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定局——隋炀帝



第二帝国

跟之前那动乱的四百年一样，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隋唐也是由一系列阴谋和杀戮开场的。隋文帝杨坚杀了北周的皇帝和皇族，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则杀了自己的哥哥（唐太宗还杀了弟弟）。此外，隋文帝杨坚是否死在隋炀帝杨广手上虽尚无定论，但杨广被亲信和亲兵所杀则确凿无疑。

所谓青史，斑斑血迹。

然而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开出的却是绚烂无比的文明之花。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大唐毋庸置疑地代表着中华的鼎盛与辉煌，因此有理由成为我们民族的标志性符号或者代名词。比方说，海外华人的聚集区被叫做唐人街，某种中国特色的服装则被称为唐装，尽管那样式与大唐毫不相干。

与之相对应的，是隋往往被遗忘。

就算记得住，也只有炀帝的“昏暴”。

昏暴是唐人对杨广的盖棺论定。在此之前，杨广其实是有谥号的：明皇帝。也有庙号：隋世祖。可惜这两个体面的称号系由隋帝国的洛阳留守政权所给出，因此很快就被新建立的唐王朝推翻，改谥为炀。

从此，他被叫做隋炀帝。

这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恶评。依照《谥法》，炀的意思有三种：好内远礼（贪恋女色不遵礼法），去礼远众（破坏礼制背弃公众），逆天虐民（违背天理虐待人民）。有前两条就是昏，有后一条则是暴。根据后世的描述、演绎和普遍看法，杨广大约是兼而有之，既昏又暴。

不知道李渊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评价杨广。没错，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新政权往往要把前朝或末世说得一团漆黑。这已经几乎是所有短命王朝或亡国之君难以逃脱的宿命。然而，其他那些末代君主，得到的谥号大多马马虎虎还过得去，跟杨广一样声名狼藉的只有夏桀和殷纣：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简直就是十恶不赦。

更让杨广难堪的是，炀，原本是他送给陈朝后主陈叔宝的谥号。这对于那位声色犬马的昏君倒是恰如其分。不要忘记，那家伙不但在即位之后只知道醉生梦死，便是在做俘虏时怀里也抱着两个漂亮女人。

把这个谥号送给陈叔宝的杨广，也有资格作出这样的历史评价。因为他不但是隋王朝第二任皇帝，也是当年灭陈部队的大元帅，亲眼目睹了陈叔宝的荒淫无耻和昏庸无能。只不过，杨广做梦都想不到，他的下场会更惨，送给陈叔宝的恶谥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唐人甚至说，两位炀皇帝相逢于九泉，恐怕不合适再讨论《玉树后庭花》了吧？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可惜，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也只能管杨广叫隋炀帝。问题在于，他真有那么不堪吗？

未必。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却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却没有开凿运河。那么，凭什么秦始皇和唐太宗是千古一帝，隋炀帝就只能遗臭万年？

这很不公平。

如果连累到隋的意义也被低估，就更不公平。

没错，隋是短暂的。短短三十八年，相对于三千七百年的中华文明史和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华帝国史，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个短命王朝完成的工作量，却相当于其他朝代的数倍；它留下的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比如大运河、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则直到明清两代都让人受用无穷。这样的王朝，难道可以小看？

更何况，正如汉帝国不过是秦政治的遗嘱执行人，隋王朝也是唐文明的历史开创者。没有前面的秦，就不会有后面的汉；没有前面的隋，也没有后面的唐。事实上，唐太宗是跟在隋炀帝后面亦步亦趋的。他不但以隋为鉴，更是以隋为师，而且并不仅仅只是将其当作反面教员。

隋，可谓时间短暂，内容丰富。它是短命的，也是不朽的。西晋才叫作昙花一现。真正有意义的是东晋，可惜却只有半壁江山，不是统一的大帝国。

能够比较的，是秦。

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也都是二世而亡，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年，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后有强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汉四百多年，唐接近三百年），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断裂，汉有新莽，唐有武周，可谓惊人地相似。

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事实上，正如隋唐与秦汉颇为相似，明清与宋元也极为相同，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活的时间则大体相当：宋三百年出头，元一百年左右，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明和清的时间几乎一样，而且都只比唐略短一点。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区别显著。

因此，如果以朱全忠灭唐为界，中华帝国的历史便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下半段一千零四年，两段的时间差不多，堪称上下两千年。

两千年表现为两种趋势。大体上说，上半段是先进行制度创新（秦和隋），然后变成世界帝国（汉和唐）；下半段则是先进行制度改革（宋和明），走向糜烂之后再由少数民族政权（元和清）来输血和救场。也就是说，上半段是上坡路，下半段是下坡路，鼎盛与辉煌是在唐宋。

唐宋是巅峰，也是分水岭。

分野是明显的：前开放后收敛，前上升后下滑，前动荡后稳定，元与明甚至实现了无缝对接。然而宋元与明清的区别也很明显：宋元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和隋唐以来的分权制度，明清两代却是“有政府无宰相”，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最后走向崩溃。

辛亥革命，也不是偶然的。

显然，宋元与明清不能混为一谈，秦汉与隋唐就更不能。所以，上下两千年也可一分为四：第一帝国秦汉，四百四十一年；第二帝国隋唐，三百二十六年；第三帝国宋元，四百一十六年；第四帝国明清，五百四十三年。此外还有三百六十九年无法归类，只能“计划单列”。

这三百六十九年，就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统一时间之短相当于秦，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既不同于秦汉也不同于隋唐，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则接近于春秋战国。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跟春秋战国一样，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做准备。

难怪隋会跟秦一样短命了，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和排头兵。前浪是只能死在沙滩上的，隋炀帝则不过是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尽管他远非秦二世或陈叔宝可比。

实际上，由于隋既是南北朝的终结者，又是唐文明的先驱者，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难免表现出矛盾和分裂。结果，不但文帝和炀帝判若两朝，炀帝的前期和后期也判若两人。这就让史家和公众纠结：只看见后期的恨不能鞭尸三百，只看到前期的则力主翻案。

不过这并不重要。杨广是该被称为炀皇帝，还是该被称为明皇帝，其实毫不关我们的痛痒。重要的是通过他对第二帝国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审视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但这一切，又都得从炀帝之死说起。

血案与疑团

隋炀帝是在江都被杀的。

江都即今江苏省扬州市，远在长安的千里之外，当然不是隋帝国的首都，甚至就连陪都也算不上。隋的陪都其实是洛阳。洛阳和江都，都是隋炀帝的最爱。他即位之后就立即下令营建洛阳，运河开通后又三下扬州，被杀之前竟在江都住了一年半以上，便都是证明。

但，炀帝喜欢江都，不等于骁果也喜欢。

骁果就是御林军，意为骁勇果毅。作为保卫皇帝的精锐部队，他们配置精良，个个头戴金盔，臂刺血鹰，骑着汗血马，身强力壮武功非凡，却对江都没有兴趣。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汉子都是关中人。来扬州玩玩可以，老死江都，不干。

隋炀帝却不打算回到西北。

不回去也不完全是喜欢江南，实际上是回不去。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时，他的事业就已经从巅峰跌入了低谷。征高句丽民怨沸腾，巡突厥则差点被俘，炀帝却不思悔改继续一意孤行，结果是从贵族到农民全都跟他反目为仇。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到炀帝被杀那年，天下大势对杨广已十分不利：长城内外烽烟四起，大河上下叛军遍野，就连帝国的首都长安也被唐公李渊占领，并另立隋帝，改元义宁。这个时候，炀帝就算回到西北又能如何？难道真去表哥李渊和孙子杨侑（读如又）那里做什么“太上皇”不成？

也只能赖在扬州，甚至往南京和杭州跑。

于是骁果人心浮动。

其实，思乡心切的御林军一开始并无意造反。他们的打算是开小差，约定日期集体逃亡。毕竟，隋炀帝平时待他们不薄。他甚至采纳谋臣的建议，为这支部队在江都就地解决了性生活问题。因此，如果不是由于炀帝身边出了吃里扒外的白眼狼，事情的结果也许就会两样。

白眼狼是三兄弟。

三兄弟分别叫化及、智及和士及，是许国公宇文述的宝贝儿子。作为鲜卑贵族、关陇豪门和开国元勋，以及夺嫡斗争中的杨广死党，宇文述深受炀帝信任。于是这三兄弟便在老爹去世后弹冠相庆飞黄腾达，尽管他们原本是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其中两个还犯有死罪。但，宇文述临终前的含泪哀求，让隋炀帝的心软了下来。

谁知道这竟是养虎为患呢？

现在已不能确定三兄弟中是谁使坏。总之，骁果军的司令官司马德戡被告知：逃亡不是办法，造反才有出路。我们知道，宇文述生前就被认为最能代表关中人的利益，司马德戡等御林军将领也原本就是他的部下。因此，宇文兄弟与司马德戡很快达成共识，其他人更是纷纷依附。

兵变迅速酿成。

经过一夜的调兵遣将，三月十一日凌晨，在门卫官裴虔通的策应下，司马德戡率兵长驱直入杀进宫中，御林军校尉令狐行达更是拔出刀来冲到了隋炀帝的跟前。

炀帝说：你要杀我吗？

令狐行达说：臣不敢，只想尊奉陛下回到关中。

说完，令狐行达放下武器，扶隋炀帝下楼。炀帝来到乱军之中，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藩邸老部下裴虔通，不禁惊问：怎么连你也反了？

裴虔通说：臣不敢反，但是将士们思乡心切。

隋炀帝说：朕其实正准备回关中去，只不过在等待运粮的船只。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走。

裴虔通说：恐怕还得请陛下亲口对大家说。

于是，裴虔通牵来一匹马，要隋炀帝去见群臣。炀帝嫌马鞍简陋有失身份，死活不肯上马。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马鞍，炀帝这才放下架子让他牵出去游街示众。

然而乱党之首宇文化及却不想见隋炀帝了。这个家伙原本就是被两个弟弟和司马德戡他们硬逼着，才成为兵变领袖的。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都胆战心惊，此刻则如梦方醒传出命令：把那人牵来干什么？还不赶快动手！

结果，隋炀帝又被牵回寝殿。

面对持刀环立如临大敌的司马德戡等人，在问了几个问题并眼睁睁地看着十二岁的爱子被裴虔通所杀之后，隋炀帝坦然地说：天子自有死法，拿毒酒来。

毒酒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就藏在炀帝的那些漂亮女人那里。炀帝曾经对她们说，将来万一有难，你们先喝，朕接着喝。可惜这时那些女人一个都不见，司马德戡他们又不肯耽误时间，炀帝只好让令狐行达把自己绞死。

隋帝国，也同时宣告灭亡。

亡国并不奇怪。就连炀帝，恐怕也认为自己的死是在为大隋之亡履行手续。他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天，以至于摸着脖子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脑袋，谁来砍呢？

但，这绝不意味着本案没有疑点。

事实上司马德戡他们密谋时，信息是泄露了的，一个宫女甚至报告了萧皇后。萧皇后却只是说：你想上奏，就上奏好了。结果炀帝把那宫女杀了，理由是国家大事不该由奴婢过问。因此，后来又有人报案，萧皇后便说：天下事已不可收拾，何必再让皇上增添烦恼。

从此，炀帝身边再也没人通风报信。

没人知道萧皇后为什么会持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只知道隋炀帝在江都怠慢朝政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位皇后不但不加劝谏，反倒参加了所有的酒宴和派对。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不满。换句话说，她对夫君的自取灭亡竟是听之任之。

呵呵，贤妻原来是这样做的。

炀帝被杀时她当然更是袖手旁观，也没有像炀帝的某位红颜知己那样从夫而死，只是跟宫女一起用床板做了一副棺材，默默地为相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后事。也许，在她看来，只有这才是她该做和能做的。

作为知书达理的妇道人家，她这样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叛军对她也秋毫无犯。我们知道，皇帝被杀一般都是会株连皇后的。南朝刘劭的殷皇后就曾质问执法官为什么要祸及无辜，得到的回答是：当了皇后便是罪过。

那么，萧皇后怎么就无罪？

萧皇后不该无罪。因为她是南方人，而且是南梁皇室之后——高祖是梁武帝萧衍，曾祖是昭明太子萧统，祖父萧詧 （读如察）和父亲萧岿（读如亏）都是后梁皇帝。隋炀帝那么喜欢江南，与这位萧皇后是有关系的。

何况萧皇后在隋炀帝那里并非摆设。从嫁到晋王府那天起，她跟炀帝就如影相随，影响力也众所周知。因此，如果说隋炀帝是因为赖在江都而得罪了骁果，萧皇后就该负连带责任；如果说炀帝是因为贪恋女色而怠慢了朝政，那么，作为六宫之主，她应该负领导责任。

萧皇后岂能无罪？

然而，无论弑君的御林军，造反的窦建德，虎视眈眈的突厥人，还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都对萧皇后礼貌有加。毫无疑问，萧皇后聪慧、柔顺、节俭、识大体、善解人意，堪称温良恭俭让，确实让人敬重。但联想到炀帝被杀前她的知情不报和见死不救，却又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

这个疑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

隋炀帝自己，恐怕就更想不通。

败家子

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那个昏夜

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

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

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

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

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

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

大运河。

大运河

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

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

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

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 （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也都出自武川。

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

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

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

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详见第三章），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

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

大运河，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民贵君轻”的圣人教导。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在他眼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结果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

隋炀帝，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正如此人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唐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