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清代思想家）
魏源简介
魏源：魏源，是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鸦片战争前，他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抨击时政，力主改革；鸦片战争中，曾协助两江总督裕谦办理浙江军务，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实际斗争；鸦片战争后，他努力探索清王朝衰弱和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写成里程碑式的巨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中具有“创棒辟莽，前驱先路”的地位和作用。
魏源传记——
勤学苦读少有文名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1794年4月23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南邵阳金潭乡一个濒于破产的封建地主家庭。祖父魏志顺，字孝立，隐居不仕，乐善好施。有一年，邵阳突发大水，他亲赴县衙，慷慨毁产，代输捐税，使乡民得以安定，而魏氏家境从此衰落。父亲魏邦鲁，字春煦，历任江苏嘉定、吴江等地巡检、宝山水利主簿等职。母亲陈氏，勤劳贤淑，日夜纺纱织布，兼做些针线手工，以维持家计。兄弟4人，魏源排行第二。
他幼时沉静，喜欢默坐。他后来刻有一颗上书“默好深湛之思”的方印章，正说明取宇默深的用意。祖父很喜欢他，曾对家人说：这个孩子性情、体貌异乎寻常，应按超常儿童来培养他。
魏源七、八岁入家塾读书，除从塾师刘之纲学习外，还从伯父魏辅邦学习经史。他学习十分勤奋，足不出户，闭门苦读，“就局一室，偶出，犬群嗥”。连自家豢养的狗也把很少外出的他当生人而狂吠不已。他常苦读至深夜，乃至黎明，“夜手一编，渐晤达旦”。母亲们其过勤，每每劝令他熄灯入睡。
有时待父母熟睡，他又起来偷偷地点着灯在被底下翻阅。后被发觉，父母劝谕以长夜苦读非童稚所宜。因魏源既聪颖又勤奋，故学业进步很快。9岁到邵阳县城应童子试，他进入考场时，县令指着茶瓯中画的太极图出句“杯中含太极”，当时，魏源随身带有两个麦饼充饥，略加思索即对以“腹内孕乾坤”，使主考官和在场者无不惊服。
魏源15岁时考中秀才，开始研究陆象山、王阳明的著作，并喜读历史。因家贫少书，常向亲友借阅，孜孜于学。后到邵阳县城学宫读书，以成绩优异得到助学食米津贴。17岁，他在家乡设馆授读，成为年轻塾师。
少年魏源已颇有文名，慕名前往的学童日益增多。他故居的楹联如“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世方”；“学贵运时策；友交立德人”；“澹泊以明志；平易而近人”；“尽交天下士；长读古人书”等，都是魏源少年时代所自撰自书。他少年时的诗作《村居杂兴》生动地描绘了故乡淳朴的田园风光，抒发了他对故乡山水与风土人情的淳厚感情。
魏源19岁时在岳麓书院读书。这年秋天，他与同邑扬州通判严安儒的女儿订婚。按照当地习俗，订婚、结婚都要酿酒。他订婚那年所酿的结婚酒竟不是常见的黄色，而是桃红色的。母亲大吃一惊，不知是凶是吉。邻居们马上来打圆场，说红色情是“红喜事”的吉兆，母亲乃转惊为喜，以酒酬客。魏源在《村居杂兴》组诗中记述了此事：“今晨瓮渌变，色忽桃花如……邻媪来贺瑞，喜溢东墙隅。阿母笑留客，倒酌颜回朱……明春娶儿妇，更酿百瓮酥。”第二年，魏源与严氏结婚，时严夫人18岁，比魏源小两岁。严夫人有2子，长子名誉，次子早夭，她为只有1个儿子而常伤心落泪。魏源对她非常体贴，每一部书成，便用红色缎子把书稿包好，命丫环用茶盘托着，自己穿上礼服，去上房向她报喜，对严夫人祝贺：“我们又生了一个好儿子。”
魏源20岁时考中拔贡。
北上京师潜心经史
1814年（嘉庆十九年），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居丧期满，“起复入都”。魏源随父入京，一路寻访古迹，凭吊古战场，缅怀前贤英烈，特别是对信陵君、诸葛亮、岳飞等功败垂成的历史人物充满了崇敬和同情；沿途的名山大川则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同时，他也看到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河治不修、水患严重，致使中原一带满目荒凉，“千里河南北，高下寸地无”；“至今禾麦地，极目森蒿藜”。加上官府横征暴敛，天灾人祸，使黄河两岸饿殍枕藉，白骨遍野，饥民“明知麦花毒，急哪择其他，食鸠止渴饥，僵者如乱麻”。百姓没有粮食可吃，只好吃树根草皮，好些人吃了毒草中毒身死。清廷官吏对此却熟视无睹。政治腐败的现状，民不聊生的惨相，深深地触动了这位北上京师、怀抱蚊龙入海之志的湖南青年，促使他更加注意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为尔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打下了思想基础。他挥笔写上了“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的诗句，希望出现更多的社会英才，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革。他还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清廷最高统治者：“痌瘝苟不廖，尧禹亦何为！”（《魏源集·北上杂诗》）不能疗治民生疾痛，何以为圣君贤王？！
到达京师后，他先从胡墨庄治汉学，又随姚学塽治宋学。他虽通晓汉学、宋学，但后来对两者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汉学引导人们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名物训诂，繁琐考证，“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魏源集·武进李申耆先生传》）。宋学则引导人们高陈义理，空谈心性，“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默觚·治篇一》）。于国计民生无补。他把汉学、宋学一概斥之为“腐儒”、“俗学”，对于治国安邦既无用又无实，只能摧残人才，祸害国家。经过比较，魏源抛弃了汉学的繁琐、宋学的空腐，而转向今文经学，提倡经世致用。嘉庆二十四年（1818年），魏源25岁从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治《春秋公羊传》，常和龚自珍等在一起饮酒赋诗，慷慨陈词，纵论古今，以阐发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来讥切时政。
在京几年间，魏源还涉猎了舆地、掌故、天文、历算等学科。他保持了刻苦勤学的习惯。汤金钊是他考取拔贡时的“座师”，因忙于整理《大学古本》，魏源有五十余日没前往问候，老师疑其有疾，遂来探视，他蓬头垢面出迎，其师愕然。魏源将他整理的《大学古本》呈给汤金钊，汤大为叹服：“吾子勤学罕见，乃深造至此，然而何不自珍自爱乃尔也！”（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他还广交文人学士。到京不久，周系英在其住所偶见其“诗篇敦雅”，四出宣扬，不数日魏源“名满京师”，士大夫争相结交。他与状元陈沆切磋“朱子学”，同董桂敷共同研究古文辞，和陈奂等一起探讨汉学，还常和龚自珍、林则徐、陶澍等人在一起饮酒赋诗，切磋学问。这种广泛的师友关系，促进了魏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道光二年（1822年），魏源29岁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
跻身幕僚留心“实学”
在魏源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做幕僚的时间较长。这促使他“留意经济之学”，并为其经世致用思想提供了实践机会。他积极主张兴利除弊，热心从事改革，在漕运、盐法、河工等大政上做出了显著成绩。
道光五年（1825年），魏源32岁时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为幕僚，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次年冬编成。全书分学、治、吏、户、礼、兵、刑、工8大类63目，共120卷，收集清代前中期提倡经世实学，有“治国平天下”价值的论文，是继明末陈子龙等人选辑《明经世文编》之后又一断代经世论文总集。这部著作影响很大，晚清汉学大师俞樾说：“《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乎家有其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序》）
魏源在贺长龄幕府时，还力主改革漕运，以海运代漕运。当时，清政府每年从南方调集数百万担粮食，经过运河，解往京师，供京畿官兵使用，史称漕运。在漕粮征运过程中，官吏贪污中饱，层层勒索，耗费惊人，据当时人估算，运抵京师的漕米每石费用达18两，为粮食市价的十六、七倍。许多士大夫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方案。魏源撰写了《筹漕篇上》、《筹漕篇下》、《复魏制府询海运书》等文，并代贺长龄编纂了《海运全案》专辑，代撰了序、跋，全面揭露漕运之弊，指出海运势在必行。他在为松江知府李景铎撰写的《道光丙戌海运记》中，详尽论列了海运优于河运的“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尤为可贵的是，魏源主张招商承办海运，指出“招商雇舟”，以商运取代官办，可以打破官府垄断，打击“海关税侩”、“天津仓胥”、“屯弁运丁”等中饱私囊者，对国计民生和海商都有利，肯定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魏源等人以海运代漕运的意见，道光六年清政府改河运为海运，每石运费不到1两。这一建议的正确性立即为实践所证明。
在此前后，魏源在科场上颇不顺利。道光三年（1823年），他第一次参加会试，由于未按科举制度的繁琐文风答卷，未被录取。道光六年（1826年），他再次参加会试，此次评卷人正是其业师刘逢禄，刘逢禄对他非常推崇，称其试卷“经策奥博”，称其为“无双国士长沙子”，然而因试卷触及时政而未被录取。龚自珍的情况与他相似。刘逢禄十分惋惜而写下了《两生行》一诗，龚魏二人自此齐名。道光九年（1829年），魏源36岁第三次参加会试不中，按例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内阁是清廷贮藏典籍文献的地方，魏源在这里接触到大量文献资料，使他熟悉了有清一代的历史掌故，为他以后编撰《圣武记》奠定了基础。
道光十一年（1831年），魏源的父亲去世。次年，他应邀作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他到南京后，即筹划改革淮北盐政。过去淮盐的生产和运销由官府和世袭盐商共同垄断，商人须从官府取得运销食盐的专利权证件——盐引，盐官和官府特许的盐商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哄抬物价，盘剥民众，坑害政府。魏源力主以手续简便的“票盐”取代“引盐”，盐商按章缴纳盐税，向官府领取盐票，然后凭票买盐，自行销售。在淮北实行票盐后，政府盐课大增，老百姓也吃到廉价食盐。魏源还主张将票盐法推广到淮南和其他地区。他特地为两淮盐运使重濂选编的《淮北票盐志》写了序言，序中指出：“票盐特尽革中饱贝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他还撰写了《筹鹾篇》、《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自序》等专文，论述票盐法优于盐引法。
魏源还十分关注水利问题。自道光十四年（1743年）以后，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湖北、湖南连续闹了两次大水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湖广水利引起了时人的注意。魏源根据他历年对两湖河流、湖泊所作的调查研究及逐步积累的资料，撰写了《湖北堤防议》、《湖北水利论》等论著，分析造成水患的原因是由于无限制地垦荒造成了水土流失，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贪官污吏借兴修水利中饱私囊。他提出了改革措施，认为“欲修水利，先除水弊”，对“畏劳畏怨之州县”、“行贿舞弊之胥役”、“垄断罔利之豪右”应严加惩处。他后来还写了《筹河篇》、《畿辅河渠议》等论著，对治理黄河、治理北京附近的漳河、永定河、滹沦河、子牙河等河道提出了合理的建策。
道光十五年（1835年），魏源为奉养老母，在扬州买了一所庭院，絜石栽花，养鱼饲鹤，取名“絜园”。内有“古微堂”、“秋实轩”等书屋，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在此写成，其诗文集就以“古微堂”命名。4年后，龚自珍辞官南归路过扬州时，为“絜园”写了一副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魏源在关注漕、盐、河、兵等实政，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的同时，还形成了其抨击时政、革除积弊的改革思想，使他不仅成了务实的改革者，也成了卓越的思想家。
他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鸦片战争前，他在一首题为《江南吟》的诗中对清朝官吏的腐败作了描绘：“边臣之瘾日养痈，枢臣之瘾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中揭露了清朝的种种积弊：“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无一岁不虞江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窍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训诂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这种揭露不能不说是大胆而深刻的。鸦片战争后，他对弊政的抨击更为尖锐。
既然社会存在严重弊端，就应及时变法，乘势改革。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夕就发出了“除弊兴利”。变法改革的呼声。他在《道光丙戌海运记》中引述了协办大学士英和的言论：“治道久则穷，穷则变，小变之小益，大变之大益，未有数百年不弊且变者。”他在《筹鹾篇》中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凡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都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勇于进行改革。只有不断变革，兴利除弊，才能使民富国强，推动社会前进。
魏源主张因时而变，因此，鸦片战争发生，中国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他能够顺应时代，成为得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中国人。
主张禁烟参加抗英
魏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掠夺财富、摧残中国人民身体健康等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并深感忧虑。他在《江南吟》一诗中写道：“阿芙蓉、阿芙蓉，产海西，来海东。不知何国香风过，醉我士女如醇场。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日，自成长夜逍遥国。长夜国，莫愁湖，销金锅里乾坤无。溷六合，迷九有，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言，藩决膏殚付谁守。”他又指出：鸦片输入“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魏源集·军储篇》），必将给清政府造成财政危机。因而他主张坚决禁止鸦片。他认为禁烟的关键在于上层官僚，指出“中朝但断大官隐，阿芙蓉烟可立尽”。他主张严厉打击顽固的鸦片贩子和坚持不改的鸦片吸食者，做到“惩一儆百，辟以止辟”。他认为对鸦片流毒放任姑息，势必是“其愈宽，犯愈众”。1838年底，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魏源表示支持，鸦片战争发生后，他继续主张禁烟。他在《海国图志》中认为，鸦片每年耗我数千万银两，竭我之富，济彼之强，当严禁，内禁吸食，外禁输入。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魏源时在南京，他面对外敌入侵，非常忧心。不久，他满怀激情地从扬州奔赴浙江前线。9月，英军炮兵上尉安突德在浙江前线窥测地形时被抓捕，魏源在宁波军营参与了对俘虏的审讯。他根据安突德的口供，于次年写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记》卷五十三），记述了英国的地理、政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6月，林则徐被罢职流放新疆，魏源在京口（镇江）与林公晤面，两友相见，百感交集，两人彻夜长谈，一吐衷肠，互相勉励，并都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心，一道探讨御侮强国的方策。第二天临别时，林则徐将他在广东时为了解外情翻译外国资料而编成的《四洲志》草稿、《澳门日报》及一些船炮模型图纸交给魏源，并嘱托魏源编写一部介绍外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政治经济制度的书，帮助国人了解世界。魏源作诗2首，题为《京口晤林少穆制府》，抒发了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对像林公这样的忠臣志士终不免被流放充军的悲愤心情。其中一首写道：“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事。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苹。去国桃千桃，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诗后有自注：“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
林魏晤面时，林则徐还推荐魏源到浙江前线去参与抗英事宜。不久，魏源到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做参谋。他和葛云飞等人到前线察看地形，提出了诱敌深入内河加以围歼等正确主张，但未被采纳。8月，定海失守，三总兵牺牲，裕谦投水殉国。魏源亲历这次抗英的战役，见朝中道光帝不谙敌情，大学士穆彰阿力主和议，其他大官僚也多是目光短浅之辈，军中将军或“无远略”或“怀二志”，而林则徐抗英获罪，主战派或亡或贬，深感在战场上无法发挥作用，无力挽回败局，于是，愤而辞归，发愤著书。
“梦里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魏源始终以忧虑的心情关注着鸦片战争的进程。他以《寰海》、《寰海后》、《秋兴》、《秋兴后》等组诗及《金焦行》等长诗，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诗中对清朝统治者和战不定、战守无方，投降派昏庸误国、妥协投降，作了广泛深刻的揭露。诗对投降派的主要将领，几乎没有遗漏地一一予以抨击。《寰海》第五首指斥钦差大臣琦善至广东，一反前任林则徐所为，“揖盗开门撤守军，力翻边案炽边氛”，助长了敌人的侵略野心。第六首揭露靖逆将军奕山奢侈腐败、轻敌误国，“纨袴例当骠骑贵，绣嘉轻。指挥犹执金如意，禨几湘帘海外行”。第七首批评参赞大臣杨芳，英人开始震慑于他的宿将威名，不料他至广东后倾向妥协投降，举措失宜，使内河尽失，“贵后田单朝气竭，老来廉颇智囊收。先声枉使群夷慑，退舍曾麾众岛舟”。《秋兴后》第五首批评扬威将军奕经用人不当，庸人当道，“诏使奇材佐使轺，瑟竿铗履尽宾僚”。《寰海后》第四首抨击两江总督牛鉴的逃跑主义，“鏖军周处罴当道，倡走荀林马乱行”，指斥他“重颓赤帜骄夷帜，更使江防亟海防”。与此同时，魏源在诗篇里还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英勇抵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讴歌了抗英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寰海》第十首写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同仇敌忾士气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时翻看吏纵夷。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前三句写三元里103乡义勇同仇敌忾，奋勇抗敌，为中国人民吐气扬威；中四句写投降派官府与侵略者狼狈为奸，奕山等初至广东时多次奏言诬蔑粤民皆通敌汉奸，但当英军被围困于三元里，却是他们出来为敌解围，诗人通过对官民行为的对比，有力地鞭挞了投降派的乞降活动，热情地歌颂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道光二十二年间（1842）年8月，英军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魏源希望清政府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他于1842年写的《寰海后》组诗，其中不少诗篇劝告清王朝要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奋发图强，警惕殖民主义的侵略。其中说：“小挫兵家胜负常，但须整旅补亡羊。”他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吸取失败的教训，整顿军队，振兴武备，那么，亡羊补牢，并不算晚。
然而，敌人去踪未绝，国耻未雪，清廷上下又复苟且偷安、文恬武嬉，君臣们如“商女”“不知亡国恨”，又开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秦淮河畔又出现了往日的“繁荣昌盛”，魏源作题为《秦淮灯船引》的长诗讽刺道：“君不见，去年今夕秦淮岸，鹊桥待波银河半。炮雷京口震天来，惊得灯船如雨散……玉树重开花月夜，羯鼓宁惊霓羽裳。鲸波花作桃花浪，兵气销为明月光。阿芙蓉风十里香，销金锅里黄粱场，……惜哉不令英夷望，应叹江南佳丽胜西洋。”时当江山破碎之际，如此的醉生梦死，怎能不令敏感的诗人心如刀绞、心急如焚？“沉沉万梦中，中有一人晓”（《魏源集·村中杂兴》）。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有惊醒大多数沉沉酣睡的国人，但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在认真地思考着如何应付西方的挑战，思考着如何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
痛定思痛撰写巨著
几乎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际，《南京条约》墨迹未干之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来得及回味刚刚散去的硝烟的意蕴，魏源就已写成了《道光洋艘征抚记》，详尽而忠实地记述了作为中国近代史发轫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这是中国人关于鸦片战争的最早记载。书中揭露了英国殖民者严禁其国人吸食鸦片，而“专诿他国，以耗其财，弱其人”的险恶用心，谴责英军发动野蛮掠夺的侵华战争，“奸淫掳掠焚杀惨甚”的滔天罪行；展现了黄爵滋主张严禁鸦片，林则徐“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等史实，赞扬了林则徐、邓廷桢、陈连升、陈长鹏、裕谦、葛云飞、郑国鸿。郑鼎臣、陈化成、姚莹等抵抗派将领严厉禁烟和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彰了三元里及其沿海沿江民众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斗争事迹；揭露了道光帝的昏聩虚骄，制置乖方，举措失当，琦善、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主和派的卖国行径及奕山、奕经、杨芳、余步云等逃跑将军临阵脱逃的丑态。该著作还提出了“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即发动民众抵抗外侮的思想，提出了“购洋炮洋艘”，“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思想，后一主张是《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先声。《道光洋艘征抚记》因触及主和派，只能以不署姓名的抄本形式流传下来。
1842年夏，魏源还完成了另一部著作《圣武记》。如前所述，他在道光九年任内阁中书时就留心掌故，为撰写当朝史作准备。但促使他正式动手将筹划十余年的当朝史资料写成《圣武记》的，则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他在《〈圣武记〉叙》中说：“晚近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圣武记》取纪事本末体，前10卷叙述清初开国史，如平定三藩之乱，勘定蒙古、回疆及大小金川，与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的关系，西南苗瑶的改土归流，镇压农民起义等重大军事、政治、外交活动，并考究其成败得失；后4卷综述清代兵制兵饷，并总结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其《武事余记》所辑《城守篇》、《水守篇》、《坊苗篇》、《军政篇》、《军储篇》等5篇是魏源的军事学专论。《圣武记》的写作意图是通过回顾清朝前中期的文治武功，总结清朝开国以来的军事、政治的经验教训，以激励当朝统治者励精图治，严修武备，整饰内政，强国御侮。同时，写作该书也是为了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正如他自己在“叙”中所说：“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他希望道光皇帝能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样重人才，整纲纪，修军政，严法令，使四境安宁，外夷宾服，建立不朽的功业。《圣武记》着眼于现实，故在道咸间为关心国事者争相传阅。
1842年冬，魏源写成了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巨著《海国图志》。编写《海国图志》又是林则徐交给他的任务。他没有辜负挚友的嘱托，以林则徐提供的《四洲志》等资料为基础，又搜集了许多中外资料进行编纂，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3个月内完成了第一版50卷本的撰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增广为60卷。后来，他又得到葡萄牙人玛吉士著的《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的《美里哥志略》等加以补充，于咸丰二年（1852年）扩充为100卷。《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著作。
《海国图志》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内容是提出了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阐述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海国图志》所揭示的“攻夷”、“款夷”和“师夷制夷”称之为对外政策的“三大主义”。
魏源在《筹海篇》里，阐述了“攻夷”、“款夷”、“师夷制夷”三大主义。关于“以夷攻夷”，魏源指出“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之以夷攻夷”。首先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筹海篇》共4篇，前2篇是《议守》上、下，他鉴于西方侵略者坚船利炮，善于在海洋上运动作战，为扬长避短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的战略防御方针。其次是要利用国际关系的矛盾、条件去防御、战胜英国侵略者。《筹海篇》第三篇《议战》阐述了“调夷之仇国以攻夷”的策略思想。他认为，美、法、俄与英国有矛盾，越南、泰国、缅甸、尼泊尔皆我之近邻，对英国侵占印度，进攻中国也都存戒心。我“若能许俄罗斯海舶赴粤贸易，联络弥利坚、佛兰西等国”，近督尼泊尔进攻印度，则“英夷之兵舶不敢舍其境而远犯中国”。魏源“调夷之仇国以攻夷”的思想，与林则徐“以夷治夷”的主张是一致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评论林、魏这一思想时指出：“外交上林则徐、魏源强调‘以夷治夷’并非主观空想。美、法两国想夺取英国对华贸易的利益。葡萄牙怕英国夺取澳门，愿供给船炮及新式技术，并通报新消息，这都是事实……廓尔喀想联合中国共同反抗英国侵略，这也是事实。这些事实都是对中国有利的。可是腐朽的清政府不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它以‘敌情叵测，难保其非阴助英人，代探我虚实’为借口，拒绝利用美、法等国与英国的矛盾”（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从而在鸦片战争中断送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国际条件。
关于“以夷款夷”，魏源指出，“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筹海篇》第四篇即为《议款》。所谓“款夷”就是以外交、贸易、经济等手段处理与各国的关系。“款夷”之策有二：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即满足各国通商的正常要求，按通商各国的惯例与各国做生意，注意利用各国、各外商之间的矛盾，使各国互相逐利而争好于我。二是“持鸦片初约以通市”。鸦片“岁耗中国财数千万计，竭我之富，济彼之强”，故“款夷”则必禁鸦片。魏源强调，“款夷”虽是非武力的和平外交手段，但处理外交问题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必须立足于自立、自守、自强。他说：“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因此，必须加强国防，加强武备，他说：“至于武备之当振，不在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之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如果我们内部空虚，百业废弛，武备不振，在外交场合也往往是易被人欺侮的弱者。“款夷”必须坚持“威足慑之，利足怀之，公则服之”的原则。魏源提出的关于外交事务的杰出见解，实创中国近代外交思想之先声。
三大主义中，最为精彩、最富创发性的是“师夷制夷”说。魏源在《筹海篇》第三篇中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必须学来为我所用。魏源提出了一个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和发展近代民用工业的蓝图：（1）在广东沙角、大角设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船厂除造军舰，且可造商船。火器局主要制造战舰用的火炮和城垒用的守炮，以及各省绿营用的鸟铳、火箭、火药，还可造民用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生产生活用具。可见，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绝不限于军械，而是要军工、民用皆能“师其所长”。（2）聘用外国科技专家。具体说来，是聘请弥利坚（美国）、佛兰西（法国）、葡萄牙3国技术人员，在粤东船厂和火器局传授造兵舰、火炮及民用生产工具的技术，“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魏源认为这样做，既可学到外国的先进技术，又可以培养本国专家。（3）准许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城市仿效粤东船厂、火器局，建造船厂和火器局，生产的商船和民用器物“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另外开采银矿，除朝廷开采外，“沿海之银矿许民开采”。魏源的这一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民族工业的需要。（4）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魏源看到清朝的军队日益虚弱，军中的武器装备日显落后，军中的组织纪律日渐荒疏，认为外国“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根据魏源的设想，“师夷长技”的近期目标，是通过建立造船厂与火器局，学习西方的造船铸炮技术和“行船演炮之法”，组建一支拥有中号战舰100艘、火轮船10艘、官兵3万人，炮械精利，号令严明的水军，以改变清军水师的落后面貌。“师夷长技”的长远目标，是通过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赶超欧美，打败外国侵略者。他相信中华民族只要发愤图强，善于学习西方，就可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人是聪明的，罗铖（指南针）、壶漏（钟表）“创自中国而后西行”，只要做到放眼世界而不故步自封，勇于创新而不墨守成规，就可以赶上西方国家，与它们并驾齐驱，并且能够超过它们。
魏源强调，不论“攻夷”、“款夷”，还是“师夷制夷”，都必先“知夷情”。他在著作中反复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筹海篇三·议战》）；“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卷五三）；“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悉夷情”（《圣武记》卷十二）。他自己编写的《海国图志》，就是一部帮助国人“知夷”“悉夷”，帮助国人了解西方、睁眼看世界的著作。（l）《海国图志》介绍了西方科技，介绍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和民用生产技术。卷八四收《仿造战舰议》，卷八五收《火轮船图说》，集中谈轮船、兵舰；卷八六《铸炮铁模图说》，卷九一《西洋自来火铳制法》，卷九十《西洋炮台说》，卷九十《地雷图说》等对西洋各种火器作了很多介绍；卷九四《西洋器艺杂述》，根据多种资料介绍了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闹钟）、天船（热气球或氢气球）、风铳（气枪）、指南针、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水琴、风琴、风锯、电锯、显微镜、自鸣钟、避雷针等。（2）介绍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两院制：“王后主国”、“贵臣共十二人……理政事者先”，“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即上议院），一曰乡绅房（即下议院）”。（卷五一、五二）他颂扬美国“勃列西领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的总统选举制和“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会独徇同”的国会制。（卷五九、六十）他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等办理国务”、“惟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誉为“西土桃花源”。（卷四七）（3）介绍了西方列强的近代工业化发展概况，介绍了英、美等国的经济状况、经济制度。书中提到欧洲人以“商贾为本计”即以工商立国，如英国，其人“皆力工勤商，早夜经营之效，由人烟稠密，户以繁滋，田园不足于耕，故工匠有35万户，多于农夫三之一，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也”。“每百人中务农者十之三，开矿者十之一，制造者十之一，为商贾者十之二，余教师、法师、医生、武士、水手”。（卷五一）（4）介绍了欧美各国的文化、教育情况。它让国人看到西方各国相当重视教育。“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图书馆等文化事业也很发达，各国“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卷三七）。美国也是如此，“好学进，遍庠序”，“每乡设学馆一所”，“不拘贫富”皆可入学。“国内遍设大小书院不计其数，国之男女无不能书算者。”“又设授医馆二十三所，法律馆九所，经典馆三十七所，教人行医，通晓律法，博览经典，通各国音语。”（卷六十）（5）介绍了英、美等国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情况。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是男尊女卑，而婚姻则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而英、美等国的情况迥然不同，“婚娶择配，皆女自主之”。“国中女子之权胜于男子、富贵贫贱皆一妻，无妾，妻死乃得继娶，虽国王亦只一妃。”（卷五三）《海国图志》还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各国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情况，它堪称近代早期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百科全书。
经过鸦片战争，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都进一步暴露，使魏源对清王朝的弊政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从而使其改革弊政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关内政改革的内容在《海国图志》这部巨著中也有反映。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把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概括为两大祸患：一是“人心之寐患”；二是“人材之虚患”。所谓“寐患”是指愚昧无知。由于清政府长期执行了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阻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当时朝野上下对世界大势和西方文化茫然无知。他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昧于“夷情”的陋习，指出清统治者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海国图志》卷五二）。道光皇帝也竟不知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海国图志》卷五三）。他把昧于外情的顽固派比作不知墙外有天的井底之蛙。所谓“虚患”就是指空虚不实，其具体表现是虚伪、粉饰、怕困难、结党营私、养痈遗患、崇尚空谈、不务实事等。
魏源在《筹海篇四·议款》中指出，鸦片大量输入与战争失败的内在因素，是由于国政腐败所致，是由于“水师之通贿不惩，商胥之浮索不革，战舰之武备不竞”。如果不是“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英国侵略者是不会那样放肆的。今战争失败，人们“但归咎于割痈之人，而养痈、溃痈者不问，故今益以养痈为得计”。“割痈之人”，是指领导禁烟与抗战的林则徐及其他人。“养痈溃痈者”是指妥协投降的穆彰阿、琦善等腐朽愚昧官僚。爱国有罪，昏庸当道，清廷朝政是何等腐败。
面对这一现实。魏源要求对国政进行大力“变更”。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发出了祛除“两患”、革新内政的强烈呼声。他说：对于鸦片战争之惨败，“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徘，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因此，要认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他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改革而不是哗众取宠，以切实行动取得切实效果，则不难“寐患祛而天日昌，虚患祛而风雷行”。此段话，他一连用了5个“去”字，4个“祛”字，2个“毋”字，可见，他是多么焦灼地盼望以改革的风雷驱除天日的阴霾。
在与《海国图治》几乎同时问世的《圣武记》等著作中，魏源也大力呼唤变革。他在《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中提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在《默觚·治篇》中，痛斥清朝官吏不习“吏治”，不求“民瘼”，不问“国计边防”，浑浑噩噩，“除富贵之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之外不知人才为何物”。并深刻地指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利国愈甚。”（《默觚·治篇》十一、五）
总之，《海国图志》对外主张“师夷”，主张学习西方，对内主张“变更”，主张革除弊政，并要求把“师夷”与“变更”，把学习西方和革新内政结合起来。可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魏源革新内政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产物，而它的提出又标志着改革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促进了近代改革思想的发展。《海国图志》是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改革开放的方案。魏源是开中国改革开放思想之先河的先进思想家。
《海国图志》在国内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它既没有成为19世纪下半叶一般国人了解世界的普及读物，也未能为顽固保守、不思进取的清政府采纳，致使其现实意义难显于当世。然而，《海国图志》却对近代士人、近代知识精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深深地启迪和鼓舞了后来的早期改良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支配进步思想界达七八十年之久。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海国图志》更多地为人们重视。侍郎王茂荫于《天津条约》订立后向咸丰帝推荐该书，要求从中探明“御夷之法”和“抵制之术”（《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二十八）。接着，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称赞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洋务派使其主张得以部分施行。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为重刻《海国图志》作叙，将他在福建创设船厂等洋务称为“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早期改良派也颇赞赏其主张。王韬在《扶桑游记》一书中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再后，又影响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载，他早年就阅读了《海国图志》等书，稍长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于1879年再读《海国图志》等书，“渐收西方之学，为讲学之基础”。梁启超多次高度评价《海国图志》。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称“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指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是“新思想之萌蘖”。《海国图志》堪称与近代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历程相始终的一代名著。
“墙内开花墙外香”。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短短几年，翻印本和节译本竟有20余种，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日本维新运动先驱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桥本佐内等争读这本书，深受启迪。他们称赞此书是“武备大典”，引魏源为“海外同志”。魏源的著作对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对日本的倒幕运动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海国图志》对西方也有一定影响。早在1850年，德国人郭实腊、英国人威妥玛，即将《海国图志》摘译成德文、英文，向西方介绍。19世纪末在美国亦有译本流行。
中日近代化一败一成的命运，从《海国图志》在自己的故土受到冷落而在东邻日本产生广泛的共鸣这一现象中可以约略窥见因由。日本的盐谷世弘慨叹：“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帝悲也夫！”（转引自王家俭：《魏源年谱》）这种奇特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不仅是爱国思想家魏源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当然，“墙外香”也是魏源和他的祖国的骄傲。
仕途不济晚景凄凉
魏源科场屡屡失意，道光九年（1829年）第三次参加会试不中，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后来又曾两进科场，仍然铩羽而归。30年的科场跋涉，终不得金榜题名，于是将一腔落第举子的羞愤迁怒于八股取土制度，曾一度绝意科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51岁的魏源迫于生计，在“同人皆劝其出山”的情况下，重返科场，与音青年学子共同参加会试。此次总算勉强中了进士——因试卷潦草罚停殿试一年，次年补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出任东台知县。年过半百才典个县令，魏源心中很酸楚，说：“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然而日后的仕途也并不得意。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因母病故，回家居丧。魏源十分重视人才，在他的著作中，对于如何爱才、求才、识才、选才、用才，有许多论述。在任东台知县时，了解到学宫附近有数十座瓦窑，已有百余年历史，慨然叹曰：“国家求人材于士林，而序库实士之根本，烈焰冲霄，终年燔炙，复何望耶？”（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他决意迁走瓦窑，但因母忧去官未能如愿，常以为憾。
魏源自称“溺山水”，热爱祖国山河，一生中只要有空闲，就游览名山大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曾游览了普陀山、庐山、泰山、恒山、华山、衡山、嵩山、黄山、九华山、五台山、天台山、武夷山、雁荡山等大山，及洞庭湖、西湖等名水。刻有一印章：“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他每游胜景辄有所吟咏，现存山水诗600首，占其诗作的绝大部分。曾作《戏自题诗集》，诗道“太白十诗九言月，渊明十诗九言酒，和靖十诗九言梅”，自己则是“应笑十诗九山水”。这种癖好和情趣在魏源是由来已久的，他的老师曾经劝告他不要“耽于山水”；当他志意恢懒时，也乐于隐遁山林了。魏源失意于入世而寻求出世之方，一是“溺仙”、“溺山水”；一是“溺佛”。关于寄情山水的情志，他有诗云：“半生放浪深山里，日逐烟霞穷不已。世人狂我弃利名，我亦怪世遗云水。”（《魏源集·游山后吟》）表达了他热爱山水而淡泊名利的感情。他毕竟追求过功名，然而于科场失意，于仕途多舛，功业难建，壮志未酬，阅尽了世态炎凉，于是就想放情山水，逃避现实了。他的一些山水诗也抒发了这样一种情怀。道光二十七年间1847年），他在《洞庭吟》中就发出了“雄谭空喟贾长沙，忧乐江湖复何用？！”的感叹。此时，他已54岁，垂垂老矣，朝政使他非常失望，自己的主张无法实行，能不让人伤感吗？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魏源游历了祖国东南半壁河山，“半年往返八千里，岂独云山入卷中”，又写了一些吟咏山水之诗作。这次他还南游至香港、澳门，写下了《香港岛观海市歌》、《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等。《香港岛观海市歌》借所谓海市蜃楼的幻景以虚带实，描绘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商业发达、市场繁荣的香港的景象。作者于诗题下自注：“香港岛在广东香山县南绿水洋中，诸屿环峙，藏风宜泊，故英夷雄踞之。营廛舍楼观如澳门，惟树木郁葱不及焉。予渡海往观，次晨甫出港而海中忽涌出数山，回顾香港各岛，则锐者圆，卑者矗，尽失故形，若与新出诸山错峙。未几山渐离水，横于空际，交驰互骛，渐失思棲，良久化为雄城如大都会，而海市成矣。自寅至巳始灭。幻矣哉！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其可以无歌？”诗中写到“中有化人中天之台千由旬，层层级级人蚁循。龙女绡客阑干扪，珊瑚万贝填如云，贸易技巧纷诈谖。商市罢，农市陈，农市散，军市屯，渔樵耕鎑春树帘，画本掩映千百皱”。展现了一片充满生机而又纷纷攘攘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景象。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服丧期满，复职任兴化知县。兴化西靠运河，距高邮湖、洪泽湖也近，地势低下，时有涝灾。当地筑有南关、中新等5坝以防洪，若是在初秋洪水涨高，其时早稻已经收获，启坝泄洪，不会影响收成。但近因堤坝不坚实，河员惟恐堤坝被冲垮致罪，夏天湖水刚涨即启坝泄洪，“虽黄穗连云弗顾也”。魏源到任前一年，就因在早稻即将成熟时泄洪，造成大灾，淮、扬大饥。这年6月，魏源上任时，又逢高邮湖、洪泽湖洪水暴涨，早稻“垂秀将实”，河员欲启坝，民情激愤。他“闻风驰赴，督民卒昼夜筑护，与河员相持”，风雨泥淖中为民请命，使河员不敢泄洪。其时，西风大发，大雨倾盆，湖浪滔天，高邮湖堤危在旦夕。他身先士卒，同当天10余万民工奋斗在修堤补缺一线，几次被“巨涛所漂”，“暑雨所激，目光肿如桃”，通过努力，保住了大坝，“立秋后获毕，坝启，岁竟大丰”。百姓非常感激，将收获的稻谷称为“魏公稻”。后又在堤坝上立石碑，规定“湖涨，但事筑防，不得辄议宣苧，必节逾处暑，秋稼登场，始启坝”（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还组织人力、物资加固了运河的堤坝。这是魏源主政以来以其经世思想造福民众的生动事例。
道光三十年（1850年），魏源任海州分司运判，帮助两江总督陆建赢改革淮南盐政。
咸丰元年（1851年），魏源迁任高邮知州。这年1月，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咸丰三年（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魏源在高邮曾经举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4月即被清廷革职。其原因，据咸丰的朱批是魏源“屡将急递退回，以致南北信息不通”，“玩视军机”。魏源对镇压太平天国之事可能并不积极。有传说称太平天国曾聘魏源、梅曾亮和包世臣3人为“三老”。其子在《府君事略》中则解释为，清朝督办江北防剿事务的杨以增因宿怨以“迟误驿报”的罪名上告朝廷，魏源被革职。称道光二十九年兴化高邮湖启坝泄洪，杨以增实主其议，但此议被魏源阻止，杨以增遂迁怒于魏源，并寻机报复。
这年，魏源还编成了《元史新编》一书。魏源有感于当时大清帝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局，面临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元帝国崩溃前的情形颇有类似之处，遂致力于研究元史，以期通过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为清廷提供借鉴。他在编写《海国图志》前后，就编《西北疆域沿革图》，著《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此后，他广为采用正史材料，并征引《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元典章》和元人文集，撰《元史新编》。该书凡14本纪、42列传、7表、32志，总计95卷，逾100万字。在该书中，魏源谴责元代“内北外南”的民族歧视政策，告诫清统治者加强满汉联合；痛斥奸臣叛将，主张整顿吏治，改革官僚机构；注意元代治河、钞法等方面的经验，希望清统治者“留意经济之学”。他希望将这部著作上呈朝廷，以为清廷提供“殷鉴”，他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说：“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为代之殷鉴也哉！”
咸丰四年（1854年），钦差大臣周天爵曾保奏魏源官复原职。这时魏源已年过60，便以“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仕宦”而辞归。他把全家迁到兴化，从此潜心学佛，整理生平著作。他“专心静业，自称为‘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会译《无量寿经》，并辑《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四经》”（黄丽镛：《魏源年谱》）。并撰《净土四经总叙》、《无量寿经会译叙》、《观无量寿佛经叙》、《阿弥陀经叙》、《普贤行愿品叙》。
咸丰六年（1856年）秋，他去杭州游历，寄寓东园僧舍，在僧舍时“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威，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这年春，他曾寄书予其好友湘潭周诒朴，请周力行刊刻他编辑的《净土四经》。周诒朴在《原刻净土四经叙》中曾记有其事：“余友邵阳魏默深源精通宗教，晚年专心净业，六年春，自秦邮驰书问讯，并手录四经序见贻。书云：‘老年兄弟，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瓣一心，终登九品。且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智慧男女，皆可修持。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子其力行毋怠。”魏源是净业弟子，但兼容其他宗派。
咸丰七年（1857年）3月，病逝于东园僧舍，终年64岁。因魏源挚爱杭州山水，故家人将他葬于西子湖畔的南屏山。曾热心“经世”的伟大思想家魏源，最终选择了“出世”的道路，皈依佛门，辞世于僧舍。
魏源一生著述很多，据估计为六百万字左右。除已提及的《皇朝经世文编》、《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外，较重要的还有：
（1）《老子本义》2卷。这大概是魏源二十七、八岁时所著。撰《老子本义》之宗旨，在于发掘《老子》哲学的精华，如“自然”之道、“无为治天下”、“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等，为提倡经世致用服务。
（2）《大学古本发微》2卷。完成于道光元年（1821年）。魏源认为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把《大学》分为经一章和传十章（补传一章），不对，而《大学》古本的章次是正确的。
（3）《诗古微》20卷。当时，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经，颇遭冷遇，而毛诗为古文经，则独领殊荣。魏源继承今文经“微言大义”之家法，将齐鲁韩三家与毛诗一起研究，欲从《诗经》中探求三代政风之“深微”，于道光九年（1829年）著成《诗古徽》。他说：“《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
（4）《董子春秋发微》7卷。魏源颇憾何体之注《春秋》“但凭胡母生条例，于董生无一言及”；而“近日曲阜孔氏、武进刘氏皆公羊专家，亦止为何氏拾遗补缺，而董生之书未之详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未被重视。故作此书，“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义，而补胡母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
（5）《书古微》12卷。完成于咸丰五年（1855年）。关于该著作宗旨，魏源说：“《书古微》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
（6）《古微堂集》《清夜斋诗稿》，是魏源的诗文集。魏源的文章在他生前就编过《清夜斋文集》，但此书未有刻本，估计其中文章以后均已收入《古微堂集》里。光绪四年（1878年），《古微堂集》由淮南书局刊行，魏源的主要哲学著作《默觚》收入其中。清末长沙人黄象离增补《古微堂集》、将其重编为《魏默深文集》，于宣统元年（1909年）由国学扶轮社印行。1976年，中华书局把魏源的文集和诗集合编在一起，加以校点，出版了《魏源剿》上、下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