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玄武门之变”的始作俑者？玄武门之变真相之谜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公元626年7月2日）一早，太子李建成接到内线密报，说秦王昨夜入宫，向父皇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要他早做准备。于是，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立即进宫，一来向近臣打探消息，二来赶快向父皇解释。此时，李世民与长孙无忌等早已埋伏于玄武门。李世民对准李建成射一箭，李建成中箭身亡。李元吉急忙向西逃去，被尉迟敬德射杀。六月初七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不久，李渊传位于太子，自己退位为太上皇。这就是史书记载的“玄武门之变”的始末。对于“玄武门之变”这一石破天惊、喋血宫门的宫闱大事，历来正史都认为秦王是在一忍再忍、被逼无奈之下，不得已而做出的自卫之举。一切真如史书所述吗？历史学家对此多有分歧，说法不一。

李建成是个阴险狡诈的人吗

正史上对李建成人品的记载多有虚构的成分，大多评价他阴险狡诈、贪功好色、妒贤嫉能；与功勋卓著、光明磊落、英武仁厚的李世民不可相提并论。可是我们通过实际分析不难发现，李建成绝非平庸等闲之辈。从军功上看，李渊晋阳起兵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长安。后占据长安，使唐军声威大振，不但使威胁蜀地的势力依附了唐，也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还决断了王世充西逃之路，更有效遏制了虎视眈眈的突厥。长安城在隋末群雄并起、问鼎天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战略作用是相当大的，并不比洛阳逊色。

除此之外，李建成还有许多其他功绩：武德二年，李建成又率兵平定司竹群盗祝山海；武德四年，有稽胡数万叛乱为边害，李建成以计杀其壮男六千有余，敌首领逃走；武德六年，他和李元吉一起进攻刘黑闼，以王圭、魏徵之策擒之。

由此看，李建成的军功与李世民相比并不逊色多少。虽然史书中李建成没有李世民“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但也不能据此断定其用兵能力有多么差。再说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败北，舆论更是倾向李世民。即使有再经典的战例，想来也不会被详尽地记入史册，顶多一句“李建成纳计，乃克长安”。

再从人品上分析，《资治通鉴》引《新唐书》言其“性颇敦厚”，《通鉴纪事本末》道其“性宽厚”、“得众心”。试想，李建成能让魏徵、王圭等一代良臣为其效力，肯定也非庸碌无德之辈，不得人心之徒，甚至可以说礼贤下士，深得人心。并且据说，魏徵曾多次规劝李建成杀掉李世民，李建成都多存仁厚之心，不忍下手，这似乎也反映了李建成心怀仁德，并非阴险狡诈。至于头脑，李建成身为太子，很清醒自己所受到的威胁，他先团结李元吉，又与坐镇幽州的庐陵王李瑗联手，并笼络高祖身边的重臣，多为自己美言。他还能与后宫交好，注意团结那些皇亲国戚，宫内宫外大多是太子系。这些都说明他足够精明睿智。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李建成不仅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还有君临天下的能力，并且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远非史书记载的阴险狡诈、贪功好色、庸碌无为之辈。既然如此，玄武门之变的真正起因就有待进一步推敲了。

谁是始作俑者

既然李建成具备君临天下的能力，如果他稳坐太子宝座，安分守己，不轻举妄动是否就能继任大统呢？玄武门之变确实是秦王无奈之下的不得已之举，且“既喜且怜”吗？李世民究竟是否真如史书所载，在玄武门之变中处于被动自保的位置呢？晋阳起兵后，他是否也就甘心只做秦王呢？我们再从事变的另一个主角秦王李世民入手来逐层分析。

《资治通鉴》引述唐史，有这样一段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谋。上谓李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李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李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李世民固辞而正。”这段史实大有可疑之处，其实隋末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李渊自知无力挽回隋亡败局，又深晓隋炀帝猜忌嗜杀，政局动乱，难以自保，因而早有反意。再说，据史料记载，实际上首提造反的是刘文静，李世民只是鼓动者之一。怎么能“皆秦王李世民之谋”？况且这时天下未定，鹿死谁手不知，“皆汝所致”从何说起。特别是这个“请以李世民为世子”的“将佐”可谓料事如神，然而如此神明，能为太宗脸上贴金之人，并不见史书对其有载。由此可见，这段“废立”之说，实为捕风捉影，“事后诸葛亮”编造而来，是为后来李世民继任大统“正名”的。

而实际上，李世民觊觎帝位之谋，是随着自己军功的不断增长而日益膨胀的，这从记载李世民早期活动的史书中，也可窥见一斑。据《旧唐书·隐逸传》记载：“道士王远知，琅玡人也……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后便要‘加重位’，对方还是归隐山林，贞观九年太宗降诏曰：‘朕昔在籓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如果这一记载属实，李世民称“早获问道”，对道士的预言“眷言风范，无忘寤寐”，不正道出了李世民早就萌生了称帝之心吗？

武德四年，当李世民攻克东都洛阳，更是分散钱帛，笼络人心。设天策府、文学馆，招贤纳士，闲则共话古今，纵谈天下，俨然君臣气派，时人称其天策府为“小朝廷”。封德彝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此后，李世民还苦心经营洛阳，并派陈亮到山东联络山东豪杰，扩大自己的实力。还让妻子长孙氏入宫活动，“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从而多方面培植自己的力量。其身边更是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这些史实进一步证明，秦王不但有当皇帝的野心，更为此做了积极的准备。李世民后来还收买了李建成东宫官王晊等人，玄武门政变前夕，入秦王府告密的正是其人。收买一个人，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秦王没有预谋，至于如此吗？

从常理分析，如果李世民安于做秦王，不培植势力，虎视眈眈，可能会与太子相安无事。

正因为他自恃功高，有称帝的野心，无奈却是高祖二子，按“立长子以长不以功”的原则，长子在先，他岂有称帝的可能？正由于此，李世民才处心积虑地积聚力量，寻找机会，企图除掉这个正统皇位继承人，为自己继任大统铺平道路。而李世民身边的文臣武将出于自身利益地考虑，当然也会怂恿李世民夺取帝位，当上皇帝。在这种背景下，“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建成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才拉拢四弟李元吉，结好朝中大臣，以稳固自己的太子地位。

从当时的形势发展来看，由于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宫中、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虽然于情于理他都应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但是在东宫实力远远超过秦王府的情况下，逼迫李世民必须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这就是说，李世民在夺取帝位这一事件上，在战略上始终是主动的，只是处于斗争的需要，才在战术中被动罢了。并且可以说这场政变的起因就是李世民。著名学者陈寅恪就明确指出：“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因而谈不上李世民对太子一忍再忍、宅心仁厚之说。

不过，可以肯定在夺取帝位和保住帝位的明争暗斗之中，李建成也并非坐以待毙，面对日益增强的秦王势力，李建成无疑十分担忧。《资治通鉴》曰：“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记载，起初，秦王随父皇临幸齐王府，李元吉在寝宫中埋伏护军宇文宝，劝说李建成杀掉秦王，李建成生性仁爱宽厚，阻止了。随着双方斗争的进一步深化，李建成曾试图重金收买秦府骁将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人；还准备调程知节（程咬金）往康州任刺史；并通过高祖之手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王府，并不许私见秦王等。想以此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臣武将，孤立李世民，逐步消除他的势力。然而事实上，李世民则更计高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然后偷偷潜回秦府，示敌以弱，积蓄力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收买了东宫集团中的要人，在后来事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那么，史书中记载的太子屡害秦王是真的吗？

在众多有关李建成陷害李世民的事件中，以下两件事最为突出。第一件是，突厥退兵之后，李渊率领三个儿子一起狩猎，命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有意把一匹健壮却易于颠扑的劣马授与李世民，并说道：“这马善于急速奔驰，能够跨越数丈宽的山涧，弟弟善于骑马，可以试着骑它。”结果劣马连颠三次，每次李世民都跃到数步之外，才幸免于难，否则几死马下。李世民对宇文士说道：“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李建成、李元吉由此打小报告道：“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给李世民扣上谋反的帽子，因此李世民被责。这一记载历来为人怀疑，要知李世民久经战阵，怎么能不知道战马对一个骑射者的重要作用呢？在双方剑拔弩张、明争暗斗之时，他又怎么会舍弃自己的战马，反而听信李建成劝骑之言呢？况且，李建成又怎么会授马于李世民呢？即使盛情难却骑上了劣马，一蹶当应换骑，又岂能容忍连蹶三次？由此看来，这件事很难自圆其说，破绽百出，有待考辨。

第二件事尤为离奇，说的是武德九年六月，也就是政变前夕，史载，李建成与李元吉邀李世民入宫宴饮，并在酒中下毒。结果李世民饮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他们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搀扶李世民“还西宫”。这件事想必虚造，无中生有之嫌更大，历来让人质疑。如果李建成果真设下鸿门宴，谋行鸩毒之举，岂能在他中毒后，不斩草除根，轻易放他而去？李世民“吐血数升”，却安然无恙，是其内功高强，还是所卖毒药是假冒伪劣产品？假使果真中毒，有淮安王在，李建成不便动手，李世民能够回到西宫，怎么三天后，就康复得能够手握强弓，一箭射杀李建成性命？何况，双方矛盾已经相当激烈，哪还能彼此信任，聚宴狂饮？其真实性难免令人怀疑，而诋毁兄长的嫌疑极大。

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史书上记载“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进宫“密奏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我们知道“淫乱后宫”，是最不堪的人伦大忌，也最易搞垮政治对手。如果此时李渊已有意接受李建成建议，削弱秦府势力，说明他已明确站在太子这一边。如果李世民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如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密奏此事。高祖知道此事，怎会善罢甘休，必定会追查到底。再说李建成身为太子，自知秦王对其威胁极大，能否顺利登上皇位，还在两可之间，行为怎么会如此放肆，从而给政敌制造把柄。并且李世民又怎么可能会愚蠢到如此地步，在父皇面前直接揭发淫乱后宫这等丑事？对此，司马光认为此乃“宫禁深密，莫能明也”。

由此看来，此事为史官恶意中伤的嫌疑极大，因为这样不但使李建成、李元吉名声扫地，也为太宗继任大统埋下伏笔。退一步说，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很可能就是李世民为玄武门之变所设的诱兵之计，因为高祖要三人第二天上朝对质，李建成、李元吉进宫必定经过玄武门，从而为该日政变提供了条件，至于李建成与李元吉是否真有淫乱后宫是值得怀疑的。

从以上分析来看，李世民并不甘心只做秦王，早有当皇帝的野心，并且招贤纳士，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对太子构成了威胁。随着形势的发展，秦王与太子争夺帝位的斗争也日趋紧张。史书中记载的李建成陷害李世民的史实，很有可疑之处。

此外，还有一点是很关键的，那就是玄武门总兵常何是谁的人。我们知道，玄武门乃入宫必经之地，所以，玄武门政变的双方谁能得到玄武门总兵常何的配合，无疑成功的机率就大大增加。那么，常何是否为秦王收买了呢？

对此曾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玄武门总兵常何隶属李建成，为李世民所利用。政变之日，常何驻守，李建成不致生疑，李世民才能侥幸成功；另一种观点认为，常何早在攻洛阳时就跟随李世民，后虽曾跟随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命，所以是李世民的人。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考证认为：常何原是太子李建成安插的人，后被李世民用重金收买。他能被收买还有一条重要因素：据《常何墓碑》记载其籍贯是汴州浚仪，他与李世民帐下的山东豪杰人物有着乡土连衣的关系。这也是收买可以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因当日常何是值班将领，从而放李世民领人进入宫内，提前设置下了伏兵。后在常何率领的禁军配合下，秦王集团迅速控制了宫城其他诸门。这可从《安元寿墓志》捕捉到一条线索：“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特蒙驱使，委以心腹。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该墓志的主人守卫的嘉猷门，是宫城西面的北门。太极宫其他七门，也被李世民集团迅速接管了。从而顺利逼宫，促使高祖把兵权交付李世民，并下诏封李世民为太子。

现在看来，玄武门之变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正是秦王本人，只是不知历史真相是否如此。

史官是否篡改史实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玄武门之变也许并非史书所载，是唐太宗忍无可忍，不得已的自卫之举，甚至很可能是他主动出击，设下圈套，诛杀了太子、李元吉，从而为自己继任大统扫清了道路。司马光和范祖禹就指出李世民杀兄“贻讥千古”、“无君父也”。王夫之则直言痛斥曰：“太宗亲执弓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那么，我们仍难免会产生疑问，玄武门之变的真相真的如此吗？正史上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史料又如何解释呢？这不禁让我们进一步产生疑问，李世民纂改史实了吗？

我们知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难免会依据胜利者的意旨和利益编撰。“玄武门之变”的史实，最早见于《国史》和《高祖实录》、《太宗实录》，这均为李世民继任大统后，由其亲信房玄龄等人删略，编撰而成。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是胜利者，舆论无疑会导向他这一边，所谓“胜者王，败者寇”，房玄龄等人会依据史实，忠实记录“玄武门之变”的来龙去脉吗？他们难道不会顾及太宗的“龙颜”吗？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这段话颇值得玩味，“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让房玄龄“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说明史书对“玄武门之变”所述，水分极大，不合史实处极多。奇怪的是《国史》既然不让当代帝王看，房玄龄已明确回答是为了保持“善恶必书”，唐太宗为何还非要亲自观看《国史》呢？并且又特别详细地看了“六月四日”玄武门一事呢？究竟是欲盖弥彰，故弄玄虚？还是真心规劝史官“善恶必书”呢？太宗阅后，房玄龄真的又“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了吗？这恐怕就不得而知了。

而后世编著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国史》和这两部“实录”，所以，“玄武门之变”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是否为史官有意粉饰，肆意修改，只怕谁也说不清楚了。毕竟至今，我们还没看到有关李建成、李元吉的亲信之人所撰书的“玄武门之变”的史料。我们也只是从这些正史的蛛丝马迹之中，寻找一二破绽进行辨析、破译，但所知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离整个事件的真相差距尚远。当然，也不排除后人因为李建成本为太子，从“立长不立功”的封建礼教出发，同情失败者，而对太宗“玄武门之变”产生质疑。

我们只有期待将来人们能从地下发掘出一二当时知情者的秘密记录，从而还原全部事件的“庐山真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