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刺字是否确有其事？《满江红》是岳飞写的吗？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宋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早年从军，所部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称为“岳家军”。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阳等六郡，任清远军节度使。绍兴十年，挥师北伐，连克蔡州、郑州、洛阳等地，取得郾城大捷。高宗于此时连发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兵，岳飞被迫班师。绍兴十一年夏，受召临安，解除兵权。不久，以“莫须有”罪被杀害。孝宗时追谥“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昭示爱国心迹，历来为人称道。岳飞背部的字究竟是何人所刺，《宋史》没有详细记载，民间流传有多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岳母刺字，激励岳飞报效国家。也有人考证说，岳飞背上刺字乃是宋朝兵制使然。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究竟从何而来，历史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岳飞的《满江红》一直以来为人们所传诵，但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满江红》不是出于岳飞之手。几百年来，悼念岳飞的人们都要唾骂奸臣秦桧。但是有人认为秦桧只不过是杀害岳飞的元凶手下的一个鹰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岳母刺字是否确有其事

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历史上确有其事，很有可能源自岳母鼓励儿子上战场的意愿，但不是岳母亲手所刺。《宋史·岳飞传》有记载，当岳飞入狱之初，秦桧等密议让何铸审讯。岳飞义正辞严，力陈抗金军功，并当着何铸的面“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浩然正气，令何铸汗颜词穷。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说，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字，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是这几个字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刺的，史书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清人钱汝雯《宋岳鄂王年谱》卷一云：“靖康初始见宋高宗，母涅其背‘尽忠报国’。”是说岳飞背上的四个字系“母刺”。据考证钱氏撰此年谱，取材于《唐门岳氏宗谱》，此谱成书较晚，材料来源庞杂，不足为凭。游彪教授也认为，岳母刺字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典故，但还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在宋金打仗的时候，岳飞在现在的山西平定一带当兵，岳飞是一个很忠孝的年轻人，他很担心家里年迈的老母亲，为了安顿好母亲，岳飞就从战场回到了家乡河南的汤阴县。

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一个农家妇女，识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可能亲手在岳飞背上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但极有可能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关于岳飞背部刺字还有一种说法。岳飞久怀报国之志，曾三次从军抗金杀敌。他于宣和四年（1122年）19岁时第一次应募入伍，背部刺字大约是此时所为，因为北宋末年“刺字为兵”的制度仍在贯彻执行。所以岳飞在背部刺上“尽忠报国”四字明志。

游彪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分析宋代的兵制，可以推断岳飞背上的字不是因为他当兵才刺的。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国家正规军完全靠募兵的时代。汉唐和元明清都是实行征兵制，所谓征兵就是一种兵役，只要是国家的公民，都要被强行服兵役。两宋的募兵制则是国家从老百姓中招募士兵，国家出钱雇佣他们。所以宋代的军队都是国家花钱养的雇佣兵，人员来源比较复杂，游民、饥民和犯过法的人都可以应募入伍，这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和控制，“刺字为兵”就成为了一种规范运作的制度，只要是应募入伍的士兵，都要刺字作为标记。赵匡胤认为应该把兵和民分开，兵民分开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有利于皇帝的统治。南宋人牛弁《曲洧旧闻》也说：“艺祖（即宋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字以为兵。”据古书零星记载，一般是取“松烟墨”，入管针（类似于管状针头）画字于身，直刺肌肤，涂以药酒即成。

岳飞刺字的内容和部位，都不符合宋代士兵刺字的规定。宋代有两种军队需要刺字，一种是禁军，就是国家的作战部队；一种是厢军，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兵，国家的大型公共工程，比如修桥铺路等，都是由厢军来完成。禁军和厢军都有各自固定的番号，为了便于识别和管理，士兵刺字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各自所属部队的番号，不会是其他的内容。这样使得士兵不能随心所欲地流动和逃跑。

还有牢城兵，比如说《水浒传》里面的林冲，他犯罪之后被发配到沧州当兵，这种兵是带有徭役性质的，也会刺上诸如牢城第几指挥之类的标记。

所以游彪教授说，从岳飞背部刺字的内容 ——“尽忠报国”来分析，不可能是他应募当兵的时候刺上去的。而且刺字的部位也不符合宋代的规定，宋代给士兵刺字叫做黥面，最开始刺在脸上，人为地把士兵和社会普通阶层分开，这对士兵是一种歧视。

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武将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文官尤其是进士出身的人，社会地位都很高，武官则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因为当时就是一个尚文的时代，连军官都受到歧视，更不用说普通的士兵了。当然也不乏有开明的士大夫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歧视士兵的做法并不太好，希望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后来有很多刺字就改刺在手臂、手心、手背或者是虎口上了。而且给士兵刺字的目的是防止士兵逃跑或者犯法，便于管理和控制，所以才会选择刺在脸上和手心手背这些相对明显的地方。如果像岳飞那样刺在背上，太隐蔽了，根本没有任何标识作用。所以这也说明岳飞背部的“尽忠报国”不符合“刺字为兵”的募兵制度。

现在也有一些关于岳飞的史料记载，把“尽忠报国”写作了“精忠报国”。游彪教授认为这很可能和宋高宗有关系。岳飞在对抗金兵入侵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了表彰岳飞，当时的皇帝宋高宗御赐了“精忠岳飞”四个字给岳飞，并且让手下人做成了一面写有“精忠岳飞”的旗帜。以后凡是岳飞出征的时候，都会带上这面写有“精忠岳飞”的大旗帜。到了明清以后，“尽忠报国”就变成了“精忠报国”，这实际上是明清人的误解。

游彪教授说，明清时期，把“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更多的是在宣扬一种帝权，因为“精忠”这两个字是宋高宗御赐的。想要激励当时的老百姓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发扬这样一种精忠报国的精神。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占统治地位，汉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到了明朝，尽管朱元彰建立起汉人统治的政权，但实际上明朝时期，外患仍然很严重，北方的蒙古势力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全体老百姓用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来巩固和捍卫汉人的政权。所以“尽忠报国”就慢慢流传成了“精忠报国”。

《满江红》是岳飞写的吗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就是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满江红》，在民族征战的历史条件下，它曾经鼓舞了多少人为民族解放而奋战。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此词的作者是宋代的民族英雄岳飞。

但是，有人却对这个传统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近代已故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对岳飞为《满江红》作者一说提出质疑，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在岳飞去世（1142年）后，此词从来不见于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而它却突然出现于400年后的明代中叶，这怎能不令人生疑？同时，徐阶是根据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碑收录的，而赵宽却没有指出这首宋词的源流出处。这也就使《满江红》的来历成了一个问题。

此外，在岳飞的儿子岳霖和孙子岳珂所编的《岳王家集》中并没有收录这首《满江红》，31年后重新刊刻时仍然没有收录此词。而《岳王家集》是岳霖和岳珂两人不遗余力地搜求岳飞遗稿编撰成的，对于这样一首弥足珍贵的作品却没有收录，不是很奇怪吗？据此，余嘉锡认为，《满江红》很可能是明朝人假托岳飞之名作的，它的作者并不是岳飞。

词学家夏承焘对余嘉锡的考辨表示赞同，认为《满江红》可能不是岳飞的作品。他还对词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进行了研究，用以补充余嘉锡的论断。夏承焘认为，贺兰山在今天甘肃省河套的西边，南宋时期并不属于金国，而是西夏的疆域。当年岳飞要率兵攻打的黄龙府，则是在今天的吉林省境内。如果此词真的是岳飞所写，那么方向怎么能相差如此远？夏承焘又考证说，明朝时候，北方鞑靼族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肃、凉州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明将王越还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据此推断，《满江红》这首词是明朝中叶的作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明朝中叶鞑靼族入侵时期军民的抗战口号。

持否定看法的学者还有一个质疑点，即该词的内容和风格。台湾学者孙述宇就从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孙述宇认为《满江红》不符合岳飞词作的风格，因为把《满江红》同岳飞的另外一首词《小重山》作比较，会发现前者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英雄诗歌，而后者则低回宛转、失望惆怅。两者的格调和风格如此大相径庭，不像是出自于一人之笔端，因而《满江红》可能是伪作。

面对这些否定的意见，肯定岳飞为《满江红》作者的学者针对否定论断逐一进行了批驳。

首先，关于作品的出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作品湮没多年才被发现，这在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并且类书限于各种原因，不可能将所有的作品都毫无遗漏地收录进去，这也不乏先例。更何况岳飞遇害时，家存文稿全部都被南宋政府查封没收，虽然后来蒙准发还，也并不齐全，出现文稿的遗失是非常有可能的。至于为什么此词直到明朝时候才广为传诵，是因为岳飞冤死后，秦桧及其余党继续执掌朝政数十年，其作品自然难以流传。接下来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元朝，更不能允许这样一篇带有强烈的民族反抗意识的作品流传。到了明朝，岳飞的声望才更加隆盛起来。可见，岳飞《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著录，直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并流传，并不足为怪。

其次，是该词中出现的“贺兰山”问题。学者认为，不能把“贺兰山”简单地当作是违背地理状况，“贺兰山”可以用作比喻性的泛称，如同古代诗歌中经常出现的“长安”、“天山”一类地名一样。还有学者考证说，西夏与北宋向来都有战事，政府派范仲淹经略延安府，就是镇守边陲，防御西夏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真宗、仁宗时期才暂告安定。岳飞对这段历史当然十分熟悉，所以他在《满江红》中提到“贺兰山”，是借指敌境，更具体的可能是用来比喻黄龙府。

再次，关于词作的风格问题。学者们指出，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同时具有两种风格。比如苏轼不仅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豪迈的《赤壁赋》，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如此情调幽怨缠绵的词句。既然这样，就不能简单地凭《满江红》和《小重山》风格有别而否定岳飞是《满江红》的作者。

为了更进一步证明岳飞确为《满江红》的作者，还有人考证了岳飞写作此词的具体时间。他们根据词句，结合具体的史实，指出岳飞30岁（1133年）执掌军事，“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乃做成此壮怀述志《满江红》词”；又岳飞从军后南征北战，至30岁时，“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词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正是为此。史载岳飞30岁时置守江州，“适逢秋季，当地多雨”，因此词中又有“潇潇雨歇”一句。因而推断出，《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

学术界辨析和考证的文章已有很多，但是由于论据尚不充足，因此还不能够定论。《满江红》究竟是否出于岳飞手笔？论者各抒己见。当然，无论岳飞是否作了此词，他的伟大形象也都是铭刻在人民心中的；同样的，无论《满江红》一词是否为岳飞所作，它在爱国主义诗篇中乃至所有的词作中的地位也都是不能抹煞的。这一点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