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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定局——隋炀帝

历史大观园 通俗讲史 2020-07-10 00:19:08 0


隋唐定局——隋炀帝

第二帝国

跟之前那动乱的四百年一样,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隋唐也是由一系列阴谋和杀戮开场的。隋文帝杨坚杀了北周的皇帝和皇族,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则杀了自己的哥哥(唐太宗还杀了弟弟)。此外,隋文帝杨坚是否死在隋炀帝杨广手上虽尚无定论,但杨广被亲信和亲兵所杀则确凿无疑。

所谓青史,斑斑血迹。

然而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开出的却是绚烂无比的文明之花。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大唐毋庸置疑地代表着中华的鼎盛与辉煌,因此有理由成为我们民族的标志性符号或者代名词。比方说,海外华人的聚集区被叫做唐人街,某种中国特色的服装则被称为唐装,尽管那样式与大唐毫不相干。

与之相对应的,是隋往往被遗忘。

就算记得住,也只有炀帝的“昏暴”。

昏暴是唐人对杨广的盖棺论定。在此之前,杨广其实是有谥号的:明皇帝。也有庙号:隋世祖。可惜这两个体面的称号系由隋帝国的洛阳留守政权所给出,因此很快就被新建立的唐王朝推翻,改谥为炀。

从此,他被叫做隋炀帝。

这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恶评。依照《谥法》,炀的意思有三种:好内远礼(贪恋女色不遵礼法),去礼远众(破坏礼制背弃公众),逆天虐民(违背天理虐待人民)。有前两条就是昏,有后一条则是暴。根据后世的描述、演绎和普遍看法,杨广大约是兼而有之,既昏又暴。

不知道李渊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评价杨广。没错,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新政权往往要把前朝或末世说得一团漆黑。这已经几乎是所有短命王朝或亡国之君难以逃脱的宿命。然而,其他那些末代君主,得到的谥号大多马马虎虎还过得去,跟杨广一样声名狼藉的只有夏桀和殷纣: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简直就是十恶不赦。

更让杨广难堪的是,炀,原本是他送给陈朝后主陈叔宝的谥号。这对于那位声色犬马的昏君倒是恰如其分。不要忘记,那家伙不但在即位之后只知道醉生梦死,便是在做俘虏时怀里也抱着两个漂亮女人。

把这个谥号送给陈叔宝的杨广,也有资格作出这样的历史评价。因为他不但是隋王朝第二任皇帝,也是当年灭陈部队的大元帅,亲眼目睹了陈叔宝的荒淫无耻和昏庸无能。只不过,杨广做梦都想不到,他的下场会更惨,送给陈叔宝的恶谥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唐人甚至说,两位炀皇帝相逢于九泉,恐怕不合适再讨论《玉树后庭花》了吧?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可惜,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也只能管杨广叫隋炀帝。问题在于,他真有那么不堪吗?

未必。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却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却没有开凿运河。那么,凭什么秦始皇和唐太宗是千古一帝,隋炀帝就只能遗臭万年?

这很不公平。

如果连累到隋的意义也被低估,就更不公平。

没错,隋是短暂的。短短三十八年,相对于三千七百年的中华文明史和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华帝国史,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个短命王朝完成的工作量,却相当于其他朝代的数倍;它留下的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比如大运河、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则直到明清两代都让人受用无穷。这样的王朝,难道可以小看?

隋唐定局——隋炀帝

更何况,正如汉帝国不过是秦政治的遗嘱执行人,隋王朝也是唐文明的历史开创者。没有前面的秦,就不会有后面的汉;没有前面的隋,也没有后面的唐。事实上,唐太宗是跟在隋炀帝后面亦步亦趋的。他不但以隋为鉴,更是以隋为师,而且并不仅仅只是将其当作反面教员。

隋,可谓时间短暂,内容丰富。它是短命的,也是不朽的。西晋才叫作昙花一现。真正有意义的是东晋,可惜却只有半壁江山,不是统一的大帝国。

能够比较的,是秦。

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也都是二世而亡,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年,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后有强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汉四百多年,唐接近三百年),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断裂,汉有新莽,唐有武周,可谓惊人地相似。

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事实上,正如隋唐与秦汉颇为相似,明清与宋元也极为相同,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活的时间则大体相当:宋三百年出头,元一百年左右,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明和清的时间几乎一样,而且都只比唐略短一点。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区别显著。

因此,如果以朱全忠灭唐为界,中华帝国的历史便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下半段一千零四年,两段的时间差不多,堪称上下两千年。

两千年表现为两种趋势。大体上说,上半段是先进行制度创新(秦和隋),然后变成世界帝国(汉和唐);下半段则是先进行制度改革(宋和明),走向糜烂之后再由少数民族政权(元和清)来输血和救场。也就是说,上半段是上坡路,下半段是下坡路,鼎盛与辉煌是在唐宋。

唐宋是巅峰,也是分水岭。

分野是明显的:前开放后收敛,前上升后下滑,前动荡后稳定,元与明甚至实现了无缝对接。然而宋元与明清的区别也很明显:宋元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和隋唐以来的分权制度,明清两代却是“有政府无宰相”,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最后走向崩溃。

辛亥革命,也不是偶然的。

显然,宋元与明清不能混为一谈,秦汉与隋唐就更不能。所以,上下两千年也可一分为四:第一帝国秦汉,四百四十一年;第二帝国隋唐,三百二十六年;第三帝国宋元,四百一十六年;第四帝国明清,五百四十三年。此外还有三百六十九年无法归类,只能“计划单列”。

这三百六十九年,就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统一时间之短相当于秦,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既不同于秦汉也不同于隋唐,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则接近于春秋战国。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跟春秋战国一样,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做准备。

难怪隋会跟秦一样短命了,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和排头兵。前浪是只能死在沙滩上的,隋炀帝则不过是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尽管他远非秦二世或陈叔宝可比。

实际上,由于隋既是南北朝的终结者,又是唐文明的先驱者,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难免表现出矛盾和分裂。结果,不但文帝和炀帝判若两朝,炀帝的前期和后期也判若两人。这就让史家和公众纠结:只看见后期的恨不能鞭尸三百,只看到前期的则力主翻案。

不过这并不重要。杨广是该被称为炀皇帝,还是该被称为明皇帝,其实毫不关我们的痛痒。重要的是通过他对第二帝国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审视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但这一切,又都得从炀帝之死说起。

血案与疑团

隋炀帝是在江都被杀的。

江都即今江苏省扬州市,远在长安的千里之外,当然不是隋帝国的首都,甚至就连陪都也算不上。隋的陪都其实是洛阳。洛阳和江都,都是隋炀帝的最爱。他即位之后就立即下令营建洛阳,运河开通后又三下扬州,被杀之前竟在江都住了一年半以上,便都是证明。

但,炀帝喜欢江都,不等于骁果也喜欢。

骁果就是御林军,意为骁勇果毅。作为保卫皇帝的精锐部队,他们配置精良,个个头戴金盔,臂刺血鹰,骑着汗血马,身强力壮武功非凡,却对江都没有兴趣。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汉子都是关中人。来扬州玩玩可以,老死江都,不干。

隋炀帝却不打算回到西北。

不回去也不完全是喜欢江南,实际上是回不去。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时,他的事业就已经从巅峰跌入了低谷。征高句丽民怨沸腾,巡突厥则差点被俘,炀帝却不思悔改继续一意孤行,结果是从贵族到农民全都跟他反目为仇。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到炀帝被杀那年,天下大势对杨广已十分不利:长城内外烽烟四起,大河上下叛军遍野,就连帝国的首都长安也被唐公李渊占领,并另立隋帝,改元义宁。这个时候,炀帝就算回到西北又能如何?难道真去表哥李渊和孙子杨侑(读如又)那里做什么“太上皇”不成?

也只能赖在扬州,甚至往南京和杭州跑。

于是骁果人心浮动。

其实,思乡心切的御林军一开始并无意造反。他们的打算是开小差,约定日期集体逃亡。毕竟,隋炀帝平时待他们不薄。他甚至采纳谋臣的建议,为这支部队在江都就地解决了性生活问题。因此,如果不是由于炀帝身边出了吃里扒外的白眼狼,事情的结果也许就会两样。

白眼狼是三兄弟。

三兄弟分别叫化及、智及和士及,是许国公宇文述的宝贝儿子。作为鲜卑贵族、关陇豪门和开国元勋,以及夺嫡斗争中的杨广死党,宇文述深受炀帝信任。于是这三兄弟便在老爹去世后弹冠相庆飞黄腾达,尽管他们原本是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其中两个还犯有死罪。但,宇文述临终前的含泪哀求,让隋炀帝的心软了下来。

谁知道这竟是养虎为患呢?

现在已不能确定三兄弟中是谁使坏。总之,骁果军的司令官司马德戡被告知:逃亡不是办法,造反才有出路。我们知道,宇文述生前就被认为最能代表关中人的利益,司马德戡等御林军将领也原本就是他的部下。因此,宇文兄弟与司马德戡很快达成共识,其他人更是纷纷依附。

兵变迅速酿成。

经过一夜的调兵遣将,三月十一日凌晨,在门卫官裴虔通的策应下,司马德戡率兵长驱直入杀进宫中,御林军校尉令狐行达更是拔出刀来冲到了隋炀帝的跟前。

炀帝说:你要杀我吗?

令狐行达说:臣不敢,只想尊奉陛下回到关中。

说完,令狐行达放下武器,扶隋炀帝下楼。炀帝来到乱军之中,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藩邸老部下裴虔通,不禁惊问:怎么连你也反了?

裴虔通说:臣不敢反,但是将士们思乡心切。

隋炀帝说:朕其实正准备回关中去,只不过在等待运粮的船只。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走。

裴虔通说:恐怕还得请陛下亲口对大家说。

于是,裴虔通牵来一匹马,要隋炀帝去见群臣。炀帝嫌马鞍简陋有失身份,死活不肯上马。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马鞍,炀帝这才放下架子让他牵出去游街示众。

然而乱党之首宇文化及却不想见隋炀帝了。这个家伙原本就是被两个弟弟和司马德戡他们硬逼着,才成为兵变领袖的。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都胆战心惊,此刻则如梦方醒传出命令:把那人牵来干什么?还不赶快动手!

结果,隋炀帝又被牵回寝殿。

面对持刀环立如临大敌的司马德戡等人,在问了几个问题并眼睁睁地看着十二岁的爱子被裴虔通所杀之后,隋炀帝坦然地说:天子自有死法,拿毒酒来。

毒酒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就藏在炀帝的那些漂亮女人那里。炀帝曾经对她们说,将来万一有难,你们先喝,朕接着喝。可惜这时那些女人一个都不见,司马德戡他们又不肯耽误时间,炀帝只好让令狐行达把自己绞死。

隋帝国,也同时宣告灭亡。

亡国并不奇怪。就连炀帝,恐怕也认为自己的死是在为大隋之亡履行手续。他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天,以至于摸着脖子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脑袋,谁来砍呢?

但,这绝不意味着本案没有疑点。

事实上司马德戡他们密谋时,信息是泄露了的,一个宫女甚至报告了萧皇后。萧皇后却只是说:你想上奏,就上奏好了。结果炀帝把那宫女杀了,理由是国家大事不该由奴婢过问。因此,后来又有人报案,萧皇后便说:天下事已不可收拾,何必再让皇上增添烦恼。

从此,炀帝身边再也没人通风报信。

没人知道萧皇后为什么会持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只知道隋炀帝在江都怠慢朝政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位皇后不但不加劝谏,反倒参加了所有的酒宴和派对。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不满。换句话说,她对夫君的自取灭亡竟是听之任之。

呵呵,贤妻原来是这样做的。

炀帝被杀时她当然更是袖手旁观,也没有像炀帝的某位红颜知己那样从夫而死,只是跟宫女一起用床板做了一副棺材,默默地为相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后事。也许,在她看来,只有这才是她该做和能做的。

作为知书达理的妇道人家,她这样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叛军对她也秋毫无犯。我们知道,皇帝被杀一般都是会株连皇后的。南朝刘劭的殷皇后就曾质问执法官为什么要祸及无辜,得到的回答是:当了皇后便是罪过。

那么,萧皇后怎么就无罪?

萧皇后不该无罪。因为她是南方人,而且是南梁皇室之后——高祖是梁武帝萧衍,曾祖是昭明太子萧统,祖父萧詧 (读如察)和父亲萧岿(读如亏)都是后梁皇帝。隋炀帝那么喜欢江南,与这位萧皇后是有关系的。

何况萧皇后在隋炀帝那里并非摆设。从嫁到晋王府那天起,她跟炀帝就如影相随,影响力也众所周知。因此,如果说隋炀帝是因为赖在江都而得罪了骁果,萧皇后就该负连带责任;如果说炀帝是因为贪恋女色而怠慢了朝政,那么,作为六宫之主,她应该负领导责任。

萧皇后岂能无罪?

然而,无论弑君的御林军,造反的窦建德,虎视眈眈的突厥人,还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都对萧皇后礼貌有加。毫无疑问,萧皇后聪慧、柔顺、节俭、识大体、善解人意,堪称温良恭俭让,确实让人敬重。但联想到炀帝被杀前她的知情不报和见死不救,却又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

这个疑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

隋炀帝自己,恐怕就更想不通。

败家子

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那个昏夜

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

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

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

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

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

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

大运河。

大运河

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

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

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

隋唐定局——隋炀帝

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 (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也都出自武川。

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

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

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

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详见第三章),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

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

大运河,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民贵君轻”的圣人教导。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在他眼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结果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

隋炀帝,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正如此人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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