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人君明镜）
魏征简介
魏征：魏征，既参加过推翻隋王朝的农民起义，也参与过与李渊、李世民争夺天下的几个不同军事集团。他言无所避、刚直不阿，先后进谏二百余事，使唐太宗每每为之折服，将他视之为开创“贞观之治”的最重要的谋臣、功臣之一。当这位鲠骨之臣去世以后，唐太宗涕泪交流，追思不已，又将他誉之为“可以明得失”的“人镜”，大发“遂亡一镜”的感慨。这位始为唐太宗政敌，后又成为唐太宗近臣重臣的人物，就是我国历史上以敢言著称、被誉为“前代净臣，一人而已”的谏臣魏仁。
魏征传记——
孤贫少年大器晚成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来又迁至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魏长贤为人正直，博学多才，曾担任过隋朝的地方官。这样家庭的子弟，本该有一个安逸、稳定、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但在魏征劝年，却发生了两件给魏征生活以巨大影响的事情。一件是他出生的第二年，杨坚就取用自代，建立了隋朝；一件是父亲魏长贤过早地离开人世，使魏征自幼失去父爱与回护。因此，魏征的少年时期是在隋朝初年度过的，且生活又是清贫和孤苦的。他虽然不善于经营产业，但他从小就胸有大志，希望以后能干一番事业。他读书刻苦，涉猎极广，其读书方法大概亦有独到之处，既能融会贯通，又能把握实质，为他后来的事业准备了初步和基本的文化和思想条件。
魏征虽然幼年丧父，家门非常不幸，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是在开皇（581～600年）、仁寿（601～604年）时期度过的。当时，由于战乱与分裂的结束，国家的再度统一，以及隋文帝采取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使隋王朝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正如《隋书》所说的那样，当时“法令行，君子皆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生活为魏征的读书成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社会环境，使他得以不断地提高自己，丰富自己，逐渐增长了效力社会、施展抱负的能力。一旦时机成熟，魏征就会去搏击时代的风云。
仁寿四年（604年），当魏征25岁的时候，隋王朝的政局开始发生激烈的变化。当年七月，杨广谋害了患病中的父亲隋文帝做了皇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隋炀帝上台之后，封建剥削阶级的劣根性迅速发展。他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大兴摇役，滥用民力；穷兵黩武，三侵高丽；不辨忠佞，滥施刑罚。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不仅造成“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且搞得人人自危，扩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和内争。大业七年（611年），作为进攻高丽基地的山东、河北，又雪上加霜，发生了严重水灾，三十余郡惨遭洪水的袭击，天灾人祸将劳动大众推上绝路，于是，酝酿已久的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爆发。到大业十二年（616年），一个全国规模的起义高潮已经形成，见于记载的起义队伍达一百三十多支，有二百多万人参加了这场斗争。从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到南方的珠江流域，到处都燃烧着反隋的怒火。
动荡、复杂且不明朗的政治形势，既打乱了魏征正常的读书与生活，也使他一时没了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出家当了道士，以静观形势的发展，政局的变化。
公元616年以后，隋末农民起义军逐渐由分散趋向联合，最终形成三支强大的武装势力。一支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一支是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一支是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李密的瓦岗军夺取了隋朝的洛口仓城（在今河南巩县）、威震中原的时候，隋武阳郡（在今河北大名县东）郡丞元宝藏也举兵反隋，并主动与李密建立了联系。元宝藏本来与魏征相识，举事后就约魏征来到他的军中掌管文书，专司文告书信的草拟工作。此时的魏征已是38岁的壮年，由他执笔起草给李密的函件，引起李密的注意和赏识。当他得知文书均出自魏征之手以后，就立即将魏征召至军前，仍让他掌管军中文案。魏征加入这支很有希望的农民起义军后，自以为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曾就瓦岗军的发展等问题向李密陈述过十条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既没引起李密的重视，也没有被李密采纳。
瓦岗军在李密等的领导下，在夺取洛口仓、回洛仓之后，又攻占了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他们开仓济贫，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力量进一步增强。公元618年，瓦岗军在洛水击溃隋将王世充的7万官兵，进据金墉（今河南洛阳市东）。不久，又在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打败由江都北上的隋将宇文化及的10万人马，并逐渐完成了对隋朝东都的包围。这时，瓦岗军发布檄文，揭露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檄文指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瓦岗军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在战争中的消耗和损失也很大。控制洛阳的王世充，也企图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向瓦岗军发动新的攻势。
在恶战前夕，李密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与部署。由于魏征当时的地位较低，尚不能出席会议。但他认为此战关系重大，事关瓦岗军的前途和命运。于是，就主动向瓦岗军的长史郑颋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说：“魏公（指李密）虽然在几次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我部的骁将锐卒也伤亡惨重；现在，我们的粮饷也紧张异常，有功的将士得不到应有的赏赐，因此土气也不甚高涨。仅此两点就很难再与王世充决战。在此情况下，不如挖深沟筑高垒，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这样不出十天半月，敌人将粮草不继，自动撤军。到时我们再乘机进兵，一定可以取得胜利！”郑颋是投靠瓦岗军的隋朝降官，他根本看不起平民起家的魏征，仅用“此老生之常谈耳”一句话打发了魏征，拒绝接受这十分中肯又十分有见地的建议。对这种腐儒之见魏征也反唇相讥道：“此乃出奇制胜的奇谋良策，不是什么老生常谈！”说罢就拂袖而去。
由于李密没有采纳类似魏征建议的一些正确战略，还由于其部下轻敌麻痹，只求速战。结果在王世充的火攻和奇袭下，瓦岗军全军溃败，葬送了这支很有希望的农民起义军队伍。
瓦岗军瓦解后，李密带领义军残部投奔了已在长安建立起唐王朝的李渊，魏征也随军来到唐都长安。李密降唐时，虽然尚有余众两万多人，他自己也被唐廷封为邢国公，但昔日呼风唤雨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一种被冷落的失意感油然而生。后来他利用去洛阳招抚旧部的时机，又打起反唐的旗号，结果兵败被杀。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李密旧部的魏征，自然很难得到李唐王朝的重用。
李密死后，其旧部余众仍在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一带进行活动，特别是驻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徐世勣，还具有相当的实力，是李唐王朝实现武装统一的劲敌。为了取得李渊集团的信任，魏征主动请命，表示愿意凭借老关系，说服散居山东的李密余部来归。李渊接受建议后，授予魏征秘书丞一职，责令他去完成“安辑山东”的任务。
魏征到达黎阳以后，立即修书一封送达徐世勣处。书信在陈明形势。晓以利害的同时，劝徐世勣及早来归。信中说：“昔日李密树起反隋大旗，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立即拉起几十万人的队伍，势力声威所达已至大半个天下。但后来却一败涂地，他也自认为天命已有所归，神器不可以力争，所以也归附了唐朝。经过群雄纷争，天下之归属已成定局。现在你所占据的黎阳，是各家必、争之重地，如果不认清形势，速速做出决断的话，将失去时机，你的前途凶吉也就很难说了。”徐世勣阅罢魏征的信，经过一番得失的比较，认为魏征之议有理，于是决定率部归降李渊。他一方面派人去长安，表示归顺之诚心；一方面开仓运粮，支持接济被窦建德打败的唐将淮安王李神通。徐世勣率部归唐，对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以及后来的对外战争均起到重要作用。魏征未动一兵一卒，仅凭一纸书札就收复山东大片土地，其政治和外交才能初步得以展现。不久，魏征又辗转去了魏州，又以同样的方式，劝说元宝藏也归降了唐朝。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窦建德挥军南下，夺取了黎阳，正在此地的魏征又成了窦建德的俘虏，他再次加入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因魏征曾效力过瓦岗军，并颇有才识和名气，于是已称长乐王的窦建德就委之以起居合人之职。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率军击败窦建德以后，魏征再度西入长安。据考证，在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统一战争中，魏征曾先后两次参加过三大农民义军主力中的瓦岗军和窦建德军，前后在农民军中活动的时间有两年之多。贫苦农民悲惨的命运、迫切的愿望、朴素的思想、组织起来所形成的巨大力量等，既给了魏征以很大影响，也给了他以难忘的刺激。起义军的生活经历虽然不长，但对魏征政治思想及风格特点的形成却有着深刻的影响，发挥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魏征以窦建德部下的身份再次来到长安后，很难得到朝廷的重视。但是，当时朝廷内部的角逐与争夺又使魏征有了出头的希望。太子李建成为了壮大本集团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正在刻意地招揽人才。当他获悉魏征具有超人的胆识和才于后，就委任魏征为“洗马”（太子东宫属官，主管经籍图书），并待之以礼。
李建成虽然得以以长子的身份被李渊立为太子，但其地位并不稳固，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其同胞弟弟李世民。李世民在策动太原起兵、进军关中和统一战争中，常有奇谋，屡建功业，威望极高，建唐后被封为秦王。以他为首的秦王集团，人才济济，形成了与太子集团相抗衡的政治格局。魏征对这种形势十分清楚，常为太子李建成的前途担忧。
武德五年（622年）六月，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阔在重新树起反唐大旗后，又占据了河北，基本上收复了窦建德时期的旧地。
河北形势的恶化，使魏征敏锐地感觉到这将是太子李建成建功立业、提高威望的有利时机。于是，他向太子进言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太子您虽然以年长位居东宫，并得以协助皇上处理政务，但却没有像秦王那样令人折服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起的均是散兵败将，人数不足一万，粮草供应困难，他虽然占据了一些地盘，也是不堪一击的。这是一次取得战功，结纳山东豪杰，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绝好时机。太子理应争取率军出征，万不可再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认为魏征之言有理，在得到唐高祖的同意后，于当年十一月来自率军出征刘黑闼，魏征也被允许随军效力。在与刘黑阔的作战中，魏征主张除刘黑闼以外，其他人员概不追究。这种攻心战术和策略收到相当效果，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稳定了唐王朝在河北地区的统治。这一仗的胜利，不仅使太子声望得以提高，而且也使他结交了山东豪杰，壮大了太子集团的势力。
到武德七年（624年），唐王朝终于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解决了各地农民起义军和割据的地主武装，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但是，中国的再度统一，非但没使唐廷内部的斗争得以缓和，反而以更加激烈和残酷的形式迅速展开。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他以武装袭击的手段，先发制人，一举杀死太子李建成和与太子结为联盟的弟弟齐王李元左，迫使唐高祖改立李世民为太子。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又使魏征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作为太子李建成的旧部，他的命运和前途更是充满风险，难以逆料。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他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在场的人都为魏征担心，替他捏了一把汗。而魏征却从容镇定，大有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他坦然地告诉李世民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劝告，也不至于遭到今日的杀身之祸。人各为其主，我忠于先太子李建成有什么过错？管仲不也曾射中过小白的带钩吗？”魏征的胆识令李世民暗中称奇。其实，他早就知道魏征具有超人的才华。所以，李世民谅解了魏征，并任命他为詹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经过大半生的坎坷经历，魏征到47岁才与李世民结下君臣关系。
四十七年来，魏征经历了隋王朝由创建、发展、强盛到衰落乃至灭亡的全过程。这期间，他既目睹了国家统一昌盛给百姓带来的安定生活，也目睹了隋炀帝的暴政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和混乱，更目睹了隋末唐初频繁而残酷的封建并兼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既参加过以推翻隋朝残暴统治为目的的农民起义，也参加过为消灭割据势力而进行的封建兼并战争，还参加过唐朝中央政府内部的激烈政治争夺。激荡的时代，丰富的阅历，复杂的斗争，一桩桩，一件件，均对魏征产生过强烈刺激和深刻影响。使他能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汲取教训，最终成长为一位头脑清醒、思路敏捷、风格鲜明、大器晚成的封建政治家。
苟利君国不避嫌疑
武德九年八月，唐高祖传位给唐李世民，是为太宗，第二年，改元“贞观”。太宗即位后，即拜魏征为谏议大夫，赐爵钜鹿县男。唐太宗虽然成功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并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势力还散居四方。他们有的还拥有相当力量，作为唐太宗昔日的政敌，担心受到迫害和株连，心不自安，成为贞观初年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魏征对这一社会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方针知之甚深。他虽然自己也是出自太子集团，但为了国家的安定大计，他仍然向唐太宗建议对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部“要不计前嫌，示以公心，否则祸患和叛乱事件就很难根除”。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明令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表示不再追究，并委派魏征为特使，希望他能以昔日老关系的特殊条件，去河北进行安抚工作。
魏征临行前，唐太宗又授予他遇事得以酌情处理的权利。当魏征一行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时，遇上两辆押赴长安的囚车，囚车中被押解的是先太子李建成的护卫将军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此二人是作为东宫和齐王府旧部要犯的罪名被逮捕的。魏征对地方官吏的这一做法不以为然。他对副使李桐客说：“我们受命之日，皇帝已发布命令，对前东宫及齐王府的旧部均予以赦免。而现在又要将李志安、李思行解赴京师治罪，这不符合皇帝诏命的本意。如果真这样做，就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和不安。我们河北的安抚之行，也将徒劳无功。此乃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对国家有利的事，本当知无不为，宁可个人担些风险，也不能误了朝廷的大事。在古代，大夫奉命出使时，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可以自主处理。况且我们出发之前，皇帝已特许我们便宜行事。皇帝既然待我们以国土之礼，我们也就应该以国士的忠诚和行动报答皇帝。”李桐客赞同魏征的见解。于是，他们当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为此专门启奏唐太宗。唐太宗对魏征这种处嫌疑之地，却能以国事为重的得体处理原则表示赞许，更加器重这位既有胆识又有能力的臣僚。
刚刚登基的唐太宗，励精政道，求治心切。经常将魏征召至卧榻之前，访以朝政之得失，议论军国要务。年近不惑之年的魏征，在经历过挫折与坎坷后，也自以为得遇知己之圣主，庆幸不已。他尽忠尽责，知无不言，其“经国之才”得以充分发挥，他的许多意见和建议都被唐太宗“欣然纳受”。大概由于魏征性格“抗直，无所屈挠”，再加卜日益受到太宗皇帝的信任，所以就有人在朝臣中散布流言蜚语，中伤魏征。说他利用权力重用包庇自己的亲戚，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在封建时代，结党联盟、重用亲戚是朝廷之大忌。唐太宗听到风声后，立即委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处理。结果查无实据，罪名不能成立。但温彦博在给大宗汇报时仍然大讲什么“魏征作为朝廷重臣，不能检点自己的言行，远避嫌疑，遂遭此诽谤。此次调查虽然没发现他有什么私情，但也应该受到责备。”唐太宗当时认为温彦博所议有些道理，就派温彦博向魏征发出警告，让魏征以后处事多多检点自己。魏征对此当然不肯接受，他利用第二天上朝的机会重提此事。他对唐太宗说：“君臣本该上下同心协契，联为一体。只有彼此待以诚心，才能治理好国家。如果上下不考虑国事，不行公道，只一味地修饰自己，检点行为，将精力都用在远避嫌疑上，我看国家的兴衰治乱也就很难预料了。”魏征识大体的议论使唐太宗立即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他对魏征说：“对这件事的处理和做法，我已感到有些后悔。”魏征井未因此结束自己的话题，他想借此将讨论引向更深的层次。他对太宗说：“我有幸侍奉陛下，希望陛下让我成为一个良臣，而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不解地问道：“难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么不同吗？”魏征则解释说：“像历史上的稷（相传为尧时主管农事的官）、契（相传为舜时掌教化的司徒）、皋陶（相传为尧时掌刑法的官）等，可称之为良臣；像龙逢（夏桀的大臣，因进谏言被杀）、比干（商纣王的大臣，亦因进谏纣王被剖心而死）等，可称之为忠臣。良臣不仅自身享有美名，君主也获得好的名誉，子孙相传，国运无穷；忠臣获罪被杀，君主得到一个昏暴的恶名，结果是国破家亡，忠臣也只不过获得个空名而已。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魏征将“良臣”、“忠臣”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在一起的认识，使唐太宗耳目一新，为之折服，当即“赐绢五百匹”，以示褒奖。
贞观初年，魏征通过一些政治活动所表现出的忠贞、坦直和卓越才识，使唐太宗大加赞赏，地位也日渐提高。唐太宗即位之始，他被擢为谏议大夫，不久又被拜为尚书右丞。贞观二年，迁秘书监，参与朝政，进入朝廷的权力中枢宰相班子，后来也曾一度担任过侍中，被封为郑国公。
新王朝的重建和巩固，皇帝的圣明与信任，为魏征施展才能，实现远大抱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他曾赋诗抒发过这种志向。诗曰：“中原初逐鹿，投军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大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纤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呜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干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全唐诗》卷三十一，魏征《述怀》）诗中表示：虽然自己的前半生经历坎坷艰难，但“慷慨志犹存”；虽然仕途中还可能充满风险，但为报答朝廷待之以“国士恩”，也就“不惮艰险”了。从此以后，魏征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六七年间，为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履行了在诗文中所许下的誓言。
协助大宗确定国是
李唐王朝虽然得以建立并最终统一全国，李世民虽然剪除政敌并最终庸登大宝。但唐朝初年影响社会安定、危及新王朝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还普遍的存在着。从政治上看，被消灭和兼并的割据势力的残余还存在，稍有风吹草动，他们还有重新发动叛乱的可能。隋末农民起义的影响和传统还在发挥作用，为生活所迫起而进行局部的反抗斗争的还大有人在。地处北部和东北部边疆地区的东突厥贵族的势力还十分强大，不时的在边境地区发动以掠夺为主要目的的战争。公元626年8月，颌利可汗亲统二十余万众长驱南下，其兵锋直指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使唐廷上下为之震动。突厥势力的猖撅，不仅使沿边地区屡屡被扰，也直接危及到唐朝封建政权的安全。从经济上看，隋朝末年的残暴政治和长达十三四年的战争，使唐初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当时，人口流散，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心浮动。“秦陇以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旧唐书》卷一九八），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贞观政要》卷二）。就是昔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淮地区，也是“涂路悬绝，土旷民稀”（《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虎口余生的贫苦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旧唐书》卷一八五）。战乱、饥荒迫使农民大量逃亡。据统计，唐朝初年政府所控制的民户仅三○○万户，比大业五年（609）减少大半。经济这种破败的局面，不仅直接影响到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其“每岁租米，不实仓廪，隋即出给，才供当年”（《通典》卷十二）。同时也经常迫使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铤而走险。经济问题成为制约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
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隋朝及唐初，由于受到南北对峙的影响和进入中原少数民族的影响，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隋朝就严重存在的“王道衰而变风作”、“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妙为师，文吏以深苛为法”和臣弑君、子杀父、骨肉相残的道德颓丧问题，在唐初仍然没有多少改观。贞观时期，山东士族大姓在联姻嫁女时“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贞观政要》卷七）。这种“既紊人伦，实亏名教”的弊风积习，使唐初许多有识之士发出“理须改革”的呼声。
政治上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经济上的凋敝衰败，思想道德上的混乱沦丧，是摆在唐太宗君臣面前最实际、最严肃、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采取何种指导思想和治国方针？是继续走隋朝的老路还是以亡隋为鉴，改弦更张，走一条符合唐初实际的兴革之路？为此，贞观君臣进行了反复认真地讨论甚至争论。在这个确立国是的过程中，唐太宗及其亲重大臣均发挥过积极作用，其中尤以魏征更为突出。
贞观之初，尽管唐太宗具有雄才大略，又求治心切，但面对以上复杂社会问题，一时也犹豫不决，拿不出像样的章程，有时甚至缺乏必要的信心。在一次“自古理政得失”的讨论中，唐太宗感叹地说：“当今处在大乱之后，只怕天下很难迅速得以治理。”对此，魏征却充满信心，他说：“不！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进食一样，来得更容易。”但唐太宗仍有疑虑，他认为：“善人治理国家也要经过百把年的功夫。”魏征则说：“治理国家，百年致化，那不是指圣人说的。圣人治国如同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到实效。三年才见效果那就太迟了。”魏征的意见遭到当时宰相封德彝的反对。封说：“夏、商、周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奸诈刻薄。秦朝专用苛法，汉朝又杂以霸道，均想把大下治理好，可都未获得成功。”他认为魏征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其议是败乱国家之道，并力劝唐太宗不要轻信魏征的空议沦。魏征对此毫不退让，他针锋相对地质问封德彝：“如果说三代以后人心一天比一大变得奸诈刻薄，那到今天人岂不都变成了鬼！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魏征认为；“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的实质在于到底采取何种政策方针和办法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百姓能否治理和教化。”魏征不仅驳斥了封德彝的谬误，也坚定了唐太宗经邦致治的信心。
魏征认为，隋王朝的兴衰治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认真总结并汲取隋亡的教训，是唐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认识前提。在他看来，在如何处理“静”与“动”的关系方面，隋王朝有着非常深刻而惨痛的教训。他说隋王朝本来是一个“统一寰字，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强大朝廷。但隋炀帝却“恃其富强，不虞后患”，其“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搞得“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最终落了个国破家亡和“子孙珍绝”的可悲下场。魏征认为这就叫做“动之则乱”。鉴于这种认识，魏征在不同场所曾多次谈到“胜残去杀”、“求安积德”的为政之道，并帮助唐太宗确立起以“仁政”、“德化”为主要内容的治国方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唐初的政策与隋末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堰武修文，轻徭薄赋，宽省刑罚，戒奢从俭，致民农桑”等成为唐初的主导政策。“以亡隋为鉴，求治国之本”的争论以及魏征在这方面所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为贞观时期的全面社会改革做！”可少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一代诤臣万世楷模
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皇权具有无上的权威，皇帝是凌驾于臣民之上的、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君主。向皇帝进言，与皇帝争论，是充满风险的。但唐太宗是一位开明皇帝，他能认真总结亡隋之教训，认识到皇帝专断自贤，大臣承欢顺旨是致乱甚至亡国的重要原因。所以贞观年间，为避免重蹈亡隋之覆辙，他提倡大臣直言进谏，开创了一代广开言路、纳谏用谏的较好政治风气。这就为贞观诸臣进言进谏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客观环境。朝廷上也涌现出一大批以驳正违失、谏君纠谬为己任的谏臣，魏征、王珪、杜如晦、房玄龄、马周、刘洎等均属此列，而其中尤以魏征为突出代表。
魏征本来并不是唐太宗的亲信，由于他来自太子集团，所以贞观之初唐太宗对他还存有戒心。但魏征不仅才识俱佳，而且正直无私，坦荡无隐，遇事总能以国为重，不避嫌疑，这样才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纵观魏征的全部政治活动和建树，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就是他不计个人安危，敢于直抒胸臆，不断匡正唐太宗过失的果敢行动。
在从贞观初年到魏征去世的十六七年间，魏征曾就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以及皇帝的言行、生活等方面，进行过多次不同形式的进言。王珪在论及魏征进谏的动机和目的时，曾盛赞他“每以谏净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贞观政要·任贤》）。大概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魏征的这种活动，无论其形式言辞多么激烈，唐太宗总能逐渐体察到他的良苦用心，每每给以理解、支持和鼓励。唐太宗是一个虚怀若谷的开明皇帝。贞观二年（628年），他曾就“何谓为明君暗君”的问题向魏征讨教。魏征对此进行了概括与发挥。他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贞观政要·君道》）；；他还历数历史上广开言路的“明君”和偏听偏信的“暗君”的典型事例，进一步阐明这个道理。得出“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的结论，使唐太宗大加赞赏。据历史记载，魏征前后向太宗提出的二百多项建议，大多切中时弊，既有益于国，也有利于民。
魏征的进言涉及面极广，内容深刻。
魏征深知修身养性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不时地就此向太宗进言。贞观十年（636年），魏征上疏指出：立国的根基在于“德礼”；国君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诚信”。他认为“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卜则败德，为下则危身”。强调“德礼诚信”是“不可斯须而废”的“国之大纲”。唐太宗对魏征的这种见解深信不疑。他曾对长孙无忌谈到这种情况。他说他刚即位时，不少人上书建议他“威权独任”、“耀兵振武”，惟有魏征劝他“偃革兴文，布德施惠”。魏征在思想上这样规劝太宗，在行动上也不例外。贞观三年（629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本来唐朝规定18岁以上的男子才是征兵的对象。但唐太宗为扩大兵源，不仅将18岁以上的男子全部点为府兵，还要将16岁以上身强力壮的男子也征为府兵。当时，皇帝的命令需要大臣会签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强征16岁的男子入伍有违朝廷成制。所以，尽管太宗几次下令，他都拒不签字。唐太宗对此十分不满，他责问魏征为什么不签字。面对动怒的皇帝，魏征毫不退让，他回答说：“竭泽而渔，并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捕不到鱼了；焚林而兽，并不是捉不到猎物，而是明年就无兽可猎了。”他认为国家养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况且明明规定18岁才入军，而现在硬要把16岁的男子也点为府兵。这样做的结果是破坏了朝廷的章法，失信于大下百姓。唐太宗开始不服，反问魏征“我有什么事失信于天下？”魏征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几件出尔反尔的事，使唐太宗无言以对。最后他对魏征说：“我原以为你大固执，不通情理。听了你一番话之后，感到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就会不知所从，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唐太宗最终取消了原来的命令。魏征的执言不仅维护了朝廷的制度，皇帝的诚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部分劳动者的兵役负担。对稳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均起到一定作用。
贞观五年（631年）正月，朝廷击败了东突厥贵族，农业也获得较好收成。在此情况下有人建议唐太宗举行封禅典礼，大宗当时没有同意。第二年，义有个少朝臣重提此事，唐太宗考虑到登临泰山祭把天地是古代帝王“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的盛事，就有意顺其所请。但此事又遭到魏征的反对。这次唐太宗有些动怒，他责问魏征说：“你不同意我举行封禅大典，是因为我功业不高？道德不修？天下未宁？远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吗？”面对太宗的严厉质问，魏征从容答道：“陛下的功业虽高，但百姓还未得到更多的实惠；陛下道德虽修，但皇恩还未及施遍天下所有百姓；农业虽然获得好的收成，但国家府库仍未充实；天下虽然太平，远夷虽然慕义，但因国家财力不足，尚不足以承担封禅活动所需的巨大财力人力负担。这正是我不同意举行封禅大典的原因。”在讲出这一番道理以后，为了进一步挽回君心，魏征打了一个非常通俗而贴切的比喻。他告诉太宗：现在有一位患病十年的人，经过治疗病情有所好转。虽然如此，但此人因久病的折磨现在仍然是皮骨仅存，身体极端虚弱。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背负一石米，一天赶100里路，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国家眼下所面临的局面，与这位久病初起的人的情况很相似。暴隋之乱，远不止10年。陛下作为一位治世安邦的良医，虽然使百姓得离战乱，解除厂疾苦，但我们国力尚不充实。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祭天地，告成功，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假如陛下真的要东封泰山，那么举国卜下，包括荒蛮地区的百姓都要为之操劳奔忙。而现在的事实是：自伊水、洛水以东，直到东海之滨，沿途均是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非常艰难。在这种满目荒凉的情况下，岂能让边远未服的夷狄之人来伴驾扈从，让他们得以窥视中原的虚弱呢？就是倾其所有赏赐他们，也很难满足他们的欲望。假如再遇上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就会遭到天下的非议。到那时恐怕悔之晚矣2魏征一席有理、有据的动情分析，终于使唐太宗改变了东封泰山的主意，使他成为盛世皇帝中唯一未举行封禅大典的人。
贞观时期，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僚制度的建设和用人政策的改革。他反复中明“为政之要”、“致安之本”“唯在得人”的道理。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进贤退不肖”、“量才授职”，“各取所长”、“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等为主要特点的用人路线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魏仁也遇事执言，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见识，做出过重要贡献。贞观六年，在沦及用人标准时，魏征给大宗分析说：“当今用人必须考察其德行，道德好的人，即使其能力不太强，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很大危害。如果误用厂能力干练的恶人，那就会造成很大祸害。处在乱世的用人之道是只求其才，不顾其行。但是，到了太平之世治理国家的时候，必须选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行。”
魏征在后来的上疏中还明确提出“因其才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的用人原则，并据此向唐太宗推荐了凌敬。后来有人告发凌敬私自放债取利，唐太宗为此责怪魏征保举枉滥。魏征对此不服，他对太宗说：“臣等每蒙顾问，经常谈到凌敬的长短优劣。有学识，敢谏诤，是他的长处；爱生活，好经营获利，是其所短。现在有人告发凌敬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并在此过程中收取钱物。陛下现在未能发挥他的长处，反而死死盯住他的短处。这种作法与我讲的用长避短是不同的。陛下怪罪我推举枉滥，我心里还真有些不服气。”太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因此也就不再深究了。
魏仁以身许国，正直无私，对那些奸邪之辈嫉恶如仇。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以其奸诈告密深得唐太宗的信任，不少朝臣对他都惧怕几分。魏征为此进谏唐太宗，指出权万纪乃不识大体的小人，揭露他“以讦为直，以谗为忠”，依靠皇帝的宠信“逞其奸谋”。说他攻击大臣的上书，都是不实诬陷之词。魏征最后反问唐太宗说：“陛下纵然不能重用良善以鼓励正气和风俗，也不该亲呢这种奸诈小人而自损声誉！””说得太宗皇帝哑口无言。不久，权万纪奸状暴露，证明魏征具有知人之明。
贞观年间，还经常发生宦官“充外使”的事件。这批皇帝身边和宫中的奴才，一旦到了地方，往往打着朝廷的旗号为非作歹，败坏国家政治。有的甚至对朝廷政务妄加论奏。魏征深知宦官于政的恶劣影响，为此他对太宗说：“阉竖虽然地位卑微，但他们时时在皇帝的左右，其所言各事往往容易被轻信。他们这种不见声色、日久天长的潜言，为害更大。像陛下这样英明的圣主，倒不必担心宦官干政之祸。但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子孙的基业江山，必须根除宦官充任外使、妄议朝政的做法。”魏征觉得光在朝堂上发发议论已不足以解决问题。事后他又专门上疏太宗，反复申明国君要“近君子而远小人”的道理。
魏征在揭露、抨击一些恶势力的同时，也保护过一些正直敢言的官员。有一次，陕县县丞皇甫德参L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也。”唐太宗看过之后勃然动怒。他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耶？”并欲以讪谤之罪名惩办皇甫德参。在言者将被拿问治罪的时刻，魏征又站了出来。他对太宗说道：“自占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贞观政要·纳谏》）正是由于魏征的回护和劝说，唐太宗才改变了态度。皇甫德参非但未被治罪，反而因其直言得失而受赏。
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东巡，驻跸显仁宫。管理显仁宫的官员“或以供奉之物不精”，或“以不为献食”而遭到唐太宗的严厉责罚。唐太宗这种“志在奢靡”的思想，有违此次东巡安抚地方、‘加思故老”的本意。这又使以国事为重的魏征不能漠视了。他当即上言太宗，指出为此而责罚显仁富的官员，既不符合东巡的本来目的，又有负百姓的愿望。他说：“隋炀帝游幸江都时，就命令沿途地方官多献食物，否则就给以威罚。由于隋炀帝有此贪欲，所以众多地方官员就投其所好，结果骚扰了百姓，引起不满。隋王朝因此而逐渐灭亡。隋炀帝所作所为并非史书所载，而是陛下亲眼所见。正因为隋炀帝元道，所以上天才授命陛下取而代之。魏征要求唐太宗牢牢记住隋朝灭亡的教训，要‘战战兢兢，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千万不能为献食多少而责罚地方官员。”魏征一席话，无疑再次为太宗皇帝敲响警钟。他闻言大惊，深表追悔，诚心地说道：“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以后，庶几无如此事。”魏征此番道理不仅救了显仁宫官员的危难，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太宗皇帝的“奢靡”之心。
有一次，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后来太宗随行宫人因事返回京师路经某县时，被某县官吏安排在“官舍”休息。恰在此时，朝廷重臣右仆射李靖、侍中王桂等也因公来到某县。一个小小的某县县衙突然间来了两伙京师要人。一方是侍奉皇帝的宫人，一方是既有功勋又握有相当权力的大员。大概由于某县官会容量不足，当地官员只得将先到的宫人移出官舍，以安排刚刚到来的李靖、王桂等人。唐太宗知道此事以后十分动气。他认为李靖等人擅专威福，轻侮了他身边的宫人，并下令追究某县官吏和李靖等人。魏征认为唐太宗此举不妥，立即进言说：“李靖等是陛下倚重的大臣，而宫人不过是供皇后役使的仆隶，二者的职责有别，轻重不同。李靖等出巡地方，按朝廷成制，归来后要向陛下汇报民间情况，百姓疾苦。正因为如此，所以李靖等人到地方后，要不时地接见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也要经常谒见，汇报有关情况。而宫人路经某县时，地方只要安排好食宿就可以了，没有参谒汇报的必要。由此说来将宫人移出官舍而安排李靖等朝臣一事，是不应该受到责罚的。如果陛下真的为此而怪罪某县官吏的话，恐怕只会有损陛下的声誉，而让大下人感到震惊。”唐太宗仔细一想，马上：说：“你讲的有道理。”于是不再追究某县官吏和李靖等人。
魏征不仅时刻关注着国家大政方针、朝廷用人执法等方面的是非，而且还十分留意太宗皇帝的“家事”和他个人的是非好恶，并为此经常尽职尽言，使唐太宗和长孙皇后都赞叹不已。
贞观二年（628年），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十六七岁，她天生丽质，容色绝妹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获悉后，就请太宗将郑氏之女招进后宫。于是，太宗就聘郑氏为“充华”，并颁发了诏书。魏征听说郑氏已许嫁陆氏，所以他急忙进谏太宗。他在讲了一番陛下为天下之父母，本该抚爱顾念百姓的道理以后，告诉唐太宗郑氏之女已经许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纳之后宫，就会“既亏损圣德”，又违于“为民父母之道”。太宗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立即下诏，一方面“深自克责”，一方面令郑氏之女“还旧夫”。事情到此本该圆满了结。但朝中一些地位声望极高的大臣，如房玄龄、温彦博、王珪等人，又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劝唐太宗不要放弃原来的打算。陆家听说这个消息后也上书朝廷，否认与郑氏之女有过婚约。大臣尤其是陆氏的上言又使唐太宗犹豫起来。他问魏征说：“群臣极力劝我纳郑氏之女入宫，或许是承欢顺旨，投我所好。而陆家又为何上书说明原本就没有婚约？”魏征在正面回答唐太宗之前，讲了一件君臣二人都知道的事情。原来唐高祖李渊刚刚平定长安时，新纳厂一位妇人，宠幸无比。后来他听说妇人之夫辛处俭为太子舍人，仍在京师，非常不高兴。于是下令将辛处俭逐出东宫，赶到万年县。从此以后，丢了夫人的辛处俭，虽然被逐到地方，仍战战兢兢，经常担心哪一天会发生杀身之祸。讲完之后魏征对太宗说：“陆家以为陛下虽然现在宽容了他们，但仍然担心以后受到罪罚。正因为如此，才反复自陈，否认原有婚约，道理就在这里，不足为怪。”唐太宗听后会意地笑着说：“人家这样想，有后顾之忧，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得再诚恳，人们也未必相信。”于是，他下诏表示此事开始时“不详审”，是自己的不是。并再次申明郑氏之女要还于旧夫，停止“充华”之聘。魏征知情敢谏，太宗闻过能改。这件事在朝野上下产生很大影响，时论“莫不称叹”。
贞观六年（632年），长乐公主将要出嫁。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所生，唐太宗分外宠爱。所以他诏命有司为长乐公主准备的嫁妆要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永嘉长公主是唐高祖之女，乃长乐公主之姑母。按唐朝的礼仪制度，长公主与公主皆视一品，其品级相同，不应有所区别。论辈分，永嘉长公主还应尊于长乐公主。但由于唐太宗出于父女私情，却违制让长乐公主的嫁礼过于长公主。对此，魏征极力反对，并讲出令唐太宗极力“称善”的道理。退朝后太宗将魏征的意见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感叹地说：“妾平时就闻知陛下敬重魏征，但不知其故。今闻其谏，才知他能以礼仪之制而约束人主之私情，这真是社稷之臣啊！妾与陛下为结发夫妻，承蒙陛下礼敬，彼此情义深重。即使这种夫妻关系，安每有所言都要察言观色，不敢轻犯陛下的威严；况巨魏征以人臣之远，乃能抗言如是。”她还在太宗面前讲了一通“忠言逆耳而利于行”的道理，希望太宗听从魏征之言。为褒奖魏征这种约君以礼的药石之言，朝廷还派遣中使赶到魏征之家，赐钱40万，绢400匹。
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虽然唐太宗在多数情况下能耐着性子让魏征把话说完，并勉强听从他的意见。但唐太宗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封建皇帝，因此，当魏征固执的面折廷争触犯了他的尊严时，他甚至满脸怒气，内心充满了杀机。有一次太宗罢朝回到后宫，仍然怒气未消。他恶狠狠地骂道：“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他杀谁时，他毫不掩饰地说：“魏征经常在朝堂上污辱我！”长孙皇后不愧为一位贤内助，他闻听此言后立即换了一身朝服拜贺太宗。唐太宗对皇后身着朝服感到奇怪，他不解地问皇后何以如此。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现在魏征正直无私，正是由于陛下圣明才使他这样。对此，妾怎能不向陛下道贺呢厂”唐太宗马上转怒为喜，他更加理解老臣魏征的良苦用心。从此之后，君臣关系也更加密切。
综观魏征的谏净活动，不仅内容广泛深刻，其形式也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以往人们一谈到魏征的进言，往往就联想到他刚正不阿、面折廷争和犯颜直谏的风貌。其实，这只是魏征进言特点的一个方面。在许多时候，魏征的谏净活动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格，更足以表现他的胆识和智慧。据记载，唐太宗曾得到一只打猎捕鸟用的上乘鹞鹰，他非常喜欢不时地把玩与欣赏。有一次，太宗又亲自将鹞鹰擎在手臂上，玩兴正浓。恰在此时，唐太宗看见魏征远远走来。为免得魏征再借题发挥，大发议论，他急忙将鹞鹰藏到怀里。魏征对唐太宗的这一行动看得一清二楚，对唐太宗的心态也知之甚明。唐太宗的这种举动表明：他明白玩物丧志的古训，也清楚饲养玩弄鹞鹰一事不该是圣明君主所为。所以魏征来到太宗面前后，一反过去的态度，没有声色俱厉地谈鹞鹰之事。他只是接连不断汇报政务，过了好久才起身告辞。等他走后，那只鹞鹰已被闷死在唐太宗的怀里。这种形式的进言活动，更耐人寻味。它虽然形式与往不同，但它同样起到规劝唐太宗的作用。
魏征有时还采取装聋作哑等方式，劝喻太宗，启发君心。文德皇后长孙氏，是唐太宗的结发妻子，贤内助。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年仅36岁的长孙氏病逝。皇后的辞世使唐太宗悲痛不已，他回忆起多年来的夫妻之情，尤其是长孙皇后屡进善言的情景，动情地对身边大臣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后来，文德皇后被安葬在昭陵。为了能远远看到皇后的陵墓，以寄托哀思之情，唐太宗诏命于宫苑内筑起高高的“层观”。一次，他率魏征登上楼观，远眺昭陵。在魏征看来，唐太宗思念皇后之举虽然事在情理，但他忘却了父亲唐高祖的安葬之地献陵一事却有违孝道。当唐太宗指引他远吊皇后的昭陵时，魏征又不便直接批评太宗不念父亲的养育之恩，于是，他又装起了糊涂。他眯起双眼，看了一阵子以后说：“臣年老眼花，已看不见了。”唐太宗闻言又拉着他指着昭陵的方向。魏征又假装不解地反问太宗：“这不是昭陵吗？”太宗答道：“对，正是昭陵。”魏征这才说：“我以为陛下在望献陵，不忘高祖的养育之恩。原来陛下是在望昭陵，昭陵我本来就能看见。”魏征以这种巧妙而寓意深刻的劝喻之法，又唤起唐太宗的良知，使他重新念起父亲唐高祖李渊的创业之功和养育恩情，不觉潸然泪下。为表示不忘根本，忠于孝道，唐太宗诏命有司毁掉用以观望昭陵的“层观”。
贞观十年（636年）以后，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治国事业的成功，唐太宗骄恣矜代的思想和行为也逐渐暴露出来。年过半百的老臣魏征连上四疏，向唐太宗进谏。第二年四月，他又上著名的“十思疏”，尖锐地指出在历史上“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要求唐太宗能居安思危，善始善终。贞观十三年（639年）五月，魏征再次上疏太宗，指出唐太宗有渐不克终者“十条”。这“十条”严重失误使唐太宗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于是，他特将奏疏挂在屏幛上，作为自省自警的座右铭，以便朝夕览阅。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逝之后，唐太宗遣人到他家抚慰志哀，在清理魏征遗物时，于书函中发现魏征弥留期间一封未脱稿的上疏。大概由于魏征逝前病情严重，所以疏稿之文字已很难辨识，惟有开始的几行字尚可分辨。在这份遗疏中，魏征说：“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其问，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生命处在垂危问的魏征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的兴衰，依旧是用贤去不肖的用人路线。由此看来，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评价魏征也并不为过。
《旧唐书》的作者在评论魏征一生的谏净活动时说，魏征“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根本，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
唐太宗既对魏征寄予厚望，也对魏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忠贞给了很高评价、在魏征深惧满盈，以“目疾”为由屡屡立表求退时，唐太宗在真诚挽留的同时，又对魏征说：“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唐太宗白比为在矿之金，将魏征喻为冶金之良匠，希望他对自己下一番“冶锻”的工夫。由此可见，唐太宗对魏征不仅态度至诚，而且所望至重。魏征历经坎坷磨难之后，“亦喜逢知己之主”，他“思竭其用，知无不言”，为开创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做出独特的贡献。对此，唐太宗多次给以褒奖，予以肯定。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曾对近臣房玄龄说过“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将魏征誉之为可以“鉴形”、“美恶心见”的明镜；；贞观初年，岭南诸州上报朝廷，说“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朝廷欲征调大军证讨，魏征坚决反对。他认为国家初定，疮痍未复，在这种情况下兴兵致讨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其一；传言冯盎反叛，但几年来却未见其军出境骚扰，可见传言未必是实，这是其二。鉴于以上分析，魏征建议派一使者前往高州，晓以大义，安抚地方。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结果是“发一单使，岭外帖然”，既安定了地方，又避免了一场战争。唐太宗在谈到此事时不无感慨地说：“开始之初，我坚持举兵讨伐，而魏征却频频谏净，他认为只要怀之以德，高州冯盎等必然不讨自来。我听从了魏征的意见，遂使岭表没有发生混乱”。他充分肯定魏征“不劳而定”之功“胜于十万之师”。为此，他赐给魏征五百匹绢。当64岁的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悲痛异常。追忆魏征十六七年来的事业，最令唐太宗崇敬和悲伤的还是魏征尽忠尽言的品格和精神。他曾在朝廷上对群臣说：“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姐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征传》）他颁布沼令，号召臣僚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直言无隐。唐太宗将魏征喻为“可以明得失”的“人镜”，是对魏征谏诤活动最生动的比喻，最高的评价。
兴文修史整齐礼法
以武定国，以文安邦，这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君臣经过反复讨论所形成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魏征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唐太宗曾与长孙无忌谈到这种情况。他说贞观之初，多数大臣主张他独运权威，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只有魏征劝他“堰革兴文，布德施惠”。结果收到“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天下大宁”的效果。唐太宗认为这都仰仗“魏征之力也”。所谓“兴文”或“修文”，是指尊崇儒学，兴办学校，制礼作乐，厘定典籍，编纂史书等。在这诸多方面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魏征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自汉武帝以降，经学作为历代封建王朝指导政治的正统思想，受到各朝当权者的重视，唐朝初年之君臣尤其如此。由于隋末丧乱，所以“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旧唐书·儒林传》序）。因此，经籍图书的搜集与整理，既是贞观时期“修文”的重要前提，也是摆在唐太宗君臣面前必须解决的课题。为此，已经担任秘书监的魏征向唐太宗建议：请诏示有司购募天下图书，并选取五品以上的官僚子弟为书手，分工缮写，藏于内库。魏征还就“丧乱之后，典章纷杂”的状况上奏大宗，建议“引学者校定四书”。事经几年的努力，就出现了“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的盛况。经魏征等校定分类以后，第一为“经”，第二为“史”，第三为“子”，第四为“集”。至此，所谓“经、史、子、集”图书编目四部体制最终得以确立。
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尊卑高下和统治秩序的重要制度之一。唐初针对“方天下乱，礼典湮没”的现实，对旧礼进行损益革新。魏征也曾对流传颇广，但“编次不伦”的戴圣《礼记》进行过删改整理。经过数年的工作，完成《类礼》二十篇。这部新书与《礼记》相比，具有“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罩思”等特点。唐太宗看到新编撰的《类礼》后，十分满意。他一方面赏赐了魏征，一方面又诏命重新抄录数部，分赐太子和诸王，并藏之秘府。魏征还曾同房玄龄、王珪等大臣一道主持过对《五礼》的修好工作。贞观十一年三月，《贞观新礼》修成，共计138篇，比初稿增加了8篇，它具有集占今礼学之大成的特点。魏征不仅重视礼仪制度的制定和修改，也主张在实践中加以实施，尤其主张帝王要待臣以礼。他在《论治道疏》中说：“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全唐文》卷一三九）在这里，他将君主待臣以礼视为臣下忠君的前提，把礼当作调节君臣关系的行为准则，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以史为鉴，汲取历史上历代王朝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并注意组织人员编纂史书，也是贞观时期“修文”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太宗本人就十分重视研究历史，“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他对治史社会功能的正确概括。在唐太宗看来，可供借鉴的历史内容非常广泛，而最直接便捷的莫过于历代帝王的嘉言懿行。为此，他专门命令魏征、虞世南等，删编《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的节本，唐太宗读后感到很满意。
魏仁在公务之余，还不断地从事著作的撰述。据《旧唐书》的《经籍志》和《新唐书》的《艺文志》记载，由魏征独立完成和参与撰述的著作有十余种之多。其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五代史。原来在贞观三年，太宗就诏命修撰高祖时期未能完成的修史任务。具体组织分工情况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征、孔颖达等修隋史；尚书左仆时房玄龄总监诸史。贞观十年，由魏征、颜师古、孔颖达三人修撰的《隋书》纪传五十五卷定稿一其中序。论都出自魏征之手。魏征还为《梁书》、《陈书》和《北齐书》撰写了总论。
在官修史书的组织上，房玄龄虽然名义上是修史活动的总监，但他身为宰相，总司百揆，很难负起修史总监的实际责任。于是，唐太宗就命令魏征为实际总监。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魏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由他完成的序、论及总论，“时称良史”。贞观时期的史书撰述也遇到一些困难。由于隋未大乱，不少史料被毁或散失，为此魏仁十分重观访求遗老之见闻他曾几次访问过年近百岁的老者孙思邈，老人说起“周、齐间事，历历如眼前”。在谈到搜集史料、撰述隋史时，魏征曾给太宗说过以下情况。原来隋代的旧史，很多已经遗落。所以，有时就得通过调查采访的方式汇集史料。魏征为贞观时期的修史活动付出过巨大努力。贞观十年正月，五代史修成，房玄龄、魏征将新书呈送朝廷。唐太宗下令嘉奖道：“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册府元龟》卷五五四）总监魏征此次不仅被加封为光禄大夫，晋爵郑国公，而且还得到厚赏。
谦恭为德以俭治家
魏征出自一个下级官吏家庭，虽然自幼孤贫，但他喜欢读书，知识非常广博，胸怀治国安邦的大志。在他从政的十六七年间，之所以能做到“匡过弼违”，先后建言二百余事，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高贵品质，是与他一生强调道德礼仪，提倡爱民节俭，加强自我修养分不开的，他多次申明德礼诚信是“国之大纲”，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程以忠”，”“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在作风上，他特别重视“常谦常惧之道”。认为只要能“日慎一日”地坚守此道，社稷江山就不会有倾覆之虞。魏征不仅有以卜可贵的认识，而且还在努力地实践这些道德和行为准则。
魏仁在政治活动中，特别讲究“忠”、“义”二字。贞观二年（628年），已经登上帝位并牢牢控制了朝廷大权的唐太宗，准备安葬在玄武门之变中被他除掉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这在事实上是唐太宗为争取人心所做的官样文章。作为归顺太宗不久的原太子集团的重要成员魏征，想起昔日与太子的情分，忆起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义’字，准备为已故太子送葬。为此，他专门上表大宗_在_[表中，他在肯定唐太宗玄武门之变性质的前提下，委婉地表达了昔日自己与光太子李建成结下的君臣关系。希望唐太宗在“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的活动中，恩准他“送至墓所”，计他厂却“事君之礼”的心愿在通常情况下，魏征的这种要求是充满风险的，但此时唐太宗的地位已经巩固，魏征已完全归顺了自己，因此，他顺水推舟，答应了魏征的请求。由于魏征冒险所请得到批准，所以魏征及原太子、齐王集团的旧属都参加了送葬仪式。就连唐太宗也认为魏征所请是一种义举。
由于魏征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坚持“常谦”之道；还由于魏征是唐太宗昔日之政敌，所以，尽管他受到唐太宗的信任，仍不免怀有“常惧”之心。在他地位、声望不断提高的同时，他“深惧盈满”，不时地产生求退的想法。贞观七年，魏征受命代王珪为传中，又被封为郑国公。不久他就“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由于唐太宗不同意，他也只得暂时作罢。没过多久，魏征“复固请”。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才“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然让他“知门下省事”。在魏征谏止唐太宗进行封禅活动后，由于右仆射一职空缺，太宗有意让魏征当此重仟。但魏征再次“固让”，因此，唐太宗的计划落空。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针对太子承乾不修德业的现实，遂授魏征“太子太师”一职，并“知门下事如故”。魏征又“自陈有疾”，不欲任职。魏征始终坚持的“常谦常慎”之道，既是他自我修养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政治智慧的充分体现。
魏征这种谦让的美德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当魏征完成修定《五礼》的任务之后，朝廷为赏其功，本打算封赐魏征一个儿子以县男的爵位，但魏征却转请皇帝将此爵位赐予其“孤兄子叔慈”。太宗对魏征这种恭让精神十分钦佩，他感慨悲。沧地说：“卿之此心，可以励俗”，当即满足了魏征的请求。
魏征虽然官拜宰辅，身居高位，但其家庭生活还是清苦的。他认为有国有家者如果喜欢奢纵，不行俭约，就“莫能终其善”。直到魏征重病之前，这位老臣的住宅竟然没有正厅，其平日所用衣被既素且雅。魏征死后，唐太宗欲举行隆重而盛大的送葬仪式。但魏征的妻子裴氏却L书唐太宗说：“魏征平生节俭，现在按一品官的礼仪葬他，仪仗过于奢侈隆重。这样做恐怕不合他的心意。”由于裴氏坚持原议，所以临时改用白木制的车于和白布缝的车帷来送葬。正由于魏征一生都坚持恭让和俭约的美德，所以，他“能终其善”。
君臣一体相得益彰
魏征曾是农民起义军中的重要成员，参加过与李渊父子争夺天下的斗争。失败后，他又成为太子李建成集团的重要谋士之一，是唐太宗的政敌。在玄武门之变以后，他却被唐太宗赦免并重用，这在株连九族的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唐太宗与魏征又逐渐结下了相得益彰的君臣关系。他们君臣之间所以能化敌为友，大概与以下因素有关。作为一代君主唐太宗来说，他是一位统治经验不足的年青皇帝。但是，他求治心切，有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和较为宽广的胸怀与气度。他真诚地希望得到各方面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协助，以开创一个清明的政治局面。作为臣僚的魏征来说，自幼就有着建功立业、治国安邦的大志，又屡经挫折和磨难的洗礼。因此，他对当时的社会，对唐太宗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深切的了解，十分清楚太宗皇帝急于求治的政治志向和心理特点、在这种形势下，昔日的两位政敌之间有了政治上的共同结合点。于是，他们就结下了被史籍传为美谈的君臣之谊。对魏征、王珪等肯为朝廷效力，并最终成为枢要重臣，唐太宗十分自得他曾以春秋时期齐桓公擢用管仲自比。齐桓公名小白，是齐襄公的儿子，其兄弟名纠。鲍叔牙相公子小白，管仲相公子纠，二人均为客卿齐襄公被杀后，在兄弟二人争夺君位的过程中，管仲曾将兵阻止公子小自入京，一箭射中小白的带钩，差点将小白置之于死地。后来小白得以为君，即为齐桓公。当大局已定，管仲束手请罪时，鲍叔牙以管仲贤于自己，极力向齐桓公推荐，并请桓公以国事为重，赦免和任用管仲。齐桓公不计较“带钩”之仇，果断地拜管仲为相，在管仲的辅助下，齐桓公很快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唐太宗曾就这段历史与自己任用魏征相比，他对魏征说：“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唐太宗大度如此，但一些秦府旧属对此却有看法，不理解唐太宗化敌为友、以德报怨的本意和做法。有一次，唐太宗在九成宫宴请近臣，长孙无忌却以魏征、王珪曾担任过太子李建成洪臣为由，提出他二人不该参加宴请活动。太宗解释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由于唐太宗虚怀若谷，用人不疑，所以魏仁也尽心竭力，遇事匡正，尽了一个臣子的义务，成为贞观时期被唐太宗所倚重的大臣之一。
在魏征与唐太宗共事的十六七年间，“君臣协契，义同一体”；魏征“匡过弼违”，“身正而心劲”，从“不负时主”；唐太宗也用之不疑，信任敬重有加，给我们留下许多令人击节称叹的历史佳话；
唐太宗对魏征在治国安邦方面所表现出的忠贞与才识，均给以充分的肯定和丰厚的奖赏。贞观十二年（638年），为庆祝皇孙的诞生，朝廷举行盛大的宴会。席间唐太宗欢悦至极，面对国家的日益兴旺发达，他又忆起许多往事。他对群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难险阻，房玄龄的功勋是谁都无法比的。贞观之后，尽心于我，屡进忠言，安国利人，帮助我创立个日功业，并被朝野所推重的，惟有魏征而已。”他将魏征视为开创贞观之治的第一人，称魏征为不可多得的、历史上少有的“名臣”。于是，他当场解下自己的佩刀分赐给“平天下”的房玄龄和“安天下”的魏征。
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不久，终于出现了“天下大稔”、“天下大治”的富足安定局面。面对这可喜的局面，唐太宗又回忆起贞观初年发生在朝堂那次关于采取何种治国方针的争论。他感慨地说：“贞观之初，人皆异论，不少人认为当今不能实行王道、帝道，惟有魏征劝我行之。我听从他的意见后，不过几年光景，逐渐取得了华夏安宁、国家统一的效果。”他认为所以能如此，“皆魏征之力也”。他深情地看了魏征一眼，接着说：“王虽然有着美好的质地，但是，它混杂在乱石之问，不经三工的琢磨，仍然与瓦砾无别。如果能遇上良工，那才可能成为万代之宝。我虽然不具备优秀的品质，但经您的切磋协助，让我力行仁义，恢弘道德，最终使我取得功业。由此看来，称您为良工并不为过。”唐太宗的态度是真诚的，对魏征的肯定和褒奖没有半点虚。
唐太宗对魏征的倚重和信任，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也是不多见的。魏征是一个熟读史册、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自以为无开国之功，仅以尽忠尽言而得到重用。每想到此，他很难自安，“深惧满盈”。后来，他屡屡上表太宗，以“目疾”求退。唐太宗在给他讲了一番道理和期望之后说：“您虽然有些疾病，但并未衰老。在这种情况下，岂可退位。”不久，魏征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在唐太宗看来，魏征的求退是真诚的，并不是沽命钓誉之举，所以太宗也不好再勉强这位老臣了，就“拜征特进，仍知门下省”，国典朝章，还要他随时参议得失。在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中，彼此理解，相知相通也是非常突出的。有一次，在丹霄楼举行的朝宴上，正当君臣喝得耳红面热的时候，唐太宗不解地问魏仁说：“您每次对我进言时，如果我不采纳您的意见，无论我发表什么看法，您总是不立即做出反应，这是何故？”魏征回答说：“臣进言，是觉得有些事情不可行。我不能因为是陛下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表示顺从。如果你不采纳我的建议，而我立即答应，只怕事情很快就要实行。”太宗说：“难道不能当时答应了，表面上应付一下，事后再提意见吗？”魏征进一步解释说：“古代舜曾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再议论。如果我当面答应了，事后再进言，那就不是稷、契事奉尧、舜的态度了。”太宗听完这场坦荡无隐的答话后大笑起来，并且对大臣说：“有人说魏征言行粗鲁傲慢，我倒觉得他非常正直，非常可亲可爱。”魏征听后又不失时机地拜谢说：“这是因为陛下经常启发引导我，让我畅所欲言、无所避讳的缘故。不然的话，我岂敢屡次冒犯陛下的尊严呢！”贞观十六年（634年），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日益受到唐太宗的宠爱，太子与魏王的关系不断恶化。这件事弄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许多臣僚面对皇家内部的矛盾也不知所措。唐太宗对此十分恼怒，为了李唐王朝的万世基业，他准备拜魏征为太子太师，仍旧知门下省事。魏征自陈年迈有病，不肯就职。唐太宗下诏答复魏征说：“汉高祖的太子，得到四位有道的老者相助，才使其地位得以巩固。我任用您为太子太师以辅助教育太子，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您身体患病，您可以在病床上担负起以道德辅导太子的重任。”唐太宗既希望魏征对军国要务做出贡献，也希望魏征在教育太子、稳定后代江山方面发挥作用，他对魏征的确寄予厚望。
唐太宗对魏征的倚重，有时达到时时相随、不可分离的程度。为巡视地方，黜陟臧否，贞观八年（634年），朝廷向各道派遣了黜陟使。只有京师所在的重地畿内道没有适合的人选充任。唐太宗就此询问房玄龄谁可担此重任。右仆射李靖对太宗说：“畿内地重事大，非魏征出使不可。”李靖本来是推重魏征的意思，不想太宗听后发起了脾气。他愤愤地说：“我正准备让魏征随我去九成宫，这岂是小事？怎么能让魏征出任畿内黜陟使呢！我每次出行都不想让魏征离开我，主要目的是让魏征随时匡正我的是非得失。你推荐他出使畿内，那你能担当匡正我的职责吗？想不到你竟能讲出这样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厂最后唐太宗强行命令李靖巡行畿内，充任黜陟史。李靖也是身居相位的重臣，想不到为此遭到太宗的训斥，唐太宗对魏征的确情有独钟。
唐太宗对魏征的信任。推重，有时也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大臣也会如此。在贞观六年唐太宗于九成宫设宴款待近臣时，长孙无忌就曾以魏仁等过去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为由，建议太宗取消其人宴的资格。太宗在肯定了魏征贞观以来的功劳后，仍让魏征人席聚饮。只是碍于长孙无忌既有开创之功，又是长孙皇后之兄之故，未加训斥罢了。而另一个不满魏仁的人的下场就完全不同了。据《贞观政要·杜谗邪》记载：在魏征担任秘书监的时候，有一个不知深浅的家伙上告魏征谋反。唐太宗知道后，对这种“妄生谗构”的恶行非常气愤。为表示他与魏征君臣戈间，立即下令将进谗言者斩首警众，对所谓魏征谋反一事放下不问。
唐太宗除在政治上给予魏征信任、重用、支持和理解外，在家庭生活和经济上也给了很多关照。而这种情谊在魏征弥留之际和辞世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感人。
在魏征伴君其间，为褒奖他的嘉言善行，唐太宗出手大方，多次给以丰厚的赏赐。为奖励魏征对“忠臣”、“良臣”的独到见解，唐太宗“赐绢五百匹”。当在魏征总监下，五代史得以完成后，唐太宗在进魏征为郑国公的同时，又“赐物二千段”。在一次庆贺皇孙诞育的宴会上，太宗充分肯定了魏征在安国利民方面的特殊贡献，并亲自解下自己的佩刀以赠魏征。当魏征完成《类礼》二十卷之后，他又得到了“赐物一干段”的重赏。魏征忠贞谋国的言行，也使长孙皇后大受感动。有一次，皇后曾命使者专程赶到魏征之宅，送去“钱四十万，绢四百匹”。
最令人难忘，最能反应君臣情谊的当属魏征病危期间唐太宗对他的顾盼和关照之情。贞观十七年（643）正月，年迈体衰的魏征病情加重。当唐太宗听说魏征之宅竟然没有用以待客的正厅时，立即下令停止了自己正在修筑的一座便殿，并将便殿所用砖瓦木石等材料拨给魏征，仅用五天的时间就为魏宅建起了正厅。唐太宗还根据魏征平素俭朴的作风和喜欢素雅的习惯，派使者送去白色的被褥。为及时了解魏征病情的变化，唐太宗又派出专人守护在魏征的病榻之侧。他还不时地诏命使者前往问候，并赐以药品、食物等，希望这位老臣能度过危厄，尽快康复。
在魏征病危之际，唐太宗再也坐不住了。他以皇帝之尊，屈驾二至魏征之门。第一次去探望时，唐太宗单独与魏征谈了很久。在第二次登门问疾时，已有了为这位故人送行的意思。唐太宗此次是带着太子和衡山公主进入魏家的。弥留之际的魏征因病情沉重，只能在病榻之上勉强地尽一个巨子之礼，唐太宗对此毫不介意。看到朝夕相随尽忠尽言的肱股之臣已经到了这种份上，他悲痛欲绝，涕泪交流。唐太宗一边安慰魏征，一边问他还有什么要嘱托之事。魏征只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意思是说，不愁杂务琐事，只担心国家的兴亡。垂危之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社稷的兴衰，朝廷的安危。为在最后的关头给老臣以安慰，唐太宗准备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之子叔玉，使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再加一层姻亲关系。他指着公主对魏征说：“我已将公主带来了，你勉强地看一下你的新儿媳吧广可是，此时的魏征已经无力再拜谢皇帝的恩典了。此次抚慰，竟成了唐太宗与魏征的最后一别。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大概由于魏宅内的君臣之别和唐太宗的美好心愿，当天夜里，他又梦见了魏征，其神色风貌与平日无异。可是第二天早晨，魏征就走完了人生旅途，与世长辞了，终年64岁。唐太宗闻报后，义亲临魏征之家进行吊唁。看着已去的重臣，想想他生前的事业和精神，唐太宗这位戎马半生、果敢英武的帝王也情不自禁地落下悲伤的眼泪。为了悼念这位开创贞观之治首功的老臣，寄托不尽的哀思，唐太宗诏命“废朝五日”，让太子代表他在西华堂举哀，并命令内外百官都参加魏征的丧仪。为使魏征能享受身后之宠荣，唐太宗又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赐给羽葆、鼓吹、班剑40人的仪仗队伍，并令魏征遗骨陪葬昭陵。还抚恤其家绢布千段，米粟千石。
将要举行葬礼时，魏征之妻裴氏以魏征生前崇尚俭朴为由，辞谢太宗赏赐的盛大的一品官丧仪。在为魏征发丧时，太宗派晋王去担任主祭，还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书于石碑之上，令工匠刻石立碑。唐太宗还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缓缓而去的灵柩，他再次流下痛惜的泪水。
魏征的后事处理完以后，唐太宗依旧追思不已，为此又实封其家九百户。他曾就魏征极言谏净一事对身边大臣讲：“夫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令魏征姐逝，遂亡一镜。”他将魏征誉为可以明得失的“人镜”，其评价既贴切，又生动。他认为魏征的去世，对朝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要求文武百官以魏征为榜样，随时匡正自己的失误。为了永久纪念魏征等功臣，唐太宗又让人在凌烟阁上画下了魏征等24位功臣的肖像，并亲自为之作像赞。后来，他还不时地去凌烟阁，以赋诗的形式追思故人，寄以思念之情。
魏征在人生旅途最后的十六七年间，得遇明主，身逢盛世，使他的才识得以发挥，抱负得以实现。综观魏征的全部政治活动，称他为有建树、有思想、杰出的封建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言论及其所表现出的丰富思想、哲理，虽然不可避免的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仔细分析起来，仍然还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光大的精华。《旧唐书》的作者在赞评中称魏征是一位“智者”，说：“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作者特别推崇魏征刚正不阿、正直无私、极言切谏、匡过弼违的风格和精神，极口称赞魏征是“前代诤臣，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