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红楼梦》作者）

曹雪芹简介

曹雪芹：生卒年难以确定，大约生活在康熙末至乾隆中叶，满族正白旗人。清代小说家，名沾（读Zhan），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他的先世原是汉人，祖籍是辽东辽阳人，后移居辽宁铁岭，大约在明末被编入满洲籍，身份是“包衣”（家奴）。

生卒年：1715～1763或1724～1764年

性格特点：品德高尚。

历史功过：他的小说《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最高峰，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名家评点：长篇小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它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

曹雪芹传记

世袭官职 皇帝家奴

曹雪芹，名露，字雪芹（一说雪芹是他的号），号梦阮，又号芹圃、芹溪。满洲正白旗人。他是少数民族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是由于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曹雪芹的五世祖曹锡远已加入了满洲籍；说不是，是因为如果追根究底，曹家的先祖并非真正的满人，而是汉人。

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写过一首《寄怀曹雪芹》的诗，开首写道：“少陵指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少陵批唐代大诗人杜甫。曹将军指曹霸，曹操的后代，唐代著名的画家，做过左武卫将军，唐玄宗末年，被削职为民。所以杜甫在题为《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诗中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敦诚正是借杜甫的诗意比拟曹雪芹，说的是曹雪芹也和他的先祖曹霸一样，虽已为庶为清门，文采风流则一如既往。说曹霸、曹操也许有失偏颇。说近一点，曹家先祖可上溯至北宋初大将济阳王曹彬。再近一点，据曹士章《辽东曹氏宗谱叙言》，曹家远祖曹俊，明代初年“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克服辽东，调金洲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八旗满州氏族通谱》载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可知曹家是从曹俊开始安居沈阳的。中卫指挥使是世袭的官职，曹锡远大概即任此职。

那么，曹家又是怎样变成了满洲旗人的呢？这是一个至今难解之谜。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明天启元年，即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身为沈阳中卫的曹锡远及其全家被俘为奴。

努尔哈赤早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已将所率军民编制为红、黄、蓝、白四旗。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为八旗（原四旗称正红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后四旗为镶红旗、镶黄旗、镶蓝旗、镶白旗）。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曹锡远属正白旗包衣人。“包衣”乃满语，即家奴。正白旗原由努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统领，顺治时，多尔衮病故后，以谋逆罪被夺去封爵。正白旗从此归皇帝直接统率，属所谓的“上三旗”。曹家人也就成了皇帝家奴。我们在故宫博物馆所藏的清官档案中，看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或叔父曹颥、曹頻等给皇帝的奏折，都自称“臣系家奴，自幼蒙圣恩豢养”，或“奴才包衣下贱”，康熙皇帝在曹頻的奏折，上所写的批语，自称“老主子”，都可以证明曹家人的实际身份。这包衣人，子子孙孙，世代为奴。即使做了大官，其奴才的身份也不能改变，这是满洲旗人十分苛酷的宗法等级制度。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记：“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曹振彦是曹锡远的儿子，他在多尔衮属下已任“旗鼓牛录章京＂。按满洲八旗制度，每三百人为一“牛录”，其官长称“章京＂，即“佐领”。曹振彦的身份应是多尔衮属下的包衣，可能因为他英勇善战，屡立奇功，因而升到佐领之职。

顺治七年，曹振彦已升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顺治九年，又调任山西阳和府知府；顺治十二年，再升为两浙都转运盐司运使，这是从三品的高级文官了。但是曹家真正兴旺发达的时期，是在康熙称帝以后。

家盛时代 好梦不再

曹振彦有两个儿子，长子尔正，次子尔玉。曹尔玉后更名为曹玺，这就是曹雪芹的曾祖父了。曹玺的夫人孙氏，原是康熙的保姆。清朝宫廷制度，皇子幼时有保姆若干人，负责照顾皇子的饮食起居，以及教导其言语、行步、礼仪等的职责。孙氏大约是在未嫁前为康熙保姆，离宫后嫁与曹玺，生前封为一品夫人。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驻跸于江宁织造府（当时即曹府），曾接见孙氏，加以安慰犒劳说：

“此吾家老人也。”其时孙氏已六十八岁，接见时正值庭中萱花开放，康熙乘兴即书“萱瑞堂”三个大字赐给她。这自然是曹家前所未有的光耀，无怪乎全府上下都要感恩戴德了。也许就是因为孙氏的缘故，康熙对曹玺特别照顾，也十分信任。康熙接位后的第二年，就钦点曹玺督理江宁织造。“织造＂是内务府的派出官员，专管监制和采办宫廷所需的、包括御用的纺织品以及其他各项物品，是个美差。而且担任织造的官员多半是皇帝的心腹和亲信，所以这类官员虽非地方行政长官，官也不大，但由于“呼吸能通帝座”，是“通天派＂，所以权势颇大，炙手可热，地方官吏见了他们都得避让三分。清朝旧制，织造任期，最多三年就得轮换。但是从曹玺开始，江宁织造成了曹家的专利品。从康熙二年起，直至雍正五年，曹家三代人垄断江宁织造，前后长达六十余年。清代除了江宁织造，还有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历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和曹玺之子曹寅是郎舅关系，李煦的堂妹是曹寅的夫人，这李煦也深得康熙信任。

曹李两家恰如《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在康熙时期，显显赫赫，富贵流传。曹玺在康熙十六年、十七年两次进京觐见，天子面询江南吏治，对他的详细而确切的陈述十分赞赏，特赐蟒服，加正一品，又御书“敬慎＂匾额赐与他。曹玺被信任的程度，显而易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曹玺病故。正值康熙南巡至江宁，帝亲临其府第抚慰诸孤，并派内大臣祭奠，说：“是朕荩臣，能为联惠此一方人者也。”

但是，曹玺受宠信的程度，比之于他的儿子曹寅来，又望尘莫及。

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字子清，号荔轩、棟亭等。13岁就担任康熙的御前侍卫，二十多岁以御前二等侍卫兼正白旗旗鼓佐领，后又升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协助江宁织造。康熙二十九年，出任苏州织造，次年调任江宁织造，曹寅一生在织造任上长达二十余年。

曹寅和康熙的关系，亲密无间。曹寅对康熙当然忠心耿耿，至死不渝；康熙对曹寅的感情也犹如子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洞察他们之间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

第一，康熙给予曹寅以“密折奏闻”的特权。这种密折奏闻实非同小可，它可以不经过通政司和内阁，直送御前，由皇帝亲自审阅。奏闻的内容，大都有关吏治民情。应该说，曹寅并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诬陷任何人，关于地方上的情况，他也多半报喜不报忧。如他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奏报自兖至宁一路闻见事宜＂，其中“百姓情形”一节，说的是“俱安生乐业如常”，“男女老幼，无不感颂皇仁”之类。

即使涉及水旱、盗贼，也都出言审慎，言辞婉转。于此也可见曹寅之为人。在曹寅的奏折中，把自己的家务事一向康熙汇报，如送女出嫁啦，他的女婿某王子迎娶的情形啦，他打算在东华门］外置房让女婿移居以方便其上班（女婿为皇上侍卫）啦。

再看下面这句话：“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这样的报告，这样的口吻，实在超出一般的君臣范畴。

第二，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驻跸于曹家所在的江宁织造府。《红楼梦》第十六回描写赵嬷嬤回忆当年太祖皇帝南巡的故事：“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指江南甄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自目睹，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这正是曹家四次接驾的真实写照。“江南甄家”，即“江南真家”也。无怪乎当时泰州士人有诗云：“三汊河口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

第三，康熙把许多他十分看重、也十分想做的事交由曹寅经办。主持校刊《全唐诗》和《佩文韵府》是最突出的例子。又如康熙要曹寅打听致仕的大学士熊赐履家庭情况。熊因病辞世后，又要曹寅去了解熊生病时用何医药，临终有何遗嘱，儿子如何？还要曹送些礼去。曹寅据实汇报后，康熙又问：“闻得他家甚贫，果真是否？”熊临终时给康熙的奏本，曹寅报告说是熊自己写的。康熙则看出是被篡改的，要曹寅再去打听有无真稿。曹寅死后，康熙还要曹寅的儿子曹霜继续照看熊赐履之子，予以接济。此事足见康熙对退休的良臣的关心，而此类事又只能托付给自已的心腹，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重。李煦报告康熙，转达曹寅的话：“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康熙闻讯后，焦急万分。他在李煦的奏折上批道：

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挈（即奎宁）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眼。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试想，历史上，有哪一位皇帝给臣子（何况还是包衣下奴）写过这样的批语，开过这样的药方？这批语，关切焦急之情，不言自明。康熙对曹寅的关爱，实更胜于子侄！

第五，曹寅病故后，康熙为了保全曹家，可谓费尽心机。他先是钦点曹寅之子曹颥继任江宁织造，不想曹颛在任才两年就故去了，康熙为此十分痛惜。他对曹颛评价甚高，说：“朕所用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得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联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曹颛死，曹寅别无子嗣，康熙又命李煦在曹寅的兄弟曹荃的诸子中详细考查择取，找一个“能奉养曹颛之母如同生母之人”，作为曹寅的嗣子。结果挑选了曹頻。癲原是从小由曹寅养大的，据说他为人忠厚正直，对曹寅夫人很孝顺。当时曹颗还是一个黄口孺子，康熙却格外施恩，仍让他继任江宁织造，并给予主事之职衔。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二，李煦到江宁织造署内向曹寅夫人宣示“恩旨”：“主子俯念媚居无依，恐你一家散了，特命曹顯承继宗祧，袭职织造，得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康熙又在曹擷请安的奏折上批道：“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

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联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对一个“无知小孩”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如此照顾，口吻又如此亲切，可谓是“爱屋及乌＂也。

总之，康熙在位的六十年，特别是曹寅时期，是曹家的极盛时期。四次接驾，更是显赫一时。《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写元妃省亲的盛况，正是“借省亲事写南巡＂。贾府那种鲜花锦簇，烈火烹油的盛况，也正是盛极一时的曹府的真实写照。

可惜此时曹雪芹还没有降临人世，家庭的极盛时代，对他来说，只是“扬州旧梦”而已。

月满则亏 水满则溢

《红楼梦》中，秦可卿托梦于王熙凤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这段话大概是作者有感而发的吧。四次接驾时的曹府，表面上煊赫当时，实际上早已种下衰败的祸根。接待皇帝的巨大开支，从哪里来？曹寅不得不挪用公款，以至造成巨大的方空。方空多少？据李煦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奏折中称，曹寅临终时说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又两淮商欠钱粮二十三万两，两项相加，计三十二万两。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初三李煦的奏折中，又说曹寅亏欠，原有三十七万三千两，除掉商人应缴之费十一万两，实欠二十六万三千两。这些已经是天文数字，所以曹寅临终有“无赀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的话。可是，江南总督噶礼参奏曹、李两家亏欠三百万两，康熙批驳说只欠一百八十万两。总之，仅仅是曹寅所欠恐也远远高于三十二万两。康熙知道这钱实际上是用在他身上了，所以他才会公开袒护，曹、李，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但他也深知此事的确非同小可，关系曹、李两家身家性命。噶礼敢于在他还在位时就参奏，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帮助曹寅赔补亏欠，康熙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他两次让李煦代理盐差，将所得余银尽归曹题。他又让监察御史李陈常巡视两淮盐课一年，所有盈余，均代曹寅李煦赔补亏欠。他又怕李煦存有一己之私，只顾自己，所以经常特地训导李煦说：“曹寅于尔同事一……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但是，要填的窟窿实在很大，又怎能填得满？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间，李煦和曹颛的奏折中都宣称亏欠已补清完讫，尚余银三万六千余两。曹颛要把这余银献给康熙“养马”，康熙又格外施恩，只收六千两，其余三万两赐予曹颛还“私债”。按道理，此事已经了结（当时康熙还将此事交户部“议覆”，确认“江宁、苏州织造衙门所欠银两，今已照数全还＂）。

可是到了雍正元年，查抄李煦家产时，又说李煦亏空银三十八万两，曹家同样难逃一劫。曹頻在雍正二年正月初七的奏折中说：“奴才实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节，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补一分亏欠，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话已说得十分凄惶了。这“家口妻孥”中，就包括曹雪芹吧。“饥寒迫节＂的话，恐非夸饰，不然他决不敢在奏折中这样说。我们从清室档案中获知，直到乾隆年问，曹頻始终未能补完亏欠。这座压在曹家头上的大山，要不是乾隆下旨“恩免＂，是永远移不开的了。

曹頻写上述奏折时，曹雪芹最多不过九岁光景，他没能赶上家庭的盛况，却亲身经历了家庭的困窘破败。当然，在他出生时，家庭的景况尚未到困窘的时候。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曹頻在给康熙的奏折中报告曹寅遗存的产业，有“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这样的产业，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曹雪芹在幼年时代，有可能过过一小段“锦衣玉食”的日子。即使如此，曹顯在上述奏折中已经讲到赖康熙赐银三万两才将私债还完了的话。可见，从曹雪芹懂事之日起，家庭景况必定已江河日下，雍正一上台，更是立即陷于困境之中。到雍正五年曹家被查抄时，曹雪芹还只有十二三岁。

导致曹家彻底败落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亏欠钱粮，虽然是重要的、也是直接的原因；但如果仅仅是亏欠钱粮，似乎尚不至于引起雍正那样反感和愤恨，以致非要籍没其家产不可，大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雍正一上台，就没给曹李两家以好颜色，李煦是立即就倒霉了。雍正元年，李煦家产就被查抄，房屋赏给了年羹尧，家属被逮捕，全家上下二百余口在苏州变卖，因是旗人，无人敢买。雍正又让年羹尧获取，余者交崇文门监督。雍正五年，李煦又因曾买苏州女子送给雍正的头号政敌、八王子胤祺而受审。李煦虽被“宽免处斩”，但仍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发往打牲乌拉（今黑龙江境内），不久死于流所。

曹家的厄运也接踵而来。雍正对曹類的态度与康熙有天壤之别，康熙对曹頻何等亲切，而雍正对曹頻一直敌视，他在上述曹須雍正二年正月初七的奏折上批道：“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口气严酷之极！这一年的五月初六，曹頻向雍正汇报蝗灾和米价，雍正竟莫名其妙地批道：“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把这一批语和康熙“让老主子笑笑也好＂的批语加以对比，不难体会到康熙之所爱，恰是雍正之所恶。显而易见，雍正对曹頻这等人很不放心，所以派人明查暗访曹類的行为。两淮巡盐噶尔泰曾向雍正密报：“访得曹類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雍正批道：“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可见雍正对曹類深恶痛绝。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雍正下旨查封曹頻家产，罪名又是“行止不端”，还说曹頻“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这明显又是听信了什么人的揭发。从雍正元年到雍正五年，曹頻一再受罚，没太平过。更奇怪是，雍正二年曾把曹頻交怡亲王允祥看管，雍正在曹頻的请安折上批道：……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买祸受……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解不懂，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名声，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曹類不过是一个失宠的包衣下奴，何以会有人借雍正的名头去诈他？他又怎会坏雍正的名声？实在是个谜，只怕其中大有文章。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知，曹頻之获罪、被看管、被查抄，肯定有比亏欠钱粮更深层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曹家是康熙的宠臣，知道的事太多，牵涉的而太广，不免遭致雍正的疑忌，以致不除不快了。

生不逢时 旧梦已觉

曹雪芹究竟是谁的儿子？自胡适《红楼梦考证》问世以后，红实家们都赞同胡适的看法：曹雪芹是曹頻之子。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笔者也认为雪芹不可能是曹頻之子，因为年龄不合。

关于曹雪芹的年龄，敦诚《挽曹雪芹》道是“四十年华付杳冥”。张宜泉诗《伤芹溪居士》小序中说“年未五旬而卒”。可以断定曹雪芹享年不到五十岁。《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有一眉批，说：“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据此，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即公元1763年2月12日。周汝昌先生则认为曹雪芹当是死于癸未除夕，即1764年2月1日。一些学者认为曹雪芹死于甲申年（1764年）春。以上数说事实只相差一年，如果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年，曹雪芹当生于1723或1724年。而照“年未五旬”的说法，假定曹雪芹享年四十八或四十九岁，他当生于1715年左右。

1715年，即康熙五十四年，恰是曹實因病亡故的一年。而这一年，曹賞的妻子马氏夫人已怀孕七个月，曹賈是这一年的正月病故的，他的遗腹子或遗腹女自然也降生于这一年。曹雪芹会不会是曹賞的遗腹子呢？应该说不无可能。前面说过，康熙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还称曹顯为“无知小孩”，后者当然不可能在1715年就做曹雪芹的父亲，即使到1723或1724年，这位“无知小孩”虽已长了五六岁，恐怕也够不上做曹雪芹父亲的年龄。何况，曹雪芹享年一定不止四十岁，不然张宜泉决不会说“年未五旬而卒”那样的话。至于敦诚“四十年华”的诗句，大概因为是做诗，只能取个整数，并不意味着曹雪芹真的只活了四十岁。可见，曹雪芹的生年肯定早于1723或1724。一般认为曹頻生于1702年左右，他和曹雪芹的年龄不过相差十几岁，所以他只能是曹雪芹的叔父。

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间。《甲戌本》第一回记述“此书”“根由”，结局说到“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甲戌”乃乾隆十九年（1754年），这一年已是“抄阅再评”，另《庚辰本》每册卷首标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

“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根据这个，我们可知从再评到四评相距六年。

由此我们又可以假定脂砚斋每隔三年抄评一次，那么首评的时间当在1751年左右。我们再假定此时曹雪芹经过十年辛苦，已大体上完成了“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工作，那么从1751年回溯十年，即1741年左右，应是曹雪芹开始创作《红楼梦》的时间。

如果曹雪芹出生于1723或1724年，到1741年，曹雪芹还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要创作《红楼梦》这样的煌煌巨著，似乎太年轻了一些。如果曹雪芹生于1715年，1741曹雪芹已经二十六岁，是比较成熟的青年了。

尽管我们认为曹類不是曹雪芹的父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虽是叔侄，实际上情同父子。因为曹雪芹出生时就没有了父亲，而曹頻作为曹寅嗣子，是曹家的当家人，理所当然要担负抚育和教导曹雪芹的责任。他们叔侄之间年龄相差无几，更容易培养深厚的情谊。所以曹類对曹雪芹，可以说不是父亲而胜似父亲了。

曹雪芹取名“露”，这也很值得体味。这“露”，是受雨露之恩的意思，取自《诗经●小雅》的《信南山》：“益之以霖霖，既优既渥，既露既足。”为什么要给他取这样的名字？如果真他是曹颥的遗腹子，答案就十分明显了。前文产过，曹颥病故，康熙特命李煦到曹家向曹寅夫人“宣示恩旨”，曹寅夫人“闻命之人，感激痛哭”。曹雪芹正是在全家感念“万岁天高地厚洪恩”之时降生，取名为“露”，也是理所当然。

曹雪芹实在是生不逢时。从他降临人世的第一天起，家庭就屡遭大变。生身之父英年早逝，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归天，曹家一下失去了遮蔽，从此走向深渊，这时曹雪芹才七岁。雍正一上台，他家为了赔补欠款，几乎倾家荡产。

到雍正五年，少年曹雪芹亲历了家庭被查抄的惨况。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如狼似虎的军丁冲进曹家时，偎依在母亲身边的曹雪芹是何等的惊惧！也可以想象这件事给他幼小的心灵的伤害又是何等深巨！当时接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向雍正报告查抄结果：“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处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偌大一个曹府，几乎已空空如也雍正原先以为曹家还是金玉满堂、富贵之极的，所以听信了有关曹頻转移家产的诬告，谁知竟空空如也，实始料所未及。即便如此，雍正并未因此宽恕曹頻，还是将其家产赏给了隋赫德。

雍正六年，曹顯全家被逮问进京。这一路上，曹雪芹和家人一起，又该经受多少痛苦磨难，实非常人所能想象。据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移会》引总管内务府同年五月初七咨文：“曹頻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可知曹顯及寡母寡嫂和曹雪芹等人，进府后就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的老宅里。曹雪芹可能就依靠祖母苦度光阴。这段日子，曹家仍然遭劫难。，上引咨文还记述：“查曹頻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類何以还能“骚扰驿站”，是个谜。反正他进京后，又以新的罪名被“枷号＂示众，而且时间大概长达数月，这对曹家无疑是火上浇油，家庭的屈辱史又添上浓重的一笔。前面说过，曹雪芹和曹須情同父子，他眼见相濡以沫的叔叔被枷号，内心的悲愤与惨痛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可以理解，这愈积愈厚，愈积愈深的悲愤与惨痛，后来都倾注于《红楼梦》之中。

家庭的惨变，给予曹雪芹的，不仅仅是心灵上的创伤，而且是思想上的彻悟。

“扬州旧梦久已觉”，这一个“觉＂字正透露出曹雪芹从惨痛的人生中觉醒过来的信息。

家学传统 大继承者

曹雪芹的家庭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曹雪芹从降生之8起，就生活于浓厚的文学气氛之中，他也是这个家庭的文学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是个很具才识的人，有“蔼然称为儒者宗＂的美誉。《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说他“少好学，沉深有大志”。《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

也说他“读书洞彻石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礼。”是个文武兼备的人。康熙时的名臣熊赐履有《挽曹督造》诗云：“云间已应修文召，石上犹传锦字诗。”这表明曹玺颇有文采。

比之乃父，曹寅更是文采风流，颇有大家风范。他工诗文，善绘画，谙熟戏曲与音乐，又是当时著名的刻书家与藏书家，受命主持校刊《全唐诗》和《佩文韵府》的就是他。

清代著名文人、曹寅的舅舅顾景星盛赞其甥才学高超。他在《荔轩诗草序》中，称曹寅：“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始终冠，而其诗清深老成，锋颖芒角，篇必有法，语必有源，虽颠白齿摇，拈须苦吟，不能逮其一二。”又说曹寅“如临风玉树，淡若粲花；甫曼倩待诏之上，腹螂擐二酉之秘，贝多金碧，象数兰术，无所不窥，弧骑剑槊，弹棋擘阮，悉造精诣。”顾还引李白赠高王诗“价重明月，声动天门”以赠曹寅。我们对昭曹寅一生的成就，顾景星的赞誉，不算为过。

曹寅留存于世的作品很多，有《楝亭诗钞》八卷，《楝亭诗别集》四卷，《楝亭词钞》一卷，《楝亭词钞别集》一。卷，《栋亭文集》一卷，他还创作了《续琵琶》。《虎口余生》二部传奇及《北红拂记》、《太平乐记》二部杂剧。《续琵琶记》写的是蔡文姬的故事，大意是讲文姬被俘掳，作《胡笳十八拍》，曹操追念其父，命曹彰兵临寒外，胁赎而归。中间还穿插铜雀大宴、弥衡击鼓等情节。此剧不仅盛赞了才女蔡文姬。

而且把曹操塑造为一位正真的英雄人物，称得上是文学史上第一部为曹操翻案的作品。这样明曹寅独具的见识。曹寅不但是诗人、剧作家，而且还能粉墨登场。他的友人张大受在《赠曹荔轩司农》一诗中描写道：“多才魏公子，援笔诗立成。有时自敷粉，拍祖舞纵横。跳丸击剑讫，何如邯郸生？风流岂已矣，继擅黄初名。”

曹寅还擅长画道，并工书法。他曾戏言：“不恨不如王右军，但恨羲之不见我。＇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信。

曹寅是个大藏书家，家中藏书万卷，经史子集包罗万象。据《楝亭书目》所录，就有3287种，36大类。他又是刻书家，除奉旨刊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外，还刻印了《棟亭五种》和《棟亭十二种》。后者包括《都城记胜》、《钓矶立谈》、《墨经》、《法书考》、《砚笺》。《琴史》。《梅苑》《禁扁》《声画集》、《后村千家诗》、《糖霜谱》、《灵鬼簿》等等。仅仅看这些书目，就可以看出曹寅涉猎之广，学识之丰。

由于曹寅风流傥倜，喜与文人学士交往，许多著名的诗人、文人、画家、戏剧家，如钱秉澄、杜界、姚潜、石涛、洪升严绳孙、韩蒉、陈枋叶燮等等，都与之交好。曹玺生前，曾在江宁织造府内手植楝树一株，旁筑小亭，常在其中都曹寅兄弟识字读书。曹玺死后，曹寅追悼先人，手制楝亭图，遍请海内文人学士题诗题辞作画以资纪念。可以说，在曹寅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艺群体，风雅云集，云蒸霞蔚。我们可以想象，曹寅全家上下，别说是儿女辈，连家仆婢女都受到这种文学气氛的熏陶渐染。《红楼梦》中十二金钗中的少女人人能诗，还有香菱学诗这样的动人情节，此类事在曹府也许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史说东晋谢安家中连婢女也出口成章，曹家也许接近于此吧。曹寅的儿子曹颛，连康熙也称赞他文武兼备。至于曹頻，文才肯定也不差，他有一次为边疆凯旋给雍正的贺表，雍正大加赞赏，信笔批道：“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当然，此表不一定是曹頻亲笔，但曹頻有文才是当然的。

尽管曹雪芹未能亲聆祖父的教诲，但是祖父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必定占据崇高的地位，是他从小崇拜的偶像，并在他幼小心灵中，植下文学的种子。家庭的文学传统也必然深深渗进他的血液。曹雪芹多才多艺，能诗能文能画，妙解音律，深通戏曲，酷似乃祖，我们不难从中体会到曹寅对曹雪芹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至于曹類，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不仅是《红楼梦》的最早的评论者，而且很可能是小说创作的积极参与者与合作者。曹雪芹着手创作《红楼梦》以前，本有一部旧稿，曹類很可能就是这旧稿的作者。

相与呼应 诗作颇丰

曹雪芹有幸生于一个文学之家，这个家又恰恰给他带来巨大的不幸与悲恸，但是，正是这种不幸与伤痛，又铸就了曹雪芹。如果没有家庭的巨变和曹雪芹由此而获得的大彻大悟，也许就不会有《红楼梦》。

雍正上台，是曹家灾难的开端，雍正去世，是否就意味着曹家灾难的完结呢？

应该说，雍正在总体上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一来有鉴于康熙时政治过于宽纵的弊病，：二来又因皇族内容权力斗争之激烈，所以在政策上倾向于严酷，结果往往过于苛刻。他后来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加以政敌已一清除，政权已经巩固，所以从雍正八年开始，他下旨“酌免远年承追之项＂，凡是雍正三年前已发觉的旧案，“酌其情罪，降旨免追”。曹家可能因此得以缓一口气。

雍正在位二十年突然暴卒，此时曹雪芹刚满十二岁。乾隆上台后，在治国方面上，更致力于以宽济严。乾隆元年，他谕廷臣道：“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之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驰之有妨国事。”话虽如此，他登基伊始，事实上的做法上还是倾向于宽。表现在他释放了雍正的政敌允锇、允褪等，恢复了他们被削除的宗籍，分封原废太子允精之子弘呐、孙永撒为辅国公，释放了岳钟琪等在狱将领，甚至汪景祺、查嗣庭的亲属也被赦回籍。这些做法自然与雍正大相径庭，乃至当时有“止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乾隆种种措施中和曹雪芹家庭有关系的，有如下一些：一是那像恶梦似的压在曹家头。上的偿不完的欠款，终于被宽免；二是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被诰封为资政大夫（二品虚衔），原配欧阳氏、继配袁氏也都封为夫人；三是曹家的一些亲戚成为显贵。如曹雪芹的亲表兄平郡王福彭受命处理总理事务，不久又任正白旗都统。傅鼐也得到重用，任刑部尚书兼兵部。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有些学者认为此时曹家有过“中兴时期”。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答案是否定的。

中兴说的主要依据，是曹家那些显贵的亲戚会照会曹家，曹家有了这些大靠山就能东山再起。事实上，这些权贵有哪个趋炎附势，他们对曹家避之犹恐不及，又岂肯大力支援。敦诚写给曹雪芹的诗：

“劝君莫弹食容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寄怀曹雪芹》）

这显而易见是有所指而发的。也许曹雪芹曾经求助于那些富贵的亲戚，但遭到冷遇乃至羞辱，敦诚才有此劝。联系到《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初进荣国府，向凤姐告贷而耻于开口，脂本有眉批云“且为求亲靠友者一棒喝。”当刘姥姥听到凤姐说如何困难，以为无望，有旁批道：“可怜可叹！”这些批语明显都是因为生活中有相对经历，有感而发的……

从现存史料看，乾隆继立后，曹家境况确实有所改善，欠的债免了，曹類也有可能重新到内务府供职。据张永海老人回忆，曹雪芹当过内廷侍卫，据说是“因为他是皇族内亲才挂名当侍卫的”。曹雪芹是包衣子弟，当侍卫本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曹寅、曹题都当过侍卫。不过，曹雪芹即使当过侍卫，时间可能也很短暂，这些情况，也许都不足以使曹家“中兴”吧。

敦诚《寄怀曹雪芹》一诗曾写道：“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据吴恩裕等学者考证，“虎门”指右翼宗学。宗学是朝廷专为宗室子弟办的学堂，右翼宗学是其中之一。曹雪芹与敦诚在宗学相聚，约在乾隆十三、十四年，曹雪芹可能是在辞去侍卫后人宗学的，他在宗学当然不是读书，而是任职。乾隆元年曾有旨：“命考试八旗废员，精于‘国语＇（指满语）者，充八旗教习。”曹雪芹理应具备当教习的资格。据张永海老人回忆：“曹雪芹的年纪比旁的教习都小，又是个被抄家的人，老派的教师们就轻视他。曹雪芹呢，他也是个有傲骨的人，嘴又好说，爱得罪人，他心想，‘你们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你们呢！＇所以乾隆十六年，他就离开宗学搬到西郊来住了，从此一心写他的《红楼梦》去了。”这回忆，似乎挺真实。

不管怎样，曹雪芹这一段的生活，虽说不上“中兴”，勉强还可以。不过，自从辞去宗学差使，住到西郊后，生活就日益窘迫了。

就是在这段时间时，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结为挚友。敦敏字子明，号懋斋，敦诚字敬亭，号松堂，别号庸闲子，二人是同胞兄弟。他们的五世祖就是努尔哈赤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阿济格与多尔衮（十四子）、多锋（十五子）是同母兄弟。多尔衮原是正白旗统帅，可说是曹家“故主”。多尔衮被削爵籍没后，阿济格受到株连，被抄家、幽禁，最终被赐自尽。乾隆时，为多尔衮平反昭雪（乾隆三十八年，为其修葺坟茔，四十三年复还睿王封号）。

至于阿济格，康熙时曾追封其次子博赫勒为镇国公，复还宗室，但在雍正时又被剥夺。这博赫勒即敦氏兄弟的高祖，所以敦敏、敦诚虽是宗室子弟，事实上和曹雪芹“同是天涯沦落人”，有着相似的遭际和命运，而且他们和曹雪芹一样光明磊落，才华过人。敦诚劝雪芹“莫弹食客铗”，“莫叩富儿门”；敦敏则写诗赞美雪芹画石：“傲骨如君世已奇，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碗礓时。”这既是赞曹雪芹，也是自抒胸怀。他们和曹雪芹互相呼应，成为挚友，实为必然。雪芹生前，和他们二人过从最密，二人诗集中寄赠和怀念曹雪芹的诗甚多，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曹雪芹的宝贵资料。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和雪芹常在一起饮酒赋诗，敦敏有一花园，名叫槐园，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直到雪芹逝世那一年的春天，敦敏还写了一首小诗代替书信，邀雪芹来槐园赏春。诗中写道：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人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上巳”是农历三月初三。俗谚道：“三月三，上高山。”意味着春到人间。敦敏看到满园春色，就记起好友曹雪芹，希望他能来共谋一醉。他邀请的，一定还有敦诚，大概还有其他好友。以诗代简，既表明主客之雅，也表明他们友情之深。他把曹雪芹看作曹植，更可见他对雪芹之敬重。

雪芹移居西郊后，不可能常来京师，这自然增添彼此思念之情。敦氏兄弟有空就去拜访雪芹，并在诗中描述了雪芹家居“衡门僻巷愁今雨”，“日望西山餐暮霞＂的景致。敦敏有一次冒着严寒去访曹雪芹，未遇，怅然而归，留诗一首：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酒薄。

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心中的惆怅，溢于言表。有一次，敦氏兄弟和雪芹一别经年，敦敏偶过友人明琳的养石轩，隔院听到高谈阔论，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果然是他，大喜过望，立刻呼酒话旧，畅叙别后之情。敦敏为此诗兴大发，挥诗一首：

可知野鸭在鸡群，

隔院惊呼意倍殷。

雅识我惭褚太傅，

高谈君是孟参军。

秦淮旧梦人犹在，

燕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

年来聚散感浮云。

诗句把二人相逢的欣喜，拉着手殷勤致意，以及高谈叙旧，一醉方休的情景，描述得既似如临其境。

还有一次，一个秋天黎明，敦诚和曹雪芹在槐园邂逅。当时风雨淋涔，朝寒袭袂，雪芹酒渴如狂，而主人敦敏还未出来。敦诚就解下佩刀，质酒请雪芹畅饮。雪芹欢畅已极，当场作长歌谢敦诚，敦诚也写了一首长诗答谢，这就是著名的《佩刀质酒歌》。歌中写道：“我闻贺鉴湖，不惜金龟掷酒垆；又闻阮遥集，直卸金貂作鲸吸。

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间更无黄金挡。秋气酿寒风雨恶，满园榆柳正苍黄。主人未出。

童子睡，學乾饗涩何可当？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身外长物亦何有？

鸾刀昨夜磨秋霜……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敦诚也是个豪气冲斗生人物，所以才配得上做曹雪芹的真正朋友。

庐于西郊 精神充裕

曹雪芹移居西山脚下，在那里搭了一个茅庐。对他的日常起居，敦诚有诗描绘道：

满径蓬蒿老不华，

举家食粥酒常赊……

衡门僻巷愁今雨，

废馆颓楼梦归家。

司业青钱留客醉，

步兵白眼向人斜。

何人肯与猪肝食，

日望西山餐暮霞。

“举家食粥”，生活之贫困可想而知，但居所景色幽美，“门前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人吟讴”，对比《红楼梦》中作者自云：“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物质生活的困顿，不妨害他精神生活的充裕。也许，这门前山川，更激发曹雪芹创作的灵感，增添他笔下的诗情画意，他就在这山川的怀抱中写就惊天动地的《红楼梦》。

曹雪芹是旗人，他居住的地方大约是旗人聚居的地方。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曹雪芹虽远离那繁华的京都，但并不寂寞，除敦氏兄弟常来看他外，他还有许多知己。其中有一个与他性情最为相投，那就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张宜泉。

张宜泉也是旗人。他和雪芹一样，平生坎坷。他自幼父母双亡，又为兄嫂所弃，靠教几个学童糊口。他在《春柳堂诗稿》自序中说：“奈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他曾参加礼部考试，也曾做过小官，但终生未能有机会一展宏图，于是啸傲林泉，以诗自娱。从《春柳堂诗稿》可以看出，张宜泉诗才清新隽永，性情则有如闲云野鹤，孤高傲世，这正与曹雪芹同调，是以两人一见如故，情谊日笃。

他们有时在一起饮酒贱诗，有时则一起赴效外寻幽探胜。《春柳堂诗稿》中有三首诗是专为曹雪芹而作的。其中一首《怀曹芹溪》云：

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

怀人空有梦，见面常无期。

扫径张筵久，封书畀雁迟。

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

这首诗道出了他和雪芹情谊深厚，小别一时，就如隔三秋，即使在梦中，也怀念着这位好友。由于张宜泉住在东郊，所以“见面常无期”，他为此深深感叹。他写这首诗，似乎是曹雪芹本来约好来访，他为此扫径张筵，焦急等待，结果不知什么原因雪芹未能来，惆怅之余才写下这首诗以寄托怀念之情。在诗稿中和这首诗编排在一起的，还有一首《晴溪访友》，也像是为雪芹而作的：

欲寻高士去，一径隔溪幽。

岸阔浮鸥水，沙平落雁秋。

携琴情得得，载酒兴悠悠。

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

诗中描写的景致，与雪芹住处十分相近。曹雪芹不正是张宜泉心目中的“高士”吗？这不免令人想起《红楼梦》中“山中高士晶莹雪＂的诗句，张宜泉读过《红楼梦》的书稿是不无可能的。“携琴”一句，也令人联想起他为悼念曹雪芹而作的另一首诗中有“琴裹怀囊声漠漠＂之句。我想，他和曹雪芹在一起载酒抚琴，理固宜然。

张宜泉还有一首《和曹雪芹西效信步憩废寺原韵》，更具体描述了他们同游西郊，到一座废寺小憩。雪芹触景生情，赋诗一首，诗题大约就是《西郊信步憩废寺》，张诗就是步其原韵而作的和诗。雪芹的原诗一定精彩绝伦，抒发了自己的怀抱，有很深的寄托。不然张的和诗不会开首就说“君诗未曾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了。

张宜泉和敦氏兄弟的诗，都清楚告诉我们，曹雪芹和友人在一起，兴致一来就立即赋诗，可见他的诗作一定颇丰。一部《红楼梦》，就有那么多诗，也足见曹雪芹诗人之大，朋友们把他比作曹子建，比作李贺，他是完全承受得起的。可惜，除了敦诚曾引用过他的一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外，我们再也无缘见到那些精采的诗篇，这实在是中国诗歌史的一大憾事！

十年辛苦 “红楼” 问世

曹雪芹庐结西郊，致力于《红楼梦》的创作，经过十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前无古人的宏篇巨制。《红楼梦》第一回有一段话记述了此书的创作过程：先是空空道人把石头上所记述的“无材补天，幻形人……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段话扑朔迷离，似乎留给读者诸多疑团。这空空道人是谁？是作者虚拟的乌有先生，还是实有其人他更名情僧，书中的石头，即贾宝玉，不就是情僧吗？难道这空空道人就是贾宝玉的生活原型？是他先抄录了《石头记》，然后由曹雪芹十年辛苦，创作成今日之《红楼梦》？那么，空空道人抄录的《石头记》，是否是《红楼梦》的“前身”或“原稿”？这的确是一个谜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一定的，《红楼梦》确是曹雪芹十年辛苦的伟大成果。

现有的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作，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原作。“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说的是，曹雪芹虽然增删五次，但未能最后完成这一浩大工程，尽管脂砚斋一次又一次地帮他眷清书稿，加上评语，但他却始终没有停止修改他的作品。现存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抄本，“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被删去后，还留下一些应删而未删尽的文字（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以及瑞珠触柱而亡等等），十七、十八回尚未分开等。《庚辰本》还有“缺中秋诗，俟雪芹”的批语。这些都证明这部书尚未最后定稿。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小说只写了八十回。

实际上，小说还有后数十回，曹雪芹是定稿的。我们从脂评中得知，小说的终局是太虚幻境公布情榜，头一名就是贾宝玉，其名下还有“情不情”三字。林黛玉的名下，有“情情”二字。所谓“情不情”，一种含义，或许是贾宝玉从“入情”开始，以“不情”结束，所谓“由情人色＂，“因色悟空＂吧。另一种含义，或许如脂评所言，贾宝玉对一切不情的事物（花儿啦，鸟儿啦，鱼儿啦）都有一段痴情去体会玩味。“情”乃动词，“不情”乃宾语。至于黛玉的“情情”，大概就是脂评所说的她“更胜宝玉十倍痴情”吧。她为还泪而来，泪尽而去，都脱不开一个“情＂字。小说既然连结局都有了，可见是完稿了的。这后数十回决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四十回。在脂评中，提供了很多后数十回的情节线索，如凤姐扫雪、拾玉，甄宝玉送玉；宝玉等人被关押在狱神庙，红玉、贾芸仗义探庵，慰劳宝玉；以及贾宝玉“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等等，在现在的后四十回中都不见踪影。

现在的后四十回的许多情节，和小说前半部所埋下的伏笔，以及第五回所暗示的贾府结局和人物命运，多有不合。至于像宝玉中举，贾府中兴，兰桂齐芳之类，更与前八十回的思想南辕北辙。在高鹗的笔下，贾宝玉居然忠孝两全。他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么！）、中举、受封，出了家还要回来向父亲跪拜，这一切叫做为忠孝两全。“平生遭际实堪伤”的香菱，原本是被折磨死的，现在却被“扶了正”，在高鹗看来，这就是她的好运了。李纨固守节而遭好报，袭人因“失节”而遭谴责，这是曹雪芹的思想吗？肯定不是。在曹雪芹的笔下，李纨的青春丧偶和守节，正是她最大的不幸，她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好处。“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的诗句，以及“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的歌词，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曹雪芹的笔下，袭人最终是宝玉在潦倒之际，不得不将她“遣嫁”的，而且是嫁给了宝玉的最要好的朋友蒋玉菡，夫妻二人还终身侍奉宝玉。“失节”两字，从何谈起？曹雪芹的伟大，正在于他虽然身处宗法封建社会，却敢于向这一社会宣战，并以冲决罗网的精神，向这一社会的传统宣战。他没有赞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而是赞美了富于叛逆精神的“顽石”贾宝玉以及黛玉、晴雯这类女性形象。他把同情赋予了被宗法封建制度所残害的一切不幸的人们。曹雪芹是彻底的，在他的笔下，十二金钗、副钗、又副钗，乃至所有女性的命运，概莫能外都是悲剧的。他以穿透历史的深邃眼光，写了一个家庭的大悲剧，一切都是那样地无可挽回，最后只能是食尽鸟投林，树倒猢狲散，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这样的大彻大悟，才是真实的曹雪芹！

这样的思想境界，高鹗与之相比，实是相形见绌。

当然，高鹗的后四十回，作为文学作品，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价值。何况一般读者的心理，总希望看到完满的结局。正如高鹗所言：“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他补上四十回，使《红楼梦》以“全璧”“定本”的面貌出现，这对《红楼梦》的广泛传播，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

雪芹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红楼梦》，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那一年的中秋，他的爱子不幸夭折，他感伤成疾，由于无力延医，竟在除夕之夜，带着一腔悲愤和未竟之志，与世长辞了！一代文星就此陨落！留下一个新婚的妻子，孤苦无依，他实在难以瞑目啊。敦诚有诗挽道：

四十年华付杳冥，

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

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

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

絮酒生刍上旧垌。

（《挽曹雪芹》）

铁石诗胆 悟彻人生

曹雪芹的生平事迹，由于材料太少，很难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印象。但我们从他的友人的诗文以及有关记载中，却可以描述出他的为人和品格。我们可以用六个字来总结他的为人：一日“觉＂，二日“傲＂，三曰“豪”，四日“胆”，五日“辩”，六日“谐”。

所谓“觉＂，就是“扬州旧梦久已觉＂的“觉＂，梦醒以后，彻底醒悟，读了《红楼梦》就容易体会这种觉悟。“红楼一梦耳”，是这种觉悟；一曲好了歌，是这种觉悟；写彻头彻尾的大悲剧，是这种觉悟；主人公悬崖撒手，复其本性，回归自然，也是这种觉悟。作者悟彻人生，又把这种觉悟，凝聚成一部《红楼梦》，留与世人，警示后世，这要有多大的智慧，多大的气魄！

所谓“傲”，就是“傲骨如君世已奇”的“傲＂，一身傲骨，睥睨天下，面对残酷的社会和吃人的统治者，他宁愿穷死、饿死，也不肯与当道者同流合污。张宜泉有诗赞道：

羹调未羡青莲宠，

苑召难忘立本羞。

借问古来谁得似，

野心应被白云留。

（《题芹溪居士》）

“青莲宠＂指的是大诗人李白曾得“宠”于唐明皇和杨贵妃。传说贵妃曾亲自为他调羹，李白也因此留下了千古传诵的《清平乐三章》。其实，皇帝和贵妃又何尝真的赏识李白的才学？在他们眼里，这位李学士和他们案头的“供玩”也别无二致，不过兴致高的时候，供其赏玩，助其清兴而已，待他们尽兴了，也就把这一代才人“放还”了。同样是一身傲骨的李白，终究不能一展其宏图大志，只能抱残终生。曹雪芹的身世较李白更为不幸，他的穷困也更甚于李白，但他视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当然更不会欣美李白遭遇过的那种“得宠”。

“立本羞＂指的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蒙受的羞辱。据《新唐书》卷七十七阎立本传记载，有一天唐太宗与侍臣们在春苑泛舟，忽见异鸟容与波上，大为兴奋，一面命在座的人吟诗作赋，一面传召阎立本，要他当场把这幅天然图画画下来。立本伏在池边，研吮丹粉，看着皇帝和侍臣们饮酒作乐，感到无地自容，汗流浃背。他回到家中告诫儿子说：我少年读书，文章作得不比他们差，现今偏偏以画知名，今天简直像仆役一亲侍候他们，你们今后切勿学习画画。曹雪芹也是画家，他自然深深理解阎立本所蒙受的羞辱，自已也不屑于做那种御用画师。从“苑召”二字可以推测曾经有官方的画苑征召曹雪芹，被他严辞的拒绝。这还可以从张诗最后一句得到佐证。“野心应被白云留”一句，用的是宋初魏野谢绝宋真宗宣召的典故（见《宋史》卷457）。曹雪芹正是同魏野一样，宁愿做闲云野鹤，终老林泉，也不愿受朝廷征召。曹雪芹这种高贵的品格，得到他的友人的齐声赞叹，把他比作晋代的山简和阮籍。对阮籍，曹雪芹本来就是十分崇敬的，他自号梦阮，这“阮”正是指阮籍。《晋书●阮籍传》说阮“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不拘礼教”，嗜酒，常发惊世骇俗之论。

曹雪芹和阮籍确有颇有相似，他们的精神是融通的。

所谓“豪＂，是指曹雪芹性情豪迈、豪爽，洒脱、豁达，张宜泉说他“素性放达”，敦敏则以“燕市悲歌酒易醺”的诗句来描绘他。曹雪芹和阮籍一样嗜酒，虽然“举家食粥”，还要“卖画钱来付酒家”，一有杯中物，更是豪兴大发。前引敦诚《佩刀质酒歌》，写道：“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其豪迈的气概，跃然纸上。豪放的人必然心胸开阔、豁达，决不会因为身份低贱而改易自己的性情，这又使我们想起《红楼梦》。《红楼梦》中有个“醉金刚”倪二，仗义疏财，颇有几分侠气和豪气。

虽然是个泼皮，曹雪芹却以赞美的笔调描绘他，这也许或多或少袒露出作者自己的胸襟。在小说中，曹雪芹把孤傲给了林黛玉，把豁达大度给了薛宝钗，把豪放给了贾探春，他特别用浓油重彩渲染贾探春的“素喜阔朗”；她的闺房三间屋子连成一片，“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森林一般。”还有“斗大的＂花囊啦，“大鼎”啦，“大盘”啦，大佛手……这种“阔朗＂正是豪放的表现。我们从曹雪芹的赞美的笔触中，不正可以体味作者的为人吗。

所谓“胆”，即胆识。敦诚诗道是：“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铁石诗胆这四个字，既道出了曹雪芹的铮铮铁骨，也道出了他的诗有胆有识，锋芒毕露。

所以张宜泉也用“剑横破匣影铠铠”来比喻曹雪芹，把曹雪芹的诗比作刀，比作剑，正说明他的诗是指向黑暗人生，直刺豺狼们的心脏的。他留下的千古绝唱《红楼梦》，不也是刺向宗法封建社会的一柄利刃吗？

至于“辩”和“谐”是指雄辩和诙谐。雪芹友人诗中多次写到他高谈阔论，并用晋人王猛“扪虱而言，旁若无人”的气概形容他。曹雪芹纵横捭搁，博古通今，善于言谈是意料中的事。他又生性幽默、诙谐，对此，清代文人裕瑞在他的《枣窗闲笔》中有生动的描绘：

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觀我书，不难，惟日以南。

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

这是前人笔记中对曹雪芹最详尽，也最具体的描绘。裕瑞是努尔哈赤幼子多铎的五世孙，他自云其前辈姻戚有与曹雪芹交好者，这殆实有此事言。他所作的有关曹雪芹的记载，虽是听来的传闻，可能有不实之处，但上述描绘，却有相当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当然，曹雪芹是否“身胖头广”，尚有疑问。因为敦诚挽曹雪芹的诗明言“四十萧然太瘦生”。敦敏《题芹圃画石》诗也以石喻人，用“嶙峋更见此支离”的诗句形容曹雪芹，可见，曹雪芹并不胖。除此以外，裕瑞的描绘，令人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之感，而且很符合曹雪芹的为人品性。

总之，曹雪芹悟彻人生，一身傲骨，凌云豪气，有胆有识，高谈雄辩，而又风趣诙谐。这样的人，实在令人扼腕。我们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诗人屈原曾经自白道：“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这句话用在曹雪芹身上，也是很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