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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北宋政治家)

寇准简介

寇准: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先世曾居大原大谷(今山西大谷)昌平乡,后移住冯翊(今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邽,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944~946)考中进士甲科,后应诏任魏王记室参军,因功勋卓著,被封为莱国公,追赠官职至太师尚书令。

寇准传记——

宋太宗之魏征

寇准少时英俊豪迈,又兼勤苦功读,十四岁时,已经佳作迭出;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十九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汁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有人教寇准虚报年龄,寇准回答说:“我刚开始求进取,怎么可欺君瞒上呢?”如实申报,结果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寇准在知成安期间,政绩卓著,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巧借名目摊派,每次遇到赋役,从不出拘捕文书,只要将乡里和姓名在县衙门前公布,百姓没有敢延期的。后来他数年间屡屡升迁,做到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极谏。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契丹屡屡侵扰,只应加派精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受到太宗的重视,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宋太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也直言相告,挽衣留谏的佳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

一次,寇准奏事,说话不称太宗的意,太宗发怒而起,寇准拉住太宗的衣服,叫太宗仍旧坐下来,事情决定后才走,太宗息怒以后细思寇准忠直言行,十发赞赏地说:“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大宗得到魏征。”淳化二年(991)春,天大旱,又闹蝗灾。宋太宗邀请近臣问时政得失,许多大臣都推说是“天意”,虚词搪塞,寇准说:“《尚书·洪范》篇讲天人之间影响;大旱可以证明刑罚有所不平。”这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责朝政。宋太宗怒容满面,站起身来进入后宫。

过了一会,宋太宗稍稍心平气和,又传命召见寇准,问他刑罚不平的情况,寇准要求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由他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立即宣唤二府长官等人前来。寇准面对这些权要大臣,严辞指出: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的事发,祖吉得赃不多被判处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4万,却因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只受到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平。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其事,王沔连连叩头谢罪,于是太宗对王沔痛加斥责,从此,宋太宗更觉得寇准忠正廉,可委以大任,先后授任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不久,又把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玉带赐给寇准一条。淳化二年(991)九月,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

在任期间他与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张逊也一直想找机会整寇准、淳化三年(992)夏末,寇准与另一位大臣温仲舒出郊而行,途中遇一病人拜在他们马前呼“万岁”,当时他们并未在意,但此事却被张逊乘机抓住,唆使其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肆意指责寇准存有非分之想,宋太宗一看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叵测。

寇准请温仲舒作证,张逊命王宾单独上奏,在朝廷上张逊和寇准激烈争执,唇枪舌剑,互相揭发对方的隐私,相持不下,太宗恼怒双方有失大臣体面,一怒之下,把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而贬寇准为青州(今山东益州)知州,拥立太子是寇准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宋太宗进入暮年之时,身患脚疮很重,十分痛苦,同时他也为立太子的事未能谋划决定而烦躁不安。原先曾有个叫冯拯的与别人一起上疏,表示请皇帝尽早立太子,不仅遭到了太宗的反对,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大臣贬到了岭南。从此后大家吸取教训,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了。寇准虽然被贬,但没有失去太宗的信任。后来寇准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朝见太宗。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太宗掀衣解袜给寇准看,并说:“卿怎么来得太迟?”然后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寇准的意见。

寇准不便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去商量;不能与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大宗听罢,低头想了很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提出襄王元侃这一人选,寇准以“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太宗早下决心。立太子一事就在君臣二人的这次商谈中决定了。因协助太宗确立了太子的人选,使太宗了却了一桩心事,淳化五年(995)九月寇准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八月,宋太宗任襄王元侃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此后寇准还机敏地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恶。

太子到太庙祭告行礼回来,京城人民都聚集在道路上观看。十分高兴雀跃,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不高兴,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人宫后说与妃等知道,宫中的人也都前来道贺,太宗再从后宫出来,邀寇准饮酒,醉得很厉害才罢。不久,寇准又加官给事中。至道年间(995~997),寇准还曾安抚泰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的番民骚乱。自唐代末年以来,渭水南边住着一批少数民族,古称“番民”。宋太宗晚年时,番民经常骚乱。太宗委派大臣温仲舒作秦州知府,温仲舒把番民集中到渭北,建栅栏堡搂限制他们自由进出。番民对此十分不满,酝酿寻隙滋事。温仲舒自以为事情办得漂亮,撰写奏章向朝廷报功。宋太宗读完温仲舒的奏章后不高兴,说:“古时羌戎在伊、洛一带和中原百姓杂处,蕃夷不大安分,一旦有事,将会重新困我关中。”

他找寇准来询问。寇准回答说:“唐朝的帝王注重汉、番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大臣们也主张不赏边功,终于形成边疆的安定局面,也出现了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而今封疆大支贪赏邀功,轻易地制造事端矛盾,怎能不招致祸乱呢?此事不可不防!”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把温仲舒调往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中部),改派寇准前往渭北安抚。

寇准到了秦州,把当地番民首领招集在一起,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迅速拆除渭水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民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此泰州境内出现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王道二年(996),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朝中和地方的官员都得到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的官员多得到地位高而职司重的台省要职,所不喜欢的或者还不了解他的才能的人,就抑低序列再升官。比如彭惟节的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上,冯拯不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很是气愤,指斥冯拯扰乱朝廷制度,冯拯也怒不可遏地弹劾寇准擅权,并且列举出岭南任官不公平的几件事例,宋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参知政事张洎原来与寇准的关系不错,因害怕受他的牵连,也落井下石地检举寇准诽谤朝政。

就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又上告说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龄都是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浪一向曲意奉迎寇准,李昌龄软弱不堪,因此寇准得以随凭个人意图扰乱法度。

宋太宗很是忿怒,责备宰相吕端,吕端也不争辩。寇准上朝时,大宗问他冯拯所讲的问题。寇准毫不相让,在朝廷上仍力争不已,还拿出中书省文书为凭,争论是非曲直。太宗斥责他在朝廷上强辩有失执政体面,但寇准仍然争辩不休,在太宗面前大论是非曲直。太宗颇觉无可忍耐,叹息说:“鼠雀还知道人意,何况是人啊!”当年七月,宋太宗贬寇准为邓州知州;次年迁任工部侍郎;后又历任河阳、同州、凤翔、开封等知州、知府。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

促使真宗亲征

公元1印4年七月宰相李流去世,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并准备进一步拜他为宰相。在毕士安进殿谢恩时,真宗还就另一个宰相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毕士安推荐寇准,说他这人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真宗说:“朕听说他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为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受到小人的诽谤与排挤,是不奇怪的。现今天下百姓虽然安居乐业,但北部边境有辽兵骚扰,危害深重,现在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真宗点头称是,于是在当年八月同时任命寇准、毕士安为宰相。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合作得很好。寇准忠直不阿、嫉恶如仇,屡受奸邪小人的弹劾诬陷,多亏毕士安一一为他辩解,才得以免受真宗的怀疑。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副宰相王钦若和另一个大臣陈尧叟却暗地里劝真宗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陈尧叟是蜀人,劝真宗逃到成都去。

宋真宗听了这些意见,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问他说:“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寇准一看两边站着的王钦若和陈尧叟,心里早有了数。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他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打退辽兵;并且说,如果放弃东京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国家就保不住了。宋真宗听了寇准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听到南下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了,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很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动摇起来,又召见寇准。

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方跑好,你看呢?”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全军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宋真宗听寇准说得义正辞严,没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定不下主意。

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您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高琼说:“我愿以一死报国。”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话是对的。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话下。”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了命。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欺负,就有心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根本反对议和,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议和条件。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一百万也答应算了。”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曹利用知道寇准的厉害,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三十万。

曹利用回到行营,宋真宗正在吃饭,不能马上接见。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要他说个大概,曹利用没法,只好伸出三个指头做了个手势。太监向真宗一回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三百万,不禁惊叫起来:“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三十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直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接着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不用说,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州之盟后,宋辽罢兵,两国边境相对较为平静,宋真宗对寇准也更加器重,全权委托他处理朝中大政。

风雨宦途

寇准辅政,一向赏罚分明:举贤任能,破格用人;惩治邪恶,罢黜庸吏。有一次任命官员,属下拿着官吏名册,打算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之责,在于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佞不肖之徒,倘若按名册先后用人,这是一个小小官吏就可以办到的,那还要我这个宰相作什么?”由于寇准治政有方,到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给他加官中书传郎兼工部尚书。

自从澶州结盟之后,寇准也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了。因而也给人以可乘之机;他以后在上层集团的斗争中接连走下坡路,其根源也在于此,王钦若等佞臣自从劝真宗进金陵遭到寇准痛斥之后,一直忌恨在心,如今见寇准权重朝班,更是愤愤不平,时刻伺机倾陷寇准。景德三年(1006)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散朝之后寇准先自运班,宋真宗敬慕寇准,泣目远送他出朝。

这一情景被王铁若看在眼里,他对真宗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他立下保卫国家的大功吧?”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感到惊愕,王钦若接着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进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这话使宋真宗脸色大变,现出羞怒之色。

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说道:“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倾尽其所有来作赌注,这叫做‘孤注一掷’。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岂不是危险吗!?”王钦若的挑拨,使宋真宗渐渐地疏远了寇准,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又失去了一位益友的帮助。

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官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同王旦为相,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尚书,兼知天雄军,有一次萧太后派遣的使臣路过此处,见到寇准后,明知朝廷忠奸不分,使贤臣蒙屈遭贬,却佯作不知,挑拔地说:“寇公德高望重,因何不在中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寇准听了此言,感慨万端。但他却不动声色。巧妙地回答:“如今朝廷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钥,非我执掌不可。”景德三年(1006)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治国无方,惑主有术,更加上一班佞臣狼狈为奸,营私舞弊。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钦若建议用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我国”。封禅要有天瑞之应,他们合谋伪造“天书”,企图用以自欺欺人,然后就封泰山,谒孔庙,祀汾阳,尊道祖。三司使丁谓附会王钦若,奉献了《封禅祥瑞图》;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等则协助陈尧叟讲古典,大修宫观;林特十分工于心计,为他们搜刮财贿。这五个人沆瀣一气,吹吹拍拍,扰乱朝纲,被称为“五鬼”。宰相王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然也敢怒而不敢言。大中符七年(1014)六月,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终因罪恶昭彰被免官。宰相王旦趁机推荐寇准,把他调进京师,委任为枢密使,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新任三司林特势不两立,多处发生冲突,林特当时正蒙厚宠,以河北道岁输绢足不够数,督促地方缴纳很急,寇准却在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从中阻挠,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

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引起宋真宗的不满,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偏激和从前一样。”王旦不敢违抗圣意,只得批评说:“寇准喜欢别人感激他的恩惠,又要人惧怕他的威望,都是当大臣所忌讳的,而寇准却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他的短处。”王旦所说的的确是事实。王旦自己不仅能容忍寇准平日的挑剔、顶撞,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正、贤能的同事。他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但僵局仍无法挽回。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终于又被免职,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判河南府,徙永兴军。天禧三年(1019)三月,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通谋,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

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一些大臣极言此事虚妄无稽,一再劝阻,真宗问王旦,王旦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须令寇准进献,官民才能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寇准原先并不愿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但由于其女婿王曙从中怂恿,完全勉为其难。

当时,有个门生鉴于朝中群小猖狂、人情险恶,况且寇准又过于刚直,日后难以免祸,于是献计说:“您走到半路假称有病,上书坚决请求补为外官,这是上策;如果在见到皇帝时主即揭发天书是假的,就可以保全平生名声,这是中策;倘若进天书而晋身为宰相,是下策。”寇准功名心重,听不进门生的劝告,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人禁中,天格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接任宰相,兼任支部尚书。当时陕州有个隐士、诗人魏野曾就进献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后来也深悔莫及,曾写律诗《赠魏野处士》,在诗中对自己身陷名利不能自拔感到懊悔。真宗天禧三年(1025),南郊祭天地,进寇准为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参预朝政,寇准请屏去从人,奏说:“皇太子众望所归,愿陛下念宗庙社稷之重,传以帝位,选正直振奋臣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小人,不宜辅佐少主。”真宗认为寇准说得很对。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表章,请太子监国,还打算请杨亿辅佐。后来这个计划泄露,寇准罢了太傅,封莱国公。当时周怀政惴惴不安,担心获罪,便策划谋杀大臣,请罢太后于政,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恢复寇准的相位。客省使杨崇勋等将此事报告丁谓,丁谓当夜微服乘牛车到曹利用家商议,次日上明奏闻。周怀政被处死,寇准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

真宗起初并不知道,过些天问左右说:“我好久没有见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不敢回答。真宗驾崩时也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后事,可见真宗如此推重寇准。

运出朝廷客死雷州

寇准到达道州贬所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身穿朝服升堂理政。公务之暇,他又专门起造了一座藏书楼,在里面放置经、史、佛、道等方面的书籍,常常在这里手不释卷地反复习诵。遇有宾客到来时,寇准热情招待,谈笑风生,经常是通宵达旦。这时的寇准,自然没有了当初庙堂显贵时的显赫际遇,但过得薄洒自如。然而,祸不单行,寇准再次遇到了麻烦。丁谓知道李迪与寇准的关系很好,担心日后大局变化以后,身为宰辅的李迪会将寇准推荐给新皇帝一于是,丁谓就勾结刘皇后,在当年四月再次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同时又凭空捏造李迪私结朋党,也把他贬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使。

为把李达驱逐出京,丁谓简直是丧心病狂,不择手段,有人觉得不忍心,对丁说:“李迪如果死在贬所,丁公如何受得了读书人的舆论!”丁谓放肆地回答:“他日好事书生记述此事,也不过写上‘天下惜之’四字而已。”为了把寇、李二人赶上绝路,丁谓又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在传达刘皇后懿旨时,故意在中使(太监)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并有意让到穗飘在外面,使人误认是降旨赐死的样子。

李迪为人正直,一见就误以为是降旨赐死,便主动要求自裁,幸好遇到他儿子和宾客的救护,才避免了枉尽性命。中使来到道州时也是如法演试。

但寇准并不是傻子。当时寇准正在和郡中下属在府内痛饮,众人见到中使到来时杀气腾腾的样子,惊慌失措,十分惶恐,寇准却神色自若地对中使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

寇准镇定自若地按规矩在院庭中进行了叩拜,然后升阶继续宴饮,直至日暮才结束。第二天寇准就打点行装南下了。乾兴元年(1022),寇准迁到雷州(今广东海康)。此时寇准已年逾花甲,乾兴元年六月,丁谓也团伙同内侍雷克恭擅自改动建造皇帝陵墓的计划,获罪名官,及后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的罪行;两罪并罚,丁谓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一丁谓到崖州的中途要经过雷州,寇准听到丁谓到来的消息,就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一方面借以表示自己的胸怀,另一方面有将丁谓拒之于门外的意思。寇准听到家僮谋划为他报仇之事,叫他们赌博,不得出门,等丁谓走远了才罢。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优病交加,卧倒在病榻之上,他在病中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一生的志向和际遇,凄伦感人,诗题为《病中书》,诗曰:

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

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

壮志销如雷,幽怀冷似冰,

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

九月,六十三岁的寇准与世长辞。宋仁宗任命寇准为衡州司马的诏书在他死后才到达。

寇准的妻子请求允许将寇准归葬到西京洛阳,得到了批准,灵枢经荆南公安,县人都在大路上祭奠痛哭,还为寇准立庙,逢年过节拜祭。寇准没有儿子,以侄子寇随为嗣。寇准去世后十一年,恢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忠,仁宗皇材四年(1052),诏令翰林学士为寇准撰《神道碑》,仁宗篆书碑额“旌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