设计十分简单，发射4英寸迫击炮弹，每个炮弹内装有2升毒气。训练有素的炮手可以连续发射15发炮弹，当后续发射的炮弹还在空中飞行时，第一颗炮弹就能准确地击中1000码外的目标。但实际上，在1917年年初，斯托克斯迫击炮使用的毒气弹大部分都是1916年生产的旧炮弹——这反映了后方生产难以满足前线需求的窘境。直到当年4月，英军共计在维米（Vimy）发射了4万枚毒气弹；6月，在梅西讷发射了12万枚毒气弹；7月，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发射了15.4万枚，直到此时，毒气弹的生产刚能满足需求——平均每周有3.4万发毒气弹被运抵前线。阿拉斯战役中，英军在总攻开始之前的那个夜晚（7点30分），利用4.5英寸榴弹炮和60磅炮发射了大量毒气弹，目标是德军的炮兵阵地，待这些阵地大部分陷入瘫痪之后，英军步兵再跃出己方战壕，发动总攻。战役过后，德军进行了总结，在报告中承认了英军毒气弹给他们带来的重大损失，并着重描述了毒气对补给部队的马匹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补给困难和弹药短缺。但德军同时注意到英军的致死性毒气弹，尤其是光气弹的数量较为稀少，这意味着直接支援步兵进攻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梅西讷战役中，英军主要利用毒气弹进行袭扰和反炮兵作战，在发起总攻的同时集中发射毒气弹来压制德军的炮兵阵地，这种战术再次取得了成功。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英军炮兵阵地遭到德军芥子气的反击，作战受到了不小的干扰，但仍硬着头皮打了3天3夜。德军的重要据点不断遭受4.5英寸榴弹炮发射的毒气弹轰击，火力体系逐渐陷入瘫痪。又一次，趁德军炮火沉寂，英军步兵成功冲过了无人区。此次战役中，炮兵部队和特别工兵旅成了英军进攻的矛头。

1917年，即便是普通的英军步兵也装备了白磷手榴弹、光气手榴弹，甚至KSK手榴弹——尽管这种毒气能令一个区域染毒超过12个小时，从而令人无法靠近。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英军还装备了填充四氯化锡的手榴弹，它释放的毒气可以有效穿透德军的防毒面具，杀伤暴露在掩体外的德军士兵。

1917—1918年，德军装备的毒气抛射炮

鉴于英军的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在阿拉斯战役中大放异彩，战役结束后，德军对它进行了仿制。德军毒气抛射炮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运用，是在1917年10月意大利前线的第12次伊松佐河战役/卡波雷托战役中。意大利军队几乎没有应对毒气的经验，防护也很差劲，故伤亡惨重。早在9月，身穿奥匈军队制服的德军毒气部队——第36工兵团的成员就前往卡波雷托对意军阵地的情况进行了详尽的侦查。10月24日凌晨2点，他们利用894门毒气抛射炮向意军阵地发射了大量毒气弹（相当于5—6吨光气），由于后者的阵地布设在山谷中，沉降的毒气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此外，奥匈炮兵还利用毒气弹成功压制了意军位于山腰的炮兵阵地。当奥匈军队（其中有4000多人佩戴着从德国引进的皮制防毒面具）突入意军战壕时，发现那里横七竖八地躺着500—600具尸体。德军毒气部队在卡波雷托战役赢得的胜利甚至比在伊普尔首次发动氯气攻击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1917年12月开始，德军利用毒气抛射炮在西线发动了大约60次攻击，其中大部分集中在1918年4月到8月这段时间内。德军对英式毒气抛射炮进行了改进：在炮管内刻上了膛线，使其具备更高的精度和更远的射程，还将浮石（一种火山岩）填进炮弹中，以防止光气过快分散。然而，这些改进有点“舍本求末”的嫌疑，因为这削弱了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原本极佳的可靠性和简单易操作的优点。与英军大部分时间都是小规模使用毒气抛射炮不同，每次进攻，德军均使用多达1000门毒气抛射炮（相当于德军1个毒气工兵营的装备）同时发射，而且他们在发射后还要把抛射炮挖出来，以备下次重新部署（英军通常将毒气抛射炮固定在某些阵地中）。在德军使用毒气抛射炮发动的攻击中，英军的损失相对较小，但法军则再次伤亡惨重——德军只用了36次攻击就造成法军超过586人死亡，1718人严重受伤。

◎1917年至1918年间，德军工兵正在布设抛射炮。通常，他们完成布设所需的时间要比英国同行更长，随后还要等待最佳风力条件，这使他们很容易被敌军发现，并遭到炮火攻击

◎图为德国180毫米滑膛毒气抛射炮使用的炮弹。德国人将现有的滑膛战壕迫击炮的炮弹作为李文斯抛射炮炮弹的替代品，在卡波雷托战役中首次投入使用。弹体涂上3条白色带说明其内部装填的是光气，每颗炮弹可以容纳16.5磅液态毒气

德军M17式皮制防毒面具

战争进行到1917年，德军普遍装备的M15式橡胶防毒面具的局限性开始显露无遗。英军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发射得非常突然，因此德军在仓促佩戴防毒面具的时候，毒气很容易滞留在面具的皱褶中。而且，佩戴M15防毒面具超过一个小时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焦虑和炎热会导致大量流汗，佩戴者头上的静脉甚至都会肿胀起来，影响防毒面具的密封性。此外，随着协约国的封锁日益加剧，橡胶和棉布织物在德国变得越来越稀缺。在这样的形势下，1917年8月，德军推出了一款皮制防毒面具（Ledermake），采用来自保加利亚的铬鞣绵羊皮制作。具体制作过程为“先将羊皮浸入油中以增强其防水性，再剪切成锥形，然后缝合并刷漆（留出目镜的空间），最后安装目镜”。皮制防毒面具和M15橡胶防毒面具的目镜的倾斜角度不同，这意味着士兵们必须重新学习在佩戴防毒面具时如何使用步枪射击。皮制防毒面具不含用于擦拭目镜的皱褶，因此不容易困住浑浊空气或者毒气。为了防止其蒙上雾气和污物，皮制防毒面具的目镜被重新设计为两层：外层由赛璐珞制作，内层则覆盖着可拆卸的明胶涂层。佩戴者还可以在两层目镜中间插入新的镜片。此外，皮制防毒面具还用覆盖着织物的弹簧绳取代了M15防毒面具的松紧带，但这项改进使得皮制防毒面具难以保持气密性。

1917年6月，为应对英军的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和氯化苦炮弹，德国人推出了新的“11-C-11”型过滤器。这种过滤器中增大了活性炭的比例，降低了碳酸钾的含量，较多的活性炭对呼吸的阻碍更小，而德军研发的另一套装置——AW-普吕弗（AW-FeldPrüfer）检测仪可以识别哪些过滤器对呼吸的阻力过大，从而在生产过程中就淘汰掉这些不合格产品，以免在战场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1917年至1918年间，一群来自维尔茨堡第1后备步兵营的巴伐利亚步兵们正在野战工事中待命，显然马上就要对敌人发起反击。他们都装备了“框架防毒面具”，为阻挡氯化苦和蓝十字毒气粉尘，他们还用布罩蒙上了防毒面具的过滤器。注意照片最右侧的士兵对他的胡须进行了修剪，以保持防毒面具的气密性；此外，他还额外装备了一个“德尔格”氧气呼吸器。照片中间的两名士兵身上穿着护甲

◎现存的M17皮制防毒面具细部照片

◎1918年，3名佩戴M17皮制防毒面具和“11-C-11”型过滤器的德军防空炮手，注意三人身上都穿着护甲

◎M17皮制防毒面具目镜的特写，其外层由赛璐珞制作，注意内层覆盖的明胶涂层已经遗失

M17皮制防毒面具绑带的特写，注意其用覆盖织物的弹簧绳取代了M15橡胶防毒面具的松紧带，这项改动是被迫的，会影响防毒面具的气密性	“11-C-11”型过滤器的特写	防毒面具和过滤器连接处特写，注意其尺寸为“A2”

协约国防护装备的进化

认识到M2防毒面具缺乏继续发展的潜力后，法国的一支由勒博（Lebeau）教授率领的团队设计了一款“德式”防毒面具。这款新型防毒面具囊括了当时许多最先进的功能，但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才研制并生产出来。实际上，早在1916年4月20日，勒博教授就提交了新型防毒面具的原型设计，并将其命名为MCG（materiel chimique de guerre，即“化学武器战争”）防毒面具。同年8月，军方将9000副MCG防毒面具发放给一线部队进行实战测试。为防止防毒面具的目镜蒙上水雾，勒博教授采用了一种来自天梭（Tissot）仪表的专利技术。最初，MCG防毒面具由橡胶制作，但实战证明这种材料并不能有效防御催泪瓦斯，因此勒博教授将其改为双层，外层仍是橡胶，内层由浸渍过亚麻籽油的织物制作。过滤器方面，勒博教授设计了一种三层滤筒，由进气阀和呼气阀连接在一起。1917年1月，新型防毒面具被军方采用，并被重新命名为“特殊呼吸装置”（appareilrespiratoire special），简称ARS。然而，新型防毒面具的大批量生产直到1917年11月才正式开始，因为在量产之前，还要对原型设计进行完善并解决原材料供应的问题。

1918年5月，为提高ARS防毒面具对蓝十字毒气的防御力，勒博教授对过滤器进行了改进。此外，他还开发了一种浸渍蓖麻油的过滤套（由织物制成），以进一步提高对蓝十字毒气和芥子气的防御力，但这种过滤套直到停战时才配发给部队。战争中，法国共生产了超过500万副ARS防毒面具。法国人一直认为这是大战中最好的防毒面具，但英国人和德国人都不同意这一点。

◎防毒面具罐的特写

◎图为一名法军步兵毒气净化队成员。注意他装备的浸油工作服、ARS防毒面具及装满漂白粉溶液的喷嘴式喷雾器。他戴的单层长筒手套后来被证明是无效的，1918年，这种手套被唐比特中士的新设计取代

1916年至1917年的冬天，考虑到在自己的战壕迫击炮炮弹中填充了四氯化锡结晶颗粒以增强杀伤力（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德军使用氰化氢毒气的担心），英国军方不得不对小型盒式防毒面具进行改进。伯特伦·兰伯特和H．S．雷珀（H．S．Raper）承担了这项任务，两人在过滤器中增加了新填料——纤维素棉和石灰—高锰酸盐颗粒。1917年4月到6月间，英军将新过滤材料率先配发给驻伊普尔突出部的部队，因为他们受德军新型毒气的威胁最大。为容纳这些新滤材，前线部队不得不自行对现有过滤器进行改装：他们撬开过滤器的末端，将装有新滤材的延长段接在后面，再用橡皮膏缠好。这显然远非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幸运的是，当7月德军开始在战场上使用蓝十字毒气和芥子气时，这种临时的改进措施派上了大用场，挽救了不少英军士兵的生命。

◎1917年年末，佩戴小型盒式防毒面具的英军军官，注意其安装的是经过改进的新型过滤盒

兰伯特和雷珀还设计了一种新的过滤盒，除了纤维素棉外，过滤盒中还填充了更有效的木炭以及石灰—高锰酸盐颗粒。和以往不同，这次滤材没有分装，而是混在一起。被指定为防御四氯化锡的专用设备后，这种过滤盒得到了“NC过滤器”的称号。1917年7月，军方开始将装有NC过滤器的防毒面具配发给部队，于年底配发完毕。同样在7月，英军还推出了一款小型盒式防毒面具的特殊版本，提供给坦克车组成员使用，这种防毒面具安装了一个独立的送话口和一副加强护目镜——坦克起火时，殉爆的弹药会产生大量飞溅的金属碎片，因而需要对眼部进行额外防护。

1917年7月12日至13日夜间，伊普尔战线的英军第一次出现了芥子气中毒的迹象，但这种毒气除了对眼睛和喉咙有轻微刺激作用外，并没有别的初发效应。当时有几个士兵甚至不愿意戴防毒面具。大多数人很快回去睡觉，但在第二天凌晨，他们由于眼睛“疼痛难忍”而醒来，觉得眼球就像被砂纸剐蹭一样，然后开始不停地呕吐。到天黑时，眼睛疼痛加剧，以至于不得不注射吗啡。第三天太阳升起，阳光下这支军队看上去好像是受了《圣经》上提到的瘟疫折磨似的。一些轻度患者撤出时，个个都像盲人一样，不得不由护理员领上救护车。随后，英军毒气部队的生理学顾问克劳德·道格拉斯（Claude Douglas）医生查看了这些伤员，在他们的臀部、生殖器和腋窝下发现了大量水泡。道格拉斯医生形容道：“他们的脸常常充血、浮肿，尤其是一些重度患者。很多人的脸的下部、下巴，甚至脖子上出现了小水泡。少数患者的大腿、背部和臀部，甚至阴囊处都出现了令人感到刺痛的小水泡，阴囊和阴茎均浮肿。臀部起泡和生殖器浮肿，可能是由于坐在地上，沾染了有毒物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伤员的病情逐渐加重，芥子气蒸气引起的皮肤上的湿红疹发展为大片的黄色水泡，有的足足有1英尺长。这种毒气很容易穿透衣物，伤害那些最敏感部位的皮肤：肘关节、膝关节、脖子、大腿内侧等处。甚至连第5军化学战顾问的手腕和手臂上也出现了很多水泡。这位顾问曾想收集一些芥子气炮弹的弹片进行分析，他试图带走打进他手臂上的弹片，这些弹片使他的胸部出现水泡——芥子气竟然穿透了好几层衣服，发挥了毒性。英国陆军部专家罗德哈特利爵士说：“由于其沸点高，一部分芥子气分散到地上后，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持续挥发出蒸气。在伊普尔炮击后的第二天还能闻到芥子气的气味。”英军的野战医院里塞满了伤病员。德军袭击两天后，英军出现了第一批死者。芥子气中毒后的死亡过程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未必都是死于毒剂烧伤，有的是死于毒气在喉咙和肺部造成的糜烂。军医拉姆齐报告说：“病房里已经挤满了在最近一次袭击中中毒的伤员，有一个伤员由于连续痛苦地咳嗽而十分虚弱。”很多人由于中毒，支气管的黏膜剥落。“有一次，”另一位军医写道，“一个人的气管黏膜竟然完全剥离成一个圆管。”受害者死时，气管从头到尾完全粘在一起。侥幸活下来的伤员中也有许多人患上了支气管炎，还有一部分人因严重的肺部感染在不久后死去。到了第6天，导致失明的结膜炎突然消退了，但是伤员们的呼吸依旧十分困难。芥子气的毒性非常大，有一次，很多人站在一个经过解剖的受害者尸体周围查看，这死者虽然是10天前中毒的，但人们仍然能感受到毒剂还在继续起作用。医生们观察了毒气造成的全部伤害情况：“死者的喉咙和声带红肿了，气管里充满了稀薄的泡沫状液体，左肺分泌液中渗入了6盎司的血”；“肺本身的重量超过正常重量的2倍，摸起来硬邦邦的”，“部分肺叶沉入水里”；“心脏的重量是20盎司，而不是正常的10盎司”；“大脑表面的血管内充满了无数小气泡”。事实上，德军的首次芥子气攻击造成英军1.5万人受伤，其中2％至3％的伤者在接下来的2周内死亡。

◎1918年4月10日，比顿的一座高级绷扎所门口挤满了因芥子气而暂时失明的士兵，他们只能排成一队，一个接一个搭着前人的肩膀，由医护人员引导才能进入绷扎所。4月7日至9日，德军在利斯河畔发起大规模进攻，为切断协约国军的侧翼支援，他们向战场北部和南部都发射了大量芥子气弹。注意后面盯着伤者看的士兵。由于担心损伤士气，英军曾对芥子气伤员进行保密治疗

对伤员进行迅速救治并严格保密阻止了芥子气造成的恐慌在英军中间蔓延，并将对士气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英军逐渐发现，可以从类似大蒜或英式芥末酱（English mustard）的气味中判断德军芥子气的来袭方向。不久后，德军改进了炮弹，增强了密封性，英军又用爆炸时发出的与众不同的“噗噗”声来辨别芥子气弹。德军经常在夜间发射芥子气弹，第二天白天，液状毒气就会在日光下蒸发，化作极度危险的芥子气蒸气，而且敌军很难发现。在冬天，芥子气液滴可以在染毒区域潜伏长达几周时间，暂时不发挥自己的威力。通常，芥子气中毒的人在几个小时内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异状，也不会感到疼痛，直到发生结膜炎和皮肤起泡，出汗的部位症状会更加严重。

7月20日至21日晚上，德军用芥子气炮弹攻击了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eres，法国北部城镇），造成大约6400人伤亡，其中包括675名仍居住在该镇西郊的平民，他们中有86人死亡。这次袭击促使法国当局向仍生活在英国远征军防区内（尤其是人口稠密的矿区）的平民发放M2防毒面具，还建造了大量防毒屋。当时，去除芥子气的标准手段是将漂白粉撒到弹坑和弹片的周围，再用干净的泥土覆盖，因为这样可以躲避德军的侦查，而且漂白粉的气味容易干扰英军对芥子气的进一步探测。此外，漂白粉溶液还被用于清洗枪支、树木等染毒的东西。对衣物来说，最简单的净化方法是将其悬挂在空旷的室外4到5天，再用小苏打清洗。

从7月开始，法军也采取了反制芥子气的措施，包括向每个营配属一名药剂师，专门负责制定防御毒气的具体计划；还在每个步兵营和炮兵连中组建了专门的毒气净化队。然而受芥子气波及的地域通常都非常广阔，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漂白粉来处理，因此毒气净化队只能净化关键地点，然后通过树立“禁止通行”的警示牌等措施来封闭其他染毒区域。

8月初，勒博教授和他的团队开始为毒气净化队寻找一种价格低廉、可以大量生产制造的防渗透服（防芥子气服）。法军的军需部门提供了大量浸过油的工作服以供测试——这种工作服通常由工兵使用，非常宽松。随后，勒博教授在药学院的实验室内对其进行了严格测试。8月17日，这种工作服竟然通过了重重考验，被证明是完全可行的。接下来，这一装备被首先配发给了炮兵部队。与此同时，军方要求进一步生产一种浸渍过熟亚麻籽油并染成蔚蓝色的工作服，以及浸渍过同样油料的长手套和绑带靴。勒博甚至还设计了一款由浸过油的织物制成的干粮袋，以防面包被芥子气污染。

一开始，英国人对法国的防芥子气服不以为然，他们发现，在实战中，不论是浸过油的手套还是靴子（包括常见的长筒橡胶靴或是惠灵顿靴），都无法真正阻止芥子气侵入。英方也曾设计了一款用黑色油布制成的带帽工作服并送到法国战场进行测试。然而，英国远征军的化学战顾问们在与前线部队进行深入交流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降低芥子气带来的伤亡率并不需要装备特殊的衣服，而是要加强训练和纪律。9月，去加拿大军团了解情况的化学战顾问报告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芥子气造成的失明通常是暂时的，他相信有一些士兵为了去医院休息几周，故意把他们的眼睛暴露在芥子气中。然而，普通士兵难以忍受这种化学污染环境中的紧张生活，甚至连最守纪律的士兵也会犯错误，其他人——得了弹震症的、粗心的、无经验的及吓坏了的新兵——更因毒气而伤亡惨重。负责征兵的莫兰勋爵曾写道：“1917年7月以后，毒气部分地取代了高爆炸药的地位，使得应征士兵不适应战争的问题很突出。中了毒的士兵在堑壕中显得疲惫不堪，这对刚应征入伍的士兵造成一种精神上的挫伤。”

◎照片拍摄于1918年9月8日的马尔巴克，芥子气迫使战区平民纷纷戴起了防毒面具。这个家庭或小组中，除了照片最右的女孩手持M2防毒面具，第二排中间的女人手持ARS防毒面具外，其他几个孩子都拿着新型唐比特式防毒面具

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从1917年7月至战争结束，英国因芥子气伤亡的人至少达到12.5万，占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因毒气伤亡的人的70％。保守估计，死亡数字是1859人。虽然死亡率仅有1.5％，但一个中毒士兵至少要离开战斗岗位2—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他们的呼吸系统和皮肤还经常出现二次感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的医生都发现，患者的皮肤在治愈后常会突然出现新的水泡，或者在那些原来认为没有沾染到毒气的部位也出现感染。军医拉姆齐曾举例说：“有一个人中毒后的第2天阴囊出现烧伤，第8天背上的皮肤开始感染。”1919年，英军在一份关于毒气伤亡的秘密报告中指出：“就杀伤力而言，芥子气是第一流的”；“坦率地说，在某些情况下，毒气在1—2周内保持杀伤力，中了芥子气的毒，需要长期的积极治疗才能解毒，其消耗作用在数量上不亚于2个师的兵力”。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中，化学武器造成的伤亡数约占伤亡总数的1/6（占部队总伤亡人数的16.5％），这主要源于芥子气的威力。

1918年，毒气战的高潮

德军的最后攻势

1918年，德军在西线投入的毒气弹，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对德军来说，毒气战是自当年3月启动的一系列攻势中的重要一环，这次“最后的进攻”被称为“春季攻势”或更为人们熟知的“皇帝会战”，其目的是赶在强大的美军部队抵达欧洲战线之前，最后一次试图彻底击败协约国。攻势中，德国人采取了由布鲁赫姆勒（Bruchmuller）上校发明的、高度复杂的炮兵战术。他曾经在东线亲自试验过这种战术：1917年9月，在针对德维纳（Dvina）的炮击行动中，布鲁赫姆勒曾首次将蓝十字毒气弹和光气弹混合使用。此时，德军的化学武器清单上已经有22种不同的毒气弹了，形成了异常复杂的体系。为便于使用，前线只能将它们简单地划分为“绿十字”“蓝十字”和“黄十字”，其中“绿十字”代表窒息性毒气，“蓝十字”代表刺激性毒气，“黄十字”代表芥子气。绿十字和蓝十字毒气的效果都是非持续性的，可以在遭受敌军攻击的地域使用；黄十字毒气/芥子气的效果是持久的，因此德军主要利用它来对付敌军炮兵，进行战场遮断或防御己方部队的侧翼，以及封闭后方区域，防止敌军乘虚而入。这些复杂的火力计划被德军统称为“彩色炮弹射击”（德语Buntschiessen）。

3月10日到13日，连续4夜，德军用15万发黄十字炮弹对康布雷—萨利恩特地区进行了地毯式的炮击。后来又在15个小时内向阿尔芒蒂耶尔镇倾泻了2万发炮弹，液态芥子气像雨水一样在大街小巷中流淌。为了求生，人们佩戴防毒面具长达数小时，防毒面具里的空气变得腐臭难闻，令人不堪忍受。此地春季气候温和，芥子气从液态迅速挥发成气态，无孔不入。当人们解开衣服或者擦眼睛周围的汗水时，毒气就向他们进攻。至3月16日为止，在一周的时间内，协约国军有6195人中毒，被送进医院；接下来的一周又有6874人被送进医院。4月13日之前的一周可能是他们伤亡最惨重的一段时间，有7000名受害者潮水般地涌进了野战医院。

3月21日，德军针对英军第3军和第5军发动了“皇帝会战”中的第一次总攻，即著名的“圣米迦勒攻势”。纵观规模、强度、兵力与战果，这次攻势毫无疑问被视为是绝无仅有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猛烈的进攻。战斗中，德军将布鲁赫姆勒上校的毒气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使英军炮兵阵地瘫痪，还给英军步兵造成了惨重的伤亡。袭击英军步兵的时候，德军将全部炮弹中的50％分给光气和蓝十字毒气弹；压制英军炮兵的时候，德军发射的芥子气弹所占比例更是高达同期发射的高爆弹的80％。为阻止英军反击，德军使用大量芥子气弹封锁了己方步兵攻击区以外的地域。3月10日至16日，德军曾在福莱奎尔斯（Flesquieres）突出部采取了此类行动：为防止英军在此处布置炮兵阵地，并阻碍英军救援部队与突出部内的被困部队会合，整整2.5英亩的长方形土地都遭到了芥子气炮弹的完全覆盖。

支援步兵进攻的时候，德军采用了“炮兵华尔兹”（Feuerwalze）和“徐进弹幕射击”两种战术。这些战术对协约国来说并不新鲜，实际上英法军队都运用已久了。贯彻上述两种战术时，德军发射了大量毒气弹，著名的精锐步兵“暴风突击队”就跟在炮弹落点之后328码处。因此，虽然毒气削弱了当面英军的抵抗，但也对德军暴风突击队的进攻造成了阻碍，后者不得不一直佩戴防毒面具作战。德军制定的火力支援计划非常复杂，不同火力密度的武器配属了不同种类的毒气弹。不过，在反炮兵作战中，最有效的武器还是芥子气，甚至连英军苦心钻研的各项防毒措施也对它无能为力。3月的攻势中，德国人几乎将这些复杂战术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4月9日至25日，德军在弗兰德斯发动了代号为“若尔热特”（Georgette）的攻势。战斗中，德军使用的芥子气弹占到了全部毒气弹的三分之一；阿尔芒蒂耶尔镇再次遭到德军的重点“关照”，此地英军战壕内的芥子气液滴甚至多到可以流淌的程度。在于吕什和贝蒂纳（Bethune）有大约4000名平民暴露在芥子气中，但由于事前已经做好了预防措施，只有230人严重受伤、19人死亡。另外，德军还利用芥子气来孤立凯梅尔山的英军阵地：在该山的北坡散播了大量芥子气液滴并派兵攻占了南坡。

尽管德军的攻势取得重大进展，攻占大片土地，却依然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4月11日，英国陆军元帅黑格发布了著名的“特殊命令”：“我们前面没有路，但要打出一条路，每一块阵地都要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任何人不许退却。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是有强大后盾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坚持战斗到底。”在其后的几周内，德军200个师突进40多英里，俘获英军8万人，缴获大炮1000多门。特别工兵旅也在节节败退，其A连指挥官A．E．霍奇金上尉描述道：“白天和夜间的任何时刻，都处在敌人袭击的威胁中。当夜，新月当空，轰炸的时刻又开始了，空中密布敌人的战机。”

6月至7月，德军针对南部的法军防线继续展开一系列大规模进攻，连续发动“布吕歇尔（Blucher）攻势”“格奈森瑙（Gneisenau）攻势”和“马恩河—兰斯攻势”，但毒气弹发挥的作用都不大。鉴于佩戴防毒面具作战十分容易疲劳，出于对影响己方进攻效率的担心，德军减少了毒气弹的用量，给协约国军队造成的伤亡也相应减轻了许多。7月15日，马恩河战场的德军部队正在发射毒气弹时，风向突然改变，逆流的毒气杀死了大量猝不及防的德军突击队员。此战过后，德军开始将红色和紫色的苯胺染料填充到芥子气炮弹中，以便部队识别受芥子气污染的弹坑。当然，这对协约国军来说同样是个好消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德军用芥子气炮弹轰击某处地域，那就意味着在未来48—72小时内，德军将不会从这处地域发起进攻。由此可以预判相邻区域很可能是德军的主攻方向。为扩大毒气弹的杀伤面，德军研制了一种空爆定时引信。然而，一旦德军转入防御状态，这种引信就没法使用了，否则很可能误伤自己人。

◎1918年“春季攻势”中，佩戴M17皮制防毒面具、手持MP-18冲锋枪、在毒气掩护下冲向英军阵地的德军暴风突击队员

德军进攻得逞主要得力于芥子气，协约国部队后来缴获了德军的军火库，发现里面有一多半都是化学武器。仅美军就有7万人因芥子气伤亡，占整个战争中美军全部死伤人数的1/4以上。德军虽然长驱直入，却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7月和8月，协约国军队恢复了力量，马上就对德军拉得过长的战线进行了打击。协约国军终于也可以依靠化学武器了——到了8月，英美两国从工厂订购的毒气弹已经增加到炮弹总量的20％—30％。

战争剩余的时间内，德军开始大踏步撤退，芥子气在这个阶段表现出更大的威力。实战证明，它更适合用于防御而非进攻。7月31日，为抵御美国远征军在凡尔登以西发动的一次进攻，德军发射了34万枚芥子气弹。9月至10月间，英军每周都有3000到4000人因芥子气而伤亡，但情况正在逐渐改善。随着英军在战场上不断推进，德军的目标越来越狭窄，炮击的效果也越来越差。由于补给和指挥都开始变得混乱，德军已经不可能制定复杂的火力计划。当法军开始推进时，德国人沮丧地发现他们并没有被芥子气挡住脚步，因为法军已经学会如何以较低的伤亡通过染毒区。9月份，德军芥子气炮弹的供应已经无法满足前线巨大的需求，但他们还是动用最后的库存延缓了美军对圣米耶尔（St Mihiel）的进攻。到了10月，毒气已经不再是阻挡协约国军队前进的重要因素了，德军战斗力发生了滑坡式的衰竭。

◎1917年，法军发动的一次毒气云攻击

1917—1918年，法军的进攻

1917年，法军对云状毒气攻击的兴趣也在迅速减退，事实上，从1916年12月直到1918年3月20日最后一次采取行动，法军只发动了14次毒气云攻击。值得一提的是，从1917年年初开始，为增强毒性，法军也开始使用氯气—光气混合毒气。但如此之低的攻击频率不可能给德军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法军改进了使用毒气弹的战术，试图利用长时间制造较低浓度的毒气，迫使德军士兵一直佩戴防毒面具，从而消耗其体能。1917年10月，法军曾用毒气弹轰击德军阵地长达7个半小时，导致当面德军一个步兵师由于长期戴着防毒面具而精疲力竭。实际上，在德军大肆使用芥子气的同一时期，法国就已经具备了生产这种毒气的能力，但限于工艺不佳，事故频发，在毒气工厂的工人以及前线士兵因事故产生的伤亡降到一定水平之前，法军不敢将其投入实战。终于解决可靠性的问题（花了整整1年时间）之后，1918年6月16日至17日、17日至18日，连续两个夜晚，法军首次将芥子气投入战场，造成当面德军265人伤亡，其中26人重伤。实战中，法军发现，数天内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射若干枚芥子气弹，是在目标周围保持一定毒气浓度的最佳方式。直到1918年9月月末，法军宣称已经在战场上投放了多达984吨芥子气。

英军最后的毒气攻击

随着德国人逐渐将他们的部队从第一线后撤，以加强纵深防御，英国皇家特别工兵旅的战果也呈直线下降，因为他们手中的斯托克斯迫击炮和李文斯毒气抛射炮的射程都很近，无法对快速撤退的德军产生威胁。因此，福克斯（于1917年6月晋升为准将）开发了一种新战术，他称之为“毒气集束行动”（gas beam）。这种新战术甚至可以将毒气的攻击范围延伸至德军后方。“毒气集束”实际就是将毒气瓶安放在牵引机车的车厢中，再将车厢布置在特别铺设的轨道上，这些轨道就位于英军战线后方不远处。之所以得到这个名称，是因为“毒气集束”可以在极其狭窄的攻击正面施放大量毒气，浓度足以穿透德军的防毒面具；还可以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向德军纵深发动攻击。1918年5月23日，英军发起了一次经典的“毒气集束行动”。当晚，英军沿2000码的攻击正面投放了3789个气瓶，将120吨光气散播到斯卡尔普河谷（Scarpe Valley）中，浓缩的烟云以细柱状飘向敌人阵地，把沿途1.2万码内的植物都漂白了，烟云在河谷里集聚数小时不散。这样的袭击使驻守在防线后几英里外的村子和城镇里的德军士兵陷入一片恐慌。当一团毒气被发现时（常常在夜里），最靠近毒气的报警铃响了起来，部队和居民都急忙抓起防毒面具，跑到最高一层的房间里去，关闭所有的窗子和门。毒烟就在门窗下盘旋，花园里的花和蔬菜全部枯萎。这些袭击的威力远达德军防线之后的地区，第一次伤害到大批平民，使人心惊胆战。德国人生怕他们的伤亡情况泄露出去，据福克斯说：“此事被德国人作为绝密情报严加封锁……埋葬尸体和撤出伤员的行动全部都在夜间进行。”

整个1918年，英军共采取了9次“毒气集束行动”，但这种新战术并没有撼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的主力地位。发动这种袭击常常是危险而艰难的。特别旅A连指挥官霍奇金上尉在他的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临战前几个月的情境：“凌晨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工作，狂风怒号，天寒地冻，漆黑一片，部队在简易铁路上把数吨重的液态光气瓶搬运到前线，这些铁路从来没有好好维修过，运货时常常跳动。这种说法毫无夸张之处。每一辆车分别由5—6人推动，每走100码左右就要越过一条壕沟，不得不卸下毒剂人工搬运过壕沟，然后再装上车。执行这次任务扩大了我的脏话范围，而士兵们的话甚至比我的更加粗俗不堪……”一夜接一夜，A连的士兵都在伺机施放毒气，霍奇金在一个“长满了菌类，老鼠横行”的坑道中通过电话进行联络，到黎明时他接到电话通知，可以把袭击一事暂放一边，等到第二天晚上再说。几百码外的德军哨兵常常听得见英军移动和工兵们谈话的声音。有一次，霍奇金在遭到大规模炮击时一筹莫展：“凌晨2点，我们开始撤回，这个夜晚仍然静谧得令人害怕，我们走在简易铁路上，走到半途时，敌人突然开始发射毒气弹。敌人一次打了这么多炮，这是我从来没经历过的。我们钻进后备战壕的掩体处躲藏了一个半小时。敌人对我们的必经之路康布雷的炮击似乎已经结束，正在这时，我们的烟幕信号升起，战斗开始在运河的背面打响。接着在拉巴锡路上空出现了一片毒气和高爆炸药的火网。我全然不知道我们所有士兵是怎么返回的赛利，因为我们需要经过的地段全都弥漫着毒气，而整个地段又都是火炮轰击的目标。”等了数周后，霍奇金终于接到了施放毒气的命令。他们将钢瓶架到10辆载重为10吨的卡车上，用4辆机车牵引到距离德军前线700码的地方。凌晨1点，月光皎洁，霍奇金惶恐地注视着第一批毒气攻击波飘向德军阵地。其实，在德军阵地中，有哨兵报告说，在凌晨1点“可以听见敌方有响亮的谈笑声”。施放毒气的过程长达3个多小时，霍奇金怀着复仇的心理，不顾一切地向德军阵地施放毒气，至于攻击的效果如何，他全然不知道。唯一准确的伤亡报告是他回到基地时获悉的，这次攻击“杀死了3名自己人，这3个可怜虫，在发动袭击的时候，没有得到指挥官的警告，因而他们弄不清楚哪些是危险地区”。

尽管利用铁路发动袭击是一件冒险的事情，1918年3月，福克斯还是准备做最后一次尝试。这将是英军使用毒气以来最大的一次使用钢瓶的毒气攻击。这场毒气战的规模之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堑壕战在一天之内可变为野战”。当时福克斯计划从几十辆牵引机车上打开20万个光气钢瓶，释放出6000吨毒气，时间持续12个小时。即使在前线后方20—30英里的地区，防毒面具也很少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毒气攻击。据估计，敌人的伤亡可能会达到50％。英军高层原计划趁敌军一片恐慌之际，用坦克为先导，再次发起强大的攻势，突破敌军防线，结束战争。但德军的“春季攻势”打乱了福克斯的计划。1918年3月，德国和俄国媾和。这大大加强了德军的力量，使之能在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于是，德军使用近4000门大炮向协约国军队发动了狂风骤雨般的打击。当时法本工业托拉斯每个月能生产1000吨芥子气，这样德国人就有条件把毒气像倾盆暴雨一样喷洒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头上了。为抵御德军进攻，大量人员被调离福克斯的部队，充作步兵部署在第一线。1917年，皇家特别工兵旅足有7000人，到了1918年3月，就只剩下了4500人。

福克斯只能继续利用抛射炮攻击德军，使他们一直保持惊惧不安的状态，从而无法得到休息。1918年3月，英军在圣康坦（St Quentin）和凯昂（Quéant）附近分别利用3000门和2900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挫败了德军的进攻。6月，在一次救援行动中，英军使用抛射炮向德军位于阿拉斯西南部的堑壕发射了975枚毒气弹，造成德军66人受伤、55人死亡。然而，第二天晚上德军就进行了报复，他们用芥子气弹轰击了英军的抛射炮阵地，导致126名英军士兵被迫撤离战场。

从7月开始，协约国军转入大规模反攻，随着战线不断移动，特别工兵旅的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和斯托克斯迫击炮的使用效率大受影响。7月4日，在哈梅尔（Hamel）战场，特别工兵旅曾用斯托克斯迫击炮向德军阵地北翼发射了720发白磷弹和154发四氯化锡弹，以防德军探知自己真正的进攻方向——南翼；总攻开始后，为掩护步兵冲锋，英军又向德军阵地南翼发射了612枚烟幕弹。为遏制德军反击，英军还在7月6日和7日连续两次展开了小规模抛射炮射击。8月8日，即亚眠（Amiens）战役爆发之前2天，英军将斯托克斯迫击炮和李文斯毒气抛射炮部署在战场左翼，以掩护步兵突击。总攻发起之前1天，英军又用李文斯毒气抛射炮向战场北侧的德军阵地发射了175枚光气弹，以削弱德军防御。然而，在9月29日的圣康坦运河之战中，特别工兵旅几乎无所作为，只用抛射炮搞了一次小规模进攻，还发射了少量烟幕弹。到了这时候，战争的节奏已经明显加快，英军毒气部队手中那些为堑壕战特别设计的武器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战争模式了。为此，福克斯研究出一种快速部署抛射炮的新方法，即在地面只挖一道1英尺深的沟，再将抛射炮成组埋入——每组抛射炮共计24门，安放在一架木制雪橇上，再由一辆坦克拖曳。然而，当特别工兵旅赶到目标地域并按新方法将抛射炮组部署妥当时，德军还是已经撤走了。

1918年的毒气战中，普通炮兵部队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特别工兵旅，只要弹药的补给跟得上，毒气就可以被视作常规火力体系的一部分。直到1918年秋天，有20％至33％的炮弹中装填了毒气；各国所用毒气弹的94％都是用大炮来投射的。整个战争中共使用了6600万颗毒气弹。这样大规模的炮击意味着，这种人类没有料想到的恐怖战争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的威胁。譬如，在7月4日爆发的哈梅尔战役中，除了特别工兵旅继续展开攻击外，英军炮兵部队也在每次进攻前的火力准备中任意发射毒气弹。以澳大利亚第4师为例，其师属炮兵发射的炮弹中有54％都是毒气弹；6月23日夜间，其装备的4.5英寸榴弹炮发射的炮弹中，毒气弹的比例更是高达95％（其余5％是烟幕弹）。但是，哈梅尔战役中，英军发动攻势的前一天晚上，炮兵部队并没有发射毒气弹，以免在第二天影响步兵前进。进攻当天清晨，英军炮兵发射了大量烟幕弹，想以此迷惑德军，诱骗他们戴上防毒面具从而妨碍其行动。此外，从总攻开始时刻直到其后的150分钟内，英军炮兵还利用大量KSK催泪瓦斯压制位于瑟里西峡谷（Cerisy Valley）的德军炮兵阵地，令其无法发挥作用。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英军当天的战斗主力——澳大利亚第4师取得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轻松的一次胜利。值得一提的是，英军炮兵在进行徐进弹幕射击的时候，并没有发射任何毒气弹，这与德军的战术完全不同。但一旦己方步兵完成作战目标，英军炮兵就立刻将弹种更换为毒气弹。从进攻日晚上10点开始，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20分，英军炮兵持续进行反炮兵作战，不断以毒气弹压制德军炮兵，保护刚刚占领的阵地。英军的反炮兵作战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甚至可以说是攻势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战斗中，英军炮兵首先确定了德军炮兵阵地的位置，再用大量装填KSK的炮弹准确命中目标，在高浓度催泪瓦斯的刺激下，德军炮手不是眼睛看不见，就是被迫戴上防毒面具工作，大受干扰，其炮兵阵地很快就陷于瘫痪。

8月8日的亚眠战役中，英军炮兵以更大的规模将这一战术流程重演了一遍，但由于这次攻势的目标非常深远，已经超出了德军炮兵阵地的范围，怕影响己方步兵推进，英军没有在反炮兵作战中投入催泪瓦斯，只在目标有限的战场北翼使用了少量KSK弹。在英军发动总攻的时刻——凌晨3点20分，位于瑟里西峡谷内的德军炮兵阵地（尽管屡遭催泪瓦斯攻击，但出于不明原因没有撤离）再次遭到大量KSK弹轰击，而后陷入沉寂。由此可见，德军利用芥子气进行战场封锁和反炮兵（重中之重）战术已经被英军掌握，只不过后者采用的是SK和KSK催泪瓦斯。其中，KSK一直是英军最有效的反炮兵武器，直到1918年8月才被芥子气取代。在那之后，为了能将芥子气散播到战场的各个角落，英军为多种口径的大炮（从18磅炮到9.3英寸炮）都配备了相应的芥子气弹。此时，普通炮兵部队取代特别工兵旅，成为毒气战的主角。

◎照片拍摄于1918年7月的于吕什，图中人物是隶属于皇家特别工兵旅C连的马丁·福克斯少尉，他面前是一节轻型列车车厢，上面装载着为发动“毒气集束行动”而准备的毒气钢瓶。一共有60节这样的车厢，装载着1260个钢瓶，它们可以用电力装置同时开启

亚眠战役是英军毒气战的最高峰，此后，英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改变——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使用毒气的机会也大幅减少，而且如果在战线游移不定的时候使用毒气，会给战区平民带来巨大的危险。只有9月29日的圣康坦运河之战是个例外，此战中英军首次将自己生产的芥子气投入使用（之前曾用过从德军那儿缴获的芥子气弹）。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德国和法国，英国人在大规模生产芥子气方面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其化学合成过程极其复杂，更因为它十分危险。日产20吨以上芥子气的一座英国大工厂坐落在阿冯默恩。1918年12月，这个厂的军医报告说：“全厂的1100名工人中，有1400多种疾病直接和工作有关”；此外，发生过160起突发事故、1000多起烧伤事故；在工厂生产的6个月中，有3人因中毒而死，另有4人死于有关疾病。尽管英国人疯狂地生产自己的芥子气，但直到停战2个月之前，自产芥子气才被投入战场。

9月29日一整夜，英军都在用芥子气弹猛烈攻击德军的炮兵阵地和通信中心，不但使德军炮火沉寂，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由于英军步兵在50个小时之后才发起冲锋，因此芥子气不会对他们造成阻碍。圣康坦运河战役中，英军炮兵发射的弹种不只有芥子气弹，还有光气弹、氯化苦弹、高爆弹和烟幕弹，毒气弥漫至战场的各个角落，只留下一个缺口——己方步兵的前进路径（从总攻发起时刻直到其后的6个小时内没有使用毒气）。另外，英军炮兵向运河隧道发射的唯一弹种就是毒气弹，试图用毒气淹没隧道，以杀伤躲在里面的德军士兵。

10月13日至14日，英军炮兵在佛兰德斯攻势中使用了芥子气弹。当时，在最后一次攻击中，英军的芥子气炮弹像雨点般落到比利时一个叫韦尔威克的饱经战火的村庄，疲惫不堪的德国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因此伤亡惨重。在停战的前几天，一列火车装载着韦尔威克战役中受伤的德国官兵返回国内。其中有一名29岁的班长，由于暴露在芥子气中，他逃回国的时候眼睛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双眼就像“发光的煤球”——他后来这样形容道。伤残使这个自惭形秽的下士愤愤不平，他决心为这一切报仇，为德国的失败雪耻，此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大战末期德军的防护

作为“春季攻势”准备工作的一部分，1918年3月，德军为暴风突击队研发了一款卡扣式拓展过滤筒，它可以利用卡扣与现有过滤器的底部相连，以在战斗中保护突击队员——他们常常要伴随着蓝十字毒气弹的猛烈爆炸发动冲锋。拓展过滤筒是由魏格特（Weigert）博士和威廉皇帝研究院共同研制的，其内部包含特制的布料纸（布的纤维制成的纸）碎片，但只在低浓度毒气下才管用，并且对佩戴者呼吸的阻碍非常大。1918年5月，德军再次改进了过滤器。为反制李文斯毒气抛射炮，新过滤器增强了对光气的防护——内部容纳了双倍的木炭。由于首批过滤器的生产日期是在周日，这款新型过滤器被命名为“S-E过滤器”（德文Sonntags-Einstaz）。S-E过滤器可以承受0.5％的高浓度光气长达29分钟。

1918年秋，德军对M17皮制防毒面具进行了一些微小的改进，但是对当时的技术而言，防毒面具已经达到了发展的极限，如果再想增强对毒气的防御力，就只能从训练和纪律着手了。德军在1918年2月出版的防毒手册中特别强调要对现有野战工事进行改造，以防英军李文斯毒气抛射炮进行突然袭击；还强调哨兵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在工事入口处，不断检查防毒遮挡物是否完好，一有异动就立即敲响警钟；负责挖掘战壕的工作队则被要求在距离前线大约半英里的范围内全部佩戴防毒面具。

协约国获得了大规模生产芥子气的能力，这令德国人感到万分震惊和严重关切。尽管从1917年7月起德军就在战场上使用芥子气，但他们自己的步兵仍然对芥子气导致的失明和皮肤起泡等可怕症状不甚了解。对一个被芥子气液滴沾染的士兵来说，最快的救治措施是将制服、内衣和靴子都更换成新的，但大战末期，由于受协约国长期封锁，德国国内已经严重缺乏纺织原料，因此也就无从更换染毒衣物。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德国人能否把战争继续打到1919年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1918年6月21日，德军发布了利用漂白粉处理芥子气沾染的训令，但同时也在训令中强调：要仔细甄别装病的人，他们很可能会假借染毒而逃离前线。7月，德军在每个营都设立了1个毒气检测及净化班（Entgiftungstruppen），每个班由7名成员组成，由1名军士作为指挥官。此外，德军还制定了一套按前线士兵总量的2％储存备用制服的计划（实际难以完成），并为炮兵部队研发了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制服，这种制服不易沾染芥子气液滴，但产量有限。

图中的士兵佩戴着特殊眼镜——“M-Brillen，for Maske”型，这种眼镜专门为配合德制防毒面具而设计，用耳环替代了普通眼镜的金属框架，戴上这种眼镜不会影响脸部周围的气密性；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至1918年间，值得注意的是他腰带上还挂着一个备用过滤器	上图为1915年推出的“Atemschützer”（意为呼吸防护）式防毒面具。这种防毒面具于1915年8月至9月配发部队。它只能覆盖佩戴者的鼻子和嘴部，用一支弹簧夹夹住佩戴者的鼻子，并用一根绑带固定在佩戴者的头部后方。它通常被装入一个小巧的防水袋中，一同携带的还有一个玻璃瓶，瓶内装有海波溶液。瓶子上的压印字样为“用于浸泡防毒面具的保护性盐溶液”
1918年8月，亚眠战役期间，佩戴着M17皮制防毒面具的德军士兵将两名同样佩戴防毒面具的加拿大伤员送往后方救治	上图为军犬使用的防毒面具。战争中，德国人常常利用军犬来传递信息甚至运送伤员。相比于马，犬类对毒气更为敏感，因为它们的鼻子更贴近地面，而那里通常都是毒气密度最大的地方。图中军犬防毒面具的样式是根据1918年8月的一份英军报告绘制的，报告中描述这种防毒面具由纸纤维和一层层浸渍过碳酸钾和乌洛托品的纱布制作。此外，军犬防毒面具的颈部和耳部均有用兔毛制成的内衬，其目镜镜片由赛璐珞制作

◎图1为佩戴M17式皮制防毒面具的士兵和信鸽箱。德军在各种便携式信鸽箱上均安装了呼吸过滤装置。值得注意的是，图中这位德军士兵佩戴的防毒面具上安装了拓展过滤筒，这种装备于1918年3月配发部队，目的是防御己方的蓝十字毒气

◎图2为马使用的防毒面具。最初，德军将潮湿的干草或稻草填入马粮袋中充当防毒面具。1917年，他们推出了一款马匹专用防毒面具，并在意大利战线的卡波雷托攻势中率先投入使用。马防毒面具的制作材料和浸渍溶液跟军犬防毒面具相同，但眼部没有得到防护。由于马只能通过鼻子呼吸，因此其防毒面具必须将整个上颚密封才有效，而且只有如此才能令缰绳自由活动

◎图3为头部受伤的伤员专用防毒面具。这款类似兜帽的防毒面具于1918年装备部队，与M17皮制防毒面具一样，都是由浸过油的保加利亚绵羊皮制作，而且具有相同的过滤器和目镜。其特别之处在于目镜内部有衬垫，而且为防止过滤器堵塞，在其前端安装了一个多孔的金属圆筒

8月，德军推出了一款抗芥子气药膏——“格尔博林”（Gelbolin，或称博林乳膏），这种药膏可以涂抹在受芥子气侵袭的患处，缓解中毒症状。从9月到10月，德军向部分医务人员发放了长筒手套和不透水围裙，还向净化班的成员发放了人造纸纤维制成的工作服——但这些工作服并不是每件都浸渍过必要的漂白粉，因此也可能毫无作用。9月27日，为回击德军内部有关芥子气影响的耸人听闻的传言，安定军心，“毒气之父”哈伯教授亲自发布训令，他保证：“芥子气造成的失明都是暂时的，而且芥子气也不会导致胳膊和腿从身体脱落……”10月，德军的医务人员也接到指示，告诉他们如何消除前线官兵心中关于芥子气会导致阳痿和生殖器损伤的忧虑。

大战末期协约国军的防护

德军在1918年的“春季攻势”中大肆使用芥子气，令协约国军的伤亡人数迅速飙升，防护的短板就此显露无遗。

实际上，早在1918年年初法军就已经发现有些士兵即便戴着长筒手套工作，还是被芥子气严重烧伤，因此有必要对现有防护措施进行改进。当年5月，曾设计过唐蓬T型防毒面具的天才装配工唐比特中士研制了一款由双层油布制作的工作服。这种工作服由连帽夹克和长裤组成，其特殊之处在于两者能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还可以用大量扣钩、拉链及松紧带等紧固件收紧，以实现密封，从而为士兵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与ARS防毒面具一样，新型工作服的所有缝线和接合处都用清漆进行了密封处理。1918年7月，法军推出了一种新型双层防毒手套，为阻挡芥子气液滴从外向内渗透，这种手套的内层和外层完全分离。此外，法军还研制了一款药膏来保护皮肤免遭芥子气的侵袭，缓解起泡、溃烂等症状。这款药膏被称为“Pommade Z”，由10％的漂白粉和90％的凡士林组成。为研制“Pommade Z”，德格雷（Desgrez）、拉巴（Labat）和吉耶马尔（Guillemard）三位药剂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测试药膏的效果，他们甚至曾经将自己的前臂暴露于芥子气中。

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发现在受芥子气波及的广大地区内全都撒上漂白粉是不可能的事情。1918年7月，根据一份报告，一个直径为7.7厘米的弹坑就需要11磅甚至更多漂白粉才能处理。取决于天气状况，经过处理的弹坑会在未来2小时到2天内完全消毒，但未处理的弹坑在3周以后还可能非常危险。为防止将芥子气蒸气带到工事内部，其入口处通常都准备了一堆漂白粉，士兵们被命令必须踩过它才可以进来。即便皮肤沾染到芥子气，如果用干漂白粉立即擦拭，就可以避免出现起泡发炎的症状，但受害者通常不可能立即分辨出自己是否中毒，等到出现症状往往为时已晚。8月，随着协约国军队长驱直入，节节败退的德军开始利用巨量芥子气作掩护，面对大片染毒区，英军的漂白粉和新军服库存都开始变得捉襟见肘。

◎1918年2月，位于法国吉旺希的一处英军毒气警报哨站

图1为1916年俄军使用的“泽林斯基—库玛安特”式防毒面具。这种复杂的防毒面具由一位化学教授和一位工程师联合研制。它包括：覆盖整个头部的模铸橡胶和一体式玻璃护目镜（后来改为赛璐珞制作）；还有一个用于擦拭目镜的类似长鼻子的袋状凸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俄制防毒面具的过滤器无法拆卸，永久地安装在面具上，其内部容纳了大量豌豆大小的活性炭颗粒——它们是制造伏特加酒的副产品。“泽林斯基—库玛安特”式防毒面具有很多缺点，它散热非常困难，对呼吸的阻力很大，而且容易因活性炭变脆而失去过滤能力。不使用的时候，这种过滤器底部的进气孔用一块软木塞密封，这也会产生问题——当士兵紧急使用时忘记将软木塞移除，就会因窒息而发生伤亡。	图2为英制马用防毒面具。从1916年开始，英军装备了马用防毒面具，它由一个拥有绒布内衬的棉布袋和一个帆布制成的呼气口组成；用一根橡皮筋将防毒面具的开口固定在马的面部。值得注意的是，图中为更好地将防毒面具固定在合适的位置，还将布袋上凸起的棉布系在了马的缰绳和鼻羁上。不使用的时候，马防毒面具就被装入一个小背包内，挂在马的缰绳上。然而，实战中，英军马用防毒面具的效果不如法军和美军的同类装备，因此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内停止使用。	图3为1917年法军机枪手装备的“天梭·格兰德”型防毒面具。1915年年底，朱尔斯·蒂索博士设计了一款非常有效的防毒面具，其外形很像英军的大型盒式防毒面具，但不同之处在于它将一层层过滤材料安放在一个箱子里，由佩戴者背在身后。此外，这种防毒面具为保证清晰的视野，还采用了一套可从目镜中抽出空气的系统。1916年7月，法军将这种大型防毒面具配发给防区相对固定的部队，例如机枪手和炮兵观察员。1917年至1918年间，法军对过滤箱中的填充物做了进一步改进。另外，1917年3月，法军还生产了一种体积较小的改型。

图4为法制军犬防毒面具。本图根据一张历史照片绘制，看起来像是M2防毒面具的复制品，也由护目镜、一张浸渍过化学药品的衬垫和一个防水罩组成。	图5为1917年法军使用的ARS防毒面具。ARS防毒面具非常先进，但研发和改进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早在1917年3月，法军炮兵部队已经率先装备了ARS防毒面具，但直到1918年2月，法军才开始着手解决这种防毒面具的诸多问题，当年5月才完全发展成熟。ARS防毒面具共有3种尺寸，不用时存放在圆柱形的面具罐中，罐内还有多余目镜以备替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军使用的几种防毒装备

1918年3月月初，黑格元帅要求军方为机枪手特别设计一款防毒手套。与法军类似，英军的防毒手套也分为内层和外层，而且完全分离，内层由浸泡过熟亚麻籽油的皮革制作；外层棉制，可以轻松拆卸并清洗。1个月内，英军就将42000双皮手套和84000双棉手套运往了前线。3月月末，随着德军使用芥子气炮弹的规模越来越大，前线迫切需要防毒工作服，英军赶忙将1917年设计的黑色油布工作服运往战场，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它们太笨重了。当年6月，英军推出了一款用熟亚麻籽油处理过的夹克，这种夹克由棉斜纹布制作，质地非常轻盈；同时推出的还有一款及膝的束腰大衣和裤子。值得一提的是，士兵从露天的堑壕进入工事之前，都要脱下这些大衣和夹克并悬挂在通风良好的空地上，而且还要注意放置的时候不能翻转。如果被芥子气严重污染，这些衣物还得用肥皂和水清洗，否则通风几天就够了。防毒工作服的问题在于除了那些专门从事清理的人员之外，其他人在急需的时候不能立即取用。另外，防毒工作服的维护流程过于复杂，这显然使它们在战地的价值大大下降；而且由于穿在身上非常不舒服，这种衣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受将士们欢迎的。

1918年秋天，美国远征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这表明低估芥子气的威力是非常危险的。此后，吸取教训的美军采取了彻底的反制措施，包括一种能抵御芥子气长达60—90分钟的浸渍防毒服，还有便携式冲淋设备，后者可以在短短18分钟内对500人进行皮肤消毒并冲去衣物上残留的芥子气液滴。

1918年年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福克斯旅旅部的一名军官——亨利·西森（Henry Sisson）从德军的一枚“蓝十字”炮弹中小心翼翼地刮下了一小撮DA（二苯氯胂）颗粒，并将其放在自己房间的火炉上。随后，情形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毒烟开始弥漫，它的毒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必须立即疏散整栋建筑物的人员，而且没有任何防毒面具挡得住它。英国人终于意识到这种含砷的烟雾具有可怕的威力——足以穿透他们所有的防毒面具。为此，英军专家对过滤器做了改进：在原有过滤器的前端罩上一个由织物制作的“防护罩”，其内部有多层纤维素填充物。蓝十字毒气“防护罩”于1918年年初就完成了原型设计，4月月初才少量发放给前线部队，但不久后就在5月被全部收回，原因可能是当时德国人尚未充分发掘蓝十字毒气的潜力，为避免刺激德国人加强对这种毒气的重视，最好的策略就是隐藏对它的恐惧。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对德军新型毒气的防护力，米尔班克（英国皇家陆军医学院所在地）的哈里森和兰伯特对小型盒式防毒面具进行了重新设计。从1918年3月开始，英军更换了防毒面具的目镜，原本的赛璐珞镜片由三层无裂痕玻璃取代。米尔班克的新设计最初被称为“XY防毒面具”，不久后得到了“绿条防毒面具”的昵称，因为它被涂成黑色的过滤盒中间有一条醒目的绿色色带。绿条防毒面具于1918年9月9日开始量产，停战时，它们大部分被封存在法国的仓库内，一旦英军决定使用“M装置”（见后文）就立即重新启用。1919年，当武装干涉俄国内战的英国远征军在俄国北方登陆时，随“M装置”一起被他们携带的正是这批防毒面具。

1918年年底，法国某地，佩戴小型盒式防毒面具的加拿大医疗队担架手们正抬着伤员行走在断壁残垣之间。这张照片显示，在毒气弹的威胁下，即使身处战线后方的人也要穿戴全套防护装备	图为正在维修线路的美国远征军信号兵，注意他俩都佩戴着小型盒式防毒面具。1917年美军生产了一种名为“SBR”的防毒面具，但首批型号在测试中失败。随后，1917年10月，美国人开始生产经过改进的英式防毒面具，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制造了180万副；1918年2月，美军推出了“RFK”式防毒面具，由理查森、弗洛里＆科普斯工厂生产，在停战前共制造了300万副。两者的外形与SBR防毒面具都很相似，但可以通过呼气阀的金属护件来区分

◎1918年，一名佩戴小型盒式防毒面具的美军士兵

如前文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小型盒式防毒面具挽救了成千上万名英军官兵的生命，米尔班克的天才专家爱德华·哈里森为此殚精竭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1918年11月4日，由于长期过度劳累，以及在试验时吸入过量毒气，哈里森因肺炎与世长辞，没能看到战争胜利的一天。

大战末期毒气战的装备

到1918年11月11日两大战争集团签订停战协议时，协约国的毒气产量已经赶上了德国，甚至有超过德国的趋势，特别是美国唤醒了超强的产能之后。美军首次使用芥子气弹是在11月1日，当天美军炮兵向凡尔登以北的德军阵地发射了36000枚炮弹。1918年11月，埃奇伍德兵工厂（位于美国马里兰州，专门生产化学武器）已经具备了每个月装填270万枚75毫米毒气炮弹的能力。这座兵工厂“或许是为了这个特殊目的而建立的最大的研究机构”，囊括了1200名技术人员和700名辅助人员，对4000多种潜在的有毒物质进行了研究。在25年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开始之前，这项科研计划的规模之大，无出其右者。此时，美军将毒气弹的数量维持在全部炮弹总量的20％，预计从1919年年初开始提升至25％。到1919年5月，美国的芥子气产量将达到每天200吨，而德国在停战前夕只有每天18吨。英国也计划在1919年将毒气产量提高3倍。

1918年，英军研发了一种被称为“M装置”的大型手榴弹（因外形得到绰号“热偶发电机”），其内部可以装填DA（二苯氯胂）并产生高浓度“砷烟”。其灵感来自于西森的“蓝十字炮弹填充物试验”，除了他们自己的绿条防毒面具，试验中产生的含砷烟雾可以在15秒内穿透当时世界上任何已知的防毒面具，1分钟内即令受害者痛苦不堪。英国著名科学家老霍尔丹曾描述过中毒后的头痛：“就像洗澡时淡水呛进了鼻子，但比那还要厉害得多。”这种毒烟不但可以造成鼻窦和头部的剧烈疼痛，还能引发暂时但极端的精神烦躁和痛苦。这些症状的强度在波顿的实验室内得到了证明：一些被当作“小白鼠”笼罩在毒烟下进行测试的志愿者们突然具有严重的自杀倾向，试验人员不得不将他们看护起来；其他一些人则在一段时间里如痴如狂，想钻到地里去逃避想象中的追捕者。福克斯准将打算在1919年利用“M装置”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他的特别工兵旅为主导，全面突破德军防线，但突如其来的停战使这个计划成了泡影。

1918年春，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一个工作组发明了“路易士气”，其毒性反应比芥子气来得更快，“中毒时眼睛立即疼痛难忍，皮肤感觉如同针扎，打喷嚏，咳嗽，吸气时胸部紧张，经常伴随有恶心和呕吐”。签署停战协定时，第一批150吨路易士气正在运往欧洲的海路上。

1918年，德国人也成功研制出新型抛射炮——毒气抛射炮1918。把浸有光气的细小浮石装在霰弹中，这种发射器可以将炮弹掷射到2英里远的地方，而且既能用毒气也能用弹片来杀伤敌人。

战争末期，毒气战装备向前跨了一大步，其威力之大，已经远不是战争初期的催泪手榴弹和氯气钢瓶所能比拟的。4年前出现的这些“与文明背道而驰”的武器，在战争结束前夕，几个交战国都雇用了大批的科学家、技术工人和士兵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研制工作。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9月，俄罗斯北部的奥涅加湖附近，显示的是唐纳德·格兰瑟姆中尉和“M炸弹”——世界上第一种空投的化学武器。这种炸弹的原型“M装置”实际上是一种大型手榴弹，可以产生具有超强刺激性的“砷烟”。为它量身定做的战术是，在发起进攻之前，平均每英里的战线上都由经过特别训练的步兵将1.5万至2万枚“M装置”顺风投掷到敌军阵前。当托马斯·戴维斯少校率领英国远征军携带5万枚“M装置”抵达俄国时，他发现这个国家茂密的森林对任何依赖风力散播的化学武器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随后他灵机一动，在“M装置”上增添了弹翼和弹头风帽，将其改装为航空炸弹。1919年8月至9月，由小规模的皇家空军远征队将这些毒气弹投到苏联红军头上，皇家空军总共执行了10次这样的任务	图为著名的“艾尔顿风扇”。它实际上是一种帆布挡板，于1915年5月由艾尔顿·赫塔提出概念设计，作为驱除毒气的一种手段。值得一提的是，艾尔顿也是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会员。尽管在测试中遭遇失败并屡次被军方拒绝，1916年4月，艾尔顿还是利用她在高层的关系令远征军接受了这种装备。实际上，作为一种从堑壕和工事中清除毒气的装备，它的作用甚至还不如点一把火更有效。最终，英军一共使用了大约10.4万个艾尔顿风扇，当美军决定采取英式防毒措施后又订购了5万个。艾尔顿从不接受她的发明毫无价值的现实，甚至还宣称可以用它来清除芥子气蒸气。前线部队则发现了这种风扇的真正用处——生火

◎1918年9月12日，圣米耶尔战场上的美军斯托克斯迫击炮组

一战毒气战术的总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上的毒气攻击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按照发展顺序，分为毒气（瓶）施放、毒气弹射击（炮兵）、毒气抛射炮掷射及空中毒气攻击四种，一战中的大多数毒气攻击都采用前两种手段发起。下面，笔者以时间为轴，对整个一战的毒气战术做个总结。

1914年，毒气首次作为近战武器使用。欧洲大战爆发之后不久，毒气仅装填在手榴弹和枪榴弹内，作为近战武器在战场的局部地区使用，带有很浓厚的试验性质，如法军将毒气手榴弹用于阿尔萨斯—洛林战线。但东西两翼战场的战斗日趋阵地化，各参战国的野战炮、迫击炮和机枪的技术水平和使用数量都穷增猛长。各国把自己战前多年的技术积累全都发挥出来，将武器的射速、射程及破坏力都提到当时的巅峰，然而还是不能深入对方的深层掩体，杀伤躲在其内的士兵。另外，利用地形优势掘壕据守的敌军士兵也不易受到攻击。因此，交战各国急需威力更强的武器，对毒气的重视程度随之陡然上升。在大战初期，已经有了在野战炮和迫击炮的炮弹中装填毒气的势头，但还是有很多限制，不但装填毒气的弹头数量少，而且弹体容量也很小，就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想发挥毒气集中攻击的威力并非易事。

◎战争初期，在战场上施放烟雾的德军士兵。这种方式完全“靠天吃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1915年2月10日，法国瓦恩，佩戴“德尔格”氧气呼吸器的德军工兵正在进行氯气钢瓶施放演习。4月2日，在比利时弗洛训练场进行的另一次大规模毒气施放演习过程中，风向突然改变，亲身参与演习的哈伯教授侥幸逃脱

1915年，出现大规模毒气瓶施放战术。对毒气早就加以留意并深入研究的德国吸取了战争初期法军的教训，为了弥补局部及分散使用毒气的缺陷，德军探索出利用风力将毒气递送至敌方阵地的战术。德国当时的化学工业冠绝世界，利用这一优势，在1915年4月，德军已经贮藏了大量挥发性极强的毒气，并发展出步兵紧跟在毒气烟云之后突袭敌军的战术。首次毒气瓶施放在伊普尔附近进行，德军使用“云状毒气攻击”奇袭了英法军的阵地。毒气作为一种新武器就此登上了世界战争舞台。如同遭到当头一棒的协约国急于复仇，但因为国内毒气的产量不足，也无可奈何。半年以后，英军才逐渐报仇雪耻。此后，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军均采用毒气结合炮兵的办法攻击对方，渐渐形成一套固定的战术。德军在初次施放成功以后，屡次在西线和东线以这个战术威胁协约国军。到了1915年夏季，德军还使用毒气炮弹进行试验性射击，实战证明，榴霰弹装填毒气的效果不好，遂采用榴弹。到了1915年6月，德军将改良的毒气用于攻击阿尔贡的协约国阵地，由于地形有利，收到了奇效。于是这场战役成了毒气和炮兵相结合战术的发端。但因为受限于当时使用的弹种——150毫米榴弹炮炮弹，德军炮兵并没有完全发挥毒气集中攻击的威力。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6年3月，图中人物为特别工兵旅D连的杰弗里·希格森中士，他当时正手持扳手，准备打开毒气瓶的阀门，注意他头上戴着一顶PH兜帽

1916年，毒气攻击的技战术继续演进。鉴于敌方防护技术的发展，德军继续改进毒气瓶施放技术。同时，英军、法军和俄军也发展了自己的毒气战术，可以说，1916年是毒气攻击技战术发展最快的一年。但毒气的一些缺点也暴露了出来，例如需要长时间的准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受天气和地形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因此各国都大力增加毒气烟云的浓度，还有毒气攻击波的次数。当时毒气瓶的施放技术还是较为原始的，落后于经过改进的防护手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有半年毒气战实战经验的德军率先发展出毒气弹大规模射击战术，打破了攻弱防强的状况。德军将毒气的装填范围由特定的弹种扩展到普通弹种，以增强毒气弹集中攻击的威力。德军还将毒气战的重点由毒气瓶施放转到毒气弹射击，前者逐渐被后者取代。除此之外，德军还更新了毒气的种类，不但仿制了1915年2月间法军使用的光气，还研制出双光气，并填充到150毫米榴弹中。当年，德军将光气、双光气等组成的混合物——绿十字毒气投入凡尔登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后，德军将绿十字毒气用于各种炮弹，乃至手榴弹中，而且将毒气的使用范围从特种兵科扩大至全军，在炮兵中尤为普及。毒气的集中攻击能力大大增强。在德军毒气战战力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法军则裹足不前。1916年，各国所用毒气的威力显著增强，由刺激性毒气发展为带有剧烈毒性的光气（其毒性是氯气的18倍），于是迈入了窒息性毒气时代。为了对付防毒面具中的中和剂，更出现了所谓的“混合型毒气”。

◎1917年，正在操作毒气抛射炮的德军工兵。注意引燃发射药包所用的电线

1917年，毒气抛射炮出现。随着毒气攻防技术的进步，各国均不满足于当前的战术。1917年，英军将原来大型掷弹筒的发射装置改装，制成专门的毒气抛射炮。这种较为简易的装置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高浓度的毒气云。由于其射程较近，无法在进攻时攻击敌人的纵深火力点，因此更适用于掩护防守的一方；而且受天气和地形因素影响较小，利于奇袭敌军。1917年4月，英军就在阿拉斯一带用毒气抛射炮突袭了德军，取得较大战果。之后，其余协约国纷纷效仿。德军在受此痛创之后，把1915年5月编成的毒气迫击炮营改为毒气掷射营，将专门从事毒气瓶施放的2个毒气工兵团也改为掷射任务。1916年，英军曾在索姆河战役中使用大量迫击炮发射毒气弹。此后这项任务逐渐交给毒气抛射炮，而迫击炮则主要负责用弹片杀伤敌人。但是，毒气抛射炮仍然只能作为战场局部的辅助兵器来使用，主导毒气战的依然是炮兵。随着战争日趋激烈，毒气攻击越来越集中，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在德军中，毒气甚至成为炮兵战的主要力量。

随着德军毒气化学的进步，协约国方面的防护手段也日趋完善，不但针对德军绿十字毒气改良了防毒面具，以避免成为这种混合型毒气的牺牲品，还致力于分散己方人员、增强阵地隐蔽性，乃至制造假阵地欺骗德军，来降低德军毒气攻击的威力。面对这种状况，德军的应对手段是继续增强毒气的毒性，为使协约国改进过的防毒面具里的中和剂失效，德军相继研制出蓝十字和黄十字毒气，毒气战全面迈入混合毒气时代。为了增强原有绿十字毒气的威力，德军还在其主要成分双光气之外加入了氯化苦（称之为绿十字一号），或将蓝十字与绿十字毒气装填于同一枚炮弹（称之为绿十字二号），还将这两种毒气弹（绿十字一、二号）用于攻击同一处阵地。在攻击中，先用蓝十字毒气穿透敌军的防毒面具（蓝十字毒气受天气、地形等影响较小），再使用绿十字毒气杀伤敌军；或掺杂使用毒气弹和高爆弹，以扰乱敌军的防御。德军还将毒气弹推广至各种口径的火炮，从此毒气弹成为德军炮兵的基础弹种。法军对此也有所领悟，于1917年7月月末颁布了训令，同样将炮兵战的重点转移到毒气弹射击上，法军炮兵的毒气战术虽然大有进步，但距离实战还有相当的距离。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毒气逐渐成了反炮兵作战的首选武器，防毒面具也就此成为炮手必须随时佩戴的装备。图为1917年德军一门重炮的阵地，注意其炮手都佩戴着M17皮制防毒面具

1918年，毒气战进入高潮。德军炮兵的毒气战术进一步发展，趁着协约国军的毒气战术相对落后这一契机，在西线肆虐。从当年3月至7月的5次大攻势中，德军以最新研制的化学武器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毒气弹射击，遂成为毒气战的巅峰。德军的毒气急袭战法发挥了巨大威力，足以证明即便是坚如铁壁的堡垒也能攻破。但后勤补给问题逐渐限制了毒气战发挥更大的威力。毒气战中，不论是攻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战争末期，遭遇多年封锁的德国物资消耗殆尽，尤其是在圣米耶尔和阿尔良战线，黄十字毒气极度缺乏；而且蓝十字毒气的主要原料——砷，也已经耗尽。根据美军的情报，战争末期德军的残存弹药中，毒气弹的比例仅剩下1％。反观协约国一方，在1918年的后半年，仰赖美国的大力援助，其毒气生产能力大幅增强，使得德军的大攻势成为强弩之末，从而夺得大战的最后胜利。

◎两名佩戴M15橡胶防毒面具的德军士兵和佩戴同型防毒面具的驴

战争末期，毒气瓶施放和抛射炮掷射又有所抬头。已经在战场上销声匿迹的毒气瓶施放，因英美军的新计划（即“毒气集束行动”）而枯木逢春。毒气抛射炮的数量和射程继续增大，表现出相当的威力。但这两者还是不足以支配战场的局势。

1918年，一名身穿护甲、背背步枪、手持手榴弹、佩戴M17皮制防毒面具的德军暴风突击队员，这也是大战末期德军突击队员的典型形象	佩戴M2防毒面具的法军军官和他的军犬，注意军犬的防毒面具同样以M2为原型设计

美军对协约国胜利的贡献毋庸置疑，自1917年4月参战以来，美军就成为协约国军的主力，更在1918年后半年协约国军的大反攻中成为坚实的后盾。从毒气战角度来说，美军参战时拥有一个毒气团（第35工兵团，下辖6个连），到了1918年夏，这个毒气团竟扩展到54个连之多，士兵达到18000人，军官达到1500—2000人。这些特别毒气连负担毒气掷射任务，使用铝热剂、石油及硫化物、磷等制成的燃烧弹。其中的磷可以在燃烧弹爆炸时四处飞散，引燃敌军防毒面具吸收剂，使其无法发挥防护效果。除了毒气抛射炮之外，美军还可以用野战炮和迫击炮投掷这种武器。美军铝热剂燃烧弹遂成为大战期间最有效、最可怕的兵器之一。除了直接参与作战之外，美军对协约国的支持还体现在后勤补给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厂克鲁林公司就位于埃奇伍德，该公司的弹药装填工厂平均每天能生产25万发各种子弹和炮弹。如当时的美国将领弗里斯所说：“全团（54个连）在一年间虽然昼夜不停地作战，后勤也足以保证其补给，甚至尚有富余。”美国还成功研制出大批量制取芥子气的方法。停战3个月后，美军每个月的毒气制造能力，按品种而言，已经达到德军的2倍乃至20倍。时刻处于协约国空中威胁的德意志工业被全面压倒。在短短1年间，美军在毒气战术方面亦有重大进展，在实战中不断对各种毒气进行评估并制定详细计划是其一大特点。1918年8月至9月15日，在马斯河右岸高地，美军第1军第9师所属的第6毒气连，与协约国军配合，活跃于圣米耶尔争夺战当中。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美军明确了炮兵和专门的毒气部队在毒气及烟雾使用上的分工，以使其更适合与其他兵种协同。当年11月，美军与其他协约国军队一起发动的对德军的反攻，也处于缜密的计划之下。美军还实施了毒气弹射击：10月3日，在阿普勒蒙，美军炮兵连协同法军实施了有计划的毒气弹射击。虽然有“美军自制的毒气弹没有一发用在战场上”的说法，但对于整个协约国军而言，美军有形和无形的贡献可以说非常巨大，以至于英国人常说：“1918年，因美军出现于战场，胜负已定。”

◎展示一战各种防毒面具的英军士兵，包括德制M17皮制防毒面具（前排左一）、俄制“泽林斯基—库玛安特”式防毒面具（前排左二）、法制M2防毒面具（前排左三和中排左四）、英制小型盒式防毒面具（前排左四、中排左三和后排右数四人）、德制M15橡胶防毒面具（中排右一和后排左一）、PH兜帽（中排左二）等等

毒气战的余波

由于害怕作为战犯遭到逮捕和审判，“毒气之父”弗里茨·哈伯教授给自己安了一撇假胡子，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就逃到了瑞士；德国化学工业巨头卡尔·杜伊斯贝格也化装潜逃。两人在战争结束后都没有受到审讯。事实上，1919年哈伯还由于研制出合成氨而荣获诺贝尔奖。无论如何，哈伯和杜伊斯贝格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人类战争史。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至少有130万人受到毒气伤害，其中9.1万人死亡。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有大约20万人伤亡，而俄国的伤亡人数在40万人以上。据估计，战争中总共使用了11.3万吨化学战剂。毒气的受害者即便侥幸生还，也要在余生里面对无穷无尽的病痛折磨，很难完全康复。这给因多年战乱而萧条动荡的欧洲社会增添了不安定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孕育下次世界大战的温床之一。

◎展示各种防毒面具的德军士兵，从左至右分别为德制“德尔格”氧气呼吸器、英制海波兜帽、德制M15橡胶防毒面具、德制“Atemschützer”式防毒面具

◎佩戴各型防毒面具的军犬

◎头戴防毒面具，在毒气烟云中近距离肉搏的德军和英军，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残酷记忆，其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毒气特别适用于静态的堑壕战，一旦恢复运动战，就几乎没有机会再使用它。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被永久禁止使用毒气，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也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参战各国没有在战场上使用毒气更多是由于这种武器已经失去了价值，并非出于道德方面的约束。德军“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就在他的名著《注意，战车！》中将毒气归入了“不适当的武器”。可以说，大规模毒气战伴随着一战这种大规模静态战争的结束走向了终结。在各国军队的战场机动性均大大提高之后，使用毒气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中日战争另当别论）。但各国暗中研制毒性更强、效果更持久的毒气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止。二战前夕，德国率先研制出神经性毒气，把这种“杀人魔术”的威力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还利用“毒气卡车”和“毒气浴室”进行了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对中国、意大利对阿比尼西亚分别使用了芥子气；二战后的1983年至1988年，伊拉克利用它来对付伊朗人和国内的库尔德人；美军也在越战中对著名的越共补给通道“胡志明小道”使用了烈性神经毒气VX，还投放了大量“橙色战剂”来毁坏森林和农田，从而抑制越共发动游击战。这些国家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使用毒气，主要是因为对方技术水平存在代差或对此全无防备。最为不幸的是，受害者大多为平民。

直到今天，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过去了100年，毒气战却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个由一战的潘多拉魔盒中放出的恶魔仍然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时而在战场的断壁残垣之间徘徊游荡，时而作为暗杀和舆论战的先锋，不断张开血盆巨口，肆意地吞噬着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