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兴起——佛教中国化



法难与自救

大唐当局原本并不喜欢佛教。

不喜欢是可以理解的。被他们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杨而且尊佛。即便为了画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张，何况被道教尊为教主的老子据说还姓李。因此，尽管老子究竟是谁并无定论，更非号称“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们家也风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贞观十一年（637）颁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布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这一年，武则天进宫，成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则天当然管不了这事，出面据理力争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对唐太宗说，陛下的李氏出自鲜卑，与陇西李氏毫无关系。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应该尊奉胡人的宗教，何况拓跋的血统比老子高贵多了。

法琳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们视为胡人。想当年，纯正鲜卑血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时，就明确而坦然地宣布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狱。法琳哪壶不开提哪壶，岂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将法琳打入死牢，并且下令说：法琳不是在著作中声称口诵观音的人刀枪不入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好好念诵菩萨的圣号，七天之后再来试刀。

期满之日，执法官问：念观音有效吗？

法琳答：贫僧不念观音，只念陛下。

执法官说：你怎么念起陛下来？

法琳答：因为陛下就是观音。

太宗皇帝轻蔑地撇了撇嘴，将法琳流放到益州。

法琳躲过一劫，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南朝，北朝》中所说，自从胡僧佛图澄被后赵皇帝羯人石勒尊为“大和尚”，佛教在中国就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要依靠皇权与道教争夺江湖地位，国家则要借助宗教维持统治。只不过，主动权在后者手里。皇帝可以选择佛教，也可以选择道教，还可以在二者之间搞平衡。

原因，则多种多样。

隋文帝是公私兼顾。这个武川军阀诞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抚养成人，对佛教有着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兴佛不但可以报答养育之恩，证明自己得天独厚，还能与灭佛的前朝撇清关系，争取到佛教信徒的众多人心。

后来武则天的崇佛，原因也在这里。

于是，前面的皇帝灭佛，后面的篡位者就兴佛，比如杨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后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们必须这样选择，非如此不能显示自己正确。佛道两教的此消彼长，也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而是强权在操纵。

这实在与信仰无关。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许多寺院甚至有着自己的法律法规（僧律）和武装力量（僧兵），俨然王土之上的国中之国。幸亏它们规模有限也未联成一体，否则那些方丈岂非割据的诸侯？

问题是他们还要自称“佛子释种”，等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便那些带发修行的居士，虽然也娶妻生子，但谁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教育成“中国面孔天竺心”？

更严重的是，靠着佛教，外来文化和异端邪说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离经叛道的异己分子，完全可以躲进那里“政治避难”，以佛祖的名义蛊惑人心，不断挑战儒家伦理的底线。其种种表现，已如前章所述。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因此，在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眼里，佛教岂止精神鸦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唐太宗只是贬低佛教，仍然让佛教与道教并行，已是开明。

相比较而言，道教让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够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优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方说，食人间烟火，修现世功德，讲修身养性，求长生不老。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

更何况，它好歹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可惜道教不争气，总也斗不过佛教。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原本没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只能照猫画虎。这样硬生生弄出来的东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术的升级版，哪里比得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权也奈何不得。

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

这虽然理无可恕，却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仅在于武宗崇道，更因为佛教的过速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权稳定和国计民生。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十户人家才能供养一个僧人，而会昌五年（845）还俗的僧尼就多达二十六万，大唐子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时就算换了武则天，恐怕也得调整政策，何况武则天只有一个。

但，三武一宗以后，却再也没有灭佛的事情发生。佛教不但与朝廷，与道教和儒家也相安无事。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中，佛僧和道士还往往联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没有引起政局的动荡。自称破尘居士或圆明居士，在宫中举行法会说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样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风暴，将帝国的财政扭亏为盈。

这当然不会是皇权政治变成了神权政治，只可能是佛教发生了变化，当权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则两败，和则俱存”的道理，终于携起手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国的结构中摆正了位置。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对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统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将永不谋求执政地位，也不打算将中华帝国变成中华佛国。但，这只能保证他们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难。要想长期生存，必须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说，彻底中国化。

中国化早就开始了。第一步是巫术化的浮屠道，时间在东汉到五胡十六国；第二步是玄学化的般若学，时间在西晋到东晋。靠着这两步，佛教从鲜为人知的外来文化变成了风靡天下的中华时尚。这就让他们意识到，与华夏传统相结合才是自强自立的不二法门，而代表着这传统的是儒家，因此还必须迈出关键的第三步——实现自身的儒学化。

儒学化的佛教就是禅宗。

禅宗虽然创始于唐，大行其道却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忧也是在宋。这说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他提出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正是佛教的儒学化纲领。

这就同时给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禅宗怎样实现了佛教的儒学化？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为什么不是别的宗派，而是禅宗？变革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发生？禅宗在改变了佛教的同时又改变了别的什么？

那就让我们探个究竟。

人间佛法

从谂禅师驻锡赵州观音院以后，学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有一次竟然来了好些僧徒。于是，院主（监寺）就请这位后来被称为赵州从谂或赵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来的新人，给他们上开学第一课。

八十高龄的赵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蔼可亲地依次询问：同学，你以前到过我们寺院吗？

第一位新生双手合十答道：弟子来过。

赵州说：好好好，吃茶去。

又问另一个。

回答是：弟子没有来过。

赵州又说：好好好，吃茶去。

如此这般询问一遍，开学典礼就宣布结束。

院主不懂。他问：大和尚，前面那个是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后面这个没来过，怎么也让他吃茶去？

赵州大声说：院主！

院主说：在！

赵州说：吃茶去！

啊！莫非学佛参禅就是吃茶？

正是。因为六祖惠能说得非常明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当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饭、洗碗、打扫卫生、挑水砍柴，等等。

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处，也就是儒家讲修身，禅宗讲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孝子？晚上铺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寝，早上去探视请安，叫“昏定晨省（省读如醒）”。同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佛？也很简单，那就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提倡这种修行方式，并建立起相应清规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孙、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视为仅次于菏泽神会。神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是确立了南宗的正统身份。南顿北渐，北方神秀一系是渐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顿宗，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开始的。禅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从他开始的。为此，神会只身一人与神秀派公开辩论，差一点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有点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事实上，如果不是圣保罗提出了原罪和救赎两大教义，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样，没有神会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惠能的学说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无疾而终。要知道，当时北宗的后台老板可是皇家。

神会，是禅宗的圣保罗。

不过神会获得成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菏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所以史称菏泽大师、菏泽宗。

禅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后续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人世自命清高。然而与朝廷共赴国难的机会毕竟百年不遇，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

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禅宗寺院僧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Aranyaka）的梵文汉译，意思是僧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

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这岂非温良恭俭让，再加道家的清静无为？

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种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百丈怀海所制定的“禅门规式”，又称“古清规”，其原貌已无从得见。现在流传的《敕修百丈清规》是怀海禅师入灭五百多年后，由元朝顺帝敕命重新编撰的。

但对于佛教，却是革命。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僧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因此，他们只能靠布施和供养。也因此，他们并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节约开支，尽管他的素菜并不便宜。

怀海却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因此，禅门僧侣的自力更生，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也使禅僧与其他僧尼判然有别，使禅院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的宗派。

如此怀海，岂非宗教改革家？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丛林清规，不但对于佛教，就连对于禅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说过，禅（Dhyana）在梵文中的本义是静虑，因此英文通常翻译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怀海和惠能却把这个定义完全颠覆。成佛的途径不但是瞬间顿悟，而且是身体力行。这离那个既条分缕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实在是十万八千里。

难怪他们要自称“教外别传”了。

与儒学却越靠越拢。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几乎可以置换，只不过禅宗并不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主张的普度众生，岂非也可理解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还赞成忠孝，与儒家伦理更是全无冲突。

披着袈裟的，已俨然是儒者。

然而这种变革却只有禅宗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惠能主张人间佛法，也因为他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问题与丛林清规是有关系的。因为鄙视劳作的人，也不会当真认为众生平等。小乘佛教坚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实就是主张一部分人天生种姓高贵，也只有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与众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有天壤之别。

惠能抹平了这一界限。虽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变成现实的却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为禅宗六祖，便雄辩地证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性作为般若智慧的种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会不会耕耘。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的确，生机勃勃的大唐是一个耕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下种子就能开花结果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动乱，等于把中华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层的沃土翻了上来，外面的肥水流了进来，开放宽容的政策更是让阳光雨露得以充分降临，生命活力得以尽情挥洒。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是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于是，禅宗便被挑选为宗教方面的发言人。

时代精神

选择是在门阀制度衰朽之后开始的。

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种姓制度，却有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表现于历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贵族政治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贵族政治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华夏民族也没有产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两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当贵族政治在秦汉逐渐让位于官僚政治时，门阀制度便诞生了。门阀时代的统治阶级不是贵族领主，而是士族地主。他们虽然并不世袭领地，却垄断仕途；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靠的正是祖宗。门阀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就因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国才有这样的土壤。

当然，也因为官僚体制最早在中国成熟。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因为官僚政治绝不允许仕途被垄断，帝国制度也绝不允许国土被瓜分。要维护天下一统，就必须消灭贵族领主；要保证皇权至上，就必须消灭士族地主。汉唐两代，肩负的就是这种使命。

动摇了血统观念和贵族政治的是汉，挑战着门第观念和门阀政治的是唐。汉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两个王朝的不同性质，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包括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也有着自己的风度和风采。

这是黄河九曲十八弯一样的历史长卷。

总体上说，汉是雄浑大气的。唯其雄浑，所以厚重；唯其大气，所以朴拙。那些碑刻、陶俑、画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现出第一个农业大帝国初生牛犊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兴贵族地主小乔初嫁式的天真烂漫和满心欢喜。即便迂腐繁琐如经学，妖妄荒唐如谶纬，铺陈排比味同嚼蜡如汉赋，也未尝没有汉文明的自豪与自信。

自信的背后，是历史的逻辑。

实际上，作为秦始皇政治遗嘱的执行人，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中华第一帝国”，两汉奠定了帝制时代的基本原则和主旋律：重农抑商，中央集权，独尊儒术，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尔所说，历史与逻辑是一致的，那么，两汉就是历史逻辑“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

作为逻辑意义上的否定，魏晋南北朝与两汉，历时大约等长，风貌截然相反：华夷不辨，胡汉混杂，战乱频繁。天下一统变成了群雄割据，对外征服变成了民族混血，统治阶级变成了士族地主，意识形态变成了魏晋玄学，就连佛教也由巫术化的浮屠道变成了玄学化的般若学。

当然，风骨也变成了风度。

汉文化是有风骨的。它甚至延续到建安时期，因此而被称为“汉魏风骨”。这其实是一股心劲，一种可以“激扬文字”的精气神。建安诗人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是这个时代的终结篇，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强音。

之后就变成潇洒飘逸了。应该说，此前没有哪个时代像魏晋这样，把才情和气质看作审美对象，将游山玩水、饮酒服药、论道谈玄作为生活方式，让最放荡不羁和最严肃认真的统一起来，然后整体性地打包成一种风度——魏晋名士基本上是同一个调调，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各说各的。

所以，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心态，而心态关乎思想。人们津津乐道的既然是道家的无、佛门的空，睿智的谈吐当然成为追求目标。就连钟爱漂亮的风貌也不奇怪。这不仅由于那风貌原本表现为脱俗的言行，体现着高超的睿智，也因为玄学本体和般若智慧，最终都要变成美。

实现这一转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灿烂辉煌。玄学时代像玉山一样崩溃之后，留下了一片广阔天地和诸多文化遗产；混血的杨隋和李唐则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气度恢宏地对外开放。新文明海纳百川厚积薄发，理所当然地多元多样，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绚丽斑斓已于《隋唐定局》尽述。那缤纷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铅釉，浓郁得化都化不开。

朴实无华的，似乎只有禅宗。

禅宗确实是最朴素的。没有吓人的高头讲章，没有华丽的铺陈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语。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时悟到了菩提智慧，写下了这样一则示法偈：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农作之一。为了将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农民必须低头弯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会踩踏已经插好的秧苗，他们只能一步步往后退。然而这位僧人却在年复一年的简单重复劳动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实，而且句句双关，这显然是只有亲自参加生产的禅僧才能做到的。

据清宫廷画家焦秉贞所作《御制耕织图》1696年版本。该图册含耕种图23幅、纺织图23幅，每幅图配康熙诗一首。

没错，成稻就是成道，佛也正是水中之天。

如此朴实无华，虽然显得一枝独秀，却恰恰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心态如魏晋般玄远，形式像两汉般朴拙，这才从容不迫，心平气和，比玄言更上层楼。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境界的禅宗，成为了大唐的宗教发言人呢？

因为科举。

事实上，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何况与百丈怀海同时期同辈分的，还有南泉普愿、兴善惟宽、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为一时之选；而科举完全成熟，禅宗大行其道，则又都是在唐以后的宋代。请问这是巧合呢，还是天意？

都不是，是理所当然。

前面说过，消灭士族地主是隋唐的历史使命，庶族地主也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当门阀政治穷途末路日薄西山时，科举制度就被发明出来。它不但为帝国的文官集团建立了人才库，实现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对公平地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贫寒之士不用考虑门第族姓，凭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众生？

的确，寒门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这就是新时代，也就是大唐梦，而且是可实现的。难怪庶族与禅僧要惺惺相惜了，因为他们共同挑战着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也难怪禅宗会成为时代发言人了，因为正如玄学化的般若学是门阀地主的意识形态，禅宗则属于勤劳耕耘的寒门庶族。战胜了关陇勋贵和山东豪门后，他们将成为时代主人。

何况禅宗还告诉大家，入世与出世，求官与求佛，并不矛盾，因为成佛只在一念之间。金榜题名固然好，科场失意或削职为民则无妨退而参禅。这就为那些苦读于寒窗，颠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纠结于穷达的人，提供了得意时的憩息地，失意时的避难所。当然，是心理上的。

与此同时，士大夫和知识界的心境开始变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倾向于内省。因为安身已由科举解决，立命则可以交给禅宗。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这是中唐到两宋的基本调性。

时势造英雄，也造观念。

当然，这同样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同样有趣。

通往自由之路

马祖道一刚开始学佛时，也是坐禅的。

于是，南岳怀让便去禅房看他。

怀让问：年轻人，你在这里坐禅，究竟图什么？

道一说：成佛。

南岳怀让便找了块砖头，在墙上磨。

道一问：和尚磨砖干什么？

怀让说：做镜子。

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

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道一问：那要怎么样？

怀让说：牛车不动，该打车，还是打牛？

道一答不上来。

怀让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学坐禅，还是要学做佛？如果学禅，禅非坐卧；如果学佛，佛无定相。像你这样整天坐禅，这不是学佛，是杀佛。

马祖道一如醍醐灌顶，顿悟。

现在看，怀让不愧为惠能的亲炙弟子，确实已得六祖的真传。实际上禅宗的宗旨，就是心性本净，佛性本有，无念为宗，见性成佛。这一点，惠能说得很清楚：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

这就是怀让不主张坐禅的原因。禅是车，心是牛。牛不肯走，你打车干什么？佛就在你心中，怎么不去找？

当然，牛若肯走，车也可坐，否则仍是执迷。

因此禅宗的修行主张是：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

这当然是革命，也是颠覆。因为佛教之教法和证法的核心就是佛、法、僧，号称三宝（梵文Triratna），皈依佛门就是皈依三宝。禅宗作为革命派，当然要颠覆。问题在于，心是看不见的，悟道却需要契机，传法也需要载体，牛和车都不可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向何处求？

生活，实践，大自然。

的确，禅宗跟庄子和魏晋名士一样极其热爱自然。因为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有“自然而然”的意思，与禅宗主张的“觉悟不假外求”高度一致。因此在禅宗这里，自然界最有佛性，也最接近无上正等正觉，正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于是，修禅就变成了休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也是泛舟，是垂钓，是一无所获：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般若智慧，就这样变成了美。

显然，如果说“道”在基督教那里变成了肉身，在伊斯兰教那里变成了经典，那么，在禅宗这里就变成了生活。宋代高僧克勤禅师还因此写下了“茶禅一味”的名言。但，如果以为茶味就是禅意，却大错特错。

可惜，许多人连这一步都达不到，比如某律师。

律师是熟悉经书戒律的僧人。按照佛家分类法，参禅的是禅师，讲律的是律师。道不同，原本不相为谋。然而那位菜鸟律师，却偏要来刁难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和兴善惟宽的同门师兄弟大珠慧海。

律师问：你们禅师，也用功吗？

慧海说：当然。

那律师又问：怎样用功？

慧海说：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律师说：这跟闲杂人等有什么不同？

慧海说：他们吃饭时百种思索，睡觉时千般计较。

对于那不开窍的律师而言，慧海这是启蒙，告诉他众生之迷在于吃饭时不好好吃，睡觉时不好好睡。那么，认准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喝茶就是喝茶，对吗？

也不对。

有一次，一位大宋提刑官在离职前，到双峰山向法演禅师请教修行悟道的法门。法演笑眯眯地看着他说：提刑大人年纪轻轻，多少总读过点情诗吧？有两句诗非常贴切：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官员听罢，唯唯诺诺而去。

后来写出“茶禅一味”名言的克勤，那时还只是法演的学生和侍者。于是他问老师：这位大人明白了吗？

法演说：他只认得声音。

表面上看，这并不错。因为这首诗的本来意思就是：帅哥哥（檀郎）到家里来做客，小姐不便出面相见，就频繁地呼叫丫鬟（小玉）。其实她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是想让情郎记住自己的声音。因此克勤问：老师不是说“只要檀郎认得声”吗？既然他认得声音，怎么就不对？

法演猛喝：祖师西来意就是庭前柏树子吗？说！

克勤恍然大悟。

于是答道：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法演说：恭喜！

这是一则破执的典型案例，看起来费解，其实简单。它告诉我们的道理是：通过什么途径觉悟，是吃饭、睡觉还是喝茶或者恋爱，都无所谓，因为“频呼小玉原无事”。甚至就连“檀郎认得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认得心”。

认得心就是认得佛，也就是觉悟。但，这是你和佛之间的事。只有你和佛知道，也只需要你和佛知道。正如少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只有也只需要我和她知道。

那么请问，还能说茶味就是禅意吗？

是，又不是，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明白了这一点，才真正懂得“茶禅一味”，也才能真正懂得大珠慧海。实际上，所谓“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并不完全是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发现自我，因为佛性就在每个人的心中。通往心灵之路，就是通往自由之路。

据1865年《煎茶图式》，酒井忠恒编，松谷山人吉村画。中国茶道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其标志就是陆羽《茶经》的问世。而圆悟克勤的墨宝，也与日本茶道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

可惜这很难。

有一次，一位僧人向兴善惟宽请教。

那人说：请问大和尚，道在哪里？

惟宽说：就在眼前。

那人说：既然就在眼前，我怎么看不见？

惟宽说：因为你有“我”，所以看不见。

那人说：那大和尚你，看得见吗？

惟宽说：又有你，又有我，更看不见。

那人说：没有我也没有你，就看得见了吧？

惟宽说：没有你也没有我，谁看啊？

这才真是精彩之极。

改变中国

兴善惟宽的问题很难回答。

我们知道，禅宗一贯主张：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叫“即心即佛”。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成佛，就得观照自己的内心，发现自我，找回自我。

然而前提，却是破除自我。因为要觉悟就得破执，首先要破的恰恰是“我执”。我，是一个人最容易执著也最难以破除的。正是“我”蒙蔽了佛性，破我执才能见真佛。兴善惟宽说你有“我”所以看不见道，原因就在这里。

问题是，既然“我心即佛，佛在我心”，那又怎么能不承认“我”？任何人类心灵，都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无我则无心，无心则无佛。何况“我”都没了，成佛做甚？

大约也只能“忘我存佛”。

其实这并不容易，没准就会弄巧成拙，比如法号玄机的唐代某比丘尼。她去挑战雪峰禅师时，雪峰曾问：你这个“玄机”一天织多少布？她的回答竟是“寸丝不挂”。然而走出山门才三五步，自以为雷翻雪峰的玄机就被突然叫住。

雪峰说：玄机师太，袈裟拖在地上了。

玄机马上回头看。

于是雪峰说，呵呵呵，好一个“寸丝不挂”！

破执，忘我，岂非很难？

正因为难，这才有了公案。

公案本指官府的案牍，或待审的案件。由于禅宗认为启迪智慧和辩论教理，就像衙门断案、老百姓打官司，所以把前辈禅师判断是非迷悟的案例也称为公案。雪峰禅师和玄机师太的故事就是，法演与克勤的故事也是。

不过，官府的公案直截了当，简单明白，因为必须明断是非。禅宗则相反，不但不明断，甚至干脆没有是非。事实上说到底，一定要讲谁是谁非，本身就是执。同样，一定要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是执。

比如有人问马祖道一：和尚为什么要说即心即佛？

回答是：为了不让小孩子哭。

又问：小孩不哭了又什么样？

回答是：非心非佛。

这就是自我否定了。否定，正是为了破执，即破除僧众和信徒对“即心即佛”的执著，其实两种说法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这很难懂。是即是，非即非，黑即黑，白即白，“非心非佛”怎么可能就是“即心即佛”呢？

也只能当头一棒。不雷劈，不开窍。

于是便有了机锋。

机锋也是禅宗特有的。机，是机缘，也是机警，还是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比如棒喝，一举刺破宿执，点燃心灯，所以也叫“禅机”。

禅机的内涵一如佛性本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靠当事人心领神会。这就要有悟性，要有慧根，比如德山宣鉴的开悟就是。当时夜深人静，星月全无，龙潭崇信让侍立在旁的宣鉴回房间去。宣鉴走出门外，回过头说：天太黑。

龙潭崇信为他点燃烛火，又在递过去后一口吹灭。

德山宣鉴顿悟。

当然，如果对方不能领悟，恐怕也无可奈何。比如有人问石头希迁一个老问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希迁的回答就是：你去问露柱（炫耀门第的柱子顶端龙形部分）。

那人说：学生不会。

希迁说：我也不会。

此事没有下文，但作为公案流传了下来。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公案修禅的，记录公案的著作也成为禅者的必读之书，哪怕那些公案看起来平淡无奇。

比如有人问慧轮：宝剑未出匣时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外面。

又问：出匣以后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里面。

这话看似寻常，其实含有深意。因为第一个答案不是“在里面”，第二个也不是“在外面”，而是“不在外面”和“不在里面”，强调的正是否定。否定才能破执，包括“执著于破执”。唯其如此，石头希迁才要说“我也不会”。

这是从未有过的思想观念，也是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可谓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包括《红楼梦》中人物，也不乏参禅的高手。贾宝玉作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林黛玉却认为境界不够，又加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氛围却很真实。事实上，参禅在唐宋以后，就成为知识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风气时尚。禅悦、禅风、禅语、禅意、禅诗、禅画，还有语录体和山林气，可谓不胜枚举。唐宋元明清的一气呵成之感，不仅因为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也因为禅宗。

实际上先秦诸子之后，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学和禅宗。在玄学和禅宗影响下，我们民族不但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焕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来，而此前的茶是药用或者加葱姜的。

更有趣的是，饮茶甚至跟科举和禅宗一样，也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坐禅的僧人带头喝茶，禅宗流行后成为风气，最后在德宗时代有了陆羽《茶经》。茶与禅的关系，岂非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难怪赵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显然，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就连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如辛弃疾，那“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不也禅意盎然吗？

然而禅宗只可能向儒学靠拢，不可能变性。毕竟，儒家要修齐治平，禅宗却只要心境湛然。他们甚至与道家也不可能融为一体，却一定会跟儒道两家争夺人心。这就最终要逼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来，只不过这是后话。

其实，这里面有得有失。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因此，他们只要求学佛的有慧根，开悟的有机智，却从不提供标准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禅偈是不妨反复琢磨的。比如宝剑出匣那段话，便可以有多种解读。中国人原本就善于领悟，长于鉴赏，现在更是升级，就像学会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这可是屡试不爽的。从佛法西来到西学东渐，都如此。

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要讨论这样一个重大话题，却必须有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在那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