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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为什么被后人称为弱宋?大宋的尚武精神为何流失?

宋朝为什么被后人称为弱宋?大宋的尚武精神为何流失?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军区大院一块儿长大的哥们儿都办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对皇帝直接负责;第三步是设立枢密院;第四步,实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壮编入禁军,强干弱枝。

宋太祖精兵分权

枢密院的设立是为了和禁军统领互相牵制,调兵的不指挥军队,指挥军队的不调兵。禁军是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个禁军就是禁卫军,其实不是。北宋军队由四个兵种构成: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就是正规军,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禁军在中央和边境;地方上的兵被称做厢军,相当于各地的武警部队;乡兵,相当于民兵预备役。藩兵一般就是在边境上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宋朝为什么被后人称为弱宋?大宋的尚武精神为何流失?

正规军的禁军统帅叫殿前都点检,相当于总司令。赵匡胤之所以能够篡权,就是因为他之前做的是这个殿前都点检,正规军总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时候他妹夫高怀德 是副点检,他们俩就能轻易把这江山给篡了。

赵匡胤深知禁军统领的厉害,所以他做了皇帝后首先就把这个职务给废了,变成了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就是把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的过程,总司令由一个变成了仨。他们仨都对皇帝负责,但是你能统率军队,调兵却不归你,归枢密院。

枢密院有点儿像我们今天的总参谋部,调动军队都由它负责,是宋朝最高的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执掌“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与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权,号称东、西二府,直接对皇帝负责。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却无权调遣,没有发兵的权力。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这样可以让二者互相牵制,利于皇帝对兵权的控制,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

比如说,你统领一支部队,但你能调动这支部队吗?我调一帮人帮我回家盖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调一个人都得上报。你能指挥这支部队但调动不了这支部队,枢密院可以调动但不直接指挥。统兵的不调兵,调兵的不统兵,这样军权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这样,禁军将领就好像是雇用司机,派不派车不归你管,车不是你的,但你能开。

而且,枢密院的长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军,这个有点儿跟今天的西方国家相像。今天西方国家的国防部长一律穿西装,称呼起来也是什么什么先生,不是什么什么将军,而且西方审判战犯的时候,战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装,很少有穿军装的。用文官治军,就是怕武将来干预政治。中国北宋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

大宋的尚武精神的流失

实行更戍法,就是将禁军一分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远去边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这样一是为了习惯劳苦不懒惰,二是为了防范兵变发生,推行“将兵分离”政策。因为,第一,根据宋朝的官制,有实权统军的将领一半都是皇帝临时指派的,并没有固定的人选;第二是因为统帅并不随地易防,皇帝让他在哪儿守着,他就必须在哪儿守着,士兵可以换地方,统帅却不可以。于是这样就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如果禁军要外出作战,则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还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说,这仗怎么打,战略、战术之类的都是皇帝预先制定好的,将帅只是一个命令的执行者,不能随意变动,也不许随机应变。为了监督将领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还派监军随同前往,监军就相当于皇帝的眼睛,监督将领按皇帝的计划进行,并且还授予了他生杀大权。如果这个将领擅自做主,不听话的话,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难道说,赵匡胤就能保证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带兵的将军不能擅自修改作战方略,但他的敌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随意摆放吗?可见,禁军的选练、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而赵匡胤对军队的控制欲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

赵匡胤即位之后,还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征兵,挑选精壮的士兵补充禁军,还经常亲自训练、校阅,给予很高的待遇。为了挑选合格的士兵,赵匡胤还挑选强壮士兵作为模范,送到全国各地,让地方照样招募。后来发现这样很不方便,于是改用木偶,按照规定尺寸制作木偶,将做好的木偶再下发给地方官,让他们按照模型来挑选,非常严格。可见宋太祖对于禁军的身体素质要求是多么高。

宋朝为什么被后人称为弱宋?大宋的尚武精神为何流失?最强壮的人都被皇帝选去做禁军了,那剩下实力不强的人就只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实力就变得很弱,只能捕盗,根本不能打仗,捕盗还经常被盗贼累死,基本上是一帮老弱病残。于是“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于是都乖乖地听命于皇帝,再也没有想藩镇割据的力量了。史籍记载:“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

所以后来少数民族政权,辽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只要一突破边防,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为中间这些州郡都没用,中间州郡全是老弱病残,贼都抓不到,不能抵御游牧民族的军队。

而且从北宋开始,中华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尚武精神越来越萧条。

中国的对外战争在近代以来屡战屡败,除了制度腐败、装备落后,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秀才去背弓拉箭,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日本几十万人能纵横中国?人家那读书人腰里是插着两把刀的,咱们读书人是插着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武器博物馆在北京故宫办过一个展览,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震惊。你看人家皇帝玩什么玩意儿——盔、剑、盾牌,整天玩这个。你看咱们皇帝整天玩什么——蝈蝈、蛐蛐,高雅一点儿的是笔墨纸砚。一个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体缺失,从宋朝就开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将的地位压得太低了。

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让高俅欺负成那样。你说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很牛嘛,练武术的怎么能被一练足球的欺负?不是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八十万禁军的武术总教练。当时禁军教头有5700多个,林冲只不过是1/5700。教头上面是都教头、虞侯、都虞侯、指挥使、都指挥使,都指挥使是正五品,教头从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从两级,四品以下的官,每级又分上、下两阶,他是从八品下。县令正七品上,这一比较,搁今天的话讲是连排级干部。

宋朝的士兵经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办法是在脸上刺字,但是脸上刺字是犯人,这就等于毁容嘛。在脸上刺上“第八营第一连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 、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当枢密副使的时候脸上还有字。皇上给他药水要他洗下去,他说我留着,要激励将士,跟他们说我这样脸上带字的也能当上枢密副使。但是就你这一个,没别人了,激励不着将士。

可就是这么一位受人爱戴的将军,做了枢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们的诽谤。宰相文彦博请求罢免狄青时,宋仁宗维护狄青说他是忠臣,可文彦博立即反驳道:“宋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这个就算假设成立吧。最可笑的理由编造者应该是欧阳修,他向宋仁宗上书希望罢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洒洒几千字,举不出一条有力的罪证,写的全是狄青的好话。估计欧阳修写着写着也觉得自己这不犯病嘛,怎么替狄青写起好话了,可实在找不出狄青的过错,最后一咬牙,把发大水的罪责安在了狄青身上,说:“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发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枢密副使而给的警告,这个理由可谓是莫名其妙。而从欧阳修的嘴里说出来,更让人觉得荒唐至极。

不管理由是假设还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对狄青越来越深的怀疑。早在狄青被拜为枢密副使时,宋仁宗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慢慢康复了,知制诰刘敞趁机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这里面说的大忧者就是广源叛贼侬智高,而大疑者就是狄青。侬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胁,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这种猜忌下,对狄青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关狄青的各种绯闻层出不穷,而朝廷狗仔队更是无时无刻不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能编出各种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说狄青家养了一只狗,可能这只狗不小心碰了头,脑袋只是肿了个包而已,可到了谏官的嘴里就变成这条狗头上长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看见火光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当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就开始盛传狄青家晚上有怪光冲天;甚至连京师发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无奈只好暂时先住到地势比较高的相国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说成是他要夺取皇位的行动,引起人们的怀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关于狄青造反称帝的谣言,宋仁宗被逼无奈,为了保全狄青,只好罢免了狄青枢密副使一职,加宰相头衔,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城这块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陈州之前,他就对人说:“早听说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我这次去陈州,必定烂死在那里。”后来,果然一语中谶。狄青已经远离朝廷,但朝廷并没有远离他,每半个月就派人上门看看狄青干吗呢,还美其名曰抚问。这时,狄青已经被谣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门,狄青就要“惊疑终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么招数折腾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压垮了这位昔日猛将,被贬到陈州的第二年,年仅50岁的狄青因为“疽发髭”,嘴上长了毒疮,暴病而亡。现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会长几个泡,狄青嘴上都长了毒疮,可见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的内心多郁闷。

他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可他既没有在兵刃飞矢中倒下,也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身为一名武将,却在同僚们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为宋朝把武将的地位压得这么低,所以对外战争老打败仗,没人尚武,打仗都让文官去。文官又不会打仗,皇帝手里握着兵权,可总不能有点儿啥事就御驾亲征吧,那朝里的事还管不管?有人说,那边打仗边处理政务呗。先不说这样做,当皇帝的身体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这仗打个三年五载的,而且地方还挺多,皇帝一天没事干,就带着军队到处跑了,既耽误国事又浪费钱粮。于是赵匡胤又想到办法了,需要带兵打仗的时候,就直接指定一个将军或者元帅带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来,这兵权还得交回我手里。解决完带兵将军的问题了,赵匡胤还要事先制定好作战计划,要不怎么说皇帝这差事不是谁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画好行军布阵图,然后交给出征的将军,让他照着自己制定的计划去打仗,还不能随便更改作战计划。这样还不够保险,再派一个文臣做监军。监军监军,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军队,其实也是监视领兵将军的一举一动。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给的作战计划打仗,我就报告给皇帝,你就等着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给你一个阵图,照着打。你拿着阵图到了前线,打开就傻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没法打,再请示皇上吧。没等你请示到,敌军到眼前了,下辈子再请示吧。

赵匡胤应该没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会行军打仗,排兵布阵,可他的子孙后代会吗?这不是光读读兵书就能补足的,加上赵匡胤觉得安内重于守外,所以纵观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计其数,可能征善战的武将屈指可数。

集中军权就是避免造反

赵匡胤集中军权的同时,还集中行政权,这就是“削夺其权”。

首先是中央,虽然在中央设置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职权实际上都归中书省,而名称也叫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听这全称也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将三省之职合归一处,就是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书省,不是设于禁中的决策机构。三省及六部长官非经特许,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务的,于是就成为一种闲职了。

赵匡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开,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禄的,或者称为正官、寄禄官,实际上只是个虚职。例如以前管事儿的尚书、仆射、侍郎什么的,现在就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权力。职是专门授予文官的荣誉头衔,又称贴职,也没有实际权力,如直阁、学士之类。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这些都是临时指定、派遣的,例如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等。也就是说,如果朝廷真有什么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从刚才所谓的“官”里挑选一些人,然后给他们安排差事,在所任职务名称前加上“判、知、权、管勾、提点”等名目。只有这个时候,官才有具体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实权。这时候,就有人说了,你直接给官安排事情多好,什么官就干什么活多省事,把官、职、差遣分开太混乱了。可也正是这种官、职、差遣的分离,才能使各级官员有其名而无其实,更不能专其权了。只有皇帝将手中的权力下放,让你干什么工作时,你才有实权。所以,这权力还是皇帝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经常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见宰相的权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的行政长官的通称,平时处理军国大事、发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赵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时候,为了抚慰后周旧臣和百姓,稳定政局,依然任命后周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担任宰相。通过与赵普的对话,赵匡胤觉得藩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国策付诸实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于是赵匡胤只要一有机会,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宰相见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的“坐而论道”。但是,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说话,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位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宰相们的椅子撤掉了,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并且成为定制。

赵匡胤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还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再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拥有宰相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他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因此,名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

然后在地方上,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县的事,所以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对于热衷于将权力收归自己手上的赵匡胤来说,对地方州郡一级的长官也不放过,采取了“罢领支郡”的措施。

什么是“罢领支郡”呢?原来自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这样一来,节度使的权力过大。到了赵匡胤这里,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统辖本州,不能兼领他地。而且还派文臣管理州事,并设置了“通判”来牵制地方官。所谓通判,就是州里有什么事,地方长官都要与通判共同商量、决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属,其职权范围与地方官相同。凡州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务,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发布公文,还须知州与通判“联署”;知州处置公务,也必须与通判协商,因而通判又称“监州”。

这样看来,宋朝掌管地方事务的领导是有两位,虽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权力一样,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应,那这事就没办法解决。试想,如果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两位领导作出决断,但两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要是再时不时地喊着“我是监州,皇上让我监督你”,这得耽误多少事情啊!

太祖赵匡胤设计出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使得所有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职时间上,规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也非常严格。例如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他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可赵匡胤不允许,下诏让百姓们回去;百姓们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这种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因而,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对赵普的一段话里道出其中玄机:“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看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你愿意贪你就贪,只要你不造反。可见他自己是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赵匡胤除了对中央、地方政权的完全掌控外,对于法律判决权也不放过。由于五代藩镇跋扈,以致不顾法律而随意杀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下令,各州判决的死刑必须由刑部进行复审,并且还恢复了县尉,由县尉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匡胤明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陈规陋习,任命科举出仕的文官来断案,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死刑要报请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杀了人,判死刑,须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当然一般不会被驳回,准能核准,但是一定要把死刑报给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亲自批准。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笔将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准,又称“勾决”或“勾到”。勾决咨文下达便可执行死刑。勾一个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给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请皇上恩准。皇上说这家伙太坏,勾了,但大臣还是每一个人要请求三回,别杀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实也就是做个样子。因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时,还有就是“制其钱谷”。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尝到了手握军权带来的甜头,但他也深深明白军队除了将领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钱、粮支撑。试想如果没有军饷,哪个士兵愿意为皇帝在战场上厮杀呢?中唐以后之所以藩镇割据,是因为藩镇节度使掌管地方钱、粮,并以此招兵买马。因此赵匡胤觉得要防止藩镇割据现象再次出现,就要从地方的钱、粮下手,从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极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财权。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颁布政令规定,每年各州赋税收入,除度支经费外,其余“悉辇送京师”。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上缴朝廷。随着政权机构建设的逐渐完善,地方财权通过路一级的转运使、州一级的通判、县一级的主簿,最终统归中央。赵匡胤还派京官监督各地场务,场务就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他们制定条禁,整齐文簿,将有关税收直接纳入国家财政,税收与地方官再无关系。这些措施无异于釜底抽薪,将准备养兵自大的本钱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里。

中央则以三司总掌财政,号称“计省”,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部。三司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执,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仅收缴了地方的财权,还限制藩镇享有的商业特权,严禁官员买卖货物,更不允许将经商当成第二职业,利用官职之便赚取外快。由于“外州无守财”,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国财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不过,宋朝还是很可爱的王朝。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来临了,只要不造反,干吗都行。汉唐很可敬,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活在那样的朝代很惨。明清就更崩溃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种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恶,反衬出了宋朝的可爱。

宋朝的财政总收入很吓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丑条约》那会儿,清朝的财政收入才赶上南宋。你想两宋得富裕到什么程度,都是重商主义发展的,特有钱。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灭掉了,咱中国早就按部就班地发展到近代社会了,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太祖皇帝有遗训,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宫中的一座秘殿里面,每一位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变”后,人们才知道碑上刻的内容:

第一条,不得杀害柴氏子孙,咱的江山是从柴家抢来的。这要搁在别人,我从柴家抢了江山,我得把柴家连根刨。宋朝规定不得伤害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何况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浒传》里面有个逼上梁山的柴家后人:小旋风柴进,那个是虚构的,不能算。

第二条,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事者无罪。在宋朝,你只要是读书人就没有死罪。文官没有被判死刑的。这一没有死罪,你说贪污怎么办?杀还是不杀?祖宗家法是不许杀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种侮辱,还不如杀了。皇上说,那只能无罪释放了,一件快意事儿我也做不得。宰相说,这种快意事儿你不做也罢。

不能杀士大夫,士大夫给皇上写信说事,无罪。宋朝文官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此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低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

总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宰相的工资一年差不多折合今天三百万人民币,是当时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总收入。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贪污呢,那三百万是小头,大头在后边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员,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们知道的寇准、欧阳修,这帮人都特讲排场,到了可劲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换了你,也一样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识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强大,所以才会有空去研究理学,去写宋词,这个宋词和唐诗的风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中国古代,对于皇帝身边的人来说,不论你是谁,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但宋代的文官不会。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宋朝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识分子有钱,皇帝可够惨。宋朝皇帝惨到都没钱给自己修坟的份上。皇陵特别简陋,在河南巩县,跟汉唐那种跨山连谷的皇陵没法比,跟明清也没法比。别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开始修坟,皇上不死这坟不能修完,不能说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儿成。皇上活着的时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着不能修坟,皇上死了之后七个月内必须完工,只要别豆腐渣,尽快干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尸体都烂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简陋。

祖训的第三条是不加田赋。当然这一点就没做好,要是不加田赋。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况他们还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这么一来,朝内朝外和地方上的权、兵、钱全都没了,中央集权得到大大加强。

藩镇割据的基本铲除,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强干弱枝又把地方都给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乱,宋朝以后确实没再发生过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儿,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但官员冗滥,财政开支庞大,又是伴随而来的弊端。官员冗滥到什么程度?前面说了,枢密使虽然管军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变成三省五部呀,兵部还是有的。三司使管财政,户部也还是在的。如此一来,兵部和枢密使、户部和三司使的机构就重叠了嘛,重叠就会产生扯皮呗。这事是你干还是我干,所以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于北宋朝廷厚待士人,这帮大爷脾气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们,官员冗滥造成机构重叠,还不好处理。

再有一个毛病,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了。当兵的脸上刺字,当官的昨天晚上才开始看《孙子兵法》,你想想天亮了这仗怎么打?

要说财政困难,积贫积弱,它并不是真的贫,真的弱。它有钱,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王朝,只不过这钱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说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语类》中朱熹总结道:“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就说啊,你什么都收了,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的军事力量薄弱,没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后被外族一打就垮。

北宋灭亡,就是因为这些看起来可以巩固江山的政策。

尚文弱武

相对于唐朝,宋朝选拔官吏的方法有所变动,科举制度得到了发展。

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

省试就是后来的会试。有些外行的书写成会考,高中毕业才会考呢。这些书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考,康有为哪个中学的,高三几班的?后来,科举又分为院试、乡试、会试,会试就是省试和殿试。院试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没中就是童生,古代没有毕业这一说。

小孩五六岁进学,进学之后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岁考上就是神童,不过你七十岁考上也可以,范进不是五十多岁才考上举人的吗?老考老不上,老没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为什么造反?就是他考了好几次秀才都没考上。你想,他那学问要能考上有天理吗?他没考上说明大清不腐败,他就是考不上,搁哪个朝都考不上,从十八岁考到三十多都没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院试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参加乡试。乡试在省城举行,中试的统称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这边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参加会试。三年一次由礼部主试,中试的都叫贡士。贡士的第一名叫会元,不是汇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没被淘汰,中了贡士,于是你就可以去参加殿试。所有的贡士去参加殿士肯定都能中,只不过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状元,然后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上榜人数若干。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上榜人数也是若干。

你如果乡试以上的三次考试全中第一,就叫连中三元。干吗不连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两毛五分?它不是连续中奖可以兑换三元牛奶的意思,三元的意思是解元、会元、状元。科举制1300多年,连中三元的只有明朝的商辂等极少数人。这些哥们儿一人能连中三元,实在太难了,哪儿那么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后拿了状元,但前面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场还有状态问题和发挥问题嘛。所以,连中三元的哥们儿很了不起。

殿试的录取权由皇帝掌握,所以进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门生。

以前是高官主试,高官决定录取,这帮新科进士一旦被录取就对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结成朋党。你们都是我录取的,你们就是我的门生嘛,所以都得听我的。现在不一样,录取权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结党去吧,不碍事。

明清两朝殿试多在保和殿,尤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真是亲自出题,亲自监考。那考试从早晨起来一直考到天黑,点着蜡接茬儿考,皇上也跟那儿坐着监考。到后来有的皇上,像咸丰,就到考场转悠一下,说声“同志们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举实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们现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性别都挡上,严格保密。到了明清还得誊卷,考官看不到你的亲笔卷子,由十个中书舍人给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笔迹全都一样,以免万一我的学生我认识他字迹,就给个高分。当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

在录取名额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别是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录取的进士超过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录三四十个,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录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难,全国好几千万人,读书的就算有几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几百万,三年一考录取那么几百人,很难办。结果宋太宗在位的时候老开恩科,今年我生了一个胖儿子,我高兴,今年科举开恩科。明年我又生一个,再开。后年娶一个小媳妇挺好,接着开。再后年我们家那树上长灵芝了,他老有事儿。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寿的时候,今年不应该科举,但我整寿,就开一个恩科。比如1894年本不应科举,但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就开了恩科。这就为各阶层读书人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举,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农民都可以去参加科举,商人子弟也可以参加。只有犯人的孩子和倡优的孩子不行。

过去小孩念私塾,老师教你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说的是读书就能科举当官,读书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还能造反吗?所以真宗皇帝御制《劝学篇》,劝士子们“六经勤向窗前读”。你干吗要读书呢?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你只要念书,什么玩意儿都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马簇。

今天也一样,也是“六经勤向窗前读”。英、语、数、理、化、生、史、地、政,改成这些科目。你要连大学都没上,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货的吧。大学没毕业工作都找不着。读大学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马簇;不读,铁皮屋、柴火妞、棒子面、自行车。

赵匡胤将文人摆到了国家统治这个金字塔的顶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显赫尊崇是历代都不曾有过的。宋代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础是科举取士。“取士不问家世”,军功和门荫等其他渠道较为次要了,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大批文人得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坛,从此便“赫然显贵”。宋太祖还采用“特奏名”的办法笼络人心,以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参政,开宝二年即公元969年,宋太祖规定,凡举人参加过15场科举考试而未及第者,一律特赐进士出身。

立国之初,赵匡胤在权力集中的同时,更广泛地吸收知识分子参与政权,通过科举制度,不断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宋朝的科举“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与强大一时的唐朝相比,宋朝的科举取士具有规模大、制度严谨等特点。

宋朝的科举制扩大了政权基础,那么多人都被吸入朝廷中来。但是,官本来就够多了,你还把那么多人都招来,招来你就得让他做官,做官你就得给他钱,北宋的知识分子待遇那么优厚,给钱还不能少。所以造成了一个结果——冗员,官吏多而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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