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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魏武帝)

治世能臣 乱世枭雄

曹操简介

曹操:魏武帝,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汉族。

生卒年:155 ~220年

性格特点:聪明机警,遇事审慎临危不乱,胸襟博大,乐观宏达,有胆识,但生性多疑。

历史功过:政治军事方面,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 立国的基础。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名家评点:许邵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操传记

少怀壮志 以屈求伸

曹操出身在一宦官家庭。他的祖父曹腾早年就进宫当了宦官,历事安帝、顺帝、冲帝、质帝和桓帝5位帝王,时间长达30余年。安帝时为黄门从官。桓帝即位后,曹腾因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曹腾生活在一个宦官可以娶妾养子,并可用养子袭爵傅封的时代,因此,他收了一个养子,名曹嵩,字巨高,这就是曹操的父亲。由于有曹腾这么一个大宦官的养父,曹嵩仕途一帆风顺,很容易就做到了司隶校尉的官职。灵帝时,又转为大司农、大鸿胪。适逢灵帝开西园卖官,曹嵩又通过贿赂当权的宦官,并出钱1亿,在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买到了太尉的要职。曹腾死后,又袭费亭侯。曹操起兵后,曹嵩不肯相随,放弃京官回谯县闲居,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为避董卓之乱,在琅砑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属杀害。

曹操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 ,对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对他执政后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祖父是个大宦官,为此父亲沾了光,他也沾了光,不然他是不大可能顺利踏上仕途,在20岁时即出任京城洛阳北部尉的要职的。但宦官不过是供帝王役使的家奴,大都出身微贱,与名门世族不同,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曹操不免有些自卑之感。而曹腾虽为大宦官,却又与那些一味 专横跋扈、逞暴肆虐,与名士势不两立的宦官有所不同,大约他也看不惯有些宦官的胡作非为,因而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倾心推引,结交一些名士,这对曹操后来对豪强、对宦官、对名士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无疑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曹操出身在一个虽然有钱有势、但却并非名儒名仕的家庭,因此从小所接受的传统儒家教育,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他后来在《善哉行》诗中追忆说: 自惜身薄祜,夙残罹孤苦。

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

这样的家庭教育,使曹操小时候很少受到礼法观念的束缚,养成了颖悟机警、善于出谋划策随机应变的个性。平时行为放荡不羁,喜欢恶作剧,但也常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曹操从小就立下“雄心壮志”,将来要成就一番大业。 总的说来,曹操少年时代即已显示出诡谲奸诈的性格,同时也显示出果决不怕死的精神。因此不少人评论说,曹操将来不是“治世的能臣”,就是“乱世的奸雄”。曹操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不是偶然的。在东汉末年的动乱年代,他的观察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他的机智和谋略,他的干练和果敢精神都是超群的。

对于读书学习,他也和一般人不同。他不是不读书,而是不读那些于世无补的书,特别是不愿走成千上万的汉儒曾经走过的那条皓首穷经的道路,他不是不读儒家的书,而是不专读儒家的书,诸子百家的书他都要浏览一番,把有用的东西加以吸取。曹操特别喜欢兵法,当时在军事科学方面,他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曹操虽然出身于宦官之家,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宦官集团遭到广大士人的反对,是不可能有远大前程的,他不能顽固地站在宦官集团的立场上,同这股腐朽势力同流合污,同归于尽。他力图改变自已的形象和社会地位,打进在统治集团中一时还未占优势,但潜力却很大的士大夫集团中去,千方百计同名士交往,竭力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对他跻身士林、步人仕途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一番积极的准备和活动,曹操在灵帝嘉平三年,公元174年,亦即他20岁的那一年,被乡里推举为孝廉。不久,曹操即被朝廷任命为郎。接着,经尚书右丞司马防推荐,出任洛阳北部尉,开始走上仕途。尉是县令的副手,负责查禁盗贼,维持治安。曹操是憋足了劲踏上这仕途的第一站的。 他申明禁令,严厉治法,打击邪恶,从此,京都治安情况大为好转。

曹操在洛阳北部尉任上所表现出来的才干、勇气和秉公执法,不避权贵,雷厉风行的作风,在政治上掀起了一股冲击波。曹操出任顿丘令不久,即被朝廷任为议郎。议郎是郎官的一种,属光禄勋,一般由“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的人充任。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也在这个时候得到重用,由600石的议郎升任为2000石的骑都尉,同皇甫嵩、朱俊一起带兵前往颍川镇压黄巾军。颍川地近洛阳,这一路起义军对东汉朝廷威胁最大,结果先被镇压,对全局影响很大。

由于镇压黄巾起义有功,曹操被提升为济南国相。曹操非常渴望得到郡太守的职位,以便以振兴政治和教化的实绩来树起个人的声誉。他在洛阳北部尉、顿丘令以及议郎任上之所以力图有所作为,这种心理不能说没有起相当作用。如今,他真正得到了相当郡太守的职位,于是便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以便实现心中的夙愿。

济南国相下辖10个县,不少县令对上结交朝廷贵戚或宦官,对下勾结地方豪强,依仗权势,狼狈为奸,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弄得声名狼藉,而历任国相都不敢加以干涉。曹操一上任不久,经过调查核实,即上报朝廷,一鼓作气罢免了其中的8个。

这样一来,上下无不为之震恐,犯法作乱的人纷纷逃往外郡,辖区内一时间变得异常平静,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但是,曹操的行动却得罪了朝中当权的宦官,地方豪强也对他恨之人骨。曹操一方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志向去迎合权贵,一方面又考虑到已经多次触犯权贵,再这样干下去,担心使全家受到连累。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之祸,曹操便在当年辞去了济南国相的职务,托病辞官,回到家乡谯县去了。

东汉末年,“岩穴隐居”在名士中是十分盛行的风尚。由于隐居被人们认为是有才能而又清高的人才干的事情,因此,隐居可以抬高身价,成为当政者注目和礼聘的对象,不失为一条做官的途径。曹操这种以屈求伸的策略果然有效,在谯县赋闲没有多久,就因形势的需要,而被征召出山了。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主力被镇压后不久,金城人边章、韩遂起兵反叛,曹操便在这时被召为都尉,成为东汉皇室核心武装的将领,使他在仕途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屈求伸策略的胜利。曹操个人的欲望也随之膨胀起来,当初只打算做一个郡太守,现在却想凭借手中兵权,为国家“讨贼立功”,以便获得封侯做征西将军。志向的升级,预示着曹操在政治舞台上将会有更为出色的表演。

讨伐董卓 平定兖州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四月,汉灵帝死,以上军校尉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同以大将军何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灵帝生前,几个皇子先后天折,留下何皇后所生皇子辩,王贵人所生皇子协。灵帝认为刘辩轻佻无威仪,不能充任人主,有意立刘协为太子。但因何皇后有宠,何皇后兄何进自中平元年起就一直任大将军之职,手中握有重权,所以一。直决定不下来。直到中平六年,灵帝病重,才将刘协托付给蹇硕。

蹇硕既受遗诏,加之一向轻视忌恨何进,因此灵帝一。死,便想杀掉何进后再立刘协。不料,阴谋泄露,计划失败。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少帝),时年17岁,何太后临朝,何进控制朝政。何进深恨蹇硕阴谋图已,又知道官僚士大夫无不对宦官心怀不满,因此执掌朝政后,便依靠袁绍、袁术等人,共同谋诛宦官。蹇硕疑虑不安,写信给宦官赵忠,建议赶快动手,将何进等人捕杀,不料阴谋泄露,何进先发制人,立即将蹇硕捕杀。袁绍劝何进乘机把宦官全部杀掉,并建议多招四方猛将,特别是招并州牧董卓领兵入京,以胁迫太后,何进接受了这一建议。

董卓,字仲颖,陕西临洮人。其人粗猛有谋,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屡立战功,先后被提升为并州刺史和中郎将。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董卓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当得知何进要他带兵进京时,他认为时机已到,二话没说,立即上路,并上书请求惩治宦官张让等人……

董卓还未到达洛阳,何进想要尽杀宦官的图谋泄露,宦官惧而思变。八月,宦官张让、段圭等乘何进人宫见何太后的机会,埋伏在宫门外,当何进出宫时,突然袭击,将其杀害。何进部将吴匡、张璋等闻讯,领兵攻打宫门,放火焚烧东西两宫。张让、段圭等连忙劫持太后、少帝及陈留王刘协等逃往北宫。袁绍等引兵将北宫门关闭,搜捕宦官,不论老少,一律杀死,一共杀死宦官2000多人。

这时,董卓已经抵近洛阳,遥见洛阳火起,引兵急进,迎上了被劫持出城的少帝和陈留王,一同回到洛阳。董卓凭借兵威,自任司空,专断朝政,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史称献帝,并在永安宫将何太后毒杀。接着,董卓自任太尉、相国,进一步控制了朝政。

董卓是个非常残暴的军阀。掌权后,采取高压政策,以严刑服众,稍不遂意就开杀戒,弄得朝中人人自危。曹操料定董卓虽然得势一时,但必然很快归于失败。

因此,不肯同董卓同流合污,于是毅然举兵讨伐,走上了同董卓公开决裂的道路。

曹操秘密离开京城后,就积极准备起兵。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曹操共招募到士兵5000多人,这是他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开始。中平六年十二月,曹操决意联合各地州牧郡守共同伐卓。当时曹操虽然兵少,但没有消极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且毅然首举义兵,为天下倡,表现了非凡的胆识、气魄和勇气,这对迅速掀起反董斗争的高潮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当时,关东反卓联军分驻各地,驻扎酸枣的诸军,设坛盟誓,由张超手下的功曹臧洪登坛宣读誓词。臧洪声讨董卓暴行,辞气慷慨,涕泪交流,在场的将士无不深受感动。由于袁绍是“四世三公”之后,在消灭宦官的行动中又出过大力,同董卓闹翻后,又先逃到冀州反对董卓,因此在盟会上大家遥推袁绍为盟主。袁绍得知消息,欣然接受,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当时,被推为破虏将军的鲍信对曹操说:“谋略在世上找不到第二个,能统率大家拨乱反正的,只有您一个人,不是那个人(暗指袁绍)。即使一时强大,最后也是要失败的。”

董卓针对讨卓联军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弘农王刘辩毒死。接着,为了摆脱关东诸军从东到南摆开的夹攻态势对洛阳造成的威胁,董卓动议迁都长安,并将坚决反对迁都的伍琼、周珌杀死。此外,还杀害了袁绍在洛阳的家属,自太傅袁隗以下共50余人。挟持献帝西迁。

董卓还将洛阳的富豪一一逮捕 ,随意安上个罪名杀掉,然后将其财物没收。并把洛阳的宫殿、官府和二百里的房屋全部烧毁,洗劫一空,鸡犬不留。又强迫洛阳周围数百万人口西迁,一路上在军队的驱赶践踏和抢掠之下,死伤不计其数,还有不少人因缺粮而饿死,尸体铺满西行的道路。

董卓还派他的部将吕布挖掘皇帝及公卿百官的陵墓,盜取墓中的珍宝。董卓的暴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洛阳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遗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对于这场灾难,曹操特地写了《薤露行》一诗加以反映: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曹操诗中所谓的“廿二世” ,是指从汉高祖刘邦到灵帝刘宏共22代。“所任诚不良”是指外戚何进智虑短浅,像猕猴一样。曹操既反对横行不法的宦官,也厌恶干涉朝政的外戚。对“贼臣”董卓特别反感。他以“微子”自比,感叹故都洛阳的残破,表达了对于董卓及招致董卓之乱的何进的痛恨之情。

曹操率领部属从酸枣出发,准备攻占成皋。但从实战中曹操深深感到,要想达到讨伐董卓的目的,光指望别人是不行的。还得依靠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但汴水失利后,自己兵员减少,不敷调遣,于是便决定同曹洪、夏侯惇等人到扬州募兵。

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给了曹操很大的支持,曹操一共招募新兵5000多人,经过训练,作战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就在这时,关东讨卓联军,内部关系很难协调,很快发生了矛盾。这些割据势力,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相互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造成了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和人民的大量死亡。

关东讨卓诸将散伙后,曹操独力难支,孤掌难鸣,想要西讨董卓已经不可能了,决定向黄河以南发展,以等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曹操对地方势力采用受降改编的办法,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不少谋臣、武将投奔到了他的麾下,其中著名的有荀彧、满宠、毛珍、程昱等人。东汉名士荀彧听说曹操有雄才大略,便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离开袁绍投奔了曹操。曹操与之接谈,发现荀或很有才能,非常高兴,说:“您就是我的张子房啊!”立即任命荀彧为司马,参与军机大事。这时荀或才29岁。这样,曹操手下不仅有了亲信的家兵,还有了精锐的“青州兵”,谋臣战将也与日俱增,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成为他在兖州建立根据地的重要凭借。

初平四年春,曹操驻兵鄄城。鄄城是当时黄河边上的一个军事重镇,曹操任兖州牧后,将治所从昌邑迁到这里。接着,曹操发动了攻击徐州牧陶谦的战役。初平四年秋,曹操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陶谦,一鼓作气攻下了10多座城市,进抵彭城。陶谦带兵前来会战,被曹操打得大败,有上万士兵被杀。与此同时,曹操派遣曹仁进攻费县、华县、开阳等地,陶谦派出部将援救各县,都被曹仁击败。

接着,曹操率军讨伐董卓的部将吕布。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原为并州刺史丁原的部将,后投靠董卓,初任骑都尉,后来升任中郎将,后又做了董卓的干儿子,成为董卓的保镖。二人发誓以父子关系相处。但董卓性情暴戾怪僻,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竟用戟掷吕布,吕布从此对董卓心怀不满,并乘董不防备,将其杀害。董卓死后,吕布又投靠王允,被任命为奋威将军。

曹操率领大军从徐州前线日夜兼程赶回兖州,随后一面派李乾到各县慰问,安抚人心,一面准备围攻吕布占据的濮阳。曹操决定巧妙地利用地形,出奇兵打败吕布。曹军大营的西面有一座大堤,大堤南面有一片树林,林深树密,幽深莫测,吕布怀疑林中有曹操的伏兵,告诚部下说:“曹操多诈,千万不要闯到他的埋伏圈中去。”

于是小心翼翼地在大树林以南10多里的地方安下营寨。第二天吕布前来攻城,曹操利用大堤做文章,把一半兵力隐蔽在大堤里面,另一半暴露在大堤外面,吕布见堤外兵力不多,率兵前进,两军刚一交手, 埋伏在堤内的士兵突然一拥而出,步兵、骑兵齐头并进,将吕布打得大败,一直追到吕布的大营才停了下来。

吕布吃了败仗,不敢久留,连夜撤军,逃向定陶。曹操率军追赶,经过激战,将定陶攻下。吕布见大势已去,带着残兵败将向徐州逃去。曹操分兵收复了兖州的郡县。是年八月,曹操进围雍丘。十月,朝廷见曹操实际上已完全控制了兖州,正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搏战,曹操终于有了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名副其实的根据地,这为他以后不断向周边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挾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献帝刘协,从他登基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被人玩弄的木偶,他虽有皇帝之名,但无皇帝之实。但是,献帝毕竟又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有机会充当他的保护人,谁就有在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主动权。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军阀和豪强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曹操也参与了这一场争夺战,凭借他的智谋和实力,最终取得了胜利。

公元190年2月,董卓胁迫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董卓自己则在长安城东修筑了一座堡垒居住,取名鄜坞。廊坞城墙高、厚各达7丈,高度与长安城墙相等,称为“万岁坞”。董卓将从洛阳等地掠夺的大量金银和粮食藏在坞中,单粮食可供30年食用。董卓还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日“尚父”。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声势煊赫。

董卓死后,司徒王允执掌大权,献帝仍是一个傀儡。王允刚愎自用,不讲策略,。

曾经依附董卓的公卿大臣被他处死不少。献帝在这样的环境中,度日如年,很想东归洛阳。关东州牧郡守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也都想让献帝东归。曹操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同献帝拉关系的机会。公元192年,献帝近臣太傅马日碑、太仆赵岐奉诏抚慰关东,曹操和袁绍听说后,亲自带兵到数百里以外去迎接,临别时还相约在洛阳会合,共同将献帝迎接回来。

不久,兖州治中从事毛珍向曹操建议说:“现在国家分崩离析,皇帝被迫西迁长安,百姓不能从事生产,忍饥挨饿,四处流亡。国家没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老百姓没有安居固守的思想,这样的局面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现在袁绍、刘表虽然拥有众多的人口,看起来强大,但却没有长远的考虑,没有树立根本、打好基础的打算。

打仗要正义的军队才能获胜,巩固政权则须凭借财力,让老百姓过安定日子。我们应当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这样霸业与王道才能取得成功。”

公元195年,兴平二年二月,凉州军将发生火并。李催先杀死右将军樊稠,接着又同郭汜互相攻杀。郭汜想把献帝从宫中转移到自己兵营中来,李催得知消息后,抢先动手,劫走献帝,烧毁宫殿。双方在长安城内外,混战了好几个月,造成上万人死亡,混战中有时乱箭直飞到献帝面前。

献帝获释后,冲破重重阻力,几经周折,于公元196年7月回到故都洛阳。献帝回到洛阳后,曹操即打算将献帝迎来许昌,一些人对此有疑虑,认为关东尚未平定,四周群雄豪强难以制服,唯都内臣荀或坚决支持曹操的想法,鼓励曹操说:“从前晋文公接纳了周襄王,因而诸侯纷纷前来追随;汉高祖为义帝穿上白衣服发丧,因而天下的人都来归附。现在皇帝流徙不定,东都洛阳又那样残破,忠义之士都有怀恋王室的心意,老百姓都有感旧的哀痛。如果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迎奉皇帝,是符合大家的愿望的。用忠于帝室的行动,来镇服各据一方的豪杰,这 是一个重要 的策略。如不及时作出决策,其他豪杰必然会产生非分之想,那时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来不及了。”

曹操于是立即采取行动,派曹洪带兵西迎献帝。由于卫将军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凭险抗拒,曹洪无法前进,计划一时未能实现。曹操为此感到十分愁苦,曾作《善哉行》一诗抒发自已当时的心境:

我愿于天穷,琅砑倾侧左。

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

快人由为叹,抱情不得叙。

显行天教人,谁知莫不绪。

我愿何时遂?此叹亦难处。

今我将何照于光曜?释衔不如雨。

从这首诗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曹操虽然已经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是怀着壮志难酬的深沉感慨,以致为此感到苦闷和忧惧。正是这种不满足感和危机感,驱使着曹操去为生存和发展不懈奋斗。

当时,在献帝周围的将领,主要有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等人。杨奉虽然兵力较强,但孤立少援。加之献帝到洛阳后,宫室早被董卓烧尽,百官只能找些柴草,靠着断壁残垣搭帐篷居住;粮食更是紧张,州郡各拥强兵,不肯接济,群臣饥乏,尚书郎以下官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充饥,有的就饿死在墙垣之间,有的则被士兵杀死,情况已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因此,曹操表示愿与杨奉合作,并拿出粮食来,自然使杨奉喜出望外。

为了感谢曹操的大力支持,杨奉即与诸将一同上表,请献帝任命曹操为建德将军,不久又升迁为镇东将军,袭父爵为费亭侯。曹操得到这样的机会,自然十分高兴,于是立即亲率部队赶到洛阳,朝见献帝。曹操由于担负起了保卫京都和献帝的重任,献帝特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这样一来,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曹操一人身上。这说明曹操在事业上往前迈出了一大步,他亲近献帝的策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结出了硕果。在与其他割据势力的角逐中,曹操已占了比较明显的优势。

曹操总揽朝政后,即以献帝名义,杀掉了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人,而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13人为列侯。但真正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一次, 曹操请董昭坐到他的身边问道:“现在我来到洛阳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办?”

董昭回答说:“将军起义兵以除暴乱,现在来到朝中辅佐天子,这是相当于春秋五霸所建立的功业。但朝中将领各怀异心,未必都能顺心服从,留在洛阳匡扶朝政,必有许多不便。最好的办法,是将天子迁到许昌去。但朝廷已经多次迁徙,现。

在刚刚迁回洛阳,远近的人们都希望能够安定下来,再迁徙恐怕会出现麻烦,希望将军权衡利弊,采取合适的对策。”

曹操觉得董昭的主意很好,立即派遣使臣带着厚礼去看望杨奉,感谢他的帮助和支持,并对他说:“洛阳没有粮食,想暂时把献帝迁到鲁阳去,那里离许昌很近,运输粮食就比较容易了。”杨奉果然信以为真,就这样曹操就顺利地将献帝转移到了许昌。从此,就将这里定为都城,直到建安25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取代献帝建魏,将都城迁到洛阳为止,共在这里建都25年。

献帝来到许昌后,又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候。大将军是将军的最高称号,为中央政府的执政者,自汉武帝以来,只有少数皇帝最为信用、最有权势的大臣才有资格充任,权位常在三公以上。与此同时,曹操左右的部属也得到了封赏。荀彧被晋升为侍中,代理尚书令。尚书令为尚书台的长官。尚书台本是皇帝私府中掌管收发文书的部门,自武帝以后地位日渐重要,成为朝廷行政事务的总管,颇有实权。

从此,曹操外出征伐时,朝廷中枢的大政就交由荀或来调度处理。献帝从这时起,就成为曹操手中的傀儡了。

历史证明,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已获取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而且把献帝变成了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工具,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已,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

另一方面,这样做在客观上对国家、对人民也有好处。当时群雄割据,谁都想吞灭对方,独霸天下。曹操迎帝到许昌,将献帝置于自己有力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献帝变成了一个傀儡,但却也使献帝在局势极为混乱的时期免除了被废黜、被杀害的危险,保留了这样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对控制割据、分裂局面的恶性发展,加快国家统一的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曹操总揽朝政后,力图通过兴利除弊使朝政出现一个新的面貌。长期的连年战争,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中原地区所遭受的破坏尤为严重,原来经济繁荣的河南和关中地区变得万象凋零,残破不堪。在这场劫难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农业,而农业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支柱,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工商业也随之凋敝下来。

为了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曹操提出“修耕植以蓄军资”,并颁布了《置屯田令》: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历史证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利国利民最重要的措施。秦孝公时,用商鞅变法,厉行耕战,加紧发展农业生产,实现了强兵足食,最后终于统一天下。汉武帝时,为了巩固西北边防,抗击匈奴侵扰,曾在东起朔方,西至令居大片地区设置屯田,对平定西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操认为这些做法都很值得借鉴,这样做可以使兵力强盛,粮食充足,达到安定天下的目的。

就这样,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屯田制度正式推行,广漠荒凉的原野上,出现了一处处农耕的人群,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掀起了一个农业生产的热潮。

对于曹操来说,把长期战乱中弄得凋敝的农业经济重新恢复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南征北战 克定天下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曹操在兖州将吕布打败后,吕布东逃投靠了徐州牧刘备。这样,在曹操周围的异己势力,北面是冀州牧袁绍,东面是吕布,西面是马腾、韩遂,南面是荆州牧刘表,对曹操形成了一种四面包围的态势。在曹操同刘表之间,还横亘着一个同刘表联合的张绣。

张绣,武威祖厉人,骠骑将军张济的侄子。张绣跟随张济转战,由于作战英勇,这时已被提为建忠将军,封宣威侯,于是接替张济统领部队。建安二年正月,曹操亲率大军直扑宛城。曹军来势汹汹,双方力量悬殊,张绣自料难以抗敌,便在曹军进抵离宛城不远的清水时,率众向曹操投降。

曹操兵不血刃,就取得了南征的胜利,这意外的成功使他志得意满起来,对俘虏肆意侮辱,张绣对此很不高兴,决心予以报复。张绣依计而行,率领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曹营,一声令下,突然动手。曹操措手不及,一时竟无法抵敌,靠着少数随从的保护,仓皇逃走,并身负箭伤。曹操这次败得很惨,完全是由于骄傲自大,麻痹轻敌造成的。

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准备再次征伐张绣。曹操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摆脱困境、克敌制胜的办法。他给内臣荀或写信说:“贱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

到安众后,张绣和刘表的军队合在一起,据守险要。曹操前进受阻,于是按照事先制定好的作战方案,连夜在险要处开凿地下通道,将军械粮草等辎重全部送过去,并布下奇兵。天明后,敌军以为曹操逃跑了,全军来追。张绣临出发前,贾翊劝他说:“不要去追,去追一定会吃败仗。”张绣不听,仍发兵追击,曹操突出奇兵与步骑夹攻,把张绣打得大败,完全实现了预定的作战计划。

曹操荡平徐淮后,袁术在淮南的日子也就更加难以维持,由于北方的袁绍需要花大力气对付,而袁术已是日落西北,气息奄奄,因此曹操对袁术采取了保持威压,静观其变的策略。袁术其人,既无美德懿行,也无雄才大略,只因仗着是“四世三公”之后,骄纵放肆,野心膨胀,只知满足一己的私欲,不管百姓疾苦死活。尽管如此,他的哥哥袁绍还是产生了将袁术接来冀州的想法。不料,待其逃到离寿春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吐血而亡。

当曹操在黄河以南地区忙于镇压黄巾军时,袁绍也在黄河以北地区忙于镇压以黑山军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同公孙瓒等人争夺地盘。当他们在一个个局部地区不断取得胜利。扫平了身边的一个个障碍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和公开化,最后终于发展到兵戎相见。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袁绍亲率大军进攻公孙瓒。至此,袁绍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自已以大将军兼冀州牧,坐镇邺城。四州地广民众,有军队数十万人,粮食也比较充足,这使袁绍成为北方实力最强大的割据者。

袁绍消灭公孙瓒除掉后顾之忧后,曹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袁绍已经占领了黄河以北地区,下一步势必要向黄河以南地区发展,袁绍决定立即将矛头转向曹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曹操同袁绍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

的关系。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为了对付身边更直接的敌对势力的威胁,曹操对袁绍采取稳而不打的策略,有时甚至还对袁绍作出一。点儿让步,但两人的矛盾不绝如缕,有时甚至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

建安四年春,袁绍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准备大举南攻曹操,消息传到京都许昌,引起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不少将领认为无法抵抗,心怀恐惧,但曹操这时已是成竹在胸,信心十足。他开导诸将说:“我了解袁绍这个人,志向很大,但才智短浅,外表严厉而内心胆怯,妒忌刻薄而缺乏威信。士兵虽多,但调度、部署却不得当,将领骄傲而政令不能统一。因此,他土地虽广,粮食虽多,却都只能是为我准备的!”

曹操作为一军之主,他这番冷静客观而又充满自信的话,对于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无疑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绍一场规模巨大的争夺战终于在官渡展开了。谋士荀攸向曹操献计说:。

“现在我们兵力不多,如果同袁绍正面交战,恐怕占不到什么便宜,应当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才行。您可带领一支队伍扑向延津,摆出一副就要北渡黄河袭击袁绍后方的样子,袁绍必然分兵向西阻截。这样,我们就可乘机突袭白马,攻其不备。”

曹操非常赞同这一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立即依计而行。果然,袁绍听说曹军要北渡黄河,连忙分兵前往阻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掉头东向,督率一支轻骑日夜兼程,直趋延津、白马。

白马、延津两次战斗,是官渡决战的前战。曹、袁双方虽都不过是小试牛刀,但彼此优劣成败的征兆,却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曹操机智果断,出奇制胜,先声夺人,从而大大鼓舞了己方的士气,而使敌方的士气大受影响。特别是颜良、文丑都是袁绍的名将,结果才不过打了两次小仗就都被杀死,这在袁军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曹操取得白马、延津两次战斗的胜利后,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决定诱敌深人,撤退到官渡一线设防,相机打击敌人。当时曹操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仓促进行决战,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采取这一步骤是适宜的。

袁绍连败两仗,连损两员大将之后,急火攻心,迫不及待地要奔。上前去同曹操决一雌雄。这年七月,袁绍把主力推进到官渡北面的阳武。当时的情况是,从曹操这一方来讲,一方面应避免立即决战,这样做有可能危及全军的生存;另一方面又不宜拖得太久,因为军中粮草不足,速战速决对自己是有利的。而从袁绍这一方来讲,由于兵多粮足,加之新败,士气受挫,则应采取持久战的方针,慢慢拖垮对手。

但这年8月,袁绍采取前后结营、步步推进的方法,将主力逼近官渡。袁军背靠沙堆,安营扎寨,营寨东西相连,长达数十里。曹操分兵防守,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到了10月间,曹操终于抓住了一次主动出击、从而使整个战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袁绍部将韩猛督运的数千辆粮车被徐晃、史涣截获烧毁后,袁绍重新从河北装运了万余车粮食,派淳于琼等5个将领率兵万余人护送,然后把这些粮食集中囤聚在袁绍官渡大营北面40里的故市和乌巢两个地方。

曹操获悉这一情况后,遂命偷袭部队全部打上袁军的旗号,士兵每人背上一捆干柴,为了避免发出声响,口中还横含一根小棍,即所谓“衔枚”,马嘴也都用绳子拴上,趁着天黑抄偏僻小路向乌巢进发。

路上遇到袁军盘问,曹军就答:“袁将军怕曹操绕到侧后袭击我军粮囤,特派我们到乌巢去加强防守。”

听的人信以为真,也就不再盘问。天色微明时,曹军到达乌巢,立即散开围住粮囤放火。袁军见四处起火,顿时大惊失色,一。片混乱。天明后,曹操命令展开猛攻,终于在短时间内把袁军打败。袁绍的1万多车粮草被烧个精光,督将眭元进、骑督韩莒子等人被杀死,并被割下首级。士兵被杀1000多人,都被割下鼻子。袁军将士看了,无不惊恐失色,纷纷溃散而去。

这样一来,袁军上下更加惊恐,更加混乱。曹操乘势发动全面进攻,袁军不战自溃,四处奔逃,不少人跪在地上缴械投降。袁绍和他的儿子袁谭丢下部队,往北狂奔,只带了800骑兵渡过黄河。曹操追之不及,将袁绍遗弃的大量辎重、地图和珍宝等物尽数缴获。官渡这一仗,曹操前后共杀死、活埋袁军将士7万余人。

官渡之战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一战。这一战不仅消灭了袁绍主力,使袁绍从此一蹶不振,而且使整个北方受到震动,冀州各郡在袁绍战败后纷纷倒戈,献城投降曹操。曹操对袁绍的劣势转化成了优势,接下来便是如何进一步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实现北方统一的问题了。

官渡之战后,曹操又兴兵收复河北,克平四州,远征乌桓,特别是平定三郡乌桓,不仅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又不战而使辽东归附,表明他在中原地区进行的兼并战争已经取得最后胜利,除关陇地区外,北方已处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

自董卓动乱以来,中原地区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曹操统一中原,结束了长期纷争混战的局面,使人民重新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这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支援曹操后来所进行的统一战争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操从柳城班师回朝途中,诗兴大发,写下了《龟虽寿》、《观沧海》等壮丽的诗篇。

他在《龟虽寿》中写道: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媵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这年53岁,已经进入了“暮年”。他虽然在统一北 方的战争中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大业未竟,任重道远,应当乘胜前进,不断进取。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写出了《龟虽寿》这首诗,抒发了自己老当益壮的情怀,表达了不信天命、重视人力的积极见解,从而在如何对待人生问题上,奏出了一曲高亢激越的乐章。

曹操在《观沧海》中写道: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在诗中所说的“碣石”,实指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北15里,秦皇岛市区西南45公里,东距渤海仅约15公里。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登上主峰犹如身临霄汉,举目环顾,海光山色,尽收眼底,为古今观海胜地。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汉武帝于公元前110年,先后东巡,均曾在此登临。“东海”,古代所指不一,这里即指渤海。

这首诗是曹操的得意之作。他在诗中展示了诗人热爱壮阔河山的情怀。“日月之行”四句,通过丰富的想象,抒写了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壮阔气势,寄寓了诗人的胸襟、抱负和豪情。

1954年夏,毛泽东在他所写的《浪淘沙●北戴河》中,曾提到曹操这首诗。诗中写道: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从这一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远征乌桓、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是给予了历史的肯定的。但曹操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文治武功不能同今天无产阶级所创造的伟大功绩相比,时代毕竟不同了,所以说“换了人间”。

且说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又集结大军(号称80万)征伐江南,最后被刘备、孙权联合击败,史称“赤壁之战”。从此奠定了魏蜀吴三强鼎立的基础。在这之后,曹操继续养精蓄锐,又取得了“平定关陇”、“争夺汉中”和“激战襄樊”等重大胜利。

综观曹操的一生,他的军事生涯、政治生涯是非常辉煌的。在魏蜀吴三国中,他的版图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因此在“三国时代” ,是统一中国的最有希望的一支力量。

唯才是举 善于用人

曹操自起兵讨伐董卓以来,东征西讨,南北转战,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曹操能够统一北方,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他具备了成功的一些条件,如建立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 ,大兴屯田,大量罗致人才,以及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锻炼出非凡的指挥才能。

众所周知,善于用人是曹操的一大长处,对他事业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操所罗致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断,不仅袁绍、袁术、刘表等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比之孙权、刘备,曹操也占有明显优势,这成为他事业成功的一个关键。

据史籍所载,曹操能够大量罗致人才,首先在于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同袁绍一起 会盟讨伐董卓时,曹操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才的卓越识见。

一次,袁绍问曹操:“如果讨伐董卓不能取得成功,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占据地盘呢?”

曹操引而不发,先反问一句:“您认为应当怎么办才好呢?”

袁绍气势如虹地回答:“我南面据守黄河,北面依恃燕、代,再将西北乌桓鲜卑、南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势力吞并,然后向南争夺天下,这样,大业总可成功了吧?”

曹操听了,不置可否,却沉稳地谈了自己的打算:“我任用天下的谋臣和将士,用合情合理的手段驾驭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稍停片刻,曹操又补充说:“商汤起兵于亳,周武王起兵于歧周,难道他们的地盘相同吗?如果将险固的地盘作为资本,就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了!”

曹操能有这种见识,一方面由于他清醒地看到了现实的需要,一方面由于他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在《善哉行》一诗中曾这样写道:

齐桓之霸,赖得仲父。

后任竖刁,虫流出户。

春秋时齐桓公因得管仲(即仲父)为相,成为五霸之首。后因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他所宠信的宦官竖刁等坏人,弄得朝政日益腐败。桓公死后,其五子争位相攻,以致其尸体无人收殓。腐烂后蛆虫都爬到了门外。得人与失人差别如此之大,曹操怎能不从中吸取教训以自警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曹操对求贤的重要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曹操从他起兵的时候起,就十分注意罗致人才,在攻城略地的同时,注意不断为自己开辟新的人才来源,每攻占一个地方, 每打败一个敌人,就总会得到一批新的人才,以至形成了帐下人才济济一堂源源不断的局面。有时得到一个人才,甚至比新得到一块地盘更为高兴。

综观曹操的人才,其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

一。是跟随曹操一起起兵的亳县子弟。如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等人,或为宗教子弟,或为同乡故旧,是曹操所倚重的基本力量和心腹将领。其他亲朋故旧,曹操也给予关照。

二是从敌方营垒中投奔、投降或俘虏过来的人。由于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消灭了一个又一个敌手,因此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如被陈寿评为“时之良将,五子为先”的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和徐晃,其中张辽原为吕布部将,张邵原为袁绍部将,徐晃原为杨奉部将。谋臣荀彧郭嘉原在袁绍部下,贾朗原在张绣手下,等等。曹操对敌方营垒中的人才,态度甚为宽容,不论对方原来如何卖力地反对过自己,只要此人确实有才,曹操都尽力加以罗致,主动投归者更是来者不拒。

对旧主越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人,曹操既爱其才,又悯其忠,就越是想把这样的人弄到手里。

三是四方前来投奔的人。这些人中既有在汉末大乱中流散四方的士人,也有不少地方豪强,还有其他一些形形 色色的人。曹操十分注意罗致士人和地方豪强。

士人是地主阶级中比较有知识、有智慧、有眼力的一群人,在汉末反对宦官的斗争中,士人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些出身名门的士人,更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果不能有效地争取到士人的支持,政治上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地方豪强多是黄巾起义后,在各地形成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他们拥有武装、屯坞自守,据有相当的实力。如李典有宗族数千家,部曲3000余家,13000多人,任峻、李通等人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家兵部曲。他们纷纷投到曹操麾下,对壮大曹操的军事实力起了重要作用。

曹操罗致人才的方式,除主动前来投奔和在战斗中俘获的以外,一般为征召。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拥有以朝廷名义征召天下的便利。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自已辖区内的人,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敌人辖区甚至敌方营垒中的人。

如华歆、王朗、虞翻等人都是以献帝名义加以征召。这些人大多以超脱世俗,清高孤洁自许,曹操把他们招聘到手,不仅增强了自己的实力,还可利用他们的影响,争取到更多的士人……

从部属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也是曹操获得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于禁原是鲍信手下的一名士兵,乐进原是曹操帐下的一名小吏,由于具有才能,曹操又敢于放手在实践中使用他们,锻炼他们,后来都成为曹操的重要将领。毛珍原是县吏,满宠原是郡督邮,蒋济原为郡计吏,后来都成了曹操的重要僚属。或出身微贱,或身为布衣,而被曹操发现、使用、提拔,最终登上牧守将校高位的,可以说是举不胜数。既大量从外部罗致人才,又大量在内部培养人才,终于形成了人才源源不绝的态势。

曹操对于人才的渴求,越到后来越加迫切。特别是赤璧战败后,面对孙权、刘备日益强大,三分天下逐渐形成的形势,曹操深切感受到了事业的艰难。他认识到,要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必须罗致更多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的力量。

为此,他专门先后三次下令,要求部属不拘一格地举 荐和录用人才。

综观三道求贤令,内容一次比一次具体、深刻,问题提得一次比一次尖锐,心情也一次比一次迫切。其原因在于曹操的年纪越来越大,而吴、蜀的力量越来越强,主观上想尽快完成统一大业,客观上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度却空前加大了。因此,对人才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

从另一。方面看,经过魏、蜀、吴三方的多方搜求,由于战争的摧残,人才的发现和罗致反不如逐鹿中原时那么容易了。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采用一再下令的办法,来敦促人事主管部门,乃至所有部属尽力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特别是发现、举荐那些以前因为这样那样的毛病而被弃置不用或仍然隐身民间未被发现的人才。

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开辟人才资源,以满足对于人才不断扩大的需求。

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执行。对于一些闻名已久的人才,曹操总是真诚地渴慕,希望有朝一日能罗致到手。人才一旦投奔,曹操总是真诚地欢迎,常有相见恨晚之感。官渡之战中许攸弃袁绍来投奔,曹操来不及穿鞋,光着脚匆忙出迎,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重要的人才来投奔,曹操都要尽快亲自接见,询问方略,听取建议,表达对对方的礼敬之忱。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而有才华的人,只要转变态度,曹操往往也能宽大为怀,不念旧恶,而委以重任。

《短歌行》真实反映了曹操对于人才的真诚态度的。他在诗中写道: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作为政治家和诗人,他从感叹时光易逝发端,接着抒写功业未成、求贤若渴的心情,最后以周公自比,表达了安定天下的雄心壮志。诗中所说的“杜康”,相传是我国最早发明酿酒的人,这里用做酒的代称。

诗中“青青”两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成句,“衿”是衣领,“子”是经中女子对她所思念的情人的称呼,这里借用来表示对人才的思慕。“呦呦”四句是《诗经●小雅●鹿鸣》中的成句,原是宴饮宾客的乐歌,说我有嘉宾,要以鼓瑟吹笙来相待,这里借用来表示自己渴望礼遇贤才。

诗中“明明”四句,以明亮的月亮拾取不到为喻,表达了自己求贤未得的忧虑。

“越陌”四句,则刻画了故人远道来访后宴饮谈心,重温旧谊的欢快情景。“月明”

四句,用鸟雀选择枝头栖息,比喻乱世中的人才选择合适的地方投奔、依附。最后四句,表示自已要以吐哺折节的精神,将尽量多的人才延揽到手,帮助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曹操以坦诚的态度渴慕人才,接纳人才,使用人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曹操一生能够罗致大批人才,这些人能够忠诚于曹操的事业,充分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曹操战胜对手、统一北方作出自己的贡献,绝不是偶然的。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公元207年5月,曹操率军北征乌桓,时年53岁,在归途中写的《龟虽寿》中有这样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时曹操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已经进入了“暮年”,是一匹“老骥”了。此时曹操已经取得消灭袁氏集团主力的巨大胜利,又平定了乌桓并彻底肃清了袁氏残余势力,因此诗中洋溢着一股昂扬奋进的精神。

在这之后,曹操遭受了赤壁兵败的严重挫折,后来多次对孙权、刘备用兵也都没有取得大的成功,从而形成了一时难以逆转的三国鼎立的局面。一方面统一大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随着时光的流逝,老境渐渐降临,这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如何延长寿命来完成未竟的事业,这不能不成为曹操经常为之思考的问题。暮年将至,壮志难酬的苦闷,也不时在其情绪中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积极进取精神又得到了高扬。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三月,61岁的曹操亲率大军西征张鲁,经过大散关的时候,在一首《秋胡行》诗中写道: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

世言伯阳,殊不知老;

赤松王乔,亦云得道。

得之未闻,庶以寿考。

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

曹操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没有搞绝对化。他否定了神仙长生之说,但也不认为人的生命只能完全听任自然规律的摆布。如能保养身心,使之健康愉快,也是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延长了寿命,也就赢得了干事业的时间,这正是曹操所追求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曹操除了加强身体的锻炼外,尽力排除对于生死的苦闷感伤情绪,代之以“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的达观态度。

曹操这样做的结果,对延年益寿应当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虽说只活了66岁,现在看来这个岁数并不高,但在战祸、灾害和瘟疫不断,绝大多数人寿命都很短促的年代(他的儿子曹丕只活了40岁,曹植只活了41岁) ,却算是比较高寿的了。

更重要的是,曹操有越到老年越不能忘怀统一大业的胸襟和为之奋斗不已的精神,直到临死前不久他还奔波在西征汉中、南讨关羽的途中,没有坚定不移的人生理想,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一个较好的身体,都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曹操虽然至死也未能完成其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 但他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曹操的一生是努力奋进的一生,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战乱年代,是寻求祖国统一的一生。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其政治思想是丰富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曹操的政治思想总的来说是要“富国强兵,用贤任能”,“富国”是目的,“强兵”和“用贤任能”则是达到“富国”目的的手段。在东汉积贫积弱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一个“富国”,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富裕起来,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种“富国”的理想,以及达到“富国”的手段,在曹操的诗文和讲话中屡屡有所反映。

曹操主张建立统一君主国家的目的,是为了“牧民” ,也就是要统治老百姓。为此,必须“为之轨则”,也就是要按统治阶级需要,制定必要的制度和法律,让官吏严格遵守执行。还必须设立刑狱,废除奴隶买卖制度,让人民安居乐业,努力发展生产。

曹操还要求君王经常出巡天下,在四方边远的地方都留下车辙马迹。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提拔贤能的官员,把那些昏庸无能的官吏撤职,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

此外,国君应当节俭,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节俭是公认的美德。并以历史的教训为例,说明君王节俭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君王奢侈会招致人民的反叛。曹操要求君主节俭,目的是为了避免“劳民为君,役赋其力”的现象出现,也就是不要让君王为了满足一人的贪欲而无休止地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这种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曹操提出“井田”,也同样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其《抑兼并令》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曹操提出“井田”的目的,是为了设法对付豪强的兼并,在一定的程度 上维护了“下民”的利益。曹操提出“封建五爵”也是为了对那些“田亩连于方国”、“荣乐过于封君”的豪强势力有所抑制……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深感施行仁政的必要,自己也就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施行了一些比较进步、开明的措施。他对当时最残暴最反动的豪强地主势力进行打击,限制他们对广大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对租税作了统一规定,从而使随心所欲的强征暴敛得以刹车,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就是其“仁政”思想的一种反映。他收定河北后,下令免收一年租税,对重灾区人民的租税实行减免,对死亡将士家属实行优抚,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在淳化社会风俗方面,曹操也做了一些工作。《为徐宣陈矫下令》禁止诽谤,《修学令》命各郡县兴办教育,《整齐风俗令》命令整顿以诽谤为主的不良社会风气,《礼让令》提倡礼让,《明罚令》禁止有损人民健康的“寒食”,都是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禁止淫祀,提倡节俭,反对厚葬,也是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整顿的范围涉及政治风气、生活作风、处世为人乃至民间习俗各个方面,整顿手段除正面提倡外,还采用了行政命令硬性规定革除的办法。这些不良社会风气有些是早就存在的,其中不少还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如淫糜奢侈、结党营私、造谣诽谤等。随着战乱的纷起,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出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不良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不利于安定局面的恢复,不利于维系人心的稳定,不利于正在进行的统一战争。 曹操严令加以革除,虽然在某些方面怀有个人的动机,但总的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曹操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军旅中度过的。长期的战争实践使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同时他又十分注意向以孙武、吴起为代表的先秦军事家学习,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统帅,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在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处于执牛耳的地位。

曹操一生,非常勤奋,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兵法,研读了大量兵家著作,在此基础上,结合个人体会,写出了十余万言的军事著作,对后人研究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

曹操的哲学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既有儒家思想,也有法家思想,但在各家思想中以儒法、兵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曹操现存诗文也以表现这三家思想的为最多。其中,又以法家、兵家思想运用得最为广泛。曹操强调“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当时他身处乱世,经常带兵打仗,自然要将法治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兵家思想的作用,而儒家思想在许多情况下是处于抑制状态的。墨家思想是他“以礼为首”的“治定之化”手段的一种补充。道家思想所受影响甚微,当时他要拨乱反正,激流勇进,崇敬自然的道家思想自然不符合他的需要。这就是曹操的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主要脉络。

不过总的来说,曹操思想中有不少值得称道的进步的因素,他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说和谶纬之学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从而对当时冲破传统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操的性格作风同他的思想一样,呈现出多元、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特色。既有坦诚的一面,又有权诈的一面;既有宽厚的一面,又有多疑猜忌、刻薄寡恩、阴狠残酷的一面。这种性格,在他早年就有表现,在他的事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自已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的晚年,表现得更为突出。

曹操一生比较勤奋,喜爱读书学习,到了晚年,不仅经常著文写诗,而且还注意总结自己治国理政的经验。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曹操是一个少有的多才多艺的人物,而其对文学的造诣和建树尤深尤大。曹操不仅以一代雄主的身份奖掖文学,自身也有赫然可观的创作成绩,从而开辟出了一个文学新时代,在封建社会中堪称独步。如果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比起曹操来“略输文采”、“稍逊风骚”,那是并不过分的。

曹操之所以能够具有多方面的技能,拥有广博的知识,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是同他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分不开的。曹操少时游荡无度,喜欢飞鹰走狗,爱恶作剧,不太留心学业,因此看来他的发奋和成功主要是在成年以后。一方面他通过多方面的社会实践不断积累着各种知识;另一方面能够在处理繁重的政务军务之暇坚持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注意摄取各种各样的知识,兼收并容,为我所用,这种观念的转变,显然也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千秋功罪 任人评说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 富有争议的人物。东汉末年,许劭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曹操“子治世能臣,乱世奸雄”。(《三国志●魏书》)由于曹操一生实际上是在乱世中度过的,因此他没有得到过做“治世能臣”的机会,而只是一个“ 乱世奸雄”了。奸雄并非没有才能,只是为人可鄙,德不足称,许劭可以说是从品质为人的角度论定了曹操的一生,而为后世无数贬损曹操的人们提供了准绳。

曹操踏。上政治舞台后,随着其方方面面淋漓尽致的表演,各种各样的毁誉褒贬也纷至沓来。曹操阵营内部对曹操大体上是一派颂扬之声,这自不待言。大体上处于中间观望的势力,对曹操固不乏贬抑之言,但也有褒扬之声。如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前的对峙时间,凉州官员杨阜在许昌考察之后,对关中诸将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而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

最早对曹操作了比较全面评价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把曹操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加以观察。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这些对手中袁绍最为强大,而统一北方击败袁绍是关键。曹操最终运用谋略,用武力打败袁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陈寿认为,实践证明,曹操的智慧谋略是最为卓越的,为此最后下了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断语。

陈寿之后,又一个对曹操作了较为全面评价的,是曾任西晋尚书郎的陆机。他说,曹操在国家政治多乱的时刻挺身而出,施行德政,广播声威,闪电般地摧灭了群雄,整治已经废缺了的制度,横扫群凶,而使天下清平,结束割据而使四海归一,在九州之内成就了伟大功业,所以得到了所有人的推崇感佩。(见《吊魏武帝文》)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在《祭魏太祖文》中,也对曹操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

文中说:“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认为曹操在艰难的时刻担当起了栋梁之任,建立了匡正之功。但接下来唐太宗对曹操也有很厉害的贬抑:“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

说他对东汉王朝的沉溺、颠覆不拯救不维持,没有为国献身的感情,却有无视君上的表现。总的来看,唐太宗对曹操的评价不算高,这可能影响了唐代对曹操的评价。

到了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尊魏为正统,综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话说,曹操“知人善任,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便,皆获其用。

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又说:“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

但是,司马光同唐太宗一样,并不赞成曹操的“无君之心”,在《资治通鉴》中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一面认为曹操“有大功于天下”,一面又认为曹操“暴戾强伉” ,有“无君之心”,可见司马光在评价曹操时也是“一分为二”的。

今天我们看待前人对曹操的评论,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尤其不要受所谓“忠奸篡逆”、正统与否之类立场的影响。翦伯赞先生说得好:“当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起义的农民军已经粉碎了东汉王朝的天下,在这残破的疆土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的营垒。当时的汉献帝除了保有一件褴褛的皇袍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像这样一个皇帝还能从他手中‘篡’到什么?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不是从姓刘的手里接收过来的。假如曹操痛痛快快披上皇袍,谁能说他不是太祖高皇帝,就因为他把皇袍当做衬衣穿在里面,反而被人抹上了一脸白粉。”至所谓正统,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制造的一一种观念。由此给曹操评论蒙上的迷雾应予以廓清。

进人现代以后,评论曹操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早在1917年,胡适和钱玄同就在《新青年》上以书信形式讨论了对于曹操的评价问题。胡适认为:“《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一方面认为《三国演义》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因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一方面又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曹操采取“过抑”的做法是不对的,实际上表达了《三国演义》对曹操所作的艺术评价不能看做是对曹操所作的历史评价的观点。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也曾对曹操作过比较全面的评价。在《魏武帝颂》中不仅高度肯定了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 、发展生产、安定民众的业绩,还肯定了曹操崇尚节俭、严明法令、选用贤能等举措。“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从而正面解释了曹操谲诈的性格特征,认为这是同曹操高度的智谋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一篇题为《魏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鲁迅对曹操的功绩及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点也作了比较全面中肯的评价。鲁迅首先点明了曹操出现的时代背景:曹操是在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和统治内部一次有 名的政治斗争一党 锢纠纷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对于曹操的陶冶和推动(所谓时势造英雄),曹操对历史的变革和推动,这些问题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加以考察,就变得比较清楚了。

鲁迅接着把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1949年以后,曹操评论不仅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还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第一次热潮发生在1959年前后,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给予了曹操很高的评价。此后,又接连发表了《替曹操翻案》、《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等文。同年二月,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与郭沫若的倡议相呼应。郭沫若和翦伯赞的文章在史学界、文学界和戏剧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掀起了一个争鸣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一月下旬到六月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见诸报刊的文章、报道即达140篇以上。

经过争鸣和讨论,大家认为评价曹操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从这一立场出发,曹操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作为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曹操统一了北方。董卓之乱后,中原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如不加以阻遏,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曹操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逐一扫平群雄,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北方重新归于统一,这个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也是值得肯定的。比如曹操抑制豪强兼并,在当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东汉以来,豪强地主操纵政治,兼并土地,鱼肉人民,不仅普通百姓不敢得罪他们,就是一般官僚,乃至皇帝也是奈何他们不得。曹操敢于抑制豪强,这对于廓清政治、清除北方的障碍,减轻人民负担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又比如曹操实施屯田,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人民流离失所、解决强兵足食的问题,也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文学方面,曹操是建安文坛的开山人物和领袖。两汉文学为经学思想所束缚,内容上强调宗经,形式上辞赋独盛,表现上重视模拟,文学家自身的地位也受到轻视。曹操大力网罗文学人才,提高文学家的地位,尊重他们的创造才能和创造个性,注意保护他们创作的积极性。在创作上,注意革除两汉文学形式主义的痼弊,使文学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

总之,曹操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所创建的业绩是不朽的、光辉的。当然,曹操也绝不是一个完人,他一生犯过不少错误,甚至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其最大的罪过是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杀人过多,充分暴露了曹操的地主阶级立场。但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凡是在过去时代做过符合人民愿望的事情,对推动历史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的,我们都不应当忘记。曹操作为一个经历丰富、性格鲜明而多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将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曹操所建树的功绩,也将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赢得后人的缅怀和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