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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定局——唐太宗

历史大观园 通俗讲史 2020-07-10 00:19:11 0


隋唐定局——唐太宗

高祖李渊

隋炀帝躲在江都时,李渊打起了长安的主意。

这是大业十三年(617)的春夏之交,各地反隋的斗争如火如荼:杜伏威占据历阳,窦建德加冕称王,梁师都据郡起兵,刘武周兵进汾阳,李密更是攻下兴洛仓威逼东都,帝国手中的要地除了长安、洛阳和江都,就只剩下太原。

太原非同小可。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它也被称为北都(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则似乎可以称为南都)。隋炀帝在南巡之前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将整个辖区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未必没有经过慎重考虑。

李渊似乎值得信任。

跟宇文泰和杨坚一样,李渊一门也是武川军阀、关陇勋贵和混血家族,李渊跟杨广还是表兄弟,只不过李渊年长两岁,是表哥。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为了争夺皇位和最高权力,亲兄弟都能骨肉相残,表兄弟又能如何呢?

实际上炀帝这一任命,打的是如意算盘。太原北面是突厥,长城之内则四面都是反政府武装力量:东有窦建德,西有梁师都,南有李密,北有刘武周(见下页图)。因此隋炀帝认为,李渊只能替他看家护院,根本就无法兴风作浪。他哪里想得到,那位表哥会趁此机会握五郡之兵作为资本呢?

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渊会跟突厥勾结。

不过,李渊最初的表现确实让炀帝放心。当全国各地的反叛风起云涌时,李渊所在的太原却出奇地安静。这个军事重镇似乎远离了漩涡的中心,李渊本人则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贪污腐败,一副胸无大志没心没肺的样子。

然而突然之间,他说反就反了。

反叛似乎是被逼出来的。某个春意盎然的晚上,一个名叫裴寂的人请李渊吃饭。当时,隋炀帝在太原辖区所在地建立了行宫,叫晋阳宫。裴寂是晋阳宫的副监,李渊则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兼任总监。副监宴请总监,理所当然。

官员的酒宴上照例有女人做三陪,裴寂却在李渊享用之后告诉他那是晋阳宫的宫女。动了皇帝的女人,哪怕这些女人其实闲置,也是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中了圈套的李渊如五雷轰顶,只好向裴寂讨教计将安出。

隋唐定局——唐太宗

裴寂说:唯有造反。

而且,裴寂还告诉李渊,造反时机成熟,准备充分。二郎李世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只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大人的同意,这才安排明公与这些女人有肌肤之亲。

跌入陷阱的李渊只好说:既然我儿确有此心,而且拿定了主意,那就听他的吧!

呵呵,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李世民好主意!

可惜这根本就靠不住。

我们要问,裴寂请客吃饭是在晋阳宫内还是宫外?如果在宫内,李渊当然知道做三陪的是宫女,也当然会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在宫外,则李渊完全可以不认账,甚至倒打一耙以涉嫌陷害长官的罪名将裴寂就地正法。他怕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再次领教了官修正史的不可轻信。为了把李世民塑造成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官方史学家都不惜制造或采信伪证。这就像《三国演义》为了抬高诸葛亮,不惜丑化周瑜,矮化刘备、孙权、鲁肃。

可惜假的就是假的,手段再高明也会穿帮。

穿帮是在时间表上。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当李世民在一段时间之后向李渊旧话重提时,被“绑架革命”的李渊却翻脸不认人,拿起纸笔要写状子将李世民送进官衙。

世民说:大人一定要举报,儿不敢怕死。

李渊说:我哪里忍心,你不要乱说就是。

世民只好反复劝进。李渊这才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今后是家破人亡也由你,是化家为国也由你!

按照这个说法,太原起义便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倒可以“胁从不问”的。但是请问,裴寂请客吃饭之后,李渊把那些宫女收编了吗?如果收编,则造反的决心已下,不必再装糊涂。如果没有,则他们制造李渊“被嫖娼”一案岂非多余,既诬陷了高祖,也诬陷了太宗?

如此信口雌黄,学术良心何在?

利令智昏而已。

这里说的“利”当然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按照这个利益的需求,史学必须具有鉴戒意义。这就只能做整容手术,比如妖魔化隋炀帝,神圣化唐太宗。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不是帝国官方史学的职业道德。

顺便说一句,以史为鉴,正是唐太宗的主张。

可怜他爹,也只好去做窝囊废。

然而黑白不容颠倒。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李渊绝不是糊涂虫,更不是窝囊废。他的糊涂和窝囊是装出来的,觊觎之心反倒早已有之。否则,他为什么要李建成和李世民兵分两路,一个去潜结英俊,一个去密招豪友?

按兵不动,只是为了稳操胜券。

因此,一旦看准时机,他就会动如脱兔。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已经看出李渊有异动迹象的两个副留守,准备按照隋炀帝的监视命令对其采取行动,却被李渊逮捕杀掉,罪名自然是捏造的。这时,他可没有片刻犹豫和手软。

这样看来,贞观史臣和司马光们的篡改历史,真可谓弄巧成拙,反倒显得世民少不更事,李渊老谋深算。实际上李渊就像当年的孙权,比谁都沉得住气。正如王夫之所说,他是处至危之地,观天下之崩,伺机而动,以求一逞。

而且一旦动起来,就比谁都狠。

没错,他盯住了长安。

长安本是帝国的首都,只是由于隋炀帝要打通南北重整山河,政治中心才东移到了洛阳。这就使得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一线,成为逐鹿中原之各路诸侯的必争之地,长安反倒被人遗忘。在那风云激荡的年头,长安也像太原一样出奇地安静,成为一个死角或者真空地带。

然而长安毕竟是关陇集团的根据地。拥有长安,以长安为新王朝的发祥地,对于李渊这样的武川军阀、周隋故旧和关陇勋贵,不但名正言顺,而且驾轻就熟。何况镇守长安的是十三岁的代王杨侑,李渊想要,岂非囊中取物?

李渊却没有轻举妄动,他必须先解除后顾之忧。

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隋唐定局——唐太宗

首先是与突厥的始毕可汗达成协议:攻下长安后,土地人民归李渊,女人财宝归突厥。这当然因为突厥在北,长安在南。从太原南下取长安,如果被突厥抄了后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李渊也谢绝了突厥准备派遣的大军,只接受了他们的马匹。他可不想引狼入室受制于人。

搞掂了突厥,李渊又去忽悠李密。他写信给自命为反隋盟主的李密,表示衷心拥戴他奉天承运,自己只要能再封于唐就心满意足。于是骄狂的李密不再留意李渊,一心一意攻打洛阳,反倒成了替李渊阻拦东路兵锋的挡箭牌。

最重要的一招,是举义旗不举反旗。李渊宣布,南下的目的是复兴隋室,立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这就规避了人臣造反的罪名,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也因此,炀帝一死,他就立即撕下假面具,毫不客气地做起皇帝来。

隐患都已排除,现在可以动身。

七月初五,李渊率军三万誓师南下。十一月初九,攻克长安。次年三月十一日,杨广在江都被杀。五月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一个王朝倒下了,另一个王朝站起来,只不过这新王朝还必须再接受一次血雨腥风的洗礼。

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长安。

清晨的阳光照例洒在通往皇宫的路上,路边伫立的禁卫军有如兵马俑般面无表情。一切都跟往常一样。骑在马上并肩而行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似乎也很坦然,尽管头天晚上有人通风报信:李世民在父皇面前告了他俩的刁状。

但,这又不是头一回。

是的,建国八年了,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关系越来越势同水火。原因很简单,从太原首义到统一中华,李世民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可以说,大唐的天下至少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然而按照宗法制度,储君却只能是李建成。

这就不要说李世民不服,天下人不服,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不服,就连李建成自己都忐忑不安。没错,他是嫡长子。不过除此之外,又有多少本钱呢?就算将来能够顺利接班,李世民也未必安分守己俯首称臣。

好在,有李元吉支持自己。

皇四子齐王李元吉为什么会站在李建成一边,恐怕只能是一个谜。正史的说法,是他打算先干掉李世民,然后再取李建成而代之。可惜就连所谓正史,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李世民幕僚的道听途说。是否属实,死无对证。

当然,真正重要的还是李渊。

李渊态度暧昧。在李建成看来,父皇至少也是防范李世民的,因为李世民功高震主已是不争的事实。幸亏他是皇帝的亲儿子。如果是韩信,恐怕早就兔死狗烹了。

奇怪的是,李世民并不韬光养晦,反倒十分张扬。武德四年(621)六月,打了胜仗的他甚至高调举行了入城式。李世民自己身着黄金盔甲骑马走在前面,李元吉等二十五名将领紧随其后,一万名铁甲骑兵如同黑色森林,三万名武士浩浩荡荡走进长安,队伍之长竟排出两公里以上。

这真是好大的排场!

如此耀武扬威,给谁看呢?

李建成心知肚明,李渊更是眼睛雪亮。奇怪的是,他却突发奇想,提出让李世民带领自己的人马驻扎洛阳,并使用天子的旗号统治今天陕西省以东的所有地区。

高祖的说法是:东西两都,天下一家。

但,这哪里是天下一家,分明是国家分裂。这个方案如果当真实行,大唐就会像狄奥多西一世死后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不过,两罗马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两个首都相距甚远。洛阳和长安却只有咫尺之遥,岂能不刀兵相见?

那么,李渊为什么要出此昏招?

直接的原因,据说是李建成宴请李世民时,在酒里下了毒(具体下毒人不详)。李世民饮酒之后吐血数升,被参加宴会的淮安王李神通扶回了秦王府。李渊闻讯前来探视,不忍心再看见他们兄弟手足相残,才提出了这个方案。

然而此说可疑。

我们要问:李建成如果真要毒死李世民,哪里还能让他走出东宫,又怎么会请来一位身为叔王的目击证人?李渊来探视时,为什么并不追究投毒案,只是告诫建成以后不要让弟弟过量饮酒?因此,这很可能是李世民的苦肉计。

李渊当然不傻,他反过来给李世民设了局中局:现在就分你一半江山,你要不要?如果要,那就是有野心。

结果,李世民的心思被李渊看破。

于是,当李元吉又来怂恿父皇杀掉李世民时,李渊的回答竟是:那个人功高盖世,杀他有什么名目?

看来,李渊也有杀心。

知道了这些背景,就不难理解六月三日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这一天太白金星滑过了天空。有关部门立即向李渊密报:天象显示,秦王当有天下。

于是李渊召李世民进宫,向他出示报告。

此说同样可疑。有关部门的密报,为什么要拿给李世民看?要知道,当有天下,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将来。是将来就该立他为储,是现在就得当机立断,李渊对这个密报到底作何理解?但无论哪种,都用不着给李世民看。

李渊的做法不可思议,李世民的奏对也答非所问。他的回答竟是: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这可真是中国逻辑。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跟太白金星滑过天空又有什么关系?然而正是这逻辑不通,让李渊方寸大乱。恼羞成怒的皇帝只好放过天象,先解决后宫问题。

他宣布:明天开会,当面对质。

消息立即就传到了建成和元吉那里。但是他们不怕,因为李世民根本就无法举证。欺君之罪,必死无疑。

就连李渊,说不定也是这么想的。

可惜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李世民根本就没打算对质。

第二天早晨,李建成和李元吉坦然进宫,一直走到玄武门外才感觉不对。他俩立即掉转马头准备逃回东宫,却发现自己走投无路,李世民的悍将已将他们团团围定。

太子和齐王,中了埋伏。

情急之下,李元吉决定先发制人。他拿起弓箭,准备擒贼先擒王,却哆哆嗦嗦拉不开弓。相反,李世民的表现要沉稳得多。他不慌不忙叫住掉头就走的大哥,不知道跟李建成说了些什么,然后就一箭射穿了他的喉咙。

接着,李世民的爱将尉迟敬德也射杀了李元吉,还把元吉和建成的脑袋都砍了下来。结果,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人赶来救援时,尉迟敬德只是把这两颗人头亮了出来,大部分救援部队便溃不成军,一哄而散。

于是,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见皇帝。

皇帝陛下此刻正在游船上,身边是几位重臣。也许,他们是想在上朝之前统一思想。只不过没人想到,尉迟敬德竟会从天而降,而且手持兵器,一身戎装,满脸血污。

李渊当然大吃一惊。他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因此开口就问:外面是谁作乱?

尉迟敬德答: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正在平定。

李渊又问:你来干什么?

尉迟敬德答:保卫陛下。

李渊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来杀自己的,当然一切都好商量。

李渊便问宰相裴寂: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

裴寂没有说话。

另外两位却异口同声: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若能立为太子付以国务,则陛下如释重负,苍生欢欣鼓舞。

李渊说:这正是我早想做的。

是吗?天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尉迟敬德戎装持械擅自闯宫,已经触犯刑律。因此同样可以肯定,禁卫军早已归属李世民。尉迟敬德哪里是来护驾,分明是逼宫。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渊就一贯识时务。他马上按照尉迟敬德的要求手书敕令,将一切指挥权都交给李世民。

直到这时,李世民才应召入宫。

父子相见恍如隔世。秦王扑到皇帝怀中,亲吻着父亲的乳头泣不成声,李渊也老泪纵横抚摸着孝顺的好儿子,双方都心领神会的交易则在抱头痛哭时暗中达成:做皇帝的父亲将交出最高权力,接班的儿子则保证他安享晚年。

这时,大约是下午四点。

现在,杨隋变成了李唐,高祖换成了太宗,一切都那么具有戏剧性,又那么顺理成章,还那么让人疑惑。

其中教训,又在哪里?

天可汗

李渊成在长安,杨广败在江都。

没错,占据长安,再加上尊奉隋室,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相反,背离了关中本位政策,则势必被关陇集团集体抛弃。隋炀帝至死都不明白的问题,答案就在这里。

但,杨广不能不营建洛阳,不能不打通南北。他唯一的错误是不该视人民为土芥。因此,当他成为人民公敌时,也只能躲到江都。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把首都长安留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却把太原给了李渊,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突厥(Turks)。

突厥是继匈奴和鲜卑之后,对中华史影响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可惜,我们对这个古老的民族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以狼为部落的图腾,曾经臣服于柔然,为他们在阿尔泰山打铁,因此得名突厥,进入中华史的视野则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八年(542)。

不过到北周时期,突厥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汗国,辖境东至辽河上游,西至中亚里海,北至贝加尔湖。突厥人的国家之所以叫汗国,是因为国王叫可汗(读如克寒)。这个称号是他们从柔然那里学来的,相当于匈奴的单于。

实际上从西魏末到隋初,突厥都是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东西方的交通和贸易。在西方,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眉来眼去,还相约共灭伊朗的萨珊王朝(Sassanid,又译萨桑王朝)。在东方,他们当然免不了要越过长城前来拜访,而且多半不怀好意,也不会空手而回。

突厥,是匈奴之后的中华北方边患。

幸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突厥在开皇三年(583)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这就给了隋帝国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大好机会。结果是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俯首称臣,西突厥的泥撅处罗可汗接受招抚,就连世世代代与西突厥为仇的波斯帝国也来表示友好,隋炀帝的外交大获成功。

可惜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启民可汗去世后,继位的始毕可汗就跟炀帝翻脸。他甚至在大业十一年(615)八月以数十万骑兵,将第三次北巡的隋炀帝围在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隋炀帝从此一蹶不振。

始毕可汗却学会了坐收渔翁之利。隋炀帝在他和西突厥之间翻云覆雨,他则在隋帝国动荡之时浑水摸鱼。谁来依附他,他就封谁为天子。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也乐意接受可汗的称号。炀帝用于突厥的手段,被反治其身。

难怪他要把李渊安排在太原,突厥不可不防。

但,突厥固然是北方的狼,李渊也不是看门的狗。他的野心比谁都大,也更狡猾。为了夺取天下,他不惜放下身段向始毕可汗俯首称臣,而且此事的主谋就是李世民。

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案底,让李唐君臣耿耿于怀。何况建国以后,始毕可汗仗着他跟李渊的特殊关系,向大唐索求无度,态度傲慢。他的继承人也如此。尤其是颉利可汗(颉读如鞋),更是三番五次前来骚扰。立足未稳的李渊,则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虚与委蛇。

显然,不解决突厥问题,将国无宁日。

其实就连玄武门之变,也可能与突厥有关。当时,突厥铁骑包围了乌城(在今内蒙古乌审旗或陕西定边县),李元吉被任命为统兵元帅前往救援。李世民却得到线人密报:太子将在为元吉饯行的宴会上谋杀自己,自己的爱将尉迟敬德等人则将由李元吉编入部队,在战场上秘密处决。

这样一来,李世民就不得不自卫反击。

当然,这个情报未必可靠。甚至有没有这个情报,恐怕都很可疑。但,玄武门事件之后,突厥就出兵大举进犯则是事实。而且,在遭遇了尉迟敬德的抵抗和拦截后,颉利可汗仍然抵达渭水之北。朝野为之震惊,长安为之戒严。

此时,秦王李世民刚刚得到皇位。

实际上,京师戒严与太宗登基几乎同时。这就说明形势的紧迫已容不得李渊父子慢条斯理地行礼如仪,击退突厥的希望则被寄托在一贯英勇善战的李世民身上。问题是,既然猛将尉迟敬德的防线都被攻破,长安城内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兵力,唐太宗又靠什么克敌制胜?

勇敢和智慧。

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派了一名亲信进入长安打探虚实耀武扬威。这名使者宣称,可汗率领的百万雄师已经全部到位。唐太宗则毫不客气地痛斥来人:我与你们可汗曾当面缔结盟约,为什么却不讲诚信?尔等虽是戎狄,也应该长着人心吧?再若自夸强大,我现在就杀了你!

说完,唐太宗将此人关押在门下省,然后带了五位大臣出玄武门,一行六人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相望。突厥的各路酋长远远看见大唐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闲庭信步般走来,无不感到震撼,纷纷下马向这位虚龄二十九岁的年轻皇帝行突厥大礼,弄得他们的可汗十分尴尬。

没过多久,大唐部队也来到渭水。他们的军旗在秋风中高高飘扬,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自己也阵容齐整步调一致,展示着中华帝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突厥酋长们再次感到了震撼。

隋唐定局——唐太宗

太宗皇帝却轻轻挥了挥手,让部队后退,并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正史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两年前,颉利可汗入侵时,秦王李世民是提出过要单挑决斗的。这一回,皇帝李世民应该是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吧?

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长安解围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这是太宗皇帝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大臣拦马劝阻。李世民却说: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突厥胆敢来犯,无非欺负我们国有内乱且朕初即位,想必无力反抗。因此,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时,该不该追呢?

太宗的主张是不追。他说,我已经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军队,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然而,一旦开战,双方都会有伤亡。不能解决问题,反倒结下仇恨,何必呢?现在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还是清静为好。至于突厥汗国,不过乌合之众。到他们分崩离析时,再一网打尽不迟。

原来,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战、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国作为依靠武力威胁和掠夺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联合体,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准备之后发动。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战争全面展开。不到半年,大唐军队即大获全胜。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都被收入唐帝国版图,颉利可汗则成为俘虏,东突厥从此灭亡。

消息传来,太上皇李渊非常高兴。他说:当年,汉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儿子灭掉了突厥。我可是选对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贵族设宴凌烟阁。酒过三巡,太上皇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更让太宗满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推举他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总皇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满面谦虚地说:我是大唐天子,还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吗?

得到的回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贞观路线

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

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吹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

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唐太宗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机说: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惊异。

他问:忠与良,有区别吗?

魏徵说:当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见,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结果自己丢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恶名,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让君主成为明君,自己成为良臣。

太宗说:很好!

接着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明君?

魏徵答: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太宗点头称是,于是两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则是:所有的批评和建议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则是:所有正确的决定都归功于皇帝,包括贞观年间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他曾当众回答太宗的表扬说:臣等畅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导。否则,魏徵又岂敢屡犯龙鳞?

这不是拍马屁,反倒实事求是。

毕竟,在皇权时代,帝王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点就掉脑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这家伙老是当面给朕难看,总有一天朕要杀了这乡巴佬。

皇后听了一言不发,换了朝服向太宗礼拜。

太宗大吃一惊,问:皇后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回答:臣妾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这样耿直,岂非因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岂敢不贺?

这件事当然未必属实。但长孙皇后在他们两人之间曾经起着调和作用,是事实。太宗耿耿于怀,魏徵担着风险,也是事实。于是我们要问:魏徵这样置生死于度外,除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还要干什么?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魏徵的抱负又是什么?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承认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

其次,强调君主必须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同样用太宗的话说,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损害人民利益满足个人欲望,那是自杀政策。

第三,主张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唐太宗说,没有人真能日理万机。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如果所有的决定都出自一人,那么,只要一天犯一个错误,十天就是十个。日积月累,不亡国又更待何时?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早熟的农业民族中,以及在这片广袤而又开阔的农耕土地上,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只能选择君主制,并从“三级分权”的邦国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

在此前提下,开明专制便是理想。

但这绝不能寄希望于某个开明的君主。君主的个人魅力和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个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因此它只适用于动乱时代(如三国)和雄主时期(如汉武帝),承平之世却只能靠制度。

◎唐户部记账一览表

?年代? ?州府数? ?县数? ?乡数? ?户数? ?口数? ?出处?
?武德年间? ??? ??? ??? ?200余万? ???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年间? ??? ??? ??? ?不满300 万? ???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十三年大簿? ?358? ?1,551? ??? ??? ??? ?《初学记》卷8,《总叙州郡》?
?永徽元年? ??? ??? ??? ?3,800,000? ??? ?《资治通鉴》卷199,《通典》卷84?
?神龙元年记账? ??? ??? ??? ?6,156,141? ?37,140,000? ?《资治通鉴》卷208,《唐会要》卷84?
?开元十四年记账? ??? ??? ??? ?7,069,565? ?41,419,712? ?《资治通鉴》卷213,《唐会要》卷84?
?开元二十年户部计? ??? ??? ??? ?7,861,236? ?45,431,265? ?《旧唐书》卷8,《资治通鉴》卷213?
?开元二十二年记账? ?315? ??? ??? ?8,018,710? ?46,285,161? ?《唐六典》卷3?
?开元二十八年记账? ?328? ?1,573? ??? ?8,412,871? ?48,143,609? ?《资治通鉴》卷214,《新唐书》卷37?
?天宝元年记账? ?362? ?1,528? ?16,829? ?8,525,763? ?48,909,800? ?《旧唐书》卷9?
?天宝元年? ??? ??? ??? ?8,348,395? ?45,311,272? ?《册府元龟》卷486,《通典》卷7?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在国内厉行节约,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稳定,唐的经济和人口逐步增长。

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就得重新评价贞观之治。

事实上,贞观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于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炀帝,早就人头落地;如果太宗身边都是封德彝,也难免重蹈覆辙。玄武门之变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却又暗中充当李建成的鹰犬。这事直到他死后才暴露出来,让唐太宗大吃一惊。

人,又怎么靠得住?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贞观初年,他确实谦虚谨慎。到了中期,就开始骄傲自满。就连他表扬和推崇魏徵,也未尝没有自鸣得意的成分。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员的宴会上将佩刀赐给魏徵,然后又问了一句话:朕这些年的政务跟以前相比,怎么样啊?

显然,他是想听到吹捧。

魏徵却说: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唐太宗目瞪口呆。

他说:怎么会呢?

魏徵回答:贞观初年,陛下唯恐听不到忠言,总是千方百计地引导,兴高采烈地听从。现在虽然也能听取意见,却总是勉勉强强,面有难色,当然比不上从前了。

唐太宗怅然若失:人真是难得自知之明啊!

难怪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会这么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撒手人寰,朕失去一面镜子了。

但,这样的镜子,岂非可遇不可求?

因此,靠得住的还是制度。

事实上,隋唐正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时代。这一创新始于开皇年间,成于贞观之治,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丰富内容,是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

现在则不妨先做小结:壮丽辉煌的隋唐,是许多人共同缔造的。隋炀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汉,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们一起创造了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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