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北宋文学家）
苏轼简介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 （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人，祖籍栾城。
生卒年：1037～1101年
性格特点：襟怀宽阔。
历史功过：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名家评点：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蔡嵩：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顰。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胡仔：“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苏轼传记
两度出川 步人仕途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深秋，一叶轻舟沿岷江人长江，向下游飞驰而去。江水流经三峡时，因河床狭窄，流速大增，惊涛拍岸，激起雪白浪花，颇有些惊心动魄。江两岸，连绵的群山已是落木萧萧。山径上，三三两两的农人樵夫，匆匆赶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身影，已被普通客船上的文学臣擘摄人诗中。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峰。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站在船头的诗人刚吟毕，他身后的高个子青年便拍手称好。船侧那位长者微笑着唤来书童，命他速进舱内备好纸墨，以便录下这首新诗。
长者姓苏名润，字明允，号老泉。高个子是他的次子，名辙，字子由。而吟诗的便是他的长子，名轼，字子瞻，即后来成为北宋文坛霸主的苏东坡先生。在唐宋八大家文章魁首中，苏家父子就占去三席，其余五位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是位旷世奇才，人品学问均为世人称颂，诗词文书画诸方面均有极深造诣。当然，这是后话。现在，他刚刚步人仕途，与父亲弟弟相伴进京受命。
苏家祖籍河北栾城，二百年前迁居四川眉山，虽不是豪门巨富，却也称作耕读世家，现今在眉山纱穀行内有一所幽雅的宅院，城外有几亩薄田。苏润生性聪慧，年轻时并不致力于学问功名，一味好游。后来，他的一位兄长中了举人，对他影响很大，他便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他的夫人程氏出身书香门第，不仅读过很多书，也很有见识。夫妇两人请当地最有学问的名士教习苏轼苏辙兄弟。
每当苏洵外出，程夫人就亲自督促两个儿子读书上进，并教导他们从小立下报效祖国大志。有一次，她亲自给苏轼讲解《后汉书●范滂传》，当讲到范滂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逮捕，范母大义凛然，临别还教导儿子以气节为重时，苏轼天真地问母亲：“我若是范滂，母亲您会怎样？”程夫人直截了当地说：“那我就学范母！”
苏轼年纪轻轻就显示出超常的文学才华。他的老师刘微之作《鹭鸶诗》中有两句为：“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认为“逐风斜”不能准确地描写出鹭鸶的形象，遂改为“雪片落蒹葭”，颇受老师赞许。学习之余，他与弟弟和邻居的孩子在房前屋后玩耍。有一次他在空地上凿出一块鱼形石头，碧绿的底子上，布满晶亮的银点，做成砚台用着很好，这块被他命名为天石砚的石头成了他家的传家宝。有时候，孩童们还到城外更远一些的山坡上游戏，使他接触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劳动生活。苏轼一生都铭记下层人民，可以说，苏轼兄弟是在一个健康良好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如何能够使他们的学识才华被人承认并造福于社会？当时最好的出路，便是通过科举：考试步人仕途。
三苏父子第一次出川，走的是旱路。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八岁的苏辙随父亲经阆中，出褒斜谷，到长安。稍做调整后，便东行到达京城汴梁，即现在的开封。
那一次他们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苏轼苏辙参加科举考试。苏家兄弟先顺利地通过了举人考试，于嘉祐二年（1057）正月参加进士考试。这道关口最重要，为了选拔好人才，宋仁宗任命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任主考官，国子监直讲梅圣俞为副考官。欧阳修是当时的文章大家，主张平易流畅、言之有物的文风，反对艰涩雕琢的“时文”。这一次，他出的考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挥洒自如，慷慨陈词，仅用了600余字，便阐明了以仁治国，严明赏罚适度的政治主张。梅圣俞读了这篇好文章，立即拿给欧阳修看，因卷子还密封着，欧阳修便以为这么好的文章，必定出自自己的学生曾巩，为了避嫌，把这篇夺魁之作排在了第二名。后来，苏轼见到欧阳修，欧阳修很是高兴，忽然想起苏轼文章中有“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便问典出自何处。苏轼回答说典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回去查找，并未找到这个典，再问苏轼，得到的回答是：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曹丕。
孔融说，过去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曹操惊问此事出于何书，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苏轼此番便是学孔融，“想当然耳”。欧阳修见苏轼博闻强记，又十分机警，感叹道，这个人善读书，善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定独步天下。
科举考试的最高形式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同年三月，苏轼兄弟同榜高中进士及第。与此同时，苏洵拿着好友张方平的引荐信拜见欧阳修，同时献上自己写的二十篇论文。欧阳修认为这些文章大有荀况之风，便推荐给皇上。一时间，公卿大夫争相传阅。苏洵的文章如此精妙，他又有两位出色的儿子同榜中了进士，没有人不羡慕苏家父子的旷世才华。据说，宋仁宗回到后宫兴高采烈地对皇后说：“我为子孙选得了两位宰相人才。”
按当时习俗，新科进士要向主考官上谢表。欧阳修读了苏轼文采飞扬的谢表后，又进一步盛赞道：“读了苏轼的谢书，不觉汗出。痛快呀！老夫我应当避开，让他出人头地。”又说，再过三十年，人们只知苏轼，不会再知道我了。
正当三苏名噪京师时，家乡传来噩耗，程老夫人于四月初八日病故。父子三人匆匆收拾行装，返家奔丧。程老夫人被安葬在眉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旁，这里风景幽雅，山清水秀，被后人称作苏坟。
在将近三年的“丁忧”（即守丧）期间，苏家兄弟继续读书著文，为第二次出川作着准备。
现在，他们选择从水路向京师进发。二次出川，苏轼的情绪十分高涨，因为他和弟弟已经顺利通过了科举考试，进入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圈，锋芒初试，他们便一鸣惊人，今后的前程一一定光辉灿烂。更让二人高兴的是，他们这次出门，都带了年轻的妻子。早在前次离家前，父母担心他们二人一朝考中进士，会被京城的高官显宦们抢去招婿，所以为他们娶了本地好人家的女孩儿。苏轼娶的是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王弗颇有才学，她很敬佩自己才华横溢的丈夫。当丈夫进京赶考时，她与弟媳一同侍奉婆母，直至老夫人去世。这次妯娌二人陪伴各自丈夫出去闯前程，当然是又兴奋，又激动……一家五口带着家丁沿长江而行，两厢是迎接不暇的奇峰异境，每经一处名胜古迹，他们必得登临游览，回到船上，父子三人少不得吟咏唱和，每得佳作，必定笔录下来。到江陵弃舟改走旱路时，已经积了一百多首，汇编起来，成为著名的《南行集》，也称作《江行唱和集》。集中所有诗篇，或凭吊古人，或感叹今世，或歌咏风物人情，都是有感而发。其中不少构思奇特，描摹逼真的作品，备受后人称道。
签判凤翔 浪迹天涯到达京城开封后，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均为九品小官，但二人都未去赴任，原因是欧阳修惜才如命，推荐他们参加秘阁制科考试。这是一项临时性考试，苏轼参加的是“极言直谏科”。试前，他写了二十五篇＜进策》，考试时，又作了六篇文章，最后，宋仁宗又亲自出题，苏轼当殿作《御试制科策》一篇，被评为三等。这项殊荣在整个北宋时代获得的人数也只是凤毛麟角。
苏轼这一系列文章比较系统地表达了这位青年学子的基本政治观点和治国韬略，对时政的针砭鞭辟人里，因此，朝廷中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嫌他过于锋芒毕露，因而对他心怀芥蒂。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苏轼在仕途上的艰辛曲折和命运多舛，就已埋下了祸根。宋仁宗却十分赏识他的敏锐和忠心，认为他直言正谏，针砭时弊，对巩固宋王朝的根本地位是有益的，对他大加褒扬。不久，便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这意味着职务的升迁。弟弟苏辙送他到郑州西门外，兄弟二人自幼一同读书，形影相随，此次远别，实属无奈。紧接着，苏辙也到商州做官去了。
凤翔府地处陕西关中，距京兆（长安）很近，既是军事重镇，又拥有大量历史文化遗迹。在签判凤翔府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轼饱览了周秦汉唐古迹，先后写下了《骊山》。《骊山三绝句》、《凤翔八观》。《哪坞》等许多咏怀的壮丽诗篇。当然，他更多的精力是用在公务上边，努力实践着他在《进策》中提出的政治主张。
在《到凤翔任谢表》中，苏轼便提出减轻老百姓负担的问题。凤翔老百姓最怕的是服“衙前役”。所谓衙前之役，便是官府随时抽派人力去做苦工，不仅干粮自备，还要包赔损坏丢失的物品。比如将终南山的木材茅竹砍伐下来，扎成排筏顺渭水黄河运送到京城，以做建筑材料。每逢秋季暴雨成灾，山洪暴发，把竹木筏子冲垮流失，为了包赔这些损失，老百姓往往倾家荡产。赔不起就得蹲大牢，只要一进监牢，不贿赂官吏就休想出来。真是民怨沸腾，民不聊生。苏轼一方面寻找机会，搭救受害民众，一方面出谋划策，选择春季枯水期运送木料，以减少事故损失。他的主张局部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到了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驾崩，为修建陵墓，朝廷专门指派重臣韩琦担任山陵使。修陵需要大量竹木，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凤翔地方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经常困扰农民的是旱灾，祈雨成了地方官的一门必修课。苏轼深怀一。颗为民造福之心虔诚地去做这件事，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多有表现。如：“我来秋日午，旱久石床温。安得云如盖，能令雨泻盆。”“安得梦随霹雳驾，马上倾倒天瓢翻。”有一次，久旱逢甘霖，百姓们在田野间欢呼庆祝，苏轼见了喜形于色，便将官舍中新建的一座小亭命名为“喜雨亭”。又欣然提笔，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这就是有名的《喜雨亭记》。
他担任的签判职务，主要是掌管州府文书，并协助太守处理日常公务。刚到凤翔时，太守是宋选，苏轼与他配合得十分协调。后来，陈公弼接任太守。陈公弼是四川青神人，与苏轼算半个老乡，他为官严厉，处世寡合，一般下属都敬畏。苏轼年轻气盛，有学识有辩才，遇事见解独到，因此引起陈太守反感，两人经常发生急执，关系一度十分紧张。这种情况到苏轼快要离开凤翔时才有所缓和。陈太守有个小儿子，名叫陈馇，字季常，倒是与苏轼情趣相投，二人经常一同骑马出猎，他们此时结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晚年。若千年后，苏轼写了一篇《方山子传》，就是为这位朋友而作。
宋仁宗驾崩后，英宗继位，改号治平。第二年，英宗因久慕苏轼才名，将他调回京城，一心想提拔重用他。据说，英宗有意让他进翰林院，却遭到宰相韩琦的力主反对。理由是苏轼年纪太轻，资历太浅，晋升过快会遭到众人非议，不如给他低一些的职位，待他有了政绩再重用不迟。不管韩琦内心如何想的，他的这些理由还是颇有道理的，苏轼不仅不因此仇视韩琦，而且终生都很感激他。
正当此时，苏轼年轻的妻子王弗突然因病去世，享年二十七岁。
王弗不仅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位才女，而且性情温淑，姿色万千。苏轼与她的感情一直融洽。在凤翔任上，每当有客人来访，她总是站在屏风后边，仔细听主客之间的谈话，待客人走后，她便发表自己的看法。她常说，凡是那些过分急着要交友的人，往往是别有所图，这种人背叛起朋友来也是很快的。她由此提醒初人仕途的丈夫谨慎择友。她的话往往会被事实所验证，苏轼对她识人的能力由衷地钦佩。
王弗的去世，使苏轼万分悲痛，以至十年以后，他做密州太守时，为了悼念王弗，还填了一首《江城子》。词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逄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显而易见他对王弗的思念是绵绵无绝期的。他与王弗生有一子，名迈，字伯达，此时才六岁。
不幸的事接踵而至。王弗死后不到一年，父亲苏洵也撒手人寰。苏洵虽然文名誉满京师，却还是一介平民。所以，当英宗和朝臣们赠送银两给苏轼时，他委婉拒绝，惟一的要求，就是为父亲求得一个官职，也就是给死者争取一个光彩的名分。
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正常的，也是孝的一种体现。英宗满足了苏轼的一片孝心，他赐给苏洵的官衔是光禄寺丞。
苏家兄弟在京城会齐，共同扶苏洵和王弗的灵柩，仍循水路回到家乡四川眉县。苏洵和王弗被葬于安镇乡可龙里程老夫人墓旁。
又是长达二十七个月的“丁忧”。苏轼和苏辙远离京师官场，重又过上恬适安然的田园生活。在服丧期满时，王弗的弟弟为姐夫提亲，女方也是王姓亲戚，她便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人称二十八娘。闰之比王弗小六岁，早年也常见苏轼，不过那时她还是位羞答答的小姑娘，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苏轼的继室。她才学虽不及王弗，性情却更加温柔可人。婚后她对堂姐的儿子苏迈非常好，视同已出。
宋英宗在位才四年就病逝了。他的儿子神宗继位时刚满二十岁，改号熙宁。
当苏轼兄弟拖家带口第三次出川时，已是熙宁元年（1068）的七月了。这次出川后，苏家兄弟浪迹天涯，再也没能回到这富饶美丽的家乡来。
变法风云 重返朝廷宋神宗继位前后，朝廷中正酝酿着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宋朝自开国以来，上自宫廷，下至各级官僚，骄淫奢侈之风日甚一日，开支极大，加上连年水旱虫灾，农业歉收，北方西夏、契丹等少数民族屡犯边境，积贫积弱的状况长期难以改变，国力从未达到过强盛。宋仁宗在世时，曾启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着手改革，历史上称作“庆历新政”。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这次革新运动不到三年就流产了。
宋神宗登极时年轻有为，很想大展宏图，让赵家的江山在自己手中重振旗鼓。
他很快将改革家王安石请出来，为自已出谋划策。
王安石在当时是个莫衷一是的人物，反对他的人称之为“拗相公”。据说，他性格孤僻，不修边幅，对此野史上有不少记载。早年他在韩琦府上做幕僚，常常读书思考通宵达旦，黎明时才打个盹儿，然后顾不上梳头洗脸，就匆忙赶去见韩琦。韩琦见他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以为他刚刚宿妓归来，对他印象很坏，后来见他文章越作越出色，才刮目相看。有一次，安石的朋友对安石夫人说：“你丈夫最爱吃兔肉丝。”夫人很感惊讶，因为她观察多年，也不知道丈夫的特别嗜好，王安石对吃饭向来马马虎虎。朋友说：“昨天宴席上，他独自将一盘兔肉吃光了，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安石夫人笑了，说：“你们下次试着把别的菜放在他的面前。”当朋友把别的菜挪到他面前时，他照吃不误。他只吃离自己最近的一盘菜。还有一桩轶闻则令人无法相信。说是宋仁宗宴请大臣们吃饭，发给每人一个钓竿，令大臣们自钓一尾鲜鱼做下酒菜。当太监将一盘鱼饵端上来时，王安石竟把鱼饵当做菜肴全部吞进肚子。宋仁宗认为吃了一粒鱼饵尚可理解，吃了那么多还未发现就有些做作了。因此对他有了成见。
宋英宗当政时，王安石消沉了几年。据说他曾反对过英宗继承皇位，因此自觉回避了。但他却有机会接近太子，向太子推销自己的改革主张，深为太子器重。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宋神宗。
宋神宗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不久又擢升他为翰林。王安石虽接受了这一任命，却故意拖延不到皇上面前报到。人们疑惑他是在考验皇上，看他是否真心想进行改革。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终于来到开封，神宗皇帝大悦，特许他自由出入宫廷。王安石将自己多年来观察思考策划的成果在神宗面前和盘托出，为大宋王朝的前景设计好一整套新的蓝图。王安石变法涉及到国家政治、军事、经济财政、贸易的各个方面，归纳为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在吏制上，则力主改革科举制度。客观地说，王安石制定的一系列新法虽含有一定的空想成分，但王安石不失为一名有胆略有见识的政治家，他制定的限制豪门巨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是有积极性的。
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王安石的新法受到多数朝廷重臣的顽强抵制，其中包括“庆历新政”时期的一些改革派。
苏轼兄弟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风云变换、疾风暴雨即将来临的背景下重返朝廷，不可避免地立即被卷人这场纷争中去。
按照苏轼的一贯主张，他并不是一位保守人物。早在他青少年时期，对范仲淹等的“庆历新政”就寄予了极大的热情。他参加科举考试所做的二十五篇《进策》，和在凤翔任。上写的《思治论》，无不贯穿着革故鼎新、富国强兵的精神。但面对新法，他却站在了保守派一边。
总括起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大致有四。其一，他主张渐变，反对王安石骤变；其二，他主张通过严格的选拔制度使用人才，反对以是否拥护新法为界限，“招来新进勇锐之人”；其三，他所信赖并与之有紧密联系的老臣如欧阳修等，坚决反对新法；其四，他对王安石的印象不好。这也许是受了父亲苏洵的影响。
当时有一篇激烈抨击王安石的文章《辨奸论》，就是以苏洵的署名出现的。虽然后世学者考证这篇文章系委托苏洵之名而作，但也有人认为空穴不来风。在这篇文章里，王安石被描写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谈诗书”的人，作者认为“凡事不近人情者”肯定是大奸大邪。《辨奸论》流传极广，以至于被学校用做范文，不论其作者是谁，此文的观点还是对苏轼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轼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神宗，但又不知神宗能否赞同自己的意见。恰好朝廷准备下一道诏书，在江南一带减价购买花灯四千盏，以做上元节皇宫灯会之用。苏轼便写了一篇《谏买浙灯状》，劝皇帝体恤百姓疾苦，不要因享乐去加重百姓负担。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苏轼进而写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新法中对考试制度的改革。他还接连上书，批评议论新法的弊端。
这种直言不讳反对变法的举动，很快引起新派人物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共同主张让苏轼去当开封府的推官。开封府推官是个忙职，如果让苏轼陷到琐碎芜杂的公务堆里不可自拔，他不是就没功夫在皇帝面前直言进谏吗？这就是新派人物们的如意算盘。谁知苏轼处理公务惊人的迅速，不仅将份内的事做得井井有条，还利用出乡试考题的机会，策动青年学子反对新政。
苏轼很快被罢免开封府推官的职务。王安石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趁机告了他一状，无中生有地说他在扶苏淘灵柩回乡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这种诬陷自然是无证可查的，却大大激怒了一贯光明磊落的苏轼，他自知在京城呆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便请求到外地去。神宗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请求，派人对他进行考察，结果是他可出任太守，但因新派政敌从中作梗，神宗只得给了他一个杭州通判的职位。
苏轼并不太重视官职大小，他早已羡慕杭州的湖光山色，也就痛痛快快带着家眷赴任去了。
在此前后，为了使新法得以顺利实行，宋神宗批准所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申请离开朝廷的官员的请求，他们当中包括欧阳修、司马光、曾巩、张方平等，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
潇洒钱塘 恢复六井苏辙早苏轼一年离开京师，随张方平到陈州，做的是陈州学官。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七月赴杭州任，绕道陈州看望弟弟，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后来两人一同探望住在颖州的恩师欧阳修。
欧阳修此时已彻底脱离政治纷争，归隐山林。他原来有号醉翁，此时又自称六一居士。据说“六一”指的是“一个老翁、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可见晚年幽闲自在的生活。欧阳修用美酒佳肴款待两位平生最得意的门生，与他们谈论时事，讲究文章，十分快意。席间，苏家兄弟插花起舞，儿童般地唱起祝寿歌，欧阳修对自己的长寿也信心十足。他们万没料到，此一番聚会竟成永诀。苏轼到杭州的第二年，欧阳修便与世长辞。噩耗传来，苏轼挥泪如雨，来不及奔丧，只得面北焚香，遥祭一番。
苏轼南行路过镇江，曾在金山寺逗留。那天夜晚，他登高远眺，却见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天上星光与江中渔火明明灭灭，偶尔传来几声水鸟尖锐的鸣叫，令人心悸。他不由想起远在长江上游的家乡，想起当年与父亲和弟弟出三峡时的情景，那时是何等踌躇满志，一腔报国热忱，却不知十年后的今天，会落得遭人诽谤，被迫离开朝廷的下场。想到此，不免有些伤感。
但是，当他率领全家来到杭州城时，一切旅愁和乡思便消失殆尽。杭州的湖光山色使他陶醉了、倾倒了。
美丽如画的西湖，绕湖的青翠群山，如烟的柳丝，还有历朝胜迹，深深震撼着才子敏感的心灵。不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苏轼一有闲暇，便忘情地漫游在湖岸山野，他的脚迹印满了杭州的每一条山径。在通判杭州的三年多时间里，他的咏景诗取得丰硕的成果，除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的咏西子湖第一诗外，还有许多流传千古的名句，至今仍脍炙人口，可说是妇孺皆知。
大自然变幻多姿的神韵从诗人笔端汨汨而出。“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人船。”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夏潦涨水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在杭州这座举世闻名的山水窟中，苏轼的文学活动离不开两类处在特殊社会阶层的人，其一是有学问的僧人，其二是才艺双全的歌妓。
西湖周围的山岭中，零星分散着许多寺庙古刹，如灵隐寺、西菩提寺、海会寺、普安院、净慈寺等，均是天下名僧出没的场所。居住在孤山的诗僧惠勤，早年追随欧阳修，深得欧阳公的称赞，苏轼当然对他心驰神往，所以刚到杭州就去访问他，同时还结识了另一僧人惠思。他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谈诗论禅。还有一位道潜（即参寥子）和尚也与苏轼频频交往，日后他在苏轼遭难时，陪伴他度过了一段漫长岁月，这在后文中还要提到。
道潜居住在西湖寿星寺，传说苏轼第一次拜访他时，曾说他平生第一次进寿星寺，可觉得寺中景致屋宇特别熟悉，他当场说出从方丈室到忏堂间有92级台阶。
道潜派人一数，毫厘不爽。苏轼就疑心自己前世是这个庙里的和尚。另有一次，时逢三伏，苏轼游庙疲惫，便脱光膀子在竹林中的长凳上睡熟，一位小和尚偶然路过，的确看见他背上有黑痣如星斗一般。这些传说不论是否真实，却说明苏轼确是寿星寺的常客。
与苏轼最要好的和尚当属佛印。佛印身世比较复杂，他与新党中的活跃分子李定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也许李定不愿承认歌妓出身的母亲，在母亲去世时不去守丧，苏轼曾对此加以鞭挞，所以，李定日后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这在下一节中也会讲到。无论如何，佛印却与苏轼是莫逆之交。佛印生得高大英俊、聪慧博学，精通佛理，苏轼在京城时就和他很熟，把他引见到神宗面前，神宗一高兴就颁了一张度牒给他，令他到金山寺当了和尚。佛印出家以后，并不愿静心修行，仍是寄情游乐，成了一个四处飘游的云游僧。他每次出行，都带着骡队，还经常饮酒吃肉。
杭州便是他经常去的地方。这个时期的苏轼与出家人相处并非出于信仰上的原因，他对佛术的爱好多半出于对参禅的爱好，参禅接近于哲理对话，他与佛印常常进行这种对话，除此之外，两人还是最好的游伴，毫无芥蒂的知心朋友。
关于苏轼与歌妓们的交往，传说就更多了。
宋代自开国以来，由于受宫廷腐化生活影响，民间蓄婢养妓之风十分流行。尤其在杭州这样的风景名胜，更是处处青楼。官府对妓家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凡人了花籍的，也被称作官妓，兼有听候官方差遣的义务。妓女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命运凄苦。相比之下，她们当中色艺出众的高级妓女境况稍佳。这些女子自幼受到严格的训练，到十几岁时，便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个别人甚至与文人雅士们等量齐观。文士们大凡有了新的诗词作品，大都交给她们去演唱传播。
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妓们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诗词创作发展的作用。文人们与歌妓交往，自然有色情的成分，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不少是艺术实践活动，在这里，诗词与音乐完美融合。
可以肯定地说，诗人苏轼与歌妓们的交往频繁，从未涉及淫滥，这与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有关。对于地位低贱的妓女，苏轼从来抱着同情、尊重、爱护的态度，因而受到世人的称颂，尤其受到妓女们的爱戴。尽管不少风尘女子对他仰慕有加，但他总能很好地把握自己，从一个角度显示了他的高尚人格。他的家中也养着一个歌舞班子，每逢客人到来，他便诙谐地说：”我这里有几名搽粉的虞侯可以侍候你们。“然后令她们演奏一番。将歌姬比作虞侯，可见她们在苏府中的境遇是比较好的。
杭州府的官僚们经常在西湖北岸的望湖楼和吴山上的有美堂聚宴，歌妓们听到传唤，总要带着乐器盛妆侍宴。有个府僚看上了一位名叫秀兰的歌妓。某次宴会，秀兰迟到了，那府僚大发雷霆，他疑心秀兰另有所爱，有意躲着自己。府僚让秀兰跪在地上，还让差役打她板子，一时间纷繁扰攘，十分不堪。苏轼为了替秀兰解围，即席填了一首《贺新郎》。词日：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五。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苏轼令人将墨迹未干的词笺让秀兰去唱。歌声委婉清新，在场所有人齐声喝彩，那府僚也不好再发作了。
灵隐寺有个和尚法名了然，不守佛门清规，十分好色。他常乔装俗人，到青楼妓馆鬼混。后来，他将仅有的一点钱财挥霍殆尽，因此妓女秀奴不愿再接待他。他乘醉强行闯人秀奴闺房，把她杀死。了然被缉补归案，人们发现他臂上还刺着”苦相思“之类的字迹。案卷送到苏轼手中，苏轼当然判了然死刑，又写了一词道：”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那时，妓女若想从良，领得经过官府的正式核准，这种手续被称作”除籍“。苏轼曾帮助过希望脱离苦难的妓女除籍。他还说服名妓琴操遁入空门。琴操是一位才女，有一次，她演唱秦观的《满庭芳》，误将其中一句”画角声断谯门“唱成”画角声断斜阳“。她即席为这首词改了韵脚，却没损害原词的意境。她改动后的《满庭芳》全词如下：山抹微云，天黏蓑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棹，聊共引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低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楼薄偉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
苏轼对琴操的才思敏捷十分赞赏，常和她参禅。有一次，苏轼引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名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听后顿时领悟，脱下艳装，削发作尼姑去了。
有一位十二岁的雏妓，名叫王朝云，不仅眉清目秀，歌喉清脆，而且悟性极高，苏轼看她是棵好苗子，把她收进自己家养的歌舞班中。若千年后，她成为苏轼的侍妾，并在他后半生的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好游乐是文人的秉性，但并不意味着忘记民间疾苦。苏轼的心中一直装着国家大计，由于新法在实际推行中产生的问题，也出于对新法本来就抱着否定态度，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社会痛苦生活的诗篇。新法限定政府对茶叶和盐巴实行专卖，江浙一带依靠卖茶贩盐维生的商人便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致触犯法律，身陷囹圍。有一年除夕，苏轼很晚还不能回家，就是因为杭州府监狱中又关进一批私盐贩子。他为此写了一首诗：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坠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然愧前修。
在这里，苏轼竟将自己与犯人作了比较，说大家都是为了生计，论什么贤和愚啊。
王安石的”青苗法“规定，每年青黄不接，政府可向农民发放贷款，待收获后偿还。这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困境，有利于发展生产。但是，也有一些人，拿着青苗钱任意挥霍，不顾后果。苏轼看到这种现象，写诗道：”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而他另一首著名的《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则对遭受天灾人祸的普通百姓表达极大的同情：”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苏轼在杭州以及他后来在密州、徐州、湖州任职时，写了不少批评新法和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抒发了诗人苦闷彷徨的心情和在现实面前的无可奈何，想不到这些诗在若千年后，竟被用来作为政敌射向他的利箭，几乎置他于死地。
苏轼在杭州期间也曾有过很多好的动议，但因那些靠投机取巧坐上高位的新贵们只知为自己着想，他的意见又怎能受到重视呢？他只能力所能及做一些实事，例如组织捕蝗救灾，赈济灾民等。他参与完成的最大一件事是重修杭州六井的工程。
苏轼刚到杭州时，杭州太守是沈立，后来，陈襄（字述古）接任了太守一职。陈襄和苏轼看到杭州百姓用水困难，下决心整理六井。杭州靠近东海，地下水又苦又咸，早在唐朝时，后来任了宰相的李泌做杭州太守，他发现西湖下有数眼甜水泉，而这些泉脉恰好经过杭州市区，便组织人力在泉脉上打了六眼大井，解决了杭州人吃水问题。到了宋代，六井渐废，陈襄和苏轼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使六井恢复了原有功能。次年，江浙一～带大旱，许多地方饮水困难，而杭州城内人畜都有充足的饮用水，老百姓感恩戴德。
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任满离杭。此后的七八年间，他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任太守之职，每到一地，都受到百姓拥护爱戴，同时，留下一批优秀的诗篇。元丰二年（1079），他到湖州任。上不满三个月，就发生了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苏轼一夜之间成了朝廷的阶下囚。
乌台风波 无罪释放对于苏轼来说，湖州是一个熟悉地方。早在七年前，他任杭州通判时，就曾到这里考察过水利工程。当时的湖州太守孙觉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与他过往甚密。他的堂兄、大书法画家文同（字与可），恰于几个月前在湖州辞世。
文同曾在陕西汉中做官，以画竹闻名于世，他首创不必先勾勒轮廓而落笔即成的写意画法，被誉为”胸有成竹“。他为人清高，当一些富豪仰慕其名，拿着雪白的鹅溪绢来求画时，他将素绢抛在地上说，我直拿它当袜子布。他的竹图只赠给懂得他作品的文友。他赠给苏轼的《赏笃谷偃竹图》就是一。幅杰出作品。苏轼到达湖州后，在收拾东西时看到这幅画，想起不久前在这里去世的堂兄，不禁潸然泪下。
这些年，苏轼所到之地，自然灾害都很严重。他离开徐州的前一年，还成功地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抗洪。谁知到了湖州这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所看到的还是土地蛮荒，民不聊生的萧条景象。他立即着手抗灾，号召乡民们不要抛离热土，一起留下来重整家园。正当此际，弟弟苏辙派人送来难以置信的消息：皇帝亲自下令，要把他逮捕押解进京。
自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新法以来，十年间，朝廷中始终没有平静过，围绕新法的实施，革新与反革新的斗争愈演愈烈。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借变法之机爬上来的野心家吕惠卿便想取而代之。吕惠卿一面假惺惺在皇上面前挽留王安石，另一方面则在暗中散布对王安石不利的言论，对有希望接替相位的韩绛大加攻击。韩绛自知不是这个阴谋家的对手，就联络一些人恳请神宗皇帝再次起用王安石为相。第二年，王安石二度任宰相，这一次只干了一年，就被吕惠卿及其同党攻了下来。至此，王安石变法宣告彻底失败，而这场政治斗争也蜕变为党派之争，这个阴影在此后几十年间，一直困扰着朝廷，大大损失了宋王朝的元气……苏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身陷囹圈的。
这件事的直接导火线是他刚到湖州时，按照惯例给皇帝上的一封谢表。《湖州谢表》中有这样两句话：”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本来是一种自我解嘲，意思是说苏轼我不合时宜，不能追随朝廷中的新派人物，还是少惹是生非，就在这个小地方当个百姓的父母官吧。谁料”新进“二字大大影射了新贵们，加上苏轼平时言语唐突，眼中掺不进一粒沙子，喉咙容不得半丝鱼刺，遇到看不惯的事就讥讽一番，无形中得罪了一些人，碰到这个机会便群起而攻之。
一马当先的便是佛印和尚那位同母异父的兄弟李定。李定此时正做着御史中丞，他与监察御史舒亶接二连三对苏轼进行弹劾。他们由”新进“联系到”新法“，由”新法“联系到皇帝，按照他们的逻辑，反新进就是反新法，反新法就是反皇帝。
为了加重罪名，苏轼的诗集《钱塘集》也成了佐证。他们将诗中的含义任意引申，或断章取义，或肆意夸张，呈献在神宗面前。此时的宰相王理是个平庸之辈，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随声附和攻击苏轼。
宋神宗是个求贤若渴的皇帝，他虽然从政治上排斥反对新法的大臣，但对苏轼的文章一直青睐有加。这大概也是苏轼遭人嫉恨的原因之一。但是，再有见解的皇帝也抵不住左右宠臣的轮番轰炸，他终于怀疑苏轼是否真的有谋反之心，便下令将苏轼押解进京。不过，当李定等人要求在押解路上，将苏轼寄监夜宿时，神宗没有批准，他说，不过是个诗文案子，押解途中何必一定要寄监呢？
李定总算拿到了逮捕令，但真要执行时，这班人却个个无端退缩。众所周知，苏轼是当朝大才子，在民间威望很高，去捉他的人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时，一个叫皇甫遵的人自己跳了出来。皇甫遵官为太常博士，是个掂不出斤两的小人。
他领了这个差使，便虚张声势地带着儿子昼夜兼程，直奔湖州而去。
苏轼有位好友叫王诜，是一位驸马，他娶了英宗的二女儿为妻，虽然他们夫妇关系并不融洽，但毕竟是皇亲，消息比较灵通。他听到逮捕苏轼的消息后，赶紧派快马通知苏辙，由苏辙再派家人奔往湖州。抓人的和报信的在通往湖州的驿路上展开竞赛。也是天公有意，皇甫遵的儿子在路上染病卧倒，人马停下来休息一天，这就给了送信人一个机会，赶在头一。天晚上到达湖州府衙。
苏轼见到苏辙的来信，十分惊讶，思来想去，除了不赞成新法，自己并无冒犯龙威的地方。他与副手祖无颇商量，祖无颇说：”你现在还是朝廷命官，并没见到撤职的命令，当然应当以太守的身份接待朝廷派来的人。“次日，皇甫遵一行到达湖州，直奔府衙大堂。苏轼身穿官袍，足踏朝靴出来见他。这个无赖的家伙吹胡子瞪眼，一言不发地邈视着苏轼，凶神恶煞，空气紧张到极点。苏轼上前一步道：”想我必定有得罪皇上的地方，今天必是赐死了。自己死无遗憾，只求给点时间，到后堂与夫人告别，安排好后事再死。“皇甫遵这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还不至于去死。“站在一旁的祖无颇这才上前提醒：”太常博士必定带着朝廷的公文吧。“皇甫遵不无傲慢问：”你是什么人？“祖无颇报出身份后，皇甫遵才将文书交出来，仅仅是一纸拘捕令而已。
皇甫遵令人除去苏轼头上的乌纱，说话间就要将枷锁套在苏轼项上。苏轼再次请求与家人告别，这才获准。
夫人王闰之侍女王朝云等早已哭作一团。苏轼佯装出笑脸安慰她们。他知道王闰之是个秉性柔弱的女子，哪里见过这种世面？他走了之后，不知她如何支撑起这个家庭，于是故作轻松地给她讲了一个笑话。他讲的是真宗朝有个叫杨朴的人，平时爱做些怪诗，真宗听说了，传他上朝面君，他从容地去了。真宗问他是否会写诗，他说自已的诗写得很一般，倒是老妻送他出家门时写了一首告别诗，诗中说：”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这首打油诗，龙颜大悦，把杨朴放了，让他回家与老妻团聚。苏轼对王闰之说：。
”今天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你能不能学杨朴的妻子，也给我作上一首诗？“王闰之虽不能诗，但总算是被这故事逗乐了。苏轼被带走后，她强打精神，把被抄得一片狼藉的家收拾起来。她一气之下，令人把苏轼的诗文稿子拿去烧掉，幸存余下的不足三分之一。幸亏这位才子誉满天下，他的诗文早已传抄出去，否则，将会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长子苏迈随同苏轼一同上路。他们在太湖岸边登船，湖州的父老乡亲聚集了一岸，他们看见自己的父母官忽然之间被皇上抓走，像抓一只鸡鸭，十分痛心。送行者的哭声传出很远。
押解船行驶在平静的湖面。天色暗将下去，不一会，月亮升起来了，万顷碧波荡漾着鱼鳞般的银光。船桨拍打着水面，发出单调的响声。苏轼靠在窗前，忽然想起楚大夫屈原，真想学他的样子，一头扎进湖水，以此来清洗自已的耻辱。但他又想起自己的妻儿老小，想起弟弟苏辙，如果自己死了，他们将如何活下去？遂断了死念。
到达京城开封后，苏轼被直接押进御史台的大狱里。因院中栽有几株百年老树，引来成千＿上万只乌鸦在枝杈间作窝安居，御史台又被称作乌台，这就是苏轼这场文字狱被称作”乌台诗案“的缘由。
狱吏们听说牢房押的是一位大诗人，都争先恐后来看，凭直觉，他们判定苏轼不是坏人。有一位好心的老狱卒对苏轼特别关照，每晚为他打热水洗脚。当苏迈前来探监送饭时，总是给予种种方便。
苏轼并未彻底打消死的念头，他甚至将随身携带的丹丸密藏起来，准备到了无法忍受折磨时，过量服用，一死了之。他与苏迈约定，平时送饭只送蔬菜和肉，若打听到给他判死罪的消息，就送鱼进来。有一次，苏迈有事不能送饭，托京城里的一位亲戚代劳，匆忙中忘记嘱托这件事。那亲戚知道苏轼一向爱吃鱼，便一片好心弄了一尾鲜鱼，下功夫做熟了送进牢房。苏轼一看见碗中盛着一条鱼，以为死期不远，便写了两首绝命诗。
第一首绝命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第二首绝命诗是写给夫人和儿子的：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挡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诗句凄切婉清，满含着依依不舍之情，夫妇和父子之爱。苏轼连自已死后的葬身之地都选择好了。他想长眠在”浙江西“，实际上已把江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误会当然很快就消除了，这两首面临绝境时写下的诗却长留人间。
苏轼是盛夏被抓进监牢的，对他的审讯直至初冬才结束。一场陷害和营救之间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
李定舒亶、王理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四处收集材料，罗织罪名，为苏轼概括了四条罪状。一。是泥古不化，坚持自已的错误见解；二是狂傲不狷，目无他人；三是能言善辩，危害更大；四是语言犯上，冒犯当今皇上。尤其最末一条，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无非是想激怒神宗，让他把苏轼当成一个犯上作乱的反叛分子处死。他们一方面将苏轼表达对新法不满的诗加以夸张，另一方面将一些一般的状物说理的诗牵强附会，说成含沙射影，讥讽当今。例如苏轼有一首咏秀才王复宅子里双桧的诗，诗中说：”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原本是说桧树的，王理非要把它和大宋王朝的根基联系起来。他说”龙“不就是”真龙天子“吗？”蛰龙“是否苏轼自比，想要篡夺皇位？这种解释连神宗都感到兴味索然，他看了案宗后不厌其烦地说：”他吟咏他的桧树，与朕有什么相干？“与此同时，不少正义风骨的人士也四处奔走，为苏轼打抱不平。令人感叹的是，他们当中不仅有保守派，也有不少革新派人物。
张方平与苏家是世交，此时已致仕隐居南京。听说苏轼获罪下狱，便修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奏折，派儿子张恕送抵京城。张恕深知这封奏折的份量，若让神宗看见必定会勃然大怒，说不定还会起反作用，便没有送上去。后来苏轼见到了这个折子的副本，连连咋舌说，是张恕救了我这条命。
作为同胞兄弟，苏辙更是倾尽全力。苏辙与苏轼的性格大不相同。他沉默寡言，为人谨慎，虽然对新法也抱着反对态度，但从不高谈阔论、大加抨击，因此避免许多灾祸。在此之前，他也曾好言相劝，提醒哥哥少发点议论，无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底惹出这场大祸来。苏辙为了挽救兄长的生命，正式向皇帝上书，要求革去自己的官职，以赎苏轼之罪。
朝中重臣吴充、章惇则以历史上的许多明君为例，劝说神宗珍爱人才，容纳不同意见。他们说，如果因为有人发表了不同政见就把他杀掉，皇上就会背上昏愦的恶名，岂不是要被后世嘲笑？这个理由对爱惜名声的神宗很有说服力。
二次罢相的王安石，此时在南京钟山修起一座宅子，命名为半山堂，隐居起来，不愿再过问朝政。苏轼被捕的消息使他十分震惊，他破例与弟弟王安礼一齐出面，一个上书，一个面奏，向神宗进言，论述盛世不杀才士的道理。
连病得奄奄一息的太皇太后都出来说话了。曹太后是宋仁宗的皇后，她把孙子叫到病床前训话，说当初二苏登科时，仁宗亲自对她说，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
如今苏轼入狱，必定是遭人诬陷。曹太后搬出先皇的招牌，也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经过再三考虑，宋神宗推翻了李定等人的结论，决定无罪释放苏轼。元丰二年（1079）腊月底，神宗下诏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贬苏辙为筠州酒监。乌台诗案共株连大小官员数十人，如王诜、张方平、范镇、司马光等，均被罚铜30斤、20斤不等。
一词两赋 赤壁绝唱大年三十，苏轼从御史台大狱里出来，惊魂甫定，次日就登上去黄州的路。他带着长子苏迈，冒着风雪，走了一个月。快到黄州地界，远远看见有人打着青伞，牵着白马，立在路边，原来是在凤翔结识的好友陈愤接他来了。陈糙此时已在黄州附近的歧亭归隐。苏轼父子在歧亭休息了五天，渐渐恢复元气。
黄州太守徐君猷久慕苏轼诗名，并不因他是贬官而怠慢于他，不仅为苏轼摆酒接风，还为他在定惠院安排了临时住处。
苏轼住在定惠院，心情十分孤寂，忍不住给旧日的朋友写了许多信，其中有不少是因乌台诗案受株连而被贬到各地的同僚。他收到一些回信，但更多的人不愿继续和他来往，至此，他才体会到了世态炎凉的真正内涵，开始对人生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
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妻儿老小共十几口人奔来与他团聚。他搬到临近长江的临皋亭居住，这里视通万里，据说卧在靠窗的榻上，就可以看见长江上千帆竞发的景致。
大概就是在这里，他正式收王朝云为妾。
苏轼由一名五品知府而身陷囹圄，家中仆妇佣人都飞鸟各投林了，只剩下几名忠心的老家人不忍离去，伺候着夫人王闰之和两位小公子苏迨、苏过。家中歌舞班子也被解散，只有当年在杭州收来的歌妓王朝云不肯离开苏家，这位聪明善良的姑娘此时已出脱得容貌端庄、身材婀娜。她十分爱慕自己的主人，并不因他遭到横祸而改变初衷。她是王闰之的一位得力帮手。她能追随苏家来到黄州，使苏轼感动万分而对她格外敬重。
生活艰难，经济困窘。好在黄州是个小地方，物价比较低，全家才得以靠苏轼那点微薄的薪俸养家糊口。书生自有书生理财的办法。苏轼每个月初，把四千五百个大钱分为三十串，悬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下来一串，然后把叉子藏起来。一天用下来，如果这串钱还有点节余，就丢进匣子，准备家中有客人来时买酒用。这项家政措施虽简单，却保证全家不致因计划不周而断炊。
接二连三，一些青年学子到黄州投奔苏轼，杭州时结识的诗僧道潜（即参寥子）也来了。家中人口越来越多，好朋友马正卿便为苏轼争取到黄州城东边的一块荒废多年的坡地，约有十亩大小，苏轼开始指挥这一群人垦荒种地。他们去掉石块，烧掉荒草，在犁地时竟发现了暗井和泉眼。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这里便庄稼茂盛，果桑成荫。当地老农对苏轼说，越冬小麦要让牛羊践踏蹂躏，来年便有好收成。苏轼照着做了，果然获得大丰收。开荒种田的收入大大地改变了苏家的经济状况，全家人的心情也舒畅起来。
他们家仍住在临皋亭，此时的黄州人每天早晨看见苏轼先生率领着自己的农耕队穿过镇子到城东坡地上耕作，日落时分，又见他们唱着歌向家中走去。冬天到了，田里的活计不多，他们便在田畔盖了几间房舍，又为苏轼盖了一间书房，书房落成时，恰逢天降瑞雪，苏轼诗兴大发，随手在书房四壁画了许多雪景，这间书房便被命名为雪堂。苏轼从此也有了自己万世留芳的号：东坡。
四川籍的苏轼向来以美食家著称，现在他更有兴趣研究烹调艺术。黄州猪肉便宜，他常用文火炖上大半夜，炖得又酥又烂，早晨吃上一碗，十分可口。后来人们把这种肉叫”东坡肉“。他还用鲜嫩的荠菜与米一起煮菜粥，又好吃，又有营养。
他渐渐变成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脸晒得乌黑，手变得粗糙，穿着平民的服装，在集市上和农夫渔民拥来挤去，遇到粗鲁无礼之辈，还被喝斥一顿，他并不在意，倒是十分同情下层百姓的疾苦。
与黄州隔江相望的武昌（即现在的鄂城）乡村有一种陋习，即每户人家只养两男一女，再生下孩子，就按进水盆溺死。苏轼得知这种事情，又惊又悲，便写信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希望他以严令禁止杀婴。苏轼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早在徐州任太守时，遇到荒欠之年，他就曾绕城拾取弃婴，还发起建立收养弃婴的机构。现在他推广并发扬这种善举，建议对那些因贫穷养不起孩子的人家，予以适当赈济。朱太守采纳了他的主张，因此挽救了许多小生命，并不忍心杀死亲生骨肉的父母们也十分感激苏轼。
黄州并不是著名的风景胜地，但在诗人眼中，大自然的魅力永远是强烈而神奇的。当生活有了基本的依靠后，苏轼又开始了他的游山玩水。山溪间的兰芽，岩隙中的老树，都令他惊喜非常因而流连其中。上从太守，下至村夫，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游伴。有一天夜里，苏轼不知缘故失眠了，便起身走到附近的承天寺找一位叫做张怀明的人聊天，这次普通的访问成就了他一篇著名的游记＜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不过百字：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明。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读来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篇短文遂成了游记典范。
有时他也到歧亭看望陈糙。陈谴的妻子说话粗声大气，他便作了一首小诗打趣：”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这本是友人之间的戏谑之作，因为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陈糙的神态，而使陈夫人永远地背上了泼妇的恶名，至今人们仍把厉害的太太比做”河东狮吼“。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人们记起苏轼的流放者身份，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自由人。有天晚上，苏轼邀请朋友在东坡雪堂喝酒，回到家中夜已经深了，守门人睡得很死，听不到他拍广门的声音，他即兴作了一首词：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不料这首词很快传到徐君猷太守耳中，他大为惊讶。虽然徐君猷对待苏轼像密友一般，却从未忘记自己作为地方长官，有责任监视苏轼的行动。他从词中理解出苏轼的满腹牢骚，以为苏轼真的乘小舟逃走了，这可了不得。徐太守亲临皋亭打探消息，却发现苏轼躺在床上酣睡，徐太守这才如释重负。
黄州生活是苏轼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也是他文学成就的巅峰期。可以说，苏轼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在黄州完成的，这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一词两赋。
黄州城西临长江有一座突进江水的巨大石崖，因石色呈褚红，形状酷似兽鼻，当地人称它为”赤鼻矶“，爱说古的老人便把它与三国时的赤壁之战联系起来。其实，三国时曹操与孙权之间那场著名的战役发生在上游夏口（即现在的武昌）以西的长江南岸，距此有几百里地呢。苏轼心中很明白这一点，却将错就错，借眼前之”赤鼻“，说三国之”赤壁“，发思古之幽情，吊古战场之英烈。他因赤壁而作的一词两赋问世以后，这里便被公认为”东坡赤壁“，也称作”文赤壁“，成为长江上的一道风景，引来游人无数，甚至超过了”武赤壁“。
唐末宋初，词作为一种文体，主要用来歌风吟月，大多是才子佳人的抒情遣怀之作，格调以缠绵悱恻、低吟浅唱者为主。其代表人物如晚唐”花间派“、宋初柳永、张先，包括苏轼的恩师欧阳修，甚至古板正经的王安石，都未脱离婉约的模式。只有到了苏轼手中，词的调子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站在红色的巨石上，面对滔滔长江之水，苏轼回想起江面上曾经发生过的血与火的战争奇观，禁不住慷慨陈辞。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铿锵有力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成以后。苏轼照例先交给爱妾王朝云去唱。朝云配上曲谱，竟唱不下去，自己哑然失笑了，她对苏轼说：”像柳永的词，让二八女郎，手执红牙板，轻声曼气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非常合适。而先生您这种词，只该让关西大汉，击打着铁砧，粗着喉咙喊：’大江东去……“朝云果然是位知音，她一语道破了东坡词的独特境界和特点。苏东坡首开豪放派词之先河，让词从青楼闺阁中走向广阔的天地间。
如果说，这首词着重于怀念和感慨古代英雄事迹，那么，《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则从怀古引出关于自然、宇宙、人生的畅想和哲理的思考。
《前赤壁赋》成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记叙了他与友人泛舟长江、夜游赤壁的情景。
那是一个天青月亮的初秋夜晚，苏东坡和客人乘小舟到赤壁下游玩。清风徐徐，波澜不惊。苏东坡举起酒杯请客人同饮，一起吟诵曹操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和《诗经》中的《月出》。不一会儿，月亮从东山升起，移动在北斗和牵牛星座之间。此时，白露横江，水天相接。他们乘坐的小舟像一片苇叶，在万顷波涛中迭宕起伏。江天浩然，使人像在天空中乘风飞翔，简直不知会到达什么地方，飘飘然像离开了人间，人成了长着羽翅的仙人。大家快乐地饮起酒，敲着船帮唱歌。歌中说：”桂木做成的棹，兰叶做成的桨，击打着月影，逆流而上。胸怀广阔悠远，想念着心中的美人却天各一方。“客人吹起了洞箫，和着幽怨的歌声，如泣如诉，余音萦绕不散，感动得水中蛟龙腾动，舟中孤独的渔妇抽泣不止。苏轼有些伤感，坐直身子问客人：”你为什么如此悲哀？“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不是曹孟德的诗吗？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在这郁郁葱葱、连绵不绝的山水间，不正是周瑜陷曹孟德于困境的地方吗？当初他破荆州、下江陵，顺江东下时的船队首尾有千里之长，旌旗遮天蔽日，而他临江饮酒、横槊赋诗，堪称一时英豪，而今天曹操到哪里去了？何况你我，与渔民樵夫在江渚之上，与鱼虾为伴与麋鹿为友，驾一叶小舟，互相举杯，就好像飞翔在天地间的蜉蝣，又像沧海之一粟。我为人生的短暂而哀伤，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我真希望能与仙人一起遨游太空，与明月一样永生。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把感想寄托在箫声与秋风中。”苏轼说：“你可知道水和月的运行规则吗？江水流过去了，却并未消失，月亮忽盈忽方，却没有增减。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天地没有相同的一。瞬间。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一切事物都是永存的。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况且天地万物，各有其主。不是自己拥有的，一丝一毫都不要取。只有这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听到的就是声音，看到的就是形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的永久，我们应当共享啊！”客人高兴地笑了。大家把杯换盏，把剩下的果菜一扫而光。杯盘狼藉，也不整理，互相枕着在舟中睡去，不知不觉东方天亮了。
《后赤壁赋》记叙的是三个月之后的事。同年十月十五日，苏东坡从雪堂出来，打算回临皋亭家中。两位客人和他一同路过黄泥坂。路上可见霜痕斑斑，树叶已剥落殆尽。看到地上的人影，才想起仰望天空的月亮，大家都高兴起来，歌声此起彼伏。苏轼感叹道：“有客人无美酒，有美酒无菜肴。这么好的清风明月，这么好的夜晚，该做些什么？”客人说：“傍晚时我网得一条鱼，巨口细鳞，好像是人们常说的松鲈。可哪儿能搞到酒呢？”苏轼回到家中和妻子商讨，妻说：“有一坛酒我已珍藏了很久，正是为了你的不时之需。”于是带上酒和鱼，又来到赤壁下。江水汨汨作声，陡峭的山崖好像有千尺之高。山高显得月小，水位下降后石头自然裸露出来。
才短短几个月，江山已面目全非，让人无法相认。苏轼提着衣襟，向崎岖的山石小路上攀登，他来到人迹罕至的山顶，俯身向下，喊两位客人，那二人都不敢跟上来。
苏轼的声音划破夜空，草木为之震颤，一时间山鸣谷应，风动水涌。苏轼顿时产生孤凄之感，有些害怕，赶快返回舟中，将船划到中流，然后任其飘荡。这时已到了夜半，四周没有一点声音。恰有一只孤鹤从对岸飞过来，翅膀像车轮，黑裳白衣，嘎嘎鸣叫着，掠过小船向西飞去。客人走后，苏轼酣睡，梦中见一道士，穿着羽毛衣裳，翩然而过临皋亭下，他向苏轼作了一揖说：“赤壁之游快乐吗？”问他姓名，他不作答。“哈哈！”苏轼恍然大悟。“昨天夜里，那鸣叫着从我头上飞过的，就是你吧？”
道士也笑了。苏轼从梦中惊醒，开门去看，却什么人都没有。
除了一词两赋外，苏轼在黄州期间的作品很多，真可谓不胜枚举，美不胜收。
仕途风云 行为旷达苏轼在黄州，一住就是五年。在此期间，远在京城皇宫中的神宗皇帝，一天也没有忘记他。每当苏轼有新作传到禁苑中，神宗都反复诵读，爱不释手。据高太后说，神宗吃饭时只要放下筷子，一定是想读苏轼的文章了。这位有雄心有抱负的皇帝，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也在不断思考，他几次都想起用苏轼等人，终因新党阻止而作罢。
元丰七年（1084）四月，神宗下手谕令苏轼迁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苏轼依依惜别，告别了自己亲手建造的东坡家园，又登上北去的路程。黄州的百姓成群结队前来送行。陈馇、道潜等几位最要好的朋友则把他送到九江。他们同游风光旖旎的庐山。苏轼写了几首诗，其中最著名的是《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一首绝妙的写景诗，更是一首意旨深刻的哲理诗。告别陈糙等人后，苏轼继续东行，他与儿子苏迈同游石钟山，写了一篇游记《石钟山记》，从此这座临江小山声名大震。
初夏时节，苏轼一家先后到达金陵。二次罢相后一直隐居在此的王安石，穿着平民装着，骑着毛驴到江岸迎接他。苏轼也身着平民服装与这位当年针锋相对的政敌相见。他们虽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却彼此十分仰慕对方的才华。在这难得相遇的日子里，彼此诗词唱和，倒也乐在其中。只是在不经意间提到当年的人和事时，王安石有些谨慎。他是让吕惠卿之类两面三刀的家伙害苦了，很担心苏轼出言随便，再闯下新的祸端。
在金陵逗留期间，苏家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王朝云头年生下的小儿子苏遁天折了。这孩子才满十个月，眉眼生得与苏轼十分相像，被视为掌上明珠。也许是年纪太小，耐不住旅途风尘，染上了惊风之症，不出几天，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便咽了气。苏轼夫妇二人老泪纵横，王朝云更是昼夜以泪洗面，其哭声凄惨，令人心碎。
朝云自此后再未生育。
此后的旅途上，全家人心情沉重，苏轼再也没有心思游山玩水。盘缠也日趋窘迫。到达泗州时，苏轼上表要求留在常州府的宜兴县居住，因他在杭州任通判之职时，曾在此处置了几亩薄田，神宗恩准了他的请求。不久以后，神宗便驾崩了。
神宗弥留之际，高太后便开始主持朝政。神宗的太子才十岁，他就是后来的哲宗。十岁的小皇帝当然什么都不懂，一切唯祖母是听。高太后升为太皇太后，她是一名果断的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她立即废除新法，任命司马光为宰相，把新党一个个逐出京城。因哲宗登基后的年号为元祐，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在历史上称作“元祐更化”。
苏轼的命运因此而发生新的转折。
他被任命为登州太守。登州滨海，常有海市蜃楼奇观出现。苏轼一到登州，就祈祷自己能有亲眼一见海市蜃楼的机会，不出三天，他就如愿以偿。五天后，他又接到新的圣旨，令他立即赴京人朝。
苏轼的政治生涯达到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短短一年中，他连续几次被擢升，先作礼部郎中，后升起居舍人，又升中书舍人，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还兼任侍读，也就是说，不但要代皇上起草文件，还兼任小皇帝的老师。算起来，他官至三品。而他的弟弟苏辙，不仅别具才识，且为官勤谨，官最大时做到副宰相。
皇家赏赐给苏轼一袭官袍、一条镶满宝石的玉带、一匹配有金银鞍轡的白马。
他每天骑着白马去上朝，轮到值班，就住在皇宫北部的翰林院中，连夜草拟各种诏书。有一次，高太后和哲宗召他面授旨意，然后令人取下御座前的金莲灯送他回书房，这是至高无上荣誉。在这个期间，他一共为朝廷起草了800多道诏命。他每月有几天时间必须给哲宗上课。他授课时，不少青年官吏争相旁听。他的文名更加显赫，海内学子每逢到京，都以能拜见苏轼为幸事。当时，最有才华的四位青年：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拜在他麾下，被称作苏门四学士。
客观地说，冗繁的公务，繁多的应酬，占去了苏轼许多时间和精力，他不可能像在杭州和黄州时那样潜心写作，有些诗作确实是应景之作。但在这个时期，他与云集在京城的书画家，如米芾、李公麟等过往甚密，他在书法绘画及绘画理论上有许多新的发展。由李龙眠绘画、米芾题字的那幅著名的《西园会》图，形象生动，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当时以苏轼为首的十六位书画家，在驸马王诜府上聚会时的情景。
苏轼的家庭生活当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苏洵在世时，曾在开封买下一所住宅。“乌台诗案”发生后，长子苏迈等人曾在这里住过。后来，为了筹集举家迁往黄州的路费，苏迈将这所房屋卖掉了。现在，他们又买下了另一所更加宽阔的住宅，朝云带着仆人丫鬟将房屋和庭园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孩子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衣食充足，他们可以安心读书了。全家人在苏轼闲暇时一同出游，他们最爱去的地方除去禹王台繁塔外，便是相国寺。他们有时也到店铺买东西，或上酒楼品尝美味珍馐。黄州东坡时期的艰苦生活仿佛是昨天的一场梦境。
经过“乌台诗案”，苏轼大难不死，按说，他应当变得圆滑谨慎起来，至少应当学会自我保护，充分利用自己的名声、地位和影响，好好做上几年太平官，让自己和家人过上舒心日子。但苏轼似乎生来缺乏这种能力，也许命运注定了他的大起大落。
因为他的直率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他很快便陷入新旧两党的攻击之中。
在他担任中书舍人时，恰逢朝廷贬斥变法时的大红人吕惠卿、李定等人，诏书当然由他草拟。苏轼举恶不避仇，如实地写出了这些人的恶行，因此引起新党对他的不满。他们故伎重施，总想在苏轼的文章中找到纰漏，以便加在“乌台诗案”的旧帐上，新帐老帐一起算。多亏高太后明察秋毫，屡次驳回诸如此类的诬告陷害，保护了苏轼，才避免了悲剧重演。
保守派对他也未必满意。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全面否定并废除新法。苏轼对此也未置可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看法。当王安石去世时，他代哲宗皇帝草拟过一份敕书，其中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华大加褒扬，对他的政绩却轻描淡写。苏轼还曾坚决反对以王安石配享宋神宗的祠庙。种种迹象证明，苏轼一生中对王安石的新法都持反对态度。但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认为，新法当中也有合理的成份，对老百姓是能带来好处的。他反对废除新法中的合理部分。
有一次，针对是否废除免役法的问题，苏轼和司马光在皇帝面前展开激烈辩论，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下得朝来，苏轼还连说：“司马牛、司马牛。”吃过晚饭后，他的气还未全消，捧着肚子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婢女们看他这副样子，都掩了嘴笑。
苏轼看见后便问：“你们只知道笑，可知道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一婢说，当然是饭食了。另一婢说，是一肚子好文章，朝云在一旁默而不作。苏轼又让她回答，朝云千干脆脆地说：“依我之见，先生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道：“还是朝云最知我心。”说话间，气已消了大半。
不久之后，司马光也辞世了。在丧礼上，苏轼与理学家程颐又发生了冲突。
程颐与胞弟程灏开创了儒家的一个学派，称之为理学，到了南宋时，经朱襄发扬光大，又被称为程朱理学。这个学派强化了儒学刻板保守的一面，其道德主张十分苛刻。一向思想独立，行为旷达的苏轼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学派。他与程颐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就不可避免。
司马光逝世时，恰好满朝文武正在为宋神宗举行灵牌人祠的典礼。皇家的丧仪完成后，苏轼等一群官员赶到司马光家吊唁。主持司马光丧事的程颐把住大门不准他们进府。他说：“按照孔老夫子的教导，应哭泣的丧葬日子不能唱歌。你们参加了神宗牌位人祠仪事，必然刚刚听了音乐，怎么能跑来哭丧呢？”大家面面相觑。苏轼便上前回答：“孔夫子说哭泣的日子里不能唱歌，又没说唱歌的日子不能哭泣。”程颐一时无言以对。官员们一涌而人。进得府来，却又不见司马光的儿子来迎接，原来又是这位程颐先生不允许。他说，按照古制，孝子应在后堂大悲大恸，怎么能站在灵前接待客人呢？苏轼为此又把程颐指斥了一通。自此，二人产生怨恨。苏轼很讨厌理学家的矫揉造作。
苏轼并非不知道自己开罪人太多，他只是身不由己。他曾说，如果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自己会问心有愧，也对不起皇上。如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则会四面树敌，“不死即废”。因此，他又连连上疏，再次要求去当地方官。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土出任杭州太守。
二度莅杭 造福一方苏轼一家回到阔别十五年的杭州。故地重游，自有许多感慨。尤其是朝云，这位当年只有十二岁的小歌妓，如今成了饱经忧虑的少妇。湖山依旧，物是人非，当年的姐妹们都已难觅下落，回过头再看看自己，能够遇到苏学士这样的好人，也算三生有幸。
与通判杭州时相比，苏轼少了许多浪漫，多了几分务实。他认认真真做起父母官来。
他前次离开杭州后，这里遭了一次大饥馑，辖区内死人五十余万。这次来杭第二年，又遇到了连续两年的水灾。由于他有了组织救灾的经验，一方面，将灾前所储蓄的常平仓的米拿出来投放市场，用以平抑米价，另一方面，又向朝廷接连火急奏议，要求减少地方上每年必须上缴国库的贡米数量，并请求发放度牒，以赈济灾民。由于他的努力，杭州大灾之年没有饿死一个人。
水灾必然伴随着瘟疫。为防患于未然，苏轼捐出自已做京官时积累的五十两黄金，夫人闰之和侍妾朝云还拿出了一部分首饰，又从府库中拨了一些银两，用这些资金在西湖边办起了一所医院，无代价为杭州的百姓治病，第一年就治愈一千多人。后来，他离开杭州到别处做官，这家医院还发挥着作用。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公费医院。
杭州虽有西湖，但因离海较近，每当钱塘江涨潮时，灌进来的海水不少，使居民饮水含有大量盐分。当年他与陈襄太守治理好的六口甜水井，因设施损坏，已失去作用。苏轼请来一位有经验的老道士，按照他的意见，将竹制的引水管改成瓦管，以增加耐用度。供水系统完善后，杭州人吃水问题得以缓解，苏轼便着手疏浚城内运河和改造西湖的两项大工程。
杭州城内共有两条运河，一为茅山河，一为盐桥河。过不了几年，这两条河就被淤泥堵塞一次。贪官污吏借疏浚之机，大肆敲诈勒索，并将清理出来的污泥随处堆放，居民的生活环境受到影响，却敢怒不敢言。苏轼经过实地勘查，决定将流经郊区的茅山河作为容纳海潮的渠道，盐桥河则接连西湖之水，他利用水位差，控制水的流向，又在两河间建闸，防止海潮涨满时进人盐桥河。经过治理，盐桥河水深八尺，河水清澈，不仅卫生，还大大方便了水路交通。
早在唐朝初年，西湖不过是一榛草丛生的野湖，杭州只是湖边的一个小镇。经过几代人的建设，到了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已初具规模。白居易对西湖进行了一次大整修。他在湖的北部修筑一条东西走向的长堤，人称白堤。此后西湖才成为一处风景名胜，又经过数代人的修建，湖的四周出现了许多亭台轩榭、寺庙建筑，逐渐绿柳成行，荷菱飘香，越来越美丽了。15年前，苏轼通判杭州时，西湖水面已有十分之二被葑草遮住，到了他再次莅杭时，发现有一半的湖面都长满了葑草，湖底也越来越浅。他估算了一遍，如若不修整，只消二十年左右，西湖就将不复存在了。
他向朝廷申请了一部分资金，自己又筹措了些资金，发动老百姓，积极参与改造工程，很快就动手干了起来。他亲临施工现场指挥，饿了就随便盛一碗粗米饭充饥。民工们见太守如此，干活越发卖力，他们除去葑草，将湖淤泥挖出来，在湖的西侧水面上修出一条十里长堤，与北面的白堤遥遥呼应。堤上共修了六座拱桥，建了几座凉亭，宽宽的大堤两侧，种上柳树和芙蓉，湖中多植荷花菱角。西湖变得又美又实用。
工程竣工时，老百姓抬着猪肉美酒，前往府衙慰劳太守，感谢他为老百姓建立了千秋功业。苏轼大喜，令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炖得又红又酥，分发给民工们，犒劳筑堤大军，一时间，堤岸上欢声雷动。苏轼欣然提笔，用一首《南歌子》描绘了杭州新貌，其中有这样两句：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
西湖新景吸引着游人，也吸引着苏轼和他的同僚，他们有机会便在湖上游宴。
按照惯例，官员们出游时应当摆出仪仗，苏轼最不喜这些繁杂规矩，又不好破例，他经常令仪仗队抬着空轿子出钱塘门，浩浩荡荡绕湖行走，自己则带两名老兵，从涌金门下船，走水路直奔对岸。他还常常将公案设在葛岭或飞来峰下冷泉亭旁，面对山水胜景，他思路格外清晰，处理起公务来“落笔如风雨”，十分迅速，令同事们惊叹不已。
杭州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苏轼的故事，他们甚至坚持说苏轼是杭州本地人。
为了感恩戴德，老百姓在苏堤上修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作为他的生祠，中间悬挂起他的影像，经常顶礼膜拜。后来，人们在葛岭上建起四贤祠，纪念历史上四位对杭州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他们是李泌、白居易、苏东坡、林逋。
元祐六年（1091），苏轼又被召回京城，高太后有意擢升他为宰相。反对他的人便以其弟苏辙已当了副相为由，提出二苏只能留一的建议。程颐等混淆黑白，竟攻击他在杭州时的所作所为是夸大灾情，还说修整西湖是为了供自己游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苏轼厌弃这些没有止休的政治纷争，他又想到地方上任职了。他先在后颖州（阜阳）、扬州等地为官，时间都不太长。
政治动荡 屡遭贬黜元祐八年（1093）八月，苏轼的第二位妻子王闰之在京城辞世，苏轼写了《祭亡妻同安郡君文》来追悼她。一个月后，高太后也去世了。一场新的政治动荡又迫在眉梢。
宋哲宗10岁登基，朝廷大权一直由高太后执掌。随着年龄的增长，哲宗当然不希望这位祖母再独断专行下去，但碍于情面，他不甘于忍耐。老练多智的高太后并非没有看出孙皇的心思，所以在自己病情日笃时，曾对吕大防、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等执政大臣说：“我百年之后，必定有人教唆皇上与你们为敌，到那时你们应早早归隐，让皇上用他自己的人吧。”高太后果然有先见之明，她还没有气断，19岁的哲宗就一反常态，开始自做主张了。太后刚驾鹤西归，他便来了一个大换血。吕惠卿章惇等人又小人得势了，而所谓元祐党人一律遭到贬谪。苏轼当然也逃脱不了恶运。
早在签判凤翔时，苏轼就结识了章惇这个人。有一次，他们相互去游玩，见一个深坑上架着朽木桥，那摇摇欲坠的样子，很让人害怕。苏轼不敢从上边过，章惇却大步流星走了个来回。当时苏轼就暗忖，凡是把自己生命当儿戏的人，杀起人来也会不皱眉头。现在，章惇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毫不留情地对多年的好友下毒手，他凶相毕露，对苏轼等人大加讨伐。宋哲宗对高太后给自已选定的老师苏轼当然缺乏好感，现在章惇弹劾苏轼，正中自己下怀，立即准奏，贬苏轼到边远地区定州任职。虽然有五年的师生之谊，苏轼离京时要求面见哲宗，都未被获准。
绍圣元年（1094），苏轼又被贬到远在广东的英州，因千里迢迢，他便命长子苏迈带着全家到常州的宜兴县居住就食，他早年买下的那点田产此时成了惟一的凭资。他自己只带着幼子苏过。侍妾王朝云向广东进发。因盘缠缺乏，他身体又不好，便请求改走水路。谁知还没到英州，就接到再贬的命令，朝廷贬他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惠州又名惠阳，位于广州东南方向。苏轼历尽艰辛到达这里以后，稍作调整，便四处浏览，他天生一个乐天派，虽然处在逆境，并不因此郁郁寡欢。他立即被陌生的岭南风光所吸引，尤其是市场上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水果，他饱尝一顿，之后赋诗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惠州生活仿佛是黄州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又遇到一。位爱他诗才的好太守，又是忙着为自已安排一个新的家园。他忆起黄州的东坡，不过，现在他的田园所在地叫白鹤蜂，房前屋后的果木品种也与长江之滨大相经庭。最让他慰藉的是，惠州西部也有一个大湖，虽不及杭州西湖，却也翠峰缭绕，碧波荡漾。这就是惠州西湖，又名丰湖。他常带着朝云和苏过在湖边漫步。
自爱子苏遁在南京天折后，朝云便一心向佛。这次到惠州前，苏轼曾动员朝云也去宜兴与全家人生活在一起，他不忍心让这位善良的女子再跟着自己东奔西走。
谁知从未与他红过脸的朝云生气了。朝云是如此痴心地爱着自己的主人，她永难忘怀自己是怎样侥幸脱离苦海的，也永难忘怀丈夫怎样手把手教她读书写字，她认定了自己此生离不开苏轼。到惠州后，她跟着一位老尼学佛经，常常为苏轼的命运祈祷。苏轼写了几诗赞扬她，其中一首是：“不似杨枝别乐天，恰似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姻缘。丹成随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这首诗中用典很多，充满了苏轼对朝云的赞叹。
苏轼最喜欢听朝云唱自己的《蝶恋花》词。词日：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有一次，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眼泪如晰线珠子般落了下来。她是被。
词中的伤感情绪感染了？还是在怀念家乡？也许是为当世第一才子的沦落天涯而感怀？总之，苏轼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朝云唱这首词。惠州虽好，朝云却不服这方水土，经常生病。绍圣三年（1096）七月，年仅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在惠州与世长辞，临终，她还用微弱的声音念着《金刚经》中的偈语：“一切有如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苏轼将他的第三位妻子埋葬在丰湖之畔的栖霞山寺东南山坡上，并为她题写了墓志铭。王朝云虽然仅仅一位侍妄，但她在苏轼最艰难的日子里总是风雨相伴着他，为他分忧解难，苏轼并不因她出身微贱而轻视她，与自己的夫人一视同仁。
已过花甲之年的苏轼仍然关心人民疾苦，痛恨那些不顾百姓死活，只知拍马逢迎以求加官进爵的小人。他写了一首《荔枝叹》，借古讽今，抒发心中喷闷。虽然远在岭南，他的诗作仍很快能传到京城，政敌们当然也在密切关注他的言行。一次，他偶然写了一首《纵笔》诗，诗中说：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被章惇看见了，章惇青面獠牙地冷笑道：“苏轼居然这般快活？那么就叫他到儋州去吧。”
儋州即今海南岛。苏轼在继续南迁的路上，听说弟弟也被贬到雷州半岛，正在他前边赶路呢，他快马加鞭，追上苏辙一行。兄弟两人在此时此地相见，悲喜交加，不禁老泪纵横。他们相伴前行，到达海边，苏轼就要渡海去了，此番分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免不了又一番哭泣，一番叮咛。
海南岛此时尚处于半蛮荒状态，生产方式十分原始，生产力极其低下，经济文化落后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苏轼刚到海南时，语言不通，居住环境恶劣，心情十分沮丧，他有时担心自己永远也回不到内地了。为了开导自己，他把世界比成宇宙中的一个小岛。好比浅坑中有水，水中有根稻草，伏在草上的蚂蚁看着四周也是汪洋一片，人类不正是在世界这个宇宙小岛上的蚂蚁吗？也说不定太阳一出，坑水很快干了，蚂蚁不就可以上岸了吗？
海南岛系黎、汉杂居区，民风纯朴。好交朋友的苏轼很快就和当地人混熟了。
有一次，他到一个村里办事，恰逢下雨，就向农妇借了一顶斗笠，一双木屐，穿着回到住处。他这身打扮十分搞笑，惹得邻人前仰后合，有人把他这副形像绘成一幅《东坡笠屐图》，一直流传至今。
海南岛处在湿热地带，传染病盛行，苏轼经常托人从内地购来一些草药，自己配成丸药，供不时之需，也送给当地的病人。这里读书人很罕见，自从苏轼到来，不少有见识的人纷纷将子弟送来投师而学艺。他也着实收了不少学生，至今海南仍有当年他讲学的遗址，被称为“东坡书院”。苏轼的学生姜唐佐后来成为海南岛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进士。苏轼还利用这段时间，修《论语说》和《易传》两书，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苏轼在海南住了三年多，作梦也想不到“水坑”有“干”的一天，他这只“蚂蚁”又能上岸了。
二十七岁的哲宗去世了，他的弟弟徽宗继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徽宗罢了章惇的相，重新启用“元祐党人”。苏轼等健在的贬官们相继奉命内迁。
文坛巨擘 星殒常州徽宗是宋代最荒淫无耻的一个皇帝，当然，这在他即位初期还不明显。他罢章惇的相，主要是章惇曾经反对他继承帝位，再加上太后（神宗的皇后）为苏轼兄弟说了一些好话，因此，他们才能够北归。
苏轼在广州与儿孙们团聚，他取水路向北方慢慢行进。路过一个名叫大庾岭的地方时，曾在一间乡村小店休憩，旅店里有一位老翁向随从探问，问来客是不是苏子瞻大人。当老翁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便对苏轼以大礼相待，说：“苏先生被人百般构陷，今天能北归，这是老天在保佑好人呀！”苏轼为此写诗道：鹤骨霜髯心已灭，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人回？
苏轼这首诗是有感而发。此前不久，当他一片希望，写信给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也是苏门四学士中最有才气的秦观，得到的却是秦观的死讯。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使他两天粒米未进。
政治斗争的险恶使他最终决定归隐以安度晚年。他开始托人在宜兴买了房屋，也许是宜兴的士大夫们还对他有所戒备，总之，他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又转向常州买房。
有位知己帮他买到一所老屋，房钱已交过，房契也拿到手了。这天傍晚，他在小路上漫游，听到有妇人的哭泣之声，他循声找去，发现是一位老年妇女哭得正伤心。老妇人说，她的儿子不争气，游手好闲，一味挥霍，现在连祖居老屋都让儿子给卖掉了，弄得她没了安身之处了。苏轼再问，方知正是自己买老妇人的祖屋。苏轼当下便将房契焚毁，将房还给老妇人，自己白白贴了一笔钱财。
他只得借住在一位姓孙的朋友家中。
将近一年的旅途奔波，加上他年老体弱，当生活稍稍安定一些时，他便卧榻不起。正赶上江南闷热潮湿的季节，他一直发着高烧，浑身疼痛难忍，夜间更是难挨。
伴随着高烧的是止不住的腹泻，接着，他牙根出血，不能进食。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终于崩溃。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坛巨擘苏轼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吴越一带的老百姓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中，他们奔走呼号，哭声不绝于市。全国的文人士子纷纷在家中祭奠这位最受尊敬的前辈，为这颗巨星的陨落写下许多情真意切的祭文。
苏轼去世前两个月，写出了他平生最后一首诗。这是在他看到老朋友、著名画家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后所题的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仿佛是苏轼为自己的一生所做出的一个最精练、最恰当的概括。他一生经历了宋朝五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五个皇帝都承认他的才华和学识，但由于党派之争，更由于他与众不同的品性，他的命运大起大落，几次面临绝境而又峰回路转。
在漫长险恶的人生道路上，他从未停止过文学艺术活动，为后世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精神财富。
按照兄长生前的遗愿，苏辙将苏轼与嫂嫂王闰之的灵柩合葬于一墓，地址选在苏辙任所的汝州郏城县钓台乡。11年后，苏辙去世，也被安葬在这里。这里被人称作小峨眉。
按照兄长的另一个遗愿，苏辙亲自为苏轼题写了墓志铭。这篇《东坡先生墓志铭》不仅是一篇广传后世、情文并茂的好文章，而且为人们研究苏轼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