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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历史大观园 亦正亦暖 2020-05-31 19:13:59 0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身份有点复杂。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他作为一名国民党员,做到过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作为汪伪政权的要员,做到过伪财政部长。他是一个汉奸,但他又说自己其实是潜伏的“特务”。一生多变如此,民国时期真的找不出几个人了。

1

1948年2月28日这天,南京首都监狱里死了一个人。

南京首都监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狱,里面关过很多人,死一个人,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但这一天死的这个人,却有点特别。

他的死去,让很多老百姓拍手称快,也让一些人长吁一口气,比如蒋介石。

他叫周佛海。

他“适时”死去,无论对谁来说,包括对他自己,可能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2

1897年,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的凉水井乡。

在周佛海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周佛海从小由母亲抚养。少年周佛海还算好学,且有才情,考入了沅陵县高等小学,然后又升入了当地的中学。

周佛海在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雄心壮志,他曾在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写过这样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

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专门提到了它:

“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周佛海,《往矣集》之《苦学记》)

真的是没有上进发展的机会了吗?

1917年,周佛海等到了一个机会——在老师和同学的资助下,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和当时很多和他同时代的留日青年一样,日本的留学经历促使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不断向国内的杂志投稿,内容主要是对国际时局的分析,介绍海外新思潮,尤其是介绍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因为他思路清晰,文笔出众,渐渐声名鹊起。

但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三年后他回国的一次省亲。

那一年,他23岁,遇到了一个41岁的大叔。

那个大叔,名叫陈独秀。

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青年周佛海

经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他们决定和其他有志之士一起,一同发起成立一个新的党。

这个党,叫作中国共产党。

3

1921年7月23日晚,那场改变未来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在上海的法租界召开。

从全国各地一共赶来了13名代表,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构成了中共一大的全部参会人员。

周佛海是作为旅日小组的留学生代表出席这场会议的。但在发生惊心动魄搜捕的7月30日夜里,周佛海并没有参加会议——他因为腹泻请了假,还是毛泽东回来后告诉他出了大事。

但是,后来转移到南湖蓬船上的会,周佛海是坚持抱病参加的。在船上的会议中,大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虽然与会人士后来对周佛海担任的具体职务记忆有出入(周说自己是副委员长,包惠僧和陈潭秋说他只是候补中央委员),但有一点大家还是公认的:陈独秀在没回上海之前,中央局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

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多次寻找中共一大的会址,结果提供线索并在最后成功找到的,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

可见当时周佛海的地位。

为什么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周佛海自己坦承,当初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按照他的回忆:

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

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

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政治抱负)。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

……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推翻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为国家争荣光”……这些应该都是周佛海的初心。

那么,他的初心保持得如何呢?

4

1924年的春天,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周佛海,准备回国找工作了。

他当时的理想,是去北京大学当教授,或去商务印书馆做一个编辑,月薪能有150块大洋便“心满意足”了。按照他的想法:“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

但恰恰在这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了,而国民党早就看中了周佛海这个当时“老资格的马列主义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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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

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向周佛海发出了邀约:来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与此同时,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周佛海担任广东大学兼职教授,月薪240块大洋——还是拿出毛泽东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月薪做参照:8块大洋,足以让他养活自己。

事实上,周佛海在开完中共一大回日本留学期间,就基本和中共的党组织没有什么联系了,在思想上,也渐渐开始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之后没多久,周佛海就给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明确无误地要求脱离共产党。

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谈话,试图挽留他,但周佛海态度坚决。最终,中共党组织批准周佛海退党。

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周佛海很快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还是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周佛海面临一个问题:对共产党,他已经与之决裂了;对于国民党而言,他是“半路出家”,人家吃不准他的路数,一直有戒心。

怎么办?还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给他指了一条路:要抱就抱一条大腿。

谁是当时国内发育最快的“大腿”?自然就是蒋介石。

“宁汉分裂”之后,周佛海从武汉逃出,彻底倒向了蒋介石,为表明自己的忠诚,这位原来写“马列主义”得心应手的笔杆子,开始转而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

但实事求是地说,周佛海还是有才的,所以他很快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被任命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凭借自己出色的笔头,周佛海在蒋介石的提拔下,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第二侍从室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是和陈布雷齐名的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不可谓不红。

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戴季陶,国民党元老,蒋介石智囊,在1949年2月11日,继陈布雷自杀后,服安眠药自杀

但这种“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并非周佛海向往的最高境界。他认为自己是要“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的人。

这时候,又一个大变故发生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5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的西流湾8号花园洋房里,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经常到这个地下室来躲避空袭。在那里,他们讨论战局,大多对中日战争持悲观态度,认为“战必败,和未必大乱”。

为了表示对当时主战派的不满,胡适把这个群体起名为“低调俱乐部”。

虽然后来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人渐渐看清了方向,认为“和比战要难百倍”,但周佛海却依旧坚定自己的观点:“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这个观点,和一个虽不参加“低调俱乐部”,但实为这个俱乐部精神领袖的人的意见不谋而合。

这个人,就是他曾经与之对骂的汪精卫。

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后,曾声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这种言论,连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汪精卫也看不下去,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1927年,周佛海逃出武汉,出了一本小册子叫《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其中有一段话对汪进行了反击:“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在相同理念的推动下,两人越走越近。周佛海从蒋介石的亲信,变成了汪精卫的铁杆,乃至成为后者与日本方面接触的最大推动力——是周佛海最先派出高宗武和陶希圣与日方接洽的,也是周佛海一直埋怨汪精卫“优柔寡断”,“不抓住最好时机”的。

1938年底,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汪精卫终于决定出逃,宣布所谓的“曲线救国”。

那么周佛海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

据他的儿子周幼海后来回忆,父亲曾对他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周幼海,《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

这“另外一条道”,恐怕是周佛海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

那么他成为汉奸后有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呢?还是有的: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周佛海有了一串“显赫”的头衔:“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后来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警政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等——汪伪政府的外交、财政、警察、特工、军事等各种实权,都捏在了周佛海手里,可谓是“当红辣子鸡”。

对此,周佛海自己也是颇为得意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只是,这“一世”的时间,未必也太短了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6

抗战一结束,国民党当局当即逮捕了大批汉奸。

但历数汉奸的名字,陈璧君、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外界发现,少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那个至少能在汪伪政权里坐第三把交椅的周佛海呢?

那时的周佛海,既没有逍遥法外,但也没有被捕伏法,而是被戴笠软禁在重庆,等候蒋介石的指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根据台湾方面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大约在1943年,周佛海被戴笠策反,又成了潜伏在汪伪政权里的国民党“地下党员”——他在家中设立了电台,直接和重庆方面联系。

换句话说,在上了汪精卫的船后,周佛海又将一只脚伸回了蒋介石的船。

那么,周佛海成为“间谍”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做得倒确实不少:对于被汪伪特务逮捕的国民党党员和军统人员,周佛海尽量保护,甚至出面保释;将汪伪政权里的人员安排、财政情况都透露给了戴笠;将能得到的日本情报悉数都传给戴笠。

周佛海最得意的是为蒋介石和戴笠做了两件事:第一,在他的策划下,汪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原来也是中共党员)被毒死;第二,在日本投降后,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他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了国民党”。

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李士群,组建汪伪特务机构“76号”,杀人如麻

有了这些功劳,周佛海还是很笃定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和陈公博、陈璧君他们不一样,他是对“党国”有贡献的人。

但是,一件出乎周佛海意料的事发生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了。

因为戴笠发展比较重要的特务时,都是和他单线联系,戴笠一死,周佛海的很多“功劳”就没人知道了。

7

1946年10月21日,迫于各界压力,周佛海终于被公审。

超过1万名群众把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创下了战后汉奸审判史上的最高纪录。

周佛海在法庭上列举了自己的各种“功劳”,说他在整个汪伪时期,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而后半段则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总而言之,他要么是在“曲线救国”,要么是在“舍身救国”。

为周佛海辩护的,是当时著名的律师章士钊,他抓住这些点,包括展示当初戴笠给周佛海的信,不断给法官施压。再加上周佛海的口才本来就很好,他为自己辩护时说得头头是道,当时不少围观的群众还真的觉得,这个人可能确实为了国家“忍辱负重”。

当时周佛海的信心还是挺足的,在被审完回到牢房后,他还颇有雅兴,写了首诗:

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

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但是,法院在11月7日给出的判决却出乎周佛海意料:“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

这个判决一下来,周佛海就有些慌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救他,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在关键时刻,为周佛海跑腿的,还是他的妻子杨淑慧。

在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杨淑慧当即上诉,但马上被最高法院驳回。杨淑慧随后直接闯入了蒋介石机要秘书陈方的家,告诉对方:“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佛海,我就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看谁以后还敢为蒋先生卖命。”

那是周佛海的最后一个“护身符”——蒋介石当初曾给周佛海写过信,鼓励他在汪伪政权里“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写了“知名不具”。

1947年的农历大年初五,杨淑慧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一见蒋介石,杨淑慧就跪倒在地,一句话不说,只是抽泣。

蒋介石给杨淑慧的回答是:“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周佛海的一条命,算是保住了。

听闻死罪得免,周佛海在狱中大为兴奋,又作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世成隔世,竟于绝处逢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他还自认是“铁肩”,还觉得能为党国再“负重”。

8

感觉自己未来仍大有可为的周佛海,其时已经病入膏肓了。

杨淑慧曾请章士钊写信,要求将周佛海“保外就医”,但得到的答复是:“周佛海的案子太特殊,谁也没这个胆子。”

蒋介石当初答应杨淑慧的是“等个一两年”,后来变成“等个两三年”,但事实上周佛海在狱中连一年都挨不过去了。

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周佛海在1947年底,已经连睡也不能睡,坐也不能坐了,只能将被褥高高叠起,趴在上面喘息。有时候哀号阵阵,连狱卒听了都有些毛骨悚然。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忽然口鼻流血不止,心脏病突发,油尽灯灭,时年51岁。

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周佛海的尸体没人去管,最后还是妻子杨淑慧用一口珍藏多年的楠木棺材为周佛海装殓,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找了一个空穴,草草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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