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兴起——拜占庭



摇晃的帝国

公元610年堪称非比寻常。就在这一年，再赴江都的隋炀帝开通了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八百里。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得到了天启，而一位名叫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人则成为拜占庭（Byzantium）的皇帝。

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启了。

此后的世界，便是拜占庭、阿拉伯和隋唐帝国叱咤风云的舞台。当然，三大帝国命运各异。一个半世纪后，大唐达到鼎盛然后衰退，阿拉伯扩张至极面临分裂，拜占庭则跌入低谷准备复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文明，而且这文明还都与宗教有关。

不妨先看拜占庭。

拜占庭又称东罗马帝国。不过，东罗马也好，拜占庭也罢，都是后人的说法。正如东晋人从来不说自己是东晋，拜占庭人也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他们的国家依然叫做罗马帝国，他们的元首也依然叫做罗马皇帝，尽管帝国的首都早就不在罗马，罗马城也衰颓得不像样子。

实际上在受过古典教育的人眼里，新帝国就像一个破落户私生的混血儿和败家子，不但丢失了祖传的罗马城，还说着拙劣的希腊语，以一种来历不明的宗教为国教。这种宗教的成熟和传播虽然是在古罗马，它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却是犹太人，其教义更是与罗马文明的传统八竿子打不着。

这样的国家，怎么也好意思叫做罗马？

然而拜占庭人却不这么看。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帝国的臣民，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整个多瑙河以南东欧的主人，他们跟长安城里的中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居住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只不过这中心在他们那里叫做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像章。约铸于公元324-326年，金制，直径3.6厘米。

君士坦丁堡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成为罗马帝国之首都的，之前的它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西岸的希腊要塞，叫拜占庭。谁都没想到的是，拜占庭虽然由于成为新首都而被改了名字，它的原名却被后人用来称呼迁都之后的新帝国，看来历史确实喜欢开玩笑。

把拜占庭变成帝国新都的，当然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他迁都拜占庭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新首都，新帝国，新宗教”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这个新宗教就是信仰唯一之神的基督教，因此帝国政府必须远离众神喧嚣又破败不堪的老罗马城。

于是，皇帝陛下不辞劳苦地亲自跑马圈地。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随从，君士坦丁庄严宣布：在我前面引路的是不可见的神灵——上帝。当然，为了证明信仰的虔诚，新首都的城市中央建起了圣索菲亚（St. Sophia）大教堂，奥古斯都广场上皇帝雕像的手中也既拿着地球仪，又拿着十字架——前者象征着征服世界，后者象征着追随基督。

拜占庭式建筑典范，因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公元537年竣工，设计师是物理学家米利都的伊西多尔和数学家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公元1453年6月，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入君士坦丁堡后，在教堂周围建了四座高大的尖塔。

君士坦丁的这种宗教热情显然需要解释。因此，作为依靠军队拥戴和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皇帝，他声称自己在进军的途中亲眼看见太阳里出现了十字架形的光芒。受这一神迹的启示，此公便将罗马军旗的图案改成了十字架。据他自己和历史学家们说，从此君士坦丁战无不胜。

呵呵，上帝与他同在。

可惜这种说法越是神乎其神就越是形迹可疑，君士坦丁的信仰确实值得商榷。事实上，他虽然大力扶植基督教，却又宽容地保护异教徒，尤其是大权在握之后。他甚至一再推迟履行入教的手续，直到临终之前才接受了洗礼。

显然，君士坦丁是基督徒，更是政治家。在他那里，帝国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当基督教各派为教义争得面红耳赤时，君士坦丁却超然物外，甚至将教士们视为命根子的神学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当然也不会为了基督教去打击多神教。别忘了，拜占庭的新名字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不是上帝之城或基督之城。

实际上君士坦丁推崇基督教，看重的不是教义，而是它主张一神崇拜。这种单纯的性质正是大一统帝国需要的。这就正如汉帝国独尊儒术并非多么喜欢儒学，只不过儒家学说更适合成为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

君士坦丁是古罗马的汉武帝。

不能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没有道理。事实上，异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基督教的过人之处：崇高的精神、纯净的心灵和严谨的组织，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尊敬。他们扶贫济困，宽恕敌人，勇于殉道，尊重妇女并唾弃背叛。所有这些，都来自他们唯一之主的教导。

相反，古罗马的宗教则显得不堪，如果那也能够叫做宗教的话。要知道，它可是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更不要说神学教义、道德规范和组织机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每个都来历不明，而且不乏通奸乱伦和弑父杀子诸多罪行，根本就不足以成为帝国臣民的道德楷模。

这时不管换了谁，也会选择基督教。

可惜，君士坦丁的上帝并没能保佑他的帝国。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不过三年，罗马就分裂为东西两半，西边那半也在大部分臣民皈依基督之后不久便轰然倒塌。就连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最终也未能幸免。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并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意思是伊斯兰之城。

据意大利制图者克里斯托弗·保德尔门特1420年制作的羊皮纸墨水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特征均清晰可见：护城河、双层城墙、大广场，还有皇家记功柱、圣索菲亚大教堂，堪称最早的君士坦丁堡实用地图。

这可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东罗马帝国灭亡要到公元145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景泰四年。但在公元610年，希拉克略接手的却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空如也，军队士气低落，敌人则从四面八方将帝国团团围定，包括北方的日耳曼蛮族，以及来自中亚的好战民族阿瓦尔人（the Avars）和波斯人。

波斯人是罗马帝国的老对手和死对头，尤其是在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取代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后。他们不但频频发动战争，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大唱对台戏。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时，萨珊王朝大批收容他们；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波斯人又支持其异端。被中国人称为景教的那个派别，就是在萨珊波斯形成的。

毫无疑问，波斯人对基督教并没有兴趣，他们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因此，收容基督徒和支持其异端，都不妨碍他们在公元614年的5月蜂拥而入圣城耶路撒冷，将基督教的古迹夷为平地。更过分的是，这些异教徒还撬走了教堂中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并把它作为战利品连同俘虏一起运往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波斯人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横扫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他们又让东罗马人的埃及总督举手投降。能够为帝国提供四分之一收入的宝地无可奈何地落入敌手，再也没有一粒粮食从亚历山大港运往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也不得不中止了对市民免费的面包供应。

公元620年，咄咄逼人的波斯军队前进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这条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通道是那样地狭窄，以至于拜占庭皇帝一眼就能看见敌营中闪烁的火光，甚至能想象出他们的饮酒狂欢。

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被逼入死角的希拉克略不能不把自己变成罗马帝国的防卫者。实际上，当他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皇位时，也就把臣民的厚望放在了肩头。如果不能让摇晃的帝国重新站立，他的下场不会好过前任。

那么，上帝会保佑他吗？

基督让人为难

拯救帝国，对希拉克略来说并不容易。

希拉克略原本是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父亲则是东罗马帝国的非洲总督，也叫希拉克略。当时，非洲总督权力极大，在任皇帝则被认为很不称职。那个依靠政变上台的家伙根本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帝国需要强者，人民需要领袖。因此，当希拉克略的舰队在秋高气爽之日来到君士坦丁堡准备夺权时，城内城外竟是一片欢腾。

躲进教堂的老皇帝则被两个元老院议员捆绑起来。他毫无悬念地被罢黜，并处以极刑，还被株连九族。临刑前，这个倒霉鬼用充满怨恨的目光看着新皇帝希拉克略，然后鼓起勇气不无嘲讽地对他说：你会更好！

希拉克略记住了这句话。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重4.45克。正面是希拉克略一世及长子希拉克略·君士坦丁、次子希拉克罗纳斯戴王冠的站像。背面有十字架及基督符。英勇的希拉克略一世35岁时即位。

事实上，接过权杖的希拉克略一直都很努力。他即位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全面改革，调整政府机构，整顿财政系统，加强军事建设，甚至亲自出面与阿瓦尔人谈判，带兵跟波斯人作战，结果却是仅仅幸免于被俘。看来，脆弱的帝国已是积重难返，希拉克略必须借助更为强大的力量。

他想到了宗教。

跟君士坦丁相信十字军旗战无不胜一样，希拉克略也认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从迦太基（Carthage）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这位年轻的将领就把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钉在了自己的船桅上。现在，他当然也坚信上帝、基督和圣母绝不会让异教徒长期占领圣城和大主教的驻节地，无论这些异族是波斯人、阿瓦尔人还是斯拉夫人。

因此，在完善制度和积蓄力量的同时，希拉克略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循循善诱地告诉臣民们，帝国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信仰的保卫战。神圣的上帝之剑将刺向邪恶的魔鬼心脏，沦陷区的基督教兄弟则将得到解放。

希拉克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打开库门慷慨解囊，甚至允许帝国政府借用教堂的金银盘子来铸造硬币。这位大主教还请人在城门上画了基督和圣母的像，以至于在后来的危难关头，不少虔诚的信徒亲眼看见圣母本人出现在城墙上，而且就在自己身旁。

于是，公元622年，希拉克略率领他的军队在大主教的祝福下开始了远征。此后漫长而艰难的战斗毋庸赘述，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拜占庭的大军在公元627年的年底兵临泰西封城下，并于次年4月3日与波斯人签订了条约，战争以希拉克略的全胜宣告结束。

这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前一年的事。

两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波斯人掠去的真十字架被送回耶路撒冷。这件圣物是由希拉克略赤着脚扛进圣城的，由此证明了上帝是如何宠爱他赤诚的仆民。至于留给波斯人的，则是此起彼伏的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以及最终被阿拉伯人灭亡的命运。

十字架本是用来处死战俘、罪犯的刑具。基督教传说中耶稣遭陷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从此，十字架成为基督教徒信仰的标志。不同的基督教派系，使用的十字架也不尽相同，据说有三百种之多。

异教徒们安静了，基督教的世界却喧嚣不已。

事实上就在希拉克略为帝国的存亡殚精竭虑时，基督教各派别也一刻都没有停止他们的口水战。争论的焦点在于耶稣基督的性质，争论的原因也很简单：基督是上帝之子，又是圣母玛利亚生的。那么，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或者既是人也是神？他的本性又是什么？神性？人性？是只有神性或只有人性，还是既有完整的人性，又有完整的神性？

基督真是让人为难。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形的上帝使凡人受孕，生下可以复活的耶稣，本身就很荒谬。然而正因为荒谬，才需要信仰也只能信仰。这是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的基本观点。他的话，道破了信仰的秘密和宗教的天机。

没错，如果想得清楚，那又何必信仰？

实际上，如果说宗教也是一种思考，那么，它思考的也只是宇宙的终极问题，而终极问题是不可思考的，或者说是想不出答案的。答案只在信仰之中。作为答案的上帝，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信仰的直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也只作为信仰而存在，无须证明也不能证明。

难怪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也因此，聪明的做法是放弃争论，虔诚信仰。

但是这很难。事实上，理性地意识到荒谬需要信仰或信仰必定荒谬，是只有德尔图良这样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了不起的境界。对于一般信众而言，如果不想迷迷糊糊地相信（迷信），就必须把上述问题都搞清楚。教会也有责任给广大信众一个交代，否则就是失职。

教会给出了解释，而且这解释正是德尔图良在公元3世纪提出的，叫“三位一体”（Trinity）。这种学说认为，作为无须证明的宇宙本体，上帝只有一个，却又包含着三个同等的位格（Person），即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第一个位格是造物主，即圣父；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即圣子；第三个是永远存在于基督徒心灵中的指导思想，即圣灵。

“三位一体”论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为同一本体、三个不同的位格。通俗地说：仅有独一的天主；圣天父完全是天主，圣子完全是天主，圣灵完全是天主；圣天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天父。

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是三个位格，本体却只有上帝一个。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就叫“三位一体”。不过，这样的教义不能靠思考去理解，只能靠信仰来接受。德尔图良甚至说，让柏拉图和辩证法什么的见鬼去吧！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除此之外，别无所信！

这当然是真正的信仰，可惜偏偏有人叫板。利比亚的主教阿里乌（Arius，又译阿利乌）就跳出来说，不管上帝有几个位格，反正基督是人不是神。因为既然上帝唯一，如果又说基督是神，那就成了多神教。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这样一来，基督的性质便又一下子成了问题。如果基督是人，那么他也有神性吗？如果没有，请问凭什么成为救世主？如果有，他的人性和神性又是什么关系？

正统教义的说法是：一个位格，两个全性。

也就是说，基督只有圣子这一个位格，却有人和神两个完全的本性，也有完全的人格和完全的神格。他的神格与圣父同体，人格则与世人相同，但没有原罪。因此，基督作为圣父的独生子，是二性的，也是一位的。

一性派（Monophysitism）却不同意。他们认为，既然是本性，那就只能有一种。基督虽然是人，但他的人性已经完全地融入了神性。因此从本质上说，基督只有一个本性，这就是神性。只有人性或兼有二性的说法是不通的。

这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一个基督，各自表述”。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罗马人。爱国不分先后，信教不分派别，岂不天下太平？

可惜都不干。

不干也有道理。作为主教和神学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占上风。作为帝国，既然为了统一臣民的思想而选择了基督教，又岂能容忍他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罗马皇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他们也管了。只不过，君士坦丁的做法比较粗鲁和野蛮。他在主教会议上强迫阿里乌派接受正统观念，否则就逮捕法办。希拉克略则想两面讨好。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基督虽然有人和神两种本性，却只有一个意志，这就叫“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

那么，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争论的双方都对这种说法不满，以至于希拉克略派到亚历山大城的新主教也不得不动粗。血腥的镇压当然不可能换来衷心的拥护。到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执政的时代，更加无法遏制的冲突和悲剧终于酿成。

流放教皇

君士坦斯比希拉克略更难。

新皇帝是在文成公主进藏那年（公元641年，大唐贞观十五年）开始执政的。这时，帝国的领土早在阿拉伯人的铁蹄下一片片沦丧。从波斯人那里收复失地仅仅六年，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军队就杀声震天地冲了过来。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相继沦陷，被俘的帝国长官甚至还被缝进了死骆驼中。

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是下一章要讲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没有让人左右为难的基督。作为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明确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唯一的神是安拉，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此，穆斯林并不会去争论先知究竟有两种本性还是只有一种。也因此，他们可以一心一意秉承安拉的意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希拉克略却只能徒呼奈何地听任教士们唇枪舌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次第沦入敌手。他去世后九个月，亚历山大城也向穆斯林军队举起了降旗。那可是拜占庭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希腊文化的重镇和基督教世界的首府啊！

帝国到了这步田地，教士们却还在那里不识大体地喋喋不休，这实在让皇帝陛下寒心和恼怒。公元648年，已经即位七年的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禁止再讨论基督的本性和意志问题，违者将受到体罚、监禁甚至流放。

君士坦斯的这一决定多半是想釜底抽薪，没想到实际效果却是火上浇油。诏令发布第二年，罗马教省和西部地区就反了，而且带头人就是教皇马丁一世（Martin Ⅰ）。

这当然很严重。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有着严密组织机构的。他们的教务行政区叫教区，大的教区叫教省。教区的主管叫主教，教省的叫大主教，首都或大都会的叫都主教，最高级别的叫宗主教（Patriarch，东正教称为牧首）。所谓教皇，其实就是罗马城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和西部地区宗主教。

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Ⅲ）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

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厚1毫米，重4.37克。正面为君士坦斯二世像。这位流放了教皇的拜占庭皇帝，数年后又下令处死同胞兄弟狄奥多西，就此众叛亲离。君士坦斯被暗杀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即位。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宫中的庭院，剥去法衣接受鞭挞。年轻的皇帝在阳台上观看了全过程，然后将死刑判决改为流放。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亚（Crimea），那地方对于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来说真可谓地老天荒。

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两年，他当然没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后的下场。此君在高句丽灭亡那年（668）被臣属谋杀在浴室里，距离他流放马丁是十五年。

但，作为背上叛国罪名的殉道者，马丁却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他的职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继承，原先跟他并肩作战的主教们也不再关心他的痛痒，仿佛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据马丁自己在临终前说，那些人把他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孤独的马丁只好孤独地死去。

很难谴责主教们的冷漠无情。毕竟，马丁可以赴死，教会却要存活。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时又必须保持罗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样的平衡木并不好走。

因此，当君士坦斯决意置马丁于死地，甚至不惜诬陷他勾结阿拉伯人时，罗马教会便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因为基督教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东方教会并不跟他们同心同德。

事实上，当时的宗主教有五个，排名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后面四个宗主教的辖区都在东方——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尽管东方四大教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但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更有隔阂，这不能不让罗马感到压力。

与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实，自从迁都以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这种微妙跟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同。洛阳只是陪都，罗马却是废都。这个曾经的世界中心已经由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沦落为只有几万人的小城，而且饱受摧残和蹂躏。它那往日的辉煌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只剩下无数的冤魂在暗夜呻吟，在天空徘徊。

幸亏还有教会。

的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城的威望、秩序甚至市民的生存，都只能靠教会来维持。教皇实际上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责任，远在天边的皇帝则既派不出一兵一卒，又掏不出一分一厘。那么请问，他又凭什么对罗马指手画脚？

显然，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虽然自知再也无法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却不能不力保宗教首都的地位。而且在罗马主教看来，他们作为耶稣大弟子圣彼得的继承人，原本就应该享有这样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

相反，东部教会则始终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些君主原本是俗人，却居然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任命主教和惩罚教士。如此将教俗两界的权力集于一身，本身就让人无法容忍。如果他还要自命为上帝的代言人，让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的地位，那就更不能接受。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罗马的底线。

罗马必须说不，也有资格说不。

也许，这就是马丁要惹是生非的原因。换句话说，罗马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绝不能把对教义的解释权让渡给拜占庭皇帝，更必须用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来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信仰，非如此不能捍卫教会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权威和尊严。

因此，尽管这一次罗马教会在人事上做了让步，但教权与皇权之争不会停止，西部和东部则终有一别。也因此，当拜占庭皇帝再一次粗暴干预宗教事务，试图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时，新的风暴就会掀起。

上帝的愤怒

公元726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十四年，一座火山在爱琴海底爆发。灼热的岩浆喷涌而出，海面上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火山灰遮蔽着整个天空，仿佛末日已经来临。

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正如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会把这种现象视为天谴，本次火山爆发也被拜占庭人看作了上帝的愤怒，皇帝陛下对此更是坚信不疑。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此时的皇帝是利奥三世（Leo Ⅲ）。这个叙利亚出生的退伍军人在公元717年的3月登上皇位，接手之时帝国的山河正如百年之前一样破碎。而且在他即位后不久，阿拉伯的海军和陆军就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进攻。两路军队从东部穿越了小亚细亚，爱琴海上的一支舰队也来势汹汹。

利奥三世沉着应战。他聪明地与保加利亚人结成了联合阵线，那些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也显然更愿意与拜占庭人结盟，而非与阿拉伯人为邻。皇帝还向上天求助。他用十字架拍打着海面，请求上帝保佑它忠诚的仆民。

终于，在718年的夏天，无心恋战的阿拉伯人沮丧地撤出了战场，利奥三世却没有感到欣喜。因为当他一片片收复失地时，看到的竟是满目疮痍。过去那些繁华的都市现在遍布贫民窟，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则统统变成了残垣断壁，阿拉伯人已经成功地让拜占庭帝国遍体鳞伤。

皇帝陛下悲愤满腔。

现在看来，利奥三世应该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喜欢思考问题的人。他很可能反思了帝国这数百年的历史，探讨了民族多灾多难的原因。答案也很简单：一定是拜占庭人做了什么错事，从而引起了上帝的愤怒。

问题在于错在哪里。

火山爆发给了他启示。事实上，在他进行君士坦丁堡保卫战的718年，爱琴海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灾难，结果是双方军队都损失惨重，阿拉伯人的舰船也大部分被烧光。但是现在阿拉伯人已经撤退了，上帝却还要表示愤怒，而且只惩罚拜占庭人，那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要弄清楚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信仰的坚定性和纯粹性。

众所周知，阿拉伯人跟拜占庭人以及犹太人一样，信仰的都是一神教。一神教的特点是只崇拜唯一的神，而且无论这神是被叫做上帝（God）、安拉（Allāh）或雅赫维（Yahveh），都是没有形象的。唯其无形，才无限，也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一切。

因此，犹太、基督和伊斯兰这三大一神教，都反对偶像崇拜。伊斯兰教甚至认为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是最恶劣和最不可饶恕的罪恶，违者是一定要罚入火狱的。穆斯林也严格地遵守了这一规定。他们在占领了拜占庭的行省后，便立即重新铸造硬币，以便抹去上面的雕像。

拜占庭人就差多了。

与早期基督徒遵循着犹太人的足迹，严格遵守禁止偶像崇拜的摩西律法不同，拜占庭人在公元6世纪开始对圣像崇拜习以为常。许多虔诚的教徒在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形象面前祈祷，教堂中也布满了偶像。这些教徒中当然也包括拜占庭皇帝，帝国的防卫者希拉克略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圣徒都受到崇拜，天使当然更不例外，罗马教会甚至为战胜了撒旦的大天使长米迦勒（Michael）修建了一座教堂。大天使长加百利（Gabriel）也备受欢迎，因为他曾经向圣母玛利亚报告了由圣灵怀胎的福音。

在如此之多的形象面前顶礼膜拜，实在难免偶像崇拜甚至多神崇拜的嫌疑，也饱受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诟病。在后者的眼里，这种行为已经跟异教徒没有两样，拜占庭的一落千丈和国势日颓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利奥三世认为，问题显然就出在这里。也就是说，正是对偶像的崇拜引起了上帝的愤怒，而要想彻底拯救帝国就必须痛改前非。这是爱国爱教者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一场运动也就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

这就是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

运动是雷厉风行的。基督、圣母、圣徒和天使的画像和塑像从教堂和公共场所拆除，而代之以十字架、花朵、鸟类等官方认可的图案。这种替换是如此迅速而彻底，以至于有人尖刻地说：我们的教堂现在成了水果店和鸟笼子。

皇帝陛下非常满意，却没想到此举不但未能平息上帝的愤怒，反倒燃起了臣民的怒火。他们指出，圣像的存在有利于凝聚信徒的宗教情感，光秃秃的墙面则实在无法让人打起精神。何况拜占庭人普遍认为，请已故的圣徒“代祷”比自己祈祷更为有效，圣像破坏运动却使这不再成为可能。

据创作于6世纪的耶稣与圣麦纳斯画像。原作为木版蛋彩画像，长宽均为57厘米，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

利奥三世已经犯了众怒。

愤怒席卷了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尤其是在利奥三世试图加倍征收财产税以后。某些地方的军队甚至发生兵变，只是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二世（Gregorius Ⅱ）的劝阻，他们才停止了另立皇帝和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动作。

然而罗马教会的态度却很鲜明。格列高利二世正本清源地说：向圣像行礼不是崇拜而是致敬，皇帝的说法完全是混淆是非。而且，为了捍卫罗马对宗教事务的领导权，这位教皇毫不客气地宣布圣像破坏运动是异端（heresy）。

判定为异端是基督教内部斗争的杀手锏。在这种斗争中，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最便当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宣布对方是异端。前面说过的阿里乌派、一性论和一志论就享受过这种待遇，现在轮到利奥三世主导的运动。

呵呵，罗马教会也当仁不让。

利奥三世的答复，则是在公元733年派了一支舰队前往意大利，很可能是要像君士坦斯对待马丁那样对付教皇。这时的教皇已经是格列高利三世（Gregorius Ⅲ）。此君比他的前任更加强硬，竟在两年前召开会议，宣布将赞成圣像破坏运动的人开除教籍，并停止向拜占庭国库缴纳贡金。

皇帝陛下当然不能容忍。尽管他派出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的风暴中沉没了，他的固执却变本加厉。作为报复，他宣布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划出罗马教区，将这些地区的教廷司法权移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还没收了教皇在西西里的地产，看来皇帝的愤怒也不可等闲视之。

公元741年，利奥三世死于水肿病。在反对派看来，恐怕这才体现了上帝的愤怒。何况此前在君士坦丁堡还发生了地震，尽管同年拜占庭也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

这笔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

圣像破坏运动却仍在继续。公元754年，利奥三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召开会议，宣布圣像崇拜就是偶像崇拜，皇帝有权干预教会。会后，许多修道院被迫关闭或者变成兵营，大批教士被迫还俗，大量教产也被收归国有。愤怒的罗马教皇则针锋相对地宣布，给予拜占庭皇帝及其追随者以“绝罚”处分。依照教规，受到绝罚处分的教徒将被教众孤立，而且死后不能进入天堂。

皇帝当然不会被吓倒，案子却翻了过来。两个支持圣像的女人——女皇艾琳（Irene）和皇太后狄奥多拉（Theodora）让利奥三世的所有努力都打了水漂。后者甚至在843年让东部教会做出决定，将反对圣像崇拜的人开除教籍。

但这已是利奥三世去世以后太多年份的事，彻底失望的教皇也早就开始谋求他人的支持。为此，他不惜把王冠戴在了蛮族的头上，从而翻开了欧洲历史新的一页。

给野蛮人加冕

教皇联合的蛮族是法兰克人（Frank）。

法兰克是日耳曼人（Germans）的一支，而日耳曼人就是古罗马帝国的“五胡”，只不过他们建立的国家年头都超过了我们的十六国，西哥特王国的时间甚至比北魏还长。但日耳曼王国中最为兴旺发达的，还是法兰克。

这个王国的故事，我们在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中已经说过。他们的成功得益于三件事，这就是建立采邑制，皈依基督教，实现罗马化。结果，法兰克变成了超级封建大王国，并成为抵挡伊斯兰渗入欧洲的屏障。

罗马教皇却显得弱势。

事实上，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可怜的罗马就几乎成了一座孤城。由于君士坦丁堡鞭长莫及又自顾不暇，教皇不得不自筹资金，用以养兵和贿赂伦巴德人（Lombard）。那些曾经的蛮族近在咫尺，而且无时无刻不是虎视眈眈。

公元754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伦巴德人终于向罗马发起进攻。教皇史蒂芬二世（Stephen Ⅱ）向伦巴德国王行贿无效，向拜占庭皇帝求援无果，只好佩戴着基督的圣像，赤脚率领教士和信徒游行，向神祈祷。最后，就连这一招也不管用时，教皇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是的，他决定向法兰克王国求助。

这时法兰克王国的执政者是丕平（Pepin）。矮子丕平是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的儿子，职位是宫相。宫相就是宫廷的总管，但在查理·马特的时代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执政者。事实上查理·马特也是法兰克的曹操，建立封建制就是他的杰作，并且由于击败阿拉伯人的进攻而获得了马特（铁锤）的称号。因此，丕平也很愿意把自己变成曹丕。

公元751年，通过贵族会议的程序，法兰克的傀儡国王将王位禅让给了丕平，当时的教皇则对此表示了祝福。他派出使者为新国王举行了涂油礼。当神圣的液体倒在丕平头上之日，谁都没想到一个新时代其实已经来临。

首先诞生的是教皇国（Papal States）。

教皇国其实是丕平的酬谢。这不仅因为前任教皇派人施了涂油礼，更因为新任教皇史蒂芬冒着寒风和大雪，翻过阿尔卑斯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可是罗马教廷设立以来，教皇第一次踏上法兰克的国土，对于曾经的野蛮人当然是意外的惊喜和非同寻常的鼓舞，丕平不能不激动万分。

毫无疑问，教皇大人其实是来求援的，而丕平正好也要求助。他的民族备受歧视，他的王位也来路不明，这些都需要正名，更需要上帝的祝福。因此在篡位之前，丕平曾派遣使者访问罗马，请教皇指示究竟谁该当国王。

教皇立即意识到这是树立权威的绝佳时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废立君主的特权。史蒂芬二世当然更明白个中利害，于是亲自为丕平重新举行加冕礼，宣布上帝将法兰克赐予新国王，还赠给他的两个儿子以罗马贵族的头衔。这样一来，两位新贵也就同时有了保卫圣城的义务。

感恩戴德的丕平决定投桃报李。754年和756年，他率领部队两次南下，打得伦巴德人满地找牙彻底臣服。丕平将伦巴德人吐出来的肥肉慷慨地赠予教皇，意大利半岛的大片土地归属了罗马教会，政教合一的教皇国由此建立。

这当然是拜占庭不愿意看到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土地是帝国的而非教会的。然而教皇却不失时机地拿出了显然是伪造的文件，声称这不过是兑现君士坦丁当年的承诺。对于这一谎言，君士坦丁堡只能沉默。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激怒教皇还是激怒丕平，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是查理曼帝国登场。

查理曼帝国是丕平的儿子查理建立的。此君在位四十六年，征战五十三次，灭亡伦巴德，击退阿拉伯，征服萨克森（Saxony，撒克逊人的一支），打败阿瓦尔，把疆域扩大了几乎一倍，让占领地的人民都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被称为查理曼（Charlemagne），意思是伟大的查理，或查理大帝。

伟大的查理不再满足于只做国王，何况其王国的版图已经包括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这难道还不是帝国？

加冕是迟早的事，需要的只是时机。

时机说来就来。公元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因不得人心而被罗马贵族废黜，只身逃往法兰克，投奔查理曼。查理曼很清楚利奥三世被废的原因之一，是跟自己走得太近。因此在第二年，他便亲自带兵将教皇护送回国，并把他重新扶上圣座，自己则陪伴教皇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冬天。

教皇决定报恩。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晚上，罗马城内的圣彼得大教堂灯火通明，庄严肃穆的赞美诗在穹顶回响。当查理曼跪下来祈祷时，教皇轻轻地走到他身边，然后将一顶华美的皇冠戴在了他的头上。紧接着，教士和信徒们齐声欢呼：查理·奥古斯都，上帝加冕的伟大而温柔的皇帝万寿无疆！

最初由君士坦丁于公元326-333年修建，后毁于战乱。16世纪重建，工期长达120年，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米开朗基罗、德拉·波尔塔、布拉曼特和卡洛·马泰尔陆续主持设计和施工，直到1626年11月18日才完工。

又一位罗马皇帝就此诞生。

查理曼被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场面惊呆了，甚至试图制止罗马人的欢呼。显然，没人向他事先通知教皇的计划，因此尽管这皇冠确实是他想要的，却还是有点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王国现在变成了查理曼帝国。只不过这个名字正如拜占庭帝国，也是后人的称呼，当时的正式说法却是罗马帝国。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天底下又有了两个罗马帝国，两个罗马皇帝，就像东罗马和西罗马。

但，为什么是罗马，不是法兰克？

有三个原因。

首先，正如中国的五胡都认同华夏，建立政权后都自称中华皇帝，那时的希腊人和日耳曼人也都认同罗马，只要他们曾经生活在罗马文明圈，或者皈依了基督教。不认同的都是圈外的，比如波斯人或阿拉伯人。这样看，罗马不愧为影响世界的伟大文明，有着自己的道统和文脉。

其次，在罗马文明圈中，只有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才是皇帝（恺撒则是副帝），他们的国家也才是帝国。否则就只能叫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只能叫王国，就像胡人的首领只能叫可汗，国家只能叫汗国。元首不叫奥古斯都的帕提亚和阿拉伯也被称为帝国，是后世历史学家的说法，罗马人是不承认的，正如隋炀帝不会认为日本天皇是皇帝。

第三，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类似于中国的天子。称天子的都是中华皇帝，称奥古斯都的当然也都是罗马皇帝。就连副帝的称号恺撒也被沿用，俄国的沙皇就是恺撒的意思。这个时候，奥古斯都或者恺撒是说拉丁语还是斯拉夫语已经不再重要。想想看，拜占庭人不就说希腊语吗？

因此，教皇为查理曼加冕，并称他为奥古斯都，就意义非凡。这不仅意味着承认法兰克人属于罗马文明圈，可以成为罗马世界的领袖，也表明了一个清晰的意向——如果教会必须依附于某个皇帝，那么，罗马的效忠对象就将由拜占庭变成法兰克，尽管两个帝国的皇帝其实都不是罗马人。

这时的拜占庭人真是沮丧至极又痛苦万分，却也只能面对现实。因此，尽管许多人坚持认为，野蛮人和外国人不适合皇帝的职位，但经过反复权衡，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承认了查理曼的帝号，承认他也是“罗马人的皇帝”。

此后，两个“罗马帝国”都有各自的路要走。查理曼帝国将孕育三个新的国家：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拜占庭帝国则将走出低谷实现复兴。现在，我们的目光却必须转向阿拉伯，转向那勃然崛起的新帝国、新宗教和新文明。因为只有看清了他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